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互看了看，脸上露出了微笑。当德·韦特宣布他不判处我们死刑的时候，法庭上的群众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但是，在一些旁听者中，有的感到惊惶，因为他们没能听清德·韦特的宣判。丹尼斯·戈德堡的夫人叫着他的名字高声说：“丹尼斯，是什么刑？”
第62节：利沃尼亚(21)
“终身监禁！”他回答说，脸上堆满了笑容，“终身监禁！没有判处死刑！”
我回头面对旁听席，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四下搜寻温妮和我母亲的面孔。但是，法庭内太乱，人们在喊叫，警察不知所措地对群众指手画脚，我无法找到她们。当许多旁听者冲出法庭向外面的群众通报宣判结果的时候，我向他们伸出拇指行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礼。押解我们的警察开始把我们从被告席上驱赶出来，并押解着我们朝通向地下的门口走去。尽管我又一次寻找温妮的面孔，但是在我低头穿过那个通往下面牢房的门口之前仍然没有看见她。
我们戴着手铐，待在法院下面的牢房里。面对外面的人群，警察们感到十分紧张。他们让我们在地下的牢房里呆了半个多小时，希望人群散去。我们被从司法大厦的后面押送上囚车。我们能听见护送的摩托车在我们两边行驶的声音。为了躲避人群，囚车选择了另外的路线行驶，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听到群众高喊“Amandla！”的口号声和高唱“Nkosi Sikelel’ iAfrika”那节奏缓慢、曲调优美的歌声。我们通过加了防护条的囚车窗子挥动拳头，希望群众能看到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看到了我们。
我们都成了判过刑的囚犯。我们与丹尼斯·戈德堡分离关押，因为他是白人，他被带到了另外的牢房。我们其余的人都被关押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的牢房里，与其他囚犯隔离开来。在这里，我们不能听到呼喊声和歌唱声，现在只能听到牢房门和监狱大门的吱呀咣当声。
那天夜晚，当我躺在铺在地板上的席子上的时候，开始思索德·韦特作出这个判决的原因。毫无疑问，南非的全国性示威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使他难以承受。国际商会对审判提出了抗议。全世界码头工人联合会威胁不再装卸南非的货物。俄罗斯总理利奥尼德·勃列日涅夫给沃尔沃德博士写信，要求对我们宽大处理。美国国会议员们提出了抗议。英国议会的50名议员在伦敦举行了游行。有传言说，英国外交大臣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在幕后支持我们的事业。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艾德莱·史蒂文森写信说，他的政府将尽一切努力阻止我们被判死刑。德·韦特曾经承认，我们还没有开展游击战，并且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是两个独立的组织，因此，对他来说，判处我们死刑是有难处的，似乎显得太过分。
沃尔沃德告诉议会，判决并没有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抗议电报和呼吁的影响。他吹嘘说，他把所有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电报都扔进了垃圾桶。
在审判快要结束的时候，德·韦特法官顺便对布拉姆·费希尔说，辩护在这个案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宣传作用。这可能是他自己承认受到压力影响的一种方式。我知道，如果我们被判死刑，那么大多数人将会把他视为杀害我们的凶手。
他也受到了来自他所属种族的巨大压力。他是一个南非白人，是一个受南非体系影响的人，也是一个有思想倾向的人。他不想违背自己的信仰体系去行事。他屈服于让我们生的压力，而顶住了判我们死的压力。
我对德·韦特给卡特拉达、莫佐莱迪和木兰基尼的刑罚感到吃惊和不满。我原来期望他会解除对凯西的指控，并给伊莱亚斯和安德鲁较轻的刑罚。后两位是民族长矛军职位比较低的成员，他们三人的罪过加在一起也没有我们其余任何人的罪过大。但是，由于没有上诉，我们深信凯西、安德鲁和伊莱亚斯为此付出了代价：上诉法庭可能会为他们减刑。
每天晚上熄灯前，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都会回荡着非洲囚犯歌唱的自由歌曲。我们也加入了这支情绪激昂的大合唱队伍之中。但是，每天晚上，人们似乎是遵循一个无声的命令，大家在熄灯前的几秒钟，都会立即停止歌唱，整个监狱会变得一片寂静。然后，从整个监狱的十几个地方，人们会高呼“Amandla”，从而引来数百人高喊“Ngawethu！”我们经常自己喊这个应答式的口号，但是，在那天晚上，其他所有不知名姓的囚犯带头喊这个口号还是第一次。来自监狱四周的声音似乎特别响亮，好像在鼓励我们坚强地迎接面前的考验。
4第四部分
在罗本岛监狱里，曼德拉被囚禁在一个不足四平方米的牢房里，睡的是水泥地，铺的是草席或剑麻席，真正能够保暖的是三条几乎薄得透明的旧棉毯。牢房里很冷，曼德拉不得不总是穿着衣服睡觉，这使他真正领教了“透骨寒”这个被用得再滥不过的字眼儿的含义。
第63节：罗本岛：黑暗的岁月(1)
罗本岛：黑暗的岁月
59
午夜时分，我醒来并注视着天花板，审判的情形仍然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浮现，此时我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我被单独关在我的牢房里，和别人不在一起。忽然有人敲我的牢房门，我能从栅栏门认出是奥卡木博中校。“曼德拉，”他用沙哑的声音小声说，“你醒着吗？”
我告诉他，我醒着。“你是一个幸运的人，”他说，“我们准备把你带到一个你可以享有自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四处走走，能看见大洋和天空，并不是每天只能看见灰墙。”
他并不是故意嘲笑，但是我十分清楚，他所指的那个地方并不会给我我所渴望的自由。然后他神秘地说：“只要你不惹麻烦，你将要什么就得到什么。”
然后，奥卡木博叫醒了其他犯人并命令他们收拾东西，他们都在牢房里。15分钟之后，我们直接向比勒陀利亚地方法院的钢铁迷宫走去，铁门的丁当声不绝于耳。
一走出牢房，我们七个人就都被戴上手铐，押上了警车的后厢。其中有瓦尔特、雷蒙德、戈万、凯西、安德鲁、伊莱亚斯和我。午夜已过，但是我们却没有人感到疲倦，气氛一点都不忧伤。我们坐在满是尘土的车厢地板上，唱歌、聊天，重新回顾审判的最后时刻。狱警给我们提供了三明治和冷饮，中尉范·威克与我们一起坐在后车厢内。他是一个乐哈哈的人，在唱歌的间歇，他主动就我们的前途谈了他的看法。“好，”他说，“你这些家伙不会在监狱里呆多久。释放你们的要求太强烈了，一两年你们就可以从监狱里出来，将作为国家的英雄归来。群众将欢迎你们，每个人都想做你们的朋友，女士们会希望嫁给你们。嗨，你们这些家伙真行。”我们听他唠叨着，没作任何评论。但是我承认，他的话让我非常高兴。不幸的是，他的预言过了将近30年才得到证实。
深更半夜，我们在警察的押解下静悄悄地离开了比勒陀利亚。我们不到半小时就来到了市外的一个小型军用机场，然后被押上了一架达库塔大型军用运输飞机。飞机上没有暖气，我们在飞机里冻得瑟瑟发抖。有的人以前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他们似乎对坐飞机比对我们的目的地还要惧怕。飞机在15000英尺的高度突然上升和下降，似乎比关押在高墙里面的牢房里还要危险得多。
大约在空中飞行了一个小时，飞机下面的大地开始出现了黎明的曙光。飞机上有舷窗，我们刚刚能看到飞机外面那柔和灰暗的光线，同志们就立即纷纷把脸贴在玻璃上向外看。我们是朝东南方向飞行，越过了奥兰治自由省那干旱的平原和翠绿而多山的开普半岛。我也伸长脖子通过舷窗向外看，但是，我并不是作为一个旅游者观看风景，而是作为一个战略家进行观察，看游击队在哪里能找到隐藏自己的地方。
自从组建民族长矛军以来，关于南非的农村是否适合游击战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多数最高司令部成员都认为不适合。当我们飞过开普地区一个叫默里斯堡的山林的时候，我向同志们说，这里是我们可以进行战斗的地方。大家感到十分高兴，都伸长脖子想看个明白。真的，这片茂密的山林看起来完全可以隐藏一支新生的游击队。
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达了开普敦郊外的上空。我们很快就看到了开普平原上那火柴盒式的房子、市中心闪烁灯光的高楼和桌山的平顶。然后，在桌湾、在大西洋那深蓝深蓝的碧水之中，我们模模糊糊地看见了罗本岛。
我们降落在位于罗本岛一端的飞机跑道上。那是一个阴暗多云的日子，当我们走出飞机的时候，寒冷的冬风刺透了我们单薄的囚服。我们受到了带自动武器的狱警们的迎接，气氛十分紧张，但非常安静，不像我两年以前到达这个岛上所受到的接待那样喧闹。
我们被押送到老监狱区，那是一个孤零零的石头建筑物，在那里，我们被命令脱光衣服站在外面。监狱生活侮辱性的仪式之一就是当你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时，第一件事就是脱下旧监狱的囚服换上新监狱的囚服。当我们脱光衣服时，他们扔给我们每人一套罗本岛监狱的平纹卡其布囚服。
第64节：罗本岛：黑暗的岁月(2)
种族隔离甚至也体现在着装方面。除凯西之外，我们每人都是一条短裤、一件质地很差的紧身上衣和一件帆布夹克。凯西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印度人，他领到了一条长裤子。一般情况下，非洲人会领到一双用汽车轮胎做的拖鞋，但是，这次我们每人发了一双鞋。只有凯西一人还额外领到了一双短袜。给非洲人发短裤子的意思只不过是在提醒我们是“男的而已”。那天我穿上了那件短裤子，但是，我发誓不会长时间穿它。
狱警用枪指了指我们要去的地方，用简单的单词发着命令：“走！”“静！”“停！”他们不像我们以前在这里的时候那样虚张声势地威胁我们，而是不再表露任何感情。
老监狱区仅仅是我们的临时住所，当局正在为政治犯建一座完全隔离的、结构最安全的新监狱。当时，新监狱正处于收尾阶段。在那里，不允许我们到外面来或与其他囚犯有任何接触。
第四天上午，我们戴着手铐被押上了一辆封闭的卡车，前往另一个狱中之狱。这个新监狱是一座长方形的单层碉堡式建筑，中间有一个院子，是一片大约长100英尺、宽30英尺的水泥地。它的四周三面是牢房，另一面是20英尺高的墙，墙上有狭小的通道，狱警带着德国牧羊犬在通道上巡逻。
三排牢房被分别叫做A、B、C区，我们被关押在B区，位于四边形庭院的最东侧。我们每人住一间单独的牢房，长长的走廊两侧都是牢房，只有一侧牢房的窗户面对着院子。总共大约有30间牢房而单人牢房的囚犯通常只有24个。每间牢房有一个窗户，大约有一英尺见方，用铁棂子封着。牢房有两个门：里面是铁门或叫铁栅栏门，外面是厚厚的木门。白天，只有铁栅栏门是锁着的，而夜间外面的木门也要上锁。
牢房建得很仓促，墙仍然是潮乎乎的。当我把这个情况反映给监狱长时，他刻薄地告诉我，我们的身体可以吸潮。我们每人发了三条毯子，但都很薄，也很旧，几乎是透明的。我们睡觉的地铺只有一片剑麻席或草席子。后来，我们又领到了一个毡垫子，有的人把毡垫子放在剑麻席的上面，以增加一些柔软度。那年月，牢房里很冷，毯子又不暖和，所以我们总是穿着衣服睡觉。
我被关押在走廊头上的一个牢房内。它的窗户面对着院子，高度与眼睛齐平。我三步就能从牢房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当我躺下的时候，我的脚和头都能触及到水泥墙。牢房的宽度大约有6英尺，而墙的厚度却至少有2英尺厚。每间牢房外面都有一个白色的卡片，上面写着囚犯的名字和牢房号。我的卡片上写着：“N·曼德拉466/64”，意思是说我是466号囚犯，于1964年来到罗本岛。我当时46岁，是一个被终身监禁的政治犯，这个小天地就是我不知还要住多长时间的“家”。
在普通监狱区里关押的几位犯人很快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们原来被关押的地方离B区不远，是一个低矮的砖结构建筑。普通监狱称F区和G区，关押着大约1000名最普通的囚犯。他们中有四分之一是政治犯，只有少数人在B区与我们关押在一起。我们因为两个原因被与普通犯人隔离关押：从安全角度看，我们被认为是危险人物，但是，从政治角度说，我们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当局认为，我们会把我们的政治观点“传染”给其他犯人。
与我们关押在一起的有乔治·皮克，他是南非有色人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叛国审判的涉案人员，最近刚刚成为开普敦市政府的成员，因在开普敦监狱的外面安装爆炸物而被判刑；还有丹尼斯·布鲁特斯，他是一位有色人政治活动家，也是伊丽莎白港的诗人和作家，因违反禁止令而被投进了监狱；另外，比利·奈尔也与我们关押在一起，他是纳塔尔印度人大会的老会员，因参加民族长矛军从事破坏活动而被判刑。
几天后，我们有了更多的伙伴，其中有内维尔·亚历山大，他是一位杰出的有色人知识分子，是“非欧洲人团结运动组织”的成员，他在开普组建了一个名叫“玉奇禅俱乐部”的激进支部，专门研究游击战术。内维尔在开普敦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得了德国文学博士学位。与内维尔一起的还有斐济莱·巴姆，他是开普敦大学法律专业的学生，也是“玉奇禅俱乐部”的一个成员；泽法尼·马托朋则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一直在奥兰多西任教，是班图教育制度的坚决反对者，并且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领袖中头脑最清醒的一个；来自特兰斯凯的三位上了年纪的农民因策划袭击特兰斯凯自治政府首相K.D.马叹兹玛，也被判入狱同我们关在了一起。
第65节：罗本岛：黑暗的岁月(3)
这些人组成了我们大约20名囚犯的中心组织。他们当中，有的我认识，有的只是听说过，其他人则根本不认识。正常情况下，监狱里很少有的节假日，往往是看望老朋友和新朋友的机会。但是，头几周气氛非常紧张，我们甚至不能相互打招呼。狱警的人数与囚犯的人数一样多，他们以威胁和恐吓强化着每一项狱规。
我们第一周就开始工作，在随后的几个月内，我们将一直干这项工作。每天早晨，院子的入口处都堆放着大量排球般大小的石头，我们必须用独轮车把它们运到院子中间。监狱为我们配备了4磅重的铁锤，而14磅重的铁锤则用来粉碎较大的石块。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石块粉碎成石子。我们被划分成四排，彼此相间1.5码，大家双腿叉开席地而坐。我们每人发了一个用轮胎做的厚橡胶圈，用来把石块围在中间，以防碎石飞溅。
狱警在我们中间走来走去，不准我们相互说话。在开始的几周内其他监狱区的狱警甚至其他监狱的狱警都来看我们，好像我们是一群被关在笼子里的稀有动物。这项工作是单调而艰苦的，它不是多么费劲就能使我们感到暖和，但却使我们浑身肌肉感到酸疼。
在罗本岛上，6月和7月是最冷的月份。空气寒冷，雨季刚刚开始，似乎从来没有到过华氏40度以上。就是在太阳底下，我穿着卡其布衬衣也冻得直打寒战。这时，我第一次懂得了“透骨寒”这个被用得再滥不过的字眼的含义。中午，我们就停下来吃午饭。第一周，我们的伙食全是汤，而且味道很不好。下午，我们被允许在严格的监督下活动半个小时。我们排着队，轻快地绕着院子散步。
在开始砸石子的头几天里，有一次狱警吩咐凯西推着独轮车为停在院子入口处的汽车运石子。凯西身材比较单薄，不适合干重体力活，推不动独轮车。狱警们高声吆喝着说：“Laat daardie kruiwa loop!”（使劲往前推！）当凯西用力推的时候，独轮车眼看着就要翻车，狱警们幸灾乐祸地笑起来。我看得出来，凯西决心不让他们看笑话。我会推独轮车，于是赶忙站起来过去帮他。在狱警命令我坐下之前，我设法教凯西慢慢地往前推，并告诉他，那是一个掌握平衡的问题，而不纯粹是一个力气问题。他点头称是，然后小心翼翼地推着独轮车穿过了院子。狱警们总算是停止了嘲笑。
第二天早晨，监狱当局在院子内停放了一辆很大的运石子的翻斗车，要求我们到周末完成半车石子的工作量。我们努力地干，最终完成了定额。第二周，狱警要求我们完成四分之三车的石子。我们卖命地干，也完成了定额。第三周，狱警要求我们完成满满的一车石子。我们知道根本无法坚持长时间的拼命工作，但是，我们也没有说什么。我们甚至一直埋头苦干。但是，狱警激怒了我们，于是我们悄悄地低声喳咕了一个主意，那就是不要定额。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开始在岛上第一次进行消极怠工：我们的工作速度比以前放慢了一半还多，以此抗议对我们过分的、不公平的要求。狱警立即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并对我们进行威胁。但是，我们就是不加快速度，我们在院子里一直坚持这种消极怠工的策略。
1962年，我们到达了罗本岛刚刚才两个礼拜，岛上就发生了变故。1962年没有几个囚犯，罗本岛与其说是个监狱，倒不如说是一个试验基地。两年后，罗本岛俨然成了南非监狱体系中最严厉、最残酷的监狱。它不仅对囚犯，而且对监狱管理人员而言也是最艰苦的地方。过去曾经为我们提供香烟和同情的有色人狱警都走了。现在的狱警都是白人，都说南非荷兰语。他们要求与囚犯保持主仆关系，命令我们称他们老板，对此我们予以拒绝。罗本岛上的种族划分是绝对鲜明的：没有黑人狱警，也没有白人囚犯。
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总是需要一段调整时间。来到罗本岛，就像来到了另一个国家。孤立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不仅仅是另外一个监狱，而且与我们原来的监狱相比，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我们离开比勒陀利亚的那种欢快心情完全让罗本岛严酷的气氛窒息了。我们面面相觑，知道我们面对的生活将是严酷的。在比勒陀利亚，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与我们的支持者和家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岛上，我们感觉这种联系被割断了，而且是实实在在地被割断了。我们相互安慰，而且这是唯一的一种安慰。我的失望心情很快被一种新的、完全不同的战斗即将开始的感觉所代替。
第66节：罗本岛：黑暗的岁月(4)
从第一天起，我就对被强迫穿短裤提出了抗议。我要求见监狱长，并且起草了一个意见清单。狱警对我的抗议置之不理，但是，到了第二周周末，我发现一条旧卡其布裤子被随便丢在了我的牢房的地板上。这种不带条条的三件一套的衣服从来没有让我如此高兴过。但是，在我穿上这条裤子前，我还要看看我的同志们是否也发了这样的裤子。
他们没有发。我告诉狱警把裤子拿回去，并坚持每个非洲囚犯必须都有长裤子。狱警嘟嘟囔囔地说：“曼德拉，你说你要长裤子，我们给你长裤子你又不要。”这个狱警并没有取走我的裤子，最后，监狱长亲自来到我的牢房，把裤子捡起来。“很好，曼德拉，”他说，“你想让别的囚犯都有同样的衣服。”我说，如果同意给我长裤子，那么为什么不给每一个人发一条呢？他没有回答。
60
在岛上住了两周之后，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的律师布拉姆·费希尔和乔尔·乔菲第二天将来罗本岛访问。当他们来到罗本岛的时候，我们被押到会见地点同他们会见。他们来罗本岛访问有双重目的：看看我们在监狱里生活得怎么样，并确认我们是否仍然不想就我们的判决提出上诉。从上次我们见面只过去了几周，但是，我们却感觉好像分别了很长时间，他们似乎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访问者。
我们坐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一位少校就在房外监视我们的谈话。我很想与两个律师拥抱，但是，由于那个少校的存在，我们受到了限制。我告诉他们，我们大家都很好，并且说明，因为以前我们列举的那些理由，我们仍然不想上诉，其中包括事实上我们不想因为我们的上诉而影响到其他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被告。布拉姆和乔尔似乎赞成这个意见，尽管我知道布拉姆认为我们应该上诉。
当我们的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顺便向布拉姆询问了他夫人莫莉的情况。没等我说完莫莉的名字，布拉姆就站起来走出了房间。几分钟后他又回来了，他还是那么镇定自若，并重新开始谈话。但是，他最终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的会见紧接着就结束了，当我在少校的监视下回我的牢房的时候，他对我说：“曼德拉，你注意到布拉姆·费希尔的举动了吗？”我说，我注意到了。他告诉我，莫莉在上周发生的车祸中遇难了。他说，布拉姆驾驶着汽车，为了躲让马路中间的一只动物而不幸冲进了河中，莫莉是被淹死的。
我们为这个消息感到震惊。莫莉是一位优秀的女士，她慷慨、无私、没有偏见，一直从多方面支持布拉姆。她是他的夫人、同事和同志。布拉姆一生已经历过巨大的不幸：他的儿子因患囊肿性胰腺炎而少年早逝。当我问莫莉的时候他转身离去，这是布拉姆的典型性格。他坚韧不拔，是一个不把自己的痛苦和麻烦留给他的朋友的男子汉。作为一个南非白人，他的良心使他不得不反抗自己的血统，并为此而受到了南非白人的排斥。他显示出一种勇气和牺牲精神，而这种勇气和牺牲精神本身就是一种大家风度。他只反对不公正，而不是反对他的人民。
我告诉少校我想给布拉姆写一封信，他说我可以写。当时，关于写信的规定十分严格。我们只被允许给直系亲属写信，并且每半年才允许写一封不超过500字的信。所以，当少校不反对我给布拉姆写信的时候，我感到既吃惊又高兴。但是，他并没有遵守我们的协议，我写了信并交给了监狱当局，但是，那封信根本就没有寄出。
几个月内，我们的生活总是遵循一个模式，监狱生活千篇一律：每天都与昨天一样，每周都与上周一样。这样，月份和年份有时就被相互混在了一起。任何有违这个模式的事情都会使监狱当局感到不安，因为千篇一律是监狱管理完善的标志。
千篇一律对囚犯也是一种安慰，这就是监狱之所以被看作牢笼的原因。千篇一律就像是一个难以忍受但却又令人愉快的家庭主妇，因为千篇一律能够让时间过得更快。手表和任何计时物品在罗本岛上都被禁止使用，所以，我们绝对不知道什么是准确时间。我们依靠钟声和狱警的口哨及吆喝声生活。每周都与上一周雷同，你必须记住那是哪一月哪一天才行。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我的牢房的墙壁上填日历。没有时间感会很容易使一个人失去注意力，甚至失去判断力。
第67节：罗本岛：黑暗的岁月(5)
监狱里的时间过得很慢，正所谓度日如年。时间过得慢通常与不得不闲散和没有生气相联系，但是，在罗本岛却不是这样，我们几乎总是忙于工作、学习和解决争端。然而，时间仍然过得很慢。部分原因是，在外面花几小时或几天就如同在监狱里花几个月或几年。请求发一个新牙刷可能要六个月或一年的时间才能实现。阿迈德·卡特拉达曾经说过，在监狱里几秒就像监狱外几年，而年却像分秒那样流逝。在院子里砸一下午石子可能感觉时间无限长，但是，一年的时间又感觉忽然就结束了，你不知道那些岁月都是怎么过的。
对每一位囚犯的挑战，特别是对政治犯的挑战，是如何完好地在监狱里生存下来，如何完整地从监狱里走出来，并如何保持甚至加强自己的信仰。为了应对这个挑战，我要完成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做一些为了生存而必须做的事情。为此，你必须知道敌人的目的，然后再采取策略去破坏敌人的图谋。监狱就是要摧毁你的精神和决心，为此目的，监狱当局企图利用你的每一个弱点摧毁你的所有念头、消灭你的全部个性。他们就是想扑灭我们每个人保持人性和本来面目的火花。
我们的生存有赖于知道当局打算对我们作何处理，并且在我们之间共同分享这些信息。任何个人的反抗，如果不是不可能的，那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我一直是孤家寡人，我就不能做这件事。但是，当局最大的错误就是让我们生活在一起。因为在一起，我们增强了决心和信心。我们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不管我们知道什么情况和获得什么消息，我们都一起分享。通过一起分享，我们个人的勇气得到了提高，但这并非意味我们对我们遭受的困难的反应是完全一致的。人的能力有差别，对压力的反应也不一样。但是，强者要帮助弱者，使强者和弱者在这个过程中都变得更强。最终，我们不得不在监狱里创造自己的生活，以监狱当局认可的方式去创造，秩序不是由监狱当局维持，而应该由我们自己维持。
作为一位领导人，他有时要采取非同寻常的行动，不然，其结果很可能在未来的多少年当中也不被人知。有时候，成功的荣耀仅仅在于取得这些成功的人知道这些成功。这对监狱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在监狱里，你必须在忠于你的理想之中寻求安慰，哪怕是再也没有别人知道。
我现在是在外围，但是，我知道我将不会放弃战斗。我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比较小的角斗场，其观众只有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压迫者。我们把在监狱里的斗争作为整个斗争的一个缩影。我们将如同在监狱外坚持进行战斗一样，在监狱里进行战斗。种族歧视和镇压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将不得不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战斗。
监狱及其当局阴谋剥夺每个人的尊严，但我完全有信心生存下去，任何想剥夺我的尊严的个人和团体都将会失败，因为无论以任何代价或在任何压力下，我将不会放弃生存的希望。对于我将终身被监禁的可能性，我决不会太看重，我决不认为终身监禁就真的意味着在监狱里呆一辈子，并必然死在监狱里。与此相反，我要否认这样的前景，因为这样太令人不愉快，也是无法令人想象的。不过，我总是相信，有一天，我将再次作为一个自由人感受走在阳光下的草地上的心情。
我基本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说不清这种乐观主义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起来的。这种乐观部分地来自迎着太阳勇往直前的勇气。有许多黑暗的时刻，人道主义信仰一时经受了痛苦的考验，但是，我将不会也不可能会向悲观低头。向悲观低头就意味着失败和死亡。
63
在狱中，所有的囚犯都被当局划分成A、B、C、D四类当中的一类。A为最高级别，享受最好的待遇；D类是最低的级别，享受最差的待遇。一切政治犯，即被当局称作“治安犯”的犯人，自然被划归为D类。与这些类别划分有关的待遇包括探视、书信、学习和购买日用品的机会，所有这一切对每个犯人的生活来说都是必需的东西。一个政治犯一般要花几年的时间才能从D类升为C类。
第68节：罗本岛：黑暗的岁月(6)
我们对这种分类方法十分反感，因为这样的分类是不道德的、有辱人格的。它不仅对普通犯人是一种打击，而且对政治犯也是一种特别的打击手段。我们要求，所有的政治犯应该被划成一类。尽管我们对这种划分提出了抗议，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这种划分在监狱生活中是无法变更的。如果你抗议作为一名D类囚犯每六个月只能收到一封信，监狱当局就会说：“改进你的行为，成为一个C类囚犯后，你每六个月就能收到两封信。”如果你抱怨吃不饱，监狱当局就会提醒你，如果你是一个A类囚犯，你就能从监狱外得到钱，那样，你就可以在监狱的糖果店内购买额外的食物。即使是一位自由战士，能购买日用品和书籍也是大有益处的。
这种分类一般与囚犯的刑期有关。如果你被判八年监禁，你一般会在头两年被划为D类，随后两年被划为C类，然后两年被划为B类，最后两年被划为A类。但是，监狱当局把这种分类作为对付政治犯的一种武器，他们往往以降低我们的类别相威胁，借此来控制我们的行为。
尽管我被带到罗本岛以前就已经被关押了近两年，但是，我来到罗本岛之后仍然被划为D类。虽然我也希望得到高一级类别的权利，但是我却拒绝在行为方面让步。最快的升级办法是听话、不抱怨。“我说，曼德拉，你是个爱找麻烦的人，”狱警们会说，“你将终身被划为D类。”
囚犯每六个月被召集到监狱委员会面前评估一次级别。监狱委员会有意以监狱规定的名义对我们的行为进行评价，但是，我们发现这种评分与其说是一种行为评分，倒不如说一种政治评判。在我第一次与监狱委员会见面期间，委员会的官员们询问了我有关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我的信仰问题。尽管这与分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仍然耐心地予以回答，并试图以此感化他们，使他们也接受我们的信仰。这一次还算是把我们当人看待，但这是不多见的，我也是第一次作出了响应。后来我发现，这仅仅是当局从我们身上收集情报的一种办法，我反而无意之中中了他们的圈套。随后不久，我们一致认为不应该与监狱委员会讨论政治问题。
作为一名D类囚犯，监狱当局只允许我每六个月有一次被探视的机会，只能写一封信和收一封信。我认为，这是监狱系统最不道德的规定之一。与家人沟通是一种人权，不应受到监狱系统人为分类的限制。但是，这却是监狱生活中的一个事实。
探视和书信仅限于“直系”亲属，我们发现，这个限制不仅是令人讨厌的，而且也是一种种族歧视。非洲人直系亲属的概念与欧洲人或西方人的直系亲属概念大不相同。我们的家庭结构更大，更具有包容性，任何来自一个共同祖先的后代都被视为同一家庭的组成部分。
在监狱里，比来自家中的坏消息还要坏的事情莫过于根本就没有家人的消息，思念家人的不幸和悲伤比实际上的忧伤和失望更令人难以承受。我们宁愿收到一封写着坏消息的信，也不愿意连信都收不到。
更有甚者，这个令人痛苦的限制也被当局滥用了。期待来信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每月有一次通知来信的机会，有时六个月过去了，但一封信也没有。虽然六个月允许收一封信，但是六个月却没有收到一封信，这是一个更大的打击。谁不想知道自己的夫人和孩子们、母亲和姊妹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接不到信的时候，我感觉心情像大卡鲁高原一样干旱和荒芜。有时，当局还常常恶意扣压信函。我不会忘记狱警们说的话：“曼德拉，我们收到了给你寄来的一封信，但是，我们不能给你。”他们不说明为什么，也不告诉你信是谁寄来的。这时，要完全靠自我约束，不能为这样的事情发火。后来，我通过适当的渠道提出了抗议，有时还真能要回自己的信。
当真的有书信寄来的时候，收到这些书信简直可以说是如获至宝。一封信就像夏天的甘霖，甚至能使沙漠变成绿洲。当当局递给我一封信的时候，我不会急不可待地冲上前去，一把把它接过来。尽管我渴望立即把它拆开并当场展读，但是我不想让当局因看到我那急切的样子而感到满足，而是拿着信慢慢地回到牢房，似乎在展读家书之前还有许多事要做一般。
第69节：罗本岛：黑暗的岁月(7)
在头几个月里，我收到了一封温妮的来信，但是，信却被当局作了审查和删节，除了问候之外几乎什么内容也看不清。岛上的审查人员竟然用墨水把不允许读的段落全部涂掉，但是，当他们发现我们能把涂在信上的墨水清洗掉从而看清墨水下面的内容时，他们于是又改变了删节方式。他们用刀片把要删节的内容裁下来，由于多数信反正两面都写了字，因此其反面上的内容也往往被剪掉。看来，他们巴不得把信弄成碎片。对信笺的审查和删节往往延误信的分发时间，因为有的狱警文化水平不怎么高，所以审查、删节一封信可能要用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发出的信也要经过审查和删节，常常与收到的信一样，被剪得乱七八糟。
8月末，我来到罗本岛还不到三个月，当局告诉我，第二天将有人来探视，但却不告诉我来探视的人是谁。瓦尔特也被告知有人要来探视。我猜想、我希望、我期待、我相信——探望者可能是温妮和阿尔博提娜。
自从温妮得知我们被关进罗本岛监狱的时刻开始，她一直都在设法来岛上探视。作为一个身背禁止处罚的人，她必须经司法部特许才能来罗本岛，因为从法律上说，她与我联系是不允许的。
即使得到了当局的批准，来罗本岛探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探视时间最多不能超过30分钟，政治犯则不允许与来探视的人有任何直接接触，但探视人与囚犯却在同一个房间里见面。
当局似乎从不提前安排探视。不定哪一天，他们与你的夫人取得联系，并说：“明天你被允许探视你的丈夫。”这是非常不方便的，常常使探视无法进行，如果某一亲属提前计划到狱中探视，当局有时会故意拖延时间，直到飞机起飞后才批准。由于多数囚犯的家都在离开普地区很远的地方，并且没有多少钱，所以常常无法到罗本岛探视。有的人来自贫穷的家庭，可以说多年甚至根本就见不到自己的妻子。我认识一个人，他在罗本岛上待了十几年，一次也没有人来探视过。
非直接接触探视室很狭窄，而且没有窗子。囚犯这边是一个只有5平方米的房间，通过一个小方块玻璃与另一边具有相等面积的房间相望。一个人坐在椅子上，通过厚厚的、模糊不清的玻璃看着对方，并通过打在玻璃上的小孔与对方交流，因此，只有大声说话才能使对方听清。后来，当局在玻璃前安装了麦克风和喇叭，效果稍有改善。
瓦尔特和我被叫到探视室，并在室内的一个角落坐下来。我心情有点不安地在那里等待着。忽然，窗子的另一端出现了温妮那可爱的面孔。为了探监，温妮总是把自己刻意打扮一番，设法穿得新一点、高雅一点。不能与我的夫人直接接触，不能温情地与她说说话，不能与她单独在一起，这是一种极大的失望。在我们看不起的人的眼皮子底下，我们不得不在保持一定距离的条件下进行接触。
我立即看出，温妮的精神压力很大。看到我在这样的处境下，她认为我一定是一直在受苦。仅仅来到这个岛上本身就够苦的了，另外还要忍受监狱中严厉的规矩、狱警们的侮辱和无人格可言的待遇。
我随后了解到，温妮近期又遭到了一次禁止处罚，并且由于被禁止而失去了在儿童福利办公室的工作。在她被解雇之前，她的办公室也遭到了警察的搜查。当局一直认为，她正在秘密与我保持联系。温妮很喜欢她的工作，一天到晚忙于为孤婴寻找养父养母、为没有工作的人找工作、为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提供医疗帮助。我夫人的被禁止和烦恼使我感到极大的不安：我不能照顾她和孩子们，而政府正在为她自己照顾自己制造麻烦。我的无能为力使我感到十分苦恼。
我们的谈话一开始就很尴尬，她身后有两名狱警，我身后有三名狱警，这使得我们的谈话难以开场。狱警的作用不仅仅是对我们进行监视，而且也是一种恐吓。当局规定，谈话必须用英语或南非荷兰语，用非洲人的语言进行谈话是被禁止的，谈话的内容也仅限于家庭方面的事情。任何离开家庭的话题和与政治沾边的字眼都将意味着探视的终止。如果谈到狱警不熟悉的名字，他们会要求我们停止谈话，并问该人与我们是什么关系。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因为狱警一般不熟悉非洲人姓名的多样性和特点。有时不得不浪费几分钟宝贵的探视时间向狱警解释家系的不同分支，令人感到无奈和讨厌。但是，他们的无知也给我们带来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为我们想谈的人起一个假名，慌称我们谈的人是我们家中的成员。
第70节：罗本岛：黑暗的岁月(8)
第一次探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知道温妮对我的健康感到不安：她听说我的身体被摧垮了。我立即告诉她我的身体很好，她也能看出我的身体是健康的，只不过比以前瘦了一点儿而已。她也瘦了，我认为这是由于精神紧张而造成的。当温妮在探视中表现出发愁或紧张的样子时，我会敦促她适当增加体重。她总是想减肥，而我则总是不让她减肥。我逐个询问了孩子们的情况，以及我母亲、姊妹和温妮家的情况。
忽然,我听见身后的狱警说：“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我用怀疑的目光回头看了他一眼，意思是不可能已经用完了半小时的探视时间。但是，事实上他是对的，探视总是感觉一眨眼就过去了。在我被监禁的岁月中，每当警喊叫“时间到了！”的时候我总是为时间过得快而感到诧异。温妮和我只好从椅子上站起来，并匆匆告别。温妮走后，我总是感觉温妮似乎并没有离去，只不过为了保持她在我身边的那种感觉。当然，我不会让狱警们看出这种情感。当我走回牢房的时候，我回味着我们所谈的话。随后的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中，我会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探视时的情景。我知道，至少6个月内我不能再次见到我的夫人。事实上，温妮在随后的两年中一直没能再来监狱探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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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这些身在狱中的人来说，时间似乎是静止不动的，但是，对监狱外的人，时间则是不停步的。当我母亲于1968年春天来探望我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觉。自从利沃尼亚审判结束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变化是逐渐地、一点一点地发生的。当你生活在你自己的家中，你很少注意到家人的变化。但是，当你多年不见你的家人的时候，他们的变化则让你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我母亲似乎一下子变得很老了。
她在我儿子马卡托、我女儿马卡紫薇和我妹妹巴贝尔的陪同下从特兰斯凯来岛上探望我。因为有四个人来访，并且他们又是远道而来的，当局把探视时间从半小时延长到45分钟。
自从利沃尼亚审判之前，我就没见过我的儿子和女儿，在这期间，他们已经长大成人。我端详着他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但是，尽管他们已经长大了，我恐怕多多少少地仍然拿他们当我来监狱时的孩子对待。他们可能变了，但是，我却没有变。
我母亲瘦了许多，这使我非常担心。她面色显得有些憔悴。只有我妹妹似乎没怎么变样。虽然见到他们并与他们一起商量家庭问题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但是，我对我母亲的健康却感到不安。
我向马卡托和马卡紫薇表达了让他们继续读书的愿望，并向巴贝尔询问了住在特兰斯凯的亲戚家的情况。时间过得太快，正如每一次有人来探视时一样。最愉快的事情在于对亲人探视的回忆，但是这一次，我却无法摆脱对母亲的担心。我害怕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老人家。
几周后，我们从石料场回来，有人告诉我去监狱办公室拿电报。电报是马卡托发来的，他告诉我：我母亲因心脏病去世了。我立即向监狱长办公室申请，要求去特兰斯凯参加她老人家的葬礼。我的请求被监狱长拒绝了。“曼德拉”，他说，“尽管我知道你是一个守信用的人，你不会逃跑，但是，我对你的人不信任，担心他们会绑架你。”我为不能为我母亲送葬而更加伤心——作为她的大儿子，又是唯一的儿子，为她老人家送葬是我的责任。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十分怀念她老人家。她的一生远远不能算是安乐的一生。在我当律师的时候，我还能够赡养她，但是，进了监狱之后，我就再也不能赡养她老人家了。我欠她老人家太多了。
我母亲的去世使我对自己的人生再次进行回顾和评价。她的艰难、她的贫穷，使我又一次对我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确提出了疑问。这一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把人民的利益置于高于自己家庭利益的位置上，这是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长期以来，我母亲对于我献身于斗争事业一直不能理解。我的家人并不想卷入这场斗争，但是，我的卷入使他们也受到了连累。
第71节：罗本岛：黑暗的岁月(9)
但是，我又回到了同一个答案。在南非，对于一个男子汉来说，不顾人民的需要是很难做得到的，就是牺牲自己家庭的利益也应顾全人民的利益。我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最终，我母亲也支持我所作的选择。但是，这样也不能减轻我为没能使她老人家生活得更好一些或没能让她安息而感受到的痛苦。
1969年5月12日一大早，安全警察在我们奥兰多西的家中把温妮唤醒，并根据1967年通过的《反恐怖法》，未经指控就逮捕了她。《反恐怖法》给政府提供了不用审判就可以对某人实施逮捕和囚禁的权力，这个权力是空前的。我后来得知，这次袭击是全国性袭击的一部分。在这次袭击中，另有十几个人遭到了拘留，其中还包括温妮的姐姐。警察是在泽尼和津泽双双抓着温妮的裙子的情况下硬把她拉走的。后来，她被单独关押在比勒陀利亚的监狱里。在那里，她被剥夺了保释权和被探视权。紧接着，她一连被野蛮地审讯了好几个月。
六个月后，温妮最终被提起公诉，我设法让长期反对种族歧视的律师乔尔·卡尔森为她辩护。温妮和其他22位人士被指控违反了《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企图重新组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后来，乔治·毕佐斯和阿瑟·查斯卡尔松都参加了辩护。他们都曾是利沃尼亚审判的辩护律师。10月份，温妮被捕17个月后，政府撤销了对她的指控，温妮被无罪释放。释放两周内，温妮又遭到禁止，被软禁在家中。她立即提出申请来探视我，但是，却遭到了拒绝。
在监狱里，想到温妮也被关进了监狱，这比什么都痛苦。我勇敢地面对这一现实，但是，在内心深处，我感到十分不安。温妮被单独关押的时候是我内心最为痛苦的时候，尽管我经常劝说别人不要为自己管不了的事情去担心，但是，我自己却不能听从自己的劝告。我有许多个不眠之夜：当局想对我的夫人下什么样的毒手？她是否能够承受？我们的女儿由谁来照管？谁将为她们支付账单？我不断地思考这样的问题，但是又无法回答，这简直是一种精神折磨。
布里格迪尔·奥卡木博允许我给温妮写信，但有一两封信没有及时得到她的回信。正常情况下，等待审判的囚犯是不能通信的。但是，奥卡木博作为对我的关照却允许我们通信，我对他十分感激。不过，我知道当局允许我们通信并不是出于仁慈：他们企图通过阅读我们的书信，从中得到对温妮不利的证据。
在这段时间，我又经历了另一场不幸。1969年7月一个严寒的早晨，也就是我得知温妮被关进监狱三个月后，我被叫到罗本岛监狱办公室，有人递给了我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是我的小儿子马卡托发来的，只有一句话，告诉我他的哥哥，即我的大儿子马迪巴·泰姆比基勒——我叫他泰姆比，在特兰斯凯发生的一次车祸中丧生。泰姆比当时只有25岁，但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一个人对于这样的悲剧还能说什么呢？我对我的夫人的不幸已经够伤心了，我母亲的去世一直使我十分难过，此时，又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我的悲伤，我的心中留下了一个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的创伤。
我回到我的牢房，躺在床上，我不知道在那里躺了多久，只知道那天晚上我没去吃晚饭。有人来看我，我什么话也不说。最后，瓦尔特来到我的牢房。他跪在我的床前，我把那封电报递给了他。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不知道他陪了我多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无法对另一个人说什么。
我请求当局允许我去参加我儿子的葬礼。作为一个父亲，保证使儿子的灵魂得到安息是我的责任。我告诉他们，可以派保安警察同我一起去，我可以立下保证书，保证按时返回监狱。但是，我的请求又一次遭到了拒绝。当局只是允许我给泰姆比的母亲艾韦琳写一封信，我只能在信中尽力安慰她，告诉她我会分担她的悲伤。
我记得有一天下午，当泰姆比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到我曾经从事秘密工作的西里尔德尼的一所能安全藏身的房子里来看过我。由于我一直忙于地下政治活动和法律案件，当时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能见到他了。有一次，我突然回到家中，看见他穿着一件旧矿工服，衣服搭到他的膝盖。他一定是穿着他父亲的衣服有一种安慰感和自豪感，就像我曾经穿我父亲的衣服一样。当我不得不向他说再见的时候，他直直地站在那里，似乎已经长大成人。他说：“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会照顾我们的家。”
第72节：罗本岛：希望的曙光(1)
罗本岛：希望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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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本岛上，祝寿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没有生日蛋糕和生日礼物，我们就凑一点儿食物，多给过生日的人一片面包或一杯咖啡。菲基勒·巴姆和我都是7月18日生人，我把圣诞节买的糖果省下一点儿，等我们两人共同过生日时尽情分享。1968年，我的50岁生日没怎么注意就过去了。但是，在1975年，当我满57岁的时候，瓦尔特和凯西带着他们的长期计划来到了我的面前，他们要使我的60岁生日更让人难以忘怀。
我们经常担心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在人民面前保持斗争的意志。在前几十年里，政府封杀了绝大多数的激进媒体，并禁止刊登被禁止或被监禁的个人的言论或照片。若是给我或我的同事拍一次快照，一个编辑就可能被关进监狱，而且他的报纸也会被取缔。
一天，凯西、瓦尔特和我正在院子里谈话，他们建议我写一写自己的回忆录。凯西认为，出版这本书的最佳时间是我的60岁生日这一天。瓦尔特说：“这样一本书，如果写得真实而公正，可以让人民了解我们的战斗历程。”他还说：“同时，它将成为鼓舞年轻自由战士斗志的源泉。”这个想法打动了我，在后来的讨论中，我同意写一本回忆录。
当我决定干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总是喜欢说干就干。于是我很快就投入到了这项新的工程之中。我制定了一个相当反常的工作计划：在夜间写作，而在白天睡觉。在开始的一两周里，吃过晚饭后我先睡一小觉，到晚上10点钟起来，然后一直写到第二天吃早饭。在石料场干完活儿后，我会一直睡到吃晚饭，这样周而复始地一直继续下去。如此干了几周后，我告诉监狱当局我身体不太好，无法去石料场劳动，他们似乎对此并不介意。从此之后，我就能在白天大多数时间睡觉。
我们创建了一条处理手稿的流水线，每天我把我写好的稿子交给凯西，他看过后再交给瓦尔特。凯西会把修改意见写在书稿的空白处，瓦尔特和凯西总是乐意给我提意见，我也很重视他们的意见，并总是按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
被标注得密密麻麻的稿子传递给拉鲁·奇巴后，他再花上一夜的时间把手稿转换成几乎是微型的速记稿，把十页大纸转换成一张小纸。设法把稿子偷偷地传到岛外则是麦克的工作。
很快，狱警们就产生了怀疑。他们走到麦克面前说：“曼德拉在干什么？他为什么夜间老是不睡觉？”麦克只是耸耸肩说不知道。我迅速地写，仅用了4个月就完成了初稿。在措词方面，我并没有过多地斟酌。我的回忆录涵盖了从我出生到利沃尼亚审判的主要经历，最后以罗本岛的日记作为结尾。
我随写随回忆我的经历。在那些不眠之夜，当我默默地写作的时候，我再一次回忆起我在库奴和穆克孜韦尼的情景、来约翰内斯堡之后的兴奋和恐惧、青年团的风风雨雨、叛国审判的无休无止、利沃尼亚的梦想。它们就像是正在醒来的梦一样，我尽量写得简单，尽量真实地用白纸黑字把它们表达出来。
麦克机智地把抄写好的书稿藏在他用于学习的一捆记录本内。只能用这个办法才能使全部书稿瞒过监狱当局的眼睛，然后才能在1976年他被释放时偷偷把书稿从监狱里带出去。我们的安排是，当书稿被安全转移到国外的时候，麦克会秘密通知我们，只有接到书稿已经被安全转到国外的消息后，我们才能把原稿销毁。同时，我们需要先把这部500页的书稿进行妥善处理。我们认为，能够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书稿埋在院子的花园里。院子内的监视不很严密，并且是断断续续的，因为狱警们通常都是坐在北头的一个办公室里聊天。他们从办公室里看不见与隔离关押区相邻的南端，而在南端恰恰就有一个小花园。我早上散步的时候顺便考察了一下那个小花园，我决定就把书稿埋在那里。
为了避免挖的坑太大，我们决定把书稿分成三份掩埋。我们分了两个小包和一个大包，每个包都先用塑料布包裹起来，然后再放进空的可可容器里。这项工作必须尽快完成，于是，我请杰夫·马塞莫拉准备挖坑工具。不几天的工夫，我们就找到了几根锋利的铁钎。
第73节：罗本岛：希望的曙光(2)
一天早上吃过早饭后，凯西、瓦尔特、艾迪·丹尼尔斯和我悄悄地来到院子南端的花园中。我们假装在那里商量事情，每个人的衬衣下都藏了一部分书稿。我使了个眼色，我们立即弯下腰开始挖坑。我在中间挖，正位于一个通向排水管检修井的井盖附近。当挖到排水管的时候，我在排水管的下面挖了个洞，把三包中最大的那包书稿放在了洞内。他们三个人挖了两个较浅的洞，把另外两包书稿埋在了里面。
在大家就要排队去石料场的时候，我们已经及时地把书稿掩埋好了。那天上午我走在路上，一直为书稿的安全藏匿而感到莫大的安慰。以后，我们再也不用为书稿的事担心了。
几周后的一天，我们刚刚被叫醒，就听见院子里有一种使我不安的声响，那是镐头和铁锹刨地的碰击声。当我们被允许从牢房里出来进行洗漱时，我走到走廊的头上，设法向门外窥视。在院子南端，有一伙来自普通犯人监禁区的人正在干活。使我紧张的是，他们正在掩埋书稿的地方挖土。
监狱当局决定在隔离关押区前面垒一道墙，因为他们发现，被隔离关押的犯人能在院子里与我们联系。这伙人是在挖一个浅沟，以便为垒墙打混凝土地基。
我一边洗漱，一边设法告诉瓦尔特和凯西关于外面挖沟的事情。凯西认为，那一大包稿被埋在排水管底下，应该是安全的，但是，另外两个小包却有可能暴露。当早饭被送到院子里的时候，负责看管那伙干活的人的狱警吩咐他们离开了院子。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他们与政治犯有任何亲善的机会。
我端着饭碗把瓦尔特和凯西领到院子的南头，假装有什么私事需要商量。开挖的地基沟的一头已经接近了那两个小包。同时，艾迪·丹尼尔斯也来到我们跟前，他立即发现了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