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持对立观念的两个人物，显示随机性对社会等级次序和嫉妒心理所起的作用。隐蔽的偶发事件。现代生活中事物会发生怎样迅速的变化，也许只有牙医行当是个例外。
尼洛·杜立普
如遭霹雳
春天里的某一天，尼洛·杜立普正在参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目睹了奇异的一幕，从此就迷上了交易员的行当。一辆红色的折蓬保时捷，以数倍于城市最高限速飞驰而来，戛然停止在交易所入口处，轮胎发出杀猪般刺耳尖叫。一个身材矫健的男人，三十多岁，面孔涨得通红，发狂似地从车里面出来，冲上台阶，好像有只老虎在后面追着他。他把车停在路边另一辆车的旁边，发动机也没关，顿时惹来一片愤怒的喇叭声。好一阵子以后，一个穿着黄色的上衣（黄色是职员们的专用颜色）的年轻人，神情倦怠地走下台阶，显然对这片交通混乱无动于衷。他敷衍了事地把车开进地下车库，仿佛这是他每天必做的杂务。
那天尼洛·杜立普如遭霹雳，照法国人的说法，那叫"coup de foudre"，一阵突如其来的强烈（而持久）的迷乱摄住了他，如同一道闪电。"这才是我要做的！"他激情万丈地喊出声来--他不能不把交易员的生活与他身边可见的其他方式的生活加以比较。搞学术，使人想到肃穆的大学办公室和粗横的秘书；做买卖，令他想象出静悄悄的办公室，里面坐着迟钝或半迟钝的职员，说话要用主谓宾俱全的完整句子。
临时清醒
与真正的晴天霹雳不同，芝加哥那一幕引发的痴迷，直到写这本书的时候还占据着他的心灵，虽然离开那次事件将近15年了。因为尼洛发誓说，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没有任何正当职业能像交易员那样排除任何单调无聊的成分。两者，虽然他还没有在公海海盗的行当里实践过，他依然确信，即使是海盗职业，要与交易员相比，沉闷的时刻也还是相对多一些。
对尼洛这个人最形象的描写应该是，他随机地（并且是骤然地）忽而像一个给教会工作的历史学家那样去言谈举止；忽而又像芝加哥交易场地的交易员那样满口粗话。他可以在一笔交易中调拨几亿美元的资金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不会有再考虑一下的念头；然而对菜单上的两道开胃菜却要苦苦思索，拿不定主意，连最有耐性的服务员也承受不了。
尼洛有剑桥大学古典文学和数学本科文凭，他报考了芝加哥大学统计学博士课程。可是，在完成了必须提前完成的课外作业，以及博士课题研究的主体部分以后，他转到了哲学系。他把这次转系称为"临时清醒的时刻"，让他的课题导师惊愕不已。导师曾警告他要离哲学家远点儿，而且预言他会回到自己的这个圈子里来。结果他写完了他的哲学论文，但不是像戴瑞达（Derrida）那种大陆风格的艰涩的哲学论文（说艰涩，是对像我这样的外行人而言）。相反，他的论文主题是统计学推理的方爱猫扑.爱生活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实际上，他的论文与一篇数学统计学的论文难以区别，只是多了些人文思考（而且长度加倍）。
人们常说搞哲学的养活不了自己，但那不是尼洛放弃哲学的原因。他放弃哲学是因为哲学不能给他带来乐趣。刚开始，哲学这东西让他觉得是个白费力气的事；于是他想到了他的课题指导老师的警告。然后，忽然之间，它开始显得不下工夫不行了。他早先的论文中有一些纠缠不清的细节，需要不断地写论文予以澄清。他实在写烦了，于是就放弃了搞学术。这种学术论争枯燥得使他想哭出来，特别是在事关一些非常细微的论点的时候（对不摸门的人来说，它们根本就不存在）。尼洛需要的是行动。不过尼洛的问题在于，他之所以选择搞学术，原想祛除就业生活中的平淡与屈从。
在见到交易员被老虎追着屁股那一幕以后，尼洛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找到了一个现场培训点。在这个交易所里，交易员们疯狂地呼喊着，做着各种手势，完成种种交易。在那儿他为一个有名望的本地人（不过有点变态）工作。这个人以芝加哥方式对他进行培训，让尼洛帮他解数学议程作为回报。那里弥漫着的那种力量证明对尼洛有促进作用。他很快出徒，跻身于自由交易员的行列。然后，他厌烦了挤在人群里站着，扯破了嗓子的方式，就决定到"楼上"去高就，也就是说，坐在办公旧后面进行交易。他迁到纽约地区，在一家投资公司谋了个职位。
尼洛的专长是数量化的金融产品，很早就在这方面风光过，成了名，有人要。纽约和伦敦的许多投资公司对他许下了巨额的保底奖金。尼洛有几年穿梭往来于纽约和伦敦之间，参加重要的"会议"，身着昂贵的西服。但不久尼洛就隐退了；迅速地退回隐姓埋名的状态--华尔街的星光大道不怎么对他的脾气。要保持"热门交易员"的名声需要一定的组织野心和权利欲，这些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地不具备。他干这一行只是为了找乐趣--而他所谓的乐趣里面不包括行政管理工作。他对会议室的沉闷气氛很敏感，在商人面前无话可说，特别是业绩平平的那一类。尼洛对谈生意经时使用的词汇过敏，不仅仅是纯美学原因。像"运作方案"、"底线"、"怎样上一个台阶"、"我们向客户提供解决方案"、"我们的使命"这类词汇和其他一些陈腐的套话充斥各种会议，而缺乏他愿意听到的准确而有色彩的语言。人们使用这些空洞的词句是否为了填补寂静，亦或是这些会议是否体现了什么真实的价值，他不知道；反正他不想参与。实际上尼洛在广泛的社交生活中几乎不与商人交往。跟我不一样（要是有什么粗俗自负的人触犯了我，我会毫不留情的要他的好看），尼洛在这种场合中会表现得文雅淡漠。
尼洛的职业生涯转向了所谓的独立交易（proprietary trading）。交易员以独立实体自立，从内部基金中给他们每人拨一份资金，这样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人干涉。当然了，他们的业绩得使经理们满意。独立交易这个名字来源于他们用公司自有资金进行交易这个事实。到了年底，赢利部分的百分之七到十二归他们自己。独立交易员享受自我就业人员的一切好处，却没有打理个人企业的负担，你无需事必亲躬。他可以想工作几个小时就工作几个小时，想去哪里旅行就去哪里旅行，个人爱好一样都不耽误。尼洛是个知识分子，不喜欢体力劳动，重视不受时间表限制的深思遐想，所以对他来说，这种职业就是天堂。过去十年他就是这么做的，同时就职于两家交易所。
工作方法
现在来谈一谈尼洛的工作方法。在交易员这个行业里能做到多保守，他就有多保守。他经历过好年景和不太好的年景--但绝对没有真正的"坏"年景。在这些年里他慢慢地给自己攒起了一个稳定的家底，他的收入在30万到250万美元（最好的时候）之间。平均起来，他从每年平均100万美元的收入中设法攒下每年50万美元的税后收入，这些钱直接进入他的储蓄帐户。1993年他的业绩平平，于是就有人给他使坏，使他觉得在公司里不舒服。其他交易员的成绩比他强得多，所以拨给他掌握的资金就大大削减了，而且人们还使他感觉到他在那个单位里不吃香。于是他就去另一家公司找了一份一模一样，但比较友善。1994年秋天，那些竞争重大贡献奖的交易员们一下子全垮掉了，因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在人毫无防备的时候抛出紧缩政策，导致全球证券市场崩盘。这些人现在都退出了市场，干着各种不同的差事……这个行业具有很高有淘汰率。
尼洛为什么没有挣到更多的钱？那是由他的交易风格，甚或应该说是由他的个性决定的。他对风险反感到了极点。尼洛的目标是，在确保交易员这个娱乐兼挣钱机器不被夺去的前提下，不搞利润的最大化。泡灭意味着回到大学或其他非交易员的沉闷生活。每当他的风险增加的时候，他脑海中就浮现出大学里寂静的过道的景象，在漫长的上午坐在书桌旁修改论文，用劣质咖啡驱除睡意。不行，他可不想再去面对隶穆的大学图书馆，在那儿他厌烦得要哭。"我还想长寿呢。"他常爱这么说。
尼洛曾见过许多交易员泡灭（blow up），所以不想陷入这种境地。泡灭这个词儿在他们的行话里有其确切的意义：它不仅仅意味着损失钱；它意味着损失的钱比你能想象的要多得多，以至于因此而被踢出这个行业（相当于医生被吊销了行医执照或者律师被取消律师资格）。在损失达到预选设定的金额后，尼洛会迅速退出交易。他从来不卖"裸期权"（一种交易策略，有可能使他面临大笔的潜在损失）。他从不使自己落入有可能损失100万美元以上的局面，不管这种局面出现的概率有多大。这个金额数一直变化着，取决于他当年积累的利润。这种对风险运作的强烈反感阻碍了他像华尔街上其他交易员那样挣那么多钱，他们经常被称之为"天之骄子"。他所在的公司一般都向风格与他不同的其他交易员拨付更多的资金，比如像约翰那样的，我们马上就会谈到他。
尼洛的性格是这样的，他不在乎损失小钱。"我愿意承受小损失，"他说，"我需要让赢我的人长肥。"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让自己面临如金融恐慌和突然崩盘这类偶发事件的冲击，它们能在顷刻之间毁掉一个交易员。相反，他想要从这种局面中受益。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他不抓住失败的人不放，他一概答复说，他是被"他们当中最胆小的人"训练出来的，指的是芝加哥交易员斯蒂沃，是他教会他这项业务。这不是事实；真正的原因是他受过概率方面的训练，而且天性多疑。
尼洛不像他所在的环境中的其他人那样有钱还有一个原因。他多疑的天性不允许他把自己的钱投资到国库券以外的任何领域。这样他就在牛市上错过了一大块。他给出的理由是，牛市有可能最终显示出来的是熊市，是陷阱。尼洛一直抱有很深的怀疑，认为股票市场是某种形式的投资骗局，所以不允许自己持有股票。他周围那些靠股票发了财的人与他的区别在于，他的财富是现金收益，他的资产绝不随着世面上的通货膨胀而发毛（他的国库券价值很少有变动）。他与一家新兴的技术公司的巨额负数现金流形成鲜明对照，而芸芰众生还对这样的公司产生出痴迷。这使得公司所有者受益于股票市值而富裕起来，这全取决于市场在选项取优胜者时的随机性。他与投资领域里的朋友们的区别在于，他不依赖于牛市，因此也就相应地丝毫用不着担心出现熊市。他的净值与他用储蓄做的投资不是函数关系，他不想依赖他的投资，他靠自己的现金收益致富。他不拿自己的积蓄去冒一分一毫的风险，只参与最安全不过的投资方式。国库券是安全的；它们由美国政府发生，政府很难破产，它们可以随意发和自己的钞票来还债。
没有敬业精神
如今，在三十九岁上，他在这个行业里已经干了14年，他可以认为自己已经舒适地安顿下来了。他所拥有的各种有价证券有几百万美元的中期国库券，足可消除对于未来的任何忧虑。独立交易最招他喜欢的是，它所需要的时间大大少于高回报业务。换句话说，它完美地符合他那非中产阶级式的敬业精神。交易强迫人去努力思考；单纯努力工作的人一般会失去工作焦点和智慧能量。此外，他们最终会淹没在随机性里面，尼洛认为，敬业精神会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噪音（noise）而不是信息（signal）上去（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们在前言部分表P-1里面已经说明了）。
这种自由支配的时间使尼洛能够保持几种个人兴趣。由于尼洛的新闻记者量很大，而且将可观的时间花在健身房和博物馆，他不能像律师或医生那样按时间表生活。尼洛抽时间回到他开始了博士学位学习的统计学系，并且把他的论文用更准确的术语重写了一遍，拿到了统计学的"硬科学"博士学位。尼洛现在教书了，一年一次半个学期，在纽约大学数学系，教的课叫做概率思想史，这是一门非常有原创性的课，吸引了许多优秀的研究生。他已经攒下了足够的钱，使他今后也能保持他的生活方式，而且还有了应变计划，那时他或可隐退去写科学文艺类的大众文章，主题围绕着概率和非决定论，不过这只有在将来交易市场因某种原因全部关闭的时候才实施。
秘密总是存在的
尼洛对自己在概率方面所做的深入思考有可能是由于生活当中的一些戏剧化的事件促成的，其中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有洞察力的观察者会从尼洛身上察觉到一种叫人琢磨不透的生机，一股异样的冲劲儿。因为他的生活并不像我们看起来的那样如水晶般清澈透明，尼洛心里藏着秘密，到时候我们会谈到这个问题。
约翰，高回报业务的交易员
与尼洛的房子隔街相对的是约翰的房子，不过要大得多。约翰是个从事高回报业务的交易员，但他不是尼洛那种风格的交易员。简单地与他聊几句专业话题，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学术深度和思想的敏税程度相当于一个有氧健身教练的水平（尽管他没有同样的体魄）。不太聪明的人会认为他明显比尼洛干得强（或者，至少有必要这么认为）。他的车道上停着的两辆最高档次的德国车（他的和她的），加上他原来就有的两辆折篷车（其中一辆是有收藏价值的法拉力）。而尼洛的一辆大众牌篷式汽车美金已经开了10年，从没有换过。
约翰和尼洛两个的妻子也互相认识，是那种健康俱乐部类型的相识。但是尼洛的妻子在见到约翰的妻子时总感觉极不舒服。她觉得那个女人不只是想要在她面前摆谱，而且还想居高临下的对待她。虽然尼洛对交易员发财的现象司空见惯（他们发财以后，就急切地想成为酒类收藏家或歌剧爱好者，以使自己显得高雅起来），他的妻子却很少接触到一夜暴富起来的新贵。这类人在他们生活中的某个时刻受到过贫困的折磨，就想要通过显富来取得平衡。身为交易员的惟一黑暗面，尼洛常说，就是见到金鱼从天而降，落到没有心理准备的人身上。对他们来说，维瓦尔迪的《四季》是"精雕细琢"的音乐这种说法也是忽然听说的事。但是他的妻子差不多每天都要面对这样一个邻居，她不断吹嘘他们新聘用的装修师，这是件很残酷的事。约翰和他妻子对他们的"藏书"是整套供应的皮面书这一点丝毫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她在健康俱乐部的阅读材料仅限于《人物》（一本流行的明星杂志-译注）]，但她的书架上却包括一套从未翻看的书，作者都是那些已故美国作家。她还不断谈论一些连名字都念不出来、富有异国情调的地点，他们在那儿休假，却对当地哪怕是一丁点的事物也不知道。要是被问到塞舌尔群岛地处哪个大陆就更是一问三不知了。尼洛妻子反应再平常不过了：虽然她一再告戒自己不要学约翰妻子的样，但还是觉得在生活的竞争中她陷入了难以还手的境地。在超大型的钻石、巨无霸房子和有收藏价值的跑车面前，语言和理智好像变得都不起作用了。
薪酬过高的土包子
尼洛对他的邻居也有同样的双重感觉。他相当瞧不起约翰，他与约翰在差不多所有方面都不一样，也不想一样，但来自社会的压力正在慢慢地聚积到他身上。此外，他也想体验一下这种超过实际需要的财富。理智上的轻蔑不足以控制个人的忌妒。街对面的房子不断的扩大，加了一块又加一块，尼洛的不平衡也就跟着增长。虽然尼洛的成功不论从个人来说还是从常识来说都已经超过了他本人的最高梦想，但他还是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在什么地方错失了一次机会。在华尔街的等级次序中，像约翰这类人的到来使得他不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交易员。虽然他以前觉得无所谓，可现在他开始对此担忧了。如果尼洛家的对面没有那座傻大粗笨的房子，每天早晨用它那浅薄的标准来衡量他，一切都会很好。是不是基因上的等级次序趣了作用，于是约翰的大房子使他变成了二等男人？更糟糕的是，约翰大约比他年轻5岁，而且虽然做作业时间比他短，所挣的钱却至少是他的10倍。
每次不期而遇的时候，尼洛清楚地感觉到约翰想贬低他，那种居高临下虽然几乎察觉不到，但绝对有分量。有的时候约翰干脆对他视而不见。假如约翰不过是个与他挨不上边的角色，一个尼洛只能在报纸上读到的角色，情况就会不一样。可现在，约翰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还是他的邻居。尼洛所犯的错误是主动与他搭话，于是等级次序的规律立刻就显现出来了。为了要抚平心中的不快，尼洛想起了普鲁斯特作品《追忆逝水年华》中的人物斯万。他是个趣味高雅的艺术品经纪人，一个有闲阶级，他的一个朋友是当时的威尔士亲王。他与这样的人交往都觉得很自在，但在与中产阶级相处的时候，就表现得好像非得要证明点什么给人看似的。对于斯万来说，跟正在社会等级中向上爬的维尔迪兰家庭的人相比，与贵族世家的盖尔芒特家庭的人厮混要容易得多。毫无疑问，在他们面前他远远地更有自信。同样，尼洛能够从显贵人物那里讨得某种形式的尊重。在巴黎和威尼斯他经常会找一位诺贝尔奖级别的科学家做长距离的漫步思考（这种人不再需要向人们证明什么），这些人会热切地找他谈论的问题。一位身价几十亿美元的投机家经常与他联系，想听一听他如何看待某些衍生证券的价值。可现在他却一门心思地想要从一个薪酬过高的土包子那里获得尊重，这个人土腔土调，把"纽泽西"念作"努乔西"。（如果我是尼洛，就会用身体语言对约翰加以嘲讽。不过，话说回来，尼洛可是个好人。）
很明显，约翰没有受过像尼洛那样的良好教育，，缺乏良好的教养和健康的体魄，也不被认为像尼洛一样聪慧，但那还不是全部：他在市井小聪明方面也不如他！尼洛在芝加哥交易场地见识过真正具有市井小聪明的人；他们所显示出来的那种急速思考的能力在约翰身上找不到。尼洛相信，这个人既肤浅又自大，他之所以混得好，是因为他从不给自己的弱点留下回旋余地。但有时，尼洛还是不能克制自己的忌妒，他弄不清楚这是不是对约翰的客观评价，亦或是由于他觉得被人小看了，才对约翰做出这种评价。尼洛会不会确实不是最好的交易员呢？也许他对自己的要求还不够高，或没有去寻求合适的机会，反倒花了时间去进行"思考"，写文章和读复杂的论文。也许他应该涉足于高回报业务，那样他就能在像约翰那样肤浅的人们当中鹤立鸡群了。
为了抚慰自己的忌妒心理，尼洛去研究社会等级次序规律。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弗尔斯基证明，多数人愿意在周围人挣6万美元的地方去挣7万美元，而不愿意在周围人挣9万美元的地方去挣8万美元。经济学，什么经济学，全是等级次序，他想。所有这些分析都没法阻止他用绝对的观点而不是相对的观点来审视自己的处境。尼洛觉得，尽管他受过那么多的知识训练，他仍然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宁愿挣得少一点，只要周围的人挣得更少。
尼洛觉得，至少有一个证据可以支持约翰纯属运气好这个看法。换句话说，尼洛最终也许用不着从他那暴发户邻居的豪宅跟前搬开，还有希望见到约翰栽的时候，因为约翰似乎察觉不到他所冒的一个巨大的隐蔽风险，泡灭的风险。这个风险他看不到，因为他在市场上的阅历太短（不过也是因为他没有那么深的心机去研究历史）。否则，就凭他那样粗陋的脑袋瓜子，约翰怎么能挣得那么多的钱？这种垃圾证券的生意整个都建立在对偶然机会的某种了解的基础上，需要对这些偶发事件（或随机事件）的概率进行计算。而这些傻瓜对这种偶然机会懂得些什么？这些交易员使用"数量化工具"来显示偶然机会，而尼洛反对他们使用这种方法。这种高回报的市场与在铁轨上睡午觉很相像，总有某个下午，火车突然出现，从你身上压过去。你每个月都挣钱，这样过了好长时间，然后，仅几个小时之内的损失就是你累积起来的业绩的好几倍。在1987、1989、1992、和1998年他都见到过这种情况发生在那些抛售期权的人身上。有那么一天他们被从交易场地清除，旁边跟着膀大腰圆的保安人员，从此没人再见到过他们。大房子只不过是一笔贷款；约翰最后可能会落到在新泽西州的某地学豪华轿车销售员的下地，向那些新的暴发户兜售汽车，而这些新的暴发户在他面前毫无疑问也会感觉很舒坦。尼洛可不会泡灭。他那不那么巨大的住所，以及里面的4000册图书，都是他自己的，没有什么市场变化能把它们从他身边夺走，他的每一笔损失都是有限的，他作为交易员的尊严永远，永远不会受到威胁。
而从约翰那方面来说,他把尼洛看成一个失败者，而且还是个书念得太多了的装腔作势的失败者。尼洛从事的是一项成熟的业务。约翰相信，尼洛的鼎盛时期早就过了。"这些个'顶梁柱'交易员就要完蛋了，"他常爱说，"他们以为比谁都能干其实已经过气了。"
炽热的夏天
终于，在1998年的9月，尼洛的想法应验了。一天早晨出门去上班的时候，尼洛看见约翰在他的前院晨一反常态地吸着一支香烟，他没有穿西装，看上去窝窝囊囊的。尼洛立刻看出来约翰失业了。他没猜到的是，约翰差不多失去了他所有的一切。在第五章里我们还要详细地看一看约翰的损失。
尼洛对自己的幸灾乐祸觉得可耻，幸灾乐祸是人类看到自己竞争对手遭殃时的快乐，可是他克制不了它。不光因为它让人显得没有器量，而且据说它还能给人带来坏运气（尼洛多少有点迷信）。但在这件事情上，尼洛的快乐与其说是因为约翰回到他的生活中的本来位置去了，不如说是因为尼洛的方法、信念和业绩一下子获得了可信度。恰恰是因为像这样的事情决不会发生在他身上，尼洛就可以利用他的业绩筹集公众资金。这种事情再发生一次，就会大大补偿他。尼洛在得意，部分地也是因为他很自豪，自己能够顶住要成为一号男人的压力，而把自己的策略坚持了这么久。也还因为，当其他人因误解随机性的结构和市场周期而发财的时候，他不再会对自己的交易风格产生怀疑。
血清素和随机性
我们能够根据人们的表面业绩和个人财富评判他们是否成功吗？有时可以，但不总是。我们将会看到，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一大部分有着优秀业绩的企业家比随意投出去的飞标好不了多少。更奇怪的是，由于某种某种古怪的观念倾向，最富有的人是最不熟练的企业家这种案例不胜枚举。不过，他们不会承认在自己的业绩中有运气的成分。
幸运的傻瓜丝毫不会想到他们自己会是幸运的傻瓜。实际上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属于这样一个类别。从他们的行为举止来看，他们认为自己确实值那么多钱。他们一连串的成功会给他们注入那么多的血清素（或者某种类似的物质），以至于他们自己都被蒙骗了，好像他们有能力斗得过市场（我们的荷尔蒙系统并不知道我们的成功是不是靠随机性得来的）。这一点从他们的姿态上就可以看出：赢利的交易员走路时身体挺直，趾高气扬，而且倾向于比赔钱的交易员走得勤。科学家发现，血清素作为一种神经传递素，似乎对人类行为起到很大的作用。它能建立一种积极的反馈，良性循环，但是，在受到出自于随机性的外部刺激后，又会引发反向运动，造成恶性循环。实验显示，注射了血清素的猴子会在等级次序中上升，地位的上升又反过来刺激它们体内的血清素增加，直到良性循环断裂，恶性循环开始（在恶性循环期间，失败使人在等级次序中地位下降，于是他的行为使他在等级次序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同样，个人业绩的增加（不论它是由决定性因为还是运气女神参与造成的）引发个体的血清素上升，这就导致通常所说的领导能力。于是这个人就"风头正健"。某些难以察觉的举止，如能够清晰、自信地表达自己等，使这个人显得可信赖，似乎他真配拥有那些金钱。在人的业绩中作为一种可能因素的随机性被排队了，直到随机性再次抬头，产生作用，引发恶性循环。
在社交场合中常有人有一种坏嗜好,他们会问我,我在做交易员的时候是否赚钱.如果我父亲在场,他通常会制止他们说："决不要问一个人他是不是来自斯巴达：如果他是，他会把这个重要事实告诉你的；而如果他不是，你可能伤害到他的感情。"同样的，永远不要问一个交易员他是否赢利：这很容易从他的姿态和步态上看出来。业内人士一眼就能看出交易员们是在赢利还是在赔钱：交易员的头能迅速地辨别出表现不力的雇员。他们的脸上很少会流露出什么，因为人们总是有意地想要控制他们的面部表情。但是他们走路的方式、他们手拿电话的姿态以及他们举止中的犹豫都能暴露出他们的真实处境，不会有错。约翰失业的那个早上，他肯定流失了相当多的血清素，除非那是一种研究人员还要花十年工夫才能发现的别的物质。芝加哥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能看出芝加哥交易委员会（是个期货市场）附近上车的交易员是不是赚了钱。"他们个个变得趾高气扬。"他说。他能够这么快地察觉出这个来，我觉得有意思（还有点神秘）。后来我从进货心理学那里找到一点说得过去的解释。根据进化心理学，人类在生活中的业绩以这种具体形式表现出来，恰似动物界的支配状态，可以被用来作为标记：它使得成功者更容易被看见，这在交配择偶的时候是很有效的。
你的牙医有钱，非常有钱
在我们结束这一章的时候，让我们对下面要讨论的关于抵御随机性的问题做一点暗示。回想一下，尼洛按照他当年的标准可以被认为是兴旺发达，但不是"非常有钱"。可是，根据某种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奇怪的计算方法，以他有可能过的各种生活的平均值来看，他应该算是极为有钱了，因为在交易员生涯中他冒的风险是那么小，所以出现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就非常有限了。他没有经历约翰那样的成功这一事实，同时也就是他没有像约翰那样栽跟头的原因。所以，根据这种不寻常的（也是概率的）财富计算法，他是个富裕的人。回顾一下，尼洛懂得保护自己不受偶发事件的冲击。即便尼洛把他这种职业生活再活上几百万次，抽样来看其中的路径，很少有几条会伴随着坏运气。但是，由于他很保守，也只能有很少的几条伴随着极端的好运气。也就是说，他的生活稳定性会和一个给教会修钟的工匠相仿。当然了，我们只是在探讨他的职业生涯，而排队了他的私生活（有时还是有一些起起落落的）。
据此我们也可以预期，一位牙医要比一位乘坐粉红色罗尔斯·罗依斯的摇滚音乐家、一位把印象派油画价格抬上去的投机家或收藏私人喷气式飞机的企业家富有得多。因为在考虑一种职业的时候，不能不把进入这个行业的平均人数计算进去，而不是仅把已经成功了的那些人当作样板。关于这一点，以后我们会从适者生存这种认识偏差的角度再去审视，但是在这儿，在第一章，我们要从抵御随机性的角度去看它。
举两个邻居为例，约翰甲，职业是门卫，因为中了新泽西州六合彩而迁居到了一个富人区。他的隔壁邻居约翰乙则相形见绌，过去35年每天8小时地给人钻牙。显然人们可以说，由于他的职业比较单调乏味，即使约翰乙把他从牙科学校毕业以来的生活再重复上千次，他生活变化的可能性范围仍然是相当狭窄的（假设他给自己上了合适的保险）。最了不起了，他可能会给纽约公园大道的那些有钱的居民们钻牙；最济呢，他会在卡茨启尔地带那些停满车主心的半荒凉的小镇上给人钻牙。两者，假设他毕业于一家非常有名气的钻牙学校，那么变化的可能性范围就压缩得更小了！而约翰甲，即使他把他的生活再活一百万遍，差不多每一次都可以见到他在履行门卫的职责（同时把无数张钞票用于买不会有结果的彩票），一百万次里有一次可以见到他中了纽约的六合彩。把所有可能的结果，观察到的和没有观察到的，都考虑进去，这种想法听起来像是疯话。对大多数人来说，概率是关于未来会发生什么，不是过去了的已被观察到的事件；而已经发生了的事件就有百分之百的概率，即，确定性。我与好多人探讨这一点，他们对我的谴责都千篇一律，说我把神话与现实混淆了起来。祖籍，特别是年代久远的神话，就像我们在梭伦的警告中看到的那样，有时会比平白的现实有力得多（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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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奇特的计算方法
关于未然历史，以概率观点看世界，知识诈骗，一个保持稳定的沐浴习惯的法国人以及他的随机智慧。记者们是怎样被培养成不能理解连串随机事件的人的。当心借来的智慧：有关随机结果的伟大思想何以几乎全都反对常规智慧。关于正确性和可理解性。
未然历史
我用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来开始：人不能以成败来评判别人在任何特定领域（比如战争、政治、医学、投资）内的作为，而应以事情如果以另外的方式发生，它的代价会怎样来衡量（即，如果历史以另外一演的话）。事件的这种替代进程就未然历史（alternative history）。一项决策的质量，很明显，不能仅凭它的结果来衡量。不过把这种观点发表出来的人似乎只有失败者（成功人士总把他们的成功归因于他们所做决策的质量方面）。政治家们从办公室走出来，一路告诉新闻界成员的就是这种观点。新闻界仍然听信他们选择的是一条最佳路线，并且唯唯诺诺地附和着说"是的，我们知道"，反使得那种讽刺意味更加尖刻。像许多老生常谈一样，这句老生常谈虽然再明白不过，却不容易付诸实践。
俄罗斯轮盘赌
未然历史这一奇怪的概念可以用以下的方式举例说明。假设有一个变态（而且百无聊赖）的巨富给你1000万美元，让你玩俄罗斯轮盘赌，即，把一支可装6爱猫扑.爱生活枪只装上一发子弹对着你的脑袋，扣动扳机。每扣一次扳机就可以视为一个历史，总共有6个概率相同的可能历史。这6个历史当中有5个可以导致发财：1个只有统计意义，也就是一张讣告，死亡原因不大体面（不过绝对属于构思新颖）。问题是，只有其中一个历史可在现实中观察到：赢得1000万美元的人会引来一群昏聩的记者（正好就是无条件地赞美福布斯全球500强亿万富翁名单的那些人），他们会对他艳羡和赞叹。如同我在华尔街15年来的生涯当中遇到过的差不多所有的执行经理那样（在我看来，这种经理的角色不过就是由随机因素导致的结果加以评判），公众在看着这种财富的表象时，对产生它的根源不置一顿（我们把这种根源叫做发生源）。想一想那位在俄罗斯轮盘赌中胜出的人将怎样被他的家庭、朋友和邻居当作一种偶像吧。
虽然剩余的5个历史观察不到，但聪明、细心的人却不难猜到它们会起什么作用。这需要一点深入思考和个人勇气。此外，在一定的时刻，假如那个玩轮盘赌的傻瓜一直把这个游戏玩下去，坏运气迟早会逮住他。如此，假如一个25岁的人玩俄罗斯轮盘赌，比如说每年玩一次，那么他能活过50岁生日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但是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来参加，比如说有几千个25岁的人来参与，我们就可指望见到一撮（极其富裕）的胜出者（与此同时还形成了一个十分庞大的墓地）。在此我得承认，俄罗斯轮盘赌的例子对我来说不只是书面上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在这样的"游戏"中丧了命。那是在黎巴嫩战争期间，当时我们都十几岁。还不止如此。我发现我对文学的兴趣不止停留在肤浅的表面，这实际要归功于格雷汉·格林对自己拿这种游戏胡闹的描写。它对我造成的影响比我最近亲历的实际事件更强烈。格林宣称，有一次他为了排遣童年的生活乏味，曾想要扣动一支左轮枪的扳机。这使我不寒而栗，因为我至少有六分之一的可能看不到他写的小说了。
读者标新立异的另类计算方法：通过俄罗斯轮盘赌挣来的1000万美元与勤勤恳恳精益求精做牙医挣来的1000万美元的价值上是不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钱，可以买到同样的商品，只是其中一个对随机性的依赖要比另一个大。虽然对一个会计来说，它们完全相同，对你的隔壁邻居来说也一样。可是，在内心深处，我不能不认为它们有质的不同。这种另类计算方法的概念可以扩展出有趣的直觉把握，而不应该理解为一种工程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只要估计一下它们起的作用，而用不着实际去对未然历史进行计算。数学不仅仅是一种"数字游戏"，它是一种思考方法。我们会看到，概率是对事物性质的分析。
一种更险恶的轮盘赌
现实生活要远比俄罗斯轮盘赌险恶得多。首先，它射出致命子弹的频率相当低，它好像一把左轮枪，不过不是6个弹仓，而是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弹仓。在试了几十次以后，人们就会被虚假的安全感麻痹，忘了还有子弹的存在。这种现象，在本书中我们称之为黑天鹅问题，我们会在第七章谈到它，因为它与归纳法问题相联系，这是个让某些研究科学问题的哲学家夜不能寐的问题，它也与一个叫做无视历史教训（denigration of history）的问题相联系，因为赌客、投资家和决策者觉得那种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情不一定会在自己身上发生。其次，俄罗斯轮盘赌是一种有准确定义的精确游戏，它的风险，任何会做6的乘除法的人都能看得到。可人们看不见现实生活的枪膛。凭肉眼极少能看到事物的源头。这样人就在不知不觉中玩着俄罗斯轮盘赌，并且给它起了某种另类的"低风险"名称。我们只看到财富被产生出来，而永远看不到是什么成就了它，这种东西使人们看不到他们面临的风险，也永远看不到失败者。这种游戏仿佛容易得邪乎，所以我们就放心大胆地一路玩下去。
良好的同伴关系
人在生活当中对随机性的抵御程度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它的逻辑一部分是反直觉的，而且，把事情搅和得更乱的是，我们观察不到它是如何实现的。但是我越来越多地致力于对它的研究，出于几个个人理由，我留着它以后再谈。显然我评判事物的方式是概率化的；你得知道什么本来有可能会发生，而且还需要以某种心态来对待自己所做的观察。我不主张在讨论这类概率问题的时候让一名会计人员来参加。对财会人员来说，数字就是数字。假如他能对概率问题产生兴趣的话，他也许就会涉身于一些更需要深刻思维能力的职业中去了，而且还容易在为你填制纳税申报单的时候犯下代价高昂的错误。
尽管我们看不到现实轮盘赌的枪膛，可有人还是要试一试；这需要有特殊的心态才行。由于见过成百上千的人在我的行业（特点是极端依赖随机性）里进进出出，我要说，那些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往往不甘于浅尝辄止。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想法属于第二天性。这也许不一定源于他们的科学素养本身（要当心因果关系），而有可能是因为，如果人在一生当中的某一时刻曾决定要投身于科学研究，那么他们就倾向于具备一种根深蒂固的对学术的好奇心，以及进行这种深入思考的自然倾向。特别爱思考的是那些因没有能力长时间集中精力于某种定义范围狭窄的问题而不得不放弃科学研究的人。现今如果不具备超强的理性探索欲，差不多就没爱猫扑.爱生活文，但是如果不愿意专精于一个范围狭窄的学科就不可能成就科学生涯。（不过，对抽象问题兴趣盎然的纯数学头脑与无休止进行探索的科学家之间有个区别；数学家埋头于对头脑中想到的问题的思考，而科学家则探索他自身以外的世界。）不过，有些人对随机性问题的关注过了头；我曾见过在某一领域受过训练的人，比方说，量子力学，他们把随机性问题推向了极端，结果只看到未然历史，而忽略了实际发生的历史。
有些交易员会对随机性问题有出人意料的深入思考。最近我在奥迪恩酒吧间与交易员洛伦·罗斯共进晚餐。洛伦·罗斯正在读这本书的书稿。我们抛起一个硬币来确定由谁来为这顿饭付帐。我输了，所以我付了帐。他正要谢我，又骤然打住，说："看了你的书以后，应该说，这顿饭从概率上来讲我也付了一半的钱。"
由此，我看到人们分布在两个极端：在一个极端，人们从不接受随机性的概念；在另一个极端，人们被随机性所折磨。80年代我在华尔街起步时，交易室里充满了"商业倾向"的人，也就是没有任何深思熟虑，简单得像张烙饼，很容易被随机性所捉弄。他们的失败率极主同，特别是在金融工具变得复杂化以后。那些诡谲的金融产品，比如来自异地他乡的期权不知怎么就被引进了，它们的回报不能凭直觉判断，这对这种文化背景的人来说就太难对付了。他们于是像苍蝇一样一哄而散。80年代我在华尔街结识的几百位与我同辈的硕士生们，我想如今还在从事这种高度专业化、要求严格的风格业务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
俄航带来的救星
到了90年代，随着比较富裕、背景也更有趣的人们的来临，交易室里变得有意思多了。我用不着再与硕士生们交谈。许多科学家，其中有些人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极其成功，带着要捞一把的愿望来到这里，反过来又雇佣了一些与他们相像的人。虽然他们大多数都不是博士生（实际上博士生仍然是少数），但那里的文化气氛和价值观念突然改变了，变得更具有带理性深度的包容性。由于金融工具的迅速发展，造成本来就大量需求科学家的华尔街更加大了它的需求。占主导地位的是物理学，但在他们当中可以找到所有的数量学科的背景。俄罗斯、法国、中国和印度口音（依次）开始同时在纽约和伦敦占主导地位。据说从莫斯科起飞的每架飞机上，至少它的后排上都挤满了前往华尔街的俄罗斯数学物理学家（他们都缺乏那种市井小聪明，所以搞不到好位子）。你可以去肯尼迪机场，带上一个（硬性规定的）翻译，随机地面试一些适合这一行的人就可以雇到非常全家的劳力。真的，在90年代，你可以花培养一名硕士生所需的一半的钱来让一个人受到一个世界级科学家的培训。正如他们所说的，走向市场就是一切；可见这些家伙不知道怎样推销自己。
我对俄罗斯科学家有强烈的偏好：他们当中很多人可以被当作国际象棋教练而加以积极使用（我还用这样的方法得到了一名钢琴教师）。此外，他们在面试过程中极有帮助。硕士生们应聘交易员职位的时候，经常在他们的简历中自吹有"高超"的国际象棋技巧。我还记得在沃尔顿，我们的硕士生职业咨询商建议我们要宣扬自己的国际象棋技巧，"因为它让人觉得你智商高、有谋略"。硕士生们往往把他们对这项游戏规则的一知半解拔高解释成为"专长"。为了验证一下他所称的象棋专长是否真实（以及应聘者的人品），我们往往从一个抽屉里拉出一副棋盘，告诉应聘的学生："现在让尤里来跟你谈几句。"这时他已经吓得脸色煞白。
这些科学家的失败率虽然低一些，但与硕士生们相比也只是好一点点。但这另有其原因，这与他们平均来讲（仅仅是平均来讲）在最微不足道的实践知识方面都是空白有关。一些成功的科学家的判断能力（和社交风度）如同一个门把手--但他们决不是都这样。许多人在解方程式的时候有能力以绝顶精确的方式做最复杂的运算，但在解决一个与现实有关的最小的事情的时候，就全然无能为力。似乎他们只了解数学符号，而不懂得数学的精髓。我确信，X先生，我认识的一个讨人喜欢的俄罗斯人，有两副脑子：一副用来研究数学，而另一副，要差劲得多，用来处理其他一切事物（这包括解决有关金融方面的数学问题）。但有时也会冒出一个懂得市井小聪明的思维敏捷、有科学头脑的人。不管这种人群变化带来了什么好处，它提高了我们的国际象棋水平，也使我们在午餐时间有了高质量的谈话内容，因此大大延长了午餐时间。想一想在80年代，我只能跟具有硕士生学历的或是学过计税财务的同僚闲谈，能够谈论美国金融财会标准委员会的标准对他们来说已然是了不起的精神大餐了。我得说他们的兴趣对我来说没有多少感染力。这些物理学家之所以有趣，不在于他们有能力谈论流体力学，而在于他们自然而然地对各类学术话题感兴趣，因此能够提供令人愉快人谈话。
梭伦走访丽晶夜总会
读者也许已经看出，在我的华尔街生涯中，由于我对随机性问题所持的看法，我没有能够与我的一些同僚建立起最融洽的关系（读者可以间接地，也仅仅是间接地，看出在这些章节中我刻画了其中许多人）。但我与那些不幸而成为我的上司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一生中有过两个在差不多所有品性特征方面都截然相反的上司。
第一个，我在此称他为肯尼，是个典型的家住郊区的家庭型男人。这种类型的男人会在星期六上午当当足球教练，星期日下午请小孩的舅舅来吃烧烤。他看起来像是那种我敢把自己积蓄托付给他的人。确实，他在机构里上升得相当迅速，尽管他在金融衍生业务（他的公司因此而出名）方面不具备技术能力。但是他属于过分一丝不苟的那种人，没办法弄懂我的逻辑。有一次，他的一些业务员在欧洲1993年证券出现牛市期间做得很漂亮，而我则公开把他们视为比那些随意杀人的职业枪手好不了多少。他就责备我为什么对他们的成功无动于衷。我枉然的试图向他讲述关于幸存者认识偏差的概念（见本书第二部分）。自那次以后，他的交易员们都已经退出了这个行当，"去追求其他兴趣"（这也包括他自己）。但是他给人的印象是，沉静、有节制，有话直说，在谈话当中知道怎样使对方放松。他说话条理清晰，运动员般的体魄使他看起来极为体面，讲话很有分寸，还有一个极为罕见的天赋，那就是他是一个优秀的倾听者。他的个人魄力使他赢得了董事长的信任，但是我却没法掩饰我的不敬，特别是因为他弄不懂我所说的话的性质。尽管他表面上看起来保守，他可是一枚百分之百的定时炸弹，分分秒秒地不停顿。
第二位，我要管他叫让·特帕里斯，相比之下是位情绪多变的法国人，脾气火暴，咄咄逼人。除了那些他真正喜欢的人（为数不多），他是个使他的下属不自在的行家，让他们时刻处于诚惶诚恐的状态中。我能成为一个风险投机家，他功不可没；他是为数极少的有勇气只关心发生源，而完全不理睬结果的人。他展示出梭伦式的智慧。但是，虽然人们一般会预料，有这种个人智慧、对随机性有这种理解能力的人会过一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他的生活却过得丰富多彩。相比之下，肯尼穿保守的深色西服，白衬衫（惟一略显放纵的是，他常打着华丽的、像马术师那样的赫尔墨斯领带），而让·帕特里斯则打扮得像只孔省：蓝衬衫，彩格呢运动外套上露出艳丽的真丝绢帕。绝对没有家庭观念，绝少在中午以前来上班，但我敢断言他哪怕到了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也会带着工作。他常从纽约一家叫做丽晶的高档夜总会给我打电话，在早晨3点钟把我叫醒，讨论我所面临的风险当中的某些微小（而且不相干）的细节。虽然他略有些发福，女人却似乎觉得他难以抵挡；他经常大白天的忽然消失，几个钟头联系不上。他的优越之处大概在于，他是个住在纽约的法国人，保持着稳定的沐浴习惯。最近有一次，他请我去与他谈一个紧急的业务问题。照例，我于下午过了一半的时候在巴黎一家奇怪的"俱乐部"里找到他，那地方门前没有挂牌子说明是什么地方，他坐在那儿，面前的桌子上满是散乱的文件。他啜饮着香槟酒，有两位几乎没穿什么衣服的年轻女子在同时爱抚着他。奇怪的是，他把她们也卷进谈话当中，似乎她们也是会议的一部分。他甚至叫其中的一位拿起他那不断响起的移动电话，因为他不想让我们的谈话被打断。我至今还对这位生活奢华的人对风险的高度敏感得惊异，他脑袋里永远玩着这个游戏。他毫不夸张地把一切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想到了。他强迫我制订一份备用方案，以应付万一有飞机撞进写字楼以后的局面。我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他这个部门的财务状况对我来说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这话惹得他大怒。他因爱玩弄女性、脾气暴躁、随意解雇职员而名声很差，但他听得进我的话，也理解我要说的每一个字，鼓励我在对随机性的研究中更进一步。他教会我在任何证券组合当中找出那看不见的泡灭风险。他对科学高度崇拜，对科学家们的敬重几乎到了讨好的地步。这不是偶然的。在我们共事过了差不多十年以后，他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坐在会议室的后排微笑着。肯尼由于懂得怎样顺着一个机构的阶梯往上爬，所以在被迫出局之前他已经到达一个高位，而让·帕特里斯就没有这么幸运的履历了，这一事实都会我当心防范成熟的金融机构。
对许多自封为有"底线"取向的人们来说，如果被问及那些没有发生的历史，而不是实际发生了的历史，那会引起他们的不安。很明显，对那种在业界成功的、决不会听信无聊废话的人来说，我的语言，（以及，我得承认，我人格中的某些品质）就显得怪异而不可理解。我的论点对许多人似乎都有冒犯性，这让我觉得好玩。
在一个漫长的职业生涯里，肯尼和让·帕特里斯的反差不仅仅是一种偶然现象。当心那些开支节俭的"为业务着想"的人：市场的墓地不成比例地不乏那些自封的有"底线"取向的人。他们平常以天之骄子的身份自居，忽然间会变得脸色煞白、面无人色、卑躬屈膝、体内荷尔蒙耗尽，走向人事部办公室，去按惯例商谈离职协议。
乔治·威尔决非梭伦：论反直觉真理
现实主义具有惩戒性；以概率论武装起来的怀疑主义则更糟糕。戴着概率的有色眼睛走入实际生活会给你带来困难，因为你将会看到周围到处都是受到随机性愚弄的傻瓜，各自处于不同的境遇之中，在感官造成的幻境中执迷不悟。首先，在读一个历史学家的分析文章时你不可能不对他的结论质疑：我们都知道汉尼拔和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是疯狂的，因为今天的罗马仍然不讲腓尼基语，而纽约的时代广场目前也没有纳粹的万字标记。但是，所有那些同样愚蠢的将军们又怎么样呢？他们最终赢得了战争，随之也赢得了编年史作者的尊敬。如果我们这样想，亚历山大大帝和裘利叶斯·恺撒只是在可见历史中获胜，而在其他历史中本可能遭到战败的下场，那将是痛苦的事。我们现在知道他们的事迹，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冒了大量的风险，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也一样，但他们碰巧赢了。他们聪明、勇敢、崇高（有时），拥有他们那个时代掌握的最高级的文化，但在发霉的历史脚注里记载着的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不也一样吗？他们确实赢得了他们的战争，对此我无意争辩，我质疑的只是有关他们的决策质量方面的一些说法。（我最近重读了《伊利亚特》，这是我成年以来的第一次。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史诗作者并不以结果论他的英雄：英雄们在战争中或胜地或败，但都与他们个人的英雄气概完全无关；他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外部力量，总的来说是明确地借助于那些具体策划的众神们--这时面不能说没有一点裙带关系）。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是英雄主义的，而不是因为创作胜了或败了。帕特洛克勒斯作为一个英雄并不是因为他的成就打动了我们（他三下五除二就被杀死了），而是因为他宁愿死也不愿看着阿齐利斯因生闷气而无所作为。显然史诗作者们懂得不可见历史。后世的思想家和诗人们在对待随机性问题的时候也有一些更复杂的方法，在斯多噶主义那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听媒体广播有时会让我从座位上蹦起来，主要由于我对它不习惯，而且在活动的影象面前会变得情绪化（我是在没有电视的环境中长大的，我学会使用电视机的时候已经二十大几了）。在此我举一个拒绝考虑未然历史的危险事例。媒体人物乔治·威尔，他是那种对什么都能评论一番的"评论员"，主持了一次对罗伯特·席勒教授的采访。罗伯特·席勒教授因他的最畅销书《滥》（Irrational Excuberance）而为公众所知，但内行人对他的了解则在于他对市场随机性和无常性结构的卓越的真知灼见（以数学般精确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次采访可以说明媒体在迎合我们严重扭曲的常识和种种认识偏差过程中起到怎样的危害作用。我听说乔治·威尔非常著名，而且极受尊敬（作为一个记者而言）。他甚至也有可能是一个理智健全至极的人；不过，他的专业只不过就是让芸芸众生听了觉得够机智、有学问。而席勒呢，他对随机性有透彻的理解；他受的训练是进行严密的论证，但在公众面前听起来就不那么机智，因为他的研究课题是高度反直觉的。席勒很久以来就宣称股票市场的价格虚高。乔治·威尔向席勒指出，如果人们过去听信了他的话，他们就会损失钱财，因为自从他宣称股市价格偏高以来，市场已经不止翻了一番。对这种记者味十足，动听的（但毫无意义的）论点，席勒没法对答，只能解释说，单独一次的市场估计失误不应该被过分强调其意义。席勒作为一个科学家，并没有声称自己是预言家，或是娱乐界做从业人员，负责在晚间新闻中对市场做评论。所以，相比之下约齐·贝拉在信心十足地宣称胖娘们儿还没唱起来的时候，感受要好一些。
我不理解的是，席勒既然没有受过那种把自己的思想压缩进索然无味的电子讯号的训练，那么他跑到这么个电视节目上干什么去了。非理性的市场不会变得更没有理性，这种想法很明显是愚蠢的。席勒关于市场理性问题的观点不会由于他过去有过失误这一论据就失效。在此，我不能不从乔治·威尔身上找到我职业生涯中那么多噩梦的代表。在梦中，我试图劝阻某个人，不要为了1000万美元而去玩俄罗斯轮盘赌，却看到乔治·威尔当众羞辱我，说如果那个人要是听了我的话，就会损失一笔可观的财富。此外，威尔说出来的并不是信手拈来的评语，他曾写过一篇文章来讨论席勒的错误"预言"。这种根据轮盘转动决定命运来制造和诋毁预言家的倾向，是我们从遗传上就没有能力理解复杂的随机结构的一个表征，而这种随机结构却在现代社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把预报和预言混为一谈，表明这种人在随机性方面很愚蠢（预言属于右边那一列，预报只不过是它在左边那一列的对等物）。
在辩论中受羞辱
显然，这种未然历史的想法在直觉上没有意义，所以好戏就开始了。首先，我们天生就不能理解概率，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本书里要反反复复地讲。此刻我只想说，研究大脑的科研人员相信，数学真理对我们的头脑差不多没有意义，特别是在审视随机结果的时候。在概率中，多数结果都是完全反直觉的；我们会看到很多这种事例。那为什么要与区区一个记者争辩呢？他挣的就是在芸芸众生的常规智慧上玩花样的钱。我记得，每次在公众场合讨论市场问题我都会被像乔治·威尔那样的人羞辱，因为他们似乎总能提出更迎合众人的口味、更容易理解的论点，但是最后（要过很久）我还是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不否认，论点应该言简意赅。但有些复杂的思想不能被简化成能够讨好媒体的论点，而人们就把这种情况认作是头脑混乱的表现。工商管理硕士生都学过应该清晰、简练这类的概念，那种五分钟学会当经理的东西。这种概念可以应用于化肥厂的业务计划，但不能应用于高度概率化的论题。所以我有一些有趣的业务资料，表明工商管理硕士生们容易在金融市场中泡灭，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把事物本来需要的步骤多简化几步（我请示具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读者们别在意，我自己不幸就持有这一学位）。
注意不要把正确性和可理解性混淆起来。部分常规智慧总偏爱那种一下子就能说明白、"总之一句话"的事情，在许多圈子里这是天经地义的。在一个初级法语学校学习过后，我学会了翻译一句谚语：
Ce qui se concoit bien s'énonce clairement
Et les mots pour le dire viennent aisément
（容易理解就容易表达，只要想说张口就来）
读者可以想像，在我成长为一个随机性实践者的过程中，一旦发现多数朗朗上口的谚语其实都是错误的，我有多失望。借来的智慧能坏事，我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不被一些动听的说法动摇。我用爱因斯坦的话告戒自己：所谓常识，不过就是人在18岁之前学来的一堆错误概念。还有：在谈话中或会议上，特别是在媒体中听起来有道理的话，就需要格外小心。
只要翻一翻科学历史读物就可以发现，差不多所有被科学证实了的伟大发现，在它们起初被发现的时候，发现者看起来都像发了疯。你去试试对一位1905年的《伦敦时报》记者说时间会随着人的旅行减缓（甚至诺贝尔奖委员会都从没有因为爱因斯坦在狭义相对论方面的洞见而给他颁奖）：或对某个不了解物理学的人说，我们在宇宙中有些地方不存在时间。去向肯尼说明，虽然他的明星交易员给他挣了好多钱，我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他是个危险的白痴。
风险经理
大公司和金融机构最近新添了一个奇怪的职位，叫风险经理（rise manager），号称对机构进行监控，不让它在俄罗斯轮盘赌那样的业务中陷得太深。显然，在被烫了几次之后，觉得有那个必要找人来看一看这种情况的发生源，那个能创造利润和损失的轮盘了。虽然直接做交易员更有意思，但是我的朋友当中的一些极精明的人（包括让·帕特里斯）也觉得受到这个职位的吸引。一个平均水平的风险经理比一个平均水平的交易员要挣得多（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有多少交易员被从这个行业里淘汰出去），这是个重要的也是吸引人的事实。但是因为以下的原因，感觉设立这个职位有些怪。我们说过，现实生活的发生源是没法观察到的，即使他们真要阻止赢利交易员冒风险，由于日后他们周围的那些乔治·威尔们会谴责他们耗费了持股人宝贵的发财机会，所以他们的权力会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出现一次泡灭就得找他们负责。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于是他们就把主要精力放在玩政治上，发布一些含糊其词的内部备忘录保护自己，一方面警告不要冒风险，却又不做断然否定，以免丢了工作。就像一个医生在两种错误之间无法决断：错误的肯定（告诉病人得了癌症，实际上没有）和错误的否定（告诉病人他很健康，实际上得了癌症），他们的职业特性就需要给失误留出余地，他们需要做一些调节器和以便生存下去。
我把在金融随机性中实践所面临的一个两难的中心问题摆出来，作为这一章的结束。由于我在理念上与众人的格格不入，所以我的风格和方式既不广为人们所接受，也不好理解，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是我为别人理财，而在这世界上也不光住着那些好嚼舌头、逻辑极端混乱的没钱投资的记者。所以我的愿望是让投资者普遍都做被随机性愚弄的傻瓜（我好与他们做交易），但还应该有少部分足够理智的人来赏识我的方法。我最大的风险就是取得成功，那就意味着我的业务快消失了。真是奇怪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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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学方式沉思历史
蒙特卡罗模拟器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一连串随机发生的历史事件。关于随机性和人工历史。年代就是美，几乎永远如此，而新手和年轻人通常都自我陶醉。把你的历史教授送去学一学采样理论的入门课程。
欧洲阔少的数学
人们心目中的纯数学家的形象，往往是一个贫血的、胡子拉碴的人，脏兮兮的手指甲也不修剪，爬在一张寒酸凌乱的书桌上一声不响地工作着。他溜着凸肚，坐在邋遢的办公室里全神贯注地进行工作，对环境的脏乱毫不在意。他在一个共产党国家长大，操着东欧口音的英语，带着刺耳的喉音。吃东西的时候，他的胡须上沾满了渣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沉入到他的纯理论研究中去，达到越来越抽象的层面。美国公众最近见识了这样一个专炸大学和航空公司的角色（unabomber），一个留胡子的隐居在窝棚里的数学家，打算谋杀那些推进了现代技术的人们。没有一个记者能够对他的课题--复杂边界理论（Comples Boundaries）,做一个哪怕沾点边际的描写，因为能够用来形容它而又可理解的东西不存在。这是个复杂的数字，完全是抽象的想像中的数字，-1的平方根，在数学世界之外没有与之相类似的东西。
蒙特卡罗这个名字使人浮想起这样一幅画面：一个皮肤晒黑了的欧洲阔少类型的都市男人正走进一家游乐场，地中海的微风和煦地吹来。他对滑雪和网球都很在行，在国际象棋和桥牌也不甘示弱。他开一辆灰色的跑车，穿着熨烫得体的意大利手工缝制的西服，小心地、流畅地谈论着世俗但真实的话题，记者们能够用简练的词句轻松地给公众描述出来。在游乐场内，他精明地点着纸牌，运筹帷幄，审慎的下注，脑子晨精确地计算出最佳注码的大小。他科就是詹姆斯·邦德的走失了的兄弟，只是更加聪明。
我所设想的蒙特卡罗数学，就是这两者的优化组合：蒙特卡罗人的现实，去掉其轻浮的一面，加上数学家的直觉，但没有过度的抽象。这样一个数学门类肯定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它没有通常与数学相联系的枯燥感。我从成为交易员那一刻起就对它上了瘾。在处理大多数与随机性相关的事物中我都采用这种思维方式。本书中大多数的例子都是用我的蒙特卡罗发生器制作出来的，在这一章里我要对它做个介绍。不过，它远远不止是一种计算方法，它是一种思维方式。数学主要是一种思考工具，不只是计算工具。
工具
上一章所探讨的未然历史的概念可以大大地加以扩展，并可以对其做各种技术改进。这就把我们引向了我在职业中用以与不确定性周旋的那些工具。我下面就对它们做概要介绍。蒙特卡罗方法，简而言之，就是应用下述一些概念来人为制造历史。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抽样路径。不可见历史有一个科学名称，叫未然抽样路径（alternative sample paths），这是从一种叫做随机过程（stochastic processes）的概率数学领域借来的名称。路径的概念与结果相对，表明它不只是MBA式案例分析，而是对沿时间进程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进行考察。我们不只是关心一只鸟在明天晚上会停在什么地方，而要关心在这段时间内它可能会到访的所有地点。我们不只是关心投资者的钱一年以后能值多少，而更关心在此期间他可能要经历的那些惊心动魄的大起大落。抽样（sample）这个词强调，可能的结果有许许多多，而我们看到成为现实的只是其中一个。然而一个抽样路径既可以是确定了的，也可以是随机的，那就带来了以下的区别。
一个随机抽样路径（random sample path），也叫随机过程，是对一串实际历史事件的数学称呼，从一个既定日期开始，在另一个既定日期结束，但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但"随机"这个词不可与"等概率"（意思是有相同的概率）混淆。有些结果会比其它的结果有更高的可能性。举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是随机制样路径。比方说它可以是你那当探险家的表兄弟最近一次伤寒发作，从开始到结束，每小时一次所测得的体温；也可以是你最心爱的技术股的模拟价格，每天在闭市的时候记录，比方说，为期一年。从100美元走步，在某一次，最高到达过220美元，而收于20美元，另一次则最低跌到10美元，最后收于145美元。再以你在游乐场玩一个通宵，你的财富演进状况为例。开始人的口袋里装着1000美元，每15分钟做一次记录。其中一次抽样路径表明，在半夜的时候你有2000美元；而另一次抽样路径则记录着你还有20美元，仅够打车的。
随机过程（stochastic processes）指的是随着时间进程而逐步展开的动态事件。"stochastic"这个新颖的字眼来自希腊语，与英文"random"（随机）的意思相同。概率问题的这一分支注重于研究连续不断的随机事件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研究历史的数学。"过程"的关键就在于它里面包含着时间。
什么是蒙特卡罗发生器（Monte Carlo generator）呢？假设你用不着请木匠帮忙就能在自己的顶楼小房间里仿造一个完美无缺的轮盘。编一段计算机程度就可以用来模拟几乎一切事物，它们甚至比木匠做的轮盘更好（而且更便宜），因为物理的轮盘会因为它本身结构或你家顶楼地板有倾斜度而更容易指向某个数字。这就叫偏差。
蒙特卡罗模拟程序比我成年以后所见过的任何东西都更像玩具。你可以用它来产生上万的、甚至几百万的随机抽样路径，然后观察它们当中的一些现象有些什么主导特征。在这种研究中，计算机起到工具的作用。冠以蒙特卡罗这样一个新颖的名字，是为了暗示它能够像真正的游乐场那样模拟随机事件。你设定一些条件，使之与人认为在实际生活中流行的情况相仿，然后围绕着可能出现的事件做一组模拟。用不着具备数学知识就可以做一次蒙特卡罗式的模拟，让一个18岁的黎巴嫩籍基督教徒为某一特定金额连续玩俄罗斯轮盘赌，看看其中有多少次尝试能导致发财，或者是，平均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轮到他呜呼误用哉。我们可以把弹仓数量改为500个，这样可以减少死亡的概率，再来看它的结果。
蒙特卡罗模拟法最初是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发展起来的，应用于原子弹研发阶段的军事物理学中。80年代在金融数学中流行开来，特别是在资产价格的随机漫步理论方面。当然我们应该说，俄罗斯轮盘赌的例子用不着使用这种装置。但有许多问题，特别是那些与实际生活状态相仿的问题，就需要借助于蒙特卡罗模拟器的力量。
蒙特卡罗数学
事实上，"真正的"数学家不喜欢蒙特卡罗方法。他们认为蒙特卡罗方法剥夺了数学中的机巧和雅趣。他们管这叫做"蛮力"。因为我们可以用蒙特卡罗模拟器（或其它计算机手段）取代相当大一部分的数学知识。比如，一个没有正规几何学知识的人可以用计算机算出神秘的，几乎具有神性的pi值。怎么做呢？在一个方形里画一个圆，然后随机地向这个图形里"射出"子弹（就像在游艺厅里那样），并规定射中图中任何一点的概率都一样（这叫均匀分布）。圆圈里的子弹数被圆圈内外的子弹数除，就可以得出神秘的pi的倍数，其精确性几乎是无限的。当然这样使用计算机未免大材小用了，因为pi值可以用分析的方法计算出来，但与一行行的方程式相比，这种方法可以让使用者对所研究的问题多产生一些直觉灵感。有些人的头脑和灵感就有这种倾向，只有用这种方法九能够搞清楚一个问题（我认为我自己就属于这种人）。对于我们的人脑来说，计算机的方式可能不自然；但数学也一样。
我不是一个"天生的"数学家，也就是说，我不能像说母语那样自如地谈论数学，而是带有一点外行"口音"。因为我对数学特性本身没有兴趣，只对它的应用感兴趣，而一个数学家则有兴趣要对数学加以改进（通过定理和和证据）。现实情况是，除非我有要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动机（加上一点贪心），否则我连集中精力解一道方程式的能力都没有。所以我的多数知识都来自衍行证券的交易--期权迫使我学习有关概率的数学。许多身不由已的赌徒，虽然其智力在其它情况下一般，但在强烈的贪婪心的驱使下获得了令人惊叹的数牌技巧。
另外一个类似情况是语法：数学通常就是一沉闷的、没有洞察能力的语法。有些人是为语法而喜欢语法，有些人在写文章的时候其兴趣在于消除语法错误。我们被称为"股市分析员"，和物理学家一样，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对数学工具的使用，而且是工具本身。数学家是天生的，从来不是造就成的。物理学家和股市分析员也一样。我对我所使用的数学的"雅趣"和"质量"并不关心，只要能达到我的目的就行。只要条件允许我就使用蒙特卡罗机器，它们能把事情办成。而且把它们用于教学目的更是非常合适，所以在这本书里我要用它们来举例。
实际上，概率是探索工作中一个深入思考的领域，因为它对不只一门科学产生影响，特别是所有科学之母：知识的科学。要想评估我们所积累的知识的质量，主不能不把获得这种知识过程中有多少随机性因素考虑进去，并且从你的论点中把可能掺和进去的偶然机会因素清除掉。在科学中，处理概率和处理信息的方式完全一样。事实上每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都这样做过，其中多数人还到了痴迷的程度。我崇拜的两位最伟大的思想家，爱因斯坦和凯恩斯，都是以这各方式开始了他们的学术探索。爱因斯坦1905年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几乎是以概率观点研究连续随机事件的第一人，那就是在表态液体中悬浮分子的演化。他所写的论布朗运动理论的论文可以看做是金融模型中使用的随机运动理论的理论支柱。至于凯恩斯，对一个有常识的人来说，他不是那个穿花呢外套的左派人士喜欢引用的政治经济学家，而是《概率论》这部权威、深刻、影响深远的著作的作者。因为在涉入隐晦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以前，凯恩斯是个概率学家。他还有一些其它的有趣的特点（在经历了格外富裕的生活之后，他的交易帐户泡灭了，人们对概率的理解并不总能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去）。
读者能够料想到，对概率的这种深入探讨之后，下一步我们就要走进哲学，特别是研究知识的哲学分支，被称为认识论或方爱猫扑.爱生活，或科学哲学，因卡尔·索罗斯而得以流行。这个主题我们将留到本书后面部分再探讨。
在我顶楼里的乐趣
制造历史
90年代初期，像我在数量化金融领域里的许多朋友一样，我对各种各样的蒙特卡罗发生器上了瘾。我自学了它的编程方法，为我自己能够制造历史而感到得意非凡，我成了半个造物主，制造出虚拟历史，并观察各种结果的分布情况，就像过电一样刺激。这种分布情况能显示出对随机性的抵御程度。因为这，我相信，我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做了非常幸运的选择：我作为一个数量化的期权交易员的职业，其吸引人的一个方面就是，我白天差不多有95%的时间可以用来思考、阅读以及搞研究（或在健身房、滑雪场，或为了效率更高，在公园里的长椅上，进行"沉思"）。我还享有特权经常在我那装备齐全的顶楼里进行"工作"。
计算机革命的附带好处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潮水般涌来的没完没了的电子邮件，或能够进入聊天室，而在于我们突然获得了高速处理器，每钞钟可以发生一百万条抽样路径。我说过，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比一个不情愿的解方程的人强，也很少能在这方面大显身手，我更善于列方程式，而不是解方程。突然间，我的机器使我得以用最少的精力来解最难对付的方程式了，于是就很少有什么难以获得的解决方案了。
佐格勒布挤满我的顶楼
我的蒙特卡罗机器带我进行了几次有趣的探险。在我的同事们沉浸在新闻报道、中央银行通告、赢利报告、经济预测、体育赛事的结果，还有，但绝非最不重要的，公司政治中的时候，我开始在与我的老本行金融概率相关的领域里摆弄它。对于一个业余爱好者来说，进化生物学是个很自然的扩展领域，它所能提供的信息的通用性以及它在市场中的实际应用都很吸引人。我开始模拟一种叫佐格勒布（Zorglubs）的快速突变的生物在各种气候变化条件下的种群演变，并观察到最令人意想不到的结论，其中有些结果我在第五章里做了重新演示。作为一个要逃离生意场上无聊气氛的纯业余爱好者，我的目的中介要培养起自己对这些事件的直觉感受，是那种业余爱好者的直觉感受，与专业研究人员过分详尽的精细方式大相径庭。我还摆弄过分子生物学，用我的发生器制造出随机出现的癌细胞，观察到它们在演化过程中的一些令人吃惊的现象。当然了，制造佐格勒布种群的用意在于模拟在不同市场条件下，例如上升和下跌，"蠢牛型"、"猛熊型"以及"谨慎型"交易员的繁衍情况，并观察他们在短期内和长期内的存活情况。在这样一个结构里，"蠢牛"交易员因股市反弹而获利致富以后会用所得的收益买进更多的资产，使得价格上升，直到他们最终彻底破产。而熊型的交易员则很少能在繁荣期大捞一把以便支撑到下跌期。我的模型显示，几乎没有人最终真正能够挣到钱：熊们在股市反弹的时候像苍蝇一样一哄而散，牛们则在曲终人散之时因纸面上的利润消踪灭迹而最终遭到屠戮。但有一个例外情况：那些做期权交易的人（我称他们为期权买家）具有令人瞩目的生命力，而我就希望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可以买保险来对抗泡灭；他们能在夜晚睡得安稳，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的业务受到威胁，那也不会是因为单独某一天的结果造成的。
如果说这本书的调子似乎受到达尔文文化和进货论思想的浸染，它也丝毫不是来自正规的自然科学训练，而是来自我蒙特卡罗发生器教我学会的进化论的思想方式。
我要承认，在需要验证一个想法的时候，我现在已经不再每每产生用发生器做随机性模拟实验的俗念了。但是多年来使用蒙特卡罗机器，使我在思考一个现实结果的时候不会不去参照没有成为现实的那些结果。我管这叫做"参照多重历史进行总结"，这是从富有色彩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恩曼那里借来的一句表达方式，他把这种方法应用到了分子力学的观察当中去。
用蒙特卡罗机器一而再地制造历史使我想起在60年代和70年代流行的、由像阿兰·若贝格理列（Alain Robbe-Grillet）这样的作家所写的实验小说（所谓新小说）。在那些小说里，同一章的内容写完了以后又再重写，作家每次都将情节加以改变，就像是一条新的抽样路径。这么一来，作家就得以从他所创造出来的过去场景中解脱出来，使自己获得任意回溯更改情节的自由。
无视历史的教训
关于以蒙特卡罗机器的视角看待历史的话题，现在再多说一句，像梭伦那样的经典故事中所包含的智慧，促使我花更多的时间去与经典历史学家做伴，尽管有些故事，像梭伦的警告之类，因年深日久而不免有些渲染的万分。但是，这样做有悖事理：因为对于人类来说，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并不是我们的天性。现代市场中的起起落落没完没了地重复着同样的起因，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说的历史，指的是那些趣闻逸事，而不是理论化的历史，不是那种大规模的历史复古主义，导致像"历史的终结"这核弹头的呼声（它是伪科学，因为它从过去事件中提取理论，而不考虑这种事件的组合也许是随机产生的；它很有可能是伪科学，因为没有办法在有监控的实验条件下论证其说法的真伪）。我说的不过是这样一种历史，它的深邃程度正好满足我的需要；通过参照过去事件、通过更好地了解他人的思想并善加利用，使我固有的思维方式发生变化，使那些似乎能妨碍我向别人学习的头脑缺陷得到纠正。我所愿意培植的是对老年人的尊敬，它能使我在见到头发花白的人的时候不自主地更加肃然起敬。不过这种态度对于我作为交易员的职业生涯却有侵蚀作用，因为在这个行业里年龄和成功与否似乎并没有必然联系。实际上我有两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方法：通过阅读前辈的著作来了解过去，以及依靠我的蒙特卡罗玩具来了解未来。
炉子烫手
我在上面说过，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不是我的天性。我们有足够的依据来相信，我们作为直立人的遗传特性中不具备传递经验的功能。大家都司空见惯的是，小孩子们只肯从他们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他们非得要等自己的手被烫着了才不会再去触摸燃烧的炉子；其他人的任何警告都不可能导致最微不足道的谨慎行为的产生。行为经济学先驱丹尼尔·卡恩曼和阿莫斯·特弗尔斯基根据人们在选择有危险的医疗方案时所做的选择观察到了这一点。我自己就是这样，在发现和预防的领域里极为懈怠（也就是，我拒绝根据从别人身上统计出来的概率推断自己面临的风险，觉得自己似乎有些与众不同），在需要进行医疗的时候又十分激进（我被烫着的时候会过度反应）。这与在不确定状态下应有的理智行为不一致。这种与生俱来的无视他人经验的态度不仅限于儿童或像我这样的人；它以相当可观的规模影响着企业决策者和投资人。
在我那些同事当中，凡我知道无视历史教训的，都有声有色地泡灭了。而我以后还会遇到一些这样的人，因为他们至今还没有泡灭。但有意思的还不在这一点上，而在于他们的行为模式中有引人瞩目的雷同之处。1987年股票市场崩盘，有人泡灭；1990年日本股市坍塌，有人泡灭；1994年证券市场崩溃，有人泡灭；1998年在俄罗斯有人泡灭；还有在2000年因购买纳斯达克股票而泡灭的人。在所有这些人当中，我注意到了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全都说过类似"时代不一样了"或"他们那个市场与我们的不一样"这样的话，而且还举出过似乎十分站得住脚的理性论点（具有经济学性质）来说明他们的话多正确；他人的经验教训就在那里公开摆着，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得到，每家书店里都有许多书介绍各次崩盘事件的详情，但他们不肯接受。除了这些经过概括的、由体制内部原因引起的泡灭以外，我还见过几百个期权交易员因犯下愚蠢的错误而泡灭，离开了这个行当。他们不听前辈的警告，和小孩子们非要去摸炉子一样。我发现，在对待怎样发现和预防我有可能染上的疾病方面，我个人的态度与此很相仿。每个人都想念自己相当的与众不同，结果当被诊断出得了病的时候，"为什么偏偏摊上我？"的震惊就格外沉重。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专家们把这种无视历史教训的一种表现形式称为历史决定主义（historical determinism）；总而言之我们以为我们会知道历史是在什么时候被创造出来的；我们相信那些经历过1929年股票市场崩盘的人们当时就知道他们在体验剧烈的历史事件，而且，如果这些事件重演一遍，他们会一望即知。我们的生活就像一部探险影片，因为我们事先知道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了。很难想像，亲历了历史事件的人们当时会不知道那个时刻有多么重要。但不知为什么，不论我们对历史有怎样尊重，它都不能很好地落实到我们对当今事物的处理中去。
我的梭伦
梭伦的警告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还有一个原因。我曾重蹈与过去完全相同的路线，循着小亚西亚的狭长地带，回到故事的原发地。我的祖先的确有过富极一时之后在一代人之内又变为一贫如洗的尴尬体验。我身边的人们只知道生活在稳定、直线地改善，觉得这种剧烈的倒退是不可能发生的（至少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是这样）。我身边的人们要不就是（迄今）还几乎没有遭受到什么家庭磨难（大萧条时期除外），要么，更普遍地来谙没有受到过足够的历史感的熏陶，所以不能回过头去思考一些问题而我的祖辈是地中海东部希腊东正教徒、遭受过侵略的东罗马帝国公民。对有我这种背景的人来说，我们的灵魂中似乎生来就带有那段悲哀历史的记忆。大约500年前4月里的一天，君士坦丁堡在入侵的土耳其人的铁蹄下退出历史，使我们成为灭亡帝国的飘零子民。我们成了伊斯兰世界中非常富有的少数民族，但是我们的财富非常脆弱。另外，我还生动地记着我自己尊贵的祖父，前副总理，他的父亲也当过副总理（我从未见过他不穿西服的样子）住在格里法达的一幢没有什么特征可言的公寓里，离雅典不远，他的房产在黎巴嫩内战期间被炸毁了。顺便说一句，经过了战争的浩劫以后，我发现屈辱的贫困远比物质的危险更严酷（对于我来说，似乎保持着全部尊严而死，远比一辈子当看门人更可接受，这也就是我讨厌金融风险的原因之一）。我可以肯定，梭伦对失去他的王国的忧虑远甚于失去生命。
在对历史的思考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非同小可的方面，与其它事物相比，可能特别适合于市场：不像许多"硬"科学，历史容不得实验。但不管怎样，总的来说，历史在时机到来的时候，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总有力量把多数可能的场景重现一遍，使坏家伙们遭到灭顶之灾。在市场上人们常说，坏交易总会逮住你。概率数学家们给了它一个新颖的名字：遍历性。它大体上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所有非常长的抽样路径最终都彼此相像。非常非常长的抽样路径在其特性上，与蒙特卡罗发生器模拟出来的平均值短一些的抽样路径的特性相仿。第一章里那个赢了彩票的门房，即使他活1000岁，也没有指望赢得更多的彩票。那些虽有技能，但在生活当中并不走运的人最终会有出头之日。幸运的傻瓜也许在生活中得益于某次好运气；但在更长的时间坐标上，他会慢慢地退回到一个不那么幸运的白痴的地位上去。每个人都会回归自己的长期属性。
经过掌上电脑提炼的思想
爆出一条新闻
我的克星--记者，以乔治·威尔看待随机结果的方式来到这本书里。下一步我要展示，我的蒙特卡罗玩具如何教会我去偏爱经过提炼的思考，我指的是基于我们周围的信息所做的思考。但要剥离那些没有意义的、能转移人的视线的噪音。对于噪音和信息之间的区别，本书主题（噪音有更多的随机性）有个类比，那就是新闻与历史之间的区别。为了表现称职，记者应该像历史学家一样地看待问题，并把他所提供的信息的价值贬低一点，比如应该这样说："今天股市上扬，但这一信息主要出自于噪音，所以并不十分要紧。"他把自己手中的信息弄得这样无关紧要，肯定会丢了饭碗。不光是让记者像历史学家那样思考有困难，可悲的是，连历史学家自己也越来越像记者了。
对于一个思想来说，年代就是美（探讨这个问题的数学依据还为时过早）。现实生活处于随机状态下，与被媒体浸透了的主导文化所告诉我们的情况截然不同。梭伦的警告正适合地这样的随机现实，也强化了我看重经过提炼的思想的本能，而不是更新潮的思想，不管它表面看起来有多么精致绝妙。这又是我在床边堆积起老古董大部头书的一个原因（我坦白地说，我目前惟一阅读的与新闻有关的东西，除了《经济学家》以外，是《清谈家》（Tatler）、《巴黎竞赛报》（Paris Match）和《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中的高档次社会闲杂故事，这些故事远使人更感兴趣）。除相对于墨迹未干的的新潮观念的粗滥，玩味经典古老的思想更为得体以外，我还花费一些时间对进化论和条件概率的数学依据做些思想酝酿。一个思想，跨越这么多的周期而存活了这么久，相对而言就表明了它的正确性。噪音，至少是某些噪音，已经被过滤掉。从数学上来说，进步意味着一些新的信息要比那些过去的强，但并不是说平均起来新的信息会顶替过去的信息。这也就是说，在有疑问的时候，最好是有系统地摈弃新的思想、信息和方法。答案明确得令人吃惊，总是这样。为什么？
赞成"新事物"甚至更加"新新事物"的论点是这么说的：看看新技术的到来，如汽车、飞机、电话和个人计算机给我们带来多么巨大的变化。文化程度一般的人所做的推论（也就是排队概率思考的推论）会导致人们相信，新技术和新发明一概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但是，答案并不是那么明显。在这方面，我们好像只看到并且只承认那些胜出者，而排队了失败者（就好像断言演员和作家都有钱，而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多数演员能干上待应生的工作就觉得很幸运了，因为长相不那么好的作家们通常在麦当劳卖炸薯条）。失败者呢？星期六的报纸上刊登着几十项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革命性变化的专利。人们容易认为，因为某些发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所以新发明应该受到赞许，并且因此应该喜新厌旧。我持相反的意见：错失像飞机和汽车那样的"新新事物"的机会成本，与人们为了取得这类瑰宝（就算它们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改善，但我本人常对此抱有怀疑）而不得不忍受所有那些垃圾的毒害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那么与此完全相同的论点也适用于信息。信息的问题不在于它分散的人精力而且通常无用，而在于它有毒性。再往下我们会在讨论信号过滤和观察频率这类技术性更强的问题时审视一下高频率出现的新闻及其值得怀疑的价值。在这里我要说，尊重经过时间检验的信息，就使我们有理由排队与多嘴的现代记者进行任何交流。这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在不确定条件下，一个参与决策过程的人的指导性原则应该是尽可能不要接受媒体影响。即使在时刻敲打着我们的"最新"消息中能有什么比噪音再有价值一点的东西，那也只不过像一堆草垛里的一根针。人们没有注意到，媒体里由别人付了钱来抓住你的注意力的。对记者来说，很少有"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么说一说。
偶尔一次我乘坐6：42的火车前往纽约。我诧异地观察到，一群群神情压抑的上班族（他们好像都希望自己此刻能身处其它地方）专心致志地埋头于《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中，读着某些公司的日常运作业绩。而这些公司，到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已经关张了。我觉得琢磨不透的是，他们的这种压抑，是因为读着这张报纸呢，还是因为压抑的人们倾向于读报纸；还是因为，当人们生活在自己祖居地以外的时候就会一边读报纸，一边显得困顿压抑。虽然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会觉得这种对噪音的专注是对人智力的侮辱，因为我会认为多数信息没有统计学意义，不能帮助我得出任何有价值的结论；但现在我看到这种情况就觉得快乐，很高兴看到白痴式的决策活动这样大规模地进行着，在他们阅读过后的投资指令多半会有过头反应。换句话说，我现在把人们阅读这种资料视为一种保障，使我能够继续与被随机性捉弄的傻瓜做期权交易，这是一种很有娱乐性的业务。
席勒续篇
关于信息对整个社会所起的负面作用，其大部分思考都是由于罗伯特·席勒（Robert Schiller）引发的。这种思考不只限于金融市场；他1981年的论文总体上可以看作是初次用数学方式深入思考了社会这个整体的处理信息时采用的种种方式。席勒1981年的论文对市场的易变性作了评价，从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确认如果一支股票的价格是"某物"[如某公司贴现以后的现金流（discounted cash flows）]的估算值，那么相对于那个"某物"的可以把握的表像（他用红利（dividends）来表示）来说，市场价格就实在太灵活了。价格的动荡超过了它们按理说应该反映的那些实质情况，它们明显地反应过度，忽而太高（价格超过了利好消息的幅度，或在看不出有什么原因的情况下提高），忽而过低。由价格和信息之间这种不稳定关系而造成的差异，意味着某种与"理性期待"相关的东西没有起作用。（不管价格是抬得过高还是降得太低，它都没有合理地反映出证券的长期价值）。市场肯定出了问题。席勒于是宣布市场不像经济理论所确定的那样作有效运行（有效运行的市场意味着，简单地说，价格应该与所有存在的信息相适应，因此完全不能被我们人类所预测，同时还阻止人们通过推导判断而获利）。这种说法触怒了金融界高层的一些虔诚派别，他们发出号召，要巢灭犯下如此叛逆罪行的异已分子。有意思的是，而且是出于某种巧合，这个异已分子正是前一章里被乔治·威尔痛斥过的那个席勒。
对席勒的批语主要来自罗伯特·C·莫顿。攻击从纯方爱猫扑.爱生活的角度出发（席勒的分析非常粗糙；比如说，他在该用"收益"（eamings）的地方使用了"红利"（dividends）就相当站不住脚）。此外，莫顿也是在捍卫官方的金融理论立场，市场需要有效运行，不可能用银托盘把机会送上门来。然而同是这位罗伯特·C·莫顿后来介绍说，自己是一个对冲基金的"创始人之一"，其目标是要利用市场的非有效运作获利。先不去说莫顿的对冲基金后来因碰到黑天鹅问题（他本人自然否认，这很典型）而相当精彩地泡灭，他之所以"创立"这样一个对冲基金就暗示出一个前提，那就是他得承认席勒关于市场非有效性的观点。现代金融教条和有效市场的捍卫者发起一个基金来钻市场非有效性的空子！这就像是教皇皈依了伊斯兰教。
但是当今的情况丝毫没有好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新闻提供者拿出所有的刷新资料，"爆出新闻"，以无线方式电子化地传递给你。未经提炼的信息与经过提炼的信息之比正在上升，在市场中达到饱和。而前辈们的信息则不需要作为迫在眼前的新闻传递给你。
这并不是说所有新闻记者都被随机噪音提供者所愚弄。在业务圈子里有一群有头脑的新闻记者（我要说，伦敦的阿那托利·卡列茨基、纽约的吉姆·格兰特和阿兰·艾贝尔森就属于这类人的代表，但是在金融记者当中他们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盖利·斯蒂克斯是科学记者中的代表）；只是，占据显要位置的媒体新闻手法是一种不假思索地提供噪音的过程，使它能捕捉人们的注意力，没有一种机制能把这两者分开。事实上，有才华的记者通常容易受到惩罚。像第十一章里那个律师，他对事实真相不感兴趣，只关心他的论点能否动摇陪审团，因为他深刻了解他们的智力缺陷，新闻手法所关心的是如何用充足的新闻资料来捕捉我们的注意力。我那些有学识的朋友们又要疑惑了，记者们的这种毛病谁都看得出来，我有什么必要变得这样情绪化呢。然而我的职业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要依赖他们以获取我们所需要的情报。
老人统治
偏爱经过提炼的思想意味着偏爱老投资家和交易员，也就是在市场中历练最久的投资家。这与华尔街的通常做法相反。他们喜欢获利最多的人，在可能的情况下越年轻越好。我用蒙特卡罗模拟器模拟过在不同条件下（十分接近历史上出现过的条件）各类交易员群体混杂的情况，发现选择老牌交易员有非同寻常的优越性。选择标准是他们经验的累积年头，而不是他们的绝对成功次数（前提是他们存活下来而始终没有经历泡灭）。"适者生存"是在投资媒体中唱滥了的调子，但似乎没有被正确地理解。在环境转换的时候，就像我们在第五章里将要看到的那样，就不容易看清谁是真正的最适者，而那些存活下来的人也不一定是那最老的，原因很简单，岁数大的人在偶发事件中历练的时间更长，所以确实更有能力抵御它。进化论中有一个选择配偶的论据与此相仿，我觉得好玩。它认为在其它条件相等的条件下，妇女偏爱选择（经过权衡）身体健康的年龄大一点的男人为自己的配偶，而不是健康的年轻男人，因为前者已经有证据证明自己的基因更好。花白头发阶段，他就有可能对生活中的变故更具有抵御能力。有意思的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寿保险公司似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对二十多岁的人和五十多岁的人收取同样的保险费，表示他们有同样的预期寿命：一个人一旦跨过40岁的界限，就证明很少有疾病能够伤害到他。
下一步我们用数学观点来重新阐述这些观点。
蒙特卡罗的菲洛斯特拉图斯：
论器噪音与信息的差别
聪明人听出意义，傻瓜只听见噪音，根据菲洛斯特拉图斯的名言："众神看到未来的事物，凡夫只看见眼前，而聪明人则看到即将发生的事物"，希腊现代诗人C·P·卡瓦菲于1915年写道：
在深沉的冥想中，传来事物临近的隐蔽之声，他们那隶然恭听着。而外面街市上，人们则一无所闻。
我努力长久的思考，怎样用尽可能少的数学来解释清楚噪音和意义的区别，以及时间尺度在评判历史事件时为什么那么重要。蒙特卡罗模拟器可以为我们提供这么一种灵感。我们先从投资界借用一个例子（那是我的专业），它比较容易解释，又可以应用于各种不同情况。
让我们制造一个已经愉快退休的牙科医生，他生活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小城里。我们知道他是个优秀的投资家，预期他能够在国库券的基础上获得15%的回报，每年的出错率为10%（我们称之为不可靠性）。这意思是说，在每100条抽样路径当中，我们预期其中有68条能归入15%的赢余回报在+-10%的范围之内，也就是回报率在5%-25%之间（说得更技术性一些，在钟形正常分布图中68%的观察记录落入标准偏差的-1到1之间）。它也意味着有95条抽样路径归入负5%和35%之间的范围内。
显然我们面临的形势非常乐观。牙科医生在他的顶楼里给自己修建了一个舒适的交易台，准备每个交易日都一边啜饮去掉咖啡因的卡普奇诺咖啡，一边监视市场动态。他生性喜好冒险，所以他觉得，比起给公园大道上那些很难伺候的小老太婆钻牙，这项活动就有意思多了。
他注明接受一项连续向他报价的网上服务，现在这种服务只要他买咖啡的钱的一个零头就可以得到。他把自己的证券存量输入电子表格，这样就可以实时监近他的投机证券组合的价值。要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在互联网的时代里。
每年15%的回报率加上10%的不可靠性（或称不确定性）意思是说，在任何一个特定年份里他都有93%的赢钱概率。但是放在一个较狭窄的时间尺度上来看，这就意味着，在任何特定的一秒钟内，挣钱的概率只有50.2%，就像下面表3-1所显示的那样。如果时间递进的幅度非常小，那么这种观察得来的数据就会显示几乎没有收益。但是牙科医生的心灵不会告诉他这些情况。由于他很情绪化，每当屏幕上出现红字，说明他有了损失，他就会心头一跳。当运作成绩为正数的时候，他会感到一些快慰，但其力度与出现负数时他所体验的痛感不能相抵。
表3-1达式 在不同尺度下赢钱的概率
尺度
概率
1年
93%
1季度
77%
1个月
67%
1天
54%
1小时
51.3%
1分钟
50.7%
1秒钟
50.2%
在每天结束的时候，牙科医生在情绪上会筋疲力尽。如果以分钟为单位来单位来审视他的运作业绩，那么一天（设每天为8小时）当中将有241次给他带来快慰，239次给他带来不悦。如此，放在一年来看，这两个数据分别就是60688和60271。如果我们考虑到，带来不快的一分钟所事业的不快的力度要大于带来快乐的一分钟所带来的快乐的力度，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在高频率检查他的业绩时他会蒙受很大的赤字。
如果这个牙科医生只是每月一次从经纪公司寄来的报表中审看他的证券组合业绩，由于在67%的月份中他的业绩是正数，我们可以预期，他每年只会有4次心痛，而有8次扬眉吐气的经历。牙科医生学是那个牙科医生，用的也还是同样的策略。
现在让我们考虑牙科医生每年只看一次他的业绩时的情况。在预期他可以活到今年二十年里，每遭遇一次不快之后他会经历19次意外惊喜！
随机性在尺度上的这种特性通常被误解，甚至专业人员也如此。我曾见博士生们就发生在很窄的时间尺度上所作的观察进行争论（其实这种做法以任何标准来看都毫无意义）。在我们再次往记者们身上泼脏水之前，我们好像还有更多的观察要做。
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拿噪音与我们所说的非噪音之间的比例来看（即左边那一列与右边那一列的问题），在此我们有做量化比较的优越条件，那么我们会得到下列结果。在一年当中我们会观察到大约0.7份噪音对每一份业绩。以一个月为尺度，我们会观察到约2.32份噪音对每一份业绩。以一个小时为尺度，30份噪音对每份业绩。要是以一秒钟为尺度，就会有1796份噪音对一份业绩。
几点结论：
1．在短的时间递进尺度上，我们观察到的是证券组合的易变性，而不是它的回报情况。换句话说，我们只能看到变动，几乎看不到别的。我经常告戒自己，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最多只是变动与回报的组合，不会只有回报。
2．我们的情感不具备理解这一点的能力。那个牙科医生每月看一次报表就比不时查看报表时表现得好。也许，他如果一年只看一次报表，他的业绩会更好。
3．当我看见一个投资家用手机或掌上电脑实时监控他的证券组合时，我悄悄地笑了又笑。
最后我承认我对这种情感缺陷没有免疫力，但我对付它的办法是不让自己有接触信息的途径，除非在特殊情况下。而且，我更情愿读诗歌。如果某个事件确实重要，它会钻进我的耳朵里。我还会再次谈到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解释为什么新闻（高密度）充斥着噪音，而为什么历史（低密度）一般来说就没有这些噪音（尽管有种种如何诠释的问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不愿读报纸（除仆告以外），为什么我从不对市场发表议论，以及为什么在交易间里，我常与数学家和秘书交往，而不与交易员交往。它解释了，为什么在星期六读《经济学家》比每天早晨读《华尔街时报》好（这是从频率的立场上来说的，姑且不论这两份刊物在智力等级上的巨大差异）。
最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在过分密切地观察随机性的时候容易受到伤害，他们的情感会随着他们体验到一次次心跳而耗尽。不管人们说什么，一次负面的怦动无法被一次正面的怦动抵消（有些行为经常家家估计，负面影响的力度是正面影响的2.5倍）；它会导致感情赤字。
有些所谓的聪明和理智的人经常批语我"忽略"了每天报纸中可能存在的有价值的信息，并拒绝把噪音中的细节视为"短期事件"。我的雇主中有的人责备我生活在另一个星球。
我的问题是，我不是个理性的人，我非常容易被随机性所淹没，蒙受情感折磨。我了解，我需要在远离信息的公园长椅上或咖啡店里沉思默想，但即使这样，也只有在不让我接触到信息的情况下才能办得到。我在生活中惟一的优点就是知道自己的一些弱点，总的来说，面对新闻的时候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也不会用总代表的头脑去看待业绩。沉默要好得多。第三部分还要讲更多的这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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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性、废话以及理科知识分子
把蒙特卡罗发生器的应用扩展到产生人工思想，并与缜密的非随机产生的思想做比较。科学战进入商业界。唯美主义的我为什么愿意被随机性耍弄。
随机性与动词
我们的蒙特卡罗机器可以把我们带入一个更有文学品位的领域。理科和文科知识分子的界限是逐步明确划分出来的，最终发展成了所谓"科学战"，以饱学的非科学家为一方，对学问毫不逊色的科学家为另一方。两种学术方式的区分起始于30年代的维也纳。当时有一群物理学家确信，科学所取得的长足进展已经具备足够的实力，在被认为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内争取一席之地了。在他们看来，文学方式的思考会掩盖大量听起来顺耳的废话。他们想要把思想从修辞中剥离出来（文学与诗歌除外，那是它的正当领域）。
他们把严谨作风带入学术生活的方法是，强调一种意见只可能属于两种类别：一种是演绎法（deductive），"2+2=4"，即，遵从有准确定义的公理框架，不能有争议（这里指算术法则）；别一种是归纳法（inductive），即，以某种方式可以论证的（经验、统计数字等），如"西班牙会下雨"或"纽约人一般都比较粗鲁"。其它所有一切都是纯粹的狗屎蛋（音乐可以取代形而上学，而且绰绰有余）。不用说，对用归纳法发表的意见进行论证会有困难，甚至于不可能，我们将在黑天鹅问题中看到一点。而经验主义会比任何其它形式的狗屎蛋更糟糕，因为它能从事欠仅凭经验而产生信心（我需要好几章来把这一点谈透）。不管怎样，在促使知识分子为他们发表的意见负责，提供某种形式的证据方面，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后来威特根斯坦、波普尔、卡尔纳普还有许多他们这类人的思想发展，其源头就是这个维也纳学术圈子。不管他们原本的想法是好是坏，它对哲学和科学实践产生的影响是有深远意义的。它对非哲学领域内的学术生活的影响也开始发展了，虽然要滞后得多。
要区分理科知识分子和文科知识分子，有一个可以想像得到的办法，就是我们知道，一个理科知识分子通常可以辩论出另一个理科知识分子写的文章，而一个文科知识分子就没法说出一个科学家随便写出的几行字与一个能妙笔生花但不是科学家的人写的东西有什么区别。当一个文科知识分子用起一些时髦的科学术语时，这一点就更明显了。比如"不确定原理"、"哥代尔定理"、或"平行宇宙"、"相对论"，有时是因为内容需要，但经常是把它用在与其科学意义正相反的地方。我建议大家读一读阿兰·蒙卡尔（Alan Sokal）写的那本欢快的《时髦的废话》（Fashionable Nonsense），里面有许多这种事例（有一次在飞机上，我读这本书大笑不止，引得其他乘客交头接耳地议论我）。在文章中塞进科学术语的下脚料，你就可以使另一位文科知识分子相信，你的材料具有科学烙印。显然，对科学家而言，科学在于严谨的推理，而不在于随机地旁征博引那些唬人的概念，如广义相对论或量子测不准性之类。这种严谨性用简单的英语就可以说明白。科学是方法加严谨：即使是用最简单的散文体来写也还是可以辩认出来。举例来说，在阅读理查德·多金斯（Richard Dawkins）写的《自私的基因》（Selfish Gene）一书时，令我吃惊的是，虽然通篇没写一行方程式，它给人的感觉好像它是从数学语言翻译过来的一样。然而它的确是有文采的散文体。
逆向的图灵实验
在这方面，随机性可以有相当大的帮助。还有另一种好玩得多的方法可以区分空谈家和思想家。有时你可以用蒙特卡罗发生器仿制一篇东西，能让人误以为它是一篇文学议论文；但你无法用这种随机的方式创建一篇科学论文。修辞可以随机创造，真正的科学知识则不可以。这就是对图灵人工智能实验的应用，只不过过程正好相反。那么图灵实验（Turing's test）是什么？卓越的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Alan Turing)，他为人古怪，是计算机先驱，做了如下一个实验：一台计算机如果能够（平均来说）蒙骗一个人类，使他以为它也是一个人，那么这台计算机就可以被称为有智能。反之应该也能成立：一个人，如果他的言语可以被一台计算机仿制，而我们知道计算机是没有智能的，而且能用来蒙骗一个人，使他相信那是由一个人类写出来的，那么这个人也就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智能的。那么，我们能不能以完全随机的方式制造出一篇文字，使它大体上被认为是出自戴瑞达之手呢？
答案似乎是可以。除了阿兰·索卡尔（就是几行字以前提到的那个写了那本欢快的书的人）的骗人鬼话，他设法写了那些废话还让某家出名的报社给出版了以外，还有蒙特卡罗发生器，它的设计功能也能够编纂这类文本，写出整篇的论文来。在输入了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之后，它们可以通过一种叫做循环语法的方式随机凑出句子来，再产生出语法上无懈可击，但毫无意义可言的句子，听起来与雅克·戴瑞达、凯米尔·帕格利亚以及他们那一帮人说的话很相像。由于思维不清晰，文科知识分子就可以被随机性所蒙骗。
在澳大利亚莫那什大学一次以安德鲁·C·布尔哈建造的数据处理器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我摆弄了这台机器，让它产生出几篇文章，里面有这样一些句子：
然而，正如现实生活的辩证法所启示的那样，拉什迪著作的主题不足理论，而是前理论。论述的新语义学规范的前提暗示，性别认同感确有其意义，这一点具有讽刺意味。
有关作者作为一个观察者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在许多叙述中显现出来。可以说，如果文化叙述可以成立，我们就不得不在叙述的辩证规范与新概念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选择。萨特对文化叙述的分析认为，社会，似是而非地讲，有其客观价值。
所以，表述的新辩证法规范的前提暗示，意识可以被用于加强等级制度，但这必须在现实与意识截然分开的情况下才行得通；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则可以假设，语言有其内在含义。
有些业务演讲，虽然不是随机拼凑的，也属于这种类型，中介它们不那么文邹邹的，与文学演说所使用的词汇也不是一个类型。我们可以随机拼凑一篇演讲，模仿你的首席执行官，来看一看他说的话是有价值的呢，还是只不过是经过乔装打扮的废话，说话的人凭运气而被放在了那个位置上。怎么做呢？你可以随机地从下面挑出五个词组，加上一些最必不可少的虚诩把它们连在一起，攒成一篇语法上通顺的演讲稿。
我们关心顾客的利益/前方的道路/人才是我们的资产/创造股东价值/我们的远见/我们的经验在于/我们提供互动式解决方案/我们在这个市场给自己的定位是/如何更好地为顾客服务/忍一时之痛求长远收益/从长远来看我们会得到回报/我们以实力参与，克服我们的弱点/勇气和决心能战胜一切/我们热衷于创新和技术/快乐的职工是效率高的职工/力争优秀/战略规划/我们的敬业精神
如果这些话听起来与你刚刚听到的你们公司老板的演讲太相像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去找个新工作。
一切伪思想家之父
探讨人工历史的时候不对一切伪思想家之父黑格尔做些评论是很难办到的。黑格尔写作所使用的术语，在时尚的"左岸巴黎人"咖啡馆或某些大学中与现实世界极端隔绝的人文学系以外的地方，没有人能懂。我向大家展示的这一段，来自德国"哲学家"杂志（由卡尔·波普尔发现、翻译并臭骂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