汉末统治阶级之间的派系纠纷，表现出一幅极为错综复杂的图画。在宫闱之内，后妃贵人与后妃贵人之间，有着深刻的争宠争权的矛盾。从而，外戚与外戚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同时奉承天子与后妃颜色的宦官们与乳母宫婢们，也各自依附着主子，而结成互相矛盾的奴才集团。从这里再延展开来，纠纷的触鬚，卷上朝廷的三公九卿，卷上地方的牧守令长，卷上统率戎行的将帅校尉，甚至学中的生徒，岩穴的处士，也都与这种纠纷勾联起来，而互相结成了势不相下的集团，倾挤陷害，明争暗斗，无所不至。
这种纠纷，表面上虽然发源于宫闱之内，但其主要根源，却在强宗豪族与王朝皇族的矛盾。东汉的外戚，诸如阴氏、马氏、邓氏、阎氏、梁氏、窦氏、何氏，都是有名的外戚群。他们之所以成为新兴的强宗豪族，而且成为强宗豪族中拯有力量的一支，是因为他们最初是皇权的支持力量。在宦官方面，如郑众(封侯)、孙程(十九人封侯)、曹腾(封侯)、单超(五人封侯)、曹节(封侯)、张让(封侯)等，都由炙手可热的炽烈权势，形成阉寺群。他们“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起大乱矣。若夫高冠长剑，纡朱怀金者，布满宫闱，直茅分虎，南面巨人者，盖以十数。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皆剁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共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街达，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后汉书宦者列傅序论)这样的阉寺群严格地讲来，是皇权对付豪权的工具。如果说在西汉最高统治者用的是酷吏以对付豪强，那么在东汉末年，强宗豪族威胁中央集专制政权的时候，宦官就取得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合则光宠三族，不合则参夷五宗。在乳母方面，安帝乳母王圣封野王君；顺帝乳母宋娥封山阳君，邑五千户；桓帝乳母马惠，子初封列侯；灵帝乳母赵娆封平氏君，贵重天下，生则资藏侔于天府，死则丘墓逾于园陵，雨子受封，兄弟典郡。她们也形成一种平地起家的变相的强宗，在政治上是和阉寺群同流合污的。在宗室方面，封王的诸刘，虽然汉朝政府限制诸侯很严，但无疑的，并不足以妨碍他们形成一种宗室群的强宗豪族。汉末刘焉、刘虞，以宗室子孙，开创了州牧的局面，掌握了地方的军政大权，首先实行割据。这一事实，正可以说明宗室群的强宗豪族，力量是一向很强大的。原来东汉王朝刘秀出身也正是这一类强宗。在朝臣方面，如黄氏(黄香、黄琼、黄琬)，杨氏(杨震、杨秉、杨赐、杨彪)，袁氏(袁安、袁敞、袁闳、袁绍)，班氏(班彪、班固、班超、班勇、班始)，荀氏(荀淑、荀爽、荀悦)，李氏(李陰、李固、李燮)，李氏(李修、李益、李膺)，王氏(王龚、王畅、王粲)，崔氏(崔骃、崔瑗、崔实)，应氏(应奉、应劭、应■、应璩)，第五氏(第五伦、第五种)，朱氏(朱晖、朱穆)，陈氏(陈咸、陈躬、陈宠、陈忠，律令世家，后汉纪卷十五)，都是累世显宦，形成一种官僚群的强宗豪族。此外，以儒学进身的，如桓氏(桓荣、桓郁、桓焉、桓鸞、桓典、桓彬)，张氏(张霸、张楷、张陵、张玄)，冯氏(冯衍、冯豹)，形成一种儒学的强宗豪族。以武功荣显的，在关陇方面，如皇甫规、张奂、段顷、皇甫嵩，形成一种关陇的强宗豪族。但儒学与关陇，地位同属官僚，且官僚也都由儒学与武功选用，实可归入官僚群的强宗豪族一类。
上面虽然这样的来区分强宗豪族为各种集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类型是固定的，因为宗法关系的身份地位和农村公社的家是地位只要存在着，就有他们的生是孕育的条件，因而豪门阀阅在个别情况之下虽有盛衰，但在总的形势之下却不过阶级出场者的人物有些变化而已，而细族孤门是必然要依附于他们的。由于皇族最高地主的法律地位以及依附皇族的宦官集团的权力，上述各个集团就不是一种自相凝结的利害体系，而且在每一集团内部仍有着激烈的矛盾，分化着，一部分与别的集团的某些分子相联结，而另一部分别与别的集团的某些分子以外的分子相联结。因此，这种复杂错综的派系纠纷，表现在政争方面的，也就极五花八门之能事。许多人依连避就，在这种政争当中，时常变换他们的派系隶属关系。政治的浪潮冲击着，鼓荡着，奔腾着，使强宗豪族中的许多没有强固立场的分子，显出非常可憐的漂泊无定的颜色。例如马融，出身是外戚集团，而以儒学集团的博洽通儒显名当世。但当时显赫的外戚是大将军邓骘，而非马氏，因此，不愿应邓氏的征召；但终以“生贵于天下”，不肯“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故往应骘召”，元初二年，又以上广成颂忤邓氏，滞于东观十与年不得调，及邓氏败，乃转附新起的显赫的外戚粱氏。融惩于邓氏，不敢复违忤势家，遂为梁冀草奏李固，李固被杀，天下不直，又为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后汉书马融傅)。考马融在顺帝陽嘉二年，与李固同以敦朴有道征，可说是同一集团的人物。但李固议论忠谠，不阿权贵。而马融乃竞为梁冀草奏杀之，无怪为正直所羞了。这样的一位依连避就的人物，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原来皇族最高地主为了削弱豪族地主，既利用了阉寺群的力量，又培植起外戚群的强宗豪族与宗室群的强宗豪族。至于官僚群的强宗豪族，儒学的强宗豪族，关陇的强宗豪族，不但实力上不够强大，而且集团的倾向也不分明，他们常常依附着外戚或者阉寺以为进退。客观的阶级形势的变化，不但没有如皇帝的主观愿望，反而更加削弱了皇权的地位，然而到了灵帝末年，外戚与宦官争竞剧烈，外戚既复，宦官也终为宗室、官僚与关陇的联合力量所摧毁，而天下分崩，四方割据的局势终于代替了汉室的一统江山。
在东汉初年，外戚的权势笼罩一切，但自和帝时宦官郑众诛外戚窦宪之后，中官之势始盛。殇帝时，宦官兼领卿署之职，遂由宫内走上朝廷。邓太后以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不再是掖廷永巷之职，围牖房圈之任了。其后孙程等以立顺帝之功封侯，曹腾以立桓帝之功封侯，单超等以诛梁冀之功封侯；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桓帝以后，宦官的势力非常庞大，朝中公卿跟他们互通声气，地方守令多出其门下，结成了一个顽强的腐恶集团，其势力远过外戚之上，因此首先与外戚冲突起来。外戚联结了官僚集团与儒学集团中的“清流”分子，对宦官反攻，遭到宦官的迎头痛击，这样就爆发了所谓“党锢之祸”。在党锢之刷中，为宦官所杀害的人物，窦武是外戚(三君之一)，陈蕃是官僚(三君之一)，李膺是官僚(八俊之一)，其余被禁锢的，或为官僚，或为经师，或为太学生。而在宦官方面，也有一部分官僚集团与儒学集团中的分子与之联结着的，如周福、段颍。
所以党锢之祸，乃是权势渐衰的外戚，与权势鼎盛的阉寺，各自联结了其他的强宗豪族，在这之间的剧烈的内讧的爆发而已。
试细读下列年表，不难看出统治阶级在汉末统治势力的消长，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变迁：汉帝纪年公元要政大事统治阶级的势力消长与关系变迁
从上表可以看出自和帝永元四年(公元九二年)至灵帝中平六年(公元一八九年)这一百年内，统治阶级的势力消是与关系变迁，有如下儿点特色：
第一，永元四年(公元九二年)，宦官郑众谋诛外戚竇宪成功，于是中官之势始盛。安帝延光四年(公元一二五年)，帝崩，宦官孙程等以诛外戚阎显，拥立顺帝之功，十九人封侯，于是中官之势大盛。顺帝阳嘉四年(公元一三五年)，许中官养子袭爵，这是这一最高皇族地主的工具阉寺群在严密的汉法度中，取得了政治上的合法地位的宣告，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桓帝永寿二年(一五六年)初听中常侍行三年之丧，这是阉寺群在严密的汉法度中，取得封建礼俗崇隆仪式的宣告，又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顺帝之后，曹腾巧妙地劝梁冀立桓帝，单超又投机地为桓帝诛梁冀，中官势力，始超过了外戚，而成为左右皇权最有力的一支。灵帝建宁元年(公元一六八车)，宦官王甫等杀外戚窦武，太传陈蕃，次年又杀李膺等百余人，制诏州郡，大举鉤党，是为中官势力极盛之期。此后，诸署悉以宦官为令丞，宦官且领禁兵。(后汉纪卷廿五，灵帝中平六年，何后谓何进曰：“中官领禁兵，自汉家故事，不可废也。”)这形势直维持至灵帝中平六年(公元一八九年)，计中官权势极盛之期，前后达二十余年。中平六年，灵帝崩，外戚何进谋诛宦官，反为宦官所诛，司隶校尉袁绍等乃以徐兗兵(地方兵力)悉诛中官无少是二千余人。于是中官之势力始消灭。作为皇权统治的工具的阉寺群在这一百年中，势力始终强大，控制着中极政权，好像这是皇权的扩大，然而事实正相反，削减宦官势力的又是豪族地主的地方军事势力，中央集权主义专制政权的对立者依然是豪族地主。
第二，新兴的外戚的势力，在顺帝朝，以梁商梁冀父子为最盛。顺帝初年，征用处士樊英等，又修起太学，嗣后外戚梁商，以大将军之尊，又继续培植了一部分官僚的势力，如举李固，用周举朱穆，分遣八使张纲等巡行天下皆是。当时官僚势力与外戚势力合流，颇威胁了中官。范书在黄琬传论(卷九十一)里，于此颇致推崇，后儒如顾亭林所称东京风俗之美，都是不明白阶级关系，从表面上论史的旧看法。① 但后来梁冀昏暴恣纵，冲帝时，皇甫规对策，两讥中官与外戚。质帝时，官僚势力大盛，太学生增至三万余人，遂遭梁冀之忌，毒杀寅帝，卒用中官曹腾之谋，立桓帝，策免太尉李固，次年杀之。则中官又离间了外戚与官僚的合作，巧妙地取得胜利。延熹二年，梁冀为宦官单超等所诛，外戚失败了。正如黄琼所指出，当时宦官的手段是极为高明的。太尉黄琼于梁冀被诛，单超等封侯之后，上表称疾不朝，说：“徐璜唐衡单超具瑗等，于梁冀之盛，苟免相速，及其当诛，说以要赏。陛下不复澄清善恶，俱与忠臣尚书令尹勋等并时显封，使朱紫不别，粉墨杂糅。所谓消金玉于沙砾，碎珪壁于泥涂，四方闻之，莫不叩心。”此后，灵帝朝之外戚窦武，灵帝崩后之外戚何进，皆欲谋诛中官，而为中官所杀。外戚对阉寺的反击，终于没有得手。
第三，官僚势力是在顺帝朝为顺帝与外戚梁氏所培植起来的，顺帝且曾接受左雄的意见，取消了明帝以来九卿捶扑之罚，相对地提高了官僚的人格地位。卷 特别是儒学势力如太学生，在顺帝初年修起太学，至质帝时，人数增至三万余人，最为兴盛。质帝时，令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诣太学试，受业满岁课试，以高第五人补郎，次第五人补太子舍人。则太学生不但是豪族地主的子弟，并且是官僚的后备军。自后太学生屡次上书，攻讦宦官，讥议时政，品核公卿，载量执政，大大发挥了所谓“清议”的力量。这种清议，是官僚群的强宗豪族的中古舆论。到桓灵之间，清议的力量被外戚窦武运用着来对抗宦官，由是指来了宦官的反击，而爆发为党锢之祸，终被宦官所摧毁。而太学生分裂出来的，则以书画伎艺进，别立鸿都门学，一反传统的经诖学风。
可是官僚群中的另一部分，以皇甫规为首，从儒学出身，进而为将帅，不但举拔了有名的官僚如陈蕃杨秉李膺，而且以其军人的地位，培养了一批握有军事实力的地方势力，如关陇豪族的张奂皇甫嵩(嵩为规之兄子)董卓等。(卓在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弟为羽林郎，从中郎将张奂为军司马，共击汉阳叛羌。又皇甫规妻骂卓曰：“皇甫氏文武上才，为汉忠臣，君亲非共趣使走吏乎？”则卓本为皇甫氏之部属。)他们从外讨羌人、内平黄巾的战争中壮大起来。同时，在黄巾战争汉室大乱的过程中，宗室豪强如刘虞刘马，官僚如孔佃袁绍袁术孔融陶谦曹操，也都形成一种割据的地方势力。这些力量，互相呼应着，最后一举而扑灭了中枢的宦官势力。当宦官势力一倒，他们便分裂了汉室的一统江山，进而造成三国初期豪强混战的局面。
统治阶级的内讧，是汉室覆灭的因素之一，但是应该更正确地了解，崩解了汉室政权的，却是不断发生而终于全面爆发的农民战争。先拿顺帝桓帝之际，先后二十年间来说，农民起义，称王称帝称真人的就有好多起：
(1)冲帝时(一四四年)，九江徐凰，称上将军，杀略吏民。
(2)质帝时(一四六年)，九江马免称黄帝，历阳华孟称黑帝。并九江都尉滕抚讨斩之。
(3)桓帝建和二年(一四八年)，陈景自号黄帝子，署置官属。又南顿管伯亦称真人，并图举兵，悉伏诛。
(4)桓帝和平元年(一五○年)，扶风裴伤，自称帝，伏诛。
(5)桓帝元嘉二年(一五二年)，蜀郡李伯，诈称宗室，当立为太初皇帝，伏诛。
(6)桓帝延熹八年(一六五年)，勃海入盖登等称太上皇帝，有印珪壁铁券，相署置，皆伏诛。
(7)延熹九年(一六六牟)，沛国戴异得黄金印，无文宇，遂与广陵人龙尚等共祭井，作符书，称太上皇，伏诛。
这些起义军虽先后被扑灭了，但它是中世纪封建制度必然要产生的阶级斗争，所以此起彼灭的不能根绝，到灵帝中平元年(一八四年)，便总爆发为全国性的黄巾暴动，由是崩解了汉室的政权。
在汉室政权崩解了的废墟上面，身份性的豪强地主阶级合力剿灭农民起义之后，开始互相混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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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九十一黄琬传论：“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土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仁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荣路既广，触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顺帝始以意弱反政，而号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风采，遂乃备玄玉帛，以聘南阳樊英，天子降寝殿，设擅席，尚书奉引，延问失得，急登贤之举，虚降己之札。于是处土鄙生忘其拘儒，拂巾祍褐，以企旌车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风，俊又咸事，若李周周举之渊谟弘深，左雄黄琼之政事贞固，桓马杨厚以儒学进，崔瑗马融以文章显，吴祐苏章种欒乐巴，牧民之良干，庞参虞诩，将帅之宏规，王垄张皓，虚心以推士，张纲杜乔，直道以纠违，郎顗阴阳详密，张衡机术特妙，东京之士，于茲盛马。向使庙堂纳其高谋，疆场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碎，举措禀其成式，则武宣之轨，岂其远而。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为恨哉！及孝桓之时，硕德继兴，陈蕃杨秉，处称贤宰，皇甫张段，出号名将，王畅李膺，弥缝衮阙，朱穆刘陶，献替匡时，郭有道奖鉴人伦，陈仲弓弘道下邑，其余宏儒远智，高心契行，激扬风流者，不可胜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队，在朝者以正议婴戮，谢事者以党锢致灾。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遒，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渎，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呜呼！”
卷 十三，两汉风俗条云：“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攝，而颂德献符者，偏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祟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未造，朝政皆渴，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蜚，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尚无逾子东京者。”
第二节 太学生与郡国学生的“浮华”“交会”
在上节，我们指出罨寺群这一最高统治者的御用势力，是在顺帝阳嘉四年才由“诏许中官养子袭爵”这一形式宣告，取得了政治上世袭的合法地位的。我们又指出阉寺群，是在桓帝永焘二年，才由“初听中常侍行三年之丧”这一形式宣告，取得了札俗上的尊祟仪式的。要知世袭制度，是强宗豪族之所以确立的政治上的保证；礼俗上的三年丧服制，是强宗豪族之所以被法定的社会地位的标识。因此，阉寺群虽然是作为皇族地主的御用势力，但它的地位却相当于当时的强宗豪族。他们从士君子不齿的污辱地位，一旦拨云雾而见青天，忽然上挤于诗礼世家之列，在他们本身自是绝大的升迁，而在豪族门阀的诗礼世家一面看起来，却是“朝衣朝冠，坐于涂炭”，高贵的世家圈子里，忽然闯进混小子来了，未免是清高的玷辱。因此，豪族地主阶级的官僚群，从身份性的观点，群起攻击，而且也连带地痛击乳母的封爵。早在阳嘉二年，李固在对策中就说：
“今封阿母恩赏太过，常侍近臣，威权太重。……今宜斥退邪佞，投之四裔，引纳方直，令在左右……阿保(引者按此指乳母宋娥)有大功，勤劳之恩，可赐从货贿，传之子孙；列土分爵，实非天意。汉兴以来，贤君相继，岂无保乳之养，非不宠贵之，然上畏天威，俯察经典，不可，故不封也。……仅柄不可不慎，号令不可不祥。夫人君之有政，犹水之有限防，……政教一坏，贤智驰骛，不能复还。”(后汉纪卷十八)
这虽说的是偏指乳母，然而用意却在宦官。李固以大臣之子(父为故司徒李郃)，被举敦朴，代表着豪族地主阶级的官僚群的利益而说话是很明显的。他抬出天意，经典，祖宗等尊严的牌子，来证明这种封爵是不应该的，是败坏政教的。顺帝看了诸人的对策，以李固为第一，史称“诸常侍悉叩头谢罪，朝廷肃然”。同一年，李固又以内竖乱政，奏纪于梁商(时梁商以后父辅政)，说：“自数年以来，灾怪屡见，比无雨润，而沈阴郁决，宫省之内，容有阴谋。”是年八月，洛阳宣德亭地坼八十五丈，李固曰：“阴类专恣，将有分坼之象。”都是对宦官的攻击。
顺帝建康元年(一四四年)，九月，皇甫规举贤良方正，对策说：
“臣伏见孝顺皇帝(时顺帝于八月崩，冲帝即位——引者按)初勤王事，纲纪四方一天下欣然，几以获治。自后中常侍小黄门凡数十人，同气相求，如市贾马。竞思作变，导上以非。因缘嬖幸，受赂卖爵，分贼解罪，以攘天威。公卿以下，至于佐吏，交私其门，终无纪极。顽凶子弟，布列州郡，并为豺狼，暴虐群生，天下扰扰，从乱如归。至令风败俗坏，招灾致寇。今宜庭问百僚，常侍以下，尤无状者，及便绌遣，与众共之。披扫其党，荡涤其贿，以答天诫。大雅曰，‘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此之谓也。”(后汉纪卷十九)
桓帝初立(一四六年)，太后临朝，梁冀辅政，大将军掾朱穆奏记于冀，欲言宦官，恐泄漏，附以密记：
“今年夏，月运房星，明年又有小厄，当急诛奸臣为天下所怨毒者，以塞天咎。”
穆为侍御史时，自从冀故吏，数奏记谏说：“今宦官俱用，螽水为害。”
元寿元年(一五五年)，宗室太学生刘陶上疏：“当今忠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在于讒口，擅阎乐以咸阳，授赵高以车府”，因此他主张引用朱穆李膺夹辅王室。
这些，都是攻讦宦官的，而最激烈者，是白马令李云。李云在桓帝延嘉二年(一五九年)梁冀被诛，宦官单超等五人封侯，专擅朝改之时，露布上书，副在三府。他引纬书的教义，说：
“故大将军梁冀难特权日久，今得诛之，犹召家臣而杀也。而猥封谋臣(按指单超等)万户，高祖闻之，得无见非？西北列将，得无不事？孔子曰：帝者谛也。今官位错乱，小人日进，财货公行，政治日消，是帝欲不谛乎？”(后汉纪卷二十一)
但李云因此获罪下狱，五官掾杜众上书愿与同日死，大鸿臚陈蕃上疏救云，均无效。结果云众死狱中，蕃免官归田里。
上面所引的所谓“权柄不可不慎，号令不可不祥”。所谓“政教一坏”，所谓“风败俗坏”，所谓“官位错乱”，所谓“帝欲不谛”，都是着眼在宗教和礼制的神圣性上讲的。中世纪封建制度所规定的宗教和礼教的神圣性，所谓“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的身份，不容随便变动与于犯。因此，宦官群在整个的汉制度上当然是一种纲目的添补，白虎观奏议上是没有此等人的地位的。在诗礼世家的豪族地主看来，这都是不可原谅的和不容存在的凟冒，不能不运用宗教理论把这群人物打下去。
诗礼世家的人物，面对着这一种飞扬跋扈的御用势力(所谓宦官)，愤怒憎厌之余，自然容易厭怀起往昔的耆旧来。后汉纪卷二十一，载桓帝永兴元年(一五三年)十一月，“太尉袁汤致仕。汤字仲河。初为陈留太守，褒善叙旧，从劝风俗。……乃使户曹吏追录旧闻，以为耆旧传”。这种耆旧传的著作，后来广泛流行，据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所引，有如下几种：汝南先贤传，先贤行状，海内先贤传，楚国先贤传，汉南纪，襄阳记，冀州记，丹阳纪，兖州纪，凉州记，东阳记，高士传，名士传，江表传，英雄记，逸士传。其他如家传，别传，家谱，也兴盛起来。于追怀之外，不胜其当前的怅惜，心情是非常黯淡的。
反对这一宦官群的御用势力的，既为官僚群的强宗豪族，则儒学，关陇(李云所谓西北列将)，当很自然的与之取同一态度。特别是作为官僚的后备军的太学生，所表现的愤激恼恶，最为强烈，这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
考自桓帝永兴元年(一五三年)，至延熹二年(一六二年)，这十年间，太学生曾三次上书：第一次上书讼朱穆；第二吹上书议铸大钱；第三次上书讼皇甫规。除第二次外，其余两次，都是针对宦官的。第三次讼皇甫规，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指阙讼冤，规模是很不小的。其所以有这样的规模，是因为豪族地主阶级的潜在势力非常强大。
太学生对宦官的斗争，指阙上书以外，尤在平日的交游与活动，这就是所谓“浮华”“交会”。关于这，我们有详细研究的必要。
范书儒林列传序里，叙述汉末太学生数量的发达，写道：
“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一四六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从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
这三万余的太学生，都是从天下各处来到京师的，所以称为“太学游士”，“京师游士”，或称为“游学”。三万余生，数量不算少了，然而数量尤其众多的，是郡国学以及私人精舍中的学生。汉代郡国有学，屡见载籍，生徒之众，自不必说。而各地经师，私人讲学，注籍的学生，常有数百数千以至万人之众的。在儒林列传中便有不少例证：
(1)刘昆字桓公，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
(2)任安宇定祖，少游太学，学终还家教授，诸生自远而至。
(3)张兴宇君上，习粱丘易，以教授，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
(4)欧阳歙宇王思，教授数百人。以臧罪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髠剔者。
(5)曹曾字伯山，门徒三千人。
(6)牟长字君高，自为博士，及在河南，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子纡，又以隐居教授，门生千人。
(7)宋登字叔阳，教授数千人。
(8)杨伦字仲理，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
(9)包咸字子良，立精舍讲授。
(10)魏应字君伯。教授山泽中，徒众常数百人，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
(11)伏恭字叔齐，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
(12)杜抚字叔和，后归乡里教授弟子千余人。
(13)杨仁字文义，静居教授，拜什邡会，劝课掾吏弟子，悉令就学。其有通明经术者，显之右署，或贡之朝，由是义学大兴。
(14)董钧字文伯，迁五官中郎将，常教授门生百余人。
(15)丁恭字子然，教授常数百人。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
(16)周泽字穉都，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
(17)甄宇字长文，教授常数百人。子普。普传子承。承尤笃学，讲授常数百人。
(18)楼望宇次子，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
(19)程曾字秀升，受业长安，还家讲授，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
(20)颖容字叔陵，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
此外，不在儒林传，而教授门徒的，例子还很多：
(1)姜肱字伯淮，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盗掠其衣资，后悔，乃就精应求见，皆叩头谢罪。(后汉书卷八十三本传)
(2)刘淑字仲承，学明五经，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后汉书卷九十七党锢列传)
(3)檀敷字文，立精舍讲授，远方至者尝数百人。(后汉书卷九十七党锢列传)
(4)郭泰字林宗，党事起，闭门教授，弟子以千数。(后汉书卷九十八本传)
(5)夏恭字敬公，习皆韩诗孟氏易，讲授门徒常千余人。(后汉书卷一百十文苑列传)
(6)刘茂字子卫，习署礼经，教授常数百人。(后汉书卷一百十一独行列传)
(7)索卢放字君阳，以尚书教授千余人。(同上)
(8)李充字大逊，立猜舍讲授。(同上)
(9)廖扶字文起，习督韩诗欧阳尚书，教授常数百人。(后汉书卷一百十二方术列传)
(10)班英字季齐，少受业三辅，习京氏易，兼明五经，隐于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同上)
(11)唐檀字子产，少游太学，习京氏易，韩诗，颜氏春秋，后还乡里，教授常百余人。(同上)
(12)公沙穆字文乂，习韩诗公羊春秋，隐居东莱山，学者自远而至。(同上)
(13)董扶字茂安，少游太学，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同上)从这里，可以窥见私人教授的盛况。其中有的居官讲授，如伏恭杨仁，而大多数是隐居教授。这居官教授与隐居教授两类人物，便是郑玄所谓“在位通人，处逸大儒”(语见郑玄传戒子书)。隐居教授的经师们，自立精舍，或称精庐，以便招致远方来学之士。读书的人，便不远千里，负笈寻师。三国志卷十一邴原传，裴注引原别传，写原千里寻师的情形，颇为精详具体，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
“(原)欲远游学，指安丘孙崧。崧辞曰：‘君乡里郑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郑君学览古今，博文疆识，鉤深致远，诚学者之师模也。君乃舍之，蹑屣千里，所谓以郑为东家丘者也。……’原曰：‘……人各有志，所规不同，故乃有登山而采玉者，有人海而采珠者，岂可谓登山者不知海之深，人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崧辞谢焉。……原旧能饮酒，自行之后，八九年间，酒不向口。单步负笈，苦身持力。至陈留则师韩子助，颍川则宗陈仲弓，汝南则交范孟博，涿郡则亲庐子干。”
这种千里寻师，负笈单步的苦学情形非常普通。他们离乡别井，远行千里，苦志求学，累年不归。在老师门下，有的经好多年还见不到老师的面，如郑玄之于马融，便是这样。或偶婴疾病，赍志而殁，临终，只得拜托同学好友，送丧归家，如陈平子之于范式，便是这样。后汉书儒林列传论里，对这些情形有个总括的说明，颇为扼要：
“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战，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论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
可见全国各地，到处有经师讲学，到处有生徒聚集，以至“分争王庭，树朋私里”。如果没有豪族地主作为背景，那就不会有这样的盛况。
在太学中，在私人精舍中，学生对师长要恭敬尽礼，对经师的家法，尤其要篇守勿莲。所谓“享相传租，莫或讹杂”。在师长殁后，门徒常自动的制三年的丧服。在远道的学生，常从千里外来赴，也有从千里外送师丧归家的。荀淑殁后，李膺自表师丧。独行列传载：“陈国强季礼远赴师丧，遇寒水车毁，顿滞道路。”又载：“封(戴封)指太学，师鄮合东海申君。申君卒，送丧到东海。”这种师弟间的关系，颇为密切。但如学术门径不同，家法互异，相攻讦起来，却也毫不留情。儒林列传载：“张玄，……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会颜氏博士缺，玄试策第一，拜为博士。居数月，诸生上言，玄兼说严氏宣氏，不宜专为颜氏博士。光武且令还署，未及迁而卒。”则家法一杂，诸生就要上书告他，连博士也做不牢了。这种师弟关系的密切，与经学家法的篇守，乃是封建制度在中国特有的一种知识基尔特所表现出来的现象，是封建制度在中国特有的一种官僚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一直沿袭到后来的书院制。封建制的党争常是拿这种学派招牌作为号召的。但这种所谓笃守家法的风气，汉末自马融以后，学术界好像不再畦町分别，相反的，却着重所谓抉破藩篱的通儒了。例如荀淑(范书卷九十二本传)韩融(卷九十二韩韶传)都是不为章句，而博学辩理。后汉纪卷二十五，也说韩融博学不为章句，又说申屠蟠学无常师，博览无不通。这种形式上抉破藩篱的现象，并不是知识基尔特的解体，而是因为在宦官群势力新起之后，豪族地主所培植的儒学官僚群的系统，为了对付主要敌人不能不采取较扩大的形式。
东汉的名公钜卿，宿儒大豪，如有丧事，赴葬者常集数千人，多至数万人。他们远远地从四方来会，郑重其事地一定要来的。其间门生故吏，吊其先师，吊其旧主；同僚同学，则吊其故友，吊其相知。或有偶加期许，或曾加辟召，也便认为终生知己，千里来赴。陈寔之卒，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从百数，共刊石立碑，谥为文範先生。楼望之卒，门生会葬者数千人。黄琼归葬江夏，四方名豪会者六七千人。范书卷九十八郭泰传载，郭泰之卒，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但据章怀注引谢承书，则说有万数来会。谢承书更说，泰以建宁二年正月卒，自弘农函谷关以西，河内汤阴以北，二千里，鱼笈荷担弥路，柴车苇装塞涂，盖有万数来赴。这种大规模的赴葬，是当时的一种风气，特别在汉末为然，上举陈寔，黄琼，郭泰，都是汉末的人。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在经济上没有附徒万千的依附农民作为豪族地主的物质基础，那就也不会在社会势力上有门生故吏万千的阀阅形式。汉代“以阀阅为选”的举士制度正是魏晋九品中正的先行制度。
聚集着数百数千以至数万人的精舍与太学里，学生们展开了炽烈的交游活动。本来年青的学生们，在官僚的预备阶段，想冲破基尔特的严密限制，马上与名公钜卿们交接是很困难的。范书卷一百十文苑列传赵壹传，载赵壹的结交，是典型的故事：
“(壹)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见。壹以公卿中非陟无足以托名者，乃日往到门。陟自强许通，尚卧未起。壹径入上堂，遂前临之曰：‘窃伏西州，承高风旧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因举声哭。门下皆惊，奔入，满侧。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与语，大奇之。谓曰：‘子出矣！’陟明旦大从车骑，奉谒造壹。时诸计吏多盛饰车马帷幕，而壹(按亦为上计吏之一)独柴车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于车下，左右莫不叹愕。
陟遂与言，谈至熏夕，极欢而去。执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与袁逢共称荐之，名动京师，士夫想望其风采，……州郡争致礼命。”
未曾有名，日谒不遇，一经题拂，士夫想望，这一幅图画，写尽了中古社交场的壁虽森严。据交苑列传，赵壹年青时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乃作解摈。又同卷刘梁传，载粱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党，乃著破群论，时人览者以为仲尼作春秋，乱臣知惧，今此论之作，俗士岂不愧其心。惜其文不存。又著辩同和之论，主张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同卷侯瑾传，瑾作矫世论以讥切当时。又以徙入山中，覃思著述，莫知于世，而作应宾难以自寄。卷七十三朱穆传，载穆常感时浇薄，慕尚敦篇，乃作崇厚论。又因与刘伯宗交，伯宗先恭后倨，乃作绝交论及诗，与伯宗绝交。后蔡昌以为穆贞而孤，又作正交，而广其致焉。由此可见因交游问题的严重，遂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成为议论的中心。然而在太学中、郡国学中、私人精舍中，学生们的自由交游，已经形成党同伐异的清流，特别在学生数量发达了之后，为了支援外戚以及官僚的抗宦官行动，交游活动更有政治实际的需要了。蔡邕的正交论，一开头便说，“君子以朋友讲习，而正人无有淫朋。”结论说，“仲尼之正教，汎爱众而亲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亲，交游以方，会友以文，择其正而黜其邪。如其不获己而矫时，则将从夫‘孤’也。”所谓“以朋友讲习”，所谓“交游以方，会友以文”，指的当是太学及精舍中的一般交游活动。一方面，“以朋友讲习”，加强了自己的阵线；一方面，以“正人无有淫朋”，来相攻击，分清了敌我的壁垒。汉末学生们的交游倾向便是这样的。
这样的交游活动，是与汉代传统士风不相同的。传统士风是在皇帝亲临裁决同异之下而埋头章句，今却结交而择正黜邪，明明分出邪与正的两个壁垒，有所择而且有所黜，由交游而发展到政治的斗争了。所以儒林列传说：“章句惭衰，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浮华是为皇帝所不欢喜的，范书文苑列传载苑炎诗：“绛灌临宰衡，谓谊祟浮华。”西汉时，雒阳少年贾谊上书文帝，一年内不次迁升至大中大夫，终被老辈的绛(周勃)灌(灌婴)所不喜，斥为浮华，而且远贬长沙。这要算是浮华的最早的出处，而它一开始便与“年少”“上书”分不开。范书卷一百孔融传载，曹操与孔融书：“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馀矣。”这书是曹操吓唬孔融的，意思是说，你别瞧不起我，我有足够的力量来打倒你们这些浮华交会之徒。又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刘廙传注，引廙别传说：“廙尝与曹伟书曰，魏讽不修德行，以鸠合为务，华而不实。”魏讽后来也是伏诛的。前书以“浮华”与“交会”并举，后书以“华而不实”与“鸠合”并举，可见“浮华”与“交会”是一件事的两面，为绝对皇权所深恶的。而浮华交会之所以兴起，正证明豪族地主力量的强大而皇族最高地主权力的削弱。
所谓“浮华”与“交会”是怎样的一回事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引一个例证：
“时考城令河内王涣，政尚严猛，闻览(仇览，又名仇香)以德化人，署为主簿。谓览霓曰：‘……今日太学曳长裾，飞名誉，皆主簿后耳。以一月奉为资，勉卒景行。’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容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览乃蓝色曰：‘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高揖而去，不复与言。后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与融齐刺就房谒之，邀请留宿。林宗嗟叹，下床为拜。”(后汉书卷一百六仇香传)
从这一件事，可注意的有五点：第一，京师的太学，是英雄四集，名士交结之地。第二，太学生曳长裾、飞名誉，是从结交中得来的。第三，游谈之士，不务经学，虽有务者，亦守之不固。故经争与游淡，某风尚并不相同。第四，游谈成风，非天子修设太学之本意。第五，太学生之有高名者，常常宾客盈室。
考当时太学生中的领袖，是郭泰贾彪符融等，观上举仇览传可知。郭泰符融，又与田盛许劭俱以“品鉴人伦”有名。郭泰之被李膺所识扰，盖出符融的介绍。范书卷九十八符融传记此事说：“郭林宗始入京师，时入莫识，融一见嗟服，因以介于李膺，由是知名。”谢承书说，“融见林宗，便与之交，又绍介于膺，以为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鸟之凤皇，羽仪未翔。膺与林宗相见，待从师友之礼，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范书卷九十八郭泰传载：“(泰)游于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从圣者眼中望出来的却是“神仙”，而非圣者同俦，这实为思想史的一大变化。
符融不但积极地识拔了郭泰仇览，还消极地指斥冒滥虚名的人。同传载：“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臥托养疾，无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学，并见李膺曰：‘二子行业无闻，以豪杰自置，遂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融恐其小道破义，空誊违实，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论惭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间，惭叹逃去。后果为轻薄子，并以罪废弃。融益以知名。”
“融同郡田盛，字仲乡，与郭林宗同好，亦名知入，优游不仕。”(符融传)
许劭与其从兄靖，亦“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樊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于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章怀注，命品藻为题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卷九十八许劭传)。
南阳何顒名知人，见(荀)或而异之，曰：“王佐才也。”(卷一百荀或传)
这些都是有名的“品鉴人伦”的人物，可是负“品鉴人伦”之盛名的，还得淮郭泰。谢承害谓：“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故适陈留则友符伟明(融)，游太学则师仇季智(览)，之陈国则亲魏德公(昭)，入汝南则交黄叔度。初，秦始至南州，过袁奉高(闳)，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不去。或以问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波，澄之不清，扰之不蜀，不可量也。’已而果然。泰以是名闻天下。”范书卷九十八，郭泰传谓泰“奘拔士人，皆如所鉴，……后之好事或附益增强，故多华辞不经，又类卜相之书”。则泰之品鉴，当时曾流为士林佳话，而为好事者所附益增张，至如卜相之书。可见当时人对郭泰的“品鉴人伦”，倾心信服的一斑。郭泰传记泰：“褒衣博带，周游郡国。尝于陈粱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章怀注引泰别传说：“泰名显，士争归之，载刺常盈车。”褒衣博带，周游郡国，载刺盈车，活画出这一位在野的名士是非常了不起的。
郭泰这一流人物，除了善于风鉴交结，还有一个特点，便是善谈论。那便是所谓“游谈”吧。郭泰传说，泰“善谈论，美音制”。符融传说，融“师事少府李膺。膺风性高简，每见融，辄绝它宾客，听其言论。融幅巾奋袖，谈辞如云，膺每捧手叹息”。郭泰传又载：“汝南谢甄，陈留边让，并善谈论，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尝不连日达夜。”
京师的太学生，与郡国学生间，当时也有了联系的。郭泰周游郡国，到处将拔士类，如上文所引谢承书所说的，在事实上是做了不少联系工作的。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三：“郭泰谓宋仲曰：昔之君子，会友辅仁。夫周而不比，群而不党，皆始于将顺，终于匡救，济俗变教，隆化之道也。于是仰慕仲尼，俯则孟轲，周流华夏，采诸幽滞。”足以证明这点。在党锢列传中，叙牢脩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这里虽说是“诬告”，但“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而和皇权对立，应该是事实。
所谓“浮华”与“交会”，便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同时应该指出，浮华与交会，不仅限于太学生，郡国学生与私人精舍的生徒，也都是如此的。
牢脩上书中提到的李膺，是党锢中在官僚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也就是他跟太学生们联结得最密切。在上面，我们已经知道郭泰是太学中的领袖，而郭泰是李膺所奖拔的。李膺不但奖拔了郭泰，而且被人比做天下的人都想望而攀登的“龙门”，成为天下的宗师。范书李膺传载：
“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阤，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
“荀爽尝就谒膺，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
士被李膺所容接，便算是登龙门，做了一次李膺的马夫，荀爽便得意洋洋，可见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李膺是一个比郭秦更为尊崇的偶象。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李膺曾是一个贵公子，而后来又是一个大官僚，在官僚的后备军年轻的太学生的心目中，他的地位应该是这样。
考李膺祖父脩，安帝时为太尉，父益，赵国相，所以他是一位贵公子。初举孝廉，为司徒胡广所辟，举高第，再迁青州刺史，复征，再迁渔阳太守，转蜀郡太守。转护乌桓校尉。公事免官，复征为度辽将军。延熹二年，征，再迁河南尹，复拜司隶校尉。灵帝初年，为长乐少府。其官历如是，可见他是当时的一位资兼文武的大官僚。性简亢，无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陈实为师友。在做护乌桓校尉时，以公事免官，还居纶氏，教授常千人。党祸初起，免归乡里，居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汗秽朝廷。其交游如是，可见他为士流所宗仰。他是贵族公子，是大官僚，又是为士流所宗仰的大宗师，因而当时被目为“八俊”之一，而且为“八俊”的首领。范书范滂传论里讲到李膺，说是：
“李膺振拔汗险之中，蕴义生风，从鼓动流俗。激素行从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上，奋迅感，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
这评断指出了李膺在反宦官的官僚群中的地位与作用。
然而在官僚群中，地位更高的，还推陈蕃与刘淑。陈蕃曾登三公的首席太尉，后又为太传，刘淑是“宗室之贤”，为尚书，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都是大官僚。党锢列传引太学中语：
“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
李元札为“八俊”的首领，已见前述，陈蕃与刘淑，则为“三君”之二，而陈蕃尤其重要。他对宦官的搏击，最不客气。世说新语品藻篇，有论李膺陈藩高下的一段：
“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
刘孝标注引姚信士纬说：“陈仲举体气高烈，有王臣之节，李元礼忠肚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内论之未决。蔡伯喈抑一言以变之，疑论乃定也。”这里陈蕃地位比李膺更高。不畏强御，与强于犯上，意义相似，天下模楷与严于摄下，却不相似。照我们的判断，似乎学中的意见是天下模楷比不畏强御，在道德上的比重，是更有分量一点的。
陈蕃以立窦后的关系，与外戚窦武密切联结在一起。范书卷九十六本传：
“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贵人为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窦族良家，争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窦后。及后临朝，故委用于蕃。蕃与后父大将军窦武，同心协力，征用名贤，共参政事。”
外戚窦武，据范书卷九十九本传，是这样的出身：
“窦武字游平，扶风平陵人，安丰戴侯融之玄孙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经行著称，常教授于大泽中，不交时事，名显关西。”
关于以女儿之故而更其贵显起来的经过，后汉书里写道：
“延熹八年，长女选入掖庭，桓帝以为贵人，拜武郎中。其冬，贵人立为皇后，武迁越骑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户。明年冬，拜城门校尉。……帝崩无嗣，武召侍御史河简刘倏，参问其国中王子侯之贤者，攸称解渎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征立之，是为灵帝。拜武为大将军，常居禁中。”
窦武荣显的路是东汉后期一切外戚所照例经由的路，没有什么奇怪。然而在当时却有势力强大的宦官存在，于是他不得不与宦官群结着强固的联合。本传载他“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时羌蛮寇难，岁俭民饥，武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及载肴粮于路，匄施贫民”。借此因缘，他得太学生的拥护，遂成为“三君”的首领。
我们综合看一看反宦官的豪族官僚集团的共为部党或宗党的阵容吧(据范书党锢列传。后汉纪与此略异，说见后)：
(1)三君——窦武、刘淑、陈蕃，窦武为首，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
(2)八俊——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李膺为首，俊者，言人之英也。
(3)八顾——郭泰、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郭泰为首，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
(4)八及——张伦、岑■、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张伦为首，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
(5)八厨——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毋班、秦周、蕃乡、王章，度尚为首，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范书又举张伦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亦有八俊八顾八及之号。显然只是地方性的，此故略。)
这里，可以看出称号的次第来。三君大致是指三公以上的大官，八俊大致是指交一等的卿尹，八顾大致是指高名的游士们，以上都是在京师里的；八及大致是郡国的名流。同时，这次第也大致依据名行德操的高下而排列的。唯八厨以财见称，虽附于末，而实不与于排列的次序，是很显然的。依上引世说品藻篇所谓“共论其功德，蔡伯喈评之，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刘孝标注引姚信士纬所谓“海内论之未决，蔡伯喈抑一言以变之，疑论乃定”，以及党锢列传所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可知这种称号与次第，是当时反宦官集团中公论的结果，而且这种称号，也是当时反宦官集团中斗争方式的表现。
第三节 汉末的风谣题目与清议
(一)风谣
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二，延熹九年纪，述党锢之祸初起，说：
“是时太学生三万余人，皆推先陈蕃李膺，被服其行。由是学生同声，竞为高论，上议执政，下议卿士，范滂岑■之徒，仰其风而扇之。于是天下翕然，以臧否为谈，名行善恶，托以谣言，曰：‘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模楷李元礼。’公卿以下皆畏，莫不侧席。又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之目，犹古之八元八凯也。陈蕃为三君之冠，王畅李膺为八俊之首。海内诸为名节志义者，皆附其风。膺等虽免废，名逾盛，希之者唯恐不及。涉其流者时虽免黜，未及家，公府州郡争礼命之。申屠蟠尝游太学，退而告人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争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居三年，而滂及难。”
这里以为“谣言”是范滂之徒为了臧否人物而依托出来的。这话虽然在汉末政争的关系上部分地指出了谣言发生的原因，但谣言的最初发生，却早在党锢之前。汉书扬雄传，“惟寂寞，自投阁，爱清静，作符命”，即是一例。
细考范书，可知东汉经师以及生徒们，常常用韵语来标榜个人在学术上的独特成就与风格。这种韵语，通常只是七言一句，在第四字与第七字上协韵。其例子是很多的，如：
(1)“五经继横周宜光。”(卷九十一，周举传引京师之语，横光协韵。)
(2)“解经不穷戴侍中。”(卷一百九上，戴凭传引京师之语，穷中协韵。)
(3)“说经铿铿杨子行。”(卷一百九上，杨政传引京师之语，铿行协韵。)
(4)“五经无双许叔重。”(卷一百九下，许慎传引时人之语，双重协韵。)
(5)“五经粉纶井大春。”(卷一百十三，井丹传引京师之语，纶春协韵。)
这种标榜个人的韵语，道出了个人在经学上的独特成就与风格。所谓“五经纵横”，所谓“解经不穷”，所谓“说经铿铿”，所谓“五经无双”，所谓“五经纷纶”，都指的那一个人在经学上的特点，或指陈其经学的渊博，或称美其说经时音调的清朗。这种标榜的韵语，大都出自太学之中，即所谓“京师为之藉”，“学中之语”，也有出自郡国学或地方的私人精舍的，即所谓“时人为之语”，“乡里为之语”。这一种韵语，有时也道及个人行为上的卓特之点，不限定于经学上的成就。例如：
(1)“道德彬彬冯仲文。”(卷王十八下，冯衍子豹传引乡里之语，彬文协韵。)
(2)“关西孔子杨伯起。”(卷八十四，杨震传引诸儒之语，子起协韵。)
(3)“德行恂询召伯春。”(卷一百十九下，召驯传引乡里之号，恂春协韵。)
(4)“欲知仲桓问任安。”又，“居今行古任定祖。”(卷一百十九上，任安传引时人之称，桓安协韵，古祖协韵。)
(5)“关中觥觥郭子横。”(卷一百十二上，郭宪传引帝尝闻之语，觥横协韵。)
(6)“避世墙东王君公。”(卷一百十三，逢萌传引时人之论，东公协韵。)
(7)“关中大豪戴子高。”(卷一百十三，戴良传引时人之语，豪高协韵。)
这里有涉及性格的，有涉及出处的，有涉及操持的，有涉及德行的，范围就很广泛。但也很分明，这种韵语，为了它们并非与经学有关，也就不一定出自学中了，而是当时一般名门豪族间的自我品评，所谓“时人之论”，“时人之语”，“时人之称”。
这种韵语，有时在形式上以多种的句法出现，或为七言两句，相互对称，而又各自为韵，如：
“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卷七十四，胡广传引京师谚，理始协韵，庸公协韵。)
“甑中生塵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卷一百十一，范冉引闾里之歌，尘云协韵，鱼燕协韵。这里塵云似又与句首甑字为韵，鱼燕似又与句首釜字为韵，在一句中三协韵了。以例证不多，不能确定。)
也有三言两句，相互为韵的，如：
“任文公，智无双。”(卷一百十二上，任文公传引益部之语，公双为韵。)
也有四言两句，相互为韵的，如：
“荀氏八龙，慈明无双。”(卷九十二，荀爽传引颍川之语，龙双为韵。)
“贾氏三虎，伟节最怒。”(卷九十七，贾彪传引天下之称，虎怒为韵。)
“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卷一百十上，黄香传引京师允号，双童为韵。)
也有五言两句，相互为韵的，如：
“徙见二千石，不如一逢掖。”(卷九十九，王符传引时人之语，石掖为韵。)
“胶漆自谓坚，不如雷与陈。”(卷一百十一，雷义传引乡里之语，坚陈为韵。)
这种韵语，当时称为“谣言”，或者称为“风谣”，或者称为“诊”，或者称为“语”、“号”、“论”、“歌”。谣言或风谣的发生，与汉朝登庸官吏的制度有关。汉朝的察举与征辟，所凭借的品评标准，是出自乡里的意见；其在太学中的，则依据学中之语。所以“乡里之号”、“时人之语”、“时人之论”、“京师之语”、“学中之语”、“天下之称”，乃是一种有力的荐举状。这种风谣，赅括了个人的德业学行，简短有力，采取歌的形式，便于流传，是延誉上达的利器。朝廷常常派出人采访风谣，或诏举谣言，如顺帝时分遣八使巡行天下，采访风谣。又如范滂传载，桓帝时，诏三府掾属举谣言。章怀注说：“汉官仪，三公听采长吏臧否，人所疾苦，还条奏之，是为举谣言也。”其实所听采的，不仅是是吏臧否，人所疾苦而已，各地标榜个人(主要的是未登仕途的处士)的风谣也一定乘机听采了去的。所以那时的风谣，天子也是耳熟能详的。例如上所举“关中觥觥郭子横”，“天下无双，江夏黄童”，便是当时的天子对郭宪黄香当面称引的风谣。(卷一百十二郭宪传：匈奴数犯塞，宪从为天下疲敝，不宜动众。谏争不合，乃伏地称眩瞀，不复言。帝命两郎扶下殿，宪亦不拜。帝曰，常闻“关中觥觥郭子横”，竟不虚也。卷一百十上，黄香传：章帝会中山邸，乃诏香下殿，谓诸王曰，此“天下无双，江夏黄童”者也。)
这种谣言，在汉末宦官们的权势膨涨以后，官僚们从及官僚的党羽们为了反抗宦官，便拿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不但用以褒奖同类，且用以贬斥奸邪，赋予它以新的政争的性能。这是在新的政治形势之下的谣言的新的发展。而且在句法的形式上也有了新的发展。例如：
(1)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幅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义，自此始矣。这里一褒一贬，表示了当时豪门宾客之间的清议。
(2)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二郡又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这里，太学的谣言，改变了风尚，不复标举经学的造诣，而标举政治风度的坚贞与才能的卓特了。这是颇可注意的一点。(以上均见卷九十七党锢列传)
(3)陈留朱震字伯厚，初为州，奏济阴太守单匡臧罪，并匡兄中常侍车骑将军超。帝收匡下廷尉，以谴超，超诣狱谢。三辅谚曰：“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卷九十六陈蕃传)
(4)桓帝时，宦官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等，以诛梁冀功，五人同日封侯。及超死后，四侯转横，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堕。”皆极言其势焰之大，表示深沉的憎恶(卷一百八单超传)。
这里可以看出为了政争上的需要，谣言被当作一种武器来运用，一面以之攻击政敌，一面以之称扬己方的优越。与东汉初年仅用作积极地标榜学行德业，以为干禄射利的工具的那种意义，是完全不同的。随着政治斗争的深刻化与尖锐化，谣言更被看得非常重要了，在改变了形式之后，又赋予以新的意义，新的任务，另一面谣言与谶纬结合，又发展成为童谣的形式，用可解不可解的语句，作广泛的宣传，而收到政治上极大的效果。举例如下：
(1)顺帝之末，京都童谣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这是指梁冀擅废立，诛李固、杜乔，而封胡广、赵戒、袁汤的事。
(2)桓帝之初，天下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胧胡。”这是指征羌的战事，人民被征发到军中去了。
(3)桓帝之初，京都童谣曰：“城上鸟，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山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这是指灵帝母劝帝开西邸卖官的事。
(4)灵帝之末，京都童谣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芒。”这是指袁绍尽诛宦官的事。
(5)灵帝中平中，京都歌曰：
承乐世，董逃， 游四郭，董逃， 蒙天恩，董逃，
带金紫，董逃， 行谢恩，董逃， 整车骑，董逃，
垂欲发，董逃， 与中辞，董逃， 出西门，董逃，
瞻宫殿，董逃， 望京城，董逃， 日夜绝，董逃，
心摧伤，董逃。
这是指董卓迁都的事。(“董逃”又是象声字，犹言“咚嘡”也。)
童谣都托言先验，与谶纬同科，但很明白，先验是假的，发生时间都出诸后人的追述，有意把它推前去了。谣言在先，应验在后，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为了表示希望，而托童谣以预言，以后事实竟与希望相符，遂如应验一般，这种情形，也是有可能的。考风谣谣谚之类，直到魏晋之际，也还在高门名族间流行着。其见于世说新语与晋书者，如：
谚曰：“后来领袖有裴秀。”(世说新语赏誉第八上)
“洛中雅雅有三嘏。”(刘粹字纯嘏，宏字终嘏，漠字冲嘏，是亲兄弟，王安丰甥，并是王安丰女婿。宏，真长祖也。)“洛中铮铮冯惠卿。”(名荪，是播子。荪与邢乔，俱司徒李胤外孙。及胤子顺，并知名。时称：“邢才清，李才明，纯粹邢。”)(世说新语赏誉第八上)
谚曰：“扬州独步王文度，后来出人郄嘉宾。”(注引续晋阳秋曰：超少有才气，越世负俗，不循常极。时人为一代盛誉者，藉曰：“大才盘盘谢家安，江东独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郄家宾。”其语小异。)(世歌新语赏誉第八上)
“邓飅字文茂，正始中迁侍中尚书，为人好货。京师为之语曰：‘以官易富邓玄茂’。”(世说新语识鉴第七浊引魏赂)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仪伟丽，不修小节。故时人为之语曰：‘石冲容姣无双’。”(晋书列传第三石苞传)
“欧阳建宇坚石，世为冀方右族，雅有理恩，才藻美赡，擅名北州。时人为之语曰：‘渤海赫赫欧阳坚石’。”(晋书列传第三欧阳建传)
“琅琊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闻玠言，辄叹息绝倒。故时人为之语曰：‘卫玠谈道，平子绝倒’。”(晋书列传第六卫玠传)然而魏晋之际的谣谚，其内容是并不同于汉末的谣谚的。其不同的程度，正如魏晋清谈之与汉末清议，前者是抽象的、概念化的，后者是具体的、实际性的。“卫玠谈道，平子绝倒”，比起“贾氏三虎，伟大最怒”来，“洛中雅雅有三嘏，洛中铮铮冯惠卿”，比起“车如鷄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来，一个是手执麈尾，飘飘然出离塵世，一个是怒日横眉，气冲冲戟手骂贼，完全是两种气象。所以魏晋之际的谣谚，跟着清谈思想的概念化，而也概念化起来，在性质上变了。魏晋谣谚，既已变质，剔其应用范围自然不及汉末之广，表现出日就销歇的景况来。谣谚渐就销歇的过程中，代之而起的，是所谓题目。魏晋时代题目品藻风气之盛，可于世说新谓一书中窥见概略。然而那时所谓题目，也还是一种概念的比况，并无具体的内容(说详后)。
(二)题目
题目品藻，本来起于东汉。荀淑生前，就有“神君”之号。(后汉书卷九十二，荀淑传：淑对策讥刺贵幸，为大将军梁冀所忌，出补朗陵侯相，蒞事明理，称为神君。)其子八人，“俭绲靖焘汪爽肃专，并有名，时入谓之‘八龙’”(同上)，又周泽孙堆，并称“二穉”。(后汉书卷一百十九下儒林列传，周泽宇穉都，勇敢直言，孙堪宇子穉，行类于泽，故京师号曰二穉。)贾彪兄弟三人，并称“三虎”。(后汉书卷九十七党锢列传，贾彪兄弟三人，并有高名，而彪最优。故天下称曰：“贾氏三虎，伟节最怒”)许劭兄弟，称为“二龙”。(世说赏誉，谢子微见许子将兄弟，曰：“平舆之渊，有二龙焉。”)顺帝时诏遣八使巡行风俗，天下号曰“八俊”。(后汉书帝妃卷六，汉安元年秋八月丁卯，遣杜乔、周举、郭遵、冯羡、欒巴、张綱、周栩、刘班，等八人，分行州郡。)到桓灵之间，兴党锢大狱时，遂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等称号，一时广泛流传(说已见上)。
这种称号，实为题目的滥觞。在魏晋之世，用此类称号来指目人物的风尚依然存在。例如邴原被目为“云中白鹤”，潘安仁与夏侯湛，并称“连璧”，裴楷被称为“玉人”，刘庆孙等，称为“三才”，阮籍嵇康等，称为“竹林七贤”，夏侯支邓颲等四人，称“四聪”，诸葛诞等八人称“八达”。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綱，所能羁也。”(世说新语赏誉第八上)
“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速壁’。”(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
“裴余公有容仪，脱冠冕，麤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同上)
“太传府有三才，刘庆孙长才，潘阳仲大才，裴景声清才。”(世说新语赏誉第八上)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谯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涎第二十三)
“是时当世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颲之徒，共相题表，以玄颲四人为‘四聪’，诞备八人为‘八达’。”(三国志诸葛诞传注引世语)
这种称号的特点是：第一，称号本身就直指这人物，并不取什么譬况，“神君”就直指荀淑，“二穉”就直指周穉都孙子穉，“三虎”就直指贾彪兄弟三人，“三君八俊”就直指陈蕃李膺等人，称号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是甲“等于”乙，而不是甲“犹之乎”乙。第二，这种称号是风谣蜕变出来的，有些原来就是风谣，可说是风谣的简化形式。如“八龙三虎”，都是根据着风谣，从风谣中节取的。上文所举杨伯起之称“关西孔子”，戴子高之称“关中大豪”，实与荀淑之称“神君”，初无二致。所以，题目的最初形式，与称号有着密切关系，要严格地在其间予以区别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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