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现代观点看，对同一件作品的观点截然相反、阐释出的意义完全不同，非常正常，端看谁能想方设法理论翻新，“争取民心”，取得“话语霸权”。后现代把批评者的主观能动性、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对作品可以任意阐释，没有任何边界，不受任何限制，对作品的阐释实际成为阐释者的智力展示和学术游戏，往往令人耳目一新甚至瞠目结舌。确如美国康乃尔大学文学教授卡勒（Jonathan Culler）在《为“过度诠释”一辩》中所说：“正如大多数智识活动一样，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四平八稳、不温不火的诠释表达的只是一种共识；尽管这种诠释在某些情况下也自有其价值，然而它却像白开水一样淡乎寡味。”（艾柯等著：《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5页）但非常重要的是，这种阐释只有限定在“智识活动”的范围内才会“有趣”，即无论阐释者把作品阐释出什么“意义”，诠释如何“过度”，作品创造者的生存状况不因此受任何牵连影响、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是“后现代批评”的一个外在前提。
然而，在中国国情中，如果一个人口喊领袖“万岁”而被认定是“万碎”，结果简直不堪设想。如果一张领袖“标准像”被认定是在“偏听偏信”，有谁能承担如此重责？火焰的朝向被定性为用心险恶，确使人不寒而栗。如果一件艺术品最终被认定是对“无产阶级最神圣的‘政治性形象’的肆意亵渎”，对有关方方面面而言，后果将非常严重。九届全国美展的评委们（詹、闻都是评委）深知此中利害，所以一定要力辩这个五角星是“反映革命、反映革命历程的艰难和革命事业的坚强”，“象征革命斗争所经历的那么多磨难，那么多创伤”，因此“是壮烈的、悲壮的”。上海的有关领导也一定要在“露光”的圆洞中加一天桥，以免“授人以柄”……
凡此种种，不是“有趣”，而是“可怕”。若在“文革”那种极端的环境中，这种“诛心之论”很可能真正造成“作者的死亡”。所以在中国国情中，“后现代批评”衮衮诸公不应当只想到自己“极端”的“有趣”，不应当只想到展示自己的博学和深刻，而应当意识到手中如椽巨笔的分量之重，意识到自己的限度。批评，不能没有分寸；诠释，不能没有边界。
第25节：可如实回答(1)
可如实回答
1972年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与此前的“全封闭”相比，来华的外国记者、国际友人人数猛增。然而，外界要了解“文革”期间中国的真实情况，并不容易。当时美国著名电视制片人露西·杰文斯女士拍摄的一部以北京一家人日常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故宫》，在海外颇有影响，当年还获得了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从这部片子的拍摄过程，可看出外界是如何“了解”当时的中国的。
承担这次这个特殊“政治任务”的，是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刘志军一家。据刘先生回忆，由于是国务院办公厅交北京市“外办”具体经办，所以北京市“外办”经过几个月的仔细筛选后才选定他家。但外交部仍不放心，有关领导还亲自到他家实地查访，看了他爷爷、父母、兄弟姐妹，并向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作进一步了解才最后确定。刚开始拍摄，露西便面有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裤都是黑蓝灰三色，男的都穿军绿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部队一样。”正如作者所说，“也难怪，那个年代的人除了绿军装，几乎都是黑蓝灰色，即使女孩子有件鲜艳点的衣服，也必须穿在里面，因为露出来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但为了表现服装色彩的丰富，他的大妹妹只好向一位刚结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红衣裳，二妹妹则到邻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另外，当时经济凋敝，物资供应紧张，所有东西都要凭票限量供应。不过，“《故宫》中有一组镜头，要表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当时正赶上中秋节，广安门菜市场突然摆上了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那个年代，老百姓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凭证且限量，惟独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开供应，只要排队就能买上。我父亲的单位为了让我家在外宾面前表现出中国人的自豪，还特地补助他一百元钱，母亲攥着相当于自己三个月工资的钱，乐滋滋地挤在买菜的人群中……”（刘志军：《影片〈故宫〉引出的跨国情缘》，《纵横》，2002年第7期）
“文革”时生活的“多姿多彩”、商品的“琳琅满目”就这样被制造出来。平心而论，很难要求这些“他者”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因为那时正“狠抓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极强，有关方面制定了极为细致、严格的与“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各单位、居委会都组织全体人员、居民学习、熟背这些规定，使外来者很难获悉真情。
当时我从农村回城探亲，也曾与其他知青一起被招到居委员开了半天会，学、背这些规定，经“考试”把一条条背得滚瓜烂熟后才能回家。其中一条规定，如外宾到某商场时，该商场所有商品可不凭券而敞开供应，为了显示“一片繁荣”，中国居民也可“购买”，但“买”后不得离开商店，要等到外宾走后再到柜台将货退还。当时报纸还表扬过某菜场一位卖肉的师傅“水平高”，一次顾客拿出肉票要买二两肉，这时恰有外宾在旁，这位卖肉师傅当即决定根本不要肉票就切了二斤递给顾客，让外宾看到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之高。据传达说曾有人乘外宾在时买了好几双尼龙袜（当时买尼龙袜要“工业券”，买线袜要“线票”，买肥皂、火柴……全都要券要票，这些券、票发放量非常少）就想走，但在门口被有关人员拦住，后来袜子全退不说，还被通知到工作单位，受到处分。“规定”还对外国人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都提供了“标准答案”，如“文化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干校”、“上山下乡”是“大有好处”或“很受锻炼”。有关工资、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够用”，不能说出具体多少钱，据说是根据工资水平可以推算出国民生产总值，可以推算出工农业生产状况，可以推算出军工情况，可以推算出国防实力……因此，每人的工资多少事关国家机密，不得告诉外国人。
第26节：可如实回答(2)
不是故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所有问题中只有“家里有几口人”的答案是“可如实回答”。当时就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有外宾问一个老头儿家有几口人，这位老人生怕答错担不起责任，一时紧张，像在居委会“考试”一样慌忙回答：“可如实回答。”弄得外宾莫名其妙。
若仔细研究，从这一纸“规定”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夷夏之大防”、控制之严密、宣传的伎俩、经济的衰败……这一纸“规定”当时广为下发，但大家都是背完就扔。笔者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纸规定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是史料，是我们曾经这样生活过的证明，因为“无征不立”是历史学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和起码要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或者说，“历史”是由文献形成的。遗憾的是，我问过许多人，竟无一人将这一纸规定保留，当然我也没有保留。细细想想，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文献”，往往就是这样丧失的；进一步说，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日常生存状态，也就是这样丧失的。
另一方面，对于不少外宾、海外华人回国后对“文革”中的中国那种到处“莺歌燕舞”的热情报道，也就很可以理解了。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当时发表了有关的系列文章，在海内外影响极大。当现在有人劝他在文集中将这些文章重印时，他诚恳地表示“我却愿意把它忘掉”（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页）。“把它忘掉”，虽只简单几个字，却饱含一个真诚的学人了解实情后的沉重反思与难言的心情。然而，如今国内却很有某些“学界新锐”为“学术创新”而将此类报道作为“文革”乃“真民主”、“经济还很繁荣”一类的论据呢！
第27节：通海地震与刘心武的“亏心事”
通海地震与刘心武的“亏心事”
1970年春，“文革”仍在高潮。以前的“历史问题”是许多人惨遭迫害的原因，此时二十八岁的青年中学老师刘心武，当然没有“历史问题”，所以不必担心被当做“历史反革命”揪出来。不过，他却十分害怕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因为当时稍有不慎，说错一句话甚至没有说错话也会被人“上纲上线”，而日记、书信之类，更是“危险品”，许多人只因日记、书信中的一句话便成了“反革命”、“阶级敌人”。此时，他谨言慎行过日子，只求“不出事”。
那时他还是单身。一天，比他年长的同事夫妇请他到家里吃饭，在同事家的书架上，他发现有本“文革”前出版的一位埃及作家的小说《日子》。同事两口子老家是云南的回民，在“文革”初期“破四旧”时没等红卫兵上门抄家，主动处理了许多图书，可能由于家中前辈好几位都曾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过学，而《日子》描写的恰是爱资哈尔大学的生活，所以还是冒险将此书悄悄留下。他与同事夫妇是彼此“信得过”的朋友，就从他们家借回此书。那时候，只有“信得过”才能彼此借书。
回到宿舍，当他打开这本书时，突然从中掉出一张折叠得很薄的纸，未加考虑，便展读起来。原来是云南老家一位亲戚寄给同事两口子的一封家信，末尾注明的时间是那一年的春节。但是，“我读完不禁从床上惊跳下地，把信凑拢电灯正下方又读了一遍，心里马上乱了”，因为“那是一封报丧的信。告诉他们家乡那一片地方在1月5日深夜发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几乎都塌光了，压死了很多人。信中还一并列出了与我那位同事及爱人有关的一个名单”。名单很长，前面开列的是类似哥嫂侄甥叔姨舅那样的至亲，后面则是一些邻里同窗，最后说还有许多受伤者，“兹不详赘”。
“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捏着一封别人的信，呆立了很久，惊诧莫名。云南1月5日真的有那么大的地震发生吗？报纸上没那么报道过，广播里没那广播过。”如果真的发生了地震，“光与他们两位有关的亲友就死了那么多，那地区一共该死了多少人呢？”“在‘文革’时期，像我这样的普通中国人，被一种‘革命思维’所训练，那思维逻辑里，不要说人祸一定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就是天灾，也应该是资本主义国家首当其冲。我们这边即使偶有天灾，也终究是人定胜天，怎么会死掉那么多人？而且，报上没那么说、广播里没那么播，那事情就应该是没有。散布、传播报纸上广播里没有的消息，便一定是造谣。造谣不仅可耻，而且有罪。再说，革命者应该懂得：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应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算真的死了那么多人，这封信竟只是纯客观地报道死讯，写法也成问题。”
该怎样处理这封信，刘心武非常为难，以至于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理解一封信何至于此，把信还给人家，说明无意中看了私信，道个歉顺便问候安慰一番不就行了？但在那个非常年代，“正常”行为往往会铸成大错。他与这位同事彼此“信得过”，但在交谈中他们从未对刘提起过家乡的地震、亲人的死亡，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说出这些，“现反”无疑，他们和写信者都将被“专政”。现在，同事、朋友中交谈这类事太正常不过，但在那时就是“犯罪”。刘心武也知道，如果他把信还给同事，同事夫妇一定会紧张万分，因为这种内容的信已被别人知道，若再扩散，他们的结果一定不好。很可能，同事会为有他人知道这封信、自己是否应向“组织”上交这封信而左右为难，如果上交，自己可能没事，但肯定会连累写信的亲戚。
他们是否记得这封信夹在书里？刘心武也没有把握。随后的几天，他注意观察，同事的眼光并未和他对接，也未主动接近他。他主动凑到同事身边几次，甚至小声说：“那本《日子》挺有味道……”但同事完全不接这一茬儿，眼神木然，并无探询成分。他断定，同事完全不记得把信夹在书中了，但又想同事的妻子可能会想起此信，没准会向他问及。但过了一周，他们夫妻二人均未提过此信，于是，他决定不提此事，把信夹在书中不动声色到同事家里，径直把书插到书架。但临到行动时，又犹豫起来，因为搞不好会弄巧成拙，问题反而复杂化。思来想去，他最后把书还给他们，却把信悄悄烧掉了事。“这样他们就永远不会因为我看到了他们的私信而产生任何一种心理反应。我将永远守口如瓶，是的，我只看过《日子》，而没看到，也不晓得，那一年的1月5日在云南发生过那样可怕的地震。”（刘心武：《我是刘心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251页）
刘心武没有提到或者根本没有想到，其实他当时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把这封信上交“组织”，这样他就“为革命立了一功”。如果他特别天真、单纯，就会这样做，因为可以完全“相信组织”、“相信革命”，当时这样单纯天真的人确实很多。如果他非常自私、狡诈，也会这样做，因为自己会由此得某些好处，当时这样自私狡诈的人也委实不少。但不论是天真单纯还是自私狡诈，结果却都一样，收信人和写信者将大倒其霉。他未将此信上交而是悄悄烧掉，说明他既不那样天真单纯，也不那样自私狡诈。不过，只要想起曾经悄悄烧掉别人私信，他总还是感到自己做了“亏心事”。
其实，他大可不必为此感到内疚。在那个畸形年代，这确实是“最佳选择”，不然，那两口子将长期惶惶不可终日。刘心武和他的同事只是普普通通的中学老师，并无“异端”思想，更无“窥测方向、以求一逞”的“狼子野心”，他们与其他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只想平平安安地过“日子”。然而，在“全面专政”的年代，“政治”一定要侵入一切领域，就是要干预寻常百姓的寻常日子，让平民百姓都没法正常过日子。《日子》中的一封普通家信就让刘心武如此焦虑不安的日子，确是最荒诞、畸形、难过、可怕的“日子”。所以，刘心武祈盼：“真实情况不再被封锁为秘密，日子不要再让它特殊而应使其永处正常状态，而像我曾做过的那种亏心事，越离得久的后辈们，越必须经过多层诠释，才能费劲地懂得，那究竟是为了什么……”
第28节：早请示，晚汇报(1)
早请示，晚汇报
在政治一定要侵入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是有段时间内每天都要实行的一种政治活动、仪式，即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或工作、学习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一天工作结束后或上床睡觉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晚汇报”最开始称为“晚请罪”，因为一天下来，工作、学习中肯定会有错误，耽误了革命工作，对不起伟大领袖，所以要“请罪”。但后来“上面”说“晚请罪”一词不太合适，带有宗教色彩，于是改称为“晚汇报”。
据当时的表扬报道，有的家庭自觉每天早、晚都全家一起“早请示，晚汇报”，但不论是否在家“请示”、“汇报”过，都必须参加单位、学校的集体“请示”、“汇报”。单位、学校的“请示”、“汇报”每天至少四次，即上午下午上下班、上学放学各一次，如在单位、学校食堂吃饭，每餐饭前都要有一次。但吃饭的时间总会有先有后，所以有些单位就变通规定可以自行按先后三三两两“请示”、“汇报”，整个吃饭时间，“请示”、“汇报”不绝，煞是好看。单位、学校的“请示”、“汇报”基本是以车间、商店、处、室、班级、排、班为单位，有重大事件、活动时则以厂、校、连、营等为单位。总之，平时是以“小单位”为单位，重要时刻是以“大单位”为单位。家庭妇女、社会青年等无业人员则要到居委会参加；体制虽不管这些人的饭碗，却要管这些人的政治，体制外的人也要被组织起来。用当时的话说，“专政”要落实到每一个角落，街道不能成为阶级敌人的防空洞。为了表示重视，有些单位还设置了专门的“忠字室”。
“汇报”、“请示”的基本程序是大家面对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由一人“领读领唱”（可能是单位的领导，也可能不是，仅因其声音洪亮、普通话标准，当然首先要“政治可靠”），先大声说道：“首先，让我们敬祝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时所有人同声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时大家将右手向右上方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然后，这位“领读”再大声说道：“敬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所有人此时同声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众人右手亦同时向上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祝愿完了，就是唱颂歌，或《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唱完颂歌后，就是读毛主席语录，由“领读”大声说道：“让我们翻到《毛主席语录》第×页，第×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大家齐声朗读。至于读几段，并没有严格规定，往往是一到三段，所读内容尽可能结合当天工作或当前形势。
如果这位“领读”者不是单位领导，有时单位领导会根据当天工作事先告诉这位“领读”应读哪几段语录。如要开“批斗会”，就读“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如果要完成某项紧急任务，就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如果要整顿纪律，则少不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晚汇报”时，所读大都是与批评、自我批评有关的语录。读完语录，活动才告结束。
这是“请示”、“汇报”的基本程序、内容，各地、各单位往往会有增加。如很多地方、单位都增加了跳“忠字舞”一项。对此，葛剑雄先生的回忆十分生动。他在1968年冬得了急性阑尾炎，住院开刀后，只第一天早上经过说明情况被免去“早请示”，但因负责此事的工宣队认为这不是大手术，“早请示”、“晚汇报”是关系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态度问题，所以开刀当晚还是被迫到“忠字室”作“晚汇报”。以后每天的“请示”、“汇报”自不能免，每次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后还要读大段毛主席语录、唱多首颂歌，差不多要二十多分钟。可怜刚动完手术的他每次只得尽量张大嘴以表示自己在念在唱，尽量压低声音以减轻腹部震动，同时将右手按在刀口上减轻疼痛。但跳“忠字舞”时就无法手捂刀口，而且跳来跳去身体必然震荡，刀口自然痛得厉害，幸得医生照顾，以刀口发炎、尚未愈合免去了跳“忠字舞”这一节。（葛剑雄：《病室忆旧》，《文汇报》，1997年11月2日）
开刀住院都不能不“请示”“汇报”，可见对此要求之严格。而《人民日报》五七干校则要求在“晚汇报”的仪式结束后，还要写一天总结，曾参与《人民日报》创办、彼时尚被批斗的李庄先生回忆说：“早晨比较好办，对着毛主席像，排起队来，念几条语录，不外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类，用以规范全天的行动。难的是‘晚汇报’。要写出书面材料，包括今天办了或遇到什么事情，当时有什么作为和想法（即林彪所说的‘一闪念’）。把这两条写清楚，已经不大容易。更难的是必须找一条对口的语录，看伟大领袖对这种事情的教导，要非常贴切，要对症下药。”（李庄：《三上干校》，《在“五七干校”的日子》，第126页）
第29节：早请示，晚汇报(2)
在农村，同样要求要以生产队或自然村为基本单位来“早请示，晚汇报”。但以我在农村插队几年的经历来看，农民毕竟“落后”，实际上在大多数乡村很难长期执行，往往只是在有重大事件或工作组进村后，才会有象征性活动。
有时，还会强要外宾也来这套“请示”“汇报”。时任外交部阿尔巴尼亚语主要翻译的范承祚回忆，1968年初春，他奉命陪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到天津参观访问，在这种“表忠心”、“献忠心”的场合，纳塔奈利也举手挥动《毛主席语录》，但是天津市外办的军代表让大使像中国人一样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时，这位大使却不愿意。这位军代表便一再要范承祚“提醒”大使，但范氏认为不能强外宾所难，于是对军代表说：“人家对自己的领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礼，为什么要对毛主席像三鞠躬呢？”军代表回答说：“霍查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领袖。”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专门开会，要外交部“立即下指示，通知各地，以后不准让外宾搞‘四大件’”。所谓“四大件”，即唱《东方红》、读《毛主席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向毛主席像三鞠躬。（范承祚：《风范长记 教诲长铭——回忆我给毛泽东、周恩来做翻译的岁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总第96期）
然而时间一久，“早请示，晚汇报”还是渐渐流于形式，祝愿声、语录声和歌声越来越小、越来越快，右手上挥也变成轻轻一抬。陈四益先生当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他回忆说：“我至今记得‘大师傅，惹不起’这句话，是因为不知道哪本书或哪篇文章里说，这是毛泽东在什么场合说过的，所以‘文革’之时复旦大学的‘小将’们将它发掘出来当作了‘最高指示’，每进食堂，都要念上一遍，然后‘三呼’万岁。那原因是因为餐前念语录、呼万岁已成程式，而这段‘指示’只有六个字，比其他长长的语录简洁得多。”（陈四益：《一个人与一句话》，《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6月9日）为了能尽快吃饭，居然能“发掘”出这样一条字数最少、其实不知真假的“语录”，如此“务实”而又不触犯“天条”，端的是“海派风格”最佳体现。
1971年“9·13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乘势批判“极左”，纠正了一些“左”的作法，源于部队的“早请示，晚汇报”终因“形式主义”渐停。但不久传达了“林彪的实质是极右”的“最高指示”，批判“极左”被紧急叫停，而一再强调要继续“批右”，强调要“反复辟”，一些短暂被停的“左”的作法又被称作不容否定的“新生事物”重新恢复。不过，“早请示，晚汇报”却没有恢复，或许因为在批判林彪罪行时有人指出：“永远健康”实际上就是“万寿无疆”；试想，一个人永远健康和万寿无疆有什么两样？不就是万寿无疆吗？所以“万寿无疆”是假，“永远健康”是真；这充分反映了林彪利用“早请示，晚汇报”妄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平起平坐、急于篡夺最高领导权的狼子野心！
不管怎样，免去了几年来一天数次的“请示”“汇报”，使“生活”的这短短时间终能摆脱政治无时无刻不在的管制缠绕，大家都有如释重负之感。
第30节：曾经这样“表演”
曾经这样“表演”
“文革”刚刚结束时候的相声《如此照相》曾轰动一时，姜昆由此声名鹊起。直到现在，人们谈起相声曾经有过的辉煌，还总是以此为例。不过，现在偶尔重播这段相声时，没有经历过“文革”荒诞时代的新一代虽也哈哈大笑，但总认为这只是一种艺术的夸张。的确，非亲历者很难相信，买东西时买卖双方都要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才能交易；有时，正如《如此照相》那样，甚至每说一句话对话双方都要背一段语录；而诸如问路、打电话等，彼此也往往要先背语录然后才能说话。
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此情此景”我当然记忆犹新。但生活的荒诞有时竟超出想象，我确实没想到，当时在外交场合居然也曾经这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杂志，在2003年第1期刊登了那时在外交部工作的李达南先生《我所知道的周恩来与十年浩劫中的外交》一文，回忆了那种后人可能哑然失笑、而亲历者可能会有不堪回首之感的怪状。
李达南先生回忆说：“1967年12月17日，周恩来在接见学生时说：毛主席语录不要乱用，不然就没有什么针对性了。那天我到钓鱼台（国宾馆）陪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吃饭，刚坐下，服务员就读‘一切魔鬼统统都会被消灭’那条语录，你这样做就等于骂他。巴基斯坦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这样做不对，牛头不对马嘴。吃饭时也读语录不恰当。每个民族都有民族自尊心，强加于人，适得其反。”服务员背的这条语录是毛泽东1964年11月发表的《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中最著名的一段，当时多数人都背得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统统都会被消灭。”这篇回忆文章没有说那位服务员是用中文背还是外语背，如果是用中文，是否译为外语，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听懂了没有，反应如何，等等。巴基斯坦是我国的友邦，也一直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巴基斯坦后来才能成为中美“破冰之旅”的秘密渠道。周总理当场的尴尬，可想而知。否则，他不会在“文革”最激烈的1967年劝红卫兵“不要乱用”毛主席语录，在当时这可是要冒相当风险的。虽然贵为一国总理，却也只能如此委婉相劝，委实无奈。
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性改变。当时“红卫兵小将”在北京街头遇到外国人时往往强送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输出革命”的一部分，引起外宾反感。但在“左”的影响下，我国外交人员居然也如此“强送”，影响更坏，毕竟，红卫兵只是“群众组织”，而外交官则代表国家、政府。所以当1969年夏回国参加“文革”的驻外大使们陆续返回所驻国时，周恩来利用接见他们的时机，针对“文革”以来外事活动中对外滥送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等情况，特别向他们强调要善于做对外宣传工作，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一定要注意别国国情，要慎之又慎，等等。
当时，所有的报刊头版每天都要登一条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新华社出的内部刊物《参考资料》也不例外。1970年9月2日，周恩来对外交部等单位的领导成员说，《参考资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条毛主席语录？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针对性很难办。后来经过外交部领导研究，并请示了毛泽东，才从9月5日起不登语录。今天看来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当时连总理都不能决定，必须小心翼翼地请示主席才能最后拍板，足见兹事体大，非同一般。
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处理的国家大事何可胜数？文中所述从1967到1970年这三年间他严谨慎重地处理的这三件事情，相比而言可谓不足挂齿的小事。然而，唯其“细小”，则更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的氛围，反映了周总理当时的处境之艰难。现在，人们很难理解为何曾经如此。其实，在执意要“全面专政”的年代，几乎没有私人领域，官方政治话语就是要力图渗透、侵入、掌控从政治生活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日常生活也充满一种具有“神圣”色彩的表演性政治仪式。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德国思想家卡西尔对这类表演性政治仪式的功效和目的就作过入木三分的分析：“它们就像我们在原始社会里所看到的仪式一样固定、严厉和不可抗拒。每一个阶级、每一个性别、各个年龄，都没有自己的意志。不表演一种政治仪式，谁都不敢在大街上行走，谁都不能招呼自己的邻居或朋友。就与原始社会一样，忽略一个规定的仪式就意味着痛苦和死亡。甚至在年幼的孩子那里，这也不能仅仅看作是一种疏忽罪，它成了反对领袖和集权国家威严的一种罪行。”“这些新仪式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该仪式的不变的、统一的、单调的表演更能销蚀我们的全部活动力、判断力和批判的识别力，并攫走我们人的情感和个人责任感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人都必须参加这种表演，“他们表演着同样规定的仪式，开始用同样的方式感觉、思维和说话。他们的姿态是强烈而狂热的，但这只是一种做作的假的生活。事实上，他们是受外力所驱动的。他们的行动就像木偶剧里的挂线木偶，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剧的绳子，以及人的整个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绳子，都由政治领袖们在那里牵动。”（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7页）
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我们日常生活最明显的影响之一、最有意义的成果之一，就是政治渐渐从日常生活的领域退出，人们开始享有更多的生活的自主性。
第31节：尽管言“汉”，未可称“国”
尽管言“汉”，未可称“国”
在声势空前的传统文化热中，消逝已几百年的汉服也被从历史的箱箧中重新翻捡出来，为五彩缤纷的服装之苑增添了一个小小的“亮点”。“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此事本来无可厚非，甚至因此使我们的着装又多了一个“选项”、令我们的服饰更加丰富多元而值得称许。然而，某些汉服爱好者、提倡者表达出来的那种天朝上国、华夏中心的价值观念却不能不令人深思；而有人进一步要求将汉服定为“国服”，则期期以为不可。
衣服本来的功能只是遮身蔽体、保暖防寒，但在历史中又演化出了政治、审美的功能。在传统社会，服饰的政治功能被突出、强化，成为统治者治民的重要部分。对“民生”来说，穿衣戴帽是最平常但也最重要之事，所以传统文化要从“发生学”的意义将其神圣化，衣帽鞋袜的创始者都是黄帝等圣人。《易经》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管子》说“衣服，所以表贵贱也”，《白虎通义》提出，圣人之所以要“制衣服”，除了“蔽形”以外，主要是为了“表德劝善，别尊卑也”。历代王朝都有“车服制”、“章服品第”一类对着装等级制度的严格规定，早在周代即产生了比较完整的衣冠制度，自天子至大夫、士卿，服饰各有区别定制。至魏晋时期，王公贵族虽然“服无定色”，但仍有八品以下不得着罗、纨、绮等高级丝绢织物的规定。唐代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开放的时代，但从唐高祖李渊起就正式颁布衣服之令，对皇帝、皇后、群臣百官、命妇、士庶等各级各等人士的衣着、服饰、配饰诸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总之，中国古代服饰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所谓华夏衣冠之治中，衣冠服饰是尊卑贵贱等级序列的标志，不同等级享用不同的款式、质地、颜色、纹样，任何人都不得僭越。今天人们所推崇的“汉服”，实际只是传统社会中少数上等人的服饰，广大“引车卖浆者流”，决不能像孔乙己那样穿长衫，只能如阿Ｑ那样着短装。
服饰对内的政治功能是等级制，对外的政治功能则是作为天朝上国、华夏中心的象征。《左传》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故后人将“汉服”视为文明的标志，以“衣冠文物之邦”自诩，以“衣冠上国”自居。西晋末，晋元帝渡江，中原士族相随南逃，史称“衣冠南渡”。与“衣冠”相对的是“被发左衽”，是非汉族即非“华夏”的夷狄的符号，野蛮的象征。《汉书·匈奴传》说道：“《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是以圣王禽兽畜之”，“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威，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及其国”。“被发左衽”与“人面兽心”并列，对“非衣冠”的歧视何其深也。
以“夷狄”入主中原的清王朝以血腥手段强迫汉人易服来表示对其“臣服”，服装成为表示对一个王朝忠诚或反叛的问题，“穿，还是不穿”成为“生，还是死”的大问题。清王朝同时又秉承华夏“衣冠之治”的传统，制定了种种有关穿靴、戴帽、着装、佩饰的烦琐规定，维持等级森严的统治。服装政治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仍大为盛行，服装成为“革命”与“不革命”的重要标志，在“文革”中几乎只有工作服、蓝中山装和绿军装成为被允许的“革命服装”。改革开放是思想观点大解放，也是服装大解放，人们重有穿衣戴帽的自由。但在80年代初，喇叭裤、牛仔裤仍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而遭禁，终经开明者以敦煌飞天壁画论证喇叭裤是中国“民族服装”而不是“西方没落腐朽”的外来品，牛仔裤本是“美国劳动人民的服装”而不是“资产阶级奇装异服”而最后开禁。此后，服装的政治化倾向迅速淡出。
然而，现在一些汉服的提倡者却再度将服装政治化，提出“华夏复兴，衣冠先行”，“恢复华夏服饰，重建衣冠上国”，“是我们不断在寻找的民族归属感和文明标志的符号”，“汉服只是一个载体，悠远的华夏文化才是我们真正要复兴的”，“重建民族自尊、寻回民族自豪、复兴华夏文化、重塑中华文明，就是我们参与汉服运动的初衷”。并且，主张将汉服定为“国服”，“国服是一个国家的外在象征和代表，就像我们的黑头发、黄皮肤一样，是我们民族的标志。国服的确立，也意味着民族自信和自尊的确立。”
于是，服装问题重新上升到“爱国”、“民族复兴”的道德、政治高度，在这种话语的隐喻中，不着汉服者自然居于“不爱国”、不参与“民族复兴”的道德、政治劣势。而且，主张将汉服立为“国服”者似乎忘记了中国还有其他五十多个民族，虽然人数少得多，但其权利与汉族不应当是完全平等的吗？
千百年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们才逐渐摆脱了“服饰政治化”观念，服饰成为个性表达、选择的最好形式之一。今天，重倡汉服不应是对个性的否定。宽衣博带、长裾雅步的汉服与西装、中山装、牛仔裤、中国其他民族服饰等各色服装纷然杂陈、供人平等选择，洵为社会多元、进步的标志之一。
第32节：矿难与工会(1)
矿难与工会
近年矿难频频，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每次事故发生后，政府有关部门都非常重视，要求相关企业、行业普遍“整改”，严格进行安全大检查，甚至停产整顿、排查安全隐患。然而，时隔不久甚至政府指示的余音未消，一起起矿难仍接二连三发生。仅2004年最后两三个月，较大的矿难就有：10月21日河南太平煤矿瓦斯爆炸，一百四十八人遇难；11月20日河北沙河铁矿井下大火，六十八人遇难，伤五十一人；11月28日陕西铜川煤矿大爆炸，一百六十六人遇难；12月1日贵州六盘水盘县淤泥乡说么备煤矿瓦斯爆炸，十六人遇难；12月9日山西省阳泉市盂县南娄镇大贤三坑煤矿瓦斯爆炸，三十三人遇难；12月12日贵州思南县许家坝镇天池煤矿发生透水事故，三十六人遇难；12月19日四川省宜宾兴文县银方煤矿发生瓦斯中毒事故，十四人遇难；12月22日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一乡镇煤矿发生窒息事故，十三人遇难……
严酷的事实说明，矿难已非“偶然”，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因此引起了广泛关注，各方纷纷探讨导致悲剧的原因：如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和设备隐患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等人为因素，即人的不安全行为引发了事故，说明人的素质低下是不安全行为的根源。设备、技术落后自然也是矿难频发不能忽视的因素。政府有关部门为了“政绩”，甚至由于与煤矿有直接的利益关联，而对非法开采监管不力、执法不严，也确是重要原因。国营煤矿领导或私人矿主千方百计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置矿工生命于不顾……这些当然都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维护矿工权益的组织——“工会”的缺席。
对这些矿难，许多媒体都作了详细报道，但均未提到工会的作用。其实，在大多数私营小矿中，根本就没有建立工会，在与矿主的关系中，“一盘散沙”的矿工自然处于弱势地位，根本无法就安全、待遇等问题与矿主谈判。而更引人深思的是，大型国有矿山企业都有工会组织，但在这些问题上同样未见其有“话语权”，从对大型国有企业陕西铜川的陈家山煤矿矿难的报道中就足见此点。
陈家山煤矿的安全生产条件在中国的煤矿中已属较高水平，采、掘机械化程度分别达到100％和75?5％。井下还安装了电子监测头，从地面的调度室就能直接了解到工作面的情况。据有关媒体报道，一些矿工对记者说：“11月23日，415工作面就着火了。我们不想下井，可领导说，如果你不下井，明天交一百块钱罚款给财务科；明天如果不交，后天你就不用来上班了，说开除就开除。”“着火的当天，（矿务）局里来人检查，他们还差几百米就到着火的415工作面，就没再往前走——他们也害怕，可还是逼着工人干活——是一边灭火一边干活。”另一位参与11月23日井下灭火的矿工说：“火一直没灭干净。我当时还跟我的老乡说，非出事不可，你要注意安全啊。这次事故是在我预料之中的。”井下每一百米左右就有一个瓦斯检测仪，瓦斯浓度一旦超标，检测仪就会报警并自动切断电源，但该矿“有时每个班报警七八次，为了不影响生产，领导就让用衣服把检测仪盖住，或者断电后强行关电继续生产。”
事实上，在事故发生一周前瓦斯检验员就发出了危险警报，从11月20日开始，他就发现井下的瓦斯含量超标，最高的时候达10％。而按煤矿安全生产规范规定，采风回风巷、采掘工作面回风巷风流中瓦斯浓度超过1％或二氧化碳浓度超过1?5％时，就必须停止工作，撤出人员。检验员的报告当天就报到了矿上。但矿长只关心“今天的产量多少”，始终未提及瓦斯超标之事。在第二天的安全生产学习会上，检验员将瓦斯超标的消息悄悄告诉了工友，大家都希望能停产整顿。但矿上一直没有下达停产整顿通知，终于酿成大祸。
第33节：矿难与工会(2)
在这个过程中，工会没有起任何作用，也根本没有人想到要向工会反映安全问题，足以说明工会在此实际形同虚设。这是陈家山煤矿的情况，但又远不止是该矿的情况，而是带有相当普遍性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工会在我国的地位其实一直不甚明了。
建国之初，老共产党员邓子恢在1950年夏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公营”企业中工会也应该以“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自身利益”为基本任务，工会不能成为厂方的附属机关。邓子恢的观点在最高领导层引起了激烈争论，有观点认为国营企业中工人利益与厂方利益基本一致，故指责邓的观点是“机会主义的原则和理论”；而时任“全总”副主席、党组书记的李立三则在1951年秋对邓的观点表示支持。但这年底，邓、李的观点被指责为是从分配出发，不是从生产出发，代表落后工人，是“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受到严厉批判和处理。虽然在三十年后的1981年，他们被平反，但几十年形成的传统与思维定式使工会的地位、作用在实践中一直未能妥善解决。
尽管1992年通过的“工会法”明文规定：“工会发现企业行政方面违章指挥、强令工人冒险作业，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现明显重大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有权提出解决的建议；当发现危及职工生命安全的情况时，有权向企业行政方面建议组织职工撤离危险现场，企业行政方面必须及时做出处理决定。”但不断发生的矿难说明这些条文并未得到执行。
有工会组织，也有相关的条文规定，但矿难的层出不穷说明工会实际上的“缺席”相当普遍。制定有关条文固然重要，但贯彻执行更为重要。有关条文之所以得不到贯彻、执行，根本原因在于现在的工会实际仍是企业的“附属机关”，在大企业中工会领导变成一种相应行政级别的职务安排，在这种结构下“工会章程”、“工会法”中规定的种种职能中维护职工权益的重要职能很容易被弱化。
看看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吨煤死亡率现在远远低于我国，这当然与其科技水平有关，但与其工会组织的作用更有关系。揆诸历史，这些国家在工业革命时期矿工状况可能更加悲惨。正是从19世纪中叶起，各种工人协会开始建立，经过长期合法争取，状况渐渐改善。
最早产生工业革命的英国，在这方面自然走在前面。19世纪30年代，劳动者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对付“老板”剥削迫害、才能确立平等原则的信念在工人中间开始传播。对19世纪最初几十年英国政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边沁的强调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功用原则”（utility），被引用到生产领域。既然政治体制是一个有机整体，就不能漠视居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权利问题。边沁的理论认为政府不应该无视巨大的贫富差别，应通过议会改革来实行相应的社会政策。但1832年英国的国会改革却将工人排除在选民之外，从而引发了一场工人阶级的国会改革运动，即著名的宪章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工人阶级开始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工会”或“工人协会”，作为一个整体与资方、政府谈判。宪章运动的最终目的虽然暂时没有达到，但也迫使国会做出某些让步，如颁行十小时工作制，对劳动者的权益开始有所考虑。从19世纪40年代起，法国、意大利、德国等都兴起了长达数十年的结社运动，迫使资方或政府不能完全不顾劳动者的基本要求。
事实说明，当时西欧诸国社会矛盾极其尖锐，一触即发，但由于各国先后对各阶级、阶层的利益作了理性调整，虽也经过种种震荡，最终还是在体制框架内使矛盾得到缓和，社会基本稳定。值得重视的是，工会的强大不仅没有“颠覆”这些国家，反而因其使社会矛盾得到缓解而使国家更加稳定、巩固。
现在，我国曾有学者认为如果工会真正强大将影响生产、影响效率，增大“交易成本”，并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论据。但这些矿难说明，工会的缺席短期可能会“增产”、“增效”，但却极易引发巨大灾难，最终使“交易成本”大大增加。推而广之，这其实也是现在经济发展迅猛，但社会矛盾却日益尖锐的重要原因。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开始迅速分化，利益分配间的矛盾更形突出，利益协调成为紧迫课题。不同阶层要在一个社会和谐相处，必须公正协调彼此利益。在利益调整过程中，代表各自利益的种种协会等NGO组织十分重要，而对相对于资本、政府而言居于弱势的群体来说，能真正代表其利益、维护其权益的如工会一类组织、机构更为重要。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如果一方力量过弱，利益分配必然严重失衡，这恰恰是社会冲突、动荡的根源。
建设和谐社会确是我们的理想，在和谐社会中，社会各阶层、各种社会力量通过“自组织”彼此监督、制衡，互相协商、协调。在这种社会机制中，社会的不平与弱势群体的疾苦可以得到缓解，利益冲突、社会矛盾可以在理性、法制的秩序下通过协商、谈判得到解决。如果没有这种机制，没有各种社会组织，一旦社会不平加剧，不是出现“群龙无首”的“群体性骚乱”，就是有人以“替天行道”者自居“聚众闹事”，并极易博得广泛同情，小则引起社会不安，大则激发社会动荡。
总之，矿难频发的关键在于工会的作用“不到位”，而工会的“不到位”则源于民间社会的不成熟、不发达，源于工会缺乏独立性。事实说明，社会组织的丰富，民间社会的成熟发达是社会和谐最重要的基础。
第34节：西南联大传奇的生成与接续(1)
西南联大传奇的生成与接续
陈寅恪在课堂上用他的江西口音讲隋唐和魏晋南北朝史，既不看书也不看讲义，张口就引各种古书中的原话，果真是博闻强记，确有“信口开河”、不用任何教学大纲的本钱；钱穆与雷海宗好像在打擂，同时开讲作为全校公共必修课的“中国通史”，各有自己一套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学生可在二者中任意挑选；陈受颐的西洋史讲了一年连古埃及都没讲完；向达的印度史两个学期其实只讲了中印关系史；一个年纪稍大的学生总在金岳霖的逻辑课上与他抬杠辩论；钱锺书聪敏博学过人，讲课时有些地方并不讲明而是故弄玄虚，只有很聪明的学生才能体会明白，反应迟缓者往往莫名其妙；陈福田的西洋小说史只从17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笛福开始讲起，而且此公课堂上还时时关心现实、分析战局，教学章法全无；明清史大家郑天挺的课却讲得非常系统，一二三四ABCD政府组织经济体制……这是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回忆自己当年在西南联大求学时的情景。
西南联大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个传奇。在那“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艰苦岁月，在物质匮乏、条件简陋异常的情况下，一群流亡他乡的师生，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学术成果，双双成就斐然，确实有如传奇。传奇是如何生成的？其中秘密何在？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在某种程度——很可能是最重要的方面——给了我们答案。
据他回忆，“联大教师讲课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而且还没有播音员抑扬顿挫有味道，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教师如此，学生又如何呢？“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由于生计所迫，许多学生都要打工、兼职，一些人还到外地工作，到考试的时候才回来，甚至有人不见了也无人过问。而许多物理系、化学系的学生之所以也选修郑天挺先生的明史，只因他的课最容易通过，凡选修者考试至少七八十分，为“凑学分”也。
这种自由散漫，使人想起传说中的雅典学园。而这也是西南联大成为传奇的秘密所在。
余生也晚，是1978年秋在拨乱反正之后考入大学的。记得刚入大学历史系时，就听说了这样一个经典段子：整个中国古代史的课上下来，中国不断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因为有的老师信服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说”，有的信服以李亚农、唐兰等为代表的“春秋封建说”，有的信服以郭沫若、杨宽、吴大琨等为代表的“战国封建说”，有的信服以白寿彝、金景芳等为代表的“秦统一封建说”，有的信服以侯外庐为代表的“西汉封建说”，有的信服以周谷城为代表的“东汉封建说”，有的信服以尚钺、何兹全等为代表的“魏晋封建说”……虽说这只是个有些夸张的段子，但起码我在大学上课时，包括选修课在内，古代中国确实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了好几次！而且，这些观点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范、翦、吕、郭、侯、尚等都是公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家甚至奠基人，你能说他们只有哪一位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而其他人则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
第35节：西南联大传奇的生成与接续(2)
在随后的课程中，我们知道从古代史到近代史几乎所有重大的问题，如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都有非常不同的学术观点，争论不休，热闹非凡。而且，多数老师在考试时并不强求学生一定要赞同自己的观点，只要能论述清楚、自圆其说就行。史学如此，中文、哲学、经济、法律无不如此。
学派林立，老师完全讲自己的学术观点，这正是大学的精神魅力之所在，是大学教育与高中教育最重要、最本质的区别所在。而大学生正是在这种“知识不确定”的学习、获取过程中，感受到知识探索的乐趣，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惯，培养自己独立分析、判断、研究的能力，激发出自己的创造力。但经过多年应试教育训练，不少大学新生往往一时不能适应这种变化，摆脱不了从小学到高中培养的学习习惯，还把大学当作高中，总想死记硬背“标准答案”，面对林林总总琳琅满目的学术观点、派别反而一片茫然。所以，不少大学老师都感叹大一新生其实还是“高四”，相当多的大学生实际是从大二才真正开始大学的学习生活。
然而，这种精神的魅力、探寻知识的乐趣、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现在却有中断之险，因为教育部准备在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实行全国“统考”，除外语、政治外，对以前由各校自己命题的专业基础课，由教育部制定考试大纲并由教育部统一命题。在2007年硕士研究生考试中，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心理学专业基础综合、历史学基础率先作为这种“统考”的试点。一旦试点成功，即将“全面开花”。统一试题，统一标准答案，考研将蜕变为高考。现在，连对大学本科招生“统考”的批评早已不绝于耳，而且教育部也早已允许各地自主出题（虽然还没有达到不少人提出的由一些高校自主出题的要求，但在中国现实情况下，笔者亦认为目前“高招”由高校自主出题的条件尚不成熟），教育部在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却反其道而行之，要将各校自主出题改为统考，不能不使人深感遗憾，不能不使人深深忧虑。
因为考试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一旦“统考”，就将有统一的标准答案，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很难在标准化考试中表现出来，大学生的学习将围着“统考”转，将如高考一样死记硬背，大四将变成“高七”，大学生的创造性将就此被扼杀。
由于研究生考试政治、外语一直实行统考，所以火热异常的考研辅导班主要以这两科为主，形成规模庞大的“考研经济”。如果专业课也实行统考，各科“考研经济”将同样火爆，现在一些在名牌大学历史系任教的老师已有人接到考研辅导班的邀请，许以高价。而一旦利益格局形成，再要改变就更加困难。
走笔至此，自然又想起西南联大。著名的生化学家邹承鲁院士毕业于西南联大，一次接受记者访问，记者问他：“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就是两个字：“自由。”著名历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当年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在《上学记》中深有感触地写道：“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如果造就的是“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最终“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提高民族创造力”将更无从谈起。大学的学术标准与自主性
在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中，大学具有重要地位。受过高等教育者所占人口比例，大学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排名、所发论文引用率的高低……均被视为一国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而大学水平、质量的高低，无疑与大学的体制，即体制是否能保障大学的学术标准、水平和办学的自主性，密切相关。
第36节：西南联大传奇的生成与接续(3)
哈佛大学是举世公认的名校。1969年，哈佛大学名教授基辛格要出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仍想保留受人尊崇的哈佛教职，哈佛大学却对他说“不”。在官职与教职中，他只能选择其一，而不能兼得。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位置炙手可热，大学却不愿他兼职并可对他说不，显示出大学的自主性和纯洁性。与那种“官本位”国家许多名牌大学竞相以种种办法“礼聘”高官到大学兼职，并引以为荣，形成鲜明对照。
其实，以学术为唯一标准并坚持大学的自主性，也曾是我们一些大学的传统
五四运动中，北大一些学生被北洋政府逮捕，北大校长蔡元培公开表示：“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并多方奔走，挺身营救被捕学生。营救成功后，他便辞去校长之职，并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抗议政府对他治校的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
1936年和1948年前后，国民党政府曾数次到清华大学捉拿反政府的学生，校长梅贻琦事先得到人员名单后立即通知学生躲避，使很多学生免于遭到逮捕。40年代，国民党为加强党化教育，加紧对大学的控制，强调课程、教材的统一。针对这一情况，梅贻琦主政的西南联大教务处拟定《教务处会议呈常委会文》(这份决议由梅贻琦转呈教育部)指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唯此以往，则大学直等于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以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不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这篇文章虽然不出自梅贻琦之手，却表明了他坚持学术自由的决心，即使顶头上司教育部违背这一原则，他也毫不留情地抗争到底。
1946年8月，吴晗回到了清华，受聘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此时他的左派言行已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8月16日，教育部接到有关当局指令，因此立即密电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要他“密切注意”吴晗，说“共党分子吴晗前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自六月初旬来沪后，其活动颇为积极，在学界活动尤烈，常至各大学校及左派之群众集会作公开讲演吸收青年。兹悉该吴将于八月初旬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所以要清华不再聘吴晗为教授。但是，梅贻琦对教育部的指令置之不理，仍以学术标准为唯一标准而不管吴晗的政治观点是左是右，坚持聘吴为教授，教育部也奈何不得。
哈佛是私立大学，“不买政府的账”还说得过去，而北大、清华是国立大学，主要由政府拨款、出资，蔡、梅竟也不同意政府干预，依现在的观念颇有些“匪夷所思”：学校是政府办的，政府当然有权要怎样就怎样。然而，在蔡、梅和当时的社会观念中，大学是公共机构，政府有责任出资办学，但具体怎样办学，则应由专门人才主管，政府不得随意干预。当然，除了观念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结构存在着一个相对强大的民间社会，有民办大学、教会大学的竞争，有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这些都是大学能保持相对自主的因素。
当教育资源完全由国家掌握、没有民办大学的竞争，大学实际成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下属行政单位时，大学很难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和办学自主性。现在，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以前一般是局级，近年少数大学校长升为副部级），自然首先是对行政的上级负责。曾任北大校长助理的张维迎在《大学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一书中深有体会地说：“一个政府主管部门的处长，可以随时召集大学的校长去开会，可以训令大学校长，大学校长没有一点办法，因为你的经费来源都是由他拨的，得罪不起。”据他所说，北大在1999年曾把社会科学部和科研部合并成一个部门，但有关部门就不高兴，“你把社会科学部合并了，如果其他大学都效法，那我以后干什么？所以你合并社会科学部，我就不给你科研经费，北大后来被迫又把它分开。”以北大的地位之尊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学校。因此，才会有各校（甚至最著名的大学）竞相聘请高级官员到学校任教、兼职之怪现象，因为所请官员级别越高，学校能得到的各种优惠资源越多（包括声望也是一种资源）；也因此才会有各高校竞相给各级官员滥发滥卖文凭，不但不以之为耻，反以之为荣。
第37节：语言冲突与社会鸿沟
教育史早已证明，大学水平、质量的高低，是否富于创造性，关键就在于制度能否保证大学以学术为最重要标准，保证大学的办学自主性。
语言冲突与社会鸿沟
有次看电视，正好看到辽宁队教练、中国篮坛备受尊敬的老帅蒋兴权在山东客场的赛后记者会上大光其火，厉声训斥一位记者。辽宁队此番客场挑战山东不是以十一分优势取胜么？取胜还如此怒气冲冲，定有忍无可忍之因。原来，当地一家媒体竟将他称为“骨灰级教练”！在记者会上他当然要与这位记者、这家报社“理论理论”：“今天我看了报纸，他们居然说我是‘骨灰级教练’！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我从来没有听说这种说法，恐怕世界上都没有‘骨灰级教练’一说。这位小伙子，你们在报纸上这么公开说话，可是折我的寿啊！”那位年轻记者连连解释道：“不是那个意思，我们那么说是尊敬您。”“什么？有这么尊敬的吗？骨灰啊，那是死人才有的。咱在这里把话挑明了，谁比谁先死还不一定呢！你们说我是德高望重，但也不能说我是骨灰级吧？”
看到这里，我也大吃一惊：“骨灰级”分明是最恶毒的咒骂，怎么是对人尊敬呢？怎能这样骂人，更何况被骂的是一向德高望重的蒋先生，这位年轻记者太不像话，报社主编也太不负责。不料一旁的儿子却也吃惊地说：嗨，原来他不知道，“骨灰级”是网络中对人的最高评价！就是形容一个人对某一派、某一事业最最忠诚，无论成败，就是变成骨灰也不背叛。
事后一查，原来“骨灰级”已是“E世代”常用词，大略等同于“我们”习用的“至死不渝”、“以身殉职”、“殉道者”、“最高级”等等，表示对一项事业的无比忠诚、永不反悔、永不背叛……一系列顶级赞扬。好莱坞著名演员尼克尔森是湖人队有名的超级球迷，一家报纸在报道时即说：“湖人的骨灰级球迷、影帝尼克尔森曾说，NBA的经理和教练们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演员。”无奈“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我辈人确难将“骨灰级”与崇高的赞美联系起来。虽然网络语言现在还是年轻人的“专利”，然而随着他们进入社会，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这种令“非网民”无法理解的“网语”将堂而皇之、越来越多地进入主流媒体。
同一个社会内将相当程度地存在“两种”语言，在很多时候，彼此说话正应了“鸡同鸭讲”这句俗话，不是听不明白就是误解，甚至引起激烈冲突，对社会和谐而言决非幸事，这次“骨灰级”事件，即是明证。蒋兴权教练与年轻的媒体记者间的误解、冲突，更多地是表明代际间差异和冲突；代际间的隔阂摩擦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或许还不是太大，如果同代人出现这种“鸡同鸭讲”的局面，后果就格外值得忧虑。
现在城市中有孩子上学的家庭大都有电脑；家里没电脑的，可到处处都有的网吧接触电脑；无钱经常光顾网吧的，中小学现在都有条件不等的电教室。一句话，生活在城市的孩子，从小就有条件摆弄电脑，已然进入“数字时代”。
不过，农村的孩子，尤其是贫困、偏远地区的孩子则远没有这样幸运。多数家庭没有电脑，更谈不上上网；相当多的学校连校舍都破烂不堪，当然更没有电脑。一句话，农村的孩子整体而言还无条件接触电脑，被挡在“数字时代”的大门之外。
大学的新生入学时，城市、农村开始“共处”，这种“数字时代”门里门外的反差便格外强烈。大学自然已经进入“数字时代”，从新生一入学就对学生进行“数字化”管理。许多学校的管理措施如注册登记、办借书证、办IC饭卡、到图书馆查阅书目等等，现在都是电子化操作。对来自城市的学生来说，这些都是电脑操作的ABC，根本不成问题。而相当多的农村学生则怯生生面有难色，在电脑面前手足无措，所以不少学校都指派高年级学生或青年老师在旁指点他们办理各种手续。在艰苦条件下能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在当地个个都可说是“天之骄子”，然而一入大学之门首先就受此当头一棒，感到一种“无声胜有声”的歧视，多数人的自尊心难免会受到严重挫伤，确令人同情。
如果说这只是来自生活中的感性认识，不足为凭的话，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发布的《2003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资源数量调查报告》则以权威数字支持了这种感性认识。这份报告显示，我国互联网络的发展很不平衡，华东、华北、华南三地区的网站数量就占全国总量的近90％。而网站数量排在前四位的省市依次是北京、广东、浙江和上海，这四个省市的网站数量竟占全国网站总数的56.8％，域名数量占全国域名总数的50.6％！差距之大，令人瞠目。
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或曰“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的流通渠道是否畅通，对信息占有的多少，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快慢和某一阶层社会地位的高低。在这触目惊心的“数字鸿沟”背后，是城乡的巨大差别，是社会结构“城乡二元化”的必然结果。在信息社会，这种城乡分裂的结构已然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事实说明，如果没有体制性变革削除这种由来已久的人为鸿沟，新技术带来的很可能是城市的片面发展反而加深这道鸿沟，强化阶层区隔，因为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则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阶层区分久而久之会形成不同的“文化”，而这种文化不同又会反过来强化阶层区分。如猎狐向为英国贵族喜爱，轻裘肥马，在随从和成群的猎狗簇拥下追猎狐狸，几百年来一直是贵族引以为豪的休闲运动。而平民百姓则没有骏马和成群的猎狗，只能以猎兔为乐。于是“猎狐”“猎兔”渐成为区分贵族和平民的文化符号。纵有“猎兔者”偶然进入“猎狐者”之列，也因谈不出一套套的“猎狐经”而如水与油虽共处一瓶而层次分明，无法交融。现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玩“超级玛丽”“魂斗罗”的城市小子已经长大成人，一路下来玩的是“红警”“英雄无敌”“星际大战”“新石器时代”“传奇”“魔力”等电子游戏网络游戏，这些“数字时代”的游戏已然成为他们重要的“文化”，是平日闲话的重要内容，说起话来不是“骨灰级”就是“PK”。《长春日报》曾经报道，长春市一个十一岁小学生交给老师的一篇日记这样写道：“昨晚，我的GG带着他的恐龙GF到我家来吃饭。在饭桌上，GG的GF一个劲儿地对我妈妈PMP。”不懂网语的教师看得一头雾水，但同学都知道这段话的意思是：“昨晚，我的哥哥带着他长得非常难看的女朋友到我家来吃饭。在饭桌上，哥哥的女朋友一个劲地对我妈拍马屁。”读了翻译，我也只得借用“网语”一句：“偶”真要“晕倒”，真“7456”！
而对电子游戏、网络语言不大熟悉的偏远地区的农村青年，不仅与城里的“E世代”趣味格格不入，开始时听他们说话可能都如听天书。据说蚂蚁就是凭“气味”来分辨是否“同窝”、区分“我们”与“他们”的。语言是现实的反映，但又并不像镜子那样仅仅被动反映现实，而是会“能动”地或改变或强化甚至固化现实。我们在使用语言的同时，其实我们也不知不觉地被语言使用。如果语言无法沟通，思想将更难以交流，社会阶级、阶层将呈现“刚性”断裂，难以和谐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