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五、六十年代，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进入了繁荣时期。当时，废除农奴制势在必行，但是由谁领导、采取什么道路，众说纷纭，各种类型的作家分道扬镳了。革命民主主义者、贵族自由主义者以及其他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在文艺理论、文学创作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革命民主主义者，以《现代人》杂志为阵地，以车尔尼雪夫斯基（１８２８—１８８９）年等人为中心，积极为文学中的新内容、新主题而斗争，反对粉饰农奴制的现实，反对不关心当代重大问题，只写作狭隘的、个人的主题。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文《艺术对现实的美学关系》（１８５５年）提出了“美是生活”的著名公式，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明艺术和现实的关系。
民主传统在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仍占主要地位。戏剧家阿奥斯特洛夫斯基（１８２３—１８８６年）忠于果戈理的传统，他的戏剧《大雷雨》（１８６０年）一方面描绘了俄国商人社会的专横和愚昧，另一方面塑造了叶卡杰林娜热爱自由，富于幻想、勇于斗争的女性形象，她因忍受不了这种窒息人的俄国商人社会而投河自杀，这一行动体现了“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冈察洛夫（１８１２—１８９７年）的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１８５９年）塑造了一个剥削阶级寄生虫的典型，对农奴制进行了有力批判，敲响了贵族“多余人”的丧钟。作家屠格涅夫（１８１８—１８８３年）这时进入了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期，从１８５６年发表《罗亭》到１８７６年完成《处女地》的二十年中，共写了六部长篇小说，每部新作都反映了时代的新问题。１８６２年写的《父与子》是他的长篇小说的代表作。作品塑造了平民知识分子巴扎洛夫的典型形象，表现了他和贵族自由主义者的“父辈”之间的思想冲突。作者虽然也承认平民知识分子在智慧和毅力方面超过贵族知识分子，但不相信他们的事业必胜，因此给巴扎洛夫安排了一个失败的结局。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身陷囹圄，仅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写成了长篇小说《怎么办？》。小说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回答了对沙皇专制制度应该怎么办的重大社会问题，号召人们推翻沙皇的反动统治。小说《怎么办？》里描写了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和薇拉等一批“新人”，其中的领袖人物拉赫美托夫是“新人”的最高典型，也是世界文学中第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形象。曾在四十年代闻名俄国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时期发表了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１８６１年）、《罪与罚》（１８６６年）等作品，使作家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前者揭露了资产阶级对下层人民的欺凌；后者描写人们为了生活而进行的残酷斗争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沦丧。
七、八十年代后，俄国文坛上著名的作家有涅克拉索夫、谢德林、列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１８２８—１９１０年）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是世界文学中的第一流作品。《战争与和平》描写１８０５年到１８１２年间俄国同拿破仑的几次战争，以及直至１８２０年的俄国社会生活。在这部规模宏伟、人物众多（共计五百五十九人）的巨著里，作者以现实主义艺术大师的如椽之笔，抨击了宫廷显贵，肯定了庄园贵族青年一代；歌颂了人民，写出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安娜卡列尼娜》交织着安娜追求爱情自由和列文探索社会出路这两条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安娜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贵族妇女，不满于封建婚姻，追求真挚自由的爱情。但是，她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虚伪的上流社会却不允许她这样做，于是她以自杀对这个社会表示抗议。列文是一个力图保持宗法经济关系的庄园地主，对资本主义侵袭下俄国“旧基础”的迅速崩溃感到十分不安，于是力图通过政策来调和阶级矛盾，抵制社会灾难，结果不得不以失败告终。《复活》（１８９９年）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是他几十年来对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宗教、道德、美学等方面辛勤探索的总结。契诃夫是十九世纪末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杰出的短篇小说家和戏剧家，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变色龙》、《第六病室》、《套中人》等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的作品揭露社会的丑恶，激励人们追求美好的生活。
东欧、北欧也有许多获得世界声誉的作家。显克微支是波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十字军骑士》（１９００年），描写了十五世纪波兰人民反抗条顿骑士团的侵略，歌颂了波兰人民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正义斗争。丹麦的童话作家安徒生（１８０５—１８７５年），把他的天才与生命献给“未来的一代”，一生共写了一百六十八篇童话和故事。他的作品被译成八十多种语言。他的许多童话，到今天还为世人所传诵。《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等真实地描绘了穷苦人的悲惨生活；《皇帝的新装》辛辣地讽刺了皇帝的昏庸无能和朝臣们阿谀逢迎的丑态；《夜莺》和《豌豆上的公主》嘲笑了贵族的无知和脆弱；有些故事如《白雪公主》则表现了作者对人类理想的看法，即坚信“真善美终将取得胜利”的乐观主义信念。北欧文学中成就最大的是挪威文学，代表作家为易卜生（１８２８—１９０６年）。他写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剧”，其中《玩偶之家》（１８７９年）一剧，流行于世界许多国家，产生广泛的影响。剧本形象地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法律、教育和妇女解放等问题。
由于美国的历史条件，它的现实主义文学比欧洲的晚了半个世纪。南北战争结束后，资本主义在美国飞速发展，美国成了“贫富间鸿沟最深的国家之一”。严酷的现实，促使美国的文学从浪漫主义过渡到现实主义。马克吐温（１８３５—１９１０年）是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道路的开拓者。他早期的优秀作品有讽刺资产阶级假民主的《竞选州长》（１８７０年）。正当资产阶级报纸企图把美国社会描写成“黄金时代”时，马克吐温发表了他的小说《镀金时代》（与查理华纳合著，１８７３年），给美国生活中的金元独裁一个辛辣的讽刺。他于１８７６年发表的《汤姆索亚历险记》，批判了美国的学校教育制度，谴责了教会的伪善和对儿童心灵的毒害。《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１８８６年）是马克吐温最重要的作品，它广泛描写了美国城镇和农村的穷困和衰落，深刻地揭露了美国社会的腐朽和假民主，尤其对美国严重的种族歧视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他的《百万英镑》（１９００年）揭露了拜金主义者的丑恶嘴脸，抨击了资本主义的道德沦丧。杰克伦敦（１８７６—１９１６年）的作品题材广泛，主题深刻。他的长篇小说《铁蹄》（１９０８年）和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１９０９年），描写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描写了资产阶级圈子里的势利的市侩，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尖锐批判。德莱塞（１８７１—１９４５年）的创作道路表明了现实主义在美国的胜利。他的长篇小说《嘉丽妹妹》（１９００年）和《珍妮姑娘》（１９１１年）生动地再现了美国金钱社会中普通人的命运；他的巨著《欲望三部曲》揭露了金融寡头的罪恶；他的代表作《美国的悲剧》（１９２５年）暴露了美国生活方式对青年一代的腐蚀，这部作品使德莱塞获得了世界声誉。
第三节　近代伟大的作曲家和画家
伟大的作曲家　十七世纪以前，音乐以祈祷式的为主。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所显示的奢华，宫廷王公贵族的纵乐，逐渐产生了对世俗音乐的要求。作为表演艺术的音乐，有了迅速发展，出现了一些伟大的作曲家。
在十八世纪的德意志艺术中，巴赫和韩德尔的充满深刻感情的音乐占着突出的地位。世俗音乐的创作者约翰谢巴斯切扬巴赫（１６８５—１７５０ 年）是德国伟大的音乐天才。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同时又深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毕生刻苦钻研，创作异常勤奋。作品反映出三十年战争后德国市民阶级在封建割据下的思想矛盾：力图挣脱桎梏，但由于本身极度软弱，只能向宗教寻求解脱。他一生写了五百多部音乐作品，形式多种多样，有古钢琴曲、风琴曲、小提琴曲、大提琴曲、长笛曲以及大量的合唱、独唱乐曲等。德国的贵族、教士欣赏巴赫创作的一些消遣性的乐曲，但是并不赞赏一些庄严的、鼓舞人心的作品，因为那些作品听起来好象在号召人们起来斗争。巴赫是近代奏鸣曲式奠基者。他的创作在德国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十六世纪以来尼德兰、意大利、法国等国的音乐成就，对西洋近代音乐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巴赫的名字被列在世界最伟大的作曲家的行列。
巴赫的同时代人韩德尔（１６８５—１７５９年）靠自修取得音乐知识。世俗音乐的印象对他起了决定性影响。他写了四十多部歌剧，音乐富戏剧性，内容多取材于古代神话或历史。可是奠定他的声誉的是他所作的二十余部清唱剧，内容大多取材于当时家喻户晓的《圣经》故事。这些作品符合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１７２６年韩德尔入英国籍），因而大受欢迎。
十八世纪，奥地利在音乐文化方面占着主导地位。奥地利作曲家格鲁克、海顿和莫扎特的艺术，渗透着民主精神，反映了启蒙运动时代的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想。
格鲁克（１７１４—１７８７年）从事歌剧改革事业。他主张歌剧必须有深刻的内容，音乐与戏剧必须统一，表现应该力求自然、纯朴，恢复群舞场面与合唱在歌剧中的重要地位。
海顿（１７３２—１８０９年）的音乐与民间创作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在作品中广泛利用了奥地利王国各民族的民间歌曲和舞蹈的旋律、音调和韵律。海顿的音乐乐天、自然、生动而幽默，接近人民生活。他的清唱剧《四季》是对农民劳动的赞美和对自然的颂扬。
莫扎特（１７５６—１７９１年）是万能的音乐人物，是十八世纪最出色的交响乐的首创者，近代型钢琴协奏曲的奠基人。莫扎特还是一位伟大的歌剧作家，他创作了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歌剧，如具有鲜明反贵族倾向的《费加罗的婚姻》，反映贵族荒淫生活的《唐璜》。由于意大利歌剧当时占统治地位，使他在上述歌剧中使用意大利语的歌词。但是莫扎特要确立祖国语言的歌剧，最后他创作了憧憬超阶级理想世界的德国民族歌剧《魔笛》。这一作品对于德国歌剧艺术的建立具有巨大的贡献。莫扎特的作品尚有交响曲四十九部、各种独奏乐器的协奏曲、钢琴奏鸣曲等。他的作品清丽流畅、结构工致，对音乐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路德维希封贝多芬（１７７０—１８２７年）是德国作曲家，大半生生活在维也纳。他是近代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早年深受启蒙运动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毕生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不少作品反映当时资产阶级反封建、争民主的革命热情。在贝多芬作品中占最重地位的是交响乐。在他的九部交响曲中有三部交响曲（第三、第五、第九）鲜明地体现了解放斗争的英勇精神。贝多芬为了表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创作手法上进行了多方面的革新：运用广阔发展的对比主题，富于动力的和声等。第三交响曲（《英雄交响曲》）的葬礼进行曲或第五交响曲（《命运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悲痛哀惋，鲜明地衬托出交响曲最后乐章的狂欢乐。宏伟的第九交响曲（《合唱交响曲》），在最后的乐章中以席勒的《欢乐颂》为歌词的合唱作结尾，号召“亿万人民，拥抱起来！”贝多芬还创作了抒情性的第四交响曲和第六交响曲（《田园交响曲》）。贝多芬创作的钢琴奏鸣曲，如《悲怆奏鸣曲》、《热情奏鸣曲》、《黎明奏鸣曲》等塑造了鲜明的音乐形象，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列宁在听到贝多芬的奏鸣曲之后说：“我不知道还有比《热情奏鸣曲》更好的东西，我愿每天都听一听。这是绝妙的、人间所没有的音乐。我总带着也许是幼稚的夸耀想：人们能够创造怎样的奇迹啊！”贝多芬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十五年，在几乎全聋的情况下，还创作了大量优美的音乐作品。他的创作成就，对近代西方音乐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与贝多芬同时代的著名音乐家有韦伯和舒伯特。德国作曲家韦伯（１７８６—１８２６年）致力于民族歌剧的创作。他作的《自由射手》，题材取之于一个德国故事，被认为是德国第一部浪漫主义歌剧。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１７９７—１８２８年）的作品反映出梅特涅执政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苦闷压抑和渴望摆脱压迫的心情。他的作品以歌曲为最著名，共六百余首，采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诗作歌词。代表作有《魔王》、《野玫瑰》，以及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女》、《冬之旅》等，他最后的歌曲集叫《天鹅之歌》，包括《小夜曲》、《春》等。
在十九世纪意大利的乐坛上占首要地位的是歌剧，出现了两名著名的歌剧作曲家：罗西尼和威尔地。罗西尼（１７９２—１８６８年）以写喜歌剧而名闻天下。他的作品《塞维尔的理发师》，取材于博马舍的同名喜剧，具有反封建的倾向；音乐生动幽默，丰富的旋律使观众倾倒，为十九世纪意大利喜歌剧的代表。在法国１８３０年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罗西尼在革命气氛的感染下，根据席勒同名诗剧写成歌剧《威廉退尔》，反映了意大利人民要求摆脱外族压迫的愿望。这件作品不仅对意大利的歌剧，而且对法国的歌剧都发生巨大的影响。威尔第（１８１３—１９０１年）的创作是意大利歌剧的顶峰。他亲身参加过民族解放运动。作于四十年代的早期歌剧《纳布科》、《伦巴第人》、《欧那尼》等，表现了爱国思想和反抗异族压迫的精神。到五十年代，这位作曲家已经完全成熟，创作了《利哥莱托》（即《弄臣》）、《行吟诗人》、《茶花女》等，生动地刻划了一系列人物的性格，内容触及一定的社会问题，流露出对被损害者的同情。威尔第在七十至九十年代的后期歌剧，以《阿依达》和《奥赛罗》为代表，具有较丰富的管弦乐效果，把音乐的心理沉思同广泛的装饰效果结合起来。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在欧洲出现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艺术家在作品中特别注重主观抒情。在音乐上也产生了这种倾向。属于浪漫主义思潮的音乐家有法国的柏辽兹，德国的门德尔松和舒曼，波兰的肖邦，匈牙利的李斯特等人。
柏辽兹（１８０３—１８６９年）是法国标题交响乐的创始人。他的名作《幻想交响曲》（１８３０年作，副标题为《一个艺术家生涯中的插曲》）体现了一个有强烈激情、热烈希望和痛苦失望情绪的浪漫主义主人公的形象，作品里展示了各种各样的音乐画面，从恬静的“田园景色”到阴惨离奇的“向刑场行进”。他的其他的交响曲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哈罗尔德在意大利》等，均以新颖的配器效果见称。１８４０年他创作了反映法国１８３０年革命的《葬礼与凯旋交响曲》。法国轻歌剧的创始人是奥芬巴赫（１８１９—１８８０年），他所写的轻歌剧《美女海伦》、《奥菲士入地狱》等，轻松、优美、旋律丰富，节奏多样，成为公众喜爱的作品。
门德尔松（１８０９—１８４７年）不仅是天才的作曲家，而且是进步的社会活动家，１８４３年他创办德国第一所音乐学院于莱比锡。他在戏剧音乐（《仲夏夜之梦》）和标题交响乐（《苏格兰交响曲》、《意大利交响曲》等）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作品结构工致，旋律流畅。他的钢琴抒情曲《无词歌》也非常受人欢迎。浪漫主义作曲家舒曼（１８１０—１８５６年）的早期创作均为钢琴曲，如《蝴蝶》、《狂欢节》、《童年情景》等。１８４０年前后创作了歌曲二百多首，包括颂扬拿破仑的叙事歌曲《两个近卫兵》。１８４８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舒曼又写过《拿起武器》、《黑、红、金》、《自由之歌》等同情革命的歌曲。舒曼的代表作为声乐套曲《诗人之恋》（海涅作诗），它描绘了细致的感情色彩，从明朗的抒情直到慷慨悲歌，是声乐作品中的杰作。
肖邦（１８１０—１８４９年）是波兰天才的作曲家、钢琴家。从小就接触波兰民间音乐，后来在华沙音乐学院学习。二十岁以后离开祖国，定居巴黎。毕生憎恨沙俄对波兰的民族压迫和奴役，不少作品反映了他对被侵占的故国家园的怀念，对民族独立的期望。肖邦所作的乐曲几乎全是钢琴曲，作品中有几部钢琴协奏曲、奏鸣曲，其中包含着著名的《葬礼进行曲》，还有玛祖卡舞曲、波洛涅兹舞曲、圆舞曲、前奏曲、叙事曲等大量钢琴独奏曲和歌曲。他的作品具有美丽、丰富的旋律，反映了人民生活的生动情景、波兰历史的图画、民间传说的幻想形象。肖邦的创作在发挥钢琴性能及和声表现力等方面有创造，对以后的西方音乐，特别是钢琴创作有深远的影响。
匈牙利人民的音乐文化有悠久的传统，在十九世纪，专业音乐获得了艺术上的发展。匈牙利的著名音乐家李斯特（１８１１—１８８６年）的创作和演奏获得了世界的声誉。李斯特少年时代就离开祖国，但是毕生始终同祖国保持着联系，１８７５年还创办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并任院长。１８４８年前，他热烈向往资产阶级革命，渴望民族独立。１８３４年所作的钢琴曲《里昂》，即以里昂起义织工的口号：“工作不能生活，勿宁战斗而死”为主题思想。李斯特丰富和革新了钢琴的演奏技术，首创“交响诗”体裁，创作了大量标题乐曲，从而扩大了钢琴和管弦乐的表现领域，促进了欧洲标题音乐的发展。主要作品有交响诗《塔索》、《匈牙利》、《前奏曲》等，交响曲《但丁神曲》和《浮士德》，钢琴曲《匈牙利狂想曲》等。
从十九世纪下半期到二十世纪初，在西欧和东欧的一些国家继续涌现了一批著名的音乐家。
德国作曲家瓦格纳（１８１３—１８８３ 年）创作了大型歌剧《尼伯龙根指环》（包括《莱茵河的黄金》、《女武神》、《齐格弗里特》、《众神的黄昏》四联剧），这部作品的创作从１８４８年延续到１８７４年。瓦格纳取材于民间传说，把不知恐惧为何物的齐格弗里特当作革命英雄人物，但是作品还是表述了生灵必遭灭亡的悲观思想。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１８２５—１８９９年）作圆舞曲四百余首，以具有旋转舞步的快速律动为特征，世称“维也纳圆舞曲”。其中不少作品反映享乐主义人生观。《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等流传甚广。
法国作曲家古诺（１８１８—１８９３年）从１８５０年起致力于抒情歌剧的创作，作品以《浮士德》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为最著名。法国作曲家比才（１８３８—１８７５年）的名作为歌剧《卡门》，取材于梅里美的同名小说，写出身农家的龙骑兵下级军官唐霍赛，在吉卜赛烟草女工卡门的诱惑下，堕入情网，成为走私贩，最后在情场角逐中刺死卡门的故事。剧中刻划了卡门热情泼辣、酷爱自由的性格特点；音乐多用舞蹈歌曲，具有西班牙色彩。这时期在法国乐坛上还出现了著名的工人作曲家狄盖特（１８４８—１９３２年）。他是家具制作工人，青年时即投身工人运动。１８８８年他采用了鲍狄埃的诗篇，谱成不朽的无产阶级革命战歌《国际歌》，表达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音乐庄严雄伟、气势磅礴。他的作品还有《前进，工人阶级》、《起义者》等歌曲。法国作曲家德彪西（１８６２—１９１８年）在印象画派的影响下，开创了音乐上的印象派。作品多以诗、画、自然景物为题材而着意于表现其感觉世界中的主观印象。他发挥声音“色彩”的表现力，造成朦胧、飘忽、空幻、幽静的意境。
在这时期，捷克在世界乐坛中占有光荣的位置。斯美塔那（１８２４—１８８４年）是捷克古典音乐的奠基人。他的作品，从大型的歌剧和交响乐到小巧的钢琴舞曲，都是同民间艺术血肉相连的。他的创作和活动，对捷克民族音乐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他作的歌剧有表现十三世纪捷克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布兰登堡人在捷克》、取材于反封建历史故事的《达里波》等。他的喜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以风趣横生的民间幽默和对人民日常生活生动真实的描写而招人喜爱。他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讴歌祖国的山川、历史和人民的不朽与伟大。继斯美塔那之后出现的是伟大交响曲作家德沃夏克（１８４１—１９０４年），他以民间歌舞乐曲作为自己作品的基础，如《斯拉夫舞曲》。他还写过许多歌剧，其中的《水仙女》在本国风行一时。
这时期罗马尼亚的音乐也蓬勃发展起来。作曲家契普里安波隆贝斯库（１８５３—１８８３年）于１８７１年以《斯特凡大公颂歌》开始音乐创作。曾积极参加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活动。作有《联合之歌》、《罗马尼亚人的心》、《三色旗》等爱国歌曲。《三色旗》旋律雄壮、感情炽烈，长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１９７７ 年经填写新词后，被定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歌。
在音乐史上，十九世纪的俄国占有突出的地位。俄国音乐几乎是突然开花，而且在乐坛上呈现出百花争艳的景象。在俄国，跳舞一向是一种占优势的艺术，民间歌谣几乎是跳舞化了的。俄罗斯人酷爱民歌。民歌和舞曲可以说是俄国音乐的精髓。在十九世纪以前，俄国没有重要的音乐家，十九世纪却是群星灿烂。俄国乐派的始祖格林卡（１８０４—１８５７年）成功地把俄国音乐引进世界乐坛。他是俄罗斯古典音乐的奠基者。他的歌剧《伊凡苏萨宁》，取材于１６１２年波兰入侵俄国时，农民苏萨宁被迫为敌军带路而将敌军引入冰雪丛林，与敌同归于尽的历史故事。这是第一部俄罗斯民族歌剧，它的结尾合唱《光荣》，是一首庄严而喜悦的赞美歌，充分表达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他的神话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取材于普希金叙事诗的情节；歌剧的晶莹清彻、光芒四射的乐曲，渗透着生之欢乐的激情。格林卡的其他作品有管弦乐幻想曲《卡玛林斯卡亚》、抒情乐曲《幻想圆舞曲》等。继格林卡之后的俄国大作曲家为达尔戈梅斯基（１８１３—１８６９年）。他的作品反映了在四、五十年代趋于成熟的批判现实主义。他的代表作《水仙女》，同情被公爵诱骗、遗弃的村女的不幸遭遇。他晚年以普希金诗剧为脚本，创作歌剧《石客》，全部采用灵活而富于表现力的宣叙调，使歌剧音乐丰富起来了。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之交，俄国出现了一个被称为“强力集团”的进步作曲家团体，成员有巴拉基列夫、居伊、博罗金、穆索尔斯基和里姆斯基—柯萨科夫。“强力集团”在歌剧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大大提高了交响乐的水平。巴拉基列夫（１８３７—１９１０年）主办音乐义务学校，推动音乐教育。主要作品有富于东方色彩的交响诗《塔玛拉》、钢琴幻想曲《伊斯拉美》等，并收集民歌、出版了《俄罗斯民歌集》。居伊（１８３５—１９１８年）作有歌剧《威廉拉特克里夫》（以海涅同名长诗为题材）、《安哲罗》（取材雨果同名剧本）等和大量歌曲、钢琴小品。博罗金（１８３３—１８８７年）的主要作品有取材于俄罗斯古代史诗的歌剧《伊戈尔王子》、抒情史诗交响曲《第二交响曲》（《勇士》）等。穆索尔斯基（１８３９—１８８１年）创作了优秀的历史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和《霍宛斯基党人之叛乱》，还有钢琴组曲《展览会中的图画》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１８４４—１９０８年）的作品有表现反封建思想的歌剧《沙皇的未婚妻》、讽刺沙皇昏庸腐朽的歌剧《金鸡》、交响诗《萨特阔》、交响组曲《安塔尔》、《舍赫拉查达》（旧译《天方夜谭》）等。
俄国伟大作曲家柴可夫斯基（１８４０—１８９３年）的创作，在十九世纪下半期硕果累累。他给交响乐、歌剧和舞剧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他的不少作品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沙皇统治下渴求个人幸福的意愿和惶惑苦闷的心情。其音乐着重内心刻画，旋律、配器富于表现力。他的作品丰富、多样。管弦乐作品有交响曲六部及标题交响曲《曼弗雷德》、幻想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曲《弗兰切斯卡达里米尼》等。十部歌剧中，以根据普希金同名文学作品为题材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黑桃皇后》最为著名。前者刻画地主小姐塔吉雅娜和贵族青年奥涅金的爱情冲突及他们的内心矛盾；后者写平民出身的军官盖尔曼因与贵族少女相爱，感到贫富悬殊而谋求钱财，终于毁灭的过程。三部舞曲《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以爱和善能战胜一切为主题思想。他的作品尚有第一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以及室内乐、歌曲等。无与伦比的音乐才能、炉火纯青的艺术技巧，使这位作曲家在生前就名震遐迩。柴可夫斯基给俄国音乐带来了世界的声誊。
伟大的画家　在十七至十九世纪，绘画越来越从宗教影响下解放出来。生产的发展、城市的成长、阶级斗争的激化、社会制度的变化都反映到绘画艺术上来。不但出现了新的题材，而且也采用了新的绘画手法，产生了新的艺术流派，涌现了一些大画家。
委拉斯开兹（１５９９—１６６０年）是西班牙的大画家。他虽然成了西班牙国王的宫廷画师，但由于受到人文主义、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他的作品表现了帝王贵族们的腐败、空虚，流露出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他画的《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把教皇刻画得那样机敏，可又显出诡诈和暴戾。他的《纺纱女》（作于１６５７年）是西南欧艺术史上第一幅直接描绘劳动的大型油画，他把纺纱女的形象刻画得生动、完美，表现出他对劳动姑娘的美丽和灵巧的赞叹。
伦勃朗（１６０６—１６６９年）是荷兰的大画家。他多才多艺，擅长作人像画和风景画，善于用光线的明暗效果突出主题，表达画的内容。《基督传道》是其代表作之一。他画的耶稣和圣徒们全都是些穿着东方服装的普通犹太人，甚至是穷苦的劳动者。马克思说过：“伦勃朗是依照荷兰农妇来画圣母的。”他的画还记录下阶级分化造成的社会不平，《流浪之家》（素描）画着背井离乡的农民背着婴儿牵着小狗到处流浪。
雅克路易大卫（１７４８—１８２５年）是法国古典主义画家。古典主义一方面强调社会生活的“合理化”，认为创作的主题应表现理性胜于个人的倾向；另一方面极力模仿古代希腊、罗马文学艺术，采用古代传说题材，趋向复古主义。古典主义的文艺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宗教教条的斗争精神。大卫的名作《荷拉斯兄弟之誓》、《处决亲子的布鲁斯特》、《网球场誓言》和《马拉之死》＊①，呼吸着时代的气息，具有鲜明的倾向性，这是因为大卫直接参加了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法国人民群众反封建的斗争给予他强烈的影响所形成的结果。《荷拉斯兄弟之誓》这幅画，借用历史题材，启发群众学习古代英雄为争取国家独立自由的英雄伟绩。画家在《处决亲子的布鲁斯特》中，借用历史题材歌颂了大义灭亲的共和国英雄。大卫在《网球场誓言》和《马拉之死》中直接描绘了法国大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前一幅画中歌颂了革命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后一幅画中塑造了大革命的领导人之一马拉的形象，表现出他那不顾疾病缠身的痛苦而紧张忘我工作的坚强意志。在绘画技巧方面，他的画风严谨，技法精工，形成了独具的古典主义画风。他把绘画作为教育群众的有力手段，对当时的法国画坛发生着深远的影响，也为十九世纪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德拉克瓦（１７９８—１８６３年）为法国浪漫主义画派的重要代表。浪漫主义提倡发挥艺术家自己的想象和创造，注重于在反映现实生活时表现热烈奔放的感情。古典主义偏重理性，因此重视线条的清晰和严整；浪漫主义偏重感情，因此重视色彩和笔法的热烈奔放。德拉克瓦曾提出“色彩是绘画的主角”。他的重要创作《开奥斯岛屠杀》＊，表现１８２１年希腊反抗土耳其侵略的独立斗争。作品以鲜明有力的构思和雄劲奔放的艺术风格揭示了土耳其兵的残虐和希腊民族的悲惨情形。１８３０年法国的“七月革命”，激发了德拉克瓦的巨大热情，他创作了有深刻历史意义的油画《自由引导人民》＊（又名《１８３０年７月２８日》）。画里举着三色旗的妇女既是起义战斗者的真实写照，又是“自由女神”的象征。全画虽然人物不多，但由于光彩错杂、烟尘滚滚，加以鲜明热烈的色彩，而产生了千军万马的印象。这幅画以浪漫主义手法热烈歌颂了法国人民反对王权复辟、争取自由的英勇斗争。
戈雅（１７４６—１８２８年）是西班牙的著名画家。在拿破仑侵略西班牙战争时期，戈雅是拿破仑军队残酷镇压和平居民的见证人，所以他创作了《１８０８年５月３日夜杀起义者》＊（即“法军枪杀马德里市民”）控诉侵略者的残酷罪行，歌颂人民的英勇斗争。他还创作了一些普通劳动人民的人物形象，如《拿水罐的姑娘》，那姿态高傲、体格结实的姑娘，显示出力量、健康和活力。他描绘人物事态都十分逼真自然，所以被称为现实主义大师。他的作品对欧洲十九世纪绘画有深刻的影响。
法国进步的现实主义画家杜米埃（１８０８—１８７９年）的艺术是辛辣而幽默的。他曾因讽刺国王路易菲力普的漫画而被捕入狱。他在石版画《水仙》中画了一个爬在水边“顾影自怜”的人，按照希腊神话，本来是个美少年，但杜米埃偏把他画成个“自我欣赏”的丑八怪。人们不是常常这样地缺乏自知之明吗？他的《１８４８年革命》＊反映了画家对革命人民的同情。
法国现实主义画家米勒（１８１４—１８７５年）生于农家，自学绘画。因长期从事耕作，熟悉农民，所以创作了大量反映农村生活的画。他的画是纯朴而温厚的，如《牧羊女》中那个专心打毛线的姑娘，在低头吃草的羊群跟随下，更显得善良、诚实、恬静而尊严。无边的大地上矗立着少女的身形，水平和垂直的两条线的对比，更增强了画面单纯的美。在米勒的画中，处处显示出对劳动的美的赞赏，他的名画《拾穗者》、《播种》、《晚钟》、《扶锄的人》等都描绘和歌颂了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淳朴性格，揭露了剥削制度的残酷。
法国画家库尔贝（１８１９—１８７７ 年）明确地举起了“现实主义”的旗帜。他宣称只画自己眼见的事实，而不去画古典派、浪漫派喜欢的传说中的“英雄和神仙”。他的画是坚实而有力的，如《筛谷》、《石匠》等热情描绘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法国评论家说：“他稳重而有力的笔触使人联想到工人们的艰巨劳动。”
列宾（１８４４—１９３０年）是俄国著名画家。他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创作了许多风俗画和历史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沙皇统治下人民的苦难生活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代表作品有《伏尔加河纤夫》、《临刑前拒绝忏悔》等。他对艺术要求严格，刻画人物性格具有特色。他的作品标志着十九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绘画艺术的新发展。
继现实主义而起的印象画派，是由于法国画家莫奈（１８４０—１９２６年）所画的《日出印象》而得名。印象画派的艺术大师常把发现美、揭示似乎缺乏然而却存在的诗意为己任。莫奈曾到伦敦画威斯敏斯特教堂，把雾画成紫红色。当这幅画展出的时候，伦敦人惊愕不已，因为他们向来感到雾是灰色的。愤懑的人为此争论，走到大街上不免抬头望望。这时他们才第一次发现，伦敦的雾的确是紫红色的。于是莫奈被称为“伦敦雾的创造者”。长期在大自然中写生的感受，加上现代光学和色彩科学成果的影响，使印象派画家们的技巧革新，获得了灿烂的成果。光和空气成了印象派绘画的主角。莫奈是印象派中具有代表性的风景画家，他善于捕捉闪灼的阳光、流动的大气和荡漾的水波所产生的生动的自然美。法国印象派风景画家西斯莱（１８３９—１８９９年）着重光与色的表现，喜作阳光中的河流和树林。德加（１８３４—１９１７ 年）是法国印象派中杰出的人物画家，善于把握转瞬即逝的运动着的姿态。他的粉笔画《出场前》描绘了芭蕾舞演员们等待上场的一个片断——少女们正俯身按摩着酸痛的脚踝。在这些辛劳疲惫的形象里，使人感到画家对于强颜欢笑的舞女们，禁不住怀有哀怜和同情。印象派绘画发展到二十世纪初呈现出取消形体的倾向（见莫奈的《伦敦议会大厦》）。
法国画家修拉（１８５９—１８９１年）为新印象画派（点彩派）的创始人。他认为印象派的用色方法，不够严格，不免出现不透明的灰色。为了充分发挥色调分割的效果，他用不同的色点并列地构成画面，画法机械呆板，单纯追求形式。他的作品《大碗岛的夏日星期天》是新印象派的代表作。这幅画给人的印象是：生活象悬在空中似的，运动已凝结，时间也已消失，人物成了塑像。新印象派由于过分强调形式，许多作品变得味同嚼蜡，但它们在解放色彩方面曾发挥过作用。
现代篇
第一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节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月革命后俄国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１９１７ 年，俄国工人和士兵举行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
在二月革命过程中，出现了工人和士兵统一的战斗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彼得格勒首先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莫斯科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接着俄国大小城市都成立了苏维埃。据统计，一月之内，在近四百个城镇中建立了五百多个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有六十多个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士兵代表苏维埃联合成工兵代表苏维埃。随着革命的胜利进展，苏维埃成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政权机构。
俄国的议会——国家杜马在首都革命胜利的时候，就选举了一个临时委员会来“建立”市内“秩序”。它立即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举行谈判。当时，在苏维埃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①占优势，他们控制了苏维埃的领导权，但是苏维埃的实际力量还在武装人民手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达成了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俄历３月２日成立了由李沃夫（１８６１—１９２５年）领导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大多数部长是十月党人①和立宪民主党人②，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１８８１—１９７０年）出任司法部长，立宪民主党人米留可夫（１８５９—１９４３年）出任外交部长，十月党人古契柯夫出任陆海军部长。
这样，俄国国内就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它掌握着旧的国家机构；另一个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它是直接依靠武装的工人和士兵的政权机构。
二月革命后，劳动人民希望得到和平、土地和面包，但临时政府对人民的这些切身要求置若罔闻。临时政府认可了沙皇签订的使俄国依附协约国的各种条约，根本不想退出帝国主义战争，资产阶级的口号是“战到最后胜利”。临时政府也不愿把土地交给农民，但又不敢公开表示，于是欺骗说，土地问题要到召开立宪会议时解决。临时政府也不可能给劳动者以面包，因为要做到这点，就得千方百计征收地主和富农的粮食，触犯粮商的利益。
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认为，既然沙皇制度已被推翻，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因此目的已经达到，革命已经成功。他们要人民相信，战争的性质起了变化，它已不再是帝国主义战争了。他们自称是“革命护国派”，召号人民保卫资产阶级祖国。他们也劝说人民等待立宪会议解决土地和面包问题，可是他们又不急于召开立宪会议。
二月革命后，代表觉悟的雇佣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布尔什维克党脱离了秘密状态，开始进行公开的活动。党的许多著名活动家，如斯大林（１８７９—１９５３年）、斯维尔德洛夫（１８８５—１９１９年）、捷尔任斯基（１８７３—１９２６年）等，都从流放地、监狱和国外回来了。３月５日，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重新出版。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展开了巨大的工作，组织全国各地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建立工人赤卫队，成立工人、妇女和青年的群众组织等。
《四月提纲》　沙皇制度的被推翻，开辟了俄国革命的新时期；两个政权的并存，又使新时期的形势复杂化。布尔什维克党对于新时期的革命任务，没有立刻就认识清楚。有的人主张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和护国派的政策；有的人主张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向外国提出签订和约的建议；也有人号召对临时政府建立“群众监督”，反对它拖延解决革命问题的企图。这些错误的立场等于让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掌握政权，并使群众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临时政府会采取有利于革命的行动。布尔什维克党迫切需要制订新的正确的革命路线。全党、全体劳动人民热切盼望着流亡在国外的领袖列宁的归来。
１９１７年俄历４月３日（公历４月１６日）夜晚，列宁经过长期流亡之后，回到了彼得格勒。成千上万的工人、士兵和水兵汇集在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热烈欢迎，列宁走到群众当中，站在装甲车上发表了演说。演说结束时，列宁高呼“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的口号，号召群众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
第二天，列宁在两次会议上发表了演说，宣读了题为《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提纲，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在提纲里，列宁指出，目前俄国正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前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觉悟不高和组织不够，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后一阶段的革命必须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里。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继续的战争仍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要摆脱这场战争，必须推翻资产阶级。但由于临时政府得到苏维埃的支持，所以列宁没有号召立即推翻临时政府，而提出了“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是在俄国二月革命后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列宁认为，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是历史上极罕见和极可贵的。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但是在国际或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情况下，个别国家在一段短时间内会出现和平过渡的实际可能，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就是一例，这是因为当时俄国“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①。列宁又认为，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并不是利用旧的国家机器，在四月提纲中他提出了进一步摧毁旧国家机器、建立新国家机器的任务，即废除旧警察、军队和官吏，以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
在经济方面的过渡办法，列宁主张在没收地主土地的情况下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合并全国银行为一个国家银行；由苏维埃监督社会生产和产品分配。
四月提纲是一个争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计划。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党组织都赞同列宁的提纲，并为它的实现而积极斗争。
５月１日（俄历４月１８日），正当俄国劳动人民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时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向各盟国发出了照会，声称临时政府保证遵守沙皇政府的一切条约，并将继续战争直到胜利。米留可夫的照会使广大群众进一步看清，只有无产阶级掌权才能结束战争。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士兵和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高呼“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打倒战争”等口号。古契柯夫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科尔尼洛夫企图以恢复“秩序”为名实行镇压，但是他们得不到军队的支持。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被迫先后下台。临时政府为了平息民愤，维持自己的统治，于５月１８日（俄历５月５日）同彼得格勒苏维埃达成协议，吸收社会革命党的切尔诺夫和孟什维克党的策烈铁里等人加入政府，克伦斯基改任陆海军部长。这样，公开投靠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挽救了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政府。
６月１６日（俄历６月３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在一千多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代表只有一百多名，绝大部分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代表，他们主张同资产阶级保持联盟。为了证明同资产阶级结盟的正确性，孟什维克策烈铁里硬说，俄国没有哪一个政党敢于单独掌握全部政权。列宁在代表大会上说：“有这样的党！”布尔什维克党随时都准备夺取全部政权。列宁指出，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政府必然给国家带来灾难，只有把政权交给苏维埃才能救俄国。但是被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控制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认定临时政府的政策是正确的，赞成同资产阶级的联合。
七月危机　得到了苏维埃代表大会支持后，临时政府陆军部长克伦斯基下令，在西南前线的三十余万俄军于７月１日（俄国６月１８日）向奥匈阵地发动进攻。７ 月中，前线失败的消息传到彼得格勒，工人士兵群情激昂，纷纷议论武装发动和推翻临时政府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支持群众的革命情绪，但反对立即举行武装发动，因为当时国内大多数人民还跟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走。布尔什维克党把群众发动变成一次有组织的和平示威。７月１６日（俄历７月４日），彼得格勒五十万工人和士兵举行了示威游行，派代表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要求，要求苏维埃把全部政权掌握到自己手中。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在和政府密谋镇压游行的办法。临时政府调来了军队，血腥镇压了游行示威。鲜血染红了彼得格勒街道，死伤群众竟达四百多人。
镇压了七月示威后，临时政府加紧对布尔什维克党进攻。《真理报》编辑部被捣毁，许多布尔什维克遭逮捕。临时政府还发布了逮捕列宁的命令。彼得格勒高等法院检察官发出布告，说列宁犯了“叛国罪”，应受审判。
布尔什维克党转入地下，把自己的领袖隐藏起来。列宁头几天秘密地留在彼得格勒，然后转移到离彼得格勒不远的拉兹里夫湖畔的一个草棚里。在那里，列宁继续指导革命，同时进行巨大的理论研究工作，开始写作《国家与革命》一书，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９月列宁又转移到了芬兰。
布尔什维克党准备武装起义　七月事变以后，俄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了，政权已集中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７月２０日，李沃夫去职，克伦斯基接替了临时政府首脑职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以自己的叛变行为破坏了革命和平发展的道路。现在，无产阶级只能通过暴力夺取政权了。
８月８日至１６日（俄历７月２６日至８月３日），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秘密地举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列宁未能出席代表大会，但他通过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同志，秘密地领导了大会。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指示和著述，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代表大会通过的相应的决议指出：现在，使政权和平地转归苏维埃已经不可能，目前的任务是，得到贫苦农民支持的革命无产阶级，去彻底消灭资产阶级专政，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中。在代表大会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议在夺取政权的决议上指明：只有在西方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时，才有可能把俄国引上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根据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里获胜的理论驳斥了这一谬论。大会否决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的修正案。大会决定暂时取消“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但这不是说布尔什维克放弃在苏维埃内的工作，因为苏维埃虽然不再是政权机构，但仍是团结群众的机关。布尔什维克应当继续利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讲坛来揭露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妥协派的面貌。大会发表了党的宣言，号召工人、士兵和农民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旗帜下，通过起义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
资产阶级夺得全部政权之后，企图建立赤裸裸的反革命军事专政。从 ７月２１日起，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充任了临时政府的内阁总理，兼陆海军部长。他完全接受了立宪民主党关于加紧镇压革命、彻底消灭苏维埃的要求。为了实现反革命计划，资产阶级需要武装力量，因此，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以科尔尼洛夫（１８７０—１９１８ 年）为首的最高司令部。科尔尼洛夫还得到了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英国驻俄大使宣称：“科尔尼洛夫是比克伦斯基更强有力的人。”
为了组织和动员反革命力量，临时政府于８月２５日（俄历８月１２日）在莫斯科召开了所谓国务会议，出席者有军队高级指挥人员、立宪民主党人、前国家杜马议员、工商界巨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党莫斯科委员会于国务会议开幕的一天组织了有四十万人参加的大罢工以示抗议。在国务会议上，科尔尼洛夫等反革命将军公然要求“取消苏维埃”，取缔军队中选出的士兵委员会，不仅在前方而且在后方恢复死刑。
国务会议后，科尔尼洛夫积极准备反革命叛乱。９ 月上旬，科尔尼洛夫打着“拯救祖国”的旗号，命令克雷莫夫的骑兵团从前线开回彼得格勒，企图一举摧毁革命力量。布尔什维克党立刻成立了战斗司令部，号召工人和士兵进行武装抵抗。工人迅速地武装起来，赤卫队成倍增长。革命士兵监视着通往彼得格勒的铁路枢纽站，不让反革命军队通过。瓦解叛军的工作也很有成效。叛乱被粉碎，克雷莫夫自杀，科尔尼洛夫被擒，克伦斯基不久就把他释放了。
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被粉碎，改变了俄国国内的形势。工人、农民和士兵看清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妥协派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帮凶，确信布尔什维克的主张是正确的。在彼得格勒、莫斯科等许多地方苏维埃的领导权先后转到布尔什维克手里。在很多部队里士兵赶走反动军官；工人不断举行罢工，有些企业的工人逮捕了资本家代理人，自己管理企业；农民纷纷夺取土地，烧毁地主庄园。武装起义的条件成熟了。布尔什维克党重新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是对工人、农民和士兵发出的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号召。那些时候，列宁一再指出，起义的时机成熟了。
１０月２０日（俄历１０月７日），列宁秘密地回到彼得格勒，领导起义的准备工作。２３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举行了重要会议，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在几天内开始武装起义的决议。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１８８３—１９３６年）发言反对起义，会议拒绝了他们的意见。
会议以后，党派遣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１８８１—１９６９年）、基洛夫（１８８６—１９３４年）、古比雪夫（１８８８—１９３５年）、伏龙芝（１８８５—１９２５年）等人到各地去组织起义。根据党中央的提议，设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下面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为领导首都武装起义的公开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核心是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和乌里茨基五人组成的党总部。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准备起义的最重要、最紧张的日子里，１０月３１日（俄历１０月１８日），加米涅夫用自己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在非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新生活报》上登载谈话录，声明他们不同意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这就等于向敌人泄露了党中央关于起义的决定。
临时政府接到关于起义的预告，１０月３１日当天就举行秘密会议，制订了镇压革命的紧急措施。它准备占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它从前线调来了军队，并以彼得格勒两个士官学校的士官生来加强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的防卫力量；冬宫广场上架起了大炮和机枪。为了切断各工人区和市中心区的联系，涅瓦河上的吊桥全被拉开。军队在市里巡逻，逮捕他们认为可疑的人。但是反革命势力已经不能阻止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军了。这时，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拥有工人赤卫队二万三千人、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十五万名革命士兵和波罗的海舰队八万名革命水兵；在全国有二十万名工人赤卫队员和几百万士兵站在布尔什维克方面。
列宁估计，敌人会猜测到布尔什维克将在全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的１１月７日那天发动起义，所以他坚持必须抢先一步，提前发动起义。列宁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指出：拖延发动就等于死亡。
根据列宁的提议，起义在１１月６日（俄历１０月２４日）开始了。当天夜晚，列宁来到起义司令部斯莫尔尼宫，直接领导起义。通向首都的一切要道全由革命军队把守，不让从前线调回来支援临时政府的部队通过。从波罗的海舰队调来的水兵协同工人赤卫队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迅速占领了电话总局、中央邮局、国家银行、库房、市发电站、主要桥梁、各火车站等。政府各部的机关很快被占领，临时政府藏身的冬宫被包围，起义非常迅速、顺利地完成了。１１月７日（俄历１０月２５日）早晨，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告俄国公民书》，宣告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经转到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机关，即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手中。
已被推翻的临时政府仅仅占据一个冬宫，由士官生和一个妇女突击营担任警卫。克伦斯基于１１月７日上午乘坐美国使馆的汽车逃出首都，企图在市郊集合一支反动军队进行反扑。革命军事委员会于１１月７日下午两次促令临时政府投降，但没有得到回答。于是列宁下令攻取资产阶级政府的最后堡垒。晚上九点多钟，从涅瓦河传来了“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这是冲锋的信号，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高呼着“乌拉”①冲向冬宫。深夜，冬宫被攻下，临时政府的部长全被逮捕。
彼得格勒的武装起义胜利了。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７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日子，成为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端。１１月７日按俄历是１０月２５日，所以这次革命叫作十月革命。②
紧接着彼得格勒起义的胜利，莫斯科也举行了起义。经过六天的激战，１１月１６日拂晓起义者攻下了克里姆林宫，控制了全莫斯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全国各地发动了起义，顿河、库班、高加索、西伯利亚等地区的政权都迅速地转到苏维埃手里。前线的士兵也都发动起义，转到革命方面来。从１９１７年１１月到１９１８年３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广阔的土地上展开。这是苏维埃政权胜利进军的时期。
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建立　在攻打冬宫战事激烈进行的时候，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了。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四百多个苏维埃。六百多名代表中近四百名代表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几乎一致地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农民书》，它意味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从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手中接过了国家政权，并宣布了各地的全部政权一律转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８ 日晚，列宁对代表大会作了关于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报告，宣读了他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和平法令向各交战国人民和政府提议缔结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和约，终止帝国主义战争。土地法令规定：立刻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不付任何赎金。这个土地法令的基础是社会革命党人根据二百四十二份各地农民的委托书拟定的农民委托书，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在执政时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实现它。布尔什维克却在掌握政权的第一天，就把农民委托书变成了法律。根据这份委托书，土地私有权永远废除，而代之以全民的、国家的土地所有制。地主、皇族和寺院的土地，一律无偿地交给全体劳动者使用。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两个法令。
最后，大会选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府——人民委员会来管理苏维埃国家，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约维斯大林、列达托洛茨基（１８７９—１９４０年）和阿伊李可夫（１８８１—１９３８年）等。人民把国家的领导权托付给了布尔什维克党。
苏维埃政权诞生了。中央和地方苏维埃体制成了新政权的基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大会休会期间，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它的权力。人民委员会对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加米涅夫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不久他被撤销职务，由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出任执委会主席。
苏维埃政权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但是遭到被推翻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猛烈反抗。从彼得格勒逃出来的克伦斯基纠集反动部队和士官生向首都猛扑；莫斯科也发生了叛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的全俄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凭借掌握铁路运输的权力，要挟布尔什维克党成立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以取代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在几天之内就击溃了反动军队的进攻，镇压了叛乱，粉碎了全俄铁总执委会的阴谋，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但还有许多困难有待于苏维埃政权去解决。
在俄国反革命党派和英、法、美帝国主义纵容下，旧国家机关的各级官吏和职员实行反革命怠工，擅离职守，盗窃文件，搅乱事情，这给新掌权的无产阶级造成极大困难。资产阶级洋洋得意地狂叫：苏维埃政权的日子长不了。它说布尔什维克尽可用大炮射杀士官生，但是最好的大炮也代替不了最坏的打字机，最勇敢的水兵也代替不了政府机关中的普通职员。苏维埃政权的对策是：一方面从工农群众中提拔人才，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会管理国家；另一方面团结进步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号召他们参加革命事业。
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还妄图制造饥荒饿死工人，扼杀革命。当时，给彼得格勒每个居民每日配给半饥半饱的口粮，即每人半磅（不到半市斤）面包就需要四万八千普特①粮食，可是在１１月９日政府掌握的粮食只有三万普特。孟什维克挑拨地说：布尔什维克曾答应给面包，而事实上带来了饥荒。革命后粮食采办工作情况恶化的主要原因是首都和各省粮务委员会的怠工。苏维埃政府决定直接依靠工人赤卫队员，征发私人存粮。赤卫队员在仓库里、车站上就搜查出并没收了三十万普特粮食。政府还采取措施，加紧从各地运粮来供应革命的首都。政府宣布粮食投机商为人民公敌，进行无情镇压。粮食供应工作迅速改善了。
苏维埃政权在克服重重困难的斗争中日益巩固，反对怠工的斗争加速了新机关的建设和旧机关的破坏。列宁亲自领导了建立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工作，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斯维尔德洛夫是他的重要助手。１９１８年１月解散了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的立宪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里指出：只有阶级的机关（如苏维埃）才能战胜有产阶级的反抗和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而全民的机关是办不到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了由捷尔任斯基主持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①，它的任务是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和怠工；还建立了人民法院和工人民警以代替旧法院和旧警察。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旧军队的士兵已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但因长年战争而疲惫不堪，因渴望回家而丧失战斗力。１９１８年１月，旧军队开始复员，以劳动者中最有觉悟的分子组成的工农红军开始建立。
苏维埃政权把一切银行收归国有，合并为统一的国家银行；废除了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一切内外债务；垄断了对外贸易；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由工人监督生产；后来又实行了大工业国有化；废除了等级制度；实行了教会与国家分离，教会与学校分离；宣布俄国各民族人民一律平等。
苏维埃国家退出帝国主义战争　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要退出帝国主义战争。苏俄不止一次地向一切交战国建议结束战争，缔结和约。协约国拒绝和平建议，因此不可能缔结普遍的和约。但是德国希望减轻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困难，同意和谈。
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３日（俄历１１月２０日），苏俄与德奥在布列斯特开始了缔结和约的谈判。苏俄建议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德国却提出了掠夺性的条件，要求占有被德军占领的俄国西部的大片领土。接受德国和约的苛刻条件，还是继续同它进行战争？整个俄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列宁考虑到旧军队已经瓦解，新军队刚刚开始建立，苏维埃国家需要和平暂息时间来加强国防，主张忍痛签订和约。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活跃起来了，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声嘶力竭地叫嚷什么布尔什维克“出卖”俄罗斯。他们鼓吹要同德国交战，好借德国的炮火来轰毁工农政权。协约国同样打算借德国之手扼杀苏维埃政权。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以布哈林（１８８８—１９３８ 年）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也反对和约，他们宣称同帝国主义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是不能容忍的，号召向整个帝国主义宣布“革命战争”。
党中央委员会多次讨论和约问题。列宁经过与“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斗争，终于使中央通过了一项如下的决议：尽量拖延谈判，而一旦德国提出最后通牒，就必须签订和约。１９１８年２月９日（俄历１月２７日）德国提出最后通牒。１０日，列宁在给苏俄和谈代表团团长托洛茨基的专电中指示立即签订和约。但托洛茨基违背了中央的决议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指示，对德方代表声称：“苏维埃俄国拒绝签订和约，准备停止战争，复员自己的军队。”
托洛茨基的这种行为助长了德国侵略者的气焰。２月１８日，德国对苏俄发动了全线进攻。旧军队的残部抵挡不住大批敌军的猛烈攻击。几天之内德军占领大片领土，逼近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国家遭到致命的危险。德国的武装干涉激起了劳动群众的革命义愤，成千上万的先进工人和复员士兵响应党和政府发出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召唤，纷纷自愿地加入红军。年轻的新军队击退了德军的攻击，阻止了德军向首都彼得格勒的推进。２月２３日是苏维埃俄国人民大规模动员起来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日子，后来成了红军诞生纪念日。
２３日，德国向苏俄提出了新的最后通牒，要求占领更多的领土，并索取六十亿卢布的赔款，作为和平条件。列宁建议立即接受条件，“左派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对，党中央的大多数委员赞同列宁的提议，立即签订和约。３月３日，对德和约在布列斯特签了字。３月６日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确认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路线正确。３月１６日，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正式批准了和约。
布列斯特和约使苏俄向德国割让了大片领土，并缴付了巨额赔款，但是它使苏维埃国家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避免了遭受夭折的危险，赢得了巩固政权的时间。
由于德军进驻波罗的海沿岸和芬兰对彼得格勒造成的威胁，也是为了使首都和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区域离得更近，３ 月中旬苏维埃国家将首都从彼得格勒移到了莫斯科。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意义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同于过去的一切革命，它不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是要从根本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消灭剥削阶级。所以，十月社会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使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上升到统治阶级的地位。这就鼓舞了世界各国无产者的革命斗争，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
十月革命打破了民族殖民地压迫的锁链，动摇了帝国主义的后方，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他们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胜利。实践证明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是正确的；证明了只有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才会取得胜利。
第二节　苏维埃国家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
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开始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俄国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反动政党不甘心失败，到处组织叛乱，密谋推翻苏维埃政权。外国垄断资本家害怕丧失贷给旧俄政府的几十亿卢布和巨额利润，更加害怕本国劳动人民学习俄国劳动人民的榜样推翻自己的统治，千方百计要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１９１８年上半年，出现了以反革命叛乱为内应的外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
１９１８年１月，日本和英国的军舰开进了俄国东方的海参崴港。３月英法美三国军队占领俄国北部港口摩尔曼斯克，８ 月占领了阿尔汉格尔斯克，成立了白卫军的“俄国北方政府”。４月日本军队在海参崴登陆，同时有英军，不久又有美军也在该地登陆。８ 月英军从伊朗侵入士尔克斯坦（今土库曼地区）和外高加索。
５月２５日，当运送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军用列车分散在从奔萨到海参崴一线时，该军团发动了叛乱。这个军团是十月革命前由俄国的奥匈战俘组成的。他们都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这些战俘为参加协约国军队，反对统治他们的奥地利帝国，与苏维埃政府达成协议，准备经过西伯利亚到海参崴乘船去法国。但是中途他们受协约国的收买，举行了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由于大批白卫军的加入，叛军增至六万名装备精良的士兵和军官。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哗变使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活跃起来，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开始了富农的暴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协同反革命势力迅速占领了萨马拉（今古比雪夫）、喀山、辛比尔斯克（今乌里扬诺夫斯克）等许多城市，占领了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以及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的西部地区。这些地方的苏维埃政权被颠覆了，在萨马拉成立了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反革命政权；在鄂木斯克和叶卡特琳堡（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也建立了反革命政府。
在外高加索，英军会同白卫军夺取了巴库，阿塞拜疆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者被逮捕，以邵武勉为首的二十六名成员被英帝国主义者下令枪杀。在北高加索，以科尔尼洛夫、邓尼金（１８７２—１９４７年）和阿列克谢也夫为首的沙皇军官组成“志愿军”，在协约国协助下，宣布讨伐苏维埃政权。
德国依然是苏维埃国家的凶恶敌人。它违背布列斯特和约，派兵进驻乌克兰，残暴地掠夺和压迫乌克兰人民。顿河流域的统治者、哥萨克军首领克拉斯诺夫（１８６９—１９４７年）在德国支持下，纠集大量兵力，开始进攻察里津（１９２５年改名为斯大林格勒，现为伏尔加格勒）和沃罗涅什。
国内外敌人侵占了苏维埃国家四分之三的土地，包围了它的中心地区，他们在这些地区也拼命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１９１８年７月６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首都莫斯科发动叛乱，刺杀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阴谋挑起德国对苏俄的军事行动。但叛乱在几小时内就被镇压下去了。７月份，社会革命党人还在雅罗斯拉夫尔、雷宾斯克等俄国中部的二十三座城市相继发动了反革命叛乱。这些叛乱虽然被平息下去了，但局势仍然十分紧张。８月３０日，社会革命党女党徒卡普兰暗杀列宁，列宁中了两颗毒头子弹，身受重伤。同时，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刺杀了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沃洛达尔斯基和乌里茨基。
苏维埃俄国正在经历一个极其艰难困苦的时期，帝国主义战争造成了工农业生产的破坏和国民经济的凋敝。巴库和顿巴斯等燃料产地，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西部等产粮基地都落入敌人手中。苏维埃国家极端缺乏粮食、原料和燃料，许多工厂被迫停工，广大人民忍饥挨饿。
形势万分危急，人民岿然挺立。他们在俄国共产党（布）①的领导下奋起投入保卫祖国的战争。工人农民响应党的“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大批加入红军。１９１８年初夏，红军志愿兵达三十多万人。５月底，红军由志愿兵制改为义务兵制，这为建立一支人数众多的正规红军创造了条件。秋天，红军人数增至八十万，到年底已近一百万人。党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对军事的领导，如加速培养工农指挥员；强调政治委员对军队建设的作用；注意吸收旧军队的军官和军事专家来为红军服务，１９１８年底，红军任用的旧军官计有二万二千多名，而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约有十万多名。
外国武装干涉、国内战争、经济破坏迫使苏维埃国家把经济转上战时轨道，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除大工业外，中型工业也收归国有，在内战快结束时，连小工业也国有化了；从１９１９年１月起实行余粮收集制，把农民的一切余粮都收集到国家手中，后来又把收集余粮的办法扩展到其他农产品，国家付给农民的，一部分是工业品，一部分是日益贬值的纸币；取消自由贸易，粮食和日用工业品由国家统一配给；劳动报酬大体上是平均主义的，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所得相差无几；劳动居民根据卡片免费或按规定的低价获得粮良和工业品；资产阶级被吸收来参加强制性的体力劳动，实现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上述非常措施反映的经济政策，从表面看来，似乎体现了共产主义原则，因此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种政策不能激起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劳动农民接受了余粮收集制，因为他们懂得，为了保全从苏维埃政权得来的土地，必须全力支持苏维埃政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俄共（布）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应付困难的政策，它使苏维埃政权在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战胜敌人方面发挥了作用。
１９１８年下半年，红军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初步胜利。９月在东方战线上解放了喀山、辛比尔斯克。１０月解放萨马拉，肃清了伏尔加河地区的白军，把敌人赶向乌拉尔。在南方战线，８月和１０月，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指挥下的红军击退了克拉斯诺夫的顿河哥萨克白军向察里津的两次进攻，保住了英雄城市，粉碎了南部和东部白卫军实行汇合的企图。在北高加索，红军对邓尼金的志愿军进行了英勇的反击战。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帝国主义大战结束，德国爆发了革命，推翻了德皇政权。１１月１３日，苏维埃俄国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德国占领下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外高加索等地，都举行了武装起义，赶走了德国压迫者，分别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
苏维埃国家粉碎三次反革命进攻　协约国打败德国后，得以集中力量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１９１８ 年年底，协约国在俄国南部地区集结了十三万兵力，法国部队在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登陆，英国陆战队又在巴统和诺沃罗西斯克登陆。他们以自己的部队为主力，联合当地白卫军力量，妄图在俄国南部倾覆苏维埃政权。
由于布尔什维克在外国武装干涉军中的积极活动，越来越多的士兵接受了国际主义思想。１９１９年４月，入侵塞瓦斯托波尔的法国水兵发生起义，法国政府被迫从乌克兰南部和克里木半岛撤回自己的部队。４ 月底，这些地区的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全被肃清。在北方的协约国士兵中也发生了革命骚动，拒绝同苏俄红军作战。１９１９年夏，协约国开始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撤军。正像列宁所说，布尔什维克夺走了协约国的士兵，夺走了协约国在军事上和技术上的优势。
但是，１９１９年春，苏维埃国家的处境是极其困难的，帝国主义者正策划白卫军的更大规模的进攻。协约国组织的第一次进攻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他们在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的傀儡高尔察克（１８７３—１９２０年）身上。高尔察克原是沙皇的海军上将，在１９１８年的１１月，他推翻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鄂木斯克的政府，夺取了政权，自称为“俄国最高执政”。１９１８年的１２月，他占领了彼尔姆，向维亚特卡（今基洛夫）和科特拉斯挺进，妄图与俄国北方的干涉军、白卫军汇合，然后再向莫斯科进军。红军粉碎了他的企图，把他的军队从维亚特卡打退。高尔察克得到了协约国金钱和武器的援助，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征兵扩军。１９１９年３月初，四十万装备精良的高尔察克军队在长达二千公里的苏俄东方战线发动了全面攻势。配合他进攻的，南部有邓尼金，西部有波兰白军，彼得格勒附近有尤登尼奇（１８６２—１９３３年），北部尚有英美法干涉军和白卫军。不久，红军东方战线的中段被高尔察克军突破。４月，高尔察克占领乌法，逼近喀山、辛比尔斯克和萨马拉，直扑伏尔加河，准备同邓尼金部队会合，直取莫斯科。西方报刊作出预言，说经过几个星期，“俄国的救星”将骑着白马进入克里姆林宫。
共产党发出了“一切为了东线”的号召，要求工人、农民奋起保卫祖国，对共产党员进行了普遍动员。短期内，一万五千多名共产党员，三千多名共青团员①和六万多名工人补充了东线的红军。在后方，劳动人民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１９１９年４月１２日（星期六）这一天，莫斯科——喀山铁路的一个机车库的十五名工人，放弃夜间的休息，彻夜不懈地义务劳动，修理好机车三台。他们还决定在战胜高尔察克之前，每星期六晚上都进行义务劳动。他们这种以忘我的精神支援国家克服困难的行动，被列宁誉之为“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①。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一“伟大的创举”，迅速地得到全国工人的响应与效法。
４月２８日，在伏龙芝、古比雪夫指挥下的东方战线南路兵团向高尔察克发动了反攻，很快突破阵线，向高尔察克分子盘踞的腹地挺进。从５月下旬起到 ６ 月中旬进行了乌法战役。高尔察克分子将白河上的所有桥梁全部烧毁，红军的东线部队不得不在长达七十五公里的战线上，在没有专门渡江器材的情况下，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强渡白河。在战斗中，恰巴耶夫（１８８７—１９１９年）指挥的第二十五师（政治委员为富尔曼诺夫（１８９１—１９２６年）建立了卓著的功勋。恰巴耶夫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在渡河途中，头部受伤，还继续指挥战斗。恰巴耶夫师重创了高尔察克的军官突击大队，解放了乌法。东线部队乘胜前进，７ 月解放乌拉尔。高尔察克军队节节溃退，又遭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工人、农民游击队的有力打击。１１月１４日，红军进入高尔察克的“首都”鄂木斯克。１９２０年１月，红军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消灭了高尔察克的残余部队，俘虏了六万名官兵。“俄国最高执政”带着他的部长和将军们向东溃逃。在伊尔库茨克高尔察克被地方游击队逮捕，经伊尔库茨克革命军事委员会判决处死。
１９１９年５月，正当高尔察克向乌拉尔溃退的时候，尤登尼奇的白卫军向彼得格勒发动进攻，企图把红军从东线引开。５ 月中旬，他们突破了红军第七集团军防线，扑向彼得格勒。一支由十二艘巡洋舰、二十艘驱逐舰和十二艘潜水艇组成的英国舰队从海上支援尤登尼奇。正当战斗紧张进行的时候，由于协约国间谍的策动，彼得格勒附近的红丘、灰马和奥勃鲁切夫三个炮台发动了叛乱。在彼得格勒的资产阶级居住区，地主、资本家和白卫军官在等待武装暴动的信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说，“无论如何要保住彼得格勒”。斯大林被派到彼得格勒领导防御工作。６ 月中旬，工人和水兵搜查资产阶级居住区，查获了无数武器和弹药。同时，红军部队攻下了三个叛乱的炮台。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英勇地从海上保卫彼得格勒，击退了试图攻取喀琅施塔得的英国舰队。６月下旬，第七集团军全线反击。９月初，尤登尼奇军队退往爱沙尼亚。
协约国的第一次进攻被粉碎了。
１９１９年下半年，协约国组织了反苏维埃国家的第二次进攻。实际上，第一次与第二次进攻之间并没有任何间歇。第二次也象第一次一样是联合进攻，不同之处主要在于第一次的重点在东线，第二次的重点在南线。这次进攻的主力是盘踞在南方的邓尼金的三个集团军，它们基本上由沙皇军官及库班、顿河流域的富裕哥萨克组成，极端仇视苏维埃政权。帝国主义者照例供应邓尼金白卫军大量的大炮、坦克、步枪、子弹、炮弹和其他军需物资。配合邓尼金进攻的，有尚未被完全歼灭的高尔察克军队，有彼得格勒附近的尤登尼奇军队，还有在西方同苏俄红军作战的波兰白军。
１９１９年７月初，邓尼金的部队占领了顿巴斯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发布了“向莫斯科进军”的命令，其精锐部队“志愿军”沿库尔斯克、奥廖尔、图拉、莫斯科一线进攻。至１０月中旬，邓尼金已占领沃罗涅什、库尔斯克和奥廖尔，逼近供应红军枪炮弹药的图拉，离莫斯科只有二百公里路，首都遭到严重威胁。在邓尼金部队直逼苏维埃共和国心脏地区的时候，顿涅茨矿区的资本家们许下诺言，将以百万巨奖赏给第一支冲进莫斯科的白卫军。
党中央和列宁向全国发出了“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的号召。党再度动员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入伍，给前线补充了三万名党员和一万名团员。在这些日子里，许多共青团区委会的门上写着：“全体团员上了战场，区委停止工作。”为了增加生产支援前线，工人常常连续十二小时不出车间。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运动开展得更加广泛了。１９１９年秋，党中央决定举行征收党员周。在国家困难和危险的时期，有二十多万人入党，表明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信赖和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忠诚。斯大林、奥尔忠尼启泽、伏罗希洛夫等被调往南方方面军加强领导。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从 １９１９ 年１０ 月起，红军作战的重心从邓尼金的老巢顿河和库班河地区转移到奥廖尔、沃罗涅什地区。
１０月中旬，红军在从奥廖尔到沃罗涅什长达三百公里的战线上转入反攻。布琼尼（１８８３—１９７３年）指挥的第一骑兵集团军在进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于１０月２４日解放沃罗涅什。１０月１１月间，红军还解放了奥廖尔和库尔斯克。１１月１２月间，红军解放了哈尔科夫、基辅、顿巴斯。１９２０年１月，红军进抵亚速海滨，占领罗斯托夫，进入北高加索。３月２７日，红军和游击队解放了诺沃罗西斯克。邓尼金军队被彻底击溃，邓尼金本人逃出俄国，其残部逃窜到克里木半岛。
正当南线进行决战的时候，１９１９年９月，尤登尼奇白卫军窜抵彼得格勒郊区，离城只有几公里。尤登尼奇在对外国记者谈话时声称，他认为占领彼得格勒的任务已经完成。当有人建议一位俄国将军用望远镜看看这座城市时，他得意地说：“为什么？我明天要在涅瓦大街上散步呢！”但是白卫分子高兴的太早了，就在１０月下旬，红军开始了反攻，１１月尤登尼奇军队被彻底打垮，残部溃不成军，逃往爱沙尼亚去了。
１９１９年秋天，在俄国北方的协约国干涉军开始瓦解，被迫撤退，白卫军也大批倒向红军。１９２０年２月３月间，红军解放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
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溃败后，苏维埃国家得到了三个月的和平喘息时机，从事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
１９２０年春，协约国组织了第三次进攻。这次进攻的主力，一是当时在资产阶级地主集团统治下的波兰，二是盘踞在克里木半岛、搜罗了邓尼金残部的弗兰格尔（１８７８—１９２８年）白卫军。
在十八世纪末丧失独立的波兰在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了独立和统一，但是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和地主手中。波兰的统治者企图占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建立一个“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大波兰”，波兰国家首脑毕尔苏茨基拒绝了莫斯科关于缔结和约的建议。协约国帮助波兰武装了七十四万人的军队。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５日，波兰白军侵入乌克兰，５月６日，攻陷基辅。以图哈切夫斯基为司令的红军西方方面军牵制了大量敌军，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指挥的骑兵第一集团军突破了敌人防线。６月２日红军收复基辅，继续西进。７月收复明斯克和维尔纽斯。８月，红军逼近华沙，引起了帝国主义阵营的惊慌。不久，波军在协约国大力支持下站稳了脚跟，苏维埃军队受到挫折，被迫后退。但是，波军的反攻没有持续多久，就被红军挡住。１０月，苏波在里加签订了停战协定。１９２１年３月１８日，双方签订了和约。根据和约，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被划入波兰版图。
１９２０年６月，弗兰格尔也发动了攻势，从克里木向北窜犯。他的军队约有十五万人。７月，弗兰格尔占领了乌克兰南部，秋天，迫近顿巴斯。８月７日，红军强渡到第聂伯河左岸，占领了卡霍夫卡，在这儿建立桥头堡牵制敌人的行动。从８月到１０月，弗兰格尔投入精锐部队，配有坦克和大炮进行掩护，多次猛攻卡霍夫卡桥头堡，但都被红军击退。卡霍夫卡成了红军战士英雄主义的象征。为了与弗兰格尔作战，苏维埃政府建立了由伏龙芝指挥的南方战线。由于对波兰的战争的结束，红军得以集中全力对付弗兰格尔。１０月底，红军转入反攻。弗兰格尔退守克里木，凭借彼列科普地峡的坚固要塞，负隅顽抗。红军经过艰苦的战斗，付出重大伤亡，攻占要塞，通过地峡，歼灭了弗兰格尔军队。１１月１６日，克里木半岛解放。
协约国的第三次进攻又破产了。１９２０年底，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基本上结束了。
但是俄国远东地区仍被日本干涉军和白卫军所占领。远东的劳动人民为争取解放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１９２０年１月海参崴的工人在游击队协助下举行了起义，推翻了白卫政权，建立了以拉佐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临时政府。４月４日夜晚，日军及白卫军袭击海参崴，逮捕了拉佐等领导人，白匪把他们放进机车车厢里活活烧死了。
在西伯利亚的红军粉碎了高尔察克以后，进抵滨海地区，与日本军队接触。那时红军主力正忙于同波兰的战争，因此，根据列宁的指示，在西伯利亚东部的解放区成立了远东共和国。日本在保持滨海地区驻军的条件下承认了远东共和国。远东共和国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组为人民革命军。日本占领者把高尔察克残部组织成“白卫起义军”，由它在１９２１年年底进攻远东共和国，占领了伯力，并向共和国首都赤塔推进。人民革命军给“白卫起义军”一系列沉重的打击，１９２２年２月进行了激烈的沃洛恰耶夫卡战役，打退了敌人，解放了伯力，接着肃清了滨海地区的白军。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２５日，人民革命军攻占了海参崴，日本武装干涉者最后被赶出苏维埃领土。１９２２年１１月，远东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合并。
苏维埃国家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保卫住了自己的国家独立和自由生存。
第二章　世界革命运动（１９１９—１９２３年）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把各国劳动人民推入苦难的深渊。经济遭摧残，人民挨冻饿，战场上的伤亡数字惊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促使各国人民日益觉醒。他们要求结束战争，摆脱困苦，革命情绪不断高涨。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激荡澎湃，形成了１９１８—１９２３年的革命高潮。芬兰、匈牙利、德国巴伐利亚的无产阶级先后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西欧、美国、日本等国的无产阶级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和“不准干涉俄国”运动。意大利无产阶级发动了夺取工厂的运动，农民展开了夺取土地的运动。在亚洲，中国于１９１９年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朝鲜人民于 １９１９ 年举行“三一”反日大起义。印度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新高涨，土耳其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
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急剧尖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汇成洪流，引起了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巨大变动。工人运动组织性的增强和革命力量的团结，促使许多国家共产党诞生、巩固和发展。共产国际成立以后，几年之内，几十国的共产党团结在它的旗帜之下，这面旗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
第一节　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高潮
德国十一月革命　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它拥有集中的工业和人数众多的工业无产阶级，但是也存在着容克地主经济和半专制君主制度这种形式的封建残余。容克地主同垄断资产阶级共掌政权，使德国的内外政策尤其具有反动性和侵略性。
德国人民因帝国主义战争而付出高昂的代价。近二百万人葬身战场，连同被俘和受伤的大约共达七百万人。国内经济凋敝，饿殍载道。１９１８ 年秋，德国败局已定。１０月底，德国海军司令部命令舰队出海同英国人决战。这种让八万水兵去白白送死的冒险行径，引起人们极大愤慨。１１月３日，基尔的水兵起义成了十一月革命的信号。几天之内，革命浪潮席卷全德。汉堡、不来梅、卢卑克、莱比锡、慕尼黑等城市都爆发了起义，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成了真正的政权机构，它们赶走了反动官吏，解除了反革命军队的武装，对一些企业实行了生产监督。德国垄断资本的政权动摇了。
１１月８日，斯巴达克团①和１１月初成立的柏林工人苏维埃号召首都工人总罢工，要求废除帝制，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９ 日，柏林数十万工人和卫戍部队士兵在斯巴达克团的号召下举行起义，粉碎了反动近卫军的反抗，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德皇威廉二世逃亡荷兰。
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右派社会民主党头子艾伯特（１８７１—１９２５年）、谢德曼（１８６５—１９３９年）等人攫取了政权。他们勾结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首领组成了所谓“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它以“纯粹社会主义政府”的招牌骗取了许多工人、士兵的信任，１１月１０日召开的柏林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出决定：把权力移交给艾伯特的“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
艾伯特政府保留了全部旧国家机构，留任了德意志帝国的全部官员和将军。艾伯特和德皇军队的总司令、陆军元帅兴登堡签订了秘密合作协定，共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他们计划调集十个师，全副武装开进柏林，以消灭工人士兵苏维埃。艾伯特政府甚至还纵容反动军官，搜罗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游民和堕落分子，组织了所谓“志愿部队”的反革命武装，以对付革命的工人和士兵。
１２月６日，“志愿部队”聚集在帝国宰相官邸面前宣布艾伯特为共和国总统，并以“反对艾伯特和谢德曼”为借口试图逮捕柏林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暴徒们还对和平游行的队伍开枪射击，打死十六人，打伤三十人。可是，由于陆军司令部用于包围柏林的“可靠部队”的耽搁，反革命叛乱被驻在柏林的倾向于革命的人民海军师和柏林工人粉碎了。
１２月１６日，举行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社会民主党提出了“和平和秩序”、“召开立宪的国民会议”的口号；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其右派首领操纵下，采取了实际上支持立宪会议的立场；斯巴达克派正确地把立宪会议看作资产阶级政权，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同它对抗。但是，代表的构成状况决定了大会的结果。到会的四百八十五名代表中，社会民主党人有二百八十八名之多，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有八十七名，其中斯巴达克派只有十名。代表大会在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操纵下通过了关于召开立宪的国民会议的决议，还通过了在国民会议召开之前，把全部立法权、行政权交给艾伯特政府的决议。
代表大会闭幕后，艾伯特政府加紧剥夺工人的武装。它下令将具有革命倾向的人民海军师调离柏林。当革命水兵拒不服从时，政府便停发军饷。１２月２３日到２４日，政府派部队袭击水兵和前往援救的工人，酿成流血事件。
政府公然执行反革命政策，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独立社会民主党不得不让自己的代表退出政府。革命的进程使越来越多的斯巴达克派成员认清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作用，认识到在组织上同它决裂的必要性。１９１８年１２月底，斯巴达克同盟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宣布在组织上脱离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
艾伯特政府为了扑灭革命力量，蓄意挑起工人采取反政府行动。它宣布解除在群众中颇有威望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分子埃赫戈伦的警察总监职务。１９１９年１月５日，愤怒的柏林工人举行抗议示威游行，６日柏林爆发总罢工，走上街头的工人达五十万。１１日，调兵遣将完毕的政府开始进行疯狂镇压。政府宣布共产党员不受法律保护，许多革命工人被就地枪杀。德共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１８７０—１９１９年）和罗莎卢森堡（１８７１—１９１９年）被捕后遭到反动军官的杀害。
柏林无产阶级的一月战斗引起德国许多地区的广泛响应。４月１３日，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的工人在以欧根莱威奈为首的共产党人领导下，击败了反革命势力，宣告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工人监督企业的制度，将银行收归国有，没收存粮分配给工人，成立肃反委员会，建立赤卫队和红军。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５月１日，慕尼黑被反革命军队攻占。红军逐街防守，英勇抗击敌人好几天。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淹没在血泊中。德国十一月革命就此结束了。
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９日，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进行了国民会议的选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在三千万选票中只得了近一千四百万票，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五的席位；资产阶级政党得了一千六百多万票，取得百分之五十四点五的席位。２月６日，立宪的国民会议在图林根的一个小城市魏玛开幕。２月１１日，国民会议选举艾伯特为共和国总统，２月１３日，谢德曼组织政府，右派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政府开始执政。
１９１９年７月底，国民会议完成了制宪工作。８月１１日，魏玛宪法生效。德国被宣布为共和国。宪法宣告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意味着垄断资本受到国家保护。宪法规定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言论自由、通讯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规定实行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制度，宣布妇女与男子在公民资格上处于平等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等。但是，宪法中的许多条款严格限制了人民表达意志的机会。宪法规定，政府总理由总统任命，政府对国会负责。共和国总统由普选产生，任期七年，他有权任命总理和部长，担任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特别是宪法第四十八条赋予德国总统独裁大权。根据这一条，“如果在德国境内公共治安和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或威胁时”，总统有权动用武力，并宣告宪法规定的民主自由的权利“暂行失效”。德国仍划分为十八个自治邦。宪法规定“国家权利打破地方权利”，规定只有国会及中央政府有对外建交、建立军队、管理财政等权，但各邦权力之大仍足以影响德国之统一。魏玛宪法虽然给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提供了更多的条件，但它再次确认了垄断资产阶级与容克地主的联盟对德国的统治。不同的是：在德皇专制制度时期容克地主居支配地位；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垄断资产阶级居支配地位。
德国１９２３年的革命形势和汉堡工人起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从１９２１年起向战胜国支付赔款。在１９２１年伦敦会议上，战胜国确定德国赔偿总额为一千三百二十亿金马克。德国财政破产，要求缓期偿付各种赔款。英国同意，因为它力图利用德国牵制法国，反对苏俄；但法国力图削弱德国，称霸欧洲，坚持要求德国按期如数支付赔偿。在１９２３年初的巴黎会议上，英国建议把德国赔偿数减少到五百亿金马克，并准许德国缓期四年偿付，法国坚决反对，会议不欢而散。德国利用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拒绝支付赔款。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１日，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十万人占领德国的鲁尔地区。占领区的人口占全德的１０％，但煤产量占全德的８８％，生铁产量占７０％。德国古诺政府宣布“消极抵抗”政策，命令鲁尔的企业一律停工。鲁尔被占和煤铁矿藏停采严重地破坏了德国的经济。全国各地工厂纷纷倒闭，失业工人猛增到五百万。为了把灾难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德国政府实行无限制的通货膨胀政策，造成了马克暴跌。１９２３年１月３日，一美元值七千二百六十马克，到同年１２月，已值四万二千亿马克。中产阶层存在银行的储蓄因货币贬值而化为乌有。人民都储藏货物，“马克如潮水似地变成货物了”。到１９２３年的秋天，德国人民实际上废弃了马克。农民拒绝把农产品运往城市，商人关闭商店，工资的增加远远追不上物价的飞涨。饥饿和贫困笼罩着全国，到处发生反饥饿的暴动，德国出现了革命形势。
人民运动风起云涌。５月，鲁尔四十万采矿业和冶金业工人举行罢工。６月，西里西亚十万工人罢工。７月２９日，在共产党倡议下，全国举行反法西斯运动日，数百万人参加示威游行。农业工人也投入斗争，西里西亚有十二万农业工人坚持了四星期的斗争。８月１２日至１４日，全国三百万工人举行为期三天的总罢工。总罢工的第一天，古诺政府垮台。新上台的斯特莱斯曼（１８７８—１９２９年）政府于９月２７日撤销“消极抵抗”政策，并下令禁止罢工，实行戒严，让军队进入备战状态。
反动派的进攻使萨克森和图林根这两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地区政治局势十分紧张。１９２３年１０月中旬，在这里建立了由共产党人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两个工人政府。参加政府的共产党人本来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把无产阶级进一步武装起来，并改善劳动者的物质状况。然而，他们却执行了把持党中央领导的布兰德勒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议会制的范围内，窒息了人民的革命积极性。
斯特莱斯曼政府迅速调遣军队开进萨克森和图林根。为了支援工人政府，德共中央决定号召无产阶级举行总罢工，然后使总罢工发展成为武装起义；并要求汉堡工人在１０月２３日率先发动。１０月２３日拂晓，汉堡工人在以台尔曼（１８８６—１９４４年）为首的汉堡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投入斗争，袭击警察所，夺取了武器，开始构筑街垒。汉堡工人与政府军英勇激战三天。由于布兰德勒临时取消了各地区武装起义的计划，汉堡无产阶级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寡不敌众，起义遭到失败。
汉堡无产阶级的失败成了反动派在全国各地发动进攻的信号。萨克森和图林根工人政府先后被解散。１１月２３　日，德国共产党遭到禁止，被迫转入地下。
奥匈帝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世界大战和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加剧了奥匈帝国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１９１８年，帝国境内的社会解放和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达到高潮。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府宣布所有民族都享有自决权，对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他们知道，如果德、奥在大战中获胜，他们将继续受奥地利人的统治；他们的唯一出路，是指望德、奥在战争中失败，从而摆脱奥地利的统治。
１９１８年１月１４日，当奥匈帝国政府宣布进一步缩减粮食配给量时，全国展开了抗议性的示威游行，然后发展为总罢工。罢工中产生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一月总罢工影响了军队：兵工厂工人举行罢工，舰队水兵爆发起义。６月份，全国再度爆发总罢工。当时，奥军在特兰托以南发动的攻势又遭惨败，伤亡和被俘士兵共达十万人，这更加激发了革命运动的开展。９ 月中旬，协约国军队突破了巴尔干战线。１０月，意大利军队突破防线，以致奥匈帝国的西南面门户洞开。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高涨，除工人罢工外，士兵拒绝执行任务，扔下武器，逃散回家。８月，已有十万名士兵逃亡，到１０月增至二十五万名。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起来夺取土地，掌握政权。奥匈帝国统治集团陷于绝境。
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１４日，捷克爆发了政治总罢工。１０月２８日，捷克资产阶级与地主政党领导的布拉格民族委员会宣布建立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两天之后，斯洛伐克民族会议通过宣言，宣布斯洛伐克加入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已经破产的奥匈帝国，再也无力镇压。布拉格民族委员会没有经过武装斗争就接收了全部政权。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４日召开的国民大会，宣布哈布斯堡王朝已被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马萨里克（１８５０—１９３７年）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新国家的领导职务都落到了资产阶级和地主手中。
在奥匈帝国的南方斯拉夫人地区，工农革命运动同时兴起。武装的农民队伍夺取了地主的田地，试图用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资产阶级，于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初在萨格勒布召开了人民议会，并着手组织自己的武装部队。但人民议会的军队不能镇压住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于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资产阶级就求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独立的塞尔维亚国家，请它出兵来安定国内的“秩序”。为了防止劳动者夺取政权，萨格勒布的人民议会于１０月２９日宣布所有南方斯拉夫人地区脱离奥匈帝国。同年１２月，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两个独立国家——塞尔维亚及门的内哥罗联合起来，组成独立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３日，王国正式改名为“南斯拉夫”。
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匈牙利人民革命风起云涌。１０月２９日，布达佩斯发生大罢工。３０ 日，游行示威转变为武装起义，起义者占领了许多战略据点。１１月１６日，哈布斯堡王朝政权正式被推翻，匈牙利宣布为共和国，卡罗利当选为总统。
革命运动席卷奥地利本土。１０月３０日，维也纳工人举行总罢工，示威游行，要求建立共和国。实质上是奥地利议会的临时国民会议，为了缓和工人的情绪，急忙让资产阶级及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组成了联合政府。奥地利统治集团原以为由新政府同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便可以保持哈布斯堡王朝，但是实际上等于彻底投降条件的停战协定使其处境更糟。在革命运动的压力下，国民会议不得不于１１月１２日宣布成立奥地利共和国。
在战争失败和革命运动打击下，腐朽的奥匈帝国瓦解了。在原奥匈帝国的范围内产生了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独立国家。奥匈帝国统治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同塞尔维亚联合，组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匈牙利共和国成立后，卡罗利资产阶级政府没有能力消除经济破坏现象和改善粮食供应情况。工人失业、通货膨胀、投机猖獗，劳动群众苦难重重，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成立了匈牙利共产党。其核心是匈牙利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人贝拉库恩（１８６６—１９３９年）、萨穆埃利蒂波尔（１８９０—１９１９年）等人。贝拉库恩在大战期间被俘到俄国，与布尔什维克党一起战斗，会见过列宁，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他领导下的匈牙利共产党采取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斗争日益高涨，军队也受到了革命的影响。卡罗利政府采取镇压共产党的手段，于１９１９年２月２１日，逮捕了共产党的四十名领导人。但是党的领导作用没有被中断。３ 月中旬，匈牙利的革命形势成熟了，匈牙利十一个州的政府官员被驱逐。劳动群众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要求释放共产党人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政府原来指望得到协约国列强的支持，但国际帝国主义不仅未满足匈牙利政府的欲望，反而向它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１９１９年３月２０日，协约国向匈牙利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匈牙利割让三分之二的领土给它的一些邻国。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卡罗利政府被迫辞职。它把政权交给社会民主党人，指望由他们来扑灭革命。鉴于共产党在匈牙利国内的崇高威望，迫于社会民主党内普通党员要求同共产党人联合行动的强烈愿望，社会民主党不敢一党组阁，被迫向共产党提出组成联合政府的建议。共产党提出参加政府的条件是：宣告匈牙利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建立红军和人民警察；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工业国有化；同苏维埃俄国建立联盟等。社会民主党当时在群众中的威信很低，并且也不掌握能够镇压共产党人的武装力量，因此表示接受上述条件。１９１９年３月２１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正式诞生了。同时，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进行了合并。匈牙利革命是无产阶级在暴力基础上的和平夺权。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大力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工矿、银行和交通企业收归国有；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将它交给当地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使用；国家企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男女同工同酬，提高工人工资，改善人民居住条件；消灭文盲，建立八年制的普通教育学校；公民拥有自由选举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代表的权利等。
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引起了帝国主义世界的惊慌和不安。４月中旬，按照协约国的指令，罗马尼亚军队开始向匈牙利发动武装干涉，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及法国军队相继发起进攻。５月初，罗马尼亚军队进抵离布达佩斯八十公里的地区，情况危急。匈牙利共产党号召工农群众奋起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几天之内就组成了一支十万名武装工人的队伍，挡住了敌人的进攻。匈牙利红军向北挺进，短期内解放了匈牙利的北部和斯洛伐克的许多地区。６月１６日，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协约国因红军的胜利而惊慌失措，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代表巴黎和会向匈牙利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匈牙利红军退出斯洛伐克，否则各国认为有权派兵干涉。克里孟梭许诺说，如果匈牙利接受最后通牒，罗马尼亚军队将撤出匈牙利，并邀请匈牙利苏维埃政府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匈牙利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了此项最后通牒。拥有多数席位的社会民主党人迫使大会在没有任何保证的条件下接受了协约国的通牒。６月末，匈牙利红军开始撤兵。协约国根本无意履行诺言，既不撤退罗军，又不邀请匈牙利出席和会，相反，加紧了对匈牙利的外部干涉和内部颠覆活动。从斯洛伐克的撤退，使红军士气沮丧；一些地方爆发的反革命叛乱，使苏维埃政权处境更加困难；匈牙利红军决定先发制人的作战计划又由于总参谋长的叛变而泄露。７月下旬，红军进攻失利。８月１日，当罗马尼亚军队逼近布达佩斯的时候，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利用多数迫使苏维埃政府辞职，而代之以纯粹由他们组成的所谓“工会政府”。这样，生存了一百三十三天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了。
不久，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走狗霍尔蒂（１８６８—１９５７年）在匈牙利建立了法西斯独裁政权。
意大利的革命和反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意大利带来了经济危机和革命危机。意大利为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三年半的战争中它动员了五百二十三万人，伤亡和被俘人数近二百万，欠英、美两国的战债达四十亿美元。意大利是原料匮乏的国家，战后由于购买原料、燃料的外汇不足，工业生产急剧下降。战后归来的工人，陷于失业的境地。战后归来的农民，也没有得到曾被允诺的土地。通货膨胀和物价腾贵，使劳动群众痛苦不堪。
１９１９年，罢工运动席卷了意大利，罢工人数达一百五十五万。６月中旬，罗马、米兰、都灵、热那亚及波伦亚等城市在“反对物价高涨”的口号下举行了总罢工。在许多城市还发生了群众捣毁粮店、同军警冲突的事件。农村劳动人民也卷进了革命斗争。他们要求政府履行战时对他们许下的分配土地的诺言。１９１９年６—７月南意大利各地农民展开了夺取荒地的斗争。政府派来的军队往往拒绝向农民开枪。农民运动的压力迫使政府于１９１９年 ９月２日颁布法令，规定把荒地交给农民合作社暂时使用。
这一时期的运动带有很大的自发性。意大利社会党未能对运动实行革命领导。当时党内有两个主要派别，即改良主义派和最高纲领派。改良主义派虽是少数派，但把持着议会党团和一些工人群众组织，因此往往左右着社会党的政策。最高纲领派得到大多数党员的支持。它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谴责改良主义派的机会主义，但借口维护“党的统一”，而不肯与他们决裂。社会党内还有左派，主张同改良主义派一刀两断，但是力量薄弱，而且领导岗位被具有宗派主义的极左情绪的人把持，在群众运动中没有大的影响。
１９１９年，意大利统治机构风雨飘摇，政府更换频繁。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于１９１９年１月建立了人民党。为了诱使农民脱离革命运动，人民党提出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纲领，其中包括通过赎买地主领地的方法把土地分给农民。统治集团中的另一部分人主张使用暴力镇压革命运动，他们决心依靠墨索里尼建立的法西斯组织。
本尼托墨索里尼（１８８３—１９４５年）本是意大利社会党人，作过社会党报纸《前进报》的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他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鼓吹意大利站在协约国一方参加战争。他被社会党开除党籍以后，接受法国资助，办报纸宣传他的参战主张，还纠合徒众，组织“参战同盟”。１９１９年３月，墨索里尼由大企业主资助经费，纠集游民和退伍官兵，组织了第一个“战斗的法西斯”。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党徒经常进行欺骗宣传，如在法西斯运动纲领中提出了建立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口号，但法西斯势力在１９１９年没有赢得多少支持者，因而在这一年的竞选活动中遭到惨败，法西斯的侯选人一个也没有当选。
１９２０年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４月，都灵爆发了总罢工。８月，五金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企业主宣布同盟歇业，这激起了意大利无产阶级声势浩大的占领工厂运动。在北意大利的工业地区运动规模很大，都灵、米兰成了运动的中心。不久，占领工厂运动扩展到意大利中部和南部。数百个工厂处在工人管理之下达三、四周之久。工人们还建立赤卫队、制造武器，以防止政府和企业主的袭击。工人阶级的战斗行动使农村也活跃起来，西西里的农民开始夺取地主的庄园。
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但是由于缺乏革命政党的领导，运动趋于失败。面对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１９２０年６月上台的乔里蒂政府不敢动用武力，答应实行工人监督企业的法律，并提高工资１０—２０％。社会党的改良主义派把这些诺言说成是工人们的胜利；最高纲领派也不去揭露乔里蒂的欺骗活动。受骗上当的工人放弃了工厂。从１９２０年９月起，革命的工人运动进入低潮。
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使意大利的先进工人认识到：必须建立真正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１９２１年１月，社会党在里窝那举行代表大会，左派提出的加入共产国际及把改良主义派开除出党的决议案被否决后，他们当即退出会场，宣布脱离社会党。同一天，他们举行了意大利共产党成立大会。
占领工厂运动结束后，法西斯势力有了大发展。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怯于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决定把资产阶级极右的政治势力——法西斯分子推上政治舞台，实行极权政治以巩固统治。法西斯党取得了大资本家的钱财资助，又吸收了大批地富及资产阶级子弟、失业退伍军人和反动大学生等人，开始了所谓“集团行动”的恐怖运动。法西斯党徒身穿黑衫，用蓖麻油、大头棒和手枪屠杀革命人士，袭击工人集会和示威队伍。工人进行反击，意大利处于内战状态。政府对此表面上不加干涉地一旁观看，实际上纵容法西斯党徒对付社会党、共产党。
在１９２１年５月的选举中，法西斯党徒赢得三十五个席位，于是墨索里尼进入议会。同年１１月，他组成全国法西斯党，党徒达十五万之多。法西斯党积极进行夺取政权的准备。
１９２２年８月，由社会党、总工会等组成的“劳动联盟”宣布政治总罢工，要求建立能对法西斯武装匪徒加以制裁的政府。但是意大利统治阶级扶植法西斯势力反对革命运动的政策根本不想改变。法西斯分子在政府支持下残酷地镇压了罢工工人。趾高气扬的法西斯党徒在米兰开会作出决议：要求解散国会。成立了法西斯的最高军事司令部，准备用武力确立极权统治。９ 月至１０月间，法西斯分子一个省接一个省地解散按法律选举产生的政府，确立了自己的统治。
１０月２４日在那不勒斯举行了法西斯代表大会，除了代表以外，从各地还来了四万名法西斯分子。当天下午，墨索里尼在检阅队伍时，对其喽啰说：“我郑重宣告，目前的形势要求是：或是把政权交给我们，或是我们向罗马进军，夺取它。”法西斯分子以“向罗马进军！向罗马进军！”的狂叫回答他。这时，政府如欲制止法西斯分子夺取政权，是完全有能力的，当时的意军总司令声称：“如果法西斯分子越轨，我保证立即恢复秩序。五分钟的炮火，一切将平安无事。”但是统治阶级不想这样做。１０月２９日，国王邀请墨索里尼到罗马，请他组织内阁。极端反动的法西斯专制①在意大利建立起来了。
第二节　民族解放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亚、非、拉美地区兴起了一个规模空前巨大的风暴，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朝鲜“三一”运动　１９１０年日本吞并朝鲜以后，实行宪兵警察的“武断政治”，剥夺了朝鲜人民的一切自由和权力。日本在朝鲜设立的总督府，独揽立法、司法、行政一切大权。在经济上，日本殖民者推行以掠夺土地为中心的政策，通过所谓“土地调查”，强制夺取了大量肥沃土地；同时，增收地租和捐税，致使农民相继破产。微弱的朝鲜工业也受到日本资本的压抑，银行、大中型的企业几乎全都操在日本垄断组织手中。日本帝国主义者还竭力摧残朝鲜文化，毁坏朝鲜古迹，焚烧朝文书籍，强迫朝鲜人接受日语为“国语”。
十月革命的胜利，欧亚革命运动的高涨，鼓舞了朝鲜人民反对日本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１９１９年１月，被日本废黜的朝鲜国王李熙突然身死，传说是被日本殖民当局毒死的。这一件事成了起义的导火线。人民大批涌到汉城，哀悼朝鲜亡国前的末代皇帝。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孙秉熙等人，于１９１９年２月决定向日本国会、总督府和巴黎和会请愿，要求允许朝鲜独立。他们选出代表三十三人，作为“朝鲜民族的代表”，起草《独立宣言书》。他们同具有强烈革命情绪的青年学生的代表商妥：３月１日下午，在汉城塔洞公园召开群众大会，由孙秉熙等三十三名“民族代表”登台，在群众面前宣读《独立宣言书》。但是，２月２８日他们忽然改变计划，决定不在塔洞公园公开宣读独立宣言。３月１日下午，这群所谓“民族代表”，躲在一家饭馆的二楼上，举杯祝贺朝鲜独立，而且当时就将此事打电话报告日本警察当局，自愿束手就逮。
但是，青年学生仍按原定计划坚决斗争。３月１日下午，在汉城的塔洞公园，几千名青年学生和成千上万来自各地的群众举行集会。一个大学生登台朗读了《独立宣言书》，宣布朝鲜独立。朝鲜国旗，扬空升起，独立万岁之声，震动天地。大会后，首都街头约有三十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平壤等城市也在同一天举行了示威游行。日本殖民当局不仅动用警察和宪兵，而且调动了正规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于是发生了流血斗争。从３月５日起，示威游行发展为武装起义。起义者捣毁了警察所、日本政府机关和日本显要官员和富翁的邸宅。从３月下半月起，起义几乎扩展到全国。从 １９１９年３月至５月三个月内，在全国二百一十八个府、郡中，有二百零三个府、郡发生了示威和暴动，参加斗争的群众达二百万以上。日本帝国主义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才把这次起义血腥地镇压下去。
“三一”运动充分显示了朝鲜人民的爱国的革命传统和坚强的斗争精神。“三一”运动以后，朝鲜进入了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阶段的新时期。
１９１９—１９２２ 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从印度征调了约一百五十多万士兵和价值二亿多英镑的粮食和物资，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战争的重担首先落在劳动人民身上。对农产品的强制征购，赋税的不断提高，使大量农户遭到破产。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印度发生了大饥荒和流行性感冒，夺去了一千二百多万印度人的生命。印度人民和英帝国主义的矛盾趋于激化。
１９１８年７月，英国为了缓和印度人民的反抗，抛出了一个由英国印度事务大臣孟塔古和英国驻印度总督柴姆斯福德联合署名的关于印度政府组织法的“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有：（１）在总督下设立两院制的立法机构。由于总督有权否决它的任何决议，立法机构形同虚设。（２）在各省的政府里，一些次要的部门如卫生、国民教育等交给由英国省督（省长）任命的印度厅长去管理，而警察、财政等重要部门及中央政府的各部门仍然留在英国人手里。孟塔古——柴姆斯福德方案虽然得到印度上层分子中一部分人的支持，但平息不了印度人民的反英情绪。
１９１９年３月，在总督授权之下，法官罗拉特颁布了一项法案，规定英国殖民当局有权逮捕任何一个有反英活动嫌疑的人，不经审讯就可判处监禁或服劳役。罗拉特法案引起了印度广大人民的愤怒，全国纷纷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伊斯兰教徒同印度教徒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事态的发展促使印度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大会党采取较为坚决的策略。当时国大党的领袖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莫汉达斯卡尔姆昌德甘地（１８６９—１９４８年）。他提倡一种叫“萨提亚格拉哈”（意思是坚持真理）的学说，主要内容是坚持非暴力原则。甘地认为，这是印度人民争取解放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甘地不避讳人民群众，他懂得不把人民群众吸引到民族解放斗争中来，是不能取得对英帝国主义的胜利的。在短时期内，甘地获得很高的声誉。人民称他为“圣雄”。国大党根据甘地的提议，号召人们于４月６日举行全国性的罢业，全日斋戒祷告，举行和平示威游行，抗议罗拉特法案。人民群众响应了号召，４月６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业和示威游行。有的地方，群众同警察发生冲突。英国殖民当局决定用武力镇压印度人的反抗。
４月１０日，英国当局在旁遮普省的阿姆利则城逮捕了两名民族运动活动家，企图把他们驱逐出城。居民要求释放被捕者，和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起义人民控制了城市，英国将军戴尔率领殖民军进城，实行戒严。４月１３日，约有二万名印度人在一个广场上举行集会，抗议把两名民族运动活动家驱逐出旁遮普。英国殖民军未作任何警告就向赤手空拳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约一千人，打伤二千多人。
英国殖民者本来企图借阿姆利则大屠杀吓倒印度人民，结果却激起旁遮普全省的反英怒潮，城乡人民纷纷起义。在某些地方，起义者破坏了铁路，颠覆了军用列车，炸毁了桥梁，捣毁了警察所、监狱和官署。全国也以大规模的罢工和起义回答英国人在旁遮普的暴行。在纺织中心阿默达巴德，罢工工人不顾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的号召，展开了英勇的革命斗争，占领城市两天，号召赶走英国统治者。１９２０年上半年，工人罢工达二百次，参加人数达一百五十万。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印度孟买二十万纺织工人的总罢工，罢工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１９２０年初，印度也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
在反英斗争高涨的形势下，国大党提出了领导斗争的主张，企图把斗争控制在非暴力的范围里。１９２０年秋，国大党通过了甘地的“非暴力的不合作”计划，企求以此达到印度自主的目的。这个计划规定了一系列有步骤的措施：第一，所有印度人拒绝英国政府颁发的官爵封号；第二，拒绝在法院和政府机关工作，不进英国人办的学校，抵制英国商品；第三，普遍拒绝纳税。国大党关于开展不合作运动的决议，受到了印度居民的热烈响应。国大党和不合作运动的倡导者甘地的声誉益隆。国大党改组成为群众性的大党。除中央领导机构以外，在各地设立了支部。
不合作运动开展起来了。到处举行群众大会，国大党的活动家们在会上发表演说。许多人抛弃政府机关的工作，抵制法院，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在广场上焚毁英国货。许多地方人民拒纳租税。
在这个阶段，除工人继续举行罢工斗争外，农民运动特别迅猛地发展起来。１９２１年３月，在旁遮普省信奉锡克教的“阿卡利”派（阿卡利是“永生”的意思）教徒，起来反对神庙方丈加在他们身上的封建剥削。“阿卡利”运动很快具有反帝性质。直到１９２３年初，英国殖民者使用了逮捕和屠杀手段，才把这次运动镇压下去。１９２１年８月，南印度马德拉斯省马拉巴尔海岸地区的伊斯兰教农民（称为“摩普拉”）发动了起义，反对英国当局支持的印度教徒地主。起义者在占领的地区建立“哈里发王国”，坚持了半年多的武装斗争。在北方的联合省，农民的斗争在１９２１年发展成为起义。农民袭击地主庄园，夺取粮食，拒绝交纳地租。在奥德成立了“农民反对地主协会”取名“爱卡”（意为团结）。１９２２年２—３月，“爱卡”领导的运动发展成为农民战争。英国殖民者出动了正规军，才把“爱卡”运动镇压下去。
正当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英帝国主义恐慌万分的时候，国大党及其领导人甘地对运动超出自己控制的非暴力范围惶惶不安。１９２２年２月，联合省的曹里曹拉村农民举行游行，遭到警察射击。愤怒的农民袭击并烧毁了警察所，烧死了二十二名警察。这件事本身不是罕见的现象。当时在印度许多地方也发生过这样的、甚至规模更大的冲突。但这件事成了甘地停止运动的借口。１９２２年２月１２日，国大党通过了决议，对曹里曹拉群众“惨无人道”的行为表示遗憾，宣布停止不合作运动，停止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并要求农民恢复交租纳税。第一次不合作运动就这样结束了，人民的反帝斗争走向低潮。
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土耳其是一个日益衰落的封建帝国——奥斯曼帝国。大战爆发后，土耳其站在同盟国方面参战，实际上沦为帝国主义的“保护国”。战败的土耳其，面临着被协约国列强瓜分的危险。１９１９年５月，希腊军队在英国指使下占领了伊兹密尔后，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土耳其兴起。
在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中，贫苦农民是斗争的主力。工人阶级人数少，约六、七万人，既无工会，又无政党，所以未能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土耳其的民族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半岛中部称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商业资产阶级，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妥协的态度，毅然与投靠英帝国主义的素丹（即土耳其君主）政府决裂。民族资产阶级成了运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而运动的核心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军官组成的。安纳托利亚成了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在１９１９年７月和９月，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的组织“护权协会”，在埃尔祖鲁姆和锡瓦斯两次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以穆斯塔法基马尔（１８８１—１９３８年）为主席的代表委员会，负责领导反帝斗争。
在代表委员会的要求下，素丹于１９２０年１月初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了土耳其议会。素丹及其靠山英帝国主义者指望通过议会的召开取消“非法”的代表委员会。但是基马尔派在议会上取得了多数，使议会于１９２０年１月２８日通过了一项纲领性文件——《国民公约》。《公约》要求实现土耳其的统一、独立和自由，因此，它成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
协约国帝国主义决定采取镇压手段对付日益高涨的民族运动。１９２０年３月１６日，以英国为主的协约国军队占领了伊斯坦布尔。议会被解散，几十个议员遭逮捕，并被流放到马耳他岛，只有部分议员逃到了安纳托利亚。首都的政权操在英军司令部之手。军事法庭缺席判决基马尔死刑。基马尔于１９２０年４月在安卡拉自行召开了新的议会，取名为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员都是代表各地护权协会的。大国民议会宣布自己是土耳其唯一合法的政权，选举了基马尔为主席。议员们组成了对议会负责的政府，也是以基马尔为首。议员们宣誓忠于国民公约，为争取国家的独立而斗争。
１９２０年６月，由英国提供给养和装备的希腊军队，充当干涉军的角色，从伊兹密尔地区进攻安纳托利亚腹地。协约国列强以为基马尔派的抵抗很快就会被击溃，所以逼迫素丹政府于这一年８月签署了色佛尔条约。根据这一条约，土耳其失去了自己的大部分领土，只保有安纳托利亚中部的一隅之地。但是土耳其人民拒绝接受色佛尔条约，对外国干涉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苏维埃俄国宣布承认基马尔政府，并于１９２１年签订了苏土友好条约，给予土耳其人民可贵的援助。
基马尔政府依靠人民的支持和苏俄的援助，并利用了英、法、意等国之间的矛盾，屡屡击败素丹政府军和外国干涉军。意大利和法国先后同基马尔政府签订协定，同意从土耳其领土上撤军。１９２２年８月，土耳其国民军发动总反攻，９ 月，击溃了希腊干涉军，解放了伊兹密尔和安纳托利亚全境。接着，基马尔接管了伊斯坦布尔。土耳其素丹穆罕默德六世逃上英国军舰请求“保护”。１１月１日，基马尔宣布废除素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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