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玩得开心呢，那可恶的老师过来了，远远地就喊：“你们通通给我下来！”
我顺手就给了他一弹。
纯粹是赶上了，因为我的弹弓技艺真没那么高，发射出的石子弹当当正正打到他脑门上，当场就见了血。这可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学校派了一个小代表团到我家汇报我的恶劣行为。
我大哥负责在客厅门外偷听，回来告诉我说：“坏了！你还是逃吧，所有的老师都说你打了老师。”
我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骑着自行车出去看一位朋友，我们决定不能浪费时间在那里等着会有什么结果，还是去看一场美国电影。
看的是《肮脏的天使》，由詹姆斯?卡格尼主演，讲的是一位在他居住地区很有影响力的匪徒，最后终于被抓了起来，判刑坐电椅。这故事太吓人了，尤其身处我当时的情况下。主要角色的小时候的朋友，此时已成了神甫，在主角最后一次忏悔时，劝告他：“你还是能为年轻人做件好事的，你可以装做因为要坐电椅被处死而非常害怕。”所以我就决定回家假装非常害怕。
作为辅仁中学的校长，又是相关大学的教授，我父亲在我攻击了主管纪律的老师后，不可能让我继续在那里学下去了。可是身为大学校长同时又是祖父和父亲同事的陈垣先生，却对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中学在他的主管范围之内，所以我被开除使他很不安，因为他不同意这个决定。父亲像所有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用开除自己的儿子以表现公正的态度，而陈先生却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他对所有的人说：“开除这个孩子是个大错误，你们等着，有一天他会让你们刮目相看。”
我很爱戴陈垣先生。他是位很慈祥的老人，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父亲一九四八年登上赴台那架飞机的时候，陈垣先生也在最后一批人的名单上，但他拒绝了。人民政府在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时又聘他做校长。他七十几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活到九十多岁，在“文革”期间去世。他是一位基督教新教徒，但梵蒂冈居然同意他担任一所天主教大学的校长。他那么大年纪入了党，真是个传奇人物。
第30节：王公贵族式的童年(5)
2）
我在辅仁中学丢了脸被开除了，接着就去了圣心中学，那年我大约十岁。我在那里待的时间更短，不到两年。
在圣心中学开始读书前，陈垣先生把我叫到他家里，鼓励我重新开始。
“现在你可以让所有的人看看，你是块什么料！”他说。
所以当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头两个学期时，我母亲一定要我去拜访陈先生，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我没有辜负他的希望。可惜我的成功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尽管我是到了后来那所学校才开始学英语，可在圣心这短短的时间内却大大扩充了我的中文词汇量，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我在那里又养成了一个新的癖好，学会了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骂人的话，尤其是跟性有关的骂人话。我那个年龄的男孩根本不该知道有这种词的存在，但我很容易地就从同学那里学到了。
此事通过不寻常的途径引起了我父亲的注意。那年所有小学生有个演讲比赛，我被圣心选中做演讲。
学校当局认为：“这孩子还行。他能说会道，演讲肯定没问题。”
但我做了演讲之后，裁判们的评论反馈回来是：“英少爷很有勇气。但我们有个小小的愿望，希望他能对自己的语言清洁度多加注意。”试想我父亲听了之后的自豪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演讲比赛的主题是模范学生的行为准则是什么。我的演讲可能过于有创意了，但这说明我这人不玩假的，而我父亲的失望也不是假的。
那天我放学回家之前，他对我的兄弟姐妹们说：“三学生又玩出花活来了，今天晚上我必须跟他谈一谈。我希望他明白此事的严重性。”
我回到家里，父亲却让我上床睡觉，尽管那时睡觉还太早，我的兄妹们也还没有上床。我躺在那里，觉得时间好像已经过了几个小时，非常漫长而紧张。这次我没逃出去看电影。谁知父亲早已忘记了他这个决定，直到我兄弟中的哪一个坏枣提醒了他，他又重新怒气冲天。
他用手拍着桌子，大声喊着：“这次我要好好教训你！我要把你送出北京，让你离开你那些只会教你骂脏话的坏朋友！”
第31节：王公贵族式的童年(6)
我到这时才明白我惹麻烦上身的原因是骂人的话。我知道我又丢脸了，但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骂的。
第二天我就知道了父亲给我做的安排。
他很平静地对母亲说：“管教这孩子的唯一办法是送他去法国的教会学校，在那里他会二十四小时受到长辈们的监督。”我父亲知道他们很严格，因为他自己年轻时在欧洲上过此类学校。
我是这么得到这个消息的——我父亲直截了当地跟我说：“因为你干了这样那样的事，我们要送你到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教会学校！你一定要守规矩。所有其他的孩子都是外国人，如果你不小心，他们会鞭打惩罚你，不是由我，而是由你的同学们。”之后我就被送去法国人的这所教会寄宿学校——圣路易中学。
告诉我这个消息两天后，我父亲带我奔了火车站。那是我第一次上火车，我喜欢这玩意儿。距离远近我倒不在乎。我甚至还有点向往寄宿学校，想着也许那地方不错。
3）
为了保存一点自己的尊严，在我们到达之前，父亲教了我一些适用的英语词句。我还记得他给我说的其中一个告诫：“如果有人问你会不会说英语，你应该回答：‘只会几个字。’”他教了我这句英文后，我就一路唧唧喳喳“只会几个字，只会几个字”。
我十二岁到圣路易的时候确实只会几个字。实际上我所有的英语都是在那里学的。就像我父亲描述的，那是一所男孩寄宿学校，由传教士们管理，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不会说中文的。虽然没有不准中国人入学的规定，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是付不起那样的学费的。学费很贵。所有的课都用英文教：数学、科学、历史……所有的课程。
圣路易非常严格。平日我们不准离开学校这个圈儿。礼拜天下午允许我们出去，买东西或看电影，但在宵禁时间内要回到学校。
老师们通过鞭笞来管教学生。如果有学生在课堂上捣蛋，就会当众受到羞辱，弯腰站着，用杖鞭打。那原本是让我害怕的事，但我没有被吓倒。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学会说英语。我甚至可以和西方孩子用英语吵架。我们每天都要练习背诵，天天如此，绝无例外，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举个例子，强制地要求我们记住一首现代诗，三个小时后就得完整地背诵。大多数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并不明白记住的是什么东西。但我还是坚信强记、背诵是一门本事。有许多对语言学习有高深见解的人都反对这种做法，认为那是愚蠢的，但在我身上起了作用，所以我相信。
第32节：王公贵族式的童年(7)
在圣路易我们还得背《圣经》，每天背《福音》中的一段。到我离开圣路易时，我已记住了《福音》书中的全部各个章节。尤其突出的一段是基督用五个面包、两条鱼喂五千个人。在三年困难时期请他老人家来显这个灵就好了。我得说，《福音》就其结构、语言，还有意料之外的情节发展，都是写得很成功的文学作品。我还认为，如果要学习一门语言，建立扎实的基础，最好还是背诵杰出的文学作品。
圣路易的老师都是打国外请来的，所以学费很高。能负担学费把孩子送到那里的人都是很讲究的人。其中的一位中国同学——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家里拥有山东最大的酿酒厂。另一位英文名字叫“博比”的，他父亲王世景是中国北部整个银行系统的老总。都是极富有的人家。王世景最后被国民党枪杀，尽管他试图用两车银子买回自己的性命。他的儿子逃到美国。在上圣路易之前，他上的是北京的美国学校，他比较彻底地美国化了。在圣路易的学生们的状况还都不错。但半年后，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他们都和家人一起被押送到山东一个日本人专门为英国、美国、加拿大以及荷兰公民设置的拘留营里。
我对珍珠港事件记忆犹新。那天是十二月八日，圣母受孕日，星期天早上，我们照常排好队去城里做弥撒。去的路上，我们就知道情况不对了，因为平时在天津的租界里看不到日本兵，可那天到处都是。日本兵的样子看起来永远不成体统，他们的制服似乎总是不合身，不像美国或德国兵。他们的头盔看起来尤其丑。我记得父亲每天早上都要看路透社的新闻稿，然后在早餐时跟我们讲世界上发生的事。他就是这么了解到庆亲王决定将王府卖给日本人的。从此四年的苦日子，从我家被迫搬离庆王府开始了。搬家时我在寄宿学校。我家搬到真如镜，在北堂附近。那是我祖父为他母亲买的房子，她在那儿住了很多年，此时早去世了。房子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比庆王府要小得多。我家占用了整个院子，因为那时（从一九三二年搬进庆王府后），我妹妹若采，双胞胎弟弟若识、若智都已出生，我最小的妹妹在搬到真如镜后没几年也出生了。家里添了四口人。尽管我们占用了整个四合院，跟过去十年中所住的宽敞的王府大院相比，还是感觉拥挤。
第33节：王公贵族式的童年(8)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即使英语是母语的那部分学生离开圣路易去了拘留营，英语还是学校唯一允许的语言。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真的该努力了，最起码因为我是中国人。整个学校总共只有四个中国学生，令人啼笑皆非地被称做“外国人”。所以我开始勤奋学习。当然，我起先被安置在最低班，因为我不会讲英语，但不久他们就没法儿把我留在那里。其他科目我都用中文学过，都会。学校各科过去的学生得分都有纪录，我很快就打破了这些纪录。在总分满分为1
200分的所有科目中，我得了1 150多分。
学校无法再把我留在最低班，于是通知我家人说我应该跳级。如果我当时留在中文学校读书，我得花五年时间完成学业。最后，因为我在天津跳了几级，又因为战争原因学期课程表变动了两次，我在十六岁的时候就该上大学了。我提前在圣路易学成毕业，于一九四六年进入清华大学。那是在日本人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父亲终于从监狱中被释放之后不久，我家短暂地享受到一段时间的幸福生活。
我虽然最终从圣路易顺利毕业上了大学，但这之前又一次被学校开除了。幸运的是，我被开除的决定得到疏通，他们又让我回去了。原因是我惹上麻烦时，学校当局已经意识到中国可能会赢得抗战的胜利。尽管父亲当时还在狱中，但当局清楚，他一旦被释放，很有可能会在政府教育部门被委以重任。所以他们认为妥当些还是不要把我的所作所为宣扬出去，造成大事件。另外，当时英家在教会中还有一定的影响，我的一位亲戚进行干预让我留在圣路易。最后我在那个学校的时间要比我以前上过的任何一个学校的时间都长，差不多有四年之久。
4）.
我做了什么可怕的事要被学校开除呢？其实很荒唐，事发的原因是另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中国一种很有名的肥皂的生产商。我当时大约十五岁，我记得美国学生们刚回到校园。美国海军陆战队刚进驻天津，促使一些富有的人家把孩子送到我们学校就读，都是走读生，他们在学校吃午饭，回家吃晚饭。那学期我是餐厅的一位桌长，即意味着吃饭前由我负责把饭菜分到每个学生的盘子上。在寄宿学校我们用刀叉从每人自己的盘子里分餐就食，与中国传统用筷子从桌子中间的共用盘里夹菜不一样。有一天吃中饭时，这孩子说我给他的饭菜少了欺负他。天知道他已经够胖的了。但因为那孩子的父亲很有钱，是学校的赞助商，值班老师过来就斥责我。
第34节：王公贵族式的童年(9)
当然，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咽下这口气。
“他撒谎！”我说，“你可以问在座的各位。”
这时，其他孩子们开口支持我。可那位圣母兄弟会的老师，命令我站起来到一旁罚站。
我无视他的命令，说：“我要吃完我的午餐。”
“你敢违抗？”他大怒。
“当然，”我说，“这顿饭是我们家掏了钱的，凭什么不让我吃？”
这所学校里从没有过学生敢和老师对着干。我在那个年纪最大胆，也加上这位老师是个胆小鬼。事实上，他以前经常跟我们讲他出生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少年时期常吃不饱，营养不良，身虚体弱什么的。
我没有屈服。坐下来继续吃我的中饭。这当然使这位修道士愤怒至极。可以看出他离开教室时已气得七窍生烟了。
第二天学校告知我：“你被开除了。”我不得不再次打包回家，从天津回到了北京。
回到家里，母亲哭了。
“你怎么这样？”她说，“为你上学花的钱比其他兄弟姐妹多多了，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
我想起一年前在学校得到奖励，全家人特别高兴的情景，而现在我因为不良行为，激怒了老师而被开除。
幸运的是我们家在教会里有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就在圣母兄弟会里。被圣路易开除后，我事实上已在准备报读一家中文的教会学校，可那所学校的校长，自己也是位圣母兄弟会成员，却不同意。
“这事儿我得跟他争个明白。”他说。
此时，中国已跟战前不同了。梵蒂冈刚刚颁定我家的一位亲戚荣任下一任教区主教，主管全省。这个即将成为教区主教的人是我三叔祖父的妻子的侄子，也是天津人。他的话是有点分量的。在圣路易的圣母兄弟会也得听从他，因为他将成为他们的上司。我被允许回到圣路易。
我在圣路易最大收益是学会了英语。还有就是第一次接触外国人，虽然这给我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
我在圣路易期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我还记得日本侵略者是怎样占领的天津英租界和其他几个租界。日本人有组织，有效率。他们控制了所有外国大企业，美国的和英国的，却没动法国租界，因为此时法国租界还掌握在维希伪政府手中。父亲之所以送我去圣路易也就是因为这样能避开日本人而比较安全。
第35节：王公贵族式的童年(10)
每当圣诞节或暑假，我都从天津回到北京，参与一些“课余活动”，有机会接触女孩子们。大约我十五岁那年夏天，下了很多场雷雨，正巧有一位年轻姑娘住在我家。她是位大学生，在帮我父亲整理某种资料，年龄比我大几岁。她家住天津，寒暑假时她又不喜欢住在空荡荡的校舍里，所以我父亲就让她和我们住在一起。那个夏天，每当有雷雨，她就会像一个受惊的小女孩似的，需要男人保护她。我那个年纪的男孩对这样的事又正在开窍。感谢这些雷雨，我们相互之间变得熟悉而亲近。
她家是天津最富有的家庭之一。她父亲拥有的妻妾之多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她从没明说过，但我想她是姨太太所生，而非嫡生。我们互相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她回天津时，也会有时到寄宿学校看我。
3.我自己的“四人帮”
我和圣路易的一位同学保持了终生的友谊。还有其他两位密友，我们是在“文革”中相对秘密的情况下结识的，我们自称为（当然是私下）“四人帮”。这个“四人帮”中，除我自己之外，其他三人分别是牧师、外交官和后来成为直升机制造商的我的老同学。我们四人后来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取得了较杰出的成绩。③我们称自己是“四人帮”是因为我们当时交换信息的方式。拿这位外交官来说，有一天早上突然有人狂按我家的门铃，我从未这么早起过，继而听到我家的门被擂响。
我爬起来对妻子说：“真要命，这是谁呀？才六点……”
那是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刚去世不久。我打开门，那位外交官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因为他是一路从楼梯跑上来的。
“你家出什么事了？”我问。
“没有！没有……”他说，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接着他就倒出了这些话：“他们终于被抓起来了，他们被抓起来了！”他是指“四人帮”，江青和她的同伙。
此人在外交部职位颇高，监管一个信息中心。即使鲜有人知的事，一旦发生他就立刻知道。所以，我也成了最先获悉此事的人之一。这喜讯就像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一样激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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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王公贵族式的童年(11)
此事发生后差不多有一个星期，街上没有张贴跟这有关的消息，无人知晓。中国人最爱保密。最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开了。我们自己这个“四人帮”买了酒来庆祝跟我们同名的那几位的倒台。
我们这几个人常聚在一起进行私下讨论。直升机制造商比我小一岁，在学校我们曾肩并肩和洋人打架，主要是和“白俄”，也就是那些没有护照，又不是苏联公民的那些俄国人。苏联政府不承认他们，他们也不承认苏联政府。他们都声称自己是贵族后裔。他们没有护照，可当时进中国挺容易。这些孩子们喜欢的游戏之一就是侮辱中国人，骂我们。
外交官是我通过我妻子认识的一位朋友。她被借调到外交部接待一位外宾。这位外宾家里拥有一份产业名叫《纽约时报》。外交部当时人手很紧，因为大多数说英语的人都被下放到干校去了，所以找不出翻译或导游来陪同这位重要的外宾。那是一九七五年，周恩来还健在。我的外交官朋友当时是个消息灵通人士，与毛泽东的翻译唐闻生，还有毛泽东的远房外甥女王海蓉关系也很近，她们两位和我妻子曾一起做翻译。唐闻生天生一副好“扩音器”，不费力就能让所有人都听到她说什么。她是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开始出的名。
我的牧师朋友是一九七二年或是一九七三年由飞机制造商介绍我认识的。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很少有人跟自己单位或职业之外的人建立朋友关系。所以，我们这几个人的单位、职业完全不同，聚在一起谈论政治问题得十分小心，因为其他人可能看到我们在一起，就会想：“他们这几块料是怎么凑到一起的？”
每过一段时间，我们其中就会有人提议聚一聚。我妻子手艺出众，很会做菜。这样我们就能吃上一顿。当然，除了吃，重要的是交换最新的消息。现在听起来很正常，可，在当时却不是。如果我们被发现常在一起聚会，谈论些我们本该莫谈的国事，甚至仅仅交流各种政治动态的小道消息在当时就足以定罪。
我们通常以谈论最热门的消息开始，常常是我们当中谁听到的内部消息。比如，直升机制造商会说，他见到了某大领导，看起来最近“不得烟儿抽”。
如果是这类值得注意的事，我们当中就会有人坐直身子问：“是吗？能出什么事儿？”我们一聊能聊几个小时，当然也不一定得出什么结论。
我有几位很好的朋友是我收集消息的通常渠道。我费这么大劲儿，冒这么大风险图的是什么呢？这恐怕得由受过训练的心理咨询师来分析，但我们需要保护自己。经过这么多年政治上的困惑，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上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我们是“凡事往最坏处想”。最主要的是像“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经历使我们都深刻地意识到什么叫“祸从口出”。
下部职业生涯：艺术和政治
第37节：文化外交(1)
第六章 文化外交|福哇txt小说下载|
首场演出一结束，我们演员都等在侧幕条，不知道观众的反应会怎样。有一段相当长时间的静场，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观众中有一些美国人，他们当中大多数一句中文都不懂，可连他们都受了感动，他们的脸上淌着泪水。我由此看到了人类的希望，我们能够进行交流。不仅仅是知识上的交流，还有情感上的交流。我们的演出证明了这一点，无论美国人和中国人从地理上、历史上以及其他很多方面有多么大的不同，但我们都是同一人类。我们因同样的幽默而大笑，因同样的情感而流泪，并且，我们都理解阿瑟?米勒！①
1.不速之客
和阿瑟?米勒合作是一生中难得的机会。我自认很幸运。
我第一次和阿瑟?米勒接触是一九七八年他匿名来中国访问。当年中国经过十年“文革”与世隔绝，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当时普通外国公民可以参加旅行团来中国。另一条途径就是由中国的一个官方组织邀请，申请的是特别签证，申请要经过特殊的审查，来访期间有专人负责接待。
在友协工作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有个旅游团，里面有位游客的名字与你常提到的剧作家同名——阿瑟?米勒。”
第38节：文化外交(2)
“他不会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来访。”我说，也没去多想。
几天之后我和几位同事一起讨论我去密苏里大学访问的计划，在会上我发现确实是阿瑟?米勒本人在中国访问，我一下子很激动。
我跟友协的朋友说：“找到他，帮我盯紧了！”我马上通知了曹禺。他当然听说过阿瑟?米勒。曹禺和我这一通找，最后在他下榻的宾馆找到了他，和他约见。他在北京这个大城市（当时北京的人口超过八百万）感到有点失落，一个人不认识，也不了解当时的情形，更不知道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过去十年当中发生的事。曹禺和我觉得能帮他一下，给他介绍了几位作家，是几位在“文革”中多少受过挫折的艺术家。这让他对中国经历的情况大开眼界。
遇到我和曹禺，阿瑟?米勒感到很高兴，因为他没想到能有机会观看中国的戏剧。曹禺也是清华外文系毕业生，但因为多年不说，他的英语有些生疏。
我们到宾馆和阿瑟?米勒见面时，他当然不知道我是谁。我带了一份请柬邀请他到我们剧院看《蔡文姬》的演出。
他很惊讶：“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团里？”他问。
“你的名字本身就是广告。”我答道。
他笑了，说：“我会来看演出。”
“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安排你和剧院的中国演员见面谈一谈。”我提议，“我们能让你从旅游团出来，用不着一直跟他们在一起。”他很喜欢这个提议。
这初次会面是一场深厚友谊的开始。我很佩服这位幽默的人。他比我高出一头，曹禺矮我一头，可以想象我们三人站一起的情形。
阿瑟?米勒来看了《蔡文姬》的演出。有这样一位世界著名的剧作家坐在观众席，我们感到很荣幸。他在演出后做了些有意思的评论。曹禺陪同我们的贵宾。演出后，邀请他到后台和演员们见面。他们在演员化妆室开了个简短的讨论会，演员们问阿瑟他的观感。阿瑟想客气一下，但曹禺没轻易放他过关。
“你没说真话，你没有把心里想的说出来。我们要听听你的真实想法。”曹禺敦促他。
第39节：文化外交(3)
《蔡文姬》是郭沫若写的，当时他是中国最高级别的知识分子。
在曹禺的坚持下，阿瑟最后说：“演出是精彩的。导演的艺术手法是我见过最好的之一。至于剧作家，我感到有许多方面可以改进。”
大家都很震惊，因为当时谁都不能批评郭沫若。
因为这是世界著名剧作家说的，也没人敢有什么反应。阿瑟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话说过了头。
他继续说：“剧作家在创作这个剧本时犯了个错误，是初学者通常容易犯的。”他说郭沫若是初学者！
还没完：“整个故事，剧本的剧情在第一幕中已完全展开，没有留出发展的余地，下面就没有了故事，这是剧作家在创作中应该忌讳的。”
尴尬的冷场。
最后是曹禺打破了静场，鼓掌喝彩：“说得好！说得好！”
谢天谢地郭沫若当时不在场。他几个月前已经去世了。
那个时候，旅游团游客通常在中国只能待一个星期，可阿瑟待了将近一个月，采访了很多人。他妻子英格?莫拉斯是位专业摄影师，拍了不计其数的照片。一九七八年他们访问中国到一九八○年我在美国再见到他们，这之间他们就中国之行出了一本书。
2.把《推销员之死》带到中国
一九七八年阿瑟在北京访问时，我们只是很笼统地谈到了我们将来的合作，并没有决定哪台戏、什么时候等内容。具体的商谈是我一九八二年去美国才进行。我那是受肯萨斯市的密苏里大学邀请进行学术访问。
一九八○年曹禺和我去美国为《茶馆》在那里的巡回演出做准备，和阿瑟谈了些初步的想法。那次访问，阿瑟作为美方的代表欢迎我们。可他正忙于他自己的一个剧本的演出，不能陪着我们一起到处跑。不过我们在纽约时他还是花了很多时间和我们在一起。他年纪也不小了，六十好几了，还开车把我们从纽约接到他康涅狄格州的家。他开的是辆德国奔驰，柴油发动引擎，是辆马力十足的小车。我在他家里第一次遇到英格。她为我们做了些欧式的菜肴款待我们。她当时已经开始学习中文了。
第40节：文化外交(4)
一九八二年我在肯萨斯市做访问学者时，阿瑟和我仔细地探讨了选一台他的戏在北京人艺演出的可能性。他建议排《严峻的考验》，因为他在一九七八年访问中国时听说了许多人受迫害的情况，一些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因冤假错案而受苦的往事。我却劝他另选一台戏。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我说：“因为八十年代初期，‘文革’已过去好几年了。多数人都恢复了名誉，平反了冤案。如果光是以不公正的迫害为主题，我认为选择《严峻的考验》没有多大意思。”阿瑟听得很认真，同意在选择哪出戏上他对中国观众要负责。我其实有自己的考虑。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在清华大学第一次读到《推销员之死》这个剧本时，就梦想着把它搬上中国舞台。如果有希望，我就不会让这个梦想破灭。所以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说服阿瑟光讲有关迫害的故事在当时来说已经不够。中国所受的创伤不仅仅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面要广要深得多。
跟阿瑟的想法相反，在八十年代初上演《严峻的考验》政治上倒不会有什么大的风险。这样的故事很普遍，事实上，那几乎是当时的时尚。当时盛行的是“伤痕文学”，有很多文学作品揭露“文革”中人们受到的迫害苦难。从这个角度讲《严峻的考验》并不是什么新题材，而《推销员之死》却可以带来一股清新的风，尤其是舞台演出形式。现在人们对于各种实验戏剧习以为常，但米勒在创作这个剧目时在形式上尚属全新尝试。比如说，剧中人物之间不再有墙做间隔，尤其是主要人物威利?罗曼，他可以穿墙而行，想跟谁交流就跟谁交流。阿瑟创造了必要的气氛使这样的情境变得可信。当时人们很震惊，尤其是中国观众，当时还不习惯这样超现实主义的风格，可是一两场戏之后，就变得很容易接受，不存在任何障碍了。这就是新事物。
《推销员之死》上演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在剧院负责分管剧作家的创作，我尽量鼓励我们的作家对此类的新想法、新形式进行尝试，打破旧的框架和模式。有好几位作家作了尝试。如锦云的《狗儿爷涅槃》，是《推销员之死》在北京演出之后写的，剧本的结构、人物，甚至故事、时空上的跳跃，明显受到《推销员之死》的影响。《狗儿爷涅槃》的结尾也暗示了自杀，尽管不像威利?罗曼那样明确。剧本以毁灭结束，狗儿爷自己扑到火前。在《推销员之死》中，威利不是烧毁了门楼，而是撞了车，可表达的信息是相同的。当时北京出现的另外几个剧本也受了《推销员之死》的影响。
第41节：文化外交(5)
阿瑟和我一起挑选一九八三年到北京演出的剧本时，我的眼睛一直盯着《推销员之死》。我年轻时受那个剧本的影响太大了，又是阿瑟作为美国最杰出的剧作家之一的代表作。我认为这是他最有影响力的作品。
最后，他同意了，但他说：“我有一个条件：威利?罗曼由你来演。”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能不同意吗？
他看过我在电视连续剧《马可?波罗》中演的忽必烈，也知道我在人艺的舞台角色。
“剧本也得由你来翻译。”他加了一句。
一九八三年年初阿瑟到北京时，我刚译完本子。
跟他一起工作十分愉快，原因之一是他具有丰富的幽默感。我们俩在一起，没有什么难题是幽默解决不了的。有一次排戏，我对威利的婚外情、对妻子不忠这一事实有些拘谨。
阿瑟追问我：“说实话：你自己对这事怎么看？你认为这是犯罪吗？中国从来不出这种事儿吗？”
“当然中国人也有这种事儿，”我笑着说，“但我们不在舞台上表演。”
“那是虚伪。”他说。
一句话，让我从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
几年之后我们到香港演这出戏，我已为香港的保留剧目剧团导过两台戏，所以我对当地的演员很熟悉。他们似乎对演出感到很兴奋，唧唧喳喳笑个不停，我问他们笑什么呢。
最后他们说：“我们都在看你和那个波士顿女人的婚外恋这场戏，看你们有没有真的在舞台上接吻。”
“看出什么了？”我问。
“真接吻了。”他们回答。他们认为这是艺术模仿生活的巨大胜利。即使在香港这样的地方，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他们花了不少努力才打破这个禁忌。
我们巡回演出到了不少地方，包括香港、新加坡、日本、加拿大。
跟阿瑟合作的另一个好处是没人觉得他霸道或没人情味儿。尽管这台戏比我们剧院演过的任何一台戏都长，但我们不能删他的戏，我的翻译非常忠实。我们对演出的时间有些担心，但没办法。
第42节：文化外交(6)
阿瑟对中文一字不通，但他用秒表掐时间，对结果很满意。他在排练过程中最高兴的时候是他第一次对整场戏计了时。
“恭喜恭喜！”他说，“中文演出和英文演出一样长短，一分不差。”他又转过身对我说，“得感谢你的翻译。”
那是对我语言能力的肯定，但我心想，难的不是这个。
在翻译剧本时，我试图重拾四十年代末中国一个大都市里流行的语言。对我来说，那是最接近剧作意图的。大多数翻译不用这种方式，因为这会增加翻译的难度。
原作是非常口语化的美式纽约英语。译成中文时，我尽量避免书面语，不想让剧本听起来有翻译腔。因为是北京人艺的演出，我的翻译偏重北京方言和俚语。我还注意保持原来剧本中对话的速度，因为我知道这对剧本的整体感很重要。
翻译《推销员之死》这样的剧本得取中庸之道。翻译不可能完全忠于原作，但也不能改变太多。对威利?罗曼这个角色，不能去掉“布鲁克林”、“杨克斯”这些地名。另一方面，演员也用不着去戴假鼻子和金发套。最好的效果是戏开场五分钟以后，观众已经不再注意演员的模样和种族背景，即使演员们长得不像美国人，此时的观众已完全投入，看到的就是美国人的状态。至于演员们如何对扮演的角色进行定位，这要看具体的剧本而言。对我们的演出，阿瑟设定罗曼一家是布鲁克林的第二代移民华侨。
他对剧组的演员说：“你们的表演符合我的要求，你们看起来很像一家人，是布鲁克林的一家中国移民。”当时我们认为他在开玩笑。一九八三年，我们谁也想象不出布鲁克林的中国家庭，只能靠瞎猜。
作为一名导演，阿瑟对演员的定位不是太在行，我在这方面帮了他一把。我是他的现场翻译，有时我抢了他的风头。没人能真正区分出哪些是阿瑟?米勒的想法，哪些是英若诚的。
阿瑟是位剧作家，不是导演，而他导的又是自己的剧本，这肯定影响了他的导演风格。显然，他对台词十分注意。在排演时进行的讨论中，他跟我们讲了很多我们很难想象到的东西。罗曼家的背景和日常生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剧本中也提到一些，说威利的父亲曾经制作些简单的乐器（笛子），他们在北美辽阔的大地上闯荡。阿瑟给我们讲的故事使我们脑海中的想象顿时生动起来。
第43节：文化外交(7)
中国人很容易把美国人当成另一群欧洲人，可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的历史不同，是一种充满了革命精神的历史。这个国家最终成为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是经过奋斗的，她代表了一个美国式的梦想，就像《推销员之死》中的威利的哥哥本。
我不能说阿瑟是位有诗意的剧作家，他自己也不这么认为。但可以感觉得到他脑子在飞快地转动。他对自己了解得十分透彻，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他不要戴头套和装假鼻子。
中国引进西方戏剧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曾经用各种手段试图把演员化装成白种人。如果不成功，那模样自然可笑至极。即使成功，观众也有可能去考虑化装的奥秘：鼻子是怎么做的，要是掉下来了怎么办，而忘了专心看戏。所以阿瑟要求在他的戏中不用金发套和大鼻子，这是我们制作这台戏要过的第一关。他的决定让北京人艺化装部门的工作人员很失望。他们为阿瑟展示了服装化装，其中有各种各样精美的发套，从金色到红色，各种款式都有。
“怎么才能让他们放弃这些东西？”他不想伤害他们的感情，问我。
最后的决定：我们的演员用自己的头发。剧中的人物确实住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区，不是北京城区，但我们希望观众注意的是他们的思想情感，而不是他们头发的颜色。作为演员，我们特意避免看这个戏的电影版，也不听用英语演出的录音。过去排演莎士比亚的戏时，我们有时会看电影版本，可结果却适得其反，因为我们先入为主，会无意识之中模仿看过的表演。排《推销员之死》时，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看了一些那个时期的美国电影，但目的是了解当时的生活方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服装式样等。
坦率地说，有些编剧对写剧本很在行，导戏却一窍不通。阿瑟?米勒在这两方面都特别在行。他使我们对剧本和人物有了更深的理解。有一次朱琳（饰琳达）和我对威利和琳达的关系有了不解之处，阿瑟就让我们假设琳达是不顾父母的反对而与威利结婚的。观众当然不知道这个情况，但却极大地帮助了我们对角色的理解和表演。
第44节：文化外交(8)
表演中最动人的场面通常是在最没想到的时候发生的。我在演威利?罗曼的时候就体会过这样的时刻。如果你对威利进行研究归类，他是个一事无成的失败者。但他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帮助他儿子毕夫建立自己的事业。这场戏的表演中，我作为演员的感受是难以置信的。威利一直关注儿子的事业，想出一个自杀计划来骗取人寿保险金。此时戏已接近尾声，威利和哥哥的幽灵出现在舞台上，幽灵在给他出主意。他和已死去的哥哥在激烈争论，狂热地描述着他自己的计划。他越来越相信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他的儿子能用两万美金建立起新的事业。在台上演着威利，我能听到观众的欷?#91;。我越是说得兴高采烈，观众的欷?#91;声也越大。这简直是演员和观众在直接交流。
我在那儿证明着：“这是个好主意！”观众却看得清清楚楚事实不是那样。
威利为儿子设想的前程越来越美好，他越想越高兴。可观众的反应却完全相反。
我并没有和阿瑟谈这一点。我觉得没有必要。戏演到那个地步，他变得很谨慎，像一位细心的指挥，塑造我，引导我，鼓励我，让我顺着自己的想象力走。这一时刻其实是我们俩共同面对观众。
要上演一位在世的美国剧作家的作品在当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中美之间的关系还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向剧院建议上演《推销员之死》时，我还属于剧院里的年轻一代，有经验的老一辈是不买我们账的。我口头上把剧本讲给他们听，希望他们不反对。
戏最后一场是“安魂”。威利?罗曼已经死了。是他的葬礼，只有五个人在场，他妻子琳达，儿子毕夫和哈皮，邻居查理，还有查理的儿子。
剧院领导说：“这场戏在美国行，但在中国不行。故事结束了，威利?罗曼死了，他家人和朋友应该说他是个好人就拉大幕。谁会留下来看这场戏？我们需要考虑观众怎么回家，公交末班车过去就麻烦了，因此不等戏结束观众就会匆匆离场。威利死了，观众就会认为戏没了，他们要回家。”我自己也不是没有一点顾虑。我知道中国观众有时候的确会没规矩没礼貌地提前退场。
第45节：文化外交(9)
“戏太长。”院领导说，“几点结束？怎么着也得十点左右吧？”
“还晚。”我说。
“那就麻烦了。”他们说。
他们也有一定的道理。当时北京很少人有私车，所有人都靠公共汽车。驾驶员通常都很敬业，会等剧院出来的观众，可他们的耐心是有限的，如果戏太长，驾驶员就会不等，回家了。
“这怎么办？”有人提出异议，“我们让这些人怎么办？”
说老实话我和他们一样担心。我们不能让几百个人搭不上车在剧院门前游荡。弄不好还得给他们管饭。
“我们只能朝好的方面想。”我想说服这些人，同时也想说服我自己。
可领导们还没完。
“这戏挺怪。”他们说，“到最后，主要人物已经死了，不在了。没什么故事讲了，没有了悬念，就他的几个家人、朋友、邻居在那儿谈论这位已死的人。谁要听这些？”
“观众要听。”我说，“这出戏很有震撼力，大家都经受了情感上的冲击。我相信观众会耐心去听。”
“敢打赌吗？”有人建议。
“别开玩笑。”我答道，“我对打赌不感兴趣。只能看运气，看结果会怎样。”
结果是这样的。撞车，观众是通过音响效果意识到这一点的。我告诉演员们不要急，慢慢走到台上指定的位置（用灯光指定威利的墓），然后安静地表演。奇迹出现了，效果是成功的。没人离开剧场，没人显出一丝不耐烦。事实上，观众中大部分人在那里擦眼泪。演出非常成功。观众中有外国记者，还有一些北京有名的媒体及戏剧评论家。
首演那晚，阿瑟?米勒也很紧张，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不住，满剧场溜达，从各个角度听，感觉观众的反应，判断他们是否在该笑的地方笑，该静场的地方静场。整个晚上他都在观察观众，尽量体会他们的感受。可中国人通常不习惯表露他们的情感，我不知道他那天晚上究竟得到了什么体会。演出最后结束，他深深地吁出一口气，来到台上谢幕。
第46节：文化外交(10)
我在侧幕等着其他演员与威利?罗曼道别后从台上下来。大幕闭上后，观众席一片寂静，那对我们来说是漫长的一刻。一位女演员以为演出是个彻底的失败，开始有些欷?#91;。可突然间，不知是谁领的头，雪崩一样，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还有人在喝彩。我松了一口气，同时又很激动，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观众席中没人去关心末班公共汽车。不像我们有些同事估计的，没有人从散场门往外跑，相反，观众们都涌向舞台，喊着好，指点着。
这是“文革”之后第一台真正成功的新剧目。当时对“文革”期间的作品怎么评估还很有争议。有些人尽管很憎恨江青，憎恶“文革”当中的一些做法，但是还是忘不了样板戏以及不同移植版。江青最有权势的时候，下令每个中国人都得会唱样板戏。对“文革”前制作的一些现代剧目进行重演，受到勉强认可，我们重演《茶馆》非常受欢迎。可这次却完全不同，这次成功是巨大的成功。那掌声是我作为演员从未体验过的，就像是潮水。这是一个演员为之生存的时刻。谢幕还在继续，阿瑟被请上舞台，接受他应得的喝彩。
不同于其他演出，结束后，没人顾得上去卸妆，我们聚在一起喝着烈酒，即使通常只喝茶的演员，那晚也喝上一口。大家都知道演出非常成功。
吴世良与阿瑟、英格和我一起庆祝。因为吴世良流利的英语，排演早期她就被拉进剧组。她还特意帮助阿瑟如愿安排住进一个四合院，而不是现代的宾馆。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吴世良却办成了。我们为阿瑟和英格安排了一辆车、一名司机、理想的宾馆，还为他们留出几天时间游览一些景点。
我们为他们找到的宾馆是北京最豪华的老式宾馆，原来是康生的宅第。康生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恶人，是“四人帮”的幕后黑老板。他是山东人，和江青是老乡，人们盛传有关他们之间关系的故事。他的住宅是在钟鼓楼附近的一条街上。我觉得那地方的阴气很重，总也摆脱不了那种感觉。我还是安排阿瑟住在那里，因为他希望住中国庭院式的宾馆，当时所有其他宾馆都是铺地毯、安电梯，至少有三十层高的那种。这个地方既传统又幽雅。康生虽然邪恶，品位却不差。
第47节：文化外交(11)
我们几次在家招待阿瑟和英格，阿瑟很喜欢我那小小的家。我当时住的是带三间卧室的房子，是小胡同里的平房。我花了很多时间修建，木工、泥瓦匠全自己干。我妻子手艺高超，会做菜，我会吃。“文革”期间我们被赶出这个家，搬到邻近的一个胡同住进更小的房子。平反之后，落实政策人员问我们想住到哪里。是英达坚持要回到他成长的这个家。不久，他参加了高考，上了北大。他姐姐却没能上成大学，先是工厂不签准考证，后来又拒绝开介绍信。③我们家有个小院，我们常在院里招待朋友们。我们和阿瑟、他妻子英格一起坐在院里聊天。英格是位不平凡的女性，奥地利贵族出身。她给我们讲过她在欧洲的生活。她是一位很出色的摄影师，办过多次展览，其中包括一些阿瑟中国之行的摄影作品。英格学过中文，虽不流利，但能将就。她热切地希望了解中国之心，令人感动。
阿瑟在他的两本书《推销员在北京》和《弯曲的时间》里写到我，我很感动。《推销员在北京》很详细地记载了我们的合作和演出，所以在书中很自然地提到我。但他在自传《弯曲的时间》里评价我表演的那些话让我感到受宠若惊。他选了一幅我的剧照，称我是“最出色的威利?罗曼”。我希望我能对得起这个称呼。
当文化部副部长的喜与忧
我当文化部副部长三年，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可我的任期直到一九九○年才最终结束。
作为副部长，我直接向文化部部长王蒙负责。之前我认识王蒙，但不是很熟，并非密友。经他批准，我开始组织每两年一次的中国艺术节，办得颇为成功。艺术节通常举办一个月，九月开始，将近十月国庆节的时候结束。一九八九年后我同意再续一年，因为王蒙说服我那年的艺术节要办好非我不可。
作为文化部副部长，我的职责主要有三个部分。首先，我主管所有的表演艺术团体，比如，芭蕾舞团、剧院、歌舞团等等。第二，我监管各大艺术院校。第三部分是新的分支：文化市场。我决定大力发展第三部分，因为我认为可以通过改革让艺术产品走向市场化，借用市场手段来积累资金。比如很多人都抱怨博物馆穷，没法办，其实在国际市场上一个兵马俑就值一个博物馆。为什么捧着金饭碗要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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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艺术和教育培训要经受彻底的改革。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一工作相当有意思。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感到自己是重拾我祖父和父亲的事业，帮助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尽管这听起来很宏大。
我妻子一九八七年一月去世，我突然感到自己虽然非常忙碌，但也相当孤独。我拍摄了《末代皇帝》，一九八八年二月出席伦敦的首映式，我还曾短时间离开部里，随剧院去上海演出《推销员之死》和《茶馆》。虽然演出很累人，但精神上让我很满足。
一九八九年是我六十岁生日，我非常向往重返舞台。部领导很理解我的愿望，但他坚持要我找到一个合适的接班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不是自夸，但这个工作确实需要特别的才能，还要得到各界认同。我答应他办完第二届中国国际艺术节（一九八九年九月五日至十月五日）之后离任。所以我的三年任期延长到四年，我一九九○年从部里退下来。
我儿子一九八九年七月再婚。他和妻子搬来和我同住，对我很好。除了年岁增长给人的沉重感，我的身体还不错。英达在他妈妈病重的时候从美国赶回来，他是在北京人艺完成的密苏里大学的硕士毕业实习。一九八九年夏天他带着一个摄制组去美国，一九九○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出演了电视剧《围城》。他的大儿子三月出生。我女儿小乐一家则定居于美国芝加哥。
吴世良最后的作品是将包柏漪的《春月》译成中文。她直到去世时还没完成，我最终将它译完，作为对她的纪念。没有了她，生活还得继续。
7.
最大的损失
吴世良去世后，我有时会突然停下手中正在做的事，想：“天哪，她走了！我可怎么办？”几乎所有的事都能让我想起她，诗歌或许是对我们共同生活中某个阶段的提示。我不可能把她就此埋藏在心底，绝对做不到。她去世后我每天都想到她。
吴世良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不仅仅是我，作为她的丈夫，认为她是理想的女性，她也是我弟弟们眼中理想的女性。至今，无论我的弟弟妹妹，还是弟媳、妹夫提起吴世良都充满了敬意。吴世良在世的时候，谁要是遇到了什么麻烦都会去找她。我弟弟若智（双胞胎中小的那位）一九五七年得了肺病，他就只要求跟我们住在一起。他来我们家养病，是吴世良的调养帮助他恢复了健康。多少年来吴世良的母亲一直和我们同住。
第49节：文化外交(13)
吴世良的身体一直不好，她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大病，三年监狱生活的折磨加剧了她的病情，出狱后她一直没有恢复过来。
和家人住在重庆时，吴世良是位爱国的少女，立志科学救国。不想就在这时她得了严重的疟疾。这场病影响了她之后的一生，但她总是很细心不流露给别人。她是典型的高贵的中国女性，从不会显出半点自哀自怜。尽管她受的是完全西化的教育，但并没有改变她的中国心。
吴世良病得最厉害的时候没人在她身边。当时我正在罗马拍摄《末代皇帝》。我们的女儿小乐远在芝加哥，我们的儿子正在肯萨斯市密苏里大学读研究生。等我们意识到吴世良快不行了，一齐往回赶。小乐比我们早到一个星期，英达比我早到一天。我在意大利，电影那个阶段的拍摄没有我不行，所以我还想着得给人家把活干完。可吴世良的医生给我发来了病危通知：“我们不能保证你拍完这段戏回来还能见上她最后一面。”
我请了假，并立刻买了回北京的机票。我当时认为这个电影我已经放弃了。但我最后还是回去完成了电影的拍摄。那是吴世良最终的愿望。她知道对演员来说演这样的角色是一生中难得的机会。
在意大利时我为家里买了一样很实用的东西，我随身带着回来：浴室用的热水器，可以烧足够的热水洗澡。当年中国老百姓还用不上这东西，一般都是烧锅热水放到盆里，总是不够使的。
热水器是作为托运行李从意大利带来的，到首都机场时我告诉机场职工我们的时间很紧，他说那没办法行李找不着了。我气得一点办法也没有，当时首都机场的秩序要比现在乱得多。
他塞给我一张纸，说：“在这上面签个名。找到了我通知你。”我签了名，就盼行李别被人偷了。我儿子的岳父在机场等我。⑥他租了一辆车，直接把我送到医院，小乐已经在那儿了。我们在走廊里匆匆往前赶，没进门就听到我妻子沉重的呼吸声了。她在一个高干病房里，身上插满各种仪器设备。医生和护士在为她做某种抢救。她人半坐着。我问世良想说什么，她用手做了个动作——抬起来，用手背撩开空气，似乎是叫我不要哭。她知道她的生命已到了尽头，不希望她与生命的告别充满悲哀。我记不清我具体说了什么，无非是些“别担心，我在这儿”之类安慰的话。
第50节：文化外交(14)
在他们为她救治的过程中，我请求留在病房里。这之后，她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但我想她知道我在边上，小乐和英达也在边上，我们都守在病房里。
从机场赶到医院，我在妻子身边一共守了一个半小时。
最后一位医生走过来对我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恐怕没什么希望了。只靠呼吸辅助器维持着她的生命，她已脑死亡。要不要把管子拔掉？”
我当时的答复语无伦次：“不，不，不……行，行。”
最后他们确定征得了我的同意，关掉了呼吸器。我握着妻子的手，听到她最后的呼吸。
遗弃的孩子
世良去世后几个小时里，我的记忆闪回到另一次她躺在医院我握着她的手的情形。
那是一九五八年，我在《智取威虎山》中扮演定河道人。那出戏是讲人民解放军东北剿匪的故事。我们的女儿小乐刚满七岁，世良怀上了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已过了预产期，孩子终于要出生了。八月份的北京非常热，我往剧院走的时候，就有预感我要在演出中间出来去迎接我们的孩子出生。我的演出只在戏的头几场及最后一幕，中间我摘下胡须就往医院跑，异常兴奋。谁知当我赶到医院时，发现医务人员都聚在一起等我。他们告诉我说在羊水里发现了过量的金鸡纳霜，孩子已经死了，是个女孩。可怜的世良悲痛欲绝。
第二年她又怀孕时，我们特别小心，连车都不让她坐。
“这孩子要不要？”我问她，“有一定的风险。”
世良都有点歇斯底里了：“我不能剥夺自己再有一个孩子的机会，我要这个孩子！”
我们就有了这个孩子，他就是英达。他于一九六○年七月七日出生。
他出生后，我还想过再要一个孩子，因为小乐和英达显然都很聪明有才气。英达天赋显而易见。我和世良在狱中三年多他成了孤儿，我下决心尽自己最大努力改善他成长的环境和条件。我可以说他妈妈和我在这上面的努力成功了，英达现在在影视界有了兴旺的事业。我一直有个梦想，电影和戏剧能走到一起。如果这有可能，我认为英达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第51节：文化外交(15)
英达出生之前，我们还能买私房。我在人艺后面的小胡同里买了一个小院。这房子比于是之他们住的演员宿舍离剧场还近。他们得下四层楼梯到楼下，然后再穿过一条很长的走廊到化妆间。于是之和我有一次打赌，比较各自家门口到化妆间的距离，尽管他就住在剧场楼上，我的行程居然比他的短。
“文革”时，红卫兵发出通知要所有拥有产权的人自愿交出房产证。因为所有的财产都属于国家。和我们同住的岳母非常害怕，就傻傻地去排队交房产证。因为这是规定，我也没有办法阻止她。我买房花的钱一分也没有得到补偿。可话说回来，也没人来赶我们出去，我们仍旧住在那里，也不用交房租。到我被捕之后，房子的安排才有了变动。世良和我在监狱时，她母亲和英达被轰到了那个小得多的房子。
在很多方面我都能忍受我岳母，但有一件事我却不能原谅她，那就是我进监狱时她是怎么对待英达的。现在想来都让我寒心。
我岳母名叫应令言，她的姓与我家的“英”字音同字不同。她比我母亲年龄要小，我母亲当时快七十岁了。世良和我被捕后，年幼的英达本应继续和一直住我家的应令言生活在一起，但这位外婆不愿照看英达，骗他去奶奶家玩，带了一张条子，条子上写着：“我不管这孩子了，该你们管了。我跟儿子去住了。不要找我，再见。”⑦
我们从监狱出来后，世良又怀孕了。她还想再要一个儿子。但因为监狱的生活，她的身体很差，怀孕早期开始出血。我们俩和医生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商谈，最后决定做掉。那是个艰难的决定，我们四个孩子丢了两个。
最后的告别
我一直希望能去台湾为我父亲的墓地扫墓。那是中国孝顺的子女必须做的。但因为台海局势紧张，我父亲在台湾的二十年（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九年他去世）以及他去世后的二十年中，我一直不可能去看他，尤其是八十年代我当上了政府官员之后。幸运的是，我父亲在台湾大学的学生马英九先生在国民党政府里有一定影响，动用了一些关系，使我终于在一九九三年成行去台湾访问。⑧那次访问的目的之一是为《小活佛》做宣传，还有就是北京人艺去台湾演出《天下第一楼》，那是大陆的话剧第一次到台湾演出。当时，大陆与台湾没有直达的飞机，我是先到香港（当时还未回归），然后去台北。
第52节：文化外交(16)
因为我父亲在台湾是个著名人物，也因为我当过文化部副部长，我为父亲扫墓在台湾成了重要新闻。至少有五架电视摄像机进行录像，在台湾各频道播放。
我参观了台湾的清华大学校园。当然也去了辅仁天主教大学，那是我祖父于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创办的，消失于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一九六○年又在台湾重新复校。
我应邀去辅仁讲座。我还拜见了张学良将军，他当时已经九十二岁了。马英九专门为我举办了晚会。整个过程让我感到很荣幸，去我父亲的墓地亦令我十分动情。墓碑上有他的照片，样子要比我记忆中的显老。我一回到北京，就得了重病，呕血数升，再也不能去台湾了。一九九三年和我父亲在他墓地“团圆”是我们最后的告别。
这次行程促使我回忆思考父亲一生的业绩。我的病也让自己有时间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回顾。我生病的时候一直在思考我们家族的历史以及我对家族历史应有的责任。我不希望我与这个世界这段历史的告别像是灰飞烟灭。我要走得有风格，有气派。历史上有那么多人一生碌碌无为，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我自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但我希望自己是这个时代的人，代表了我这个时代，同时也不辜负家族的传统。
在我所有的经历中，我决不会放弃学习外语的机会。这是我从祖父、父亲那里继承的财富之一。他们把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的重任传递给我。我的兄弟姐妹们也各自在经济、建筑、科学、艺术、冶金、水利等其他方面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作为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家族精神的继承人，我们都觉得有责任担负起这个重任。
在我生命结束之前，回想我的一生，我觉得所有一切都不是偶然。我也并不希望历史是另外一个样子。对自己的成就我并不自负，我只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国现在的方向是正确的，需要更多的人同心协力。这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
在上上个世纪（十九世纪），中国依旧唯我独尊，自认为是天朝老大，使国家维新变法的努力失败了，造成倒退，久久不能振兴。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有话语权的“精英分子”，只知道一味“扶清灭洋”，中国人狭隘的爱国精神在政治危机中被利用。现在国际关系舞台上最重要的事实是：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已不再闭关自守。中国的门已经打开，这是自最高领导层到街上的普通老百姓一致的共识。历史不会再开倒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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