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上述诸大师的《中国通史》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换句话说，也就是“以论带史”的印记。不管这个烙印多么轻微，恐怕总会是有一点的。
根据上面我说的理由——其他理由还可以举出一些来，没有必要再举了——我建议，有关单位，比如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或《历史研究》编辑部，出面组织力量，重新撰写一部能适应今天情况的《中国通史》。
1994年10月23日
含英咀华古为今用含英咀华古为今用
——就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答记者问一
问：《存目》的由来及编纂《存目丛书》的学术价值、社会意义。
答：将近三年以前，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分会刘俊文等同志开始酝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工作，得到了总会完全支持。又得到了广东三越公司陈显强先生的援助。最重要的是得到了一些国家领导人的题词鼓励。
《存目》的由来，要从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谈起。当时从全国征集到的图书共10254种。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这些图书并没有全部收入《四库全书》中。未收入的计有6793种，当时也各写一篇提要，称之为“附存目录”，简称“存目”。详情见杜泽逊先生的文章。《存目》中的书有的因为犯了清代的忌讳，未被收入。有的有其他原因，未被收入。收入者和未被收入者都各有良莠，不能一概而论。《存目》颇多稀见而极有价值之作。平时求之难得，现在一旦影印出版，对学者极为有用。
在全世界古今所有的国家中，文字记载量最大，质最高，历史最悠久，方面最广阔，而又持续数千年始终没有间断者，只有中国一家。此乃天下之公言，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是对人类做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仅此一点就足以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但是，精华与糟粕决不是像一般人想象得那样，泾渭分明，有的是难以分辨的。而且这还会随时代的演变而互易其位。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含英咀华，去糟取精，结合眼前情况和需要，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譬如，按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这些纲纪学说，在中国历史上起过作用，也在不同时代受到激烈的批判。又譬如中国的“礼之用，和为贵”的说法也有过同样的遭遇。然而到了今天，我们全国人民正在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想达到这目的，国内必须安定团结，必须“和”。纲纪学说，如果运用得法，可能调节社会秩序，可以加强安定团结。国际上何独不然!安定团结，和睦共处，是我们的命根子。能做到这一步，再济之以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发扬我们固有的爱国主义。我们必将立于不败之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能建成。这不但牵涉中国人民的恒久福利，而且也将有利于世界人民，有利于全世界人民共同走向大同之域。这是头等大事，焉能掉以轻心!
《四库全书》还有我们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就包含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典籍。其中的许多典籍就包含着我上面谈到的那一些精神。《四库全书》虽然被人贬为《四库残书》，这只是对部分书籍而言，并非全体。我们现在还必须利用《四库全书》，就因为它搜罗宏富，查用起来方便。我们的《存目丛书》也想达到同一个目的。
再进一步言之。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号召得到了举国上下的同声赞扬。但是，文化的载体很多，非文字的载体也不少，比如长城就是。在众多载体中，文字载体，也就是古代典籍，占的地位最为重要。这一点也是不难理解的。中华典籍，浩若烟海。不用说一般老百姓，就是专门学者，查找起来，也会感到困难。有了《四库全书》再辅之以《存目丛书》，形成了一个整体，真所谓“珠联璧合”。因此，我们的书必将受到国内以及国际学术界的欢迎，这一点丝毫也没有怀疑的余地。
二
问：编纂《存目丛书》在学术界引起关注与讨论，海内外学人有何有益的建议?
答：这样一件大措施，引起关注与讨论是十分自然的。其中有赞同者，有反对者，有对我们的个别提法提出商榷者，这也是十分自然的。赞同者给我们以勇气，反对者给我们以镜子。他们都绝对是出以公心，都是想把事情办好，决无个人恩怨。因此我们都非常感激。有好的建议，我们一定采纳，比如避免重复，我们就立即采纳了。限于篇幅，不能细说。
三
问：据记者所知，好多读者对《存目》的有关书籍不甚了解，担心一些低级趣味、迷信、黄色的书籍会借此流传。
答：这个问题是根本不存在的。读者将来看到我们出版的书，就能够知道。当年征集书籍时，通俗小说、弹词宝卷、科举时文及全毁书等都被排除在外。
四
问：总编纂认为还有何重要意见要告诉读者。
答：有两件事情，还要交代几句：
第一，我们《存目》唯一目的就是满足社会需要。我们原想按照经、史、子、集四部顺序出书。但是根据大陆上一些调查，还有台湾中国文教研究基金会的调查，社会上对子部需求量较大，所以我们决定先出子部。
第二，眼下，还有一部叫做《续修四库全书》的书正在编纂中。务请读者注意：这部书同我们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完全是两码事，千万莫混淆。据我们了解，二者可能有一小部分书重复。我们的意见是：两部书印数都不可能太多。稍有重复，无伤大雅；二者并存，有利学者；可共戴天，同履大地。至于“修”，只要“修”得好，我们衷心赞扬。我辈自愧庸陋，不敢言“修”。俗话说：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即此是也。
1994年11月24日
成语和典故成语和典故
成语，旧《辞源》的解释是：“谓古语也。凡流行于社会，可证引以表示己意者皆是。”典故，《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诗文是引用的古书中的故事或词句。”后者的解释不够全面，除了“古典”外，有些人还用“今典”这个词儿。
成语和典故是一种语言的精华，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结晶，是高水平文化的具体表现。短短几个字或一句话，却能唤起人们的联想，能蕴涵无穷无尽的意义，有时是用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清楚的。中国古代文人，特别是诗人和词人，鲜有不用典者。一个最著名的例外是李后主。
在世界上各大民族中，成语和典故最丰富多彩的是哪一个民族呢?这个问题，我想，考虑到的人极少极少，反正我还没有遇到呢。我自己过去也从未想到过。只是到了最近，我才豁然开朗：是中国。
第二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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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4339
中国汉语浩如瀚海的诗文集是最好的证明。没有足够的古典文献的知识，有些诗词古文是无法理解的。许多古代大家的诗文集，必须有注释才能读得懂。有的大家，注释多到数十家，数百家，其故就在于此。
这情况不但见于古典诗文，连老百姓日常习用的口语也不能避免，后者通常被称为“成语”。成语和典故的区分，有时真是难解难分。我的初步的肤浅的解释是：成语一般限于语言，典故则多见诸文字。我们现在每个人每天都要说话(哑巴当然除外)，话中多少都用些成语，多半是无意识地，成语已经成为我们口语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成语的量大得不得了，现在市面上流行着许多版本的《汉语成语大词典》可以为证。例子是举不胜举的，现在略举数例，以见一斑。“司空见惯”、“一箭双雕”、“滥竽充数”、“实事求是”、“每况愈下”、“连中三元”、“梅开二度”、“独占鳌头”，“声东击西”、“坐井观天”、“坐山观虎斗”、“坐失良机”、“座无虚席”、“坐以待毙”、“闻鸡起舞”，等等，等等。这不过只是沧海一粟而已。在我这篇短文中，我就不自觉地使用了一些典故。连电视中的体育报告员，嘴里也有不少成语。比如，踢足球踢进第二个球，则报告员就用“梅开二度”，连踢进三个球，则是“连中三元”了。连不识字的农民有时也想“转”(读音zhuǎi)文，使用成语，比如，“实事求是”，对一个农民来说实在太拗口，他便改为“以实求实”。现在常听人说：“不尽人意”，实际上应该是“不尽如人意”，去掉“如”字，是不通的。但是，恐怕约定俗成，将来“不尽人意”就会一统天下了。
汉语的优点是说不完的。今天只能讲到这里，等以后有机会再来啰嗦。
1999年10月16日《儒林外史》取材的来源《儒林外史》取材的来源
在所有的中国长篇小说里，除了《红楼梦》以外，我最喜欢的就是《儒林外史》。平常翻看杂书的时候，遇到与《儒林外史》有关的材料，就随时写下来。现在把笔记拿出来一看，居然已经写了很多。其中有许多条别的学者也注意过参阅鲁迅《小说旧闻钞》，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蒋瑞藻《小说考证》。。但还有几条是以前任何学者没有注意到过的，而这几条据我看对《儒林外史》取材来源的问题又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所以我就在下面抄下来谈一谈。
尤侗《艮斋杂记》说：
箨庵官知府时，终日以围棋度曲自娱。长官讽言曰：“闻君署中终日只闻棋声，笛声，曲声，是否?”袁曰：“然。闻明公署中终日亦有三声。”长官问何声。袁曰：“是算盘声，天秤声，板子声耳。”长官大恚，遂劾之落职。
褚人获《坚瓠集》十集卷一也记载了同一个故事：
又闻先生(袁箨庵)在武昌时，某巡道谓曰：“闻贵府衙中有二声，棋子声，唱曲声。”先生对曰：“老大人也有二声：天秤声，竹爿声。”某默然。未几先生遂挂弹章。
这两条笔记都记的是袁箨庵一个人的事，大概是根据的事实。
《儒林外史》第八回也有一个相同的故事：
前任泉臬司向家说道：“闻得贵府衙门里有三样声息。”王太守道：“是哪三样?”蘧公子道：“是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王太守大笑道：“却也有趣的紧。”蘧公子道：“将来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换三样声息。”王太守道：“是哪三样?”蘧公子道：“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
这里有两个可能：蘧太守或者就是影射的袁箨庵，或者影射的另外一个人，而吴敬梓却把袁箨庵的故事借来用到他身上。
《随园诗话》卷四说：
古闺秀能诗者多，何至今而杳然?余宰江宁时，有松江女张氏二人，寓居尼庵，自言文敏公族也。姐名宛玉，嫁淮北程家，与夫不协，私行脱逃。山阳令行文关提。余点解时，宛玉堂上献诗云：“玉湖深处素馨花，误入淮西估客家，得遇江州白司马，敢将幽怨诉琵琶。”余疑倩人作，女请面试。予指庭前枯树为题。女曰：“明府既许婢子吟诗，诗人无跪礼。请假纸笔立吟可乎?”余许之。乃倚几疾书曰：“独立空庭久，朝朝向太阳。何人能手植，移作后庭芳?”未几山阳冯令来，予问张氏女作何办?曰：“此事不应断离；然才女嫁俗商，不称。故释其背逃之罪，且放归矣。”问何以知其才。曰：“渠献诗云：‘泣诉神明宰，容奴返故乡。他时化蜀鸟，衔结到君旁。’”冯故四川人也。
这不完完全全就是《儒林外史》第四十回和第四十一回写的女诗人沈琼枝吗?
《酉阳杂俎》卷一说：
天宝末，交趾贡龙脑，如蝉蚕形。波斯言，老龙脑，树节方有。禁中呼为瑞龙脑。上唯赐贵妃十枚。香气彻十余步。上夏日尝与亲王棋，令贺怀智独弹琵琶。贵妃立于局前观之。上数子将输，贵妃放康国子于坐侧，子乃上局，局子乱，上大悦。时风吹贵妃领巾于贺怀智巾上，良久回身方落。贺怀智归，觉满身香气非常，乃卸幞头，贮于锦囊中。及上皇复宫阙，追思贵妃不已，怀智乃进所贮幞头，具奏他日事。上皇发囊泣曰：“此瑞龙脑香也。”
《儒林外史》第五十三回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
陈木南又要输了。聘娘手里抱了乌云盖雪的猫。
“望上一扑，那棋就乱了。”
这同杨贵妃的故事完全一样。我不相信，这是偶合。我觉得这是吴敬梓有意的借用。
以上一共举了三个例子。仅就这三个例子说，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把自来对《儒林外史》取材来源的看法修正一下了。一般人都以为《儒林外史》里的人物大都是实有其人，上元金和的《跋》就开了一个名单。以后别人也作过同样的推测。我不否认，书中人物有很多是影射的真人；但倘若说，人既然是真的，事情也就应该是真的，这就有了问题。张铁臂的故事完全抄自《桂苑丛谈》，这别的学者也已经指出来过。我们在上面第三个例子里又指出来聘娘的故事抄袭的杨贵妃故事。这只是两个例子，实际上《儒林外史》借用以前笔记或小说的地方绝不会就只是这两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吴敬梓并不真是想替这些儒林里的人物立传，他是在作小说，同别的小说家一样。在以前的小说或笔记里，只要看到有用的材料，他就搜集起来，写到他自己的书里。倘若读者真正相信这书里所写的都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听了金和的话到雍乾间诸家文集里去搜寻，那就会徒劳无功了。
1948年1月23日
《论语》与《孙子兵法》《论语》与《孙子兵法》
一部人类文化史告诉我们，几千年来人类发展的文化不外两大文化体系，一个是东方文化，一个是西方文化。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东方文化，曾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兴起之后，西方文化逐渐取代了东方文化，垄断世界达数百年之久。现在似乎是渐渐成了强弩之末。济其穷者必然是而且也只有东方文化。
东方文化的基础是综合的思维模式，西方则是分析的思维模式。所谓“综合”，其核心是强调普遍联系，注重整体概念。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人与自然为一整体，人与其他动物都包括在这个整体之中。中国的“天人合一”，印度的“梵我一如”，都是其表现。
我们东方文化是有些好东西，如《论语》中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做到这八个字，到共产主义也不过这个水平。类似这么精辟的话多得很。历史上讲宋太祖时赵普曾说过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有人说是胡说八道，我看实际上用不了半部《论语》，有几句话就能治天下。又如《孙子兵法》，海湾战争证明它起了作用。“兵不厌诈”，打击对方虚弱的地方，避开强的地方，这是很简单的常识。诸葛亮的作战经验就是体现《孙子兵法》的精神，体现整体概念。打仗要知天时、知地利、知人和。天、地、人这就是整体概念。弘扬东方文化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中国，更是着眼于世界，把全人类的文化提高一步。若干年以后，东方文化一定会将人类的文化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论语》据我所知，最早是由殷铎泽和郭纳爵译为拉丁文的，以后有了更多的译本，对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孙子兵法》也早就有了外文译本。现在，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共同监制出版这套《文韬武略宝典——〈论语〉与〈孙子兵法〉》世纪珍藏金版书，用最新的高科技手段将儒家经典《论语》和兵家经典《孙子兵法》合印在金纸上，从而使它具有更高的工艺性和珍藏价值。将两者结合，凸现了中国文化内容博大精深、文武相得益彰的特色。该书的出版，必将使人们进一步感受到东方文化的辉煌，对世界人民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迪。
2000年12月8日
（本文原为《文韬武略宝典——〈论语〉与〈孙子兵法〉》序）老子在欧洲老子在欧洲
老子在欧洲，自来就走红运，没有另外一个中国哲学家可以同他比的，连在中国同他并称的庄子也望尘莫及。这原因其实并不复杂，我们只要一想就可以明白。中国哲学家讨论研究的对象差不多都是人与人的关系和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孔子虽然“诲人不倦”，但一提到“死”和“命”这些比较抽象的东西，就不高兴发表意见了。我们在这里不必讨论是不是孔子影响了中华民族，或者是中华民族的特性决定了孔子的看法。但中国思想的特点确是偏于现实的伦理的，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在这样的环境里居然出了一个老子，谈了许多近于形而上学的问题，无怪他在几乎没有一个真正哲学家不谈形而上学的欧洲大走红运了。
倘若我们再仔细想一想，还可以找到更深更根本的理由。无论哪一国的人都喜欢神秘的自己不了解的，同自己有距离的东西。这距离愈大，喜欢的程度也就愈高。世界上的伟人们尤其是政治上的伟人们，大半都懂得这道理。为了要在自己周围创造一层神秘的氛围，使他与人民之间的距离永远保持，他们不惜用种种方法，方法成功，距离就能保持，他们也就永远为人民所爱戴崇拜了。在这方面德国人恐怕比别的国家更厉害。倘若你对他们赞美一件东西，他们先问是哪里来的，回答说是德国本国的，他们必摇头。说是法国来的，他们面部微有喜意。说是土耳其，他们眼睛里发了光。倘若说是从中国来的，他们就惊呼要抢着看了。因为什么?因为这样才够远的。倘若从远远的国度里来了一件东西，这东西他们又不了解；换了话说，就是距离之外再加上神秘，那么他们的赞叹崇拜也就没有止境了。
老子不正合这个条件吗?在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敢断定老子是不是有这个人；即便有这个人，他生在什么时候，他是不是老子这本书的著者，没有人敢给我们确切的回答。在司马迁时代，老子已经是恍惚迷离的神龙般的人物。我们读了他替老子写的传，眼前依然是个大问号。谈到举世闻名的《道德经》五千言，虽然到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注释，但没有人敢说他真能懂。无论谁读了这书，都觉得似乎懂了一点，但认真说起来，依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老子仿佛是一面镜子，人们都喜欢来照一照。一照之下，在镜子里发现的不是老子的而是自己的影子。然而人们高兴了，觉得已经捉到了老子的真相，走开了。
第二十二节
更新时间:2009-7-13 14:37:00
字数:4365
欧洲人也喜欢来这面镜子里照。照过之后，每个人都觉得他真正了解了老子，于是就设法译成自己国的文字。在德国平均每隔几个月总有一个新译本出现。译者有的是汉学家，有的是在大学里念汉学的青年学生，有的是根本不懂汉文的诗人、哲学家、退职的老牧师、老公务员，有的是自命博雅的大半多少都有点神经病的老处女，真是洋洋乎大观，我们一时数也数不清。“道可道非常道”这个“道”字的翻译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的人在这里面发现了上帝，有的人把它同柏拉图的理念来比，有的人又把它同康德的自存物、叔本华的意志拉在一起。每个译者都不会忘掉写上一篇序言，这序言有的时候竟比原文还长，在这里面他们都很骄傲地说他们终于把老子了解了，把真正的“道”的意义捉到了；然而都不过是夫子自道，把自己的思想借了老子的名字表现出来，如此而已。
这种风气不限于一国，也不限于一时。但在上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特别厉害。原因也很自然，一想就会明白的。德国人平常就有点夸大狂，在哲学音乐科学艺术方面又真的有惊人的造就，所以总觉得德国人高于一切，想征服世界。然而结果却被打倒在地上，他们先是觉得有点不了解，颇为愤愤然。后来又想到，难道自己的文明真的有什么缺陷吗?为了借助于他山起见，他们就各处搜寻。我上面已经说过，对德国人，远的就是好的，于是他们找到中国。又因为平常人总喜欢神秘的东西，而德国人的天性就倾向神秘主义，他们终于找到老子。无怪老子的译本像雨后的春笋般地出现了。
但他们究竟在老子书里找到些什么呢?这话很难说，恐怕多一半是一团大糊涂。愈不明白，他们就愈钻；愈钻也就愈不明白。他想找的东西没有找到，在一团糊涂中他们也就渐渐忘记了自己是来找东西的，至于找到了什么或没找到什么与他们也就无关了。后来国内的情形变好了，对老子的热情终于渐渐淡下来。虽然间或仍然有老子的译本出现，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起劲了。同时，在德国以外的欧洲国家里，以前对老子虽也喜欢，但没有像德国那样发狂。现在仍然冷静地爱着老子，不时出一个新的译本。最近的一个译本就是成自英国有名的汉学家AWaley之手。他也像别人一样，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解释怎样才是“道”。他愈说人愈不明白，终于还是一团大糊涂。
不久就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又同上次不同，一打就是六年。打到一半的时候，别的国家里的情形我不十分清楚，在德国，人们又因了同上次战后差不多一样的原因想到自己的文明是不是有缺陷，才开战时火一般的热情现在消逝得毫无踪影了，很多人，尤其是大学教授同学生开始动摇悲观起来。结果是东方的哲学又为一般人所注意了。老子又走起红运来。我去年秋天从德国到瑞士去以前，有一天忽然有一个衣帽整齐的中年人去找我，说他把老子译成德文了，请我给他写一个序出版。我听了当然很高兴，问他学过中文没有，他说没有学过。他自己是牙科医生，三年来只要有一点余闲，他就利用来研究老子。他曾经把中文本的老子借出来自己抄了一遍，每天晚上坐对着那部几十斤重的中法字典把每一个中国字都查了出来，然后自己再从这些字里硬寻出意义来，结果就成了这部译著。无论谁都知道，这是一件非凡艰苦的工作，我对这中年绅士无端肃然起敬起来。但一看他的译文却真使我失望，到处是错误，令人看了简直要生气。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告诉他这书最好不要出版，出来对他也没有好处。他没说别的话，收起稿本来就向我告辞了。
自从我离开德国，那里的情形一天比一天坏。自命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而想征服世界的终于又被打倒在地上了，而且这次比上一次更彻底更厉害。外国的统治者在国内到处横行，没有一个人敢说什么。全国无论什么地方看到的只有悲惨与不安定。人们仿佛当顶挨了一大棍，都失掉了知觉，谁也不知道应该怎样说怎样想，到处是一片麻木。我上面说过，战争打到一半的时候，他们悲观动摇。但现在他们已经超过了悲观与动摇，简直是糊涂了。
对德国人这是好是坏我不敢说。而且这现象也不只限于德国，欧洲别的国家也有，不过没有像德国那样厉害而已。无论怎样，对老子恐怕只有好没有坏，他的红运恐怕还要继续下去，谁也不敢说到什么时候。
1946年7月28日南京
饶宗颐先生的为人与为学饶宗颐先生的为人与为学本文原为《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
饶宗颐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又擅长书法、绘画，在中国台湾省、香港等地，以及英、法、日、美等国家，有极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由于一些原因，在我国大陆，他虽然也享有声誉，他的论著也常常散见于许多学术刊物上，而且越来越多；但是他的著作还没有在大陆上单独出版过，因而限制了大陆学人对饶先生学术造诣的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现在应中山大学胡守为教授之请饶先生自己编选了这一部《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准备在大陆上出版，这真是史坛佳话，大陆学人会热烈欢迎，这是毫无疑问的。
完全出我意料之外，饶先生表示希望我能为他的选集写一篇序言。我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下来，并不是因为我自认有这能力，我的能力是不够的，而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和职责。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古人对此，早有明训。大陆和大陆以外的同行们是应该相应、应该相求的。这对繁荣学术、交流感情，会有很大的裨益。更何况是像饶宗颐教授这样一个著作等身的学者呢?几年以前，饶先生把自己的大著《选堂集林·史林》三巨册寄给了我。我仔细阅读了其中的文章，学到了很多东西。在大陆上的同行中，我也许是读饶先生的学术论著比较多的。因此，由我来用序言的形式介绍一下饶先生的生平和学术造诣，可能是比较恰当的。中国有两句古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即使我不介绍，饶先生的学术成果，一旦在大陆上刊布，自然会得到知音。但是，介绍一下难道不会比不介绍更好一点吗?在这样的考虑下，我不避佛头著粪之讥，就毅然答应写这一篇序言。
我首先想介绍一下饶先生的生平。
饶宗颐，字固庵，号选堂，1917年6月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幼承家学，自学成家。自18岁起，即崭然见头角。此后在将近五十年的漫长的岁月中，在学术探讨的许多领域里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至今不衰。为了醒目起见，我在下面列一个年表：
1935年—1937年
1944年—1945年
1946年
1947年—1948年
1948年
1952年—1968年
其间，1963年
1968年—1973年
其间，1970年—1971年
1972年—1973年
1973年—1978年
1978年9月退休
1978年—1979年
1980年
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纂修，共三年
无锡国专(迁广西时)教授
广东文理学院教授
汕头南华大学文史系主任教授，兼潮州志总编纂
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
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教授，共十六年。
在印度班达伽(Bhandarkar)东方研究所研究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首任教授兼系主任，共五年
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共五个月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法国高等研究院(L’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tudes)第五组宗教部门客座教授，共一年
日本京都大学及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共四个月
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教授(中文系)及艺术系荣誉教授。香港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62年，获法国儒莲汉学奖(Prix Stanislas Julien，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又曾为法国科学中心(CNRS)、远东学院(EFEO)研究员。1980年，被选为法京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荣誉会员。
现在介绍饶先生的著作。著作涉及的面很广。根据饶先生自己的归纳，分为八个门类：
一、敦煌学
1《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香港，1956年
2《敦煌曲》与Paul Demiéville教授合著法国科学中心印，1971年《敦煌曲订补》史语所集刊
3《敦煌白画》法国远东学院考古学丛刊，1978年
4《敦煌书法丛刊》日本二玄社印，共二十九册，已出十册，1983年
5《敦煌本文选》
二、甲骨学
1《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大学出版社，1959年
2《巴黎所见甲骨录》香港，1957年
3《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新加坡，1970年
三、词学
1《词籍考》香港大学出版社，1963年北京中华书局重印增订本在排印中
2《全明词》(稿)已交中华书局编辑部，正在补苴国内资料
四、史学
1《选堂集林》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
2《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香港龙门书局，1977年
3《潮州志汇编》香港龙门书局，1965年
4《九龙与宋季史料》香港，1959年
五、目录学
1《潮州艺文志》《岭南学报专号》共二期(第四卷第四期，1935年及第六卷第二三期合刊，1937年)又《潮州志》本
2《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善本书录》香港龙门书局，1970年
六、楚辞学
1《楚辞地理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
2《楚辞书录》香港，1956年
3《楚辞与词曲音乐》香港，1958年
七、考古学、金石学
1《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收入《选堂集林》)香港，1950年
2《唐宋墓志》(法国远东学院藏拓本)香港中文大学与法国远东学院合印，1981年
3《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考古艺术中心专刊，1983年
4《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同上，排印中
5《楚帛书》(考证现存美国之Chú Silk Manuscript)香港中华书局，排印中
6《星马华文碑刻系年》(收入《选堂集林》)新加坡，1972年
八、书画
1《黄公望及其富春山图》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专刊，1977年
2《虚白斋书画录》日本东京二玄社，1983年
从上面这个著作表中可以看出，饶宗颐教授的学术研究涉及范围很广，真可以说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要想对这样浩瀚的著作排比归纳，提要钩玄，加以评介，确非易事，实为我能力所不逮。因此，我只能谈一点自己的看法，而且主要是根据本书中所选的论文，只在十分必要时，才偶尔超出这个范围。
第二十三节
更新时间:2009-7-13 14: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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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各国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进行学术探讨，决不能故步自封，抱残守缺，而是必须随时应用新观点，使用新材料，提出新问题，摸索新方法。只有这样，学术研究这一条长河才能流动不息，永远奔流向前。讨论饶先生的学术论著，我就想从这个观点出发。我想从清末开始的近一百多年来的学术思潮谈起。先引一段梁启超的话：
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而徐松、张穆、何秋涛最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识略》，穆有《蒙古游牧记》，秋涛有《朔方备乘》，渐引起研究元史的兴味。至晚清尤盛。外国地理，自徐继畲著《瀛环志略》，魏源著《海国图志》，开始端绪，而其后竟不光大。近人丁谦于各史外夷传及《穆天子传》、《佛国记》、《大唐西域记》诸古籍，皆博加考证，成书二十余种，颇精瞻。(《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接着又谈到金石学、校勘、辑佚等等。其中西北史地之学是清代后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这是一个新动向，值得特别重视。金石学等学问，虽然古已有之，但此时更为繁荣，也可以说是属于新兴学科的范畴。这时候之所以有这样多的新兴学科崛起，特别是西北史地之学的兴起，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赵瓯北的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应用到学术研究上，也是适当的。世界各国的学术，都不能一成不变。清代后期，地不爱宝，新材料屡屡出现。学人的视野逐渐扩大。再加上政治经济的需要，大大地推动了学术的发展。新兴学科于是就蓬蓬勃勃地繁荣起来。
下面再引一段王国维的话：
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有孔子壁中书之发见，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时古器之出土，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书出土后，因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显著，然如杜预之注《左传》，郭璞之注《山海经》，皆曾引用其说，而竹书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迹，至今遂成为中国史学上之重大问题。然则中国书本上之学问，有赖于地底之发见者，固不自今日始也。(《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一卷，第四期，附录一：《近三十年中国学问上之新发见》，王国维讲，方壮猷记注)
这里讲的就是我在上面说的那个意思。王国维把“新发见”归纳为五类：一、殷墟甲骨；二、汉晋木简；三、敦煌写经；四、内阁档案；五、外族文字。我觉得，王静安先生对中国学术史的总结，是实事求是的，是正确的。
近百年以来，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大转变时期，一个空前的大繁荣时期。处在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学者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这种情况，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投身于其中。有的学者仍然像过去一样对新时代的特点视而不见，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结果是建树甚微。而有的学者则能利用新资料，探讨新问题，结果是创获甚多。陈寅恪先生说：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先生借用的佛教名词“预流”，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形象的名词。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可以说，王静安先生是得到预流果的，陈援庵先生是得到预流果的，陈寅恪先生也是得到预流果的，近代许多中国学者都得到了预流果。从饶宗颐先生的全部学术论著来看，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也已得到了预流果。
我认为，评介饶宗颐教授的学术成就，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谈到对饶先生学术造就的具体阐述和细致分析，我想再借用陈寅恪先生对王静安先生学术评介的几句话。陈先生说：
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
陈先生列举的三目，我看，都可以应用到饶先生身上。我在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
饶宗颐教授在这方面的成就是非常显著的。一方面，他对中国的纸上遗文非常熟悉，了解得既深且广。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视国内的考古发掘工作。每一次有比较重要的文物出土，他立刻就加以探讨研究，以之与纸上遗文相印证。他对国内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悉，简直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即使参观博物馆或者旅游，他也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时时注意对自己的学术探讨有用的东西。地下发掘出来的死东西，到了饶先生笔下，往往变成了活生生的有用之物。再加上他对国外的考古发掘以及研究成果信息灵通，因而能做到左右逢源，指挥若定，研究视野，无限开阔。国内一些偏远地区的学术刊物，往往容易为人们所忽略，而饶先生则无不注意。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把饶先生利用的地下实物归纳起来，约可分为八项：
(1)古陶
(2)甲骨、金文(鼎彝)
(3)铁器、丝绸
(4)秦汉残简
(5)出土写本(缯书、帛书等)
(6)碑铭
(7)敦煌卷子
(8)吐鲁番文书
我在下面依次谈一谈。
(1)古陶
在《说(svastika)——从青海陶文试谈远古羌人文化》一文中，饶先生从青海乐都县柳湾墓地出土的陶器上的花纹符号联想到古代雅利安人旧有的符号，又联想到世界其他各地的，特别是美索布达米亚的类似的符号，从而推论其间的关系，并论到古羌人的文化，时有柳暗花明之妙。可能有人对这种推论方法提出怀疑。但是这毕竟能启发人的想象，开阔人的视野。幻想力和联想力对学术探讨有时候是不可缺少的。
(2)甲骨、金文(鼎彝)
在《谈“十干”与“立主”——殷因夏礼的一、二例证》这篇论文中，饶先生利用出土资料，特别是甲骨文，以及古代典籍，比如三国谯周的《古史考》，汉代的《白虎通》等等，还有《礼记》、《史记》等等，来研究夏代文化。在这里，饶先生特别强调甲骨文的重要性。他写道：
我们还得把考古遗存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和研究……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甲骨文，在甲骨文中有许多关于商代先公先王的记载，在时间上应该属于夏代的范畴，可看作是商人对于夏代情况的实录，比起一般传世文献来要可靠和重要得多，我们必须而且可以从甲骨文中揭示夏代文化的某些内容，这是探索夏文化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总之，我认为探索夏文化必须将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的研究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即用“三重证据法”(比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多了一重甲骨文)进行研究，互相抉发和证明。
饶先生的意见同陈寅恪先生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的“三重证据法”，虽然王静安先生对甲骨文的研究也是异常注意的。
在《道教原始与楚俗关系初探楚文化的新认识》这篇论文中，饶先生一方面利用马王堆出土的缯书论证楚地的乐名，另一方面又利用许多出土的钟磬铭推测出楚国使用的律名，又利用宁乡出土的人面方鼎，推测出楚地信仰黄老之学由来已久；东汉三张之设鬼道，为人治病请祷，这样的活动秦汉之际楚地已极普遍。饶先生把这一些现象综合起来，探讨了楚文化问题，并指出王国维对楚的地域尽量缩小的做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本书入选的论文以外，还有许多篇论文利用甲骨文、金文和鼎彝等以阐明历史事实，见《选堂集林·史林》等书，这里不再赘述。
(3)铁器、丝绸
在《道教原始与楚俗关系初探》这一篇论文中，饶先生除了利用上面提到的那一些地下遗物之外，还利用了从长沙一百八十六座战国墓中出土的铁器、从马王堆和江陵马山出土的丝绸，以论证楚文化，从而提出了崭新的见解，解决了一些以前没有解决或者根本没有提出来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有说服力的。
(4)秦汉残简
在利用残简方面，饶先生更显得得心应手。在《唐勒及其佚文》一文中，他利用山东临沂出土的残简《唐勒赋》，以及其他一些文献辑出了唐勒的一些佚文。在《汉书》中，唐勒列于宋玉之前，其赋四篇全部佚失。饶先生对唐勒的辑佚工作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在《说零》一文中，饶先生利用了甲骨文、敦煌卷子、《广雅释诂》、《开元占经》等等，论证了中国零字符号与印度等地同一个符号的关系，又利用长沙、信阳竹简及楚缯书研究了零字的形象；在这里，零字的形象○不是圆形，而是横式长方形。
(5)出土写本(缯书、帛书等)
在《略论马王堆(易经)写本》一文中，饶先生把马王堆三号墓所出帛书《易经》与传世本《易经》对照，研究了这一部经典中的许多问题。在《再谈马王堆帛书周易》中，同样提出了，而且解决了一些新的问题。在《五德终始说新探》一文中，他利用了马王堆出土的《老子甲本》后《佚书》探讨了五德终始说的来源问题。五德终始说向来被认为出自驺衍。饶先生则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此说实当起于子思的这一个新看法。
(6)碑铭
饶先生在这一方面的创获是非常突出的。他利用碑铭的范围很广，从中国藏碑一直远至法国所藏唐宋墓志，都在他的视野之内。《论敦煌石窟所出三唐拓》一文主要从中国书法史的观点上来研究伯希和携走的三个唐代拓本。在《从石刻论武后之宗教信仰》一文中，他利用碑铭探讨了武后的信佛问题。几十年以前，陈寅恪先生在他的论文《武曌与佛教》中曾详细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谈的主要是武后母氏家世之信仰和她的政治特殊地位之需要。他指出，武后受其母杨氏之影响而信佛，她以佛教为符谶；他又指出，《大云经》并非伪造；对唐初佛教地位之升降，他作了详细的分析。总之，陈先生引证旧史与近出佚籍，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陈先生学风谨严，为世所重；每一立论，必反复推断，务使细密周详，这是我们都熟悉的。但在《武曌与佛教》这一篇文章中，陈先生没有利用石刻碑铭。饶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想补陈先生之不足，他在这里充分利用了石刻。他除了证实了陈先生的一些看法之外，又得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他指出，武后在宗教信仰方面一度有大转变，晚年她由佛入道；他又指出，武后有若干涉及宗教性之行动，乃承继高宗之遗轨。陈、饶两先生的文章，各极其妙，相得益彰，使我们对武后这一位“中国历史上最奇特之人物”(陈寅恪先生语)的宗教信仰得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在《法国远东学院藏唐宋墓志引言》一文中，饶先生详细叙述了法京所藏唐宋墓志的情况。他认为，研究这些墓志的字体，有助于敦煌学者以经卷字体为断代标准的想法。在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墓志可校补世系，与地志、史传、文集参证，史料价值尤高。”无疑这是非常正确的意见。《李郑屋村古墓砖文考释》一文则是饶先生专门探讨九龙古墓中出土的砖文的著作。
(7)敦煌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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