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S”是英文slave（奴隶）一词的第一个字母。
②“V”是英文vagabond（流浪者）一词的第一个字母。
这些“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的牺牲品。根据记载，亨利八世统治期间共③
处死七万二千人，伊丽莎白统治期间，每年都要绞死三、四百人。许多流浪农民被雇用到正在日益发展的手工工场里去廉价出卖他们的劳动力。
这样，农民挣脱了封建农奴制的束缚，却又被暴力剥夺了土地，接着又被暴力驱使去出卖劳动力。他们变成除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变成资本主义生产中被剥削的雇佣工人。
罗伯特凯特起义　　圈地运动把农民推进了痛苦的深渊。农民反对圈地的运动风起云涌。最大的一次是发生在诺福克郡的起义。１５４９年６月，该郡一个小镇的农民拆毁地主圈地的栅栏，起义随着爆发。小贵族罗伯特凯特兄弟二人成为起义者的首领。起义很快就发展到全郡，群众向诺福克郡的首府诺里季进发，７ 月初，来到城外的一片丛林中驻扎。城里的失业工人、破产手工业者和流浪者参加进来，使队伍扩大到两万多人。他们在丛林中草拟了二十九条纲领，要求停止圈地，恢复农民使用公有地的权利，减租，废除庄园法庭，消灭农奴制的残余，等等。贫苦农民不满足于这份温和纲领，他们在另一份文件里，要求拆除栅栏，填平沟渠；要求自由、平等和同样使用一切物品。
英国政府派兵进攻起义军的营寨。７月２２日，起义军占领诺里季。英国政府派一万五千名雇佣军前来镇压。起义军由于内部分裂，缺乏作战经验，经过两天奋战后在８月２７日失败。三千五百农民英勇战死。凯特兄弟被俘，他们和三百多农民被处死刑。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农民勇敢地捍卫了自己对土地的权利，使诺福克一带保存了许多自耕农，成为后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议会军的主力。
海外掠夺的开始　　英国工场手工业繁荣起来的时候，世界新航路已经开辟成功。英国依靠它的经济力量，利用它所处的大西洋航路中心的优越地位，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和海外掠夺。为此，英国政府颁布《航海条例》，鼓励本国商业，增强海上力量。亨利七世即位的头一年就规定：法国西南地区出产的酒只能由英国船只输入；三年后又规定船长和海员必须是英国臣民。另外他还规定凡建造一百吨以上的船，每吨给予五先令的津贴。亨利八世重申亨利七世关于商品运载的法令。由于英国商人积极向海外活动，商业取得很大①
进展。过去，英国对东方国家和北欧各国的贸易大多由威尼斯和德意志商人垄断；十六世纪，英国对外贸易已经由本国商人经营。英国商人组织了一些经政府特许的贸易公司，如以俄国（后来又扩展到中亚、波斯）为目标的莫斯科公司（１５５５ 年），以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为目标的伊斯特兰公司（１５７９年），以地中海东岸一带为目标的勒凡特公司（１５８１年），以劫运非洲黑人、黄金为目标的几内亚公司（１５８８ 年）。规模最大和存在时间最长的是 １６００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它独占好望角以东地区的贸易，特别是对印度和中国进行垄断贸易，成为英国殖民扩张的有力工具。伊丽莎白还经常向大臣、亲信、工商业者授予制造或者销售某些商品的独占权利，也就是专利权。
英国的海外贸易是与走私和赤裸裸的海盗行为结合在一起的。海上掠夺得到国王支持。在这些活动中，出现了一些冒险者。伊丽莎白时期飞黄腾达的豪金斯、德雷克、劳雷等人，就是靠着掠取财富和开辟殖民地有“功”而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9页。
①由于这些规定引起其他国家的报复措施，伊丽莎白没有继续执行。
得到重用的。豪金斯几次到西非海岸劫掠黑人，运到西印度群岛去卖给西班牙殖民者。德雷克也多次到西印度群岛从事走私、贩卖奴隶和抢劫的肮脏勾当，并且察看当地情况，为进一步进行殖民掠夺作准备，１５７２年，他向巴拿马地峡发动突然袭击，在那里抢占地盘，焚烧房舍，抢劫驮运白银的西班牙骡队，获得白银达三十吨。１５７７—１５８０年，他向西作环球航行，途中截击西班牙船只，抢劫太平洋沿岸的西班牙占领地，来到旧金山海岸，宣布该地为英国所有。三年航行，使他满载而归。西班牙驻英国大使要求赔偿德雷克的劫掠给西班牙带来的损失，伊丽莎白不仅不予理睬，反而去视察德雷克的船队，参加庆祝胜利的宴会，封德雷克为贵族。德雷克还设想摧毁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势力，由英国取而代之。１５８６年，他袭击西印度行政中心圣多明各，烧掉守舰，抢去弹药，使这座兴旺的城市损失惨重。他接着窜到其他据点，大肆骚扰而去。１５８７年，德雷克又闯进西班牙本土的加的斯港，击毁了大约三十艘西班牙船舰。霍金斯和德雷克都把抢到的财物与伊丽莎白分赃，因而得到赏识，受任海军大将。另一个海盗式的航行者吉尔伯特得到伊丽莎白的特许，去探索北美洲，１５８３年到达纽芬兰，以英王的名义宣布领有其地。他的弟弟劳雷深得伊丽莎白宠幸，１５８４和１５８５年，劳雷派人到北美洲去建立殖民地，到达今天北卡罗来纳州沿海的一个小岛。由于当地缺乏深水碇泊地点，生活供应也有困难，不久，殖民者放弃了这个地方。
英国和西班牙的矛盾　　英国经济向海外的扩张，必然同西班牙发生矛盾。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已经成为一个殖民帝国，它不允许其他国家分沾它得自殖民地的利益。英国的海上抢劫以及插手对美洲的掠夺严重地威胁着西班牙对殖民地的垄断地位，引起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仇视；而英国力量的增长，特别是德雷克的一系列行动，表明西班牙的金银运输要道巴拿马地峡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更使腓力二世忧心忡忡。尼德兰革命爆发后，英国为了削弱西班牙，帮助革命力量，允许尼德兰海上游击队使用英国港口。这一切使西班牙同英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起先腓力二世不想诉诸武力。他勾结英国天主教势力，企图把信奉天主教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扶上英国王位。为此，他在英国组织颠覆活动。玛丽早在 １５６８ 年就因苏格兰政变而逃到英国，被伊丽莎白所囚禁。当英国的天主教徒在西班牙的怂恿下谋刺伊丽莎白而另立玛丽时，伊丽莎白乘机处死了玛丽。腓力二世谋杀不成，就决心用武力征服英国。
加来东北海战
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灭　　腓力二世耗费大量资财，装备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叫做“无敌舰队”。舰队包括大约一百三十艘船舰，满载陆军、海员，于１５８８年５月底从里斯本扬帆出航。①７月下旬，驶抵英吉利海峡，计划前往佛兰德尔去运载那里的西班牙军队，然后渡过海峡，直捣伦敦。英国作了迎击的准备，豪金斯，德雷克都担负一定的指挥责任。８月６日，“无敌舰队”来到法国加来海面，想与驻佛兰德尔的西军联系；由于后者未能及时到达，会师计划落空，后面又有英舰尾追，无法等待，只得继续前进。第二天夜间，英国火船前来袭击，打散了“无敌舰队”的阵形。８日，两军在②①1580—1640年，西班牙国王兼领葡萄牙。
②英国于1752年才采用教皇格雷戈里十三世所颁布的历法，根据原来的儒略历，8月6日和8日分别为7 加来东北的海上大战。西班牙的大型战舰高耸在水面上，外形壮观，但是周转不灵；而英国的战舰已经经过豪金斯的改进，炮位增加，体积较小，行动轻快，易于驾驭，容易躲开西班牙的射程不远的重型炮弹，而自己的炮火却可以远距离射击。在这次海战中，西班牙船舰被打得七零八落，直到两军弹药用尽，轰击才告终止。这时风向忽然由西北风转变为西南风。剩下的西班牙船舰乘着风势向北逃去，准备绕过苏格兰、爱尔兰回国。但是船上船具残缺，饮食匮乏，疾病蔓延，死亡很大。有的船舰破沉，有人被风冲到爱尔兰西海岸，死于英军之手。大约有半数的船舰未能返回本国。英舰没有损失，阵亡只有百人左右。这次海战实质上是后起的殖民主义国家英国与老牌的殖民主义国家西班牙的一次大决战。英国大获全胜，击败了最强大的对手，开始树立海上霸权，而西班牙从此衰落下去。
英国的早期殖民活动　　英国打败了西班牙，完全可以对西班牙采取攻势。十六世纪末，英国几次派舰队去侵掠西印度群岛。接着，英国开始组织向北美的殖民活动。１６０７年，三艘英国船航行到北美，在今天的弗吉尼亚沿海建立詹姆斯顿，这是英国在北美的第一个永久性的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巧取豪夺，蚕食印第安人的土地，在北美的大西洋沿岸逐步拓殖，不久又开始从美洲掠卖黑人到北美，在这里靠奴隶劳动榨取财富。从黑人奴隶的贩卖中，英国也攫取了巨额的血腥利润。资产阶级又把所牟取的暴利转用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
圈地运动、血腥立法、海外掠夺等一系列暴力行动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和资本。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在暴力掠夺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十六世纪后半期，英国国势空前强盛，生产不断增长，经济走向繁荣。伦敦成为国际贸易和信贷的中心。１５００年，伦敦大约有五万人口，过了一个世纪，它的人口增加到原来的五倍左右，而且还在继续增长。这种繁荣是建立在本国劳动人民和殖民地人民的血泪上面的。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
月27日和29日。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5页。
近代篇
第一章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第一节　　革命前夕的英国
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和社会阶级结构　　都铎王朝统治时期，英国处在急剧的变局中。新航路的发现，使欧洲的贸易中心由地中海逐渐转移到大西洋，英国从欧洲的边缘地位改变为国际贸易的要道。圈地运动一方面导致了农业生产者（农民）和生产资料（土地）的脱离，迫使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成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性质；另一方面使英国原来的封建农业向资本主义的农业转变，导致英国的农村出现了许多资本主义农场，出现了一批与资本主义密切联系的新贵族。与此同时，那些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而发财致富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把积累起来的资本直接或间接投入工业。这不但有助于老的工业部门如毛纺织业、炼铁业、造船业得到较快的发展，而且使一些新的工业部门如棉纺织业、丝织业、玻璃和肥皂制造业得以建立和发展，特别是采煤业发展更快。工业资本主义仍处于手工工场阶段，分散的手工工场形式还占主要地位，小手工业作坊和独立工匠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不断降低。
工农业的发展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十六世纪，英国就已形成以伦敦为中心的全国统一市场。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以后，英国逐渐称霸海洋，巩固了国际贸易要道的地位，促进了它的海外贸易。各种专卖公司把它们的活动扩展到世界各地，远到俄国、土耳其、印度和美洲。那些专卖公司在对外贸易中获得高额利润，如１６０７年东印度公司所得的利润就达百分之五百。
社会经济部门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带来了社会阶级结构和力量对比的变化。
十七世纪初，英国贵族已分化为旧的封建贵族和与资本主义关系密切的新贵族。新贵族有的经营资本主义的牧场和农场；有的把土地租给农业资本家，坐收资本主义地租。新贵族在大规模的土地转手中取得了大量土地。１５６１年到１６４０年间，国王的土地减少了四分之三，大封建贵族的土地减少了二分之一以上，而主要由中小贵族构成的新贵族的土地却增长了五分之一。新贵族逐渐站到封建统治的对立面去，加强了资产阶级力量。
资产阶级包括金融家、商业资本家和工场主。在农村有资本主义的租地农业家，他们一方面用剥削农业工人的方式进行生产，另一方面把剥削所得的一部分作为地租，以货币或实物的形式交给地主。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增加，羽毛日益丰满。
当时，农民仍然占居民的大多数，依其政治、法权地位和社会经济状况，可分为自由农、公簿持有农和茅舍人。自由农是英国封建时代未曾农奴化的农民的后代，自己拥有土地。其中较富裕的，因农产品价格上涨而更加富有。公簿持有农是从封建制度下的农奴转化来的。随着十四世纪以来英国农奴制的解体，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却没有可供自由支配的土地，只能根据庄园法庭档案的公簿而租用土地，并向地主交租。他们负担的封建义务较重，社会地位较低。农民中最贫困的阶层是所谓的“茅舍农”。他们一般只有一间茅舍和茅舍旁的小块土地，往往无以为生，只得去作雇农或者用一部分时间为分散的手工工场作工。
在集中的和分散的手工工场做工的工人，是备受剥削的劳动者。分散的手工工场的工人，表面象是在家劳动的独立生产者，所以他们所受的剥削是以隐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他们通常保留着一小块土地作为生活的来源。小手工业作坊中的工匠和学徒也处在困苦的境遇。工匠一般还具有自己的生产工具，还没有完全从小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
英国的资本主义因素先是在封建社会内部比较和平而无震荡地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就要突破封建社会的框子。这样，和平的发展就要让位于暴力的变革，进化就要让位于革命。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英国经济发展所决定的社会阶级关系将决定革命中斗争力量的配置。旧贵族把自己的命运同维护封建制度的君主专制政体联系起来，站在革命的对立面；新贵族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投入了革命营垒。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地位不满，积极反对封建制度。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将依赖人民运动来推翻封建制度和专制统治。
“清教”——反国教运动　　革命前夕，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适应资产阶级要求和愿望的思想也产生了。在当时的英国也象在欧洲其他封建国家一样，宗教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教育、书籍无不浸透着宗教的色彩。因此，社会各阶级在寻找思想武器来维护他们的利益时，就从现有的意识形态——宗教中去寻求，或给某种思想披上一层宗教外衣。就这样，在英国出现了反映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宗教形式——清教。
早在十六世纪中期，英国实行了宗教改革，改革后的英国教会称为英国国教。英国国教取消了罗马教皇对英国教会的统治权，宣布英国国王为教会首脑；封闭了许多修道院，把它们的财产收归国有。但英国国教仍然保留了很多天主教的残余，例如各主教和教会机构的地产仍旧保存不受侵犯，农民仍须向教会交纳什一税，在社会上属于贵族的主教职位也沿袭下来等等。英国国教变成了国王的忠诚工具。由国王任命或经他批准的神职人员变成了他的官吏，教会讲坛成了国王命令的宣布场所，主教成了专制统治的支柱。
英国国教和国家融合了，其后果是人民对专制制度的仇视也扩展到国教身上，一切反对封建专制的人也就以“不信从国教”的形式来表达他们对封建统治者的反抗。十六世纪末，在“不信从国教者”中出现了一种要求，即彻底清除英国国教中的天主教残余因素，因而称为“清教”。实际上，“清教”是一个广泛的、不确定的名称。它包括许多集团。这些集团的共同特征是：提出了和英国国教不同的新教义、仪式和组织原则，实质上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
当时，清教各个集团的两个主要派别是长老派和独立派。长老派要求废除主教职位，而以教徒选出的长老组成宗教会议来进行统治。独立派要求每一个宗教团体都完全独立自治。他们不仅否定主教的权力，而且也否定由长老组成的宗教会议的权力，主张每一宗教团体都要按照大多数教徒的意见进行管理。这两个派别在未来的英国革命中执掌大权，因此有人把英国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的革命称之为“清教徒革命”。
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和议会反对派的形成　　１６０３年，伊丽莎白女王逝 世，没有直系继承人。她的旁系亲属，玛利斯图亚特①的儿子、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继英王位，在英国称詹姆士一世，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的统治。詹姆士一世相信“君权神授”说，要在英国继续推行封建专制统治。他看不到他统治的时期，英国的情况同都铎王朝统治前期大不相同了。一个世纪以前，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力量薄弱，为了自己的利益，希望有一个巩固强大的王权，对内能制止大封建贵族的分裂割据和破坏性的内战，对
斯图亚特家族（１６０３—１７１４年）
詹姆士一世（１６０３─1625)
查理一世（１６２５─1649) 伊丽莎白＝汉诺威的奥古斯都
查理一世 玛利＝威廉二世 詹姆士二世 索菲娅
（１６６０─1685年) 荷兰统治者 （１６８５─1688年）
乔治一世
（１７１４─1727)
威廉三世　　　＝　　　　　　玛利二世 安
（１６８９─1702年）（１６８９─1694年） （１７０２─1714年）
外能防御外敌西班牙和罗马教皇对英国事务的干涉。因此，他们同都铎王朝的专制统治还没有发展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到了十六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力量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对封建专制统治日益感到不可忍受。加上詹姆士一世无视他们自由经营企业的愿望，实行了垄断制度，由王室赋予个别人或个别公司以生产和贩卖某种商品的特权。这种垄断制度推广到许多生产部门、大部分国内贸易和几乎整个对外贸易。这不能不妨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不损害很多资产者和新贵族的利益。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同斯图亚特王朝的矛盾急剧发展，政治斗争激烈化了。
１６４７年的威斯敏斯特
（左为议会，中为威斯敏斯特大厅，右为威斯敏斯特寺）
在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统治时期，英国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代表，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各项政策不断进行指责，开始在议会形成与封建王权相对立的反对派。１６２８年，他们在议会中通过限制王权的《权利请愿书》，要求此后不经议会同意，政府不得征税；任何人如未指出他的具体罪状，不能加以逮捕。查理一世为了获得议会通过对他的金钱补助，勉强批准了这个请愿书，但是他以后又曲解其中的文意，继续不经议会同意而征税。当议会号召人民抗税时，他就在１６２９年解散了议会。
革命形势的成熟　　１６２９年查理一世解散议会到１６４０年重新召集议会，其间十一年称为无议会统治时期。以查理一世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加强迫害反对派人士，他的宠臣斯特拉福伯爵和劳德大主教积极推行反动政策。
查理一世政府的反动，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清教徒为逃避迫害纷纷流亡海外，从１６３０年到１６４０年，流亡海外的有六万多人。查理一世强行征
①玛利原是苏格兰女王，被伊丽莎白处死。
税，１６３４ 年恢复征收“船税”时，①抗税发展为群众运动。新贵族约翰汉普顿认为“船税”非法，因此被判有罪。
当国内人民群情鼎沸的时候，苏格兰人民起义了。在苏格兰，经过宗教改革，长老派的宗教信仰占统治地位。斯图亚特王朝统治英国以后，英格兰和苏格兰共有一王，但苏格兰仍是一个独立王国，有自己的议会和宗教组织。１６３７年，查理一世听从劳德大主教的建议，命令苏格兰采用英国国教的稍加修改的祈祷书，引起了苏格兰人的愤慨。１６３８年，苏格兰人签了“神圣的同盟和公约”，宣誓保护自己的信仰，还组织了一支军队。第二年，战争开始了。查理一世虽然召集军队去“讨伐”，但是他缺乏金钱，于是被迫在１６４０年４月召开议会，企图使议会通过议案，让他征收他需要的经费。新议会的成员很多属于国王的反对派。他们不但拒绝国王的要求，而且提出议会权利问题。查理一世在５月初又把议会解散。这届议会仅仅存在了三星期，英国历史上称它为“短期议会”。
苏格兰起义不断扩大，起义者越过边境，占领了英格兰北部的纽卡斯尔。当时，伦敦和共他城市的手工业工人和城市平民一再举行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农民运动也在英国东部爆发。各地人民纷纷递交请愿书，要求召开议会，仅伦敦一地就有一万多人签名。迫于形势，查理一世只好在１６４０年１１月召开新议会。这届议会一直存在十三年，英国历史上称它为“长期议会”。
“长期议会”成了反对封建专制的领导中心。在它存在期间，英国人民以武力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它的召集，因此被视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标志。
①“船税”是从前沿海地方为对付侵袭沿海海盗而一度实行的一种捐税，久已不征而被人们遗忘了。 第二节　　两次内战和英吉利共和国的建立
革命的开始　　长期议会是在全国群情激愤、城乡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的环境下进行的。很多君主专制的反动派代表人物和一些原来短期国会的议员重新当选了。不过就长期议会议员的社会地位说，上议院全是贵族；下议院五百零七名议员中大多数也是贵族，其中包括许多新贵族；约有七十名议员出身于资产阶级，其中有少数共和主义者如约翰皮姆、汉普顿和亨利马尔腾等。后一部分议员的反封建态度比较坚决，虽然人数少，但是他们有坚强的后盾。他们的真正力量在议会之外，首先是伦敦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
长期议会召开以后，就对查理一世的不法行为进行了指控，通过了一些限制国王权力的法案。那些法案规定，议会必须定期召开，国王不得议会同意不能解散议会；禁止征收某些苛捐杂税，宣布“船税”非法；废除了最为人民痛恨的反动统治机构，如大主教法庭、星室法庭等；宣告无罪释放从前被逮捕的政治犯如平等派的代表人物李尔本等。
以上这些成就不只是议会表决的结果，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在城乡劳动人民广泛发动的强大压力下取得的。这一点，在斯特拉福的审判案中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斯特拉福是反动首脑人物之一，向为人民所痛恨。皮姆等人在长期议会召开不久就提出议案，要求审判他。一些保守议员百般阻挠。１６４１年４月２１日下议院审判斯特拉福时，五百多名议员，只有二百六十三名出席。由于群众不断到议会示威，成千上万的伦敦市民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处死这个“臭名昭彰的罪犯”，下议院才得以通过《褫夺公权法》，同意处死斯特拉福。但是，上议院拒绝批准。群众再度出动，一连两天包围议会，上议院才勉强通过这个法案。同样在群众的强大威力面前，查理一世才签署了斯特拉福的死刑判决书。５月１２日，斯特拉福被推上断头台，聚观的城乡群众人山人海，数达二十万，出现了英国空前的壮观局面。
慑于人民群众的声势，特别慑于农民起义事件在全国各地尤其是东部和西南部的扩展，１６４１年夏秋以后，议会许多议员惶恐不安，有的想转过头来同王党妥协。议会讨论废除英国国教的主教制的法案时，遭到许多议员的反对。在讨论《大抗议书》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大抗议书》全文二百零四条，列举了查理一世滥用职权的行为，提出了议会的一些要求，如要求工商业自由，成立长老派教会组织，政府对议会负责等等。讨论的时候，议会掀起轩然大波，议员之间几乎武斗起来；表决的时候，它只以十一票的微弱多数通过。这说明，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议会里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分化，越来越多的保守议员从反对派立场转到王党立场。到 １６４１年冬，公开拥护国王的议员已达二百五十五人。但是，许多议员不能不看到，王党势力①
强大，他们自身安全难保，而且他们的政治经济要求都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因此还得更坚决地同封建专制统治斗争。
查理一世看到议会中一些议员的保守情绪在增长，另一些动摇不定，以为有机可趁，决定用先下手为强的办法，下令逮捕议会反对派的领导人物皮①克里斯托弗希尔的《英国史——革命世纪（1603—1714年）》英文版第121页说，内战中不同程度地卷入国王一边的议员计二百三十六名。
姆和汉普顿等五人。１６４２年１月４日，查理一世公然不顾不以武力侵犯议会的传统习惯，率领士兵到下议院逮捕皮姆等。皮姆等人早已闻讯，躲到城区，得到手工业者和平民的武装保护。抗议和声援书从全国雪片般飞来，伦敦市内和郊区的水手以及伦敦附近白金汉郡、肯特郡的农民结队开往伦敦。一周以后，皮姆等人在群众护送下，以胜利的姿态回到议会。劳动群众事实上成了首都的真正主人。
约翰皮姆
查理一世和他的党羽，在伦敦已经无路可走，于１月１０日离开了“叛乱”的首都，到北方去集聚力量准备反扑。国王和议会之间的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冲突已经从议会的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向全国扩展了。
第一次内战　　查理一世在北方集结了王党力量，１６４２年８月，在诺定昂升起了王家的军旗，宣布“讨伐”议会的“叛乱”分子。各地的民兵集合在议会的旗帜下，艾赛克斯伯爵受议会任命，统率议会军。英国内战开始了。
内战中的英国，从地区上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王党盘踞的是北部和西部地区，它的社会支柱主要是旧的封建贵族。议会所控制的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东南部地区，依赖的是这些地区的资产阶级、新贵族、自耕农和城市平民。
从力量对比上看，交战双方，议会占绝对优势。它控制的地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在军队数量上，内战开始时，议会军远远超过王党的军队，而且海军舰只都在议会一边，控制了许多重要港口。议会又据有首都伦敦，不仅便于征收固定的赋说，而且可以利用原有的一套行政管理机构，形成一个比较稳固的行政管理中心。
英国内战形势
但是，在第一次内战开始以后的头两年，议会军却遭到一连串的失败。１６４２年１０月，在埃吉山发生了内战中第一次大战役，胜负不分。随后，王党军队占领了牛津，威胁伦敦。１６４３ 年夏，议会军在北部和西南屡遭失败。秋天，王党军队计划围攻伦敦，由于伦敦民兵的英勇出击①才度过这场危机。当时，议会同苏格兰人订立同盟，共同作战。１６４４年７月，苏格兰军队和议会军队在马斯顿荒原击败王党军队。但由于议会军的一些领导人贻误戎机，又缺乏统一指挥，这一胜利成果又化为乌有。
议会军开头失利，原因不在条件不利和力量薄弱，而在议会军领导阶层的妥协动摇的政治态度上。就对待内战的态度说，议会军领导阶层可分为三派：主和派，主战派和主战派中的右翼。后一派虽然主战，但不坚决，时刻准备着一旦国王承认议会的权利就同国王言和。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皮姆和汉普顿等，而他们又掌握着议会的领导权。加上指挥议会军的艾赛克斯伯爵和曼彻斯特伯爵老朽昏庸，进退失据，造成了军事不利局面。严酷的现实使议会中的一些人认识到，必须采取具体措施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克伦威尔就是具有这种认识的代表人物。
克伦威尔
①他们先在牛津西北解除王军对乌斯特城的围攻，归途又在伦敦以南的纽伯立 打击了王军。 奥里佛克伦威尔（１５９９—１６５８年）是亨廷顿郡的乡绅，他出身的家庭在英国宗教改革处理教会土地时发了财。他是典型的中等新贵族、虔诚的清教徒，在邻里中因捍卫贫穷人的权利而获得好名声。作为长期国会议员，他坚决反对专制王权，强烈要求废除英国国教的主教制。内战开始，他主要从农村的虔诚信仰清教的自耕农中召募了一支队伍，任命一些下层社会出身的人为中下级军官。他那支队伍既勇敢又有纪律，连战皆捷，在马斯顿荒原那一战中大起作用，被人誉为“铁骑军”。
克伦威尔统率下的军队同艾赛克斯、曼彻斯特统率下的军队的战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问题很清楚，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按照克伦威尔军队的式样改组军队，坚决作战。议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害怕下层人民武装起来以后，会对他们产生威胁，不愿这样作。１６４４年１１月，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曼彻斯特还说什么：“如果我们打败国王九十九次，他仍然是国王；……如果国王打败我们一次，我们都会被绞死，我们的后代都将变为奴隶。”克伦威尔反驳说：“果真如此，为什么我们当初举起武器？这简直是反对此后作战。”
就在议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对待内战持勉强应付态度的时候，城乡人民群众自发的、独立的反封建斗争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了。城市里各种要求信仰自由的独立教派运动雨后春笋般地勃兴，仅伦敦一地就产生了八十个不同的教派和圣会。各种不同政治内容的出版物、小册子大量涌现，１６４５年英国的出版物达七百多种。著名诗人约翰密尔顿对此热烈欢呼：“我好象看到一个高傲的、强大的民族，象从沉睡中醒来的巨人，摇撼着他那沉重的锁链，奋然站起来了。”在农村，人民反封建斗争的形式主要是遍布各地的农民起义。其中西南各郡发生的“棒民”运动最为突出。“棒民”大约有十万人，既反对封建王党，也反对议会的犹豫动摇。“棒民”运动的客观作用，不仅在于它遏制了当地封建王党和贵族的气焰，保障农民的利益；而且迫使议会改变犹豫动摇的态度，迅速采取措施，坚决同王党斗争。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议会通过了彻底改组军队的计划，建立一支以自耕农为主体包括手工业者和工匠、学徒的“新模范军”，提拔了一些出身于下层社会的人担任中下级军官。１６４５年４月，议会通过《自抑法》，规定议会议员不能担任军事职务，这就解除艾赛克斯和曼彻斯特等人的军职，克伦威尔因正在前线追击王党军队而例外。“新模范军”二万余部人，包括五六千骑兵。他们充满革命激情和清教徒的热忱，有纪律，有旺盛的战斗力。在北方指挥议会军队的托马斯费尔法克斯被任命为“新模范军”司令，克伦威尔为副司令。
“新模范军”在战场上一往无前，１６４５年６月在纳西比战役中决定性地击败了王党军队，以后所向披靡，克服了王党据有的城镇。后来，查理一世也作了阶下囚。第一次内战以议会方面的胜利而结束。
两次内战之间的政治斗争　　第一次内战打败了王党，但是在革命阵营方面发生了政治斗争。这场斗争首先产生于长老派和独立派之间。
早在内战开始后不久，议会议员便形成了多数和少数派。多数派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的代表人物，政治上保守，对战争主张防御，遇有机会就想同国王妥协讲和。少数派由代表中等资产阶级的中、小乡绅所组成，当初比较激进，主张把反对王党的战争进行到底。这两个政治派别以清教徒中两个主要派别命名：多数派称长老派，少数派称独立派。军队改组以后，两派之间的矛盾更激化了。长老派掌握着议会的实权；独立派以“新模范军”为力量中心，在地方机构也很有力量。
内战结束以后，英国经济一片残破景象。长老派不但不采取措施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反而加强搜括，致使日用必需品和粮食价格猛涨。革命的胜利果实被长老派独吞了。例如在土地问题上，革命以来，从前属于国王、封建贵族和教会的土地，大批转入上层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之手。１６４６ 年，议会又颁布法令，废除了“骑士领有制”，把与王室有藩属依附关系的一切土地变为大地主的自由私有财产，不再对国王负有封建义务。而农民的封建义务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长老派还利用他们在议会里的统治地位，把当时实际成了英国最高权力机关的议会变为他们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而把中、小资产阶级排斥在各种应享的权利之外。他们把长老派的信仰定为全国的宗教信仰，对要求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人实行残酷迫害。
长老派看到“新模范军”已成为集结中、下层人民力量的强大组织，又怕它对他们的政策不满，于是以减轻人民赋税的负担为借口，在 １６４７ 年 ２月让议会通过决议，解散军队，并且拒绝补发所欠士兵的薪饷。消息传来，士兵群众和中下级军官大哗，军队里发生了骚乱。但是以克伦威尔为代表的独立派高级军官态度暖昧，不敢大胆引导士兵同长老派作斗争。这样就从独立派中分出了一个新的政治派别，即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平等派。
平等派思想在第一次内战期间已经广为流传。它认为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源泉，由人民选举的下议院应享有最高的政治权利，上议院和国王都应取消。它主张实行宗教自由，取消什一税，废除垄断专卖权。这种思想反映了城乡小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在“新模范军”的士兵中得到热烈拥护。平等派领导人约翰李尔本（１６１８—１６５７年）的著作在士兵中不胫而走。当时的人说：“士兵摘引李尔本小册子中的话，就好象摘引法律条文一样。”
在平等派思想的影响下，军队里的士兵在１６４７年４月底５月初选出了各团的鼓动员，日益把上层军官的领导权排挤掉。由鼓动员组成的委员会，成了团结和领导士兵的核心，又成了联系军队以外的平等派的纽带。以克伦威尔为代表的独立派高级军官受到鼓动员的警告，不得不改变动摇态度，转到士兵方面来。在他的建议下，成立全军大会，吸收鼓动员参加。大会通过了声明，要求解散现存的议会，把反动的议员从议会里清除。在士兵的强烈要求和伦敦人民的广泛支持下，１６４７年８月６日，军队开进伦敦，驱散了议会的长老派议员。这一场政治斗争以长老派的失败而结束。
１６４７年８月６日以后，一场新的政治斗争在独立派的高级军官同平等派士兵之间展开了。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未来国家制度的政治方案上。独立派的方案反映在他们拟订的《建议纲目》中，基本精神是要求建立一个限制君权的君主立宪制度。平等派的方案反映在他们拟订的《人民公约》中。它贯穿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实质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国王、没有上议院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国家最高权力应当属于由成年男子普选产生的下议院。１０月底到１１月初，在伦敦郊外普特尼举行全军大会，讨论两个方案，争论一周多，双方各不相让。克伦威尔悍然下令解散会议，命令士兵分别在三个地方集中，准备检阅，企图以武力镇压平等派。１１月１５日，军事检阅时，平等派想乘机起义，但事先未作充分准备。克伦威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捕了一些士兵，把其中一名枪杀在队列之前，镇压了士兵起义的企图。平等派暂时遭到了失败。
第二次内战和英吉利共和国的建立　　王党和长老派眼见军队内部分裂，猖狂活动，伺机再起。１６４７年１１月，查理一世从监管他的地方逃出，到了南边的怀特岛。他同长老派谈判，讨价还价，还秘密同苏格兰贵族的使者接触，企图利用苏格兰封建主的势力帮他复辟，后来达成了协议。
就克伦威尔说，他镇压了平等派，也想同国王勾结。但是查理一世宁愿同长老派或苏格兰人联合也不想同克伦威尔妥协。面对新的内战威胁，克伦威尔不得不转过头来同平等派合作。他宣布释放被捕的平等派官兵，吸收平等派军官和鼓动员参加军官会议。会议通过平等派的建议，决定把查理一世作为血腥的罪犯加以审判。
１６４８年２月，王党在西南部暴动，掀起了第二次内战。后来，他们又占领了南方的一些城市，在北部同苏格兰贵族率领的军队共同行动。有一部分舰队也投到王党方面。王党气焰猖狂一时。但是，在革命军内部，独立派和平等派已经重新联合，加上社会上的中下阶层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战局很快扭转过来。８ 月间，在北方的普雷斯顿附近的决定性战役中，王党军队被击败，他们在东南方面最后根据地被拔除。第二次内战以议会军的胜利基本结束了。同年１２月，查理一世再度落入革命者之手。
第二次内战还在进行的时候，伦敦各地的人民和军队的士兵不断向议会递交请愿书，提出民主改革要求，抗议某些长老派议员同国王勾结，要求清洗他们。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时多达几万人。消灭了王党叛乱的军队在返回伦敦途中，发表了《军队抗议书》，重　申了平等派的要求。这时，许多重大事件都是平等派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如哈里逊、普莱德等倡议和决定的。
１２ 月初，军队进入伦敦。几天以后，普莱德上校带领他们占领了议会，把一百四十三名反动的长老派议员清洗出去了。这就是英国史上有名的“普莱德清洗”。这件事，克伦威尔并不知道，事后不得不表示“对此感到高兴并将努力支持”。
经过普莱德清洗以后，议会中独立派占了优势。在当时国内各阶层人民政治情绪普遍高涨的情况下，议会成立了最高法庭，对查理一世进行审判。最高法庭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我国善良人民的敌人”定罪，判处查理一世死刑。
１６４９年１月３０日，查理一世被押上断头台处死。
处死查理一世
处死了查理一世，议会又通过了废除上议院的决议。英国实际上成了既无国王又无上议院的共和国了。１６４９年５月１９日，英国正式宣布成立共和国。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展的顶点。人民群众的要求对革命的进程发生了显著的影响，使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但是这个进程并未发展下去。掌握了政权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一站稳脚跟，就转过头来镇压人民和抹煞革命的民主内容了。
第三节　　从共和国到护国公的统治
平等派的新发动和掘地派运动　　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统治下的共和国，中下层人民仍然处在经济困苦、政治无权的地位。这不能不导致新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具体表现为平等派的新发动和掘地派运动。
早在１６４９年２月、３月间，平等派的领导人物李尔本发表了他的新作《揭露英国的新枷锁》，指出独立派政权是套在人民头上的新枷锁，斥责某些有势力的人正在阴谋实行军事独裁以奴役人民。不久，平等派发表了新版本的《人民公约》。在平等派的宣传鼓动之下，军队里的士兵在许多地方起义，要求把《人民公约》的要求付之实施。克伦威尔一再镇压，１６４９年９月以后，平等派运动渐趋衰落。在同独立派斗争时，平等派没有彻底摆脱克伦威尔等人的控制，又未建立独立自主的组织，掌握军队的领导权，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这里。
当平等派重新发动的时候，伦敦以南的塞利郡和肯特郡等地发生了自称为“真正平等派”即掘地派运动。掘地派占据公共土地或荒地，进行垦殖、播种。他们声称不侵犯别人的财产，而且相信“富有者的理智终将战胜他们的贪欲”。他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他们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理想，还把希望寄托在克伦威尔政府身上。但克伦威尔却应土地所有者的请求，派军队驱散掘地派，破坏他们组织的公社，毁掉他们开垦和种植的土地。到 １６５０年初，掘地派运动瓦解了。
杰拉尔德温斯坦莱是掘地派思想家。他在自己所写的小册子里表明，社会罪恶的主要根源是土地私有制，在人类原始时期，土地是公有的。自从产生了土地私有制，就产生了贫富悬殊现象。以后强者打弱者，从而开始了战争，王权也就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温斯坦莱认为，在新社会里，土地应该公有；人们都应该组织在公社里，“共同劳动，共同吃饭”。不过他找不到实现他的理想的现实力量。他有时诉诸理智，有时又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能自上而下实现他的计划上。这种思想反映了英国城乡穷苦人的愿望，但是它却是不成熟的、空想的。
克伦威尔镇压了平等派和掘地派的群众运动，实际上就是把共和国所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粉碎了。
远征爱尔兰和苏格兰　　克伦威尔镇压了本土的人民运动以后，为了转移国内人民的注意力特别是士兵的不满情绪，又对爱尔兰和苏格兰发动了军事行动。
英国封建主从十二世纪开始就侵占爱尔兰，几百年来一直遭到爱尔兰人的不断反抗。１６４１年１１月，正当长期议会对国王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候，爱尔兰爆发民族起义。由于英国国内不久就爆发了内战，无暇对付爱尔兰。１６４９年１０月，克伦威尔亲自率领军队一万多人在都柏林登陆，攻占东海岸的一些城市，屠杀和平居民。１６５０年，英军完全占领了爱尔兰沿海地带以后，克伦威尔才离开爱尔兰，把征服爱尔兰的事交给他的助手。１６５２年５月，英国军队基本上征服了爱尔兰。大批爱尔兰的土地被没收，克伦威尔和许多军官都成了爱尔兰的大土地所有者。士兵也得到一种“债券”作为以后领取土地之用，以此代替薪饷。大量土地落到了金融大亨手里。爱尔兰人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土地。但是原来作为革命工具的军队却由于侵略爱尔兰而变质了，以后就成了克伦威尔建立军事独裁的支柱。
克伦威尔从爱尔兰回来，继费尔法克斯出任军队总司令。他立即投入了对苏格兰的战争。第二次内战期间，苏格兰贵族已站到查理一世一边作战。英国独立派共和国建立后，不仅苏格兰贵族而且苏格兰的一切有产阶级都同英国疏远了。１６５０年６月，流亡荷兰的查理王子（查理一世之子）在苏格兰登陆，在爱丁堡宣布为王。克伦威尔率军北上，９ 月间一战击溃苏格兰人。第二年秋，苏格兰又组织了一支军队，由查理率领进入英国境内。克伦威尔率军从苏格兰回头追击，在英格兰西部的乌斯特附近追上他们，彻底击败了他们。从此苏格兰合并于英国。按１６５４年发布的合并命令，苏格兰议会取消，在英国议会里加进三十名苏格兰代表。
护国公的统　　随着国内外斗争的进展，克伦威尔的权力与日俱增。人民群众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反抗运动都被镇压下去了，然而人民的不满情绪仍以神秘的宗教形式继续表现出来。经过普莱德清洗以后的“残缺议会”既不得人心，又同克伦威尔和高级军官争权。在这种形式下，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为了使他们的既得利益得到可靠的保障，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镇压一切不满的表现。权势地位空前强大的克伦威尔成为他们瞩目的人物。
克伦威尔驱散残缺议会议员
（克伦威尔手挥宝剑，嘴里叫着：“恶棍们滚开！”）
１６５３年４月，克伦威尔使用兵力驱散了不够驯服的“残缺议会”。７月间，经过克伦威尔特别挑选的一百四十名议员组成了“小议会”。这个小议会以其一位积极活跃的议员、皮革商人贝尔朋的名字，在社会上被讥称为“贝尔朋议会”。克伦威尔原来希望“小议会”能成为他的驯服工具，但议员中仍有一部分人提出了激进的社会改革要求。克伦威尔对“小议会”施加压力，年底就“自行解散”了。共和国到此已经名存实亡了。
由高级军官组成的军官会议，提出了一个宪法草案，名为《施政文件》。根据这个文件，克伦威尔于１６５３年１２月１６日被宣布为共和国的护国公。文件规定，国家的立法权由护国公和一院制的议会共同行使，行政权由护国公和他任命的国务会议掌握。护国公在行政司法方面享有广泛的权力，同时又是军队和国民军的总司令。很明显，护国公制实质上是以克伦威尔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军事专政。
１６５４年９月，按照《施政文件》规定召集的第一届议会开会时，议员中有人企图借审查《施政文件》来限制护国公的权力。克伦威尔指斥说，规定护国公的权力不是议会的职权。很快，他又把这届议会解散了。以后，克伦威尔实行个人的军事独裁。他把全国分为十一个军区，每个军区由一个少将领导，在本区享有民政和军事大权。
在实行护国公制的最后几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企图恢复君主制。１６５６年９月开幕的第二届议会，一方面废除了军区少将，另一方面又恭顺地提请克伦威尔接受王号。由于不愿放弃自己的政治势力的高级军官的压力，克伦威尔不得不拒绝王号。但是后来议会还决定，护国公的称号由克伦威尔的家人世袭。
第四节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１６８８年政变
１６６０ 年复辟和查理二世的统治　　１６５８ 年克伦威尔死去，他的儿子理查克伦威尔继任护国公。理查懦弱无能，手下军官不服。第二年５月，理查被迫辞职，政权由一小撮高级军官操纵。军官集团争权夺利，而伦敦城的大资产阶级又拒绝服从这一小撮高级军官，拒绝经济上的支持。伦敦陷于极端混乱。外地又爆发了农民运动，特别是东部农民同圈地的地主斗争激烈，砍伐地主森林，夺取耕地。有产者惶惶不安，伦敦的大资产阶级和各地的乡绅地主更加害怕人民的新发动。他们认为如果政府和军队不能保证有巩固的秩序，就得用其他的办法来达到目的，而恢复斯图亚特王朝的政权便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好办法。就在这种形势下，率军驻扎苏格兰的蒙克将军带领军队开回伦敦，同时同流亡法国的查理斯图亚特暗中勾结。蒙克本来是君主主义者，迫于革命形势才转到议会军方面来。现在，恢复君权的时机来到了。他到达伦敦以后，召开了新国会，多数议员都是长老派和王党分子。议会决定政权“应属于国王、贵族和平民”，也就是主张恢复王权。由蒙克授意，查理斯图亚特在荷兰布列达发表宣言。他在宣言中宣布：内战期间没收的王党和教会的土地不予更动；停止宗教迫害；除直接处死查理一世的人以外，其他反对过君主制度的人一概不予追究。
蒙克为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扫清了道路。１６６０年５月，查理斯图亚特带领一群亡命国外的保王党人返回伦敦，登上王位，称查理二世（１６６０—１６８５年）。这就开始了英国历史上的复辟时期。
复辟之初，查理二世不得不表示恪守《权利请愿书》的规定，尊重国会的权利，任命一些长老派的首领为重要官员。但是不到一年，虚伪的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保王党人占多数的议会通过法案，恢复英国国教教会，迫害其他教派，要求公职人员按国教仪式宣誓。查理二世政府又以恐怖手段迫害革命的参加者，把许多人包括在“弑君者”的范围以内加以杀害。克伦威尔等人的尸体也被从坟墓中挖出来，吊上绞架。
复辟时期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发展阶段，差不多在所有的经济部门中，资本主义关系都有巨大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资产阶级势力的增长。但是查理二世执行的政策仍然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相抵触，引起了他们的不满。１６７９年议会选举，反查理二世的议会反对派在议会中占多数。当年，他们在议会通过了《人身保护法》。法案规定，对每个被逮捕的人，应该事先宣布其罪状；被捕者有权要求立刻进行审讯。虽然《人身保护法》有一些保留条件，而在当时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封建统治者独断专行的反动行为。
十七世纪七十年代末，在英国政治斗争的尖锐条件下，形成了两个政党。托利党代表大土地所有者和英国国教教士的利益，主张加强王权。辉格党代表金融资本家、大商人、乡绅和部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主张限制王权，扩大议会权利。
１６８８年政变　　１６８５年查理二世死而无嗣，由他的兄弟约克公爵詹姆士继位，称詹姆士二世（１６８５—１６８８年）。
詹姆士二世是一个天主教徒，即位之前就受到辉格党的反对，即位以后又大力镇压反对派。他企图在英国恢复天主教。这不仅引起辉格党人而且也引起托利党人的反对。因为如果天主教在英国得到恢复，自英国宗教改革以来被没收的天主教会的土地就有被重新夺去的危险。而那些土地或是以廉价 落到新贵族之手，或是由国王赠给了许多旧贵族。英国国教教会的教士耽心国教教会统治地位的丧失，反对恢复天主教。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又怕詹姆士二世的明目张胆的倒行逆施政策，会激起下层人民的骚动。恢复天主教会危及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威胁国教和非国教的新教徒，这就导致了辉格党人和一部分托利党人的联合。１６８８年６月，他们发动了政变，迎来詹姆士二世的女婿、当时的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要求他登上王位。当年 １１月，威廉带兵在英国登陆，英国各地的资产阶级和乡绅相继投到威廉一方，伦敦市议会代表上层市民欢迎威廉到来。詹姆士二世众叛亲离，逃往法国。１２月，威廉进入伦敦，第二年初，议会决定威廉三世（１６８９—１７０２年）和他的妻子玛丽二世（１６８９—１６９４年）共同即位。这次事件就是资产阶级历史家所谓的“光荣革命”，实际上是大资产阶级和贵族联合起来实行的一次政变，是两个阶级妥协的结果。政变以后，政治上的职位仍保留在大贵族手里，其条件是这些大贵族必须推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这次政变结束了复辟时期，资产阶级成了英国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了。
１６８９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法案列举了詹姆士二世破坏各种基本法律的错误行为以后，指出了国王的权力范围。规定以后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也不能决定使什么人免受法律的制裁。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任何赋税，也不能在和平时期征集和维持军队。法案宣布议会的言论自由，议会必须定期召开，全体人民都有请愿的权利等等。
１７０１年，议会又通过了《王位继承法》，规定了威廉三世以后继承王位的具体人选。这样，决定王位继承人的大权掌握在议会手里了。根据该法案关于王位继承人的规定，实际上杜绝了恢复斯图亚特王朝的可能。法案还规①
定，英国王位不能传给天主教徒，英王必须参加英国国教；所有的政府法案必须由同意该法案的枢密会议成员的签署才能生效等。这些规定进一步限制了王权，提高了议会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巩固地确立了立宪君主制的政体。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封建专制王权和封建制度，是一次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开辟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全欧洲建立的道路，成为后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蓝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新兴的资产阶级是这次革命的领导者。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参加了革命是这次革命的一大特色。虽然这次革命披上了宗教外衣，但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是毫不含糊的。城乡劳动群众担负了革命斗争的重担，在革命深入前进方面起了决定作用。当时的英国正处在封建社会瓦解、资本主义兴起阶段，阶级分化正在剧烈进行。城乡劳动群众分化为许多利益不同的阶层，缺乏组织性，时代的条件也还不可能把他们推上革命领导地位。共和国建立以后，新当权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就把劳动群众为推进革命深入发展的运动一一镇压，以致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先变成护国公政府，再演为斯图亚特王朝复辟。１６８８ 年政变已是大资产阶级和贵族或者说是资产阶级上层和大土地占有者的合流。这就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未能贯彻到底而具有很大的保守性。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经过多次反复，建立了立宪君主制，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的原则。这种制度比封建专制制度进步，成为以后许多国家资产阶级效法的榜样。
①威廉三世死后，由詹姆士二世次女安继位，安死无嗣，王位传给斯图亚特王室的旁系汉诺威家族的人。 第二章　　十七世纪下半期和十八世纪的欧洲
第一节　　十八世纪的英国
经济概况　　１６８８年政变把荷兰的威廉三世和玛丽①推上了英国的王位，同时确立了土地贵族和一部分资产阶级（大商人和金融资本家）的统治地位。
当时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洲首屈一指，但是就经济构成的比重说，还是一个农业国，五分之四的人口从事农业。小麦有输出，输出量不断增加，从１６９７—１７０７年的一百一十多万夸特增加到１７４６—１７６５年的九百五十多万夸特。输出的农产品中还有麦芽和大麦。
十八世纪，英国农村里排挤中小农户的过程变本加厉，国家政权助长大地产吞并自耕农的土地。议会通过的圈地法令越来越多，１７１７—１７２７年为十五件，１７２８—１７６０年为二百二十六件，１７６１—１７９６年为一千四百八十二件，１７９７—１８２０年为一千七百二十七件。
根据这些法令被圈的土地达四百万英亩以上。这些被圈的土地不象从前那样用作牧场，而是作为大农场。大地主或以高额地租出租土地，或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场。他们有资本，能够雇用农业工人，使用改良的农业设备。他们对农业进行的资本主义改造，刺激了农业的进步。“虽然种地的人数减少了，但土地提供的产品和过去一样多，或者比过去更多，因为伴随土地所有权关系革命而来的，是耕作方法的改进，协作的扩大，生产资料的集聚等等”。这时，开始实行了系统的谷类作物与根块植物的轮种法，制定了排水①
和施肥办法，采用新式的农业机器如条播机和改良犁。
在工业方面，十八世纪上半期仍在迅速发展。毛纺织工业在一些地区陷于停滞，而在另一些地区又有进展。总的说它是稳步前进的，输出是上升的，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每年输出的呢绒的价值不大超过一百万镑，１７６４年已增到四百万镑。１７００年，议会通过法令，禁止输入印度的棉织品，从此棉纺织工业以兰开夏为中心取得了长足进展。当时，工业商品的小型生产愈来愈多地被手工工场所代替。虽然手工工场还有分散的小工场，但它在毛、棉、丝等织造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就。至于集中的手工工场多从事制铁、造纸、玻璃制造等。集中的手工工场是手工劳动进一步分工和专业化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种专业化把生产分成许多细致的、简单的操作，为机器的发明和推广作好了准备。而且手工工场训练了许多熟练工人，为以后产生的工厂制度创造了另一个必要的前提。加上其他条件，英国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起发生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发展由手工工场阶段向工厂阶段过渡。英国经济起飞了，它进入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辉格党与内阁　　１７０１ 年，英国议会通过的王位继承法，排斥詹姆士二世的子系继承英国王位。它规定，由詹姆士二世的次女安继承威廉三世，如果安死而无子女继承，应由斯图亚特王朝的远亲德国的汉诺威选侯继位。１７０２年安继承威廉三世为王。１７１４年，乔治一世继安为王，这就是英国汉诺威王朝的开始。从１７１４年到１７８３年先后七十年，辉格党一直当政，没有间断，也没有遭到致命的反对。
①斯图亚特王朝詹姆士二世之女，威廉三世之妻。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0页。
汉诺威家族（１７１４—１８３７）
乔治一世(1714—１７２７)
乔治二世(1727—１７６０)
腓特烈 (死于1751年)
乔治三世(1760—１８２０)
(乔18治20四—世１８３０) (威17廉30四—世１８３７) 爱德华
(维18多37利—亚１９０１)
选举战：拉选票的场面
在驱逐詹姆士二世的政变中，辉格党起过积极作用；对威廉三世，它坚决支持。同辉格党对立的是托利党，因为它的成员有一部分支持詹姆士二世而削弱了力量。无论辉格党或托利党，都是高级贵族的掌上物。它们的区别在于：托利党以中等贵族即大乡绅为基础，牢牢地控制着地方上的权力。辉格党更接近于资产阶级和伦敦的银行家、大商人、大船主，从汉诺威王朝开始就牢固地掌握了国家政权。辉格党统治期间的最初代表人物是华尔波尔。
罗伯特华尔波尔（１６７６—１７４５年）出生在诺福克郡的一个贵族地主家里，在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接受了贵族教育。他继承的地产每年可以收入二千英镑。在女王安在位时代，他既接近女王，又接近权倾一时的马尔博罗公爵，在政治上飞黄腾达起来。从１７２１年到１７４２年，他一直是英国政府的首脑。华尔波尔象伦敦商人那样精于理财，又是一个十分重视现实的人。他尽量把赋税从商人和工场主身上转移到消费品上，以博取资产阶级的欢心；又为了不招乡绅们的敌视，大减土地的税率。经过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加上１６８９年《权利法案》的具体规定，英王的权力受到了限制，议会的权力超过了国王的权力。而汉诺威王朝的头两个国王乔治一世和二世不熟悉英语和英国国情，又把某些王权转归辉格党首领。在这种权力转移的过程中，英国议会制度逐渐确立；就在华尔波尔当权时期，内阁制开始形成。
英国的内阁制综括地说须包括这几个因素：内阁必须在下议院里占有决定作用的多数，阁员须在议会中据有议席；一切阁员必须在大政方针上一致，必须联合起来集体负责；内阁必须有一个首脑（即后来的首相），他有控制内阁决定的发言权，又必须是下议院多数党的首领。华尔波尔当权的时候，这些因素正在萌芽，他竭力用干薪职位、营利事业、承办公物、授予爵号、施惠议员亲友等办法收买议员，牢牢地掌握着下议院的多数议席。１７３３ 年，他强迫反对他的财政改革方案的大臣辞职，这固然起于他想把持政权，不容阁员反对他的政策，但这一举却树立了一条重要原则，在关键问题上内阁必须意见一致。因此有的历史学家指出，演成内阁共同负责和首相为内阁和下议院首领之功，应归于华尔波尔。正式使用首相一词是以后的事，在英国政治制度演变史上，华尔波尔却是事实上的首相。内阁制的产生使英国立法机关得以控制行政机关而又不使后者减少效率，在立法和行政之间找到了调节。
华尔波尔在下议院同议长谈话
在当政的辉格党中，华尔波尔代表资产阶级中较为保守而和平的一派。由于英国力量的增长，辉格党中代表资产阶级中侵略而好战的一派，势力抬头，在１７４２年把华尔波尔赶下了政治舞台。此后四十年，英国通过殖民战争，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帝国。它虽然失掉了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却牢牢地握有加拿大和印度。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经济力量的加强，英国靠着剥削殖民地和较弱国家的经济从属关系，日益上升为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强国。
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　　十八世纪的欧洲被称为理性时代或启蒙时代。启蒙思想家认为，人们应该用理性的眼光观察生活和社会。启蒙运动十七世纪在英国获得开端。在整个启蒙时代的最有代表性的那些思想，有许多是在英国这个被资产阶级革命松开的土壤中萌芽的。十八世纪自由思想的创始人就是英国的约翰洛克。
约翰洛克（１６３２—１７０４年）是新兴资产阶级英国的著名思想家，是启蒙时代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发展了自然权利的理论，认为人类是生而自由和平等的，具有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私有权。他否定君权神授的封建主义理论和专制主义理论，把人民政治主权的原则作为自己的国家学说的基础。他认为现代社会之前是自然状态，人们联合组成一个社会同盟，是由于自愿的契约而产生的。国家和政府的职责就是保障公民的自然权利。如果政府破坏社会契约，侵犯了人的自然权利——个人的自由和财产，那就是政府领导人“把他们自己置于同人民的交战状态中”，人民就有权推翻它而建立一个更好的政权。相信人性有善良的和理性的基础，认为任何社会的目的都是保护个人自由，这是洛克的自由思想的出发点。承认私有制是和自由、平等相等的人的自然权利，这又清楚地表明了洛克的政治理论的资产阶级的实质。洛克的政治学说对于欧美的社会思想，起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我们将会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献中具体看出来。
在启蒙运动的总轨道上，在英国产生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它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苏格兰的教授亚当斯密（１７２３—１７９０年）。斯密把自由竞争看作仿佛是由自由本身所规定的秩序，相信随着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人民的幸福也要增长。他认为各个人的自由活动是达到共同福利的最好的捷径，因此反对国家对国内经济生活的任何干预，即反对当时仍然盛行的“重商主义”。
所谓“重商主义”产生于新航路发现以后和西欧殖民者竞相争夺殖民地之时，一时在欧洲不胫而走。重商主义者主张由国家干预经济，比如由国家安排对外贸易，鼓励商品出口，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生产发展。他们认为进口少，出口多，就能把尽可能多的金银集中到本国。在商业资本占优势的时代，人们把金银的多少作为国家富庶和繁荣的尺度。金银多了不仅可以向企业投资，而且可以用来扩充海陆军，使国家更加富强起来。在英国，直到工业革命以前，重商主义一直是政府和资产阶级所奉行的学说。
１７７６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名著《国富论》，提倡“自由竞争”或“放任政策”。他认为国家不必安排贸易和工业，因为这种干预是违反供求的“自然规律”的，而放任政策却能为最大多数的人取得最大的利益。他还特别强调，人们进行自由竞争为自己寻求财富就能使整个社会富庶起来；政府的职责在于保卫国家，维护社会安宁，而不是干预经济事务。亚当斯密的巨大功绩在于进一步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他指出，国家的财富出于生产，而生产主要靠工人和农民的劳动，一切财富的本源是劳动，增加国民财富的条件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他又指出，劳动者附加在原料上的价值须分作两部分，一部分作为工资付给了劳动者，又一部分作为利润由资本家占有了。这里面包含了剩余价值论的萌芽。
亚当斯密（１７２３—１７９０）
亚当斯密为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建立了完整的体系。他提倡的“自由竞争”或“放任政策”，反映了英国在当时世界上的经济优势，又为工业革命造了舆论。他的学说的科学部分日后又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所吸取，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
第二节　　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盛衰
路易十四的专制统治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法国处在专制统治盛极一时的时期。
波旁家族（１５８９—１８３０）
亨利四世（１５８９—１６１０)
路易十三（１６１０—１６４３)
路易十四（１６４３—１７１５)
路易（死于１７１１年）
勃艮第公爵路易（死于１７１２年）
路易十五（１７１５—１７７４）
路易（死于１７６５年）
(路17易74十—六１７９２) (路18易14十—八１８２４) (查18理24十—世１８３０)
路易十七
波旁王朝的统治开始于亨利四世（１５８９—１６１０年在位）。当时的法国经过三十多年内战——宗教战争的创痛，得到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机。亨利四世在长期的政治风波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谨慎灵活，了解国情，力求维持国内外的和平局面，使法国进入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较快和君主专制统治大大巩固的时期。在他之后，王权一度削弱，封建贵族一再掀起叛乱，企图恢复自己的权力。但是在黎塞留和马扎尼相继担任首相和执政的三十多年里（１６２４—１６６１年），他们一面残酷镇压人民运动；另一方面无情打击反叛贵族，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１６４３年即位的路易十四（１６４３—１７１５年）年仅五岁，长期处在马扎尼的扶持下。他在青少年时期目击的动乱使他深信，只有国王拥有无可挑战的权力，法国才能免除内战和破坏。
路易十四
１６６１年马扎尼死去，路易十四亲自掌握了政权，而且是大权独揽。他对他的大臣们说：“迄今为止，我曾乐于把政府事务托付给已故的红衣主教。①现在是我自己来管理它们的时候了。”他取消了首相的职位。他要求自己拥有无限的权力，而且认为国王是上帝选定的，君权是神授的。“朕即国家”，据认为是他杜撰出来的。他视自己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把对他的反对当①指马扎尼。他和黎塞留都曾是天主教的红衣主教。
作“亵渎神圣”。黎塞留把十六世纪开始实行的由国王派遣监督官到各郡巡视的办法定为制度。路易十四进一步把各地的财政、司法、警察和军事的权力纳入监督官之手。各城市彻底丧失了自治地位，市政机关已经由选举机关变成了中央任命的行政机关。在中央机关，由国王任命的大臣分别管理军事、财政、外交和内务。他们对主管事务虽然起主要作用，但是他们得经常向国王写报告，而且直接向国王负责。类似国会性质的三级会议从１６１４年以后不再召开了。一向有权登记王家法令同时又有权以法令违反法律而拒绝登记的巴黎高等法院，在路易十四的威慑下，对路易十四的专制统治也起不了任何制约作用。
路易十四的权威因科尔伯（１６１９—１６８３ 年）长期出任财政总监而增长了。巴蒂斯特科尔伯出身富商家庭，因忠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利益而步步提升，１６６５年出任财政总监。由于财政问题是当时法国的首要问题，他就在政府中取得了首要地位。科尔伯是一个重商主义者，竭力鼓励对外贸易的出超，积极采取了措施发展工业。他为了保护本国工业生产的发展，实行了关税保护政策；为了促进国内市场的成长，取消了部分国内关税，降低了税率，改善了交通，又提倡开凿运河，例如凿通沟通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朗格多克运河；为了扩大对外贸易，设立了许多享有特权的垄断公司：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利凡特公司、北方公司。科尔伯支持造船工业，促进了法国的商船队的壮大，把法国变为世界上大商船国之一。在政府的监护和津贴下，法国创办了许多手工工场，有的拥有贵重设备，雇用很多工人。科尔伯还努力健全国家财政，调整税收制度，增加了国家收入。当时，法国在印度占据了本地治里等地，作为扩大殖民势力的据点；在非洲占领了马达加斯加；在北美，继续加强在加拿大的殖民，又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建立了广大的路易斯安那殖民地。这一切都在客观上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
科尔伯
但是科尔伯的财政经济措施取得的良好后果没有能够维持下去。路易十四的无度挥霍，他的宗教迫害政策，他进行的长期战争都给法国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
从亲政的时候起，路易十四就开始在巴黎西南郊凡尔赛大兴土木，修造了富丽堂皇的宫殿，开辟了巨大的园林，包括许多优美的林荫道、水池、喷泉和雕塑。为了建设和装饰这座宫殿，建筑家、画家、雕刻家、园艺家和工艺家云集凡尔赛。路易十四不惜挥金如土，以凡尔赛宫的壮丽来夸耀君主专制法国的荣华；以穷奢极欲来显示他的无限权威。无尽无休的饮宴，豪华的舞会，场面壮观的猎狩，随心所欲的赏赐，把凡尔赛变成了一座销金窟，吞噬了人民的大量脂膏。
路易十四和他的大队扈从入凡尔赛宫（１６８８年）见图版（３０）
路易十四为了加强他的专制统治，不容法国人民有天主教以外的信仰。他认为天主教信仰能把法国人融为一体，法国的天主教会有助于王权的加强。他梦寐以求的是法国只有“一个国王，一个法律，一个上帝”。因此，他反对对法国的新教徒即胡格诺实行宗教宽容政策。法国胡格诺教徒在军队里、在政府部门一向努力奉公，在贵族的叛乱中从不附和，在工商业上又起着重要的作用。１６８５年，路易十四悍然下令取消胡格诺在一世纪前从宗教战争中争得的信教自由，强迫他们改信天主教。并且以政治迫害来达到这一目 的。不堪政治迫害的胡格诺教徒几十万人，其中许多能工巧匠、富有商人和手工工场场主只好逃离法国，迁往英国、荷兰、瑞士或北美，随身带走大量资金和技术秘诀，这对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对外战争　　在对外政策方面，路易十四野心勃勃，力图扩张领土。他的具体目标是：在法国的东北进行扩张，以便取得易于防守的天然疆界；把波旁王室的一个王公置于西班牙的王位，以扩大法国的力量并控制西班牙海外的广大殖民地。从十六世纪起，欧洲国家都力图阻止任何一国独霸欧洲。为了维持欧洲的均势，国家之间不断地结成同盟。大体说来，在１６４８年以前，欧洲同盟国家主要是反对占有神圣罗马帝国皇位和西班牙王位的哈布斯堡王朝；从那以后，它们主要是反对法国的波旁王朝。四十多年间（１６６７—１７１４年），它们为遏制路易十四的扩张先后进行了四次战争。其中最后一次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对法国是一次灾难性的破坏。
法国领土的扩张
（十七世纪中期到十八世纪中期）
在前三次战争中，路易十四在法国的东部和东北部取得了一些领土，其中有的曾经属于法国，但是他要达到的天然疆界的目的是落空了。１７００ 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死后没有子嗣承继王位。按照亲属关系，既可以由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继承，也可以由波旁王朝的人继承，①由于法国外交活动结果，查理二世的遗嘱要把王位传给路易十四的一个孙子安茹的腓力普。路易十四兴高采烈，据说他说过：“比利牛斯山脉不复存在了”。但是，英国、荷兰、奥地利以及德意志境内的普鲁士群起反对。它们结成同盟，对法作战。“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开始了（１７０１—１７１３年）。法国屡遭失败，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破产，民不聊生。１７１３年战争结束。根据和约，法国的腓力普保有西班牙王位，但以他和他的后代永不继承法国的王位为条件；西班牙在尼德兰和意大利的领土全部归奥地利；英国在西班牙取得战略要地直布罗陀，又取得法国在北美的一部分殖民地。
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在十七世纪晚期盛极一时，称霸欧洲，但是很快就走下坡路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削弱了法国，事实上它丧失了在欧洲取得的霸权。被宫廷谄媚者称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的统治，外表上声势炟赫，而对人民说来却是灾难重重。因此在他统治时期人民起义的浪潮一再汹涌澎湃。路易十四迷信专制，喜欢弄权，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到他末年，统治的豪华外表已经掩盖不了封建专制的内在弱点和腐朽，遮不住衰败现象。１７１５年，路易十四临死之前，嘱咐他的王位继承人路易十五：“努力同邻邦保持和平。我过去太好战了，不要在这方面学我，也不要学我大花费。”
在路易十五的统治下（１７１５—１７７４年），法国专制制度更加明显地衰落下去。它所保护的已是腐朽的封建制度，维护的是贵族和教士的反动权力和特权。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站稳脚跟。法国政府不仅不能再象科尔伯当权时期那样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所促进，而且日益成为发展的阻碍。它同英国争夺殖民地进行的战争彻底破坏了自己的财政，在殖民地方面又受到巨大损失。路易十五只图眼前行乐，不顾前途如何，曾经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事实上，冲决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巨浪已经不远了。
①查理二世属于哈布斯堡王朝旁系，而他又是路易十四的内弟。
法国启蒙运动　　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中，法国人才辈出，影响巨大，为将来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最充分的思想动员。在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中有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有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卢梭和百科全书派，有代表穷苦劳动人民利益的梅叶等。恩格斯讲到法国启蒙思想家时，指出他们“都是非常革命的”，又概括了他们的共同点：“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事实上，他们的“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①
伏尔泰
弗朗斯瓦马利阿鲁埃以化名伏尔泰（１６９４—１７７８年）著名，是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卓越代表人物。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写了大量的书信、戏剧、史诗、小说、论文和历史著作。他的作品清晰、机智，常带绝妙的讽刺，才华横溢，深受读者欢迎。由于批评法国政府，得罪了权势人物，年青的伏尔泰曾被关入巴士底监狱)一年，流放英国三年。伏尔泰提出了“消灭丑行”
（Ｅｃｒａｓｅｚ　Ｉ′ｉｎｆaｍｅ）的口号，直言不讳地反对愚昧无知、宗教迷信、伤天害理、宗教迫害以及十八世纪法国的种种弊病。他猛烈抨击天主教会，把它称作“迷信的恶魔和狂信的九头蛇”。他批评教士，说他们更为关心的是增加教会的权势，而不是人的品德。伏尔泰揭露教会的迷信和欺诈，认为罗马教皇同非洲人所顶礼膜拜的魔师是一样的骗子。但是他不是作为一个无神论者看待宗教，而是站在自然神论者的立场，相信上帝是宇宙的第一推动者和立法者，是宇宙的最高的理性和创造本原，是伟大的宇宙创造主，但不是基督教的表演奇迹的天父。他还认为作为道德基础和对人民的约束，对神的信仰是必需的，因此主张：“如果没有上帝，应该臆造出一个上帝来。”伏尔泰要求改造法国社会，要求扫除特权阶层和贵族，削弱教士权力，改革税收制度。他要求人民有言论、出版和信仰自由，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他并不赞成民主。他不相信普通老百姓有能力管理他们自己。他写道：“一旦普通老百姓开始辩论起来，一切就都完蛋了。”他认为普通老百姓“愚蠢、野蛮”，需要聪明监护。最好的政府形式是由一位开明君主领导的君主国，由这样的君主实行必要的改革。在这样的社会里，勤恳的、明智的和可以信赖的中产阶级将起主导作用。这就是说，伏尔泰期待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君主国，而这同他对英国政治的赞赏是一致的。
孟德斯鸠
法国老一辈启蒙思想家的另一位杰出代表是沙尔路易孟德斯鸠（１６８９—１７５５年），出身地方贵族，在波尔多当过律师。他象伏尔泰一样地推重英国，因为英国的政治制度最符合他的政治信念。他反对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在他的富于哲理的小说《波斯人信札》中，他以访问过欧洲的波斯富人往来通信的形式，嘲笑法国宗教的偏执、教士的“独身”、贵族的骄纵、特权的压迫和政府的无能。《论法的精神》（旧译《法意》）是孟德斯鸠最有影响的著作。他 以各国的气候、资源和传统的互相差异为前提，指出一种政治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57页。
制度不会适用于所有国家。孟德斯鸠把国家政体分为三种：共和国、立宪君主国和专制帝国。他在理论上认为共和国最好，但他以英国政治为典范，更拥护立宪君主制。《论法的精神》反映的更为重要的政治观点，是他的三权分立的学说，即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属彼此独立但互相监督的机关的学说。他说：“当立法权和行政权同集于同一个人之手，或同集于同一官吏机构之手时，那就没有自由。”“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同样是没有自由的。”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以权利的“制约与平衡”为核心。从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为目的的角度来衡量，它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孟德斯鸠也同伏尔泰一样，认为人民群众是“极不宜于”实行统治的。
卢梭
在启蒙思想家中对十八世纪社会作更加严厉批判的要数让　雅克卢梭（１７１２—１７７８年）。卢梭出生于日内瓦，父亲是个钟表匠，年幼丧母。他早年曾在律师家为徒，从雕刻师学艺，终于出走成为流浪者。二十年里，他当过用人、家庭教师、音乐教师和雇佣文人。因为饱尝人生的辛酸，受过残酷的生活锻炼，所以他深刻了解人民的疾苦，理解社会的不平。１７５０ 年左右，他因出版了《论艺术和科学》一书而声名突起。相继出版的重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和《社会契约论》（旧译《民约论》）等。与卢梭同时许多思想家对艺术和科学的进步表示赞扬，而他则持怀疑态度。根据卢棱的意见，在原始状态和自然状态中，人们生活简朴，风俗淳朴，彼此平等，不贪求财富，因此也不亏待别人。随着文明的进展，产生了私有制，产生了人和人之间的从属关系，因此产生了不平等。
人们要恢复原有的真纯和善良，只有“返归自然”。卢梭知道，回复到原始人的简朴生活是不可能的。要使人生活得愉快美好，就要改造社会和政治。卢梭认为不平等起源于财产私有制，但他并不主张废除私有制，只要求进行比较平均的分配，排除极端的贫富悬殊。这就表现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在政治观点上，卢梭也倡导“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因此他同样猛烈反对君权神授的谬论，否定封建专制王权；认为统治者如果违反民意，侵犯人权，撕毁大家都应遵守的社会契约，践踏公共意志，人民就有权推翻他。卢梭很重视“公共意志”，认为整个社会是同意公共意志的管理的。“我们每个人都把人身和共同的权力置于公共意志的最高指导下”，假如个人坚持把私利驾凌于社会利益之上，他就应该受到强制去遵守公共意志。卢梭同伏尔泰不同，对普通老百姓抱有极大的信任，民主共和国是他理想的政体。他的学说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成了雅各宾派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狄德罗
丹尼狄德罗（１７１３—１７８４年）是启蒙思想家中另一位具有狄德罗深远影响的人物。他因为主编《百科全书》而被看作百科全书派的代表。在为《百科全书》撰稿的一百六十人中，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著名启蒙思想家和当时科技文艺等方面的名家，内容上反映了启蒙思想的特质：反迷信，反狂热，反宗教迫害，反专横，反社会不平。例如，它说狂热是“盲目的和冲动的热情，产生于迷信的信念”，是“付之实践的迷信”。它指摘专横，指出“没有人具有天赋的支配别人的权力”。它抨击奴隶制，说“人和自由都不是交易对象；他们既不能卖又不能买，又不是任何代价可以偿付的”。《百科全书》反映了当时的一切科学成就，它就是要借最新的科学知识来启发民智和解放思想的。这正如狄德罗指出的，《百科全书》要“收集散布在地球上的一切知识，为的是让过去岁月的成就有用于未来的岁月，我们的子孙得到更好的教养，就可以同时变得更有品德和更为愉快”。从 １７５１ 年到１７７２年，《百科全书》出版了二十八卷，以后又出版了续编六卷。它有力地批判了封建制度和天主教会，因此主办的人屡遭法国当局迫害，它的发行曾被禁止并且书遭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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