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亚洲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斗争
亚洲有广大富饶的土地，有勤劳勇敢的人民，有悠久光辉的历史。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它变成西方殖民者的“狩猎场”和冒险家的乐园，造成了“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局面。
欧洲殖民者入侵亚洲，开始于十五世纪末。首先是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接踵而来的是英、法等国。十七世纪以来，亚洲成了欧洲殖民者侵略的重要对象。它们在争夺殖民霸权的长期角逐中，英国夺得了海上贸易和殖民地的霸权，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
十九世纪中期以来，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随着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工业的过渡，交通运输条件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铁路的修筑，轮船的使用，使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日益具有国际性质，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已经形成。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变本加厉。到十九世纪中期，亚洲绝大部分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西方殖民主义的压榨和控制，有的已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个时期，西方资产阶级除了继续使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掠夺手段外，更多地是利用廉价的商品和炮舰以冲破闭关自守的亚洲各国的大门。在这方面，英国是一个突出的典型。
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给亚洲各国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在经济上瓦解了各国的封建自然经济；在政治上，强化了腐朽过时的封建势力，并使它成为殖民统治的支柱。这都从根本上打乱了亚洲各国社会正常发展的历史进程，带来了严重的停滞和倒退。
但是随着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变本加厉，亚洲人民反殖、反封的斗争也遍及各国城乡。十九世纪中期，亚洲各国人民同外国殖民者之间的矛盾以及同本国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成为这个历史时期亚洲各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外国殖民主义者和亚洲各国人民的矛盾，则是其中最主要的矛盾。上述矛盾的激化和发展，形成了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亚洲人民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高潮。斗争风起云涌，有阿富汗人民和缅甸人民的反英斗争，越南人民早期抗法斗争和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斗争；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有印度尼西亚人民抗荷斗争，伊朗巴布教徒起义，印度民族大起义和中国太平天国革命。日本的“倒幕”运动也在这次斗争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这次席卷亚洲大陆的革命风暴，对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打击之沉重是前所未有的。它反映了各国人民的共同遭遇和苦难，表达了各国人民不畏强暴和反抗殖民侵略的强烈愿望和决心，显示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一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
第一节　十九世纪早期印度尼西亚人民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斗争
荷兰殖民统治的建立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文明古国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以“千岛之国”著称。十六世纪初，葡萄牙、西班牙开始入侵，不久，葡萄牙把西班牙的势力排挤出去。荷兰人的远征队也在同世纪末来到这里。１６０２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统管对印尼的垄断贸易，从此正式展开了对印尼的武装侵略和殖民掠夺。在十七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荷兰在印尼同葡、西、英的殖民势力进行激烈的争夺并镇压了当地封建主及人民的反抗，从而取得了商业独占权。１６１９年，荷兰占领雅加达城，并以此为据点，玩弄“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狡诈手段，在爪哇岛上的两个伊斯兰教国家——万丹和马塔兰之间挑拨离间，制造纠纷，“嗾使一个王国去反对另一个王国”，“不让万丹变得太弱，不让马塔兰变得太强”，从中渔利，分而治之。万丹在东印度公司的威逼下沦为“保护国”。荷兰殖民者又通过军事压力和不平等条约，以及利用封建贵族争夺王位的战争，把马塔兰分裂为日惹和梭罗两个小邦，也把它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荷兰殖民者委任总督统治印度尼西亚。在公司占领地区，实行直接统治，在其他地区利用封建王公实行间接统治。在直接统治区，实行的是“实物定额纳税制”，接收获量向农民征收贡赋；在间接统治区推行“强迫供应制”，与当地土王签订专利条约，规定土产的种类和数量，由公司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并派出殖民官员进行监督。荷兰人用这种手段，搜刮了大量土特产品，如香料和咖啡，在欧洲市场上以垄断价格出售。如果欧洲市场上某种产品出现跌价，就强迫印尼农民毁掉这类作物改种其它作物，使农民劳动成果尽付东流。殖民者为了垄断贸易，还严禁印度尼西亚人民与别国通商，也不准印度尼西亚各岛之间自由买卖，违抗者就要受到严厉惩罚。班达岛上的居民就是因为把豆蔻卖给了爪哇和欧洲商人，几乎全被杀光。此外，荷兰殖民者为了发财致富，还实行了一种极端残酷的“盗人制度”，他们专门训练一批盗人的匪徒、翻译和人口贩子，在印度尼西亚、印度和中国沿海一带，捕捉身强力壮的青年，押送到殖民者的直接统治区充当苦力，或运到其它地区转卖为奴隶。荷兰殖民者通过这些血腥手段，从印度尼西亚掠夺了大量财富。东印度公司的利润，从１６０２年的每年平均利润率的３２．５％，增加到１６５０年的５００％。与此相反，印度尼西亚人民则陷入饥饿、贫困和死亡的深渊。这正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荷兰殖民者所“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①荷兰殖民者的残暴手段，不断激起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强烈反抗，十八世纪初，奴隶苏拉巴蒂领导的农民起义和１７４０年的华侨与爪哇人民共同抗击荷兰侵略者的英勇斗争，都促进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民族觉醒。
十九世纪初荷兰殖民统治的加强　十八世纪末，荷兰政府为了适应国内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需要，于１７９９年宣布解散东印度公司。从１８００年起，印尼由荷兰政府殖民部直接统治。到十九世纪初，正在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和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都力图控制荷兰，并夺取它的殖民地。１８０６年，法国占领了荷兰，任命亲法的荷兰人丹德尔斯为印尼总督。当时，英法在欧洲交战。１８１１年８月，英国占领雅加达，对印度尼西亚进行了短期统治。英国在爪哇推行了以商品输出和掠夺原料产地为主要方式的自由主义竞争政策，如实行货币地租，废除强迫供应制，取消垄断贸易，废止国内关卡税，鼓励外国资本开辟种植园，等等。拿破仑帝国崩溃后，荷兰恢复独立。根据１８１４年英荷条约，英国于１８１６年把印度尼西亚的统治权交还给荷兰。荷兰是个商业资本主义占优势的国家，无力与英国竞争，再加上刚从亡国中恢复独立，国力薄弱，国库空虚，没有可能继承英国人的自由主义殖民政策，于是又恢复了旧的剥削方式，只是保留了英国人实行的货币地租。
荷兰殖民者同所有的复辟者一样，他们“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会”，卷土重来之后，对印度尼西亚人民进行更加残酷的压榨和掠夺。他们不仅恢复对咖啡、烟草、靛蓝等实行强迫种植制和强迫供应制，而且还强迫印度尼西亚人民缴纳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多达三十余种，如门户税、牲畜税、迁居税、土地贸易税、稻谷收割税，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上述一系列敲骨吸髓的反动措施，不仅使爪哇广大劳动人民感到极大的痛苦而愤怒，也引起那些因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受到殖民者侵犯的封建主的不满。印度尼西亚各阶级对殖民者的新仇旧恨，终于导致了 １８２５—１８３０ 年爪哇大起义的爆发。
蒂博尼哥罗领导的人民大起义　蒂博尼哥罗（１７８５—１８５５ 年）是一位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尊心的日惹王国的王子。他立志要恢复爪哇人光荣的历史文化传统，重建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教封建王国。由于王位继承权被剥夺，加深了他对荷兰殖民者的不满。青年时，他熟读伊斯兰教经典和文学、历史书籍，并对人民疾苦有所体察。他曾在自己的一块领地上主动减免农民的地租，以便借助人民力量抗击荷兰的殖民统治。
爪哇大起义前夕，蒂博尼哥罗已经是一个在各阶层中享有威望和影响的领袖人物。在他的领地集聚了一批不满荷兰殖民者的阿訇和封建王公。１８２５年７月，荷兰人借口修筑公路，破坏了蒂博尼哥罗领地上的“皇族墓场”，这对崇敬祖先的蒂博尼哥罗来说，简直是莫大的侮辱。他提出抗议，殖民者不仅拒不接受，还围攻和烧毁他的住宅，企图逮捕他，因此筑路事件就成了这次起义的导火线。７月２０日，蒂博尼哥罗在日惹附近的斯拉朗建立总部，发动武装起义。起义领导人中还有著名的阿訇奇阿依摩佐和和将领申铎。蒂博尼哥罗发布文告，号召进行保卫伊斯兰教的“圣战”，消灭荷兰殖民者。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下层人民，带着各种原始武器，从四面八方拥到这里，一些封建主和阿訇也尾随而来。不少华侨积极参加作战，供应物资军火。几天之内，起义就发展到一支有三万人的队伍。他们向荷军大本营的日惹和马吉冷挺进，沿途严惩殖民官吏，烧毁荷兰人住宅、仓库、关卡和种植园。起义以燎原之势席卷了爪哇大部分地区。荷兰殖民者节节败退，龟缩在日惹、梭罗等几个军事据点里。在起义军取得一连串胜利后，１０月，蒂博尼哥罗在日惹西北部的德克梭宣布建立伊斯兰教王国，自称爪哇素丹。１８２７年初，蒂博尼哥罗整顿了起义军，建立几支固定的骨干队伍。起义军运用游击战术，机动灵活地转战于爪哇各地，矛头所向直指荷兰殖民者，同时也惩罚那些甘当荷兰人的走狗的封建主。
１８２８年底，荷兰殖民军司令德科克代理总督。这个在爪哇岛上住了二十二年的殖民军头子深深地知道，单纯依靠军事行动是不能结束这场战争的，而战争拖延太久，又远非荷兰财力所能负担。所以他一方面加强碉堡战术，加紧围剿起义军；另一方面加强和谈及诱降活动，特别是用封官许愿、挑拨离间的手段，在起义军的领导层进行诱降分裂活动。１８２８年１１月，蒂博尼哥罗的主要助手摩佐和一些将领相继叛变投敌，给起义造成了严重危害。在战争形势极端不利的艰难时刻，蒂博尼哥罗表现了坚强的毅力。他多次拒绝谈判和诱降，即使他的长子在战场上为荷军俘获，并被当作人质时，他也不为所动。１８２９年１０月，当起义军活动地盘大为缩小，蒂博尼哥罗因战马死亡被迫徒步行军而且经常病倒时，他还是为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坚持战斗下去。１８３０年３月，蒂博尼哥罗被骗往马吉冷同德科克举行谈判。蒂博尼哥罗坚持要在爪哇建立独立的伊斯兰教王国，拒不投降，荷兰殖民者背信弃义地将他扣留，流放苏拉威西的望加锡。①坚持斗争达五年之久的爪哇人民大起义，终于失败了。
爪哇大起义是印尼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它由封建主领导，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农民。这次起义歼灭了一万五千多名殖民军，使殖民者消耗战费二千万盾，沉重地打击了荷兰的殖民统治，激发了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独立的决心，延缓了荷兰征服整个印度尼西亚的时间表。这次起义是十九世纪中期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第一次高潮到来的前奏。
第二节　伊朗巴布教徒起义
欧洲列强的侵略和伊朗沦为半殖民地　伊朗古称波斯。十八世纪晚期，伊朗东北部土库曼人恺加部族统一了伊朗，建立了恺加王朝（１７９４—１９２５年）。当时，伊朗还是个落后的封建专制国家。国王的权力至高无上。全国分为三十个省和州，各设总督和州长，由王亲国戚充任。总督和州长有很大的财权和兵权，各霸一方，拥有实际的统治权力。封建主之间的战争以及叛乱连年不断。伊斯兰教十叶派的高级阿訇掌握教权，他们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解释《古兰经》，成为封建王权的重要支柱。
十九世纪中期，封建生产关系在伊朗占统治地位，国王、高级阿訇和封建主几乎占有全国的土地。农民对封建主保持着依附关系，必须把收成的五分之四交给地主，生活极端贫困。手工业者除受行会把头和包买商盘剥外，还要向国家缴纳重税。商人和小企业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毫无保障。封建割据、战乱频繁、关卡林立和贸易垄断，都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伊朗国势积弱不振，为欧洲殖民国家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
从十九世纪开始，伊朗成为英、法、俄争夺的对象。１８００年至１８４１年间，英国强迫伊朗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伊朗购买土地、建立工厂、商品免征关税等特权。法国拿破仑早就想把伊朗作为远征印度的跳板。１８０８年法国与伊朗签订通商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沙俄为争夺高加索统治权与伊朗发生两次战争，并于１８２８年强迫伊朗订约，吞并了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的大部分和亚美尼亚的一部分土地，勒索了二千万卢布，还得到许多经济政治特权。随后，美、奥等国也胁迫伊朗签订类似的条约，伊朗逐渐走上半殖民地道路。
不平等条约给伊朗带来深重的民族灾难。外国商品特别是英国商品的倾销，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几乎占伊朗全部进口总额的９０％。这不仅破坏了伊朗的封建自然经济，而且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主要求以货币代替实物地租，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国王、总督、州长、高级阿訇为了满足其奢侈生活，公开拍卖官职并把自己的采邑出卖给商人和高利贷者。这些买到官职和采邑的人又拼命掠夺农民，扩大了新地主阶层。外国商品的倾销使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纷纷破产。农民遭受的剥削更加沉重。十九世纪中期，在伊朗的广大地区，饥荒和疫病接踵而至，南阿塞拜疆地区有二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愤怒的群众不断发起暴动。下层阿訇的生活也日益恶化，痛恨封建主和高级阿訇的残暴统治，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发展把他们推到斗争的第一线，成了革命群众的代言人。他们以巴布教为旗帜，领导了反封建压迫和殖民奴役的人民起义。
１８４８—１８５２年巴布教徒的武装起义　巴布教是伊斯兰教在伊朗的新教派。创始人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１８２０—１８５０年）出生于布商家庭，是一个下层阿訇。１８４４年，他自称“巴布”。“巴布”是门的意思，即人们所渴望的“救世主”马赫迪的意志将通此“门”传达给人民。他预言，救世主即将降临伊朗，“正义王国”即将出现，人民应作好准备，去迎接新的生活。１８４７年，巴布写成《默示录》，成为巴布教的“圣经”。此书宣称：人类社会是依次更迭的，后一时代要超过前一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法律和制度，各时代都有其“先知”和圣经。巴布自称他是“主”委托的“先知”，即真主与人民之间的中介人，《默示录》将取代过时的《古兰经》。巴布的教义主要反映中小商人的利益和要求，所以提出保护私有财产、保障人身自由，经商光荣，欠债要还，统一货币等主张。
巴布及其教徒，最初只在宫廷宣传教义，幻想统治阶级改恶从善。但在１８４７年统治阶级迫害他们，把巴布本人逮捕和囚禁起来。以后，巴布教徒中很快出现了接近劳动群众的领袖，如农民出身的穆罕默德阿里巴尔福鲁什等人。他们提出了更加激进的民主纲领：废除封建特权和私有制，平分公共财产，男女平等。这些要求深受下层群众的欢迎，巴布教徒的队伍迅速扩大。
１８４８年９月，伊朗国王死后，统治集团内讧。巴布教徒利用时机，首先在马赞德兰省举行起义。起义者击溃了当地封建武装，夺占了伊斯兰教徒认为是圣地的塞克塔别尔西陵墓。他们在这里修筑城堡，平分财产，实行共餐，以实现自己的理想。起义者多次打败国王的军队，推动了各地巴布教运动，到１８４９年２月，全伊朗的巴布教徒增至十万余人。这时，国王增派重兵，并用大炮轰击起义据点，也没有得逞。后来，王军采用欺骗手段，假惺惺地许诺，只要余下的二百多战士放下武器，就可保全生命和给予自由，当起义者走出陵墓时，反动派就背信弃义把他们全部杀害。
但是“抽刀断水水更流”。马赞德兰省的起义被镇压了，巴布教徒运动仍在继续发展壮大。１８５０年５月，巴布教徒又在赞兼、尼里兹等城市举行第二次和第三次起义。一万五千名的起义者占领了赞兼城的东半部，英勇抗击王军的进攻。当年１２月，王军用大炮几乎轰平了赞兼城，巴布教徒浴血奋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赞兼起义失败后，伊朗南部尼里兹的起义者仍在坚持斗争，进行游击战。在狱中的巴布还同教徒保持着联系，使统治阶级惊恐不安，正如首相弥尔札塔吉汗在给国王的奏摺中所说：“巴布一日不死，他的教徒的起义就一天不停”，为了铲除心腹之患，１８５０年７月，国王下令处死巴布。
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５２年，巴布教徒一再掀起起义，但由于脱离群众，很快都被政府镇压下去了。
巴布教徒起义是一次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伟大斗争，它是十九世纪中期亚洲民族解放斗争风暴的重要组成部分。起义的主要矛头指向外国资本主义的代理人恺加封建王朝，因此，在客观上它具有反对外国殖民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性质。这次起义以农民为主力，而起义的领导权掌握在商人和下层阿訇手中，他们没有提出，也不可能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以广泛发动农民，这就是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
第三节　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民族起义
英国的殖民统治。民族矛盾的激化　英国侵略印度，始于十七世纪初。１６００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殖民者侵略和掠夺印度的主要工具。１７５７年６月普拉西战后，英国占领了孟加拉，这是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开端；到１８４９年英国殖民者吞并旁遮普，整个印度都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了。
从普拉西之战到印度民族大起义的一百年间，英国对印度进行了大规模的殖民掠夺。从剥削方式上看，既有以暴行为基础的赤裸裸的抢劫，也采用倾销廉价商品的办法进行经济剥削。从征服和统治的手段上看，既参与王公的内讧，或进行伪善的结盟，或实行公开的欺诈、贿赂和勒索；又利用当地不同的民族、部落、种姓、宗教信仰和土邦间的矛盾，进行挑拨离间，制造纠纷。在征服后，还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进行统治，以继续保持印度各地区的分散性和孤立性。
征收高额土地税是英国殖民者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一些地区实行了几种征收土地税的办法。例如在马德拉斯和孟买等地实行农民租佃制，农民成了英国殖民者的佃农，必须向殖民当局交纳全年收成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土地税。在孟加拉实行“柴明达尔制”，柴明达尔（包税者）变成拥有土地的地主，向农民征收地租，向殖民当局交纳土地税。印度广大农民在英国殖民者和本国地主、高利贷者的双重压榨下，挣扎在死亡线上。据统计，普拉西战役后的五十八年间（１７５７—１８１５年）英国就从印度榨取了十亿英镑的财富，其中三分之二是以土地税的形式从农民的身上榨取来的。英国殖民者的残酷掠夺，使印度农业衰落，土地荒芜，饥馑频发，人口锐减。１７７０年的大饥荒就夺去了孟加拉地区三分之一的生命。“饥荒是印度著名的产物，是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后的普遍现象”。
１８１３年，由于英国资产阶级反对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英国取消了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自此以后，英国工业品向洪水一样地涌入印度，对印度的经济发生了毁灭性的打击。举例说，１８２４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布为一百万码（一码等于三呎），１８３７年猛增到六千四百万码。印度的纺车和织机迅速为英国蒸气机所摧毁，手工业工场纷纷倒闭。纺织业的著名城市达卡，过去有十五万居民，１８４０年就减少到二、三万，城内长满荆棘，疟疾流行，由一个繁华的城市变成了一个贫穷的小镇。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英国殖民者摧残印度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战争带来的恶果。广大手工业者和农民，深受国破家亡之苦，他们很自然地成为反英起义的主力军。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为了适应本国工业发展的需要，从１８４８年戴贺胥任印度总督以后，颁布了取消王公特权和兼并土地的政策。他制定了“丧失权利制”，不承认封建统治者的立嗣权，剥夺了他们的恤养金，兼并了詹西、奥德等十多个邦，大约使土邦的面积减少三分之一。这激起了王公们的不满，其中有些人后来参加到反英起义队伍中来。
英国殖民者出于“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从当地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中招募了二十万士兵，作为镇压两亿印度人民的力量，同时由四万英籍军官监视和控制这二十万印籍军队。当英国利用土兵征服整个印度以后，对土兵也改变了政策：干涉他们的信仰，触犯他们的种姓，削减他们的薪饷，驱使他们远离家乡到阿富汗、缅甸、伊朗和中国为殖民者卖命。这都引起印度土兵极大的反感。这些受尽英籍军官欺凌和压迫的土兵，是当时印度人民群众中唯一的有组织、有训练、有武装的力量。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反英民族大起义的先锋。
英国殖民者大大强化殖民统治，使印度人民“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①。任何民族压迫都势必引起全民族的反抗，印度民族起义日益酝酿成熟了。
起义的爆发和德里起义政权的建立十九世纪中期，印度到处弥漫着对英国殖民者的不满情绪，社会各阶层都在秘密酝酿起义。从 １８５６年起，作为起义的信号的薄饼在农村传送，红莲花在土兵中传递。在德里和马德拉斯等大城市不断出现公开号召起义的文告，一些揭露殖民罪恶的传单也在各地张贴，这些迹象表明，一场反英大起义的火山即将爆发。
１８５７年初，殖民当局发下涂有牛脂和猪油的新子弹，使用时必须咬破包装纸。信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土兵认为这是侮辱他们的宗教，拒绝使用。因为按照宗教习俗，印度教徒禁食牛肉，伊斯兰教徒忌食猪肉。３ 月在加尔各答附近的一个驻地，一位名叫曼加尔潘迪的土兵号召同伴不接受涂油子弹，并开枪打死三个英国军官，被判处绞刑。但是，屠杀并不能制止起义，反而加速了起义的爆发。
１８５７年５月１０日，驻在德里附近的米鲁特的土兵首先发难，这可贵的第一枪点燃了印度民族大起义的烈火。起义的印度土兵和以后的起义者鉴于大敌当前，放弃了宗教偏见，用他们曾经拒绝使用的涂油子弹来回击英国殖民者。土兵本来是英国殖民者用以统治印度人民的武装队伍，现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①
米鲁特解放后，起义军向德里挺进，５月１１日清晨，进抵德里城下。城内军民纷纷响应，严惩英国军官，烧毁殖民者的住宅，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面对民族敌人并肩战斗。德里的反英斗争进行了六天，５月１６日，起义者完全控制了德里。在德里正如在米鲁特一样，城市市民和郊区农民支持了起义。
德里收复后，起义者把莫卧儿王朝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赫二世（１８３７—１８５７年在位）推上王位。同时成立了由六名军官和四名文官组成的行政会议，掌握了实权。行政会议发表文告，号召人民不分宗教信仰，团结对敌。行政会议还颁布命令，废除“柴明达尔制”，取消贫民捐税，对地主、富商和高利贷者征收特别税。
德里起义政权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它意味着起义者取得了全印的政治中心，增强了起义的全国意义，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起义的烽火很快就燃遍了整个印度，北起尼泊尔边境，南至德干，东起孟加拉，西到西北部的旁遮普，尤其是北印度恒河中上游两岸的城镇，起义更加风起云涌。５月末，阿赫马德沙领导的奥德人民起义，不到十天时间就彻底清除了英国殖民者的行政机构。６ 月初，在那那萨希布和坦提亚托比领导下，康普尔的军民把殖民军打得落花流水，举起白旗投降。在朱木拿河南岸的詹西土邦，女王拉克西米巴伊率众起义，并于６月恢复了被英国人吞并的詹西。与此同时，各地农民也展开了反封建的斗争，他们拔掉地主土地上的界标，焚烧地契，废除债务，驱逐地主和种植园主，夺取他们的财产，积极配合、支援土兵，或直接参加武装战斗。
为民族自由的浴血战斗　印度民族起义的风暴震撼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起义爆发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印度这块英殖民帝国侵略亚洲的奠基石，就被起义人民动摇了。当起义群众团结一致向殖民者勇猛冲击的时候，那些平日骑在印度人民头上跃武扬威的殖民分子却表现得惊恐万状，窘态百出。在英国总督府的所在地加尔各答，英国官员犹如惊弓之鸟，坐立不安。总督肯宁，在风暴刚一来临的时候，感到住在加尔各答有危险，于６月的一天夜晚，仓皇地溜到英国军舰上去了。当加尔各答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时候，肯宁要求英国政府速派援军，运送武器，并赶忙调回以前派往伊朗的英军，截留派赴中国的侵略军，把他们投放到起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德里、勒克瑙、詹西等几座大城市为中心的主要战场。在这些战场上印度军民英勇杀敌，给予英国“讨伐军”以极其沉重的打击。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斗争更加艰巨而复杂了。
德里起义政权建立后，行政会议采取的一些反封建措施，使封建王公、地主和高利贷者惶恐不安。他们与殖民者秘密勾结，叛变投降，造谣惑众，挑起内讧，并囤积粮食，制造饥馑，从内部瓦解起义政权。１８５７年６月，英军首先围攻德里。据守德里的四万起义军英勇善战，不断奇袭敌人，致使英军围住德里三个月内不敢攻城。但是起义缺乏统一指挥，没有乘胜追歼敌军。９ 月，增援部队到达以后，英国殖民军发起猛烈攻势，用重炮轰破德里城。在城内展开了六天的激烈巷战，英军死亡五千多人，两个英军司令官也被击毙。由于以巴哈杜尔沙赫二世为首的贵族集团屈膝投降，起义军不得不撤出德里。英军入城后，残酷屠杀，血流成河，尸体满城。
德里失陷以后，起义的中心转移到奥德首府勒克瑙。早在１８５７年７月，起义军就击毙了该地英国行政长官亨利劳伦斯，控制了勒克瑙和奥德全省。其后又多次打败英军的猖狂进攻。１８５８年初，英军集中九万重兵猛攻勒克瑙。这是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也是印度人民保卫起义中心最富有广泛人民性的一次伟大战斗。当时勒克瑙的保卫者的人数多达二十万，其中土兵只有三、四万人，而绝大多数是农民群众，充分表现了农民主力军的作用。军民浴血奋战，在困难重重、无险可守的条件下坚持战斗二十多天，使英军遭到重大损失。最后，由于缺乏统一领导，掌握领导权的封建贵族屡起内讧，英军趁机攻陷了勒克瑙。殖民军进城后洗劫两星期，抢走价值五、六百万英镑的财产。
勒克瑙陷落以后，英国殖民军又进攻中印度的詹西。民族的荣誉和自由，鼓舞着詹西人民。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詹西土邦女王拉克西米巴伊挺身而出，率领军民誓与英军决一死战。４月３日，英军突入城内，詹西军民在枪林弹雨中进行巷战和白刃战，杀死大量敌人。巴伊临危不惧，手执武器，骑乘白马，闪电似地驰骋在最危险的第一线。但是，强弱悬殊，寡不敌众，武器也差，詹西城终于陷落。城陷之时，巴伊身穿男装，腰系养子，带领一支队伍突出重围，后来在一次激战中，坠马阵亡，以身殉国，时年二十三岁。她以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不畏强权的英雄气慨而成为印度历史上一位流芳百世的巾帼英雄。
随着詹西失陷，印度民族大起义由城市保卫战转为游击战（１８５８年６月—１８５９年１２月）。１８５８年底，英女王颁布诏书，“保证”不侵犯印度王公地主的特权和地产。结果，绝大多数王公地主表示愿为殖民者效忠。当时在游击战中坚持斗争的只有昆瓦尔辛格和坦提亚托比，前者受重伤牺牲，后者被瓜辽尔封建地主出卖，从容就义。但各地游击战争一直坚持到 １８５９年底。
历时两年之久的印度民族起义，是印度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的民族起义，是印度人民对英国殖民统治一百年来的大反抗。它唤起了印度人民的觉醒，显示了印度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坚强意志，也沉重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领导权掌握在土邦王公和封建主手中。当时，印度社会正处在封建主义解体过程中，参加起义的阶层虽很广泛，但还没有形成一股足以领导起义到胜利的革命力量。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暂时表现不甚明显的时候，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才结成反英同盟。然而这个同盟是有条件的，暂时的，不巩固的。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和殖民者采用拉拢封建主的新政策时，这个同盟就分裂了。接着而来的，就是封建王公的动摇妥协，叛变投敌。至于在起义中与人民有联系的、坚持战斗的、甚至献身的领导者，那只是印度数百个土邦王公中的凤毛麟角。从印度民族起义的教训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地主阶级决不可能把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制度结合起来，更不可能把民族起义进行到底。民族起义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之手，是决定起义成败的关键。 第四节　日本的“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
十九世纪中期的社会经济状况　十七世纪末，日本封建社会发展到了它的最高阶段，人口增加，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就在这个时候，德川幕府的统治（１６０３—１８６７年）开始露出破绽。掌握全国大权的幕府将军以及统治各“藩”的大名因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以致财政拮据，不得不拜倒在商人脚下，向他们借贷。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在享保年间（１７１６—１７３５年）实行改革，暂时解决了幕府的财政困难，但也没有维持多久。十八世纪后半期，歉收、饥馑频繁发生，农村堕胎、杀婴盛行。无以为生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从派代表向幕府控诉，发展到全村村民暴动以至全藩性的大规模起义。城市贫民要求降低米价的米骚动日益增多。反映农民利益的思想家安藤昌益提出了消灭一切剥削，回到自耕而食、自织而衣的“自然世”的乌托邦思想。十八世纪末，幕府老中松平定信再次实行改革①，妄图维护幕藩体制。但是封建制度瓦解之势非人力所能挽回。到十九世纪中期，幕府封建统治已处于严重危机之中。这特别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封建自然经济趋于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萌芽。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特征的自然经济是幕藩体制的经济基础。早从十八世纪初以来，日本的商品生产和流通有了一定的发展。商品货币经济渗入农村，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农村中阶级分化加速进行。新兴的商业高利贷资本以提供原料或生产工具以及包收产品的形式，控制农民家庭手工业；有的出资招募农民或手工业者，建立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场。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最初在纺织业中出现，十九世纪前半期扩展到榨油、制蜡、制糖、酿酒、造纸、采矿、铸造、陶瓷等生产部门。到１８６７年，全国各生产部门的手工工场共有四百多家。虽然由于幕府的抑制政策，手工工场发展缓慢，在生产中还不占统治地位，但它的出现表明，封建生产关系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势须突破它。
其次，地主资产阶级开始形成，封建等级制度发生动摇。富裕农民和商业高利贷资本兼并贫农的土地，或开垦新田，成为新兴地主。十九世纪中期，在他们手中集中了全国约三分之一的土地，但土地所有权并未得到领主的承认。他们大多出租土地，征收地租，同时经商、放高利贷、开办手工工场，他们一身数任，既是地主，又是资产阶级。新地主、商业高利贷资本家、手工工场资本家是介于封建领主和农民之间的中间剥削者。他们政治地位低下，经济活动没有保障，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或与封建领主相勾结，或买得佩刀称姓特权，挤进武士行列。由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刺激，一些下级武士冲破禁令，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转化为工商业者。有的收商人为养子，或入嗣商人为养子。另一些人改行当教师、医生。更多的则沦为无固定主人和职业的“浪人”。贫困的下级武士产生了“恨主如恨敌”的现象。幕府赖以维持统治的阶级基础和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事实上濒于瓦解。
最后，阶级斗争空前尖锐，各种改革思想抬头。十九世纪前半期是德川时代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次数最多和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从１７８５年到１８６７年的八十多年间，仅农民起义就爆发了一千四百零九次。其中，１８３７年２月发生在幕府重镇大阪的起义最有代表性。这次起义领导者大盐平八郎是下级武士，豪农参与策划和提供经费，主力则是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前散发的檄文揭露了幕府统治的黑暗，提出了恢复“神武天皇政道”即古代理想社会的口号。大盐起义虽仅数百人参加，一日内被镇压，但它是所有革命势力联合推翻幕府统治的一个尝试和信号。正是在大盐起义的强力推动下，１８４１年幕府的老中水野邦忠为了维护幕府的封建统治实行“改革”。这次改革力图压制资本主义发展，恢复自然经济，压制改革思想，加强封建领主地主，因此具有反动性质，不到两年便宣告失败。在这同时，西南地区社会生产力比较发达的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各藩改革派得到地主商人的支持，在“登用人材”、“振兴产业”、“刷新文武”的口号下，进行了藩政改革。虽然它没有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但为下级武士参与藩政、发展商品经济和学习西方军事科学过术开辟了道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改革的不同结果，开始改变幕府和西南各强藩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也逐渐表面化。总之，十九世纪中期，幕藩体制矛盾重重，幕府统治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
西方炮舰强制的“开国”　从十八世纪末起，西方国家为了争夺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纷纷将侵略矛头指向日本。早就觊觎日本北方领土的俄国，１７９２年派遣使节到日本，要求开港通商。１７９４—１８５４年六十年间，俄、英、法、美等国与日本接触多达五十次。它们共同的目标是要求开港通商，但屡遭幕府拒绝。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幕府深感威胁，１８４２年改变炮击一切外国船的强硬态度，允许外国船在日本港口加煤上水。但是幕府仍然坚持十七世纪中期以来实行的“锁国”政策。
美国急于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建立殖民扩张据点和捕鲸船队中继站，决定用武力迫使日本“开国”。１８５３年７月，美国海军准将柏利率领军舰四艘，强行驶入东京湾的浦贺港，要求幕府接受美国总统的国书和缔结通商条约。在武力威胁面前，惊慌失措的幕府不得已放弃“锁国”的祖法，于次年３月在神奈川（横滨）签订《日美亲善条约》（通称“日美神奈川条约”）。根据条约规定，美国船舶可以驶进日本下田和函馆两港，可以在那里装添煤炭、粮食和淡水；日本政府不限制来到日本的美国人的自由，并“予以优待”。１８５８年７月，美国总领事哈里斯又强迫幕府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开放函馆、神奈川、长崎、新泻、兵库等五港通商；输入日本的货物及输出日本的产品实行协定税率；美国在江户派驻外交代表；美国在日本享有建立类似租界的居留地和领事裁判权等特权。日美签订条约后，荷、俄、英、法等都一一相继援例，迫使幕府签订类似的条约。这些条约规定欧美列强在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租地权，严重地破坏了日本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协定税率又破坏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日本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强制，和亚洲许多国家一样，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化的危险。
在丧失关税自主权的情况下，开港引起了严重后果，即日本开始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１８５９—１８６７ 年，日本进出口贸易猛增，据统计１８５９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一百九十五万美元，１８６７年增到三千五百多万美元，进口大于出口。外国廉价工业品蜂拥而入，充斥日本市场。日本脆弱的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无法竞争，纷纷破产。出口主要是原料和食品，其中主要是生丝，占总出口的５０％到８０％。生丝大量出口影响丝织业，仅桐生一地就有一千五百名手工业者失业。外国商人还利用日本黄金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用白银套购黄金，攫取暴利。结果黄金大量外流，加剧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广大农民、城市贫民和下级武士生活痛苦不堪。
贪得无厌的欧美列强利用幕府软弱无能，不断提出损害日本主权的要求，粗暴地干涉日本的内政。１８６１年，沙俄军舰进击对马岛，企图永久占领，只是由于对马人民奋不顾身抵抗，才未得逞。１８６３年，英、法借口保护侨民，派军进驻横滨，建立兵营和弹药库，横滨港形同英国的军港。１８６４年，以报复前一年长州藩炮轰外国船为由，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下关，并乘机迫使幕府签订改税协定，降低主要商品的进口税。１８６７年，幕府为了苟延残喘，不惜加紧投靠法国，甘愿充当洋奴买办。欧美列强的侵略和幕府的卖国投降政策，使日本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越来越严重。
倒幕运动　民族危机促使阶级斗争迅速而急剧地发展。开港后，日本人民的反封建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农民不仅反对幕府的封建统治，而且提出改革社会的口号，并与城市贫民联合，共同斗争。１８６６—１８６７年两年间共爆发了一百四十次农民起义和四十二次城市贫民暴动，次数之多、范围之广、斗争之激烈，在日本历史上是空前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斗争严重动摇了幕府的统治。
面对欧美列强，幕府将军感到危急的时候，一面派人请示天皇，一面通令各藩诸侯出谋划策。自此以后，长期处于京都宫廷无所作为的天皇和公卿又厕身于统治核心的行列，被排斥在中央政府之外的旁系大名也获得了政治发言权，这说明幕府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而且各种反对幕府的政治势力日益向京都的天皇朝廷靠拢。这就形成了江户幕府和京都朝廷两大力量中心。下级武士和志士们激烈地批判幕府屈服于列强压力签订不平等条约。幕府采取高压手段，更激起反对派的愤怒。１８６０年３月，水户藩士在江户樱田门外刺死了幕府大老①井伊直弼。这个事件成了倒幕运动迅速发展的信号。
日本的资产阶级十分软弱，因此，从旧营垒中分化出来的、早就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中下级武士，特别是西南诸藩的中下级武士，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成为倒幕运动中最活跃的角色，成为倒幕运动的领导者。他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同幕府相对抗。“尊王攘夷”观念本来是幕府巩固封建统治、推行“锁国”政策的理论根据。但倒幕派提出这个口号却具有新的意义，它反映了反对外国侵略、反对幕府投降政策的要求。在封建割据的条件下，这是唯一能够团结一切反幕势力的口号。
樱田门事件后，倒幕派在“尊王攘夷”口号下，云集京都。他们策动天皇发布“诏书”、“敕命”，压迫幕府改革幕政和定期“攘夷”。有的袭击外国人，制造事端，迫使幕府处于困境；或进行恐怖暗杀活动，张揭帖，散传单，攻击和恐吓幕府；甚至公开打出倒幕旗号。１８６３年，长州的倒幕派组织了武装，后来，许多藩也相继仿效。倒幕派一时左右了政局。１８６３年８月，幕府发动政变，一举把他们赶出京都。次年７月，长州藩武士重整旗鼓，再度向京都进兵，又被幕府军击溃。１８６４年，幕府发动内战，讨伐长州藩，掌握藩政权的保守派向幕府投降。倒幕派暂时处于逆境。
倒幕派决定改变斗争策略。１８６５年初，长州藩倒幕派在高杉晋作领导下发动内战，夺取藩政权，建立了牢固的立足点。同时进行军事改革，创建了一支以农民为主体、采用西式武器和战术的新式军队，积极准备用武力打倒幕府。另一西南强藩萨摩藩也转向武力倒幕。１８６６年１月，长州藩和萨摩藩结成了倒幕同盟。四国舰队炮击下关后，西南各藩已放弃盲目排外的做法。英国也改变原先支持幕府的政策，转而支持倒幕同盟，并向倒幕军供应军火。形势日益不利于幕府。为了打击倒幕势力，幕府不惜孤注一掷，１８６６年发动第二次讨伐长州藩的战争。但萨摩藩拒绝出兵，其他大名也不热心。这次征长战争终于以幕府失败而告终。
在萨、长两藩的影响下，全国的倒幕势力逐步联合起来，并又开始向京都集结。１８６７年１０月，倒幕派搞到了以年幼的明治天皇名义颁发的讨幕密诏。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妄图垂死挣扎，他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表面上表示辞去将军职位，将“大政”“奉还”给天皇，实际上则企图保持实权地位。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倒幕派领袖识破了这个阴谋，于１８６８年１月３日毅然发动宫廷政变，宣布“王政复古”，成立天皇制新政府，并决定罢免德川庆喜的官职，没收幕府的领地。
“王政复古”的政变成功，萨摩、长州等强藩等倒幕势力宣布新组成的政府是日本唯一的合法政府。德川庆喜不甘心失败，首先挑起了内战。１８６８年１月底，新政府军五千人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战斗中大败幕府军一万五千人。政府军乘胜追击，进逼江户。５ 月初，德川庆喜被迫投降。统治日本二百六十多年的德川幕府被打倒了。１８６９年春，新政府迁都东京，①６月，消灭了盘踞在北海道的幕府残余势力。历时一年多的内战结束了。人民群众在这个摧毁德川幕府的国内战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除直接参加政府军外，还在各地起义配合，或积极支持政府军。正是在人民的支持下，政府军才打败了三倍于自己的幕府军。
明治维新　１８６８年４月，日本新政府以天皇宣誓的形式发布施政纲领，强调要“破除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还说要“万事决于公论”。根据这个纲领，新政府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实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改革。因为是在明治年间实行的，所以称“明治维新”。这次改革，归结起来，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废除封建领主制，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１８６９年夏实行“奉还版籍”，取消大名对领地和人民的统治权。大名被命名为藩的藩知事，成为新政府的地方官。１８７１年８月废藩置县。这就是打破藩界，重划全国行政区。全国行政区划分为三府七十二县（后改为三府一道四十三县），由中央政府任命府县知事管理。通过废藩置县，废除了大名的封建领地和领主权力，使封建的分立制受到决定性的打击。
第二，改革封建等级制，宣布“四民平等”。废除大名、公卿称号，改称华族，武士改称士族，农工商及贱民统称平民。废除武士佩刀等特权，取消各等级间在职业、通婚、日常生活方面的各种限制。平民获得称姓的权利。取消武士等级采取赎买办法，以尽量避免或缩小武士的不满和反抗。
第三，改革封建军制，建立近代化军队。１８７３年１月①，颁布征兵令，开始实行征兵制，在“国民皆兵”的口号下，强征大批青年，建立常备军。这支军队称为“皇军”，即天皇的军队，强调效忠于天皇，并贯彻“武士道”精神。同时在内务省统辖下，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央集权的警察制度。
第四，改革土地制度，实行新地税法。１８７１年秋，取消种植商品作物的各种限制，允许作物栽培自由。１８７２年２月，解除土地买卖禁令，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自由，并颁发土地执照。１８７３年７月，改革地税，废除根据土地收获量定税额和交纳实物的旧税制，实行按地价的３％（后改为２．５％）向土地所有者征收货币地税的新税法。这次改革为寄生地主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五，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扶植资本主义经济。１８７０年秋设立工部省后，聘请大批外国专家和技师，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建立国营为主、铁路和矿业为重点的近代工矿企业。１８７１年１１月，右大臣岩仓具视率领庞大的考察团访问欧美各国，历时近两年。考察团深感日本与欧美各国发展的差距。回国后立即设立内务省（１８７３年１１月），集中力量抓工业建设。内务省侧重在轻工业部门，保护、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并逐渐从模仿、依赖外国向自力更生、结合本国特点的建设方向转变。
第六，改革旧的风俗习惯，提倡“文明开化”。１８７２年颁发“学制”令，规定统一的学制，设立西式学校，强制普及初等教育。提倡学习欧美资本主义文明，吃西餐、穿燕尾服、理分发、跳交际舞、盖洋楼，欧化风靡一时。但注意民族传统教育，以克服“文明开化”中出现的崇洋媚外、风俗败坏等不良倾向。
新政府推行各项改革，总目标是建设一个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国家。它的口号是“脱亚入欧”。它的政策比较正确，重视民族传统，结合本国特点，因此迅速使日本从一个闭关自守的落后的封建社会和濒临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转变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亚洲唯一的民族独立国家。在日本历史上，明治维新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但是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等领域保留了较多的封建残余。随着日本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资产阶级侵略扩张的贪婪欲望和从前武士阶级的冒险主义结合起来，就把日本推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日益摆脱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恶运，就日益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途径。
第十二章　　十九世纪中期的北美和欧洲
第一节　美国内战
领土扩张和西进运动　继华盛顿而任美国总统的约翰亚当斯曾经扬言，美国是“先天注定”要把领土扩张到整个北美的。这说明美国统治阶级在美国独立不久就想扩张。随着美国力量的增长，这种野心实现了一部分。
独立后的美国领土包括密西西比河和大西洋之间的地区，北同英属加拿大接界，南同西班牙领地佛罗里达接界，西面接连路易斯安那。①路易斯安那在富饶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美国急切地要求占有它。１８０３年，美国乘法军镇压海地独立遭到失败和法国忙于欧洲战争的时机，从法国手里购买了路易斯安那，把美国的领土面积扩张了一倍，并且使美国的势力通过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而达到墨西哥湾。
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的时候，在欧洲，英法关系又紧张起来，英国一再组织反法同盟，对法作战。美国商人和船主，乐于同交战双方贸易，一时生意兴隆。随着英法双方互相加强封锁，美国商人和船主的利益受到损害。英国掌握着制海权，在海上搜查美国船，查抄“违禁品”，捕捉海员，造成了英美关系的恶化。１８１２年６月，英美之间爆发了战争。这一方面是由于英国图谋破坏美国经济和贸易；另一方面是美国统治阶级企图借战争来扩张领土，包括占有加拿大。这次战争，战场上各有胜负。到１８１４年底战争结束时，美国虽未获得新领土，但它经过这次战争确信英国对它独立的威胁已经过去了。英国虽未保证不再在海上劫夺美国海员和船只，但它事实上放弃了对美国贸易的压制。在以后几年的协议中，双方确定，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上互不设防；路易斯安那的北界定在北纬四十九度；广大的俄勒冈地区由英美共同占有。
在第二次对英战争前后，美国又觊觎着西属佛罗里达。１８１０ 年和 １８１３年，美国肢解了佛罗里达，占有它的西部。１８１７年，美国又借口印第安人逃入佛罗里达，派兵侵入佛罗里达。两年以后，佛罗里达成了美国的领土，这是一次强取豪夺。
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扩张主义风靡美国。１８４４年，在新泽西州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有人发言说：
“土地够了，土地够了！？我说，给年轻的美国‘水牛’让开道吧
——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土地：他需要更多的土地作为他的夏季的荫凉
场所，他需要更多的土地作为他的美丽的牧场。我告诉你们，我们将给
他俄勒冈作为夏季遮荫处；给他得克萨斯作为冬季牧场。如象他所有的
同类一样，他也需要盐。好吧，他将有两洋可用——浩瀚的太平洋和汹
涌的大西洋都将属于他。他的谋生之道将不会停顿不前，直到他能在冰
冻的大洋解渴。”
这里提示了扩张的目标：得克萨斯、俄勒冈和太平洋之滨加利福尼亚。当时的得克萨斯直到加利福尼亚的广大地区，都属于新独立的墨西哥。早在１８３６年，美国就挑动得克萨斯叛乱，脱离墨西哥，建立所谓的“孤星共和国”。１８４５年，这个共和国作为一个州并入了美国。１８４６—１８４８年，美国又通过对墨西哥的侵略战争，并吞了从新墨西哥到加利福尼亚的广袤土地。１８４６年６月，英美签订协定，北纬四十九度以南的俄勒冈土地归属美国。不到半个世纪，美国的领土从密西西比河扩张到了太平洋岸。
独立以来，美国疆域不断变化，即不断向西扩张。与此同时，东部各州的人不断西去，先是涓涓细流，后来汇成强劲的激流。第二次对英战争以前，向西移居的人，主要的目的地在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即俄亥俄河流域和田纳西河流域。第二次对英战争期间以及战争结束以后的几年间，一股西进的洪流又涌现出来。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人口飞跃增长，１８１０年只占美国总人口的七分之一，十年以后增长为四分之一。而且西进的洪峰已经越过密西西比河，继续向西涌进。密西西比河两岸，十年间有六个新州加入了联邦。①
西进运动和领土扩张互为影响。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西进的美国人进入得克萨斯，１８３５年左右，那里的美国移民达到三万人左右。在扩张政策的鼓舞下，得克萨斯脱离了墨西哥。对于俄勒冈，美国的皮货商人和猎户早就在那里活动了，传教士也跟着到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掀起了“俄勒冈热”。牛曳篷车群，自东而西，络绎不绝。１８４５年约五千美国人迁移到哥伦比亚河以南地区。１８４７ 年左右，约八千人跋涉在艰苦的“俄勒冈之路”上。那股“俄勒冈热”终于导致了俄勒冈的并入。至于加利福尼亚，美国商人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就到那里同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做生意。四十年代，许多迁往俄勒冈的美国人拆向西南，翻越内华达山，进入萨克拉门托流域。他们对加利福尼亚的富饶、美丽、良好的气候和优良的港湾赞叹备至。美国扩张主义者越来越要吞并这块地方，对墨西哥的战争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独立以后的美国，对印第安人，继承了英国采用过的种族绝灭政策。西进运动和领土扩张对印第安人说又是一场灾难。印第安人遭到屠杀，土地被侵占，还被赶出家园，迁入不毛之地。以佐治亚境内的彻洛基部落为例，他们为保卫家园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１８３８年，联邦政府悍然派出军队，强迫他们背乡离井，向西迁移。他们悲痛欲绝，因此称他们西去的道路为“眼泪之路”。
经济的发展和南北矛盾的加深　美国建立之初，它的工业仍然停留在家庭手工业阶段。欧洲拿破仑战争和英美第二次战争期间，美国的许多小工厂生产的商品补充了本国的种种需要，国家的关税政策也鼓励了工业的发展。１８１５年以后，美国人抓紧了新时机，除了大批大批地涌入西部土地外，许多人投资兴建道路、开办工厂或进行海外贸易。由于以下的基本条件，十九世纪上半期美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发展起来了。国民生产总收入，１７９９年为十亿零八千七百万元，１８５９年增长到八十九亿七千万元。同一时期，农业生产增长，但是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从１７９９年的３９．５％降为１８５９年的３０．８％，制造业和商业却分别从１７９９年的４．８％和５．２％各增长到１８５９年的１２．１％。
首先，美国当时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外国移民不断迁来，而且日益增多。从１７９０年到１８３０年，约有四十万人移入；１８３０年以后的三十年，猛增到二百五十万人。他们不仅补充了劳动力，而且许多人还带来了技术。其次，多年来美国进行了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对印第安人的剥夺、大规模的走私、独立后的土地投机买卖、海外贸易等等都使资本家手中积累起大量资本，满足了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三，美国继英国之后进行了工业革命，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皮革制造、羊毛纺织、制铁、制陶和玻璃制造等工业部门中，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厂制度代替了手工业生产制度。四十年代末开始以机器制造机器。工业革命使工业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在美国不仅提高了工业的生产，而且显著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举例说，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一下子把轧棉的工效提高了五十倍，其结果使棉花种植业在南部种植园里兴旺起来。十九世纪中期，播种机、收割机、脱粒机和割草机的使用，大有助于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发展，使中西部变成了大谷仓。第四，公路、运河、铁路的大规模兴建，促进了国内市场联系的加强，特别是密切了西部农业和东部工业区的经济联系，又有力地促进东北部工业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北方与南方的两种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加深了。北方的资本主义自由劳动制度，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求扩大商品市场，扩大原料来源，要求有更多的自由劳动力。南方的种植园奴隶制度要求扩大奴隶数量，推广种植园经济，阻碍向自由劳动制过渡，束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奴隶主把大量棉花和其他工业原料运往英国，从英国输入大量工业品，使得北方几乎丧失了南方的丰富原料和广大销售市场。
南北双方沿着不同的经济道路发展，对立越来越尖锐，关税和土地问题就是双方对立的例证。北部工业资产阶级要求提高关税税率，以遏制外国竞争性商品的流入；而南部种植园奴隶主反对提高关税，因为他们要自由地向英国销售棉花，从英国购买廉价工业品。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很多北部人要求联邦政府将公共土地免费分给真正的定居移民耕种，而南部种植园奴隶主认为，免费分给耕地意味着他们大多数将从西部被排挤出去。双方的矛盾和斗争集中表现在黑人奴隶制度的存废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又关系到双方政治力量的消长。举例说，随着疆域的扩张，总碰到那里将以“自由州”还是“蓄奴州”的名义加入联邦的问题。南方的奴隶主看到，由于南方各州人口的增长比北方缓慢，他们在众议院的议员无法超过北方各州。但是不论各州人口多少，在参议院的议员都是两名，而参议院又拥有很大的权力。因此他们力图扩大“蓄奴州”的数目，以扩大种植园奴隶制经济，攫取参议院的政治优势。１８１９年，密西西比河西岸的密苏里申请建州，加入联邦。当时，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包括二十二州，自由州和蓄奴州各半，在参议院的人数势均力敌。因此，密苏里应建为自由州还是蓄奴州成为南北双方争执的焦点，成为全国注目的问题。１８２０年，国会通过了《密苏里妥协案》，确定密苏里为蓄奴州，同时从马萨诸塞州分出缅因州，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还规定在西部土地上以北纬三十六度三十分为分界线，将来那里建州，分界线以北为自由州，以南为蓄奴州。这次斗争尽管以妥协而平息下来，但是矛盾依然存在。四十年代末，在侵占的墨西哥土地上又发生建立新州的性质问题。经过斗争，国会又通过了一系列法案，总称为《１８５０年妥协案》，规定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至于新墨西哥和犹他地区的奴隶制存废问题，将由当地居民决定。由于当地白人居民多数是奴隶主，其结果可想而知。法案还规定，联邦政府通过有效的法律，帮助奴隶主追捕逃亡奴隶。因此，这次妥协引起广大人民特别是废奴运动者的愤慨。废除黑人奴隶制度的问题日益尖锐地提到日程上了。
废奴运动的发展　美国建立之初就提到奴隶制的存废问题。主张废奴的人认为，奴隶制度违反革命和独立宣言的精神。制宪会议期间，有人提议废除奴隶，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代表威胁说，如果宣布奴隶非法，他们的州将不参加联邦。当时也有人乐观地认为，由于烟草的种植消耗地力很快，烟草的种植势必萎缩，奴隶的使用势必减少以至消灭。没有料到由于轧棉机的发明，棉花成了种植园的主要经济作物。南方各州成了“棉花王国”，奴隶制度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种植园奴隶主的贪心和政治权欲膨胀起来了。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美国兴起一股改革热潮，为工人为妇女要求权利，主张禁酒，提倡兴办自由民众教育等等，而最重要的和影响最大的则是废奴运动。１８２２年，黑人丹麦维塞在南卡罗来纳领导的黑人暴动，１８３１年，黑人奈特特纳在弗吉尼吉领导的黑人暴动，都说明了问题的紧迫性。奴隶主虽因此加强了防范，但是在北方，废除黑人奴隶制度的呼声更是洋洋盈耳了。废奴运动团体蓬勃成长起来，“新英格兰反奴隶制协会”和“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相继成立。北方各州有很多协会组织，把千百万群众吸引到运动中来。
废奴运动本质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北方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需要而反对奴隶制。有觉悟的工人认识到废除奴隶制关系到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壮大而参加运动。广大的农民为争取西部的自由土地而进行反奴隶制的斗争。黑人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更是废奴运动的天然主力军。领导运动的是北方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广大的工人、农民、黑人和妇女是这个运动的群众基础。
在“新英格兰反奴隶制协会”和“美国反奴隶制协会”成立前后，废奴派在北方各地展开了热烈的宣传鼓动活动，从各方面揭露和抨击奴隶制度的罪恶。著名的废奴运动活动家、贫苦水手家庭出身的散文家威廉劳埃德加里森，１８３１年在波士顿创办《解放者》周报，宣传立即解放奴隶。
他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我将象真理那样严厉，象正义那样坚定。”在黑人中，奴隶出身的弗里德里希道格拉斯在废奴运动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１８３８年，他从马里兰州逃到北方，以亲身的经历揭发种植园奴隶制的黑暗和残酷。他各处奔走呼号，在废奴派的会议上发言。他用火一般的语言，表达了黑人对奴隶制的深仇大恨；以令人信服的论据驳斥了白人优越论，指出它是为奴隶主阶级统治服务的。１８５２年３月，在废奴运动的高潮中，出现了脍炙人口的小说《黑奴吁天录》（又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哈里特比彻斯托夫人在小说中以黑奴汤姆的经历为线索，生动地刻画了黑人在奴隶制度下的悲惨生活，具体反映了奴隶主折磨奴隶的情景、黑人被转卖时家庭被拆散的令人心碎的场面以及逃亡奴隶的勇敢机智。小说一出版就风行全美国。一年之内就在美国印行了一百二十万部，在英帝国范围内也出售了百余万部。后来，它被译成二十三种文字出版，低价出售。这部书深深激动了群众的感情，使读者从感情上痛恨奴隶制度。
废奴派不仅进行宣传鼓动，还组织“地下铁道”帮助南方黑人奴隶逃出种植园，把他们运送到北方自由州或加拿大。参加带送的人称为“乘务员”。他们敢入南方龙潭虎穴，把奴隶带走；他们机警灵活，能够躲过拦阻追捕，往往夜行昼宿，辛苦备尝。他们有的被抓获、被罚款、被监禁，但是仍然前赴后继。参加“地下铁道”工作的有白人、有黑人，他们为黑人奴隶的自由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举例说，马里兰州，有个传教士查理特纳托利曾经指导约四百个黑人奴隶获得自由，而他本人最后死在牢房里。最著名的黑人“乘务员”哈里特塔布曼是一个妇女，１８４９年逃出奴隶主的火坑。她身为奴隶时，因帮助另一个奴隶逃走而被监工打伤，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她参加“地下铁道”工作后，不顾病痛，不怕奴隶主悬赏四万美元买她的头，十九次深入南方，先后带走三百个黑人奴隶，使他们获得自由。“地下铁道”的运送线，或从南方经特拉华州、马里兰州到达宾夕法尼亚州，或穿田纳西州、肯塔基州、俄亥俄州南部到达印第安纳州，或经圣路易斯城溯密西西比河北上进入衣阿华和堪萨斯。沿途有人接应，又有掩蔽地方供作住宿场所。究竟通过“地下铁道”解救了多少黑人，没有确数可说，据估计可能有五万人之多。这对种植园奴隶制经济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内战爆发　《１８５０年妥协案》反而使奴隶主的贪欲越来越大。他们强行追捕逃亡奴隶，又企图破坏《密苏里妥协案》的规定，要把奴隶制扩张到北纬三十六度三十分以北的堪萨斯地区，造成了１８５６年下半年废奴派和奴隶制维护者在那里的武装冲突，即“堪萨斯内战”。斗争日趋尖锐，废奴派中间有人认为，“一场反对奴隶制的战争，不管它的范围多么大，不管它是多么猛烈或残忍，都是一场神圣的战争。”武装斗争的思想越来越流行，１８５９年发生了布朗起义。
约翰布朗是一位彻底的废奴运动者，积极地参加“地下铁道”的活动。他曾率领亲属和战友参与“堪萨斯内战”，１８５７ 年开始制订武装起义计划，进行物质准备。１８５９年１０月１６日夜间，布朗在马里兰州的哈泼斯渡，发动了起义，占领了当地的军火库，控制了几个种植场。消息传出，弗吉尼亚州长立即调动民兵一千五百人围攻起义者。在众寡不成对比的条件下，起义者仍然血战二昼夜。他们终于九人牺牲，七人逃脱，连布朗在内六人被俘。后来，布朗和被俘的战友同以谋叛罪被处绞刑。就义以前，布朗写道：
“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这个罪恶的国土的罪恶，只有用鲜血才能洗净。我曾经以为不用流很多的血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我认为这是徒劳无益的”。布朗慷慨就义激起了北方广大群众的悲愤，许多城市在他就义之日举行了悼念。他的死也推动了奴隶起义的发展。布朗起义虽败而影响深远。有人写道，布朗会使“绞刑架同十字架一样放光辉”。这次起义预示着南北之间的内战临近了。在剑拔弩张的形势下，１８６０年美国举行了总统选举。两个主要竞选的政党是几经变化的民主党①和五十年代形成的共和党。
共和党成立于１８５４年，以反对奴隶制的扩张和自由土地为宗旨。自由党人、自由土壤党人、辉格党内的工业资本家和民主党内反奴隶制的工人、农民都加入了共和党。这个党本质上是一个以反对奴隶主势力为目标的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农民、工人和黑人的联合组织。工业资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共和派把反对奴隶制的力量联合起来，同民主党形成对垒的局面。
在１８６０年大选中，南方民主党人坚决要在一切美国领地内扩张奴隶制，同北方民主党人分裂，分别推出两个总统候选人。共和党推出林肯为候选人。由于广大工人、农民、废奴派和知识分子的支持，林肯取得了胜利。
亚伯拉罕林肯（１８０９—１８６５年）出生在肯塔基一个垦殖农民的家庭里，父亲是伐木工，靠双手披荆斩棘，垦殖拓荒。林肯自幼参加劳动，后来当过雇农，船工、店员，担任过农村邮务员和土地测量员，１８３０年迁居伊利诺斯州。他经过刻苦自学，钻研法律，在春田市当上了律师。他多次当选为州议员，也当选过国会众议院议员。林肯相信一切人生而平等，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制度。他出身劳动人民，对黑人抱有同情。他作为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主张黑人与白人在政治上平等。林肯拥护雇佣劳动制度，又主张使工人有上升为资本家的机会。他是一位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反对奴隶制度在美国的继续扩张，但是他害怕美国南北分裂，不敢提出立即废除奴隶制的主张。
１８６０年，共和党在竞选纲领中提出，不再让给奴隶制度一寸土地；实行“促进全国工业发展”的关税；提出分给移民耕地的法案。当选的林肯又是一贯反对奴隶制扩张的。因此大选揭晓以后，南方奴隶主就看到他们把奴隶制扩张到西部土地上的梦破灭了。１２ 月，南卡罗来纳州正式宣布脱离联邦。１８６１年２月，南方又有六个州脱离。这些州的代表开会，宣布组成“南部同盟”，选举密西西比州的大奴隶主杰斐逊戴维斯为总统。虽然联邦政府还力图和解，但是同盟军队悍然挑起军事行动，于１８６１年４月１２日开始炮击南卡罗来纳境内查尔斯顿附近的联邦军队守卫的炮台，挑起了内战。这次战争有它的必然性，正如马克思分析的：“当前南部与北部之间的斗争不是别的，而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再也不能在北美大陆上一起和平相处。它只能以其中的一个制度的胜利而结束。”①
内战（１８６１—１８６５ 年）　美国内战以南方叛乱诸州的挑战而开始。从南部同盟方面说，它进行的是非正义的战争，因为它的目的在于维护和扩大落后的奴隶制度。从联邦政府方面说，它进行战争为的是保存联邦和维护联邦的统一。内战前期，它表示无意干内战期间美国的政治形势涉南方的奴隶制度，这一则是害怕内战发展为危及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战争，一则是担心宣布解放奴隶会把南北边界上的几个蓄奴州推到南部同盟怀抱里去。
内战爆发以后，弗吉尼亚等四个蓄奴州加入叛乱行列，南部同盟共包含十一个州。但是表示继续忠于联邦政府的最后达到二十三个州。①从南北力量的对比上看，北方占有压倒的优势。它占有四分之三的领土，拥有二千二百万人口，工业生产在１８６０年占全国的９２％。南方只占有四分之一的领土，人口九百万，其中黑人奴隶占三百五十万，工业生产在１８６０年仅占全国的８％。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北方在内战前期没有能够发挥力量的优势，而在战场上处于不利地位。
联邦政府军总司令斯科特，计划从海到密西西比河把南方封锁起来，切断南方同外界的联系，扼杀它的经济命脉。这就是所谓的“长蛇计划”。除了封锁之外，北方的战略还要求尽快攻占南方的首都——弗吉尼亚的里士满；控制密西西比河，把南方叛乱各州分割为二。这样，内战前期就产生了两个战场：以波托马克河流域和弗吉尼亚州为中心的东战场，以密西西比河和田纳西河为中心的西战场。
东战场第一次大战役发生于１８６１年７月，联邦政府军队进攻华盛顿西南的马纳萨斯，开头进展顺利，但是南方军队得到增援开始反击以后，政府军队就向华盛顿溃逃了。林肯站在白宫窗前可以看到溃退到首都的军队。所幸的是获胜的南方军队同战败的政府军一样疲惫，没有向华盛顿方面追击。直到１８６２年春，继任联邦政府军队总司令的麦克莱伦却按兵不动。当时北方要求“进军里士满”，林肯也一再催促麦克莱伦行动。３月间，政府军十万人乘汽船沿波托马克河而下，出切萨匹克湾，到达詹姆士河口，向里士满进发。麦克莱伦行军迟缓，又借口等待增援而停滞不前。后来，增援军队被击败于中途。６月底到７月初，双方军队激战七天。南方军队在罗伯特李的指挥下，集中兵力取得胜利。向里士满进军的政府军再次遭到重大的失败，被迫撤退。９月，罗伯特李指挥部队渡过波托马克河，穿马里兰，企图侵入宾夕法尼亚，占领哈里斯堡的铁路桥，切断北部的东西联系。麦克莱伦阻敌安提塔姆溪，那一战是内战中的一场大血战。李退却了，但是麦克莱伦却没有乘胜追击，因此而被免除波托马克河方面军司令①职务。
联邦政府军在东战场败多胜少。在西战场，他们打退了深入肯塔基的南方军队，在田纳西河流域一再取胜。１８６２年，陆军结合海军炮艇沿密西西比河而上，占新奥尔良。上游和下游的政府军一下一上，向维克斯堡进发。西战场形势有利于政府军，在那里出现了著名的将领如格兰特将军和谢尔曼将军。
内战前期，联邦政府不仅在东战场一再受挫，而且在内部受到“铜头毒蛇”的捣乱和破坏，在国际上受到英国干涉的威胁。所谓“铜头毒蛇”指的是北方民主党人中的主和派。他们代表那些同南方奴隶主有密切经济来往的金融、商业集团的利益，实质上是南方叛乱分子在北方的代理人。他们进行反战宣传，有的在国会捣乱，甚至暗里组织人马，准备时机一到发动暴乱。他们的破坏行动遭到了广大人民的直接抵制和反击。至于英国，还有法国同南方关系密切，既需要那里的棉花，又要向那里销售工业品，早就想站在南方一边，实行干涉。１８６１年５月，英国政府承认南部同盟为交战一方。同年年底，英国政府又借口美国海军搜查英国船只，叫嚷要对联邦政府作战。由于英国工人同情美国北方，反对干涉的运动席卷全国，英国政府的武装干涉被阻止了。
林肯政府缺乏果断，反对以解放南方奴隶为作战目标，反对武装黑人，对北方反革命势力抱姑息态度，不敢采取坚决措施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这一切为自己造成了困境。鉴于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鉴于必需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林肯毅然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以顺应民心，争取战争胜利。例如，１８６２年５月２０日，林肯颁布了《宅地法案》，允许耕种西部无主土地连续五年的农民，缴付十美元证件费就可以获得土地一百六十英亩。这是广大劳动者渴望已久和争取已久的。同年７月，林肯签署了《没收法案》，规定没收叛乱分子的全部财产，解放他们的奴隶。但是意义更重大、影响更深远、更能作为向革命战争过渡标志的，则是他在１８６２年９月２２日发布的《解放黑奴宣言》。这个宣言宣布，自１８６３年１月１日起，所有南部参加叛乱各州种植园主的奴隶，应当被视为自由人；这些黑人都被赋予在陆海军里服役的权利。解放黑人奴隶不仅顺应了世界潮流，而且使联邦政府所进行的战争越出了维护联邦统一的消极范围，而具有废除奴隶制度的进步意义。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林肯来说，这一举为他的历史业绩增添了光辉。
林肯政府的这些措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对战局的转变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例如《解放黑人宣言》等于把南方的三百多万黑人奴隶变成了南部同盟后方的反奴隶主同盟军。黑人参军的问题也由此扫平了道路。许多黑人踊跃入伍，到内战结束的时候，参加联邦军队的黑人达到十八万六千余人。１８６２年，在路易斯安那州方面指挥政府军的巴特勒将军组成了第一支黑人兵团——非洲军。在马萨诸塞州组成的五十四团和五十五团全是黑人。黑人为自己的解放英勇作战，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五十四团在后来的一次攻坚战中，牺牲了半数士兵和三分之二军官，成为著名的英雄团队。
１８６３年，联邦政府在战场上虽然仍有挫败，但已获得了转机。７月初，在东战场的葛底斯堡，双方共集中了十六万多人的兵力，进行了内战中最大的一次战役。北方取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使它成为战争的转折点。此后，南方军队放弃进攻北方而转入防御了。在这同时，西战场也传来大捷消息，格兰特将军攻占维克斯堡，打通了密西西比河，把南部同盟彻底分割为二了。经过拉锯，田纳西州的交通枢纽查塔努加也终于由联邦政府军队牢牢占据了。
１８６４年３月９日，林肯任命在西战场取得卓著战功的格兰特将军为联邦政府军总司令。他十分信任格兰特，在给格兰特的信里说：“如果有任何需要而它又是我权限范围之内所能给的，务请告诉我。”虽然战局已经改观，但是南方的主力仍在，还坚守着里士满、亚特兰大和华盛顿西面的谢南道河谷。５ 月，格兰特率领大军南下，搏取里士满，遭到罗伯特李率领的南方军队的坚决抵抗。同时，谢尔曼率军十万，出查塔努加，进入佐治亚州，几经苦战，９月占领南方的铁路、工业和给养中心亚特兰大，接着向海洋进军，年底占领了滨海的萨凡纳，使联邦政府陆海军取得密切联系。第二年初，谢尔曼率部北上，过南卡罗来纳，入北卡罗来纳，一路扫荡南方军队。４月初，罗伯特李被迫撤离里士满，４月９日向格兰特投降。南方各地部队相继交枪，美国内战结束。４月１０日，华盛顿鸣礼炮五百响，广大人民群众到处欢庆自己以鲜血换得的胜利。
内战期间，联邦政府方面牺牲了三十五万战士，为保持联邦的统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就在内战结束的一个多月以前，具体说是１８６５年３月４日，林肯宣誓，第二次就任总统职务。他是在１８６４年大选中第二次当选为总统的。在连任总统宣誓大会上，林肯发表的简短演说中说：“不对任何人怀恶意，要对一切人仁慈为怀。”林肯的仁慈没有消泯敌人的恶意。４月１４日晚上，即内战结束后五天，林肯在华盛顿福特戏院欣赏话剧《我们美国的堂兄堂弟》，被南部的刺客蒲斯枪杀致死。著名诗人惠特曼的诗句表达了美国千百万人哀悼的心声：
啊，船长，我的船长哟！我们可怕的航程已经终了，
我们的船渡过了每一个难关，我们追求的锦标已经拿到，
港，临近了，我听到了钟声，听到了人们的欢呼，
同胞眼望着我们的船，它坚定、威严、勇敢；
只是啊，心哟！心哟！心哟！
啊，鲜红的血滴，
就印在我的船长所躺的甲板上，
他已浑身冰凉，停止了呼吸。
马克思代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起草的公开信里高度评价林肯：“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的人物。这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①
在他被刺的前几天，林肯又指出，要把脱离联邦的那些南方州重新纳入联邦的轨道，这就是重新提出了南方的重建问题。不幸的是艰巨的任务尚未开始，他就被敌方刺杀了。
内战以后美国的重建　内战结束的时候，总统林肯被刺。继林肯出任总统的安德烈约翰逊本是南部种植园奴隶主的伙伴，曾任田纳西州的州长，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当选参议员。内战爆发，他是南部参议员中唯一支持联邦的，因此在１８６４年的大选中作为林肯竞选的伙伴成为副总统。内战中，他同共和党合作，对南部叛乱诸州进行斗争。但是在作为总统对待重建问题，他却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以掩护从前的南部大种植奴隶主恢复对南部各州的控制权。
内战后的重建，实际上是内战的继续。革命的进程给当权的美国资产阶级提出的任务是：“借助法律来根除那些曾用刀剑砍倒的东西，领导政治改革和社会复兴的艰巨工作”。①约翰逊却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向南部种植园奴隶主投降的政策。例如他于１８６５年５月２９日颁发通告，除一小撮南部同盟的头目外，几乎赦免了所有叛乱分子，恢复了他们的政治权、公民权和战时被没收的财产。在约翰逊的支持下，南方的立法、行政大权又落到奴隶主之手。１８６５年到１８６７年，美国经历了约翰逊反动时期。在此期间，南部各州制定了《黑人法典》，不准黑人持有土地，禁止黑人携带武器、举行集会，禁止黑人和白人通婚等等。实际上南部奴隶主的统治复辟了。为了残暴地蹂躏黑人，他们于１８６６年先在田纳西州组织了三Ｋ党等恐怖团体。这些团体对内战时期赞助过北方的白人，也实行恐怖手段。
约翰逊的反动政策，引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激起了共和党激进派的猛烈反对。由于有广大人民作后盾，共和党激进派在国会的势力壮大起来，在两院中占有压倒优势。１８６５年１２月，他们成立了两院重建南方委员会。在１８６６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取得了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多数。激进派同约翰逊针锋相对，使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为南方的重建订出了比较进步的方案。１８６６年６月，国会通过了关于宪法十四条的修正案，具体承认了黑人的公民权。①１８６７年３月，国会又通过了关于重建南方的方案，从而结束了约翰逊的反动时期。
重建方案宣布，除田纳西州外，南方的十个州“不存在合法的州政府”，规定这十个州划为五个军区，分归联邦军事当局管制。这就是否定了约翰逊的重建纲领，不容他草率从事，以掩护奴隶主卷土重来。其次，法案要求军管各州逐步建立黑人与白人共同组成的立宪会议；参加州立宪大会选举的一切人，凡属二十一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不分肤色、种族和过去的地位，都享有选举权；立宪会议根据合众国宪法制定州宪法，交国会批准。这样，黑人的选举权被确定下来了。再次，法案规定，军管各州逐步建立州议会，州议会接受宪法十四条修正案①之后才有权派代表参加国会，重新加入联邦。这些规定从政治方面提出了建设民主的南方的具体办法，却没有从保障黑人和劳动人民的经济权利方面提出根本解决办法，以作为实现上述政治措施的保证。
重建南方的过程，充满了尖锐的矛盾和复杂的斗争。从１８６８年６月到１８７０年７月，军管各州经过改造，重新纳入了联邦的轨道。②黑人名义上自由了，享有公民权，但是仍然受到种族歧视，备受１８６６年开始出现的反动的种族主义组织“三Ｋ党”的迫害，而且土地问题也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到１８７７年南方重建时期结束时，在南方建立民主政权的尝试失败了，种族歧视还是一个严重社会问题。但是经过内战和南方的重建，资产阶级已经夺取了全国的统治权，这为今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二节　俄国的资产阶级改革
农奴制度的危机　十八世纪末年，俄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十九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因素继续发展。１８０４年，全国共有手工工场二千四百多个，工人二十二万五千人；到１８２５年，手工工场增至五千二百多个，工人三十四万。工场中的雇佣工人也不断增加，例如在加工制造工业中，１８０４年雇佣工人占工人总数的４８％，１８２５年提高到５４％。在棉纺织工业中，１８２５年雇佣工人已达工人总数的９４％以上。从三十年代起，俄国开始了工业革命。手工生产逐渐为机器生产所代替，手工工场逐渐转变为工厂。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比较迅速。运河的开凿，把内河与波罗的海、黑海连接了起来，轮船取代了帆船。１８５１年，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的铁路开始通车。工业和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新的生产力与封建农奴制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冲突。发展工业需要更多的自由劳动力，可是大部分农民仍然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已经在工业生产中劳动的雇佣工人，大多数是向地主缴纳代役租的农民。地主有权随时召回他们。所以，他们只是在对企业主的关系上是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还不是真正的近代资本主义雇佣工人。因此，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不高。由于他们随时可能被地主召回，使得工业生产很不稳定。发展工业还需要更为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原料来源，可是农奴制度下的自然经济和农民低微的购买能力很难提供这些条件。很明显，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封建农奴制度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在农业生产中，封建农奴制关系也已开始瓦解。在俄罗斯中部黑土地带和其他土壤肥沃的省份，地主为了获得更多的收成，不断缩减，甚至全部收回农民的份地，把农奴变成家奴，每月发给他们口粮。在北部非黑土地带，那里土质比较贫瘠，地主主要通过提高代役租来增加收入。这就促使农民进城做工或经商。有的地主还允许农民以重金赎取自由。
经济领域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和农奴制度的危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得到了反映。早在十八世纪末年，著名作家拉吉舍夫（１７４９—１８０２年）就写了《从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一书，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农奴制度。从十九世纪起，俄国的先进人士进一步看到了农奴制度的腐朽，要求进行变革。最早起来斗争的是一批受过教育的贵族青年军官。他们由于出国作战和通过阅读外国书刊，受到西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１８２１年，一些军官在乌克兰建立了“南方协会”，领导人是佩斯捷尔（１７９３—１８２６年），提出了推翻专制，建立共和，解放农民并无偿地给予他们土地等要求。１８２２年，在彼得堡成立了“北方协会”，领导人是军官穆拉维约夫和诗人雷律耶夫（１７９５—１８２６年），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废除农奴制度，但土地仍归地主所有。１８２５年１２月，十二月党人在首都举行的武装起义，由于全国的客观革命条件还未成熟和贵族革命家的脱离群众，没有成功。但是它唤起了更多的人来进行反对农奴制度和沙皇统治的斗争。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于１８２５年１２月死去，继位的尼古拉一世（１８２５—１８５５年）以维护摇摇欲坠的农奴制度为己任。为了防止革命运动的再起，他在思想文化方面实行严密控制。他把神学列入大、中学校的必修课程，还建立了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他指使教育大臣提出了一种所谓“正统国民精神”的理论来麻痹人民。这种理论认为，“东正教、专制制度和国民精神”三者是紧密不可分的，俄国人民从来就是拥护教会和服从沙皇的，这就是俄国的国民精神。
尽管尼古拉一世加强了反动统治，要求废除农奴制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尼古拉一世在位三十年间，全国共发生了六百多次农民起义。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人民反对沙皇统治的起义，蔓延到了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革命思想在全国更为广泛地传播。十九世纪上半期反对农奴制度的杰出的革命思想家是赫尔岑和别林斯基。赫尔岑（１８１２—１８７０年）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青年时代就深受十二月党人的影响，立志要废除农奴制度。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积极参加革命学生运动。１８４７年亡命西欧。１８５７年在伦敦创办《钟声》杂志，大力宣传反对农奴制度。他曾经认为可以通过改良的道路来解放农民，但是在现实生活的教育下他终于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１８１１—１８４８年）出身于平民知识分子家庭，是新的一代革命思想家的先驱。他早年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提倡知识救国，后来转向唯物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他通过撰写文艺批评文章宣传革命思想。他在１８４７年写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不仅是对果戈理本人的批评，而且有力地揭露和鞭笞了农奴制俄国的黑暗和腐朽，号召人民推翻沙皇专制统治。这封信成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俄国革命派的战斗宣言。它的秘密传播有力地推动了反对农奴制度的斗争。
１８６１年的资产阶级改革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新的生产力和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阶级斗争空前加剧。在农奴制度的束缚下，资本主义工商业难以继续发展，农业生产也面临巨大的危机。沙俄在１８５３—１８５５年克里木战争中失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同时全面暴露了农奴制度的腐败和落后，使得全国民怨沸腾。广大农民不堪忍受日益增长的剥削，纷纷揭竿而起。１８５８ 年全国共发生农民暴动八十六次，１８５９年增加到九十次，１８６０年达到了一百零八次。农民不仅拒绝给地主服劳役和缴纳代役租，而且提出了废除农奴制度的要求。他们的斗争，有力地威胁着沙皇和贵族地主的统治。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特别是北方非黑土地带的一些地主（他们因经营土地收入不多而兼营工商业），也感到需要进行适当的改革，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统治。１８５５年，尼古拉一世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猝然死去，其子亚历山大二世（１８５５—１８８１年）继位。１８５６年３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对莫斯科贵族的一次讲话中公开声称：与其等待农民自下而上地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地解放他们为好。从此就开始了农奴制改革的准备工作。
在贵族地主阶级内部，对如何进行改革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大部分地主力图把土地保留在自己手里，因此主张在解放农民时不给土地，或只给一小块园地，以迫使他们在改革以后租佃地主的土地，继续处于对地主的经济依附地位。也有一部分地主主张对农民作较多的让步，甚至主张连同土地解放农民，但农民必须为此而缴付巨额赎金。这后一部分地主就是所谓的自由派。自由派主要反映了北方工业较发达省份地主的利益。尽管有这种分歧，地主阶级各个不同集团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就是通过改革来防止农民革命，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
广大农民要求彻底废除农奴制度，无条件地获得地主的全部土地。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就是农民利益的代表。他们主张通过农民革命，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实现农民的要求。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革命民主派的领袖是车尔尼雪夫斯基（１８２８—１８８９年）。他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毕业于彼得堡大学，是一位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和知识渊博的学者，又是一位不屈不挠的革命家。１８５３年，他参加了革命杂志《同时代人》的编辑工作，不久就成了它的实际领导人。他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揭露沙皇政府进行改革的虚伪和不彻底性，宣传革命民主派的改革纲领。他还写了《领地农民同情者致领地农民书》等一系列秘密传单，号召农民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权。
１８６１年３月３日（俄历２月１９日），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关于废除农奴制度的《宣言》和《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法令》。法令宣布农民有人身自由，包括有权离开土地，有权拥有财产和有权以自己的名字进行诉讼、立约等活动。法令规定，全国土地仍归地主所有，农民在得到自由时可以获得一块份地的使用权（份地的数额由各地的法令规定）。为了获得人身自由和份地，农民必须和地主订立契约，并缴付巨额赎金。在订立赎身契约前，农民如需使用原来使用的份地，必须和原来一样服劳役或缴代役租。在赎买份地以前，农民即使已经取得了人身自由，仍要为地主承担各种“临时义务”。农民在改革中获得的份地数额很小。他们原来使用的大量好地被地主夺去，这部分土地称为“割地”。在全国，一。在黑土地带，割地的情况更为严重。此外，地主还霸占了以前与农民共用的水塘、牧场和森林等。
上述法令实施以后，沙皇政府在上层建筑领域也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其中主要的有以下几项：
一、１８６４年成立县、省两级自治机构，包括自治会议和它的执行机构自治局。１８７０年，城市也建立了类似的自治机构——城市杜马和自治局。这些机构在名义上都由选举产生，实际上则分别由贵族地主和富裕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包办，绝大多数农民和城市居民根本无从表达自己的意志。自治机构的权力很有限。它们只是地方政府的辅助机关，主要是管理地方经济、卫生保健和一部分国民教育方面的事务。
二、１８６４年进行了司法改革，建立了统一的各级法院。全国所有的人都在统一的法院内按照同一法律和同一审判程序受审。审判公开进行，有陪审员参加，允许律师辩护。
三、１８７４年进行了军事改革，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年满二十的青年不分等级，都要应征入伍，一部分人服现役，一部分人服预备役。服役期由二十五年缩短至六、七年。革新部队装备，提高军官的训练水平。
１８６１ 年的农奴制改革和随后的一系列改革是沙皇和贵族地主阶级的政府进行的，但就性质来说则是资产阶级的。它们是在封建农奴制社会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西欧一些先进国家，这种改革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而且还伴随着革命。在俄国，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和资产阶级软弱，就由农奴主阶级自己来进行。因此，改革极不彻底，保留了大量封建农奴制残余。土地仍然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国家政权仍然是专制的沙皇统治。这种情况，对于以后俄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１８６１年的改革，是俄国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改革以后，虽然保留了不少封建农奴制度的残余，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开始占据统治地位，俄国由一个封建社会逐步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大工业生产急剧增长。从１８６０—１８９０年，生铁产量增加了两倍，钢铁产量和棉纺织品产量各增加了三倍，顿涅茨矿区的形成使煤的开采量猛增了十九倍。出现了一些新的工业部门，如机器制造工业和石油工业。欧俄地区机器制造工厂总数从１８６０—１８９０年增加了两倍半。在改革以前，全国石油年产量不足一万六千四百吨，１８９０年增加至将近四百万吨。巴库是新兴的石油工业中心。八十年代初，工业革命基本完成，主要的工业部门已普遍使用机器生产。铁路线在１８６１年仅有一千六百公里，改革后的二十年间增长了大约十四倍。产业工人队伍不断扩大。１８９０年，在采矿、铁路部门和其他大工业中劳动的工人达一百四十三万余人。
在农村，由于阶级分化，大批贫苦农民沦为农业无产阶级，而一些富裕农民则不断增加自己的财富。富裕农民不仅购买贫苦农民的土地，而且购买和租佃一部分地主的土地。到了八十年代末，占农村人口２０％的富裕农民占有了全部耕地的将近一半。他们按照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组织形式，办起了不少大农场。与此同时，有一部分贵族地主，为了取得更多的收入，在自己的领地里开始使用雇佣劳动，同时引进新式农具和农业技术，使地主经济逐渐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不过，这种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是比较缓慢的。到八十年代末，在欧俄四十三个农业省份中，地主经济的资本主义经营占优势的只有十九个省份。由于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雇佣农业工人总数在九十年代初达到了三百五十万。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也显著提高。从 １８７６—１８９１年，国内贸易中六种主要谷物的数量增长了一倍多。
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较晚，而且是在大量农奴制残余的条件下发展的。因此，在改革后的三十年间，尽管速度较快，但在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等方面还远远落后于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农劳动群众的状况更为恶化。受苦最深的是贫苦农民。农奴制改革带给他们的不是他们世世代代所盼望的土地和自由，而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和压迫。于是，他们便起来反抗。七十年代初期，俄国革命运动经过一段短期的沉寂以后又开始活跃。七十年代革命斗争中的主要领导力量是民粹派。他们要求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彻底消灭农奴制残余。他们同时又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一种偶然现象，也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因而也必须加以阻止和反对。他们否认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认为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七十年代初，在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等地建立了第一批民粹派革命组织。在民粹派看来，农民有一种本能的社会主义要求，只要知识分子去加以领导就会爆发革命。因此，他们于１８７３—１８７４年发动了“到民间去”的运动。大批知识分子换上了农民的服装，深入各地农村，向农民宣传民粹主义理论，号召他们进行革命斗争。但是，他们的活动并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理解和支持，而是遭到了沙皇政府的镇压。１８７６年，民粹派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土地与自由社”，要求把全部土地分给农民。它的创始人是亚历山大米哈依洛夫。普列汉诺夫是其主要成员之一。这个组织在农村开展了宣传活动。１８７９年，“土地与自由社”分裂为“黑土重分社”和“民意党”。前者基本上坚持原来的路线；后者主张采取个人恐怖手段，完全脱离了群众。革命民粹派运动的失败，是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缺乏正确的斗争方式。他们的失败表明，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俄国农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十九世纪沙俄对外侵略扩张　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由于农奴制度危机日深，沙俄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愈益增强，它渴望掠夺更多的土地，开拓更大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以便满足贵族地主的贪欲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从而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
首先是对高加索的兼并。高加索位于黑海与里海之间，不仅战略地位重要，而且资源丰富。这里原是许多大小不一的部落和封建汗国，其中有些汗国分别处在伊朗和土耳其的统治之下。１８０１年，沙俄经过多年的军事入侵和政治渗透以后，终于宣布兼并东格鲁吉亚。１８１０年，西格鲁吉亚也遭沙俄吞并。在这以后的二十年里，沙俄多次进行对伊朗和对土耳其的战争，结果夺得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地区，从而掌握了整个南高加索。对北高加索山民的征服，由于土耳其和英国的阻挠，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沙俄政府在哈萨克草原上修建堡垒，加紧镇压哈萨克人。从三十年代起，沙皇政府进一步向中亚细亚扩张。它主要采取蚕食手段，或通过军事入侵，或以“自愿归顺”为名，逐步占领了中亚北部的草原地区。六十年代初，美国爆发南北战争，向俄国输出的棉花骤减。这就刺激了沙俄急速占领盛产棉花的中亚南部地区。十八世纪以来，那里有三个大的封建王国，即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它们经常彼此打仗，而国内人民又苦于剥削，穷困不堪。１８６５年，沙俄派兵进入中亚中南部的浩罕汗国，占领了首府塔什干。１８７６年，沙皇政府宣布把浩罕汗国并入帝国版图，称为费尔干纳省。１８６８年和１８７３年，又先后进攻中亚南部的另外两个汗国——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迫使它们臣服俄国，并且割地赔款。１８８７年和１８９９年，沙皇政府分别将这两个汗国割让的地区命名为撒马尔罕省和外里海省，使两汗国名存实亡。１８７７—１８８５年，沙俄征服了中亚最后一个地区土库曼。
欧洲仍然是沙俄侵略扩张的重点。十九世纪初期，在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中，沙俄遇到的劲敌是法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１８０１—１８２５年）于１８０５年和１８０６—１８０７年连续组织了两次反法联盟与法国作战，均遭失败。据１８０７年俄法签订的提尔西特和约，俄国同意退出反法联盟并参加对英国的“大陆封锁”，同时承认法国对战争中取得的领土的占有；法国则允许俄国在瑞典和土耳其有“行动自由”。这就是沙皇“同拿破仑结成了同盟来瓜分世界：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①根据与法国达成的这一谅解，沙俄于１８０８—１８０９年发动了对瑞典的战争，结果夺得了原属瑞典的芬兰，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在波罗的海的地位。“芬兰大公国”成了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大公”由沙皇兼任。它在名义上是一个“自治国家”，但实际上和被沙俄吞并的其他地区毫无差别。沙俄还通过１８１２年和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两次对土耳其的战争，强占了普鲁特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的罗马尼亚领土——比萨拉比亚；同时取得了对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两公国的“保护权”。
１８１２年，拿破仑发动了对俄战争，并占领了莫斯科。俄国人民奋起抵抗，把法军赶出了国境。沙俄利用这一时机，又一次与英、普、奥等国组成反法联盟。１８１４年，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被迫退位，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拿破仑帝国覆灭以后，沙俄终于取得了欧洲霸主的地位。在此后的将近四十年内，沙俄一面镇压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充当“欧洲的宪兵”；一面采取各种方式在巴尔干地区大肆扩张，主要目标是夺取黑海海峡，以进一步巩固在黑海的地位。沙俄的这种扩张活动，加剧了它与英、法的矛盾。于是在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发生了克里木战争。战争一开始是在俄土之间进行，土耳其海军在黑海被俄国击败。１８５４年，英、法向俄国宣战。在克里木半岛上的塞瓦斯托波尔一战，俄国被英、法打败，就此决定了整个战局。根据１８５６年签订的巴黎和约，俄国被剥夺了在黑海拥有军舰的权利，并把比萨拉比亚的部分土地归还给土耳其和摩尔多瓦。克里木战争是沙俄对外扩张道路上遇到的一个重大挫折，动摇了它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
但是，沙俄的对外扩张并未停止。正是在克里木战争前后，它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１８５０年，沙俄以武力强占了我国黑龙江口的庙街。①随后又占领了我国库页岛的部分地区和黑龙江北岸的大片领土。１８５４—１８５７年，沙皇政府派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兵四次闯入我国黑龙江，擅自建立哨所，设置村屯，并强占了包括海兰泡在内的一部分中国领土。１８５７年，沙皇派普提雅廷出使中国，提出要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两国界线，遭到清政府的拒绝。１８５８年，沙俄乘英法联军侵华之机，又一次派穆拉维约夫率兵抵达爱珲，强迫中国签订了不平等的《爱珲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沙俄从中国夺走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六十余万平方公里土地，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归两国共管。接着，沙俄又以“调解”中英、中法关系为名，先后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１８５８年）和《中俄北京条约》（１８６０年），“均沾”列强在华利益，并把《爱珲条约》中规定两国共管的中国领土（约四十万平方公里）攫为己有，而且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１８６４年，沙俄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吞并了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约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１８７１年，沙俄强占中国新疆的伊犁。根据１８８１年中俄《伊犁条约》，中国虽然收回了伊犁，但是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地区却被沙俄强行割去。条约还申明中俄西北边界如发现“不妥之处”可以随时“勘改”。以此为名，从１８８２—１８８４年，沙俄又抢走了七万余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沙俄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它在克里木战后大约三十年内，共夺取了一百五十余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三个法国或十二个捷克斯洛伐克的面积。
第三节　德意志的统一
十九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的德意志　１８４８ 年革命失败以后，整个德意志又恢复了革命前的政治状况，反动派继续保持统治。但是，十九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进展，“它们在二十年中带来的成就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①煤铁等重工业部门的产量平均每十年增长一倍以上，很快赶上并超过了法国。以生铁的产量为例，从１８５０年到１８７０年，德意志从二十万吨增加到约一百四十万吨，法国从四十万吨增加到约一百二十万吨。规模宏大的工业革命，使德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１８４８ 年革命的失败，在农村也意味着用革命方法解决土地问题的失败。但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不能不影响到农业。１８４８年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容克地主②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在普鲁士，早在十九世纪上半期就采用改革办法，调整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使农奴制的剥削向资本主义的剥削转变。１８５０年，普鲁士又颁布赎免法令，进一步允许农民在缴付赎金的条件下，脱离与地主的隶属关系，解除贡赋和劳役等封建义务，有权拥有土地。这样，农民解除了长期以来所受的封建束缚，他们缴付的大量赎金成为容克地主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普鲁士的封建性的和半封建性的农业，逐渐地、痛苦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农业。在德意志的另一个邦萨克森，也象普鲁士一样，有一大批地主以资本主义方式从事农业经营。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德国经济中的发展，普鲁士在德意志各邦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了。在德意志邦联中，它是经济最发达的邦，它的一些省份，象西里西亚、莱茵—威斯特发仑，重工业发达，成了德意志的工业中心。五十年代，普鲁士的重工业已占全德的一半以上。那些资产阶级化的容克，经营资本主义农场以外，还从事酿酒、制糖、面粉、锯木等加工业，把他们的生产同欧洲的市场紧紧联系起来。普鲁士早在１８３４年发起，建立了以它为首的区域经济组织，即“德意志关税和商业同盟”（简称“关税同盟”）。普鲁士克服危难，保持和发展了这个组织，到１８５２年，除奥地利和个别地区外，德意志其他各邦都加入了关税同盟。同盟内部采取自由贸易，对外部和外国采取一定的关税保护。１８５０年到１８６６年，关税同盟地区各国，工业总产量增加一倍。关税同盟促进了德意志经济的发展，普鲁士通过关税同盟把其他各邦的经济纳入自己的市场。普鲁士进一步强大起来了。六十年代，它显然已从一个封建的君主国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君主国。
德意志的统一问题　经济的发展和德意志政治局面的现状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德意志各邦的分立状态越来越成为德国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巨大障碍，越来越难以容忍了。经济的发展要求把统一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又为统一提供了客观前提。
１８４８年德国革命开始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把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作为革命的重大任务。革命失败了，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但是统一的问题仍然是历史日程上的问题。关键在于采用什么方式和由谁来实现德意志的统一。
在当时的情况下，德意志存在着两条统一国家的道路。一条是“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即由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推翻封建势力，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另一条是“自上而下”的道路，即通过王朝战争把德意志诸邦统一在普鲁士或者奥地利君主的领导下。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德意志资产阶级才又公开起来主张民族统一。但是他们害怕同无产阶级和人民结成同盟，而他们手里又没有有组织的暴力，因此只好依附容克地主实现“自上而下”的统一。至于“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由于资产阶级懦怯，害怕民族运动的革命性质，加上无产阶级本身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不成熟，没有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在德意志各邦中，具有“自上而下”实现统一条件的，要数普鲁士和奥地利。而奥地利并无真心实意实现德意志的统一，从前梅特涅还认为把德意志各邦人民统一在一个德国内的想法是邪恶的。这样，统一的旗帜就落到普鲁士王朝手里了。正如恩格斯早已料及的：“普鲁士是决定德国未来命运的战场”。①
１８６１年，威廉一世登上普鲁士王位。他要求议会同意拨款，实行军事改革：扩大军队人数，延长服役期限。当时，在普鲁士的议会里，资产阶级自由派占优势，拒绝批准政府要求的军事拨款。威廉一世经过一番动摇，决计不理睬议会而进行统治，１８６２年９月召来俾斯麦担任普鲁士首相，使普鲁士王朝和容克的统治扩大到整个德意志。
奥托冯俾斯麦（１８１５—１８９８年）出身于普鲁士大容克地主家庭。他早年属于顽固的保守派，１８４８年革命爆发以后，他曾经说：“我是一个容克，我一定要压倒革命。”他曾准备在自己的领地上组织地主武装，开往柏林，镇压革命，还认为德国的统一是一种幻想。五十年代初，他出任普鲁士驻德意志邦联议会的代表，极力抵制奥地利目空一切的优越感。他的思想转变了，认为德国的统一是无法阻止的，而德国的统一就是普鲁士势力的延伸，统一运动的领导权必须由普鲁士容克掌握，而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资产阶级的利益。由普鲁士领导统一德国，自此成为俾斯麦的目标和抱负。后来，他先后担任普鲁士驻俄国和法国的大使，仍念念不忘统一问题。出任首相的时候，俾斯麦处境艰难，既面对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反对，又遭到顽固保守的容克的责骂，内阁中许多大臣不同他合作，只有陆军大臣房龙伯爵全力支持他。俾斯麦力排险阻，坚持推行军事改革，因为他坚信建立强大的军队，诉诸武力，才能实现德国的统一。１８６２年９月２９日，俾斯麦在普鲁士邦议会的发言充分地表达了他的意念：“德意志瞩望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它的实力”。“普鲁士必须积聚和巩固它的力量以待有利时机，这种时机曾经多次丢失了”。“当代重大的问题不是演说和多数派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是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大错所在——而只能用铁和血来解决。”在德国统一的关键时刻，俾斯麦出任普鲁士的关键职务。他纵横捭阖，坚决实行“铁血政策”，以求实现他的政治目标和抱负。统一德国是大势所趋，俾斯麦顺应时势，全力以赴，表现了他的毅力，反映了他的胆识，并且在统一德国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朝战争和统一进程　长期以来，普鲁士和奥地利互相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而水火不容。俾斯麦推行“铁血政策”，要通过王朝战争实现统一，战略上必须把奥地利从德意志邦联中排斥出去。因此对奥战争，势所难免。据说，１８６２年俾斯麦曾对英国保守党领袖迪斯累里说过：“很快我就要被迫担负普鲁士政府的工作了。我的首要任务是改组军队，不论这项工作是否有议会的支持。”“我将抓住最好的借口对奥宣战，解散德意志议会，压服小邦，实现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民族统一。”据说，迪斯累里听了俾斯麦的话以后曾对人说：“注意此人！他所说的可能做到。”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以后就是那样作的。从１８６４年到１８６６年，普鲁士发动了两次王朝战争，第一次联合奥地利进攻丹麦王国，第二次直对奥地利。两年之内，从联奥到攻奥，俾斯麦充分地表现了他是怎样地翻云覆雨，又是怎样地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
１８６４年对丹麦进行的王朝战争，为的是从丹麦手里夺取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这两个地区位于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它们的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早使德意志的容克和资产阶级垂涎三尺。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太因本是两个公国，长期以来从属于丹麦国王，但是它们自有议会和行政机构。石勒苏益格同丹麦的关系更深，而荷尔斯太因的居民大都为德意志人，按 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的条约规定，它又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１８６３ 年丹麦新王即位，普鲁士联合奥地利，借口丹麦新王企图把这两个公国直接并于丹麦，对丹麦开战。１８６４年１月，普奥军队占荷尔斯泰因，２月占石勒苏益格。短期之内，丹麦被打败了。根据和约，丹麦国王放弃了关于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一切权力，听凭普奥支配。后来普奥决定，石勒苏益格归属普鲁士，荷尔斯泰因归属奥地利。
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分属普奥，成了两国不断摩擦的根源，为普鲁士的挑衅提供了机会。对奥作战本是丹麦战后普鲁士的目标，为此，普鲁士从军事上和外交上都作了准备。以房龙为首的陆军部和以毛奇为首的参谋部积极制订作战计划。俾斯麦在外交上加紧布置。他利用俄奥仇视的形势，早已取得沙俄在未来普奥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可能；用含糊其词的“补偿”作诱饵，换取了法国拿破仑三世的中立默契；以支持意大利从奥地利手中夺回威尼斯，同意大利缔结了同盟。普鲁士的准备就绪了，就在荷尔斯泰因对奥地利进行军事挑衅，导致了１８６６年普奥之间的王朝战争。后来，普军参谋总长毛奇说到普奥战争时指出：“那是一次早已预见的战争，是一场经过精心准备并为政府视为必要的战争，其目的不仅为了领土扩张，而且为了普鲁士在德意志的霸权的建立。”
１８６６年６月１４日，普奥战争爆发。站在奥地利一边的还有几个德意志小邦汉诺威、萨克森和黑森—卡塞尔等。欧洲以惊讶的情绪注视着普奥之间的斗争，普遍认为奥地利有较多的取胜机会，因为奥国军队经过长期的训练。但是战局的发展同普遍的看法恰恰相反。普鲁士军队以典型的普鲁士方式作战：准备周到，行动迅速，采取攻势，速战速决。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控制了整个北德意志。参与对普作战的几个小邦没有力量对普军进行坚强的抵抗，只有汉诺威作过顽强的战斗，但是它的军队终于在６月２８日决定性地被击败了。
普鲁士军队控制了整个北德意志，主力向南推进，主战场越来越移向波希米亚。７月３日，奥地利军队二十多万人和普鲁士军队二十多万人会战，这就是著名的萨多瓦战役（德国历史家常称之为克尼格雷茨战役）。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开头奥军顽强作战，打得巧妙。普军指挥部里空气紧张，据说在紧急时刻，俾斯麦不时看毛奇的脸色，从而判断战场上的形势变化。胜负关头，普鲁士王储率援军赶到，出奥军右翼。会战结束，普鲁士取得了会战的胜利。由于普鲁士同意大利结盟，奥地利不得不同时在意大利作战。如果奥地利不分散兵力，把用在意大利战场上几万兵力投在萨多瓦，其作用确是难以估量的。
从军事上说，萨多瓦战役是决定性的。但是普鲁士国王、参谋总长毛奇都要把战争延长下去，准备进占维也纳，事实上普军已经在向维也纳方面推进了。但是俾斯麦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力挽狂澜，要把他积极策划的这场战争停下来。俾斯麦看到普军对奥军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也就是在统一德国的棋局中赢得了决定性的一步，不仅北德意志完全控制在普鲁士手中，而且普奥在德意志争霸的斗争也以普鲁士取胜而结束了。他认为为了最后完成德国的统一，还要留有争取奥地利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因此不能在奥国的自尊心上留下伤痕。他还怕奥地利完全倒入法国怀里，引出法国的干涉。他力迫普鲁士国王放弃向维也纳进军，接受议和。在这个问题上，俾斯麦老谋深算，不仅表现了外交家的才干，而且展示了具有远大眼光的政治风度。
在法国的调解之下，１８６６年８月２３日普奥双方在布拉格签订了和约。普鲁士从奥地利手里取得荷尔斯泰因；汉诺威、黑森—卡塞尔、拿骚和美因河的法兰克福市并入普鲁士版图。这样一来，原先普鲁士分作几块的领土都已联成一片了，面积达到三十四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增长到二千四百万人，成了德意志最大的邦。经过普奥战争，奥地利退出了德意志邦联。经过俾斯麦策划，北德意志同盟成立起来，在完成统一的进程中又迈进了一大步。普鲁士国王兼同盟的首脑，俾斯麦兼同盟的首相，普鲁士的参谋本部实际上成为北德意志同盟的军事领导机构。北德意志同盟包括二十四个邦和三个自由市，都处在普鲁士的领导之下，事实上，同盟的宪法已从法律上肯定了普鲁士的领导地位。只有南德的四个邦①还没有统一进来，要完成统一的最后一步，还得同法国进行一次战争。俾斯麦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准备这一场新战争。他迫使南德四邦同普鲁士缔结军事协定，把它们纳入普鲁士的战争轨道；他要从外交上孤立法国，又一步步陷法国于挑战境地。他终于继普奥战争之后，导致了１８７０年的普法战争。法国一举战败，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１８７１年，普王威廉一世即德意志帝国皇位，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产生了。俾斯麦推行的铁血政策是完成德国统一的有力手段，他“实行了一个自上而下的革命”。②
统一期间的德国工人运动　统一期间，德国工业的迅速发展，给工人阶级造成了巨大的变化。工人人数不断增长，但是在１８５２年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后，他们就失去了自己的独立组织。在一定的时期内，德国工人中的手工业工人多于工厂工人，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工人阶级中影响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德国工人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工人团体如工人教育协会、互助储蓄会等。工人们在这些组织中为改善物质条件而斗争，也为政治权利而斗争。德国资产阶级力图利用工人运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许多工人团体处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操纵和影响下。他们还关心建立工人教育协会，因为他们要阻止无产阶级的独立政治活动，又企图使工人从属于他们的政策。莱比锡的市长在一次公开演说中曾经说过老实话：工人教育协会的目的是培养工人贵族。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德国工人在欧洲民主运动普遍高涨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地讨论起政治问题来，越来越尖锐地要求同资产阶级分手。建立独立的、不听命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１８６１年２月，莱比锡的先进工人建立了“前进社”，它的宗旨是组织工人群众大会讨论政治问题，主张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德国其他城市——柏林、汉堡、纽伦堡的工人也有类似要求。１８６２年冬，莱比锡工人为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组织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希望召开一个有充分准备的代表大会，并希望有对一切问题都完全清楚的德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第二年５月，德国十一个最大工业中心的代表，在莱比锡举行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当选为联合会主席。
斐迪南拉萨尔（１８２５—１８６４年）出生于普鲁士布勒斯劳城的一个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在莱比锡商业学校学习过，后来在布勒斯劳大学和柏林大学研究古代文化和黑格尔哲学。年青的拉萨尔曾抱有“幼稚的梦想”：手执武器领导犹太人，使他们独立自主。他勤勉地研究歌德和席勒、伏尔泰和黑格尔以及海涅的作品。他为了准备写哲学著作曾到巴黎搜集材料，当时马克思正流亡在巴黎。他们彼此早就听说过，但是那次没有会见。他在巴黎接近路易勃朗的社会民主派。当他接触《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社会民主思想还附着在他头脑里。１８４８年，拉萨尔初次接近马克思。由于他固执己见，马克思的见解没有使他思想的发展走上一条新道路。他参加１８４８年德国革命，为此而被捕被监禁。五十、六十年代，他写了许多哲学和文学著作，成为有名的作家和政论家。他在著作中描写了工人阶级的困苦状况，鼓吹工人阶级政治独立，在工人中间得到名声。莱比锡中央委员会为建立全德工人组织征求过拉萨尔的意见，他为此写了《公开的答复》。这个答复对于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立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拉萨尔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活动上，都采取了同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学说相异的立场。根据他的观点，也就是所谓的拉萨尔主义，工人阶级只能用合法的方式，只能用议会的方式才能进行活动。拉萨尔同蒲鲁东不同，承认工人参加政治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他同蒲鲁东一样，根本不认为革命是解放工人阶级的决定性手段。在拉萨尔看来，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生产合作社是工人解放的两大支点。他认为，成立和推广生产合作社，把工人变为企业主阶层，就可以达到社会主义。生产合作社的建立要由国家资助，怎样促使国家来资助呢？这只有通过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选举权才能办到。他从这里出发，主张工人阶级应当组成独立的政党，在议会中应当有自己的代表。拉萨尔承袭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错误的“工资铁则”理论，认为工资的平均水平永远等于按照一个国家的习惯所必需的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必要数额。工资可以视劳动力的供求多少，有降有升，但是它象摆动的钟摆一样，绝不会长期高于或低于平均水平。以此为理由，他认为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是徒劳无益的，从而否定了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意义。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拉萨尔赞成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他同俾斯麦谈判，以支持普鲁士的统一计划为代价，换取普鲁士政府实行普选制度。拉萨尔促使德国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自由派分手，促成“全德工人联合会”建立，这一功绩获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肯定。但是拉萨尔主义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危害作用却是不能低估的。
由于受到拉萨尔主义的束缚，“全德工人联合会”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德国工人运动的出发点。萨克森和其他一些地区的进步工人都起来反对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拉萨尔死后，①有人建议请马克思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马克思拒绝了，因为他不愿同拉萨尔的运动合流。
那时候，在工业高度发展的小邦萨克森，无产阶级正处在蓬勃发展的阶段，萨克森工人教育协会成了工人组织的核心和骨干。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领导下，萨克森工人教育协会组成了一个地方联合会。
威廉李卜克内西（１８２６—１９００年）是１８４８年的革命家，同反革命进行过武装斗争。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生活艰苦，但解放工人的伟大目标鼓舞他前进。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教育下，他刻苦学习，成为学识渊博的理论家和热情的鼓动家。六十年代，他从伦敦回到柏林进行革命工作。他被逐出柏林以后，定居莱比锡，在工人教育协会里十分活跃。由于同情拉萨尔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决裂，他参加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但是他坚决批判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策略。后来他想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范围内，以第一国际的组织代替全德工人联合会。
奥古斯特倍倍尔（１８４０—１９１３年）是一个普鲁士士兵的儿子，境遇困苦，年幼丧父丧母。十四岁那一年，他到一个车工师傅那里当学徒。１８５８年到１８６０年，他在南德、奥地利和瑞士一些地方做流动的手工业工人。最后，他在莱比锡找到了工作，参加了工人运动和政治斗争。他的才能在工人教育协会的工作中很快得到发展。他那永无止境的求知欲可以说明，为什么他对工人的教育工作特别热心。他同李卜克内西一样批判拉萨尔主义。１８６６年，他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相信必须建立一个革命的德意志工人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器重他们、支持他们和帮助他们。在他们的积极组织和领导下，进步的工人组织联合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确信拉萨尔派危害性的反对派，１８６９年在爱森纳赫城举行代表大会，建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党接受了第一国际的规章并且加入了第一国际。党的纲领在论及改变社会政治制度的时候，没有提到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必要性，这是一个错误。但是它的建立标志着德国独立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产生，因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第四节　意大利的统一
“复兴运动”的高涨　维也纳会议维持意大利的政治分裂局面，在人们的眼里，意大利仍为一个“地理名词”。经过拿破仑战争，意大利也象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民族意识蓬勃兴起，意大利人民的伟大过去，罗马帝国的威望，但丁的诗篇，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和科学都足以唤起意大利人的民族自豪感，促使他们要求重新统一。
为了推进统一，意大利人建立了许多秘密会社，烧炭党是它们当中最著名的。早在法国统治意大利时期，烧炭党就在意大利南部产生了。资产阶级、自由派贵族和先进知识分子中的忠贞不渝的爱国者，纷纷参加烧炭党。烧炭党在各地建立基层组织，进行地下活动。１８２０年在那不勒斯、１８２１年在庇蒙得爆发的革命就是烧炭党人组织领导的。
１８３０年法国的七月革命又在意大利产生了反响。帕尔马公国、摩地纳公国和教皇国都在１８３１年初爆发了起义。这一次又是奥地利出兵镇压了起义，但是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继续高涨，进入了“复兴运动”时期，马志尼领导“青年意大利党”日益起着巨大的作用。
朱泽培马志尼（１８０５—１８７２年）出生于热那亚。他的父亲行医，还是一位解剖学教授。马志尼早年受到民族民主运动的熏陶，立志为统一意大利而献身。他在大学读书时参加烧炭党，进行密谋活动，１８３０年由于参与反撒丁王国的未遂起义而被逮捕并被流放国外。第二年，他在法国马赛创立了“青年意大利党”，目的是发动革命起义，推翻奥地利统治，把意大利建成独立的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青年意大利党依靠中小资产阶级的进步阶层和先进的知识分子集团，宣传意大利复兴的崇高理想。到 １８３１年，它拥有六万党员，在意大利各主要城市建立了它的地方组织。意大利的统一、自由、民主、共和是马志尼及其追随者专心致志的目标，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并采用一切手段追求实现它。
马志尼说：“用烈士的鲜血浇灌的理想是会迅速成长的。”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特别是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４９年意大利革命中，意大利的爱国志士为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一再洒热血，抛头颅，不断以鲜血浇灌统一的理想。意大利的革命者奋斗不息，他们在统一这个主要目标上一致，至于如何达到目的以及统一之后建立一个什么形式的政府却是有分歧的。
当时，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中按政治主张可分为三个派别。运动的右翼包括许多天主教教士，以修道院院长乔伯蒂为代表，主张意大利各国结成以罗马教皇为首的联邦。另一派以著名的政论家达泽利奥侯爵为代表，主张建立一个以撒丁王国国王为首的统一的意大利王国。这两派表达了大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贵族的愿望，希望通过意大利各国统治者达成协议的办法，自上而下解决统一问题。以马志尼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反对前两派的主张。他们是最有影响的共和派，力主采用人民起义的办法，把奥地利的统治力量赶出意大利，废除教皇国的世俗权力，把整个意大利统一在一个民主共和国之下。这三派的纲领根本不同，不能妥协，归根到底的抉择将由事情的进程来决定。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意大利的经济显著地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工业革命也在进行。经济的发展要求有统一的国内市场，这又为统一提供了新的推动力。在北部地区，即在撒丁王国的庇蒙得地区和奥地利直接统治的伦巴底，兴起了一些新的工业部门。撒丁王国据有北意的有利战略位置，是意大利力量最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它的政府比较开明，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４９年革命失败以后，在意大利各国中，只有它保留了宪法，实行立宪制度。撒丁王国成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归向的中心，他们希望在它的领导下把意大利统一起来。
１８５９ 年对奥战争　撒丁王国几乎是意大利各国中唯一不受奥地利控制的国家，五十年代跻于意大利统一运动的中心地位。萨伏依王朝的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统治着撒丁王国。他任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加富尔为首相，长期信任他，使他起了作用。
卡米洛本佐加富尔（１８１０—１８６１年）出身于庇蒙得一个贵族家庭，自幼深受教育，广为游历，研究过英法的政治生活，特别倾心于英国的议会政治，信服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观。经济上，他主张兴办工业，用近代科学方法经营农业，曾经在自家的庄园上试验科学种田。他主编过民族主义派的报纸，参加过１８４８年革命，作过撒丁王国的农业和通商大臣，１８５２年被任命为首相。此后十年间，他几乎没有间断地担任这个职务。他力主意大利统一和工业化。他希望撒丁王国强大，以便于它能够成为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导。加富尔不是理想主义者，而是现实政治家。他改组和加强军队，帮助建设银行、工厂和铁路，鼓励造船，为增加贸易而同其他国家谈判缔约，在国内还尽力减少罗马天主教会的政治影响。加富尔同马志尼的政治目标一致，都是为了促成意大利的自由和统一。但是加富尔不相信意大利全凭单干或单靠热情能够达到目的。他环顾四方，寻求盟友，为此而采用狡猾的、无节操的外交手腕，因此招致了马志尼的敌视和不信任。
克里木战争（１８５３—１８５６ 年）给加富尔提供了一个施展外交手腕的机会。这场战争本来是英法同俄国为掠夺土耳其而产生的利害冲突导致的，同撒丁王国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是，加富尔决定参战。１８５５年，一万五千名撒丁王国军队加入英法军队一方对俄国作战。加富尔打算借参战来树立撒丁王国的国际形象，在未来的议和会上争取同大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这一切又可以同争取意大利的统一问题联系起来。一个撒丁王国的军人曾经形象地道出了这种关系：“意大利将从塞瓦斯托波尔战壕的泥土中建立。”
在寻求盟友的过程中，加富尔和他的追随者特别希望取得近邻法国的帮助。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对意大利又正好有他的打算。１８５８ 年，拿破仑通过私人渠道，致函加富尔，说他将到普伦比耶度夏，希望在那里见到他。加富尔深知言外之意，他写信对人说：“戏是临近转折点了。”７ 月中旬，加富尔同拿破仑三世会晤，经过密谋，达成了协议：两个王室联婚，伊曼纽尔二世的女儿将嫁给拿破仑三世的一个堂兄弟；法国同撒丁王国联合对奥作战；如果取胜，伦巴底和威尼斯并入撒丁王国；作为报偿，撒丁王国把尼斯和萨伏伊割让给法国。同年年底，两国缔结防御同盟，法国答应，一但战争发生，法国将提供二十万军队；奥地利一定要从意大利赶走。加富尔兴高采烈，他写道：“我们已经把奥地利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除非打仗它是跳不出去的。”拿破仑三世以敌视态度对待奥国，１８５９年元旦，他对奥地利驻法大使说，他很遗憾的是他同奥地利帝国的关系不象从前那么好了。
１８５９年４月，法国和撒丁王国的对奥战争开始了。
意大利人热情迸发，自发的起义遍及北意。摩地纳发生起义。帕尔马公国赶走了它的统治者。在托斯坎那的首府佛罗伦萨，运动如火如荼，要求同撒丁王国联合。起义的浪潮向南扩展，逐渐波及教皇国。
法军开进意大利境内，同撒丁王国军队一起对奥作战。在对敌斗争中，“阿尔卑斯山猎手”特别引人注意。他们是从热情的意大利爱国者中征集的非正规军，由加里波第指挥。奥地利军队不是在伦巴底的布满堡垒的方阵地带进行防御战，而是决定防守米兰的防线。６月４日在米兰西北的马詹塔会战，奥军受重创后退。６月２４日在方阵地带的索尔菲利诺会战中，双方损失严重，奥军虽然战败，但还不是决定性的失败。
索尔菲利诺会战以后，拿破仑三世不愿乘胜前进，宁可半途而废，决定战争到此为止。对意大利人说，他背信弃义，而这正是他一贯的特质。他出此一辙，可能怕战争继续下去会引起国际干预，特别是普鲁士参加奥地利一方。但是更主要的在于他被意大利人民掀起的革命热潮吓倒了，他已看出意大利人民不是他想象地那样容易摆弄的。７ 月初，拿破仑三世同奥皇会晤，决定了议和内容。按照决定，奥地利把伦巴底交由法国转交撒丁王国，但仍留有威尼斯地区。加富尔想依靠拿破仑三世赶走奥地利人。拿破仑的出卖使他万分沮丧，但是他却不得不按前议，把尼斯和萨伏伊割让给法国（１８６０年）。
意大利王国成立　１８５９年对奥战争没有完全把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但是意大利人也绝不放弃他的统一目标。帕尔马、摩地纳和托斯坎那几个小国的人民不许从前的统治者卷土重来。教皇国的一个省继续反抗教皇的统治。这些地方终于同撒丁王国合并。意大利半岛的南部以及西西里岛，也就是“两西西里王国”的命运又当如何呢？成了一个令人注目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同加里波第的传奇式的活动联系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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