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个人都可以算是昭和军阀的典型代表，狂妄、嚣张、自以为是、急功近利，满脑子都是冲动，根本不顾及后果。土肥原因为对兼职特务“情有所钟”，所以还经常装装斯文，但他本人除了喜欢煸风点火，做“土匪的源头”外，并没有任何能上得了台面的独立思想，对侵华这档子经国大业更谈不上有什么远见卓识。
但是石原是个例外。如果说日本的克隆人生产线偶尔也会出点毛病的话，石原算是一个。
准确地说，石原莞尔是一个比较“有思想”的日本军人，称得上是一个怪才。
举凡指望怪才奇才出世，就和想培育奇花异葩一样，除了靠老天爷帮忙外，还需要有适合其生长的阳光雨露。但在东瀛军界，这些东西其实并不具备。
一个有志从军的日本人，从小就必须寄宿，上军事小学“陆军幼年学校”，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门心思就是死读书，读完书后再励志，一个比一个口气大，都嚷嚷着要把中国这些“东亚病夫”怎么样怎么样。
至于政治经济外交，国内国际国外，他们既不关心，也不学习，基本上是一窍不通。除了军事以外的课程，学生不想学，老师也不愿教，教学要求、考试科目里更没这一项，导致军校学生出来后都是两眼一抹黑，除了打仗什么也不懂。像土肥原，看似知识还算渊博，其实都不是学校里学的，是由于特务行当的职业需要，后期自己恶补的，因此纯属七拼八凑，用来吹牛侃大山还能骗骗人，真正的学问就别指望了。
当时中国留学东瀛的最高境界就是考取日本士官学校。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人，平时都是两只鼻孔朝着天走路的（东北军还专门出了个“士官系”，优秀程度参见杨宇霆）。其实这只能说是日本军校中的高中，离大学还差得很远。日本军校生的终极目标是陆军大学。这个陆军大学的门槛离地三尺三，如果不是士官学校的优等生，你连报考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考上了。当然要求的分数也是异乎寻常的高。
《正面抗日战场》：第八章 今夜无人入眠 第八章 今夜无人入眠（3）
在这样一种教育模式中生存下来的人，全面发展根本谈不上，畸形发展还差不多。加上日本人性格本身就拘谨刻板，你要克隆型的军事干部那是一抓一大把，如果想找几个不一样的，那就几乎等同于天方夜潭了。
不过我这里说的是几乎。
再寸草难生的沙漠里，有时还会找到几棵千年不倒的胡杨树呢，所以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奇迹总是偶尔会出现的。
石原就是这几乎中的一个。
其实石原在读书时并不用功，别人都在拼着命读书，惟独这哥们不当一回事。平时除了玩，最大的兴趣就是看闲书。
前面讲过了，日本军校最看重分数，考试压力非常之大，加上功课又多，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愿意挤时间去看规定课程以外的书。石原则不一样，他的阅读范围很广，人文地理什么书都看，就是很少看“正经书”。
饶是如此，那些比他用功十倍还不止的同学还是考不过他，每次考试，此君都是名列前茅，陆大毕业时竟然还进入了军刀组（指毕业成绩在前六名者）。
所谓怪才，通常就是指这样一类人：神经兮兮，死不要好，但脑子却特别好使，好像被外星人点过穴位一样。
事实证明，河本选择石原这个“陆大怪才”来完成他在东北的“未竞事业”是很有些眼光的。因为后者即将在东北掀起的，将是一个连他自己也无法想象的滔天巨浪。
《正面抗日战场》：第八章 今夜无人入眠 最终战争论
最终战争论
据说，在日本很少有人能真正读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就连他们的洋老师——陆军大学聘请的德国教官对这部煌煌大著都讳莫如深。
大概此书也的确深奥，快赶上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水平了，后者真正弄通的人同样寥寥无几。
但是石原却超越了他的祖师爷，把一部《战争论》硬给啃了下来。不仅如此，他还有所发展，拿出了一个最新理论成果，即“最终战争论”。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句话对石原相当有启发。像那个传说中的西方预言家查拉斯图拉一样，他也据此给日本算了一卦。
他说今后日本要想在世界上有地位，迟早还是要和美国打一场“最终的战争”（倒还是蛮准的），而要打的话，日本在战略上非常吃亏，主要是国土无纵深，又缺乏战略资源（后来也应验了），所以一定要拥有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缺德结论就这样被推导了出来）。
在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上，起诉方曾把日方的一份奏折作为证据提出犯罪指控。
这就是著名的田中奏折。全文很长，有四万多字，但被人们记住的只有两句话。第一句话：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第二句话：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田中奏折在史学界是有争议的，日本人一直说它是伪书。
从田中当政时推行的政策来看，出自此人之手的确疑点很大。因为田中的对华外交政策有个名堂，叫做积极外交。
所谓积极外交，就是依靠奉系军阀首领来维护和扩大“满蒙权益”。虽然一样是打坏主意，但它与“征服满蒙”毕竟还是两码事。
其实田中奏折的大部分理论依据，都来自于石原的“最终战争论”。按照这个理论，日本如果像以往那样“被动”地维护“满蒙权益”是不够的——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应该直接拿下，一劳永逸。
“最终战争论”一出炉，就被日本陆军当成了宝贝，并成为关东军策动“九一八”事变的指导思想。
一切都预示着，关东军这次不光是消灭两个东北的头头脑脑就算了，他们要玩儿一把大的，把作为日本“未来的生命线”和后方基地的满蒙（东北和内蒙）一口吞下。
在东北，石原和板垣等人都亲自观摩了中苏之战的实况。看完之后，石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了这样一句话：“对付张学良连我的家传宝刀都不需要，竹刀就足够了”。
他又一次预言：我敢断定，如果一旦有事，关东军不用两天时间就可以占领奉天。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准备和等待，因为行动的最终实施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
石原比河本们更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狂妄，而且冷静。
《正面抗日战场》：第八章 今夜无人入眠 建房计划（1）
建房计划
由于改旗易帜后，东北成了中国的地方政府，张学良又以外交收归中央为由，拒绝和日本进行直接交涉，这使日本人再也没办法绕过南京政府这一关了。
民国二十年（1931年）4月，若榇礼次郎组建新内阁。在若榇内阁成立的当天，王正廷约见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
大喜的日子，王部长没忘给公使先生准备一份贺礼，还很重。
长长一串礼单报下来，重光葵越听越吃惊，从收回租界，再到收回铁路航运，等于中国这块地方，就没他小日本什么事了。
革命外交果然力道十足。
临走时，王正廷又加了一句：日本的所谓“满蒙权益”，中国也是决意要予以收回的。
从外交部出来，重光葵擦了一把冷汗，赶紧启程回国报告情况。消息传到日本岛内，犹如给早已气势汹汹的舆论加了一束薪，添了一把火。
此前，张学良在把“满蒙新五路”等路权交涉推给南京的同时，开始自己独立发展东北铁路。其中自建自营的洮索铁路曾经就是日本提出的“满蒙新五路”之一，如今却被他拿过去自己搞了起来。在日本人看来，这很明显就是要“逐渐置满铁于死地，最后达到收回满铁的目的”。
王正廷的表态正好就是对张学良举措的一个最好验证。
日本人此时早就不把南满铁路当成是临时借的了，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固有国土”，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到期要还给你的意思。
什么叫“满洲权益”？
用“日本陆军之父”山县有朋的话说，那是我们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耗去20亿资财，伤亡20余万生命”才换来的。一旦失去，要承受“莫大之耻辱”不说，都没脸再去见地下的那些“阵亡勇将烈士之英魂”。
现在中国人竟然说要把它收回去，实在太过分了。
无论民间还是军方，都认为是由于政府过于软弱，才让中国政府表现得如此“欺人太甚”。
很多人回过头去看，又重新找到了那个尚名不见经传的关东军小军官石原中佐的“价值所在”。一时间，“满蒙生命线”到达了它被卖力鼓吹的最顶点。
此时，离石原当初设定的两年期限，还剩一年不到。
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奇才”到底在忙些什么呢？
《正面抗日战场》：第八章 今夜无人入眠 建房计划（2）
日本人在微观事务方面的精益求精，是连西方人都为之叹服的。对日本文化做过细致入微研究的小泉八云就曾经说过，这个世上没有比日本人更好的外科医生了。
听名字，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个本地产的日本通，其实不是，这位先生是个纯正的英国老外。当然，他原先不叫这个日本名，是后来到东瀛定居，娶了个日本老婆，才夫随妇姓，改姓小泉，名八云。
这个经历应该跟加拿大留学生、会说相声的那个大山差不多。
小泉八云对日本文化非常推崇，认为日本人的天性，自然而然适合于准备和实施各种复杂的行动计划，哪怕这些东西在外人看来是多么的琐碎和烦杂。
有战略家之称的石原可称得上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一个“关东军占领满蒙行动计划”，仅仅方案的完备，他就用了一年多时间。
在这一年多里，由他和板垣带队，组成了“参谋旅行团”，在东北境内跑了一圈。
第一站是长春。范围是吉林省。在这里，石原等人进行了军事地形侦察和渡江作战研究，从而揭开了“满洲事变前史的第一页”。
第二站是锦州。范围是辽宁省。这次主要是具体研究如何向沈阳城攻击、向锦州追击、进攻锦州和山海关西部的作战方案。
第三站是北满。范围是黑龙江省。此次实地考察了北满（黑龙江）的全部地形。
三站跑下来，石原已经为关东军占领满蒙安装了全副的GPS导航。
石原的这种精心准备，如果用中国孔子的话说，就是“多算胜，少算不胜”，什么都计算好了，赢面才大，而这跟日本本地产的兵法家宫本武藏的学说也是相契合的。
世界上的兵书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但到现在为止，最为人看重的就三本，除了我们老孙家的《孙子兵法》、德国人克劳塞维茨那本没几个人能读懂的《战争论》，就是宫本武藏的大作《五轮书》。
这位宫本先生是靠玩剑出名的，但《五轮书》除了讲剑术外，也讲兵法。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把作战比喻成为木匠建房。
宫本说，建房可不是瞎建的，从木料选择到房屋结构、风格，都必须事先有一个计划，在保证计划无误后，才能开始动手造房子，而且在建造过程中，也一定要尽可能地按照计划行事，这样房子才能建得好。
宫本武藏生活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明朝。几百年后，他的这种思路又在后辈有天份的日人中复活了。
对于石原来说，他的建房计划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接下来，他需要等待的只是一个在他看来最为合适的上梁时间。
《正面抗日战场》：第八章 今夜无人入眠 借刀杀人（1）
借刀杀人
在中央政府宣布要收回东北主权后，中日民间和军方冲突都开始变得异常频繁起来。
早在张作霖做“东北王”的时候，日本就已经开始往东北大批移民。当时的移民主要是日本农民（也包括朝鲜农民）。
没办法，东瀛岛国就那么巴掌大一块地方，本身也没多少地方可以开垦，明治维新搞资本主义后，又是开厂，又是修路，哪有那么多地方可供农民再去耕种。
粮食很重要，机器再好也不能当饭吃。这是很朴素也很唯物的道理。要养活这么多人口，如果不想实行计划生育，就只能忽悠农民们“闯关东”，到东北去找良田了。
但是关东，并不是那么好闯的。
来了以后，先是发现没人肯租给他们房子住。
这也就算了，实在不行，自己寻找材料，临时搭一个也行。反正东北有的是盖房子的木料。
住是住下来了，问题却还是解决不了：没有良田。
日本政府有一点没说错，东北土地的确很多，漫山遍野到处都是。
问题是好土地早就有了主人。
除了原住民，那些从中原内地来“闯关东”的汉人早就提前一步，成了剩余良田的主人。
谁也不是傻瓜蛋，难道千里迢迢赶来分田分地，为的就是这些连猪都不愿啃的破田烂地？
日本农民（包括朝鲜农民）对此相当气愤。可是人微言轻，又没法找忽悠他们的政府算账，两手空空地回去也不甘心，只能把一股无名之火统统撒在和他们一样勤恳劳作却一贫如洗的东北农民身上。
矛盾就这样产生了，并逐渐发展为民间冲突。
冲突一起，处于尴尬之中的日本政府反而为之精神一振。
他们意识到，转移视线和卸罪于人的机会到了。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冲突事件中，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万宝山事件”。
这个万宝山其实并不靠近满洲铁路，更不属于日本人的管辖范围。此地位于吉林省长春县境内，完全由中国政府自主管辖。
《正面抗日战场》：第八章 今夜无人入眠 借刀杀人（2）
事情得从长春县的县长郝永德说起。
县长，也就是古之县令，常被称做七品芝麻官。所谓芝麻，也就是跟省以上官员比，如果是放在他那一亩三分地里，权限可不小。
有意思的是，这位郝县长还兼着农稻田公司经理一职，属于典型的官商。
估计他平日里油水捞得比较足，因此财大气粗，这一年在万宝山地区一气租了三千亩荒地。
既然是荒地，就是需要雇人开垦的。郝永德身为一县之长，自然懒得管理这种破事，便把荒地的使用权又转租给了在周围居住的朝鲜农民。
转租可是要付租金的。朝鲜农民为了尽快使荒地变成良田，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老本赚回来，他们决定开河挖渠，引伊通河水对田地进行浇灌。
说干就干，近两百名朝鲜农民挑灯夜战，开始了大生产运动。
一旁的中国农民可急了。因为他们要挖的这条水渠，长约20里，深度和宽度达到3丈有余，简直就是一条小支流，而中国农民耕种的几万亩熟田（指耕种多年的良田），地势较低，随时可能被渠里的河水淹没。
不管哪一国的农民，土地对他们来说，就是命根子。
跟朝鲜农民交涉，对方不理。
流我们的汗，挖我们的渠，浇我们的田，于你们有何相干。
中国农民无奈，只好集体上访。
农民申诉，政府不能不受理，估计就是按照这个办事逻辑和程序，县里派人下去干涉，劝阻朝鲜农民，要求他们停工。
这时，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开始插手此事。他们也派人到达现场，不过这些人不是普通工作人员，而是带着机枪上阵的日本警察。
事情弄到这个地步，郝永德和他的县政府竟然来了个装聋作哑，既不向上报告，也不采取措施，甚至下面连个中国警察都没加派。
郝永德，实在是既不“好”（郝），也没有什么“德”。
他大概认为这种情形下，自己两不吃亏：水渠建成了，反正土地的所有权在我，租约到期了还可以收回良田，只有好处；渠建不成，该向朝鲜人收的租金也一分不会少。我怕个鸟啊。
《正面抗日战场》：第八章 今夜无人入眠 借刀杀人（3）
有了武装保护，朝鲜农民更加有恃无恐，日以继夜地挖渠筑坝，工程进度大大加快。
眼看水渠就要完工，而自家县衙的态度又如此暧昧，中国农民忍无可忍，被迫自动集合起来上前填渠。
一个要填渠，一个要开渠，双方互不相让，立刻发生了大规模冲突。
日本警察随即介入冲突，并公然开枪，造成中国农民伤亡，由此引发了“万宝山事件”。
这一天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2日。
本来“万宝山事件”是日本占尽便宜，但最后叫得最凶，哭得最响的却是日本人。在他们的宣传和煽动下，“中国排斥朝鲜人”的舆论遍及朝鲜。
朝鲜人民族意识极强，在被迫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反日活动从未有一天停止过。日本这次有意识的祸水东移，使朝鲜把对日本人的仇恨转移到华人身上，因而引发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排华运动。
一周之内，袭击在朝华侨的暴行不胜枚举，华侨死伤无数。房屋被烧十之有九，就连中国驻汉城领事馆也被暴乱分子捣毁了。
在日本国内，主张对中国强硬的论调则几乎形成了一边倒的趋势。仅仅三年前，日本在野反对党还因为田中内阁“支持”暗杀张作霖而大吵大闹，三年后，他们已经改弦更张，与时俱进地跟上了潮流，转而猛批若榇内阁对中国执行的是“软弱外交”政策。
政友会老大森恪还组了一个代表团，由他亲自带队，到东北和朝鲜兜了一圈，回来后便在国内大造舆论，摆事实讲道理，证明“万宝山事件”不能就这么完，一定得把失去的场子给找回来。
大家都这么革命，贵为首相的若榇想想再不表现一下，又得因为“落后”而被炒鱿鱼了，于是赶紧也站出来，捋袖子，伸胳膊，秀肌肉，哭着喊着要跟森老大比“强硬”。
军部和关东军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注视着所发生的一切。在他们眼里，政府不管如何表现，始终都是四个字：软弱无能。
只有他们手中的刀把子，能证明一切。
《正面抗日战场》：第八章 今夜无人入眠 三姓家奴石友三（1）
三姓家奴石友三
东北危机四伏，但年轻的少帅在关内还有更让他烦心的事情。
他此时一门心思要对付的，是帐下的三姓家奴——倒戈界的后起之秀石友三。
中原大战后期，石友三来了一把“识时务者为俊杰”，“及时”投靠了从关外过来的张学良。
但是没过多久，老毛病又犯了。
因为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来招贤了。
汪精卫不是通电下野了吗？
没错。不过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民国前后的政治气候就是如此，对于吃政治饭的人们来说，下野快，上台比这还快。
而且这一回，老汪打的旗号不是为自己，是为“朋友”申冤来了。
朋友者，党内元老胡汉民是也。
事实上，汪精卫和胡汉民虽然同殿称臣，资历也相差不多，但并不是什么“朋友”。岂止不是朋友，关系还很差。
想当初老蒋羽翼未丰时，搞“宁汉分立”，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和中央（“伪政府和中央”的始作俑者就是老蒋本人），非要与武汉汪精卫主持的“正宗老字号”分庭抗礼不可。
招牌是挂起来了，但缺少重量级人物帮着吆喝。
在这种情况下，老蒋便请来了这位因涉嫌刺廖案而被迫寓居沪上的胡汉民，让他做自己的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也知恩图报，屡屡在关键时候帮上老蒋大忙。
早年间，老蒋虽然在军事上咄咄逼人，可是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及影响力却远远不如汪精卫和胡汉民。在当时大多数的国民党人心目中，后两人的牌子就是叫得响，甚至有“无粤人汪、胡即不成党”的说法（汪胡二人均为广东人）。
对于当时的老蒋来说，拉上胡汉民还不光是撑撑门面的问题。在国民党号称“以党治国”的背景下，老胡一直是蒋介石身边不可或缺的帮手，如果没有他，蒋在政治上是很难与汪进行抗衡的。
曾几何时，蒋胡的关系可以用“如胶似漆”来形容。
《正面抗日战场》：第八章 今夜无人入眠 三姓家奴石友三（2）
然而，人总是在不断变化的。老蒋也是如此。
自取得中原大战的完胜战绩后，这位三军统帅开始变得飞扬跋扈，俨然唯我独尊，渐渐地连有贡献的“老前辈”都不放在眼里了。他要党政军一把抓，除了管军事，还要管党政，而这却是他多年的“老搭档”胡汉民所不愿意放手的。
这位老胡能力很强，给蒋介石办事也确实很是卖力。据说，他给老蒋办党政的时候，一般早上四点半就起床了，然后一直折腾到晚上十一点才肯熄灯睡觉，远远超过了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简直比工蚁还工蚁。
苦吗？很苦。可老头子乐意。他没别的嗜好，就爱这个。
等到中原大战结束，他想得很美，认为既然兵戈已息，老蒋应该马放南山，带着老婆到各地去转转，把党政继续扔给他料理。
为此，他还找到了一个现成的例子，说是在土耳其革命中，作为领导人的凯末尔就是这样的，革命一成功，他就把志向移到醇酒妇人中间去了，所有国家大事都交给了他的副手。
要说这老胡也不知道是不是从前洋墨水喝得太多了，以致于做什么事都爱一厢情愿。
让别人一边歇着去，由你来料理一切，这可能吗？其他人不敢说，反正老蒋绝对没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
休说一个土耳其的凯末尔了，美国的华盛顿怎么样，人家还要豁得出去，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说退就退了。可这不都是在外国吗，咱们讲点国情好不好。说来说去，老外们脑子里都缺了一根筋，哪能跟我们中国人比。
这不是谁要多做或少做一点工作的问题，这叫“权”，知道吗？老蒋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允许自己大权旁落，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国家元首呢。
中原大战以前那是没办法，一方面必须依仗老胡在国民党内的力道，对包括老汪在内的党内政敌们予以还击，另一方面，旁边众敌环伺，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这些军头们，或从前面，或从背后，持大砍刀的，拿小匕首的，连轴上阵，弄得老蒋喘口气，喝杯茶的工夫都没有，自然也只好一门心思去抓军事，把党政扔给老胡办理。
可中原大战一结束就不一样了。在老蒋眼里，这时候应该知情识趣走开的，不是他，而是老胡。
等到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老蒋就捉摸着要把老胡一脚踢开，或至多摆在旁边给他做个花瓶。
老胡是那种爱钻牛角尖的性格，给老蒋当牛做马这么多年，到头来岂肯甘于做一个“开会机器”或泥桩木偶，于是决不相让。
《正面抗日战场》：第八章 今夜无人入眠 三姓家奴石友三（3）
他还当着众人的面，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上说，一战时，法国有个王牌飞行员，这人老厉害了。逢战必赢，打下的德国鬼子的飞机不知凡几。一战结束回巴黎，自然被奉为英雄。巴黎人诚惶诚恐，不仅沿着路两旁列队迎接，还专门给他派了一辆汽车，让他坐在上面显显威风。
这飞行员没开过车，当然也没驾驶执照，但他开过飞机，认为两者区别不大（都是一副铁壳子套一台马达嘛），坐在旁边不过瘾，竟然主动要求自己开车，而大家也就真让他开了——就如同史瓦辛格主演的英雄片一样，你见过那里面他有什么不会的没有？
结果可想而知，当场就碾倒了五六十个人！
老胡说出这个故事来，自然是有所指的。一战故事其实不过是个原形，如果搬到中国来，那个闯下大祸的飞行员活脱脱指的就是自我感觉良好的老蒋。
老胡的意思是，开飞机你行，我不行，开车我行，你不行。
这话可把自我感觉良好的老蒋给说急了，脑子一热，把军人的蛮横都拿出来，派了两个宪兵把胡汉民给软禁在了南京汤山。
这样一来，犹如捅了马蜂窝，各路或潜伏或下野的反蒋精英趁势鼓噪。
此时汪精卫正在港岛。隔岸打嘴仗没有比老汪更在行的了。他立刻发表宣言，痛骂了一通老蒋，把他的行为比做是“强盗绑票”，并称老蒋是史上最大的“狗官”。那文章写得真是十二分的酣畅淋漓，若不是后来失了足，未必不能和“不负少年头”一样流芳百世，传之久远。
在反蒋这一共同目标的感召下，曾经视同陌路的汪精卫和胡汉民终于走到一起来了。
汪精卫东山再起，只身从香港来到广州，重建新政府，并声称这回要抱团跟老蒋死磕。
口号极其悲壮：“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与当年刺王杀驾的豪迈好有一比。
不过，光喊口号还是吓不倒老蒋的。要推翻“非法”的南京政府，老汪向来最苦的就是没有枪杆子。
经过屡次挫折，他对枪杆子的向往已经快到了神往的地步。只要听到谁手上有枪，基本上是不管素质，不管成份，见人就拉，结果一拉，就拉到了那个只要有诱饵就一准会上钩的石友三。
《正面抗日战场》：第八章 今夜无人入眠 三姓家奴石友三（4）
作为军人，石友三曾经是非常优秀的。
刚刚入伍的时候，他才不过是冯玉祥手下的一名马夫而已。十多年后，便做到了西北军中最精锐部队的军长，与韩复榘齐名，并称“韩石”，是冯玉祥打仗时最为倚重的哼哈二将。
他本人在军事素质上无可挑剔，无论是投弹，还是枪法，均为军中第一。带兵方面，在以治军极严著称的西北军中也堪称翘楚，北洋时代，其部曾是外国公使参观的指定部队，多次接受各国要人检阅。
要放在今天，石友三的部队，那就是标准的国家仪仗队。
中国有句老话：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照理说，石友三单纯指挥打仗应该不错，可他偏偏喜欢在政治里面瞎搅和。
在当年的各种混战乱战大战中，究竟投在谁门下，就是一个最大的政治。
韩复榘也倒戈。但他看准了老蒋是个好东家后，就死心踏地跟着后者干了，从此再无反复。
石友三则不同。或许是当初做马夫得到了人生启迪，认为谁给的夜草最肥，做马儿的就应该为谁效力。到他自己，变脸俨然就是家常便饭，后来更成了一种无厘头的纯生理反应和习惯。
加入张学良的东北军后，那待遇不可谓不优，不可谓不厚。
6个师的编制，每月军饷70万，无论是跟最早的西北军系统，还是后来的老蒋系统（这个系统里面，中央军和杂牌待遇大相径庭）比，都超出远矣。要知道，阎老西为了拉他进“反蒋联盟”，也不过开出了一次性80万的价码，最后还赖皮没舍得给，到手的连对折都不到。
汪精卫这次派人过来拉拢，“酬金”是多少呢？
50万。比张学良给他的每月军饷还差着20万。
可石友三竟然就满口答应了。
所以说，这人脑子一旦缺氧，基本上就是不治之症。
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这点职业道德，新锐“倒戈专家”石友三还是有的。他收到钱后，很快就替广州方面出头。
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石友三起兵华北，并迅速占领了河北石家庄。
但他的运气实在很坏，听到石友三反了，蒋张联手，四面围攻，没几下就把石部给干灭了。
没了部队，无大脑的石友三从此再也没有能翻过身来。
但是他做的这件“损人不利己”的坏事，却为东北沦亡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为了打击石友三，张学良不得不再次抽调主力入关，东北军又有8万人马进入河北，这无形中使关外的国防力量再遭削弱。
《正面抗日战场》：第八章 今夜无人入眠 藏不住的秘密（1）
藏不住的秘密
时间倒回2个月。
民国二十年（1931年）5月28日，东北少帅张学良因患伤寒住进北平协和医院调养。
也就在这一天，他得到了来自东北屯垦军的报告：处决了包括一名日军大尉在内的四名日本间谍。
日本对东北的情报侦察其实从未中断过。一般使用的幌子为旅游或考察。
最直接的后果是，国民政府交通局没做的工作，日本驴友们全都给做好了，而且做得相当认真和到位。在他们绘制的中国地图上，据说连乡村里的每口井都标注得一清二楚。
后来阎锡山的晋绥军伏击日军，首先抢的不是武器辎重，而是一张张日版的中国军用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