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
第十章 矫正倾斜(5)
阜新转型：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未来？
“希望你们的报道笔下留情，以免其他资源枯竭型城市效仿阜新，争项目争资金，给国家计委造成压力！”
虽然这样的提醒似乎并没有太多的道理，阜新市经济转型办公室一位公务员还是在采访中反复提及，因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绝对不是阜新一家，只不过较之其他资源枯竭型城市，阜新遭遇的难题更为特殊更为严重：不但煤炭产业、矿区人口、煤炭职工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同类城市，财政收入也比同类城市拮据。
据悉，在中国的400多个资源型城市中，与阜新同样面临资源枯竭问题的城市有20%。阜新的经济转型之路，能否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淌出一条新路？这是其他资源枯竭型城市也在苦苦探询的问题。
我们在碱巴拉荒村办公楼采访村支书黄玉奎时，与锦州市新闻采访团不期而遇。据称，这个由锦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带队的采访团，是来取经的。在他们看来，锦州也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阜新的翻版。未雨绸缪，是他们当前的选择。
全国政协委员边长泰认为，阜新的转型是否可以在其他资源枯竭型城市克隆，首先要看阜新的试点是否能够成功，其次要看基本情况有无可比性。
对于阜新当前向一三产业转型的努力，边长泰一边在方向上给予肯定，一边在操作上有些担忧。“在中国朝城市化道路快速行进成千上万农民变市民的背景下，一个房延生的出现，在中国朝城市化道路快速行进成千上万农民变市民的背景下，一个房延生的出现，是一个异类。无数个房延生的出现，就成了一股与城市化相背离的‘逆流’。现在不留心，以后再由农而工，倒流回来可能费力得多。”
基于这样的考虑，边长泰建议，拒绝少数工人“非转农”的想法，保持他们的刚性身份，引导他们进入小城镇建设，让他们进入农业深加工领域，远离刀耕火种的传统农业。
如此建议，对由于缺乏资金支持而在传统农业圈层徘徊的“转型农民”是有现实意义的。在我们告别房延生的时候，他反复念叨的就是缺钱，资金无法筹集，贷款无人担保，2万元的亏缺把他阻挡在现代农业的门槛外。谷正海的姐姐亦是，她在园区租了种植高效益蔬菜的土地，但没钱为裸露的土地撑上大棚，只能种一些菜市场不易出手的寻常蔬菜，近乎抛荒。
边长泰忧心忡忡的就是这个，倘若房延生和谷正海姐姐的个案放大成现象，煤电之城的“转型复兴”变为“转型倒退”的预言，就远不止一个骂人愚蠢的寓言那么简单。
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
第十章 矫正倾斜(6)
进步与后退之争
一石激起千层浪。来自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消息，在读者中掀起轩然大波：能源重镇要转变为现代农业园区？矿山工人要转变为现代化农民？
垂注的不仅有读者，还有新闻同行。
6月中旬，在去年“两会”期间呼吁高层支持阜新经济转型的全国政协常委边长泰，接到新华社记者打来的电话，话题是：阜新经济转型是怎么一回事？
稍后，央视两大颇具影响力的新闻栏目-----《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与阜新有关方面取得联系，希图进一步报道阜新经济转型。
央视记者尚未启程，读者和媒体的关注终于演绎成一场大辩论：工人变农民，是脱困之路，还是历史倒退？
我注意到阜新经济转型的报道，在被转载的过程中一些细节被异化了。譬如，本报援引阜新方面的资料称，“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５年，阜新将租用周边农民的１２万亩土地，建设５０个农业园区和２００个以养殖为主的专业小区，安排下岗职工４．２万人就业，并带动１万名第三产业的自由职业者。”而个别网站在转述时却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从2002年开始，阜新市政府租用12万亩土地，将4.2万衣食堪忧的工人变成了农民。”
搜狐网站在摘要转载报道的同时，还搞了一个网友调查，大意是：让下岗职工转变为农民的做法是否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2135人选择“是一种倒退”，1869人选择“应该加以推广”，2999人选择“任其发展，不禁止，不提倡”。
各界讨论如火如荼，阜新市府如坐针毡。
6月12日，阜新市委市政府“两办”宣称，阜新经济转型不是历史倒退，而是历史的进步。
在他们看来，房延生，那个1年多以前去乡下种地种果树的矿务局下岗职工，他的所有行为在阜新转型中不具备典型意义。房是在阜新转型开始前涉足农业的，且是传统农业。
阜新市府并不鼓励下岗职工分散地到第一产业就业，而强调把下岗职工集中组织起来，到现代农业园区就业，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就业，发展现代农业。阜新经济转型的重点之一是发展现代农业，但需要通过龙头牵动，科技支撑，民办民营。市场运作等途径来实现。这种现代农业，既包括第一产业的种养殖业，也包括第二产业的加工业，第三产业的流通业，是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与搭接。到农业园区就业的下岗职工将逐步成为农业工厂的工人，并非简单地由工人变农民，更不是“去农村养猪养牛养羊和种菜，做户口在城市里的新农民”。
“两办”同时指出，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和特定区域，一部分矿区下岗职工转向第一产业，体现的是有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成果武装第一产业，并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历史的进步。
他们搬出的支持进步观点的论据有二：
首先，阜新向第一产业转移是慎重的，得到高层肯定的。阜新经济转型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总理两次主持国务院专题办公会议，研究阜新转型工作，并形成了国务院76号文件，不仅把阜新确定为全国资源枯竭性城市试点市，还确定了阜新经济转型方向是重点发展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而后，辽宁省委政府在下发的关于作好阜新转型工作现场办公会议纪要，也强调阜新经济转型重点要往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转型，阜新转型方向还经过有关专家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论证，应该说阜新向第一第三产业转型是慎重的。
其次，从经济学角度看，二三产业的比重并不一定是衡量一个地区发达程度的唯一标准。选择哪个产业作为发展先导，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来确定。阜新的实际是煤炭资源经过百年采掘，已踏近枯竭的边缘。转型是迫在眉睫。阜新之所以向第一产业转型，是因为阜新具备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阜新是农业大市，是辽宁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人均耕地5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牛羊人均出栏居辽宁第一，还有全国一流的种猪、牛、羊繁殖厂。
阜新有关官员愤然表示，媒体对阜新的转型工作知之甚少，占有的材料也很不全面，但却轻率地断言，阜新的出路是工人变农民，这种说法是以偏概全的。
2002年7月2日，原国家经贸委企业改革司一位副司长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阜新向现代农业园区转变，是从阜新实际出发的选择。
此前一周，国家经贸委有关负责人在北京，向出席政协九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的政协常委，通报促进矿山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支持资源枯竭性矿城经济转型情况的时候，说了一个关于推进矿业城市产业调整的普遍性原则：以市场为倒向，从市情出发，发挥优势，调整产业结构。鼓励矿城发展非矿产业，特别要鼓励发展现代农业和第三产业，利用矿区剩余劳动力和当地土地、森林、农业资源优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矿业人员转移安置。
对阜新，国家经贸委成立了专题工作小组，积极支持阜新在巩固和稳定现有支柱产业的同时，发展电子机械农副产品加工等领域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的产品。并协调国家电力公司为阜新发电厂增加了7亿千瓦时上网电量。
近年两次远赴欧洲、澳洲以及日本考察煤矿关闭以及关闭后如何善后的张副司长，笑曰：“阜新向现代农业转型，是由阜新在农业方面的潜力和优势决定的，不代表其他同类城市也要这样做，情况不同，阜新模式就不宜克隆。”
第四部 “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
第十一章 中国需要怎么样的政治家(1)
综观胡锦涛新班底，省市区地方大员新团队，亲民、开明、透明三个向度指称出一个新概念：新政治家。尽管“新政治家”的内涵和外延并不确定，但它可以很好地回应民间社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政治家的新期待。
内涵和外延同样含混的另外一个新概念，是平民政治家。理解这个概念的人们，还存在分歧，但一个广泛的共识却就此达成：政治家，不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那些处于权力颠峰的人。每一个为了公益积极参与政治，不染狭隘派性色彩的人，都可以成为政治家。
京城的观察家们说，严格地说，堪称人大代表的榜样的姚立法等人，至多是个准平民政治家，尽管他们的出现影响了局部地区的政治生态。虽此，他们闪现的价值毋庸质疑，最起码他们拓宽了政治家产生的通道，变单一化为多元化。
中国需要更多的政治家
中国需要怎么样的政治家？
一个新话题，一个让人先是一楞，而后众说纷纭的话题。2003年全国“两会”上，我受命就此话题寻访京城学者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答案见仁见智，亦不乏意见相左者。但众多受访者认为，在中国新领导人接连亮相的2003年春天，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望出现拐点的敏感时刻，尝试着探讨这样的问题，可以“微言”显“大义”。
新政治家
2003年3月8日，我截稿的日子，新的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内阁成员”，尚未产生。然而，综观胡锦涛新班底，省市区地方大员新团队，以及两会上的中国新一代市长，一个新的说法频频出现：新政治家。
在不同的受访者的理解中，这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并不确定的概念，一个附会的说法，但它可以很好地回应民间社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政治家的新期待。虽然受访者意见纷呈，有一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即“新政治家”的概念，一定包含着三个不同的指向：亲民、开明、透明。
一位北京资深时政记者在阐述新政治家“亲民”指向时，言及北京“的哥”“的姐”为之兴奋的新规定：“两会”车队遇到交通信号红灯时，也要等候。往年“两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的车队，总在参政议政的名义下，对红灯视而不见。由于车队的出行，正值北京车辆出行高峰，长安街一带的路段往往因之堵塞。尽管官方认为“违规”与“堵塞”有合理性的一面，但“民愤”着实不小。尤其是出租车司机，“两会”对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意味着麻烦和收入的减少。
今年两会，不仅红灯不可以闯，工交局还提醒市民，"两会"期间出行要避开交通高峰，遇到不便请予谅解。
这位资深记者说，“ ‘等红灯’虽然仅仅几十秒，但它彰显了‘公众利益至上’的现代理念。 表明上看，这个新规定是北京市交通管理局颁布的，实质上是新政治家们过去三个月内‘亲民’的结果。”
在他看来，北京方面此举，与“新三民主义”的精神是一致的。据悉，所谓“新三民主义”，是中共老资格党员针对胡锦涛提出的“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得为民所谋”的评价。
两会期间，外电以赞叹的口气，报道了中国新政治家们表露出的开明指向。俄罗斯《新闻时报》说，新政治家们着意于“政治改革和提高人大的作用”。报道称：“去年底胡锦涛采取了一个没有先例的做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学习宪法，同时还开展了学习基本法，建设法制文明。”
京城观察家认为，新政治家身上折射出的“开明”指向，还能从央视的“两会”新闻报道上窥见一斑。据信，高层认为，新闻应该着眼于基层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而不是高层领导。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最高决策层成员政治活动的及时公开，新政治家们表现出的“透明”指向，由此可见。 2002年12月12日，9位常委共同听取有关部门关于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的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的具体措施。曾经神秘而封闭的党的最高层次的活动，如今终于公开在党所代表的亿万公民面前。
舆论评价，新一代的领导团队正在努力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尝试接受全体民众的监督和评判。
高层之外，亲民、开明、透明的“新政治家”气息，还能从刚刚履新的地方政要身上分辨得出。
譬如，透明。
“两会”前夕，中国地级市的换届选举悉数完毕，一批新市长以“地方政治家”的姿态步上区域政治的核心。与他们的前任不同，在被确定为正式候选人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曾被广而告之，向社会公示。山东淄博市长刘慧晏，是媒体列举的一个“典型人物”。去年，山东省委新班底，决意探索地市党政官员选拔制度透明化，由过去的省委常委会“决议”变为省委全委会“票决”。刘是“透明化”的第一个实验品。
尽管他们还不是市民们直接用选票一张张“票决”而出，但他们履新前的透明度较之前任，则大大提高。辽宁抚顺市人大代表王大平对此体会颇深，在透明的选举中，由于选票不过半，他的市府班子缺副市长2名。
舆论界认为，从最高决策层，到地市级官员，新政治家们给中国政坛带来了新气象。中国急需这样的新政治家。
第四部 “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
第十一章 中国需要怎么样的政治家(2)
平民政治家
中国当下还没有平民政治家，但已经有了带有平民政治家色彩的人，或者说“准平民政治家”。2003年3月7日晚，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在接受我采访时作如上表示。他认为，一些专注于公众利益，推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民间人士，正在向平民政治家方向靠拢。
民间知名人士袁岳也相信这样的判断。
袁岳，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北京市政协委员，一个议政时喜欢把美国英国挂在嘴边的海龟，援引《美国传统词典》，说明平民政治家在中国是存在的，因为无论是statesman ，还是politician，英文对政治家的描述，不仅是国内国际事务中的领导者，在政府的科学或管理上老练的或有经验的人，还包括积极参与政治或者政党政治的人。
一个可以佐证上述看法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平民，或者说民间人士，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当前的政治生态。
2003年3月2日，重庆律师韩德云再一次来到北京。此行的目的不是办案。他在当下的身份是：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律师，传统意义上的司法干部，当下已属于完全和官方脱钩的平民。
去年，韩以一个律师的名义，参与了重庆市物业管理方面的立法，并被市人大通过；
今年，韩以“非公经济和新阶层人士”的名义，新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显然，在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看来，这个新当选的参政议政者，具有某种符号意味。
报道说，2003年两会上，律师人数众多，与先前相比，可谓空前。众所周知，美国议会中出身律师的议员最为常见。一般看来，精通法律的议员能够更好的履行立法、服务公众的职责。
全国政协委员高宗泽是中国律师协会会长。作为参会的政协委员，他声称“现在要实现角色的转变，不再仅仅是一名律师，更要着眼国家，着眼时代，履行好参政议政的职能”。作为律协这个民间组织的领袖，他感慨“律师社会阶层已成为参政议政的一支重要力量”。
有学者预言，中国平民政治家将从这些阶层的优秀人士中诞生。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平民政治家”的土壤和气候条件正在逐渐发育。
一些非政治学科班出身的民间人士，凭借感觉大胆地说，中国出现“平民政治家”，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时、过去时。
他们中的一些人例举了两个人：
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年愈古稀的茅退休之后，于很多层面显露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怀：在江汉平原促成了以乡村民主为旨要的“天村实验”；推行过以政府机构改革为内容的课题研究；呼吁每个人都参与政治体制改革。
姚立法，湖北潜江市教育局的小公务员，市人大代表。16年前，他被10个以上的选民联名推选为人大代表候选人，从后坚持11年参加人大代表的竞选，最终于1998年１１月２8日，正式成为人大代表，中国出现了第一个竞选人大代表成功的人。一个动人的细节是，他当选三天前，向所在的教育选区选民发出他的正式竞选誓词，且承诺当选后立即着手解决大家关心的两件事。当选后，他兑现了承诺。在他的参政传奇中，不仅按照民主程序批评过市长，还领衔反对湖北省“汉江立市”且获得成功。过去两年内，这个口头经常挂着欧美政治家名言的人大代表，有很多精力投注在村民自治之类基层民主事宜上。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教授对我说，“他们其实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一定意义上的平民政治家。”
我注意到，过去几年里，姚立法这样的人大代表在中国并不鲜见。辽宁省人大代表冯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吴青等人，退休后几乎将所有时间投注到人大代表的工作当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专职人大代表。
声称自己是一个经济学家而绝非政治家的茅于轼说，“我自始至终都是经济学家，只不过对人权等公共利益领域内的研究更为集中而已。但是对‘平民政治家’的探讨是一个有价值的事情，起码有利于社会消除政治家的神秘感，政治家不是少数人的专利，政治家也不是至高无上的完人，他们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平常人”这位平素不苟言笑的老人还玩笑地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还搞男女关系吗。”
尽管对平民政治家的理解，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但一个广泛的共识却就此达成：政治家，不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那些处于权力颠峰的人。每一个为了公益积极参与政治，不染狭隘派性色彩的人，都可以成为政治家。无论平民政治家什么时候出现，他们都将拓宽产生政治家的通道，变单一化为多元化。
第四部 “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
第十一章 中国需要怎么样的政治家(3)
现代政治家
如果存在“平民政治家”的话，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是什么？贵族政治家？或者说精英政治家？
一些官方研究结构的学者和官员不同意，或者说不愿意从这样的角度探讨“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家”，尽管他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研讨是有价值的，时机也已成熟。
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执行主编周为民教授，面对这个意味深长的问号，不假思索地道出五个字：现代政治家。
周谈到两则到我截稿时尚未被最后证实的“预测性新闻”：
其一，民主党派领袖人物之一，民建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有望出任副总理。在两会前，南方一家报业集团的两份子报“接龙”似地，援引北京消息灵通人士的话，抖出这一消息。虽然民建方面有关人士否认此说，坊间，包括一些敢与议论的官方人士依旧对此消息深信不疑。
其二， 全国人大将从国务院部委中抽调20名年轻的司局级官员，出任全国专职全国人大常委。同样没有人怀疑这样的消息的真实性。
尽管消息没有被最后证实，但民间社会还是以“宁可信其有”的心态，以“特别兴奋的心情”，期待并欢呼职业政治家以及“共和政治家”的出现。
所谓“共和政治家”，是从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法律关系上进行理论推导的产物。个别青年学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四颗小星星，原本就出自“共和”的概念。回头看，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有6名副主席，党外人士占了一半，56名委员，党外人士27人，差不多也占了一半！再看政务院的安排，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15名政务委员，党外人士9人，占了一大半！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有14名党外人士出任正职。
遗憾的是，这样的共和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上世纪60年代中期被彻底打破。最近10年来，只有荣毅仁担任过国家副主席。
当下，如果党外人士真的出任副总理，那将意味着“共和的回归”。
显然，官方背景浓厚的学者们，不愿意从这个层面考察当下政治生态的变迁。从中央党校到国家行政学院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受访者认为，一个更为准确的说法是：中国需要现代政治家。包括各级人大代表在内，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们，在未来都要有自觉的现代政治家意识。
现代，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周为民说，中国传统政治家中，最高境界是清官。这样的概念需要刷新。
认真考察过日本宪政和议会制度的周为民，凭借个人的经验和感受，列出现代政治家的三条标准：
摆脱传统意识，不在潜意识中视人民为统治对象；
超越阶层利益，为公众而不是为所在阶层的利益代言；
充满宪政精神，一切行为以维护宪法为最高准则。
对照记者采访“两会”的见闻，便发现这样如此标准的制定，并不是无的放失，“达标”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件奢侈的事。出席本次人代会的大半是新代表，其中不少人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手足无措。一些地方代表团驻团记者私下交流两会见闻，笑话大多由此而出。让人笑不出的是，少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带到两会上的提案和议案，根本不是什么“国家大事”。毛寿龙教授戏言：把家门口的路，报告党中央。
2003年3月5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博士、全国政协委员蔡玲呼吁解决再就业不能牺牲农民工利益，反对一些地方政府先后出台地方就业政策，排斥农民工，把腾出的就业岗位‘送给’当地下岗工人。”
一个只是尽了政协委员本分的提议，受到了各个层面的好评。原因之一是，她的立场是公众利益，维护弱势群体利益。据称，并非所有的两会代表和委员，都有这样的持平之论。极少数代表的提案和议案，还透露出公共权力私有化的倾向。这里的“私有”，倒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很多是狭隘的部门私益，地方私益，阶层私益。本次人代会上，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集团，其代表在各阶层代表中的比例不到五分之一，如果每个出席会议的人大代表都为本阶层立言，那么，大多数人的利益由谁保证？
有学者说，即使依照西方的概念，为狭隘的私益立言的披着“现代”外衣的另类，只能勉强算“政客”，而不是政治家。我们当然不需要这样的政治家。
观察家认为，一些代表将“公共权力私有化”，不是有意为之。他们不自觉地走到这个境地，完全是因为宪政精神的缺乏。
第四部 “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
第十一章 中国需要怎么样的政治家(4)
中国需要更多的政治家
尹明善对政治家这样的字眼，是回避的。去年春天，这位65岁的力帆集团董事长入主重庆市工商联，半年后以私营企业主的名义出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
2003年3月7日，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尹对我说，“我不能自封政治家，别人为党工作了十几年，我只工作了一年左右。”
研究者以为，尹避讳政治家这个词，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观察未来中国中国政治趋向，他这样的私营企业主完全有可能朝着政治家方向发展，尽管尹本人未必会成为政治家。
杜刚建说，这是好事，是酝酿一个有活力的政治局势的良好开端。
同样觉得是好事的，还有茅于轼。他对我说，中国需要更多的政治家，中国当下的政治家太少了。
如何改变政治家少的局面？毛寿龙说，首先要改变现有的封闭的政治体系，将平民政治家们的政治细胞，以建设性的方式激发出来。千万个平民政治家一起涌现的局面，有可能铸就1个精英政治家诞生的摇篮。
但，打破一个封闭的体系，所需要的制度环境还没有出现。原因很简单：没有竞争性。2003年北京市两会期间，选民要见自己的人大代表竟被警方作为上访者遭到关押。试想，一个竞争性的环境里，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怪事”？
全国人大常委会专职官员、著名人大与议会制度研究专家蔡定剑，也认同这样的判断。“就目前的状态而言，中国没有多少政治家，公务员不能算是政治家，甚至于一些副部长也不是政治家”他说，“真正的政治家是竞争中产生的，现在的政治家还带有浓郁的官僚色彩。”但他对未来很乐观，他觉得竞争机制赖以存在的民主开放的制度环境，已露端倪。两会期间，蔡忙于修改他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书，该书已是第五版。他认为，这是中国人大制度逐渐得到尊重的一个投影，也从一个侧面昭示中国产生更多政治家的可能。
作为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杜刚健看重的是现实操作的可能性。他说，当前，急于让各级人大代表都成为西方式的政治家，不可能。让政治家都通过民选的方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也不可能。可能的是，在执政党内部推行民主的竞选机制，经由党内民主选举产生更多的政治家。他相信：这是中国出现更多政治家的第一步。
第四部 “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
第十二章 多元力量的成长(1)
社会生活中正在发挥作用的力量，还是25年前就在起作用的那股由政治精英叠合而成的力量吗？
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日常经验中，为这个问题找出否定的答案。我们说，邓公发起的改革开放硕果累累，我看重的那一枚，是伴随社会阶层分化出现的多元力量的成长。财富精英，知识精英，他们是否能像政治学者那样用集团来形容，且不去管它。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公共决策的制度安排，正因为多元力量的成长，在发生细微的改变。
为了说明这在发生的变化，我先从一个编号121的中央机关的文件破题。121文件78天内的风云变幻，改变了传统社会中逢中央政府政策文件，必先论证其正确性的思维习惯。我们注意到，像房地产商这样的特殊利益集团，由于享有金钱世界的资源支配权，其影响公共选择的力量正越来越大。
稍稍观察一下地产商发挥力量的细节，我们便会发现，部分追随财富阶层的媒体世界，正在放大支配世界的话语权。2003年度的中国部分媒体的表现，业已展示其作为一股力量的存在。尽管他们一时还看不清，它们到底是在进步中摇摆，还是在摇摆中进步。
末了，我还想剑走偏锋，探视2003年中叶的吴仁宝，年逾古稀的吴走下“中国最大的乡村政坛”的刹那，我们隐约发现，苏南地区漂逝已久的士绅阶层在悄然复兴。
新富阶层影响中央决策？
50年过去了，人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一个特殊利益阶层能够针对一份可能不利于其阶层利益的文件，公开发表反对言论，使得“商人的声音首次超过了政府部门”；一部分市场化色彩相对浓厚的媒体不仅为持反对意见的阶层代表提供舆论阵地，还能为他们提供讨论批评红头文件的平台；反对派的意见和舆论干预的合力竟然最终影响了一份红头文件的走向。且不论反对者的理由是否充分，也不论红头文件本身是否有缺陷，这样的现象本身已足够我们激动。121文件就像一块试金石，它不仅测出了中国新富阶层影响社会舆论干预政府决策的能力，还测出了一个渐趋开放社会对反对意见的宽容。
2003年8月31日，SOHU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新华社发布“18号令”消息之前的一天晚上，提前拿到了18号令，他很开心地将其转发给了自己的朋友。“都是利好消息，只要读懂了这个通知，房地产开发商都会很高兴的”。
78天前，央行“121号文件”发布，那时候的潘石屹“很震惊，有些发蒙”。
前后对比，可谓冰火两重天。
“121号文件”是央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的别称，源自该通知的编号“银发（2003）121号”。被誉为十年未有之铁律的“121号文件”规定：对手续不全、自有资金不足的房地产项目不得发放贷款；不得使用银行贷款垫资；主体封顶才能发放按揭贷款；提高投资性购房人的贷款条件。几项规定让中国的房地产商如坐针毡，认为“121文件”是对地产界的“整肃令”，形容为“地产界的严冬到来”。
“18号令”是国务院《关于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的别称，源自“国发（2003）18号”的文件编号，虽然发布时间是8月12日，但新华社发布消息的日子却是9月1日。“18号令”宣称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中国房地产业20多年的发展历史上，国务院的文件第一次对这个行业作出这样的肯定。一些业界资深人士认为，国务院18号令的出台，可被视为比央行121文件对房地产市场现状更为权威的解释。香港媒体也对18号令作出了“国务院通知挺房地产业发展”的解读。
有媒体称，18号令的发布对房地产商而言是一个期盼已久的利好消息。78天内，一会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一会是五部委联合督察组掀起的对新圈地运动的“围剿”，房地产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自121号文件颁布之日起一直处于风云激荡忐忑不安状态的房地产商们，现在终于可以长吁一口气，因为房贷政策坚冰解冻了。
此间观察家认为，“18号令”是官方针对房地产商对121文件的批评作出了积极的正面回应。凤凰卫视9月1日援引北京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央已经得悉121号文件在社会、尤其是地产及银行界引起负面情绪，但要央行撤回政策或再公布放松性的文件是不可能的事，惟有由国务院出面，发放正面信息，表明支持房地产业的发展，以抵销121号文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重振业界信心。
从冬天来临到坚冰解冻，从坊间所谓的“倒厦运动”到国务院发布的“挺厦通知”，房地产商在集体无意识中发动的“保厦运动”功不可没。
我认为，细细考察房地产商在这78天的努力过程，以及努力的结果，将有助于我们认知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且有益于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社会各界思考新形势下公共决策的制度安排。
第四部 “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
第十二章 多元力量的成长(2)
反对派是一个阶层
2003年8月16日，我造访北京阜成门外的国宾酒店。一场由房地产商赞助的银行家和地产商的对话，围绕“121号文件”在此举行。据悉，冠名为“中国房地产信贷政策论坛”的对话，进行了整整一天。虽然这是一个名义上云集官产学商四界高人的多边论坛，少许央行官员也以个人身份列席其间，但一大批首都房地产界大腕级人物的出席，使得论坛看上去更像一个房地产商的集会。北京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今典集团董事长张宝金、北京华润置地总经理陈鹰------一个个令北京房地产界风起云涌的名字，留在论坛嘉宾的签到簿上。
据信，由于央行货币政策直接制定者的缺席，论坛并没研讨出什么有意义的结论。一位出席论坛的记者说，与其说这是一场“对话”，不如说这是一次“声讨”，一次房地产商对121号文件的讨伐。较之群情激昂的房地产商，原是对话平等主体的银行家们，无论是气势，还是声浪，都矮了下去，成了陪衬的一群。
事实上，从6月13日央行121文件发布之日起，房地产商的公开批评，就没有停止过。
2003年6月13日下午15时，潘石屹回到他在SOHO的办公室，121号文件摆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潘事后接受访问时说，迅速浏览过文件的他，“感觉就像我们正在进行足球比赛，裁判突然吹响了哨声说，改排球比赛了，球再不能落地了，落地就算犯规。”
如此大的政策变化，来的太突然了。冷静下来，潘对央行的出发动机表示理解，央行判断房地产过热，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要规避信贷风险，收缩银根是很自然的，但潘坚决认为，它采用行政命令、计划经济的手段来控制，有一刀切之嫌。
当晚，潘睡不着觉，看表已是凌晨3点。潘没有努力去睡觉，而是列下了121号文件的政策后果：二十个可能性，没有一个是正面的。第三个可能性在业界和媒体上流传最广：房地产公司在生存的压力下，去行贿贷款、违章贷款，将会出现一批“周正毅”和“王雪冰”。
相对于有些幽默有些滑头的潘石屹，任志强的批评最为直接和露骨。
任志强，北京华远集团总裁，121号文件发布后第四日就任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轮值主席，在是次“讨伐”中，他就像一个反对派领袖。《“冬天”来了》和《仇富政策》，是他提交给“中国房地产信贷政策论坛”的两篇文章，人们戏谑地称之为“声讨”121号文件的“檄文”。
在义理、辞章、考据都费尽心思的《冬天来了》的开头，任充满感情色彩地说：SARS的疫情通报归零，让六月的艳阳天格外的明媚，但中国人民银行信贷政策的调整，像一场“六月雪”，让房地产市场开始进入了严酷的“冬天”。
任志强评价121号文件，是一项“仇富”的政策。他说，仇富不仅指对富人的仇视，而在于政策的出发点与行为约束，是限制、约束人们从贫穷走向富裕。任在《仇富政策》的结尾总结陈词：央行限制消费和仇富的政策，只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不良影响，并且动摇人民对致富和小康的信心。
这一观点，任在堪称“万言书”的《“冬天”来了》里作了详细论述。他认为，表面上看，信贷政策的调整，只是金融风险的问题，实际是国家政治和经济政策的调整问题。这次信贷政策的调整中一个核心的重点，就是只对中低收入者给予进入商品房市场的支持，对富裕或可能进入富裕的家庭采取歧视的仇富措施，看不到对十六大精神的支持。121文件的目的在于防范金融风险，但实际的结果却是“金融风险的陷阱”。
潘石屹和任志强，只是两个典型的反对者，而非仅有的两个反对者。“121号文件”出笼后，观察家发现，反对者是一个阶层，一个由房地产商结集而成的房地产商阶层。尽管房地产商规模有大有小，影响力各不相同，对政策的诉求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对121号文件的态度几乎是空前的一致。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主办的《银行家》杂志，发表《烫手的121房贷新政》说，“房地产商认为央行121房贷政策对房地产业是致命的打击，一致认为央行的这种做法完全是没有必要。”
第四部 “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
第十二章 多元力量的成长(3)
商人的声音首次超过政府
121号文件在房地产界激起的反弹，是前所未有的。南方一家财经媒体援引北京万通实业股份公司董事长冯仑的话说，“商人的声音首次大过了政府部门的声音”。
〈南风窗〉发现，房地产商的声音，是经由三个途径发出的。
举办论坛、会议是方式之一。121号文件发布后，地产商举办一些论坛或者座谈会，表明他们的反对态度，陈述他们为什么要反对的理由。北京科技园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鲁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赞助商的身份表达了他们的立场。由住宅产业商会发起的“时空联线共论非典对房地产影响”的会议上，任志强曾对记者说，“央行政策对房地产业的影响比非典还严重”。开论坛，搞研讨，只是手段而已，他们的目的是研讨出成果，形成书面报告，并上报给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在中国房产信贷政策论坛上，这样的目的被白纸黑字地写进了“会议宗旨”。
另一种途径是“上书”。地产商们通过协会，经由正常的组织程序发表他们对121号文件的不同意见。在人们惯常的理解中，工商联只是一个联谊的民间组织，一般不会在实际问题上发表实际的看法。但地产商针对“121文件”的反馈，却让观察家对工商联刮目相看。6月底，任志强以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轮值主席的身份，代表住宅产业商会就121号文件写了两个报告，一个报告经中央统战部转交中央，一个直接寄递中央。事隔1个多月，出席博鳌房地产论坛2003年会的任志强，对新闻界坦言，“报告有了明显的反馈”。
任列举的一个证据是，国务院在制定出台18号令前夕，由有关部门召集了有开发商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听取了开发商的意见。任说：“座谈会后，文件可能会有一半的修改”。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途径是媒体。一些市场化色彩明显的媒体，为潘石屹、任志强等地产界有影响力的领袖级人物的言论，提供了舆论阵地，使得他们的批评，在社会上获得了更为深广的影响。任志强全面批驳121号文件的〈冬天来了〉，很大部分被〈经济参考报〉等媒体所绍介。任批评121号文件是仇富政策的言论，也被中国新闻社所报道。
除了提供舆论阵地，媒体还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地产商提供了批评121号文件的各种平台。
６月１７日下午，经济观察报会同中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共同举办了一次事后张扬的论坛，北京万科总经理吴有富，北京金地地产总经理陈长春等京城房地产界人士扎堆在华彬大厦，论坛原定的主题“关注健康人居，关注健康城市”草草了事，旋即转移到央行“121号文件”对房地产业的影响上。
有趣的是，原本没打算参与论坛的今典集团董事长张宝全，在华彬大厦楼梯口路遇了正在往上走的任志强。华彬大厦二楼是经济观察报的论坛现场，他的即席发言引来同行的强烈共鸣，全赖论坛给他提供了契机。
8月16日的中国房地产信贷政策论坛，也主要由媒体操办。是次论坛三家主办单位中的两家是媒体：北京青年报、《银行家》杂志社，《经济观察报》和《中华时报》提供了媒体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有“第四媒介”之称的搜狐网为论坛提供了网络支持。
一周后，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地产论坛2003年会在美丽的博鳌小城召开，从主题就可以看出论坛对121号文件的关注：金融紧缩下的房地产。论坛锣鼓尚未敲响，主旋律已经奏出，该报在论坛开讲前如此告知他们的读者：地产界大腕冯仑、王健林、郭梓文、刘晓光、任志强、潘石屹等将纷纷登台亮相，121文件的发言人戴根有及其他政经界人物也出席论坛并做精彩演讲。
综观媒体在121号文件上的态度，研究人士强调，部分媒体成了房地产商反对121文件的推手，没有媒体的参与，“商人的声音超过政府部门”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媒体和房地产商形成的合力中，我惊奇地发现，在121房贷新政这个问题上，一个开放的意见市场正悄然形成。
第四部 “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
第十二章 多元力量的成长(4)
官方的积极回应
2003年9月3日，建设部组织潘石屹等一干房地产商开会，学习国务院18号令，即《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潘在接受上海《新闻晨报》专访时透露，与会人员中有一位国务院副总理。
尽管18号令发布日期是8月12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却延迟到9月1日。18号令对完善住房供应政策、调整供应结构、发展住房信贷、整顿房产市场秩序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潘石屹受访时称：“都是利好消息，只要读懂了这个通知，房地产开发商都会很高兴的”。
据称，8月31日晚，潘提前拿到了18号令，很是开心的潘将其转发给了不少朋友。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也盛赞：“积极而稳妥的政策意见必然会受到各方的欢迎和支持，也才能使政策有各方共同努力实施的动力，使文件不仅可行，而且可操作。”北京今典集团董事长张宝全认为该文件肯定了5年来房地产的发展状况，为今后房地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自此有关泡沫等的争论总算可以告一段落了。张宝全还补充说，该文件“很实在，句句都在点子上”。
凤凰卫视9月1日报道称：国务院通知挺房地产业发展。报道援引北京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央经已得悉文件在社会、尤其是地产及银行界引起负面情绪，但要央行撤回政策或再公布放松性的文件是不可能的事，惟有由国务院出面，发放正面信息，表明支持房地产业的发展，以抵销121号文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重振业界信心。
一些业界资深人士也认为，官方对房地产商的批评作出了积极回应。其实，官方从没有漠视房地产商的批评，121号文件引起轩然大波之初，央行的官员就开始出面解释。6月？日，央行官员一天内两次出来做解释工作。对于房地产商出人意料的反应，央行货币政策司的一位官员说，“其实央行并不是刻意要打压房地产，也不是对房地产贷款的收缩，大家对这项政策产生了误解。”
消除误解的最后，是国务院18号令的出台。在地产商看来，18号令是比央行121文件对房地产市场现状更为权威的解释。
国务院18号令在口径上与央行121文件存在明显差异，中央政府对房地产信贷的态度和央行121文件流露出来的央行的态度差距甚大。央行的出发点是为了防止房地产过热，但18号令明确提出“发展住房信贷”，“对符合条件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地产项目，要继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只是要“加强房地产开发项目贷款审核管理，严禁违规发放房地产贷款……严厉打击各种骗贷骗资行为”。
北京一位地产大亨分析道，国务院18号令传递的最重要的两个信息在于，首先它肯定过去内地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还是健康的，房地产对国内经济而言已绝对是一个“支柱”产业；其次，18号令也再次重申进一步发展房地产事业是“有好处的”。
业界的不满由此快速得以平息。分析人士指出，18号令是对那些想在房地产开发中获取非法利润的开发商的警示，但对自121文件出台以来一直对资金链揪心的合法的开发商来说，则是一颗定心丸。
从官方的积极审慎的回应中，我发现，我们的政府管理者对批评的态度，正变得越来越宽容。
第四部 “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
第十二章 多元力量的成长(5)
变化正在发生
“公共决策的制度安排，应该有更新更全面的考虑。”这是学界反思121新政的遭遇之后的结论之一。上海财经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印绅华教授在谈到121文件时表示，新房贷政策从总体上看是要降低房地产信贷风险，但它对政策的后果估计不足。
问题恰恰就出在“对政策后果的估计不足”上。其实不是每个房地产商都对121文件大加鞭挞，万科董事长王石就认为，121文件总的来说，正面意义大于负面影响，有利于规范整体房地产市场，客观上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向健康方向发展。
再者，央行的121号文件，是借鉴了西方国家的经验，在中国房地产泡沫渐显，需要挤压的时候出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王利娜等立场相对较为中立的学者认为，央行房贷政策调整的现实意义远小于其理论意义，从这个角度讲，央行的意图在于规范而非打压房市。
既如此，为什么121会引来这样大的反对声浪？
我以为，思考这样的问题对公共选择的制度安排大有裨益。20多年的改革，不仅形成利益不同的阶层，而且还形成了多种利益集团的博奕格局。传统社会中逢中央政府政策文件，必先论证其正确性的思维习惯，正在发生改变。像房地产商这样的特殊利益集团，由于享有媒体世界的话语权，金钱世界的资源支配权，他们影响公共选择的力量正越来越大。
这就提醒政府部门，在挥动干预市场的“无形的手”的时候，应该更多地考虑顺应市场的规律，而非计划的方式去行事。“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的政府一直用计划和行政的手段去配置资源，今天，我们一些政策和做法一不小心就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了。”公共政策研究者说，这是121文件的反对派的典型说法，且不论他的动机是什么，仔细体味一下字面上的道理，可能对我们的政府决策机制有所启示。它提醒政府，在公共选择的制度安排上，必须更多地靠近民主市场化社会的法则。
第四部 “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
第十三章 多元利益的搏弈
第十三章 多元利益的搏弈
即便社会学家们不点破，我们也可以从经验世界中感觉到，没有利益冲突的“大同社会”当下是不存在的。走出大公无私境地的中国人，正在快速的社会阶层分化中，展现出多元社会群体的多元利益，以及存在其间的矛盾和冲突。今后的问题，援引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的话说，各种利益诉求的表达将会成为一种常规性的社会现象。
2003年，黄岩人大代表的非正常行动，北京、上海和深圳争夺“中国金融中心”时演出的三国演义，都在各自的层面上，论证孙教授论点的正确性。我希望此两个个案，还可以显露我们当下面临的挑战：社会的制度和结构能不能容纳多元利益表达，以及如何为多元利益表达设立相应的制度安排。
倘若我们能从这个角度看待黄岩问题和金融中心三国演义，事情就会简单得多，也有益的多。
第四部 “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
第十四章 官方精英民间突围
不管是搞新闻报道还是撰写历史，每个元度里的知名人士，总是多元时代不得不描写的对象，尽管我一直害怕落入以传统的个人雄心、作为和事件做开头的俗套。
我把2003年3月至2004年3月间活跃的中国公众人物，逐一在脑海中过滤了一遍，最后我选择了三个人：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海军退役少将郑明。我以为，他们在未来的影响力，是今天还难以完全估量的。他们和经济领域内的行业灵魂人物地位相似，却又有着很大的不同：身在官方场域，影响力却在民间。作为官方人物，他们的民间化行走，与官僚集团的传统有着殊大的差异。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他们，论证“多元主义”行将终结“单边主义”的原由所在。
第四部 “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
第十五章 觉醒而彷徨的多元文化(1)
中国的社会变迁中搏动着一种潜在的节奏。我们常常可以从正统的历史人物的纪念，或者边缘的文化插曲中，感受到这种节奏的存在。
2003年，告别祖宗崇拜的中国人，一方面在用国家祭祀的方式，为黄帝焚香，一方面在用求真务实的姿态，纪念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时候，有旅游者看到，即便是毛的故乡，在缅怀他的业绩和伟大的同时，也不忘伟人经济在商业和旅游领域的价值。
历史和文化的商业价值，我们可以同时从热映的《手机》中发觉。主人公严守一的谎言，和博库写作中木子美的身体写作，既像我们时代的文化插曲，又好似超越边缘的主流。他们和年轻人随意哼唱的“东方红”一起，反复佐证“文化是社会情态变迁的一面镜子”这样的老一套。如果说我们还能从中寻觅到什么新意或者新发现，那就是这面镜子，在当下的中国是一个折射七彩的多棱镜。
凡此，无不意味着上述节奏，已不能再用诸如“保守主义”或者“自由化”这样的旧词汇来分门别类，也不能用我们国家历史上习惯使用的左中右的旧框框概括总结。
第四部 “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
第十五章 觉醒而彷徨的多元文化(2)
严守一的谎言和木子美的真实
个人以为，自2003年夏天到2004年春节，中国文化娱乐界风头最劲的人物，一个是冯小刚在《手机》中杜撰的名主持“严守一”，一个是一夜成名的广州媒体圈姑娘木子美。他们坚强地宣示着一个问题的存在：究竟爱和性要不要连在一起？
王小波的遗孀李银河在调查中发现，不少人认为将性和爱分开是可以的。她觉得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包括性的观念和方式的多元。我们从谎言和真实之间，看到的不仅有社会对多元的宽容，还有文化的觉醒和彷徨。
确切的日子我已经记不清了。印象中大略在2004年春节前几天，我和有留美西学背景的毛寿龙教授，大而哗之地谈论“新政”以来的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毛说得最多的是“小资文化人”木子美。生于1960年代的毛，以早我一个年代的骄傲说：你不晓得，木子美早生20年，可能会被枪毙。
不日，我看影碟《手机》，夜晚的视屏上出现了严守一那张扭曲的猴脸。
我突然想到，严守一的谎言和木子美的真实，就是我要叙述的2003年3月至2004年3月间的一张文化切片的两面。
挑逗
“一个把自己打扮成拿到哈佛学位的潘金莲，又兼备着璩美凤一样大无畏精神的姑娘。”
这话是用来描述木子美的。我相信，她亲手炮制的“木子美现象”，一定是2003年度中国最后也是最有影响力文化现象。
木子美，一个就职于广州知名文化生活杂志的女编辑。见过她的人说，用美丽一词形容她，是对美丽一词的不恭。我没有见过她，但我2002年冬天就听我的同事，女权主义作家张念说起过她。一个酒吧中，张念等人说到她以“酱子”名义发表的性爱文章，觉得很有些匪夷所思。
那时候，我没有太在意，也没有想到去刊载她的文章的万科周刊上猎一回奇，可能是觉得事情不应该像大家在酒吧中讲述的那么夸张。没想到，一年后的木子美，以超乎我们想象力的夸张，在传播力惊人的博库网上，以身体写就的网络日记《遗情书》，搅起一股严冬里令人脸热心跳的汹涌热浪。
据称，一个男性记者同行要采访她，得到的回复是：“要采访我，必须先和我上床；在床上能用多长时间，我就给你多长时间的采访”。我无不判断这句话的真假，只见她在中记录下了她与多个性伴侣间的“亲密接触”，且真名真姓从不遮掩。在公布了与一位知名摇滚歌星的一夜情之后，木子美遭遇过两次追打。在媒介面前，木子美甚至不讳言自己是一个“淫乱”的女人，因为她认为“比我厉害的还有很多。”
木子美横空出世，如一帖兴奋剂，大大刺激了人们的眼球和心脏。此前很长一段时间，自“用身体写作”的女作家们渐渐消失了新闻色彩，中国针对女性性道德观念的讨论便陷入了长久沉寂。此时，围绕木子美，评论似三伏天里的蝉鸣躁热而激动起来。
“关键并不是说木子美自己干了什么，而是她公布了。……大家如果都这样，我们中华民族将迅速衰败，谈不到可持续发展”，一位教授如此回应木子美对传统的性爱观和道德底线的挑战。面对木子美的挑逗，主流道德观显然乱了方寸。本来嘛，是“好人家的女孩”，接受过高等教育，收入稳定，完全可以选择不变成“坏”女人；却偏偏要“出位”要“越轨”要“过激”。
但木子美说：“我一直是个纯真的孩子，不管现实对我好还是不好，我游离其外，快乐而满足，现在这世界进入大众视野了，他们要摧毁它，我被干涉了。”
显然，不少人同意社会公众的大肆喧哗干涉了她，尽管责骂她的人远多于声援者。专栏作家黄爱东西为她申辩，“她不过站在女性的角度，消费了一把男色——在这种意义上，木子美完全可以算是个女切·格瓦拉嘛，很有颠覆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银河，著名已故作家王小波的遗孀，从权利的角度，肯定了她的人身自由权利。她在接受“新浪观察”采访时称：“作为一个成年人，她有处置自己的身体的权利，就是她想跟谁性交无所谓，别人无权干涉。”
木子美让社会观察家们感受到多元文化观念的出现。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说：“即便是主张性自由的国家，迄今也没有人能做出木子美这样的行为艺术，我们刚刚越过文化单一的冰冻期，就物极必反地进入一个茫然的文化环境。好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观念，整体上是宽容了。”
李银河认同此说，她跟网络媒体举了一个例子：十几年前有一个女的和木子美的行为一模一样，就是和好几个男的发生性关系，她并没有写出来，但是她以流氓罪被抓起来判刑了。李说：从这个对比可以看出，社会的性规范已经改变了。
面临这样的改变，李还说：“观察在如此短暂的历史时期之内，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道德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人们行为模式所发生的如此剧烈的变迁，应当说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第四部 “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
第十五章 觉醒而彷徨的多元文化(3)
泄露
谁说中国的电影艺术家脱离生活？起码冯小刚不。他把央视名嘴崔永元气得够戗的贺岁片《手机》，所表现出的艺术真实，相对于木子美的生活真实，还欠火候，还不够夸张。
许多有名气的男人上了木子美的床，他们或者有女朋友，或者有老婆。木子美说他们将自己的工作安排得井然有序，将家庭安排得纹丝不乱，尔后来找女人，发生一夜情和多夜情。她嘲弄他们：“再卑琐的男人也相信自己可以完美地掌控一切。可以使情人缄默不语，可以使自己放纵的生活看上去平静如水。”
看看《手机》中的那个主人公严守一，木子美的这段话，似乎专门为他说的。
我希望没看过《手机》的读者也能理解，我还是先转述一遍《手机》的剧情：
电视台主持人严守一瞒着妻子于文娟有了情人武月。一天晚上,与武月在一起的严守一关了手机,而毫不知情的好友费墨在于文娟的询问下泄露了马脚。于是,严守一与妻子离婚。时光流逝,严守一因为上主持人台词辅导班而结识了教师沈雪,两人感情发展迅速。在严守一带沈雪回了趟河南老家后,他终于决定认真地和沈雪在一起。但此时武月又找到了严守一,本想安定的严守一又开始心猿意马。而于文娟在离婚时已经怀孕,后来她将孩子生下。严守一从此周旋在三个女人之间……
我以为手机泄露了严守一的秘密，《手机》则泄露了天下男人的秘密。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能理解北京娱乐信报的“〈手机〉讨论”怎么有那么的参与者？本来，它仅仅是一部电影，一部希望赚足眼球和利润的贺岁片。
几乎没有人再以批判陈世美的名义来讨论严守一。人们更愿意去了解的是引出故事来的手机。如果没有手机泄露秘密，严守一们是不是还正在三个美丽女子间游刃有余？还在收视率极高的电视节目中关心民生、鞭笞丑恶？
当严守一们每天自若地编造各种谎言时，当他们如此短的时间内在模范丈夫和浪荡情夫之间转换角色时，有人说，我们这样的时代，两副面孔两套语言体系切换自如的人，太多了。社会似乎并不鼓励人们真的傻乎乎去追问内心，反思自我。在文化多元的理由下，人们享受着各种游戏的快感。原本依靠组织解决的生活问题，现在成了减轻夫妻间“审美疲劳”的润滑剂；原本重如泰山的家庭责任感，可以刹那间变为比空气更为稀薄的物质。
当守一不再意味着从一而终，当守一只意味着为自我一个人的幸福生活而盘算，严守一们的隐私才会在一夜之间多了起来。手机的出现才显得如此地不合时宜，因为它泄露了人们的内心。
如果说木子美只是一个不听话的叛逆孩童，荒唐却真实的话；严守一却更似犯了清规的酒肉和尚，不愿以真面目示人，最终以一个变形的丑陋的猴脸，向观众谢幕。影片最后让严的情人为严的妻子找工作，让严的情人被出版社领导占便宜，让严落得众叛亲离、妻离子散的下场，似乎只是为了履行一个文化道德批判的手续。
然而影片是虚构，现实中的严守一们仍旧西装革履，等待着生活中另一场激情游戏的出现，而手机则可能被关掉成为一个不能泄露秘密的金属块。
这让我想起现当代文学史中的〈秦香莲〉，1980年代中国的电影戏剧艺术家们，为了挽救那些回城后抛妻别子的当代陈世美，敦请“黑脸包拯”斩杀了忘恩负义的陈世美。据说，民间社会当时非常欢迎这样的结局。
实在是今昔何昔。
彷徨
无论是真实的木子美，还是虚构的严守一，我总觉得他们的喘息中，有辨不清方向的彷徨。我不晓得，这个词是否单调，或者不够精准。
如果用一段话来说，可能精准些：我们急切地想要告别过去，但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于是，我们飞跑，我们慌不择路，我们跑错了路。
我的口齿不清，从另一个侧面，也昭示今天的文化道德情态，本身就是执拗，变动，说不清楚，倘若硬要说，或许就是：觉醒了，但彷徨。
觉醒，是多元文化观念中的第三只脚。五四时期就开始为人所张扬的“自我意识”，直到今天才萌芽，破土，经由外来的、商业的、文学的、虚拟的、现实的潮流的鼓躁，醒悟过来的文化，立刻显现出五光十色或曰光怪陆离。在南京，一所中学里几个女孩组成魔女小分队，专门替人捉弄男生，生意兴隆。在香港，一家啤酒公司炮制了一个喜欢随地“方便”随处搞破坏的卡通代言人，大受年轻一代欢迎。
最能表现木子美们拒绝做后工业社会螺丝钉的一身“反骨”，当是所谓的第三次性革命。专家援引国家计生委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宣称，年轻一代婚前性行为已经到60%-70%了，他们在性的方面有新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加上严守一那样的道德标准，李银河判断中国当下的情境，颇似西方六、七十年代性革命刚刚启动这么一个时期。性活动大量增加，很多性行为规范被打破，一场性革命正在发生。
我的一个朋友不同意此说，他认为真正能像木子美那样豁出去的，并不普遍。白领、骨干、精英，既定的社会评价体系递给“白骨精”们的标尺，还有一个道德底线。木子美和严守一呈现出的性乱，是内心世界无所附着的人们，走向极端的选择，是文化多元时代价值观的“破”“立”。尚未统一的表征。正如木子美常常说的，“无论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
其实，他们的先锋姿态和无所顾忌，并非他们的全部。木子美的日记里，不止有叛逆，还有脆弱。
记得有天，喝醉了，很伤心，清晨五点给老妈打电话，一遍又一遍地叫：
"妈妈，妈妈，妈妈……”
她在那头哭，我在这头哭。
我对她说：
"妈妈，你要好好活着，你要为我好好活着，我很害怕你忽然一天不在了。”
这段文字摘自木子美网络日记。木子美们勇敢挑逗的背后其实有着“故乡在何处”的疑问。文化的多元固然提供了思想腾挪的空间，同样也让失去标准的孩子惶惑无依。
老道如严守一们也不能逃过这一同样的命运。
电影《手机》中，严守一总是不断地回忆起年少时的家乡，家乡里的嫂子。嫂子的土气是他心中关于纯洁的象征。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