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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

_5 张纯如(现代)
  问:来了多少日本兵到你家内?
  答:有十几个日本兵。
  问:地洞内当时有多少人?
  答:一个洞内十个,另一个洞二十二个。
  问:这些尸首是你一个人埋的?
  答:还有个姓戈的人同我一齐埋的。
  问:是什么部队?
  答:都是从南门进城的部队。
  问:你说的都是实话么?
  答:实在的。
  命引肖潘氏入庭
  问姓名年龄地址
  答:肖潘氏,女,六十岁,住小牵牛巷二十二号。
  问:南京沦陷时你家有谁被害么?
  答:我大儿子肖宗良,当时三十一岁,在冬月十一日,日本兵进城,我家有几十个人。我儿子正在吃中饭,听说日本人来了,就躲进地洞里。以后我听到枪声出去看,死了七个人,我儿子也在内,我媳妇被日本兵强奸了。
  问:日本兵奸你媳妇是什么情形?有抢东西的吗?
  答:没有抢东西。强奸我媳妇肖余氏,当时她二十多岁,已怀孕七个月,被两个日本兵强奸了好几次,就在我家里,我亲眼看见的。以后我媳妇改嫁了。还有我丈夫肖德奇于冬月十三日被拉夫至今生死不明。
  每一位证人入庭时,都由审判官宣读有关的法律条文:“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证人供前或供后具结而为虚伪陈述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接着,证人宣誓:
  “今到场为证人,当系据实陈述决无匿饰增减。此结。”
  然后在油印的《证人结文》上或签名,或盖章,或按手印,或划一个歪歪斜斜的十字。
  审理谷寿夫的五个法官是:审判长石美瑜,审判官宋书同、李元庆、葛召棠和叶在增。叶在增是案件的具体承办人和判决书起草人,如今他已年逾古稀了。谈起当年审判谷寿夫的情形,他记忆犹新。他说:“谷寿夫案件在国际国内影响都很大,所以调查、审理都很慎重,要做到证据确凿,使其口服心服。我察看了多处屠杀现场,开了二十多个调查庭,搜集了大量的人证、物证,包括从日本人那里缴获来的图片、影片,找到了上千的证人。”
  审判官:叶在增书记官:施泳
  民国三十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命引赵永生入庭赵永生,男,七十一岁,住半家园二号。
  问:当南京沦陷时你家有谁被害?
  答:我家没有人被害。不过我于二六年冬月十一,想到难民区去,走到莫愁路三叉口来了一个日本兵,一言不发即用刀要刺我。因我对武功素有研究,一把刀同他夺来夺去,后来被我一脚踢倒。又来一个日兵,亦被我踢倒。以后来了十几个日兵,我因寡不敌众,被他们刺了十多刀,晕倒在地。日军以为我已死了,就走了。我到半夜里醒来,勉强支持到家,第二日即住鼓楼医院医治。(当庭验明伤痕呈实)命引陆夏氏入庭问姓名等项陆夏氏,女,三十八岁,宿迁人,住下码头三百二十六号问:当南京沦陷时你家有谁被害呢?答,我的公公、婆婆、丈夫、小叔子四口被害。公公名陆如龙,婆婆陆李氏,丈夫陆锦春,叔叔三代子,于二六年冬月十一日晚上因房子被火烧了,我们躲在乱坟上,来了许多日本兵,碰到我公公,说是中央军,就开一枪打死了。我叔叔去看,也打死。我的丈夫因为头上有帽痕,也说是中央军被刀砍死,我的婆婆去着,也被砍死了。
  问:尸首呢?
  答:埋在一处。
  问:是何部队呢?
  答:不晓得。命引马毛弟入庭马毛弟,十六岁,南京人,住五贵里五号牛行问:南京沦陷时你家有人被害么?答:我父马民山在风台巷于二六年冬月十三日被日本人拖出去一枪打死了。问:你看见的么?答:我母亲看见的。问:你母亲为什么不来?答:我母亲有病。命引周顺生入庭周顺生,男,三十二岁,淮安人,住珍珠巷一百三十号之二问:南京沦陷时你家有人被害么?答:我妻子周丁氏那时二十岁,在二六年冬月十四日在土板桥白下村仓库内被日本人强奸不遂,拉出去就开枪,打了肚子一下,四五天就死了。问:你听说的还是看见的?答:我看见的。
  在众多的证人证词中,有一份用毛笔直行书写的控诉状。状纸是直接投诉给战犯审判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的。虽然只百十个字,但思子心切,恨敌仇深。强烈的义愤渗透在字里行间。
  原告人薛文书年四八岁住本市大辉复巷二十四号商行窃民子薛裕贤现年二十八岁于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首都沦陷后三日被告纵具部下到大方巷十号难民区收容所将民子等一并驱出至今十载杳无音讯请求以法惩凶以除冤恨谨呈军事法庭庭长石
  具呈人薛文书(印)南京在控诉!南京在怒吼!全市十二十区公所,一起调查和搜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各行各业的人们,纷纷涌向法庭。
  十年了,冤魂未散,音容犹在。屈死的三十万人,要面对杀人的凶手呼喊!法官、法医、检验员和埋尸的红卐字会的人一起来到中华门外。遇难者的丛葬地上,荒草萋萋,黄土漫漫。
  “报仇了!报仇了!”当年掩埋他们的人高喊着。他们在呼唤冤魂,告慰亡灵。
  在热烈的、悲哀的氛围中,挖掘了五处坟墓。土坑中,找到了数千人的白骨和数千个头颅,这是一幅使人惊骇和令人战栗的地狱图!
  电影摄影机在不停转动。闪光灯像闪电似的给大地刷上了一层又一层的惨白。穿着白衣的法医轻轻地从黄土里捧起一个又一个的头颅。头骨上多有刀伤,一道道被砍裂的缝隙中,仍有暗红色的血!
  检察官满怀民族的义愤,以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将战犯谷寿夫提起公诉,并请处以极刑。起诉书的附件中,附有谷寿夫部队杀人事实一百二十二例,受害人数三百三十四人;刺杀事实十四例,受害人数一百九十五人;集体杀害十五例,受害人数九十五人;其它烧死、勒死、淹死等手段杀害六十九例,受害人数三百一十人。强奸十五例,受害人数四十三人。还有抢劫及破坏财产等等实例。
  接到起诉书的副本后,谷寿夫害怕了。作为与中岛今朝吾、牛岛贞雄、末松茂治等师团长共同纵兵大屠杀的战犯之一,他感到罪责难逃。他想摆脱罪责。他给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写了一封要求“宽延公审”的《恳请书》。可是已经晚了。
  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下午二时整,中山东路励志社彩绘的门楼上,高高地挂起白布黑字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长长的横幅。从法庭里拉出来的有线大喇叭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市民。
  宫殿式的大礼堂分外威严。红墙筒瓦,飞檐画栋。绿色的屋脊上,蹲伏着八头形态生动的吻兽。高大的宝塔松华盖似的挺立在礼堂门口。庄严的审判席在礼堂的讲台上,台下分别为律师席、证人席、通译席和被告席。四周挤满了两千多位旁听的群众,全副武装的宪兵肃立着。
  “带被告谷寿夫!”两名头戴钢盔的宪兵将身材矮胖的谷寿夫押上了法庭。他光着脑袋,仍穿着草黄色的军服。自然,早摘去了显示军阶的那些诱人的星徽。
  他在被告席上紧张地等待着。石美瑜庭长问过了姓名、年龄、籍贯、住址后,检察官陈光虞宣读了浸满石城人民血泪的起诉书。
  审问到南京大屠杀的罪行时,他矢口否认。他从公文包中取出在拘留所里想好了的辩护词:
  “战争一开始,双方都要死人。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至于说我率领部下屠杀南京人民,则是没有的事情。有伤亡的话,也是难免。”
  谷寿夫自称为纯粹的军人,对于侵华国策,从不参与。他滔滔不绝地推托罪责:“我的部属,除了作战外,没有擅杀一人。”
  石庭长大喊一声:“将被害人的头颅骨搬上来!”
  法庭静极了。人们屏息着。千万双目光注视着。
  来了!宪兵两人抬一个麻袋,把一袋又一袋的中华门外发掘的人头骨倒在台下的长桌上,一个一个的头骨堆满了长长的桌子。无言的白骨使人毛骨悚然,触目惊心,像深井一样的黑洞洞的眼眶和张大的嘴骨,似猛虎咆哮,像怒狮狂吼!
  谷寿夫呆若木鸡地站立着,他惊呆了。
  旁听的人们目睹这惨象,咬牙切齿!法医潘英才和检察员宋士豪宣读了鉴定书:红卐字会所埋尸骨及中华门外屠杀之军民,大都为被枪杀及铁器所击之伤痕属实。
  红卐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历述了他目击的日军罪行。他说:“红卐字会统计的埋尸四万余具,实际数字远远超过,因为日军不准我们正式统计!”
  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M·S·Bales)和斯迈思(LewisS·csmythe) 也出庭作证。他们站在公理和人道的立场上,用目睹的事实证明日军的暴行。讲英语的美国人和讲日语的日本人都由中国人翻译他们谁也听不懂谁的本国语言。自然,贝德士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但他不想在这个场台,他不愿对失去人性的人讲亲切的语音。
  仇人见面了。失去了妻子及子女三人的姚家隆痛诉了日军杀戮他一家的经过。他痛诉的时候,他的后颈上还有一粒日军送给他的子弹头在隐隐作痛。他真想冲过去把害得他家破人亡的仇人咬得粉碎!一位叫陈二姑娘的苗条女子终于盼到了洗刷耻辱的时光。十年了!她的心里埋葬着屈辱,她偷偷地饮泣了十年。她是弱者。在正义的法庭上,她挺起了胸膛:“两个日本兵用枪对着我要强奸,我没有办法,他们一个一个地侮辱我。”她哭了,她用泪水继续着她的控诉!
  谷寿夫低下了头。他无话可说,无言可辩了。
  人们又回到了一九三七年暗无天日的岁月中了。日军自己拍摄的宣扬他们武威的影片重现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历史。许多人闭上了眼,有的用双手捂住耳朵,他们不敢看银幕上的刀光枪弹,他们害怕喇叭里那撕裂心肺的怕人的音响,经历过大屠杀的人们,不堪回首那血淋淋的日子!
  七日、八日继续传证和辩论。八十多个南京市民满怀深仇走上法庭,男女老少,面对面地责问民族的敌人!十年血债一朝报!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庄严判决:“被告谷寿夫,男,六十六岁,日本人,住东京都中野区富士见町五十三号,日本陆军中将师团长。”“被告因故犯案件,经本庭检察官起诉,本庭判决如下: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
  “被告谷寿夫,于民国二十六年,由日本率军来华,参预侵略战争,与中岛、末松各部队,会攻南京..始于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傍晚,由中华门用绳梯攀垣而入,翌晨率大队进城,留住一旬,于同月二十一日,移师进攻芜湖各情,已供认不讳——及其陷城后,与各会攻部队,分窜京市各区,展开了大规模屠杀,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烧灭迹者,过十九万人以上。在中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骨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十五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三十万余人——查被告在作战期间,以凶残手段,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肆施强奸,抢劫,破坏财产等暴行,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各规定,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其间有方法结果关系,应从一重处断。又其接连肆虐之行为,系基于概括之犯意,应依连续犯之例论处。按被告与各会攻将领,率部陷我首都后,共同纵兵肆虐,遭戮者达数十万众,更以剖腹、枭首、轮奸、活焚之残酷行为,加诸徒手民众与夫无辜妇孺,穷凶极恶,手段之毒辣,贻害之惨烈,亦属无可矜全,应予科处极刑,以昭炯戒。”
  1947 年4 月25 日,南京国民政府府防字第1053 号卯有代电称:“查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既据讯证明确,原判依法从一重处以死刑,尚无不当,应予照准。至被告声请复审之理由,核于陆海空军审判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不合,应予驳回,希即遵照执行。”
  第二天,古城南京万人空巷,从中山路到中华门的二十里长街两旁,人山人海。受尽了苦难的金陵市民,扶老携幼地争看杀人者的下场。
  黑色的囚车尖叫着驶过来了。十年前,谷寿夫曾在这里跃马挥刀。古老的中华门像巨人般地站立着,它用冷峻的目光注视着这幕悲喜剧,从什么地方进来,还从什么地方出去!一去不复返!
  雨花台,这处被鲜血染红的山岗,这处长满了松柏的山岗,十年前是中国士兵浴血奋战的疆场。守军旅长朱赤和高致嵩以及他的士兵在这里洒尽了鲜血。这里是谷寿夫攻占南京中华门的出发地。他怎么也想不到,这里会成为他的葬身之地!历史是审判官。让敌酋的头颅奠祭英灵吧,烈士们一定会在长天与大海间放声欢笑!
  雨花台,这块掩埋着干千万万个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遗骸的山岗,是千千万万冤魂的集结地。他们死不瞑目。他们在审问历史,他们在呼唤后人!
  囚车开过来了,黑色的甲壳虫里,钻出了一个草黄色的影子。面无人色的谷寿夫带着手铐,被一高一矮两个武装宪兵一人一只臂膀押向刑场。他颤栗着,腿在发抖。山岗四周,十万民众围观着。他们中间,有的伤疤在阵阵作痛,有的忍受着失去亲人的悲哀。菩萨显灵,苍天开眼。多行不义必自毙,作恶到头终有报!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随着沉重而悠远的枪声,跪在地上的战犯谷寿夫倒下了,污血从他的鼻孔和嘴里涌出来。
  欢呼声震动山召!鞭炮声铺天盖地!这一天,南京城燃起了数不清的暗红色的火苗——纸钱在燃烧、素烛在燃烧、一炷一炷的香在燃烧,木制的或纸做的灵位前,人们在悲喜地哭泣,在悲哀地告慰亡故了十年的冤魂:“报仇了!报仇了!”一盅盅的洋河酒洒到地上,洒满了这片血染的土地。只是,胜利的代价太大了,胜利来得太晚了!
  正义者的胜利和不义者的失败是不可抗拒的。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尾声:愿历史成为过去
  这是一页沉重的历史。我在历史的大海边拾贝。
  最初萌生这个念头,是一九八五年夏天一个假日的上午。我骑着自行车路过北极阁那片花坛的时候,突然打了一个寒颤——苍翠的雪松和繁星般的鲜花丛中,矗立起了一座扇面形的花岗岩石碑。黑色的大理石贴面上,镌刻着一行醒目的金色隶书: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北极阁遇难同胞纪念碑
  石碑前围着许许多多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没有一个人说话。人们默默地观看着碑文,默默地在心中致哀。我的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里,怎么会是鲜血飞进的屠场呢?
  我千百次地经过这块栽满绿草和鲜花的土地,我第一次知道了它的昨天!这天的《南京日报》上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全市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地点建立了十三块遇难同胞纪念碑。
  我在历史书中读过“南京大屠杀”的篇章。书中没有这出悲剧的典型人物和细节的描绘,也找不到这场震惊中外的大屠杀的种种根由。我的心沉甸甸的,我感到失落了什么。
  失落了的东西应该捡回来。我开始了一处一处地寻访,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这是历史的悲剧,这是民族的悲剧。历史是民族的根。历史是教科书,历史是指南针,历史是一面观照今天和未来的镜子。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事情,本质上都是历史的重演。
  历史充满了呛人的火药味。我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翻阅了十本《沦陷区惨状记》,里面记述着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南京大屠杀”那个时期我们民族的苦难。看一眼标题就令人触目惊心:
  平津恐怖。济南惨状。豫北浩劫。绥包兽行。火烧南市。无锡惨象。痛话南通。伤心话北平。陷后之扬州。广州屠城记。武昌屠城记。朔县大屠杀。血洗离石镇。太原成地狱。厦门成荒岛..
  有人把战争比作地震,也有人把地震比作战争。地震是自然的,战争是人为的。不可避免的天灾已经引起了全人类的防范,而可以避免的战祸却经常人为地挑起,而且不断加剧。常规武器越来越先进,原子弹越来越多。看来,人类要认识自己和战胜自己比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要艰难得多。
  战争是一种自杀——人与人的残杀。
  战争带来了不幸。硝烟飘散了,仇恨埋在心里。我的近百位采访对象中,只有极少几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说:“算了,不提它了,中日友好了!”但大多数幸存者却并不宽容:“不提了?血不是水!”“我要告诉后代,日本兵杀了我们南京三十万人,我死了,我要子子孙孙记住这血海深仇!”
  这是民族的自尊心!这是民族的复仇性!这是民族的警惕性!这自警自策的声音,激励中华民族崛起和振兴!
  阴影笼罩着人们的心。走进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一座山,一座沉默的火山!面对同胞的鲜血和尸骨,人们悲哀地悼念和哭泣。走出大厅,人群激愤了!有人要砸烂纪念馆内安装着的三菱牌空调。有人要打碎日本友人送来的一米多高的“镇魂之钟”,一批一批的人围着纪念馆工作人员厉声责问:
  “大屠杀纪念馆为什么还用日本货?”
  “为什么不要战争赔偿?”
  “为什么过了四十多年才建这个纪念馆?”
  来自海外的炎黄子孙关切地问:“日本人来得多不多?他们什么心情?”
  一位意大利的电视记者显得很激动:“法西斯!法西斯!我要向全世界控诉!”他用摄像机记录了他的义愤和悲哀。
  纪念馆的同志理解人们的心情。他们用胶布贴住了空调机上三个红色的菱形。他们不得不将日本友人赠送的纪念品陈列在不常开放的贵宾室内。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向人们解释连他们自己也解释不清的诸如“为什么不要日本战争赔偿”之类的问题。他们告慰海外同胞:“日本很多团体都来这里悼念、反省和谢罪。他们发誓:日中不再战!”
  我看见,四岁的日本小姑娘山岸清子在尸骸狼藉的照片前用双手蒙住了她天真无邪的眼睛,名叫卫藤穗的八岁的日本男孩在白骨堆前哭了起来。有人告诉我,日本“和平之船”友好访华团在航行途中,有三个老人沉痛讲述了他们当年在南京参加大屠杀的情景。船离中国越近,他们越是不安。载有三百多人的“和平之船”在上海停靠了,这三个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人害怕了。很多人劝了好久,他们都不敢上岸。这难道不是悲剧?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日,两名苏联外文官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后,在留言本上写下了他们的心声:”我们为被害者感到震惊,深深悼念南京的死难者。”
  “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而奋斗。”
  广岛来的一位日本友人送给我一枚和平鸽图案的纪念章。洁白的鸽子展开了翅膀,她将飞向无边的蓝天和无际的大海。
  愿历史成为过去。  
  血祭
  石头城的西南角,肃立着一位沉默的石头人。
  青色的花岗岩块石垒砌成一堵墓碑似的石壁。石壁上,用中英日三种文字镌刻的黑色大字触目惊心:遇难者300000。
  登上石阶,满目荒芜。只见枯树孑立,白骨散乱。断墙四周,浮雕着一组接一组地狱般残酷的石像。走进嵌入半地下的墓穴式的陈列馆,大量的图叶、实物和影相把人们带到了半个世纪前南京沦陷时的苦海血海,残暴的兽行震撼了每一个人的心!
  石头城中的这座石头建筑,是和奥斯戚辛集中营以及广岛和平博物馆一样的一本庄严的史书。它用300000 人的1200 吨热血记述了人类的不幸,警策一代又一代的后人。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落成7 年了,五大洲300 多万人来这里吊唁。300 多万黄皮肤、黑皮肤、白皮肤的人向它默哀、向它祈祷、向它致以深深的哀悼!
  他们奠祭不幸的冤魂,他们诅咒人间的不平。
  1.有人要用浓墨涂改血迹,生活在和平阳光下的南京人仿佛又听到了防空警报这是一块沉睡的土地。千万人的白骨在野地里掩埋了近半个世纪。血已干,骨已朽,只有绿色的磷火和屈死的孤魂仍在这里昼夜游荡。
  制造这场劫难的一些人以为所有人都淡忘了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事情,于是他们梦呓般地发出了醉鬼一样的胡言乱语。什么“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不公正”的,“不是依照国际法进行的”。他们把印在教科书上的“侵略”改为“进入”,他们要用浓墨掩盖血写的事实。
  生活在和平阳光下的南京人仿佛又听到了防空警报,刺耳的尖叫刺痛了已经结痂的创伤。
  也许是因为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南京人不能容忍!那段时间,鸡鸣寺前朱红大门的市政府内,人民来信和群众来访比往日增多。工人、农民、教师、医生、干部、学生纷纷呼吁:“把血写的历史永远铭刻在南京的土地上,纪念死者,教育后人!”“不能让孩子只知道卡西欧,不知道脚底下有30 万冤魂!”1983 年的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议案:为“南京大屠杀”30 万死难同胞立碑、建馆、编史。为过去,为未来,为南京人民,也为世界和平!
  进展是神速的。当年就破土奠基。江东门既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殉难地之一,又是死难者的一处丛葬地。史料记载,攻陷南京的日本兵在这一带屠杀我无辜同胞28700 余人!
  这天是12 月13 日——46 年前侵华日军屠城的祭日。北风潇潇,枯草凄凄。各界民众和大屠杀幸存者们顶着严寒来到荒郊。哀乐低回,黑压压的人群默默地垂首,无声的追悼寄托着万千情思!
  一锹锹的黄土下,是沉默的白骨。黄土和白骨上,埋下黑色的基石。这是庄严的祭奠!
  邓小平来到南京。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下榻于绿树掩映的东郊宾馆。听说南京准备兴建大屠杀纪念馆,他非常赞赏。1982 年他说过:“岸信介要搞满洲建国之碑..我们就要搞日本侵略之碑,以教育广大人民,教育子孙后代。”所以,当张耀华市长提出请他题写馆名时,邓小平点了点头,他欣然挥笔,犹如行云流水,雪白的宣纸上落下一行飘逸俊秀的行书大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纪念馆筹备组的负责人杨正元和段月萍接到市长秘书的电话时,高兴得扔下饭碗就赶到市政府。半张宣纸上的题字还飘着墨香。参加这一伟大工程的所有人都受到了鼓舞。
  大雪漫天,南京第一建筑公司的工人大年初一就破土开工。风雨无阻,日夜苦战,集中精兵强将,交叉立体施工,四个月完成了一年的工程量!许志山、吴根伯等老工人吃住在工地,工人们和这座青石建筑有着血肉般的感情。遇难者中,有他们的亲人。
  经历过浩劫的老人们敞开了心灵深处的记忆之门。每一条小巷每一个乡村都在寻找,寻找当年的受害者、幸存者和目击者。全市十个区和五个郊县,普查出“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1756 人!他们用身上的枪伤刀痕,用目睹的史实,提供了浸透血泪的千百份证言!白纸黑字的证言,像哀歌,像挽联。
  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段月萍早在学生时代就参加过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调查。20 多年过去了,今天,她作为南京历史学会的成员负责纪念馆的史料征集。她东奔西跑。从《文汇报》上看到一篇一位叫杨寿林的教授以东京审判见证人的身份发表批驳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的文章,她跟踪追击。几经曲折,终于见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审判官梅汝璈博士的秘书杨寿林。当清瘦的杨教授颤抖着双手捧出保存了近40 年的东京审判的全套照片时,段月萍的心一阵惊喜。铁证如山,历史岂容抹煞!
  “杨老,你能不能贡献给我们?”段月萍急切地想得到它。
  作为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这本破旧的照相本是他生命中的华彩篇章,他舍不得失去它。
  “能不能借给我,三天之内归还?”她恳切地说。
  他愉快地同意。能让湮没的历史重见天日,这当然也是杨教授的心愿。
  连日奔波,她肾炎复发。拖着疲惫的脚步。到药店买了几粒呋喃坦丁,讨了半杯水连忙喝下去。她当夜就赶回南京。第二天一早,段月萍把这本珍贵的机册送到市政府。正在开会的领导欣喜地传阅着。“快,翻拍!”市长下令。
  当天就送到图片摄影社。第三天一早,段月萍又急匆匆地赶到上海完璧归赵。这套图片中的好些画面后来成为展览和画册中的珍贵史料。
  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春夏秋冬,段月萍在变黄了的中外文稿中寻觅,像大海采珠。
  披一件藏青的呢子大衣,正月初四,段月萍就上路了。她听人说,中央档案馆有战犯们的交代材料。凭着一纸介绍信和儿媳在档案馆的熟人关系,转了三四次公共汽车才到北京西郊门卫森严的档案馆。她一卷一卷地翻阅着,忘了喝水。也忘了吃饭。突然,一位叫作太田寿男的日本战俘写的只有四页纸的交代材料令她一阵欣喜:踏破铁鞋无觅处,她要找的就是这样的“重磅炸弹”!这位曾经在“南京大屠杀”中负责销毁尸体的日本少佐说:“..我奉到命令之后,就在南京下关码头上,分东西两个区域执行任务,安达在东部处理,我在西部处理,两个区域共使用30 只汽船,十台汽车,800 名运输兵,从12 月16 日开始,至18 日两天时间,经我处理的尸体有19000 多具,安达处理16000 多具,加上头两天安达自己处理的那65000 多具,碇泊场司令部共处理了十万以上的尸体。其中除有三万多具是掩埋、烧毁的以外,其余的都投到扬子江里去了。我想其它部队自己处理的至少也有五万人,共计有15 万人。被杀害的人们绝大部分是市民,有男女老少..”
  她如获至宝。这个说真话的日本军人的证言,是“南京大屠杀”确凿无疑的罪证。这份1954 年12 月27 日写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口供材料后来报经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准后才公开展览。
  记不清遇到多少热心人,也记不清跑了多少路。一年多时间,他们共收集了大半铁柜子的图文资料,仅照片就有一千多张!
  身手不凡的雕塑家们大显才能。20 多位艺术家将对这片苦难土地的深情融进了自己的作品。20 多件雕塑小样送到了市长办公室。张市长邀请有关人员一件一件地审视、评论和比较。凝固的历史复活了,泥土和石膏组合成了生命的毁灭和呐喊。善良、怯弱和凶暴、残忍的搏斗化作了纪念馆长廊般石墙上的永久雕像。
  市政府秘书长胡焕奇急匆匆地赶到人民印刷厂找到厂长:“这是政治任务,一个月之内必须印出来!”
  史无前例的速度:厚达68 页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照片集》和23 万字的大32 开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从拣字、排版、制版、校对到印刷,全厂动员一路绿灯,每一个人都知道它的分量。
  雷厉风行,紧锣密鼓。建筑、装修、陈列、复制、编辑、录音、摄像、供水、供电、供气、绿化..这都要赶在八·一五以前完成。
  八·一五——这是一个庆典的日子。1985 年8 只15 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隆重揭幕。四百多南京人默哀致意。邓小平题写的16字的馆名手书像长长的黑纱,给揭幕仪式增添了肃穆悲凉的气氛。
  致哀的人群中,有日本日中工人交流协会会长市川诚等人,他们专程赶来。沽白的花圈表达了对死难者的悼念。黑色的“镇魂之钟”上刻有反省、谢罪和“日中不再战”的铭文。
  悠长的钟声为30 万冤魂祈祷!
  2.中国法官为历史作证。日本老人倡导“绿色奠祭”。三十万只纸鹤悼念三十万冤魂大江东去,浩荡的江风吹乱了他的银发。站在”江申”轮上的叶在增老人,望着滚滚江水,心潮难平。此去石头城,40 年前的往事仍浮在眼前。他的心沉甸甸的,他真想大哭一场。
  南京没有他的亲朋好友,但是,上了年纪的南京人可能都知道南京历史上有过他这个人。他和经历过屠城劫难的南京人民有过一段同仇共恨的历史。今天,他以前国防部军事法庭法官的身份应邀去“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拍摄录相,他是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去为南京的血泪史作证的。对于叶在增来说,将这段史实留存历史,是他对30 万死难同胞深深的哀悼和祭念。
  面对着屠刀、机枪和累累白骨,叶在增想起了40 年前的往事,缓缓转动的磁带上录下了他悲愤的诉说。
  几次从日军轰炸中逃生的叶在增,抗战胜利后担任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法官。庭长石美瑜把叶在增叫到办公室,对着桌上一大堆案卷说:“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案已检察完毕,起诉书已经送来,我想请你来调查整理,”
  雪恨的重任压上了他的肩。叶在增和石美瑜庭长以及检察官和红十字会负责人一起,到中华门外实地发掘死难同胞掩埋的万人坑。铁锹和十字镐刨开浸透了鲜血的黄土,只见遗骸层层,尸骨累累,法医在骨殖中验证各种被日军刀枪砍杀的印记,人群哭泣哀号,呼天喊地!这样的万人坑在雨花台地区就有六个。叶在增法官还从中山码头、草鞋峡、燕子矶、东岳庙、斩龙桥等大屠杀现场,取回了大量证据,他参加了全城20 多次调查庭,传讯了许多证人。
  民族血泪凝笔端。叶在增伏案两天,将《战犯谷寿夫判决书》草拟完稿:“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26 年12 月12 日至同月21 日,亦即谷寿夫部队驻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 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 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 万人以上..”
  开庭公审那天,励志社礼堂内外水泄不通。战犯谷寿夫百般狡辩,中外证人一个接一个出庭作证,当一大堆被军刀砍切的颅骨搬到谷寿夫面前时,他呆若木鸡,只得低首认罪。行刊那天,“南京大屠杀”战犯谷寿夫被五花大绑,押赴雨花台枪决。沿途干千万万中国人欢声雷动。以血洗血,这血的喜庆,是对30 万死难同胞的血祭!
  叶在增讲述完了这段历史,他站在“遇难者300000”的石墙前,久久地沉思。
  郭永柱凝视着这一行黑色大字的时候,他觉得这碑上到着他们郭家的血泪和悲哀。他的伯父也是被日本兵抓到长江边上用机枪扫死的。伯父是300000 人中的一个。祖母心想儿子,她天天到江边去寻找儿子的尸体,没有找到他,她找回一大把被血和火浸泡过的衣扣,这是遇难者的遗物,这是对不幸者的纪念。还有几根长长的铁钉和一只装过汽油的铁皮水桶,这是杀人者焚尸时装汽油用的,她把它一起捡了回来,她觉得或许会有用处。
  祖母走了,她留下了这些从尸体堆中找回来的东西。她精心地保存着,保存了50 年!
  南京钢铁厂工人郭永柱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后,忽然想起祖母留下的遗物。他觉得这些东西放在纪念馆中才能显示出它们的价值。于是,他将它们送进了青石建筑的墓穴式的陈列馆。铁桶的铭牌上有两行小字:昭和十二年宫崎商店制造。
  昭和十二年即1937 年。1937 年底,高个子长脸膛的唐顺山也经历了一场劫难,他被攻进南京的日本兵抓去虹桥附近集体屠杀。他被刺了两刀,负伤倒在尸体堆中,才九死一生捡回了一条命。南京沦陷了,他在日本人的工厂中做工,就在今天三牌楼附近。他看到工友被日本工头毒打得奄奄一息,被日本狼狗咬得鲜血淋淋!会气功的唐顺山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他趁日本工头洗澡满头满脸肥皂泡沫的时候,把他打昏后捆绑上一块大石头,悄悄地沉没在河底!
  他把对日军的仇恨沉入了心底。大屠杀纪念馆落成后,满脸皱纹的唐顺山常常来这里拜谒死难的同胞乡亲,他觉得他的生命中有死难者的期待和希望。他的人生经历和这场灾难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每年清明,无论是春雨潇潇,还是艳阳高照,80 多岁的唐顺山总要将他亲手制作的花圈抬上三轮车,从石门坎的家中缓缓地踏到水西门外。素洁的花圈像一首哀歌,白色挽联上写有“幸存者唐顺山”六个大字。开馆六年了,六年的清明节,唐顺山献了六个花圈!
  和中国老人唐顺山一样,80 多岁的日本老人菊池善隆倡导的“绿色奠祭”活动,也六年了。这个名为“悼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植树访华团”,每年清明前夕远涉重洋到南京这片流有30 万人鲜血的土地上植树种花。1990年的清明前夕,白发如银、慈眉善目的菊池善隆率领访华团成员,将从日本带来的一千多株花木在珍珠泉公园栽下后说:“绿色是生命之源,和平之力,我们要把一年一度来南京植树的活动坚持下去,即使我不在了,也要让它永远继续下去。”
  他真的走了。199l 年的暮春,日本第六次悼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植树访华团一行36 人,又来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默哀忏悔。瘦小而清癯的菊池老夫人双手捧着菊池善隆的遗像,站在队列的最前面,她流着热泪说:“菊池倡导的植树悼念活动,为的是祭奠南京的受害者,表达我们的反省和谢罪。去年他85 岁抱病来南京植树悼念,现在他不在了,我们要继承他的遗愿,让象征安宁、和平和生命的绿色万古长青。”
  一万多棵日本的花木已经一片葱茏,梅、榉、山茶、油桃、柿子、李子和葡萄枝叶繁茂,花蕾芬芳。这红花绿树编织的哀思,是日本民众献给南京大屠杀30 万遇难者巨大的花环。
  30 万南京人的生命,变成了30 万个冤魂。彩纸折成的30 万只纸鹤从名古屋飞到了南京,这是日本的妇女、儿童和学生对30 万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祈祷!30 万个日本青年人的照片组成的“祈求和平”四个大字,是日本的教师和学生献给南京大屠杀30 万冤魂的一曲哀歌!
  和平——这是全人类的心愿。《朝日新闻》刊出募捐广告,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造象征日中和平友好的大理石太阳钟。发起人是日本千叶县日中留学生交流协会的事务局长中岛忍。他把五米宽、二米高的太阳钟图纸和照片寄到南京,国际长途电话一次又一次地催问结果。
  3.年轻人,快过来看一看吧!红领巾们宣誓:牢记血的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国革命史》陈列在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出。这是一个星期天,戴一副深色宽边眼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漫步在展览大厅。一个世纪的风云,凝聚在4500 件实物,文献和图像中!深沉和悲愤的旁白,把江总书记吸引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录像屏幕前,他站住了,他凝神地观看着。放完录像,他仍然默默地沉思。面对参观的人群,他呼喊着:“年轻人,快过来看一看吧!”
  他的心飞向了长江岸边的江苏故乡。
  鼻梁上同样架一副深色宽边眼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来到南京,他在青石台阶前久久地凝视着“遇难者300000”的黑体大字。他静静地听着讲解员悲愤的叙说,他一字一字地默读着碑文上铭刻的惨史。他赞扬纪念馆的整体设计很好,他说:“要继续抓紧史料的挖掘整理研究工作。”“要组织更多的大专院校和中小学生来这里接受教育。”
  对于南京人来说,置身于陵墓为胜迹的石头城中,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我们民族的深重苦难。那块刻着“遇难者300000”的石碑,在每一个南京人的心中,又增添了一份沉重。
  沉重的负荷压到了年轻人的肩头。南京市90 所中学的2800 名中学生开始了寻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调查。走进秦淮河边的小巷,踏着乡间的弯弯小道,沿着爷爷奶奶的足迹,走进半个世纪前的金陵古城。金陵中学的张志炎、吴骏骏和张琼都是17 岁的高二学生,他们负责寻访一位叫法风高的老人,按照记的地址找到了管家桥,但这一带已经拆迁。他们找了居委会又找派出所,派出所要他们去找拆迁办公室。第二天才打听到老人已搬到了雨花台的共青团路。三个17 岁的高中生顶着大雨踏着自行车兴冲冲地赶去,却铁将军锁门。晚上再去,老人的儿媳说:“公公搬回市内下浮桥柳叶街了。”
  第二天才找到高高胖胖的法风高,老人已口齿不清,但对50 多年前的往事仍然记忆犹新。他祖籍山东,父亲早早去世。日本人打进南京时,到处杀人放火,赶马车的哥哥和姐夫慌慌张张地跑进家就被追来的日本兵带走了,带到了下关码头用机枪扫死了。从此,妈妈失去了儿子,姐姐失去了丈夫,当时他才11 岁。11 岁的法风高记得清清楚楚,管家桥的一个鞋匠因为日本人要他找花姑娘他找不到,就被白晃晃的刺刀捅死后塞进了一截水泥管..
  仿佛这是《屠城血证》中的故事,悲愤的叙说震撼了少年的童心,扎一根马尾巴辫子的张琼不停地擦着泪水。戴一副近视镜的张志炎停住了笔,只有吴骏骏手上的录音机磁带仍然慢悠悠地转动着。
  面前的这位白发老人,多么像他们的爷爷。38 中的吴鑫听过爷爷的故事,他的爷爷曾被日本兵的枪托毒打得死去活来。东止马营的麻子仁老人在接受49 中的同学访问时,又一次老泪纵横。1937 年,他开的炒货店被日本兵一把火烧了。他和邻居十几个人想出去躲避,半路上被日本兵碰见,每人挨了好几枪托。一个秃子因喊了一声疼,被一刀割下了脑袋!
  这鲜血飞迸的历史,使少男少女感到惊愕和震惊!这座六朝古都,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一直是花团锦簇、绿荫如带。他们不知道这块生长绿树和繁花的土地上,有过血腥的暴行!南京,因为它失去了太多的红;因而,它生长了更多的绿。
  他们在浓荫森森的南京城中寻觅血和火的昨天,他们根据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的1984 年调查的幸存者花名册,寻访了1700 多见证人。可是,1700 多位大劫难的幸存者们仅仅过去了六年又有500 多人不幸地离开了人间。值得庆幸的是,同学们新发现了500 多位没有列入幸存者名册的幸存者,为南京大屠杀历史作证的队伍中又增加了500 多个见证人!
  中山码头5000 多人的集体大屠杀中九死一生的刘永兴老人被花朵一样的红领巾们簇拥着。他的脖子上也飘动着一条火焰般的红领巾。赤壁路小学的50 名少先队员在辅导员邵薇薇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墓穴式的纪念馆前。黑色的“遇难者300000”的石碑,像一个妖魔,吓得纯洁的孩子们不敢多看一眼,在死难者的白骨面前,红领巾们用双手蒙住了天真无邪的眼睛。他们不相信这是脚下的土地上昨天发生的故事,他们更不敢相信制造这出悲剧的敌人是阿童木和卡西欧的故土!
  刘永兴老人讲完了那个悲惨的故事,孩子们的面容罩上了阴云。他们在沉思。他们在“遇难者300000”的石碑前献上了两棵茁壮的新松。
  为了慰藉死难者的英灵,红领巾们集体献辞:
  “安息吧,惨遭日本侵略者杀害的同胞们,你们的血,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为了祖国更加强盛,为了世界永久和平,我们奋力拼博,我们是龙的子孙。鲜血染红的长江,已经汽笛长鸣。今天,我们用鲜花和白鸽,来奠祭你们,安息吧,我们的先人!”
  白色的鸽群在红领巾的头上奋飞。放飞的时候,每一个孩子都对手上的鸽子轻轻地叮咛:“飞吧,飞到日本去,告诉全日本的小朋友,决不让悲剧重演,让我们世代友好!”“小鸽子,飞吧,请带去我们的心愿:人类不要自杀,我们不要战争!”“飞吧,白色的天使,告诉全世界的人,和平万岁!”300000 遇难的人,你们听到了吗?  
  血证
  当枪弹、刺刀、鲜血和惨叫组成《屠城血证》的画面在银幕上放映的时候,今天的中国人又一次回首了半个世纪前不堪回首的一幕。
  石头城中的退休工人吴旋,这几天心潮难平。作为《屠城血证》中的生活原型——一个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十六张南京大屠杀照片的中国人,他又一次体味了雪耻和复仇的情感。他觉得欣慰。他觉得他可以告慰三十万死难同胞的在天之灵了。
  面对记者、作家和编剧,他倾吐了积压在心中的悲愤。他要控诉,控诉当年侵华日军的兽行!一个名叫东史郎的日本老人低首弯腰来到吴旋的面前:“我在南京杀了许多中国人,虽然我是执行命令的,但我有罪,我对不起你们。”这个当年的日军机枪手说一句话鞠一个躬,他一脸的悔恨和歉疚。日本人围住了他。晚声社编集长递过一本很厚的画册:“吴先生,请你认一下,里面的哪些照片是你保存下来的?”
  吴旋翻了一下,这是一本侵华日军的暴行照片录。他抑制着满腔的怒火,一页一页地翻着,一张一张地指点。用不着辨认,每一幅相片都刻在他的心里。他认出了八幅。
  他发现,每认出一幅,身边的五个日本人同时在笔记本上作记录。“八幅。”一位名叫君岛和彦的教授模样的人从吴旋手上接过画册,啪的一声合上,重新交给吴旋:“请吴先生再认一遍。”吴旋愣了一下。当他忽然明白过来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一种挑衅,一种怀疑。甚至,是一种侮辱!“你们不相信吗?你们是来认罪的,还是来抵赖的!”他的自尊心点燃了仇恨之火。陪同和翻译连忙劝解:这是一批日本的学者,他们为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来中国调查核实。作为研究人员,他们应当严肃、确凿、认真而细致。满怀自信,也怀着挑战的意味,吴旋向日本人扫了一眼,急速地翻阅手上的画册,边翻边指:“这张!”“这张!”“这张!”五位日本学者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目光。掌声响起来。君岛和彦和晚声社的编集长上前紧紧地拥抱吴旋,闪光灯不停地亮着。他们称吴旋是“英雄”。编集长还有一个不解的问题请吴旋回答:“当时的一些中国人都怕死,你为什么冒着危险,要保存这些照片?”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是我们民族的气节!”充当翻译的日本留学生翻译不出这句话的日语含义。吴旋拿起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中国人的气节”六个大字。热烈的掌声又一次响起来。他觉得得意的同时也隐约地感到了一种悲凉。仿佛与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感觉一样。记忆像相册中的照片一样难忘。住在四条巷内的吴旋,正失业在家。他捧着一张《和平日报》在门口翻阅着。寻找报上招工的广告,一条《谷寿夫押解来京》的新闻吸引了他的视线:“..国防部军法司前准南京市参议会函送大屠杀证件,现为便迅速审讯及提出有力证据,昨特函复市参议会,并派员经常与该会联络,市参议会为达成本案真相之彻查,亦派专人与国防部军法司取得联系,而资协助..”
  读着读着,一行行铅字仿佛化作了一张张照片,化作了照片上的一摊摊血。吴旋的心急剧地跳动着。他情不自禁地跑进里屋,从床下拖出那只旧皮箱,翻开一件件的衣服,一本令人胆战心惊的相册静静地躺在箱底。为了这本灰黄色的硬皮照片册,他提心吊胆地度过了两千多个日日夜夜!
  那年吴旋才十八岁,为了混饭吃,他参加了汪伪交通电讯集训队。日本教官和政训员嘴里叫着“中日亲善”,却常常对学员拳打脚踢。吴旋和一百多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白天学发报、学旗语、学架线,夜晚睡在毗卢殿的佛堂里。佛堂正中坐着一尊金光闪闪的弥勒佛,弥勒佛日日夜夜对着大家笑。
  那天早晨,白雾像一片轻纱。还没有吹起床号,吴旋小跑着穿过绿竹掩映的小径,直奔后院的厕所,走进禅院低矮的茅房,他眼睛一亮,砖墙脚下的茅草丛中,有一样灰蒙蒙的东西。
  这是一个用硬纸装订的巴掌大的相册。翻开第一页,他吓了一跳:右上角写着一个很大的空心字“耻”,“耻”字下面是一柄带血的刺刀,刀尖对着两颗鲜红的心脏,心脏被刺穿了,鲜血淋漓!
  往后翻,是一张又一张的照片。吴旋的心震颤了,他的手在发抖,连上厕所也忘记了。二寸半大的十六张照片上,全是日本兵挥刀杀人、开枪打人、端枪刺人、挖坑活埋、奸淫妇女的惨象。照片上的日本兵耀武扬威地嬉笑着,而中国的男人和女人都低垂着头,面对侵略者的刀枪,木然地等待着污辱和屠杀。
  吴旋不敢再看了。他怕。照片上的情景,他记忆犹新。那是一九三七年的冬月,翅膀上涂着红膏药的日本飞机一批又一批地到南京来扔炸弹,随着尖利的呼啸声和震天动地的爆炸声,街上血肉横飞、烟焰冲天!不少邻居都扛着被卷、挑着箱子,拖儿带女地跑反走了。开客车的二哥跟着他的江南汽车公司撤退到重庆去了。在巷子口修人力车的父亲没有钱带着全家逃难。院子里的白头老太手拿着一串佛珠对父亲说:“逃难逃难,一逃就难。俗话说,手里拿烂桃,桃烂手不烂一逃难守不难。在家好好守着吧!”
  铁皮盖顶的破房子守不住了,日本兵的炮弹已经打到了南京城里。一位姓罗的邻居在国民党军的后勤机关供职,撤退前他对吴旋的父亲说:“吴师傅,我们在宁海路14 号有一幢房子,你们可以到那里去躲一躲,那里是安全区!”
  隆隆炮声中,大哥、大嫂搀扶着老父老母,二嫂子牵着侄儿侄女和十五岁的吴旋,扛着破衣烂被搬进了国际委员会后面的一幢小楼。四条巷小杨村六号大院中的七八户人家都拖儿带女地躲进了这幢三层的洋房,有姓丰的厨师、姓徐的警察、拉洋车的钱家、种菜的罗家、男女老小有几十口人。
  枪炮声越来越近了。吴旋不怕,老母拉着他不让他出门。这天是十二月十二日,中山路上一片哭叫声,溃败的国军和逃难的人群像潮水般地往下关方向涌去。混乱中,吴旋见到了二哥的同事房岁昌。
  “岁昌哥,你往哪里去了?”吴旋问。
  “撤退啊,跟我到下关乘船去,你二哥托我带你走!”
  两个人手拉着手在人海中穿行。好不容易挤到挹江门,城门堵死了,成千上万人挤在那里。子弹乱飞,败兵、难民和守在城门上的国军互相叫骂着,后来城楼上下开火了。吴旋一看出不去,便爬上一辆往回开的汽车,在车上抓了一条毛毯裹住身子。车到山西路口,他纵身一跳,跑回了宁海路14 号。
  第二天日本兵进城了。快到中午的时候,吴旋跟着二嫂到大方巷口的塘里去淘米洗菜。刚到塘边蹲下,传来一阵“咔嚓咔嚓”的皮鞋声。吴旋抬头一看,穿黄军衣的日本兵排着队从巷里出来了!前头的一个举着一面太阳旗,他们四个一排,都端着雪亮的刺刀。中国人吓呆了,有的像木头似的站着不动。见过世面的,连忙摘下头上的帽子,弯腰行鞠躬礼。一些胆子小的人,立即跪在路边,向着日本兵连连磕头求饶。几个慌慌张张逃命的人,都被日本兵一枪一个打死了!
  吴旋和嫂子蹲在塘边不敢动一下,直到日本兵朝山西路过去了,他们才急忙站起身,飞一样地跑回了家里。
  日本兵跟来了。吴旋家前面是宁海路5 号,一群德国人、美国人和英国人在这里组织了一个“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他们将放下了武器的几十个中国兵收留在马路对面的红十字会内。按照国际法,解除了武装的士兵是应该保护的。日本兵不管,他们用刺刀押送着这批从南京城墙上溃退下来的赤手空拳的败兵。队伍像一条灰色的蟒蛇,在夜色中艰难地行进。
  吴旋趴在窗日,从楼上的玻璃窗内惊恐地看着这一切。
  队伍走完了,他躺下了。还没有合眼睛,冬夜里响起了一阵阵机关枪的扫射和惨叫声!他吓得在破被子中蜷缩着身子。第二天一早,宁海路后面大方巷口的水塘中堆积着许许多多尸体。一夜间,水塘变成了血塘!
  吴旋不敢看。他快步走过浸满着尸体和血水的池塘。来到十字路口,防空洞前围着一些人,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走近一看,几个日本兵哇喇哇喇地吼叫着,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掏出手枪,对着防空洞内缩得像一团刺猬的光头中年人,“叭叭”打了两枪,被打死了的中国人耷拉下了脑袋,鲜血从他的头上流下来,滴落在灰色的破褂子上。围观的人有的扭过了头,有的惶恐地站着。吴旋的心“怦怦”地跳,日本兵刚转身走,他拔腿就往回跑。
  跑回家里,门口一个姓林的理发匠对吴旋说:“小孩,不要乱跑了,日本兵刚来过!”
  理发匠的话音刚落,三个日本兵端着枪进了门。“花姑娘!花姑娘!”一个满脸毛胡子的日本兵发现一个穿天蓝士林布衫的女人影子在里屋一闪,边喊边冲进去了。姓林的理发匠连忙装出笑脸,对着准备冲进去的另外两个日本兵说了一通哇喇哇喇的日本话。那两个日军点了几下头,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守在大门口,吴旋躺在理发匠住的汽车库房对面的小屋里朝外面张望着。忽然,里屋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尖叫声:“啊!救命..”
  他一听,是姓金的那个女人,那女人才二十多岁,她丈夫也是江南汽车公司的司机,和二哥一起撤退到重庆去了。吴旋从门缝里看见日本兵手上的刺刀一闪一闪地发出白光,他吓得躲在门后面,一动不敢动。
  两个日本兵还在门口,理发匠还赔着笑脸与他们说话。快吃中饭了,日本兵才离开这幢小楼。姓金的女人蓬乱着头发在里屋呜呜地哭泣,二楼和三楼上躲着的女人都来安慰她。她们的脸上都抹着锅灰。姓金的女人疯了似的倒在地上大哭着,她几次要冲出门去:“放开我,我不活了,我死了算了!”
  女人的公公婆婆死死地拉扯着她:“没有办法的啊!媳妇,好好活下去吧,死了也没有用啊..”邻居们有的陪着落泪,有的好言劝慰她,吴旋夹在人缝中,他同情地望着她。
  风一阵阵地吹得竹林沙沙地响,吴旋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朝四周看了看,没有人。他连忙把照片本塞进怀里,又用手在夹衣外面摸了摸,他的心跳得很厉害。
  吃过早饭,个子不高的政训员召集全体学员训话。这天气氛有点与往常不同,曹队长也到场了,他们都紧绷着脸,像山门两旁怒目圆睁的金刚。
  “我们队里有人藏了本相册,好几个人传看过了,里面是皇军的事情。现在中日亲善,收藏这种照片是不亲善的行为。谁藏了,交出来!让日本顾问知道的话,后果是危险的!”政训员的那张扁脸气成了紫红色,他用浓重的东北口音训斥着。
  没有人吭气。
  吴旋强作镇静。他一动不动地听着,心里却七上八下:坏了!这本东西已经好几个人看过了,大概是有人怕出事才丢的,这怎么办呢?他心里发毛了。要是当场搜查,这不完了吗!?他明显地感到贴着胸脯的相册在怀里热烘烘地躲藏着。他有点怕,怕搜出来闯下大祸!
  下课了,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事看来要追究!”“可能日本教官也知道了。”“准藏了这本东西,查出来要杀头的!”全队一百二十多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大都是南京的店员、学生和失业青年,他们有的互相认识。他们都是南京沦陷后生活无着而到这汪伪军的集训队里来混饭吃的。十八岁的吴旋原给日本田中运输公司开汽车,因为偷偷地放了一些汽油被日本人发觉。日本兵乘夜晚来抓他时,他翻过围墙逃了出来。他在《中央日报》看到了交通电讯队招生的广告后,就寻到了逸仙桥下的毗卢殿。
  刚逃出魔掌,又将落入虎口。他想把这本相册扔掉,可他舍不得。他觉得这照片总会有用的时候,这是日本兵在南京大屠杀的照片!谁有?他想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可身边除了一条黄布被子,没有地方可以收藏。
  熄灯号吹过好长时间了,他睡不着觉。他们班住在毗卢殿内的万福楼里。楼上是方丈的寝室,楼下的大殿正中是一尊金身的弥勒佛。他们在弥勒佛的两旁床挨床地排列着。黑暗中,只有弥勒佛仍在向他哈哈大笑。
  他灵机一动:有办法了!把照相本藏到菩萨里面去!他想起来了,弥勒佛背后的底座上有一个洞,他高兴得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后半夜,有人把他推醒了:“吴旋,站岗!”本来今天晚上没有他的岗哨,不知哪个懒鬼装病了。他转念一想:天助我也!正好乘夜深人静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了却一桩心事。
  他悄悄地起了床,小心地朝四周打量了几下,便蹑手蹑脚地走到弥勒佛的背后。黑暗中,他的手摸到了佛像底座上的那个洞。他的心跳得很快,拿着照相本的手在微微发抖。他把相册塞进了菩萨的底座后,又朝旁边推了推。在神的面前,一切都很神秘。
  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吴旋刚想舒一口气,日本教官天刚亮就气势汹汹地来了!这个满脸络腮胡子、矮矮胖胖的东洋人,腰上佩着黑森森的手枪和亮闪闪的军刀。翻译官一句一句地复述着他的话:
  “皇军到支那来,是为了大东亚共荣圈共同的事业!中日亲善,携手合作,每个人的言行,都要拥护皇军!如果发现有敌对行为,统统死了死了的!”日本教官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嗖”地一声抽出腰间的军刀,在半空中划了一道白色的弧光!
  吴旋吓得打了一个寒颤。在沙沙作响的竹林边,他碰到同班的洪宗炎。洪宗炎是孤儿,他们是好朋友。
  “你见过那个照相本没有?”吴旋问。
  “我见过的。十多张照片都是日本兵杀人、强奸!”洪宗炎的圆脸上气呼呼的。
  吴旋紧追了一句:“你是从哪里见到的?”
  “罗瑾给我看的。”洪宗炎说:“照相本是罗瑾的,他以前是长江路口金陵照相馆的伙计。他说,民国二十六年冬天,一个日本军官拿着一个胶卷到他们店里来冲洗。老板交罗瑾去暗室里冲印,罗瑾一看是日本兵杀人的照片,他就多印了一套。”
  罗瑾和吴旋不是一个班的。他的文化素养比吴旋高,他与李影、陆潜、洪宗炎是好明友。罗瑾是个皮肤白皙的、胖胖的文雅的青年人,他中等个子,话不多,只是嘴巴有点瘪。吴旋不敢把照相本藏起来的事告诉洪宗炎。他装作若无其事他说:“这个罗瑾!”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风声小了一些。一九四一年秋天、经过大半年学习,集训队的学员即将毕业分配。纪律放松了,任职的命令已经公布了,洪宗炎分到水西门外警卫二师的通讯连,吴旋分到通济门外五团当修电话机的技师,每个人都升了军官,人人忙着上街买箱子、买衣服、买排级军官应该有的东西。
  第二天就要离开毗卢殿了,离开寺院婆婆的绿竹和那株高高的银杏树了,离开伴随了大半年的那尊不知忧愁的弥勒佛了。弥勒佛里面有一样东西,这是万万不能遗留在这里的。吴旋早就暗暗地盘算好了。
  夜色越来越浓,殿堂里的鼾声一阵高过一阵。大约是午夜了,吴旋轻轻下了床,他光着脚,悄悄地走到弥勒佛的背后,右手伸进了佛像底座的破洞中。他有点心慌:会不会没有了?不会的,他想,不久前的一个深夜里,他起来上岗时还摸过的。在,那个硬邦邦的小本子,静静地躺在洞内左边约一尺的地方。他的手触到了那个硬本子,他慢慢地把它从洞里摸出来,惟恐弄出一点声响。
  吴旋将相册塞进裤腰,又悄悄地上了床。还没有吹起床号,他就起来了,他装作整理衣物,将这个相本塞在小皮箱的底层,上面是书和新买的衣服。吃过早饭,他来不及和同学们一一告别,便提着那只棕色的小皮箱,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毗卢殿。自行车飞一样地踏到了通济门。这时,他的一颗绷紧的心才放松,他觉得自由了。
  从此,这本血迹斑斑的发黄了的照片册一直藏在吴旋的小皮箱里。有时他也打开锁,从衣服底下拿出来看看,每一次都是关好了门窗才翻开来看的。照片上使人毛骨悚然的情景,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这个中国青年的心,他常常久久凝视着罗瑾在封面上写着的那个挖空了的很大的“耻”字,他觉得这确实是中国人的耻辱!“耻”字下面那把寒光闪闪的刺刀和那颗用彩笔描绘的滴着鲜血的心脏,使他忆起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那胆战心惊的岁月。他对自己悦:记住这耻辱!记住这仇恨!
  雪耻的时候到了!报仇的时候到了!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傍晚,一辆黑色的囚车尖叫着驶入了紫金山下的国民政府小营战犯拘留所,从上海被专车押解到南京来的,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矮矮胖胖的、六十五岁的前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此刻,他神情沮丧,满面愁容。
  战犯谷寿夫是八月初从日本东京的巢鸭监狱引渡到中国上海的战犯拘留所的。在两个多月的讯问中,他只供认他的经历和侵华的路线。问到“南京大屠杀”的情况,谷寿夫避而不谈。战犯处理委员会认为,谷寿夫系“南京大屠杀”之要犯。于是决议,”移本部军事法庭审判。”
  古老的石头城怒吼了!号召揭发谷寿夫部队罪行的布告贴满全城。人头涌动着,人潮咆哮着。大雪纷纷地飘着,惨遭日军烧杀抢掠的南京市民,成群结队地涌到临时调查庭哭诉埋藏了十年的血和恨!
  街头贴出了政府的布告,号召市民们检举侵华日军蹂躏南京的罪行。吴旋在布告下站了好久,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第二天一早,他从皮箱底下取出这本收藏了六年的照片本,小心翼翼地藏进怀里,送到新街口的南京市临时参议会。一位四十多岁的人把他迎进接待室,问:“你有什么事?”
  “我有日本人大屠杀的照片!”吴旋边说边从怀中哆哆嗦嗦地摸出来,恭恭敬敬地用双手捧到他面前:“这是我冒着危险保存下来的。”吴旋把这本照片册的来历说了一遍。
  四十多岁的那个人显得很高兴和激动,他连声说:“好!好!珍贵!珍贵!”他边说边翻着相册中那一页页的照片,每页都是一笔血债,每一幅照片都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
  ——光秃秃的树旁,脚穿马靴的一个年轻日军举起了军刀。军刀下,一个裸露出肩膀的中国人跪下了,三十日本兵在狂笑!
  ——戴着白手套的一只右手握着长长的军刀,戴着白手套的一只左手提着一颗中国人血淋淋的头颅!这个矮矮胖胖的日本军人显得很得意,那颗被割下了的头颅双目怒视,咬牙切齿!
  ——竹篱旁的两棵碗口粗的树杆上,捆绑着两位中国青年。一个日军用手揪着中国青年的头发,另一个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向中国青年的胸膛猛刺!
  一一这是一张活埋我们同胞的照片。几十个日军围着一个新挖的很大的土坑,土坑中已经推下了好些被捆绑着的中国人。遇难的同胞有的侧着身子倒下了,有的低着头,土已埋了半身。一个长头发的中年男子被反绑着手坐着,他一脸哀愁..
  ——这是不堪入目的镜头。一个中国女子被剥光了衣服按在地上..
  他不敢看了。吴旋的脸一阵阵的发红、发青、发烧。参议会那位中年人每看一页,都惊骇地抽一口冷气。白皙的脸更加苍白了。
  “你把这本相册的来历写一下,我们马上呈到军事法庭去!”他说。他拿来了即有红色直条路的公文笺和一支钢笔。他请吴旋在长方桌旁坐下:“慢慢写,写得详细点。”
  吴旋铺好纸。千言万语不知从何写起,要写的话太多了,千仇万恨涌在心。他用流利的行书在公文纸上沙沙沙地写着。他写了一页半,字迹是纯蓝色的:
  “为呈献南京大屠杀案敌寇罪行照片事,窃民于民国廿六年日寇发动淞沪之战未几而攻陷南京时,民仅十五岁,且阻于交通,躲避难民区。时有洪姓学友于南京开设照相馆,有日寇以其所得照片至该馆洗印,俾作“胜利”之夸口。民同学惧具淫威,不能拒绝,乃同时用其底片加印一份,共得小照片十六张,多为敌兵之罪行,或以残杀我同胞为笑乐,迄今视之,犹有余悸,其后洪某以日兵搜索,未敢留存,乃由民保管,经无数困苦,始终未忍遗弃,以便将来供与敌人清算之资料,胜利以来,此十六张照片始得重睹天日,今闻贵会有搜集敌寇罪行、侦讯战犯用,特将该项材料检出,请代送有关机关,使残暴敌寇得以明正典刑.并请审讯完毕仍将原片赐还,以作纪念,实为德感。谨呈南京市临时参议会附呈照片册一本照片十六张
  吴旋谨呈
  住址:四条巷小杨村六号之二吴旋呈文的末尾,吴旋按了一个很大的手印,那手印像一摊血。当天,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秘书处作为急件写成公文:
  “..据市民吴旋呈称:旋在民国二十六年末及退出南京,当由友人处获得敌寇自行拍摄之日军残杀及奸淫我南京同胞之照片一册,共十六张,现闻日寇战犯已引渡至京审讯,特呈请转送有关机关备作证据等情,查该项照片确系日寇施行暴行所自摄,而足为证实战犯罪行之铁证用,特抄具原呈,连同照片送请查照傅作物证之一部,至将来审讯定谳以后仍希将原件赐掷,以便检还为荷
  此致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附呈旋原呈一件照片一册计十六张
  秘书长,肖若虚
  几天后,一位在国民政府国防部工作的邻居高兴地跑来对吴旋说:“你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你交上去的照片和材料在军事法庭上当作罪证拿出来,日本人看后吓得脸都变白了!”
  南京市临时参议会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关于协助调查南京大屠杀案经过概述》中说:“本会所搜集之大屠杀照片十六帧,据报纸所载,谷寿夫被侦讯时,曾见面色变,慌乱不能自持。”
  公审谷寿夫的那天,吴旋吃过早饭就赶到中山路的励志社。谁知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人早已占满了两千多个旁听席,连院子中也站满了,他只好和许许多多人一起,站在彩绘大门外,静静地从大喇叭中听着法庭审判的实况。
  喇叭里传来了庄严的判决:“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人群像海潮般地欢呼起来,许多人哭了!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的末日到来了!这一天,古老的石头城万人空巷,从中山路到中华门的几十里长街两旁,金陵市民扶老携幼,争看杀人者的下场!
  吴旋早就等在雨花合了。他要目睹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的末日,他要倾吐出那一腔积沉在心中十年的怨仇和愤恨!他忘不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那一段腥风血雨的日子。
  红色的囚车开来了,车厢两旁,挂着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大幅照片。吴旋一看,好几张照片都是他交上去的!他惊喜地看着,惊喜地跟着囚车奔跑。矮个子的谷寿夫戴着手铐从囚车中押出来了,两个武装宪兵一人一只臂膀将他拖向刑场。他双腿发软,浑身哆嗦着跪在地上。沉重的枪声响了,双手沾满南京人民鲜血的恶魔倒下了,污血从他的鼻孔和嘴里淌出来。“血债要用血来还”。吴旋想到了这句中国人的格言。他抬起头,望了望天,他忽然觉得天格外蓝,太阳格外红。中午的太阳像一团火,像一团血。
  他的眼前,又浮现出那本贴着十六张照片册的封面上那颗滴血的心脏。这是血证。
  作者附记: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吴旋写的呈文和参议会的公文及附有十六张照片的相册,至今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我采访吴旋时,他说:呈文的“洪姓学友”应改“罗姓学友”,我当时记错了。  
  血谊
  TAXI 轿车驶出南京机场,驶进光华门,驶过明故宫遗址,在中山东路上奔驰。这条长廊似的绿荫大道,引起海外游子多少难言的情思?
  从旧金山到南京,遥遥万里是一条绵绵的思乡之路。圆脸宽额,激情如火,一副深色的深度眼镜显示出他的博学、热烈和豪爽。他是南京的儿子。虽然,他离开她五十多年了,身为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专员和旧金山国际联邦大学首席顾问的张豪先生仍然怀念着心中的石头城。
  望着街市上掠过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切,他的心仿佛被什么刺痛了、苍凉的歌声从心底里涌出来:“..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从凄苦到悲愤。压抑在心中的旋律倾吐给故乡的土地,这里是他的摇篮。这里有他童年的梦,这是一场恶梦。血一样的太阳旗进入南京城的时候,南京变成了血海!
  他要去拜谒南京大屠杀三十万遇难同胞的纪念馆。作为南京人,他不能忘记家仇国恨。
  满眼风光石头城。出租车来到下榻的金桥饭店。张豪掏出一叠人民币递给司机。
  司机将手一挡,微笑着说:“谢谢。先生是一位爱国的南京人,这趟车我请客了!”
  张豪惊愕了,他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这位同乡司机,他只是一个劲地将钱塞过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知名的青年司机一再谢绝:“先生路上唱的这首歌,使我感动,使我看到了一个中国人的爱国之心,欢迎光临,再见!”
  一首歌,架起了心与心的桥梁。  
  一
  人生何处不相逢。
  这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天,南京的街巷中不时传来一阵阵的枪声,刺刀上的太阳旗在寒风中飘荡。一群又一群的青年男子被押送到长江边集体屠杀!
  躲避在难民区中的人们,个个提心吊胆。三十四岁的朱寿义被国际委员会安排分发救济款。他能写会算,他是基督徒,他与国际委员会的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熟悉。
  杯水车薪。少量的救济金远远满足不了成千上万要求救济的人,警察拿着藤条维持秩序,许多人都挤不到铁窗口来。
  中饭后休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见到朱寿义,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朱先生你行行好,我一家人没有吃的了,排了几天队都挤下进来,求求您了..”
  他是黄包车夫,他的手臂上有一条条被警察的藤条抽打的血痕。朱寿义看他可怜,给他发了五元钱的法币。
  五元钱救活了一家人,一家人没有忘记在血与火的日子里戴黑边眼镜的朱先生的救命之恩。岁月流逝,天翻地复,那一份真情永远记在心头。
  十五年后的一九五二年。朱寿义到洪武路去拜访一位朋友。院子中一位近五十岁的人见到他惊喜地大喊:“这不是朱先生吗?!”
  朱寿义不认识他,“你是..”
  “难民区里托了您的情才领到救济金,那五元法币救了我一家的命。”他拉着朱寿义到家门口,”看,我供着您的长生福禄牌位,初一、十五都给您烧香!”
  朱寿义一看,堂屋正中果然立着一块红底黑字的长生牌位,香烟缭绕。朱寿义急得直喊:“快拿下来,快拿下来,不要把我折死了!”
  黄包车夫非要拉着他吃饭:“救苦救难,我不忘您的大恩大德!”
  朱寿义老泪纵横:“人都有危难的时候。患难相助,这是应当的。”
  患难见真情。在血与火的南京,人与人更加亲近,这是一种天长地久的感情。
  信奉佛教的僧侣们为普度众生而慈悲为怀。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安芸教区(广岛)的僧侣们在光隆寺法师光寺重信的率领下,组成侵华日军遇难牺牲者追悼法要团来到了南京大屠杀的现场,他们击鼓敲磬,口诵佛经,向三十万遇难者献上慰灵曲。
  夜幕笼罩了长江。黑纱给江岸披上了一层悲哀。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集体屠杀的十二处现场,有八处在长江岸边。三十里江岸,洒下了十多万人的血!来自日本的僧侣们提着红红绿绿的彩灯来到了江边,他们合掌念佛,祝愿死难者安息,并祈祷他们冥福!彩灯下水了,烛光点点,灯的四周写有“南无阿弥陀佛”、“遇难者归来”、“和平”的字样。一串串灯火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闪烁。
  日本宗教界熊本县中国人殉难者慰灵塔代表团在古川泰龙团长率领下两次到南京举行悼念仪式。面对着累累尸骨,他们双手合十,泣不成声。古川泰龙说:“我们来到了南京大屠杀现场,我们向殉难者表示哀悼和忏悔。回国后我们要尽毕生余力将事实真相告诉日本人民。我们要在庙内建一座南京殉难者慰灵塔,向遇难者祈祷!”
  人心像天空的繁星,她遥遥相望,她互相辉映。一百多个男女老少组成的日中学院友好之船日中不再战访华团来到了南京,来到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白发、童颜、花裙子和红红绿绿的太阳帽组成一个又一个五彩的花环,敬献给在侵华日军的屠刀下丧生的人们。
  刺目的闪光灯在胶片上也在心底里留下了一幅幅悲惨的画面,摄像机在摇动:白骨累累。长的、短的、粗的、细的。断了的腿骨,砍裂的手骨,子弹射穿的头骨,军刀劈开的肋骨,层层叠叠。
  一百多个人鞠躬、默哀、哭泣。
  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们也来了。刘永兴、陈德贵,夏淑琴、李秀英..,每一个人都有九死一生的故事。在中山码头五千多人的集体大屠杀中靠跳入江中幸存的刘永兴,又讲述了一遍日军机枪扫射、刺刀戳捅和汽油焚尸的惨象。陈德贵用大腿和手上的伤疤,回忆了三千多人在煤炭港惨遭屠杀的情景。失去了外公外婆、父亲母亲、大姐二姐和一个小妹妹的夏淑琴老大娘,声泪俱下地诉说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全家九口人被日本兵杀死七口的深仇大恨。那年她八岁,她八岁成了孤儿,她的左肩、左腰和脊背上有三处被日本兵刺刀刺的刀伤!被日本兵刺了三十七刀的李秀英是因为抗拒日军的污辱才死里逃生的。她一人与三个日军搏斗,她是昏死过去后被寒风吹醒才从死神手里捡回了一条命的。
  日本妇女丰秀清走上前来紧紧拥抱中国妇女李秀英。她哭了:“那年我十六岁,我辽在读书,听说南京四周都有城墙,人跑不出去,所以杀了很多!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残酷而悲惨的事件幸存的人,我们听到了真实的声音,我心中很难过,这是侵华日军的罪过!”
  “这是历史的教训!”李秀英说。
  叫做片平裕香的日本姑娘用手捂着嘴抽泣说:“我一直不知道日本历史上有过这样可耻的事情,我不愿做这样的日本人!”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低着头流泪:“中国人民遭到过日本的祸害,我深感痛心,我不敢抬起头来看你们!”
  穿黑白条纹衫的长发女青年问李秀英:“你恨日本人吗?”
  “恨!当然恨!我流了多少血?血海深仇,能忘记吗?”李秀英卷起衣袖,指着一处处伤痕说:“日本兵说是因为中国兵抵抗才杀人的。我是妇女,我抵抗了吗?你来中国杀人,当然要抵抗!”
  她停了一下:“自然,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他们也要和平,他们也不愿来中国打仗,坏的是军国主义!不能再打仗了,我一家现在有十多个人了!”
  六十五岁的日本妇女李秀清又一次拥抱六十八岁的中国妇女李秀英。她赠给她一个粉红色的方盒。
  里面是时间和历史。圆形的电子钟跳动着。它和地球一样,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
  李秀英和李秀清一起把它举过头顶,这是一面旗帜。  
  二
  半个世纪前跟着太阳旗攻入南京的日军机枪手东史郎又一次来到了当年的战场。孝陵卫、卫岗、中山门依然屹立,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他的心扑扑地跳,他害怕想起往事,害怕见到中国人,他手上有血。在他的机枪火舌下,倒下过好多中国人。他所在的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就是从中山门攻进南京的。
  比起“和平之船”友好访华团中的一些日本老兵,东史郎是有勇气的。面对历史,他重新踏上了这片土地。“和平之船”上有几位当年侵华的日军老兵,竟然不敢上岸重新目睹制造过灾难的战地。他们心中有愧,他们觉得无颜见中国人。
  年逾古稀的东史郎正视事实。他特意寻到东郊的一处山坡,这是当年他架机枪扫射的阵地,山河依然,世事沧桑。他老泪纵横地脆在地上,面对着古城墙叩头忏悔。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面对着一群群参观的人,他低首弯腰地赔礼道歉:“我在南京杀了很多中国人,虽然我是执行命令的,但我有罪,不可饶恕的罪,我到南京是认罪来的!”
  鲜血洗亮了他的眼睛,回到日本,东史郎四处奔走,他到名古屋、京都、福冈、鹿儿岛、大贩、神户等二十多个城市,在日中友协组织的集会上以亲身经历发表讲演,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公理永恒。文弱的日本静冈中学教师森正孝,面对着威胁恐吓,以无畏的勇气,三次组织《南京大屠杀实态调查纪录访华团》访问中国,他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采访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察看一处又一处屠杀遗址。为了核实草鞋峡集体大屠杀的确切现场,他带着团员在长江岸边寻找了三天!
  戴一副秀郎架眼镜的森正孝随身带有攻占南京的日军士兵当年的日记和随军记者拍摄的照片。他们走走停停,不时将照片上的背景和现场作一番比较。第三天下午,一行人来到幕府山——草鞋峡五万七千多遇难者是从幕府山的军营被押到长江边遭机枪扫射的。他们来到了山脚下的五所村。一个老农模样的人走过来了,森正孝上前请教。穿一身老棉衣的八十多岁的陈福银又找来了一个七十多岁给国民党军管仓库的周立鹏。
  提起五十多年前的大屠杀,老人记忆犹新。两个中国老人带着一行年轻的日本人行走在弯弯的山道。从五所村国民党教导总队幕府山营房到草鞋峡是四公里。他们走了半个小时。途中,穿着牛仔裤和旅游鞋的森正孝爬到了一户农家的四层楼上察看地形,他拿出照片一对比,两座山峰完全一致!“对,就是这儿!”他发现了他要寻找的历史。
  陈福银和周立鹏把日本人带到了江滩。“这里,就在这里!”江水冲刷着泥沙,冲刷不了血的记忆!五十三年前的冬天,日军的机枪和汽油在这里灭绝了五万多中国人的生命。那时尸横遍野,江水赤红!
  这时,江岸边过来一个矮个子的摸鱼老人,问及大屠杀,他滔滔不绝:“我差点送了命!我是混乱中逃跑的,机枪在后面扫,我脚上只穿了一只鞋子逃命。后来拉尸首埋葬时,光鞋子就捡了两卡车!”
  三十多岁的小野贤二是日本一个化工厂的工人,为了调查“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他采访了当年侵入南京后奉命枪杀中国人的日军第65 联队的一百多个士兵,小野把采访记录在报纸上发表。在长江岸边,他又一次找到了历史的真实。
  从上海到南京,沿着侵华日军的进军路线,“南京大屠杀实态调查纪录访华团”一行三十九人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回到日本,他们将调查经过编印成《南京大屠杀报告集》广为散发。森正孝自费制作的影片《侵略——没有说过的战争》和《不曾允许的战争——南京》在日本国巡回放映,观众达数百万人!
  森正孝感谢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对日本“南京大屠杀实态调查纪录访华团”的支持和关照,第三次来南京时,森正孝肩扛着两台摄像机,他将其中的一台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它将记录中日两国的历史和人民的友谊。
  南京引起了日本人民的关注。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他们只是近几年才得知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们感到震惊和羞愧。名古屋的邮电工人组织全电通支社访华团回国后,立即发行了《前事不忘》的绿色电话卡。画面上印有“遇难者300000”的字样。购买这张绿色卡片的人可以免费使用五十次绿色电话。象征和平与生命的绿色电波,将绿色的友谊之风传向四方!  
  三
  乘着绿色的友谊之风,中国作家代表团飞越日本海降落在风流岛国。这是一次非凡的访问——中国作家计划在日本采访六十八天!他们将与日本国民同吃、同住,朝夕相处。
  心与心开始了小心翼翼的互相试探。
  正是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的时候,“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成为日本报刊众说纷坛的热门话题。
  从南京到东京的中国作家凤章,是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踏上这片邻近而遥远的土地的。他认为,作家也是桥工,在人类的心灵之间架桥。
  东京都日中友好协会组织的欢迎会上,访问过中国的一些日本作家以地道的日本式宴会为中国作家洗尘。榻榻米,生鱼片和头梳高害、身穿和服的女招待亲切而殷勤的服务很快使在座的人都成了朋友。
  年过半百的凤章是在儿童时代认识日本这个邻国的。那年他九岁,那年他的家在泰州乡下的小纪镇。祖父刚去世,端着刺刀挑着太阳旗的日本人开过来了!男女老少大哭大喊地仓皇逃命,枪声乱响,火光冲天,镇上四条街道烧毁了三条!还有一次是他跟着父亲到上海去,过一个岗哨时,日本兵大喝一声,用手使劲朝地下压了几下,父亲颤颤惊惊地强作笑容,连忙朝日本兵弯腰鞠躬。幼小的凤章感到了一种被欺凌和被侮辱的愤慨,它像种子一样一直埋在心的深处。
  经历过那场战乱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份隐痛。那天去真壁郡大和村,七十三岁的安达诚的老母亲向中国作家谈起了日本平民遭受的灾难。那时,她刚刚嫁给安达没几天,政府下了圣战的证兵令,安达和村里的小伙子征兵到中国去了。她望穿双眼。可是,安达战死了。村里的小伙子大都有去无回,战争给大和村留下了三十五个寡妇!三十五个寡妇成立了一个寡妇协会,她们烧香拜佛,祈祷菩萨保佑死去的人冥福,祈祷菩萨保佑她们平安。
  望着老人凄苦的神情和历经苦难的皱纹,凤章拉着她的手,他觉得有许多话要说。在鉾田町,他见到了另一位年逾占稀的老人,这是一位瘦长个子瘦长脸的前日军士兵,他和老伴在一座花团锦簇的庭院里,唯一的女儿在外地上学。他一天到晚在佛殿里盘膝打坐,面对着慈善的观音和缭绕的香烟,忏悔自己的罪过。一个叫久家喜八郎的矮矮胖胖的日本老人听说来了中国作家,硬拉着风章去他家吃饭。嘴上连声道歉:“我对不起中国人!对不起中国人!”据说,他曾参与攻打南京的战争。
  当一个人需要向神灵赎罪和请人宽恕的时候。千古遗恨便成了心灵上永远卸不掉的重负。这,难道不是锁链般的苦难和折磨?
  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人心理上自然没有负荷。一群青年人围住了中国作家。这是在茨城县美野里町的小岩户村。天下着大雨,村民聚会的民众馆内坐无虚席,三十多位年轻人渴望从中国作家口里知道更多的东西。
  到过中国的藤田友子像品味美酒佳肴一样回顾了那一段美好的旅程。她的感觉是中国什么都大,北京马路大、广场大、故宫也大,“中国是一个大国!”她的观感引起了许多同龄人的羡慕:“我们一定要去中国游览!”
  “在这里见到中国的作家,也算看到了半个中国。”一男孩的一句风趣话把所有人都逗笑了。
  一个戴银丝眼镜,白白净净的年轻人没有笑,他怯生生地提问:“我对中国十分崇敬,但有件事我不理解,就是我国新编教科书问题。教科书是日本史教科书,中国为什么表示气愤和抗议?我想请教中国作家。”
  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凤章觉得他有责任也有义务回答日本青年的提问。他讲了少年时代故乡的那一场大火和铁蹄下的苦难岁月,他讲了侵华日军杀戮二千万中国人的血海深仇,他详细讲述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的野蛮和残酷:鲜血染红的江水,堆成小山般的尸体,还有以杀人比赛取乐的那两个日军少尉!三十万人的血,怎么能用浓墨“修改”呢?
  提问的日本青年脸涨得通红,他惶恐地低下头:“请原谅,我不该提这个问题,我年轻,我不知道战争的历史..”
  两颗陌生的心上架起了一座理解的桥。
  已经八十高龄的蒂尔曼·德丁又来到了半个世纪前他当战地记者时采访过的中国。当年的《纽约时报》记者难忘中国抗战的岁月。
  他是最早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公布于众的外国记者。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三天——1937 年12 月15 日,他就驾着汽车离开了南京到上海去发电讯稿。半路上被日军拦回,他又从芜湖转到武汉发出电文。12 月17 日,《纽约时报》用八栏的显著版面,向全世界揭露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所有街巷都有平民的尸体,其中有老人、妇女和小孩..南京马路上尸首累累,有时要先移动尸体后才能通行。”
  这则电讯立即传遍世界,它是历史的记录。
  五十年后,身材矮小、头发花白的美利坚公民蒂尔曼·德丁来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在“遇难者300000”石碑前致哀,他用深沉的语调回忆当年的情景:
  “1937 年12 月13 日南京沦陷时,我正在南京。当时城内没有经过激烈战斗。日军进城后,到处屠杀士兵和人民,满街是尸体。我看见街上有很多受伤的士兵排着长队,被日军押往屠杀的地方。我离开南京的那天在长江边等船时,还看到日本兵把二三百个被俘的军民,约五十个人一批一批地逼令他们互相残杀,日本兵在一旁抽烟狂笑,真是惨无人道!我把亲眼目睹的这些情景,及时向《纽约时报》发了专稿,详细的揭露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
  他告诉纪念馆副馆长段月萍,美国驻华大使馆当时收集了许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录,现在美国立有专门卷宗,用电子计算机储存着并已对外开放,还可以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去查阅资料。他说,当时在南京的美国见证人还有费区和贝茨,他们当时拍了很多照片和影片,还有许多纪实。可惜费区已经去世,但贝茨还健在,他在美国联邦理论培训班教书。德丁说,日本也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他将被邀请去东京介绍当年的见闻。
  德丁的夫人是中国人,中国江苏人。他对中国怀有美好的感情,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热爱和平的人们手挽起手。
  有四百七十五个团体赞助的日本第九次“大阪反战和平展”特邀中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段月萍女士出席。风云际会,世界十三个国家的二十六个博物馆、纪念馆提供的四千多件展品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亚人民惨遭战祸的真实图景。段月萍带去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史料、照片集和新录制的文献纪录片《南京大屠杀》,这是一次对法西斯的控诉,这是一次和平的呼吁!“大阪反战和平展”事务局负责人石田章认识段月萍,那是他来中国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时候,日本朋友受到了纪念馆的热情接待。“很高兴,老朋友又见面了。”手与手传递着真挚的友情。
  五十六岁的段月萍经历过战乱的苦难。1937 年冬天,攻击南京的日军经过她的故乡芜湖,一路上烧杀枪掠,她家的房屋焚成了灰烬!全家人从安徽逃到江西。那冲天的大火和震耳的枪声记忆到今天。
  今天,大幅海报在大贩通天阁展厅引人注目,一些退休教师、退伍士兵和工人从大贩各地赶来帮助段月萍散发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
  站在日本的讲台上,段月萍用深沉的语调讲述举世震惊的惨剧。许多人低头哭泣。三十万人的生命和热血,是一曲惊心动魄的悲歌!照片、证言、录像。铁和血凝聚的历史震撼了千千万万大和民族的子孙。
  一位瘦小个子的日军老兵缓步走到段月萍面前深深地鞠躬:“我参加过侵略中国的战争,我应该向中国人谢罪!”段月萍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中国的格言,也深深地铭记在日本人的心中。高速列车把段月萍带到了广岛。战争给广岛的灾难留存到今天,断墙残壁,焦土瓦砾,还有白森森的人体遗骸和被原子光辐射烧得千疮百孔的恐怖的男女老少的照片。从立体声音箱中,传播出这些残疾人悲愤痛苦的诉说。耳边有个熟悉的声音。仿佛是加藤礼子?此时此地,段月萍迫切想见到她。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加藤是一九八六年访问中国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时认识段月萍的,脸面和手上被原子弹烧伤的加藤看到鲜血染红的太阳旗和太阳旗下的枪炮刺刀,看到在日本兵的刀枪下断肢裂体、肝脑涂地的三十万南京遇难者的影像和图片,她哭了,为中国人,也为自己。
  段月萍陪着她流泪。她见到了南京大屠杀中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她敬佩为了不被强暴凌辱刺了三十七刀仍拼死决斗的李秀英,她也庆幸在三千多人的集体大屠杀中跳江潜藏而侥幸生存的陈德贵。共同的遭际使加藤礼子和李秀英、陈德贵以及段月萍等素不相识的中国人成了朋友。回到日本,她给李秀英和陈德贵写信、寄礼品,她给段月萍寄来了一个漂亮精致的日本工艺女孩,还有彩色的全家照。
  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两个美丽的女儿依偎着她和她的丈夫,每个人的脸上都喜气洋洋!段月萍祝福她幸福快乐。她寄去了一幅云锦壁挂,五彩丝线绣织成喜鹊登梅的吉祥图案!千里寄深情。加藤礼子十分喜欢中国朋友送的这件珍贵礼品。她从邮局寄了一件衣服给段月萍:“我比您大两岁,这是一个姐姐的心意!”
  现在,段月萍就站在广岛的土地上。因为活动安排得相当紧张,她只好快步走到广岛和平博物馆卖资料的窗口。她查到了幸存者加藤礼子的电话号码。惊喜的段月萍和惊喜的加藤在电话中用惊喜的声音互致问候。两个人听得见彼此激动的心跳。
  马上要赶火车,段月萍留下一方洁白的丝绸手帕和一把工艺精致的檀香扇。加藤又来信了。她收到了礼品,也收到友谊。她寄来了一只钟,也寄来了一片情。钟声悠悠,情谊悠悠。由于工作的关系,段月萍接待过许许多多日本人,她和许许多多日本朋友建立了友谊。《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寄来了他的新著《通向南京之路》。茨城大学教授石岛纪之寄来了《南京事件研究》。日本女作家早乙胜元的《访问南京笔记》一出版,就送给了段月萍。还有洞宫雄的《南京大屠杀》,藤原彰、今井清一的《十五年战争史》。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成了热爱和平的人们共同的事业和责任。
  冬去春来。每年元旦,段月萍都会收到来自日本的许多贺年片,妙法寺的法师二宫大山一年一度寄来遥远的问候和祝福。日本学术会议会员藤原彰先生每一张贺年片上总写有悼念300000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祈祷。
  这是心与心的呼唤!
  又是一年春风绿。古城南京的话剧舞台上,传出了一曲中日戏剧家合作谱写的春之歌。在南京大学执教的日本戏剧家黑川欣映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后,萌生了编出一台戏剧的愿望。他又采访了许多幸存者,挖掘了储存在他生活中的许多素材。于是,《江东门人》写成了。
  江东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馆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现场之一和丛葬万人坑的遗址,这一典型的悲剧环境为戏剧提供了真实而广阔的背景。主人公是在战乱中失去了父母兄弟的日本人山田。四十余年后他到中国南京的江东门外开了个餐馆,合伙人是一个因坎坷经历而仇视日本人的中国人。掌勺的赵师傅,父母双双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于是,围绕两国及两国人民关系的不同看法,展开了激烈的剧情冲突及感情纠葛,通过战争受害者及他们后代的种种遭遇,展示了战争给两国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从而增进了理解和友谊的愿望。
  故事是生活的真实,每一个经受过战火的人都有这样的感情历程。黑川先生特邀中国著名戏剧家黄佐临出任艺术总指导。八十多岁的黄先生欣然应允。他看了剧本,眼前出现了三十五年前在摄影棚里发生的一幕真实的故事。那是一九五五年,黄佐临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赵丹、白杨主演的《为了和平》。恰逢日本的一个旅游团前来参观,当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一场戏开拍的时候,一个日本人奔跑着从观摩席中跑到摄影机前,朝着黄佐临一个九十度的深鞠躬,嘴里连续喊道:“我们有罪!我们对贵国有罪!有罪!..”
  演职员们都被这个故事感动了。江苏人民艺术剧院的活剧艺人在中国导演和日本编剧的指导下,每一个角色都光彩照人。
  人生就是戏。
  历史就是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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