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老蒋的驭人术，一打一拍之间，愣是把何应钦这个前黄埔军校总教官给驯服了。
经过老蒋的授意，何应钦专程赶到山西，告诉阎锡山：蒋主席对你的信任一如既往。
要是不相信你，平津这么肥的地盘怎么会平白无故交给你，而不给他的盟兄冯玉祥呢？明白了吧。
老阎还在疑惑，何应钦已经像变戏法一样地从身上摸出一顶官帽：编遣委员会下设的经理处主任。
知道经理处是干什么的吗？管钱的！全国军费都归它分配。
你要说别的官，老阎还不一定会有多激动，听说是管钱的官，两眼顿时直放光芒。
何应钦走时留下话：这帽子大家都在抢，你快点动身，别让其他人给捷足先登了。
还等什么，赶快走。
快不了，足足花了一个多礼拜的时间，老阎才抵达南京。
原因是他心眼儿很细，对要坐火车经过其他人的防区不放心，怕还没管上钱就挨人黑枪，所以特地选择了一个复杂的交通线路：先坐火车到天津，然后在天津港包了一艘大客轮，乘船到上海，再坐车奔南京。
时间已经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12月中旬，离召开编遣会议还差半个月。
听说老冯、老阎都到了南京，老李也急了，心急火燎地赶了过来。
一桌麻将总算是凑齐了。
《正面抗日战场》：第五章 削藩策 黄雀在后（1）
黄雀在后
在编遣会议正式召开之前，老蒋让大家先进行讨论，并且对军队裁留给出了指标：原则上全国共编50个师（东北除外），不能超出这个额度。
还没开始讨论，幕后运动就开始了。
老蒋找到老冯，跟他咬了耳朵，让老冯弄一个哥俩好的提案出来，并鼓励他第一个提，说自己一定支持，后者乐滋滋地就回去准备了。
为了做好这道算术题，老冯真是煞费苦心。自己那是一定不能委屈的，兵员好，训练精，功劳大，排第一个绝对应该，大笔一挥：12个师。
可是又一想，不对，我不能超过蒋弟弟啊，还得以他为中心呢，于是大家一般高，也是12个师。
这样的话，老阎、老李自然只能少点了，一人8个吧。
扳着指头算算，40个没有了，蒋弟说了，不能超过50个，“8”最吉利，于是其它跟这四兄弟没关系的，就被老冯留了8个师的名额。
老冯拿着笔左划划，右涂涂，虽然辛苦，死了很多脑细胞，却能充分享受到一种计划经济时代分房办主任才拥有的那种优越感。
有做老大的蒋弟弟撑腰，我的提案肯定能得以通过。
让老冯没有想到的是，到集体讨论的那一天，当他第一个提出他的裁留方案时，立即遭到了其他人的炮轰。
这方案也太欺负人了，哦，好事都让你们蒋冯两兄弟占了，你们尽吃肉，就扔几根骨头给我们？
老冯会怎么分配，老蒋心里早就有数了。看到老冯几乎因此成为众矢之的，被骂得顾头不顾腚，狼狈不堪的样子，老蒋偷着乐还来不及，自然不会冒冒失失地站出来发表意见。
看到老蒋不表态，老冯急了，赶紧示意让老蒋帮帮他。
老蒋像突然想起一样，说我们的确也有计划，让何应钦给大家说说吧。
何应钦站起来，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一会，却始终切不到主题上，更没有赞同老冯提案的意思，让老冯大失所望。
下一个提方案的是老阎。
老蒋在亲自跟老冯说悄悄话的同时，也安排何应钦去和老阎做了事先的“沟通”。
《正面抗日战场》：第五章 削藩策 黄雀在后（2）
何应钦也要老阎明确拿出一个提案来，放在老冯的提案后面一道讨论，并且明白的把“蒋先生的意思”告诉了对方：四巨头编留多少，由你自定，但必须再加一个中央编遣区。
老阎是何等聪明之人，他马上明白，这实际上是老蒋自己要提方案，可是又怕别人反对，所以才让他代言。
何谓中央编遣区，毫无疑问，就是把除四巨头以外的所有部队都圈给他老蒋管，成了老蒋的自留地。
老阎一想，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亲疏之别，干脆谁也不得罪，大家都弄11个师，皆大欢喜。
现在一看老冯的提案，明显把其它兄弟压了一头，当下赶紧把自己的提案抛出来讨论。
假设老阎第一个提，先别说合不合理，光一个“中央编遣区”的概念就能把大伙给雷倒，但现在的问题是，老冯的提案在前，已经引起了公愤。
李宗仁一下子增加了3个师，肯定是同意的。其他代表们能分到的也多了3个，能和老冯一样多，他们就高兴了，自然暂时顾不得老蒋以后会不会给他们念“中央”这个紧箍咒了。
讨论结果，多数人都赞成老阎的提案。
老冯鸡飞蛋打，窝囊死了。
12个变成11个不去说它，会后还受到了孤立，都说他自私自利，只顾自己，不管别人。
老冯这才发现自己上了老蒋的当，回住所后眼睛一闭，往床上一躺，又“生病”了。
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编遣会议如期召开，会场上没有冯玉祥的影子，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讨论的结果就是会议的结果，开会嘛，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
在会上，由老蒋自己提议，在老阎的提案上，又增加了一个东北编遣区。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大家瞎吵吵了半天，博奕的获胜者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老蒋。
“中央编遣区”如果搞得好，那就是他的“中央军”，而“东北编遣区”由他提议，自然也是一边儿的，这么一算，他的军队大大超过了其它任何派系。
老蒋宣布，从当年三月中旬起，把各种名目的总司令和总指挥都撤掉，各编遣区办事处开始正式办公。
犹如宣判了死刑命令，所有“总司令和总指挥”个个张皇失措，急着要回家了。
《正面抗日战场》：第五章 削藩策 黄雀在后（3）
老冯自然不想再留在南京，于是也学着老阎的法子，把鹿钟麟喊到南京，意思是让小鹿给他代理一下军政部，他也好借故溜号。
这个鹿钟麟脑子还算好使，连忙提醒老长官，自己身上正兼着军政部常务次长一职，而按照国民政府的规定，常务次长是不能代理军政部长职务的。
老冯没办法，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眼看着刀要举起来了，“内政部长”阎锡山也坐立不安。跟老冯一样，地方军队那都是他的私产，谁要上去动根手指头，他的心尖尖都要往上跳两跳，能不赶紧回去守着吗。
可自己怎么说也是出过国喝过洋墨水的人，又是当年的老同盟会员，要他跟老冯学，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这么多人面前装病还真是做不出来。好在办法总比困难多，软磨硬泡下，终于从老蒋那里要到了一个出差的名额，脚底抹油——提前开溜了。
这下子，老冯的“病”更重了。
一边烧炭取暖，身上盖了两层厚被，还是“冷”得直打哆嗦，另一边却又满头满脸全是汗，烧得嘴里胡话一串接一串。
没办法，老阎先跑了，连累剩下的人不得不大幅度提高表演难度。
你别说，没点功夫底子，还真撑不下去。
虽然老冯装病早有前科，但这回由于演得过于出神入化，大家也不由得不信。
在老阎溜号的第二天，人们发现：“病人”不见了。
此时的老冯已秘密渡过长江，坐着事先预备好的铁甲车，回到河南“养病”去了。
再见了弟弟，我反正是不会裁的，你留着“自裁”吧。
《正面抗日战场》：第五章 削藩策 十面埋伏（1）
十面埋伏
阎锡山和冯玉祥走了，从此就杳如黄鹤，剩下来的李宗仁虽然还留在南京，可是正如老蒋在善后会议前所看到的那样，武汉由他的那些头上长角的军长守着，即使他人不在，别人也休想泼进一滴水，插进一根针去。
编遣会议的“成果”难道就要这样泡汤了吗，削藩难道就要以惨败收场了吗？
老蒋不甘心，他现在比其它任何时候都需要自己的“凤雏先生”出来帮他“安天下”。
杨永泰神色严峻：和平削藩既不能成，只好动用武力削藩了。
老蒋面有难色——
你看看吧，我们以前北伐，光准备就好几年，正式打又经过两年，费那么多周折，而且那时只需要往一个方向攻，从南到北，到处都是我们的同盟者，可是如今呢，反过来了，四周都是被编遣触怒了的各路诸侯，倘若刀兵一起，南京势单力孤，被围攻的很可能是我们。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往地图上一瞧还真是如此，想要“编遣”别人的“中央”自己分明就是一只经不起风浪的小船，而诸侯们密密麻麻，倒像是汪洋大海。
杨永泰却依然是一副“主公莫忧”的表情：不然不然，我有四大法门，可布十面埋伏之势，若运用得当，必能转危为安。
何谓四大法门，曰：经济、政治、军事、外交。
以经济瓦解冯军，以政治对付阎军，以军事解决李军，以外交拉拢奉军，按其不同的特点，各个击破，必收全功。
老蒋听到这里，就像过往的任何一位“主公”那样，“闻言大喜，矍然而起”。
先生所言极是，不过先从谁那里开刀好呢？
杨永泰信手一指：非李军莫属。
为何？
冯军长居西北，穷困潦倒，试问谁不想过上好一点的日子呢，他们固然有勇，但最缺钱花，所以我们可以投其所好，只要给钱，就能扰乱其心。
《正面抗日战场》：第五章 削藩策 十面埋伏（2）
阎锡山倒是个精明人，然此人最爱打小算盘，目光短浅，喜欢投机取巧，轻易不敢擅动。
惟李宗仁比较棘手，桂军将领中很少有见钱眼开的，犯上作乱的胆子也不小，无论是动用经济还是政治手段，都很难撼动其根基，而且两湖靠南京最近，对我们威胁也最大。
当年曾国藩的湘军正是先控两湖，然后沿江而下，直取南京的。这个典故，杨永泰知道，老蒋更清楚。
首破李军，毫无疑问。
但当时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却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其军事分布从南到北，绵延千里，犹如一字长蛇阵。
最南从执掌两广的李济深开始。李济深是广西人，虽然其大本营在广州，应属粤军，却跟李白他们斩断骨头连着筋，关系铁得很，有“桂系的保姆”之称，一旦打起仗来，他断无隔岸观火之理。
除了中间由李宗仁直接遥控的两湖，往北直达山海关。在那里，由白崇禧统领的北伐军亦实力强劲。
杨永泰说，要擒杀这条长蛇，须先击其首，斩其尾，然后直取腹部，如此可致其死命。
本以为稳若泰山的李宗仁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有人会在暗中如此算计自己，而且算计得又是如此缜密。
现在需要的也许只是一个理由。
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原属湘军系统，与南京方面也早就暗通款曲。正好湖南又处于武汉和两广之间，必要时候还可以把桂系的“腹”和“尾”分隔开来，因此老蒋就把鲁涤平作为他插进桂系的一颗钉子，暗中接济军火，帮其壮大力量。
但李宗仁很快就知道了。
有人向他密报，南京有300万发子弹，正在从江西陆路运往湖南。
运这么多子弹给那姓鲁的干嘛，摆明是要朝我背后开黑枪啊，早就对他不放心了，现在正好先下手为强，剪除这一心腹之患。
武汉政治分会立即作出决议，对湖南省政府进行改组，同时撤换鲁涤平，以何键代之。
鲁涤平当然不服。不服就打你，打了就服了。武汉派兵进入湖南，鲁涤平只好跑到江西去了，这就是发生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的武汉事变（又称两湖事变），距编遣会议开幕仅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正面抗日战场》：第五章 削藩策 十面埋伏（3）
李宗仁当时人在南京，属于不插电的遥控指挥。事变之初，他还认为自己这一手干得很是漂亮。你看，如果这事成了，就可以借机挖除鲁涤平这颗“毒瘤”，使桂系完全控制湖南，如此，两广两湖真正连成一片就有希望了。如果不成呢，那也可以顺势把责任都推到武汉的那几个小子身上，反正自己又不在现场。
老李想得很美，却正好掉进老蒋布下的陷阱之中。
理由，有了。
二届五中全会，我说要把政治分会取消掉的，你们赖着不取消，现在还背着中央强行任免地方官，这是政治擅权。
编遣会议，大家都说好的，各部队不得擅自调动，你们竟然把这么多部队调到湖南去，这是军事异动。
全部加一起，叫做地方对中央的挑战。
你挑战，我自然要应战。
但是此时老蒋还有犹豫，因为如果一旦和桂系打起来，他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能稳赢，所以仍然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打算。
武汉事变一起，老李就从南京跑上海去了，你要说他心虚也可以，不过多个心眼多条命，小心驶得万年船，谨慎一点总没有坏处。
这不，老蒋逮不住他本人，只能派何应钦等人去上海，向他开出条件：改组两湖，否则动武。
李宗仁这才发现形势不妙，老蒋要玩真格的了，赶紧向北面的白崇禧求援。
白崇禧却主张对条件“暂时忍辱接受”。
理由和老蒋想的差不多：未必能操胜算。
白崇禧一面计划以编遣为名，把部队调回武汉，以增强和老蒋叫板的实力，另一方面，积极争取两广李济深的支持，明确提示对方：粤汉唇齿相依，湘鄂一旦有失，粤桂必定难守。
我们同在一个战壕里，缺不了你少不了我，所以千万不要光坐在岸上看风景。
到底是小诸葛啊，这在兵法上就叫谋而后动，不打无把握之仗。
白崇禧其实还有一个后手，那就是坐等国民党三大的召开，他预计到时不甘居人下的“马二”（指冯玉祥）肯定要“闹出点风波”来，到时老蒋手忙脚乱，自然顾不得再对付桂系了。
《正面抗日战场》：第五章 削藩策 十面埋伏（4）
可想而知，若用白崇禧之计，被动的那个人势必将变成老蒋。
然而既然已经“动”了起来，哪有这么容易收得住的。
老李不仅没按照小诸葛的思路走，还使起性子，来了个破罐子破摔，在上海发了辞职通电，把他的国民政府委员、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等一概辞了，同时拒绝再回南京。
这样好了吧。我既不对你中央负责，也不领导武汉，让你们乱去。
驻汉将领见有自己老大撑腰，更是有恃无恐，认为自己根本就没做错什么，拒绝撤出湖南。
见双方角力已无可避免，老蒋按照“军师”给他的锦囊，依计而行，迅捷出手。
原先老蒋的策略是近交远攻，即联李制冯，杨永泰把它改为了远交近攻，连横冯阎张，以击破各诸侯可能形成的合纵之阵。
对冯军要用经济。老冯不是整天嚷嚷着他的军饷少，养不活军队吗，那就加钱，加到比给老阎的还要多得多。当然，老蒋也知道老冯最爱面子，所以给钱的同时，还忘不了送高帽子：“以我二人通力合作，必能排除万难”。
老冯生起气来快，好起来也快，马上转怒为喜，表示这次要服从中央。
对阎军须用政治。武汉事变一爆发，老蒋第一时间就给老阎发电报，让他来京面商。
要商量些什么呢？准备在清除白崇禧之后，请他“负责北方大局”。
有这种好事，老阎乐还乐不过来呢，哪里会再与桂系搞什么合纵。
对张军适用外交。老蒋派人去游说张学良，其用意不外乎是怕他和唐山的白崇禧搞在一起。传来的消息让老蒋安心不少：张学良对白崇禧没什么好感，而且有拥护中央之意。
两下三下一鼓捣，桂系在北方已完全陷于孤立。
据说在那段时间里，老蒋最爱读的书已经不是《曾国藩全集》或者《传习录》，而是《清代通史》，大约康熙平三藩的经验也给了他许多启发，因此智慧的火花乱冒，三十六计轮番运用，并尽得其中之妙——
白崇禧所统之兵均为湘军旧部，是宁汉分立时靠“西征”打败唐生智才收过来的部队。老蒋就拨出巨款，由唐生智带着，去天津挖了“小诸葛”的墙角。
这些人一看老领导回来了，还给大家伙发了奖金，顿时都欢呼雀跃，马上就造了白崇禧的反。
见势头不对，小诸葛也没了计策，只好赶紧化装跑路。
《正面抗日战场》：第五章 削藩策 十面埋伏（5）
此谓借刀杀人。未费一兵一卒，“首”已落地。
李济深是过去黄埔军校的副校长，威望很高，而且在老蒋看来，他和李白穿着一条裤子。
两广若和两湖联手对抗，这是老蒋非常忌讳的。
正好这时候国民党三大开了，李济深便带着一批广州代表到南京来开会。经过上海时，他来看避居在这里的李宗仁。
李宗仁对他说，你千万不要去南京啊，去了就回不来了。
李济深很奇怪：为什么呢？
那老蒋早就把你看成是我们的人了，你去了无异把自己送入虎口。你想想看，要是他把你扣押起来，你还怎么调动和指挥粤军。
李济深一想，对啊，那我不去南京了。
李济深不来南京，老蒋急了。不行，骗也得把这老头给骗过来。
看来得把信用透支一下了。
他派出蔡元培等“党国四老”去上海，劝李济深去南京做调解人。
“四老”当着李济深的面，说老蒋亲口保证过的，只要去南京，绝对保证安全和自由。
李济深信了，跟着“四老”去了南京。
老蒋和他敷衍了几句，就毫不犹豫地将他扣了起来。这下好，安全固然还没有问题，自由却是没有了。
此谓请君入瓮。
扣住李济深后，老蒋马上放出空气，传话给两广将领：服从中央，官加一等。
很长一段时间，广州竟然无人提出释放自己的老大。
李宗仁虽身处上海，但形势的急剧变化还是看得见的：原先的“一字长蛇阵”，如今“首”先掉了下来，掌握“尾”的舵主被扣，要说再没危机感那就是自欺欺人了。
坐不住了，他决定自粤转汉，亲自坐镇。
这时候粤方留守将领尚未公开表明态度，对坐轮船来广州的李宗仁表面上还是很客气的，这让老李稍微松了一口气。
可是他的运气实在很差，因为一直下着雨，飞机飞不了。李宗仁干着急也没用，只好先回广西。
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27日，蒋桂战争正式打响。十万蒋军西进，老蒋本人更在九江亲自指挥。
与此同时，由于李宗仁来不了武汉，在汉将领则陷入了军中无主的慌乱。
这回杨永泰要亲自出马了，他秘密来到了香港。
《正面抗日战场》：第五章 削藩策 十面埋伏（6）
不是去玩的，而是找一个人。
此人就是原桂系将领俞作柏。
桂系里面并非铁板一块，能算得上过命交情的也就李白等少数几个人。像俞作柏在里面就是受排挤的，不然也不会跑到这里来虚度光阴。
送过去一个尚处于未来时的“广西省主席”，正闲得要命的俞作柏马上就被打动了。
俞作柏来到武汉，他要策反桂军中的李明瑞。
这个任务其实并不难。
因为在武汉看家的那几个很牛的军长，原先多属鄂军系统，他们视李宗仁带过来的桂军为“客军”，一主一客，彼此都看对方不顺眼。
按说原来防守武汉外围的总指挥并非李明瑞，你说巧不巧，就在这节骨眼上，总指挥却得了急病，临时让李明瑞代理指挥。
李明瑞随即在前线召开军事会议，将与会指挥官全部拘留，同时宣布服从中央，向武汉反戈一击。
此谓反间计。几天工夫，20万桂军已去了一多半，李宗仁纵有天大本事也徒呼奈何。
不过，他仍然认为武汉这个“腹”还是可以守一守的，因为自己后面还有湖南和广东可做“尾”之支撑。
可是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老蒋在攻武汉之前，就派人到湖南与何健进行接洽。一开始老蒋对何健的期望值并不是很大，毕竟是人家李宗仁扶上来的嘛，他只需要对方在与桂系站一起时，别表现得那么积极就可以了。未料这何健着实是个官迷，等到老蒋发来命令，正式任命他为湖南省主席，这厮马上一个立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与老蒋站到了一边儿。
李济深原来的手下陈济棠、陈铭枢见桂系已明显处于下风，马上见机行事，一人去老蒋那里领了一顶官帽，分别是广东绥靖主任和广东省主席。
老大不在，我们自己做老大，岂不爽哉。他们既不会去做搭救李济深这样的“傻事”，更不愿冒着风险，跟桂系再坐在一条破船上（“粤省之财，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浪掷牺牲”）。
此谓釜底抽薪。“尾”斩“腹”破，李宗仁不得不命令残部放弃武汉，狼狈逃回广西。
仅用一个多礼拜，原先敢在老蒋面前指指点点的桂系就被打回了原形，快得简直让人目不遐接。
《正面抗日战场》：第五章 削藩策 阴沟里翻了船（1）
阴沟里翻了船
当蒋桂军尚在长江边上对峙的时候，有一个人也在调兵遣将。
这个人就是冯玉祥。
老冯将他最看重的“韩石二孙”中的三员虎将都部署到了前方，其中，韩复榘在京汉线南段，石友三在河南南阳，孙良诚本来已经在山东做政府主席了，仍然被冯玉祥紧急抽出来，到豫西去做总预备队。
长江北岸，大兵压境，谁见了都不免要心慌气短。
老蒋认识到，现在要想打动老冯，光增加点军饷已经不够了。
据说他当时派了邵力子到陕西去找冯玉祥，当场给出了两个诱人的彩头：让老冯升任行政院院长，在湖北、安徽两省中由老冯任选一个，作为西北军的地盘。
条件是通电讨桂，出兵湖北。
老冯含含糊糊，王顾左右，始终没给邵老一个稍为正面一点的答复。
他在观察风向。因为老冯看得出，蒋桂两军从实力上来说差不多，半斤对八两，不好好地打上一到两个月，根本难分胜负。
聚集这么多精兵在前面，不能胡乱下注，非得看准时机不可。
按老冯自己的说法，这就叫缩回拳头打人，非如此，如何能把对手打倒。
也有人说，他这个叫卞庄刺虎，就是说如果你看到有两只老虎正好在打架的话，千万别去劝架，让它们打，最后铁定一死一伤，到那时候你再拿把刀从后面砍它们就易如反掌了。
很阴险是吧，可是你告诉我，三十六计里面，哪一招又不是阴招呢。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一次算得这么细，还是阴沟里翻船，栽了。
由于李明瑞倒戈，战场形势突然发生变化，一眨眼的工夫，蒋军竟然已经在那里打扫战场了。
就这么打完了？
完了。
正在观虎斗的老冯差点要拿脑袋撞墙，他还没来得及表态呢。
《正面抗日战场》：第五章 削藩策 阴沟里翻了船（2）
按说现在已经没他老冯什么事了，既然已经摆平，人家当然也不再需要他帮什么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