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
血浓于水
铁与血的事实——为《南京大屠杀》作序
大地在诉说
第一章：13——黑色的数字
第二章：白太阳与红太阳
第三章：安全区写真
第四章：血似江水水似血
第五章：虔诚的教徒
第六章：街巷血泪
第七章：焚毁与洗劫
第八章：秦淮残月
第九章：十四个秀英
第十章：民夫们
第十一章：难言的苦难
第十二章：不安的“安居”
第十三章：伤痕不平恨不平
第十四章：历史的审判
尾声：愿历史成为过去
血祭
血证
血谊
一
二
三
血浓于水
——《南京大屠杀》再版自序
这本书第一次同读者见面，是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即“南京大屠杀”五十周年的祭日。在南京举行首发式时，读者蜂拥争购，九千册书一天脱销。出版当月，就发行了十五万册！当时，众多新闻媒介发表评论文章，称它是“中国作家写的第一部全面、真实、生动而深刻地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悲剧长卷。”又说这是“民族苦难的缩影，史书式的报告文学”。
从那以后的五六年间，这本书在大陆的书店一直脱销，而香港、台湾、日本及美国的出版社以及报刊，仍然不断地出版、转载，还发表了不少评介文章。
创作这本书的起因和动机是偶然和简单的，自然，也没有想到会在海内外引起不小的反响。最切触发我灵感的，是一九八五年盛夏的一个星期天，《南京日报》发表消息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南京市在侵华日军集体屠杀南京市民的遗址上，建立了十三块纪念碑。当天我路过北极阁，许多人围在路边，面对扇形的黑底金字的纪念碑，肃立着、凝望着、沉思着。我被这场面震惊了：这里，曾是一片花草繁茂的绿地，它的昨天，怎么会是鲜血飞迸的屠场呢？我当时就有了冲动，我想写一首诗或者一篇散文，题目也想好了：《石头城，站起来十三个石头人》。
五分钟的狂热激情过去了，诗和散文都没有写出来。几天后一些朋友们吹牛聊天，他们说：“李延国写了《中国农民大趋势》，钱钢在写《唐山大地震》，你也来个大的吧！”
“我能写什么呢？”我故作谦虚状。
“南京大屠杀！”一位朋友大声地说。
像电光石火，一句话又点燃了纪念碑前的激情。
我立即翻阅史料。很遗憾，我没有找到“南京大屠杀”的详细记载，一些史书上只是几百字的条目。问了好些人，都吱吱唔唔，或一知半解，没有人能说清这场历史悲剧的缘由、经过及事件中的人物和情节。我觉得，这是一页不应忘的历史。
正因为此，我开始了茫茫人海和茫茫书海的探寻。
快半个世纪了，当年二十岁左右的亲历者如今已是古稀老人了，他们在哪里？
感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单位的运行和帮助，凭借他们提供的线索和史料，我奔走于南京的四郊和大街小巷，我要寻访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和历史的见证人。
采访是困难的。一辆自行车伴随我早出晚归，辛苦是自然的。艰难的是找到了幸存者们，重提刻骨铭心的创伤和埋在心中的仇恨又会刺痛这些老人。特别是受侵华日军欺凌的那些妇女，她们如今已儿孙成群，回忆那些隐秘的伤痛，她们感到耻辱，感到恐惧，感到害怕！
我得迂回曲折，我得循循善诱，我得晓以民族大义，继而又作出保护隐私的承诺。就是这样，也得再三再四地耐心他说服。这是我们的中国特色，中国人都爱面子。
不管怎么说，我仍然感谢所有接受我采访的人们，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近百位幸存者向我诉说了他们人生历程中的厄运，诉说了史料中绝对找不到的故事情节，这不仅给我提供了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素材，更使我接近了真实——灾难中人的真实的内心世界和“南京大屠杀”悲剧历史的真实。
那段时间，我沉浸在创作的激动和亢奋中。因为每采访一位老人，都有使我悲愤、使我惊喜的故事。生活就是如此复杂而丰富，这种复杂而丰富的故事是任何作家都想象不出来的！好几次我曾暗暗发誓：这本书一定要写好。写不好，我将愧对这些老人，我将愧对历史，我将扔掉这支笔！
铺开稿纸，如何下笔呢？我再三思量，决定突出一个字：真。我要把侵华日军的暴行和三十万人的冤恨留给历史，留给后人。只有真实，才称得上是历史。只有真实，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只有真实，才对得起先人和故人！
对作家来说，讲真话是一种人格，一种良知，也是一种责任。
作为纪实文学，它是事实的再现，它是活的历史。
感谢生活为我提供大量真实生动的素材，感谢当今这个开放的时代给了我一个说真话的机会。
于是，我放开手脚，秉笔直书。我要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五十年，一百年后，还可能有人读这本书。白皮肤、黑皮肤和黄皮肤的人，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共同的话题。
于是，我举起了正义和人道的旗帜。正义和人道是全人类的旗帜。
面对二十万言的这本书，我感到问心无愧。因为，我努力按照历史的真实还原给了历史。书中所记之事，所写之人，都有史可查，有据可依，连接受我采访的幸存者们的姓名、年龄、职业，甚至门牌号码都提供给了读者。我觉得，纪实文学的审美意义在于“真实”这两个字。对于有责任感的作家来说，“真实”这两个字，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的道德，它还是一种人格——对历史的尊重和对读者的尊重的文人的品格。
读者是上帝。这本血泪铸成的痛史第一次印刷的五万册立即销完，当月又加印十万册，十万册也很快脱销。部队、工厂、学校组织的读书活动常把《南京大屠杀》列入必读书目，北京和上海的中学生还把它作为课外读物。不久，香港、台湾、美国、日本等地纷纷出版转载，海内外报刊多有好评，读者来信似雪片飞来。我感到了一个作家的使命与责任。
《南京大屠杀》被评为《昆仑》文学奖和由《解放军报》组织评选的军版图书一等奖，接着，又被评为第二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
这是鼓励，我将继续努力。
千百位读者的来信使我激动也催我再拿起笔来。有的老人向我提供了“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悲惨经历。洛杉矶的一位美籍华人来信表示要将书中的一切摄成图像在美利坚播放。纽约大学的一位教授已将《南京大屠杀》中的一些章节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资料编入史册。来南京参观和考察的日本人多次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怎样写这本书的？”台湾岛的一位年轻士兵也来信问：“我不敢想象这样的暴行。这难道真的是我们中国土地上发生过的事情？”
我应该回答，我必须回答。因此，我又搜集史料，访问老人，发表了《血祭》、《血证》，《血债》和《血谊》，这是《南京大屠杀》的补充和延续。其中的三篇，已收入了这本集子。
因为与这本书的关系，我结识了许多人。一位名叫“谷尾阳竹”的日本老人，年复一年地给我来信问候。这位年已古稀的老人，在第一封信中这样说：
“我1944 年参加侵华战争，在战后的战俘生活中，蒙受过贵国人民的很多恩惠，所以我很久以来怀念中日两国人民的友情，想为两国间的友好交流协力..
“一次偶然机会，由外文出版社的日文专家池田寿龟先生，介绍您著作的《南京大屠杀》的名著，让我们翻成日文。现在我们三个人分头将中文翻成日本文，因为我在翻译中碰到一些问题，所以和您协商几件事..
“在翻译过程中，我的双眼不时地充满泪水，看不清文字了。我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心里难过极了，满身感觉罪孽深重，终于一个字一个字译成了，由于汉语水平不高，想到自己能力不足感到十分惭愧和遗憾。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书中许多人的证言，我的心又有点乱了..
“现代日本成了经济大国，这中间有日本人的努力，但也是中国人民宽容的结果。败战时如果中国要求索取赔款，日本决没有现在繁荣和发达。日本人中间有人忘记了这件事，忘了历史的事实，我为他们而感到羞愧。我想他们应该读一读《南京大屠杀》这本书..”
和谷尾先生一起翻译《南京大屠杀》的还有盐本喜代先生和另一位古稀老人。盐本先生是广岛县日中友协理事兼中国外语研究会集贤塾长。三位老人怀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历史责任感，辛劳一载译成初稿。之后，又经外文出版社的日文专家池田春龟和太田征先生再次校译。
翻译同样是辛劳的创作。
外文出版社决定将《南京大屠杀》作为重点书目推出，要求译文务必准确、易懂，凡是引用的资料，他们又到中国档案馆和日本图书馆中抄录原文。接着，又请日文专家秋月久美女士参照前几稿作全面修订核对。作为原书的作者，我深深感谢这些素不相识的日本友人。我感谢他们，不仅仅是他们认真细致的敬业精神和踏实负责的工作态度，还因为作为一个日本人，翻译这本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血腥罪行的书，是需要勇气的！
日文本的《南京大屠杀》己在日本和中国同时发行。遗憾的是，正在这个时候，日本前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竟然对《朝日新闻》记者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这位前侵华日军还说，“把那场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的看法是错误的。”为了回击永野的这番谎言，回击日本的少数右翼分子不时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否认历史事实，我将《南京大屠杀》的日文本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转给永野以及羽田前首相。我知道，关于“侵略”和“进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肯定和否定，将在日本的朝野人士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提。我的这本书，只是表明了一个中国人的立场，表明调查过“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一个中国作家的态度。
历史是不能淡忘的。历史是不允淡忘的。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说：“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将被迫重演历史。”
历史，真的会重演吗？
作者
铁与血的事实——为《南京大屠杀》作序
张耀华（原南京市市长）
这是一部史书式的报告文学，这是我们民族苦难的一个缩影，它记述了五十年前人类历史上一场举世震惊的大悲剧——南京大屠杀。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当时，街巷积尸成垒，江河一片赤红。据史料记载，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二十八案，计十九万人；零散屠杀八百五十八案，计十五万人；共屠杀南京难民和放下了武器的国民党官兵三十余万人！这一中外触目的暴行，当时就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的谴责。一九四六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判决书中指出：“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对南京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判处绞刑。另一个“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第六师团长谷寿夫被引渡到南京受审，于一九四七年处以死刑。
这血与铁铸成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近年来，日本有一小部分人妄图否认他们侵略中国的罪行。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他们攻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不公正”的、“不是依照国际法进行的”。这不能不引起我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关注。
这部报告文学作品，第一次全面、真实、深刻而形象地描述了“南京大屠杀”的始末，作者用大量生动的事实，揭露了侵华日军的血腥罪行，揭示了造成这一悲剧的种种原由。温故知新，读一读这部作品，可以引起我们许多值得反思的东西。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人民有着数千年的传统友谊。但是，谁也不应忘记，两国关系史上曾有过侵略和被侵略的岁月。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之一，它理应公诸于世并让人们牢牢地记住，记住历史的教训。干戈化玉帛。一个民族的自省比一个民族的宽容更重要。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在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种种的苦难。扩张和掠夺是侵略战争的根源。扩张的野心不死，战争就不可避免。制止战争，是中日两国人民、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和责任。
时光如水，五十年弹指而去。世界进入了新的文明的里程。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的人们，都应该相亲相爱。我们热爱和平。我们不乞求和平。哪里燃起侵略的战火，正义的人们应该在哪里把它扑灭。
人类不要自杀！
和平万岁！
一九八七年九月
献给遇难者献给幸存者献给反抗者献给后来者
大地在诉说
这是一座以陵墓为胜迹的城市。自从两千四百多年前越王勾践在秦淮河边修筑越城后，这里战火连年，烽烟不绝。楚胜越，晋灭吴，隋亡陈，南唐、大明、太平大国、辛亥革命，虎踞龙蟠的石头城诸侯争斗，帝业兴衰，六朝金粉，烟飞灰灭。只落得秦淮水寒、钟山荒丘！
明孝陵、灵谷寺、雨花台、中山陵，还有吴王坟、南唐二陵、六朝王陵，一处处古迹留下了一块块石碑。每一块石碑都是一位先人，向后人诉说着它的荣耀和它的不幸。
悲歌和欢歌编织了历史。石头城的人们，世世代代述说着有关这座古城的故事，述说这座占城的血泪和仇恨！
我在大街小巷中穿行。我敲开了一家又一家的门，寻访经历过浩劫的老人，我想用他们的苦难和血泪，编织一个巨大的花环，献给不幸的人们。
很抱歉，我打扰了老人们的平静和安宁，我触动了老人们深埋在心底里的不愿再提起的悲哀。提起它，他们恐惧，他们惊慌，他们痛苦，他们愤怒！四牌楼街道的涂宝诚指着一扇旧板壁对我说：“原来这上面有我父亲被害的血迹，现在血迹逐渐淡没了，可日本兵给我心里留下的创伤，是一辈子也抹不掉的！”长白街的老人熊华福诉说了他被侵华日军害得家破人亡的苦难后，沉痛他说：“同志啊，世上什么苦都能吃，可千万不能当亡国奴！”
我在浓荫如伞的泡桐和高高的棕榈树下推开了老式楼房的小门，一位矮个子的白发老妇步履蹒跚地笑着迎出来了。我递过介绍信，她一看，脸色立即变白，泪水顺着密密的皱纹淌下来，她的手和腿都在微微地颤抖。她的丈夫和哥哥等四个亲人都被侵华日军杀害了，她守寡了五十年！
慈眉善目的宏量法师是虔诚的佛教徒。当我问及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暴行时，他抖动着白发白须，哭诉了僧侣们的苦难，他的代刀师傅梵根是长生寺的住持，日本兵来时，他正带着弟子们跪在大殿中合掌念佛。凶暴的日军一个一个地把佛门弟子拉到殿下的丹墀上，一枪一个，一连杀了十七个！江水滔滔。一位在集体大屠杀中的幸存者指点着五十年前受害的现场——长江边，声泪俱下，“那时江边全是尸体，长江水都是红的！”
血海、火海，铭刻在人们的心海！两眼红肿的夏淑琴大娘哭泣着向我诉说了她的悲哀：“我那年才八岁，日本兵一来，全家九个人被杀了七个，只剩下我和吃奶的妹妹，我天天哭，眼睛哭烂了，烂了五十年了，一直看不清！”
经磨历劫的老人们捧出死难者的照片给我看，掀起衣襟露出一块块的伤疤给我看。他们还把埋藏在心头最隐秘的、羞于人言的深仇大恨讲给我听。啊！我的被欺凌和被污辱的同胞！
近百位老人悲怆地向我诉说了那一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的心在颤抖，我的神经像触了电！我惊愕了：这绿色古城的昨天，曾是一片血泊火海！
南京，因为她染上了太多的血，因而她生长了更多的绿。我对这绿荫森森的城市忽然陌生了，都市的喧闹声变成了三十万鬼魂的呼号。拧开自来水龙头，我感到水中还有一丝丝难闻的血腥气。见到马路边从地下崛生起来的一条条银灰色的梧桐树根，我疑心是死难者枯朽了的根根白骨。中山路上一盏盏金红色的街灯，可是遇害者淌血的眼睛？
今天人流如潮的鼓楼商业区，当年是尸山血塘！车水马龙的新衔口矗立的高楼金陵饭店，五十年前是赶马车的崔金贵搭芦席棚躲避日本兵的地方。他对我说：日军进城的第二天，新街口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中国人的尸体。对面那幢粗大的黑色圆柱支撑的中国银行，那时是日军的司令部！苍松如涛的灵谷寺四周，当时尸横遍野，白骨散乱，三千多位遇害者丛葬一起，立了一块“无主孤魂碑”！
一位目睹当时情景的外国传教士曾说：“知道但丁在《神曲》里描写的炼狱的人，就不难想象陷落时的南京。”
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至一九三八年一月的四十几天时间里，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了三十万个中国人。三十万个生灵，是三十万条生命！三十万个人排起来，可以从杭州连到南京！三十万个人的肉体，能堆成两幢三十七层高的金陵饭店！三十万人的血，有一千二百吨！三十万个人用火车装载，需两干五百多节车厢！
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是与奥斯威辛集中营一样的人类毁灭人类的大悲剧！它是兽性虐杀人性、野蛮扼杀文明的记录！那是人退化为兽的日子！
我从金色的天堂之门进入了黑色的地狱之门。我见到了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群又一群怪物。是人？是神？是兽？是魔？是妖？是鬼？我听到了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狞笑、悲号、惨叫、乞求和祈祷。
这是人间的不平和人类的不幸！
第一章：13——黑色的数字
像东方人迷信佛教一样，西方人迷信《圣经》的神圣。《圣经》中说，耶稣与他的十二个门徒共进晚餐，紧靠在桌边的犹大显得卑劣和恐惧，右手紧握着出卖老师而获得的一袋金币。因为犹大的出卖，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十三”是个不吉祥的黑色的数字。荷兰的街道上找不到十三号门牌，英国的电影院里没有十三排和十三号座位，美国人绝不在十三这一日出门。
就在这一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侵华日军五个师团杀进了当年的中国首都南京！
十二月十三日，是西班牙的马德里向拿破仑投降的日子。
十二月十三日，是沙俄军队占领中国旅顺港的日子。
十二月十三日，是一个灾难的日子！
陷城
夜深了，枪炮声渐渐稀落下来，只有城内的一些地方还朝漆黑的夜空发射一串串红红绿绿的信号弹，这是汉奸们为敌机指示轰炸的目标。
中华门城楼上，团长邱维达刚刚指挥过一场激战。两个小时以前，三营营长胡豪来电话报告，中华门与水西门之间城墙突出部有一段已经突破，攻城的日军正在用绳梯向上攀登。
透过黑蒙蒙的夜雾，巨龙般的城墙已经被日军的飞机和炮弹轰塌了好几处垛口。雨花台下午已经失陷，此刻，这里就是第一线了。他在电话中发出命令：
“挑选一百名精壮士兵组成敢死队，一小时内将敌人反击出去，任务完成，官兵连升三级！”
放下话筒，他走出指挥所，命令机枪大炮直接掩护。这时，勇猛的胡豪率领敢死队吼叫着冲入敌阵。刺刀与刺刀相击，寒光与寒光相映，枪弹对射，鲜血飞溅，杀声震天。顽固的敌人与无畏的勇士抱成一团，厮打着、拼搏着，有的一齐滚下了城墙！不到一小时，突入城墙的敌兵全部肃清，还活捉了十多个。短兵相接中，胡营长和刘团副都中弹倒下了。
这时，师长王耀武来了电话：“全城战况很乱，抵抗已不可能，为了保存实力，部队在完成当前任务后，可以相机撤退，撤退方向为浦口以北。”
放下电话，他立即感到情况不妙。敌人还在反扑，战斗正在继续，怎么能撤退呢？中校团长邱维达拿不定主意，只好找来几位连长、营长一起研究撤退方案。
手电筒在地图上照了几下，雨点般的机枪子弹就朝指挥所扫过来了。邱团长左腿中弹，正伤着动脉，血流如注，只好用担架抬下城墙。一直到下关，他才苏醒过来。
接到撤退命令的部队大都撤下了阵地。十三日凌晨零点十分，日军第六师团的前锋长谷川部队攻入了南京十九座城门中最坚固的中华门。接着，日军的冈本部队也冲入城内。南京城的南大门陷落了！
凌晨三点，守卫中山门的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和保安警察第二、第四中队在激战了三天后，损失惨重。敌人连续重炮猛轰，守城官兵奋勇抵抗。但钢筋水泥筑成的永久工事，却经不起任何炮人的轰击。原来工事的横梁用竹子代替了钢筋。虽然外面抹了水泥，里面的竹干旱就腐烂了。教导总队是蒋介石的铁卫队，不仅装备精良，干部又都是蒋介石的亲信、怎么受得了这样的屈辱？当时群情激愤，一致要求报告蒋介石，严惩修筑城防工事的警备司令谷正伦。
又是一阵猛烈的炮击，金红色的炮人和灰黑色的硝烟在城墙上升腾。又有一些人倒下了。伤兵们在不停地呻吟。守城的官兵明知大势己去，还是狠狠地发射了一阵炮弹，捷克式机枪的弹雨密集地向城外的日军阵地扫射。
德国装备的教导总队的官兵和警察开始退却了。
天慢慢地亮了，攻击南京东城中山门的大野和片桐部队的日军狂叫着冲过铁丝网和护城的大水沟。有一些日军在冲到卫桥时，踩响了地雷，死伤了十几个。
先头冲向城门的日军不顾城墙上掩护撤退的守军踞高临下的射击，像黄蜂一样地从被轰塌的缺口处爬上了城墙。有的吼叫着去搬掉封住城门的沙袋，一部分日军在城墙上下搜索守城的中国军人，遇有不能动弹的伤兵，便恶狠狠地用刺刀一个个地杀戮。
失去了抵抗力的守军成了侵略者的俘虏。十多米高的中山门城墙上，排列着一队放下了武器的国民党官兵，他们用惊惶的目光看着战胜者凶狠而骄横的神态。寒风嗖嗖，他们颤抖着。
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过来了，他们吼叫着，一个一个地朝着俘虏的胸部、腰部猛刺，鲜血飞溅。随着一声声呐喊和惨叫，俘虏们一个又一个地被捅下了高高的城墙。
协助二五九旅守卫光华门的八十七师副师长兼第二六一旅旅长陈颐鼎，望着茫茫夜空，倾听着远远近近稀落的枪炮声，心中急得人烧人燎。已经是十三日凌晨了，无线电台与师部联系不上，中山门方向的城墙上已经看不到什么守兵，黄埔三期的青年军官纳闷了。正在这时，派主打听情况的孙天放副旅长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地回来了，他说：
“有不少部队都撤退了，下关很乱，没有人指挥，很多人挤在那里，看样子南京不守了。”
陈颐鼎想，不会吧，既然撤退，我们怎么没有接到命令呢？何况眼前与敌人正面对峙着。背后是护城河，右边老冰厂高地上的敌人封锁了去光华门的通路。但不知为什么，光华门也听不到炮声了，他还是指挥部队抵抗。天微微亮了，城内好几个地方起火了，好像是新街口和鼓楼。二六一旅已经牺牲了二三百个官兵，伤员增加到五百多，眼下进退两难。他不敢撤，因为战前是立过军令状的。
陈颐鼎拿起电话，想与守卫光华门的二六○旅刘旅长联系一下，叫他往这边靠拢。电话不通，原来二六○旅已经撤退了。
不能再犹豫了。陈旅长召集营以上军官在一间小房子里开了会。大多数人说，只有撤退，才能脱离包围。他不敢擅离职守，他的部属一个个在决议上签名，表示共同负起撤退的责任。
残兵败将抬着伤兵，跌跌撞撞地穿过弹雨，向着城西北的长江边逃命。
光华门城墙内外的散兵壕里填满了尸体，横在道路上的沙包和圆木还在燃烧，旁边躺倒着不少死者。日军的坦克车轰隆隆地从尸体上轧过去，冲过了五尤桥，冲过了午朝门！
南京沦陷了！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天，侵华日军的随军记者们以最快的速度，向日本国发出电讯：
［同盟社大校场十三日电］大野、片桐、伊佐、富士井各部队，从以中山问为中心的左右城墙爆破口突入南京城内，急追败敌，沿中山路向着明故宫方面的敌中心阵地猛进，转入激烈的街市战，震天动地的枪炮声在南京城内东部响个不停。敌将火器集中于明故宫城内第一线主阵地，企图阻止我军的进击，正在顽强抵抗中。
《朝日新闻》在十二月十三日日军攻入南京城时主要以照片的形式发了号外。《读卖新闻》在同一大的“第二晚刊”上也用《完全制南京于死地》、《城内各地展开大歼灭战》的标题作了报道：
［浮岛特派员十三日干南京城头发至急电]由于我左翼部队渡扬子江占领浦口，正面部队拿下了南宁各城门，敌将唐生智以下约五万敌军完全落入我军包围之中。今天早晨以来，为完成南京攻击战的最后阶段，展开了壮烈的大街市战、大歼灭战。防守南京西北一线的是白崇禧麾下的桂军，粤军在城东，直属蒋介石的八十八师在城南各地区继续作垂死挣扎，但我军转入城内总攻后，至上午十一时已控制了城内大部分地区，占领了市区的各重要机关，只剩下城北一带尚未占领。市内各地火焰冲天，我军乱行射击，极为壮烈，正奏响了远东地区有史以来空前凄惨的大陷城曲，南京城已被我军之手完全制于死地，对事变以来的战局来说，重大的审判业已降临。
江水滔滔
败兵像潮水般向江边败退。
首长欧阳午听说挹江门被堵塞了，就带着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迫击炮排从煤炭港方向来到下关，这时，是十三日的零点。
下关码头人山人海。他挤来挤去地找他的团长张绍勋，张团长没有找到，却遇到了二一五团的伍团长，伍光宗团长说：“这个时候哪里找得到人？你快带部队找船过江吧。”
哪里去找船呢？沿江马路挤满了退下来的散兵、败兵、火炮、车辆和逃难的男女老小，哭喊声、叫骂声连成一片！日军的侦察机不时像旋风般地飞过来，在江边扔下几颗刺人眼目的照明弹，吓得人抱着头到处乱跑乱叫！
虽是寒冬天气，江面上黑压压的全是人。没有船，他们用门板、木盆、柜台、毛竹、电线杆，连肉案子和水缸都抬出来当作渡江器材，也有因为争夺渡江的木头而相互开火的。只要能找到漂浮的东西，都抱着往江里跳！敌人的舰艇已经突破乌龙山炮台，向着江面乱扫机枪！枪弹飞迸，江水滔滔，江上鬼哭狼嚎！
传令班长王锦民带来了十多个士兵，一个个手拿驳壳枪，好不容易从粤军第六十六军控制的船中搞来了四条。船少人多，还没有等到靠岸，都像饿狼扑食似的跳上去了，有的船当场翻沉，重机连和炮排都没有上船。天亮到达江北，欧阳午一点人数，全营只有一百多人渡过了长江。
与陈颐鼎将军相比，营长欧阳午还是走运的。陈颐鼎带着残部天蒙蒙亮赶到下关车站时，碰到了师部的一位副官。这时他才消除了擅离阵地的恐惧心情，因为军长王敬久和师长沈发藻头天就撤退到了江北。他又气又急，糊里糊涂地打了五天的南京保卫战，不但上级的面一次也没有见到，连撤退命令都不传下来。要紧的是眼下，怎么带领部队渡过长江？
他和二六○旅旅长刘启雄研究，胖乎乎、黑乎乎的刘旅长说：“走上新河，向芜湖方向突围！”
陈颐鼎说：“不行，日军是大包围，先失芜湖，再打首都，还是沿江边到龙潭，走山路往浙江方向去。”
性情暴躁的刘启雄不同意，他说：“发饷！每人十万中国银行的票子，先到难民区去躲一躲再说！”
他带了一些人进城了。近百人跟着陈颐鼎往下游走，越走人越多，不是八十七师的官兵也跟上来了。大家一看领子上一条红杠加一颗金色三角星的将军在前面走，都抱着生的希望紧随这位穿甲种呢军服大衣的人。陈颐鼎是下关码头潮水般退下来的败兵中最高军阶的指挥官。他一边走，一边喊：“跟上！跟上！”
午饭后走到燕子矶，他坐在山坡上休息。认识和不认识的士兵围着他喊：“旅长，我们听你指挥！”“旅长，我们跟你行动！”
陈颐鼎布置警卫排在山头上放好哨，叮嘱说，“日军往南京去，不要睬他，只监视，不鸣枪，天黑我们往茅山方向去。”放好哨，就集合起这支二三千人的杂牌军讲话，讲完目前险恶的处境，他要大家临危不惧，还讲了突围方向。接着是编组，军官、军士、战士各站一边。正编着组，山上的哨兵鸣枪了。一听枪响，几干人哄的一下散开了，争先恐后地又往下关方向逃。
哨兵从山上飞跑下来，嘴里高喊：“日本人上山了，快跑啊！”卫士们拖着旅长往江边走。江边没有船。陈颐鼎回头一看，日军已经从山上冲下来了，连黄军服上的红领章都看得清清楚楚了。眼看走投无路，他拔出手枪准备自杀，身旁的卫士一把把他抱住了：“旅长，不能开枪啊！”“我不能当俘虏！”他挣扎着。正在这危急关头，孔副官和特务排的张排长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块被敌机炸毁的船板，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推着陈颐鼎抱住木板，穿着黄呢子服的将官泡在江水中喊着：
“都来，弟兄们，要死大家死在一起！”
木板顺着江水朝下游漂去。江上黑压压的都是逃命的人。日军的轻重机枪一齐朝江里扫射，弹雨在江面上激起了一片片的水花，呼喊“救命”的声浪撕人心肺。漂了不到二三十米，木板就沉下去了。卫士们一看不好，七八个人有三四个放开了木板。有的喊一声“长官，保重！”就沉没了。
陈颐鼎抓着木板的一角。身边只有两个卫士了，木板斜立着，在江中时沉时浮。淹死的和被敌舰射杀的尸体不断从身旁漂过，少将陈颐鼎悲愤万分，江水和泪水一齐在脸上流淌。
正在挣扎的时候，不远处漂来用好几捆芦柴扎成的浮排，一个人手拿着一块被单布当作风帆站在上面。卫士向他高减：“弟兄，给两千元，救救我们旅长！”
呛了几口水的陈旅长也哀求着：“帮帮忙，帮帮忙！”
芦苇上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一见水中漂的是一位将军，又想救，又为难，就说：“不好办呀，我上面还有一部脚踏车！”
“掀掉，我赔你新的！”陈颐鼎乘着芦苇捆擦身而过的机会，一手抓住了这个浮排。他手脚都麻木了，迎着江上的西北风，他浑身瑟瑟发抖。
救他的年轻人是教导总队的看护上士，叫马振海，安徽涡阳人。士兵和将军在芦苇上漂浮，像一苇渡江的达摩。直到天黑，两人高一脚低一脚地从烂泥中爬上滩头。他们朝有灯火的地方走去。鱼棚里的老人说，“这是八卦洲，你们还在江心！”
八卦洲上从下关漂浮过来的人成千上万。上坝和下坝两个村镇都挤满了人。日军的舰艇包围了这片沙洲。陈颐鼎在这里找到了他的几个士兵。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马振海和几个士兵捆扎了一个木排，士兵们挎着枪保护着旅长。终于，他们悄悄地渡过了夹江，逃出了沦陷的南京。
也有许多人逃不出南京，也过不了长江，那又是另一种命运了。五十年后的今天，白发苍苍的陈颐鼎悲痛地对我说：“作为将领，我对不起我的士兵。十三日凌晨两点我们从阵地上撤下来，路过吴王坟时，二三百个断腿断臂的士兵跪在地上拦住我，哭喊着要求带他们一起走，我当时心都碎了，都是久经患难的弟兄嘛，怎么丢得下呢？可当时实在没办法，我只好流着泪向他们道歉。抗战胜利后，中校营长陈国儒和一位姓段的连长都拄着拐棍对我说，吴王坟旁边那二三百伤兵都被日军杀害了，他俩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那一天，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是扮成伙夫后混出城的。从雨花台败退下来的师长孙元良是化装后乞求老百姓掩护才脱离虎口。中校参谋主任廖耀湘是靠燕子矶的一个农民黑夜用小船送到江北的。守卫光华门的工兵营长钮先铭逃到长江边的永清寺，化装了几个月的和尚才避过灾难。每一个经历过这场浩劫的幸存者，都有一个死里逃生的故事。
戴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讲一口浓重的四川话的严开运，现已年逾古稀，但对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天的大败退仍然记忆犹新。当时他是小炮连的代理连长，他带领队伍撤退时天已经黑了，从太平门，和平门往下关的城墙边跑，路上不断出现“小心地雷”的白色标记。小炮连又有骡马又有炮，两个小时的路程走了四个小时，到下关的时候，已是十二日凌晨了。
码头上乱成了一锅粥。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等待过江，可眼前没有一条船，连一块木板都难找。有些士兵竟狠砍趸船上的铁链，妄想用浮码头渡过长江！严开运一见这种混乱场面，立即命令把炮推入江中。一听说沉炮，士兵们有的流下了眼泪。这些德国造的苏罗通小炮，曾伴随他们激战沪敝、保卫南京。严开运对大家说：“事到如今，我们总不能把武器留给敌人！”
火炮推入长江后，骡马也让他们自由了。等到再集合起来时，人都挤散了，全连只剩下了三十多人，黄埔十期的毕业生严开运又急又气，只好带着这些散兵沿江而上。人越来越多，有军人，也有老百姓，照样是一片混乱。
赶到上新河时，天快亮了。前面响起了枪声，退下来的人说：“到芜湖去的路被日本人封锁起来了！”
“打！”有人愤怒地喊。一个军官大声疾呼：“弟兄们，拼啊！我们走投无路了！”“拼啊，不能当俘虏！”人群中又有人高呼。
混乱的队伍顿时像潮水般的向敌人冲锋。小炮连的班长拔出手枪，炮兵们的步枪上了刺刀，敌人的轻重机枪一齐吼叫，许多人倒下了！
冲在最前面的士兵抓获了一个鬼子。押到后面来时，有用拳打的，有用脚踢的，有用刀戮的，还有用牙咬的。
严开运身边只有四个士兵了。他带着他们沿着江边的洼地运动，想在三汊河边设法过江。
洼地上，躺着一个受了重伤的军官，正一阵一阵地呻吟。见到有人过来，他一下拉住严开运的衣角，哀求他说：“做做好事，补我一枪吧，免得活受罪。”一个叫戴勋的举起手枪准备打，严开运狠狠地瞪了戴勋一眼，他欺骗伤员说：“后面有担架，你再等一等，我们要向前冲。”
三汊河的夹江边人也很多，能当作泅渡器材的东西早就没有了。后来一个背着步枪的士兵骑着一头水牛下了江，向前走了五六米，牛就回头了，他用树枝条狠劲地抽打，牛拱了几下，骑牛的士兵随着江水漂走了。严开运他们四个人找了四只粪桶，每人解下绑腿带，翻过来扎成了一个筏子。四个人抱着粪桶在江中沉浮。
忽然，由远而近响起了一阵尖利的呼啸声，几架敌机在江面上盘旋扫射，弹雨在四只粪桶周围溅起一串串的水花。正在这危急的时候，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划了一只小船从北岸过来，他把小炮连的四个官兵救出了险境。严开运踏上江北的土地时，已是十三日的傍晚了。
像洼地里那位重伤的军官一样，三○六团团长邱维达在中华门城楼上负伤被抬到下关后，失去了生的信心和希望。他躺在担架上，吃力地对副官说：“把我抬到这里干什么？与其当敌人的俘虏，不如战死！”他把身边的钱都掏出来，“你们拿着走吧，路上好用，不要再管我了！”
副官和抬担架的士兵都不愿离开，有的说，“团长，我们死也要死在一
起！”‘好吧，既然我们不能等死，那就想办法找东西过江吧。”邱维达说。两组人各奔东西。在嘈杂的叫骂声和吵吵闹闹的喊声中，忽然江上传来
一阵“五十一师邱团长在哪里？”的呼喊声，邱维达精神一振，立即叫人去江边寻找。声音是从煤炭港方向传来的。离岸二百十的地方有一艘小火轮，得知担架上躺着的就是邱团长，船上的一位副官说：“我是王师长派来接你的！”
原来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过江时，交通部长俞飞鹏问：“还有什么人没有过江？”王耀武说：‘邱团长还在后面，负了重伤。”俞飞鹏把这艘船交给了王耀武。
船还没有靠岸，许多人都跳下江中朝船游去，有的当即沉没了，有的被江水冲走了，攀在船舷上的人差一点要把船弄翻。水手们不敢靠岸，只好用绳子系住邱维达的腰，像缆绳一样地把他拖上船。
邱维达又昏过去了，船上的一位军官拿出一瓶云南白药交给副官，“灌下去就会醒的。”邱团长醒过来后，得知给白药的军官是总指挥部的高参，叫何无能。两
人谈起了这场败仗：“请问总指挥所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直联系不上？”“坦率他说，唐总指挥负此重任，一点准备也没有，仓促上阵，连各部
队的指挥系统和兵力驻地都搞不清。”“你们总指挥部对守城部队下过几道命令，通报过几次情况？”“这是参谋长的事，我不管这些。”“开始喊‘誓与南京共存亡’，为什么现在命令撤退？”“口号谁都会喊，要真正做到是难上加难的。”
“既然准备撤退，为什么不准备好过江的船只呢？”
“为船只的事开过一次会，有位军事家建议按孙子兵法说的办：置之死地而后生。背水一战，才能‘与南京共存亡’。所以唐司令长官下令：部队不准出城，南岸不许留船，说是为了守城胜利。这不，我们不是胜利了吗？胜利的败退！”
“谢谢何将军的指教，再见！”
汽笛呜呜地响了几声，船将靠岸，邱团长的伤口更痛了。
军刀出鞘
十三日一早，已经躲入安全区的汽车司机徐吉庆，听到外面轰隆隆的响声，便出门探出头来。一看，不得了！马路上坦克车一辆接着一辆，骑着大洋马的日本兵手里举着血淋淋的长刀，端着枪的鬼子正在砸门，门上用粉笔写着：“××部队”“×××部队”。
正当他惊恐地看着这一切的时候，叭叭两枪，华侨招待所门口的两个中国人倒下了，徐吉庆连忙缩回脑袋。
刘修荣不敢出来，他听到外面打枪，就用被子蒙着头蜷曲在床上，他才十六岁，他怕。
门被砸开了。几个满脸胡子的日本兵端着雪亮的刺刀就往被窝里戳。刘修荣肚子上被刺了两刀，疼得哇哇地叫。哥哥听到弟弟的哭叫声，跑过来用身体挡住弟弟，三四把刺刀刺过来，还打了一枪，哥哥死了。
面对着明晃晃的刺刀，四十五岁的韩老六吓坏了。房东张老板的两个儿子都砍掉了头，刚刚结婚的二十岁的儿子小斌被刺得哇哇直叫。韩老六发疯似的冲过去想救儿子，几个凶恶的日军在小斌的肚子上捅了三刀，又把韩老六扔进了水井，还砸下去两块大石头！
十二月十三日，是日军进入南京扫荡战的第一天。城东和城北还响着零零落落的枪声，溃退的国民党守军有的还在抵抗。市区的马路上，败兵们丢下了许多军服、枪支、背包、刺刀和火炮。太阳旗已在南京的城墙上飘扬，胜利了的皇军正在发扬它的武威，像追杀兔子一样追杀着中国人。
上午十一点，一队日军冲入了外国人管理的安全区。瘦高个子的美籍教授费吴生和另外两个金发碧眼的外籍委员赶忙迎上去好言安慰。还小小地招待了一番。一出门，他们就变了脸。一伙中国难民一见日军就慌忙地奔跑。枪弹齐发，二十个无辜的中国人倒下了。五十岁的社会学博士贝德士惊愕地责问杀人者，日军的回答是“因为他们跑。”
其实，跑与不跑都是一样结果。躲在永清寺石榴园中的一群难民，一动不动地被杀死了四十六个。已经解除了武装的五百多名中国官兵押到司法院后，被机枪扫射和烈火烧死。被绳子捆绑着的难民要跑也跑不掉，但是也逃不脱一一杀戮的命运。十二月十三日那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参刘柔远在去难民区躲避的路上，见到了一千多人被日军看押着，臂膀与臂膀都用绳索缚在一起，有西装笔挺的，有长衫拖地的。有光头赤脚的，有芽衣戴帽的，也有的是十三四岁的童子。
突然，机关枪哒哒哒地扫射了，子弹打着人的身体，立刻着起火来，遇难者在地上翻滚呼号。
还有更残暴的事情。长江边的棉花堤旁，日军的一个伍长和一匹军马在
激战中被中国军队打死了。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天，鬼子从地洞里拉出十三个老百姓跪在墓前，用东洋刀一刀一个地砍下了十三颗血淋淋的头颅，并摆在木板制作的墓碑前面，红色的头颅旁，有两束黄色的野菊花。这是我去棉花堤采访时，目击者钟诗来提供的。
从这天起，南京没有了光明。下关电厂的工人们都躲起来了。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外文官助理福田和马渕虽然在使馆的屋顶上升起了一轮旭日，但晚上只好在蜡烛光下欢庆他们的胜利。冈崎胜男大使和福井淳总领事打开了罐头和酒瓶盖，向原田熊吉、长勇、佐佐木到一等人举杯庆贺。
“今天，我的支队打了一万五千发子弹，加上装甲车歼灭的以及各部队抓到的俘虏，共消灭了两万多敌军！”旅团长佐佐木说。
一阵哈哈的大笑声。
烛光像鬼火般的摇曳着。
这一天晚上，日本列岛也喝醉了酒。帝国陆军占领南京的消息引起了大和民族的狂欢，全国举行提灯游行。东京成千上万人涌向皇宫，高呼“万岁”。日本的夜空升起了一万个“太阳”。侵占是人心理上的一种欲望。
南京在“太阳”下哭泣。
第二章：白太阳与红太阳
国军的将领们
松江失守！昆山失守！上海失守！打了三个月的沪淞会战以国民党军的全线溃退而告终。败下阵来的国军们四散逃命。被炮火和弹雨打得破破烂烂的青天白日旗，在寒风中悲泣，失了血的白太阳更加苍白了。散兵们蜂拥般地沿着沪宁线撤退、撤退，撤到了离上海六百里的首都南京！
高举着红色的太阳旗，日军不停地追击。两个太阳朝着一个方向运动。南京危急！蒋介石立即召集他的高级幕僚研究对策。一阵由远而近的飞
机尖叫声响过后，紧接着是不断的爆炸声。城内不知什么地方又挨日机的炸弹了，这座坚固而美丽的楼房也有些微微震动。八月份以来，日军的飞机多次飞临南京上空狂轰滥炸，蒋介石和他的办公机构大都转移到地下和郊外
作战组长刘斐是个稳健派。他慢吞吞他说，“日军利用陆海空的优势包
围南京，南京不宜固守，我主张象征性地防守一下后就主动撤退。”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点头赞同：“应该这样。”蒋介石神情严肃而茫然。他抬头转到总参谋长何应钦面前。何应钦以矜
持老成闻名。他先说刘斐的意见“有道理”，但又说需要研究，含含糊糊，模棱两可。军令部长徐永昌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最后一句是：“一切以委员长
的意旨为意旨。”两天后继续开会。人比第一次多了几个。蒋介石笑着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李宗仁：“德邻兄，你对南京守城有
什么意见？”“我不主张防守。从战术上来说，南京是个绝地，无路可退，加上我军新败之余，士气不振，还是撤退为上。”穿着深蓝色呢军服的德国首席顾问哇啦哇啦他说了一通外国话，言辞很
激烈。他竭力主张放弃南京，不作无谓的牺牲。没有人说话。有人叹气。蒋介石的神情显得有些忧虑和伤感。唐生智忽地站立起来，慷慨陈词，语惊四座：“南京非固守不可！沪松
一战，我军报兵折将，若再失首都，将何以向四万万民众交代？将何以对孙总理在天之灵？我意坚守南京，誓复国仇！”
正患阿米巴痢疾的警卫执行部主任唐生智说的这一番激昂的话，使沉闷的空气一下子活跃起来，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蒋介石阴沉的脸上有了一丝笑容。其实，唐生智已经摸清了蒋介石准备固守南京的心思，又经他任用的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的极力撺掇。他自以为了了一着好棋。
果然，蒋介石亲切地叫起了唐主智的号：“孟潇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研究！”
事不过三。第三次高级幕僚会议上，蒋介石一反忧虑而严肃的神情，坚定他说：“南京是我国的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总理陵寝所在之地，对全国人心有重大影响，我个人是主张死守的！”
没有人附和。“守南京问题就这样定，大家看准来负责好？”还是没有人作声。蒋介石看了看四周：“如果没有人来任卫戍司令长官，
那只有我来负此责任了。”唐生智打破了沉寂：“军人以身许国。委员长如果没有预定人选，我愿负此责任，誓与南京共存亡！”
就在蒋介石赞许唐生智“好”的时候。李宗仁心里明白：唐生智是想乘此机会掌握一部分兵权，以作日后争权夺利的资本。自一九三○年唐生智讨蒋失败后，一直没有兵权。警卫执行部主任是个负责构筑国防工事的角色。曾经拥有两湘重兵的唐生智，因为不满何应钦等当权派的统治，所以积极投靠蒋介石。对于南京的防守，他认为日军不会不顾国际舆论真正进攻，也可能采取攻而不入的办法，迫使中国求和。
蒋介石也有他的盘算。叫唐生智担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自己就可以脱身逃离前线，还能利用一下唐生智与白崇禧之间的矛盾。再说一星期后，西方国家将在布鲁塞尔按照九国公约的条款举行会议，他们可能会对日本采取一些强硬的行动。退一步说，西方国家如果不出面干涉，汪精卫在中山陵的公馆里与德国驻南京大使陶德曼正讨论着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守一下南京可能使日本作些让步。
中英文化协会的礼堂里，华灯齐放，觥筹交错。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招待外国新闻记者和留守南京的外籍人士。他显得信心十足。放下酒杯，他讲话了：
“卢沟桥事件以来，我军在各地多遭挫败。但吾人将屡败屡战，直至最后胜利。”他不会英语，特请中英文教基金会总干事兼金陵大学校董会的董事长杭立武帮忙翻译。
“本人奉命保卫南京，有两件事是有把握的。一、本人及所属部队，誓当寸土必守，不惜牺牲，愿与南京共存亡。二、这种牺牲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听到这里，杭立武不敢翻译了。
“怎么？”唐生智问。
“唐长官，你说这话是要负责任的啊！”杭立武说。
“你不相信我？”
一见唐生智理直气壮的模样，杭立武用慷慨激昂的语调翻译出来。记者们热烈鼓掌。
唐生智叫他的参谋科长谭道平起草的《南京防守计划》已经送给了蒋介石。防守的重点不在外围，而是在复廓阵地。为了扫清射界，不给敌人有可以利用的地形，同时显示“焦土抗战”的决心，城墙四周火光冲天，不少营房和民房烧为灰烬！城门上写上了醒目的大字：“誓复国仇！”“保卫大南京！”，“誓与首都共存亡！”
蒋介石一身戎装，在他的随从的簇拥下，视察了一番复廓阵地。站在高高的紫金山上，他用望远镜看了下四周，说：“南京东南一带山岭起伏，利于防守，北有长江依托，形成天然要塞，至少可守两个月。只要守住两个月，就有时间整编生力军以解南京之围了”。
站在顾祝同身后的卫戍司令部参谋处第一科长谭道平心中暗暗发笑，不禁脱口而出：“两个月？能守两个星期就不错了！”
谭道平是唐生智的湖南同乡，又是老部下。他已经从唐生智那里领了一千元的安了费。他心里明白，守城的十几个师在沪淞战场上已经伤亡近半，补充的新兵连枪都不会放。卫戍司令部情况不明、指挥不灵、人力不足，敌军还没有到，内部已经混乱了。
蒋介石也明白这一切。对布鲁塞尔的九国会议所抱的美妙的希望已经成
了破灭了的肥皂泡，因为“没有一个同情中国的国家愿意采取制止日本或使日本放宽和平条件的行动”。他只好一面摆出抗战姿态，一面像等候救星一样等候斡旋和平的陶德曼大使从日本飞来。
十二月二日晚上，蒋介石在四方城那幢绿树环抱的小公馆的客厅里迎来了这位和平之神。值得庆幸的是，和谈的条件没有变。除了第一条承认伪满和内蒙独立有些苛刻，其余五条都可以接受。这件事，他已征询过幕僚们的意见。他必须当机立断。他要陶德曼转告日本，同意以这六条为谈判的基础。他说，“日本人说话不算数，我信任德国，德国是我们的好朋友，希望你始终担任中日两国的调停人。”
蒋介石的预见言中了一半。就在他和陶德曼在四方城的小客厅里会谈的同时，帝国大本营发表了《解决支那事变的建议草案》，条件更苛刻和强硬了。就是已经加了码的新的更苛刻的和平等件，近卫内阁中的一些人还不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他们的目的是：“一定要叫中国丢尽脸！”
兵临城下
就在蒋介石会见陶德曼大使的同一天——十二月二日，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向他的部队发布攻克南京的命令。他当天的《阵中日记》中这样记载着：
“今晨全军再次受领进攻南京的命令，方面军司令官聆听训示，第10军奉命于十二月三日、派遣军奉命于十二月五日发起攻击。海军奉命迅速解除江阴附近之封锁，开辟长江水路，伴随陆军前进，送派遣军之一部在江北登陆，准备切断江北运河及津浦铁路之交通。”
用日本人自己的话说，各部队接到命令后，“如脱缰的野马日夜强行军”。行军的队伍中，还常常混进从沪淞战场败退下来的中国兵，直到天亮才发现。
这天天气很好。午后两时，日军三菱式战斗机十多架空袭南京，起飞迎击的是苏联盟军空军志愿队。追击、盘旋、俯冲。蓝天上炮声阵阵、硝烟滚滚。中国的领空，由敌国和盟国在交战！据一位目击者说，交战不久，忽见天上一团浓烟烈火坠落下来，一名苏联飞行员摔落在笔者现在居住的院子旁边。
猛虎般的日军争先恐后地扑向南京。南京危急！七日晚上，蒋介石挽着宋美龄的臂膀出席南京守城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唐生智公馆的大厅里，三十多位将领紧张地静听着委员长的训话：
“抗战爆发已经五个月了，虽然我们丧失了一些地方，但军民英勇抗战，已在国际上获得同情。”他停了一下，看了看将领们的表情，没有人鼓掌。
他继续说：“现在，本人为统筹全局，不得不离开南京。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总理陵墓的所在地，因此一定要顽强固守，不能拱手让给敌人！各部队长要在唐长官的指挥下，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克尽革命军人保国卫民的天职！”
蒋介石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表示：“西安事变以来，本人坚定了以身许国的决心。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努力固守，争取时间待援，一旦云南生力军赶到武汉，本人亲率部队来解南京之围。”
唐生智以悲壮的语调又一次表示了“誓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都走了。
轿车发动了。大校场上的专机也已经发动了，唐生智送蒋介石夫妇上车时，蒋介石拉着唐生智的手说：“患难见真情，孟潇珍重！”
“我可以做到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委员长的命令，我决不撤退！”
轿车响了一下低沉的喇叭，开出了唐公馆，直接开到了飞机场。专机腾空而起，朝着漆黑的夜空西行。
二六一旅旅长陈颐鼎奉命从镇江带部队赶到南京东郊孝陵卫时，是十二月八日上午。他认不得这地方了。教导总队的营房和公路两旁的村庄都成了一片瓦砾，烧焦了的门窗还在冒烟，只有路南孔祥熙的那幢公馆还是老样子。
他要到师部去受领任务。可走到中山门，城门都用麻袋包堵起来了，只留一个小口子，上面还架了一挺重机枪。守城门的武装士兵头戴钢盔，臂膀上别有一块“卫戍”两字的黄布臂章，恶狠狠地拦住他说：“没有长官的命令谁都不让进！”
这时候，前方响起了激烈的枪声。陈颐鼎立即往孝陵卫赶去，走到半路，一个军官向他报告：“日本人追来了，还抓走了我们三个弟兄！”
陈颐鼎不相信，他拿起望远镜一看，日本人占领了孝陵卫西山，双方已经打起来了！
他哪里知道，这天早晨，孝陵卫前方的汤山镇在东路敌人猛烈炮火和机械化部队的攻击下，经过激烈混战，守军退到了紫金山东北。
这一天，围攻南京的西路之敌攻下了芜湖。晚上，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坐着吉普车来到光华门外告诉团长邱维达：“情况紧急，中路的敌军突破了淳化镇和方山，你们要调整部署，主力撤进城内！”
“咣！”一声巨响，一发重磅炮弹在玄武湖边百子亭唐生智的公馆上空爆炸，气浪震碎了玻璃窗，桌上的命令和通报被风吹得满地都是。
南京的外围阵地被敌人突破了！
兵临城下。围城的日军朝着南京古城墙开炮和轰炸。砖石飞迸，烟尘滚滚！
中午，还在苏州的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向日军发出了停止进攻的命令。他叫情报参谋中山立即将《劝降书》翻译成中文。
中山当即找来瘦长脸上架一副眼镜的翻译官冈田尚，说：“最高指挥官希望，通过向敌军散发劝降书，双方达成协议，日军和平进入南京城，将两军的伤亡控制在最小限度。因此你赶快把这份劝降书翻译出来。”
经松井石根审阅后，劝降书连夜印刷了几千份。纸是四方形的。决定十二月九日正午散发。
为了迫使唐生智投降，九日拂晓，日军发动全线进攻。天蒙蒙亮，飞机大炮就震天动地地响起来了，紫金山老虎洞阵地被敌人的飞机大炮狂轰猛炸，教导总队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守第二峰主阵地！这时候，日军步兵三十六联队轰塌了光华门城墙一角，占领了城门的外廓！日军第十六师团用密集的炮火向海福庵和工兵学校猛轰，敌机轮番轰炸！
中午，一架日军飞机在南京城上空盘旋了几圈，雪花般的劝降书从空中飘落下来：
投降劝告书
百万日军已席卷江南，南京城处于包围之中，由战局大势观之，今后交战有百害而无一利。惟江宁之地乃中都古城、民国首都，明孝陵、中山陵等名胜猬集，颇具东亚文化精髓之感。日军对抵抗者虽极为峻烈而弗宽恕，然于无辜民众及无敌意之中国军队，则以宽大处之，不加侵害；至于东亚文化，尤存保护之热心。贵军苟欲继续文战，南京则必难免于战祸，是使千载文化尽为灰烬，十年经营终成泡沫。故本司令官代表日军奉劝贵军，当和平开放南京城，然后按以下办法处置。
大日本陆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
对本劝告的答复，当于十二月十日正午交至中山路句容道上的步哨线。若贵军派遣代表司令官的责任者时，本司令官也准备派代表在该处与贵方签订有关南京城接收问题的必要协定。如果上述指定时间内得不到任何答复，日军不得已将开始对南京城的进攻。
松井石根的命令并不见效。十日一早，东路日军的重炮向紫金山第二主峰阵地逐段猛轰，敌机扫射助战。涂有旭日旗的日军坦克轰隆隆地分两路掩护步兵向西山和中山陵冲锋！围城的日军炮兵一齐向南京猛轰。这天上午，三十多架敌机轰炸南京市区，大街小巷屋倒人亡，下关一带烈火冲天！
唐生智把劝降书往地上一扔，向守城部队发出命令：“各部队官兵应抱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尽力固守，不许轻弃寸土，动
摇全军。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者，应遵委员长命令按连坐法从严惩办！”他又拿起电话：“要宋军长！”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其实只有三十六师三千余人，他奉命在下关一带防
守。他一听，是唐长官的声音：“敌军迫近首都，全军必须尽力固守，背水一战！所有船只都由运输司
令部保管，你部负责沿江警戒，禁止任何部队渡江，违背拘捕严办！”宋希濂命令三十六师：“关上挹江门，禁上部队出城！”
浴血奋战
十二月十日十一点四十分，从中山门外的一辆日军吉普车中走出四个日本军人——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高级参谋公平、情报参谋中山和翻译冈田尚。离规定的时间还有二十分钟，这是光荣和耻辱的时刻。武藤和公平两人注视着中山门的动静。翻译官冈田在心中默默地祈祷，期望举着白旗的中国军使快些到来。
十二点整，不见中国军使的人影。他们又等了十分钟。武藤副参谋长挥
了挥手：“没希望了，回去吧！”日军开始全线进攻！南京守军用猛烈的炮火和沸腾的热血迎击敌人！
紫金山主阵地从老虎洞退到第二峰的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步兵一旅旅长周振强，率领
部队奋勇抵抗敌人的连续进攻。这时，筑有天文台的第三峰阵地已被敌人占领了。第二峰海拔三百五十米，比第三峰高一百米，它和主峰一样，都构筑有坚固的暗堡、堑壕和拉有铁丝网的散兵壕。
紫金山是南京的制高点。日军三十二联队在野田指挥下，利用黑夜的掩护，乘胜发起突击。突击队依靠强大的炮火支援，沿着陡峭的山坡，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勇猛地向守军阵地冲锋。
炮弹的爆炸声震天动地，强大的气浪把树枝和紫红色的土石抛向空中，树木燃烧着，大火映红了山峰。守军用机枪和集束手榴弹进行顽强抵抗，左侧有一支二百人的反冲击队伍配合。一次又一次地反复争夺，双方的伤亡部很大。
教导总队是国民党军按照德国步兵团的编制、用德国的装备、有德国顾问训练的德式团营连战术示范部队，又是蒋介石仿照希待勒建立的绝对忠于领袖的铁卫队，吃得比别人好，穿的是呢子服，每月比别的士兵多拿两块袁大头。组织纪律严密、战斗力强。他们死打硬拼了两天一夜，第二峰寸土未丢。
敌人开始了全面出击。炮兵火力延伸到守军的纵深地带，突击部队不断增援。乌龟一样的坦克车成群结队地掩护步兵开上来，守军的防坦克炮奋勇迎击。“轰！”“轰！”两声，两辆日军的坦克被击毁了。炮火越来越猛。敌人开始火攻。紫金山烧红了。加农炮的穿甲弹雨点般地落下来，主阵地上的不少机枪掩体被摧毁了。硝烟弥漫。守军冒着炮火拼命还击。一个机枪手倒下了，下一个又冲了上来。
激战中，周振强发现山下麒麟门一带灯火辉煌，这是日军的宿营地。他立即将情况报告总队长桂永清，并和三旅旅长马威龙、工兵团杨团长一起建议，派兵奇袭敌人后方。德国步兵专业学校毕业的桂永清拿不定主意，他和唐生智商量后，打电话给周振强：
“现在兵员消耗太多，万一出击不成，守城的兵力就更不足了。”
日军的侦察汽球高高地升起在紫金山上空，为他们的炮兵指示射击目标。穿甲弹一连发射了八九百发，有的一直打到梅花山、明孝陵，日军的飞机也不时来投弹扫射，三团阵地的火饱和机枪被炸坏了不少。团长李西开和团副彭月翔的指挥所设在明孝陵的墓道中，虽然敌人的炮弹和炸弹不断地在附近爆炸，部队伤亡了一半，但他们仍然不停地还击敌人。
小炮连的阵地在廖仲俏墓旁边。代理连长严开运带领全连负责防空和掩护教导总队的指挥所。十二月十二日，敌人的炮火打到了富贵山和地堡城，树木和枯草烧成了一片火海，士兵们冒着炮火，苏罗通炮乌黑的炮管监视着天空。下午四点左右，敌机尖叫着朝紫金山飞来，严开运指挥炮兵们猛烈射击。日军的一架轰炸机在空中爆炸了，一团火焰掉到了中山门外。阵地上的官兵高兴地欢呼起来。严开运立即跑进教导总队指挥所高兴地报告战果。参谋长邱清泉一边往小皮箱里装东西，一边说：“打得好！五百元奖金以后发给你们，现在准备撤退！”
十二日下午六点，防守紫金山的部队奉命撤退。守卫南京的主阵地丢失了！
炮火中的光华门趁着炸弹和炮弹升腾起来的浓烟尘土，日军的步兵手端上了刺刀的步
枪，腰间挂着生红薯和手榴弹，一窝峰地朝城墙的突破口冲来。
这里是八十七师二五九旅的一个团和教导总队的工兵营以及保安警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的阵地。军长王敬久和师长沈发藻躲在紫金山下富贵山的地下室里。听到光华门城墙塌了，一面强令二五九旅旅长易安华坚守城门，一面要副师长兼二六一旅旅长陈颐鼎火速从中山门外赶去增援。王敬久在电话中说：“恢复不了原阵地拿头来见！”
城墙上的机枪子弹和手榴弹像雨点般地打下去，敌军倒下了一片又一片。冲上城墙的敌人和守军激烈地进行白刃格斗，吼叫声和哀叫声惊心动魄。胁坂部队刚刚举起的太阳旗被守军踢下了城墙。
日军溃退了。但他们仍然占领着光华门外的中和桥及老冰厂两处高地。反击的守军发动了多次冲锋都攻不下来。烟火弥漫，死伤遍野。旅长易安华和团长谢家珣都倒下了！
夜幕降临了，日本的赶死队冒着城墙上密集的机枪火力冲过了护城河。一个军曹率领一百多个敢死队员冲向城门洞的时候，一个穿土黄制服的人在门洞前的战壕中突然站起来，迎着冲过来的日军激动地挥手。借着炮火的暗红色的光，冲上去的敢死队员以为城门洞边的日本兵已被全部歼灭，冲上去一刺刀扎进了他的胸膛。刺死后一看袖章，才发现自己人杀了自己人，他是《福冈日日新闻》的战地记者比山国雄。
日军冲进了城门洞，胖乎乎的桂永清惊慌地带着一个排的警卫赶到光华门内的午朝门督战。团长谢承瑞向桂永清建议：“敌人太多，城门又坚固，不如先倒下汽油烧一下，天亮我带敢死队冲杀出去！”
桂永清想了一下，才点了几下头：“可以。”
半夜，开了口子的几十个汽油桶从城门上滚落下去，摔了一个手榴弹，城门洞立即成了一片火海！躲在城门洞里的敌人烧得哇哇乱叫。护城河边的日军朝着光华门城楼猛烈扫射，守军、警察和宪兵居高临下，并肩战斗，轻重火器交织成密集的火力网，阻止敌人的坦克、骑兵和步兵冲过护城河。
迎着天边白蒙蒙的曙光，团长谢承瑞带病率领了一个排的敢死队员，一个人抱一挺轻机枪。城门哗一声打开，二三十挺机枪突然朝着蜷缩在黑暗的城门洞里的日军横扫，枪弹碰上了烧剩的汽油，又呼呼地燃烧起来。月军死的死、伤的伤，有四五个敌人一看无路可走了，“啊！”“啊！”地大叫几声，手上的刺刀扎进了自己的肚子。反击结束时，守军从尸体里发现了一名被烧伤的日军，便立即用担架抬他到富贵山的指挥所，找来医官给他裹伤治疗，又派日语翻译同他谈话。可这个日军士兵闭口不说。直到守军撤退，他仍然盖着一条灰色的军毯安然地躺在担架上。
敌军的冲击和守军的反击还在激烈地进行。弹雨中，城墙上的两个缺口已用土袋堵上了。城外的制高点仍被日军控制着。担任反击的二六一旅的官兵伤亡越来越多。电话急促地响了，二六○旅的刘启雄旅长告诉陈颐鼎：“城里很乱，有的部队向下关撤退了。”还没有讲完话，电活线就被敌人的炮火炸断了。
陈颐鼎在护城河边的指挥所里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可屡战屡败。左侧的友邻部队有十二门普福斯山炮放在阵地上不用，他几次请求给予火力支援，可都借口推辞了。他们怕，怕敌人的炮火打到自己的阵地上。五二一团的三营长白成奎气得两眼冒火，他冲到陈旅长面前：“我有弱妻老母，为了尽忠，顾不得家了！我阵亡后，请长官多加关照！”说完，从口袋里掏出
一张写有他贵州家乡的通信地址的纸条交给陈旅长，就带着士兵冲上了阵地。他再也没有回来。
光华门外的公路上，像蝗虫般的敌人一批一批地赶来增援。突然间，已被击毁了的一辆国民党军的战车中，前后两端的机关枪同时响了起来，毫无防备的日军步兵被打得落花流水。鬼子立即散开。战车中的两个勇士一直与大队日军战斗到天黑才撤退。可惜，一位勇士被敌人的迫击炮弹打中了！
十二日下午，激烈的枪声渐渐沉寂了。陈颐鼎旅长感到纳闷时，派去联络的参谋回来报告：“马威龙旅长没有见到，教导总队的人向尧化门靠拢了。”
轰！轰！炮弹连续朝光华门城墙猛轰，城头上的枪声越来越稀了。
雨花台和中华门的激战
中华门外长约六七华里的山岗雨花台被日本人称为“波状的丘陵地带”。这里地形复杂，铁丝网、堑壕、火力点和碉堡星罗棋布，是南京城南的一处天然要塞。
守卫雨花台的是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这个师只有两个旅，二六二旅少将旅长朱赤奉命守右翼阵地，二六四旅高致嵩部守左翼。两位少将旅长都是中等个子，都是黄埔三期的步科生，又都是沪淞抗战后升任的旅长，他们密切协同，深得师长孙元良的器重。
从红土山到雨花台的三十多里长的两条战壕刚刚挖好，日军先是飞机编队轰炸，接着大炮齐鸣，工事被炸得一塌糊涂。阵地上的官兵冒着枪弹炮火，向冲锋的敌人还击。
攻击雨花台和中华门的是日军精锐第六师团。矮矮胖胖的五十六岁的师团长谷寿夫，参加过日俄战争和欧洲战争，他杀人如麻。他的部下大多凶狠而残忍，在“南京大屠杀”中血债累累。
成千上万发炮弹在雨花台阵地上爆炸。据日军在战后提供的资料说，十二月十日和十一日两天，他们向雨花台发动了三十次夜袭。守在左翼山头的五二八团与日军冲杀肉搏，昼夜血战。人称“矮脚虎”的二营长林弥坚端着刺刀，与日军搏斗了两天两夜。他带伤参战，两眼杀出了血，刺倒了几十个敌军。十日夜晚七点，天空中陨落了一颗星，浑身是血的林弥坚永远倒下了。
五二四团的团长韩宪元率领士兵在右翼阵地上阻击日军，热血洒满了山岗。尸体遍野，杀声动地。十一日夜里，天地一片漆黑，炮火中，他和营长符仪廷被炮弹击中了。在他们倒下的地方，长出了一片嫩绿的新松。
十二日，是雨花台血雨和泪雨纷飞的日子。清晨，日军几十架飞机和几十门重炮联合轰击了两个多小时，阵地上的勇士大都成了不朽的鬼雄。温厚沉静的高旅长和廉朴博学的朱旅长都在这天上午献身了！这两位忠勇的将领没有身外之物，各人遗下一妻两子，还都留下了两千多册线装书。
敌人的炮阵地推进到了雨花台，在轰隆隆的炮声中，日军的坦克和步兵向中华门城墙蜂拥冲锋。退入城门的八十八师和守城的五十一师官兵拼力用机枪、步枪和手榴弹阻击。在城楼上指挥的团长邱维达发现两辆日军的坦克车掩护步兵开上了秦淮河上的军侨。他叫炮兵直接瞄准，炮弹像黑色的鹰飞过去，坦克带着烈火摇摇晃晃地踉跄了几下，一左一右都掉下了秦淮河。失去了掩护的步兵纷纷败退。这时，城门哗啦啦地打开了，冲出来的二三百名精壮守军，吼叫着像旋风般地向溃退的日军追击！
敌人的重炮猛烈轰击全世界最雄伟的城堡中华门。终于，明太祖朱元璋
修筑的古城垣，被外族的入侵者攻破了。太阳当空的时刻，日军的六名赶死队员在一个叫作中津留的军曹带领下，将两个竹梯捆扎起来后，向城墙上奋力攀登。梯子距城墙上的垛口还差五六米，敢死队员抓住墙缝中长出的小树和缝隙，像壁虎似的爬上了城墙。守城士兵发现后奋勇反击，但日军连续增援。刺刀见红，生死搏斗。南京的城头上，第一次出现了血一样的太阳旗的阴影。它像一柄尖刀插入南京人民的心！
南京蒙受着屈辱。
西线的防守
王耀武率领的五十一师从淳化镇和牛首山一线退守到水西门的时候，日军的冈本快速部队冲过了南京至芜湖的铁路，在离城五百米的地方布置好了炮兵阵地。
排炮怒吼！冈本、藤井、竹下支队朝着水西门一带的城墙一齐猛轰！
古城墙上弹痕累累。城垛口炸开了好几个缺口。
打不退的日军一批又一批地猛扑过来。第一道防线突破了！与右翼部队结合部的城墙上爬上了日军！从雨花台阵地上退下来的守军像没头苍蝇似的冲进五十一师的防线。守军阻挡，败兵还击，自己人乒乒乓乓地打起来了！
水西门西北的上新河也在激战。日军高桥中尉举着长刀指挥山炮、骑兵和工兵与一万多名中国军激战了八个多小时，杀得人仰马翻，血染沃野。高桥中尉回忆说：“中国军队的督战队员臂上佩带着袖标，个个身强力壮，手拿驳壳枪督促士兵冲锋。兵败如山倒。冲锋的士兵抵挡不住炮弹和马队！”
西线退败。
河塘水渠密布的南京西南角，敌军的坦克和火炮轮子在泥泞中艰难地推进。
莫愁湖畔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肉搏战。遍地是战死者的尸体和丢弃的刀枪。一摊摊鲜血缓缓地顺着低洼处流淌，莫愁湖害怕得改变了她秀丽的容貌。
冲入水西门的日军想不到在下浮桥边遭到了阻击。四挺机枪喷吐着仇恨和怒火。戴着眼镜的一个日本军官指挥炮击，三十三岁的守军副连长朱龙率领机枪手寸土不让。一发炮弹在机枪旁掀起了高高的烟尘，一块弹片击中了来龙的手臂，他仍然紧扣着机枪扳机，直到他的头无力地靠在他心爱的机枪上。
日军狂涛般地冲进了南京！
乌龙山炮台
飞机、舰艇、坦克、大炮一齐怒吼！疯狂的炮火吞没了长江要塞的一切！炮手们冒着弹雨朝天上的、江上的、地上的日军开炮、开炮、开炮！结果是，所有要塞重炮及配属的高炮全被敌人的炮弹炸毁！官兵伤亡三分之二！
今天，我在国家的档案库里找到了一份五十年前记述的《乌龙山炮台作战情形》。面对着历史，我真想哭。霉变了的黄纸上记载着惨败的原因：“工程原未完竣”，“粮弹无法接济”，“夜间无探照灯照明，炮上无照明器材。不能射击。”
日本海军第十一舰队全速前进。汽笛在水天间像野马般嘶叫，疯狂的浪涛冲击着炮台下的泥沙和碎石。成了废墟的古炮台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的舰艇从自己面前疯子般地狂驶！敌舰上的炮口全部打开了，朝着江面上的船只和
像蚂蚁般漂浮在江中的难民轰击！
飘着星条旗的美舰“巴亲”号和飘着米字旗的英舰“瓢虫”号也破日军的飞机大炮炸沉和击坏了！切断南京守军的退路的日军国崎支队像一条吐着血红舌头的毒蛇曲折前进，他们在当涂附近渡江奇袭，箭一样地插到了与南京隔江相望的浦口！
南京被日军的飞机、大炮、舰艇、枪弹、刺刀和恐怖包围了！南京陷入了魔掌！
兵败如山倒
十二月十一日，南京四城都在激战。唐生智心烦意乱。吃午饭前，他请顾伯叙讲了一段佛经，又到佛殿上敬
了一炷香。香烟袅袅，他闭目合掌。卫士跑来叫他：“顾长官的电话。”唐生智拿电话的手有些发抖，他又惊又喜。顾祝同转来蒋介石的命令，
要唐生智渡江向津浦路撤退，部队除少数渡江外，主力应相机突围。他的心更乱了。守城部队正在全线抵抗。撤退？怎么撤呢？晚饭后，报务员接连送来两份急电，都是蒋介石签发的，电文完全一样：“如情势不能持久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十二日一早，唐生智把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和参谋长周斓，副参谋
长余念慈等人召来玄武湖边百子亭他的公馆。唐生智把蒋介石发来的电报给各人传看了一遍后，就一起拟起撤退的命令来了。正拟着命令，各路守军告急的电话和电报纷纷传来：光华门求援。紫金山吃紧。水西门岌岌可危！午后，又传来了雨花台失守的消息。
大势已去！唐生智想到了提议建立安全区的一些外国人。安全区是维护人道的。他立即赶到洋楼林立的幽雅的宁海路国际安全委员会。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丹麦人都出来了。唐生智顾不得面子了，他说出了难以出口的话：“请求国际安全委员会出面，立即与日军接洽休战。”
德国人史波林愿意为此事奔波。可是已经晚了，日军拒绝停战。他们的目标还是一个：要使中国人丢尽脸！唐生智垂头丧气地回到了他的寓所。他站在院子中间那棵宝塔松下，叫秘书立即通知守城的军师长以上部队长到这里开会。五点整。各路将领气喘吁吁又阴沉沉地来到了唐公馆的大厅，刚刚坐下，
唐生智装出平静的语调说了几句敌我情况后，突然提问：“在目前情势下，在座的有谁还认为可以固守？”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人抽烟了，有的放下了手中的茶怀，气氛十分紧张。
他们既不知道司令长官说这几句话的用意，也确实黑云压城，无力回天。一阵难堪的沉默后，唐生智咳嗽了几下，庄严宣布：委座有令！哗的一声，全体起立。读完蒋介石的一句话的那份电文，参谋长周斓手拿一叠早已油印好了的
突围命令，一张一张地发给到会的每一个人。不到二十分钟，南京十万守军的神圣使命化作了烟云。军长、师长们像丢了魂一样，立即各奔东西。唐生智也离开了他的土黄色围墙围起来的那幢漂亮而幽静的小楼。已经
来不及整理文件图表了，他命令警卫部队倒上汽油，将公馆烧毁。
四周的炮声震得地都在颤抖。夜色中，城内好几个地方火光冲天。唐生智在卫士的保护下，急匆匆地赶到了下关码头，坐上小火轮率先撤退了。
接到撤退命令的部队很快离开了枪林弹雨的阵地。退下来的败兵们像惊弓之鸟，纷纷丢掉枪支，在街上没命地逃！也有一些长官从唐生智那里拿了一纸撤退命令后没有回部队传达，就慌慌张张地找自己的生路去了。
兵败如山倒！撤退的部队大部没有按照撤退命令与规定的线路突围，像一股股洪水似的一齐朝着下关码头逃命。一时间，汽车喇叭绝望地尖叫，大炮横七竖八地挡道，骡马嘶鸣，伤兵喊叫，加上敌军炮火的隆隆声和飞机炸弹的爆炸声，像被开水浇了的一百个蜂窝！
从鼓楼开始，十里长的中山北路就堵塞了。一辆载弹药的汽车突然爆炸，顿时人仰马翻，血肉横飞。马车、黄包车和其它卡车也都烧起来了，败退的士兵和难民们哭着、喊着、叫着、人推人，人踩人，人挤人，死伤了一大片。
挹江门的城门口人声鼎沸，逃难的人像海潮一样一阵阵地涌动和呼喊。这是一条通向江边的路，这是一条求生的路！
城门紧闭着。城楼上一挺挺乌黑的机枪对着争相逃命的人。守卫挹江门的士兵奉命阻止部队一齐向江北撤退，不时朝天上和城内拥挤的人海开枪警告。逃命的官兵大骂着、怒吼着，有些人端起枪来，朝守城的士兵叭叭射击，上下对打。自己人与自己人又干起来了！拄着棍子的伤兵气呼呼地骂着：“长官跑了，把我们甩在这里，有良心没有？”败兵也在骂：“他妈的，早知这佯，谁肯打仗！”
挤在城门边还出不了城，一些勇敢分子纷纷找来被单、衣服和绑腿带，拧起来连结成长长的绳子。他们把它悬在城墙上，想抓着绳子翻出城去。城墙有十几米高，有的爬到半空，没有力气再往上攀登而掉下来了。有的爬了一半，绳子断了，一个个惨叫着摔死在城墙下！
不知是挡不住人潮的冲击，还是汹涌的人流撞开了城门，于是，人潮像决堤的洪水，一浪一浪地向前推拥着、哭喊着。许多人挤倒了，没有挤倒的人身不由己地往倒在地上的人的背上、肩上、腿上和头上踩过去！据一位从挹江门挤出来的人说：“当时我的胸贴着前面人的背，背贴着后面人的胸，两脚着不了地，全身架空着，被人潮拥来拥去地拥出来，脚下软绵绵的都是人，那天晚上，城门口被踩死的人有三四层高！”曾在光华门的城门洞里与日军拼死血战的团长谢承瑞，竟在过挹江门时被挤倒踩死了！
有不少散兵走了另一条路。他们脱掉军衣，丢掉军帽，改扮成老百姓混进了难民区。有的没有棉衣御寒，只好穿着单衣发抖。江阴要塞司令部的政训处长廖新棚用五十元的高价向一个要饭的叫化子买了一件破烂不堪的棉衣，才混进了难民区避难。
“国际安全区”的委员和维护秩序的黑衣警察不管怎么阻拦也挡不住丢盔弃甲的败兵，他们扔掉了枪支、弹药、水壶、钢盔、军服以及一切有军人标记的东西。他们请求“安全区”收容他们，他们以为“安全区”一定是安全的。
最安全的当然是那些长官。他们庆幸自己早早地渡过了长江。此刻，老态龙钟的卫戍司令长官部副参谋长余念慈已若无其事地坐在列车指挥室的软椅上了。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在他的卫士的保护下，悠闲地抽着香烟。七十一军军长王敬久披着青毛哗叽的披风，正眯着双眼在吞云吐雾。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早已到了滁州。他瘦瘦高高的身体上穿着黄呢子的军大衣，头上戴了一顶红绿相间的鸭绒睡帽，帽子顶上垂挂着一个彩色的小圆球。他嘴上刁着香烟，轻松地在站台上散步。
败将们集中在欧阳修写有名篇的醉翁亭中团团坐下。唐生智叹了一口气：“我当了一辈子军人，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糟的仗！”他深深地吸了一口
烟，忧伤地说，“我对不起国人，也对不起自己。”没有人说话。一个个垂着头，一副败将的狼狈相。突然唐生智吼了一声：“把周鳖山叫来！”运输司令周鳌山战战兢兢地来了。唐生智猛地一拍桌子，桌子上的茶杯
都跳起来了：“你干什么吃的！你他妈的只顾自己逃命，把我的几千伤兵都丢在南京让日本人杀了！”周鳌山吓得腿有些发抖，嘴上吱吱唔唔：“我有什么办法呢？情况变得
太快了，我也没有办法啊——”“枪毙你！”唐生智大喝一声。周鳌山先吓了一跳。过了一会，他斜着眼睛看了唐生智一眼。一场虚惊。九死一生的陈颐鼎旅长过江后大哭了一场。他的六千多人马打了三个多
月的沪淞战役，退守南京时只剩下两千多个，撤退到下关时只有千把人了。现在他身边只跟了七八个兵！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六千多警察宪兵损失了五千多！三万五千多人的教导总队损失了十分之九！总队长桂永清没有哭，他发了财：三万余人十二月份的薪饷和十万元的犒赏费，全落入了他的腰包！
第三章：安全区写真
当东洋人举着太阳旗从四面八方向南京城杀来的时候，南京钟鼓楼下的一群西洋人学起了一面黑圈红十字的旗帜。
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丹麦人，还有一个中国人聚集在鼓楼岗下富丽而幽雅的金陵大学校董会的客厅里。他们用国际通用的语言，热情地商议着为国际人士所关注的关于人道、正义、公理与和平的问题。
上海失陷，南亨已成危城。日机一次次地来南京上空轰炸扫射，城外炮声隆隆。金陵大学已经西迁成都，三十五岁的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是中国人。面对国土沦丧，他心情沉重。前几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日寇侵占上海时，德国的饶神父在租界成立了一个难民区，救了二十多万在战乱中无家可归的人。杭立武早年留学英国和美国，又是基督的信徒，他与在南京教书、从医、经商和传教的不少西洋人熟悉。他邀请了二十多个外国人来，讲了上海饶神父的事以后，他担心南京陷于战乱，提议共同筹建一个保护难民的安全区。教授、医生、牧帅、洋行代表纷纷赞同，他们为这个关系到人类命运的组织起了一个全球性的名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当时就画了安全区的地图，托上海的饶神父转交日军。又请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把军事机构和五台山上的高射炮等武装撤出安全区。安全区应该是非军事区。南京市长马超俊答应负责供给并派出四百五十名警察维持秩序。宁海路五号那幢秀丽而宽敞的宫殿式格局的张公馆成了安全区的总办公处。浅灰色的大门口挂有一个很大的黑圈红十字的安全区徽章。
杭立武收到了饶神父的回信：日军司令长官“知道了这件事”。日本军队保证：“难民区（即安全区）内倘无中国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
七十多岁的德国大胖子约翰·H·D·雷伯哈哈大笑，这位西门子洋行的代理人被大家推选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浓眉大眼、英俊滞洒的杭立武担任了总干事，黄头发、高鼻梁的美国人费吴生博士是副总干事，他的名字明白地告诉大家他是在中国的苏州出生的，他会讲一口吴侬软语的苏州话，他的美国名字叫乔治·费区。
由十五名外籍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以美国圣公会牧师梅奇为主席的十七人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负起了救苦救难的重任。
当时在南京的英国最有地位最负声誉的新闻记者之一H·J·廷珀利目睹南京中外女士的高尚行为，满怀激情地赞扬国际委员会：
“对于这二十几位大无畏的英雄来说，赞扬与褒奖从一开始就是当之无愧的。当他们的事迹被人们传开来以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他们不顾本国官员的劝阻，作出了留在南京的选择。而这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都正在寻找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逃往它处。虽然留在南京的人们并不能预知后来发生的暴行，但这些先生与女士都是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人，他们完全能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下定了决心，一旦南京陷落，就去拯救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他们的勇气、热情、无私和献身精神，必将为人们所崇敬。”
大胖子雷伯穿着笔挺的咖啡色西装，头发稀疏的头顶上戴了一顶呢子礼帽，手举着印有安全区徽章的旗子，微笑着招呼他的委员们站好队，去迎候胜利进城的日军，履行他们国际委员会的职责和义务。
走到汉中路，见到了一小队日军。有的在马路上站立着，贪婪地看着六朝古都的街景。有的坐在路边，擦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和乌黑的长枪。
雷伯第一个迎上去：“Hello！”
东洋兵惊讶地看着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一个军官站到面前来了，他听完翻译的话，从军裤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军用地图。费吴生给他指点了安全区的位置，还用钢笔作了标记。
日军的地图上没有标明安全区的范围，但日本军官说：“请放心！”
雷伯又说明了一个情况：“刚才有一些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进了安全区，我们希望贵军站在人道的立场上，拯救他们的性命。”
日本军官又说了一句：“知道了。”
“Goodbye！”西洋人向东洋人招手再见。
从汉中路、新街口、鼓楼到山西路一大圈大约四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都挤满了难民。学校、机关、图书馆、俱乐部、工厂、招待所，还有私人住宅都成了收容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走廊上都挤满了躲避日本兵的妇女和儿童。金陵大学收容了近三万人！人们以为这里是神灵庇佑的天国。其实安全区已经不安全了。
躲进安全区的士兵，将枪支、弹药、军衣、绑腿带和其他的军用品都扔在马路上了。国际委员会雇了许多人埋的埋、烧的烧，可这一切已被进城的日军发现了，偏偏从鼓楼附近的最高法院里面搜出了一屋子的枪。气势汹汹的日军闯进了安全区，将躲入收容所的上千个中国兵抓走了。
费吴生后悔极了。他觉得对不起中国人。他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和他的妻子爱尔宝黛都有许多中国学生，他们的四个子女有三个是在上海、北平和北戴河出生的。善良的中国人对他和他的一家有过许多帮助，他有很多的中国朋友。可今天，许多中国人被日军拉出去杀害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记述着：
“来不及逃出的士兵都避到难民区来要求保护。他们忙着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枪后就可以保全生命。可是抱歉得很，我们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戮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啊！”
情况越来越坏了。
十四日，费吴生驾驶汽车送路透社记者斯密士和史蒂尔出城，一路上尸骸累累，他的车轮不能压过去，他常常下车搬开尸体。城门口臭气扑鼻。野狗睁着血红的眼睛，大口大口地吃着死人。
十五日晚上，日军冲进一个收容所，拖出了一千三百多人。戴着帽子的，都一顶顶抓下来扔在地上，每一个人的手臂上都缚着绳子，一百人排成一行，押向黑漆漆的刑场。
十六日，金陵大学教授李格斯到国际委员会总部报告：昨天夜里，金陵大学被日军劫去了一百多个妇女，均遭强奸。法学院和最高法院的难民全部被抓走，五十名警察也被害了。李格斯提出抗议，反而被一个日本军官在胸部揍了几拳！
国际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外面响着机枪扫射的声音！
十七日，到处是抢劫、屠杀和强奸。这天，“被强奸的妇女至少有一千人，一个可怜的妇女被强奸了三十七次！”
外侨们也遭到了损害。一个排的日军进入北平路，一个日本军官拿出地图看了一看，命令士兵包围飘着两面米字旗的英国领事馆。朝天打了四五枪后，冲进去的日军，在屋里乱翻了一通！美国大使馆的四个看门人被日军用手枪打死了！意大利领事馆被日本兵抢走了一辆汽车和三个妇女，德国领事馆遭到洗劫！
暴行越演越烈。三天后，二十二名外国人联名抗议。雷伯带着十四名代表将抗议信送到金陵大学对面的日本大使馆。田中参赞答应转告军队。但他的应允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大胖子雷伯气愤了。公理和正义受到了亵渎与践踏！侵占和屠杀对他的刺激太深了！十二月十三日那大，正是他的西门子洋行创始人恩斯特·西门子诞生的日子。这一天，虔诚的基督徒见到了比《圣经》中的犹大还要狠毒的兽性的肆虐！他要为人类呼唤人道，伸张正义！住在五台山下的袁存荣老人向我讲述了德国大胖子雷伯五十年前的一段轶事：
“日本人来时我住难民区宁海路十九号的隔壁，靠山西路边上，是一幢大房子，房主人姓邢，里面住了胡老五，他们家还有很多人。我原先住神庙口，就是现在的高楼门，因为有个邻居在国际委员会做工，我是泥瓦匠，他介绍我和他一起做杂工。
“大胖子德国人是蓝眼睛，有时戴眼镜，会讲中国话，对我们不错。他开始叫我在难民区四周插旗子，是白布红字的小旗，不让日本兵进来。
“日本兵不管，照样进来抓人抢东西。大方巷的塘边，就是现在化学厂那地方，死人一堆一堆的，都是日本人从难民区拖出来枪毙的。我命大，死了两次没有死悼。头一次把我也拖上了汽车，还有胡老五、胡老五的二嫂子和她的小孩，小孩子哭起来了，这时日本兵吹号了，车上就我们四个人，就放我们走了。
“我个性强，什么事都不怕，人家叫我袁大个子。第二次，鬼子和汉奸来难民区抓人，叫中国兵站出来，说是抓夫去做工。都没有人站出来，看着日本人和汉奸那副熊样子，我气了，我就叫：‘我是中国兵！’好，一车车的人拉到北京西路AB 大楼东边一个大院子里，下车后叫站队，站了很长的好几排，拿洋刀的一个日本人喊：立正！我没有当过兵，我不知道怎么立正，日本人把我拉出来，我想要开我的刀了。谢天谢地，日本人挥了挥手，放我走了。不会立正的好几个人都放走了。
“旗子东倒西歪也没有用了，不管它了。又叫我砌炉灶，给难民们烧稀饭。杂工嘛，杂七杂八的事都干。开始那个大胖子德国人叫我们把马路上的枪和军衣、皮带、子弹都收起来，背到山西路菜场对面，枪和子弹丢到塘里面，皮带和军衣堆在空地上放火烧。大胖子看我这个大个子干得挺卖力，说我‘好！’
“日本人进城六七天的时候，大胖子德国人又对我说了，他说：‘你是中国人，我有件事叫你干，你敢不敢于？’我问什么事，他说：‘古平岗有两个军用仓库，国民党走的时候丢下了，全是硝磺，你去炸掉它！否则给日本人拉去做子弹，要死掉多少中国人？’我说‘我就去’。德国人说：‘怎么破坏，你懂不懂？’我不懂，摇摇头。
“我穿着一件大褂。他教我先用褂子兜一兜的硝磺，再用手在地上撒一条长线，然后点火柴。我去了，仓库在公园当中，门对着黄爪园开的，一仓库是子弹，一仓库是硝磺，淡黄色的，像面粉一样。我照德国大胖子教的方法干了，乖，一点火，人还没站起来，就轰的一声炸了，烧了一阵黄烟，房子烧起来了，两个仓库全完了，子弹啪啦啪啦响，我高兴死了！”
休戚与共
安全区的情景，是难以描述的。
南京市西北角这片学校、使馆、政府机构，高级公寓、私人洋楼林立的新住宅区，原是石头坡中环境最幽美的地区。可现在，几十万难民潮水般地涌进了这片狭窄地带，每一幢楼房，每一间房屋都挤满了惊慌逃命的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本地的、外地的，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心慌意乱地背着包袱，挎着篮子，提着大件小件的日常用品，汇集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来。一间普通的房间内都住了二三十个人，只能勉勉强强地一个挨一个地躺下来。即使挤得像罐头中的沙丁鱼，还是容纳不下因战争造成的无家可归和有家难归的难民。于是，走廊上、院子里、马路边、树林中，一切没有房子的地方，全搭起了像防地震那样的芦苇棚子，似乎进入这片插有白布红字旗帜的土地，就像从地狱进入了天堂。至少，宝贵的生命就有了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