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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若诚自传
英若诚
第1节：序一 我的父亲英若诚/英达(1)
序一 我的父亲英若诚
英达
为自己父亲的自传写序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
读这本自传更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那已经永远离开了我的父亲又回来了。他仿佛又活了过来，用我再熟悉不过的口吻，把他的故事娓娓道来。而这些故事，有多少是我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这和读别人的传记可不太一样了。那些细节，那种感受，多少次将已经长大成人、自认为已经彻底遗忘那些经历的我，瞬间拉回到当年的情景，同时从父亲一侧，我再次观察同一事件的另一面，甚至审视他老人家观点迥异的内心。还有许多事，我虽不在现场，但伴父久了，一辈子茶余饭后，不知听他讲了多少次。故事中的人物，从谆谆长者马相伯，到天桥混混四爷爷，从清末权贵庆亲王，到冀县狱吏“卢部长”，各色人等，上天入地，都是我从未谋面的老熟人。老来父亲病得糊涂，这些往事却越发记得清楚，我常伸出五指，告诉他这故事我已经听过多少遍了。
从小到大，我对“爸爸”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经历了如下心路历程：他先是无比高大，无所不能，骑马定车，演戏绘画，泥瓦木工，抽烟喝酒，总之没他拿不起来的。这样一个爸比哪个同学的都拿得出手。后来他就失踪了，也不知是干了特务还是反革命，反正让人民政府给抓起来了。当他的儿子就自认倒霉吧，是个人有个爸就比我强。老师、亲戚都教育我，必须跟你爸划清界限！我自己也早早立下革命志：就算他哪天出来了，我也不认他！等他真被放出来的时候，我又改变了主意：还是以帮助教育他为主，万一他能改造好呢？后来他还真越改越好，演戏出名，译著出版，最后还当上部长，老出国！这爸爸可真是了不起啊，电影、话剧拿过来就演不说，还张嘴就练英语！试想见到个刚练好普通话的小歌星都尖叫的年轻人，有这样的爸意味着什么？崇拜！粉丝！很多年我就是我爸的粉丝。可时间长了就不行了，总感觉生活在他老人家的阴影下，好好的学名没人叫，常年被人称为谁谁他儿子，烦不烦哪？况且我慢慢发现这老头儿也不是什么都行，不光拼力气比速度不是我的个儿，在很多新鲜事物、新观念上简直就是迟钝落伍嘛！再往后自己真的成长起来了，也出名了，出的也不比他老人家名头小，很多过去爸爸教我的反过来我得把着他了，担心他露怯出丑，老得帮他罩着。最后他病倒了，坍缩成一个病床上的瘦老头儿，一个无能为力的老小孩儿，我感慨地想：老爷子这一辈子忙什么了？既没有积蓄下丰厚的物质财产，也没有积累下丰富的精神财富，不能说碌碌无为，但起码也是全给别人干了。
第2节：序一 我的父亲英若诚/英达(2)
人说每天生活在身边，再伟大的传奇人物也会显得平庸。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算得一个伟大人物，但他这一生有着太多传奇。他曾用这些传奇不断提醒我他绝不平庸。人都离开这个世界五年了，他用这本自传又一次做到了这一点。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又一次惊奇地发现了我的父亲，他的聪明，他的锋利，他的博学，他的幽默……敢情我到今天还没有超越他！还被远远甩在后面！很可能永远追不上了！我发现这么多年来我其实一直沿用着他的思维方式、他的哲学逻辑。我认为独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念、自我剖析能力、幽默处世态度甚至憎恶喜好诸癖，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出处。我不仅仅是我自己，我原来是一群人集合中的一分子和延续。我身上的许多特点其实都不是我的发明创造，而是和这一群人共有的。这一群人另一个共有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家族姓氏——英。他们之中的优秀代表有英敛之、英千里和英若诚等人，他们幸运或不幸地把家族的命运和近代中国的命运结合在了一起，各自在属于自己的时代和舞台上演出了自己的华彩段落。现在火炬传到我的手里了，我不仅有责任把它高高举起，还有义务将它朝下一代传下去。
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刻，我代表我的父亲和英氏家族的每一个成员，由衷地感谢本书的作者——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康开丽。是她无数次往返中美之间，多少回守候在病榻之侧，录下一盘盘录音带，查访一位位当事人，以真正的学者特有的执著与专注，锱铢必较，集腋成裘，才使这本书的问世成为可能。没有她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匠心，英若诚的故事只是一位病患老友支离破碎的回忆，而不是这本回忆录。
我还应该代表父亲特别感谢本书的中文译者张放女士。想来父亲若天上有知，一生译著等身的他看到自己的最后作品竟要由别人来翻译一定是件十分有趣的事。本书时间跨越清朝、民国、抗战、“文革”等历史时期，又出入于王府、大学、剧院、监狱等特定环境，无不因其专有语言背景使得翻译工作难上加难。
应该感谢的人太多，出版社的编辑们，在采访中提供帮助的中外亲友，和书中提及的许多真实的健在或已逝的人物。他们在我父亲这一生中起过重要作用，也使得本书丰富多彩。相信对我自己和广大读者来讲，本书不仅有趣而且有意义，它使我的家族故事不再仅仅是口头传说，而成为有质有形的东西，让孩子们能传承下去。这些东西是我家族的，也是这个民族赖以渡过道道难关，一代代长盛不衰的根本。
是为序。
二〇〇九年六月
第3节：序二老英，我的良师益友/朱旭
序二老英，我的良师益友
朱旭
老英，我的良师益友。
他爱学习。书案上堆放着厚厚的外文书。我看不懂。好在，我在他家的时候，他不鼓捣这些。
床头、枕边多是中国文学的书，但不厚。他和鲁迅有同感，躺在床上看洋装书，像抱着一块砖头。这类的书都是放在坐椅旁边的。
恭桶边上则是些杂学的书刊。这类文字看多了，便落下个“英大学问”的绰号。
老英爱吃也爱喝。有人说他后来得了肝病是喝酒的缘故。可是我和他一起喝了半个多世纪了，我到现在还好好的。可见那个诊断不准确。
我们俩共同爱好多，共同语言也多。到了那个特殊年代，就被打成“英朱集团”了。
国家走上了正轨，我们也干了些正事儿，演出了几个经典的话剧，积累了一些表演的经验，更增添了些对良师益友的思念。
二〇〇九年七月四日
精彩篇章连载：
上部蹲监狱
第4节：牢狱第一年(1)
第一章 牢狱第一年
.1.从风筝到手铐：我被捕的经过
1）
我对那种从头写到尾的自传有点儿看烦了，所以决定我的传记从我人生的中段开始。我一生中最离奇的是一九六八年被捕蹲了三年大狱。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摧毁力的社会动荡。我妻子和我在这期间被抓进监狱，原因是我们被怀疑为外国间谍。我的家妻离子散，十六岁的女儿被送去内蒙古插队，我儿子当时年仅七岁，只能去跟着我母亲，靠她微薄的退休金生活。我们多次被不同派别的红卫兵抄家。不过，在监狱的这段时间让我对中国当时情形的了解比我一辈子学的还多，这一点值得欣慰。
在这三年中我被转了好几个监狱。我天生不安分，在狱中以帮助其他犯人为己任，我心里很清楚至少有百分之九十被关起来的人都是冤枉的，压根儿不该进监狱。我亲眼看见很多犯人自杀，有的疯了，下决心自己绝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我决定要利用在监狱的日子尽量从其他犯人的背景、经历中吸收有用的东西，靠自己的智慧和幽默感生存下来。监狱成了人类学的一道智力题，一种让人思考的有趣的游戏。
我写这部传记如果有更深一层的目的，那就是要告诉人们，我的一生看似充满了曲折和不幸，人们也许会为此感到不平，但我的自身体验完全不是那样。人本能地追随积极向上的东西。洞穴时代的原始人还发明了游戏自娱自乐，我也是那么做的。如果这部传记值得读，值得写，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证明我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环境中怎样主动积极地度过在监狱里的日子，权当一本“坐牢手册”吧。
我的监禁生活是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晚开始的。那时“文革”已进行了两年，我们北京人艺的演员也组织了自己所谓的战斗队。在当时的形势下，那是抵挡来自各方攻击的最好的自保方式。我参加的战斗队名为“丛中笑”，典出毛泽东的词《卜算子?咏梅》。我们战斗队由十几位“硬里子”演员组成，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这些演员从未特别出名，但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们是剧团的台柱子，如果没有他们，剧院的保留剧目一个也上演不了。其中一位年轻人的家庭背景有问题，因为他的父亲在日本。我的父亲所在的地方更差——台湾，所以我们都属于“特嫌”——被怀疑是间谍。自从“文革”开始，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这个问题变得特别重要。所以我们都很小心，处事低调。没想到这样做倒使我们这群人得了个新的外号“老运动员”。
这个外号不是什么好词儿。“运动”这个词在当年不仅指“体育”，也可意味着“政治”。所以“老运动员”确切的含义是不管来什么运动，我们这帮人都逃不了是被“运动”的对象，也意味着我们精于分析政治动向，能轻易避开政治麻烦。
第5节：牢狱第一年(2)
一九六八年春天，我们所有这些“老运动员”对当时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的评估是一致的：按过去的规律判断，这场运动该差不离了。对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场运动结束的迹象都在那儿明摆着。当时几份大报的社论在过去几个月指出了方向，阐明我们不该把每个干部都打成“走资派”，他们当中有些人可以“惩前毖后”，继续革命。“文革”主要的目标是整“走资派”，社论中对这些“走资派”改了调子只能说明前方见亮儿了。谁也没料到“文革”还要继续八年。
2.）
那年的海货市场出乎意料的丰盛，可谓喜获丰收，这之前好的渔产都上交给国家用以出口换急需的外汇。“文革”两年来，渔民们终于明白过来：派来搞“统购统销”的干部都已经靠边儿站了，渔民们可以自己做主怎样处理自己的收成。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全国大力铲除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却享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市场经济。我妻子吴世良很高兴，我们邀请了两位朋友来一起享受一顿美宴。
这两位朋友也是和我同一个战斗队的。我们甚至专门写了一张大字报以使我们的聚会合理化。我记不清楚大字报的主题是什么，可能是批判某个人或某一政策使整个国家复辟了罪恶的资本主义（我们已有几十年没有资本主义的体验了）。“文革”到了这时候，我们战斗队已摸索出了一套适应当时形势需要的模式，我们对此颇为得意。差不多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张贴大字报对当时的形势和党中央最新“战略部署”作评论。没人拿我们的言论当回事。那时整个剧院和其他单位一样组成了大小不一的战斗队，有的战斗队只有两名成员。为求生存，这些小的战斗队都与大的两个派别挂上钩。这两个大的派别之间始终有矛盾，都想证明自己比对方更革命。其中激进的那派称自己是“造反派”，称对方为“保皇派”。因为我们不希望与任何一派沾上，我们在大字报上署名为“逍遥派”，两派对我们都不满，以致我们不断地受到攻击。
第6节：牢狱第一年(3)
不过问题还是存在，怎样打发这段闲暇的日子？剧院关了门，上台演出是没门儿了。我们可以躲开打派仗，但我们还是想知道国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怎样应付“中央文革小组”的新方针。有一天我们其中一位成员突然想起小时候喜欢做风筝放风筝。那可是北京人最喜欢的玩意儿。既然剧院不缺我们几个，重捡儿时的爱好真是个好建议，我们都很投入。其中一个人的任务是去购买原材料。让我们惊喜的是我们找到了最理想的“皮宣”，既粗糙又很薄。（这种纸原本用于书法和传统中国画。）接下来是找“竹劈儿”，削成薄片后做绑风筝的“骨儿”。水彩和画笔好找，到处都有的卖，因为大家都需要用来写大字报。我们最大的发现是“锦纶线”，要比我们小时候用的小线儿好多了。我们再从组里选出一位成员来设计并指导大家。他确实是位行家，我们做的风筝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我们终于可以露一手了。
经过反复琢磨，我们决定在天安门广场放风筝。很大的空间没有电线挡道。第一次试放十分成功。不久我们就成了那个地方热门的一景。北京人性格随和宽容，喜欢看风筝，有一天还有人夸我们的新设计。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有一次路过天安门去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看到广场上满是放风筝的人，当年我们兴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我记得那个改变我们命运的傍晚，吴世良、我和“丛中笑”战斗队的两位演员一起吃饭，我们吃的是海螺。那天早些时候我们去放了风筝，大伙儿都情绪不错。因为在天安门看我们放风筝的人们看来都很自由自在。海螺的味道又很鲜美。我们都觉得“文化大革命”也接近尾声了。正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
我告诉朋友们：附近的孩子们拆下门铃按钮做免费的玩具，我在城里到处找配件，结果发现只要用个五分硬币往里一卡，门铃也照响不误。大家听了都乐。我以为来访者可能是另一位同事。就着海螺喝了几杯酒，我感觉很暖和，所以穿着衬衣就去应门。
第7节：牢狱第一年(4)
3.）
开门时见到两位陌生人对我微笑。我同时注意到门外十几位邻居坐在小板凳上，其中有几位出身好的胳膊上戴着新的红袖章，全都板着脸。我没去多想。自从剧团里那些造反积极分子抄我们家后，邻居们都躲着我，不像以前那么友好了。抄家的理由是要除“四旧”，什么旧照片、旧书，各种杂七嘛八的东西都算。如果没有其他人在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会像平时那样，可那天有那么一群人在一起，我不指望他们像平常那样。那两位陌生人问了我的姓名，然后很客气地请我一起去当地的派出所，说是有几件事要核实一下。我只穿件了衬衣，所以我说要去拿件外套。他们坚持说派出所拐个弯儿就到，我说话儿工夫就能回来，我就那么跟着他们走了，既没有告诉我妻子，也没跟我的客人们说。
夜里的气温还挺凉，我把卷着的袖子放下来。那两个陌生人一人一边夹着我，我能感到他们的手指抓着我的袖口。我开始觉得情况不妙。
有辆车等在那里，他们设法把我弄进车里，还是一人一边。我开口问：“你们不是说拐弯儿就到吗？”
他们并不正面回答，说：“坐车方便。”
我又问：“你们要核实什么？”
“你很快就知道了。”他们答道。不过语气硬多了。
差不多五分钟我们就到了，他们要我下车。这时他们客气的笑容完全不见了。那两人命令我向前走，左拐右拐，他们走在我后面，在我视线之外。在以后的几年中，我就这么被押送到这里那里，我对这一程序太熟悉了，以致到后来只要有人在我边上走我就会极不舒服。我们穿过一个小院子，我被引进一道门。一踏进门，房间里的聚光灯一下子通亮。这突然的聚光灯、照相机的闪光灯以及其他亮光一下子让我什么都看不见，有人很麻利地给我戴上手铐，我被迫在一份文件的虚线上签上了我的名字。整个过程中我都蒙了，只记得有很多闪光灯，我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他们还真把我当回事儿……”
第8节：牢狱第一年(5) |福哇小说|
接下来，我被夹在另外两个陌生人之间，上了另一辆车被带走。这回陌生人穿的是军服。过了好几个月我才知道这些人并不是解放军，他们其实是因为政治原因被免了职的便衣，享受不到“文革”前的特权了，所以穿了军服做庇护。那时候的军帽或是旧军装仍旧很有分量。我已戴上了手铐，那两个穿军服的一人一手压着让我低头。我恢复了一点思考的能力，意识到他们是不想让我知道去的目的地，但我能感觉到我们在往哪儿走，因为我对北京城太熟悉了。
我估摸出我们是在向南行驶，离市中心不远，过了天安门广场，过了通常十分热闹的前门那片儿，然后向西，朝北京的西南驶去，但仍在老城之内。眼睃着两边的军靴，我得出结论：这不是被另外一个战斗队绑架，这回是真格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老毛病难改，即使在那样的处境下，我还是忍不住琢磨我们坐的是辆什么车——别克。他们为什么用这种车？选这种车有什么含义吗？我终究也没琢磨出个所以然。
不用说我脑子里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为什么被捕？
4）
当时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文革”以及剧院里的内斗。我一直很清楚“造反派”从不信任我。虽然我尽量避开“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派仗，可“造反派”始终认为我是“保皇派”的后台。但运动已进行了两年，他们要对付我早该下手了，为什么要等到现在？
车子朝西行驶，我突然记起约一年前发生的事。三四个人民解放军士兵被派到剧院，自称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新成立的北京市革委会派来管理剧院的。院里所有的人被分成不同的“学习小组”，每组指派组长。相类似的军宣队也被派到其他的专业剧团、歌剧院、歌舞团。他们组织“政治学习”，要求大家每天坐在一起表明自己的观点。大家所说的也就是怎样欢迎“文革”这场运动，“文革”怎样及时地把党内各阶层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除出去。政治学习很快变得十分无聊。除了忍着，我们也没有其他办法。就这样，两百多名员工，包括演员、导演、舞美、装置、票房工作人员、前台、车队司机，天天挤在大厅里开大会。
第9节：牢狱第一年(6)ｗww福fval哇cn网
这一天军宣队的领导站起来告诫我们：“我们的政治学习之所以变成了老生常谈，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林副主席的教导：战场上，要刺刀见红。”这是军宣队领导的原话。“刺刀见红”用来描述战场，听起来挺吓人，可他其实是在打比方。
他更进一步讲述他的论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主要任务不是搞经济建设，而是继续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这个目标被一小撮走资派篡改了。我们的目的是，把他们揪出来，批倒批臭！所以我们现在的职责是揭露、批判这些走资派和黑帮，而不仅仅是重弹报纸上社论的老调。”他这番告诫的目的很清楚，揭露这些隐藏的敌人，包括那些不当权的，因为他们是隐藏在政府中的敌人的社会基础。
他的这番论调得以实施。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剧院以前的领导。上演外国剧作家像莫里哀和契诃夫的经典剧目被批判，甚至像曹禺、老舍这些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也被禁了。接着，斗、批、改的范围扩大了，几个月前被抄家时查出不利证据的那些人成了攻击对象。蒋介石的画像，所谓的反动书籍，甚至受批判人的照片都成了证据。
某个闷热的下午，会场里一片嘈杂，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些演员被剥夺了中国传统的午餐后两小时的午休。突然间，有个微弱、犹豫的声音说：“我可以揭发件事吗？我听见英若诚说毛泽东思想也得一分为二……”此言一出，会场睡意全无。
我脑袋“嗡”的一声，心跳顿时加剧。大厅里顿时喧哗起来，有人喊：“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打倒谁！”
这是我们当中第一次听说有人明目张胆地说毛主席的二话。口号四起。会议主持人迅速地与他周围的人商议了一下，接着他命令我上台面对人群接受质问。我服从命令，一边朝他们指定的位置走，尽量表现得不慌不忙。同时内心却在飞速想办法摆脱困境。我发表这一言论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我也记得自己当时为什么这么说。当我最终面对人群时，口号声渐低，大厅重归寂静，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得见。我脑子里却突然闪过：这大概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谓的“当众孤独”吧。
第10节：牢狱第一年(7)
不容我多想，人群里跳出一个人大声质问道：“你说过这样的话吗？”人群中嘈杂声又起，可能是大多数人估计我会否认这样严重的罪名。
等到人群安静下来，我很镇定地说：“我说过。”震惊之下，群众先是一片寂静，紧接着口号和喧哗声大作不止。
5）.
大会的主持者是我的一位同事，也是院里的演员，平时我们关系还不错。他让大家安静下来，让我跟大家解释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说这话的。看着他，我明白了军宣队为什么信任他，重用他。因为此人出身好，家里有高干、军干的背景。
我回答道：“不久前，军宣队组织剧院去北大学习怎样参加‘文革’。休息时我们谈论起学生的情况。有人说起有个学生因为提出‘我们对任何事情都应遵守一分为二的观点，包括毛泽东思想’而引起了公愤，遭到其他学生的围攻。我当时说，他的错误不在于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而在于它的分法。因为主席本人也明确说过天下所有事物都应遵循一分为二的规律……”
人群中有人打断我：“毛主席什么时候说过？”
我镇静地回答：“武昌会议上，毛主席说：天下所有的事物都应遵守一分为二的原则。”
另一个声音说：“难道我们也要把蒋介石一分为二吗？”
听了这个问题我暗自高兴：真是救我一命啊！
我抓住时机：“一九四七年毛主席在同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他著名的观点：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我接着告诉大家，“一九五八年在武昌会议上，主席更进一步地阐述了他的理论，明确指出我们应对美帝国主义以及一切反动派，包括蒋介石都必须一分为二。他是这么说的，有真老虎和假老虎，铁老虎和豆腐老虎之分。毛泽东思想本身也不例外，问题是怎么个分法。当然不是分成好与坏，而是认识到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对人民来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指路明灯，而对敌人来说则是消灭他们的锐利武器。”
那位情绪激动的年轻人还想叫喊什么，但坐在他两边较为谨慎的人迅速将他按到座位上，因为他们知道我在援引毛主席的原话，而他却在那里无知地大放厥词。
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万万没有想到。两位年长者，通常在这样的公共场合从不发表意见，却站出来为我辩护，证实说他们当时在场，情况正如我说的。最后，那位最先揭露我的“反动言论”的人站起来，承认事情的经过正如我所说的。会场里又是一阵喧哗议论。主持会议的头头儿对我说：“你可以回你的座位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是急中生智用不合逻辑的辩证法救了自己。
第11节：冀县监狱(1)
第二章 冀县监狱
1.监狱里的活动项目和闹剧
1）
组织犯人偷胡萝卜和土豆不仅是在犯人中得人心而已，我还得争取监狱管理人员的信任。每次监狱长把我们集合在院子里总有原因，通常是需要会这样那样手艺的人。他会把我们集合起来：“你们当中谁会干水泥活？”
无论他需要什么样的手艺人，我总是第一个举手。我之所以举手是因为我能因此离开牢房多得到一点自由。
这次他正好要找人干水泥活，也没有具体讲什么，我当然自愿提供服务。
“散会到我办公室来。”他给我下令。
其他人都回了牢房，我被带到他的办公室。
一进办公室他就说：“我们上级决定不能让这地方老这么不像话。应该把监狱正门整修一下，要让这监狱看起来就像是改造思想的学校。我们需要一个标志。我在大城市里看到过，用水泥铸成字，固定到墙上，但不能让墙倒了。”他接着说：“你需要些什么材料？需要什么，说话。”
我答道：“我需要水泥，还需要盐。”（他们在食物中放的盐很少，以防我们脚肿，所以盐是珍贵物品。）
“盐，还有油漆。我们得给字涂上油漆，那样就好看，还需要些油灰。”
我把所需的材料都列出来给他，他听得很专心。
“我还需要新鲜的猪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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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冀县监狱(2)
“干吗用？”他问。
“掺进油漆里，那样油漆涂到水泥上就不会掉下来。”我答道。
“有必要吗？”
“有，那是传统做法，是专业油漆匠们传下来的。”
这还真不全是瞎话。
“还有就是一个小火炉，用来加温。和水泥的时候温度太低水泥就容易开裂。掺进一些温水就能防止水泥开裂。”那是一九七○年一二月份，当时天气很冷。
“这些都容易办到。”他说。
“还有，还需要一些砖头。油漆里还得加进一些砖灰，用砖头摩擦掉下来的灰。用这几样材料调制的油漆黏度就很高。”
他问我哪里可以买到砖灰。我说：“买是买不着，不过你这儿有许多人手可以自己做，不是什么重活儿，两个女号就能对付。”
“好吧。”他做了记录。“还有什么？”
我说了最后一个要求：“纸，大张的纸，铅笔、橡皮、尺子。先得把字写出来。”
他满足了我所有的要求。
我得承认，有两位女性在场干起活儿来就是不一样。我们都很久没看到异性了。监狱长不放心男犯人，女犯人就好得多。我知道如果我强调磨砖灰的工作女的都能对付，他就会让女犯人来帮我。
我们就这么开始了。我把铅笔断成两截，两头都削尖。每支铅笔就有四个笔头，我自己藏了三支，在监狱里铅笔是很有用的。相比我自己制作墨水的过程，这真是太方便了。
那两位来帮我的姑娘都乐，问我：“是真的吗？你真的需要……？”
我说：“当然是真的。”
她们就开始磨砖。
炉子生了火，烧着水。有了热水，那简直就是帝王般的生活了。
接着水泥来了。最后是猪血。猪血上出了点问题。猪血得在清早从屠夫那里直接运来。
第一次拿来后，我说：“对不起，这不够新鲜，猪血已经结块了。我需要最新鲜的。”我把这些猪血留下了，加了盐煮了汤，和那两位女犯一起分享，味道很好。
我是从另一位犯人那里学到制作水泥的技术。他是位专业的泥瓦匠。他惧怕当官的，所以不敢自愿报名。
第13节：冀县监狱(3)
“请你把所有的诀窍都教给我。”我向他讨教，他同意了。
他们要求我做八个字：“现成的。林副主席的指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是，是。”我们便开始写这几个字。
这差不多花了一个星期，因为我在那里拖时间。
有一天监狱长来了，“怎么样了，做完没有？”
“做完了。”我答道，“不过我有个问题，可以问吗？”
“问吧。”
“林副主席的话是没问题。团结、紧张、严肃，这些对犯人都合适，问题是最后这个‘活泼’——让犯人活泼合适吗？”言下之意是犯人有可能会不安分、闹事。
“我的责任。”他说，“你有什么建议？”
“应该是我们通常在报纸上看到的口号。八个字，让我想想……‘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怎么样？”
他十分高兴：“好，好，好，就换成这个。”
“那又得多花些工夫。”我告诉他。
“那没问题。”他答道。
我就把原先给我的纸留着，另外又要了些纸。我开始做新的标语。泥瓦匠难友告诉我，先做整面墙的架子，然后注入水泥，最上面一层是特制的水泥，然后按平，粘到墙上。然后再把写上字的纸贴到上面。不用糨糊，因为水泥还是湿的，纸自然就粘在上面。接着就是把这些字刻出来。
干完以后，我告诉监狱长：“还得等几天才能干。”我又多了几天享受的时间。
最后轮到派人清早跑着去屠夫那里取新鲜的猪血。猪血拿来后，我就把血放进水里加了盐，在炉子上加热。然后我就把这几个字漆成鲜红色，革命的颜色。
那个任务就完成了。我还得到了表扬。能出来几天，那两位女犯人也高兴，因为整天在牢里坐着极为无聊。
2）.
不久，我们又被集合在院子里，监狱长问：“你们当中谁会做腌青椒？这地方盛产青椒。上级领导要求我们改善你们的饮食，我知道光啃窝头很单调，我们自己做些腌青椒怎么样？我这里有个大桶……”
第14节：冀县监狱(4)
当然又是我举手。
他很惊讶：“这你也会？”
“我会。”我答道。
“你在哪儿学的？”他问。
“我们犯人当中有位曾是一家著名酱菜园子的学徒。”我答。
“那就让你们试试，”他说，“你需要些什么？”
我又列了一张清单：“青椒，大量的盐，带针的竹筷子，每根筷子要四根针。”
“你要针干吗？”他问。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要针是因为针在监狱里又是一样珍贵的东西。大家的衣服都很破烂，我们每两个星期才能用一次针线，每次用都催着归还。我将成为监狱里的有针阶级。
“你为什么需要针？”他又问了一遍。
“盐光留在表皮上进不了青椒，就没味儿。所以要用四根针绑在筷子上。每人拿一根筷子扎青椒。”
“为什么要四根？”
“我是这么学的。少于四根效率低，浪费劳动力。多于四根也没必要，四根正好。”
“那好吧。”他的口气软了下来。
我又接受了这个任务。腌青椒做得不错，确实改善了我们的饮食。我真认识一位曾在酱园里干过的犯人。我在监狱时几乎是绞尽脑汁了解周围犯人的特殊才能和智慧。
有位从香港来的工程师，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最专业的知识：怎样用当地的溪流发电。内容包括怎样发电，怎么储存所发的电，怎样在没有现代设备的情况下建造浴室。我相信这些内容在将来会特别有用。
我们这些犯人人数不少，我在里面找到了有各种才能、特长和天分的人。在通常情况下，他们没机会在别人面前露自己这一手。我通过观察估计谁有一手，我就试着与他交朋友。我就这么从他们那儿学到了各种技能。这些技能使我能在监狱里自告奋勇完成各种任务，还有助于我将来出狱后建立自己的生活。
我从一位犯人那里学会怎么制酱，从另一位那里学会了怎么种葡萄。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怎样孵小鸡。我在笔记本里做了如下记录：
第15节：冀县监狱(5)
孵小鸡不能超过二十个蛋，十二个最合适。用这个方法孵出来的小鸡只有一两个是雄的，节约了时间和精力。辨认小鸡的性别有三种方法。小鸡在地上走的时候，雌的走直线，雄的却左右摇摆不时改变行走方向。第二种方法是提起小鸡的两条腿，小鸡的头垂着便是雌的，要是小鸡的头朝前或朝后仰，便是雄的。第三种方法是以手捉鸡，向后退缩者为雌，向前挣扎者为雄。
他提到还有别一种方法是蛋壳开裂、小鸡要出来的时候，先出来的多半是雌的。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到这些知识的。我到现在对他辨认公母的方法仍感到神奇。
还有一位姓田的老中医。当时这位田大夫七十出头。他是从北京北部山区来的，他们从一座小山上淘金。先把山的岩石炸开，从炸开的岩石块中用铁夹子把任何闪亮的东西夹出来。金不容易氧化，总能从岩石里被辨认出来。然后再把这些闪亮的材料收集起来，放到小溪里，让金子沉淀下去。因为金子要比普通的岩石重。通过这种方法他们能得到一些金子。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淘金方法。
在医术方面，这位老中医教我的内容有合法的也有违法的。合法的是怎样制作鸦片。在他们那块儿这是合法的，他说。作为一个医生，他不能没有鸦片，他用鸦片来治咳嗽、哮喘这类疾病。
他跟我交上朋友后，有一天他说：“我教你怎么制作假的鸦片。”
当然，这是违法的，跟印假票子差不多。他告诉我怎样用某些植物来制作：放到锅里，加热到植物变成黑色，质地黏稠，还告诉我怎样在鸦片上做假的商标。
直到某一天，他也不得不承认：“不知道现如今外面是个什么样子？我在这儿被关了五年了。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行市，也许卖假的不安全了，小心为妙。”我就假鸦片所做的笔记十分含糊，因为我觉得照实写下来太危险。我所做的记录即使被人看到，他们也不会知道那是制作假鸦片的方法。
“你为什么被捕？”这问题我对每个人都问，我也问了这位医生。
第16节：冀县监狱(6)
“那是我自己糊涂。”他说。在“四清”的时候，大家都要对自己的过去作交代。他交代说在日本人占领时期，他被日本人抓去，被逼着为一位日本军官治过疟疾。他交代完以为没事儿了，没想到几天后被抓了起来，罪过是他给日本军官开药治病就算当过汉奸。
3）
怎样制作假鸦片之后是怎样做人流。再接下来是怎样劁公鸡，使它们增肥。那方法很吓人，我就不细说了。流产和阉割公鸡的方法是另一位大夫教给我的。这位大夫是外科医生，要比老中医年轻多了。别人告诉我，他是真有罪被抓起来的。他非法做人工流产。不但非法行医，还有几起严重的医疗事故。他是密云人。
一位姓林的厨师教我怎样烤制蟹和其他带壳的海鲜。他四十多岁，住在北京大学附近。一些外国留学生雇佣他做厨师。那些来自东南亚的留学生对他的手艺十分赞赏。
“你干吗待在这个鬼地方？”他们问他。“在泰国你可以发大财。”
别人几次三番这么告诉他，他就做了个决定。他又是个裁缝，就带了他的缝纫机（是那种用手摇的老式缝纫机），去了蒙古，在那儿挣了不少钱。可他心里还惦记着东南亚，就一直溜达到中国的西南地区，带着缝纫机、布料、锅碗瓢盆，分量肯定不轻。他在云南过了边境，在泰国挣了一笔钱。
可他惦记着老婆和孩子，回来了。等着他的是当地的警察，二话不说就把他抓住了。我们在冀县碰到时，他在监狱至少已有三年，还没被判刑。他属于偷越国境，但主动返回，犯的事也就是缝几个扣子，做几道菜，很难定罪。
林的手很巧。所以狱中几位年轻人请求他做美式的蓝粗布工装。他就把“顾客”提供的材料裁剪了，用自制的针为他们缝制。我们自己制作针就花了至少两个周末。
我们得先找到铁丝，越硬越好。然后把它弄断到针这么个长短，在床头的水泥墙上磨得又直又亮。如果号里有人戴脚镣就更好了，我们就会要他帮忙用镣铐把针的一头砸平，然后弄尖，这样反复，直到针的一头平了。当然最理想的是把针磨到通红，然后淬到冷水中，那样针尖就变得很硬。趁针还比较软的时候，轻砸针平的一头，弄出一个小凹。再对着水泥墙磨小凹突出的对面，只要有时间和足够的耐心，最终，就会有个小针眼儿出现。
第17节：冀县监狱(7)
此时，我已赢得了监狱管理人员的信任。事实上，有段时间，我还给监狱的看守，特别是姓肖的监狱长，定期上马克思主义的课。肖监狱长不知道党中央要他学什么，我就帮他学马克思的原作，当然是翻成中文的。我们学习了马克思的著作，比如《法兰西内战》，还有马克思就德国问题所写的一系列文章，等等。当然不能指望冀县的狱卒能听懂多少马克思主义，但我起码通过这个使姓肖的监狱长对自己刮目相看。
到一九七一年春天，我争取到为囚犯们采购的任务。不像我，有些犯人进监狱时身上有钱。当时的监狱有很多问题，但并不腐败。每个犯人都有一本银行储蓄簿，记着每个人有多少钱。
有一天我给监狱长提建议：“为什么让这些钱闲在那儿？我们可以做点买卖。他们都有钱。我们每月定出几天，他们可以列单子需要采购什么，我们可以帮他们经管钱。”
“这可是破天荒的事。”他说。
“那怕什么的？”
最后他说：“也是个主意。”
以后每月就把存折发还给他们，他们再填一张表说明：“我要买……”
我为所有女犯们买的第一样东西是一面小镜子。她们高兴坏了。她们很久没看到自己的模样了。
我告诉她们：“镜子不光可满足虚荣心，还可用来做交流工具。你们光知道臭美，知道摩尔斯电码吗？”
谁也不知道，我就教她们。
那样，在太阳光角度对的时候，我可以用镜子把光折射到某个女号的窗口，互相交流传递信息。
到最后我们得用小推车去集市采购。总是有一位看守和我一起去，那可是我在监狱几年当中觉得最自由的时候。
4）
我自己却没有什么钱买东西。因为我被抓时没准备，身上只有两毛七分钱。难得他们也会让我们与亲戚联系要钱。但我不想影响到我家人，让他们担风险。所谓家信都会被查，也就能写“枕头一个”或“新鞋一双”。每年我们只能给家里写一两封信。有一次我一时兴起，给我弟弟若聪写了一封信，要十元钱，还有毯子、鞋子、袜和一些历史书。到那时我弟弟一直都不知道我被抓起来了。长时间没有我的消息也正常，因为“文革”期间大家都避免写信联络。
第18节：冀县监狱(8)
收到我的信，他大吃一惊，马上给我寄了一条很好的毛毯、我要的十元钱和一些书。书我没收到，被没收了。
我至今记得那条毯子，确实让我得以保暖。十元钱在当时是不少钱。当时东西十分便宜，十元钱可以买牙膏、肥皂，还有其他许多东西。比两毛七强太多了。
等到我可以在监狱里走动，发现了他们储藏胡萝卜和土豆的地方时，我又生出一个念头，毯子这下派上了大用场。
姓林的厨子帮我组织了这次偷菜闹剧，那可真是一次大规模的偷盗。当时是一九七一年春天。
“我们的行动必须十分迅速，”我告诉难友们，“要有人放哨，看巡逻的大兵什么时候出现，我们得有足够的时间跑回我们的屋子。”
储存胡萝卜的仓库就在我们的隔壁。我让大家用我存起来的针和从袜子口拆下的尼龙线把毯子对折后两头缝起，做成一只大口袋。
我们的分工十分细致。年轻灵活的犯人偷胡萝卜，年长的放哨。这是最关键的，因为大兵在屋顶上巡逻，他们可以从天窗往里看。年长的犯人得算出士兵巡逻一圈的时间是多长，我们得在这段时间里完成计划。
我的计划执行得天衣无缝。不久我们拖了大量胡萝卜回囚室。大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马上意识到需要有个纪律，因为八个人齐嚼胡萝卜动静太大。我们得轮流嚼，放哨的人还得放哨。他一做手势，即使有半根胡萝卜在嘴里也得住口，等巡逻的士兵走过后再继续嚼。
胡萝卜只偷了一次。他们大概察觉到了不对劲，因为之后那屋子就上了锁。
人的生存单靠食物还不够，还需要娱乐。我为大家设计了几种游戏，还教我同号的人怎样下围棋。
我们制作棋盘需要的第一样东西是一块手帕，用我珍贵的墨水在上面画棋盘的格子。我们做的棋子要比通常的小。为做棋子，我们查看了所有人的鞋底。当时的鞋子有三种鞋底：红的、黑的和白的。我们要的是白的和黑的，不需要红的。要劝人捐出他唯一的一双鞋子得花不少工夫。我们也很小心，只把鞋底削一层下来，那他还可以继续穿，不过鞋底薄了走路肯定怪别扭的。每片鞋底上画上等同的小圈，然后用院子里找到的碎玻璃切出棋子。
第19节：冀县监狱(9)
我们做了一百八十粒白子和一百八十粒黑子，大小要能够适合手帕这块棋盘。一有提醒，我们能马上把它们藏起来。手帕很容易藏，可以藏到口袋里。屋子有小窗口，有时看守会查看我们是否守规矩。有一次我们不小心，看守看到我们在玩什么游戏，可他没看清是什么。进屋来，他得先开锁，拉开门闩，那也得花点时间。等他进来，不但游戏不见踪影，我们也都坐在不同的位置上。他很生气，指着我们其中一个人：“你！出来！”
被指的是音乐家郑佐成，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作曲家，至今仍是我的好朋友。
郑佐成出去了。看守审他：“你们玩什么哪？你坐在中间，你一定知道。”
郑佐成摇头。
有人常说监狱里虐待打人的事，可我并没亲眼见过，至少我在监狱时没有。对犯人用刑多累呀，至少需要两名助手。那位看守有的是法子惩罚郑佐成，让他跪在院子里至少两小时。院子里地不是很平，地上都是不平整的小石子，等他被允许回屋时，我们看到他膝盖上已在流血。这是看守们常用的惩罚犯人的家常便饭，不用花他们的力气。
人也很有意思。多年以后我碰到郑佐成，跟他提起这件事，他茫然地看着我。
“真的？有那回事吗？”他问。他已完全不记得了，也许他选择了遗忘。
在冀县多次从一个号子换到另一个号子，只有跟他分开时我感到了伤感。他是个大好人。我一直想学乐理，是他带我入的门。他教我识谱以及“十二平均律”。
郑佐成的妻子没有被关起来。郑佐成被捕的时候，她还没与郑佐成结婚。他们刚经人介绍认识一个星期。郑佐成被带走时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她的喊声：“我等你……”
他被关在监狱里足足八年，因为他罪行严重。确实严重。年轻时他学的是舞蹈，后来才开始作曲。当年，中央首长们在北戴河度假时，江青经常举办舞会，郑佐成被指定专陪江青跳舞。
“文革”开始后，他们其中几个聊天提起这事，有人打小报告说他们议论“中央文革领导”。他们都被抓了起来。这群人中我至少认识三位，他们都在狱中关到一九七六年，直到“四人帮”倒台，江青本人被公审。
郑佐成被放出来的时候，在家等他的是当年的女友，现在的妻子季家惠。她确实等了他这么多年。这世上有太多悲剧，但也真有大团圆的结局。
中部 家族史及早年教育
第20节：英氏家族(1)
第三章 英氏家族
1.从战士到绅士
1）
我祖父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位杰出的人。他的家族是满洲正红旗人，世袭旗兵，祖祖辈辈都是大字不识。我们家族一六六四年随顺治帝入关。祖父于两百年后出生于北京西郊，即是现今颐和园以北几里远的黑山扈附近。我一直也没找到他出生的确切地点，但我知道他在那里长大。黑山扈是旗兵操练的地方。祖父年轻时举石锁、骑马、摔跤、射箭，走的是他家族吃钱粮的路。
大多数知道我祖父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叫英敛之，其实之前他的名字叫英华。事实上他的“老姓”也不是这个，这说起来话就长了。因为满人没有传统的中国姓氏，英华只是他的汉族名字，不带姓。整个《百家姓》里就没有用“英”字当姓的。我这一辈子从未碰到过跟我同姓的人。
我们家满族的老姓，也就是我们家族的姓是赫舍里。当然对汉姓来说，赫舍里这个姓长了一点。汉族的姓通常是一个字，复姓已经很少见，从来没有过三个字的姓。原本我祖父的名字，应该是赫舍里?英华。后来参加了改良派，他就改名为英华，敛之是他的字。中国人一般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爹妈或者先生给起的名字，一般叫“学名”。第二个名字，即“字”，是自己起的，一般两个字，代表一个人在人生中追求的境界。我祖父的正式名字是英华，华的意思是花或是光芒。他选的字是“敛之”，意思是“不张扬，要收敛”。取意“光华内敛”，是谦虚、低调的意思。可以看出英敛之这个名字是在他成熟后起的。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号，号“万松野人”。
我追根寻宗最远也就到我祖父。我只知道我的曾祖父是个摇煤球的。离我们旗居住地不远就有煤窑，至今还在产煤。那地方有的是煤末子，穷旗人把煤灰和黄土混在一起摇成煤球，这种煤球冬天用来取暖，一年到头都可用来做饭烧水。这成了很多穷旗人赖以生存的一个行当。据说我曾祖父靠摇煤球为生，是社会中最底层的人，比抬轿子的杠夫的社会地位还低。他有五个儿子，我祖父是老二，是个极不寻常的孩子。这孩子想要认字。
第21节：英氏家族(2)
家里买不起纸。家的附近有条河，河上有座青龙桥，桥头有个很大的茶馆。祖父会去茶馆捡顾客扔下的包茶叶的纸。他把这些纸收集起来，带回家，在家练书法。他还自制墨水。也许我在监狱里制作墨水、笔记本的本事是从他那里继承来的吧。
有一天他遇到一位在茶馆喝茶的老道。老道问他捡纸有何用。
“练字。”他答道。
道士大感兴趣，和祖父聊了起来，最后道士说：“我收你为徒！你成了我的徒弟，需出家云游。”
“出家”字面上是离开家，实际上是离开尘世，意思是做和尚或道士。我祖父似乎愿意接受这个提议，所以他俩就从茶馆出发一直朝北京城里走去。他也没告诉他父母，就这么走了。
他们到城里时，已有很长时间没吃东西了，道士带他进了一个小面馆。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位专门给穷旗人教书的先生。那人正在独酌，因为认识道士就过来跟他搭腔。
“你跑这儿干吗来了？”他问。
道士大窘，吭吭哧哧地说：“嘿嘿，我刚收了个徒弟。”
“呸！”此人啐道，“你还收徒弟？胡说！把那孩子给我留下！”
我祖父就这么离开了道士，跟那位先生去当徒弟去了，称为“书童”。当时的老师到有钱人家里去教馆，他们会收年轻的男孩做助手，称为“书童”。
每天早上祖父要搬着重重的一包书，还有纸、砚台、笔、墨，跟着老师走，他就这样干了好几年。
他很聪明，在那位老师的学生们学会之前，他就已经把所有的课都记住了。他写的字也大有长进。
终于出现了一位贵人，其实也是一位满洲破落贵族袭“将军”，虽然手下一个兵也没有。他请了这位老师到他家里为他女儿上课，因为当时还没有女子学校。慢慢地，我祖父和这位姑娘的关系也就超出了一般的友情。
他当时十几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轻人，和那位姑娘开始秘密地鸿雁传情。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不久就被一家之长发现了。将军十分生气，把女儿锁了起来，要惩办我祖父。
第22节：英氏家族(3)
收我祖父做徒弟的那位老师把将军拉到一边说：“将爷容禀：现如今咱们旗人声望日下，皆因与洋人打交道总吃败仗。欲重振我大清的荣耀必得不拘一格降人才方可。依我看，咱们格格中意这小哥乃是爷的造化呀。他是我所有学生中最出类拔萃的。望爷三思。”
不到第二天，将爷就思明白了，因为他给那位教书先生传信，大致是说：“行了，挑个好日子吧。”
就这样祖父和祖母结婚了。这在当时肯定是很大胆的举动。那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清朝末年，人们对两性关系还是十分保守的。在当时的中国，所有的婚姻都必须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来安排。我祖父只通过那位教书先生从中撮合就与他的心上人结了婚。
2）.
他这一结婚可就联姻了皇族。我祖母姓爱新觉罗，名叫爱新觉罗?淑仲。从我祖母那边数，我家是清朝雍正皇帝的十四弟，也就是传说中被夺嫡的那位允祯的直系后代。我祖母一九二五年去世，终年五十岁。在当时并不算早逝，因为那个时候人的寿命比现在要短。作为一个女人，她的一生可以说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十几岁爱上了我祖父，反叛当时的社会伦理和门户之见与他结婚。我祖父当时不过是一位本身并不富有的教书先生的助手。祖父创办《大公报》之后还请这位教书先生当了记者，这位老式的教书先生成了第一位记者，自由地报道当年时政，甚至还写社论呢。
祖父结婚后不久皈依了天主教，据我父亲说，我祖父是在街上听到一位传教士对人群宣道：“忏悔吧，你们这些罪人，主的天国已经近了！”这位传教士是个外国人，留着大胡子，用中文传教。当时被派到中国的传教士都要经过严格的培训。他们一般先到澳门，在那里的学校学中文（普通话或是广东话），学习很努力。他们中有些甚得皇室的垂青。康熙帝本人就向这些教士学习几何和三角，还学习拉丁文。
那天祖父在街上听到传教士的讲道，感觉如醍醐灌顶。他开始研究天主教的教义，最后受了洗礼。至于我祖母的信仰——当时女人想什么不重要，他信什么，她就跟着信什么。
第23节：英氏家族(4)
祖父尽管跟着那位教书先生离家出走，他最终还是衣锦还乡。他信天主教后，找到了一份工作，挣到足够的钱养活自己，也养活家里的老人。但他没有再回乡下。他住在城里，参与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维新变法运动。改良运动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
我祖父在政治上很活跃。他参加了几个维新组织，拒绝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是当时中国儒士们升官的唯一途径。他谴责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要求所有的学子都用八股文形式写文章），这种死板的结构压制人才，人就像机器一样按照一定的程式写文章。
一八九八年光绪帝御允废除科举制度，很多书院都按照欧洲的模式改成了现代的学校。当时派出代表团到西方考察怎样建立君主立宪制。可是一百天后，发生事变，光绪皇帝被出卖，被关到中南海瀛台，改良运动的六君子被杀头。能逃的都逃离了北京。著名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都逃了，我祖父也逃走了。他先逃到香港，后来逃到越南。父亲就是在他们逃难这段时间出生的。祖父从越南回到中国后，先躲在云南边陲，直到相对安全了，才回到上海，后到天津，最终回到北京。
一九○二年太后回銮，下令大赦，大致是这么说的：“除了那两个，其他参加变法的都免罪，都是你们自己愚蠢。”在那条法令中，我祖父的名字是英华，没有写旗姓，因为当朝的不相信会有旗人加入反清运动。他们以为他是汉人。
据我所知，这是我祖父的名字第一次以英华出现，当然他的家人都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摆脱一直笼罩他们生活的阴影。所以他们一致放弃了老姓赫舍里，改随英华姓了“英”，连他的父亲都随儿子改了。从此以后“英氏家族”出现了。
3）.
我祖父和他的朋友们在那时是温和改良派，他们并不支持一九○○年出现的义和团运动。一九○二年的特赦后他们从云南回来。当时从上海到广东到云南兴起了一批新兴资产阶级，他们手头有资本，觉得他们的看法应该得到重视。他们的计划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办报。他们希望报纸能办在北京，那样能达到最大的影响力，但以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当然不会同意，最后他们妥协选择了天津。天津是办报的好地方，因为有外国租界。《大公报》最初设在日租界，后来又搬到法租界。《大公报》是长江以北唯一一家此类报纸。我祖父是总经理兼第一任主编。每天写一篇社论，他是一位很勤奋的人。
第24节：英氏家族(5)
报纸办在天津，资金是柴天宠等银行家和大商人提供的。我父亲是独子，在天津长大。他告诉我说他小时候很调皮，是《大公报》院子里的小霸王。那时候，窗子是纸糊的，每次刚糊完窗子，我父亲就拿根小棍子逐一捅破。他总是干这种惹麻烦的事。
一九一一年清帝退位，次年我祖父一家搬到北京。祖父负责清室善后事宜，主管皇家园林香山。西郊许多地方，像清华大学或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原本都是皇室的御用园林。香山静宜园是其中之一，我祖父受命管理此地，为落魄的满人发展现代行业，收容了很多旗人。
三十年前我曾去静宜园游览，碰到一位老人，问他是否还记得我祖父。“记得，”他说，“我们都记得他，是他开发了这个地方。”他们那里是整个华北地区包括北京最先用上电的。那肯定是令人激动的事。
在那里我祖父创办了静宜女中，母亲十九岁就任该女中的校长。同样，清华大学也是因为建在以前的清华园的位置上而得名的。
英敛之还主持为一年前遭受水灾的孤儿们建了一座孤儿院。孤儿院叫香山慈幼园。那个孤儿院里出了好几个党的早期领导人。这些孩子是孤儿，没有亲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开始读一些进步的书籍，后来成了革命人士。我想祖父并没预料到这个结果，对他的慈善行为产生这样的结果，他一定会感到很惊讶。
继而祖父建了一个很重要的机构，名叫辅仁社。辅仁社一九一三年在香山静宜园建立。一直办到一九一八年。辅仁社着重于人文学科，成了后来辅仁大学的前身。所有这些机构都是因我祖父的宗教信仰而建立的，辅仁大学本身是根据梵蒂冈的旨令创办的。
辅仁社及后来的辅仁大学，是祖父和北京的法籍天主教主教一场激烈冲突的结果。那位主教认为宣传宗教信仰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合法及不合法手段购买地产，从而成为受人尊重的上层社会的一员。这是义和团运动之后，欧洲人自以为是、自作主张的一种表现。华北地区的教产超过当时最大的地主。像祖父这些进步的公民都反对这种外国有权势的教会收买中国农民来信教的社会现象。其实中国农民聪明着呢，他们一方面假装听从传教士的布道，跟着做各种各样的仪式，可回到家里照样信财神，供纸钱。这种紧张关系是中国和外国列强之间所有问题的根基。
第25节：英氏家族(6)
祖父和他的好友马相伯于一九一二年就中国当时的状况给教皇皮尔斯二世写了一封信。他们认为十六世纪传教士先驱利马窦的信条被背叛了。利马窦与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皇室结交，把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传到中国，因此他在清朝前期很受爱戴。祖父和马相伯意识到当时外国人收购地产形成的一种体制是一种倒退的现象。他们认为这对宣扬真正的天主教精神是有害的，他们也看到由此而引起的问题。
教皇回了祖父的信，他很支持祖父。不久第一所由梵蒂冈设立的天主教大学在北京开设，正式起名注册。祖父死后被梵蒂冈追封为文森蒂斯?英爵士。多年后我父亲也被梵蒂冈封为爵士，称为英格那蒂斯?英爵士。这条延续的线到我恐怕要断了，因为没人提醒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西尔维斯特?英也应该到了封爵的时候了。
一九二五年，教皇授权美国的本尼迪克特教团在北京创办管理一所天主教大学，他们最终还是承用了辅仁这个名称，任命我祖父为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现在台湾辅仁大学还在，是一九六〇年我父亲协助复校的。台湾辅仁大学在台湾重建的时候，父亲年事已高，他们就任命于斌主教（后来成为红衣主教）做校长，我父亲做副校长。现在在台湾，辅仁的纪念馆里有我祖父英敛之、他的朋友马相伯还有我父亲英千里的展品。一九九三年我随北京人艺去台湾演出，该校请我去做过几场讲座，使我能短暂地继承了一次家族的传统。
我祖父把一帮不识字的旗兵变成了一个家族来维护传统。这个家族在清朝初年随军由满洲迁移，和开国皇帝一起来占领了中原。后来人们常常疑惑满洲人是怎么征服和统治中原这么大的一个地域的。其实清康、雍、乾三朝的确给人民带来了久违的盛世。人口的增长在当时是繁荣的标志，人民温饱，国家统一。乾隆末年，人口已增长到三亿。清朝统治者的丧权辱国到鸦片战争才显露出来。
从一群不识字的家人中走出，我祖父最终成了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创办了一所大学和一家现代的报纸，创立了一个进步的女子学校，肯定还有其他我没有说到的事。只是最近我才发现他还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李大钊当时是刚创办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他们是在北大认识的。我祖父还有一位好朋友是严复。严复是位杰出的学者、翻译家，一同参加了维新运动，是北大的第一任校长。
第26节：王公贵族式的童年(1)|福哇 小说|
第四章 王公贵族式的童年
1.温暖的家
一个普通老百姓在王府里长大，那是很不寻常的，可我就是这个不寻常的例外。还不是一般的王府，是著名晚清权臣庆亲王的王府，他非常腐败，可能是当朝几个亲王中最富有的。①在他之前，这个府第属于和珅，他是整个清王朝最大的贪官。直到和珅最后被抓起来，他的财产正式由朝廷没收，分类清查，皇帝才知道他的统治下，有人比他还富有。②
过去每个主要城市都有一个钟楼、一个鼓楼。钟楼用来每天报时，正午时分，在楼顶放一炮，声音非常大，所有有表的人就会把自己的表调准到十二点。离北京的钟鼓楼不远，有座人造的景山，传说是当年开挖疏浚周边的海挖出来的泥土堆积起来的。庆王府就坐落在离这些海子之中一个叫“后海”的小湖不远的地方。这些海是清王朝有闲阶层喜欢游玩的地方。夏天，湖边会搭起临时的“天棚”，有杂技、地方戏还有其他的娱乐活动。
曹雪芹在他的巨著《红楼梦》中描述了北京城某湖边的一条非常有意思的街，这条街上没有生意买卖，只有两位亲王的王府。我就是在这条街上长大的。也有人说曹雪芹的名著中描述的就是庆王府。我们住在庆王府的七年中，我的兄弟姐妹和我就在许多无价的古董和珍宝之间玩耍嬉戏。也是在这个王府里，我们为得了肺病的哥哥和姐姐做祈祷。也是在那里，我们自己制作了小的剧目为我们的邻居和朋友们演出，那是我这一辈子扮演过的无数角色中最初的几个。
庆王府就在辅仁大学边上。辅仁大学是我祖父出资并助建的，我父亲又在那里做教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皇族已瓦解，亲王们开始卖掉个人财产。现在的北京协和医院所在就是其中之一，现在的英国大使馆是另一处。辅仁大学则买下了与王府连在一起的土地房产做校园。当时，庆亲王还不愿卖掉他的王府，因为他还梦想着夺回江山。为了安全起见，他搬到天津藏身于外国租界，他请求辅仁大学派几位可靠的教授住进他家具齐全的房子里，替他守宅，房租免费。大约有十户人家搬进了那个巨大的院落。庆王的本意是最好有几位外国人也来和这些教授们同住，那就可以插上外国的国旗，最好是美国的星条旗，从而保护王府不受日本人的侵占。几年后，庆王自己却把王府卖给了日本人，自己就永久地搬到了天津的日租界，真是莫大的讽刺。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入侵后，花了一段时间才控制住北京，直到一九四○年日本人才将王府用做军警的总部。
第27节：王公贵族式的童年(2)
我父亲是搬进庆王府的首选，因为他会说英语，在隔壁这个刚兴办不久的大学里又多少是个拿事儿的。一九三二年，我还不满三岁，全家就搬进了庆王府，在那里我们一直住到我十一岁。对孩子们来说那可真是个天堂。兄弟姐妹们和我特别喜欢在里面自由地追跑打闹，同时在这里也受到不少历史和文化的熏陶。家具都很大，古董都是最好的，在皇帝被废除之前，庆亲王是负责外交的，他用自己的职位积聚了巨大的财富。
我们在王府所住的部分包括五个朝南的房间，还有边上相连的那个院子里几间朝西和朝东的房间。
我们的住房面积太宽裕了。院子的每一边都有人住，到每个房间都需要走上一层石台阶，就像故宫那样。我记得我的姐姐和邻居（另一位教授的女儿）一起在庭院里打网球。这五个房间的中间那间是个巨大的客厅，大到可以让我们演戏。里面有一个硬花梨木做的长椅，有现在的三人沙发的两倍长。庆亲王在他荣耀时就是坐在这上面接待他的手下的。我们几个孩子把它当做舞台，前面有足够的空间放上椅子做观众席。还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是王爷过去用来存放他那些轿子的。那里有一个真正的戏台，就像颐和园的一样。
庆亲王一定离开得很匆忙，因为家具都没有动过，有好几个大的橱柜，很大的抽屉装的半满的都是铜钱。我们进行戏剧表演的那间主要客厅有一个巨大的吊灯。我记得我们想尽各种办法想碰到灯，因为吊灯上装饰着多种颜色的水晶饰物，令我们馋涎欲滴。最终我们搬来梯子爬上去，偷下这些小玻璃珍宝当礼物送给朋友。
在王府的生活经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至于多年后我两次溜进里面去故地重游。第一次是毛泽东刚去世不久，我组织了我的弟妹们进行一次出游，不请自来地闯进了庆王府。那里已成了某部队的营房。我记得小时候，进了第一道大门后左转，然后是第二道门，进去便是我说的大客厅。我自然而然地按照小时候的习惯左拐右转，之后就发现自己再次站在那个地方。我很动感情，这是我从婴儿到少年这段时期生活成长的地方。很多记忆都非常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里。
第28节：王公贵族式的童年(3)
十年后，我与从上海来的大哥，还有其他弟妹一起又去看了一次。那次我们是在为我母亲逝世吊唁一起聚在北京。在这次家庭聚会时，大家提起庆王府很有感触，于是就决定一起去看一看。我们到了那里，门卫拦住我们说不对外开放，可最终还是被我们说动放我们进去了。我思想上有准备，觉得里面所有的景物都会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因为我当时是个孩子。可即便在今天，看到整个庭院都开始残败破落了，我还是忍不住为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奢华而感慨。
2.出色的逃学者
1）
木兰和我都是那种不甘寂寞的囚犯。我自己不守规矩、胡闹捣蛋的经历，在“文革”被捕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了，那时我还在念小学。我汗颜地承认我曾不止被一所学校开除，共有三所。毫无疑问，这些经历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教育，而对读者来说，也是相当有趣的素材。可我父亲并不觉得有趣。他是辅仁大学的教务长，外文系系主任，同时又是附属辅仁中学的校长。我的教育始于培根的幼儿园。我进入所有的学校都要比一般人早，所以我总是比同班同学年龄小，连在幼儿园都是如此。从六岁到九岁，我上了辅仁，然后是另一所天主教学校——圣心，上了两年。最后我被送到圣路易中学，那是一所在天津的国际教会寄宿学校，按英国式的课程设置进行教学，由法国圣母兄弟会进行管理。我家是有名望的学术世家，而我被三所学校开除，那是非常丢脸的事。
第一次是有点戏剧性的意外事件，跟弹弓有关。辅仁有位老师是主管纪律的，我们学生们没人不恨他。日本人占领了北京，而这位老师总在宣传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是朋友，说什么“我们应该向日本人学习”。所以大家都很讨厌他。那时候学校在扩建，那就意味着工地上有很多砖头，我们男生都想：把这些砖头堆积起来造个堡垒会是什么样呢？所以就搭了一个很像样的堡垒，然后我们分成两拨儿，一拨儿试图攻打堡垒，另一拔儿则要保卫堡垒。我带来了我最新的玩具，是家里一位成年朋友送给我的很好的弹弓，很结实，是用自行车轮胎做的橡皮筋，可以把鸟打死。
第29节：王公贵族式的童年(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