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读网（http://www.beduu.com）整理
和尚与哲学家——佛教与西方思想的对话
作者：让—弗朗索瓦·勒维尔 马蒂厄·里卡尔
陆无昶 译
法国当代思想大师，法兰西院士让-朗索瓦·勒维尔与他皈依佛教的儿子马蒂厄·里卡尔，尼泊尔俯临加德满都的山上的一个僻静处，开了一场佛教与西方思想的对话。
和尚说：佛教提出了一种精神科学，它讨论的是幸福与痛苦的最基本的机能。从早到晚，在我们生命的每个时刻，都在与我们的精神打交通，这个精神的最微小的改造也会对我们的生存过程和我们对世界的感受产生巨大的影响。
哲学家说：从这些谈话中我吸取了什么教训？它们给我带来什么？它们启发我产生对于作为智慧的佛教的越来越多的钦佩，以及对于作为形而上学的佛教的越来越多的怀疑。它们也使我隐隐约约地看到对这种学说目前在西方具有吸引力的一些解释。这首先是因为佛教在生活艺术和道德的领域里填充了西方哲学的逃脱造成的一个真空。
从科学研究到精神探求宗教还是哲学
黑匣子里的幽灵一种精神科学？
关于佛教形而上学对世界的行动和对自我的行动
佛教与西方宗教精神性与世俗精神性
暴力从何而生？智慧、科学与政治
佛教：衰落与复兴信仰、礼仪与迷信
佛教与死亡个体即国王
佛教与精神分析文化影响与精神传统
进步与创新和尚问哲学家
哲学家的结论和尚的结论
从科学研究到精神探求
让—弗朗索瓦·勒维尔（以下简称让—弗朗索瓦）——我认为我们必须强调的第一件事，这就是你和我都未曾有过写这本书的想法。这本书是一些出版者提议我们写的。他们了解你的经历和我们的亲属关系，认为我们对照交流各自的观点，将会是有趣的。因此我要确切说明的是，原先，你曾在生物学方面从事过一些杰出的高等科学研究；你曾是弗朗索瓦·雅科布①的学生之一；你曾作为研究员在巴斯德学院工作过多年；你曾在巴黎理工学院，面对包括弗朗索瓦·雅科布和其他著名生物学家在内的评审委员会，进行博士论文答辩，这篇论文使你获得了理学博士学位和按惯例“非常中肯”的评语。因此，对于我们将要进行的系列谈话的兴趣就与这样的事实有关，即你这样一个人，接受了欧洲的、也就是西方的最高水平的科学教育，随后，或者是同时，转向了佛教这种起源于东方的哲学，或者说是这种宗教。确切地说，你转向它，既不是为了从中找到一种生存的补充，也不是为一种将按西方的标准正常地进行下去的生涯找一种精神添加物，而是，放弃这个生涯，完全投身于佛教实践中。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在你的心中开始萌生这个决定？”
①生于一九二○年，法国医生及生物化学家，于一九六五年与安德烈·洛夫（Andre Lwoff）、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同获诺贝尔医学奖。
马蒂厄·里卡尔（以下简称马蒂厄）——我曾经有过的科学生涯乃是对于发现的一种热情的结果。我在这之后所做的一切，丝毫也不构成对于科学研究的否决——科学研究，从很多方面来说，是令人欣喜的——而是验证的结果，即验证科学研究不能够解决生存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科学，尽管本身是非常有趣的，并不足以给予我的生命以一种意义。我终于将我所体验的研究视为一种在细微事物上的无穷弥散，我考虑再也不能将我的生命完全贡献给它。
同时，这一变化也产生于一种日益增长的对于精神生活的兴趣。起初，这种兴趣在我心中并没有清晰地得到表明，因为我接受的是完全世俗的教育，从没有进行过基督教的实践。但是，当我进入一座教堂，或是遇到一位教土时，我感受到一种从外部而来的敬畏。但我对于宗教本身是全然无知的。
再说，在青年时期，我读了一些关于各种精神传统的著作。有关于基督教、印度教、苏菲教义的，但恰恰很少有关于佛教的。因为在那个时期，在六十年代，只有很少的真实可信的佛经译本。当时存在的那些论著和译本以西方在上个世纪理解佛教时所用的畸形方式，笨拙地产生反响，即认为佛教是一种鼓吹对世界无所谓的虚无主义哲学。通过我的舅父航海家雅克—伊夫·勒图穆兰，我又发现了勒内·盖农①的著作。这一切引发并滋养了一种对于精神性的理智的好奇心，虽然这种好奇心并没有指向什么具体的事物。
①生于一八八六年，卒于一九五一年，法国哲学家，对于印度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一些主要的神秘文献进行过深人的研究。著有《东方形而上学》等书。
让—弗朗索瓦——我打断你一下，请你就勒内·盖农的著作作一点详细的说明。这是一位法国作家，他主要就哪些东方哲学写过著作？我当时读过他的书，但我对他的作品的记忆不确切。
马蒂厄——他就关于东方和西方的精神传统，关于所有的形而上学传统的基本一致性，写了大约二十本书。主要有《东方和西方》、《现代世界的危机》和《吠檀多所说人与其变异》，他在后一部书中，解释了从人类存在者（eire humain）直到绝对事物门’absolu）或者说是自身内部的神性的实现的演变过程。但这一切当时对我来说，还是非常理智的。
让—弗朗索瓦——在何种意义上说是理智的？
马蒂厄——这些充满意义的书籍除了带给我深刻的满足和心灵的开放外，并没有对我造成任何内心改造（transformation interieure）。
让—弗朗索瓦——那么你是在多大岁数时读这些书的，
马蒂厄——嗅……将近十五岁的时候。我当时还读了拉马纳·马哈尔什的一些谈话录。这是一位印度哲人，人们说他已经达到了对精神的最终本质，即非二元性（non－dualite）的内在认识。但是，启动我对佛教兴趣的，是在一九六六年……
让—弗朗索瓦——那时你二十岁。
马蒂厄——我那时还在理工学院，刚要进入巴斯德学院，就在那个时候，我在电影剪辑课上，看了一位朋友阿尔诺·戴雅尔丹摄制的关于那些西藏大师的电影。阿尔诺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与一位出色的通译作了两次旅行，深入到那些大师的隐秘生活，并拍摄了他们的生活。这些电影是非常感人的。在同一时期，另一位朋友，勒布瓦耶博士，也从大吉岭①回来，他在那里遇到了几位这些哲人。那时我刚刚结束学期合格考试，在投入研究之前，有六个月的假期。我想要进行一次大的旅行。那是“嬉皮士”的时代，他们驾驶着双马力的雪铁龙汽车或是靠招手搭车而穿越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走上通向印度的道路。我当时还被武术吸引，想要去日本。
①印度城市，为锡金、西藏、不丹和印度的交易市场。于一八一六年被英国人设立为印度孟加拉邦的首府。
但是看了阿尔诺和弗雷德里克·勒布瓦耶带回的图像，听了这些朋友的话，听到他们对在喜马拉雅山所遇的一切的描述……这一切使我决定到那里去，而不是去别处。
让—弗朗索瓦——那么，阿尔诺·戴雅尔丹的电影。
马蒂厄——有多部，《西藏人的使命》和《安详之地喜马拉雅山》（包括《智慧的子孙》和《瑜伽信奉者之湖》），共四个小时。人们在这些电影里长时间地看着这些精神大师……他们的外貌，他们说话、教育人的方式。这是一种活的、非常能给人以启发的证明。
让—弗朗索瓦——这些电影在电视上转播了吗？
马蒂厄——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即被转播了多次，最近又以录像带的形式重新出版。这是一些不同寻常的资料。
在人类历史上也许从无先例的事实是，西藏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是在修会里，他们是和尚、尼姑、洞穴中的隐修士、在寺院里教学的学者。精神实践在那里无可争议地是存在的首要目的，就是世俗的人自己也认为他们的日常活动，不论多么不可缺少，与精神生活相比，都是次要的。整个文化就这样被集中在精神生活中。
让—弗朗索瓦——我同意你的看法……阿尔诺·戴雅尔丹的电影。你说它们使你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亲身感受。你能不能分析并区形容一下这种感受？
马蒂厄——我当时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我看到一些人，他们自身即是他们传授的事物的图像……他们看起来那么引人注目。我当时还不能明确地把握为什么，但是最使我震动的，是他们符合我们理想的圣者、完人、哲人；而这样一类人，人们在西方显然已几乎再找不到了。这是我想像出的阿西兹的圣弗朗索瓦①，或是古代的伟大哲人的图像。这幅图像在当时对我来说已变成了一纸空文：我不能去与苏格拉底相会，去听柏拉图的一番谈话，去坐在阿西兹的圣弗朗索瓦的脚下！而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些人，他们仿佛是智慧的活的榜样。于是我对自己说：“如果有可能在人类方面达到完善，那一定就是如此。”
①即圣弗朗切斯戈，旧译为圣方济各，意大利教士，天主教圣方济各会的创立者。于一一八一年或一一八二年生于意大利之阿西西城，一二二六年卒。被后人尊为意大利的主保圣人。
让—弗朗索瓦——关于你下的定义，我刚才正要对你说，强调古代哲学的特征……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的一致，这几乎是老生常谈。对于古代的哲学家而言，哲学并不简单地是一种知识传授，一种理论，一种对于世界或生命的解释。它是一种存在方式（maniere d'etre）。他的哲学，他和他的学生们在他们的生存中实现它，至少是和他们在自己的谈话中使之理论化一样。在这些西藏人身上，一开始就打动你的，乃是一种接近（approche），这种接近与西方哲学的那些起源也是密切相关的。另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直到罗马帝国结束时，哲学家们在一大群重要人物身边扮演着亲信、精神主人、指导者、道德安慰、有益的伴侣等角色，尤其是在马尔克·奥莱尔①的时代，也就是厄内斯特·勒南所称的“哲学家朝代”。这就是曾经存在于西方的一种态度：不满足于传授，而是通过自己存在的方式本身，自己成为所传授的事物的反映。这事情被说了，在实践中，这是不是被尽可能完善地实现了，就是另一个问题……这种对哲学的理解在很多情况下，也与一些宗教面貌相近。古代的哲学在作为一种个人幸福的形式的同时，最经常地包含了这种特点。人们在伊壁鸠鲁派学者那里也发现这一点（尽管在现代习惯中，“伊壁鸠鲁派学者”使人想到一种对于一切精神方面的无所谓）。那时总是有这种双重的必要性，即制定一种学说，同时，自己又是这种学说的化身（incarnation）。在古代哲学的阶段，并不存在一种相比于东方来说是根本性的差异。
①即马可·奥勒里乌斯（Marcus Aurelius），生于公元一二一年，卒于一八○年，罗马帝国安托尼努斯王朝皇帝，自公元一六一年起在位。统治期间，对威胁罗马帝国的蛮族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以斯多葛派的智慧。节俭和对哲学与文学的强烈兴趣而著称。著有以希腊文写作的《自省录》。
马蒂厄——差不多是如此，只是西藏的大师们并不试图制定一种学说，而是要成为一种千年传统的忠诚而完备的保管者。不管怎样，证实仍然存在着一种活的、可到达的、像美好事物的橱窗一样提供给人们的传统，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安慰。在书本中进行了一番知识旅行之后，我现在可以从事一种真正的旅行。
让—弗朗索瓦——原谅我打断你……哪些美好事物？你领会了这个学说中的什么东西？自己成为一种学说的化身是不够的，还必须使这种学说有一些价值！
马蒂厄——我那时对于佛教没有任何概念，仅仅看见这些哲人——虽然只是通过一部电影所能够透露出的那一点点东西——就使我预感到一种有着深刻启发意义的完善。这是一种通过对比而看到的希望的源泉。在我成长的环境中，由于你，我遇到一些哲学家、思想家、戏剧家；由于我的母亲，画家雅娜·勒图默兰①，我遇到一些艺术家和诗人……例如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②；由于我的舅父雅克—伊夫·勒图默兰，我遇到一些著名的探险者；由于弗朗索瓦·雅科布，我遇到一些来巴斯德学院举行讲座的大学者。我就这样被引导着与很多方面的有慑服力的人物相交往。但是，在同时，他们在自己的学科中显露出的才华并没有必然引起这样一种东西，我们称这种东西是……人的完善（Perfection humaine）。他们的才能、他们的知识和技艺的能力并不因此就使他们成为好的人类存在者。一个伟大的诗人可能是一个骗子；一个伟大的学者，就他自身而言，可能是个不幸的人；一个艺术家，则骄傲自大。所有的或好或坏的结合，都是可能的。
①为让—弗朗索瓦·勒维尔的前妻，她在儿子的影响下，归依佛教，成为法国最早的比丘尼之一。
②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诗人。生于一八九六年，卒于一九六六年。
让—弗朗索瓦——另外我想起来了，那个时候你还热爱过音乐、大文学、照相术、鸟类学。你在二十二岁时写了一本关于动物迁徙的书，在你生活的一整段时期里，你曾强烈地投身于音乐。
马蒂厄——是的……我遇见过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和另外一些伟大的音乐家。我有机会与那些在西方激起人们崇拜的人站在一起，有机会能够进行一些幻想，问我自己：“我是不是向往这一切？我是不是想要变得像他们那样？”我当时有着那种不吃过饱的感觉，因为尽管我崇拜，我却不能不察觉，这些人在特殊的领域里显露出的才华，并没有导致最简单的人的完善，如利他主义、仁慈、忠诚。相反，这些电影，这些照片，使我发现了更多的东西，它将我拉向这些西藏大师；他们的生存方式似乎就是他们传授的东西的映象。于是，我出发去发现……
这种同样的解扣①也在另一个朋友身上发生了。克里斯蒂安·布吕雅，他当时正在准备师范学校的会考，他从广播里听到一套广播节目的最后几句话，阿尔诺·戴雅尔丹在这套节目中大致这样说道：“我相信最后的一批伟大哲人，精神性的活的榜样，就是现在这群居住在印度喜马拉雅山的西藏大师。”就在这同一时刻，他也下决心要进行这次旅行。
①作者在这里用了一个机械学上的词“解扣”，本意是指解开机件上相互关联的钩或扣，这里则是形象地比喻与西方传统的脱钩。
于是，我就搭乘非常便宜的飞机出发去印度。我当时实际上不会说英语！你一直认为我学习德语、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些比英语困难的语言更为重要，你对我说，对英语的初步学习将会是极容易的。这得到了证实……但在那时我已经忘了德语和其他的外语。我带着一本小辞典和一册阿西米勒教程①到了德里，费了极大的劲才找到我的路线，买到一张去大吉岭的火车票，终于看到了喜马拉雅山最美丽的山峰。我有一位耶稣会神甫的地址，勒布瓦耶博士曾将一笔钱交托给他，以供给一位西藏大师的生活需求，这位大师就是几年前到达印度的康玉尔仁波钦②。他当时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中，和家人住在一间小木屋里，带着他从西藏带来的所有书籍。恰巧在我到达的次日，这位大师的儿子来领取这笔小小的每月津贴。正是康玉尔仁波钦的儿子将我带到了他父亲的身边。在三个星期里，我只是简单地面对着他……这令人映象非常深刻。他当时七十岁。他背朝着一扇窗坐着，窗外展开着一片云海……我终日面对着他坐着，我觉得我是在做人们所说的“沉思”（mediter），也就是说我在他面前简单地冥想。我接受了一些教导，但差不多是什么都没有。他的儿子说英语，而我几乎不说英语。是他的人身、他的存在给我以印象……深沉、力量、宁静，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并开启我的心灵。
①指法国阿西米勒（Assimil）公司出版的外语教程，一般为外语与法语对照，由浅入深。
②仁波钦为藏语rinpotche的译音，意为珍宝、珍贵之物。后用来作为对人的尊称。
接着，我继续我的旅行。我去到喀什米尔。在印度我病倒了，得了伤寒，于是我只得返回……在大马士革转飞机时，我下了飞机，我对自己说不看看所有这些国家实在太愚蠢了，因而我又由铁路和公路继续旅行。我看到了伟大的神圣苏菲伊本·阿拉比①的陵墓、十字军骑士的城堡、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我靠招手搭车结束旅行，到达图尔努的修道院。在那里我进入安静空旷的修道院的清新气氛中，而在修道院外，度完八月休假回返的汽车则堵塞着街道。从那里，我疲倦地坐上了开往巴黎的火车。于是乎便发生了一种巨大的身体上的动荡和一种巨大的内在的发现。只是在从印度回来之后——当时是我在巴斯德学院的第一年——我认识到了与我师傅相会的重要性。我不断地回想他的品质。我意识到这里有一种适宜于启发我的生命并赋予它以意义的真实，尽管那时我还不能表达这种真实。
①伊斯兰教苏菲派神学家。一一六五年生于西班牙穆尔西亚，一二四○年卒于大马士革。深入研究新柏拉图主义学说，试图通过神秘主义来解答久已存在的“定命论”与“意志自由论”、“善’与“恶”、“真主的统一性”与“宇宙万物多样性”等争论的命题。将神秘主义发展为有系统的“泛神论”思想，将客观事物和人的自由意志都视为“真主”的本质和属性的表现。创导“一元论”学说。一生主要从事研究神学和教学，著作甚多，影响最大者有《麦加的默示》及《格言集》。
让—弗朗索瓦——因而，我们可以说，这一重大的变化（modificatlon）——我用“变化”这个词是为了不过早地使用“归依”（conversion）一词——并不是由一种对佛教经典本身的知识的、教义的、哲学的了解的深入引发的，而是，主要地、并且最初是由一种人身的交往引发的。
马蒂厄——完全正确。研究只是最近才有的。
让—弗朗索瓦——在那个时候，有许多西方青年，欧洲的、美洲的，到印度来往寻觅？
马蒂厄——这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之前的一年。所有这些年轻人都在找寻某种不同的东西，吸食大麻……一些人追逐精神研究，拜访印度教徒的隐修地（ashrams）；另一些人勘探喜马拉雅山。所有的人都在向左、向右地找。他们经常交流想法和消息：“我在某个地方遇到某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在锡金看到某处奇妙的风景……我在贝纳莱斯遇到某个音乐大师，在印度南方遇到某个瑜伽大师。”等等。那是这样一个时代，人们怀疑一切事物，人们通过前去会见大师，通过在整整一两年时间里学习印度的古典音乐和舞蹈，而探测——不仅是在书本中，而且是在现实中——在印度、在喜马拉雅山向人们提供的一切……
让—弗朗索瓦——那么，在这些找寻一种新的精神性的西方青年中，是不是有很大一部分去了大吉岭？
马蒂厄——在那个时代，非常少。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也许有几十人。后来，随着时间过去，对于西藏师傅及他们的教育的兴趣日益增大。在一九七一年，第一批西藏师傅到西方旅行——到法国、到美国。渐渐地，有数百，然后是数千西方人与他们在一起学习研究。这些西方人中的许多人在喜马拉雅山上、在西藏大师的身边度过好多年，或是定期地来与他们会面。
我们回到你先前提出的问题上来。我的兴趣并不是建立在对佛教的研究上。不论是在我第一次旅行时还是在随后的两三次旅行时，我的兴趣都不是这样的。为了重新会见我的师傅，我回到印度。当然，我从他那里接受了一些基本的精神教导，但从未接受过一种有系统的关于佛教的教导。他对我说：“在佛教中有很多令人感兴趣的东西，但应当避免在一种纯粹理论或书本的研究中迷失方向；人们在这种研究中有可能会忘记精神实践，而精神实践乃是佛教和所有内心改造的中心。”然而，面对着他，我直觉地发现了师生之间关系的基础之一，也就是使自己的精神与师傅的精神和谐一致。人们称这是“将自己的精神与师傅的精神相混合”；因为师傅的精神就是“认识”，而我们的精神则是混乱。因而，就要通过这种“精神联合”，从混乱过渡到认识。这一纯粹沉思的过程构成了西藏佛教实践的关键点之一。
让—弗朗索瓦——那么，你所称的认识，乃是……对一种宗教教义的初步学习。
马蒂厄——不，这是内心改造的结果。在佛教中，人们所称的认识，乃是对于现象世界（monde phenomenal）的本质、对于精神本质的澄清（dlucidation）。我们是什么？世界是什么？这最终，并且尤其是，一种对于绝对真理的超乎概念的直接审视（contemplation directe）。这是认识的最根本的面貌。
让—弗朗索瓦——那么，这是很突出的哲学问题？
马蒂厄——正是如此。
让—弗朗索瓦——这是在科学发明之前，也就是说在哲学想要认识一切的时候，哲学提出的问题。因为直到十七世纪现代物理学诞生之前的古代的各种哲学，包罗了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对有生命世界的认识，道德，对人自身的认识和对彼世（l'au-del a）、对神性（la divinite）的认识，这种神性也许是属于个人的，如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那样，也许就是自然（Nature）本身，如在斯多葛派学说或是在斯宾诺莎学说中那样。实在性（realite）的这种大体上全面的学说后来被认为是不再可能当真实现的。我们还会再谈这个问题。
此外，在“认识”一词中，还有另一个方面。这也就是我将要称的苏格拉底精神。对于苏格拉底而言，智慧（sagesse）乃是知识（science）的结果。在他看来，没有本能的智慧或道德。一切来自认识。智慧和道德正是从知识中分流出来的。古代的各种哲学乃是这样一些哲学，在那里，达到某种形式的智慧和幸福、达到人们所称的“至善”的途径——也就是说通过与对于他人的美德和对于自己的幸福的同化，以到达一种彻底的平衡——来自一个科学的认识，来自古代人视为一个科学认识的东西。这是不是大致就是在你发现佛教的时候，佛教表现的特征？当你师傅对你说，所谓认识，即是要认识到事物的最终本质时，我敢说，这个认识是一个宏大的规划！因为这同时包容了对于外部世界所有现象的认识，对于你自己的认识，并巳或许还有对超自然事物的认识。
马蒂厄——佛教确实包括了对于传统科学的研究，如医学、语言、语法、诗、天文计算（主要是日月的亏蚀）和星相计算、手工业和艺术。以植物和矿物为基本的西藏医学要求多年的研究学习，人们说，过去西藏的外科医生能够借助于一柄金制的手术刀作白内障手术，虽然这种手术现在已被遗忘了。然而“首要的”科学，则是对自己和对实在性的认识，因为根本的问题是：“现象世界的本质、思想的本质是什么、’就实际方面而言，则是：“幸福与痛苦的关键是什么？痛苦从何处而来？什么是无知？什么是精神实现？什么是完善？”人们所称的认识就是这一类发现。
让—弗朗索瓦——最初的动机，不就是逃避痛苦吗？
马蒂厄——痛苦是无知的结果。因此应该驱散的乃是无知。而无知，就实质而言，是对“我”和对现象的牢固性的眷恋（l'attachement）。减轻他人的现时的痛苦是一种义务，但这是不够的；应当医治痛苦的原因本身。但我要再说一遍，所有这些当时在我心中并不是明确的。我那时对自己说：“没有无火的烟，当我看见我师傅时，他的外貌，他的说话、行动方式，他的为人……所有这一切使我内心确信，这里有某种我希望深入探求的实质性东西。有一种启示的源泉，可靠性的源泉，一种我希望能深知的完善。”随着我旅行的增多——我在定居印度之前到那里去了五六次——我意识到当我在我师傅身边时，我容易忘掉巴斯德学院，这代表着我在欧洲的生活；而当我在巴斯德学院时，我的心灵则飞向喜马拉雅山。于是，我作出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后悔过的决定：置身于我希望在的地方！
当时，我已经完成了我的研究课题，雅科布教授想派我到美国去，让我从事一个新的研究主题；和那个时期的很多研究者一样，他已从对细菌的研究转到了对动物细胞的研究，因为这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它使细胞生物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我对自己说我已经结束了这段生活：我发表了一些关于我五年研究的论文；我没有浪费各类的投资——我的家庭为我的教育作的投资，弗朗索瓦·雅科布的投资，是他接受我进入他的实验室……这无论如何是一种在我的研究中的转向……我可以选择另一条道路，既不破坏任何东西，也不使那些曾经帮助我直到完成博士论文的人失望。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实现我的个人向往。再说我的师傅康玉尔位波钦也总是要我结束一直从事的研究。其实，我并没有加速事物的发展。在定居喜马拉雅山中之前，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我等待了多年。就是在这个时刻我作出了决定，并且将我出发前往喜马拉雅山中而不是前往美国的决定通知了弗朗索瓦·雅科布和你，我已经意识到这正是我希望做的，意识到应当在我青年时就这样做，而不是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后悔没有选择这条道路。
让—弗朗索瓦——可是，你从不觉得这两件事是可调和的吗？
马蒂厄——在科学与精神生活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根本的不相容，但是一方比另一方对我来说更为重要。实际上，人不能一直坐在两张椅子之间，或是用一根两头尖的针缝东西。我再也不愿意将我的时间分摊开来，我希望将它完全贡献给那在我看来是最主要的事物。后来，我意识到我的科学训练，主要是它的严格的关心，与对佛教形而上学和对佛教实践的接近（l'approche）是完全可调和的。在随后的二十五年中，我从来也没有在我所理解的科学精神，也就是对真理的研究中处境艰难。
让—弗朗索瓦——好的……我明白你将你先前所用的同样的严格用在了有关佛教的哲学和历史、有关佛经的哲学和历史等等的研究上。可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一直是科学史上有着最重要发现的领域。你没有参加这个研究。你本来是能够参加的。
马蒂厄——生物学没有我也完全能发展得很好。这个星球上不缺少研究者。真正的问题是在我的存在中建立一个优先性的等级。我那时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没有尽可能好地使用人生的潜能，而任我的生命一日接着一日地风化了。对我而言，大量科学的认识已经变成“一种对于较小的需要所作的较大贡献”。
让—弗朗索瓦——你随后所做的一切使你能够深入到一种比我们的纪元还早多个世纪就产生的教义中，但并不能带来新的认识，一如你参加分子生物学研究有可能做的那样。固然，我并不是说，为使自己的生活成功，就绝对必须做出一些新的发现。我是说，在你当时已到达的研究阶段，你的学位论文既是一个完结，同时又是更加重要的研究的出发点，你掌握着参加人类历史上最不寻常的一项知识探险和科学探险——正如分子生物学方面最近的发现所证明的那样——所应有的一切条件。
马蒂厄——请注意，对于佛教而言，并不是要搅动一种古老而过时的教义的灰尘；精神研究，当它引起一种真正的内心改造时，就是一项极有生命力的研究，有着不断更新的新鲜感。像佛教这样的一种形而上学传统，既然是针对存在的那些最根本的问题，它就不会“衰老”。在历史上，更为经常的是科学理论自然而然地衰老，不断被别的理论代替。
让—弗朗索瓦——是的，但它们被别的理论代替是由于充分的道理：因为认识进步了，因为人们观察到新的事实，因为经验对种种假设进行了裁决。
马蒂厄——生物学和理论物理学确实带来了一些不寻常的关于生命起源和宇宙形成的认识。但是，这些认识能够让人澄清幸福与痛苦的那些根本的机制吗？不应当忽视人们所关注的目标。认识地球的形状和精确尺寸，这是一个不可争论的进步，但地球是圆的还是扁的，对于存在的意义并无大的改变。无论医学的进步能有多大，人们只能暂时减轻痛苦，而这些痛苦还要不断地重新出现，并且通过死亡来达到最高点。人们能够阻止一次争端，一次战争；但如果人的精神不改变，别的争端和战争还会发生。相反，难道就没有一种办法，来发现一种不取决于健康、权力、成功、金钱、感官快乐的内心和平吗？
让—弗朗索瓦——我非常明白这点，但我看不到这两个步骤在哪方面上不相容。生物学、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分子生物学，给许多疾病带来解决的办法，因而也就有助于减少人类的痛苦。而由发现生命的那些根本机制所获的知识性的满足，则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满足。你就没有考虑过你能否将你操心的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马蒂厄——佛教不反对科学。它将科学看作认识的一个重要的但又是片面的影像。所以我当时感觉不到那种向它贡献同样多的努力并分配我的生存的需要。那时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一只关在笼中的鸟，只有一个想法：“给我自由！”
让—弗朗索瓦——你了解科学目前的情况吗？
马蒂厄——我带着更大的兴趣继续关注生物学方面的发现，虽然我现在并不将我每天的时间用于登录一个细菌的染色体遗传卡片——我曾在这件事上贡献了五年的研究时间。总体上看，近几十年来，成千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确实是令人激动的。但一个研究人员的一生，乃是在若于年的时间里，学习、研究这些研究领域的一个很独特的方面，一个错综复杂的事物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呈现出一个物理学或生物学现象的清晰的图像。普通的研究者很少注视科学的整体画面，有时，一些巨大的努力只获得较小的成果，这时他便有一种挫折感。当然偶尔有一个研究者获得了重大的发现，比如说对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的发现……
让—弗朗索瓦——还有双螺旋结构……
马蒂厄——这些大大地回报了他的努力。但这是例外，所以，我不能将对科学研究的兴趣与对精神研究的兴趣相比较，精神研究每时每刻都带来一种满足，一种喜悦，就像一支箭径直飞向它的目标；每一瞬间都是珍贵的，都被尽可能好地利用。
让—弗朗索瓦——你随后做了什么？
马蒂厄——整整七年我没有离开大吉岭。我在我师傅康玉尔仁波钦的身边一直生活到一九七五年他去世，然后我又在寺院上方的一个小隐修院中继续修行。就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我的第二个师傅狄尔戈·赫延采仁波钦。他来为康玉尔仁波钦主持丧仪。我还为复制和印刷大约五十卷非常罕见的藏文手稿，在德里住了一年。当我的朋友们正要在多尔多涅（Dordogne）开始传统性的三年隐居时，我问赫延采仁波钦我是不是应该去与他们相会。他回答我道：“只要我活着，你就一直在我身边学习。”我就这样在他身旁生活了十二年，听他的教诲，侍候他，陪伴他旅行。我于一九七九年成为和尚。在他身边度过的这些年构成我所能接受的最好的退省和最好的教诲，这是些不能忘记的年月，在这些年里我获得了一种内心的坚信，任何东西、任何人都不能将它夺走。
让—弗朗索瓦——你还在不丹生活过？
马蒂厄——不丹是个山地王国，自佛教于八世纪被引人之后，它就一直避开了侵略。佛教之花就这样得以毫无障碍地在这里盛开，它的价值深深地扎根于不丹居民的精神里。赫延采仁波钦在不丹成为最受尊重的佛教大师，从国王而至最低下的农夫莫不对他尊敬。这也成了我生活在这个国家的特权。
现在，我要略为倒转一下问话的方向。你让我描述并解释我的履历，并且你也许还会使我再来谈这些。而你自己的经历如何？是什么使你希望进行这番谈话的？
让—弗朗索瓦——对于像你这样的一种旅程感到好奇，这是自然的，因为这旅程包含着一种与你的生活、你的学业、你的文化归属仿佛为你划定的旅程的断然绝裂。我的经历则要古典得多，尽管，在我自身的文化内部并且与我最初接受到的教育相比，我也进行了一种与我这一代人的各种主流（courants majoritaires）的永久性的决裂，以及对周围的习俗思想的反叛；但我要再说一遍，这一切仍然是停留在我自己的文化的范围内。
马蒂厄——但是，是什么使你希望与我这样一个另一种文化的代表者进行讨论？
让—弗朗索瓦——首先，这既是另一种文化又是同一种文化。远东的各种哲学属于全世界的遗产，尽管人们因为它们在我们这里、在专门研究者的圈子之外没有被足够地研究而会感到惋惜。当我十九岁开始高等教育时，我决心学习哲学而不是文学或历史。当时我对于后两种学科有着同样的喜好，如果我现在细想当时这样做的动机，这是因为那时我觉得哲学能够提供给我一把钥匙，去开启领导其他所有认识，其中包括文学和历史、甚至包括科学的认识。去开启一种认识，这认识同时又是一种智慧，也就是与一种道德相联系的生活的艺术。
马蒂厄——那么西方哲学没有给你这把钥匙？
让—弗朗索瓦——我不能说完全如此。我宁愿说是我觉得它断然地背叛了它的使命，尤其是从十九世纪初以来。我在许多年里，直接接触本文，同时又与常规的现代经典版本——即使它是“再解释的”——的最终结论保持着距离，这之后，才自然地得出这一结论。我的最终感觉引导我写了我的第一本书《为什么是一些哲学家？》，它出版于一九五七年，获得了成功，或者，不管怎么说，是一种使我自己也惊讶的反响。它所造成的声响当然不全都是赞成，远不止如此，因为我当时都被哲学集团的受了伤害的吵嚷声震聋了。然而，论战的巨大规模迫使我将它继续下去，并在一本于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名为《虔信者们的阴谋》的书中回答我的论敌，这本书延伸了《为什么是一些哲学家？》。
马蒂厄——可是，后来人们尤其将你视为政治作家。你怎样解释这种变形？
让—弗朗索瓦——这不是一种变形，因为关于政治的思考一直就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由于我刚刚出版了我的自传，我就不想在此讲述我的整个一生了。政治理论不仅一直属于哲学，而且自十八世纪、尤其是自十九世纪之后，它更是成了道德的主轴（jeur）。启蒙时代的指导思想，以及更后来的马克思和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其实也就是如此：幸福与正义的联合已不再是通过个体对智慧的追求，而是通过对社会的整体重建来实现。而要想建设一个新社会，必须预先彻底摧毁旧社会。正是在十八世纪末，革命的概念获得了它的现代意义。个人得救（saint personnel）从此便处于从属集体得救的地位。我想，在我们将要进行的谈话中，我们会再来展开讨论这个问题。此刻，我只想说，大概在一九六五年、一九七０年，我认为已看到了这个梦幻——它生出了嗓确我们这个二十世纪的那些巨大的极权主义——的不可救药的失败。我于一九七0年写了我的第一本可以称作具有普遍性质的政治著作（此前我也出版过两三本，但它们更专门地涉及法国），这就是《既非马克思亦非耶稣》（在美国出版时名为Without Marx or Jesus），这个标题包含了一种两方面的拒绝：对政治极权主义的拒绝和对宗教极权主义的拒绝。这本书引起一番震惊，因为我在书中主张，二十世纪的真正革命最终将是自由主义革命。此书获得世界性的成功。它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处在美国的畅销书名单里（因为我在书中为美国式的“开放社会”辩护，以对抗各种形式的“封闭社会”）。它被翻译成大约十五种或更多种外文。我甚至有一本马达加斯加文的译本。
马蒂厄——这个成功在将你推人政治作家以及大型杂志的政治社论作者这个角色的同时，是不是使你远离了正确意义上所说的哲学？
让—弗朗索瓦——它并没有使我远离。和《既非马克思亦非耶稣》一样，我后来主要的书提出一个在人类本性中根深蒂固的问题，一个属于所有时代的问题，即使我是借助当今的例证来谈论它，这也是一个属于所有时代的问题，何况我并不仅仅借助当今的事例。就这样，《极权诱惑》（一九七六年出版）以下面的问题为中心议题：在人类心中是不是存在着一种对于政治和知识奴役的秘密向往，这种向往越是伪装成对自由的追求，越是可恶。再如《无用的认识》（一九八八年出版）以这样一个谜为出发点：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不仅是在今天，而且是在它的整个历史中，人类竟会毫不犹豫地忽视它掌握的、能使它免除某些灾难的信息？它为什么这样仿佛是故意地、如此经常地奔向失败、痛苦和死亡？如果我没有弄错，这就是一些哲学问题。但是我不打算对你讲解我的全部著作。
马蒂厄——那么这些书也引起了和《既非马克思亦非耶稣》同样的国际兴趣？
让—弗朗索瓦——显然是同样的，虽然根据各个国家而有些不同。所以《无用的认识》在美国的成功就小些，但一直是拉丁语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美洲，此外当然还有法国——的畅销书。一九八九年以后，铁幕的倒塌使得书籍和思想得以自由流通，在前共产主义国家里也是如此。但真正的现象不在这里。它在这个秘密中：拥有众多的读者并不表示人就被真正理解，也不表示人就能够影响现实，即使一个人能像我这样，除了书籍，还在国内国际新闻界掌握了一些讲台，可以向一个更加广大的公众透露和反复表达自己的思想。
马蒂厄——这个秘密，怎么解释？
让—弗朗索瓦——如果我们能够完整解释它，我们也就能够治愈作为它的源头的精神疾病了。就是这个问题将我们带回到所谓的“初始的”哲学上，即以个人对远见和智慧的获得为目的的哲学上，简而言之，即我们谈话的中心话题上。
------------------
宗教还是哲学
让—弗朗索瓦——我已经对比西方科学研究者的使命，就你的经历，向你提了些问题。现在我希望知道，相比于其他的宗教和其他的精神学说，你的选择是怎么确定的。因为你转向佛教，并不是由于你对任何一种西方宗教失望，而且从根本上说，你来自一种非宗教的文化教育。你的父亲和母亲虽然都出身于天主教徒家庭，但他们都不从事宗教活动，你在一个科学的环境中接受了一种世俗的、理性主义的教育。这个科学环境从总体上说，并不特别倾向于宗教虔诚。许多西方人转向他们宗教之外的宗教，如伊斯兰教或佛教，是因为他们对自己传统的信仰感到绝望。而你，总之，你则是从一种宗教的无所谓或者说是失重状态，过渡到了佛教。……可是注意，我刚才说“宗教的”这个词……那么，确切地说，我们在此触及到佛教的重大解释性问题之一。佛教是一种宗教还是一种哲学？人们今天还在争论这个话题。你讲述了你与那位哲人的第一次交往，他虽然没有对你说话——因为你们那时实际上不能以任何语言进行交流——却对你造成一种如此巨大的影响。这第一次经验使我想起一个希腊青年的经验，当他走近一位哲人身体时，还未有任何初步的概念知识，就已经被这位哲人作为榜样的人格力量所影响。考虑了这第一次经验之后，这是属于一种宗教意义上的归依，还是纯粹哲学意义上的感悟？
马蒂厄——首先，我们来谈谈你的问题的第一个侧面，我觉得我带着天真未开的心灵来到佛教中，这对于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幸运；因此我对佛教的兴趣没有激起任何的内心冲突，没有任何来自另一种宗教或信仰的“拒绝”感。尽管我在一个自由思想的环境中长大，我对于宗教从来也没有一种消极态度，而且通过阅读，我发展了对于各种伟大的精神传统，如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浓厚的兴趣，虽然没有作为一个宗教实践者亲身参加到其中。正是与一位精神大师的相遇，启发了我在精神道路上的真正献身。这就是康玉尔仁波钦，一位哲人，他代表着一种完善，虽然我感到这种完善是明显的，但还未把握其全貌。一番这样的相遇很难描述——一个西藏人会说是“像一个哑巴描述蜜的甘美一样困难”。赋予他价值的，不是一种抽象的思辨，而是一种直接的经验，一种验证——得自我自己的双眼，胜过一千句言语。
然后，我怎样一点一点地发现并领会佛教？这是一种宗教吗？这是一种智慧，一种形而上学吗？一位喇嘛幽默地回答道：“可怜的佛教！它被宗教人士们排斥，他们说它是一种无神论哲学、一种精神科学；它又被哲学家们排斥，他们不把佛教归类为哲学，而是将它与宗教联系在一起。所以佛教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公民权。但也许这正是一个优势，它使佛教能在宗教与哲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就本质而言，我想说佛教是一种形而上学传统，从中散发出一种对于存在的一切时刻、在一切环境中都适用的智慧。
如果人们所说的宗教是指对一种教义（dogme）的赞同，对这种教义，人们出于盲目的虔诚而接受它，根本不必自己亲自去重新发现这种教义的真实性，那么，佛教确实不是一种宗教。但是如果人们考虑宗教一词的词源之一，即“联系之物”，则佛教肯定是被联系在那些至高的形而上学真理之上。如果人们所说的信仰是指对于内在真理的发现而产生的一种内心的不可动摇的确信的话，佛教也不排斥信仰。信仰也就是面对这种内心改造的惊叹。另一方面，佛教不是一种有神论传统这一事实也引导了许多人，比方说基督徒，不将佛教视为一种具有宗教一词的通常意义的“宗教”。最后，佛教不是一种“教义”，因为佛陀总是说，人们应当考察他的教导，思索它们，但不应当仅仅出于对他的尊重而接受它们。应当通过那一系列导向精神实现的阶段而发现他的教导的真实性。佛陀说，人们应当像考察一块金子一样考察他的教导。为要知道金子是不是纯的，人们将它放在一块平石上摩擦，锤打它，将它在火中熔化。佛陀的教导就像一些道路指南，使人走上到达觉醒、到达对于精神和现象世界本质的最终认识的道路。
佛陀为什么被尊敬？他不是作为一位上帝，或者作为一位圣徒那样被尊敬，而是作为最终的哲人，作为觉醒的人格化身被尊敬。梵语“佛陀”（bouddha）一词的意思是“已经实现了的人”，即已经掌握了真理的人，它被译为藏语所用的词sanguie，乃由两个音节组合而成：sang表示他已“驱散”了所有的遮蔽认识之物，而且他已从无知的黑夜中“醒来”；guie表示他已“展开”了所有的应当被展开之物，也就是所有精神的和人类的品质。
让—弗朗索瓦——你谈到佛陀的教导。其实是怎样的教导？并不存留有佛陀的原始文本……
马蒂厄——其实，在佛教中存留的符合教规的教导比在任何其他传统中都要多。佛陀没有写作，但是他的讲道集，也就是佛陀言论，占据了藏文正典中的三百多卷。
让—弗朗索瓦——但这确实是他的吗？
马蒂厄——在他去世后不多时举行的一次评议会上，五百名他的最亲近的门生——尤其是那些曾在他身边度过了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的门生——联合起来以汇编佛陀的教导总集。佛陀的讲道或言语——即佛经（Soutra）——就是这样由这些高等门生复述，而那些听的门生则在必要时加以修改。要知道口头传统在东方的知识传递中一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且，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东方人常常天生具有惊人的记忆。这不是一个故事。我自己曾多次听到一些西藏的师傅和学生凭记忆复述数百页的文件，而且还时不时地停下来以解释意思，这一切都具有一种总是令我惊讶的忠实准确，我则是就着书本理解经文！佛经因此以这种形式开头：“在某某地方某某场合，我听到佛陀如此说……”如果我们想到，佛陀从三十岁开始，直到八十一岁去世，一直毫不间断地教导，并且他多次谈论一些同样的话题，就像今天的佛教师傅们所做的那样，那么就有理由认为他的这些在他身边度过了三十到四十年时间的亲近门生，记牢了师傅教导的一部忠实版本，尽管这个版本不是每个字词都完全一致。我们中的那些在西藏师傅身边度过二十年左右时间的人，虽然并不天生具备一些非凡的理解能力，都能相当忠实地表述这种教导的实质。这些言语集被增添了二百一十三卷讲解和注释，是佛陀去世后的数个世纪里印度的高等哲人和博学之士所写的，还有成千卷是后来在西藏所写的，这使得西藏的古典文学成为继梵语文学和中国文学之后，东方最为丰富的文学。
让—弗朗索瓦——你想说是在佛教主题上最为丰富？
马蒂厄——不仅仅如此。西藏文学固然是被完全贡献给佛教教育和插人其中的传统科学——医学、语法、语言学、天文学等，但这并不妨碍它在丰富和容量方面成为东方第三大文学。一直到最近这些年，还没有西藏的“小说”……现实就足够让人忙的了。
让—弗朗索瓦——是的……但是如果人们将历史方法的标准用于对佛教的研究，例如，就像在法国，阿尔弗雷德·福歇在他的《根据印度经文和纪念物看佛陀生平》一书中所做的那样，佛陀的继承者们似乎表现出一种极大的想像。关于他的奇异的出生，构想出了一部使徒传记：他从他母亲的右胁部出来，而在出生前十个月，他在他母亲的胸膛里就已经完全成形了，等等。就像在所有的过于美好的传记中一样，东方的想像力似乎大大地作了修饰，因此，要重新发现佛陀教导的真实历史基质是困难的。你会回答说苏格拉底也是一回事，我们只是间接地认识其思想。人们并不清楚地知道，在他弟子们的叙述中，什么来自苏格拉底本人，什么是被柏拉图或色谱芬添加的。但这些都是苏格拉底同时代的人。另外我们还有阿里斯托芬①为证，这是个有趣的核对，因为他是与苏格拉底为敌的。而在佛陀这种情况下，印度的想像所专有的那种神奇事迹的意思似乎已经使人很难对佛陀的真实学说下严格的定义。
①雅典喜剧诗人，作有多部喜剧讽刺苏格拉底。
马蒂厄——首先，正如我在几分钟前说过的，佛陀教导的内容正是由他同时代的人订立的。再则，你所说的神奇事迹并不影响教导的主体本身；它涉及佛陀的那些神奇传记，这是在数个世纪中写的。事实上，佛陀的教导针对着一些哲学的或形而上学的主题——针对存在的本质、无知、痛苦的原因、作为独立实体（entitesindependantes）的自我及各种现象之不存在、因果律等等。这类主题是不大可能被神奇事迹美化的！
让—弗朗索瓦——那么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佛教是哲学还是宗教？或者哲学兼宗教？使我震动的是，大体上看，佛教在西方有一个受人喜爱的形象，它在西方享有一种并非开始于昨天的尊重。人们在佛教中看到的总是一种能够被批判精神、被西方的理性主义接受，而同时又给批判精神和西方理性主义增添一种道德和精神属性的、被净化的学说。这是一种智慧的属性，甚至是某种更重大的东西，它不会与自人们所说的“启蒙哲学”和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时代以来在西方发展起来的那些标准、与现代的科学精神不相容。可是，当人们来到亚洲，这种纯洁的影像就受到严酷的考验。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就被佛教实践中的大量的表象所震惊，我甚至要说是刺激。这些外表，我只能断定它们属于迷信，如祈祷的旗幡、祈祷的转轮、对转世（eeincarnation）的相信。例如，前天在加德满都你们的寺院里，我们看到介绍一个三岁的儿童，他新近被“确认”为你以故师傅的转世灵童。
马蒂厄——赫延采仁波钦的转世。
让—弗朗索瓦——他何时去世？
马蒂厄——一九九一年。
让—弗朗索瓦——那孩子出生于……？
马蒂厄——一九九三年。
让—弗朗索瓦——好啊！……那么，人们按照什么手续决定仁波钦在这个孩子身上再生？
马蒂厄——在绝大多数宗教中，意识在死亡之后的延续属于默启的教理。在佛教中，人们相信一些人所具有的静观经验，这些人确实超乎平常，但他们的人数又多到足以使人们听信他们的证言，从佛陀开始即是如此。首先，要明白的是，在佛教中人们所称的转世（reincarnation）与任何“实体”的迁徙（transmigration）毫不相干，与灵魂转生说（metempsycose）毫不相干。只要人们还是在以实体之类的词语而不是以“功能”（fonction）、“连续性”（continuite）之类的词语进行推论，佛教的再生概念就不能被理解。人们说：“没有任何线穿过再生这根项链的珍珠。”在连续的再生中通过的不是一个“个人”的本体（identite），而是对意识的流量的调节。
让—弗朗索瓦——灵魂转生说在佛教中不存在？我一直认为自己明白，灵魂的迁移乃是佛教的一个根本教条。难道不是应当达到人们所称的涅槃，达到人不再必须转生到另一个存在之中这样一种境界？
马蒂厄——在澄清“没有灵魂转生的转世”①这个概念之前，我要按顺序回答你的问题。你刚刚验证，佛教在西方是被理解为一种在理智上完全可以接受的形而上学。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佛教针对的是一些关系到一切有生命存在（etre vivant）的根本忧虑，佛教最基本的教导既没有染上异国情调，也没有被令你惊讶的那类文化因素所影响。佛教分析并拆卸幸福与痛苦的机制。痛苦来源于何处？它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医治它们？渐渐地，通过分析和静观，佛教上溯到痛苦的那些深层原因。这是一种使每个人都感兴趣的研究，不论他是不是佛教徒。
①即在转世这一过程之中，并没有一个灵魂在从事着转世的行为一也就是前文所说，虽有一串珍珠，却没有穿过珍珠的线。
让—弗朗索瓦——请给你所称的痛苦下定义。
马蒂厄——痛苦是一种深深不满足的状态，这种不满足有时是与肉体的疼痛结合在一起的，但它首先是一种精神的体验。显然，不同的人以相互对立的、或是令人高兴的或是令人不快的方式，感受同样的事物。当我们所珍爱和保护的“我”受到威胁，或是得不到它所欲求的东西时，痛苦便出现了。最强烈的肉体痛苦能够被我们根据自己的精神状况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感受。另外，生存的通常目标，如权力、财产、感官快乐、名誉，能够带来一些暂时的满足，但它们从来也不是一种持久满足的源泉，早晚有一天，它们要转变为不满（mecontentement）。这些暂时的满足从来也不能带来一个持久的完满（plentude），一种不可能为外部环境所伤害的内心平静。如果我们整个一生都在追逐世俗的目标，我们所拥有的达到一种真正幸福的机会就像一个朝干涸的河中抛网的渔夫一样少。
让—弗朗索瓦——在伊壁鸠鲁学说和斯多葛学说那里，就有这种说法，而且就是这样一些术语。
马蒂厄——这种不满足的状态乃是有条件世界（monde condtionne）的特点，有条件世界从本质上说，只能提供一些短暂易逝的满足。在佛教专用语中，人们会说世界或再生的轮回，即samsara，为痛苦所浸透。但是这绝不是对世界的悲观看法，而只是一种验证。接下来的步骤其实就是找寻对付这种痛苦的救治方法。为此就必须认识痛苦的原因。首先佛教总结出，痛苦生于欲望、眷恋、仇恨、骄傲、妒忌、缺乏分辨，以及所有那些因为扰乱人的精神并使之沉入一种混乱和不安全的状态而被人称为“消极的”和“使人昏昧的”心理因素。这些消极的情绪生于一个“我”的观念，我们珍爱这个“我”并想要不惜一切地保卫它。这个对自我的眷恋是一个行动，但这个眷恋的客体——“我”，并没有任何真实的存在，它并不像一个独立和持久的实体一样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存在。它既不存在于构成个体的那些部分——即肉体和精神——之中，也不存在于这些部分之外，又不存在于它们的集合之中。如果人们提出这个自我与这些部分的联合相符，则这等于是承认：它不过是被理解力贴在由相互依存的各种各样成分构成的临时联合体上的一张简单的标签而已。事实上，自我不存在于这些成分的任何一个之中，一旦这些成分相互分离，自我的概念本身也就消失了。不揭露自我的欺骗，这就是无知，即暂时无能力去认识到事物的真实本性。正是这种无知，是痛苦的最终原因。如果我们能够驱散我们对于自我的错误理解和对于各种现象的牢固性的信任，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个“我”没有任何自己的存在，我们为什么还要害怕不能得到我们欲求的东西，害怕接受我们不想要的东西？
让—弗朗索瓦——这部分分析是佛教和许多西方哲学所共有的。我们应当说，是古代的智慧所共有的。人们发现，在法国，它在蒙田那里被发展了，后来，又被帕斯卡尔以一种为基督教辩护的意愿发展了。
马蒂厄——也许正是由于外传佛教的这种最初的简单性，西方世界感到自己与它的教导具有相似性，因而能够一下子就深入其中。
让—弗朗索瓦——就我感觉，将某些西方哲学家引诱人佛教的，乃是想要到达某种宁静（serenite）的意图。我不想从“无动于衷”（apathie）这个词的消极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用一个学究式的词表达，这应是某些心理学流派所称的不动心（ataraxie）。不动心，依照斯多葛派学说，乃是哲人应当达到的不可动摇的境界，也就是说，不再受在日常现实中出现的好事或坏事的意想不到的影响。
马蒂厄——要紧的是，不要将宁静与无动于衷混同起来。一种坚定的精神实践的特点之一就是其不受或有利或不利的外部条件伤害的特性。人们将一个实践者的精神比方为一座风所不能撼动的山：它既不受困难的折磨，亦不因成功而狂喜。但这种内心的镇定并不是无动于衷或无所谓。伴随着这镇定的是一种真正的内心狂喜和一种精神开放，这开放带来一种经受得起任何考验的利他主义。
让—弗朗索瓦——这是所有的智慧共同的因素。我们甚至认为是听到了对斯多葛派哲人的描述。再说，智慧的理想就是要为哲学家的读者或听者提供这种智慧的秘诀，恰恰就在各种哲学已经放弃了这个理想的一个科学时代，佛教在西方获得一定的权威，这是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的。但除了这种为所有智慧共有的财富，佛教的诱惑似乎是走得略远一点……这是自我（moi）在一种不确定（indetermination）之中的融化。
马蒂厄——根本不是要在一种无定形的不确定中熄灭，而是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我”没有任何自身的存在，并且它是我们所有的恶的源泉。佛教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极富足的达到内心平静的方法宝库，这种内心平静来自放松对自我的眷恋。人们不满足于描述心理的事件，而是转变它们，“解放”它们。在谈到这些方法之前，我想就自我（ego）、就对自我的眷恋说几句话。对自我的眷恋乃是无知的首要表现和具有干扰作用的情绪的原因。对于自我（ego）的概念，对于人们将自己理解为一个“人身”和将外部现象理解为一些牢固“实体”的方式，佛教确实提供了一种非常详细的分析。所有这些扰乱人心的情绪的真正的根，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人身的理解，就是我们将我们的“我”理解为一个本身就独立地存在于我们的思想的流中或是我们的肉体中的实体。但是假如这个自我真的存在，它在哪里？在肉体中？在心里？在脑子里？它是不是分散在整个肉体里？要看到这个“我”在肉体的任何部分里都不存在，是很容易的。
让—弗朗索瓦——我觉得仿佛回到了西方哲学家考虑灵魂在肉体中的什么地方安身的时代。笛卡尔将灵魂安置在松果体，即垂体之中。这个问题是不是幼稚？自我的意识是存在着的，尽管不必为此就必须居住在身体的哪个部位中。
马蒂厄——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的步骤即是考虑这个“我”是不是出现在我们的精神中，在我们意识的流中。这个流能够被分解为过去的思想、现在的思想和将来的思想。这个“我”不能是所有这些瞬间的总和，因为总和不存在于这些特殊瞬间的任何一个之中。过去的思想已经死亡，它已不再存在。所以自我怎么能够属于仅仅是记忆的东西？将来还未出生，因此自我也不能够置身于一个不存在的将来之中。只剩下现在。为要存在，这个实体的“我”应当有一些确切的特征。但它既无颜色，又无形状，又无固定地点。人们越是寻找它，越是找不到它！因此，自我不过是被贴在一个表面的延续性上的标签而已。
这样一种步骤使人能够减弱对于“我”的概念的眷恋，这个自我被看成是一种全能的实体，它引导我们想要那合乎愿望的东西并拒斥那不合乎愿望的东西。对于独立的“我”的这种感觉通常引起一种在“我”与“他人”之间的断裂。从吸引和排斥的这种交替之中产生了无数具有干扰作用的思想和情绪，它们在言语和行动中表现出来，并造成了我们的痛苦。通过直接的体验，通过分析，尤其是通过静观，去发现这个“我”没有任何真实的存在，这是一个极有解放作用的过程。我想这类分析对于许多西方人都显得是有益的，更何况紧随着它的是令人难以更多相信的、使人能够作用于思想以不再成为思想的奴隶的技术。但我们会再来谈这个话题。
让—弗朗索瓦——嗬！我倒真想详细了解这些技术……
马蒂厄——人们从理论上谈到有八万四千种接近（approches）佛教或进入佛教之门的方式！这个数目意指实际上每个人都能够从他所在的地方出发。要想攀登埃弗莱斯特山①，人们可以从巴黎城郊的交通阻塞中出发，或是从尼泊尔翠绿的田野出发：目标是同一个，但旅行的形式是不同的。同样，在精神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从他或她所处的那个点，带着一种本性、一些内心状况、一种知识建筑、一些不同的信仰启航……每个人都能找到一种“定做的”（sur mesure）方式，使他能够作用于思想并将自己一点一点地从扰乱人心的情绪的栓格下解放出来，最终理解精神的最终本质。
①西方人对珠穆朗玛峰的旧称呼。
让—弗朗索瓦——尽管方法并不是处处都相同，这一特点也是西方哲学的某一种传统的诸多特点之一。如何给自己的思想强加一种原则，这是古代哲学的诸多巨大主题之一。现代哲学更有野心去认识进行精神活动的方法，而不是修改这方法。
马蒂厄——佛教将对精神的功能的认识——它在这方面贡献出了一些整部的论著——与对精神的最终本质的认识结合在一起。这种认识，对于眷恋于“我”有一种解放的作用。为了这个目的而展开的扇形（eventail）是有效而多样的。一种最初的接近在于使用一些对付扰乱人心的情绪的反毒剂：人们发展容忍以对付愤怒，发展不眷恋以对付欲望，发展对因果机制的分析以对付缺乏分辨。如果人们放任其情绪，举例说，放任仇恨，则仇恨只能生出仇恨。个体的和民族的历史已很好地表明仇恨从来也没有解决任何争端。
让—弗朗索瓦——这取决于为谁……在暴力与犯罪的古老游戏中，不幸的是有一些赢者。至于仇恨的消除，人们在福音中能找到它。
马蒂厄——太对了！从一个精神的视角，找到与西方各种传统的这样一些协调，是有趣的，也是正常的。但我们再来谈谈仇恨。举个例子，有个人在盛怒之下，用棍棒击打我们。没有人会对棍棒发怒，这是明显的。我们要不要对那侵害我们的人发怒？如果人们好好考虑一下，就会发现，这个人是被愤怒的火把烧毁了，而这愤怒的起源是无知。他对自己完全失去了控制。其实，这个人是一个同情对象，就如同一个病人、一个奴隶一样。人们真的不能恨他。总而言之，真正的敌人，乃是愤怒本身，对它，不许有任何的怜悯。
让—弗朗索瓦——是的，可是这里，你有点忘了实际的一面……有可能不等你来得及作这一番光辉的推论，那人已经痛打了你，使你由生过渡到了死！那么……
马蒂厄——当然，最好的办法是避免对立，这或是通过使侵犯者中立，或是通过逃离他来做到，这并不排除使用一切适当的手段和必要的力量，但永远不可带有仇恨。在自己内心的最深处，要保持一种不可战胜的同情和不可穷尽的耐心。这并不是要被动地将自己交由那些侵害我们的人支配，亦不是要企图以武力摧毁他们，因为总是会有别的侵害者出现。而是要去发现，那应当毫不留情地去打击的主要敌人，乃是伤害他人的欲望。这才是应当理解的，并且还有可能，让他人也理解。
让—弗朗索瓦——等等！你就要向我展开整个佛教学说！这恐怕会有点太长……我们以后会再说这问题……但我感觉到你还没有回答我对迷信的反感。
马蒂厄——我们现在就谈这个，但首先请允许我完成这幅图画。反毒剂的使用是一种有用但又有限的方法，因为扰乱人的情绪其数目是无限的，这样一来就必须使用同样无限数目的反毒剂以对抗它们。第二种接近因此就在于力求抓住各种思想的本质并上溯到它们的源头本身。举例说，一个我们觉得极为牢固的、强大的仇恨的思想，在我们胸中就像打了一个结，并弄乱我们的行为表现。但是如果我们注意看着它，我们就发现它并没有挥舞着武器，它既不能像大石头一样将我们压扁，也不能像火一样烧我们。其实，一切都开始于一个极小的思想，它一点一点地变大，大到像一片雷雨云。夏季的云从远处看显得非常巨大、坚固，仿佛人能够坐在上面。可是如果人进入到其中，则什么也没有，它们是不能触到的。同样，当人们注视一个思想，并上溯到其源头时，人们找不到任何可触及的东西。就在此刻，这思想消失了。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通过注视思想的本质，通过认识到它们的空（vacuite），而解放思想”，一个被如此“解放”的思想不会引起连锁反应；它将像一只飞过天空的鸟一样，不留痕迹地消失。
让—弗朗索瓦——这一乐观的幻象属于令人安心的智慧的一种普遍传统。
马蒂厄——不应当误会。虽然在初一接触时能够表现得如此简单，思想的解放却不是一种乐观的幻象，也不是一些既无基础亦无结果的秘方。它所使用的那些技术出自一种有千年历史的、由一些隐修士在他们一生中的二三十年时间里每天数小时的巨大努力为代价创立的“静观科学”。如果不在体验的领域里走出最初的几步，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某些人就会不可避免地怀疑各种通过自己不怎么熟悉的方法获得的认识。每一种科学都有其自己的工具：没有望远镜，人们不能看到月亮上的火山口；没有静观实践，人们就不能看到精神的本质。
现在，我们来谈论你提出的有关迷信与转世的问题。佛教谈到存在的连续状态：一切都不限于现在的生命。我们已经认识了出生之前的别的存在状态，并且还将认识死亡之后的别的存在状态。这一切当然引导我们提出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不是存在一个与肉体相分离的非物质的意识？如果不首先分析肉体与精神之间的各种关系，我们就不能谈论转世。另外，既然佛教否定存在着这样一个个体的“我”，它被设想为一个能从一种生存状态迁徙到另一种生存状态，从一个肉体过渡到另一个肉体的分离的实体，因此人们便会考虑是什么将这些连续的生存状态连接在一起。
让—弗朗索瓦——这是难于理解的。
马蒂厄——这是一种连续（continuum），一种永久进行的意识之流，但没有一种固定和独立的实体在其中通过。
让—弗朗索瓦——一连串的转世，却没有任何确定的实体进行再生？越来越晦涩了……
马蒂厄——我们可以将这比方成一条河，但并没有任何的船顺流而下，或者比方为一盏灯的火，这盏灯点燃第二盏灯，第二盏灯又点燃第三盏灯，如此下去，直到这个锁链的终点，其火焰既不是同一个火焰，又不是不同的火焰。
让—弗朗索瓦——简单的隐喻……
马蒂厄——因而我们应当首先分析有关精神和肉体之间关系的现代的和古代的各种观念。
让—弗朗索瓦——是的，这个，这是巨大主题之—……但我刚才还就某些表象，如祈祷旗幡的表象，进行思考。在那些最净化的宗教中，或者说是最远离迷信的宗教中，祈祷是某种非常个人性的东西。因此，认为人们弄得旋转的某个机械物体——经轮——或是在风中一点一点地解散开来的一面旗帜可以代替祈祷，我觉得这种想法是最低级的、等于零的祈祷！我不明白像佛教这样敏锐的一种学说怎么能鼓励这类信仰！
马蒂厄——其实，这些习惯离迷信是很远的。它们仅仅反映了佛教为不停地促使精神参与而使用的方式的丰富。人们利用自然中的所有因素——使旗帜翻卷的风，使经轮转动的灯火的热量，刻着祈祷文字的岩石，牵引另一个经轮的叶片的激流的水——就像一种提示，以使每个活动、自然中的每个因素、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切事物，都是对于内心祈祷，对于利他主义的一种激励。当一个西藏人印这些旗帜并将它们放在风中飘动时，他想：“从这些祈祷文上经过的风，不论吹向何处，但愿那里的生灵都能从痛苦中和从痛苦的原因中解脱出来，但愿他们能知道幸福和幸福的原因。”他重发菩萨愿（Voeu du bodhisattva）……
让—弗朗索瓦——菩萨（bodhisattva），这是……
马蒂厄——这是为了他人的幸福，正在向佛陀的境界、向着完善走着的人。他的愿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愿。他并不是想：“但愿我能够被从痛苦中、从通常生活的纷乱中、从轮回的恶圈中解救出来。”而是一种利他主义的誓愿，它产生于对众生（etres）的痛苦的静观：“此刻我不能减轻众人的各种各样痛苦；但愿我能达到那种认识，以能够帮助他们将自己从痛苦的原因中解救出来。”人们就是这样利用一些外部支持，为的是我们所见所闻的一切帮助我们记牢这种利他主义的态度，且变为对思考的一种支持：大自然本身这时就成了一本教科书。一切都激励我们朝向精神实践。这也是不忘佛陀教导的一种非常合人情的方式。
让—弗朗索瓦——你是不是肯定，对于普通佛教徒而言，这种概念表示什么东西？他就不会极简单地认为经轮代替他祈祷？
马蒂厄——我相信即使不是所有的西藏人都详细地认识教义和象征意义，他们使经轮转动并不是要使他们平常的心愿，也就是与健康、富有、成功有关的心愿得到实现。他们在精神上有积聚一种“功德”的观念。人们所说的功德是指一种有助于消除消极心理因素的积极心理因素。因此我相信，他们心中的主导思想是通过“功德的积累”来改善和净化他们思想的流，增强这种向认识延伸的积极的流。正是为了这个，人们匍匐在地，恭敬地围绕圣迹转圈和向寺院献贡灯火。
让—弗朗索瓦——在天主教义里，在教堂里点燃一支蜡烛包含着一种很迷信的想法，即这一支蜡烛能为我们求得一位圣徒的、童贞圣母的或者就是上帝的恩惠，以实现一个愿望。迷信正是到了如此地步，所以我们常常注意到一些既不是实践者甚至也不是信教者的人在造访教堂时献贡一支蜡烛。
马蒂厄——这些习惯是一些外部支持，它们有助于信教者将自己与一种内在真理连接起来。通过经验，我知道虔诚的西藏人在献贡成千的酥油灯——蜡烛的等同物——时，是意识到灯光象征着驱除暗昧的认识。一个虔诚的人在献贡这些灯时做的祈祷也许是：“愿认识的光在我心中也在所有人的心中出现，在这一生和在所有的来生中。”就是那些普通的人也意识到这种象征意义。当他们念诵曼陀罗（mantras）时也是如此。
让—弗朗索瓦——请给曼陀罗下个定义。
马蒂厄——从词源上说，“曼陀罗”（mantra）表示“保卫心灵者”，这并不是说抵御任何一种灾害，而是抵御心灵的不专注和混乱。一个曼陀罗是一句短的话语，人们重复它许多遍，打个比方，就像东正教徒们的心中祷告伴以对耶稣的名字的持久复述。这种重复念诵的技术在所有的精神传统中都有。
让—弗朗索瓦——这并不是它们精神性方面的最高的表象。
马蒂厄——为什么不？复述有助于平静心灵的表面活动，并使人能看到这个心灵的本质。
让—弗朗索瓦——我们姑且认为这样罢。但我们再回到灵魂迁徙的问题或者说是转世的问题上来。你举了一个没有船的河的例子……在这个想法里，我感到惊讶的首先是这个不具人格的河的概念，这条河由一个个体流通到另一个个体，而这些个体又可能是人或动物……
马蒂厄——……或者还是别的形式……
让—弗朗索瓦——或别的生命形式，而佛教实践的目的即是达到自我在涅槃中的解散；也就是说，如果我明白了的话，即精神因素的完全失去个性。那么，在这些条件下，人们又如何能够宣布说某个确定的个体——也就是一个高度特殊化的人格——在另外的某个特定的个体中再生或转世了？既然地球上有六十多亿的人，还有不知多少百亿的动物等等，因此便有同样多的河在流……要找出这条或那条河在先前的化身死亡之后流进的具体的、具有个性的临时构成状态，我觉得是一件全然不可能的事……除非求助于一些与神奇事迹同等的魔术的或主观的认同原则，而这些都不是很能令人信服的。
马蒂厄——在个人不被视为独立的实体的范围内，这些不同的河是不具有人格的。在这里转移的不是一个不连续的实体，而是功能的连续。这样一种实体本身并不存在，但一条特殊的意识之流不会因此就不具有一些自己独有的品质。河面没有漂浮的船，这并不妨碍这条河载满沉淀物，被造纸厂污染，或是清洁透明。河流在一个特定时刻的状态是其历史的画像和结果。同样，个体的意识的流载满了积极或消极思想的结果，以及从这些思想中产生的行动和言语在意识中留下的痕迹。精神实践的目的是渐渐地净化这条河。洁净的最终状态是人们所称的精神实现。一切消极的情绪，一切遮蔽认识的幕这时都分解了。并不是要消灭“我”，因为它从未真正地存在过，而仅仅是揭穿它的骗局。事实上，如果这个“我”具有一个固有的存在，人们永远也不能够使之从存在过渡到不存在。
让—弗朗索瓦——因此你想取消某种事物，它从出发点就是不存在的。
马蒂厄——人们不能“取消”一个不存在的自我，但人们能认识到它的不存在。我们想要取消一个幻象。错误是它并不存在。举个例子来说：当人在昏暗中看见一根杂色的绳子并将它当成一条蛇时，他有一种恐惧的感觉。他也许想要逃走，或用一根棍棒将蛇弄远。但如果有人点燃了灯火，他立即就看到这根本不是一条蛇。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发生：他没有“毁灭”蛇，因为它从来就不存在。人们只不过是驱除了一个幻象。只要“我”被理解为一个很真实的实体，人们就倾向于招引一切他认为是可爱的、有利的事物，并且排斥一切他认为是不可爱的或有害的事物。一旦人们认识到“我”没有任何真实的存在，所有这些招引和排斥便消失了，完全像把绳子当成蛇的恐惧的消失一样。“我”既不拥有起源亦不拥有终结，因此，它在当前除了心理赋予它的存在，再无别的存在。简而言之，涅槃不是一个熄灭，而是对事物的本质的最终认识。
让—弗朗索瓦——如果事情是这样，自我的这个幻象又是怎样并为什么构成的？
马蒂厄——存在着一种对于自我、对我（je）的自然感觉，它使我们想：我冷，我饿，我走，等等。这种感觉就其本身而言是中性的。它并不特别地倾向幸福或是痛苦。但随后而来的是这种想法，即认为，我们的自我是一种“恒量”（constante），它不顾我们所经受的肉体上的和知识上的种种变化而在我们的一生中永久保持着。我们眷恋着这种对自我的观念，对我们的“人身”观念，我们想“我的”身体、“我的”名字、“我的”精神等等。佛教谈的是意识的一种延续，但否定在这个延续中有一个牢固的、持久的、独立的“我”存在。佛教实践的本质因此便是驱除这种认为有一个“我”的幻象。
让—弗朗索瓦——但我再来谈我的问题。人们怎样才能确认一些特殊的意识之流？
马蒂厄——我们仍然举河的例子，可以设想，人们能够通过检查河流所运载的冲积物、矿物、植物等等的性质而在下游一百公里处，在第一个观察点，认出这条河。同样，如果某个人有着能够直接领会存在者的这些意识之流的能力，人们便认为他能够认识到一个特殊的意识之流的那些特征。因此，问题便是：既然这些意识之流是非物质的，人们能不能开发观察它们的才能？
让—弗朗索瓦——此刻，对于我来说，你的解释加厚了这个谜，而不是驱散了它。
马蒂厄——我们正面对着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从科学的观点出发，人们会说，一个经验，如果能被其他的研究者重新制造出来，就是有价值的。前提是，所有的人都掌握着同样的研究方法。在体育运动领域，人们完全赞成在一系列的紧张训练之后，一些运动员发展了一些超常的品质。如果人们对一个从未听说过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人说一个人能够跳两米四十公分的高度，他会叫喊说这是个纯粹的玩笑。现在，所有的人，甚至最无知的人，还包括那些像我一样只能跳一米十公分高的人，都能在电视里或在现实中，看见一个能跳两米四十公分的冠军。固然这是艰苦努力的成果，但当涉及到精神的训练时，要想认识到这种训练的结果，并承认人能够到达一种与运动员的肉体控制同样非凡的精神控制的程度，就更加困难。
让—弗朗索瓦——是的。可是所有的人都能证实一个运动员跳了两米四十公分高或是在不足十秒钟内跑了一百米。
马蒂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这事！
让—弗朗索瓦——是的。
马蒂厄——但如果这是看不见的，他们就只好通过训练自己来证实这事了，由一开始跳一米十公分，然后跳到一米八十公分，最后，如果他们有非凡的天赋，跳到两米四十公分。
让—弗朗索瓦——如果这事是不可见的，这也就等于是凭言语来相信这个冠军了。
马蒂厄——在科学的领域里，人们总是被引导凭言语来相信许许多多的发现和数学计算，而自己不必有丝毫的直接经验。人们接受它们的有效性，因为他知道有相当多可敬的学者已经独立地证实了这些假设并获得了同样的结果，别的学者如果愿意为此辛苦，也能证实它们。要想全凭自己得出这些结论，就必须投身于一段长时间的初学期。至于一种不是物理上可测量的，或可为视觉、听觉等感受的现象，人们可以或是通过一些间接的证明，承认其有效性，例如人们肯定烟的存在表示有火的存在，或是因为人们有一些牢固的理由以相信一个证据的有效性。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以根据言语而相信某个人，而并不因此就显得盲目轻率。人们可以检查其完整性，并且，作为最后的帮助，人们可以自己投身于内心改造的道路。在亲身经验之外，我们还掌握有什么别的方法以估价对意识的诸多细微表象的认识呢？意识的本性既无形状，无质量，又无颜色，它不是可精确计量的。不依靠亲身经验等于就是先验地否定了能够产生一些超常品质的精神训练的一切可能，并将认识的领域限定在可见的或可测的世界里！这也就是主张真实的任何标准都必须是在一切时间、一切地点，并惟独是在物质的领域里，为所有的人能力所及。
让—弗朗索瓦——在你所作的这番推论里，有两个面。我们再来举与跳高作的比较，首先有这个事实，即如果人们不能看到运动员跳了两米四十公分高，他就不会相信这是可能的。其次，是这个事实，即相信一旦这个运动员消失了，跳两米四十公分高的能力将会出现在一个新生儿身上。人们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方法将他挑选出来……
马蒂厄——（笑笑）这当然不是我所要说的意义。跳高运动员的例子仅仅是表明，运动员的那些非凡才能被人们承认，是因为所有的人都能亲眼看到。
让—弗朗索瓦——但在精神的领域，人们也总是承认这一点的。人们总是承认，通过劳动、训练、练习，是可能发展一些智力（facultes intellectuelles）或一种超出一般的智性技巧。在不顾巨大的虚伪而宣称平均主义的现代教育中，人们不怎么赞成这点。人们知道得很清楚不是这么回事。人们知道得很清楚有一些在智能方面不寻常的人。人们也知道得很清楚这种不寻常的特点，如果不受到紧张训练和日常实践的培养，将是一事无成的。而且人们还知道得很清楚，即使是通过传授，它也不是能从一个个体转移到另一个个体的。
马蒂厄——我将要努力作同样的推论，然而，是在静观科学的方面，并不仅仅是在“智力商数”的方面。我想最终达到这样的事实，即从外部判断那些在其整整一生中发展了一些超常精神品质的人的意图，是非常困难的。要直接领会这些品质，就必须自己已发展了它们，这就意味着整个一生充满着对于精神的既分析又静观的劳动。另外，身体能力上的差别，就像在跳高的例子中所说的，是属于量的等级；而在精神的领域里，差别则是属于质的等级。西方对于静观科学几乎不感兴趣。在现代心理学的创建者之一威廉·詹姆斯的著作中，有一样东西使我震动。我记得他这样说：“我曾试图在一些时刻中使我的思想停止。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它们立刻又重新出现。”这种断言使成百的西藏隐修士发笑。他们用了多年以控制自己的精神后，能够在很长时间里处在一种不受心理联合（associations mentales）约束的觉醒状态中。
让—弗朗索瓦——威廉·詹姆斯是那位编造出词组“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的美国作家。事实上，当你对我说佛教隐修士已经能够停止他们思想的流时，谁证明它？对他们，不也必须凭言语来相信吗？
马蒂厄——为什么不？这种能力没有任何不寻常的东西。即使是一些不怎么有天赋的人都能在他们多年的实践中产生这方面的体验，只要肯花力气就够了。并不是要堵塞思想，而仅仅是要停留在一种清醒在场的状态中，或者说是清澈的状态、意识的状态之中，推论的思想（pensees discursives）在这种状态中自己平静下来。
让—弗朗索瓦——在这里，“平静”的意思是什么？
马蒂厄——这意思是说推论思想的轮停止转动，各种思想停止了无休止的相互束缚。
让—弗朗索瓦——那么，终究还是有一个思想、一些心理再现（representations）。
马蒂厄——有一个清醒的在场（presence）、一种清楚意识的状态，最通常是不受心理再现约束的。这不再是一个线状的思想，而是一种直接的认识。且看人们如何描述这样的训练。当人开始试图控制思想时，他感到最为困难。各种思想就如同从悬崖上落下的瀑布一样；人们甚至觉得这些思想比平常还要多——这并不是意味着真的有更多，而是说人们开始意识到它们的数目。接下来的阶段如同一条河，水流的通过有时迅疾，有时较为平缓。这个阶段对应于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精神保持着平静，除非它被外部事件所刺激。终于，精神变得就像风平浪静天气时的一片海洋，推论思想的褶皱时不时地从其表面经过，但在深处，它从来也未被搅乱。人们因此而达到意识的一种状态，人们称此状态为“清澈的意识”，在这种状态中精神是彻底透明的，不会总是被推论思想所牵引。
让—弗朗索瓦——威廉·詹姆斯大概不会对这一点提出异议。我相信所有的心理学家和所有的哲学家一直就承认：在受控制的、被集中于一个确切客体的、被指导的思想的状态，与无纪律的思想的状态及不受指导的观念联合（associations d'idees）之间存在着区别，而不受指导的观念联合正是精神分析学家企图从其病人身上获得的观念联合。但这说的并不是意识的一种全然中断。
马蒂厄——当然不是意识的中断，然而是推论思想、观念联合的一种临时中止。
让—弗朗索瓦——这些思想和观念联合被什么所代替？
马蒂厄——被一种处于纯洁状态的意识状态所代替。
让—弗朗索瓦——那么，这种清澈的意识有一个客体？
马蒂厄——不，这是一种没有客体的纯清醒状态。通常，这个纯意识是与对一个客体的感知连接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认识不到它。它离我们近，但我们看不到它。我们只理解被其客体修饰了的意识。然而，通过任由概念、记忆和希望在精神的明亮的空虚中一边形成一边自行消亡，是有可能直接体验到这种纯粹的清醒在场的。首先，为了平静精神，人们锻炼自己进行所谓的在“一个惟一点”上集中心思，它以一个外部客体为支持，例如一尊佛像，或以一个内部的客体为支持，如一种如同同情一样的思想或一个已被形象化了的意象。但人们接着就到达了一种透明、明亮和清醒的清醒状态。在这状态之中主体和客体的二分法（dichotomie）不复存在。当一种思想时不时地突然出现在这个清醒在场当中时，它自行就解开了，不留任何痕迹，就像一只在天上不留任何飞行痕迹的乌一样。但是像威廉·詹姆斯所做的那样，试图在一些时间里、阻止思想的流，还是不够的。这要求一种能持续多年的个人锻炼。
与在山洞里和山中的隐修院里度过十七年隐居生活的我的精神导师赫延采仁波钦一样，有众多的哲人将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静观。在他们之中，某些人达到了一种对精神的非凡控制。对他们的证据如何给予信任？间接地，通过判断他们个人的各个侧面来实现。我们要说，没有无火的烟。在这些大师中的某些人身边，我度过了二十年，他们断定存在着一种非物质的意识，并且认为感知另一个存在者的意识之流这样的事是可以设想的。这些人，我从来没有听见他们说谎，他们从没有欺骗过任何人，在他们身上我从没有发现丝毫对他人有害的思想、言语和行动。所以我觉得，合乎情理的是对他们给予信任，而不是下结论说他们在讲笑话。同样，在佛陀说死亡只是生命的一个阶段，意识在死亡之后依然延续时，我们并没有能力亲身感知这个意识，但是鉴于佛陀的一切可证实的言语和一切教导都像是真实的和合理的，因而更可能的是，他表达了真理而非相反的东西。佛陀的目的是为众生照路，而不是使他们迷路；是帮助他们离开自己的磨难，而不是将他们沉入磨难之中。
让—弗朗索瓦——不论你说什么，这是一个信任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验证。
马蒂厄——根据佛教，有三个标准许可人们将一种断定视为有效的：由直接经验所作的证实，不可否定的推断，以及值得信赖的证据。所以这里涉及的是第三类。但我们再来说说这些认出赫延采仁波钦那样一位已故哲人的意识之流的西藏师傅。这些来自沉思体验的确认使他们能够说已故师傅的意识之流在哪个存在者身上继续进行着，这完全就像人们能够说，阿西兹的圣弗朗索瓦的精神影响在这个或那个儿童身上继续进行着，如果这种事也存在于基督教中的话。
让—弗朗索瓦——是的，但我认识一些教士或一些俗人，他们有着你刚刚描述的所有道德品质，但他们相信卢尔德的奇迹或是在葡萄牙的法蒂玛的圣母显灵①，而我将这一切都视为纯粹的魔术幻影。有的人完全能够既彻底诚实或从不想要欺骗任何人，但又给自己制造幻象。
①卢尔德为法国上比利牛斯省之首府，一八五八年，一个农村女孩贝尔纳代特·苏比卢讲述自己多次看见童贞圣母在马萨比耶尔山洞现形。此后，该山洞即成为著名朝圣地。法蒂玛为葡萄牙埃斯特莱马杜尔省的城市，一九一七年，三个牧童宣称看见圣母在伊利亚洞（Cova di Iria）上方向他们现形。此地后来也成为常被造访的朝圣地。
马蒂厄——在我向你谈到的这种事中，并不涉及奇迹事件，而是涉及众多大师在数个世纪里经受的内在体验：这是有区别的。
让—弗朗索瓦——啊，不……某个硬说见证了卢尔德的奇迹的人，这就不是一个解释的问题！他坚信自己是面对一个事实。再说，他完全能够有着最大的忠诚、最伟大的道德品质，并且决不想要欺骗你。
马蒂厄——但我们再来说说赫延采仁波钦的确切事情。他最近的弟子和同伴之一，生活在离加德满都二百公里的山中的一位精神大师，给我们寄了一封信，说在一连串的梦和清楚地出现在他精神中的幻象里，他接受到了一些有关赫延采仁波钦的转世灵童父母的名字和我们应去寻找灵童的地点的确切指点。
让—弗朗索瓦——那么人们有证据表明他不可能知道那新生儿的双亲的名字，而他又完全准确地说出了他们名字吗？
马蒂厄——他没有任何理由知道那位父亲和那位母亲的名字。事实上，那男孩的父亲自己是个喇嘛，人们只知道他的职衔。在西藏人居住的地区，没有人用他或他妻子的姓氏来称呼他们。至于这些名字的准确性，当这封信被送达我们寺院的主持时，我就在场，并巳我就是第一批读信的人之一。应当明白，我说到的这位师傅当时是在找寻他自己的师傅，也就是这个世界上他最尊敬的人的转世化身。其目的不是找到一个随便什么代替者以占据寺院的首席，而是要确认出一位哲人的精神延续，希望这位后来者将获得某些使他能够像他的前任一样去帮助所有存在者的品质。
让—弗朗索瓦——那么，作为对这番有关弄清佛教是宗教还是哲学的谈话的总结，我要说，你刚刚作的描述并不能够让人分辨清楚。两者都有一点，即确实有一个信仰的因素在其中。因为即使人们同意你刚给予的解释——而对我来说，它们并没有说服我——依然还是存在一个信仰的因素，一个对于某些个体及对他们的证据的现成信任的因素。你应该承认，这不属于理性证明的范围。
马蒂厄——确实如此，但这并不是一种盲信，并且我觉得接受教条式的断定远比接受一些基于精神体验和精神实现的证据要困难得多。
让—弗朗索瓦——啊！这个，确实是的！
马蒂厄——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停地深受着种种思想和信仰的影响，我们将它们当成真实的，这是因为我们承认教我们的那些人的技能——他们懂得这些，这行得通，因此这应该是真实的。信任由此而来。但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应该说都不具备能力以亲自证明科学真理。往往是这些信仰，如将原子设想为一颗围绕原子核并沿轨道运行的微小的固体粒子这种信仰，在科学家们自己抛弃它们之后很久，还在继续深深地影响人们的头脑。我们乐于相信别人对我们说的话，只要这东西与已被人们接受的一种看法相符就行，而将不符合这个看法的一切都视为可疑的。在静观接近这种事情中，许许多多的与我们同时代的人对于精神真理抱有疑问，其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将这些真理用于实践。许多事物，在人们明白了它们如何发生，或是在人们体验过它们之前，就是这样被认为是超自然的。正如西塞罗所说：“不能发生的东西从来也没有发生过，能够发生的东西就不是奇迹。”
让—弗朗索瓦——但我还要谈谈这个事实，即在你刚谈过的那些事件中，有一种非理性信仰（foi irrationnelle）的因素。
马蒂厄——说“一种信任的因素”也许更正确，这种信任是建立在许多可观察的因素的基础上的。在这些大师身边生活了多年之后，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最大的教育之一，就是他们与他们所教的东西是完全一致的。你曾向我提及某些教士的神奇经验。在基督教中固然曾有一些像阿西兹的圣弗朗索瓦这样非常伟大的哲人，但我不认为每个教士、每个司铎，即使他们是诚实正直的实践者，都达到了精神完善。在西藏，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是在修会里，而就在所有这些实践者中，这个世纪以来，也只有大约三十个哲人据说是达到了这种精神完善！正是通过总体上判断他们的存在，人们才得出结论，即这些哲人，在提供有助于人们认出一位精神继承者的指导时，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骗人？他们绝大多数人像隐修士一样生活，既不求说服任何人，也不求表现自己。再说，为了显示佛教惩罚欺骗达到何等地步，我要补充说，违背寺院规矩的四个重大过失之一即是自称已达到了一个高级的精神水准，不管是哪一种。而在那个新生儿童身上认出了赫延采仁波钦的哲人恰好就是寺院法规的最堪为榜样的执掌者之一。他任命过成千个和尚，如果他自己破坏了他的誓愿，他就不能够授予人这些职位。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他是由于对事业的完全认识和完全诚实，才公开他的想像，为的是再找到他自己的精神师傅。
让—弗朗索瓦——我不怀疑他的诚实！我揭露自动说服（auto－conviction）的现象。这种现象为人所熟知，并且存在于别的许多领域中。许多人自动说服自己相信了极权主义的有效性，而且常常是绝无私利的。如果那些巨大的极权制度——我根本没有将佛教与它们相比，佛教是完全相反，我仅仅是从自动说服的角度上说的……如果那些巨大的极权制度只是被一些白痴和坏蛋保卫着，它们就坚持不了五分钟！悲剧是，一些有着高级知识的人，一些非常伟大的学者，如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或者甚至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了极权主义的同路人。别的忠诚于极权主义的人，为它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放弃他们自己的幸福和私人的感情。所以说，一个相信某一事物的人，他的绝对诚实从来就不构成一个确凿证据。这个验证使佛教的一个方面保持了完好，而佛教对于代表着一种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我而言，仍然是属于不可证实的宗教信仰，而不是属于哲学、属于理性智慧。
马蒂厄——我相信，在我们接下来的谈话中，当我们谈到肉体与精神的关系时，相当多的要点将为我提供证据，我希望如此。
让—弗朗索瓦——这也正是我希望的。
------------------
黑匣子里的幽灵
让—弗朗索瓦——通过考察佛教心理学，以及它与西方心理学、尤其是十九世纪以后发展起来的西方心理学的关系，我们被引导来考察意识和肉体的关系。这是古老的问题：人是不是一个复合体（compose），即笛卡尔曾谈论过的著名的“人类复合体”（compose humain），也就是说，他是不是由一个安放在一个肉体的内部的精神构成的？或者说，这种与其物质外壳分离的心理现象，就像所有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一部分现代的神经生理学所断定的那样，其实只是一种幻象？
马蒂厄——在二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之间，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思想的主导，即要研究精神的功能，就必须观察外部的表现并且尤其不要注意精神自身。人们说，精神不能够客观地认识自己。这明显地排除了所有的静观接近。被研究的只是心理事变的外在表现，这种态度一上来即排斥了所有那些不引起行为的心理事变。况且，绝大多数的实验又是在动物身上进行的。这种接近逐渐被各种认识科学（sciences cognitives）（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语言学、人为知识等）所取代。不论是在与认识活动接收外部世界信息（感知、交流、运动）的方式的关系上，还是在与认识活动独立自主（梦、回忆、心理图像、语言发展等）的方式的关系上，认知科学都给予心理状况以更为重要的地位。但就是今天，内省（introspection），即精神对于自身的注视，似乎并没有被看作是一种有效研究的方法。因为，人们一时还不能将内省的结果转化为可从物理方面觉察的现象。
但是，大多数的神经生物学者终于认为人完全能够摆脱“黑匣子中的幽灵”，即意识的概念本身，或被视为一种与大脑系统相分开的因素的精神的概念本身。根据他们的意见，神经细胞网的结构和功能，以及在这里产生的化学反应和电现象足以解释我们所称的思想这样一种东西。精神的概念本身，甚至是非物质的意识的概念本身，于是乎变得完全过时了。最好的典范就是分散于大脑各个不同区域的复杂的神经元网。也许我们能称这种态度为“还原论的”（reductioniste）态度，因为它将意识恢复为一些化学反应和一种生物学结构。
让—弗朗索瓦——实际上，这种争论在西方要更为古老。如果我们回想十九世纪末，一个关于行为的学派就已经占了上风，行为学派（ecole behavioriste），或者说是从事人们在那个时代所称的心理物理学（psycho－physique），并且主张意识不过是一种副现象（epiphenomene），是附加在神经脑系统上的一种微光的那个学派。在这种观念中，人类存在者实际上是众多物理一化学反应和生物学反应的综合体。意识乃是这些过程的一种反映，但又对它们事实上并无任何影响。亨利·帕格森这位杰出的哲学家反对的正是这个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一直统治着心理学的学派。在他所有的著作中，尤其是在他的第一本书，即他发表于一八八九年的博士论文《论意识的直接材料》中，以及后来在一九○○年发表的、他为这一问题而写的最重要最充实的书《物质与回忆》中，柏格森意在证明，意识只是一组神经生理学过程的反映，乃是错误的。意识具有一种不能被还原为这些过程的实在性。
这一争论在十八世纪就已经存在。一些作者，如名为《人是机器》的那本书的作者拉·梅特里，即发展了这一论题，根据这个论题，人不过是一组机能。十八世纪的另一些唯物主义者，如爱尔维修（在他的《论精神》一书中）、霍尔巴赫或狄德罗，都试图证明这一个论题。而在西方的背景下，这又是一个源自笛卡尔学说的相当古老的争论。笛卡尔认为，人的肉体，作为生物学上而言的人的肉体，并不存在。这是以广延（etendue）为属性的，是服从于外部世界的决定论的，而灵魂是某种与肉体完全分离但又能作用于肉体的东西。笛卡尔甚至将灵魂安置于头脑的一个腺体即松果体之中。所有那些伟大的后笛卡尔学说者，不论是斯宾诺莎、马勒布朗什①，还是莱布尼茨，都嘲笑这一正题。他们同意灵魂独立于肉体，但不同意它能作用于物质。并且每个人都发明了一些很繁琐、很复杂的理论，以解释意志的自生性，但它们全都一个比一个更不可靠。我意欲伸长我的双臂，我办到了；但这决不是因为我的灵魂作用于我的肉体，这是因为有两个平行的决定论。我们说，这个便是马勒布朗什的正题。而所有的人都试图找到一种答案以解释我们的意志（volitions）与我们的行动（actions）的表面的同时性。我非常简要地提及这些作者，是为了提醒，这不是一个新问题。那么，实际上，现代科学和神经生理学的发展，已经以更大的确切性，终于达到了由一组神经生理学机能构成的神经元人的看法，而心理现象只是一种附加于这个总体之上，但又并不影响它的反映。
①法国哲学家、神学家。生于一六三八年，卒于一七一五年。其著作主要有《论追求真理》、《论自然及神宠》、《道德论》、《关于形而上学和宗教的谈话》等。其学说在宗教的意义上发展了笛卡尔学说。
马蒂厄——西方认为已经解决了“肉体与精神”的问题？
让—弗朗索瓦——当今科学的发展更确切地说，已经肯定了反唯灵论的（antispiritualiste）论题，否定了那种认为在人体内——并且是在大自然中只在人的体内——有可能共同居住着一个精神本原（principe spiritual）和一个物质本原（principe materiel）的看法。唯灵论的或者说是二元论的论题认为宇宙自身是由一种精神实体（subtance spirituelle）和一种物质实体（substance matierielle）组成，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公设。这是柏拉图学说的、普罗提诺斯①学说的、基督教的，总之是任何学派的老论点。它们认为在有生命的存在者中，精神本原和物质本原的这种神奇相遇、这种联合只会发生在人身上。一方面试图解释灵魂与肉体，也就是希腊语中的soma和psyche的关系；另一方面，试图证明灵魂在肉体死亡之后，到别处去过更加幸福的生活，整个西方哲学为此已筋疲力尽。
①希腊新柏拉图学派哲学家。约公元二○五年生于吕科波利斯，公元二七○年卒于意大利坎帕尼亚。曾跟从戈尔狄亚努斯皇帝进行对波斯人的战争，以了解波斯和印度哲学。后定居罗马讲授哲学，加利埃努斯皇帝常常造访其学校。其著作在他死后由弟子波尔福利奥斯整理出版。普罗提诺斯在著作中论及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所有重大论题。他试图通过与神秘主义愿望的和解以保存希腊哲学的理性要求。
与此对立的一派是一元论和唯物论，它认为不是如此。（一元论想要说，在宇宙中，不是有两个本原，而是只有惟一的一个，即物质。人们也可以坚持说是精神。但恰恰是，三个世纪以来，不如说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一直在统治着。）人和其他存在一样，是一个物质的存在、生物的存在。真正的区分，是在物质与有生命物之间的区分。再说，有生命物是不是来自物质？当神经脑因素的集合体进化到了语言的阶段时，意识由这个集合体诞生。从本质上说，语言是意识——包括对事物的意识和对自己的意识——的模具和思想的工具。而那种认为这只是一种与肉体相分离的实在性的想法，乃是一种幻觉。对于一个未受过专门训练的观察者而言，现代神经生理学的进步已经肯定了第二个论题，也就是你所称的还原论的论题。与这种主流相比较，佛教是怎样的情况？
马蒂厄——它区分意识的不同层次或者侧面。人们能够称为“粗糙的”侧面似乎与神经元系统相对应，一个更加微妙的侧面也许就是你所说的、被视为神经元系统的一种副现象的“微光”，最后，最本质的侧面便是意识的非物质侧面。最后这个方面构成意识的延续，它由一个生命到另一个生命继续进行。这个延续既无开端亦无结局，因为有意识物（conscient）不能从无或无生命物诞生：意识的每一个瞬间都生于先于它的意识的一个瞬间，并生出紧跟着自己的意识的一个瞬间。就像人们在物理学中谈论能量守恒定律——物质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消失，而只能转化——一样，我们在这里也许可以谈论一种意识守恒定律。因此，对于每一个存在，都有一种延续，一条意识的流，就像一条河中的水能被弄脏或被净化一样，这条流能转化。正是通过这种转变，人们能够从普通存在者的混乱状态过渡到一位佛陀的醒悟状态。
让—弗朗索瓦——可是一些神经生理学者认为不必求助于一个与肉体分离的精神的概念，一切都能被解释，佛教会回答他们什么？
马蒂厄——谈到还原论的接近，我想以“克拉克”（crack）——一种毒品——对于头脑的作用为例。
让—弗朗索瓦——克拉克是哪一种毒品的衍生物？
马蒂厄——可卡因的……克拉克是一种单分子，它通过刺激多巴胺（dopamine）的制造，能够引发一种欣快症（euphorie）的状态，只要药效持续着，这种状态就导致个体忽略其他一切活动。服药的人停止吃饭、工作和睡眠。他停留在这种人造的欣快症之中。再者，这种毒品又引起一种持续终生的适应。摆脱这种适应的惟一希望就在于彻底停止服用并避兔重犯，但是毒品的迷惑力还是存在。根据神经生物学者们的看法，有两种结论被摆出。第一种结论是，一种简单的分子能对精神发生巨大影响，但人们不清楚它如何能干扰一种非物质的意识。第二种结论是，意识也许至多只是从头脑中经过的所有东西的读者，它不能真正地参与决定。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员大卫·波特（David Potter）总结说：“这些决定和情绪——它们的功能摆脱了意识，意识对于它们没有任何控制——这种决定的权力难道仅仅是由神经细胞计算出来的？意识难道只是一种见证人，它登记这些计算或这些电和化学反应的结果，却不积极参与大脑的功能，或具有决定权？”这便是我们所达到的极点。这种见解为多数人所赞同，但它并不因此就在科学界中形成一致。
让—弗朗索瓦——你以什么意见反对他？
马蒂厄——我相信观点的不同反映的是形而上学的选择而不是科学的证明：科学排斥认为存在一种非物质意识的看法，这种意识从定义上说，是物理尺度所不能察觉的。头脑的一些或是自然的或是为药物唤起的反常（anomalies），大大地削弱了对自我的控制，这一事实既不否定也不证明一个非物质意识的存在。我们完全可以说，克拉克并未影响非物质意识，而是干扰了意识对于头脑，即对于意识的“肉体登记”的行动，就像一个操纵有故障的飞机的飞行员是不能够保持航向一样。克拉克的行为更像是一种干扰，一种装病，而不像是一种“正常”经验的诱导。在我看来，这一点由这一事实清楚地显现出来，即它唤起的欣悦只是对真正的幸福，比方说哲人的幸福的可怜的模拟。克拉克引起的欣悦是一种被装扮的痛苦：它引起精神错乱，贪得无厌，并在焦虑、在抑制不住的“缺乏”感中结束。它唤起个体的心理毁灭，心理毁灭又转过来招致肉体的毁灭。相反，哲人的宁静、幸福根本不需要受到一种外部因素的启动，另外，它还不受生存的各种环境的伤害，不论有利的还是不利的环境都在增强这种幸福。非但不是昙花一现的，相反它随着时间而增长并坚定。它不是引导个体以“人造天堂”——其实更应该说是人造“地狱”——来掩护自己，而是使之更向他人开放自己。这种宁静可以被交流、传递。
让—弗朗索瓦——我觉得这些论据并不足以答复那些神经生理学者。
马蒂厄——另一点，神经元人（homme neuronal）的典型似乎剥夺了意识的所有决定权。如果我们承认这一典型，所有与一种决定相似的东西事实上便是被神经元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集合体所确定的，而在这样的一幅简图中，自由意志（libre arbitre）毫无地位。
让—弗朗索瓦——不应混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要知道在人身上是不是有一种就形而上学的意义而言与物质本原不同的精神本原——也就是要知道人是不是两种异质实体（substances heterogenes）的联合体；另一方面，是人类行为和人类自由的问题。就个人而言，我相信人享有某种自由。但我不相信灵魂的存在，也不相信灵魂的不死性。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马蒂厄——［如果这样，］那么，这个自由从何而来？
让—弗朗索瓦——我相信确实存在着某种被称为心理现象的东西，它是大脑的神经生理进化与语言出现两者的合力，例如，我们每天、并且是有意识地体验着在多个可能之间的选择，而不是像动物那样，完全受环境、食欲、欲求、厌恶等的决定。这是一种存在的实在性（realite existentielle），我有意使用“存在的”这个形容词，为的是就这一点向我在总体上几乎不赞成的哲学家让—保罗·萨特表示敬意。但这种在多个可能物之中的选择不应当被抽象地肯定。这种选择是可变的。正如萨特所说，它处于一种“形势”的内部，你并不是这形势的主宰。选择的量是或狭窄或宽敞的。有一些形势，其中的环境、背景只给予你很少的可能性。当你陷入一场战争中，当一支敌军侵入了国家，当你一无所有时，选择的量就非常有限，是不是？……你只有一个选择，逃或是死，有时，你甚至连逃的选择也没有。而在别的一些形势里——这也就是我具体地爱好和平与民主的原因——你就有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你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它承认多种生存样式和道德样式，在这里，国家原则上保证你的安全。这时候，你就有更多选择的可能性。你，你就选择了成为和尚，而不是在巴斯德学院继续当研究员。如果这一切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你就不会有这种选择了，是不是？所以，只有对具体形势的分析使人们能够想，在最好的假设中，人类行为是和睦的结果。这样，我们完全可以坚持认为，在某些界限中，存在着一种人类自由，一种对某些价值的赞同和对另一些价值的拒绝，以及一些由此而产生的行动。作用于背景环境的可能性不是无限制的，但是它许可人选定这种或那种实际解决办法，选定这种或那种活动并避开某种别的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因此我们自身就有一个不死的精神本原。
马蒂厄——佛教不考虑不死的实体，而是考虑一个延续，一个不停地变化着的延续，一种相互依赖。另一方面，我并不是从你理解的意义——即选择自己存在的定向——上谈论自由意志，而是仅仅就当前时刻的决定权而言。
让—弗朗索瓦——我不喜欢自由意志这个词，因为这是个古老的词，它是以这样的论题为前提的，即有一个拥有无限制决定的可能性的灵魂。
马蒂厄——在神经元人的背景下，决定的权力又从何而来？
让—弗朗索瓦——我想我们对人类机体的、人类存在的、大脑的功能尚没有足够地认识到可以知道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前进了。但是根据我所能读到的文章和书籍，或是我与它们的作者所能有的谈话来看，我们几乎是才开始认识大脑机能。我们并不真正认识它们。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不能接受这种看法，即选择的能力出现于神经系统的一番进化之后，这种进化导致人类大脑显现为与尼安德特人同时或稍后，也许与克洛·马尼翁人同时的相当晚近的状态。我们说，选择的能力是与智人（homo sapiens）、与语言一起出现的。我们确认这种能力是神经大脑系统某种发展的延伸。我们还确认这个阶段导致、包含并许可一种选择的可能性，这自然是在某种决定论之中，即自然决定论之中。即使仅仅作为生物，我们在历史的和社会学的决定论中也要服从于自然。我相信，对于人类的每种命运和对于社会历史的分析使我们可以说，从来就有着——再说一遍，除了在全然限制的非常情况下——在任何时刻在众多行动样式之间进行选择的可能性。思想就是为此服务的。推理就是为此服务的。这样一种选择而不是另一种选择，包含的就是行动的暂缓，对多种假设、多种推测进行考虑的可能性，以及像一个试图先行预见到多步棋并得出结果的象棋师那样行动的可能性。
马蒂厄——那么，在神经元人的背景下，事实上只存在一个肉制的计算机而已。既然如此，你所说的“思想就是为此服务的”是什么意思？
让—弗朗索瓦——选择的可能性只是一种经验的行动。
马蒂厄——确切地说，是一种主观经验。
让—弗朗索瓦——再说，如果这不是真的，如果像一些人，例如马克思主义者们声称的那样，事件的连贯只服从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我们就根本看不到政府、国际组织、政治科学设施还有什么用。如果人们说已经发生的事物本来就应该发生，如果人们坚持认为就自己可能要做的事进行思考是徒劳的，如果人们不是带着一些“如果”来学习历史，那么任何法庭都不应该给任何人判罪，甚至不应该判决那些犯有反人道罪行的人。
马蒂厄——的确，如果所有这些随时决定杀死邻居的人——就像在波斯尼亚发生的那样——只是由于一些不良的神经元连接而感到痛苦，对于这些人惟一的做法就是付给一笔终身养老金了！惩办他们等于是在进行优生。是我们的动机在决定一个行动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而这个动机乃是我们的意识之流的一种形态。
让—弗朗索瓦——因此，回到讨论的中心点上来，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不否认存在着个体自由（liberte individualle），更通常地说是人类自由（liberte humaine），但又不为此而在形而上学方面承认在人身上存在着两个本原，即一个精神本原和一个物质本原。
马蒂厄——确实是的，但我们回来谈谈一种决定的开始时刻。我们可以假设神经元系统这时是处于某种平衡状态中，这种状态自身带着一定数量的来自回忆、调节等的参数。这个平衡可以在一个方向或是另一个方向上被打破。除了意志、思想，又是什么能决定系统将要取的方向呢？
让—弗朗索瓦——是的……当系统可以取方向时。
马蒂厄——比方说，人们能在某些限度内有意识地抑制自己的呼息，人们能够决定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决定做和尚，决定放弃情欲，尽管它们是正常的生物学倾向，等等。
让—弗朗索瓦——是的，但我们不要停留在抽象之中。意志从来不是绝对的；它被与一定数量的约束连接在一起。智慧即在认识到这一切，在于想到意识从来不是彻底的，奴役也不是。“绝对意志”这种说法包含着人类存在的彻底自由这种思想，仿佛人类存在者乃是一个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现实的至高的神明。但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马蒂厄——不是，在佛教中也不是。根据佛教，在非物质意识与它暂时结合的肉体之间存在着互相作用（interaction）。意识的流在死亡之后，独立于肉体而继续进行。是它在每一个出生与死亡之间，对不同的存在状态进行体验。痕迹或者说“精神的肉体登记”——这是使用弗朗西斯科·瓦莱拉的说法——便是存在于大脑系统与思想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称这个登记为意识的粗糙面，因为它是与物质体（corps physique）联合在一起的。细微意识所具有的与粗糙肉体相互作用的能力解释了决定的权力。佛教以它专有的一些术语来描述这种相互作用：肉体为众多细微的管道所遍布，在它们中循环流通着一些能。这些被感知和外部条件引起的能，其转变和活动引发了思想。这是就肉体对非物质意识的影响而说的。反过来，非物质意识又能对这些能产生一种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决定的权力。
让—弗朗索瓦——这就是那句暗喻ghost in the machine，机体中的幽灵。这也是柏格森的论点：意识溢出于（deborde）大脑。
马蒂厄——在机体中确实有一个幽灵：这就是我们的意识之流。如果必须反复说的话，这个流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它能从一个生命运送到另一个生命的恒久的实体。但它保持着它自己历史的那些标志。这个意识使得意志能够在肉体所许可的生理限度内影响这个肉体。
让—弗朗索瓦——意识与大脑如何相互连接？
马蒂厄——人们并不否认，思想——虽然是非物质的——通过一些化学反应在大脑得到实现，不否认它表现为一些作用于肉体的生理过程，并且这些过程反过来又对意识具有一种影响。只要意识还与肉体相联合，这个互相影响就一直存在着。但我们又说，引导大脑的功能和决定的，乃是非物质意识。否定这一点，乃是科学家一方的形而上学选择，正如肯定这一点是佛教一方的形而上学选择一样。佛教的选择是建立在静观生活的体验上的。科学可以不去找出这个意识——既然是非物质的，它就从本质上逃避了自然科学（sciences Physiques）的研究方式——但不去找出某个事物，并不是此事物不存在的证据。所以，最终，解决争论的惟一方法乃是考察是不是存在一些可以证明存在一个与肉体相分离的非物质意识的间接迹象。根据佛教术语，微妙的或者说是非物质的意识，是“无形的”，但不是“不存在的”或“不被表现的”，因为它能够完成一种功能。这个意识自身带有与肉体相互作用的能力（capacite）。现在，一种非物质力能不能作用于物质体？当开普勒说，潮汐是由月球的吸引导致的时，伽利略反驳说这是“神秘的幻想”，并说，认为人能够不靠一种物质联系（lien materiel）而远距离发生影响，这是完全违背自然规律的……
让—弗朗索瓦——开普勒这样说了，在牛顿之前？
马蒂厄——是的，而伽利略将开普勒当成一个狂躁型的疯子。同样，如果我们对一个瞎子说人可以看，也就是说人能够远距离地感知某个事物，他也会想这一定是有一种超自然的或灵异学的能力。
让—弗朗索瓦——那么，请等等……我在这里插人一个先决问题（question prejudicielle）。作为职业哲学家，我从来就不信任那些旨在帮助形而上学而利用科学的某些发展，以求为一些形而上学论题进行辩护的方法。我认为科学不是为了这个而被创造的。我举一个关于海森伯格①的不确定性定律（Principe d'indetermination）的例子。微观物理学（micro－physique）中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tion），在我上哲学课的那个时代，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时，是一个巨大的科学现象。所有的唯灵论哲学家都利用了不确定性这个概念，为的是说：“啊！看好了！绝对意志是完全可能的，既然物质完全不是确定的……”我不太欣赏这类推理。再说这个事例在今天也有些不时兴了。我们不清楚微观物理学中的非决定论在哪方面使得人类行动更加能够决定自然现象。后来又出现了另一些对我所称的“支撑学科”（dsciplines d'appui）进行利用的方式。米歇尔·福柯为写作《词语与事物》一书，很不严格地利用了语言学。科学的这种被形而上学的寄生是周期性的，况且自从十八世纪开始就存在了。我觉得它从来就不是很严格的。
①德国物理学家，生于一九○一年，卒于一九七六年。于一九二七年提出测不准关系，这是量子力学的一个基本原理。
马蒂厄——我同意，这些对照是有些不自然。佛教哲学是足够坚定的，它不需要这个。然而这类对照有时候使人能够在佛教的表达形式和西方哲学的表达之间架设一座桥梁，或者至少是一座小桥，并且有助于形成一种更加巨大的精神开放。
让—弗朗索瓦——这种提示——根据这个提示，存在着一种挂在大脑上，但又溢出于大脑的精神本原——正是柏格森在我曾提到的《物质与记忆》一书中的论题。这本书写于神经生理学特别专心于研究失语症的那个时代结束时。神经生理学通过证明失语症——即完全或部分的语言丧失，是与一些非常局部化的脑损伤相联系的——而认为证明了，如果破坏了大脑的这些部分，也就破坏了意识。因此，意识不多于大脑，不多于脑细胞。为了否定这个结论，帕格森用了六年时间研究有关失语症的文学作品。他在其书中试图表明，记忆，也就是意识，“溢出”于大脑。它被挂在大脑上，他说，“就像大衣挂在衣帽架上一样”，但也正像大衣并不将自己简化为衣帽架，超自然物不简化为自然之物一样，意识也不将自己简化为大脑。
马蒂厄——大脑某些部分的损坏如此有力地影响我们的思想和官能，不论是在一个意义上还是在另一个意义上，这一事实都没有最后证明什么。如果存在一个非物质的意识，我们明白，它不能在一个错乱的或机能不全的大脑中正常地表达出来。到了极点，当死亡将意识与肉体分开时，这个意识就再也不能给肉体下命令了。同样，我们可以想像毒品束缚了非物质意识与它的肉体支撑物之间的相互影响。
让—弗朗索瓦——根据佛教教义的一个基本概念，即转世，存在一个非物质的意识，这是不是佛教的一个不可少的概念。
马蒂厄——实际上，惟一能够最终证明一种非物质意识的实在性的就是转世的存在。但我首先要就思想的传递说几句话，思想传递也是以一种非物质意识为前提的。对于西藏人来说，承认思想的传递，这几乎是个老生常谈，例子太多了，不光是在文献中被讲述的例证，还有在每天的生活中与精神大师们接触的例证。思想传递被视为现象的相互依存的一个表现。但既然什么都不能与亲身的经验相比，我必须求助我自己的经验。在与一些西藏师傅共同度过的二十年中，我多次验证到他们确切知晓我本人或我的某些朋友刚刚有的思想。我只举一个例子，是最打动人的例子。当我在一所与我的第一个师傅康玉尔仁波钦相邻的隐修院里沉思时，我开始去想我在年轻时杀死的那些动物。我曾去钓鱼，直到十五岁时，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在杀死一个有生命物并使之痛苦，我还曾有一次用卡宾枪向一只兔子射击。与这种反省混合在一起的是深刻的悔恨和对那样一种想法的怀疑，即我竟能够对其他生命的痛苦全然无视，并且还能将这痛苦当成是平庸的。我于是决定去找康玉尔仁波钦，并告诉他我曾做的一切，也就是向他作某种忏悔。我到了他面前。我当时还不能说藏语，但他的儿子在那里……
让—弗朗索瓦——他的儿子充当通译……
马蒂厄——康玉尔仁波钦一见到我，便笑着看着我，不等我就我的“忏悔”说一个词，就对他儿子讲了些话，后者对我翻译说：“你一生中杀死了多少动物？”
让—弗朗索瓦——这很有趣。
马蒂厄——在那时刻，我觉得这事件是完全自然的……我微笑了。我并没有感觉到是深陷于一种奇异而超自然的氛围中！但在同时……只一次就足以开放精神。人们说，尝了大洋的一滴水就足以知道大洋是咸的。
让—弗朗索瓦——完全同意……但是某些心理现象能与另一些心理现象交流，这种事实，人们很少看到，但到底还是有某些人看到了，你在你刚举的例子中就是其中之一，这样的事，并不完全证实在人身上存在一个纯粹精神的本原。
马蒂厄——它不完全证实这点，但有力地让人们推测这一点。还应当说的是这些西藏精神师傅总是有着一种谦逊的态度。他们也许一直在进行这种体验，但他们很少让它显露出来，他们不喜欢炫耀自己的能力，也不求给别人造成印象。这种能力在那些伟大的西藏师傅中是较为普遍的，并且总是与一种高级的精神实现一同产生。我在一些普通的实践者身上从来没有察觉过这种事，也没有听说过这种事。
然而正是这些师傅，根据他们的体验，谈到意识在死亡之后的一种状态。鉴于人们能在他们身上证实的那些能力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所有其他的完善，我觉得更为可能的是，他们说的是真实的，不是撒谎。这就是我所能说的一切。
让—弗朗索瓦——这种准确的推论，以及你刚刚展开的这些思考，我们在柏拉图的很多对话录中找得到。一种高度的精神性，其这样那样的外在表现，在显示出无私、谦逊和高尚的同时，还表现出罕见的性格。而一些达到这种高度精神性的人则似乎天赋地具有对超自然现象的感知。为使那些对这一证据敏感的人能够接受存在着一种精神本原及灵魂不死性的假设，这些因素汇集起来。但是如果不在这里另加上一份虔诚，他们是不能仅仅通过强制性的证明来达到这一结论的。
马蒂厄——如果人们将信仰定义为一种由经验而生的确认，为什么要不执行这样一种虔诚呢？固然，要使某个不曾有过同样经验的人分享这种确信，总是困难的。
让—弗朗索瓦——很显然！然而，惟一的证明又恰恰不依附于这种或那种主观经验。
马蒂厄——为什么说是惟一的？佛教的信仰不是对某些教条的非理性的盲信。安德烈·米戈在其关于佛陀的书中说道：“当信仰偏离理性时，它就成为迷信；当它与理性对立时，更是如此。而当与理性结合时，它使得理性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智力游戏。”这里说的不仅仅是一种信赖的行为。我甚至相信，从理性的观点来看，这大约就是盖然性，是最近于真实的解释。
让—弗朗索瓦——这正是那个持久的大企图——我说的是企图——那种旨在使非理性物变得合理的努力。另外，基本的参考，就是参考柏拉图或帕斯卡尔。这是试图通过一种柏拉图意义的、而非黑格尔意义的辩证法，通过一种非常紧密、在原始材料上非常合理的论证，最终通过推理而证明某种不依赖于推理的事物。于是乎，人们总是到达一种最后极限，因为总有一步要跨，这一步不再依赖于验证。
马蒂厄——有些步值得跨！这些哲人的行为举止看起来是完全和谐的，没有丝毫的不协凋之处。为什么，当人们终于体验到一种在死亡之后继续进行的非物质意识之流时，所有这些优秀的人，那些仍然活着的和那些在佛教整个历史中出现过的人，会突然开始制造一些假的真理？
让—弗朗索瓦——不！虔诚决不是欺骗。但这是一个证据（temoignage），就像在历史认识中一样，不是个绝对的证明（preuve absolue）。
马蒂厄——注意，是我们在执行这个虔诚。这与像佛陀那样肯定意识是非物质的，肯定意识之流在死亡之后继续进行，肯定可能在许多别的意识之流中认出某一条意识之流的人无关。对于他们，要的是直接体验，而不是虔诚。
让—弗朗索瓦——但这差不多就是西方传统中神秘主义者们所处的境况。如果你遇到十字架的圣让①、锡耶那的圣卡特琳娜②和其他一些生前在激动中、在出神状态中见到过上帝的人，对于他们而言，他们确实体验到了神圣。但是，基督徒大众不论是根据他们的言语而相信他们，还是由于其他原因而不相信他们，丝毫也不怀疑他们的真诚与谦逊。尽管如此，他们的证据仍然不等同于一个理性的证明。我在这种推理中觉察到的，乃是人们由两条不同的小径在前进。一方面，人们恢复科学的某些表象，以图通过理性化证明的接近，而显示存在着一个精神的不死的本原；另一方面，人们又求助于某个人可能曾经极真诚地有过的超感觉的和超自然的体验，这个人讲述这些体验，同时，由于他是完全可敬的，他可能不想要欺骗我们。但这是不够的！人类的历史充满了自己欺骗了自己的完全真诚的人！
①即十字架的圣胡安，西班牙文作San Juan de la Cruz。西班牙神秘主义神学家，主要作品有《心灵的暗夜》（Noche oscura del alma）等。
②意大利神秘主义神学家，属多明我第三会。一三四七年生于锡耶那，一三八○年卒于罗马。她热烈宣扬对上帝的爱，组织了一群弟子，两度前往法国阿维尼翁，终于说服教皇戈里高里九世将教廷迁回罗马。在所著的《关于神圣意旨的对话》中，她讲述了自己的幻觉和出神境界。
马蒂厄——在这一类的体验方面，人们会怎样欺骗自己呢？
让—弗朗索瓦——人们会有一种体验，人们由这体验猜测这表明了存在着一个在来生中永恒持续的本原，而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印象。这个有此体验的个体是不是欺骗了自己？这对于一个没有作过这种体验的人并不构成一种证明。这只能依然处在盖然性或可能性的范畴。
马蒂厄——人们只能通过亲自做这种体验来证明它。
让—弗朗索瓦——就是这个问题！……说到对于上帝的存在或是对灵魂不死性的理性证明的尝试，哲学和神学的图书中充满着这些东西。几个世纪以来，就有成吨……不幸的是，它们从来也不足以理性地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死性！这就是为什么康德求助于通过善的概念和通过道德的间接证明，而首先不是通过合理性。
马蒂厄——我在这里援引的对证据的有效性的证明，其实只是一个间接证明。但是我们还必须接触到第二个要点，也就是回忆起自己先前的存在的那些人，因为最终正是这一点能够澄清转世的问题。
让—弗朗索瓦——是的，当然，条件是这些人能使我们相信这是真实的回忆，而不是一篇故事……毕达哥拉斯也声称记得他的所有前生。
马蒂厄——人们对于这类事例进行了很多研究。索加尔仁波钦在他的书中，列举了两件其中最有趣的事例。其中之一是印度旁遮普邦的一个小女孩，她回忆起了许多与她的死亡、她先前的家庭、她的房屋等有关情况的细节。这些事实被一些观察者作了同样描述。我没有这种直接体验，所以谈论这些证据的有效性，对于我们将是毫无用处的。我能够在深知底细的情况下谈论的惟一东西，就是发生在西藏社会中的、有关这些被认为是已故哲人的精神延续的孩童的事。存在着许多事例，这些孩童认出了一些曾经是已故师傅的弟子的人，还认出了曾经属于他们的物品、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让—弗朗索瓦——这都被真正地证明了？
马蒂厄——人们讲述西藏历史中成百这类事例。我亲自听过一些我不大有理由去怀疑的直接证据。并且我可以举出我毫无理由去怀疑的一件事，因为我就是此事的证人。
让—弗朗索瓦——那么，人们所称的一个三岁儿童认出某个人这件事是怎么回事？……他对这个人微笑？他挥手？
马蒂厄——有时他喊出已故师傅亲随中的某个人的名字。
让—弗朗索瓦——从没有听人念过这名字？那么，好啊！
马蒂厄——我要给你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不是其证人，但它是由我信任的某个人讲述给我的。说的是一位死于一九○三年的伟大哲人。他名叫杜琼林巴，生活在西藏东北方的安多。去世前不久，他向他的弟子们宣布说，他们应出发到西藏南部靠近印度边界、离安多有两个月路程的珀莫错地区去。师傅死后，由于相信他的临终言语，大约一百个弟子上路前往珀莫错，深信他们将在那里找到这位哲人的转世灵童。在近五年的时间里，他们徒劳地寻找，后来一批接一批地回去了。只有大约十五个顽强的人继续在寻找。一天他们到了一个村庄的人口，一群儿童正在那里玩耍。在这群儿童中奔跑着一个小男孩，他在这之前曾对他父母说：“今天有些朋友要来，应该为他们准备饭。”这些儿童正以从一堵矮小的石墙上方跳过为乐。
让—弗朗索瓦——一个几岁的孩子？
马蒂厄——五六岁……就在这些和尚来到近旁时，那个儿童在一块石头上绊了一下，就在要跌倒时，他向那个在他身边的喇嘛伸出手，一边喊他：“耶谢，帮帮我！”这正是这个喇嘛的名字。这使他一惊，但他在当时什么也没有说。然后，这群旅行者被邀请来分享这家人的饭。恰巧这位喇嘛耶谢脖子上挂着一个圣物盒，里面装有一绺头发。一看到这个圣物盒，这个孩子叫道：“噢！这就是我给你的那些头发！”这确实是先前的那位哲人送给他的一绺头发。这个孩子就成了杜琼仁波钦，他死于一九八七年，是我主要的精神师傅之一。
下面是我亲自见证的故事，即赫延采仁波钦的转世灵童的故事，我在赫延采仁波钦师傅身边生活了十五年。
让—弗朗索瓦——是我于一九七三年在大吉岭认识的那位？
马蒂厄——不……是你于一九八六年在不丹遇到的那位。他被他最亲近的弟子之一确认，这位弟子本人也是一位大师，现在有七十二岁，生活在尼泊尔的山中。就是他有了我们昨天说到的那些使人们能够找出那儿童的梦和幻象。我亲自参加了寻找工作。这个儿童一被发现，人们即决定在尼泊尔东部的一个神圣洞穴中举行一个长命仪式。我们到了这个洞穴里，那位名叫特卢尔什克仁波钦的哲人那时正在这洞穴附近隐居。大约一百名赫延采仁波钦原来的弟子也因为这原因与我们会聚在一起。仪式进行过程中，特卢尔什克仁波钦向这个儿童念了他的名字，向他呈上华丽的衣服并为他举行了一套长命典礼。最后的那天，有一个节庆，在这节庆中，主持仪式的师傅给予参加者一件被祝了圣的物品。人们预计主持仪式的特卢尔什克仁波钦将分发圣物。而那个儿童一看到特卢尔什克仁波钦开始分发圣物，即决定亲自颁给，尽管他当时只有两岁半。他非常平静地让他母亲过来，给她一滴圣物，这场面持续了足足五分钟，然后是赫延采仁波钦的孙子——他认识他——和二十来个人，他只听过一两遍这些人的名字。在喊他们时，他清楚地念出在前一夜才被引见给他的这些人中的许多人的名字。
让—弗朗索瓦——在两岁半时！可是在这个年龄人们才勉强能说话！
马蒂厄——是勉强，但足够用这些人的名字喊他们了。
让—弗朗索瓦——这意味这个特殊的人身上有一种现象记忆（memoire phenomenale）！
马蒂厄——例如，在那前夜，当我将这个儿童抱在怀里时，我向他指示了我的朋友吕克——一位法国工程师，也是赫延采仁波钦的弟子，他当时正在建筑我们在印度的一所寺院，我有点开玩笑地说：“看，这是吕克，他在波德加亚建造你的寺院。”次日，他喊了吕克的名字并给了他这个祝福。好，这个儿童特别机灵并天生具有一种惊人的记忆。但最惊人的还不是这个。
在将近一百个出席者中，站着一群刚从自己家中来的不丹人，他们的家离尼泊尔边境有三天路程，其中的一个是已故赫延采仁波钦的老仆人。当这个儿童祝福了所有站在近旁的人之后，一个和尚问他：“好了，现在……完了吗？”他回答说：“不，不。”用手指向那一小群人中的某个人。另一个和尚来回走动着以指点在那儿童所指的方向坐着的那些人，“那男人？这女人？那女人？”一直到他到了那不丹老仆人的身边，那男孩才说：“对！是他！”人们于是使那老人走近，那个儿童站在宝座上，给予他祝福。那老人泪如雨下。
让—弗朗索瓦——这非常动人。可是我还要再说一遍，这类事件只有当人们亲自看见时，才构成证明。即使是我们相信证人们的绝对真诚，也是如此。
马蒂厄——我很理解。我叙述这件事情，正是因为我经历了它。我许可自己举这个事例，因为它带给我一份真实性的重量，这重量比我仅仅是听说的事的重量更加大。但我应当补充的是，我听到过人们讲述数十起类似的事件。
人们称这些转世灵童为特吕尔库，意思是“显现出的肉体”，或者叫央西，意思是“回到了存在的人”。人们也经常让他们经受一些考验。经典的考察之一是在他们面前放十来串念珠，有的很新，并且是用闪亮的珍珠做的，在这些串念珠中，人们放了一串曾经属于已故的人的念珠，通常它不及其他的念珠串好看。那儿童必须一点也不错地选中那串正确的念珠。人们还用一些礼器，比方说钟，以及其他被已故师傅使用过的常用物品这样做。这是些在西藏被执行了数百次的经典考验，但我并没有参加过；这就是为什么我只限于我能够亲自看见的那一切。
让—弗朗索瓦——好……应该说这属于佛教的形而上学信仰。并且我相信形而上学范畴——我不想说是宗教范畴——的确信正是以此为特征的。理性思想的特征是，一切论证都能被传达给、甚至被强加给人，包括这样一种人，他没有亲自观察过这经验的实现，甚至也许自己不能够导致这个实现，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这种实现的永远可能的重现。相反，你谈到的这种经验只有有过它的人才是完全有说明力的。这是一个独一的证据，与神秘主义者和所有那些有过一种宗教的或非宗教的特殊体验的人的证据属同一范畴。
马蒂厄——我完全理解理性思想的标准和这样的事实，即理性思想的论证可以被传达或强加给所有的人。对一种论证，比方说数学论证的真实性的确信，是从心中产生的，是不是7如果这真实性有一种物理的应用，人们同样也能通过实验来证实它。静观的思想导致一种确信，它也产生于心中。从静观实践的生活，从在精神师傅身边所过的生活中产生的可靠性的力量，与从一条定理的论证中产生的可靠性力量是同样强大的。至于实验证明，惟一的不同是这些证明最经常地是内在的，但这丝毫无损于它们的可靠性。外在的表象——仁爱、宽容、同情、智慧，只不过是内在实现的一些“标记”而已。
让—弗朗索瓦——我并不怀疑这些内在的实验证明对于那些体验到它们的人所具有的真实性。在我们谈话的进程中，由于要力求明确佛教对于一个西方人的意义，我仅仅限于强调，一种形而上学的、超自然的意义毫无疑问地补充到了实践的、纯粹心理学的智慧的意义之上。
马蒂厄——再回来谈我们刚刚谈到的事例，问题根本不是一种神秘主义经验，而且我给予的证据也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因素。所涉及的是我亲眼看见的一些事件，我看见它们，不是在一种狂喜的状态中，而是在最平静的环境，我想说几乎就是尽可能的最“平常”的环境中。既然你提到神秘主义的证据，我想说一些离题的话，人们有时以他们似乎能称为“医学唯物主义”的东西来竭力贬低这类证据，这种“医学唯物主义”说阿维拉的圣泰莱兹①是歇斯底里症患者，说阿西兹的圣弗朗索瓦有遗传的心理疾病，圣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发过一次羊角风，人们还说圣女贞德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等等。但是对于和我师傅的年轻的转世灵童有关的事实，我可以向你保证我那时并不处在一种“神秘主义的状态”中，并且，由于丝毫也不想将我的内心确信强加于人，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怀疑我的感觉！
①西班牙加尔默罗会修女。生于一五一五年，卒于一五八二年。于一五三五年进入阿维拉的加尔默罗会后，经历多次神秘体验一决定按严格的教规生活。一五六二年在阿维拉创立圣约瑟夫修道院，以后在十字架的圣胡安的协助下．在西班牙各地建立创道院，从而振兴了加尔默罗会。著有《精神关系》、《完善的道路》、《创建之书》、《内心的城堡》等。其作品堪称西班牙古代文学的杰作。
让—弗朗索瓦——是的，但即使人们不求助于你刚刚提到的那些贬低的甚至是蔑视的解释，人们终究还是能够、甚至是必须以正确的方法论，将可向人类群体传达和强加的一类证明与只对于有过某种经验的人来说是证明的一类证明区分开来。
马蒂厄——这正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如果我们因为一个现象是特殊的和不可复制的，就排除它，那么，假如它恰好就是事实，人们又如何能够认识到它是与实在性相一致的？
让—弗朗索瓦——我认为，只要它没有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就必须排除它。
马蒂厄——那么，这样一来，能被接受的就只是那些被所有的人在同时看到和见证的事物了？
让—弗朗索瓦——我认为，你所提到的这些事情属于历史证据（temoignage historique）的范畴，而不是属于科学证明（preuve scientifique）的范畴。而历史证据也就是说：“某人说了这个，我那时在场，我听到了。”——是一个有巨大价值的证据，没有它也就没有历史，但它永远也不是一个决定性证明。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可以来反驳另一个历史家说：“我找到了另一个原始资料，它证明这证据是假的或片面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历史是一门科学，但不是一门精确科学。在涉及一种不可复制的经验时，它惟独以数量很少的个体的证据为基础。可是比起你说到的那些证据来，历史还是更加科学的，因为，除了人的证据（temoignagespersonnels），它还依赖于非人格的文件和遗迹，尽管这些东西自身也有多种不一致的解释。对于超自然的体验，相对立的是两种精神状态。在这个论题上我们现在不要再前进了……我们应当停留在这个看法上：如果人们没有进入某个信仰的系统——我再说一遍，这是在“信仰”一词的最高尚的意义上来说的——就会总是缺少某种东西，这东西使你不能够论证一个从定义上说是形而上学的概念。然而，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永远不能被完全论证。两千五百年来，人们一直在努力使形而上学理性化，使形而上学像数学一样严密。人们从来也没有办到！因为，从本质上说，形而上学不属于这套推理系统！
马蒂厄——但它属于精神实现，而这是一个不可否定的实在性。形而上学的这一个表象并不一定要先是理性的，然后才可以是真实的；因为它处在另一个层面，即静观体验的层面，对于一个真理的直接观察的层面，这个真理被强加给精神，因为在精神的领域里，它符合事物的本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层面是“非理性的”，而只是说，它超越了概念的推理。
让—弗朗索瓦——那么，必须在这里作出决定。有两个不同的接近（approches）。重要的是，在这样一种任何人都不否定其重要意义的智慧中，将从属于这种形而上学的东西和不从属于这种形而上学的东西区分开来。一个不赞同佛教的形而上学意义的人能从佛教中获取什么教导以改善他的人生道路呢？我认为，这才是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再说，这也是所有宗教和所有哲学的问题，而在佛教中更加令人特别地感兴趣，因为佛教既是哲学又是宗教，同时又既非哲学亦非宗教，是不是这样？
马蒂厄——我相信你所说的虔诚对于科学和对于精神性同样适用。事实上，说不能被尺度或物理观察所觉察的东西就不存在，这样做并不是一个科学证明，这也同样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选择。
让—弗朗索瓦——我不是说，不能作为尺度和实验对象的东西就不存在！否则，艺术也就不存在了。我是说，这里涉及一个摆脱了——而且是幸运地摆脱——论证限制的经验。
马蒂厄——你放心，没有一个佛教静观者、没有一个西藏隐修士追求论证的限制。现倒过来谈我们的问题。请暂且假设这样一些异常现象，如对前生的回忆，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它们是异常的这一事实本身已使它们变得不可接受，人们又能怎样展示它们呢？
让—弗朗索瓦——那就必须为此拥有一个不片面的观察者，他因能流利地说西藏语，因能被西藏人社群接受，能够带着怀疑和严厉来观察这些事实。
马蒂厄——如果仅仅是要这样，你谦逊的仆人即是个候选人。就本人而言，我一直努力采取尽可能最客观的态度，因为我知道，不这样，对于那些揭露以盲目轻信为基础的断言的人来说，我就是一个很容易击中的靶子。当我与我的西藏朋友们辩论时，我总是努力作魔鬼的代理人，以便给争论增加刺激性。肯定的是，在我亲自见证了思想传递之前，我还不能这样彻底地相信它。在那儿童使那老人走近他这件事例中，我有幸亲眼看见了，但我在精神道路上的最深刻的确信并不是来自这类异常事件，它来自对某些形而上学真理和静观真理的每时每刻的确认。
让—弗朗索瓦——那么，我的结论——当然这不是最终的，就像任何一个谨慎的历史学家都会说的一样——就是，在我看来，你的证据比一个隐隐约约吸了毒、以一种不真实的方式赞成佛教的斯堪的纳维亚嬉皮土的证据更有分量。就像人们在历史领域行事那样：这样一个证人的证据有很重要的分量，但这只是一个证据。好啦……再说一遍，要将历史科学、精神科学、人类科学，与人们所称的“硬”科学区分开来，后者自身就具有一些证明，人们可以将这些证明强加于人，而不必管面前的人有什么样的见解。证据的积累，构成一种持续地更加可能的推断，但这推断伸向的是一个从来也没有完全到达的绝对可靠性的边界。
马蒂厄——首先我可以向你保证，你没有丝毫强加于人的机会，即使是将所有科学发现的百分之一，强加给新几内亚森林中的一个居民。个体必须具有一些可比较的智力简图。而即使有了这些智力简图，还必须在一些年里以某种方式教他。同样，人们不能够将静观研究的结果强加给那些没有向这些结果敞开心灵的人。这里，一番教育也是必要的。
作为总结我们的讨论，人们可以考虑：根据你所坚持的观点，人们通过什么方法和什么标准，才能够最终承认一种不可能被随意复制的现象的真实性和存在？并且如何才能避免先验地排斥这现象？
让—弗朗索瓦——我们没有先验地排斥它！永远也不应该先验地排斥任何东西。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可以不是先验地、而是后验地排斥某些被实在性极为明显地揭穿了的断言（affirmation），好像存在着一群人，他们坚持大地是平的！毫无必要使他们厌烦。如果他们喜欢聚会在一起，就让他们聚会在一起好了。但最终，人们能够以极可论证的方式认为他们是处在谬误之中。有一种真理，它不是别的，乃是绝大多数严格的历史学者根据证据的积累而相信的一个推测。但这从来也不排斥另一可能性，五十年后，出现另一个历史学者说，“你们完全错了，证明在这里。”
马蒂厄——这种事总是发生在科学领域。
让—弗朗索瓦——在关于不可复制事物的各种科学中，终究存在着某一种知识，它不依赖于证据的对质（confrontation destemoignages），而证据的对质是从来也不会完结的。
马蒂厄——再说关于可复制事物的各种科学，它们的目的既不是要解决形而上学的问题，也不是给予存在一个意义，而是以尽可能精确的方式描述物质世界。认为实在性还原为物质能，意识不过是神经元系统的一份财产，这样做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对科学进行活动的环境背景下的一个定义。静观生活也有它自己的规则，从静观生活实践中产生的深刻确信对于精神所具有的力量，与不论什么已实现的经验在物质领域中的力量是一样的。以一种纯静观的方式来观察精神的本质，能够产生一种坚信，它与观察物体在重力影响下的下降运动所产生的坚信同样彻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