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如果我算是学者的话，出道实在太晚，我的同龄人都已经扬名立万的 时候，我还不大知道学术是怎么回事。晚，一来是自己懵懂，看书倒是喜 欢，但却迟迟不知自己稀罕的这点玩意，原来就是学术;二来是时运不济， 自己喜欢的文史学不成,却稀里糊涂去学农机，虽然偶尔在演算习题和画 机械图的空隙里看点闲书，顶多也是幻想说不定以后可以当回作家。后 来总算明白点事儿，不再做梦当作家，改写学术论文，也经常不安份，写着 写着，就变成随笔散文，把自己弄得活像是四不像。
这个集子包括《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乡土心路八十 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再说戊戌变法》、《乡村社会 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大历史 的边角料》六本。
第一本书，是我的硕士论文，当时我初涉学术，半懂不懂，觉得军阀史 ?好玩，里面乱七八糟，头绪特多，就一头扎进去做，整整一年半，泡在北图， ?中午就啃个面包充饥。结果做下来，将要答辩的时候，我所属的教研室有 某权威教授，说我越出范围了，即使答辩也通不过。当时，我在人民大学 党史系，按他们的说法，党史系的人，就只能做中共党史的题目，做了别 的，就是犯规。显然，我很不服气，当时我的同学，有很多人论文两个星期 就做出来了，一样通过，我费这么大劲，点灯熬油地干，居然说不行，说我 学术上不过关也就罢了，说个越界犯规,算个什么道理？后来，在若干好 心人的帮助下，答辩的时候，总算阿弥陀佛，人家放了我一马。
我硕士毕业那年（1988)，我的论文在萧延中的推荐下，得到当时主编 “蓦然回首”丛书的陈晋先生的赏识，入选丛书。当时，一个刚出道的毛头 小子，出本书，不拿出版费，也不用包销，还能得一点稿费，是件很令人兴 奋的事。这本书，讲的是近代军阀怎样维系其集团的事，这些人，有回归 传统的，有求神拜佛的，也有推行基督教的，更有学日本玩军国主义的，林 林总总，眼花缭乱，当时将它们描绘出来，感觉很好玩，因为此前还没有人 这样做过。在大家都奢谈文化的当时，算是一个异数。出版之后，学界没 有多少反响，但有些做企业的朋友倒觉得有用，在他们看来，现在的企业 家，建构集团，弄企业文化，就是这一套，用人忠诚第一，效率第二，舅爷、 姑爷满天飞，不是三纲五常，就是谈佛论道。
这本书出版之时，我已经回到黑龙江一个地处偏僻的农业大学里教 书。当初人民大学的硕士还比较值钱，我不回去也能找到工作，但是，我 当时打算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读书，回到老地方，有这么个学历，领导高 看一眼，事少，地方静，自己感觉很合适。一心想着，等读一阵书之后，再 出来不迟。
这样一闷，就闷了五年。这期间，除了给《读书》杂志寄过几篇随笔之 夕卜(都退稿了），几乎什么都没有写过，凡是写的字，除了讲稿之外，就是读 书笔记。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整个学界，是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的。 等到我有心写第二本书的时候，已经是1993年的春天了。这年，我给上 海三联一个丛书的编辑杨晓敏，发去了我的一本书的提纲，当时，其实也 没有报什么期望，姑且一试而已。没想到，大概一个月之后，杨晓敏给我 回信，说是可以签合同了。这本书，名叫《乡土心路八十年》，是我这么些 年琢磨农民意识变迁的一点心得。书的出版，很是费了一点周折，期间， 上海三联改组，班子大换血，杨晓敏也离开，很多签了合同的书稿，最后都 退掉了。还好，我的稿子没有被退，但编辑换成了陈达凯先生，此公是上 海学界的知名人士，最后在他手里问世的时候，已经是1997年了，此时， 我已经博士毕业留在人民大学教书。
这本书，实际上是从底层民众的观念和意识变迁的角度，从新阐释了 一下近代史。由于我们的近代史，有太多的意识形态说明文的特色，因此， 改革开放之后，外面的信息进来，人们发现很多事不对了，很不满意。我 出来这么一说，有些人感到挺新鲜。因此，这本书卖得很好，据说头一年 就买了一万册，而一些老学者，比如孙达人先生，看到书之后还到处找作 者，最后终于把我给找到了。
在《乡土心路八十年》交稿之后的几年里，我又对戊戌变法的历史产 生了兴趣，这大概是我毛病，至今也改不了，琢磨一个题目之后，只要琢磨 出点东西来，就兴味索然，只好再弄另外一个，我所谓的研究，是跟着自己 的兴趣走，一般不讲究什么“需要”。对于戊戌变法这个史学界的老题目， 我主要从三个大方面来扯开去：一是当时的帝后政治二元结构；二是满人 政治；三是戊戌变法的操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本身有什么意义。我不 相信过去什么维新派、顽固派的传统说法，甚至帝党、后党的说法，在我看 来，也是一团混乱，尤其不相信过去支持自强运动的西太后属于顽固派。 在甲午战后，整个国家的上层，谁不知道不变法就要亡国？关键是帝后权 力二元，如果变法成功，太后就要退休，面对退休威胁的西太后，自然对反 对变法的声音，就比较听得进去。同时，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民族—— 满人，有自己的政治圈子，满人政治在整个清朝政治走向中，一向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戊戌变法时，尤其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是满人政治 和西太后的结合，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因为变法的措施，对满人的特 权，有很大的损害。在这本书里，我也不相信传统的另一个更为流行的说 法，说是康有为的《新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变法制造了舆论，推动 人们解放思想，投身改革，在我看来，恰恰这“两考”和康有为以圣人自居， 欲作教主马丁?路德的作派，使得很多本来倾向变法的士大夫反而走开 了。事实上，几千年来，十大夫很难轻易接受另外一个人做圣人，哪怕这 个人德高望重，功高盖世。他们称皇帝为圣上，只是情势上的客气，圣人 只有一个，连孟子都只能是亚圣。尽管如此，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仍然很 有分量，在启蒙上价值尤高，办报纸影响不止一代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 也从那时开始，才学会了怎样开会，怎样发言，怎样表决。
很遗憾，我的这本书，影响最小，除了不多的几个学者表示关注之外， 学界基本上不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我又对义和团运 动有了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拜我的博士导师程歉之赐，因为他是义和团 研究有名的权威，作为我的博士论文，这就有了《拳民与教民》。这本书， 现在已经跟《乡土心路八十年》合在一起了，其中有我的前妻许蕾的几万 字的东西。
我的义和团研究，其实从美国学者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开 始的，我赞同他不像中国学者那样，总是斤斤计较于义和团的组织出身， 在民间教门上打转，而是将运动的起源，放在中国北方的乡土社会上。但 是，作为中国人，我需要考察乡土社会风习、信仰、戏曲、民俗、巫术等文化 因素，到底哪些因素对义和团起了作用，是如何起的作用？义和团是如何 通过他们效法的戏剧人物，表现他们的政治意向的，民间信仰的符号是如
何转化为政治表达的。同时，教民，即中国的基督徒，是怎样一个群体，面 对义和团的追杀，他们的宗教信仰体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特征。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一书，是我本世纪的第一本著作。 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我尝试用散文体，把书的一个一个的篇章，变成一篇篇 独立的文章，但彼此之间又有关联，串起来看，就是一个主题的讨论。我注 意到，清末新政、北洋政权、国民党政府和后来的中共政权之间，有着意识 形态的强烈对立，但是在现代化这个线索上，它们却存在着一条共同的脉 络，这就是对乡村的整合与改造。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其实是一个 乡土社会，城市也有都市里的村庄，现代化的乡村改造路径，自然也对城市 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厘清这个脉络，对认识百年中国，尤其是大规模开展现 代化建设的近代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这本书也给我带来比较 大的学术声誉，现在很多学者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多是由于看了这本书。
余下的几本随笔，跟历史文化有关，跟学术也有点关系。严格地说， 都是我的读书笔记。直到今天，我看书依旧“恶习”不改，随着自己的兴趣 来，信马由缰。看到什么，但有所感，就立马把它写出来，由于学术论文的 方式太正式、太刻板，就走随笔路线。我的随笔里，有很多小故事,但我不 是为了讲故事才写的，其实多数的故事讲得都很简单，几笔就交代完了， 之所以要写，主要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久而久之，我的论文写得也像随 笔，只是带注释的随笔，充分暴露我的“野狐禅”的本色。
之所以乐于把这些陈年旧货倒腾出来，主要是想向世人证明一下，我 这个人，其实还有学者的一面，虽然这个所谓的学者，很有点野路子，而且 归属不明，不知道该往哪个行当里搁，属于三界不收、五行不属之辈。此 次出版，基本上保持原样，只做了少量的修订，想要大改，实际上也不可 能。像我这样的学者，做学问，无非是傻子编筐——边做边像，现在像还 是不像，读者自己评判。
一次喝酒，我对李零说，我最喜欢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马上 说，这是我的名言。一查，果然，他先说的，有字为证。不过，我说这话时， 没看过他的名言，多少也该算我点创意。李零有随笔集曰《放虎归山》，意 思是他特想跳出学术圈，回归读野书的旧日境界。跟他比起来，我只能算 是一条豺狗，但豺狗也想回到山林，而且，我想，我能回去。
义和团的女人战阵
从来男人就离不开女人，连捉对厮杀的赳赳武夫也不例外。抡起 膀子耍大刀的义和团，无论是在传说的“神话”还是在现实的操作中， 都跟女人有某些扯不清的干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其实挺忌讳跟女人有什么瓜葛的。按说 他们都是零件齐全而且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男人，理应于男女之事有 所想法，但是他们什么都没干过。在村里的时候，于庄稼妞秋毫无犯； 进了城也依然保持“革命本色”，就连对他们为之深恶痛绝的洋人和 教民，也没有过这方面的“战绩”。义和团是用法术包装起来的农民 武装，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如果沽了女人，不唯法术失灵，而且还会遭 到天谴因而大祸临头。因此虽然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也能规 规矩矩的。不过，糟就糟在虽然义和团一女不染，但他们的死对头洋 人和洋教却邪门得厉害，专门喜欢用另一种法术来破义和团的功夫， 这种邪门的法术又往往与不穿衣服的女人和女人的生殖器有关。于 是义和团的队伍里就有了 “红灯照”、“黑灯照”以及“沙锅照”。红灯 照是由年轻的女孩子组成的，黑灯照据说是由结过婚的妇女组成的， 而沙锅照最神，由寡妇们组成，据说威力最大，什么邪的都不怕。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似乎还没有发现红灯照们直接参加战斗的事 情，在这方面，她们显然没有据说是以她们为榜样的女红卫兵们神勇。
也没听说过义和团让自己这边的女人在阵前脱下裤子，让敌人的 大炮哑火（这是见于鲁迅的保姆阿长所述的太平天国事迹)。见于记 载的跟战争有关的，只是说红灯照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可以扇着扇子 飞起来，一直飞到外国去到敌人后方捣乱，比如在人家的首都放火什 么的。在更多的情况下，似乎只要红灯照黑灯照们存在就可以了，与 义和团有关的女人们只要坐在家里，不梳头不洗脸连裹脚布也不洗就
可以让洋鬼子的脑袋落地。义和团中最了不起的女人要算是“黄莲圣 母”（类似的圣母还有一些)，现在许多作家甚至学者都将她看成红灯 照的首领，其实簇拥此“母”的，基本上都是大男人，她不是任何组织 的头，只能算是义和团里活的神仙——男人女人共同的神仙。时人经 常会看见一干轿夫用八抬大轿抬着她招摇过市，几队手持洋枪的拳民 排幵仪仗——威风得紧，在当时连头品顶戴的直隶总督荣禄见她都得 诚惶诚恐地下跪。据说她有本事身体不动而元神出窍就将洋人的大 炮上的螺丝拧下来，好让这些大炮全成废物，为此她经常会向人们展 示一小包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螺丝钉。威风而且本领高强的黄莲圣 母出身却有些暧昧，据现有的史料，此人原名林黑儿，一向在天津卫 操着神女生涯，而且不属于地位高的那种，只能在船上混混。
当然，造反不在乎出身低，在这种农民起来闹事的时候，越是卑 贱者也许越是有出人头地的可能。然而，义和团的拳民们将林黑儿捧 上了天，并不是因为她的“苦大仇深”，而恰恰由于她的女性身份和低 贱污秽的地位。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在它的原始时代大概都有过女性 和女性生殖崇拜的现象，人们对于女性的生殖力量感到不解和迷惑， 于是一种夹杂着恐惧的崇拜心理很容易生成，中国人当然也不例外， 即使在进入长期的文明时期以后，依然存有这种心理的残留，一遇到 危机就会以各种形式显露出来，想象洋人使用女性法术和自己拉起红 灯照队伍，进而供起若干圣母，实际上是一种以神秘对神秘、“以毒攻 毒”的战略，既然义和团认为洋人在每门大炮上配了一位裸体女人， 那么他们自己拉出个做过皮肉生意的林黑儿来抵敌，自然是最合适不 过的了。
在义和团运动中闪亮登场的女人们，虽然风光了一阵，但并没有 真的就此提升了自己的地位。那些将农民战争与妇女解放相联系的 人们，如果想到了这一层，脸会不会发热？
义和团：变幻的历史记忆
2000年，对于搞义和团研究的人来说是个非同寻常的年份。恰是 一百年前，把北京和天津这样的大都市搅得天翻地覆的义和团，在几 个月内演出达到了高潮，随即谢幕。义和团事件对于当时的中国最直 接的后果有三个：一是让本来就被甲午赔款困扰、穷得快要当裤子的 中国人又背上四亿两白银的大赔款；二是中国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第 一次有了外务部；三是从山海关到天津一线外国军队有了 “合法”的 驻扎权，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大兵多到了可以打一场战役，而 天津按条约规定，只许有外国军队而不许中国军队驻扎。小的时候曾 经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七七”事变时，既然日本还没有发动 全面侵华战争，也就是说还没打进山海关，二十九路军为什么会在北 京南面的卢沟桥与日军打起来？前一段时间很畅销的一本书《我所见 过的鬼子兵》的作者，在日本与众日本中学生辩论卢沟桥事变是谁先 打第一枪时，难倒众日本中学生的法宝其实也是这个问题。从根子上 追，都与义和团有点关系。当然，义和团事件的后果也不尽是惨事， 庚子赔款支付了没几年，美国人退回庚款，于是有了清华留美预备学 堂，后来变成了清华大学。
在20世纪初，对于正在学习西方自觉追求“文明”的中国知识界 来说，义和团的存在和发生无疑是个耻辱，一个让他们在外国人面前 抬不起头来的耻辱，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多少人乐意谈“拳 乱”，回避这个事件，无疑有讳言家丑的意思在内。自庚子以后直到 辛亥革命，中国追求“文明”的自觉显然更加强烈了，一时间在市民们 中间“文明”满天飞，看的是“文明戏”，戴的是“文明帽”，手里还拿着 “文明棍”，连跟洋人叫板抵制洋货也自诩为“文明排外”，说到根上这 都是叫义和团事件剌激的，大家无非是用自己模仿西方的言行举止的
行为跟义和团的“野蛮”划清界限。辛亥以后虽然渐渐地这种“追逐 文明”的热潮开始降温，但是只要知识界与以英美为首的西方世界的 亲和感尚在，向西方学习的基调没有根本改变，人们就不会对义和团 以及义和团的研究有太大的热情。应该说，在这一阶段义和团在知识 界所代表的意旨就是与文明相对应的野蛮，而其内含的另一种象征中 国本土文化对西方侵略的反抗的意蕴，基本上被遮蔽了。
实际上，知识界对义和团的否定，大体上还是一种手段层面上的 否定，即由义和团手段的落后愚昧进而否定义和团本身，至多否定到 义和团的某些行为，比如说滥杀无辜，从劳乃宣、袁昶开始就是如此， 康梁诸人也差不多。也就是说，即使是中国进步的知识界，尽管在嘴 上将义和团视为耻辱，但在内心深处并没有真的将之打入冷宫，对西 方侵略的文化与实体性反抗的冲动，并没有因这场运动的彻底失败而 消失。直到后来，甚至在引进学习西方文明最高潮的“五四”新文化 运动期间，当“一战”结束、中国跟在协约国后面充当了一回“战胜国” 的时候，先进的文化人在大骂义和团的时候，却跟北京的市民一样， 十分热衷于拆掉克林德碑—洽由于义和团的“野蛮”——杀外国使 节而导致耻辱纪念。
随着知识界的更新换代有了模样，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成了点气 候，由西式理念构架的民族主义自然而然地就滋长起来，这对于所有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是一样的，反对西方宗主国的知识领袖，几乎 无一例外地是由宗主国教育和装备起来的。其实不仅仅是“先生老是 侵略学生”的缘故，一个古老的民族一旦产生了新的觉悟，就不大可 能总是自甘末流，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先生”的强横与傲慢与实 体性的侵略一样可以引起“学生”民族主义的愤怒。当然，这种愤怒 的内涵其实并不一样，在被后来的史学家盛赞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 “五四”运动的大游行中，学生们一面高喊着“打倒列强”的口号，路过 美国使馆时却起劲地向里面欢呼致敬，显然是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十 四点原则的国会演说对弱小国家的亲和之意。而当新生的苏维埃俄
国对华表达了全然不同于传统帝国主义政策的友善信息时，也同样赢 得了知识界相当多人的心（在那个时代，人们不大可能清晰地辨别这 种信息到底是不是权宜之计）。这两件事像是某种宿命的象征，从那 时以后，以对美英和对苏俄的态度为界，知识界划出了一条不甚清晰 的右翼和左翼的线，虽然两者的民族主义诉求都是非常清晰的。
左翼知识界与右翼的不同，还在于拥有一套反对帝国主义的全新 话语和行动模式，一旦某些“先进的中国人”接受并掌握了这套话语 和模式，义和团的历史记忆就再一次被唤醒了，那个曾经将义和团贬 得一文不值的陈独秀在后来的以宣传共产主义理论的《新青年》上来 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然为他过去骂过的东西唱起了赞歌。接 踵而至的反帝运动中，发动组织者对于行为是否“野蛮”的担心消失 了，而这种担心在民初的“抵货运动”中几乎成了组织者的梦魇，但是 义和团的梦魇却一次次出现在在华的西方人的梦中，以至于有些人显 得相当神经过敏。自然，由于“先进的中国人” 一直在埋头动员从前 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农民从事一场推翻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 争，在现实的革命中被唤醒的义和团记忆并没有在学术界得到相应的 回应。事实上一直到大陆解放，学术界对义和团的关注相当少，总共 加起来，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本研究著作和少量论文。关于义和团迷 信、滥杀和盲目排外的刻板印象，依旧存在于知识界的记忆中。
解放后，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研究理所当然地被并流到了营造 新型意识形态的洪流当中，从前颠倒的历史被要求再颠倒过来，重新 肯定义和团很快就被推到了议事日程上。显然，这首先是因为在近代 两大农民起义中，太平天国的历史并没有被“颠倒”得太厉害，肯定太 平天国，不仅亲共的学者做得到，亲国民党和非共非国的学者都做得 到，而且也这样做了。义和团则大不一样，关于它“不光彩”的印象似 乎在人们心目中留得太久了，人们一时半会儿还转不过弯来。但是， 新政权重建新型意识形态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建立历史价值中的下层 取向，即牢固地树立人民群众的正面的反抗性形象，并赋予价值观的
意义；一是清算历史上西方侵略的罪行，将日常的对于西方侵略的印 象与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全新的反帝 意识架构。无论从哪一点上讲，义和团都是最合适的翻案文本，“说 事”的话题。特别是由于美国抗战以后的扶蒋反共，以及战后两大阵 营对峙的冷战格局，美国成了中国乃至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号敌 人，而义和团运动中发生的八国联军人侵，基本上算是自1840年以来 中国唯一一次和美国人的正式交手，所以更富有特别的意义（在朝鲜 战争期间，这种意义就更加明显）。
所以，无论早年毛泽东对胡适有多少好感（早年的毛受胡适的影 响很大，据说毛泽东之所以不出国留学就是受了胡适“不留学主义” 的影响，而且胡适对于毛泽东办的《湘江评论》也曾大叫其好），也不 论胡适实质上不过是个中共并非不能容忍的民主主义者，而且大陆 解放后并没有去台湾投靠蒋介石，更不管争取这样一些观望分子的 统战需要，毛泽东还是发动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全面批判。 因为不彻底清除胡适的影响，对于完成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是有碍 的。事实上，批判和清理知识分子中的崇美思想、批判胡适资产阶级 学术思想和重新兴起的义和团再评价热潮几乎构成了一个系统工程， 通过这个工程，历史学为新型意识形态的建构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 这其中义和团的“研究”居功厥伟，作为一种几乎是从头开始的“历史 研究”，而且是做翻案文章，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并“定调子”的前提 下，它被注入了一种从前的学术界不好想象的革命语式，而且以革命 的形式进行。今天的学者也许很难想象，那个时候的义和团研究文 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惊叹号，那么多好像是在面对面斗美国佬似 的频频质问，为什么大家在揭露批判八国联军侵略行径时单单揪住 美国人不放，相对来说反而将祸害中国人最厉害的德国和俄国人放 在了一边？在整个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很难再有地方比义和团研究 更直接和不加掩饰地使用着革命语式，充斥着革命的激情，研究者在 许多方面甚至已经越出了毛泽东的定性，考证出义和团原本就有一
个有造反传统的出身——白莲教系统的民间教门。在研究中，景廷 宾的“扫清灭洋”凸显了，原来面目并不清晰的义和团领袖高大了，连 红灯照都说成是妇女解放，从而赋予了义和团反帝反封建的性质。
直到今天，北大的一位显然是有些天真的老教授还著文指责当年 的某些大牌的史学家，在论及义和团的时候，为了给义和团脸上贴金， 居然违背历史常识，不惜颠倒顺序，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其实，当时 的大牌史学家是明白自己在干什么的，对于后来被人挑出的错，他们 在当初就很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应该说，历史的记忆再次被大规模 唤醒的时候，已经被注入了一种没有多少历史感的内容。义和团基本 上变成了声讨美帝国主义最适宜的话题，起的是动员群众、激起针对 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现实的政治需要已经成了义和团研究的 目的。事实上过了并不太久，义和团接着又被赋予了针对“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封资修”造反的新寓意，团民的打、砸、抢直接地 为红卫兵的打、砸、抢做了注脚，化为现实行动的历史的依据。戚本禹 的文章虽然让许多研究义和团的人感到受不了，但从为现实政治服务 的逻辑来看，这种极端行为其实在前面就已经有了清晰的脉络可循。
与知识界这种变幻的记忆相反，民间关于义和团以及相关事项的 记忆则十分单一和持久。义和团之后，留在中国人记忆深处最强烈的 刺激莫过于八国联军，不仅老北京张口闭口八国联军，就是今天的年 轻人也习惯于将过去几乎所有的西方罪恶都算在八国联军头上。还 是三年前，一次我在圆明园闲逛，偶然发现在许多石头上刻着“八国联 军，血债血偿！ ”“八国联军，还我圆明园！ ”和大量八国联军再配上国 骂之类的“到此一游”式的东西。因为好奇，我又接连问了十几个游 人，结果80%的人都认为圆明园是八国联军烧的。英法联军火烧圆明 园绝非陌生的史事，不仅教科书上讲，宣传品上有，还有电影电视剧和 小说专题反映（人们难道忘怀了刘晓庆的卖力表演？），竟然还会出现 如此的张冠李戴，看来历史记忆的成见力量之大绝非我们这些书斋中 人所能想象。参加过义和团的人，在庚子以后，虽然也有少数像《知堂
回想录》里记录的为钱玄同做车夫的那个前义和团大师兄，认定“人家 的菩萨灵”而人了天主教的，但是更多的人连类似的功利似的改变信 仰也没做到，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人们，依然相信类似义和团那种半巫 术半宗教式的仪式的魅力，甚至相信如果义和团能够保持道德上的纯 正，不抢不夺，就是可以刀枪不入。北洋军阀时期华北大地兴起的红 枪会，玩的依旧是喝符念咒、刀枪不入的把戏，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他 们死在北洋军阀、日本人、国民党枪下的人，绝对要比义和团死在八国 联军枪下的多得多。直到解放后，那些当年义和团兴盛之地的老人， 依然用当年的话语，讲述当年的故事和神话，而且津津有味。其实，用 不着把话题拉得太远，就是在不久前，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兴起了一潮 又一潮的气功热，从前的神话再一次改头换面。由于换得太粗糙，除 了一个科学的面纱之外，竟然还是那副半巫半神的老面皮，类似曹福 田、张德成（义和团首领）这样原本很边缘的小人物，凭着三寸不烂之 舌和一套20%自创加80%抄袭的功法，再加上一个或几个秀才的捧臭 脚，就可以与上面的大人物相往还，再用这些大人物的题词（如果没 有，用与大人物的合影也凑合）捞取更多的办班费、书费、“诊费”…… 我绝不是说这些新一代的大师们眼睛里只有钱，如果上头号召或者提 倡的话，我敢肯定会涌出许许多多的气功师、气功军、气功集团，高张 爱国主义大旗，与帝国主义血战到底——其实用不着血战，不是有宣 称可以发功改变导弹轨迹吗？不是还有人可以以功力毁灭地球吗？那 么改变战争进程或毁掉一两个我们看不顺眼的国家还不是小菜一碟。
跟西方科技叫板，最省力也最便捷的就是祭起东方神秘主义的法 宝，不过这东西满足自己和同胞们的虚荣心还可以，真的交上手了顶 不顶事可就是“神鬼之事难言之”了。不信，历史上有先例在，鸦片战 争时清军大将杨芳在广州城上排列的马桶不济事，义和团鼓起肚子的 刀枪不入也不管事。当年的活剧尽管愚昧，但基本还算是悲剧，因为 多少还含有文化反抗中挣扎的虔诚，而今天再演，却只能是笑剧，让 人笑不出来的笑剧，我看咱们还是歇歇吧。
“义和团药方”为何再现江湖
2003年春天，出一趟差回来，发现北京的非典型性肺炎已经闹大 发了。商店里的口罩脱销，都扣在了行人的嘴上，消毒液也脱销了， 都洒在或者正洒在各色房间的空地上。更有意思的是，虽然致病的病 毒还没有最后查清，但防治这种病的中药药剂却冒出来一堆，有中国 的也有韩国的。民间的验方也层出不穷，跟小道消息一并，在底下到 处传。其中有一位好心人特意打电话相告，他刚刚获得的一份珍贵的 防治“非典”的验方，方子念完，电话这边的我不禁哑然失笑，我告诉 他，这是当年义和团的药方。
放下电话，怕记忆有误，找出史料查了一下，果不其然，那位好心 的朋友告诉我的验方，就是一百多年前，流行的义和团揭贴上附着的 防治洋人下毒的药方：乌梅七个，杜仲五钱，毛草五钱，用水煎服即愈。
在现代人的眼里，20世纪之交是中国人跟外国人过不去的年代， 包着头巾挥舞着大刀的义和团，自我感觉有刀枪不入的法术，老是冲 着洋人以及信基督教的人们砍砍杀杀，好像很激昂，也很神气。其实， 那也是个恐慌的岁月，人们，包括义和团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什么， 洋人在井里下毒，就是其一。据说，人们喝了下过毒的水，会出现瘟 疫，让中国人都死光光。这种恐慌还不是最恐怖的，人们还传说洋人 诱人入教，女的奸淫，男的鸡奸，死后挖出眼睛做成药水，据说可以点 铅成银。不仅如此，洋人传教士和修女还拐骗儿童，挖出心肝来做药。 自打西方撞开大门进来，基督教各派在中国城乡的传播成了气候，类 似的传说不胫而走，只要谁家走失了孩子，什么地方闹起了瘟疫，如 果当地恰好有洋人或者洋教的话，那么针对洋人的恐慌就会闹起来。 于是乎教堂被烧被砸，教士教民被打被杀，历史上称之为教案，在义 和团之前，已经闹了几十年。
耐人寻味的是，真正因为洋人和传教士欺负中国人而闹起的教案 并不多（这种事其实很多)，闹起来而闹大的，往往是根据我上面提到 的这些讹言和传说。尽管，每次这样的教案在西方的干预下，都以闹 教的地方赔款惩凶为结局，但是，处理教案的中国官方，却从不公布 事件的真相，告诉人们其实没有人挖了心肝做药，也没有人在井里下 毒，慷慨激昂的冲突，含有了太多误会的成分。信息控制的结果，给 人的印象是，赔款惩凶的处理不过是洋人武力胁迫的结果，而讹言是 实有其情。于是乎，讹言越传越盛，越传越玄，最后以庚子年华北的 大旱为契机，酿成了举国皆狂的排外大潮。当然，最后是超大规模的 赔款惩凶——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员人头落地，四万万人每人交出一两 银子。
历史似乎在借助“义和团药方”告诉我们，凡是大规模的群体性 恐慌，往往与当局有意无意地控制信息有关。事情就是这样，越是担 心真相的暴露会引发人心的骚动，就越是容易引起人们的不安。当正 式的渠道闭塞的时候，人们对于各种非正式渠道就格外地依赖，从而 导致小道消息乃至讹言被激活，群体在传播和接受讹言的时候情绪相 互感染，恐慌由此产生而且升级，直至出现危机。更加可怕的是，群 体性恐慌所引发人们的紧张，使人们会自动地寻求消解之道，紧张的 情绪要有地方宣泄，不满积聚要寻找替罪羊。这时候人们往往趋向于 “做点什么”，有点火星，有人刺激，就完全可能像溃堤一样形成骚乱， 更不用说有人有意组织策划了。
虽然，信息控制是传统政治治理术的组成部分，但是某些聪明的 统治者也知道，什么时候能瞒，什么时候不能瞒。在人们意识到危险 可能波及每个人的时候，信息公开往往是化解危机的木二法门。因为 公开的信息可以让人们知道如何规避危险，绕道而行，而反其道而行， 则很容易使自己成为人们情绪激动后果的承受者。
义和团药方的再现江湖告诉我们，人们在情形暧昧的危机时刻， 其心境、情绪和行为大体上是相近的。也许没有几个人知道，正在流
传的药方中有义和团的药方，甚至人们可能并不真的相信这些中药和 药方，可以治疗今日的非典型性肺炎。它的出现，不过是一种人们在 恐慌的时刻想要做点什么的征兆。
时间虽然过了百多年，在触及人类最本原层面的时候，人的变化 其实并不大。
世纪末的看客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凡是提到下层老百姓，文字总 是一片光明，尊称为“人民群众”或者“劳动群众”。坏事自不必说，有 反动派兜着，连动摇和软弱都只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然而鲁迅却告诉 我们，令我们一向景仰的劳动人民有一个非常令我们尴尬的习惯：当 看客。无论是砍头还是枪毙，无论是杀强盗还是杀革命党，他们都看 得津津有味，鲁迅先生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个，因而弃医从文。
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由下层老百姓闹出来的一件大事，曾经 得到了建国以来历史学界的最多的称颂，老百姓的反帝爱国热情被史 家一支又一支如椽的大笔煽得红红火火，恍惚就在眼前。然而，在真 实的运动中，有热情如火领头闹拳的，也有没事跟着起哄的，而冷漠 的看客其实不在少数。《王大点庚子日记》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看客 的标本。
王大点是当时北京五城公所的一名差役，身份相当低贱，属于不 能参加科考的下九流，但由于干的是“警察”的活计，所以日子过得还 可以。此人粗通文墨，文字鄙俚不堪，可是挺爱动笔，每天都要记点 什么，由于没有文人那么好面子，所以相当地客观，竟然连自家那点 偷鸡摸狗的事儿也都照记不误。义和团运动期间，他老人家每天都出 门闲逛，四处看热闹，义和团焚香拜神他看，清兵和义和团攻打使馆 也看，义和团把“二毛子”剁成肉酱他看，有人乘乱抢劫他也看，不仅 看而且跟在后面顺手牵羊，哪怕捞一块木板也是好的。他看过朝中的 “持不同政见者”立山、联元和徐用仪被砍头，也看过被义和团抓的白 莲教——实际上是无辜的老百姓成排地掉脑袋，甚至当八国联军打进 城来的时候，他依旧出来看热闹，而且趁乱大捞一把，跟着众泼皮人 等从主人逃走的店铺里抢得土麦子、皮衣和铜钱若干，连他看不懂的
旧书也没有放过，划拉了一大抱回家，任凭子弹乱飞，好像根本就不 知道害怕为何物。义和团内讧打起来，他“跟踪采访”，洋鬼子抓中国 人用辫子拴成一串牵着走，他“跟同赴烂肉胡同湖南馆公所发落，瞧 了半天' 萍人抓住义和团枪毙，他还是看。他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 到掩饰不住兴奋的语句：“今日看热闹不少。”只有八国联军刚破城的 时候，烧杀抢掠，北京城一时间没处买米买面了，他才感到有点恐怖， 用他所知道所有的表示害怕的词堆了一句：“由此忧虑畏惧害怕胆 惊。”接下来几天没写一个字，看来着实有点吓着了。
已经刊布的义和团期间的日记还有一些，比如《庚子记事》、《缘 督庐日记》、《遇难日记》等等，这些由读书人写的日记，对所发生的事 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感慨、评价乃至义愤，可是王大点没有，他的笔冷 得惊人而且吓人，如陈叔宝全无心肝。看无辜的妇女儿童被剁成肉 酱，他没感觉；看见人活活被烧成焦炭，他也没感觉；看清兵和洋兵烧 杀奸掠，他还是没感觉。在此公的眼中，所有惨无人道的事情都不过 是场热闹。似乎更令人气闷的是，此公居然毫无民族感情，洋人占了 北京，他不开展游击战争也就罢了，连一点反抗的表示也没有，居然 很快就和洋人做起了交易，还多次为洋鬼子拉皮条找妓女，从中捞点 好处。当然也不是说洋人对他很好，老先生也吃“洋火腿”加耳光，洋 兵也曾光顾过他的家，抢过他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一点义愤。 此公干得最对不起洋人的事大概就是经常带美国兵去找酒喝。当时 美国禁酒，美国兵见了酒就像苍蝇见了血，比见女人还亲，每次都喝 得酩酊大醉，结果回去吃长官的责罚。对于王大点来说，义和团运动 和八国联军入侵对于他来说只有两件事有意义：看热闹和占便宜。至 于热闹从哪儿来，便宜在哪儿占，都没要紧。只要有这两样存在，即 使有生命之忧，他也会冒出来。一场我们教科书上讲的轰轰烈烈的反 帝爱国运动，一次惨惨烈烈的帝国主义入侵，在王大点眼里，只不过 是平添了些看热闹和捡便宜的机会而已。
平心而论，王大点倒还算不上是坏人，在这场大动乱中，他没有
伤害过任何一个人，顺点东西，也是在别人动手之后捡点剩的。他不 帮义和团，也不帮教民，其实也不算是帮过洋兵。虽说有点好贪小便 宜，但洋人占了北京之后，他熟识的街坊邻居中有做过义和团的，吓 得不敢出门。他既没有向洋人告发（至少可以捞几文赏钱），也没有 借机敲诈（以他衙役的身份，完全可以）。显然，此公一要比义和团兴 盛时，本来跟教民没什么仇怨，只听说现在杀教民可以不顶罪，就跟 着胡杀乱砍的人强（可参见《拳时北京教友致命》）；二要比那些洋人 来了以后，“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 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参见《义和团》第一册，289页） 的市民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道德水准甚至不比所有舞刀弄枪的 义和团大师兄差（因为不少大师兄二师兄后来都投靠了洋人和洋教）。
统而言之，王大点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百姓，在义和团运动的 前后，像这样的老百姓其实是社会中最多的。当然，也就是这些老百 姓中的大多数，每每令先进的知识分子头痛不已。当年鲁迅在日本仙 台学医时看的纪录片上，那些傻呆呆地看日本人杀中国人头的中国 人，大概就是王大点的同类。这些人如果没有点实质性的变化，那么 任凭先知先觉们怎样呕心沥血，中国的事总是难办。
又想起了王大点
没错，王大点是个相当标准的看客，没心没肺没立场，对于义和 团的革命行动，他没有跟着欢呼，被义和团杀的教民，他也不惋惜，这 些倒霉的人，有些他还认识，知道姓名，家住哪里，做什么活计。洋人 进来了，他虽然没有告发街坊里的义和团，却也很积极地跟洋人套近 乎，替洋兵拉皮条，找妓女，引诱禁酒的美国兵喝酒，无论哪一国的士 兵，语言障碍都不成任何问题（由此观之，各国下层人民之间的交往 应该没有太多的问题），对付印度缠头兵似乎更得心应手，虽然偶尔 也会吃上条“洋火腿”（挨踢），但也绝没有激起过他老人家什么民族 仇恨。同时，他也是个非常勤勉的看客，在北京城闹义和团的那些日 子里，他几乎每天出去，满世界寻热闹看，凡是杀人放火的事，大概没 有多少能逃得出他老人家那双锐利的眼睛的。
这样的人，你可以说他很麻木，或者冷血，但他的观察的确相当 客观，不带主观的爱憎，所以，他的“观察日记”，应该说是相当可靠的。
实际上，这本日记当年之所以被整理出来（出版在1964年），最初 的动机无非是想从中找到一点义和团英勇杀敌的事迹，为我们歌功颂 德式的义和团研究提供有力的佐证。可惜的是，我在仔细搜寻了王大 点的庚子时期的日记的每一个字之后，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这样的只 字片语，难怪那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人引用这个材料。
王大点看的热闹，最多的是义和团杀教民（信基督教的老百姓）。 被杀的教民一律手无寸铁，不知道反抗，其中还有不少妇女和小孩。 有的抓住就杀，干脆痛快。怎么知道人家就是教民呢，或是有人举报， 或是……据说有义和团的大师兄火眼金睛，搭眼一看，就能看出教民 额头上有十字印记，所以，拖出去砍了就是。也有谨慎一点的，抓住 了嫌疑教民，升坛（义和团的拳坛），焚黄表，让义和团供的关老爷、猪
八戒之类的神来判定真伪，只是这些神仙老爷好像一点都不慈悲为 怀，但凡焚表的，几乎没几个饶过的，结果还是杀，仅仅让王大点之流 的人，所看的热闹情节稍微复杂了一点。当然，也有些人被杀，还是 属于“铁证如山”的，比如在他们身上，搜出了洋玩意，哪怕一支铅笔， 一张洋纸，都足以让他们丧命，这种人，义和团叫他们三毛子。真的 洋人是大毛子，信教的是二毛子，用洋货的排第三，义和团发誓要从 大毛子一直杀到十毛子。值得一说的是，义和团在剿杀那些用洋货的 三毛子时，剿出来的洋货，并没有砸掉了事，而是拿走了。比如王大 点记载，某日“冰窖胡同义和拳将长香（巷）四条照象（相）馆张子清倶 家三口剿办，剿得自行车、话匣子、洋物等物不少，解送南横街老团”。
义和面杀人的方式比较简单，大多是砍头。所以，北京城那时节 到处可以见到没有脑袋的尸体，大热天的，掩埋不及时，往往臭得让 王大点这种见惯了死人的人，都感到受不了。除了砍头之外，也有一 些人是被义和团乱刀剁成肉酱的。据王大点记载，这样的人似乎不是 因为有所反抗，就是剁的人想剁，被剁的多半是妇女，大概女人在教， 更容易激起义和团的义愤。
义和团杀的第二种人是白莲教徒。这些人其实多半不是真的白 莲教。白莲教只是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统称，各个教门的面目五花八 门，内容各异，其实跟原来的白莲教早就没有多少关系了。白莲教自 明朝定鼎以来，官方一直禁查，被视为邪教，结果连累所有的民间宗 教，都邪了起来。所谓邪教的邪，除了这些宗教在传教活动中男女混 杂之外，就是传说他们有纸人纸马，可以驱使这些纸人纸马动起来， 当成真的兵马杀人冲阵，高明的甚至可以撒豆成兵，杀人于无形。显 然，这些都是些传说，真实的民间宗教绝对没有这两下子，也不可能 有这两下子。然而，北京庚子期间被抓出来的所谓白莲教徒，证据就 是在他们身边搜出了纸人纸马，如果不是有人栽赃的话，这些纸人纸 马很可能是道具或者手工艺品。这些人也许只是手艺人或者变戏法 跑江湖的，却由于“证据确凿”，结果被义和团抓出去砍了头。在王大
点日记里，这样的排头砍去有五起，每次杀掉男女六七十到二三十人 不等。
说起来，义和团练气功，练刀枪不人，喝符念咒，团的头衔上还有 八卦的名号，什么“乾字团”、“坎字团”之类，其实跟民间宗教也有那 么点联系，至少看起来没有那么清白，怎么进了城就开始拿自家人， 或者怀疑是自家人的人开刀呢？原因是真正的民间宗教的人从来不 认为自己是什么白莲教，教义和团“法术”的师傅，即使是这类的教徒， 当然也不会认账，加上这种“法术”自身来源也杂，所以，义和团自然 没有“邪教”的自我感觉。等到西太后老佛爷封他们为“义民”之后， 几乎所有的义和团都打出了御封或者皇封的招牌，竖起大旗：“奉旨 练团”，既然咱们是皇封的（其实是太后封的），为朝廷出力，主动剿杀 邪教，自是当仁不让。
义和团杀或者帮助杀的第三种人，是朝廷里某些不太同意西太后 跟十一国宣战的官员，他们之所以获罪，除了 “主和”之外，主要是被 视为“帝党”，即光绪一边的人的缘故，比如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 寺卿袁昶、内阁侍读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这 些人被杀之后，由于是官员，多少有点优待，被允许家属收尸，而且还 可以把首级缝上。无疑，这些都看在了王大点的眼里。在太后和皇帝 敌对的问题上，义和团的态度是相当鲜明的，自从西太后赞许义和团 之后，他们在名义上都是那个最希望光绪完蛋的端王载恬的部下，所 以，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太后一边。端王的战士最听太后的话，有的 义和团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这个“一龙”，就是光绪。在 端王眼里，光绪就是个该千刀万剐的二毛子，在朝堂之上，他就敢对 当时至少名义上还是皇帝的光绪粗声恶语，全无起码的君臣之礼，连 西太后见了都觉得过分。
当然，义和团也有法外开恩的时候，王大点就记过这样一件事。
天桥小茶馆前玩艺场，有艺人张小轩说唱，挖苦了义和团，当即被团 民揪上拳坛，结果是被若干人保了下来，没有丟脑袋。大概，义和团
由于一直都对戏曲情有独钟，他们上法来神时，宣称自己变成什么神, 这些神，基本都来自于戏曲，所以，放了冒犯的艺人一马。
除了这三种人之外，义和团的刀好像就不太好使了。洋兵破城之 时依然出来溜达的王大点（一来看热闹，二来可以乘乱往家顺东西）， 没有看见义和团的抵抗，只见到此辈的逃跑。义和团运动期间轰轰烈 烈的攻打西什库教堂之举，在他的记载中，只有奉命各家悬挂红灯一 事。另据别的史料记载，那是由于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义和团请来 金刀圣母、梨山老母前来助战的缘故。当时义和团的通令是这样说 的：“各团诸’位师兄：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 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再者，每日家家夜晚挂红灯一 个时辰。北京城内可遍为传晓。”（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 实际上梨山老母似乎没有来，只来了金刀圣母，据看见的人说，是一 个四十岁内外的妇人。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西什库教堂是北京天主教 的一个据点，里面有千余四处逃来的教民和少数外国传教士，有从使 馆拨来的几十洋兵守着。几万义和团将之围了个水泄不通，但一进 攻，发现中弹的人还是死，没有刀枪不入，于是义和团的勇气也就不 见了。不久传出来消息说，义和团法术不灵的原因，是由于教堂里的 洋人头子主教樊国梁，挥舞一个用女人阴毛编织而成的“旌”在指挥， 而且西什库的围墙上，贴了好些女人的阴户，是险恶的洋人用女人的 下体，破了义和团的神功。最后大家商议的结果是，以毒攻毒，以阴 制阴，于是请来了金刀圣母（在此之前，已经有骑枣红马、持青龙刀的 人来过，没有顶事）。当然，金刀圣母来了之后，还是没有下文，这个 方圆不过百米的教堂，几万精壮的汉子就是拿它没有办法（注意：里 面的洋兵没有连发武器，诸如机关枪之类的东西），王大点告诉我们， 义和团又让挂白灯了。
显然，北京义和团的想象力远没有他们在天津的兄弟们丰富，那 里不仅有黄莲圣母，年轻可爱，而且为了闭住洋人的枪炮，让义和团 法术逞威，家家户户要用红纸把烟囱盖上，女人“七日不可人市，七曰
不可立门外，七日盘腿坐炕上，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头洗面，七日 不可裹脚”。（《天津一月记》）当时还有歌谣说妇女不梳头，砍去洋 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后来有研究者说，这是红灯照 们实现妇女解放，放足，杀鬼子杀得来不及梳头洗脸，真是有想象力。 其实，这不过是源于巫术的义和团想象，在所谓的法术失灵了之后， 指望靠基于女人身体的想象，建功立业。
显然，便宜的事没那么多，男人办不了的事，女人也不灵，即使她 是什么圣母也一样。发现刀枪不入的法术不济，真敢冲锋陷阵的人就 不多了，否则，几万人拥上去，西什库踩也给踩平了。不仅西什库的 故事如此，其他义和团的抗敌故事也差不多。出现在我们各种著作中 的义和团战绩，属于跟清军打的还有点真实性，属于跟洋人打的，基 本上是我们的史学家施展移花接木、裁剪拼合的妙手，把清军的功劳 挪过来的。关于这一点，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林华国老先生，有过 认真的考辨。其实，当初西太后也不太相信义和团真的顶事，为此还 派出刚毅和赵舒翘去打探虚实，结果两人看了之后，都说义和团的法 术是真的（一说赵舒翘不太相信，但在刚毅的压力下，不敢说实话）。 待到北京城破，西太后逃难的时候，她肠子都悔青了，一个劲下令，剿 办义和团，结果出现了中国跟西方列强战争状态还没有解除，八国联 军就和清军一起打义和团的怪现象。
王大点这样没心没肺的看客，是导致鲁迅从医生变成文学家的刺 激源，让人看了可气可恨又可笑，但他也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只要我们的国人一天没有从义和团的心态中走出来，王大点就总站在 那里，向人们做着鬼脸。
拳民不是秘密的秘密一读史札记
拳民就是义和团的成员，这种称谓是义和团发生那个年月的，没 有褒也没有贬，他们的对手，被称为教民。在那个农民起义比较被看 重的年月，中学生都知道，义和团跟太平军不一样，没有统一的领导、 统一的组织。但是没有统一组织的拳民，却穿着差不多的服装，黄布 包头，红肚兜，行为方式也高度一致，都是集中在一处（拳坛）“亮拳”， 表演神灵附体（上法），然后舞刀弄枪，用大刀片往袒露的肚皮上砍， 扎枪顶着咽喉，展示“刀枪不人”的本领。从山东到直隶，从河南到山 西，北方偌大面积的土地上成千累万的义和团都差不多，好像背后有 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一样。
很长时间以来，义和团研究是个显学，但是学者都忙着给义和团 找“根正苗红”的“爹”（组织源流），只是这个出身好的爹，总也找不 准，大家吵成一锅粥。有的说义和团源于鲁南半土匪性质的大刀会， 有的说源于谱系上曾经有过造反历史的民间教门八卦教，有的则说是 源于跟教会有冲突的民间拳会梅花拳。除了这几样之外，学者们找到 的其他的组织源流，这个教，那个门，总括起来，能有几十种之多。
“爹”找不明白，儿子的秘密自然也没人理会，一本又一本的著述 问世，但拳民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了之后，依旧不明白（因为没有人屑 于说）。其实，当年的史料文献和后来的口述材料说得很清楚，义和团 大体上由这样几部分人组成：老师，大师兄二师兄，拳民，恩主。老师， 或者叫师傅，属于传道授业的。义和团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老师，老师都有“法术”，说起来都是从峨眉山、昆仑山什么地方下来 的，有异人相授，比金庸先生还要早些，给这些山抹上了带有气功和武 功的神秘色彩。当然，实际上这些老师也都是乡下人，本没有什么特 殊的本事，不过见过点世面，胆子大，敢说，也敢做，就成了老师。
好在要教的东西也不难，无非是点半像气功、半似技巧的玩意。 这种玩意现在依然有人玩，比如用刀往运好了气的肚皮上砍（注意事 项：不能用刀划，一划肯定出事），扎枪顶着咽喉（注意事项：找好角度， 否则穿帮）等等。还有的有点类似于前些年曾经很是流行的气功，老 师装神弄鬼弄几下，接了功的弟子们马上像神鬼附体一样，乱蹦乱跳， 一跳老高。不同的是拳民们荷枪带棒，手里有家伙，而且上法（接功） 之后，往往宣称自己是什么什么神仙附体，跟乡间跳大神的巫婆神汉 差不多，跳够了，马上精神委靡，回复常态，回家照吃煎饼。当然，老 师传功，也像后来的气功大师，总是要弟子孝敬银钱。
不是一个拳坛一个老师，老师要到处走，义和团就是在老师的走 村串街中流行开来的。老师虽然号称传的功法各有玄奥，但就跟前些 年气功热的时候的气功一样，虽然大师们的门派不同，据说奥秘也各 异，但基本的招式却大致差不多，所以天南地北的拳民，比划起来，外 人看上去，就都一样了。应该指出的是，义和团运动过后许多年，华 北乡村兴起红枪会的时候，类似的老师，类似的功法传播，又出现了。 新面孔，老招数。
义和团拳坛的真正骨干人物，是被称为大师兄二师兄的人。这些 人或者是对气功感悟性好，或者有点武功底子，或者脾气比较暴，拳 民行动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些人领头，烧教堂，杀教民，动真格的，需 要这些人带头下手。当然，下手的时候，原本在拳坛练的本事，大多 用不上。对方要是弱，比如妇孺什么的，就剁成肉酱，对方如果强，坚 持抵抗，多半也就算了。
拳坛的多数，是一般的拳民，老少都有，小的十岁上下，属于义和 团的儿童团，老的七八十的都有。这些人平时的时候，在老师的指导 下，在大师兄二师兄的带领下，在拳坛上演练，个别有条件的地方，还 有民间鼓乐伴奏。这种演练，在美国学者周锡瑞看来，很有表演性和 仪式性。的确，看当时人的记载，拳坛经常有很多人围观，跟看戏似 的。后来气功热的时候，每逢大师出场，聚众练功的时候，好像看的
人也很多，可见古今一个道理。当然，拳民不可能只在家门口表演， 还要出去干事（其实真有不少拳民不打算出远门的，只在家乡玩玩算 了，但袁世凯做山东巡抚，非逼着拳民北上京津，说是那边有鬼子打， 实际上是以邻为壑），出去干事的时候，杀杀烧烧，吆喝呐喊，全指着 这些普通拳民。
除此而外，一个拳坛，还有若干不经常出现，但却不可缺少的人 物，他们算是拳坛的后台或者叫恩主。这些人多半是乡绅或者富户， 以武举居多（武举人和武秀才明清两代，虽然文、武都有科举，但 军队的军官却基本上不由武举来充任，大多行伍出身，武举基本上成 了人们求个功名、改变身份、取得绅士资格的一种方便门路（比起文 举，考试也相对容易通过），因此，武举成了乡村社会低级绅士的代名 词。这些人比较闲，好生事儿，所以，官府鼓励，拳民起来的时候，他 们往往乐于掺和其间，为拳坛张罗个吃喝什么的。
说起来，拳民起来，跟自打基督教开禁以来，尤其是太平天国失 败之后，绵延几十年的民教冲突有关。“民”指一般非教徒的老百姓，
“教”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教会和信教的教民。两 者的冲突，有些属于利益方面的，比如说，一个地方只要出现了教民 群体，一个社区就出现了另一个中心。新的权威，这种权威对世界有 一种新的解释，这样或多或少会令原来的权威感到一点不舒服。更 多的是属于文化方面的，属于基督教自身的行为和中国传统习俗的 冲突。
最早的文化冲突跟民间的戏乐活动有关。唱戏以及相关的社火 秧歌活动，是中国农民的娱乐，但这种娱乐却往往以酬神演戏的方式 展开，于是被教会理解为“偶像崇拜”。因此，教会特意给教民从总理 衙门讨来一项“特权”，既不许教民参加活动，也不要教民分摊戏份。 但是，当酬神演戏是为了求雨的时候，多少会有点麻烦，如果没求来 还好，求来了，雨又不可能只下在求雨人的地上，也沽了雨露的教民， 就会被人视为占了大便宜，纠纷在所难免。
比较常见的文化冲突，则跟教会的日常仪式有关，从出生、入教 时的洗礼，到死前的终傅礼，平日做弥撒，以及密室忏悔，都令中国的 老百姓既感到神秘，也感到不解。容易往邪了想，双方有点摩擦的时 候，就更易流于恶意揣测。一般来讲，虽说中国人讲究男女授受不亲， 但乡村世界，农家村姑，没有条件藏在深闺，所以男女混杂在所难免， 但是这种混杂一般只限在野外、集市等空旷地方，一旦男女混杂在一 个房间里（比如教会做弥撒），就难免引起人们有关脐下三寸的联想， 从通奸到滥交、群交。至于密室忏悔，隔膜更甚，不可解释，则联想也 就更加活跃，简直就板上钉钉认定就是密室行淫。应该说，自从1844 年《中法黄埔条约》，基督教开禁以来，中国的城乡产生了无数的关于 基督教、教会、教民的讹言，有无数份的打教揭帖在流传，其中最核心 的成分，都踉“淫”有关，来自文化的隔膜，被恶意地放大了。显然，对 于打破大门进来的西方人，无论输人的宗教本身怎样，中国人的观感， 几乎从进人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先天不良的。
特别被恶意放大的隔膜，还有教会育婴堂收养弃婴事件。在过去 的时代，中国农村比较普遍存在溺婴的现象，主要是弃养女婴。虽然 背后有生活的无奈，但不能不说是一个恶习。当然，中国也有人办育 婴事业收养弃婴，但这个事做得比较大的，还是教会的育婴堂。育婴 堂收来的弃婴，很多本身生命条件就不太好（视弃养的时间长短而 定），收来之后，嬷嬷们往往对于拯救婴儿灵魂，比拯救他们的生命更 在意，因此造成了育婴堂的婴儿死亡率比较高。当育婴堂将这些死婴 集中埋葬的时候，麻烦就来了。过去弃婴东死一个，西丢一个，狼吃 狗叼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一个地点，一个棺材埋很多，就很扎眼。 于是传说这些孩子，都是教会害死的，更进一步传说教会拐来中国人 的小孩，挖心肝做药，挖眼睛点银（可以将铅点化为银）等。有的育婴 堂为了鼓励人们帮助收弃婴，往往会给那些送来孩子的人一点报酬， 但是就是有匪类，为了这点报酬，居然去拐人家孩子，这种匪类一旦 暴露，就会把屎盆子扣在育婴堂头上，“坐实”了有关的讹言。轰动全
国的1870年天津教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闹起来的。
当然，由文化隔膜导致的冲突，在基督教的传播历史上并不稀罕。 从理论上讲，隔膜是会随着交流的增加而消除的，基督教的某些风习 固然怪异，中国人见得多了，自会见怪不怪，随之而来的会是理解，甚 至和解。只要彼此没有将误会中形成对抗，只要彼此的敌意没有形成 刻板印象，冲突就会消散。但是，当时清政府的作为，却使这种和解 的可能化为乌有。
基督教虽然开禁，被允许放了进来，但对于清政府来说，这只是 高压之下的权宜之计。清廷大员们的如意算盘是明开暗禁，用奕劻的 话来说，就是天主教系属异端，“虽已开禁，仍当暗为防范”（《筹办夷 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因此，不仅某些官员出头限制甚至扑杀教会 人士，而且一些乡绅有组织地对基督教的抵制活动，背后也有官府的 背景。更重要的是，凡是涉及民教冲突的教案，只要官府参与调停审 理，多半是在两下“拱火”，刻意把双方的敌意人为地加以扩大。后来 谈到教案，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说是官府一般都屈从于西方的压力， 偏向教会一方。这个说法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事实的后一半，据我查 阅教务教案档案的所见，是这样的：每当发生教案的时候，只要打上 衙门，负责审理的官员，开始都向着民方，有时候甚至是毫无道理地 偏袒，整个审理呈现一边倒的面目。但是，在这种时刻，西方国家的 公使和领事往往会出面干预。这种干预有时甚至带着炮舰。在根本 不对等的外交压力下，由于总理衙门的参与，案件又开始翻过来，到 了这个时候，官府又开始向着教会和教民了。“教方恒胜，民方恒屈”， 仅仅是一个统计不完全的结果，产生这个结果的过程，往往被人们忽 略了。
最为奇特的是，无论怎样审理，官府是绝不会让老百姓知道真相 的。许许多多诸如教会淫乱、挖心、采生折割之类的指控，在官司打 完、指控者失败的情况下，并没有人来澄清，给人感觉是官府屈从于 洋人的压力，胡乱断案，每每令那些原本理直气壮的民方感到含冤负
屈，误会不但没有化解，反而激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恨。有的教案，当 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冲突的民方原来对教会和教民心存善意的时候，官 府反而故意小题大做，过分惩罚“肇事”的民方，同样激化了矛盾。（参 见《被燎掉的大胡子》）官府利用信息的控制、权术的运作，基本做到 了即使对西方让步，也点燃了民众对西方的怒火的目的，为官府日后 在和西方争斗中利用“民气”，埋下了伏笔。
拳民，就其大多数而言，实际上就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顽固 派官员“民气可用”的判断下，被利用形成的武装群体。不过，拳民最 厉害的武器，是他们宣称“刀枪不入”的法术。和法术背后的神灵。也 可以说，拳民的“刀枪不入”，是他们上法时附体的神仙们赋予他们的。
当然，没有谁可以真的刀枪不人。法术，都是既骗自己人，也骗 观众的玩意（只是骗不了洋人）。不过，从拳民上法（附体）概率比较 高的一些神灵人物上面，倒是可以透出他们的另一些秘密。
当然，所谓的神灵，无非是些农民熟知的戏曲人物，比如《三国演 义》里的关、张、赵、马，《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还有公 案戏里的黄天霸等。我统计过，这三类人，是拳民上法的时候出现概 率最高的，也就是说，当他们宣称自己被神灵附体的时候，都喜欢说 自己是这三类神灵。三国英雄豪杰多了，但是拳民却根本不选曹魏和 孙吴阵营里的人物，无论典韦、许褚、张辽、徐晃，以及周瑜、黄盖、太 史慈有多么了得，但他们的眼里却只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和黄忠。 看来，受到西太后眷顾的拳民，既在乎自己的“忠义”，也在乎自己的 “正统”。唐僧三徒属于那种原先在野，后来被官府招安，终成正果的 神（佛），特别是孙悟空，金刚不坏之身，惹多大的祸都死不了，很难不 让拳民们喜爱。至于黄天霸，那是朝廷命官的鹰犬，专门为清官效命， 剿灭那些采花大盗（有暗指那些淫乱的洋人洋教的可能）的。而且朝 廷里特别赞赏拳民的大臣中，号称清官的刚毅，认为某些义和团的大 师兄，就是他的黄天霸。
在拳民大面积兴起前夕，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西太后戊戌政变，
粉碎了清廷向西方学习的变革前程，但是，当初之所以发动这场变革 的外部压力，一点也没有因六君子的人头落地而减少，反而使清朝政 府更让西方、包括日本看不上眼，压力反而更大。为了应付压力，向 前既然不肯，就只有向后看。从“民气可用”到“刀枪不人”，拳民只是 顽固派官员给西太后找来的抵抗工具。甘当工具的拳民们，虽然做事 的时候有点荒唐，乱杀乱烧（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区，就毁于他们的 一把火，几万无辜的教民和用了洋货的人被杀），在八国联军还没有 启动的时候，就非要从大毛子杀到十毛子，把一切西方的东西扫荡干 净，其实思想意识却和中央保持一致（缺乏教育，没有灌输，能做到如 此，真是难得）。只是他们借以做工具的资本实在是太可怜，法术不 过来源于乡间的巫术和气功，而且还是不太像样的巫术和气功，附体 的神灵，不过是他们在戏曲里熟悉的人物，想借点宗教的力，却又不 大明白，服装虽然统一，不过是图个吉利（黄、红吉色），说是八卦分团， 但大家都称自己是乾字团，争当老大，其他的七卦，几乎没人用。连 喝的符，念的咒，都跟道教没多少关系，全靠自家糊弄。
这些拳民秘密，在当时和过后的一段时间里，其实不是秘密，只 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有意要把事情弄糊涂，才成了秘密。这些 秘密不弄清楚，拳民，也许还会回来。
义和团刀枪不入之谜
1999年该纪念的事情似乎特别多，令人有目不暇接的感觉，但是 有一个纪念是我们大家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忘记的，那就是义和团运动 一百周年。似乎法定的纪念是在明年，其实那是运动失败的日子（1900 年），真正兴盛是在1899年。近代中国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大事，要问 哪一个对西方人影响最大？恐怕只能是义和团运动。至少在当时，由 于闹义和团并且攻打外国使馆的缘故，中国真正成了西方大小媒体加 上平头百姓关注的热点。据说世界著名的记者爱伦堡小时候，曾经在 学校里组织“义和团”，手抡皮带到处吓唬人。
一百年前的这个时候，整个中国的北方都处于一种狂迷的状态之 中，村村有拳坛，家家练神拳，京津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红布包头、 手持大刀的义和团拳民，连小脚女人都练起了 “红灯照”和“黑灯照”
(据说红灯照是少女练的，而黑灯照是成年妇人练的），跟男人一样拋 头露面。大家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烧教堂、杀教民和洋教士，一时间， 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血腥味。义和团那个时候要算是天底下最威风的 人，可以横着膀子走路，碰着朝廷大小的红顶子蓝顶子，都叫他们下 马下轿一边站着，看着不顺眼的，一把拉走就上神坛，三炷香一烧，如 果黄表还不升起来，那么这人的脑袋就可能要掉。 v
义和团能够闹起来，除了一些政治和社会因素外，恐怕最主要的 就是他们号称“刀枪不人”的神术。如果不是信了神术，中央（西太后 老佛爷）不会支持，老百姓也不会跟着起哄，按现在的话来说，刀枪不 入的神术就是义和团的主打广告。这种神术，一来现代科学不支持， 有“封建迷信”之嫌，二来它们在洋人的枪炮面前也没顶事儿，三来也 影响义和团的正面形象，所以在建国以来林林总总的研究著述中，这 种在实际的义和团中无所不在的神术竟然被避讳掉了。或者一笔带
过，甚至干脆一句不提，史学“为贤者隐”的传统功能在这里发挥得淋 漓尽致。
义和团的“刀枪不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是中国古已有之， “民间法术”在明清镇压造反者的官方档案里，不时地可以看到其踪 影，但是义和团的确将之“发扬光大” 了。历史的原状是不可能再现 的，但是好在事情过去了才一百年，当时的资料还在，当事人的许多 回忆也留了下来。现在探讨起这个问题来，还不算难，分析起来，当 时义和团的“刀枪不人”其实至少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硬气功的表演效应。中国武术中的确有号称“铁布衫” 的功夫（如兼习童子功，又称金钟罩或者金钟扣），这种功夫练起来非 常繁难，每日要经过无数次的跌打磨搓，比如从杠上向沙坑里摔，用 '杠子和铁锤遍身捶打，还要经过特殊的药水浸泡，配合以运气吐纳， 连晚上睡觉都要睡在坚硬的木板床上，什么东西都不能垫。如果坚持 练上三到五年，功夫才可小成。据武术界的人士说，练成这样的功夫， 只要有了准备，一般的冷兵器是可以抗一下的，但是火枪（即使是鸟 铳）还是难以抵挡。义和团起于直鲁地区，那里是传统的习武之乡， 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有几个功夫高的实为应有之义，比如著名的 拳首心诚和尚就是有史可查的“浑身气工（功）”的武林好手。受西太 后派遣前去查看义和团“刀枪不人”真伪的刚毅和赵舒翘，曾被一位 大师兄蒙了，估计他也有那么两下子。至于为什么鸟铳打不透他的肚 皮，也可能是在火药上做了手脚。
第二种情况是貌似硬气功的简易法门。当时，几乎满地都是“刀 枪不入”的义和团，真的练成“铁布衫”功夫的能有几人？绝大多数都 是用偷工减料的速成法造就的高手。鲁西南的大刀会与义和团的渊 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徐州道阮祖棠曾经 派人暗访过大刀会，据他的报告，大刀会所谓的“金钟罩”演练，“其习 法时，贫者不受贽仪，有力者以京钱六千为贽，夜半跽而受业。燃灯 焚香，取新汲并水供之。以白布画符篆，其符字鄙俚不经，有周公祖、
桃花仙、金罩铁甲护金身等字样。传业者并不能书，或不识字，多遣 人代书之。另授以咒，诵咒焚符，冲水令其跪饮，即于灯上吸气吹遍 其体，复以砖、棍排击之。诵咒之夜即能御刀，谓诵久火器亦不能伤 矣。大致略似运气之法，气之所至，猛击以刀可以不入，而稍一顿挫， 则饮刃也”。像这种夜半受业，燃灯焚香，供井水，念咒吞符等烦琐的 仪式，实际上是为了营造一种神秘的气氛，借“神力”以济功力之穷， 所以才有了念咒的当天就可以御刀的“神效”。实际上，这不过是传 业的师傅的“猫腻”，即利用力学原理运气得当使刀砍不伤，受业者其 实并无真正的功夫，所以说，“稍一顿挫”，即改变受力角度，仍然会受 伤。当然，真的练硬气功的人据说也要念咒，但人家是以练为主，念 咒主要起的是神秘其功夫、坚定受习者信念的作用，而这简易功法则 相反。
第三种情况实际上是第二种的延伸，在义和团运动最兴盛的时 期，各地拳众充分发扬了 “群众首创精神”，大大地简化了仪式，并与 巫师神汉的降神附体结合起来，一吞符念咒，立刻来神，往肚皮上着 家伙，什么事没有。实际上，义和团的人在练功上法的时候，是进人 了某种气功态，有点武术底子，气质和心理状态如果又比较契合，人 是很容易进入这种气功态的，而且进入状态之后，人往往会有超常的 “能耐”，比如蹦得高、窜得远等，再加上师傅指导得法，运气得当，眼 见得刀真的砍不进去，到了这个时候，不由得人们不信是关、张、赵、 马和孙悟空、猪八戒之类附了体，别人怎么看另当别论，自己首先就 信了自己“刀枪不人”。当然也有些人状态不那么好，据时人讲，义和 团拳民上法时，许多人都会像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弗雷汉 所描绘的原始民族的巫师跳神一样，口吐白沫，神智迷乱，但是也有 所谓“明体者”，“神降之后，尚自知觉，不致昏迷也”。更有所谓“缘体 者”，“谓与神有缘，不劳更请，但一顿足存想，其神即降也”。实际上， 后两者的什么“明体者”、“缘体者”，都属于状态不佳的，不操练则已， 操练起来说不定就会出事，所以当时义和团各拳坛也常有“漏枪”、“漏
刀”的记录，就是说在自家练习的时候，刀枪也会有“人”的可能。
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最后一种情形实际上是纯然的江湖骗术， 也可以说是一种魔术和戏法。义和团里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江湖 艺人自然也少不了往里掺和，原本是用来抵御或者吓唬洋人的“刀枪 不入”法术，在他们这里，就变成了表演魔术。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做 县令的邹谓三在《榆关纪事》中就记载了一次拳民在山海关“魔术表 演”。据他的记载，那场景还是相当轰动的：“当时街面纷传，此系真 正神团，众民眼见，用抬枪洋枪装药填子，拳民等皆袒腹立于百步之 外，任枪对击，弹子及身，不惟不入，竟能如数接在手里以示众，众皆 称奇，以为见所未见，奔坛求教者如归市。”这一场热热闹闹的表演， 结果却很扫兴，偏有不捧场的高人当场拆穿了戏法。原来是开枪者预 先暗将“香面为丸，滚以铁沙”充作枪子，开枪时，面丸化为青烟，而受 试者手中先藏有铁丸弹子，这边枪一响，以快捷的手法，佯作接住射 来的枪弹。
应该说，这四种“刀枪不入”除了第一种有点功夫之外，剩下的迹 近骗术，四种“神术”哪一种也不可能真的实现“刀枪不入”，面对已经 进步到了后膛枪炮时代的洋人，根本一点用也没有。可是当时举国上 下却对此相信得一塌糊涂，甚至当洋人打进来了，义和团“刀枪不入” 的法术在洋枪洋炮面前接二连三地失灵时，人们还是固执地相信真有 刀枪不入那么回事。当时一位在华的英国人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说 他的中国仆人即使亲眼见到了义和团高喊“刀枪不入”向前冲锋，最 后饮弹受伤毙命的过程，还依然坚持说这些人不是真的义和团，而真 的义和团是真的可以“刀枪不入”的。最为可笑的是，制造这种“神话” 的人们，按理是明白他们的“法术”并不真的，可是当整个社会从老佛 爷（西太后）到山野村夫都真的相信刀枪不入时，反过来他们中的有 些人倒有点糊涂了，或者说昏了头，竟然真的相信自家可以刀枪不入。 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屡屡有义和团的师傅和大师兄二师兄跑到有洋 枪的清军那里，要求当场演示“刀枪不人”的功夫，硬是挺起肚子让人
家用洋枪往上打，不打还不行，当然，这些“勇士”们个个都被当场打 穿肚皮白白送了命。更有甚者，有人竟然广出告示，大肆招摇，预定 时间在集市上公开演示“刀枪不人”的法术，而且这种演示不是骗人 的招法，而是真枪实弹地真来，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在人头攒动、众目 睽睽之下，好汉当场毙命。要不是自家玩的把戏弄昏了自己，何至于 把人招来看自己丢命出丑。操纵迷信的人最后把自家也迷倒了，这种 事情看来并不奇怪，至少在中国不奇怪。当一种病态行为在某种特定 的情境下爆发性蔓延，而且又不断地得到一向受人尊敬的士大夫甚至 朝廷的支持时，其自身就会像瘟疫一样具有极其强烈的传染力，可能 把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吞没，甚至那些瘟疫的原生者。
为什么那时的中国人会对一种原本子虚乌有的事情如此地虔信， 而且是举国若狂地虔信，其实是不能简单地用中国人愚昧、落后和迷 信来解释的，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以务实求验很理性的另一面。子不 语怪力乱神，老百姓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平时 信神信怪信巫术，大多在病笃乱投医、急来抱佛脚的时候，太平无事 的时候，除了胆小害怕的老太婆，谁也想不起彼岸世界的神神怪怪。 “刀枪不人”的神话之所以如此流行，当然前提是中国老百姓毕竟是 有相信神话的传统。他们多多少少是信神的，无论是庙里供的泥胎， 还是戏台上古往今来的英雄好汉、神仙鬼怪，都对他们有莫大的影响 力；他们也可能相信巫术，有病有灾，当问医求药不灵的时候，他们会 请巫婆神汉来跳神禳邪；更重要的是，一向有实际功效的气功对他们 也很有吸引力，而且气功在经过和尚、道士以及民间教门的法师们的 中介传播过程中，已经与这些职业半职业的宗教家的“教义”和“法术” 难分轩轾。所以，当气功和硬气功带有“实效”性的面目伴随着神巫 的气息出现的时候，人们自然乐于相信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 真有点像是民间神秘文化的大集合，团的组织分八卦（乾字团、坎字 团之类），连服色也跟九宫八卦有牵连；自称“佛教义和神团”；练功上 法则称“安炉”；降神附体又是巫术，所附体的神灵却又不是巫婆神汉
们喜欢的狐仙鼬怪，而是“大教”（老百姓管官方承认的佛道两教称为 大教）的正神，再加上些充满神秘色彩的符、咒和乩语，经过这些虽 然粗糙但却有效的保护色的层层涂抹，没办法不让老百姓掉进去出 不来。
尽管有着如此浓厚的神秘文化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甲午战争后 中国近乎绝望的情势，也不会出现这种朝野皆狂的错乱局面。从义和 团身上，满族王公和很大一部分士大夫似乎看到了某种能够抗衡西方 力量的东西，从精神上的民心士气，到灵界的“刀枪不入”。这一部分 士大夫其实是处于落后和先进之间的状态，他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中国的走向。此时的他们对于“刀枪不人”其实是宁信其有不 信其无，因为既然已经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在维新变法中获取抗衡西方 的力量，他们所能依赖的，也只有这些“下九流” 了，他们实在是太想 把洋人赶出去了，几乎到了病急乱投医的程度。中国人受洋人侵略、 被洋人欺负，这是中国上层下层共同的感觉，没有上层的掺和，老百 姓当然也会闹“刀枪不人”，但闹到举国若狂的份上，却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在义和团之前和之后，“不安分”的农民都在玩这种把戏，前 面有各种教门起义，后面有红枪会和神兵，有点现代史常识的都知道， 红枪会和神兵，喊着“刀枪不人”，抵抗过北洋军阀、日本鬼子、国民党 甚至共产党。然而，士大夫的鼓励，却使得“安分”的老百姓也加倍地 如痴若狂，因为从骨子里，老百姓还是相信那些“知书达理”的读书 人的。
在西方人当时的记录中，真正给他们的大兵造成损失和麻烦的， 还是清朝掌握洋枪洋炮的正规军，在那部分起了作用的义和团的抵抗 中，也依然是拳民们收罗来的洋枪，那些随身的武艺和勇敢精神。“刀 枪不入”的神术，除了在战前会起到点宣传表演鼓舞人心的用处外， 在战时几乎是一无用处，甚至还可能起反作用，让人连应有的勇气也 丧失掉了。举一个例子来说，当时北京西什库教堂只有几十个洋兵， 又没有连发武器，几万义和团将它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攻了几个月，
就是攻不进去。如果在场的义和团真的拿出点不怕死的劲头来，一拥 也就拥进去了，最多牺牲几十位好汉罢了，后人编义和团的历史，至 少又能添上个“某某大捷”。
八国联军洋枪洋炮的轰击，把义和团运动和它的“刀枪不入” 一 块淹没在了血泊里，从此以后，至少士大夫最后一点抱残守缺的传统 依恋被扫掉了，无论上层还是下层的士人，很少有人再会相信人的肚 皮会扛住洋人的洋枪。似乎可悲的是，在安分的老百姓中竟然也开始 流行恐洋病，以至于到了这种程度，20世纪20年代，流氓出身的军阀 张宗昌，收罗了一群白俄兵，每次开战，只要高大而且金发蓝眼的白 俄一冲锋，对方就会如鸟兽散。我们.的历史学家每每热衷于引用八国 联军统帅瓦德西的那句说瓜分中国实属下策的“名言”，来说明义和 团的巨大功业。其实，在那个时候，西方人对中国人说了很多很多的 话，其中最多的其实是悲怜中国人的愚昧。从那以后，一些传教士们 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在中国兴办教育的热潮，其痕迹现在依然能够看得 见，可惜，人们不愿意正视这些。
一百多年过去了，国人毕竟聪明了许多，在今天尽管一干有“功 夫”的人推陈出新，敢说能让导弹改变轨迹，使物质改变分子结构，甚 至把地球给毁了，但再也没有人自称可以“刀枪不入” 了，更不用说当 众演示当场试枪了。
簧声戏影里的西太后
1901年的中国，曾经出现过这么一幅图景，作为占领者的八国联 军统帅瓦德西，一天被一群中国商人请去听京戏。在咚咚呛呛的皮簧 声中，老瓦如坐针毡，头痛欲裂，好容易挨了一个钟点，总算找了个借 口“得脱苦海”。与此同时，被瓦德西赶到西安的西太后，却是个既要 食有肉，又要居有竹（丝竹）的戏迷，一天没有戏看，就闷得难受。打 和挨打的双方总算都在中国的土地上，看了一回我们的国粹京剧。
对于西太后叶赫那拉氏，眼下的评价，总算是呈现了一点历史的 复杂性，有点毁誉不一了。荧屏上的形象越来越正点，从相貌到行为 一概如此，而网上却依然以骂为主，兼说别样。不过，在我看来，关于 西太后的评价无论怎样毁誉不定，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京 剧如果没有这个老太婆，肯定难以有今天第一国粹的地位。
西太后是京剧的知音，正是由于她坚定的支持，原来上不得台面 的乱弹才得以成为压倒所有其他戏曲形式的京剧。对于戏剧，她喜欢 花部的乱弹二簧戏，有意抬花抑雅，而且不满足于宫里太监的演出， 打破常规，大量地将外间优秀的二簧伶人召进宫来大演其戏。那个时 代出名的艺人，谭鑫培、陈德霖、杨小楼、孙菊仙、王瑶卿等人，都受到 过她的赏识，不仅每有赏赐（甚至还给官爵），令太监伶人看得眼红， 而且对这些“戏子”相当优容，在这些京剧名角面前，她的确称得上和 蔼可亲的“老佛爷”，传说中的西太后如何如何地寡恩刻薄，其实大多 是没影的事儿。即使是那些艺人解放后写成的回忆，也往往透着对老 佛爷的喜爱。当然，在那个时候，京剧界对西太后也是投桃报李，结 果是几乎所有剧目里的太后都是正面形象，最过分的是《法门寺》，不 仅太后光彩照人，连太后身边的太监也顺便沾光成了好人。
西太后还是个懂戏的超级“票友”，晚清吃过洋面包的宫廷女官
德龄告诉我们，西太后经常兴致勃勃地给她们讲戏剧故事，在看戏的 时候，也不肯安静，不断地将各种演戏的逸事和规矩说给身边的人听。 事实上，京剧发展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在西太后的鼓励下完 成的。在开始的时候，京剧演出比较粗糙，工唱的行当只管捧着肚子 唱，工做的行当就只管翻跟头打把式，后来有通天教主称号的王瑶卿 首先开始改革，将表演动作融进了演唱当中，“演得跟真事似的”，在 社会上一片的反对声中，西太后说话了，“王大演得好”（王瑶卿行大）。 谭鑫培的唱腔也与传统不合，但西太后却喜欢，给了他“叫天”的赞誉， 从此以后，京剧进人了一个生旦同挑大梁的新阶段。
西太后懂戏，也人戏。此人虽然粗通文墨，掌权之后也找过几个 老儒给她讲点经史，但真正的教育却是戏剧给的。晚清时节，京剧虽 然已经进入宫廷，但毕竟是来自民间的乱弹，不唯用词鄙俚，思想内 容也相当混乱。固然不乏忠孝仁义的鼓吹，但来自游民的江湖义气与 恩怨分明的意识也相当明显。不仅如此，过去的京剧对帝王时常会有 点不敬，总是批评他们听小老婆的话，忘恩负义，滥杀功臣，针对的大 抵是朱元璋，屎盆子却都扣在比较久远的刘秀头上。对于清朝第一大 戏迷西太后来说，戏的情节和内容不可能不影响到她的思想和行为。 虽然总的说来，西太后还算是个头脑清醒的统治者，为政大体上中规 中矩，但却也时不时地发点“京剧脾气”。
一个官声很是不怎么样，又贪又蠢的小小知府吴棠，只因为在西 太后扶父之柩归葬的落难之际，误送一笔馈赠给了她，待到昔日的待 选秀女成了太后，吴棠就开始官运亨通，位极人臣，不管犯了多大的 错，任谁也参不倒。八国联军打上门来，老太婆落荒而逃，一口气跑 了几百里，连口水都喝不上，兵荒马乱之际，怀来县令吴永好歹总算 准备了一锅稀粥，让老太婆喝得舒心，于是也成了一个参不倒的人物。 接下来，来自广西的岑春煊，脾气坏得要命，逮谁得罪谁，只因为在西 太后逃亡途中第一个带兵前来护驾，也因此而官运大好，甚至连朝廷 分量最重的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联合参奏，都没能动得了他的乌纱。
在有恩报恩的同时，西太后对待功臣也相当地富有人情味，所谓的中 兴名臣，无论以后的作为如何，都会顶着一堆官爵头衔终老，临了的 谥号还会给找个最美好的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 章）自不必说，连沈葆祯、袁甲三之辈也同等待遇。中兴名臣中，遭际 最差的是郭嵩焘，出使西方后再也没有被起用。但他的倒霉主要怪他 第一个吃禁果，以翰林出身的身份跑到了洋鬼子的地方做事，以至于 官场舆论说他去“事鬼”，意思是伺候鬼子。西太后待他的不好，也不 过就是没有很快再用他而已。
查一查二十四史，善待功臣的皇帝当然也有过几个，但是对臣子 报恩的帝王却几乎没有。从理论上讲，皇帝实际上没有什么恩人，所 有人对他好都是应该的，即使对他所谓有恩的功臣，以后如果犯了错 或者不合皇帝的意，那么也一样是要受到惩罚的，否则就不足以维持 朝廷的纲纪。只有民间的戏曲里，才会按农民的思路，编出一些抨击 帝王负恩的故事。显然，西太后这些作为是上了京剧故事的当。
反过来，对于那些她认为负了她的人，西太后也绝不吝惜报复的 手段。在西太后眼里，最大的负心人就是戊戌以后的光绪皇帝，对于 这个她从小拉扯大的皇帝，她理所当然地认为有说不尽的恩义。戊戌 事变，西太后不仅将谭嗣同图谋借兵围颐和园的事算在光绪头上，而 且更加恼怒他居然陷她于不得不完全交出权力的窘境，逼得她发动不 得人心的政变，重新拿回权力。在西太后谋求废掉光绪，遭到地方督 抚和洋人的反对无法实现之后，身为皇帝的光绪就成了世界上最可怜 的人，不仅衣食不周，而且不时地忍受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连宫里 经常性的演戏活动，也成了西太后折磨光绪的最好方式。戊戌政变之 后，宫里最爱演的戏是《天雷报》，这是一出养子得中状元之后，不认 养父母，最后遭到雷劈的戏。这出戏此时在宫里演出的时候，西太后 特意要求加到五个雷公和电母，狠狠地劈那不孝子，同时将不孝子换 成小花脸，一副小丑模样。面对这样一出明摆着是讥讽的戏，光绪必 须得陪着西太后从头到尾地看，一边看，还要一边发表意见，痛骂自
己。对光绪的怨恨，西太后至死未消。在1908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六 日，光绪的三十七岁生日前一天，西太后特意安排在皇帝的“万寿节” 前夕，演出三国戏《连营寨》。这出戏演的是刘备为关羽和张飞报仇， 兴师伐吴，最后失败的故事。戏里刘备是主角，有一段哭祭关羽和张 飞的戏，满台白盔白甲白旗号，气氛极其压抑。其实，平时在宫廷演 戏也是很讲究吉祥话的，而在皇帝生日的“前三后五”的庆贺期内，演 这种哭灵戏，无疑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诅咒。此时的光绪已经病入膏 肓，经这番刺激，几个月后便撒手归西，而连续拉了几个月稀的西太 后，却终于熬过了比她年轻三十几岁的光绪，在光绪死后第二天才咽 下了最后一^ 口气。
西太后对于珍妃的处置，也很具有京剧的味道。开始她讨厌珍 妃，其实主要是因为担心皇帝受小老婆的蛊惑，所以屡屡裁抑珍妃。 戊戌政变以后，旧恨又添了新仇，恨屋及乌，结果是珍妃进了冷宫，甚 至在八国联军打来她要逃跑之际，也没忘了把珍妃从冷宫里提出来， 塞进井里。在她的心里，也许珍妃就是那个戏里经常演的那种调唆皇 帝干坏事的“西宫娘娘”。
恩怨分明也许作为一个人的性情来说，算不上什么大的缺点，但 作为最高统治者，如此行事未免就有意气用事之嫌。再加上作为贵妇 人，西太后本身就有一些贪图享乐、贪财好货的积习，从孙殿英的盗 掘看，她要算清朝帝后中陪葬最厚的一位。而且喜欢虚荣，讲究排场， 宫里一日不热闹就难受，晚年还特喜欢摆出姿势让外国人给她拍照。 几项加起来，使得这个以一般标准看起来还说得过去的掌权的老太 太，作为政治家，评分难免要打些折扣，种种毛病导致她在权力上总 是看不开。比如说，在甲午战争后，她明明知道清朝不变法，祖宗江 山是保不住的，但是一旦变法危及她的权力，她还是不顾江山社稷的 安危，在顽固派的拥戴下再次出山，毁灭了正在进行的改革。接下来， 又在一连串向后转的动作中，与西方发生了剧烈冲突，当闻说西方要 威胁她的权威，让她交出权力给光绪的时候，竟然置国家民族安危于
不顾，冒险利用义和团，围攻各国使馆，与所有西方国家开战，结果使 国家陷人一场空前的浩劫之中。顺便说一句，西太后之所以能够最终 相信义和团具有“刀枪不人”的法术，与她看了太多的神怪戏也不无 关系，义和团的法术，也往往跟戏剧里的神怪人物纠扯不清，两下在 意识的表层出现了某种契合。
自电视剧《走向共和》播出以后，有关西太后的评价问题再次成 为某些人们议论的热点。说实话，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女性统治者，历 史的评价往往趋于苛刻，弄不好就落得“牝鸡司晨”之诮。如果抛去 这种对于女人的偏见，我认为，作为晚清最后岁月的统治者，应该说 西太后做得差强人意，至少比她的夫君死要面子甘做鸵鸟的咸丰要 强，比她那个十五六岁还读不成句的纨绔儿子同治更是强到不可以道 里计。但是，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历史转折关头居于最高位的人物，她 没能推动这个转折的完成，无论如何都算是大节有亏。
可惜的是，西太后所钟爱的京剧，并没有给过这方面的启示。
《三国演义》与隆科多的晦气
雍正的继位问题，历来是史家争讼的焦点，虽然近来认为雍正继 位合法的一派占了上风，但坚持篡位说的人也并没有偃旗息鼓。不 过，无论说正说反，隆科多的作用却是公认的。作为老皇帝康熙咽气 前守在身边的唯一大臣，对于皇位的继承，不说一言九鼎，至少是相 当关键的。也就是说，无论继承问题雍亲王作弊还是没作弊，隆科多 都是绕不过去的关口，而隆科多，恰是雍亲王胤稹名分上的舅舅，京 中兵权在握的步兵统领。
当然，隆科多也因此得到了回报，不仅封官晋爵，荣及子孙，而且 得以总理朝政，兼管理藩院，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跟嫡 亲皇家宗室一个待遇，尤其是隆科多还以武人身份，被委以意识形态 看门人的重任，担任《圣祖实录》（康熙）、《大清会典》的总裁，以及负 责监修《明史》。在刚刚即位的那年，雍正对隆科多张口必称舅舅，甚 至在奏折上也直书“舅舅隆科多”，一点也不担心不成体统。
可惜，这天大的富贵来得快，去得也快。隆科多的双眼花翎刚戴 上未满一年，即雍正三年（1725)，就遭到了雍正带头发起的大批判，众 臣子口诛笔伐的结果，一致要求加以严惩。总算皇帝网开一面，没有 一撸到底，可从此日子不好过了。没几天就因家奴的一点小事，再次 遭到更加严厉的批判，众官僚们一共给这位当年的大功臣罗列了 41 条大罪，坚决要求将之斩首抄家。这次，皇帝再次表现出仁慈，只将 “舅舅隆科多”在圆明园畅春园外搭了三间棚子，将他“永远圈禁”，不 久（雍正六年，1728)，受不了饥寒之苦的隆科多就翘了辫子。
隆科多之死，是否是雍正过河拆桥，兔子逮到了杀了狗，我们且 不管它，有意思的是，隆科多的罪状之中，有一条排在前面的大罪是， 自比诸葛亮，居然奏称康熙、雍正交班之际，自称是“白帝城受命”。
在我修习清史的过程中，感触非常深的一点是，《三国演义》这样 的通俗小说，对于满人的影响之大。翻阅清朝人关前的《实录》，你会 发现它们居然像是连环画，画得跟晚明的绣像小说一个模子。汉文化 首先影响或者叫征服满人的，其实就是那些稗官小说、戏曲唱词，正 统的四书五经要排得很靠后。小说中影响最大的还是要数罗贯中的 《三国演义》，满人即使不识汉字，也对桃园结义、火烧赤壁这样的故 事了如指掌。据说，有位满人大员被任命为荆州将军，回家一脸愁容， 说是荆州连关圣人都守不住，叫我去可怎么是好。实际上，关羽这个 在历史上本不起眼的人物，也恰是托了演义的福，被满人追捧，居然 在清朝地位直线攀升，变成了武圣，隐隐然跟孔夫子相提并论的。
我相信，隆科多自比诸葛亮，说什么白帝城托孤云云，其实无非 是表白自己对皇家的忠诚，潜台词无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 字，否则，他断然不会在奏折里如是说。显然，舅舅隆科多也是个《三 国演义》的热心读者。可是，热心表白的隆科多却忘了，白帝城托孤 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潜台词，那就是，被托的“孤”是小说上称为阿斗 的那个人，而阿斗则不仅是小说上的饭桶，而且已经成为民间饭桶草 包的代名词。
其实，有清一朝，做臣子的自比诸葛亮的不知有多少，但是唯独 真有托孤经历的隆科多不能说，唯有摊上了一向神经过敏的雍正皇帝 的人不能说。所以说，不是舅舅隆科多真的不到一年就犯了 41条该 死的大罪，而是《三国演义》害了他。
农民式的权力制约方案
传统戏剧里免不了有皇帝的形象出现，不过，戏里的皇帝，一律 降一格，称王。头上断不敢戴24个旒的皇冠，只能扣上一顶花里胡哨 满是绒球的“王帽子”（梨园弟子想象的王冠)。只是虽然不称皇帝不 叫孤王，但所演的人物往往就是历史中有名有姓的皇帝，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都有，并不因他们高贵的身份而“真事隐”、“假语村”。实际 上，戏台上还是顶着“王帽子”演真皇帝。
演的虽然是真皇帝，但事迹可是真假参半。编本子(戏）的人，多 半是些粗通文墨的下等人，看戏的则更多的是大字不识的老粗，时常 就会有些为了 “收视率”而加的即兴之作，虽说不至于关公战秦琼，但 墨水多的文化人看了多半是要喷饭的。比较有意思的一桩是这样的： 某些专演帝王将相的戏里，凡是那些戏里认为比较昏庸的“王帽子” 身边，总有一些身份特殊的将相，比如唐朝的秦琼、尉迟恭，宋朝杨家 将故事里的八王赵德芳，包公戏里的包拯，《二进宫》里的徐国公等等。 这些人的特殊，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为王朝建立不世之功的功臣，更 重要的是他们手中都有某种兵器或者别的什么家伙，比如尉迟恭的金 鞭、赵德芳的凹面金锏、徐国公的铜锤和包拯的龙头铡之类。这种东 西的奇妙之处在于，它们都是经过先王“御封”的。这些功臣虽然有 大功劳在身，但其本人却算不了什么，既管不了奸臣祸国，也管不了 昏君发昏，但只要操起手中的家伙，马上威力陡增，因为这些家伙，是 先王亲口封的——可以上管臣下管民，皇帝的脑袋也管三分，挨到谁 的脑袋，一概打死毋论，惹急了，尽可以操家伙往皇后甚至皇帝脑袋 上抡（实际上没有真打着的)；由于现任的皇帝总大不过他爹去（有孝 道管着)，所以一般都只好退让了事。当然，这些有特别家伙的将相， 在戏里都是绝对的好人，忠诚——不会起叛心，公正——明辨是非，廉
洁——都是清官。
现存的中国戏剧，除了昆曲之外，包括所谓的国粹京剧，都是下 层社会的产物。编本子的人本来就文化水平不高，而艺人们学戏演 戏，基本上是心口相传，因为他们不识字。因此，唱词念白中不合逻 辑、文理不通的地方，比比皆是。近代以来，经老佛爷西太后的法眼， 京剧得到了一大批上层人士的青睐，虽经过反复修改，我们今天听来， 还是有点文理不顺，何况别的地方戏了。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中国戏 剧，实际上反映的是下层社会的口味和心态，喜怒哀乐，概莫能外。能 够“管君”或者“制君”兵器的设计，实际上是老百姓的某种希冀的体 现。在中国老百姓眼里，皇帝的权力是没有边的，说什么是什么，谁 也挡不住。明白的时候当然无所谓，万一发起昏来，麻烦可就大了。 在他们的想象中，皇帝总是昏的时候多，发起坏来，忠奸不分，好坏不 明，横征暴敛，最后总是老百姓倒霉。即使是想象，总得想法挡他一 挡。于是，那些受了先王御封的锤呀锏呀的家伙就出来了，拥有这些 家伙的人是臣，可一旦操起家伙，就有了制约皇帝的权力，而且这些 人都是好人。所以，皇帝也就有了百姓想象中的制约者，老百姓多少 有了点保障，不至于无限制地受暴政的荼毒。
西方政治学讲的权力制衡，中国最没文化的老百姓，其实也是 懂的o
关公、汉室与火羊阵
已经有些年了，历史学家总是忧心忡忡，说是历史被写小说编本 子的弄坏了，很是担心以后的人们，可能会按照这些弄文学的人所说 的理解历史。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自从宋朝说话人(说 书)讲史以来，从来历史的叙述，都敌不过文学的夸张，普通人记忆中 的历史，不可能是史家的历史。只是这种文学性的历史，时不时地会 借某些人的身段，冒出来，在后来的历史中留下痕迹。
闹义和团的时候，团民围攻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这时冒出来 一个和尚，涂红了脸，手里捧着一本《春秋》，按青龙偃月刀，骑着马来 到阵前，团民们声势大振，说是关公再世，洋人的末日到了。大家拥 着再世的关公，一起上前，只听一声枪响，“关公”坠落马下，大家一哄 而散，直到八国联军进城，小小的西什库教堂巍然不动。
辛亥年（1911)十月，云南新军起义前夕，蔡锷、唐继尧等人在刘存 厚家，刘摒去妻子，大家歃血为盟，书“同心协力，恢复汉室，有逾此盟， 天人共殛”十六个字，火化调于酒中，滴上各自的血，一起喝掉。当时 鼓吹排满的人，要光大汉之天声，恢复汉家衣冠，倒是可以理解的，可 是恢复“汉室”是什么意思呢？在汉语里，“汉室”的意指是固定的，无 非是刘家的朝廷。大概事情紧急，这些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武人，一 时以为自己是奉了衣带诏的刘备、马腾和董承了。
最富创意的是冯玉祥的部下张之江，1925年他跟奉系李景林部在 天津附近开战，张之江攻，李景林守，双方僵持不下。张之江想起了 《东周列国志》上田单的火牛阵，打算如法炮制，可是急切之间，找不 到那么多牛，京津附近，羊倒有的是。于是，张将军临时修正了古人， 改打火羊阵——抓羊、买羊，在羊尾巴上浇上煤油，羊角上束好火把， 拉到阵前，一齐放出去。没想到，被弄得疯掉的羊并不听从指挥向前
冲，而是四面八方乱跑。火羊阵没有改变双方的阵地格局，不过，其 结局，两边阵地上的士兵倒很满意，因为他们都在忙着大嚼其羊肉。
跟义和团运动期间，北方遍地的拳坛上，一 “上法”（进入某种状 态)就宣称自己是关(羽）、张(飞）、赵(云）、马(超)相比，跟成千上万唱着 “三国战将勇，要属赵子龙”走向战场的军阀士兵相比，上面提到的事 情算不得什么，不过是些小说观念改变世界的小案例。但是这些告诉 我们，不真实的历史，也许比史家叙述的比较真实的历史，更能创造 新的历史。因为它有更多人乐意相信，也有更多的人乐意模仿，历史 也许从来就是这样将错就错地演进着。跟上述故事类似，比如辫帅张 勋，对关羽崇拜到了骨头里，他不知道《三国演义》里关羽所谓的忠臣 不事二主、降汉不降曹的鬼话，都是罗贯中编出来的。当然，如果张 勋仅仅止于崇拜，跟历史的变化关系不大。可是他在清亡后还抱着清 室的大腿不放，上演了一场清室复辟的闹剧，让后世的历史学家不得 不记上他一笔。从某种意义上，小说的历史虚构，就有了真实的历史 意义，参与创建了一段真实的历史。
铡刀、棒子和妇女权利
京剧《秦香莲》或《铡美案》，大概要算是京剧传统剧目中最为有 名的一种了，不仅京剧演而且几乎大多数地方剧种都在演。在过去的 时代，《秦》剧受欢迎的程度，恐怕今日流行歌坛之天皇巨星也难以望 其项背，街头巷尾，瓜棚豆架，不时地飘出几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 府”，就跟听见婆媳吵架一样稀松平常。此剧上演频率，在传统戏中 即使不是第一，也保准出不了前三名，余生也晚，懂事时没赶上看戏 就进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了，而“文革”后首批开禁的剧目中 就有《秦》剧，连当时我所在的穷乡僻壤，都得以一饱眼福。每当戏一 波三折地演到一脸黑的包公一声长喝：“开铡！ ”四个龙套将陈世美 高高架起，投畀铡刀时，台下群头攒动，呆目圆睁，个个舒心解气之状， 如夏日饮冰。
就像陈世美已经成为“负心汉”的代名词一样，秦香莲伸冤，陈世 美挨铡也成了理所当然的社会常识，如果你跟某些戏迷老头老太太 说，这个戏可能还有其他的结局，陈世美没有死，保不齐他们会跟你 急。然而，事实上，《秦》剧还真的有一种演出本，里面并不存在我们 现在公认的所谓常识，而是一种更为传统社会所认可的大团圆结局， 陈世美不仅得以保全首级，连官衔甚至驸马身份都安然无恙，而且依 然是秦香莲的丈夫。说是秦香莲告状不成，一怒之下效木兰从军，立 下不世战功，挟功臣之势，回来要求重审陈世美，在包公已经打了折 的铁面面前，陈世美被判有罪，在将要被铡的紧要关头，结果反倒是 秦香莲和她的一双儿女动了恻隐之心，最后的结局是在包公和王丞相 的斡旋下，陈世美充分地赔情认错，陈秦夫妻和好，一家团圆。其实， 类似这种富贵忘妻的负心汉的故事，在传统戏剧小说中非常之多，如 《张协状元》、《潇湘雨》、《崔君瑞》、《王魁负桂英》等，但是真的将负心
汉铡了的还真不多，最有名的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处理负心 汉的方式最为典型，那就是悄悄将铡刀换成棒子，而且由被负的女人 来打，纤纤玉手，举着一根柴棒，纵下死力气，在负心汉的屁股恐怕比 搔痒也差不了多少——天下薄幸男子何其幸欤？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想想的话，就会发现，在传统社会里，用棒子 而不是铡刀对付负心汉才是常理。如果在真的《秦》剧设计的年代—— 依包拯来判断，应该是宋朝，发生这么一件案件，秦香莲有着一双儿 女的丈夫因为她的缘故把脑袋丢在了铡刀的那一边，那么以后的日子 她将很难应付，即使看着《秦》剧大声叫好的人们，真的在生活中，恐 怕也很难与她相处。她的一双儿女长大以后，更是无法面对这样一个 非常尴尬的事实，自己的母亲恰是让父亲丧命的人，在一个父权社会 里，这样的尴尬足以令人无法安身立命。如果让金庸来处理这样的素 材，主人公不能不报杀父之仇，但又不可能报，那么大概只好让他们 自杀了。按传统的伦理规则，陈世美固然该杀，但却不应该出自秦香 莲之手，否则，“夫为妻纲”的夫权颜面何存？
其实，如果我们看戏看得足够地仔细，就会发现《秦》剧负心汉因 负心而挨铡，只是一种表面的逻辑，陈世美的被杀，实际另有其原因。 细推起来，《秦》剧为陈世美开列的罪名有四：不忠——隐瞒了已有妻 室的事实，有欺君之嫌；不孝——双亲弃养，亲死不葬;不义——杀妻； 不慈——灭子，等于更大的不孝。除此之外，还可以附带一个“逼死韩 琦”的罪过。这些罪名在一个正常的传统社会里，有些实际上是很难 发生的，考中而做官的人，抛弃妻子倒是有可能，但自己的爹妈都不 要了，却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性，科举制度本身的程序和规则就排除 了这种可能。做官的人连爹妈死了不守制三年，都会遭到言官的弹 劾，从此再也别想出头，更何况将自己的爹妈死了不去安葬了。不是 说做官的人个个孝顺，但是为了堵别人的嘴（特别是政敌），他们装样 子也得装得像模像样，相对于士绅而言，他们所承受的道德压力显然 要比一般老百姓大得多，只要他们还打算维持自己的身份地位，就不
大可能去冒这种天下之大不韪。《秦》剧之所以将陈世美说得如此没 人味，近乎禽兽不如，一则为了激起民愤，二则恰是为了给铡陈世美 寻找合法依据。显然，从传统社会的法律依据来讲，作为一个高官， 仅凭杀妻一条，似乎没有必死的道理，就是山乡穷壤，一介莽夫打死 了老婆，真正抵命的也不多。所以如果没有另外三条罪状，秦香莲未 必会那么理直气壮，包老爷的龙头铡也未必能挨得上陈驸马的脖子。 也就是说，尽管秦香莲冤出大天来，如果不给陈世美加上另外三顶大 帽子，那么包公的铡刀也只好望着陈驸马的脖子兴叹。
然而，尽管《秦》剧的作者（大概不止一个两个)高明地把陈世美妖 魔化了，让一个简单的负心汉变成了十恶不赦的恶棍，也让秦香莲十 分决绝而痛快地逼包老爷把自己的夫君咔嚓一声铡了，但摆在秦香莲 尤其是她那一双儿女面前的伦理困境却依然存在，毕竟，她的夫和他 们的父是由于秦香莲的缘故才丢了吃饭的家伙。这里实际上存在一 个悖论，按《秦》剧作者的设计，陈世美从法律上（根子是伦理上）该杀， 但在现实中杀了他却有伦理上的问题。在父权制的伦理性的法律体 系中，女子只有熬到了婆婆的地步，才算有了一点位置，基本上不具备 完全意义上的法律地位，面对丈夫，即使是横暴的负心汉，并没有有效 的法律惩治武器，忍耐和原谅是她们最可能的选择。不受气的妻子， 往往由于娘家的势力在起作用，而娘家的地位与势力则是由于存在另 一些男人的缘故。即使那些娘家有势力的女人，面对负心汉，也只能 做到在乡老或者官府的干预下出口闲气，并没有多大的可能选择离婚 或者给丈夫更重的法律惩处。越是出身大家有身份的女人，就越是在 乎“从一而终”，不论出于什么理由，女人的再婚都是丢人现眼的事情。 男人对于女人有“七出”之条，但女人反过来却连“一出”也没有。即使 碰到了拋弃家庭和对妻子施暴的男人，官府和乡里宗族对他^罚之后， 还是得让那个恶人回到家里，让饱受痛苦的妇女忍受他。只要传统的 基因没有断根，那么秦香莲之辈的伦理困境就永远没有突围的可能。
所以，如此多的反映负心汉故事的传统戏剧小说，只有《秦》剧选
择了 “铡杀模式”，而其他的都归于“棒打模式”，即使同为《秦》剧，也有 “棒打”的处理演出本。戏剧学家赵景深说大团圆结局的《秦》剧庸俗， 那是他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说话，而与他同时代的农村，处理类似的 “负心案”，铡刀一般是要被丢在一边的，“苦主”不会告官，宗族也不会 将负心汉沉潭，像对待有点出格行为的寡妇那样。恶人受到的薄惩， 无非棒子之类的舞动，最终是在三老四长、七姑八婆的责骂与劝和中， 夫妻趁乱和好，九九归一，还是学者们所不喜欢的“大团圆”。甚至到 了改革开放以后，面对越见其多的负心案，令各级妇联、单位和法官感 到头疼的还是这样的问题，如果允许离婚呢，似乎遂了 “现代陈世美” 的愿，如果坚持不许离婚呢，似乎也是便宜了那可恶的汉子。即使这 样，更多的面对负心汉的妻子，还是情愿选择维持本来已经破碎的婚 姻关系。这也是众多的“包二奶”的男人敢于如此放肆的原因。只要 没有平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男女的法律地位也就无法真正平等。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秦》剧的陈世美还是被铡了？而且显然这 个结局深受人们的欢迎，所有类似剧目加起来，也没有《铡美案》这样 火而且火得时间那么长。小说《西游补》里的秦桧叹曰：秦桧前面的秦 桧也多，秦桧后面的秦桧也多，为什么单叫秦桧一个受苦？其实陈世 美也可以说，陈世美前面的陈世美也多，陈世美后面的陈世美也多，为 什么单叫陈世美一个吃铡刀？道理其实很简单，铡陈世美是为了捧老 包。从前的负心故事的戏剧和小说，讲的是男人薄幸，女子痴情，基本 上是男女对立的二元结构，而《铡美案》讲的则是包公如何地秉公办 案，不畏强权，为弱者伸冤。由二元化为三元，但这第三元却喧宾夺 主，毫不客气地占据了主角的地位，秦香莲的冤与陈世美的恶都化为 了包公刚正不阿、不畏权贵行为的陪衬。在这个剧中，大家最热心的 其实是皇帝女婿怎么没良心，怎么没人味，怎样为非作歹，而皇家又怎 样昧着良心不讲道理一味袒护自家姑爷，而包公最后怎样顶住了天大 的压力，舍得一身剐，敢将皇帝的女婿拉下马，而且还毫不客气地铡了 他两段，传统包公案的戏剧，这是一个主基调。清官的公正清明，不仅
是指日常百姓的官司上理得清断得明，关键是要敢于碰硬。都说包公 有三口铡刀，一为狗头铡，一为虎头铡，一为龙头铡，一铡平民百姓，二 铡贪官污吏，三铡凤子龙孙，而我们在各种包公戏中，只听说用龙头铡 和虎头铡，而绝少开启狗头铡，包公在过去老百姓眼里，就是现在的 “中纪委”，专治大个的，铡些个牛二狗蛋，大概没人乐意看。中国老百 姓当然看不清政治背后的黑幕里到底在怎样操作，但他们有一个非常 简明的判断方法，就是看你在涉及有权势人们的案件中到底怎么判， 敢不敢向着弱者说话。如果碰上了那么一个半个敢于碰硬的耿直的 官吏，那么老百姓就会将众善归之，千好万好地传诵一万年。中国的 老百姓其实也挺喜欢那些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更喜欢除恶铲强的侠 客，但是最乐意的莫过于让清官为他们主持公道。豪强恶霸（特别是 那些依权仗势的皇亲国戚豪门恶少）如果被侠客惩罚，固然也大快人 心，但终不如被清官法办来得过瘾，具有官方和法律的意义。这也许 可以说是中国老百姓的“法律意识”。老百姓一方面热衷于嘲弄皇权 (传统戏剧里的皇帝大多昏庸、无能，爱听小老婆的话，纵容丈人舅子 为非作歹，《秦》剧让皇帝的女儿嫁人做二房，也暗含着戏弄），一方面 又让来自皇权的权威为他们主持正义和公道，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
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各级政府和妇联组织一提起维护妇女权利， 就断不了要惩罚“陈世美”，保护“秦香莲”，显然，这是《秦》剧留给人 们的印象。陈世美和秦香莲已经化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他们代表 着自古以来就屡见不鲜的负心与婚变，然而实际上，《秦》剧留给人们 的印象不过是观众的错会意。剧中的老包，其实并没有多少维护“妇 女权利”的意思，《秦》剧咔嚓一声铡掉陈世美的脑袋，所捍卫的依然 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的伦理原则，而在这个伦理体系里，无论 秦香莲们冤深如海，也只能在合乎原则的条件下得到一点安慰。说实 在的，真正的秦香莲能有棒子已经不错了。 ?
我们知道，所有的包公案都是戏剧和小说，真正的包拯其实远没 有这么大的本事。
六百年的孤独
——讲史的傩戏，一个被遗忘部落族群的自身记忆
来到贵州腹地一个叫安顺的小城，时常会看到一些身着对襟长袍 的老年男女，女子尤多，腰系黑带，头上梳着古怪的发式，拦着一道帕 巾，长袍上虽有绣花与否的差别，但一律绝对的右衽。开始，我以为 是哪个不知名的少数民族，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当地所谓的“屯堡 人”。如果问这些古色古香的老人自己，他们会很自豪地说，他们是 大汉族，如果再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是南京人、安徽 人或者湖南人等，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是安顺人，可是他们的口音， 却离他们遥远的“故乡”差得很远，更像是变了腔调的安顺话。“大汉 族”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当我进人屯堡人居住的村寨，这个谜才逐步 地被解开。我去的地方叫云峰八寨，听起来好像是武侠小说里的地 名，当然，住在里面的，并没有什么武林人士，只是一些穿着古怪、口 音也与当地人略有差异的农民。不过，云峰八寨里的居民，跟武事还 是有点关系，因为他们的祖先，都是驻屯军人。原来，明朝洪武十四 年（1381)，朱元璋遣傅友德、蓝玉和沐英率大军征云南。经过四年征 战，征服了整个云贵地区。为了防止被征服地复叛，大军班师后，沐 英率一部分军队留驻屯垦。由于安顺系进入云南的咽喉，自然成为驻 屯军主要集居地，这些来自安徽、湖南等地的明军，在安顺一待就是 六百余年。这六百年，屯军们依军队的十户、百户、千户的编制结寨 居住，像这云峰八寨，一个本寨，住的是千户长，其余分寨，则依首领 的姓氏，叫做雷寨、王寨……而且，至今在安顺刘官乡还保留着傅大将 军墓(据查只是傅友德的衣冠冢)。
本寨往往建在相对平坦的地方，当地称之为“坝”。本寨由若干
分寨拱卫着，也有少数分寨设立在险要的山口，大概那是少数民族出 入的要道。每个村寨都有坚固的寨墙和高大的寨门，经过六百多年的 风雨剥蚀，却依然不失其旧观。整个寨子的房屋都是用石头砌成的， 进入寨中宛若陷人石墙构成的迷宫，到处是枪眼和陷阱，即使摸到了 门，也是石头的，不仅打不开，而且会被两旁枪眼中的火枪射伤。不 过只要进了石头的堡垒，无论是古朴的石雕木雕，精美的垂花头，还 是门楣上刻着的家训，看着都是那么眼熟。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中原 建筑的石头版本。至于每个寨子里堂皇的祠堂，更说明了屯堡人对故 宗故土的深深眷恋。
今天的屯堡，最好看的除了身着明朝服饰的老妇人以及老墙老 屋，还有每逢过年才演的傩戏。傩戏是从原始的驱鬼逐疫的舞乐仪式 发展而来的一种古老剧种，中国内地已经几乎绝迹，但在西南地区却 大量留存。西南其他地区的傩戏，一般都属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带有 强烈的宗教色彩，不脱请神娱神目的，戏剧故事情节不强，即使有剧 情，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剧目，而安顺的傩戏(又称地戏)则不同，基 本上是讲史性的，几乎每个剧目都是一个历史故事或者历史传说故 事。从流传下来的安顺屯堡傩戏戏目来看，从《封神》、《东周列国志》 到反映元末明初朱元璋等英雄事迹的《英烈传》，大体上构成了从西 周到明朝的中国历史(仅仅缺反映元代的戏目）。比较特别的是，安顺 傩戏每个故事都讲得格外绵长而细致，一个戏一般得连演几天甚至整 个春节才能演完。我曾经看过一出《说岳》，仅仅康王（赵构）逃难过 江，就演了约个把小时。
傩戏的演员都要戴面具，安顺傩戏的面具不仅色彩丰富而且种类 繁复，有点类似于京剧的脸谱，从面具上不仅可以反映出各种行当(生 旦净丑)，而且表现出角色的身份。与多数西南少数民族傩戏面具不 同，安顺傩戏面具没有视孔，不可以从眼睛部位向外看，演员只能从 面具的底部观察外面的情形，无疑增加了演戏的难度。傩戏不用舞 台，找个场子，圈出块地方，锣一响，戏就开演了。唯一的演出预告就
是要提前在场子上一个髙高的杆子上挂出一面“帅旗”。看到“帅旗”， 四面八方的人就会赶来看戏。安顺傩戏没有什么乐器，只有一锣一 鼓，用来掌握节奏，但唱却非常地多，一人唱罢必有众人相和，一如现 在的川剧，好听煞人。只是演员在戏中的身份经常转换，一会儿是剧 里的角色，一会儿又变成了剧情的解说者，如果不仔细听，准会把你 弄糊涂的，这一点据说跟古希腊的戏剧有相似之处。难怪人们把安顺 的傩戏称为“戏剧活化石”。
严格讲来，傩戏的演员都是业佘的，但是肯定有师承。在演出过 程中，总能看到几个不上妆的老者从旁指指点点，无疑，这就是师傅 了。傩戏不用舞台，所以演出的时候剧内剧外有点不分，师傅往往过 分热情，指导具体而入微，有时甚至直接插到正在演的演员中纠正动 作，为演员扶好不慎弄歪了的面具，还不时地训斥几句。有的师傅指 导累了，就径自坐在扮演康王的演员身边，好像天下“二主共治”的样 子。傩戏的服饰虽然比京剧的行头差了许多，但也还称得上是铠甲鲜 明、衣冠楚楚，离远看，花花得令人眼晕。道具则刀、枪、剑、戟、斧、 钺、钩、叉样样俱全，只是样式、分量甚至尺寸上都比京剧差了些。安 顺傩戏的剧目基本上是武戏，不过真正的武打却不多。在《说岳》中 即使金兵杀到了眼前，双方也只是在兜圈子，实在非打不可了，也就 是比画两下。京剧中常见的跟头把式，在这里几乎找不见踪影。令人 不解的是无论文行武行，人人手中都必须拿一柄折扇，群体行进时， 扇子翻飞上下，使得“众将官”看上去好似在跳扇舞。
当然，我相信当年屯军们演的傩戏武打水平肯定会比现在高得 多，某些好手采用真刀实枪操练的可能也不是没有，或者说，今天的 演出水平并不能说明昨天。毕竟，我看到的安顺傩戏，已经是经过了 几十年停顿过后重新捡起的玩意，远远不足以再现它往日的光彩。安 顺傩戏令我不解的是，原本带有驱鬼逐疫性质的傩戏，本身更接近群 众性的社火与秧歌，其故事性情节性并不强，怎么到了屯军手里，就 变成了详细演绎历史的说唱艺术了呢？虽然，我们说安顺傩戏依然保
留着一些原始傩舞的形式，比如戴面具的舞蹈，比如每次演出前隆重 的开箱仪式，但是这些只是残存的傩舞的形式，而实质则已经跟中国 其他的戏种(包括京剧)一样，从娱神转变成了娱人。
在出黔的路上，望着那绵延起伏的山峦，感受着出了隧道就上栈 桥的铁路，我似乎有点明白了。自从屯军们进入并驻扎在这云贵的大 山里，实际上他们就跟自己的家乡或者说自己跟自己的文化隔绝了。 他们的首领也许还可以通过艰难的驿路获得某些零星的信息，而士兵 们则既不能指望驿站传递家书，又难以逃亡回乡，同时由于面前的少 数民族是他们所要防御的敌人，双方的文化差异又很大，所以基本没 有跟当地文化融合的可能。在没有尽头的岁月和守望中，除了听听一 代代渐渐模糊的故乡的传说，唯一与家乡、与自己的根和原来的文化 联系媒介的，也就剩下了随军带来的傩戏了。由于屯军大部分文化水 平不高，在一个无文又与外界隔绝的群体中，本来应该由文字负载的 传承本族历史文化的功能，不得不交由傩戏来承担。于是，傩戏开始 演故事演历史，所有在屯军来到此地以前的历史（除了不光彩的异族 统治时期以外)，均从最早一代的屯军的记忆里(他们在故乡时的耳濡 目染）以某种传奇式的形式融进了傩戏。这样，屯军的后代掺合傩戏 不仅能感觉到故乡的风情，而且了解了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由于从 那以后屯军的后代就基本上与世隔绝，后面的故事和历史就再也进入 不了傩戏的视野，安顺傩戏就这样一代又一代演绎着过去的故事。
岁月在异乡贫瘠的土地和温湿的气候中流逝，曾经矫健凶悍的屯 兵的后代渐渐成了地道的农民，过着和祖先大不一样的日子。微薄的 收人、困顿的生活、逐渐羸弱的身躯，使得他们除了残留的服饰、建筑 和戏剧之外，再也没有新鲜的来自故乡的给养。除了记忆，他们实际 上已经变成了大山里地道的土著。一年一年，冬去春来，在傩戏铿锵 的乐音声中，在跌宕雄浑的舞步里，他们顽强地保守着日渐萎缩的记 忆。当新的汉人陆续迁移到屯军驻扎的土地上，哪怕是屯军们的乡 人，也难以理解这些自称的南京人、凤阳人……他们之间也难以有“老
乡”的认同。孤独造就了独特。于是，以傩戏为中心的独特文化氛围，
将屯军的后代造就成了屯堡人 个自成体系的族群。屯军的后
代拥有的其实是一个只保存在他们记忆里实际已经消失的“故乡”。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屯堡人居然在21世纪的今天，依 然穿着六百年前的服饰，保留着祖先演傩的风习。乡音早改，却固执 地认为自己是南京人、凤阳人……他们有故乡却已是模糊了的故乡， 他们有根，但只是记忆中的根，讲史的傩戏虽然赋予他们“大汉族”的 自信，但在后来的汉人眼里，他们却更像是奇奇怪怪的异族人。
今天，屯堡的年轻人已经不再乐意穿着他们先人的服装，他们虽 然比我们这些旅游者更熟悉傩戏，甚至参与傩戏的演出，但在他们心 中，更向往的其实倒可能是我们这些旅游者所腻熟了的文化。随着屯 堡文化的面纱被揭开，傩戏也逐渐成为招揽游客的工具。当屯堡不再 孤独的时候，它也许就快要消失了。
三十六计海洛因
中国有半个多世纪没有正经八百地打过仗了，但兵法却异乎寻常 地热，只是那些侃兵法和听人侃兵法的人们，基本上与战争无关，只 是想着在商场或者官场上一施拳脚。但是奇怪的是，在这轮兵法热 中，正经的古代兵法典籍并没有多少人在意，在历史上可以称之为兵 法经典的“武经七书”中，只有《孙子兵法》还能被人们提及，反倒是那 个民国时期才见天日的地摊货《三十六计》，火得一塌糊涂。实际上， 人们在说《孙子兵法》的时候，不过在给《三十六计》作陪衬，有些人甚 至干脆认为《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是一回事，讲《孙子兵法》必须 讲《三十六计》。
严格来说，《三十六计》不能算是兵法，这个小册子1941年才在陕 西某县的一个地摊上露面，作者与年代均不详，据专家考证，很可能 是民国早期或者晚清的产物。需要说明的是，此书自问世以来，没有 对任何一场战争，哪怕是最小规模的宗族械斗产生过影响。自明末以 来，农民起义的领袖们，有照着《三国演义》和《水浒》打仗的，但在他 们那里从来没有《三十六计》的位置，更不用说那些官军的儒将们。三 十六计的语源出于“三十六策”，见于《南齐书?王敬则传》，南朝名将 王敬则讥讽南齐末帝东昏侯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后来民间 逐渐流传“三十六计，走为上”的俗语。实际上，这里的“三十六”，是 中国阴阳学说里的太阴数，属于民间常用的数字，王敬则不过顺口一 说，并非真的有三十六计或者策。有好事者将之铺衍成篇，每计以成 语冠名，配上杂凑的解说词，然后再嵌上《易经》卦辞，弄得很神秘，怎 么看都像是文人的游戏笔墨。
当然，如果仅仅是笔墨游戏，那么大家看了喜欢，哈哈一笑，倒也 无妨。可是《三十六计》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充斥全篇的阴谋气息。
三十六计篇名，不仅有围魏救赵、暗度陈仓、远交近攻、假途灭虢这样 跟古代战争有关的成语，而且有借刀杀人、趁火打劫、笑里藏刀、浑水 摸鱼之类绝对贬义的词语，还有美人计、连环计这样下作的诡计。人 们在追求谋略的时候，似乎所要学的就是无所顾忌的“坏招”，而《三 十六计》恰是这种坏招和诡道的赤裸裸的集大成者，在展示阴谋诡计 的时候，一点掩饰都没有。诚然，“兵者，诡道也”。但这个诡道主要 是指技术的层面。宏观的军事理论，从来都是要讲“道”的，得人心者 与否，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无所顾忌地一味 使坏，将诡计诈术进行到底，可能会有一时的效果，但真正的贏家却 往往不是这种面目，他们的谋略库里，一般都有些别的东西。而在基 本上不存在肉体消灭的所谓商战中，总是瞄着置人死地的损招坏招， 更是不能轻用。用诡计经商，除了逞一时之快、得一时之利之外，最 后祸害的是施用者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十六计》这种东西实 际上是一种充斥了诱惑力的毒品，一旦陷进去以后，就只能靠戕害自 身来打发时光，虽然有暂时的兴奋，但终归是摸着小鬼鼻子度日，离 死不远。
首先，商场和官场上的“战争”，是一种共处状态的所谓战争，事 实上谁也消灭不了谁，无论你有多大的能耐，都必须跟别人分享这个 世界。从前有人曾经幻想，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死光，只剩下一个漂 亮姑娘和一个卖大饼的。但如果卖大饼的存在，后面还得有磨面的， 磨面的后面还得有种麦子的，依此类推，最后还要演化出一个很多人 共存的世界。如果跟每一个对手的博弈都是零和格局，一个全得，一 个全失，将对手剥得干干净净，而你捞得满盆满罐，那么用不了多久， 你就会沦为孤家寡人，在商场上没有人敢跟你做生意，在官场你将成 为众矢之的。所以，现实是，你活别人也要活，大狗叫，小狗也要叫， 高明的竞争者，都明白要给对手留有余地，让你的对手也有利可图。 你的贏，只是比对手多占了一点先机或者便宜。商场上总是要保有更 多的长久的客户，交更多的生意上的朋友。行诡诈之术，一锤子买卖，
只有那些混不下去了或者安心坑人的人才干的，这种事情，连真正成 熟的黑道中人都不屑于为。对于正经的商家而言，诡计诈术如同诸葛 亮的空城计，实在万不得已，偶一为之也许勉强可以，用多了，不仅诚 信全失，而且容易让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源消失殆尽。事实上，历史证 明，一个热衷于诡道的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其次，我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除了自己之外，别人的智商都特别 地低，这是一种许多人都情不自禁地喜欢犯的毛病，一犯就身轻如燕， 自许甚高。可惜，事实恰恰相反，即使对于那些比较聪明的人来说， 也是如此。你聪明，别人也不笨，你能使诈，别人也能。你能用的东 西，别人照样可以请君入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往往沾沾自 喜玩了别人一把的时候，很可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玩了人，人家 报复起来很可能更加疯狂。更可虑者，如果专业就是骗人也就罢了， 如果不是，可以骗一次两次，总是骗，人家就把你归到骗子一类了。西 方有言道：你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某些人，可以在某些时间欺骗所有 人，但你不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在一个信息日益发达的世界， 随着我们国家跟世界的接轨，商业信息逐渐公开透明，那些打一枪换 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骗一个地方坑一个地方的“商家”，日子将越来 越不好过。同样，在官场上，如果以金、色相贿，上司没.有道理不欢喜， 但如果玩了空城计、美人计、苦肉计，比如把上司送上美人的床然后 用针孔摄像机录像，即使一时得计，日后的麻烦肯定少不了。即使没 有这么黑，如果老爰玩些拉拉打打、远交近攻、借刀杀人的把戏，一旦 名声出来了，估计上级领导也不会喜欢，因为他也担心说不定哪天被 你玩了。
最后，诡道不应该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游戏规则。如果任凭阴谋诡 计横行，那么最可怕的是毒化了整个社会的空气。轻则使人与人之间 的交往十分费力，成本奇高；见了美女就担心美人计，碰到交易，就担 心空城计(空手套白狼)，人家哭，说是苦肉计，人家笑，说是笑里藏刀； 你算计人，人算计你，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重则
导致社会变成狼的世界，人吃人，从骗与诈变成明火执仗的抢与杀。 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人，富的和穷的，将一同进入艰难时刻，谁也没 有好日子过。在20世纪20年代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盗匪横行，穷人 强者沦为匪盗，弱者填了沟壑，而那些有钱的华侨们，则把自己的住 宅盖成钢筋水泥、钢窗铁门的碉楼，住在里面跟蹲监狱一般，一有风 吹草动，就心惊肉跳。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有钱又有什么意思呢？ (现在广东的开平，碉楼还在，有心者可以一观。）
中国现在正面临一个转型时期，旧的规则已经瓦解，新的规则还 没有最终形成。游戏规则的混乱，裁判下场踢球，侥幸者有了太多的 侥幸，引得人们向往着新的侥幸。但是，混乱必须终止，转型不能拖 久，否则，已经富的将要变穷，穷的也无法变富，前景不是共同富裕， 而是共同赤贫。所以，已经侥幸的，不要再希图侥幸；没有侥幸的，也 不要幻想侥幸。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只有在规矩的社会里，人们才 都有希望，太平世界才是大家过好日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 不必把财产弄出国境，不需要担心不知什么时候落到头上的无妄之 灾；发财的路虽然可能没有什么捷径，但获得的财富绝对是踏实的， 有一分便是一分。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遗产，何必把眼睛只盯在 区区诡计上，说到底，诡计不过是些小把戏、小聪明。要想学点祖先 的智慧，我们有兵家的庙算、奇正之变，儒家的留有余地、中庸之道， 道家的以柔克刚、有为有不为，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有人说，中国传统的东西往往有成瘾性，好的东西如此，坏的东 西也如此。诡道之学就是一个，这是一种真正可以倾人身家的海洛因。
有关中国戏的一点涉外的往事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绝对是个知名度 非常高的名人。他的出名，半靠义和团，半靠赛金花，半靠德皇威廉 二世。没有义和团起事，大乱之中，德国驻华公使被杀，轮不到德国 人做八国联军总司令，没有德国皇帝的任命，瓦德西做不了司令，当 然，最要紧的，没有坊间流传的我们的名妓赛金花、赛二爷跟老瓦之 间那么些风流韵事，国人断不会翻来覆去那么多年总是炒那点陈年旧 事，从20世纪初八国联军打来，一直炒到30年代日本人打破门。害 得鲁迅临死前还愤愤然：怎么那个传说中跟瓦德西睡过的女人，居然 被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其实细说起来，这件事的余波还长得很，被 西方某些左派人士至今奉为旗手的江青，年轻时的一件大事就是跟人 争演赛金花，没争到，愤而革命，由此种下了后来众多演艺界人士遭 迫害的祸根。
很令国人扫兴的是，令我们如此兴奋的瓦赛公案，在瓦德西的日 记里，却一个字都没提，根本找不出哪怕任何一丁点他认识赛金花的 蛛丝马迹。写《孽海花》的上海文人曾朴，写《彩云曲》的清朝遗老樊 增祥，以及跟着起哄的冒广生、杨云史辈，不知听了会做何想？不过 还好，老瓦在日记里记了一次他在北京看京戏的经过，马马虎虎可以 算是一桩能引起好事者兴致的事情。那是1900年11月23日，瓦德西 实在扛不住一干北京商人的软磨硬泡，应邀去了一趟戏园子。那天演 的什么戏，谁的开场，谁的压轴，老瓦是一概不知（肯定有人给他解 说），一个字也没记，只记了他和随从被迎到雅座，桌上备有香槟和西 式糕点以及雪茄烟。显然，这是为瓦大人特意准备的，一般戏园子里 只有茶水、果子和瓜子，外加满天飞的手巾板。老瓦的嘴舒服了，但 耳朵却难受，在他看来，京剧的音乐分贝大得足以让石头软化，实在
令他受不了，一个半钟点之后，他和随从离开了戏园子，感慨道：“得 离苦海。”这期间，我们青衣的婉转歌喉，二丑的插科打诨，外加武生 的跟头把式，都不足以令瓦大人破颜一笑，虽然他注意到女角都是男 人扮的，却既没有欣赏“扮女人”，也没有惊讶“男人扮”(如果老瓦死 后有知，知道了中国人后来把他也编进了京剧《赛金花》里，在他看过 戏的戏园子里演，不知是会哭还是会笑）。
看来，老瓦毕竟是老了（其时已年过七旬），或者还加上文化的隔 膜，还有德国人的刻板，中国传统的风月场所与风韵佳事，都不足以 令此公食指动上一动。不过，比瓦德西早四十年来中国的另一位西方 武夫，英法联军法国军队的司令蒙托邦，却敏感得多。他在率军远征 中国途中，路过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被招待看中国戏（应 该不是京剧），虽然根本没明白演了什么，但他对“漂亮的女演员”却 十分着迷，特别欣赏人家“梳那乌黑秀发的优美姿势”。扫兴的是，陪 同他看戏的英国人，马上就告诉了他，“漂亮的女演员”其实是男人。 那么，所谓“乌黑的秀发”，也不过是假发了。蒙托邦后来进入中国之 后，没有看戏的机会，开始是战事紧张，后来仗打差不多了，他的军队 恰在进入北京城之前，就抢了圆明园，同时由于清政府妥协得足够迅 速也足够充分，进占北京没有多久，就撤到天津摆摊出售圆明园的宝 贝了，没有给北京人留太多的机会请他们欣赏京剧，无从领略肯定是 更漂亮的男人扮的女人。
瓦德西和蒙托邦都是侵略者，而且是给中国人造成最大伤害的两 次侵略战争的指挥官，蒙托邦还因为八里桥一战（此役令作为清朝战 略预备队的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损失殆尽），被拿破仑三世封为八里 桥伯爵。两个都是欧洲的武夫，却也是欧洲文化熏出来的“绅士”，他 们在中国做的坏事不用说，罄竹难书，但跟中国戏剧的邂逅，能恰如 其分地折射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在蒙托邦来华的时代，这些来 自欧洲的人对于神秘的东方，还多少有点猎奇的心理，画着脸谱、男 扮女装的中国戏剧还能给他们一点新奇的刺激，可是到了四十年以
后，面对更加地道、更为华丽好看的中国戏，那个来自普鲁士的将军， 却只有厌烦的份儿了。两人表现虽然各异，但骨子里对他们所入侵国 度的文化的轻慢却是并无二致。1860年的英法联军在抢劫圆明园的 时候，随意砸掉价值连城的瓷器，撕毁珍稀的字画，把《永乐大典》用 来垫马槽；1900年的八国联军兴之所至，就用大炮轰击北京的古刹，用 善本书当手纸。这一切，两位司令官都没有亲手参与，但从二人对中 国戏的态度来看，这一切的发生，一点都不奇怪。中国的东西，大概 只有金银珠宝可以用来填充西方财富宝库的材料，其他的，成住坏灭， 全不在他们心上。
西方的武夫，本来就是来征服“落后民族”的，有若干文化上的傲 慢，倒也不奇怪，有意思的是，从1860年到1900年，中国人对西方的态 度也发生了变化。我们这个善于编故事演戏的民族，1860年的故事是 有关女人的，那是一个弱女子冯婉贞组织猎户打败侵略军的故事。故 事里冯婉贞挥刀上阵，大呼小叫，而且深谋远虑，坚持近战肉搏，最终 杀得鬼子落荒而逃。而1900年的故事主角依旧是女人，但已经变成 了赛金花用自己的身体取悦瓦德西，换取了北京满城百姓的平安。其 实不管当年的普鲁士武夫有没有浅斟低唱的雅致，能否领略赛金花吴 侬软语的风情，也无论赛金花是否真的住进了作为瓦德西司令部的仪 鸾殿，有没有可能在仪鸾殿着火的时候，被瓦德西抱出来，到了这步 田地，国人对付洋人的态度，已经在向软的方面下工夫了。从冯婉贞 近敌肉搏，使鬼子“枪炮终不得发”的中国功夫，变成了同样贴身距离 的床上功夫，只是一种象征，一种国人最终对洋人服软的象征。服软 之后，就施展软功，而1900年11月23日那邀请瓦德西去看戏之举，其 实就是这种软功夫的一种，还有就是北京市民一批又一批给占领军送 来的“万民伞”。一个比瓦德西晚一些来中国的西方人写道，中国人 对自己文化上的软功夫相当自信，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磨软了蒙古人， 又磨软了满洲人，现在又开始磨西方人了。
进人民国之后，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京剧终于逐渐开始为西方
人所接受了，特别是在那个由于懂外语，当年跟瓦德西的军队做过生 意的齐如山投身京剧改革之后，京剧随着梅兰芳的轻歌曼舞走出了国 门，男人扮女人，征服了欧美，于是梅兰芳成了“博士”，而京剧成了Peking Opera(北京歌剧）。眼下，不少西方人已经不满足于《三岔口》与 《挑滑车》的打斗，开始欣赏京剧的做唱念白，一拨又一拨的老外，赶 着来学京剧，荒腔走板者众，字正腔圆者稀，但认真倒是蛮认真的，有 好事者还创造了英语京剧，有腔有调，就是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也 听不懂。
不过，这一切，跟当年的软功夫，其实都没有关系。
戏里的战争不让女人走开
英国“二战”的英雄蒙哥马利，1961年访问中国，在河南洛阳见识 了豫剧，不过演的是《穆桂英挂帅》。看完之后，蒙哥马利说，这出戏 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陪同人员解释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 群众很爱看。蒙哥马利回答道：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 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据曾经以谍报工作闻名 的中国外交官熊向晖回忆）。蒙哥马利虽然活到了现代，领教过西方 战后文化的前卫与颓废，但毕竟是个老派的军人，而且是老派的英国 军人，无论如何也难以领会中国戏剧的“女性主义”风情，想不通女人 为什么要“挂帅”。
其实，蒙哥马利尽管老派，却不可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在他 当年率领的英国军队里，就存在着大量的担任后勤、救护和通信的女 兵，他只是不能理解女人做元帅而已。但是在我们戏文故事里所描绘 的中国古代，军队里是不大可能有女人的（大诗人杜甫说过，“妇人在 军中，军气恐不扬”，有禁忌在）。商代的商王的妃子妇好，据说带过 兵打过仗，一把用过的大斧几十斤重，但那是三代的古事，秦汉以后 这种事似乎就没有了。木兰从军的传说，是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的事 情，严格地说，是“可汗大点兵”点出来的，跟汉人没什么关系。相反， 倒是欧洲人曾经有过女人挂帅的事，圣女贞德的历史，距蒙哥马利其 实也不算远，虽然那是法国人的事，想必英国人也都知道，因为贞德 打的就是英国人，而且最后是被英国人当女巫杀掉的。
然而，奇怪的是，中国军队里没女人，在中国人的戏文里，偏多女 人打仗，甚至挂帅的故事。这些故事最妙的地方是，往往是男人打不 过女人，连夫妻之间都如此。以杨家将故事为例，赫赫有名的杨六郎 的儿子杨宗保，打不过一个山寨的女子穆桂英，被逼着，半推半就做
了上门女婿，中间经过了一些曲折，最后当然是杨家捡了便宜，大宋 王朝多了个能征善战的女元帅。不服不行，这种故事居然会往前复 制，据说杨六郎的爹杨老令公杨业，跟他孙子一个命，也是打不过佘 太君，才上门的，佘太君虽然在年轻的时候没机会上前线，但老了，却 来了个“百岁挂帅”，领着十二个寡妇出征了。
无独有偶，类似的戏曲故事还有很多。比如薛丁山（传说中薛仁 贵的儿子）和樊梨花的故事，北宋大将高怀德之子高俊保与女寨主刘 金定的故事等，大体上都是一个模子，靓男俊女，男的打不过女的，被 女人抓到床上，然后靠老婆打胜仗，挣功名。最可笑的是，著名的秦 香莲和陈世美离婚事件，也有好事者把它改成这样了：秦香莲当闻之 被陈世美甩了之后，没有哭哭啼啼去找包拯，而是一咬牙一踩脚，上 山学了一身武艺，然后去投军，建功立业，当了元帅，这回轮到陈世美 来求着她了，幸亏此戏陈世美的角色是文官，没法夫妻对打，如果打 的话，陈世美连人家一个指头都当不起，戏的结尾，跟所有类似的戏 一样，都是夫妻乱哄哄的大团圆。
最耐人寻味的是，我们上面讲的种种古代“野蛮女友”，或者女元 帅的戏剧，几乎都是晚清以后的产品，在清朝中叶之前，人们的想象 力好像很是不够，编不出这么多男女之间床笫之外的枪棒逸事来。然 而，我们知道，那个时代，是男人打仗根本不用女人的年月，除了鸦片 战争时的清军将领杨芳，用过女人用过的马桶，义和团的勇士，用过 金刀圣母、黄莲圣母之类的活的“女神”之外，女人基本上跟战争无 关。但?不幸的是，那也是个中国的男人打败仗的时代，一个败仗跟着 一个败仗，败得旁边观阵的文人们不好意思了，于是编出一个又一个 女人出征外夷而且战而胜之的故事，过过干瘾，装装门面。当然，也 有细心人看出来破绽——女人还缠着足，怎么可能上阵，于是乎，大 家一起来呼吁女人放足，发起“不缠足运动”。后世弄不明白，还以为 那么早中国就有了妇女解放的先驱，于是写文章研究啊，歌颂啊，没 完没了。
望女人的话，中国的确就没有真的男人了。
中国的事，演戏只当它演戏就是，要紧的是，现实生活别跟演戏 似的就好。
倒霉与王帽子
在1931年梅贻琦接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前，清华在一年之内，接连 发生了三起倒校长的风波，罗家伦、乔万选和吴南轩先后被师生倒掉 轰走。可是自梅出掌清华之后，“倒风”遂止，梅一直在校长位置上安 安稳稳地坐到了江山易色之时。梅自己对此解释说，这是因为没有人 愿意倒霉(梅)。其实，这只是玩笑而已，倒是梅贻琦的另一个说法，道
十五年举行的公祝会上，为答谢大家对他的赞扬，梅贻琦说，京剧有 一个角色叫“王帽子”(饰帝王的),一出场总是前呼后拥，煞有介事，但 戏的真正主角却不是坐在中间的王帽子，看戏的也不要听他唱，他有 幸搭在一个好班子里，人家对这台戏叫好，他自然也“与有荣焉”。
实际上，正是梅贻琦充分尊重清华的教授治校传统，才成就了清 华和他的英名。当年，清华实行的是“党国”所不容的土制度，由全校 教授和副教授组成的教授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教授选出的 评议员和校行政首长共同组成的评议会，作为教授会的常务机关，负 责学校的重大事务的决策。作为一个国立大学的校长，原本完全可以 不承认这个制度，甚至将它摧毁。但梅贻琦却一改前任之所为，不仅 尊重这个制度，而且使之效用发挥到极致。事实上，如果没有梅贻琦 居内调解弥缝，对外抵抗政府的行政压力，招徕国内外一流人才，清 华的教授治校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就算维持下去，也不可能发挥效 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梅贻琦这个“王帽子”的角色，扮演的是清华真 正的“无冕之王”。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无冕之王，清华才真的从一介 籍籍无名的留美预备学校，变成一所世界知名大学。
曾经有过的高教大跃进
大跃进是国人在20世纪继义和团之后，鼓捣出来的又一件震惊 世界的大事。就当时而言，的确是充分地发挥了国人敢想敢干的创造 精神，人们说话做事的胆量，似乎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来就没这么 大过。大跃进很热闹，内容也挺多，人们一般记得比较牢的是人民公 社，大炼钢铁，亩产万斤乃至几十上百万斤，公共食堂加吃饭不要钱。 高校的大跃进，人们回想起来，似乎也就是搭炉子炼钢，上街轰麻雀。 其实，在那时，有关高等教育自身的跃进也是同样不让他人专美于前， 跟土高炉炼钢铁一样，同样充满了刺激和荒诞。
1958年夏天，在中国土地上，突然之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大学，仅仅 比后来的土高炉少一点。始终走，不，狂奔在全国前面的河南省，先是 一个地区办 >个大学，后来一个县一个，一个公社一个。那个被伟人称 赞，说是跃进规划像一首诗的河北徐水县，不仅办起了一个拥有12个 系的综合大学，而且县下每个公社都有一个红专大学。这种大学是怎 么办的呢？徐水，还有山西平遥的综合大学，是把原来县里的中学挂上 大学的牌子，中学的老师变教授，再配上些老农，算是土专家，教室原 封不动，只是原来的教研组变成了系。比起县里的大学，公社更有热闹 看，当时河南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红专综合大学是上过报的典型，不可 不专门介绍。卫星公社的这个大学有10个系，共有学员529人，这10 个系分别是：政治系，主要学习党的政策和基本知识；工业系，学习炼 钢铁、机械和电气，学生主要集中在工业区（炼钢铁的土高炉所在）和 拖拉机站；农业系，学习农业基本知识，怎么种高产作物；财会系，学习 财务管理；文艺系，学习歌曲、戏剧、音乐，自编自演，在学习之余，要上 田头演出；卫生系，学习卫生保健和防疫以及接生知识；科学技术研究 系，学习气象、土壤、作物栽培、病虫害防治、品种杂交，据说经常搞一
些震惊中外的试验；林业系，学习苗圃管理、果木杂交；文化系，所有各 系的人员都是文化系的学员，按照各自的程度分为高小、初中班，大概 专门为红专大学的学员补习文化课的；政法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政 法文件，据说是专门培养各个生产队公安干部的。
这个大学的校舍，就是社员腾出来的民房，学生都是各个生产队 选拔出来成分好、觉悟高的青年，教授（原话如此）按他们的话来说是 土洋结合，土的教授可能连字都不识几个，但是群众推举出来的能人， 所谓的洋教授，就是原来的小学教师。上课，土教授有讲不出来的时 候，那就由洋教授讲，土教授在旁边操作，叫做土洋结合。这个大学 据报道还很有成绩，工业系的不少人学会了开拖拉机、锅驼机。文艺 系的编了很多快板、快书、相声和戏剧，什么“排山倒海”、“幸福灯”、 “姑娘们的心”、“跃进老大娘”等，政治系的当然错不了，学会了怎么 “拔白旗”（大跃进时的术语，指批判或者扫除对跃进有抵触情绪的人 和事）。最为显赫的是科学技术研究系，人家打破书本教条，一亩芝 麻上一百斤化肥（极限是三十斤），据说亩产达到一千多斤（对芝麻而 言，相当于稻米的亩产万斤），而且还搞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嫁接，比如 槐草接在稻子上、红芋接在南瓜上、蓖麻接在芝麻上等。 ■
农村的土大学如此，城里的洋大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著名的武 汉大学，跃进不让他校，物理系1958年猛然由原来的三个专业，增加 到九个专业，有的新专业连一个教师都没有，就找来某个出身好又特 别红的学生当教研组长（当时学习好是要被批判的），教师没有先空 着，有的专业连名称都没有弄清楚，就“先办起来再说”。
那时候甚至连正规大学的科研成果，都跟土大学非常相似，多快 好省，既攀高峰，又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就有多大产。北京大学中文 系一群学生（加上青年教师），花了仅三十五天，就写出一部七十八万 字的《中国文学史》。据报道，著名学者王瑶等写两年都没有写出来， 意思这些学生和青年教师比王瑶强二十倍不止。生物系四十天编出 一本《河北省植物志》。同样据报道，说是法国大科学家拉马克编跟
河北差不多大的法国的植物志，用了十多年，意思他们比拉马克强一 百倍不止。北大放了卫星，其他学校当然也不甘落后，北师大编出了 一百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比着放卫星的味道出来了），还编了一百 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和《苏联文学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 弄出了一部一百多万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据说，这部书加进 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下限写到1958年，把大炼钢铁都写进去了。 新闻系写出了《中国军事报刊史》、《中国出版事业史》、《中国广播事 业史》。清华大学几个月内，编出各种教材与专著九十五部，其中《水 工概论》、《农田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测量》、《工程水文学》、《水工量 测及模型试验》是十天工夫就写出来的。最了不起要属武汉大学物理 系，人家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要在短时间内破除“旧”的物理体系， 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所有定理、公式一扫而光，在几周内“建立世 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独特风格的新物理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这期间， 由学生参与产生出来的本量“科研论文”，也陆续地发在了今天仍列 在“核心期刊”名录上的学术刊物上（其实，即使今天各高校写校史的 时候，统计成果也未必就把这些货色剔出去了），用今天的话来说，科 研成果的数量实现了飞跃。
历史是面镜子，时常可以从里面照见我们现在的自己。如果看了 四十多年前的高教大跃进的种种感到荒唐的话，那么想想今天我们的 所作所为，其实没有什么资格嘲笑我们的前辈。当年徐水和平遥把中 学升格办大学，和我们今天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本科竞相办“研 究性大学”（大家的升级，也就是有关领导一句话的事），其实也就是 五十步、一百步的区别。如果说，当年武汉大学用学生当教研组长， 跟遂平卫星公社社办大学土洋“教授”并举，是五十步、一百步的话， 那么，今天我们有不少大学只有一个学过法学的本科生敢办法学院， 没有一个计算机人才能办计算机专业，跟卫星公社大学比，顶多也就 是四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今天由南京大学首创、研究生必须交出在 核心刊物上的N篇（因各校规定不同）论文才能毕业的做法，本质上
跟当年发动学生群众著书写论文没什么不同，无非是催生本校的成果 数量。效果也差不多，都激化了科研生产的粗制滥造（今天还有一个 副产品：催化了学术期刊的腐败，产生了大量有偿稿件）。
当年的武汉大学在大跃进过后，检讨自己的跃进的时候说，“在 这种战线长、任务重、指标高、要求急的情况下，只得采取一压（批评、 加压力），二抄（写论文时东抄西抄），三挤(挤数字）的办法”。而我们 今天的高校，尤其是重点大学，动静其实比当年还大，竞相上专业、补 学科，办学院（缺人文的补人文，缺理工的补理工），合并超级大校，争 一级学科，争博士点，争基地，进211，上项目（人文社科的课题都越做 越大，越来越无病呻吟，资金上亿），各种名目的评比，有资格的则定 出进人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目标。这一连串越来越急的大动作，怎么 说都摆不脱“战线长、任务重、指标高、要求急”的影子。各个学校用 量化管理、物质甚至职业杠杆压出来的科研成果，有多少是抄的，只 有天知道，即使不抄，有多少是低水平重复，更是只有天知道。说到 底，各个学校的科研成果数字，还是少不了“挤”的因素。只有一点是 跟前辈们有所不同的，就是现在的大跃进极大地催化了学术的腐败。 这种腐败，甚至不是指前段时间炒得很热的抄袭事件，而是直接和间 接的权钱交易。这种交易，已经飞速跃进到了赤裸裸的地步。
自从世界进入现代化（或者说西化）的发展语境以来，处在后面 的学了一阵前面的之后，就想着怎么赶上和超越，这是人之常情，其 实没什么不对，至少可以理解。只是幻想通过某种特别的方式（比如 发动群众），跨过必要的发展过程，一下子挤到前面去，多少有点做梦 的味道。尤其对于一个让别人落得比较远，差距过于大的国家，定出 这种豪迈的计划，做出迈大步之状，则难免让外面的人感觉局中人像 是发了疯。老百姓讲话，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世界上有人发疯， 其实没什么奇怪，只是发得太大：形成了风潮和运动，就奇怪了，更何 况同样的疯要发两次（也可能是N次），则未免骇人听闻了。从前是 大跃进，现在是“跨越式发展”，至少从形式上看，其白日梦的混沌和
疯狂程度其实是一样的。
然而，不一样的地方也挺多，除了愈演愈烈的学术腐败之外，最 大的不同是，其实大多数身在其中的人都知道自己实际上在干什么。 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学校跟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私下里把争基地、上 项目的活动称为“编故事骗钱”，内容怎么样没人在意，只要故事编好 了，基地呀，博士点呀，项目呀就来了，当然钱也就来了。在他们看来， 如果你不争，别人也会争，中国一流的大学不争，好事就全让二流三 流的拿去了，与其人家上还不如我们上，钱与其让王八蛋糟践，不如 我们糟践。大家全都心知肚明，清醒得到了南极冰川上，却不约而同 地较着劲干着当年昏热状态下才干的大跃进。
说穿了，奥秘在于，凡是大跃进，就容易产生数字式的繁荣，面上 看起来特有光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容易出政绩，就像大炼钢铁 可以使极度落后的中国几个月就凭借遍地开花的土高炉，生产出几千 万吨钢铁（尽管大部分都成了废物，堆在田间），实现了超英赶美一样， 过去和现在的高校大跃进也可以实现规模的迅速扩张，科研成果的极 度增长。我们可以合并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可以生产出世界上 最多的博士，甚至可以炮制出世界上最多的科研论文。跟当年的领导 人一度误把这种虚假的繁荣当真实不同，我们现在的局中人，从头到 尾，所要的就是这种虚假的繁荣，因为不仅领导者面上好看，而且在 这繁荣的背后，有着实实在在的利益。当年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言 道，死后管他洪水涛天3今天人们想到，下一任管他天塌地陷。美籍 华人学者黄仁宇说中国总是不能实现数目字上的管理，但却想不到， 他们其实是可以实现数目字上的繁荣的。老百姓讲话，数字出官。
一个伟人说过，历史常常重复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笑 剧。信夫！
(本文有关高校大跃进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当年的《人民日报》和
新华社的《内部参考》）
教育改革视野下的乡村世界一由新政谈起
中国的教育改革，大概“科学”一点是要从1905年的新政算起的。 如果像我们现在的大学给自己找历史一样，硬要再往前推，那么九品 中正制下的学校变成科举制下的学校要算一次，察举制下的学校变成 中正制下的学校也要算一次，秦朝的“以吏为师”到西汉设立博士子 弟员，似乎也是一次，最后，孔老夫子办私学当然也要算。我这么算 其实没有给改革拉一个显赫祖先的意思，眼下是21世纪，不是康有为 变法的年代，断没有必要将大成至圣文宣皇帝的鼻子涂红，拉来撑台。 没办法，如果按“改革”这个思路，那么孔夫子在民间办班讲学，而且 规模庞大——弟子三千，就是对原来的贵族公学体制的改革，而且是 幅度很大的改革。只是自孔子以后的教育改革，虽然各自形式上的差 异都挺大，但味道其实都差不多——学而优则仕。也就是说，我们过 去的教育体系，或暗或明地都是跟选官制度捆绑在一起，以至于到了 明清之际，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和学校已经分不出彼此了，老百姓“进 学”就等于迈进了预备官员队伍的门檻，所以穷酸的范进进学回家， 老丈人胡屠户要拎串大肠和一瓶酒来看他。
但是，1905年的改革，尽管主导者心里未必全然清楚，但改革的实 质，却是要彻底泼掉“学而优则仕”这个千年老汤，在中国建立西方导向 的现代学校体系。所以，这次改革，才真正算我们摸到现代门槛以后历 次改革的始祖，当然也就对后面的改革一直存有某种恒久价值和意义。
教育改革是新政的大动作，跟教育改革相比，其他如行政改革、 司法改革，甚至立宪预备，还都是上面热闹底下冷，哪个也不及教育 改革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连农村的三家村私塾，都感受到了震动。
众所周知，清朝的科举制是跟学校制度捆绑在一起的，其密切程 度到了连当时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两个东西的地步。然而，
悲剧也就此发生了，明明是改革教育，却拿选官制度开刀，以废科举 作为兴学堂的前提。其中暗含的意思就是，兴学堂必须废科举，学堂 之兴起，所取代的是科举制度。实际上，当时的教育改革，真正需要 出现兴替的，只是从国子监到各个府、州、县的官学以及部分书院和 社学之类的私学，与新兴的学堂系统之间的事情。
废科举对于主持变革的政府来说，危害是致命的。科举制从它诞 生那天起，对中国政治就起着三种作用：一是作为士人与王朝之间的 纽带和管道，即何炳棣先生所谓的上升的阶梯。一方面通过考试的方 式将优秀的人才都吸纳到官僚体系中来，一方面使大部分的读书人连 接在了朝廷的战车上，让他们围着科考的指挥棒转，等于是围着中央 政府在转。以明清为例，王朝除了官僚的金字塔之外，还通过科举制 度建构了一个从进士、举人、生员再到最底层的童生的更大的金字塔。 跟传统社会的别的结构相比，这个金字塔拥有最一致的价值导向和无 与伦比的向心力。二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灌输的渠道，将官方对儒家 的标准解释，以考试标准而用程序的形式贯彻下去（显然，官方意识 形态的内容是什么并不重要）。三是维护上层文化的同一性。通过定 期的考试，使得地域和文化差异如此巨大的不同地区的文化人，产生 强制性的交流，而不至于因彼此的隔绝而出现文字表达上的变异。这 种变异，无疑是分裂的迹象和征兆。不言而喻，科举制的三种功能， 对于王朝政治的维系以及遏止地方主义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许倬云先生将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称之为中国文化的三原色之一， 显然是有道理的。
新兴的学堂系统，主要是面向社会的，它一方面通过基础教育提 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通过大学和各种专门学校，为社会培养 各种各样的人才，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专门技术人才，也只能通过 学校的途径来生产。学校教育，其结构只能是多元的，不可能由中央 政府一家操办。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学堂所体现的品格，与 科举制恰恰是相反的，实际上不能用新式的学校体制来取代科举制。
然而，在新政中，我们却看到了一幅十分怪异的图画，无论改革的推 行者，还是原来依附在科举制金字塔上的读书人，其中大多数人的意 识中，学堂变成了科举当之无愧的替代物。一边是政府忙不迭地授予 那些学堂的优秀毕业生（留学生）以相应的贡生、举人和进士头衔，以 至于冒出了 “牙科进士”、“农科举人”这样不伦不类的名目。一边则 是全国的读书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学生相当于进士，中学生相当于 举人，小学生相当于秀才。
这种比附，极大地消解了这场教育改革的阻力，尤其是来自下层 的阻力。在科举时代，秀才每三年考一次，各省的名额有限，从少的 753(贵州）到多的2845(直隶）不等，太平天国变乱之后虽然有所增加， 但多的也不过加了几百个（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 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86页）每次考试，县、府、院三场大考， 不考煳了也得脱层皮。中个举人就更难，有的地方一个县多少年也出 不了一个举人，别个不讲，单说以译介西学闻名的严复，自打英国回国 以后就张罗考举人，一连考了几十年也没考上。现在可好了，只要有 点钱，似乎就可以实现过去难以实现的科场梦了。所以，童生们一窝 蜂地拥进了小学，秀才们则进了中学，举人进士则张罗着进大学或者 出国留学（当然也有明白人“越级”）。大家突然之间，都升了一级。
改革的阻力虽然消解了，但农村社会却因此而陷入了混乱。以私 塾为代表的旧式乡村教育，遭遇到了灭顶之灾，因私塾垮台而引发的 一系列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毫无疑义，私塾赖以存在的导向是科举制，没有了科举制，私塾 存在的合法性就要大打折扣。教育改革如此快地推行，不仅私塾在导 向上迅速丧失意义，而且逐渐地不仅拉走了私塾的学生，甚至拉走了 私塾的教师。从此以后，私塾教育一落千丈，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
在那个时候，私塾教育是一种相当普及的教育，它的成本很低， 只要有个房子，有个桌子，再有个三家村学究就可以开办（学生用的 桌椅都可以让他们自带）。农民家的男孩子，只要还有口饭吃，往往
都会被家长送到私塾里去学两年，认识几个字。因为费用极低，一点 米，一条干肉(标准的束脩）或是别的什么都可以（事实上，农村里的 教书先生仅靠教书是养活不了自己和家人的，他们往往还要种地糊 口）。农村的私塾虽然有许多层次，乡绅的家塾师资和条件都比较好， 强宗大族的族学，条件也不错，但更普及的却往往是那些根本不起眼 的，由三家村学究主持的乡塾。事实上，那时农村的私塾教育，至少 是那些最低档最普及的私塾，其功能和导向存在相当程度的分离，私 塾的功能当然首先是把个别的农村孩子教成读书人，其中只有极个别 中的极个别分子可能进人科举的程序，但是其次，或者说是主要的功 能则是教众多的农家子弟认识几个字，有的还教一点珠算，好让他们 能记个账、看懂文契和官府的文告。除了这两种显而易见的功能外， 私塾实际上还存在着第三种功能。这第三种功能是与传统农村的生 活状况紧密相连的。我们都说，传统的农村是一个礼俗社会，礼俗既 是农村日常活动，也是农村人的基本行为准则。但是，无论是婚丧嫁 娶的各种礼仪，还是年节庆典的各色风俗活动，都离不幵知书达理的 读书人参与其间，既要主持喊礼，又要从事各种文字事务。显然，这 种文字和礼仪的传承，都要靠私塾这种旧教育，新学堂是不沾边的。 从表面上看，这种文字和礼仪的传承，对生活并没有特别紧要的关系， 实际则不然，农村人不仅日常调解和叙事话语要依赖它，而且乡村组 织的活动、农村人的风俗行为没了它也无法正常运转。
新政教育改革的结果，不仅是吸走了乡村的精英（新教育与旧教 育不同，需要师资和设备，学堂办得好的，只能在城市，改革的暗示非 常清楚，只有走出去，才会有出息，走得越远，出息越大，最好是到欧 美留学），而且无可挽回地毁掉了乡村的教育。
问题是，尽管新政的改革力度不能说不大，虽然说先进的中国人 学西方也学了几十年，洋人也进来了几十年（主要是洋教士），但当时 的中国农村，却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农村，有的地方是刀耕火种，有的 地方是牛耕人种，跟西方人没有来之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传统的农
村，没了传统的读书人，就等于没有了乡村文化的灵魂，而没有了私 塾，传统的读书人也就没了传承的渠道，终有一天会有油尽灯枯的时 候。其实，用不着等到那一天，自新政以后，农村的社会生态就已经开 始被破坏了。这种破坏，并不止于旧教育毁去、新教育不来，而是农村 礼俗社会规则和行为方式的紊乱，农村逐渐丧失了原有的调节机制， 无法完成固有的循环和运转。民国以来，虽然乡村的风俗还在延续， 但灵魂却已丧失，日见凌乱和无文，乡村的组织，从宗族到乡社，无不 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国的农村至少在文化层次上，已经陷入了现代 化变革的深渊。20世纪30年代许多有志之士从事的乡村改良试验， 往往从乡学的建设人手，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只 是，他们的努力无法使这个已经扭曲变形而且残破的乡村世界复原。
J1千年来，中国经历过多次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也经历过无数次 的战乱和破坏，农村总是保持着自己的弹性，往往能够很快地从破坏 中恢复，在变化中适应，其强大的组织力和整合力，不能不归功于乡 村世界独特的文化状态，那种大传统小传统水乳交融的结构，那耕读 难分的传统，那生生不息的礼俗传承。在中国农村，绅士和农夫没有 截然不可逾越的界线，上层文化也难以离开下层文化而独自生存，反 之亦然。中国的现代化也许是必然的，但这种大规模异质文化输入背 景下的现代化，似乎必定要导致中国乡村文化的破败。从某种意义上 说，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的属性是城市，而东方则是乡村，城 市必然要吞噬乡村。
新政已经过去了将近百年，但当年教育改革的过程却并没有因江 山的易代而中止它的步伐，西式的教育，从开始的不伦不类逐渐变得 有模有样，但是教育的每一次进步，往往都以损害农村为代价，只有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用政治强力想使其逆转，然而，却戏剧性地付出 了整个国家倒退的巨大代价。
也许，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消灭农民，像美国一样，只有农 场主，没有农民。可是，在中国，行得通吗？
神经过敏的“经济特科”考试
在清朝历史上，举行过三次特科考试，前两次是所谓的“博学鸿 词”，发生在康乾时代，说是收揽不善八股的博学之士，其实无非是对 汉人士子，尤其是对那些对清朝满人统治还不太帖服的士子，来点收 买和诱惑，在选官制度本身，实际上是种点缀。最后一次，是“经济特 科”，是清末改革时期的产物，本意是要选拔一些懂点西学或者治国 强兵非常之术的人才，来救急的，其本身也蕴涵着选官制度的进一步 变革。可是，做点缀的，搞得热热闹闹，所取之士一时也洋洋大观；而 救急的，却虎头蛇尾，草草收场。
开经济特科的主意，是百日维新前夕的1897年，由时任贵州学政 的严修提出来的。严修是当时的改革派人士，骨子里跟康、梁没什么 区别，只是对教育救国更加热衷，由于对变法的政治操作卷入不深， 政变后赋闲，没有受到惩罚，后来成为南开的创办者。这里，“经济” 的概念，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某一种，“经国济世”的意思，非后来从日 本转口的“经济”(economic)，但已经开始有点接近了。可是，经济特科 的提议，由于维新变法命太短，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就胎死腹中，一直 等到闹出了庚子国变，逃到西安吃羊肉泡馍的西太后终于想明白了， 原来洋人并不在乎中国的统治者是谁，为雄是雌，反过来打算再搞新 政时，才重新提上日程的。
经济特科非一般的常科考试(即一般所谓的会试)，应试者需有中 央和地方大员的保荐，条件相当苛刻，一般都要有点擅长西学的名声， 至少，得像杨守敬那样，精通地理之类的“实学”（杨也在保荐名单之 内），按当时人们的认识，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经济之才。由于大 乱之后，朝廷有心改革，而且经济特科，实际上是改革的第一步，所以， 朝野上下，虽说戊戌变法被镇压、庚子之变受打击的改革势力佘痛未
消，义和团时代，懂西学的人被当二毛子追杀的余悸尚在，但还是有 人对此表示了相当的热情，几十上百的曾经留过学或者喜欢格致之术 的人士被“挖掘” 了出来。自1902 _ 11月朝廷下诏要求重开特科以 来，陆续有370余人被保荐出来，准备应试。
然而，考试前夕发生的两个案件，却给考试蒙上了阴影。一个是 苏报案，一个是沈荩案，两个案件都牵扯到革命党人，牵扯到革命党 人颠覆清朝政府的宣传鼓动。而革命党人，在朝中的某些人看来，往 往跟西方和西学有种模模糊糊又难解难分的关系。沈草给杖毙了，但 章太炎和邹容，却在租界的庇护下还活着，引渡苏报案的涉案人员， 未能如愿；杖毙沈荩，居然还引起了西方的阵阵饶舌，这一切，都令西 太后不舒服，让朝中大臣义愤填膺。在刚刚过去的岁月里，朝廷进入 了倒退的轨道，不仅力主学习西方的改革者成了颠覆国家的罪犯，就 是那些稍微懂点洋务的大臣，只要在义和团兴起的时候还待在北京， 也有性命之忧。戊戌之后的开倒车，开得国家大乱，两宫西奔，事过 之后，虽然西太后的脑筋有点转过弯来了，但朝中大批头脑冬烘的人 并没有那么轻易地放弃成见。对他们而言，对洋人妥协是一回事，但 对本国人，还是要严防西方思想的“和平演变”，在他们眼里，凡是通 西学的人，大多思想不稳，有不轨的嫌疑，而预备参加经济特科考试 的人们，恰是这些人的大集中。于是乎，一时间，京城上下，谣言四起， 说这些应试者里，有大量的革命党。有些人本来就心有余悸，在这种 情况下，干脆就不来应试了。
当时的清朝政府，改革派非死即逃，剩下的也基本上遁入上海租 界或者在乡野里做严子陵，热心变革的只是一些通晓时事的务实派， 像张之洞、袁世凯这样的人。顽固派虽然受到惩办祸首的打击，但毕 竟人数众多，实力尚存，尤其是像瞿鸿机这样的以当日清流自居之辈， 虽然自身还算清廉，但头脑冬烘，嫉“西”如仇。承办苏报案的两江总 督魏光焘，则是一个既贪财好货，又顽固保守的政府大员的代表性人 物。正是此人，借办理苏报案之机，把很多各地保奏的应试者，都指
为革命党。至于作为统治集团的满人亲贵和官僚，更是昏聩自闭，像 端方这样比较开明的公子哥，已属凤毛麟角，连贪财好货但比较务实 的庆亲王奕勖，居然算是难得的有用之人了。辛丑议和前，几乎所有 的在京旗人都骂李鸿章是汉奸，等到听说李鸿章要来议和了，又都欢 欣鼓舞，议和完了，大家再骂他是汉奸，但心里都踏实了，大家还像过 去那样过日子。
说起来，西太后实际上为政并不保守，更谈不上顽固，不然同光 新政(我们说的洋务运动）怎么搞起来的？甲午战败，据她自己讲，经 常和光绪两个抱头痛哭，她心里知道大清国非变法不能存活，只是由 于对权位的恋栈，在满人保守派权贵的“忽悠”下，发动政变，结束了 百日维新，此时再提变法，心中未免尴尬，但又不能不提。只是既要 旧事重提，再做冯妇，又不能改正当年之失，在提防着光绪的同时，把 康、梁等人，决然地挡在国门之外，事实上也恨死了这些成天嚷着让 光绪亲政的保皇党。然而，过去的倒行逆施，不仅使她添了保皇党这 个敌人，而且孙中山的革命党也趁机成了气候，一些原来的康党，也 一改改良之道，趋于激进。一个孙中山尚未摆平，蔡元培、章太炎、黄 兴、邹容、陶成章、章士钊等一群来自四面八方的知识分子都祭起了 反满革命的大旗，不由得不让老太婆焦心。依这个颇为倔犟的老太婆 的脾气，就是改革，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一不能招安革命党，二不能 起用保皇党。这样，当然使得本来西学资源就十分缺乏的中国，改革 陷入人才困局之中，开经济特科，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力求解困。可 是，事态的发展偏与愿违。
从来的顽固派都是这样，干事不行，捣乱有术。他们看准了西太 后对保皇党和革命党两头害怕的心病，就从这两点集中下蛆，非说应 试者不是康党就是乱党，闹得风声鹤唳，把个开初颇有声势的经济特 科考试，搅得奄奄一息。特科考试分初试、复试两场进行，1903年7月 9日初试的时候，由于谣言四起，飞短流长，不免人心惶惶，原来得到 保奏的370多人中，来考试的只剩下了 190多个，有将近一半的人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