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妮在数学方面并不具备天赋，类似斜率和无穷大这样的抽象概念对她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理解的事，但她却给肖恩菲尔德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无论做任何事，她都有种强烈的意愿去弄清楚，她不接受敷衍了事，她不会说‘啊，你是对的’，然后就走开，这真不一般”。他将录像带回放到雷妮面对难题的那个时刻，并指着屏幕。
“看，”他说，“她做了两次，很多学生只是绕过做下一道题，相反，她却去想，‘无论我怎么试，这题就是不对。我不明白。这个很重要，我需要一个说法。’然后当她最终得到解释后，她会说。‘嗯，这才合适。’”
在伯克利，肖恩菲尔德教一门怎样解决问题的课程，整个课程的意义在于，让学生们在上大学之后，抛弃学习数学的旧习惯，他说：“我挑了一个我不知道该怎样解决的问题，我告诉我的学生，你们在两个星期后会有个考试。我了解你们的习惯。在第一周内你们不会做任何复习，你们会在第二个礼拜开始准备，我现在要提醒你们，如果你只用一周的时间复习，那么你们不会取得好成绩。或者，另一方面，如果你只是在我们期中考试那天才开始复习，那么你一定会感到很失落。你将跑过来跟我说‘这不可能。’我想告诉你们，持续努力，到了第二周你就会发现你将取得重大进步。”
有些时候我们将优秀的数学能力看作一种内在的能力。或者你具备，或者你不具备，但是对于肖恩菲尔德来说，什么能力都不如态度重要。如果你有意愿去尝试，你就会掌握数学，这就是他想传授给学生的。成功就是坚持不懈地钻研，比如，带有强烈的意愿花22分钟去解决一个大多数人只花30秒就放弃的问题，如果一个班里都是雷妮这样的人，只要给她们足够的空间和时间让她们自己解决问题，那么一定会取得很好的成绩。或者想象一下，如果在某个国家，雷妮的这种坚持不是特例，而是一种文化特征，那么深植在这种文化中的荣誉感将会毫无疑问地致使这个国家具备卓越的数学能力。
7.
每四年，一个由许多学者组成的国际组织都会组织一次高难度的数学竞赛，竞赛的选手大多都来自世界各国的初中生或高中生。这个数学竞赛就是TIMSS（这与我们在第一章中讨论的竞赛是同一个竞赛），设立TIMSS竞赛的目的就在于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教育成果。
当学生们坐下来参加TIMSS竞赛时，他们同时还必须填写一份问卷。这份问卷包括很多内容，如父母的教育程度，对数学的看法，以及对朋友的描述。这并非是毫无意义的测试。这是个长达120道题的问卷，因此很多学生都留下了10道到20道题未能填写。
从问卷结果来看，国家间的差异很大，这是个有趣的现象。事实上，参加竞赛的各个国家的选手，其排名很可能是根据回答问卷题目的数量来决定的。现在，当你将问卷排名与数学竞赛的排名比较之后，你会得出怎样的结论？他们的结果几乎完全一致。换句话说，如果来自某个国家的学生能够长久并专注地回答一份冗长的问卷上的每一个问题，那么通常这个国家的学生也具有解决数学问题的卓越能力。
发现该情况的是一名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育学者，俄林·波，他偶然发现了这个事实。他说，这纯属意外发现。波甚至未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他的看法，这有一点奇怪，因为他并没有说完成问卷的能力和赢得竞赛的能力有任何相关。他只说，它们是一样的；如果你将两个排名进行对比，结果会非常鲜明。
换种方式思考一下，如果每年世界上的知名城市全都举行一场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并且每个参赛的国家都派出一组由高中生和初中生组成的小队加入1 000名参赛选手的阵营，那么不需要问任何一道数学难题，我们就可以精确地得知每个国家在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的排名，波指出我们只需要给他们布置同一项任务，并衡量他们在任务中的付出程度。实际上，我们甚至都不用布置任务，仅仅观察一下哪个国家的文化最注重工作态度，就可以预测哪个国家的数学能力最强。
那么哪几个国家或地区将会出现在这两个数据的前几位呢？没有任何悬念，他们分别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日本。①当然，这五个地方都有共同的一点：几百年来，贫穷的农民每天都在稻田里辛勤劳作十几个小时，或许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对其他人说：“早起的鸟有食吃。”②
①有两点，中国大陆之所以榜上无名，是因为中国大陆目前尚未参加TIMSS研究。但是从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的排名来看，中国大陆的排名也会很靠前。
第二点或许更重要，中国北方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北方并不种植水稻，但也是传统的农业文化，同西欧更加接近，那么他们的数学也很好吗？答案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心理学家詹姆斯·费林·指出，大多数移民到西方国家的中国人，在数学能力上出色的大多数都是南方人，麻省理工的考试中高分获得者的中国学生大多数也都来自中国珠三角。他还指出，得分较低的美籍华人大多都是来自珠江三角洲周边地区的四邑，该地区土地贫瘠且农业较不发达。
②曾有一项重要的科学研究调查亚洲人的“毅力”，普里西拉·布林科曾分别给美国一年级小学生和日本一年级小学生出了一道难题，并观察他们在放弃之前可以坚持多久。结果发现，美国小学生平均坚持将近9分半钟，但是日本小学生则平均坚持13.93分钟，大概多坚持40%的时间。
第九章 玛丽塔的契约
“现在我所有的朋友都毕业于KIPP。”
1 .
20世纪90年代中期，试验性公立学校KIPP①在纽约的卢·格里克中学的教学楼四层开办。卢·格里克高中属于第七校区，另外，它所在的布朗克斯南部，是纽约市最落魄的地方之一。在满是白色高楼的街上，学校那些建造于20世纪60年代的低矮建筑穿插其间，灰灰的，毫不起眼。几个街区旁边是格兰特大街，它是这个自治市最主要的大街。在天黑以后，你不会愿意独自走在这几条街上。
①KIPP的意思是：知识就是硬道理。（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
KIPP是一所中学。班级人数众多：五年级有两个班，每班35名学生。无须入学考试或申请入读。孩子们被随机抽选，任何住在布朗克斯四年级的孩子都可以申请。大概一半的申请学生是非洲裔美国人，其余的是拉丁美洲人；四分之三的孩子来自单亲家庭；有90%的孩子是“不吃午饭或午饭减量”的，这说明他们的家庭收入很低，依靠联邦政府捐款，孩子们才能正常地吃午饭。
KIPP学校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区里，由这样的孩子组成的学校，而这样的学校会让教育工作者绝望。但当你经过那道门的瞬间，你就会觉得事情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在走廊里学生列成一队轻移脚步；在教室里，他们被教导用“SSLANT”的礼节来回应别人和他们的交流，即：微笑(smile)、直坐(sit up)、倾听(listen)、询问(ask questions)、说话前先点头示意、用眼神交流。②学校走廊的墙上挂着很多奖状，这都是历届KIPP学生获得的。去年，来自布朗克斯（Bronx）的数以百计的家庭提出申请，希望进入KIPP五个年级的48个班。毫不夸张地说，自它成立以来的10年中，KIPP已经逐渐成为纽约市最炙手可热的公立学校之一。
②SSLANT是“微笑、直左、倾听、询问、说话前先点头示意，用眼神交流”的前字母缩写。——编者注
KIPP以数学闻名。在布朗克斯南部的所有中学中，只有16%的学生在数学方面达到或超过同年级水平，但是在KIPP，五年级末的学生都称数学是他们最喜欢的学科。 在七年级，KIPP的学生就开始学高中代数了。到八年级末，84%的学生达到同年级或以上水平。这些孩子都来自低收入家庭，住在这个国家最差的地区和最脏乱的房子里，而且他们的父母大多从未上过大学。可他们在数学方面，却与那些住在郊区、享有特权、富人家的八年级孩子一样出色。“我们的孩子读书读对了，”大卫·莱文说，他与另一位老师迈克尔·范伯格于1994年共同创建了KIPP。“他们在写作技巧上有些费劲，但当他们离开这里时，他们在数学方面却会如鱼得水。”
现在美国已经有50多家KIPP学校，但按照这种趋势发展，将来还会有更多家。这说明，KIPP计划所体现的理念在目前美国是最新和最有前途的。但它的成功并不在于其课程、老师、资源或机构改革上的某些创新，而是因为它严肃地采取了传统的思想文化，并最终成功地形成了一个组织。
2 .
在19世纪的早期，一些改革家在美国开始建立一套公共教育系统，这就是所谓的公立学校。这在当时只是一个偶然的举措，但却产生了大量只有一间房子的校舍和拥挤在市区内的教室，它们分布在整个城市。在乡下，学校春天和秋天放假，整个夏天上课，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在播种和丰收时帮家里干农活；在城市里，许多学校的日程杂乱无章，这是为了迁就那些上班族家长的时间。改革家们想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上学，公立学校应运而生，这也意味着所有的孩子都可以获得足够的教育来学习读、写技能和基础的算术知识，同时还学到了作为公民的职责。
但是历史学家肯尼思·戈德指出，早期的教育改革家对孩子们是否能够获得足够教育过于关心。比如，1871年，美国教育委员会的爱德华·贾维斯发表了一篇名为《教育与精神错乱的关系》的报告，贾维斯研究了1 741例精神错乱，其中有205例是过度学习造成的。因此，“精神错乱的诱因，教育占了大部分。”贾维斯写道。相似的是，马萨诸塞州的公共教育倡导者霍勒·斯曼相信，让学生学得太辛苦可能会对他们的“性格和习惯产生有害影响，而过度刺激头脑也常会对健康造成伤害。”那个时期的教育期刊总是担心学生负担太重，认为这样会造成学生天性的泯灭。
改革家戈德写道：
要努力找到方法来减少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因为这样可以挽救受损的神经。之后，周六不再上课，上课的天数减少了，假期增加了。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在19世纪之后才有的，“学生的身体不应该由于长期的限制而造成疲劳，所以当他们用脑时间过长时，教师就会被警告。”充足的休息时间让学有更多机会去掌握认知和分析的技巧，正如《马萨诸塞教师》的一位投稿人所建议的那样：“这个国家对成年及未成年学生实际学习的关心程度是令人放心的，这就要求他们能对自己的结论有思考和借鉴的习惯，不能依赖于那些被灌输的观念或者其他的权威言论。
要努力做到劳逸结合的观念与亚洲那些有关学习和工作的观点大相径庭。但是亚洲人的世界观是由黄种人形成的，在珠江三角洲地带，农民一年会种两到三批水稻，土地被闲置的时间很短。由于营养是从灌溉的水中获得，所以水稻耕作的特征之一就是：土地被耕作的次数越多，就会越肥沃。
但是在西方的农作习惯中，情况刚好相反。每隔几年土地就得闲置一下，否则就认为会被透支，所以每个冬天，土地都被空置着。春天的播种和接下来的秋收是劳动强度最大的时候，人们像是在和时间赛跑，但到了夏天和冬天就可以放慢速度。这个逻辑被改革家应用于年轻思想的改造，我们用同理可证的方式来阐述新观点，从我们已知的事情推测我们未知的。改革家们知道可以依照农作季节的节奏来改进，那么补救透支危机的方法又是什么呢？长的暑假——一个与众不同的美国传统，这个传统已经在现代学生的学习模式上得到意义深远的证实。
3 .
在美国教育界的争论中，暑假很少被提及，它被认为是学校生活中永不改变的特色，就像高中的足球比赛以及毕业舞会一样。但是我们研究一下小学每个年级的考试成绩，之后再看看你对暑期长假的信心是否还在。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社会学家卡尔·亚历山大研究得出以下这些数据。亚历山大对650名首批从巴尔的摩公立学校毕业的学生进行跟踪调查，着重分析他们在数学和阅读技能测试中的成绩，这个测试使用的是加利福尼亚的试卷。如下是小学前5个年级的学生阅读成绩，引用的是社会经济学中的分类方法——低，中，高三个级别。
班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低 329 375 397 433 461
中 348 388 425 467 497
高 361 418 460 506 534
看第一列学生。学生满腹热情地开始了一年级的学习，但这不足以改变他们在知识和能力上的不同。来自富裕家庭的一年级学生以32分的优势高于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顺便提一下，巴尔的摩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的确很贫困。现在再看五年级这一列，这样看下来，接着是四年级，最开始不太明显的贫富学生间的差距开始成倍扩大。
这种差距已经被多次留意到，并引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应。第一个说法是，贫穷的孩子不像有钱孩子一样拥有与生俱来的学习能力，他们不聪明；第二个更乐观一点的说法是，同样的，我们的学校中，那些贫穷的孩子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多。足够好地教给他们必要的技能。亚历山大在研究中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论，证明了这两种说法都是不正确的。
在巴尔的摩，他们的学生没有在6月份的期末测试中做加利福尼亚测试题。他们会在暑假刚刚结束之后的9月份进行另外一个测试，就是这第二套测试的结果让亚历山大得出了不同的分析。我们可以先看一个学生每个学期9月开学时的分数，然后再看他/她在接下来的6月份得到的分数,这正好可以测到他或她在这个学期学到多少东西。如果看到一个学生6月份的分数和接下来9月份分数的不同,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学生暑假里学了多少课程。换句话说，他可以计算出——至少部分得出——有多少成绩的差距和整年的校内学习有关，又有多少差距和暑假中的学习有关。
让我们从学校这一年所获得的分数开始。下面表格中的数据显示了学生们从9月份开学到6月份学期结束中所获得的测试分数。列表中的“全部”代表着他们在这5年小学学习中的所有科目。
班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全部
低 55 46 30 33 25 191
中 69 43 34 42 27 216
高 60 39 34 38 23 286
第一个表格中暗示着完全不同的事情，第一套测试的结果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看起来有点失败。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这不是真实的。看一下“总成绩”这一栏，小学5年的所有课程，穷孩子“从头至尾地学习”，他们以191分比186分超过富孩子，他们落后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并不多，事实上，在二年级这个学年里，他们比中等阶层或富裕家庭的孩子学到更多。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如果我们看一下阅读分数在暑假之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班级 一年级后 二年级后 三年级后 四年级后 全部
低 –3.67 –1.70 2.74 2.89 0.26
中 –3.11 4.18 3.68 2.34 7.09
高 15.38 9.22 14.51 13.38 52.49
你看到不同了吗？看看第一个列表，测量的是一年级暑假后的状况。富孩子9月份回到学校，他们阅读的分数飞速增长了15分。穷孩子从假期回来，他们的分数下降了4分。在这一学年，穷孩子比富孩子学得多，但是暑假期间，他们落后了。
现在看看最后一个列表，它显示的是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所有暑假所获得的总和。穷孩子阅读分数涨了26分，但到了阅读技巧，在学校不开学的时候，穷孩子什么也学不到。富孩子的阅读分数正好相反，大幅度增了52.49分。事实上，富孩子胜过穷孩子的所有优势就是：富孩子们不在学校时学到了东西。
我们从这里看到了什么？这就是我们之前在克里斯·兰根一章中谈到的家庭风格对教育的影响。我们回头再看亚力克斯·威廉姆斯，这个安妮特·拉里奥研究的9岁孩子，他的父母信奉协同培养，所以他被带到博物馆，参加一些特殊活动，还去了夏令营，以这些地方为课堂。当他在家里感到无聊时，有很多的书籍可以阅读，他的父母认为有责任让他积极地融入身边的社会。这样就不难看到，暑假之后亚力克斯在阅读和数学方面做的更好了。
但是卡蒂·布琳德尔不是这样，这个小女孩的生活轨迹正好相反。家里没有钱送她去夏令营，她妈妈也不能用车载她一些特殊的学习班，当她无聊时家里也没有书籍阅读。也许家里有台电视，或许她仍然可以过一个愉快的暑假，交到新朋友，在户外玩，去看电影，去过那种我们都向往的无忧无虑的暑假。但这些事情不能改善她阅读和数学方面的技能，每一天无忧无虑的暑假都使她落后于亚力克斯越来越远。亚力克斯不一定比卡蒂聪明，他只不过比她多了一些额外的学习。在这几个月的暑假中，当卡蒂在看电视、嬉戏玩耍的时候，亚力克斯却正在学习。
亚历山大研究后的意见是，美国讨论教育的方式后退了。花大量的时间来讨论减少班级人数，重新设置课程，给学生配置人手一台的掌上电脑，增加学校的基础建设——所有这些都是根本上的错误。回头看看第二个表格，显示的是9月到6月之间产生的差距。学校唯一要面对的问题是，学生没有进步，只是因为安排的作业不够多。
事实上，亚历山大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反映了巴尔的摩的孩子们如果一整年都上学将会由怎样的结果。答案就是，穷孩子和富孩子在小学毕业时数学和阅读达到同等水平。
突然之间，亚洲人在数学方面的优越性变得更明显了。亚洲的学生没有很长的暑假，为什么他们没有呢？他们的文化认为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这是通往成功的道路，所以不可能给孩子放整整3个月的暑假。美国的学年平均只有180天，韩国的学校有220天，日本的学校是243天。
在最近给全球学生的一个数学测试中，参试者被问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在他们以前的代数、微积分、几何科目问题中有多少是学过的？日本12年级学生的答案是92%，这就是一年243天学制的价值。你必须要有时间学习所有需要学习的知识——没有时间让你闲下来什么也不学。而对于美国12年级的学生来说,问题的答案是54%。对于美国最穷的学生来说，上学不是问题，暑假却是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KIPP学校需要解决的，他们决定将稻田的故事拿出来教育美国的城市孩子。
4．
“他们7点25分上课，”布朗克斯KIPP学院学生大卫·李文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上了一门思考技巧方面的课程，一直到上到7点55。我们每天有90分钟的英文课，90分钟的数学课。除了五年级的学生，我们每天两小时的数学课；一小时的科学课，一小时社会科学，一小时的音乐课，而且每周至少两次。还有75分钟的管弦乐器课，每个人都要上管弦乐器课。每天从7点25到直到下午5点00。5点00之后，有课后作业俱乐部、课后留校学生和体育小组。有的孩子从早上7点25一直呆到晚上7点00。平均每天算下来，去掉吃午餐和休息的时间，与传统的公立学校的学生相比，我们这里的孩子每天要多出50%至60%的学习时间。”
李文正站在学校主要的走廊上。此刻是午饭时间，穿着校服的学生们正安静而有序地排队，一个女孩的衬衣下摆露了出来，李文拦住了她，“拜托，帮下忙。”他一边喊一边做把衣服塞进去的动作。他继续说道：“周六时，他们上午9点到，下午1点走。在夏季，则是上午8点到下午2点。”这里所说的夏天是在7月份，KIPP的学生会在这个月多上三个星期的课。这些学生正是被亚历山大界定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他们在暑假里没有继续学习的机会，因此，KIPP的暑假时间不长。
“一开始很难，”他继续说：“他们一整天都坐立不安。因为他们缺乏耐力和动力，而我们也缺乏能够产生鼓励作用的物质奖励，只由传统的纪律约束。在所有情绪混杂交织的时候，我们和他们谈勇气和自我控制，孩子们都懂得这些。”
李文走进大厅，他来到八年级一个正上数学课的班极，悄悄地站在教室的后面。坐在教室前面的是一个名叫亚伦的学生，他正从思考技巧那页开始做习题，这是KIPP学生每天早晨都要做的练习。男老师弗兰克·科科伦扎着马尾，坐在一旁的椅子上观察着学生，偶尔参与学生的讨论并做指导。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美国的教室重复，但这里却有不同之处。亚伦花了20分钟时间认真地研究着一道题，他不仅自己思考，还参与班级的讨论。他不是只为了得到答案，而且还在寻求否有更多的解决方法，而雷妮则费了好半天的劲儿终于搞明白了未知斜面的概念。
“增加的那部分时间里气氛很轻松，”科科伦在下课说，“我发现数学教育更接近于“下沉或游泳”的游戏。速度至上，谁第一个做出来，谁就会得到奖励。所以就形成了这种看法，有些人能够学好数学，有些人压根儿就不会数学。我认为，应该延长时间让老师多做讲解，同时也为了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消化这些知识。也即是要不断的复习，虽然可能会慢一点。这似乎是违反常理的，但结果却是，虽然我们速度较慢，但我们完成得更多。孩子们也会记住得更多，理解得更好。这也让我们更为放松，我们有时间做游戏，孩子们也可以问任何他们想问的问题。即使我需要为他们解释更多，我也不会觉得时间紧迫。而当我备课需要查询更多资料的时候，我也不会感到时间的压力。”增加的那些时间不但让科科伦的学生觉得数学有意义，也让他们清楚地看到努力和回报之间的关系。
教室的墙上挂着几十个考试证书，是由纽约州考试委员会颁发的。这些都是科科伦的学生所获得的荣誉。“我们班里有一个女孩，”科科伦说。“她在念5年级时非常恐惧数学。每个星期六当我们补课的时候，她都会大哭，眼泪流个不停。 “在回忆的时候，科科伦有点儿情不自禁。他继续说道：“几个星期前她还给我发了电子邮件，她现在已经上了大学，主修会计。”
5.
在这所神奇的学校中有很多失败者变为成功者的事例。当然，这种故事司空见惯，就像发生在鼓舞人心的书籍和感伤的好莱坞电影里一样。回到现实，在KIPP这种学校的学习生活实在非常枯燥。想像一下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学习，要比其他孩子多用50%到60%以上的时间学习时候的感觉吧，听一听KIPP学生的典型的一天吧。
这名学生的名字是玛丽塔，她生活在单亲家庭，家里只有她一个孩子。她的母亲没有上大学，母女二人住在布朗克斯的一个公寓里，两人挤一个卧室。玛丽塔原来是去从家里去街道的教会学校，直到她的母亲听说KIPP。“在上四年级的时候，我和朋友坦尼娅都申请了KIPP学校，”玛丽塔说。“我记得是欧文斯小姐给我做的面试，她告诉我KIPP的学习生活情况，但听起来就好像我要进监狱一样。我几乎快要哭出来了，但她的样子好像早就见怪不怪，好像在说你爱签不签。这时刚好我妈妈来了，于是我只好签字。”
就这样，她的生活就此改变了。（阅读下文时，请记住玛丽塔当时是12岁。）
“为了早到学校，我早上5点45分起床，”她说。“接着刷牙、洗澡。如果我起晚了，我会在学校吃早餐。如果我花费时间太多，我的母亲就会对我嚷嚷个没完。然后，我在公共汽车站和朋友黛安娜、史蒂芬汇合，一起搭乘1路公共汽车上学。”
早上5点45分起床对KIPP学生来说是相当普遍的，尤其是那些需要搭乘公共汽车和地铁去上学的人。李文曾走进七年级的一个班级调查，这个班有70个学生，正在上音乐课。他用学生举手的方式来统计起床时间，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学生承认他们6点00后醒来，其余四分之三的学生都说自己在6点00前醒来，而几乎一半的学生都表示自己在5点30分前醒来。何塞是玛丽塔的男同学，他说为了完成前一晚上的家庭作业，有时三、四点就已经醒来，作业完成之后才“可以回去小睡一会儿。”
玛丽塔继续说道：
“我会在下午5点离开学校，如果不浪费时间的话，我会在5：30到家。我迅速和妈妈打个招呼后，就开始做功课。如果作业不太多，我大约会用2到3个小时完成，一直到晚上9点。而如果还要写作文的话，我就可能要到10点或者10点30分才能完成。
有时候，我妈妈会让我休息吃完晚饭之后再做作业。我说先不吃，但她要求我必须吃。此时已经晚上8点钟了，我们用半个小时吃完晚饭之后，我就回去继续学习。我妈妈总希望听我讲一些在学校的事情， 所以我只能快速地讲完，否则我就不能在11点之前上床睡觉。我准备好第二天上课的东西之后上床，告诉她这一天所有发生的事情。说完这些，大概也到11点15分了，她也就很困了，然后，我们睡觉。第二天早晨，我们重复前一天的事情。我和妈妈住在同一间卧室里面，房间很大，足以放下两张床。我和妈妈离得很近。”
她用一种孩童特有的实话实说的方式讲述这一切，他们无从知道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如何的不寻常。有时候，她像一个正在努力寻找合作伙伴的律师，有时候又秒年个像一个住院医师。在她有黑眼圈的眼睛里，有某种东西正消失在咖啡杯升腾起的热气里，虽然她还只是个小孩。
“有时候，作业没有完成还不能睡觉时，我就只能继续，”玛丽塔继续下去，“我睡觉一般都在12点，但到了第二天下午，瞌睡就来了。我会在课上打瞌睡，但我不得不强迫自己保持清醒，因为我必须学习。记得有一次上课，我睡着了，老师看到对我说，‘我可以和你在课后谈谈吗？’他问我， ‘为什么打瞌睡？’，我告诉他我睡觉很晚。当时他的样子好像在说‘你需要早点睡觉。’”
6.
玛丽塔的生活不是典型的12岁孩子的生活，这也不是我们希望的12岁孩子的生活。我们希望孩子有做游戏，做梦和睡觉的时间。但玛丽塔有她的职责，她被要求做出类似韩国飞行员不得不做出的那种艰难选择。对韩国飞行员来说，他们要想在自己的领域内取得成功，就必须摆脱自己的部分身份，因为那种对上级无限尊重的韩国文化，仍然盛行在飞机驾驶舱内。玛丽塔也只能这样做的，因为她所接受的文化遗产与她所处的环境不匹配。中产阶级家庭强迫他们的孩子在周末和暑假的时间学习，但她的社会没有给她这些，她不得不怎样呢？她只能把晚上，把周末与朋友们相处的时间都让给KIPP，而所有这些在她过去的世界里是难以想象的。
下面是玛丽塔又一些让人辛酸的描述：
五年级时，我和一个过去上同一学校的女孩关系很好。每到周五放学，我就会去她家呆到我妈妈下班。因此，我常常在她家做我的功课。但她永远不会有任何功课。她会说：“哦，天哪，你呆得太晚了。”她说她想去KIPP，但随后又说在KIPP学习太痛苦了，她并不想这样做。我说，“每个人都认为在KIPP学习很痛苦，但一旦习惯那里的一切，你就不会真的觉得痛苦了。”她回答说：“这是因为你聪明。”我说：“不，我们每个人都是聪明的。”她很失望，因为我一直到五点都在做那些功课。我告诉她，有大量的功课可以帮助我们做得更好。但她对我说，她不喜欢听到这些。所以现在，我所有朋友都是从KIPP毕业的。
其实，从玛丽塔的角度来看，她与学校其实是在条件互换。她每天5：45起床，而且周六也上课，做功课直到晚上11点。而作为回报，KIPP为像她这样贫穷的孩子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这个机会会帮他们摆脱困境。这些学生当中84%的人会达到或超过同级别学生的数学能力，而且90%的KIPP学生能够获得私立或教区高中的奖学金，这样他们就不用到布朗克斯那些死气沉沉的学校上学。从该校高中学生的成绩来看，80%以上的毕业生都会升入大学，而且他们还都是学生所在家庭中最先上大学的那个人。
而这种条件互换在什么情况下会失败呢？在这本书中，所有我们看到的成功都是有迹可循，并不是只有最聪明的人才会成功。否则，克里斯·兰根将会和爱因斯坦齐名。但是，成功也不仅仅是由于我们努力的累积，相反，它更像一件礼物。成功的人都是在机会出现时，有能力抓住它们的人。对于曲棍球和足球运动员来说，出生在1月是成为全明星队员的好机会。对于甲壳虫乐队，是汉堡。对于比尔·盖茨，幸运的机会是他出生的年代及他在初中时得到的计算机礼物。乔·弗洛姆和Wachtell的创始人利普顿、罗森、卡兹都得到很多这样的机会。恰到好处的出生时代、恰当的父母及恰当的民族划分，这些因素都使他们在其他法律行业盛行的前20年就开始从事法律。大韩航空是怎么做的呢？是让飞行员有机会摆脱限制他们的文化传统。
这里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个道理时常被人们忽视。最优秀的人，最聪明的人和自己通过努力获得成功的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为了发挥最大的潜力，我们只要用承诺来实现他们，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在看到比尔·盖茨的成功时，会自我庆贺地说，我们的国家让一个13岁的孩子成难以置信地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是错误的，我们的国家不过是在1968年给一个13岁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分时终端。如果100万青少年得到同样的机会，那我们今天会多出多少微软公司呢？当我们误解或忽略了成功的真正道理时，我们就是在浪费才干。如果加拿大为那些出生在下半年的孩子再来一次曲棍球联赛，现在成人曲棍球明星就会翻倍。如果我们将各个领域和专业所失去的潜力相乘，这个世界会比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更加富裕。
玛丽塔并不需要一个有很大操场和崭新设施的全新的学校，她也并不需要一个笔记本电脑，或小班授课，博士学位的老师，大的公寓；她也并不需要更高的智商或像克里斯汉一样快的思维。当然，能拥有这些当然更好。但是，他们错过了这一点，玛丽塔只需要一个机会，因为，在她的世界里，人们甚至很少会得到一个能够真正成功的机会。看看她所得到的机会！有人把稻田丰收的秘诀带到南布朗克斯，并向她解释了这个秘诀会产生的奇迹。
后 记 一个牙买加人的故事
“一个年轻的有色人种的孩子一出生, 就是自由平等的。”
1。
1931年9月9日, 一个名叫戴西·纳森的年轻女人，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她和她的丈夫唐纳德在一个叫做海厄乌德的小村庄当老师, 小村坐落在牙买加中部圣凯瑟琳教区。他们给他们的女儿分别取名为费思和乔伊思。当唐纳德得知有了两个双胞胎女儿时,他双膝跪在地上，向上帝承诺会对她们的生活负起责任。
他们居住在海厄乌德那种英国教堂式的小别墅里面，学校就在隔壁，一个由混凝土支柱撑起的长形单门小房子。最多的时候，那里曾经有300多个学生，最少的时候则不到20多个。孩子们会一遍又一遍地大声阅读或背诵他们的时间表格，并在石板上写字。无论何时，只要可能，所有学生都会到外面的芒果树下面。如果孩子们不听话，唐纳德就会从屋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挥舞着带子示意孩子们回到他们自己的位置。
他是一个使人难忘的男人，温柔而有威严，非常热爱读书。在他的小书屋里面，珍藏着诗歌类、哲学类、和小说类图书，比如象萨默塞特·毛姆的作品。每天他都会看报纸，关注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英国国教的牧师阿齐迪肯·海是他最好的朋友，住在山的那边。晚上，牧师会来到唐纳德家，和他一起坐在阳台上讨论牙买加的一些问题。唐纳德的妻子戴西，是一个来自圣女伊利莎白教区的女人。她在结婚前姓福特，父亲有一个小杂货铺。她是三姐妹中最漂亮的一个，她的美貌远近闻名。
这对双胞胎女儿在11岁时获得了圣·希尔达寄宿学校的奖学金，这个学校靠近北部海岸。这是一个非常老的私立的盎格鲁人学校，是专门为一些英国牧师、地主和工头的女儿成立的。通过圣·希尔达学校，这对双胞胎姐妹申请并被批准到伦敦的大学学习。在这期间，乔伊斯参加了年轻英国数学家格雷厄姆21岁的生日晚会。当格雷厄姆朗诵一首诗歌却当众忘词时，乔伊斯莫名地替他感到很窘迫——尽管这跟她毫无关系，因为她根本不认识格雷厄姆。后来乔伊斯与格雷厄姆相爱并结了婚，搬到了加拿大定居。格雷厄姆成为一位数学家，乔伊斯成了一名非常成功的作家和临床医学家。他们有三个儿子，在乡下的小山上造了一所漂亮的小房子。格雷厄姆的父姓是格莱德尔，格雷厄姆·格莱德尔就是我的父亲，乔伊斯·格莱德尔是我的母亲。
2、
那就是我的母亲如何走向成功的故事——尽管全部的事实并不全是这样，不过从事实本身来讲，它不是一个谎言。讲到她的故事，就不能遗漏掉她遇到的那么多机会和对她来说极其重要的文化传承。否则，就好像讲比尔·盖茨的成功时，不提他在湖边学校学习时接触电脑；或者象讲亚洲人数学方面的天份而不追溯到稻田一样，都会造成重大失误。
例如，在1935年，我的母亲和她的妹妹才4岁时，一个名叫威廉姆·麦克米兰的历史学家访问牙买加，他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教授。麦克米兰是一个超越他所在时代的男人：他深切地关心南非黑人的社会问题，并且到加勒比海发表了曾在南非发表过的言论。
麦克米兰最关心牙买加的教育系统。当时，牙买加正式的学校教育——如果你把我外祖父家旁边的木屋子称做“正式的学校教育”的话——仅仅开展14年。牙买加没有公立高中或者大学，那些有学习天分的10来岁孩子只能和班主任一起参加一些其它的课程，如果幸运的话，还可能成为师范学校的一员。另一些更有雄心的人则会想尽办法进入私立学校并从那里踏入美国或英国的大学。
但是奖学金非常少并且差距极大，除了对一少部分享有特权的人来说，私立学校的花费也高得让人却步。麦克米兰后来在《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警告》一文中，以一种非常严厉的批评语气写道：“从小学到中学的桥梁，非常狭窄且不可靠，”正规学校教育什么都没有为下等人做。他继续写道：“不管怎样，这样的学校说得上是加深和加剧社会等级分化的重要因素。”如果政府不能给人民所应该得到的机会，就会有更多麻烦产生。
在麦克米兰的书出版一年后，动乱席卷了整个加勒比海。在特立尼达岛14个人被杀害、59个人受伤；在巴巴多斯岛，14个人被杀害、47个人受伤；在牙买加，一系列的暴力事件冲击着国家，整个国家都处于紧张状态。慌了神的英国政府终于领会了麦克米兰书中的精髓，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颁布了“所有岛屿的私立中学里，有学习倾向的学生都有权享受奖学金”的政策。奖学金从1941年开始有，我的妈妈和她的双胞胎姐姐参加了第二年的考试，这就是她们能取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原因。如果他们出生早2年、3年或4年，也许就没有机会得到完整的教育了。我的母亲非常感激她出生的时间，还有1937年参加暴乱的人们，感谢麦克米兰。
我的祖母戴西·纳森，因漂亮而出名。其实这种描述对她是不认真的且不尊重的。她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实际上我的母亲和她的双胞胎姐姐能够离开海厄乌德到圣·希尔达完全是由于我的祖母。我的祖父曾经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学者，但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一个空想家，他把自己埋藏在他的书中。即使他对他的女儿们有什么抱负，他也缺乏某种远虑和精力来实现它们，但我的外祖母却能实现。去圣·希尔达学习是她的主意：她们那里有钱的人都把子女送到这儿来。她知道什么是好的教育，她的女儿们不用和小乡村的其它小孩子一起玩耍，她们可以阅读书籍，学对高中有用的拉丁语和数学，所以她让牧师阿齐迪肯·海作为孩子的家庭教师。
我的母亲回忆说：“如果你问她对女儿们的期望，她会说她希望我们离开这里，她认为牙买加环境并不好。机会稍纵即逝，你必须好好把握，对她来说，她的理想似乎无限大。”
奖学金考试的结果出来了，只有我的姨妈得到了那个机会，我的母亲没有通过。这是另一个我忽略了的历史。我的母亲回忆，当时她的父母站在门口说：“我们没有钱了。”他们已经支付了第一学期的学费，还为女儿买了校服，这花光了他们的积蓄，如果到应该为我母亲付第二学期的学费时他们该怎么办？但从另外一方面说，他们又不能只送一个女儿去学习。我的祖母非常坚定，她把两个都送了去——她祈祷——在第一学期末，其中一个女儿能在学校取得了两个奖学金，最后这真的成了事实，所以第二个奖学金便送给了我的母亲。
当到了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姨妈——我母亲的孪生姐妹，取得了学校的“百年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是在牙买加废除奴隶制度100年时建立的，专门为师范学校学生设立，同时也是英国人对废除奴隶制度的深刻纪念。在全英国，每年被授予“百年奖学金”的只有一个人，交替发给全国最优秀的男生和女生。我姑妈取得的那年是“女生年”，她非常幸运。但是我的母亲没那么幸运，她将面临着支付到英格兰的路费、住宿费、生活费和在伦敦的学费的困难。知道我姑妈的“百年奖学金”是多少吗？那相当于我祖父母加起来的工资总和。那时没有助学贷款，在乡下，也没有银行给乡村教师信用贷款。“如果我问我的父亲，如何解决困难，”我妈妈说，“他会回答说，‘我们没有钱了。’”
戴西是怎么做的呢？她来到旁边小镇一个中国老板的商店里。牙买加那时候有很多的中国人，他们自19世纪开始就控制了岛上的商业，用牙买加人的说法，商店不是商店，而是“中国商店”。戴西到这间“中国商店”去找那位“关键先生”借钱，没有人知道她借到了多少，但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也没有人知道“关键先生”为什么借钱给戴西，当然，除了知道她是戴西·纳森外。她在海厄乌德学校教“关键先生”的孩子学习，很快便还清了她的账单。在牙买加，中国小孩是很难进入当地学校的，而且牙买加小孩也会嘲笑中国学生，称他们为“中国猪”。戴西一贯非常温柔，有爱心，在那个不友好的环境中，她就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样，“关键先生”或许会觉得欠她点儿什么。
“她会告诉我她在做什么吗？我甚至都没有问过她。” 我的妈妈回忆说，“它就这样发生了，我一申请学校，就被录取了，我经常有什么事情就本能地依赖我的母亲，但却没有意识到我正依赖她。”
乔伊斯能上大学，第一个要感激的是麦克米兰，然后是在圣·希尔达学校那些放弃了奖学金的学生，再然后是“关键先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感谢戴西·纳森。
3．
3、
戴西·纳森来自牙买加的西北边陲，他伟大的祖父是威廉·福特，来自爱尔兰。他在1784年来到牙买加并买下了一片咖啡种植园，不久就买了一个奴隶，并娶她为妻。他是在南海岸那个叫做短吻鳄池塘村的码头上看见她的，她是一个东非南端伊博部落的女人。他们生了个叫约翰的男孩，在当时来说，他就是一个“黑白混血儿。”从那以后，福特家族就烙上了牙买加血统的印记。
在那个时代的美国南部，一个白人地主和一个奴隶成为夫妻是很不寻常的。白人和黑人的男女关系不但在道德上不被允许，而且还被法律禁止通婚，这个法律一直到1967年才被最高法院废除。一个种植园地主和一个奴隶女人生活在一起是被社会摈弃的，他们所有的后代也将都会是奴隶身份。
但在牙买加，这种态度就很不一样。在那些年里，加勒比海就是大量奴隶的聚居地。黑人多于白人，数量达到了10比1。岛上几乎没有可以结婚的白人女性，这就导致了岛上大量成年白人男人娶了黑人或者棕色皮肤的女性。在牙买加有一个英国种植园主，因为一本日记而被世人所知。在那本日记里，他详细地记录了在岛上37年间同138个不同女人发生关系的过程，可以想象，她们几乎都只是奴隶，而她们也并不是都希望成为他的情人。白人将那些混血儿看成一个潜在的同盟，可以调解他们同岛上奴隶之间的关系。作为女主人的混血妇女很受珍重，她们的孩子，皮肤会淡些,而且社会地位和经济阶层也会相应提高。混血妇女很少在田间劳作，她们在房子里工作,享受安逸的生活。她们是那些最像拥有自由的人,所以在很多白人财产拥有者的遗嘱中,都会留给她们大量的财富，以致当时的牙买加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部法律。规定遗产的上限不得超过2 000英镑。(在当时这个可是一大笔钱)。
一个18世纪的观察家写道：“当一个欧洲人来到西印度群岛,定居或者要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时,他就会发现必须要找个家庭主妇或者情人。他有很多选择,黑人、黄种人、黑白混血女人、或是梅斯蒂混血女人,这些都只需要100到150英镑就能买到。如果那些非白人的小孩出生,他们是不受约束的。当他们3、4岁时,通常都会被他们那些有能力支付费用的父亲们送到英国接受教育。”这就是戴西伟大祖父出生的世界。他是从奴隶船上下来的一代人,生活在一个被描述作为非洲人刑罚聚居地的国家。他是个自由人,由于受过教育的益处,他娶了一个有一半欧洲血统和一半牙买加印第安土族部落阿拉瓦血统的混血儿,他们有7个孩子。
“这些非白人混血儿很有地位，”牙买加社会学家奥兰多·帕特森说,“在1826年,他们拥有完全的公民自由。实际上,在牙买加他们跟犹太人一样拥有完全的公民自由。他们有选举权，在那个还是奴隶社会的背景下,他们能做白人所能做的一切。”
“理想的话，他们将会成为技工。记住，牙买加有糖料种植园，这些同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园有很大的差异。在那里，棉花是占主导地位的农产品，人们在那里收获棉花，然后在兰开夏或者美国北部加工。糖料是一种农工混合产品，你不得不在当地开设工厂，因为蔗糖将会在砍伐数小时后流失。你不得不在当地开设糖料磨坊，而这些磨坊又需要各种职业的工人，如制桶工、锅炉工、木匠，而这些工作大多都不是由白人来做的。”
不像那些到美国的伙伴，那些来到牙买加的英国精英们没有参与到这个国家伟大的建设中，其原因是他们只想赚够钱回到英国，并没有兴趣留在认为是自己敌人的土地上。所以建造新社会的任务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机会，就都留给了非白人。
“在1850年，牙买加的首都金斯顿的市长就不是一个白人。”帕特森接着说道，“同样，牙买加的主要报纸—《每日回顾》（Daily Gleaner）的创始人也是非白人。很早以前，非白人就开始主导各种职业的分类。白人主要从事商业和种植业，而非白人则成了医生和律师，并且开办学校，金斯顿的主教就是一个典型的棕色皮肤的人。他们并不是经济精英，但是他们却是文化精英。”
下面的图表是对20世纪50年代牙买加律师和国会议员这两种职业以肤色进行的统计分类分类。“白色和接近白色”是指那些完全是白人或者是没有遗传显现黑色特征的混血儿。“黄褐色”是指皮肤比上一种略黑些的那些人。“亮棕色”又是比黄褐色略黑色的一类人。（除牙买加人外，对别人来说，这两种肤色的人并没有可以很好区别的特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非白人占有人口的80%，达到5比1。
看看这些拥有白人血统的人的一些优势。当他们有在房屋里而不是农田里工作的祖先时，他就会在1826年获得完全的公民权利，就可以得到尊重而不是成为奴隶，就会得到一个体面的工作而不是在蔗糖地工作，只要两三代后就能获得成功。
也就是说，戴西·福特家女儿们的雄心并不是来自别处，她们正是这种制度的受益者。童年同她生活在一起的哥哥鲁弗斯是老师和学术家；她的另一个哥哥卡洛斯去了古巴，回来后开了一家服装厂；她的父亲查尔斯·福特是个货品批发商，她的母亲安也受过良好的教育，来自于鲍威尔家族。在这个家族中，她的叔叔亨利拥有自己的房地产；她祖父约翰——威廉·福特和他非洲裔妻子的儿子，最后成了一名传教士。多达3个福特家族的人获得过罗得斯奖学金。如果我的母亲的成功归功于麦克米兰和1937年的暴乱还有“关键先生”的话，那么戴西的成功就归功于鲁弗斯、卡洛斯、安、查尔斯和约翰。
4．
我的祖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人。但更重要的是，与福特家事业稳步上升的路径伴随着一个道德上比较复杂的行为：威廉·福特在鳄鱼塘的奴隶市场看到我的曾曾曾祖母时十分渴慕，并花钱把她买了下来。
那些没有被他人选中的奴隶，她们的结局基本上是渡过了一个短暂而不幸的人生。在牙买加，农场主趁奴隶还年轻力壮，会完全把他们的劳动力榨取干——直到他们毫无用处或死亡——这样才有意义，然后他们到奴隶市场再买一个回来。宠爱他们与奴隶生的孩子，同时又把奴隶看成是自己的财产，对于这种矛盾，他们根本不会觉得麻烦。威廉姆·西斯特伍德是一位农场主，他与那位名叫菲比的奴隶维系了一生的性关系。据说，他很爱她，而且菲比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但对于其他那些在地里干活的奴隶，他就像一个恶魔。对于那些试图逃跑的奴隶，他用一种叫做“德贝的药”来惩罚：那些逃跑的人被鞭挞，然后他们的伤口被撒上盐水、柠檬汁和辣椒水酒。同时还让奴隶吃粪便，使他连续呕吐四、五个小时。
在那时,牙买加褐色皮肤的人崇拜浅色肤色并不奇怪。因为这是他们很大的优势。他们仔细比较彼此肤色的深浅，像白人一样无情地利用肤色来把玩地位。“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如果一个家庭里的孩子们的肤色深浅不同，”牙买加社会学家费尔南多·亨利克斯曾经写道：
肤色最浅的孩子会最受到家里人的宠爱，其他孩子因此而得不到宠爱。当皮肤白皙的孩子或比较白皙的孩子来家中做客时，家庭里的黑孩子们从不被允许加入，从他们的青春期一直到结婚。家里人把这些皮肤白皙的孩子看做今后当家的人，排除万难只为迎接他们的成功。这种方式还被应用在他们的婚姻上，他们需要进一步提亮肤色来提升家庭地位。一个肤色白皙的人会尽量断绝他与那些黑人的社会关系，黑人家庭里的较黑的家庭成员会鼓励帮助肤色很白的亲戚成为白人，这种家庭内部关系的行为方式为肤色偏见的公开显示奠定了基础。
我的家人也不能幸免于此。戴西的丈夫肤色比她浅，对此她格外地骄傲。但是，反过来，对于她本人，人们也持同样的偏见，“戴西很美丽，你知道， ”她的婆婆会说，“但她太黑了。”
我母亲的一位亲戚（我叫她琼姨妈）也十分崇拜肤色象征。她“长得很白，肤色淡。”但是，她的丈夫在牙买加被称为“印第安人”——一个肤色黝黑，直黑发的男人，他们的女儿和他们的父亲一样黑。她的丈夫去世后，她乘火车前往女儿家探望，她在火车上遇见一个肤色很淡的男青年，并对他产生好感。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琼阿姨说在几年后只对我的母亲说过，她觉得非常羞愧。当走下火车，她走在女儿的右边。因为她的女儿没有继承她的肤色基因，她不想一个如此可爱的白人男青年知道她生了个这么黑的女儿。
20世纪60年代，我的母亲写了一本关于她人生经历的书，书名为《棕色面孔，大主人》。“棕色面孔”是指她自己，“大主人”在牙买加方言中是指上帝的意思。有一次，她写到她和我父亲到伦敦生活，那是他们刚结婚不久，我的大哥还是一个婴儿。他们正在找公寓，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后来我的父亲在伦敦郊区找到一所公寓。但是，就在他们搬进来的第二天，房东太太命令他们搬走。“你没有告诉我，你的妻子是牙买加人。”她很愤怒地对我的父亲说。
在书中，我的母亲描述了她长期与这种侮辱进行的思想斗争，以便使她的经历与她的信仰协调。最后，她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愤怒不是解决办法。作为一个有色人种的牙买加人，一个种族阶级世代传承的家庭，她几乎无法再责备他人按肤色划分人的地位高低：
我向上帝抱怨很多：“我是黑人，我一直为获得自由而追求，为获得与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白人相同的地位而奋斗，但我深受伤害！”上帝像和我开玩笑似的，我的祈祷也没有获得他的认可。我就继续尝试。然后，上帝说：“你没有做同样的事情吗？记住，如果你仅仅因为人们的外在与他人不同而轻视他或避开他，或是不象对待别人那样对待他，那么你与他们划分界线是可耻的。你会不会因为你没有比现在更黑而感到高兴？感谢自己不是黑人？”我对那个房东太太的愤怒和仇恨消融了。我和她一样，不比她好……我们在自我尊严、自豪感和对他人的排斥方面都有罪，我们使自己与一些人区分开来。
诚实地承认我们来自哪里并不容易。而永远称乔·弗洛姆为大律师似乎更容易些，即使他的个人成就与他的族裔、他当时的时代、制衣业的特殊性，以及对市中心律师事务所特有的偏见等等因素是那么不可想象地纠结在一起。比尔·盖茨可以接受世人冠以他天才的称号，并让这个称号一直放在他的身上。当他回头看他的生活并说“我很幸运”时，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谦虚。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湖边学校学院的母亲俱乐部1968年“给他”买了一台电脑。就这件事而言，对于一名曲棍球运动员，或者是比尔·乔伊，或者是罗伯特·奥本海默，或其他任何一名佼佼者而言，让他们从高贵的地位上放下姿态并坦率地说:“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这是不可能的。超级律师、数学天才和软件企业家或许会对他们是该领域的局外人感到羞愧，但是，这些人不会。他们是历史、社会、机遇和祖辈传承的产物。他们的成功不是例外的，也不神秘。它是植根于一个优势和祖辈传承的网络，有些人当之无愧，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赚到钱，有些人只是单凭运气——但所有这些对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很关键。那些佼佼者，到最后，都不再算是佼佼者了。
我的曾曾曾曾祖母是被人在鳄鱼塘的奴隶市场买来的，而这一行为，反过来，给予了她的儿子约翰·福特肤色的特权，使他没有过奴役的生活。戴西·福特接纳了这种通过西印第安特殊社会结构传承下来的文化,并代表她的女儿聪明地利用了这种文化。而我母亲的教育得益于1937年的社会动乱及“关键先生”的勤劳。这些都是历史给予我家庭的馈赠——如果没有当时杂货店的资助、社会动乱的结果、那种文化中受教育可能性，以及肤色的特权没有扩延到其他地方，那么现在，我们又怎能住在山腰的美丽房子里，享受富足的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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