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看李零的杂文，不大可能知道他是弄什么专业的，一本随笔集 里什么都有，宫殿、厕所、兵法、房中术、酒色财气加毒药，他什么都写， 可以说是从用上面的嘴喝的酒一直写到跟下面屁股亲密接触的手纸 (或者石头蛋蛋什么的)。而且一张嘴——怎么说呢，用东北话来说叫 做有点邪性，“汉奸发生学”和“畜生人类学”这样的名堂，大概也就是 他能想出来。评李零的文字，在正常状态下有点难，我问过同是李零 文字崇拜者的女儿，她的感觉也差不多，只觉其妙，却说不出什么名 堂来。现在理解古人桓子野之流，为何一见佳景辄呼奈何了。怎么办 呢？话还得说，呆了半晌，忽然想起，李零和他的文字，其实有点像酒， 不是洋酒或者啤酒，是那种中国古已有之的老酒，放了很多年的状元 红、女儿红之类。
最早知道李零，是看他的《中国方术考》。当时我对思想史还有 兴趣，教过几点钟的相关课程，自以为有点心得。可是一看，哇，原来 中国古代思想还有这样一番天地。接下来也就结束了我的思想史生 涯，感觉原来就思想家文本谈思想的路数太没劲，跟着李零屁股后面 从方术人手，自家又没有功底，只好三十六计最后一计，走了。不过， 在那个时候，我对李零的文字还没有太多的感觉。后来跟他认识了才 知道，李零对于学术著作，跟大多数学人一样，也是板着脸说话，一本 正经，只有偶尔才会放松一下，可是作为读者，一般不会那么细心，刚 好看到。
20世纪90年代后半段，我混进了北京，不知怎么一来，跟《读书》 发生了关系，白送的杂志自然要多看几眼，李零的文字，总是要挑出 来先读的，读了以后，每每有点微醺的感觉。再后来，有好事者告诉 了我他的住址，哦，原来跟我住的地方不过一百米远，于是我见到了
活的李零。
现实中的李零很淡，不好看，言谈也没有多少魅力，不抓人。听 说他上课也是如此，比起那些噱头一堆，包楸成摞的教授来，实在是 太不起眼了。据说有次他开“孙子兵法”的选修课，一下子来了一大 帮学生，有人劝他换大教室，他说不用，讲几天就没人了。后来，果 然，坚持听下来的就十几个人。不过，接触多了，发现听李零讲话，真 是种享受，跟他的随笔类的文字一样，一点废话没有，一句是一句，里 面透着中国式的幽默，有嚼头，回过头来还可以品味。我和李零共同 的朋友郭晓惠说，李零经常跟人说着说着话会陷入自己想的事中去， 好半天不说话，人家早转移话题了，他冷不丁冒出一句来，还是早先 说的事。不过我倒是没有这个感觉，也许是我总是问东问西，让他穷 于作答，实在没工夫想事。有时候挨了女儿的褒贬常常会郁闷，为什 么我这么不行，而李零这么行，很快我就有了结论，这结论是从李零 那里趸来的：人家是大营子出来的人，而我是小营子的，然而我又不 是狗。
严格说来，李零属于那种闲聊比上课感觉好，文字比说话感觉好 的人。但无论听还是读，都得静下来慢慢对付。如果大家一起抢着发 言，我估计李零肯定没有机会。这个时候，非得主持人出面，要大家 静下来，让李零讲两句，他才能说上话。不过，这种时候，只要场面足 够地安静，李零的话还真是能逗得大家一阵阵地乐，可是不会捧腹大 笑。他的文字也是一样，如果放在那些特别刺激、具有煽惑性的文字 一起，估计也显不出什么来，人们先注意的，多半不会是李零。但是， 李零的文字，却是可以让人读两遍以上的，这在当今之世，可算是货 真价实的凤毛麟角。
几天前，出差到广州，跟林贤治聊起随笔和散文来，一致的感觉 是，现在能写好文字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文字已经差不多纯然堕落成 为表达的工具，而且是次等的表达工具。在学界，不仅用英语表达已 经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即使是汉语的学术表达，也充斥了英语的句
式以及直译过来的时髦名词，往往越是让人读不懂，就越显得深。腕
儿们甚至在写随笔的时候，也高深莫测，食洋吐洋，还自鸣得意。无 论是学界还是社会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在乎文笔了。原来的研究生 论文，在评价指标上还有文字一项，现在也已经没有了。大概在主管 者眼里，即便是文史哲的学生，这些东西也不要紧了，只要有洋规范、 洋模式，有所谓创造性的成果便足矣。
人们(尤其学者)大概忘了，我们民族的文字，不仅仅是文化的载 体，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很难想象，如果我们历史上那么多优美 的文字消失了，我们的文化传统还能剩下些什么，如果把先人思想中 的文字之美剥离出来，他们的思想还能否算作思想？幸好，我们还有 李零。过去，我们说董桥耐读，现在，我说李零也耐读。
、敲开一扇漆黑的大门
一不留神，吴思又有一部新著问世了。出差回来，机场卖书的 小姐告诉我，这个吴思就是写《潜规则》和《万历十五年》的那个人， 很有名的。看来，吴思老兄的名声，巳经隐隐然有压过黄仁宇的苗 头了。
《血酬定律》显然是吴思近来文章的合集，一篇篇的文字，在原来 刊物上发的时候，都很是扎眼，属于翻开以后首先要看的那一类，个 个都带着作者绵密的功夫、认真的考据和清晰的论理。然而，在合集 之后，再来阅读，似乎感觉热力稍逊，显然全书还没有走出《潜规则》 的光影，只能说是《潜规则》的续篇。当然，反过来也说明了《潜规则》 的魅力。
吴思所说的潜规则，实际上有点我们讲制度的人说的“隐性制 度”，虽然不见成文，但却实实在在地被遵行着的某些制度，里面既包 含行为规则，也包含等级秩序和组织安排。古代中国是个农业国度， 用黄仁宇的话来说，就是无法用数目字管理，所以历朝历代，制度设 计不可避免地要留下很多空隙和含混之处，越是到制度的末梢，所谓 的亲民层次上，含混的地方就越多，全靠具体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官和 吏，通过自身的行为去填补。过去我们常抨击的传统的人治，在这个 地方体现得特别充分。当然人治也不是任意胡治，大体上还是有规矩 的，这规矩，就是吴思所谓的潜规则。在清代，这种潜规则的一部分， 叫做“陋规”。
潜规则蠹民害民的地方吴思已经讲得很多了，在此就不再多说 了。不过需要提一下的是，潜规则的生成，也多少跟成文规则有点关 系。比如明代朱元璋明明知道官僚实际上都是他的雇员，是为他做事 的，但却因游民出身的底子，而对官吏暗怀愤恨，把他们的工资压得
很低，一个县太爷，一年的薪水不过三四十两白银。而衙门的书吏， 工资就更低，一年不过几两银子。清承明制，官吏的低薪制被原样继 承下来。如果严格按这个工资水平，当官大概人人都得像海瑞那样， 过得跟贫民似的，一年到头吃不上顿肉。显然，像海瑞这样的迂腐清 官不会太多，所以，就有了潜规则。
潜规则不是光为自己捞钱，还要照顾到上下左右，送往迎来，在 什么缺分上(官职本身的油水多寡)，对上司、对京官，什么时候、什么 事情，各送多少，都是有一定之规的，不是简单的一个“贿赂”两字能 说清。比如对京官，凡是上京觐见的地方大员，见人都要送一份银子， 不是单送管他们的人(当然有多寡之分)。因为大家俸禄都低，都要指 这个“额外的”收入过活。书吏和衙役也是一样，办什么事情，捞多少， 与相关者如何分，都有规矩在，谁也不敢错半分。从这个意义上说， 潜规则实际上是古代官场在运行层面的平衡机制。
在传统社会里，只要是正常的太平年景，官吏的行为是有制约 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潜规则的形成，也是这制约的一部分。泛泛地 说，监察机构的监督，传统道德的约束和乡里乡绅的制约，都是制约 官吏的因素。但这些制约因素之所以能够存在，关键在于，对于整个 官僚体系来说，保持平衡是体系生存的关键因素。个别官吏的过分 贪婪，往往会引发左邻右舍的不安和紧张，如果导致群起效法，那么 原来官、绅、民的系统平衡就有可能会倾覆，这对于王朝官僚体系的 长久利益显然是不利的。所以只要这个体系还能正常运转，那么就 会有人出面对这种过分的贪婪进行制裁。比如潜规则中地方官最主 要的额外收入耗羡(征钱粮过程中借口损耗而多征的部分)，到底多征 多少，正式制度没有规定，根据缺分的好坏，少则3%，多则10%，往往 以各地乡里社会的容许度为限。如果有人一下子征到15%或者更多， 那么平衡就被打破了，左右难免紧张，或者大家群起效法，或者此人 遭到弹劾。显然，在传统王朝的常态，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后者。《儒 林外史》里范进中举，跟人去高要县打秋风，人说高要县现任的知县
一年额外可捞八千两，而上一任一年捞一万，可见高要县的能够获取 的额外收益就在一万上下。这都是在潜规则的限度以内，如果一年 捞到了一万五或者两万，那可能就要出问题了，上司不管，都老爷(御 史)也会出来找麻烦。
过去，我们在谈论古代社会,政治腐败的时候，所举的例证往往是 些特例，或者以王朝末世的情况概其全貌(野史笔记记录这些事情，显 然并不是因为它们很普遍)，好像几千年中国遍地虎狼，老百姓都活在 鬼蜮世界一样，天天生不如死，或者生活在垂死的边缘。这显然不符 合常识，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在过去强调阶级斗争的时代，这种错觉 是很容易发生的。古代社会官僚体系的构成，主要是士大夫，这些人 虽然是皇帝的雇员，但也自以为是传统道德的承载者。对他们来说， 儒家伦理不见得都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在很多情况下，士大夫的脸面 似乎比性命还要重要，任何一个家族似乎都不乐意在青史上留下贪鄙 的污点。潜规则的存在'，为人仕的士大夫过上体面的生活提供了可 能，也提供了稳定性，利用这个规则过度谋利，不管怎么说都有破坏 稳定的可能。潜规则给了官吏剥削民众的许可，但也对剥削做了限 制，因为这规则的形成，不是哪几个官僚的事情，甚至也不是单凭官 僚群体自己的意愿就能遂愿的，它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乡绅甚至部 分民众精英相互博弈的结果。从正式制度的意义上讲，几乎所有古代 的官吏都有贪污行为，但真正意义上的贪官其实并不多。潜规则意义 上的贪官，只有到了王朝末期，所有的平衡机制逐渐遭到破坏，传统 道德崩溃，有权者肆无忌惮地巧取豪夺，无论什么钱都敢要，而且毫 无限度的时候才会普遍出现。到那时候，不仅正式制度，而且隐性制 度也崩溃了。所以说，如果到了有权的人们都在毫无节制地捞钱的时 候，实际上不是在实行潜规则，而是没有规则了。
潜规则实际上就是官场的运行规则，只是这规则一直都被包在官 场里面，我们从正史留下的制度条文中，查不到蛛丝马迹。所以，后 人看古代的官场，更像是神秘的黑箱，其实，官场只有大门是黑的，敲
开了门，里面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黑。只是我们多年来的制度研 究，太少关注这些本来就该关注的内容，因为只有解开官场运行机制 之谜，我们对古代的政治运作，才能有真正的认识。吴思先生的著作， 恰在一向为我们所忽视的官场黑门上敲了重重的两下，对此，我们必 须感谢他。
误会和不误会的教案
“教案”这个词，现今的人们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 是在19世纪后半叶，却是困扰清朝官方的一个大难题，总理衙门的官 员们，几乎无日不在为教案头痛。所谓“教案”，就是中国不信基督教 的人和信基督教的人，包括外来的传教士之间的冲突和纠纷，大到烧 屋杀人，小到借贷纠纷，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鸡飞狗跳，最后都要由 官府出面，在法庭上解决。
教案尽管五花八门，但大体上就是两类，一种是误会的，一种是 不误会的。误会主要来自文化的隔膜。中国老百姓对于基督教（主要 是其主干分支天主教）的仪式不理解，例如为什么出生要洗礼，临死 要终傅，结婚也得去教堂，由红毛蓝眼睛的外国神甫指指点点，比比 画画的很是不明白。而且做弥撒的时候，在教堂里，男女混杂，更是 让某些多事的人看着不舒服。这一切，足以激发我们在性方面思维特 别活跃的某些国人的想象力。于是，有关教会和教民以及传教士的丰 富多彩的“故事”，一个一个出笼了，从教民妇女初夜的奉献，到鸡奸、 乱伦、群交。这一时期的打教揭帖是我有史以来看到的最污秽的文 字，无论是出自绅士和秀才之手的八股文体的“雅帖”，还是一上来就 操娘、半通不通的涂鸦，一涉及教会的活动，大抵都是在脐下三寸那 点地方驰骋。显然，我们这些揭帖的作者作如是观，除了肚子里力比 多(libido)过于丰富之外，有文化的隔膜在里面起作用。有时候，这种 文化上的隔膜甚至翳闭了人们眼睛，让他们在观察的时候出现幻觉。 比如在有的教案里，某些打更的村民就作证说，他们亲眼看到教堂里 传教士和男女五六十人，“同卧在地，名曰采精”。
更大的隔膜发生在教会的育婴堂里。育婴堂本是教会的公益事 业，这种公益中国某些地方也有，只是不太普遍，而且在晚清的衰世，
就更显得奄奄一息。西方教会大规模进入之后，在医疗、救济、抚养 孤儿方面往往刻意下工夫，虽然目的不过是为了“中华归主”，但却也 让中国人，尤其是那些贫弱无助的弱势者得了不少实惠。只是天主教 育婴堂的嬷嬷们，往往对弃婴的灵魂比对他们的生命更关心些，以至 于收来弃婴之后，往往更热心给他们洗礼，而不是赶紧医治或者喂养。 由于收的弃婴本来就很弱，往往一番折腾后，咽气者甚多，所以育婴 堂的儿童死亡率很高。育婴堂不得不将他们集中掩埋，一个棺材多个 死婴，或者一个墓坑埋一堆。
原本弃婴东一个、西一个地丢着，无论是狼叼去了还是狗吃掉了， 谁也不会注意，可是这么多死婴集中在一起，未免有些“触目惊心”， 于是各种“故事”就出来了。首先弃婴的来源受到了怀疑，有些人认 为教会通过“拍花”的方式偷人家孩子，只要什么地方出了一桩儿童 走失事件，那么大家就会传得沸沸扬扬，好像出现了一支“拍花”的大 军偷走了无数孩子似的，而这个大军就出自育婴堂。育婴堂偷婴儿干 什么呢？这就需要国人的想象力了，好在国人在这方面一向特别擅 长，于是故事出现了特别恐怖的情节，说是育婴堂偷走婴儿是为了挖 心肝做药，还挖眼睛，据说是可以制成药水，点铅为银，而且只有中国 人的眼睛才能如此，外国人的眼睛不中用。
人命关天，这种隔膜导致的后果往往特别严重。那一时期，很多 大规模的教案都是因此而起的，一起就出人命。时常有人拿着婴儿的 小鞋狂呼乱叫，只要有人发现了育婴堂的墓地，就会出现一阵骚乱。 著名的天津教案，就是与此有关，不仅搭上了几十个嬷嬷和传教士， 而且连法国领事丰大业的命也送掉了。当然，天津的事情跟别处有点 不一样，那里的育婴堂，嬷嬷们特别热心，为了收弃婴，居然给那些送 来孩子的人一点手续费，就是为了这点微末的手续费，竟然有混混去 偷人家孩子送去。传说中“拍花”的因果链，就这么连上了。
当然，不误会的教案也很多，最多的往往跟唱戏有关。那时节， 农村的人们没有别的娱乐活动，请人唱戏要算最热闹的事儿。过年过
节唱，办事情唱，有的时候为了求雨也要唱。中国人请戏班子唱戏， 虽然都是为了给自己看，名义上却非说是给神看，因此戏台往往搭在 庙宇的前面。可是，这种名为娱神实为娱人的活动，却让某些教会人 士（主要是天主教）神经过敏，被视为“偶像崇拜”（显然是庙里的泥胎 作怪），严禁教民参与，而且还特地为此从总理衙门讨来了一纸赦令， 允许教民在这种活动中可以不出份子（这种活动都是村民自己凑份 子）。在农村，唱戏是一种社区的“集体活动”，如果不参加，就意味着 不合群，甚至是跟众人对着干，这样做，难免引起其他人的白眼。况 且，在那时的中国乡村，平日的生活和娱乐活动，唱戏是必不可缺的。 教民也是村民，他们同样需要戏剧来排遣解闷，这种欲望有时甚至并 不比衣食上的需求弱上多少，就算教民自己能够恪守规矩，他的家人 亲戚，在锣鼓喧天的时候，未必能抵挡得住诱惑，如果也跑出来看上 几眼，那么教民就成了占大伙便宜的人，白眼不免会变成嘲骂。如果 是求雨活动，唱完戏如果碰巧真的下了雨，而这个雨当然不可能只下 在非教民的土地上，那么参加求雨的人则不平衡——教民这个便宜占 得更大了，由相骂进而开打，教案就这么闹起来了。
因唱戏引起的教案，虽然多，但规模往往都不大。毕竟，两边的 利害冲突不大，而一些庙产纠纷则冲突要激烈得多。中国北方农村的 村头巷尾，都有庙，里面供着关公、观音、玉皇、王母娘娘之类的神，这 些庙有很大部分是没有人经管的，里面既没有和尚，也没有老道，而 且庙产往往没主，弄不清那块地皮和地上房屋产权属于谁，实际上， 它应该属于村民的公产。但是在教会的扩张过程中，教会在寻找建教 堂地皮的过程中，往往冒出某些无赖，造出假的地契房契，骗说这些 无主的庙宇是他家的产业，然后把它卖给教会。待到教会真的在自己 “买来”的产业上拆庙动工盖教堂时，村民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于是 大哗。虽然这些破庙平时看起来不起眼，甚至一任其房倒屋塌，也没 人在意，但是一旦有人将之拆掉，变作另外一种村民根本不明白的用 途，大家的神经就都紧张起来，神庙的镇压作用、辟邪作用都从人们
的记忆深处冒出来了，人们甚至还记起了这些神庙当年是如何地灵 验，这些神佛是如何地神圣，如果听任洋人拆毁，将会给村庄带来怎 样的灾祸等。由于兹事体大，这种教案纠纷往往闹的时间特别长，争、 闹、打、打官司，然后再争、闹、打，往往会闹上十几二十年。著名的山 东冠县梨园教案，就是民教双方争夺该村的玉皇庙的庙产引发的。
当然，有的时候，误会和不误会往往搅在一起。比如上面提到的 天津教案，闹起来的时候，有四个根本不相干的俄国人在乱中被杀， 可抓来的疑犯，每个人都供说，他们之所以参与，是因为闻说“外国人 打官闹事（指法国领事丰大业因教案咆哮北洋大臣衙门事），心生气 愤”，因此前去救护的。其实呢，这些混混无非是在趁火打劫。事变 中，四个俄国人的财物都被抢走，其中一个俄国女人戒指被抢，连指 头都被剁掉。还有很多规模很大的教案，其实就是由于某些匪类觊觎 教会的财产，因此利用误会，制造谣言，说教会拐卖儿童，挖心摘眼， 再举出“物证”一只童鞋之类的东西，往往就会闹出大事来。
无论误会还是不误会，教案的主导者往往都是乡绅或者其他乡社 组织（包括帮会）的首领。像做过湘军将领的湖南人周铁汉这样特别 富有卫道情绪的乡绅，当然也有。不过更多的乡绅反教，主要是看不 惯乡村崛起另外一个文化和威权中心，分享了他们的世袭权力。大多 数教案，如果前台没有乡绅领头的话，追究下去，背后也都有某些乡 绅在起作用。遍查教案档案和地方志，留下来的打教揭帖，多半出自 读书人之手，有的还是八股体，读起来抑扬顿挫，合辙押韵。不过，乡 绅毕竟要跟着官府走，只要官府不同意甚至制裁他们的闹教打教行 为，他们多数都会识趣地偃旗息鼓的。即使倔犟如周铁汉，官府要想 制住他也并非难事。
但是问题是，自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基督教开禁以来，中国 政府对这种在武力压迫下的开禁，始终耿耿于怀，对挟坚船利炮进入 的洋教，往往怀有最大的警惕。在朝廷中，也许像贵州提督田兴恕， 广西西林知县张凤鸣这样对基督教持赤裸裸的强硬态度的官员，并不
多见，但在整个19世纪的后半叶，利用民间的反教情绪暗中抵制，始 终是清朝对于基督教的既定政策。以往，人们对于教案往往有种说 法，认为凡是教案的官司，中国的地方官往往向着传教士和教民，甚 至教民到官衙可以直接登堂入室，对县太爷颐指气使。显然，这种情 况在庚子（1900)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我所看到的教案档案，凡是 教案的官司，一开始官府几乎都向着民方，有时甚至直接出面收集不 利于教方的证据，教民被掌嘴、挨板子的事情，绝不稀奇。一个案卷， 看前面，整个官司一面倒地倾向于民方，如果案卷上的证词是真实的， 给人感觉好像教会方面简直十恶不赦。但是看着看着，突然之间，风 向转了，案情居然又向相反的方向走了，最后结案，多半是民方败诉， 该抵罪的抵罪，该赔偿的赔偿。很明显，这是传教士通过外国领事或 者公使，把状告到了总理衙门的缘故。当然，这种外力借强权干预中 国司法的行为，需要批判，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我们的地方官葫芦 僧判断葫芦案，往往一入手就在主观上断定教会方面理屈，好像也大 有问题。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那些非常明显的荒唐 事，比如挖心剖肝、采生割析之类的控告，官府从不做分辨，一味听信， 等到外国干涉了，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于案件审理前倨后恭的状 况，官府却不做任何解释，让打官司的民方觉得，官府只是屈从于外 国的压力才枉法曲断的。在查阅教案卷宗时，我发现，非教民最热衷 的官司，往往是那些缘由荒诞不经的事件。发生了瘟疫，教民偷偷往 井里放漂白粉（因为当时的瘟疫主因之一就是饮用水不洁），会被当 成往井里下毒；天旱不雨，会认为教会做法，止住了云雨；拐卖婴儿的 事情巳经不需要说了，反正只要机缘凑巧，一切都会被一般民众当成 充分的理由，去兴讼，去打闹，甚至去杀人放火。官府的做法，在某种 程度上强化了民众负屈含冤的心理，从而使得民众的反教情绪日趋严 重。只要某个地方民教双方打过官司，这个地方双方的冲突就会加 剧，某些原本民教相安无事的地方，只要打过官司，哪怕仅仅是误会，
那么就会由此变成民教冲突高发区。下一篇文章里提到过的直隶宁 晋县双井村，原本相亲相善的民教，就是由于一场因合作引发的误会， 打完官司，这个地方后来成了义和团运动的发祥地之一。
事实上，尽管在外国压力下不得不惩罚闹教打教的人，官方却一 直在刻意培养这种来自民间的敌意。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民气”始 终是他们对付外国的一种资源，所以必须要让“民气可用”。义和团 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官方对“民气”的一次大利用。在这次大利 用中，虽然对外国人的文化隔膜和冲突，甚至种族的分野与歧视（比 如洋人的毛发和肤色眼睛颜色，都成为点燃敌意的火种）都被动员起 来，但跟中国知识界自甲午战争以来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却根本不 是一回事，呈现出一种落后、排外、向后看的强烈倾向。这种倾向，是 受到戊戌变法失败后，向后转的清朝政府有意推动的，结果使得国家 像失控的列车，脱轨而去。
误会是可以消除的，不误会的冲突，也可以化解，不同文化之间 有交流，就会有误会不误会的冲突，如果某种文化是以宗教的形式介 入，那么冲突的可能性就更大。从东罗马时期开始，基督教在全球的 行进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无论中国政府喜欢与否，中国都不可能将 之关在门外。基督教“中华归主”的目标也许听起来有点令人不悦， 但他们毕竟不是真的要占我们的土地，颠覆我们的政府。而且，无论 再怎么强势的政府，也不可能真正阻止人们信教。因此，为了培养敌 意，在今天还不顾历史事实，甚至重复当年打教讹言的说法，叙述当 时的历史，显然是不明智的，这一点，近代以来的历史，早已经告诉我 们了。
被燎掉的大胡子
同治五年（1866)—开春，已经被各地民教纠纷搅得焦头烂额的总 理衙门，迎头就碰上了一件“爆炸性”的教案，法国公使气势汹汹地打 上门来，提交抗议照会，说是在直隶的宁晋县发生了一起恶性教案， 法国传教士艾清照被该县双井村村民张洛待设计陷害，以火药轰伤， “几至殒命”，而宁晋县政府有意袒护凶手，竟然放纵不管，要求中国 政府立即查明此事，严惩罪犯以及有关官员。
在19世纪60年代，法国由于拥有天主教的护教权，加上挟刚刚 战胜之威，在所有的教案中总是特别地蛮横，动辄派来炮舰以武力威 胁。总理衙门自然知道洋人的震怒意味着什么，随即致函要求直隶总 督官文务必查清此案，给洋人一个说法。由于总理衙门是由当时权势 正盛的恭亲王奕诉领衔，一向善于看风使舵的直隶总督官文自然不 敢含糊，他和按察使张树声立即派人查案，并亲自督办。事情很快就 查清楚了，这场在法国公使眼里蕴涵着莫大阴谋的害命大案，原来竟 是一场带有喜剧色彩的误会。
据此案的卷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同治四年（1865)八月间， 直隶宁晋县双井村农民张洛待的十七岁的二儿子张书琴不知怎么就 中了邪，成天价弄神弄鬼，一会儿说晚上有女鬼陪他睡觉，一会儿又 说有仙人把女鬼赶走了，但要把女儿许给他，还弄出了两张画着不知 什么东西的纸片，说是仙人给的信物。张家在双井算是个富户，不仅 年年余钱剩米，还有能力开个家塾，请了先生在家教二儿子念书。张 洛待自家虽然没有挣上一个半个功名，但却是本村乡绅刘洛明副榜老 爷的女婿。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所谓的副榜，就是省试（即举人考试） 正取之外的副额，人称半个举人，但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只是在名 声上比秀才高半格。所以说张家在当地说不上是有钱有势，却也处处
让人高看一眼。满心指望二儿子读书用功，挣个功名，也好光大门风， 所以虽然早就给儿子定了亲，但为了让儿子安心攻读，所以放出话来 说是要等到儿子满二十岁再行迎娶，可是眼下儿子神神鬼鬼地闹，老 师散了学不说，把个家也搞得鸡犬不宁。于是，张老先生决定提前给 儿子迎娶，按民间的习俗，“冲冲喜”也许就能把邪给冲走。
说也奇怪，一听说老爹要给自己娶亲，张书琴竟然真的安静了许 多。而张洛待反而担心了起来，一面张罗着迎亲事宜，准备彩礼，安 排花轿，还从本村开杂货铺的阎胖子手里买了几斤火药，等新娘子进 门放铳好用，一面又害怕万一迎娶的当口儿子犯了毛病，丢人现眼不 说，把婚事给搅了可就麻烦了。于是就跟人嘀咕，想要请个法师驱邪。 也是合该有事，与张洛待交情不错的同村人信奉天主教的李洛来一直 把儿子送在张家家塾读书，家塾散了，儿子读不成书，所以对张书琴 中邪的事他也很关心，见张家想请法师，就出主意说他们外国神甫很 灵验，教民们从来不沾染邪祟，不如请神甫来念经驱邪。张洛待动了 心，答应让李洛来去请。
然而，李洛来应承下来之后几天没有回音，说话间已经到了同治 四年的十二月初五，这天晚上掌灯时分，法国神甫艾清照突然由几个 教民陪着来到了张家。仓促之间，张洛待有点措手不及，慌忙点起一 支蜡烛将教士一行迎到了儿子读书的“学房”，却忘记了房间的桌子 底下还放着放铳用的火药，为了让蜡烛亮一点，他习惯性地剪下了蜡 花然后随手一扔，转身出去安排茶水，哪知刚刚迈出门口，就听身后 一声巨响，火起烟冒，外国神甫和几个教民被燎得狼狈不堪，满脸烟 火，一边拍打着身上的火苗，一边往出跑，嘴里还大声咒骂着。
第二天，被烧着了的教民一纸诉状，将张洛待告到了县衙，说他 设计谋害外国传教士。宁晋县令汪显达像大多数心存“模棱”的地方 官一样，碰上麻烦的案子就想给它模棱过去。他提来了原被两造，看 验了艾清照等人的伤处，发现洋教士虽然胡子被燎掉了大半，脸也有 点灼伤，衣服被烧了若干洞，其实并不严重，其他的教民被烧的情况
也差不多。当堂审问被告，张洛待一口咬定不知道火从何而来，汪县 令居然也就不再追问，要张洛待给被告赔偿烧坏的衣服和负担医疗 费，然后宣布退堂。教民金池兰不服，大声抗议，汪县令喝令掌嘴，于 是金教民就挨了若干个嘴巴。如果汪县令知道，这几个嘴巴，后来 居然断送了他的前程的话，那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将手中的令签扔下 去的。
本来，洋教士虽然被燎掉了赖以跟中国人区别的标志之一的大胡 子，但并没有像那几个教民一样暴跳如雷，七嘴八舌断定张洛待是存 心要谋害人命，告官的主意也是教民出的，而且由教民出面的，可是 汪县令的模棱断案和打狗不看主人的掌嘴，却激起了他的无名“洋 火”，一个小报告通过主教打到了法国公使那里，事情就这么闹大了。
为了给法国公使一个交代，由省里派下来的“委员”们不再敢模 棱，提来了所有与此案沽边的人，经过一番刨根问底的审讯，大概还 伴些雷霆手段，很快就弄清了案情，不仅张洛待招出了火药的由来， 而且张洛待儿子张书琴也坦白说他的弄神弄鬼，其实是为了让父亲早 一点给他娶亲故意装出来的把戏，连那两个鬼画符的纸片，也是按小 说《玉匣记》里的东西照猫画虎搞出来的。显然，对于这个农家子弟 来说，才子佳人的小说要比四书五经更有魅力些。
故事到这里，按理应该结束了，然而却拖出了一个有点悲惨的结 局：张书琴被“杖一百，流二千里”发配回疆（即今天的新疆）“给大小 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张洛待“杖六十徒一年”。宁晋县县令 汪显达也被“交部议处”，结果不问可知。
这个貌似平淡而且近乎乏味的教案，没有死人，没有人抢东西烧 教堂，洋人也没有因此而开来炮舰卸下炮衣，却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 因为它有点像一只扎眼的“白乌鸦”，令许多研究这段中西冲突史的 人们为难。一
在中国的天主教洋教士竟然也热衷于驱魔祛邪，这多少让某些研 究者感到意外。按一般的常理，驱魔法这些功能应该是中国本土宗教
才具有的。而西方来的洋教给人印象是不提倡至少不擅长此道的，怎 么会突然间冒出来个洋教士为人祛邪呢？其实，在案发当时，连直隶 总督官文都有些不解，在此案的案卷里可以发现在他先后两次提及 “天主教向无符咒及作法驱魔等术”，显然，他是将此视为此案的疑点 提出的。在我们有些研究者眼里，近代西方的基督教往往是与科学和 先进联系在一起的，从利玛窦时代开始就是如此，我们念念不忘的往 往是利玛窦带来的欧几里德、世界地图和三棱镜。那么，此案中的洋 教士艾清照的行为是不是可以用特例来解释呢？显然不是。不少由 中国的天主教教会自己编的文献如《拳时北京教友致命》，记载了许 多教士和教民搞的驱魔驱鬼活动，而且往往是由于中国本土的僧道和 术士法术不灵的时候，西方教会的把戏才冒出来，而他们的成功，往 往会拉动一批老百姓人教。教士艾清照所做的，只不过是重复了他的 同事干过的事情。
无疑，驱魔祛邪属于巫术和半巫术的行为，天主教的确不精于此 道，但是，任何宗教无论其形态如何完备，总是难以完全清除巫术的 痕迹，基督教也不例外。基督教的三大派系中，天主教和东正教在主 观上就没有与过去的巫术痕迹划清界限，其现代气息本来就有限。而 中国农民的宗教价值，从来都是有用才信的实利主义的，加入天主教 的教民，其实也不例外，发展新教徒，更是需要凭借一些实际的“神效” 来吸引和招徕。正因为如此，天主教才会频繁地进入传统的半巫术领 域，而这个领域所辐射的功能，恰恰是中国农民对所有进入他们视线 的宗教所期待的。不错，天主教不像佛教和道教，没有专门的驱魔仪 式，但是他们可以用诸如念经和洒圣水这样简单的仪式来替代，他们 这样做的时候，实际的考虑无疑是传教对象的需要。因为这种来自中 国传统的强大需要，往往是他们能否在中国农村站住脚的关键。从某 种意义上说，这可以说是洋教不自觉地中国化的结果。双井村教民的 推荐洋教士和富户张洛待接受推荐，归根结底都是他们在宗教问题上 根深蒂固的工具价值在起作用。如果不出火药爆炸的意外，很可能双
井村从此至少会添一户教民，事实上当洋教士艾清照和教民们明白了
自己原来是在见鬼，其实错怪了张洛待之后，他们的确对这场官司有 些后悔，案卷上记录的洋教士的“口供”虽然没有明白地表露出来，却 也不乏悔意。
这个教案的案卷给我们透露的另一个消息，就是中国农民对于基 督教在文化上的抵触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即使是乡绅，也不是 所有的地方都对基督教天然的反感。富有的农民张洛待可以与教民 是好朋友，他们的儿子在一起读中国的圣贤书，准备将来的科举考试， 而本村的绅士、张洛待的岳父副榜刘洛明对此事也不反对，甚至当女 婿要请洋教士来驱邪时，他依然“没有理会”，当然更谈不上出面阻止。 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当地的乡绅不像南方那样有威信，不可能对乡 村事务事事干预；二是天主教的进人，还没有构成对当地乡绅权威的 实质性威胁。在我看来，更有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乡绅的权威应该 还是有的，他们所具有的政治与文化权威看来并没有受到很严重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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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此案的了结，官府还是借助了他们参与。信教的李洛来和不信教
^ 的张洛待，他们的儿子在一起读圣贤之书，日后可能还会一起走乡绅
史 们走过的科场之路，虽然一个信仰外来的天主，一个迷信本土的神仙，
| 可要背诵念熟的却是一样的“子曰诗云”，关键是两人都自觉不自觉
角 地把天主教限定在传统认定的领域，事实上是将天主教看成了本土宗
料
教更具灵验的替代。
但是，如果说在此案发生之前双井村一带的乡绅的权威和乡村固 有秩序还能维持的话，那么从教民告官的那一时刻起，这种权威和秩 序就开始被破坏了。按乡村社会的惯例，发生纠纷首先要经过亲族邻 里乃至乡绅的调停，实在调停不了了，再进入法律解决的程序。调停 不了那是乡绅的权威和能力的问题，而经不经过调停则是对乡绅权威 和乡村秩序的尊重和承认的问题。教民在被火药烧了的第二天就把 事情直接捅到了官府，不仅没有打算经过调停，甚至不给乡绅以及乡
里宗亲过问的机会，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都明白地蕴涵着对固有乡
村秩序的挑战。也就是意味着，当教民们自以为遭到了迫害时，有别 于原来的乡村秩序中心的另一个中心就浮出了水面。道理其实非常 简单，当人们以为施与他们迫害的是与乡绅有紧密关联的一方时，他 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求助原来秩序中心以外的力量。一般来讲，农民只 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出此下策，而此案中的教民显然是过于轻率 了。可以想象，在此案结束之后，张洛待一家很可能会由对天主教的 亲和态度变成敌对，与他有关系的亲族和乡邻以及被教民们冷落的乡 绅们，对待天主教的态度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不言而喻，一个局部的 民教对立的时代就会由此而到来了。我们知道，宁晋县后来成了义和 团运动相当热闹的地区之一。
遍翻此案的卷宗，我突然意识到，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最在乎 和最有敌意的其实是清朝官方。基督教的开禁，是在西方列强的炮口 下被人强按头的结果，这口恶气当然是官府方面的肚子里比较多一 点，是气总要出一点的，逢着民教冲突官府总是有意无意往往向着民 方，唯洋人之命是从的情形一般是义和团闹过以后的事，而19世纪60 年代，各地官府大凡遇到民教冲突案件，还是以偏向民方的居多，虽 然事情闹到北京以后，在西方的武力压力下，最终往往会以民方的败 诉告终，但在案件的初始阶段却往往相反。在福建、江西等地，居然 还出现过由官府出面操纵的所谓教案。在双井村的案件中，县令汪显 达居然连火是从何而来的这种最基本的案由都不愿意追问，就糊里糊 涂地结案。当然有张洛待打点（贿赂）的可能，但更可能的是县令出 于保护本地乡绅富户的本能（别忘了，张洛待还有一个副榜的岳父）。 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当案情大白，当事的教士和教民都无意再追究时， 官府却对这件本属于平常的民事纠纷的案子痛下杀手，竟然把张家父 子依“妄布邪言”和“汤火伤人”之罪，“加一等”处罚，判刑的判刑，流 放的流放，而且这种加重处罚绝非洋人的意思。（如果此事在平时， 就是惊动了官府，顶天了也就是赔些钱算了，也就是说，即使按清朝 的法律，这只能是个民事赔偿的“细事”，断然不会有人因此而被判
罪。）而在同时期，同样惹出外交麻烦的教案，对民方较重的处罚都是 在西方的直接压力下做出的。张家父子的遭遇，并不全是因为他们给 官府找了麻烦，惹来了外交纠纷（惹起外交纠纷，其实主要责任应该 汪县令来负），更重要的是由于张家对洋教中人的友好和信任的态度。 清朝政府从来对于非正统的宗教怀着一种强烈的政治戒备，对民间非 法宗教如此，对基督教在华各派更是如此。虽然在各个时期和各地政 策有所不同，但在庚子以前，官方的遏制政策还是占主导地位的。正 是由于遏制政策的屡屡受挫，才使得相当多官员对基督教积怨甚深， 实际上只有官方的遏制政策与乡村的乡绅以及农民和教会教民在文 化和具体利益的冲突纠葛到了一起，两者交互作用，教案才会愈演愈 烈，才会有义和团运动那种排外（主要是排教）的浪潮。也可以说，义 和团运动的爆发，就是遏制心理的大宣泄。
过分强调晚清教案的文化冲突意义，在今天看来应该是有些问 题。认为晚清基督教传播过程中纠纷不断，冲突连连，主要是由于文 化上的阻碍，显然不好解释为什么在基本文化因素并没有根本改变的 今天，基督教在中国农村却会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中国农民包容性极 强的宗教观念，往往会在实用的尺度面前遮蔽了文化的冲突，所以， 晚清教案的发生不大可能多是文化冲突所致，无论如何，教案的政治 因素还是第一位的。不过，这种政治因素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我 们某些主流历史学家所力主的“反帝爱国主义”，而是清朝官方政策 的直接和曲折的反映，至少，在庚子以前是如此。
洋教士的大胡子碰到了中国古老的发明^~火药，究竟为什么发 出火来其实还真的需要琢磨琢磨才是。
洋人的八股取士
西方人在近代中国的口碑不好，这是自然的事，因为他们是打破 大门进来的。在中国读书人的笔下，我们知道洋人在中国做了很多很 多的事，当然都是坏事，其中有一些事西方人虽然并没有做，但还在 他们的想象之内，比如我们的人说洋教士 “拍花”、挖心肝做药、取中 国人的眼睛加铅炼银子，说早在莱特兄弟没发明飞机之前洋兵就坐着 能飞的东西在北京上空飞，还会放一种用气流伤人的“气枪”之类。而 有一些中国人安在他们头上的事情，却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洋人 的八股取士就是一个。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曾经短时间地占据过浙江的定海，英 国人在定海都干了些什么，我们的朝廷大员们当时委实是一盆糨糊， 糊里糊涂，不过倒很快传出洋人在那里开科取士的消息，说得是有鼻 子有眼：“庚子秋，闻夷逆酋长在定海开科，应试得四十余人，只剔去 未完卷之人，余皆中试。题系‘中天下而立’二句，榜发后，饬各生领 旗匾银，每名领到数百元，酋长悉请入船，带见国王，当即往粤东而 去。”（刘长华：《鸦片战争史料》，《鸦片战争》第三册，147页。）
我们实在不能不佩服中国人的想象力，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 国，刚刚打下一个孤悬海外的小县城，就开科取士，竟然还能用四书 章句出题，只是录取的时候有些草草，凡是完了卷的统统取上。不知 是嘲笑老外办事不讲规矩呢，还是羡慕人家的宽松。
虽然英国人已经打上了门来，而且把中国人打得脸面丢尽，一败 涂地，但是让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睁开眼睛看他们还是挺难。我们这 些熟读圣贤之书的学究们，非要想当然地以为红头发蓝眼睛的英国人 也跟自己一样，用的是方块汉字，读的是子曰诗云。虽然仗是我们败 了，但胜利者却偏偏对中国的酸儒生青眼有加，乱七八糟取上一堆带
去见他们的国王，想必是有大用。
无独有偶，事隔近六十年后，八国联军再一次打将上来，这次不 仅门被打破了，人家居然升堂人室，在太和殿前跑起马来了。于是乎 消息又传出来了，先是说我们京城那位曾经做过状元如夫人的名妓赛 金花泡上了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就睡在紫禁城里，然后赛金花就跟 瓦德西吹枕边风，说是“满清搜人才，在八股试帖，将相于斯出焉”。老 瓦还真的从谏如流，“瓦乃于金台书院考试，学期悬榜如昔，文题‘以 不教民战’，诗题‘飞旆人秦中’。是日，人数溢额，瓦为评判甲乙，、考 得奖金者，咸忻忻然有喜色”。结果是原来夸赛金花的人，又开始骂 她了。（柴萼：《庚辛纪事》，《义和团》第一册，318页。）似乎是由于有 了赛名妓做参谋，老瓦的这次考试弄得比当年的英国人像样得多，不 仅考八股文，而且还有试帖诗，只是题目出得有点恶毒，文题虽然也 出自四书，但却有只叫我们单方面爱好和平的意思，诗题就更恶，居 然想打入秦中，明摆着是要毁我们逃到陕西的小朝廷。
一个名妓出于市场的缘故，自诩跟什么大人物睡过，而一干文人 跟着捧臭脚，以假作真，这倒是情理之中的事，可是说那个普鲁士武 夫操练八股试帖，而且还“评判甲乙”，除了我们中国人有这样伟大的 想象力之外，换了别个，累死他们也不敢这么想。
用西方文字有没有可能做出八股文来？鄙人对语言学一窍不通， 不敢下断言，但至少西方人做不出来，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有这根筋。 什么算“国粹”？如果是一国独有而他国绝对没有的就算国粹，那么 八股文笃定要算一个。这玩意是中国人自隋唐科举取士以来，琢磨了 几百年才琢磨出来的，命题作文，起承转合，两两对仗，句句押韵，既 要阐发题目，又不能碰到题目上的一个字，这样奇妙的文字游戏，试 问这个世界上还能有哪一个民族能想得出来？但是，八股文能够流行 起来，甚至在几乎所有有出息的文人的抵制下流行开来，关键是科举 考试的拉动。科举这东西不仅让天下的英雄尽人了皇帝的彀中，其实 是连狗熊也钻进去了。科举考试与八股相结合，真是如虎添翼，使考
试成了设有重重机关的猫捉老鼠的游戏，只要进去了，没有相当的定 力就别想出来。明清两代，从弱冠起，一直考到须发尽白连个秀才也 没有考上，却生命不息考试不止的大有人在。据说康熙三十八年 (1699)顺天乡试，有位叫黄章的考生已经达到了百岁，真的叫人没法 不佩服。今天如果自考考场上也冒出一位百岁老人，至少记者就会围 上来四五十个。
至于八股考试对中国人文风的塑造，那就更是惊人。尽管我们有 些文化的精英一旦金榜题名，就把八股像敲门砖一样丟掉了，但大多 数的读书人在经过十几二十几年的八股文训练之后，是想丢也丢不掉 了，他们甚至连骂人都是八股腔。鲁迅先生说他的家乡的秀才们曾做 了八股来嘲骂新学堂。其实，在晚清时节，相当多的出自读书人之手 的反教（洋教）揭帖，都是八股体，有些做得还相当地道。再往后，科 举废了，进入民国，大大小小的军阀们的军师草檄文，出文告，打电报 战，有哪个能脱了八股老调？就是后来的国共两党，其实也没能摆脱 八股的影响，有太多的人记得，毛泽东是怎样在延安整风时提倡反对 党八股的。
中国传统文人对于八股取士的心态非常复杂，甜酸苦辣，爱恨交 加，但依恋与依赖却是主要心理。他们有的人可能会经常骂科举，但 心里却最放不下它。吴敬梓和蒲松龄两位在小说里将八股取士骂得 一文不值，最后依旧以顶上贡生的头衔为荣。当面临西方侵入的挑战 时，大多数读书人最解不开的心结之一，就是八股取士的命运。回溯 古代，辽、金、元三个少数民族王朝，凡是开科取士的皇帝的屁股后头， 都会招来许多汉族文人的称颂。清朝袭承明制，考试考得比谁都热 闹，结果用不了多久，原来坚持夷夏之防的人们就食指大动，“一队齐 夷下山来”。在晚清，虽然先进的中国读书人很早就嚷着要废除八股 取士，在他们眼里，科举是中国之所以挨西方欺负的主要原因，戊戌 维新还真的鼓动出个废科举的诏书来，可是对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而 言，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打上门来，他们最担心的还是科举能不能按
时举行（老外也很明白，他们在辛丑媾和时，作为惩罚，要求停止了几 个义和团运动闹得比较凶的省份的乡试），他们其实并不知道，他们 面临的是前辈未曾面临过的“夷人”，不被中国人同化反而会同化中 国人。他们胡编出洋人开科的神话，其心理很可能与他们“一队齐夷 下山来”的前辈差不太多，虽然嘴上是在骂那些莫须有的参加洋人科 考的读书人，心里也许在盘算如果真有这么一天，他们是欣然就道呢， 还是忸怩半晌再说。
最后说一句近乎题外的话，在我们这个千余年靠考试出息人的国 度里，想要改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把教育内涵由符合规矩（八股积 习）变为激发创造力，其难度之大也许根本就不是我们教育行政机构 的行政命令所能办到的。
乾隆的威仪与英国人的半跪
当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带着几十大箱子装满了各种仪器、 速射炮和舰船模型礼物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这些奇装异服、金发碧 眼的异邦人最想见的乾隆皇帝，已经年逾八十，在金銮殿的龙椅上坐 了五十八年，再有两年就赶上他大名鼎鼎的爷爷康熙，成为中国皇帝 群中少有的寿星。老寿星打了几个大仗，积了若干钱粮（又花掉了）， 养了一堆儿女，游了几回苏杭，还写了成千上万的歪诗，自我感觉是 “十全老人”。可是“十全老人”这回却碰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全之 事，就是怎么打发这批英国佬。
现今的许多近代史论著在提这件事时，都忘不了骂一句乾隆以及 满清大吏的狂妄自大，其实，实际上，从“君临天下”的乾隆到权倾朝 野的和珅以及接待英国使团的各级官员，面对这些远道而来的洋人， 都谦和得可以，至少大多数时间都堆着一脸又一脸的微笑。因为从来 中央帝国的天下共主的地位就是自封的，至于外夷怎么看中国，认不 认中国皇帝的账，大家从来是闭上眼睛做阿Q，外夷只要不前来捣乱， 大抵上都是取怀柔政策（当国力差的时候，打上门来，更是情柔甚至 贿赂献媚），好在中国地大物博，有的是女人和财物。像英吉利这种 只闻其名，连在哪儿都弄不清的国家，对中国持什么态度，一向没人 操心。对于老外前来上贡，中国人总是半分欢喜半分愁，因为对贡品 加倍地赐还，每每令主管财政的官员头痛。对上贡比较积极的国家， 其实无非是利用中国人的虚荣心跟中国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不平等交 易。正因为中国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自大，所以对付这些始终不 肯跪拜的洋人才成了难题。如果当时的满清朝廷真是像我们有些人 想象的那样狂妄，何不将这些“不自量力”，想与天朝上国平起平坐的 红毛鬼拿来杀了，或者像演义小说上讲的那样割去耳朵放回去，也让
他们知道知道厉害。
再说英国人，虽然背后是正处于工业革命之中，殖民地遍及地球 的日不落帝国，乘着装有六十四门大炮的战舰，并有四艘护航舰，威 风凛凛而来，但是由于来之前听到的都是中华帝国如何富庶强大的传 闻，尽管身临其境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但是行动言语还是处处透着 小心谨慎。他们此行目的就是建立与中国的平等外交和贸易关系，也 就是说为英国这个“世界工场”和平地打开中国这个硕大无比的市场。 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号称世界工场的场主的英国人的傲慢他们自己 就收了起来，几乎对所有见到的中国人，都尽可能地表示了友善甚至 迁就的态度。当某些脸皮比较厚的中国官员顺手牵羊地“顺”走他们 身上的英国刀时，他们居然会装着看不见；所有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明明是平等的馈赠，但是一路上都被别有用心的中国官员插上了“贡 品”字样的小旗，使团团长马戛尔尼其实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 是一^路都装不知道。
中国人一脸堆笑外加美味佳肴的“怀柔”，碰上英国人小心谨慎 的忍耐，按道理马戛尔尼使团的访问应该大获成功才是，然而事情的 结局恰恰相反。问题就出在跪拜和磕头上。
鲁迅先生说过，在中国人看来，人生了屁股就是为了要挨板子的， 生了膝盖就是为了要下跪的3所以凡是人，见了皇帝三跪九叩是天经 地义的事。“老外”不见皇帝便罢，要见，就必须跟中国人一样下跪， 哪怕你跪过之后把中国皇帝骂成狗屎，哪怕你在外面说自己才是天下 的共主。中国边境的少数民族凡是一睹“天颜”者，都跪了，马戛尔尼 之前，有些西洋人也跪了。比如传教士们，还有葡萄牙和荷兰的使臣 们，在矮下去大半截之后，得到的好处无疑是大大的。但是，马戛尔 尼使团却不是来占小便宜的，他们要的是中国打开大门，要的是中国 这个四万万人的大市场，要的是与中国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为了这 个他们宁肯吃点小亏，给中国皇帝送上一份大礼，但是绝对要坚持中 英两国对等地位。固然他们此次来华并不想像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
那样，用炮舰轰开古老的城墙，再插英国的国旗。但是却也带了一支 颇具威力的舰队，在礼物中别有用心地让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占了最大 的比重，其中还有一个英国当时最大的装备有110门大口径火炮的战 舰“君主号”的模型，无非是在“暗示装备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即马 戛尔尼使团乘坐的战舰）只是英国强大海军舰队的微不足道的一部 分”。当英国人看着中国人只能带着惊惧仰视高大的英国战舰时，不 管怎么说心里都是很得意的。有了这样的底气，他们当然不会让他们 的国王陛下在乾隆面前矮下一头去，所以执意不肯和其他的“夷人” 一样行跪拜之礼。
当明白了英国人来华的真实目的之后，接待的钦差和地方大员真 是悔之不迭，他们原以为这些大老远跑来的“蛮夷”真的是诚心向化 前来进贡的，早知如此，他们还不如干脆不让英国人上岸算了，大不 了英国佬给逼急了打将上来，搅扰一通，只要瞒住皇帝老儿一个，也 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人给当“贡使”接上来了，乾隆兴致也来了，非 要见见这些漂洋过海、不远万里“向慕天朝”的蛮夷不可。要见乾隆 的马戛尔尼是前来平等谈判的使节，而他所要见的乾隆却以为他是向 慕天朝教化的贡使，双方一碰面，西洋景非拆穿不可。
所以，接待英国使团的官员们一路上一面向乾隆“谎报军情”，说 英国人如何如何地恭顺，甚至编造出英国人见了皇帝影像都毕恭毕敬 的瞎话；一面又拼命地说服马戛尔尼，好让他见乾隆的时候屈下他的 双膝。什么招都使上了，几个接待大员累得唇焦舌烂，要说马戛尔尼 是榆木脑袋一点窍也不开那倒也未必，最后人家还是做了让步，说是 他只能按见英国国王之礼——单腿下跪来见乾隆，如果非要他三跪九 叩不可，那么中国的大臣也必须对着他带来的英国国王的画像行同样 的礼。按马戛尔尼的随行人员斯当东的说法，后一种变通英国人是吃 亏的，因为中国官员向英国国王行礼，“可以在一间屋子里举行，不对 外公开，而英国特使向中国皇帝磕头则是在一个盛大的节日，在属国 君主全体大臣的面前举行，这件事还要在邸抄上大书特书”（斯当东：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但是他不知道，这种办法其实更让中国人无 法接受。在中国很难想象人们还会对除了九五之尊的另外的什么活 物三跪九叩，如果一位高级官员竟然对蛮夷之主行君臣大礼，即使是 皇帝“特批丨’，他和他的家庭也会因此蒙羞百世。所以，马戛尔尼的“让 步”，根本就没有可能被转达上去，因为谁都怕万一被选中成为那个 向英国国王画像磕头的人。
此时的乾隆虽然已年逾八旬，但身体依然健壮，头脑也不是太糊 涂，他不在北京接见英国使团，偏偏让他们去承德避暑山庄，实际上 是打算乘木兰秋称之机，让这些在他看来没有见过世面的化外之人， 在大批生番熟夷对他的欢呼礼拜中，领略几分天下共主的八面威风。 按清朝的惯例，所谓的木兰秋祢，并不是皇帝没事去打打獐狍野鹿， 而是为了威慑拉拢与柔化边疆少数民族。当然，如果有这么一批大老 远漂洋过海来的英国人前来“上贡”，无论如何都是给乾隆老儿脸上 添彩的事。
英国人终于到达了承德，当和珅尽了最后的努力也没能说服英国 人见乾隆时把另一条腿的膝盖也着地时，西洋景到底被拆穿了。无论 是乾隆还是马戛尔尼似乎都明白了原来他们各自都有点一相情愿，英 国人不是来倾心向化的，中国人原本就不打算跟英国人见面的时候讲 “平等”。可是这个时候，想要不见这些英国人已经很难了，因为风早 就放出去了，见了，人家不跪皇帝脸上不好看，不见，也照样丢脸，说 不定仓促之间连个借口都拿不出来。不过乾隆毕竟是乾隆，五十多年 的皇帝饭没有白吃，他马上下了一道诏书，非说英国人远道而来，“不 谙礼节”，其实态度倒是“恭顺”的，意思是说，英国人想跪，但还没学 会。接下来，乾隆居然按原定计划在众多的蒙古王公以及回疆部落的 首领面前接见了英国使团。马戛尔尼行的礼甚至比见他本国君主还 要简化一些，只是单腿下跪，并没有去吻乾隆的手，这倒不是马戛尔 尼偷工减料，而是乾隆自己感到不习惯，不乐意让自己的手被长着一 脸胡子的洋人“啃”。这时的乾隆在心里只管将这位马戛尔尼勋爵当
成了乍见玉皇大帝的孙猴子，随他唱个大喏便了。在一大片一而再再 而三跪倒在地的中国官员和少数民族王公之中，英国人的确称得上是 鹤立鸡群。不过，乾隆似乎要比玉皇大帝器量大些，在听说英国使团 里有个十三岁的孩子能说几句中国话时，就把这孩子叫到身边，当场 让这孩子说了几句，听罢不由“龙颜大悦”，居然摘下身上的一个槟榔 荷包赏给他，这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耀。在赐宴 的时候，乾隆还几次叫人把他认为好吃的菜端到英国人面前，反倒不 理那些对他三跪九叩的各族王公们。英国人虽然不能深切理解这叫 赐菜，代表着格外的恩典，但是心里也感到相当舒服。
从事后的记载看，英国人对乾隆的态度非常满意，一时间，似乎 他们已经看到了使命成功的曙光。其实，他们哪里知道，乾隆对那个 英国孩子大加青睐，不过是奖励他“倾心向化”——学了几句中国话， 而赏菜也是中国人老一套对蛮夷的怀柔政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 你们乖乖地纳入我的天下之内，老老实实做“贡使”。可惜的是，顽冥 不灵的英国人根本就没有体会到乾隆的苦心，反而更加坚持他们的 “无理要求”——要求在中国派驻使团，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
对于这样不识相的蛮夷，器量大的乾隆最后也耐不住性子了，在 以天下共主的身份给了英王一份强硬而傲慢的“敕书”之后，英国人 奢华而新奇的礼物被原物奉还，英国使团在严密的监视（实际等于押 送）之下，被送回到他们的船上。马戛尔尼使团的使命至此完全失败， 大概是所有外国使团中的第一次，他们拿回的东西，抵不上他们带来 的礼物，不过也和别人一样，拿到了一张据说是乾隆亲笔写的“福”字。
关于英国人的“半跪”，中国人一直悻悻的，后来把事情传成了这 样：英国人原本不跪，但是一见乾隆爷的龙威，便不由得双膝跪倒，所 谓“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英国人回去以后，倒没有我 们中国人这样会编故事，使团的随行人员，用他们的笔记下了他们所 看到的一切，使团随行的画师，像摄像机似的记录了中国从官场到民 间的种种世相，当然也有我们的炮台和士兵。从此以后，自马可?波
罗以来在欧洲传诵的中国神话破灭了，野心勃勃的西方人，看到了一 个封闭、落后、保守和虚弱的东方帝国。
关于马戛尔尼使团的事，前几年有一段时间国人议论得很多，绝 大多数的说法都蕴涵着清朝“封闭保守”这样的潜台词。许多人会为 名声赫赫的“乾隆爷”居然为了单腿还是双腿下跪这种礼仪小节而斤 斤计较而不解，甚至为中英双方没能在那时建立正常的关系感到惋 惜，因为那样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种种悲剧了。总之，大家对中 国的王朝和王朝上高踞的皇帝已经有了太多的指责甚至嘲骂。不知 怎么，我每当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总无法气壮如牛地讥讽那些似乎 很蠢的蠢事。我总是在想，如果让我回到清朝，做这个皇帝，我的所 作所为是不是会比乾隆与和珅们更明智些？
中国的传统王朝的立国基本理念，尽管有人说是王霸杂用也好， 外儒内法也罢，但都不能否认传统王朝实际上是礼制国家。礼，不仅 意味着外在的典礼和规矩，更意味着内心对统治和秩序的认可。国家 政权通过礼在形式上演习与遵行，内化意识深处的服从。在礼制国家 里，有些在今人看来的细枝末节，在那时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凡是 涉及礼、礼仪、礼制的事都是国家命运所系。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 什么历史上大多数王朝中，弹纠官员的御史，居然有一半的人员专门 待在朝中，一门心思专管看着哪个官员上朝冠服整不整，行止合不合 规矩，再就是盯着大臣们的上报文件合不合程式，为什么明朝的“忠 臣”们会冒着被打烂屁股的危险，冒死浄谏皇帝不合礼仪之举。理解 了为什么哪朝哪代都有因“失仪”而丢乌纱丢脑袋的“屈死鬼”。由此 看来，英国使团不肯双腿跪下，违反了基本朝仪，只要这个国度还没 有从传统中走出来，就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就像当年的美国人会为 “水门事件”大动干戈一样，法制国度法制是生命，礼制国度礼制当然 也是生命，至少他们当时将之视为生命。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哪怕一 丁点对礼仪形式上的违背，都可能导致内心的混乱与不臣。“去山中 贼易，去心中贼难”，心中贼一旦野性大发，像李逵一样拎着两把板斧，
要杀上殿来夺了鸟位，那可如何是好？
再说“封闭保守”这个问题。一般人在这般指责清朝的时候，另 一个潜台词则是说我们的汉唐盛世曾经开放过。其内在逻辑无非是 说，中国有一个特别漫长的“封建社会”，这个社会到了明清就衰落了， 所以才会如此这般地封闭保守。其实，中国自从确立了以小农社会为 基础的礼制国家结构以来，开放与封闭这样的现代话语从来对之就是 方枘圆凿，根本对不上。只要不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秩序，就来去自由， 于是海陆商旅不绝；要是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秩序，那就禁海，于是大 部分对外贸易就转人地下，这一切，与所谓的封建社会衰落并无关系。 连传统一向为人垢病的天下观，也基本上属于一种自我感觉，或者说 是中国人的关于世界的内在的图景。这个图景与礼制的金字塔是同 构的，人们实在不愿意也不可能破坏这个近乎完美的结构，所以才会 坚持认为自己处在金字塔的顶尖。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凡是王朝 的实际控制区以外，谁冒犯了这个天下观的图景，中国人其实并不 真的在乎。日本人一面向中国进贡，一面在家自称天下共主，历代 王朝都知道，可是谁都装不知道。琉球人一面向中国进贡，一面对日 本人称臣，中国人也睁只眼闭只眼。对马戛尔尼使团的态度就更说明 问题了，人家不仅撕破了你的天下图景，而且当众冒犯了你的礼制， 也不过就是打发人家走人完事，一丁点的惩罚都没有。国人意想中的 天下本来就可伸可缩，门安在什么地方都弄不清，开放封闭又从何谈 起呢？
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马戛尔尼勋爵都是永不疲倦的历史解说 员，隔段时间就会告诉我们点什么。
林则徐的澳门之行
林则徐在1839年担任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处理禁烟事务期间，曾 经在百忙中拨冗去了一次澳门。刚刚播出的电视片《澳门岁月》，说 他是重申中国主权去了。当然，这么说自然也不能算错，朝廷大员进 出澳门，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对此地的统治权，但是问题是人家葡萄牙 那时并没有否认这一点，显然没有必要在禁烟禁得火急的时候去办这 件并不急的事情。实际上，林则徐之所以忙里偷闲到澳门转一转，以 他当时的心境，大概不可能是为了去向葡萄牙人重申一下中国在澳门 的主权。原因有二： 一是当时中国人的主权意识还很模糊，虽然知道 我的地方该归我来管，但骨子里天下观还是时常作怪，总以为中国是 天下的中央，皇帝是天下的共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都可以说 是咱家的地盘，蛮夷虽然有国，但都得听咱皇帝封。如果他们前来捣 乱，当然要对他们不客气，如果人家低眉顺眼的，咱自然也得客客气 气。澳门被葡萄牙人赖上，开始固然是由于明朝地方官的贪婪与昏 聩，但后来没有将他们赶走，多半还是出于中国人“怀柔远夷”的考虑。 主权这种概念，从本质上讲是来自西方的，它被中国人接受，巳经是 林则徐后人的事了。二是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在鸦片战争之前，从 来没有不承认过中国政府对这块土地的主权，或者说管辖权、占有权， 他们承认他们是租地借住。每年五百两银子的租金虽然少了点，但年 年都得交，中国的官衙虽然也管不了什么事，但却堂而皇之地戳在那 儿。跟其他地方的洋人不一样，葡萄牙人见中国皇帝从来都行三跪九 叩的大礼，1793年，英国人马戛尔尼来华不肯下跪，澳门的葡萄牙人曾 对此很不以为然。
其实，林则徐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来一趟澳门，主要是想摸摸洋人 的底，看看洋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虽然在广州的洋行里也可以见到
洋人，但毕竟只有澳门才是洋人安营扎寨，生活了几百年的地方，也 是各色洋人比较能够自由来往和活动的所在。
林则徐动了这个念头，跟他来广州前后的思想变化有直接关系。 虽然我们一直称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他 的眼睛并不是从一开始主张禁烟就睁幵了的。由于中国长期的封闭， 整个知识界对西方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关于西方的知识不仅少 甚至可以说是笑话百出，而且即使是这种笑话百出的知识，也只有那 些比较务实和留心杂学的士大夫才知道。在林则徐来广州之前，大概 是由于洋人特别喜欢进口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尤其是前者)，加上风闻 他们以食肉为主，所以朝野间就有了一种风传，说是洋人日常以干牛 羊肉粉为食，如果没了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为之通便，就会胀死。所以， 中国根本就不用动刀戈，只要断了茶叶和大黄的贸易，就可以让这些 金发碧眼儿乖乖就范。另一个传闻就是说洋人的腿直，不容易打弯， 所以近战的时候，用棍子一打就倒。
林则徐显然是相信这种风传的，这有他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为证， 那里提到了洋人的便秘和腿直。不仅如此，他来广州之后，还一再照 会英国人：“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 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 ”或多或少，他有点指望英国人害怕没 有茶叶、大黄被胀死而主动缴烟。然而，很快事实就告诉他，风传似 乎不那么可靠，英国人不大像动辄便秘的病夫，因为他们好像并不在 乎他的威胁。林则徐虽然是科场上的健儿，出身翰林的老虎班（在明 清属于升迁特快的那种人)，但却没有被八股蒙住了眼睛，多年的宦 途，也没有养成他因循苟且之气，这位与陶澍齐名的晚清经世致用派 的干将，马上就抛弃了他先前的成见，他要认真地考察一下，他所要 对付的洋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言而喻，就当时而言，澳门是个让他 开眼最方便的地方。
那时的澳门还没有现在这般大，也绝少有林则徐这般级别的朝廷 大员光顾，所以，林则徐的到来，很是令葡萄牙人感到兴奋。在鸦片
战争没有打起来之前，在中英的对峙中，至少在澳门的葡萄牙A还是 表现出了对“东家”的友好，澳门的“新闻纸”差不多异口同声地向着 中国。只是中国战败以后，才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所以，澳 门的葡萄牙人几乎是有点受宠若惊，不仅官方大张仪式，摆出了最隆 重的仪仗、洋兵和洋乐，热闹非凡，而且全城上下，“是日无论男妇，皆 倚窗填衢而观”(见《林则徐日记》)。
第一次置身“夷类”之中的林则徐，由于历史上文化的惯性，也由 于葡萄牙人众星捧月似的捧着，不可避免地有点傲慢，可是他的眼睛 却没有因此而朦胧，虽说是走马观花，林则徐的观察还是相当细致而 客观的，他的日记，对此行做了详尽的描述。首先对“夷楼”颇有好感： “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层，多至三层，绣闼绿窗，望如金碧。”字里行间 虽然对葡人的服饰还是有点看不顺眼，但人家穿什么戴什么，留什么 发式以及胡须，他都一一看在眼里，甚至连帽子底下掖的汗巾也没放 过，而且基本上没有讥讽之意。对于好长时间一直令国人大惊小怪的 “上而露胸，下而重裙”的妇女装束，居然也无一字褒贬，只是淡淡的 一句“其夷俗也”带过。
从澳门返穗后，林则徐开始雇人从澳门收罗“新闻纸”和其他有 关西方的资料，翻译成中文，还利用洋商通事（翻译）以及为洋人做事 的役夫多方收集“夷情”。显然，他从澳门得到的东西是最多的。这 些资料，先是形成了《四洲志》，而后又经魏源的加工，形成了中国第 一部比较完备的介绍世界的著作《海国图志》。
敏感的澳门报纸，很快就发现了林则徐的变化，他们盛赞林与那 些“握大权，不知英吉利并美利坚人之事情”、“骄傲自足”的大人先生 不同，说他不仅善于收集有关外国的知识，而且“凡有所得，不辞辛苦， 常时习之，记在心中”，真是“聪明好人”。
睁开了眼睛的林则徐，也为自己做了一件事，他请来美国传教士 医生伯驾，为他治疗多年不愈的疝气，结果，他得到了一条还算有效 的疝气带。要知道，那是个中国人见西医如见鬼魅的时代，仅此一点，
就足以说明林的勇气和胸襟。
林则徐的身后之名，是荣耀的，而这个“睁幵眼睛看世界的第一 人”，在他睁开眼睛的过程中，澳门，起了一种非常的作用。林则徐从 澳门收集来的关于西方世界的资料，在经过魏源加工后形成的《海国 图志》，不仅在日后的岁月中对中国摆脱蒙昧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就是日本的维新志士们，也从中获益匪浅。现在的学者有人甚至怀 疑，《海国图志》实际上应该是林则徐享有著作权。
林则徐的确是“聪明好人”，只可惜，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样 的人太少了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