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照垣在西撤途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对日军发动夜袭的会只有一个排，而且还是自己的队伍。
天亮了，“越战越勇”的日军傻了眼，原来打来打去，都是自家兄弟在凑热闹，而此时，中国排早就到了嘉定。
这天上午，日军总算占领了已经空无一人的吴淞要塞。
此前，翁照垣旅已在这里坚守了将近一个月，是中国军队中最后一个撤出第一道防线的部队。
“当阳桥上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那是演义，真的假的咱不知道。
翁将军这个却是真的，一矛在手，屹立吴淞，让小鬼子愣是望而兴叹，始终都过不来，其气魄胆略远胜当年的张飞张翼德。
此真抗倭勇将也。
民间遂有“将军奋身起南纪，志挽日月回山邱”的赞誉（常燕生《翁将军歌》）。
停战令签署后，日军虽仍有小规模进攻，但大仗基本上已没有了。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虽然于3月6日后陆续在吴淞登陆，但3天后，上官云相也率47师主力到达常熟（归属19路军指挥）。这两支部队都没轮得上打，任务就是在前面看看门，放放哨，替换原先的人马到后面去休整。
3月4日这一天终于来了（日内瓦时间是3日3日）。
国联特别大会如期召开，专门讨论中日冲突问题。
中国代表颜惠庆首先做陈述发言。
他主要讲两点：“九一八”以来，论事实，日本把东北能抢去的都抢去了；论法理，日本把国际盟约中能践踏的都践踏了。
随后要求国联大会，“动员所有道德力量”来制止日本的疯狂举动，当然包括这次上海事件。
日本方面，作为首席代表的佐藤没有露面，不知道是不是上次被颜惠庆骂惨了，连脑袋也不敢伸出来了。
代替他的是日本副代表松平。
这家伙采用的是避实就虚的策略。
翁照垣以淞沪一战而名扬天下
烽火大地（176）
松平（内心独白）：感谢重光葵，感谢松冈，感谢白川，没你们又发声明，又签停战令的，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既然日军已在上海宣布停战，他就先把这个拿出来表白。先扯一通“完全自卫论”，然后表示只要大家把事情商量好，日军即可撤兵。
至于东北问题，那就干脆抛开了。
松平：咱们今天不是说上海吗，满洲在这里就不要多讲了，以免冲淡主题。反正国联理事会派遣的调查团也已经出发，以后听听他们怎么说就知道了。
这次会议正如日本外务省事前所料，除了日本自己，没几个是帮着他们的。当天发言的17个国家的首席代表都是向着中国说话，尤其是瑞士、捷克等中小国家，它们在欧洲逍遥惯了，最恨日本这样的“无赖国家”跑出来惹事生非，所以那话说得就非常不客气，什么“不宣而战”，“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听在松平耳朵里，那是相当的剌耳。
要不是在国际场合，得注重礼仪，松平大概就得气得拍桌子了：你们是不是骂人都不带脏字的？有你们这么损人的吗？敢情我们的停战声明和停战令都白发了，没人领这个情？
其实，松平君，你就消消气吧。发个停战令又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会发，我们也会。
3月6日，为回应国联大会呼吁，19路军以总指挥蒋光鼐的名义，也发了停战通电，表示你不打我，我就不打你，但如果你们违背国联决议，又要动武，那我们也不会客气。
5天后，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11日，国联大会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
从这个决议草案的内容上来看，是极不利于日本的。
鉴于中日两国都已发布了停战令，这个事情也就暂且不提了。不过它还是正告中日两国（其实就是对日本说的），“任何一方用武力压迫解决中日争端，就是违背（国际）盟约”，也就是说你们不准再打了，谁打谁没理。
同时草案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那就是选举“十九国委员会”（中日两国都被自动排除）。
围绕这个决议草案，大家投票。
松平本想大喊：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这个决议不就摆明是要想整我们日本人吗？
你不同意顶个球用啊。你又没投票权，一边呆着去。
当然中国也同样没投票权。可是颜惠庆有没有都很高兴，因为他早就知道大会的风向会往哪边转了。
表决结果：与会的42国代表一致通过。
松平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倒在座席之上。
根据决议，“十九国委员会”实际上就是一个讨论上海停战及日本撤军问题的常务工作机构。
凭颜惠庆的人缘，让他们帮着中国说话，没有问题。
当然具体到细节，还得由中日双方具体来谈，也就相当于国联定了一个基调或原则，下面就由你们自己来讨价还价。
毫无疑问，这个大原则至少是有利于中国的。
3月14日，中日进行首次非正式谈判。
日本方面的代表是驻华公使重光葵，中国方面是外交部政务次长郭泰祺。
中国当时留学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学军事的一般到日本，学政治搞外交的一般到美国，即所谓“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郭泰祺和王正廷、施肇基他们一样，都是美国海龟，正宗的宾西法尼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成绩相当不错。
实际上，他也是当年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但是去晚了，没能像顾维钧和王正廷那样成为正式代表。不过俗话说得好，去得早不如去得巧，顾王二位再能讲善辨，那次和会中国至少在表面上也失败了，倒是后来代表团拒绝签字，反而为中国人争了脸面。这些拒绝签字的人里面，郭泰祺榜上有名。
但这次他和重光葵会面，并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
郭泰祺（左）是民国著名外交家之一
烽火大地（177）
重光葵强调，要停战谈判，你们得首先取缔抵制日货及排日活动，这样我们以后才能谈其它的。
后面跟着的要求还有一大堆，像开设上海自由港、扩充租界这些都说出来了。
郭泰祺撇了撇嘴：你们有没有诚意？这些东西跟停战搭什么界。
双方不欢而散。
这一天，还有一个特殊的团队到了上海。
这就是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
调查团的效率实在不是很高。人家那里打得昏天黑地，连锦州都被占了，他们还在那里磨磨噌噌地做准备工作。这么一准备，就准备了两个月。等到要出发，“一二八”会战又打起来了，本来说好直接去东北的，只好临时改为到上海绕一圈。
植田在江湾骑虎难下的时候，李顿调查团出发了。
到上海之前，他们还有一个地方得绕，那就是日本。
他们坐的是海船，没法快，所以这一走就走了一个星期。
一周后，调查团抵达日本横滨港。
到达日本的第二天，中国就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在南方，善通寺师团主力在白川的指挥下，从七丫口登陆，准备给中国军队以致命一击，而在北方，关东军的头头脑脑们正在张罗他们的“喜事”，那就是成立伪满洲国（伪满）。
淞沪作战，至少关东军的目的是达到了，那就是转移了热点。大家都在上海这边着急上火，谁也没注意到日本人还会在东北搞出新花样来。
“马玉山路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的始作俑者板垣该笑了。在搅局方面，他的才能可并不比土肥原差多少。
关东军建满洲国的日程安排得比较紧张，原因就跟白川害怕3月4日国联要开大会是一样的。
李顿调查团要来，你必须在这之前把一切都摆平了。否则，日军在满洲存在的合理性就得打NN个问号了。
可是张罗个国家不比娶新娘子轻松（哪怕是傀儡国家），那几天，把个实际操办者板垣忙得没了人形。
身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很着急，几乎天天跑去看，问板垣事情进展得到底怎么样了。
板垣气哼哼地来了一句：没进展！
本庄繁愣住了。这说的是什么话，调查团眼看就要来了，戏还打不打算演了？
再一深究，原来根子出在溥仪身上，这兄弟不配合。
真应了那句老话：皇帝不急太监急。
溥仪自有他的委屈。
当初土肥原忽悠他到东北，就是奔着重建帝国这一“伟大梦想”而来的。谁知道来了以后才弄清楚，人家准备搞的是共和国，不是帝国，给他的称号也不是皇帝，而是所谓“执政”。
这跟土肥原的承诺可有天壤之别。如果是这样，当初干嘛费尽心力跑到这里来，在天津呆着当个寓公不好吗？
得知“皇帝”只弄到了一个“执政”，下面一帮遗老遗少就吵开了。有的人更是怪话连篇：我说的吧，信谁也不能信日本人，咱们上当了！
溥仪窝了一肚子无名之火，可是又找不到土肥原（早躲到哈尔滨去了），就对着板垣发起了飙。
本庄繁听完板垣的“控诉”点了点头：原来是这么回事，板垣君，不用担心，这事包在我身上。
他拉着板垣便去找溥仪。
溥仪还在那里横着呢。
到东北后溥仪却窝了一肚子无名之火
烽火大地（178）
本庄繁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建帝国是办不到的，这个梦你就趁早别再做了。”
又点拨他一句：虽然皇帝做不成，但“执政”也不错，那也是一国之元首。
溥仪没尝到过这帮恶人的厉害，还以为是在紫禁城那会呢。因此对本庄繁的话，一句也没能听得进去。
对这个小皇帝的天真和固执，板垣算是早就领教过了，但当着本领导（本庄繁）和众人的面，又不得不强压火气，找话敷衍他：总统，皇帝，执政，其实都一样，有什么区别呢。
怎么没区别，你蒙三岁小孩的吧。
溥仪一甩手：我是来当皇帝的，不给皇帝做是不是？行，那我还回天津去。
见溥仪表现如此强硬，本庄繁也担起心来。
虽然是尊泥塑佛，重塑一个倒也不容易，而且调查团马上就要到了，重起炉灶的话时间上来不及。
为了哄住溥仪，情急之下，本庄繁脱口而出：这不是国联调查团要来吗？咱们先把国家建起来，应付他们一下，至于帝号，以后还可以慢慢再商量。
这其实是给溥仪台阶下的。
可溥仪正在兴头上，没发现气氛有什么异样，仍然一个劲地嚷嚷着要做“宣统皇帝”，坚决不做“民国臣子”，哪怕是“执政”。
反正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不卖这二位的帐。
这下子，本庄繁和板垣可都失去了耐心。
什么人啊？爷还不伺候了。看清楚，这里是我们的地盘，还摆你以前皇帝的臭架子，真是给脸不要脸。
你不干，我们自己干，照样可以搞一个共和国出来！
抛下这句硬邦邦的话，两人便气鼓鼓地甩手而去。
这一走，溥仪和他的遗老遗少们才发现大事不好。
耍酷过头，把日本人给得罪了。
大家一合计，本庄繁和板垣说的一点没错。这世道，别的没有，要说汉奸，那是一抓一大把。你溥仪不干，自有人干。
再说都这步田地了，真能怎么样，再回天津？！开玩笑的吧。
不需要关东军再做什么思想工作，他们自己就变乖了。
服软吧，不服不行。
溥仪赶紧派了人去给本庄繁当面道歉。
本庄繁：想通了？
想通了。
那就赶紧建国吧。要不真来不及了。昨天李顿他们已经到横滨了。
伪满洲国就这样急急匆匆地宣布成立了。此时，建国典礼都还没搞呢，溥仪也未正式就职。
其实就是做给国联看的，重要的是先把庙立起来，至于里面的和尚，只能以后再慢慢安排了。
李顿调查团一到日本，首相犬养、外相芳泽马上围了上来，一见面就是90度大鞠躬，然后是吁寒问暖，大献殷勤，不知道怎么待这批西方上帝才算恭敬。
可是实质性的谈话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李顿这些人明显对突然冒出来的什么满洲国不感冒。
日本人讨了个没趣。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14日，李顿调查组来到上海。
中日在当天的非正式谈判上没有取得一致，倒是有机会对着李顿他们唠了半天嗑，也无非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说来说去，都绕不开一个主题，那就是东北。
可不，这个调查团当初就是为此而成立的。
尽快北上吧。听说那个什么满洲国连建国典礼都办了，末代皇帝做了“执政”。再不去，还不知道那里要搞出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来。
调查团走后，中日双方在上海继续进行谈判。
一直到3月24日，总算，非正式变成了正式。
双方终于可以正儿八经地谈了，这一谈就谈成了一个马拉松。
其实这时候已经没有多少很实质的东西可以争了，国联又不准双方再动手，而从两边的情况来看，中国军队没全垮，日本军队也没全赢，割地赔款这些更无从谈起。
那争什么？
面子。
日本天皇会见李顿调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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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代表天天在谈判桌前把眼睛瞪得跟个乌眼鸡一样，围绕着对自己有利、不利的各个细节，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简直就像是在打第二场淞沪战役。
外交谈判这东西，你没点好体力，还真应付不过来。
争到后面，所有问题都差不多达成了妥协，只剩下了一个最关键的：日本什么时候从上海撤兵。
这位说了，日本是不是想赖在上海，不想撤兵？
否。
日本其实是想撤兵的，而且心情还急切得很。
这么多人马呆在上海滩，又不是不要花钱，那军费就跟流水一样的在消耗。以往跟中国人打仗，虽然打得辛苦，但最后都可以让中国人买单，这一次却有些例外，怎么也看不出中国政府有掏钱弥补它“损失”的迹象。
多住一天，就得多花一天的钱，全是自己腰包里的！
更何况，开战以来，英美等国的态度，也很清楚地向日本表明，上海这块地方不是东北，不是可以任由你胡来的。
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存有从这里捡点什么金元宝带回去的心，那就真是发痴了。
可为什么他们还不马上滚蛋？
主要还是面子问题。
重光葵说，我们日军可以撤，但不能限期。
郭泰祺不干了。
不限期？那跟不撤有什么区别。
居中调停的英国人也觉得日本人有些无厘头。他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要日军6个月内完成撤兵。
当时重光葵装模作样地说，政府给他的指示里面从来没有明确撤军时限，所以也谈不上什么6个月。
其实内心早已同意了，可表面上还得摆副臭脸出来。
英国人倒也聪明，就说那你回去请示一下上面再说吧。
两天后，重光葵答复：经请示，政府“勉强”同意了这个折中方案。
英国人又转回头征询郭泰祺的意见。
郭泰祺不答应。
6个月太长了。
当然，重光葵也知道这个时间定的有些长，起价嘛，都是开的很高的。
他认为郭泰祺可能会要求去掉一个零头。
郭泰祺说：只争朝夕，我们认为3个月比较合适。
这种对半砍价（时间去了一半）的做法，把重光葵一下子气炸了。
太过分了你，既然这样，那就别谈了。
日军耍赖皮不想走，中国政府就把情况报告给了国联，让国联来压日本人，而在国联拿出相应办法之前，上海停战会议只能暂停。
不开会了，剩下这么多时间干什么呢。
一般人想到的都是在上海滩这个大城市逛逛街，买点吃的喝的什么。白川到底是名将，与众不同，他想到的是给天皇过生日（即天皇诞辰纪念日“天长节”）。
你别说，老家伙老归老，拍起领导马屁来跟年轻人比也不遑多让。
庆生的地点，选在了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为了保证安全，规定华人不准入内，只有日本人和朝鲜人可以进出。
算起来，这朝鲜已经被日本吞并二十多年了，虽然反抗从未中断，但在外面给人看，一定得比一家人还更像一家人。
场面那是相当隆重。白川、植田、野村、重光葵、村井（就是开头提四项要求的那个驻沪总领事），还包括一位河端贞次（时任日本上海居留民会会长），这几位在上海滩举足轻重的日本要人都悉数到场。
虽然是六巨头，但当天最耀眼的还数白川。
这老小子忙前忙后，又是阅兵，又是做主持人，出尽了风头。
活动分两部分。上午搞完阅兵典礼，中午起就开庆祝会。
中国的地界，老天也不向着他们日本人，不一会就下起了小雨，而且越下越大，一点也没有要停的意思，活生生就要把日本天皇的生日给搅罗。
这真是够煞风景的。不过观众们很快被感动了。
被主席台上的六巨头。
即将倒霉的六个日本酷男
在虹口公园举行的日军阅兵式
烽火大地（180）
这几个哥们不允许别人给他们打伞，一个个腰杆挺得笔直，一副砍头只当风吹帽的样子。按照庆祝会的程序，他们站起身，垂手肃立，大声唱起了日本国歌《君之代》：“吾皇盛世兮，千秋万代；砂砾成岩兮，遍生青苔；长治久安兮，国富民泰。”
这是一首文言歌，兄弟我找到了一首今译，现摘录如下：
我皇统治传千代，一直传到八千代，传到细石变岩石，传到岩石长青苔（当然了，长了青苔后还是要继续传下去的）。
也不知道是谁写的，没听过唱，就歌词而言，怎么看怎么像一首打油诗，跟那个“鸡叫一声撅一撅”的前三句水平也差不太多。
台上唱，台下当然得和。一时间军民联欢，其乐融融。
台下有个日本侨民听得激动，从肩上取下一只水壶就扔上了台。
如果是在唱堂会，这种举动很好理解，也十分平常。别说扔一水壶，扔戒指、扔支票的都有。这叫捧场。
可这里不是堂会，再说与唱国歌的庄重严肃气氛（特指日本人，我要唱这个肯定从头笑到尾）也不相符。
有些古怪。
还是日本警卫反应快，失声叫了起来——炸弹？！
猜对了。顺便祝贺你一下，都学会抢答了。
没错，这就是传说中的炸弹，水壶形状的炸弹。
此前，谁也没有注意到投弹者。因为他跟台下任何一个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西装革履，背个“水壶”，拿个“饭盒”，在台下一动不动看着，样子要多乖有多乖。
他当然不是什么日本侨民。他是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为朝鲜流亡政府下属组织“太洛太”（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武工队）骨干成员。
那个“水壶”和“饭盒”都是他随身携带的“象形炸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