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后特别注意我，有时直接与我谈话。不过，她讲的是塞索托语，我只懂得只言片语。塞索托语是索托人和茨瓦纳人的语言，他们中有一大批人住在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她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然后用英语说：“你连自己的语言都不懂，将来还当什么律师和领导人？”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使我很难堪，也使我清醒。它使我认识到自己目光短浅，没有做好为自己的人民服务的准备，我自觉不自觉地屈服于白人政府鼓励的种族区分，不知道如何同自己的亲属朋友讲话。因为没有语言就无法与人们交流，也就谈不上理解他们；没有语言，就不能共享他们的希望和理想，也不能掌握他们的历史、欣赏他们的诗词和歌曲。我又一次认识到，我们不是讲不同语言的不同的人，我们是讲不同语言的同一种人。
摄政王访问约翰内斯堡之后不到六个月，佳士提斯和我得到了他去世的消息，那是1942年的冬天。当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身体很差，他的去世并不十分令人感到突然。我们是在报纸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的，因为发给佳士提斯的电报给丢失了。我们立即动身去特兰斯凯，到达的头一天，摄政王的葬礼已经举行了。
尽管我因为没有赶上摄政王的葬礼而痛心，但是又为在他去世前与他消除了隔阂而庆幸。我不是不感到内疚，我知道，即使是我与摄政王疏远的时候，虽然我的朋友可能会抛弃我，我的一切计划可能会落空，我的希望可能都会破灭，但是，摄政王决不会抛弃我。即使是这样，我仍然对他不尊重，我不知道我的离家出走是否与他的逝世有关。
摄政王的逝世使政治舞台上失去了一位开明的、宽容的领袖。他实现了一切伟大的领袖人物所追求的标志性目标：让他的人民团结一致。大家都忠于他，不论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传统主义者还是改革主义者、白领官员还是蓝领矿工。不是因为他们总是与他保持一致，而是因为摄政王倾听和尊重不同的意见。
葬礼后，我将近在穆克孜韦尼待了一周，这是一段回顾与发现的时间。没有什么事情像回到什么也没有发生变化的地方而自己的生活却已经发生变化那样令人浮想联翩。大王宫依然如故，与我在那里长大的时候没有任何差别。但是，我发现我自己的观点和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演变。我不再向往在公共事业中服务或在当地事务局担任翻译的职业；我不再认为我的前途与泰姆布兰和特兰斯凯捆绑在一起；我甚至认为我的考撒语言不再那么纯正，受到了祖鲁语言的影响。祖鲁语是矿脉一带的主要语言之一。在约翰内斯堡的生活中，我接触了像高尔·瑞德贝这样的人；我在律师事务所获得的经验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信仰，我回想起当年那位年轻小伙子，他离开了穆克孜韦尼，作为一位土著人，他的视野很小。现在，我相信我是从事情的本来面貌理解这些事情的。当然，这也是一种幻觉。
第16节：约翰内斯堡(5)
我仍然感觉自己的大脑和心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我的心告诉我，我是一个泰姆布人，我被抚养成人，并被送进学校读书，这样我就在维护王权中起到了特别的作用。难道我对去世的先人没有感激之情？难道我对使我得到摄政王的关爱的我的父亲没有感激之情？难道我对像亲生父亲一样关爱我的摄政王本人没有感激之情？但是我的大脑却告诉我，按照自己的意愿计划自己的未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难道不允许我作出自己的选择吗？
佳士提斯的情况与我的情况的确不同。摄政王去世后，他担负起了新的重要责任。他继承了摄政王的王位并决定留在穆克孜韦尼，享受他生来就有的权力。我必须返回约翰内斯堡，甚至不能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在我们的语言中有这样一句话：“Ndiwelimilambo enamagama”（我渡过了著名的河流）。意思是说，一个人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从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在我独自一人回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我想起了这句话。自从1934年，我在自己的土地上也渡过了许多重要河流：在我去希尔德顿的时候，我渡过了穆巴谢河和大凯河；在我去约翰内斯堡的路上，我渡过了奥兰治河和法尔河。但是，我还有许多河流需要渡过。
1942年年末，我通过了最后一次文科学士学位考试，取得了我曾经梦寐以求的资格。我为取得学位而自豪，不过，我也知道，学位本身既不是轻易取得成功的法宝，也不是轻易取得成功的通行证。
在律师事务所，我与高尔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让希代尔斯基越来越恼火。高尔说，教育对我们的进步是基础，但是，他指出，至今没有哪国人民或哪个民族仅仅通过教育而获得自由。“教育确实是好东西，”高尔说，“但是，如果我们准备依赖教育，我们将需要等上100年才能等来我们的自由。我们贫穷，我们几乎没有教师，甚至连学校都没有。我们甚至没有教育自己的权利。”
高尔认为，解决的办法不能到滔滔不绝的理论中去寻找。他断言，对于非洲人来说，变化的引擎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是在南非寻求权利的最好方式。他强调，非洲人国民大会倡导变革的历史十分久远，它建立于1912年，是南非最早的全国性非洲人组织。它的章程公开谴责种族歧视，其领导人来自不同的部落团体，倡导非洲人的目标是全南非公民化。
尽管高尔缺乏正规教育，但他事实上从各方面都是我的老师。中午吃饭休息期间，他常常即兴发表演说。他借书给我读，推荐人士同我交流，推荐会议让我参加。在福特黑尔大学，我学过两个学期的现代史，尽管我也知道许多历史事件，但是，高尔能解释历史事件的过程和人们采取行动的原因。我感觉好像是在亲临其境地学习历史。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高尔全身心地投入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他似乎是为自由而生。高尔有时一天出席几个会，在会上他总是作为演说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似乎只考虑革命，而不考虑别的任何事情。
我与高尔一起去参加城区咨询委员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会议。我是以观察者而不是以参会人员的身份参加这些会议的，因为我从没想过在会上发表任何讲话。我是为了解讨论的问题、评价争论的焦点、领教演讲人员的口才而参加会议的。咨询委员会的会议大多马虎、敷衍、官僚，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会议则往往争论活跃，讨论的问题包括议会、通过法律、公共汽车票价等一切对非洲人有影响的公共话题。
1943年8月，我与高尔和其他一万多人参加了游行，支持亚历山大公共汽车职员罢工，抗议公共汽车票由四便士涨到五便士。高尔是这次罢工的组织者之一。在这次罢工中，我认真观察了高尔。这次罢工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初步告别了观察者的身份，真正成为一个参与者。我发现，与人民一起游行是令人高兴和鼓舞的事情。我也对那次罢工的效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罢工后连续九天公共汽车一直空车运行，公共汽车公司不得不把车费又恢复到了四便士。
第17节：约翰内斯堡(6)
在律师事务所里，高尔的观点并不是我唯一注意的观点。有时，与希代尔斯基一起做生意的白人地产商汉斯·马勒讨论问题也吸收我参加。他是一个典型的商人，完全从供求关系这个棱镜观看世界。一天，马勒先生指着窗外说：“看外面，纳尔逊，你看没看见那些男男女女在大街上跑来跑去?他们在追逐什么？他们为什么那么卖力地工作？我告诉你，他们都在追逐钱财。因为钱财就等于幸福，也是你必须为之奋斗的东西。‘金钱，不是别的，是金钱，一旦你有了足够的金钱，你生活中就再也不缺别的东西了。’”
威廉·史密斯是一个做非洲人财产生意的有色人，经常在我们事务所附近转。史密斯是工商工人联盟的老盟员。工商工人联盟是柯莱门茨·卡德利埃发起成立的南非第一个黑人商会。但是，史密斯的观点自从这个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纳尔逊，”他说，“我涉足政治已经很长时间了，我现在每时每刻都在为此而后悔。我的年华都浪费在了徒劳之中，为空虚而自私的人服务，这些人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他们假装为政治服务，凭我的经验，那不过是从穷人身上窃取钱财的骗局。”
希代尔斯基不参加这些讨论，他好像认为讨论政治几乎与参与政治一样浪费时间。他一次又一次地劝我远离政治，他以高尔和瓦尔特·西苏陆为例提醒我：“这些人会毒害你的大脑。”“纳尔逊，”他问我，“你要当一名律师对不对？”我说“对”。“如果你要当律师，你就要当一个成功的律师，难道不对吗？”我又回答说“对”。“那好，如果你参与政治，”他说，“你的工作就要遭受损失。你将与当局产生麻烦，而这些人又往往是你工作中的同盟者。你将失去客户，陷入破产。你的家庭就会破裂，最终你将被投入监狱。如果你涉足政治，这就是你的结局。”
我听着这些人说的话，认真掂量这些话的分量。这些话都有一定的道理。我已经倾向于某种政治，但是，我不知道我所倾向的政治是什么政治和为什么倾向这种政治。我正在边缘上徘徊，不知如何是好。
只要一涉及我的工作，高尔就不仅仅是在劝告我了。1943年初，这时我已经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了将近两年。他把我拽到一边说：“我的小伙子，只要我在这个律师事务所，他们就决不会与你签订工作合同，不管你有没有学位。”我感到惊讶，告诉高尔说，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他又没参加律师培训，他的工作怎么会影响我与该律师事务所签订工作合同。“没问题，纳尔逊，”他继续说，“他们将会说：‘我们有高尔，他能对我们的人讲法律，我们为什么再要一个呢？高尔已经为我们律师事务所带来了客户。’但是，他们不会当面对你说这件事。他们只是往后推，拖延时间。你当律师，这对我们在这个国家里的斗争前途是很重要的。因此，我准备离开这个律师事务所，自己开办一个房产代理公司。当我走了的时候，他们除了与你签订劳动合同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我请求他不要辞职，但是，他已经拿定了主意。几天内，他向希代尔斯基递交了辞呈，正如高尔说的那样，希代尔斯基最终与我签订了劳动合同。我不能说高尔的辞职与这件事有没有关系，但是，他的辞呈是他慷慨无私的又一证明。
1943年初，我通过了南非大学的考试之后，需要回福特黑尔大学办理毕业手续。在我动身去福特黑尔大学之前，我决定为自己买一身合适的衣服。为此，我不得不向瓦尔特·西苏陆借钱。当我要去福特黑尔大学读书的时候，摄政王为我买过一身新衣服，现在在这里毕业的时候，我要自己给自己买一身新衣服。当时，我还从我的朋友兼校友兰道尔·皮特尼那里借了一身校服。
我的侄子K.D.马叹兹玛已于几年前毕业，他开车把我母亲和摄政王的遗孀“非英格兰”送到福特黑尔大学参加我的毕业仪式。我为母亲来参加我的毕业仪式感到很高兴，事实上，“非英格兰”王后来参加我的毕业仪式使我感觉好像是摄政王亲自为我的毕业祝福。
第18节：约翰内斯堡(7)
毕业后，我在达利旺伽（马叹兹玛的氏族名，我通常这样称呼他）家里住了几天。达利旺伽已经选择了世袭酋长的道路。他按照世袭关系要出任泰姆布兰埃米格兰特的酋长。埃米格兰特位于特兰斯凯的最西部。我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劝我当上律师后回乌姆塔塔工作。“你为什么住在约翰内斯堡？”他问道，“你更需要在这里工作。”
这个建议有一定道理：在德兰士瓦的专业非洲人员当然比在特兰斯凯的专业非洲人员多。我告诉达利旺伽，他的建议为时尚早。但是，我心中知道自己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通过与高尔和瓦尔特结识，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是要为全南非人服务，而不是仅仅为某一个局部或某一部分人服务。我感觉到生命中的潮流正在把我从特兰斯凯冲走，冲向似乎是属于中心的地带，冲向忠于地区利益让位于忠于全南非的共同利益的某个地方。
在福特黑尔大学毕业给了我自省和反思的时间。自己的旧设想与实际经历之间的反差强烈地震撼了我，使我丢弃了以前那种大学毕业自然要当官做老爷和我与泰姆布王室的亲属关系自然保证我的尊贵地位的想法。有一份成功的职业和可观的薪金不再是我的最终目标。我发现自己被拉进了政治领域，因为我不再满足于我原有的信仰。
在约翰内斯堡，我进入了见识和实际经验比高学历更重要的圈子里。我恰恰在得到学位的时候才发现，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好像与我的新环境没有什么关系。在大学里，老师们羞答答地避开诸如种族压迫、非洲人缺少机会、镇压黑人的法律和规定这样的课题。但是，在约翰内斯堡的生活中，我几乎天天遇到这些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出如何消除种族歧视的建议，我不得不通过不断摸索进行学习。
在我1943年初回到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我考入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法学学士。对于一个律师来说，这是预备性培训。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大家习惯称“威特大学”，位于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偏北部的布拉姆方丹，许多人认为它是南非第一所讲英语的大学。
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使我第一次接触白人，而在福特黑尔大学我只是偶然接触到来自格拉姆斯敦的罗德斯大学的白人学生。但是，在威特大学，我却直接与白人一起上课。这对他们和对我一样，都感到新鲜，因为我是法律系唯一的非洲学生。
南非讲英语的大学是自由价值的孵化器，这是对这些接收黑人学生的大学的一种赞扬。对于南非白人大学，这种事情是不可思议的。
尽管这所大学提倡自由价值，但我在那里从来没有真正感到舒服过。除了服务人员外，始终只有我一个黑人。往最好处说，我被别人当珍奇人物看待；往最坏处说，我被别人看作是一位闯入者。这种经历并不是一种愉快的经历。我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要十分警惕。我既遇到过慷慨，也遇到过敌意。尽管我设法寻找同情自己的白人，而且这些白人成了我的朋友，后来又成了我的同事。但是，威特大学的大多数白人并非不是种族歧视者或不抱种族成见的人。记得有一天，我上大堂课时迟到了几分钟，因此没注意与一个名叫萨雷尔·替基的同学靠着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他后来成为合众党的一位议员。尽管这堂课已经开始，并且只有几个空位子，但是，他却故意地收拾起东西挪到离我比较远的座位上。这种行为并不是个别、偶然的现象。没有人说“卡非尔”（非洲黑人）这个词，但是，他们的敌意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感觉倒是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的法律教师哈罗先生是一个严格而聪明的人，不允许他的学生有过多的独立性。当他谈到女人和非洲人的时候，他坚持一种奇怪的法律观点。他说女人和非洲人不应该当律师，他认为法律是社会科学，而女人和非洲人的大脑没有受过足够的训练，不能掌握错综复杂的法律内涵。他曾经告诉我，我不应该在威特大学学习，而是应该通过南非大学取得学位。尽管我不赞成他的观点，但是，我无法证明他的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我作为一个非洲学生的处境是十分凄惨的。
第19节：约翰内斯堡(8)
我在威特大学遇到了许多人，他们与我一起经历了解放斗争的兴衰。没有他们,我将没有成就可言。许多白人学生让我感到超乎寻常的温暖。在威特大学第一学期,我认识了乔·斯洛沃和他未来的夫人鲁思·佛斯特。那时和现在一样,乔是我遇见的头脑最敏锐、思维最敏捷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热情的共产主义者，因为精神高尚而知名。鲁思具有外向的人格，也是一位有天赋的作家。他们两人都是南非犹太移民的孩子。我开始与乔治·毕佐斯和布拉姆·费希尔建立了终身友谊。乔治是希腊移民的孩子，是一个富有同情心且头脑敏捷的人。布拉姆·费希尔业余时间当助教，他是一个著名的南非白人家庭的子孙。他爷爷曾是奥兰治殖民地的首相，父亲则是奥兰治自由邦的总统。尽管他可以一直担任南非的首相，但是，他却成为我所知道的为自由而斗争的最勇敢、最坚强的朋友之一。我与托尼·奥多德和哈罗德·沃尔佩成了朋友，他们都是政治激进分子和共产党党员。朱利斯·布朗德及其夫人也是我的朋友，他们都是反对南非种族隔离事业的精英。
我也与许多印度学生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尽管在福特黑尔大学也有一小部分印度同学，但他们住在另一个旅店里，我很少与他们接触。在威特大学，我认识了伊斯梅尔·弥尔、J.N.辛格、阿迈德·布拉和拉姆拉尔·布里亚，并同他们成了朋友。这个紧密团体的中心是伊斯梅尔的住处，位于市中心住宅区考尔沃德平房13号，有4个房间。我们在那里学习、谈话，甚至跳舞，一直到第二天凌晨。这里成了年轻自由战士的司令部。如果太晚，赶不上回奥兰多的火车，我有时就住在那里。
伊斯梅尔·弥尔是一个聪明而严肃认真的人，他出生于纳塔尔。在威特大学法学院的时候，他成为德兰士瓦南非印度人大会的主要成员。J.N.辛格是一个多数人喜欢的漂亮小伙子，与所有有色人都处得很融洽，他也是一名共产党党员。有一天，伊斯梅尔、J.N.辛格和我正在急急忙忙地去考尔沃德平房，尽管事实上是印度人能乘而非洲人不能乘有轨电车，但是，我们还是都乘坐了有轨电车。还没走多远，有轨电车的售票员就用南非荷兰语对伊斯梅尔和J.N.辛格说不允许他们的“卡非尔”（非洲黑人）朋友乘坐。伊斯梅尔和J.N.辛格对那位售票员非常气愤，告诉对方他们连“卡非尔”这个词都不懂，用这样的名字称呼我是对我的冒犯。那位售票员立即让电车停下来去喊警察，警察把我们逮捕并送进警察局控告我们，并命令我们第二天去法院应诉。那天夜里，伊斯梅尔和J.N.辛格安排布拉姆·费希尔为我辩护。第二天，地方法院院长似乎了解布拉姆的家庭关系，我们很快就被无罪释放。我第一次看到，执法人员的眼睛一点都不会放过黑人。
威特大学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个理想、政治信仰与辩论的世界，一个人们对政治满腔热情的世界。我融入了我们自己那一代的白人和印度知识分子之中，这些青年人将在随后几年中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运动的先锋。我第一次看到，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正在坚定地开展自由解放斗争，尽管他们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是他们都做好了准备：为了被压迫人民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第20节：一个自由战士的诞生(1)
一个自由战士的诞生
13
非洲人不能投票，但这并不意味我们不关心谁赢得了选举。在1948年的白人大选中，执政的合众党在珍纳罗尔·斯马茨的领导下反对复兴的国民党。当时，合众党正处于国际威望鼎盛时期。在斯马茨使南非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阵营的同时，国民党拒绝支持英国而公开同情纳粹德国。国民党的竞选运动以“黑人危险”为中心，在竞选中打出了两个口号：“黑人们留下”、“苦力们滚出这个国家”。苦力是南非白人对印度人的贬称。
在荷兰归正会的前牧师、一家报社的编辑丹尼尔·马伦的领导下，国民党是一个受仇恨驱使的党派。他们对英国人充满着仇恨，英国人几十年来一直把他们当作次等人；他们对非洲人也充满着仇恨，国民党人认为黑人是对南非白人文化的繁荣和纯度的威胁。非洲人只是对珍纳罗尔·斯马茨不忠，而我们则不仅仅是对国民党不忠。
马伦的理论平台就是种族隔离。种族隔离是新术语、旧思想。其字面的意思是“隔开”，它代表的是一种压迫制度下的所有法律、法规的总和，这些法律和法规使非洲人在地位上低于白人达几个世纪。这种或多或少的非法现实无情地被合法化。在过去300年中，偶然的隔离常常被巩固成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其行政手段是残忍的，行政范围是无所不包的，行政权力是至高无上的。种族隔离的前提是白人比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都优越，其作用就是永远维护白人的霸权地位。正如国民党人所指出的那样：“白人必须始终保留其上司地位。”他们的理论平台是建立在“白人至高无上”这一基础之上的，“白人至高无上”的含蓄意思就是在各个领域内保持白人的绝对统治。这个理论得到了荷兰归正会的支持。荷兰归正会用宗教理论为种族隔离提供依据。这种宗教理论暗示南非白人是上帝选择的人，黑人是南非白人的附属。按照南非白人的世界观，种族隔离和教会两大武器要同时并举。
国民党的胜利起源于南非白人统治被英国人推翻。英语作为一种官方语言仅次于南非荷兰语。国民党的口号包藏了他们的使命：“我们自己的人民，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自己的土地。”按照南非白人扭曲的宇宙理论，国民党的胜利就像以色列人到“应许之地”一样。这是上帝应许的实现，在他们看来，南非应该永远是白人的国家。
这次胜利也是一种震惊。合众党和珍纳罗尔·斯马茨打败了纳粹，他们也一定能击败国民党。在大选的那天，我与奥利佛·塔博和另外几个人一起在约翰内斯堡参加了一个选举大会。我们仅仅是探讨国民党人政府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喜欢有这个政府。选举进行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卖报的售货亭正在出售《兰德每日邮报》：国民党人胜利了。我感到吃惊和失望，而奥利佛则说了一句更有意思的话。他说：“我喜欢这个结果。”我想象不出他为什么说这句话。他解释说：“现在我们明确了谁是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将采取什么立场。”
就连珍纳罗尔·斯马茨也认识到了这种理论的危险，他把“种族隔离”谴责为“狂热的概念”，是由于偏见和恐惧而产生的理论。自从国民党人选举的那一时刻，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土地从今以后将成为紧张和冲突的战场。在南非历史上，唯我独尊的南非白人政党第一次把持了南非政府。马伦在他大选胜利后演讲时宣布：“南非属于我们了。”
同一年，青年团在穆达起草的、执行委员会公布的文件中阐述了自己的方针，这就是号召一切爱国青年推翻白人独裁统治。我们反对南非共产党人关于非洲人主要是作为一个阶级受压迫而不是作为一个种族受压迫的见解，并且指出，我们必须在非洲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由非洲人自己领导发动一个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
我们提倡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废除禁止非洲人从事技术工作的种族歧视法律，要求实行自由义务教育。该文件也重点批评了更极端的马库斯·伽韦主张的“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民族主义与青年团的民族主义两大理论之间相互拆台的做法。后者承认南非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
我赞成非洲民族主义的极端革命倾向。我对白人不满，而不是对种族歧视不满。虽然我不准备把白人赶进大海，但是如果他们爬上他们的轮船自愿地离开这个大陆，我将十分高兴。
青年团或多或少地对印度人和有色人更友好一些，与非洲人一样，把印度人也说成是被压迫的人民。但是，印度人有自己可以依靠的祖国——印度。有色人也是被压迫人民，但是他们不像印度人，他们除了非洲之外并没有自己的祖国。如果他们接受我们的方针政策，我愿意接受印度人和有色人。但是，他们的利益与我们的利益是不相同的，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能够投入到我们的事业中来。
马伦立即开始实行他的恶毒纲领。上台几周内，国民党政府就赦免了战时的叛徒罗贝·雷布朗特——他曾经组织叛乱，支持纳粹德国。国民党政府企图限制商会运动，废除印度人、有色人和非洲人有限的权利。《选民分离代表法》最终剥夺了有色人在议会中的代表权。《禁止通婚法》于1949年出台，随后紧接着又出台了《不道德行为法》，使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性关系非法化。《人口登记法》把南非人按种族加注标签，使肤色成了个人最重要的仲裁条件。马伦出台了《社团区域法》，并把这个法描述成“种族隔离的核心”，要求为每个种族社团划分居住区。过去，白人依靠武力夺取土地，现在他们又通过立法把掠夺的土地合法化。面对来自政府的这种新的强大威胁，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走上不平常的历史性道路。194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作出了里程碑式的努力，把自身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群众组织。青年团起草了行动纲领，纲领的核心就是发动群众运动。
第21节：一个自由战士的诞生(2)
在布隆方丹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该组织采纳了青年团的行动纲领，号召举行联合抵制、罢工、被动抵抗、抗议示威及其他形式的群众行动。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过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斗争策略一直是把其活动控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我们青年团团员早就看到了采取合法的手段打击种族压迫的失败。现在，整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开始迈出了更积极的一步。
如果没有内部的剧烈变动，这些变化是不会发生的。在召开年会的前几周，瓦尔特·西苏陆、奥利佛·塔博和我在索菲亚顿埃克苏玛医生的家里私下会见了埃克苏玛。我们向他说明，按照甘地在印度发动的非暴力抗议活动和1946年开展的被动抵抗运动，我们认为采取群众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并坚持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压迫面前太软弱。我们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终究要准备冲破法律的束缚，并且如果有必要则愿意像甘地那样为了自己的信仰去坐牢。
埃克苏玛坚决反对，声称这种策略是不成熟的，只能让政府抓住镇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借口。他说，这种形式的抗议，最终必然会在南非发生，但是，在眼下这个时刻迈出这一步是致命的。他明确表态，他是一个远近闻名且事业有成的医生，他不会去坐牢，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我们向埃克苏玛摊了牌：如果他支持我们建议的行动纲领，我们将在下一次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选举中支持他；如果他不支持我们的纲领，我们就不会支持他。埃克苏玛生气了，骂我们是敲诈，断然拒绝我们为他投票的条件。他说我们年轻气盛，不尊重他。我们规劝他，但是没起作用，他没有支持我们的建议。
深夜11点，他不礼貌地把我们从他家中轰出门外，然后立即关上了门。索菲亚顿没有路灯，那天又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并且所有的公共交通早就停止运行，而我们则住在几英里外的奥兰多。奥利佛说，埃克苏玛至少应该为我们提供交通工具。瓦尔特在附近有个朋友，我们说服他留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宿。
在12月份召开的大会上，青年团团员都知道不投埃克苏玛的票。因为有两个候选人，我们准备选J.S.莫罗卡为主席。他本来不是我们的第一选择，Z.K.马修斯才是我们想选的人，但是，马修斯认为我们太激进，我们的行动计划太不可行。他称我们是幼稚的狂热分子，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才会成熟起来。
莫罗卡先生是一位希望不大的候选人。他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会员，当时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是托洛斯基分子把持的组织。当他同意反对埃克苏玛的时候，青年团把他作为会员吸收进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时，他坚持把非洲人国民大会作为全非洲的“国务院”。他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并不太了解，也不是一个有经验的活动家，但是他尊重别人，支持我们的纲领。和埃克苏玛一样，他也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南非最富有的黑人。他在爱丁堡和维也纳上过学，而他的老爷爷曾经是奥兰治自由邦的总统。19世纪，他老爷爷曾经张开双臂欢迎南非白人，并且向南非白人赠送土地，后来却被出卖了。埃克苏玛被击败了，莫罗卡医生成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瓦尔特·西苏陆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书记，奥利佛·塔博当选为全国执行主席。
在这次年会上行动纲领获得通过，它号召通过联合抵制，即罢工、不服从政府和不与政府合作，去争取政治权利。另外，大会还号召国庆节停止工作，抗议政府的种族歧视和反动政策。这是一种脱离单纯地依靠温和抗议的腾飞，许多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坚定分子在这个富有更伟大的战斗精神的新时代变得大为逊色。如今，青年团团员登上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舞台。我们正在引导非洲人国民大会走上更积极、更革命的道路。
我只能在远处庆祝青年团的胜利，因为我不能出席大会。当时我正在一个新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不准我请两天假去布隆方丹参加会议。这家律师事务所虽然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律师事务所，但是，要求我忘记政治，把全部精力用在工作上。如果我去参加会，我将丢掉工作，我经不起这个损失。
第22节：一个自由战士的诞生(3)
群众的革命精神十分高涨，但是我却对共产党人和印度人一起采取的任何行动仍然抱有怀疑。1950年3月，由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保卫自由演讲大会”吸引了上万人集中在约翰内斯堡的贸易广场上。莫罗卡医生没经过咨询执行主席，就主持了“捍卫自由演讲大会”，这是一个成功的大会。但是，我仍然对此保持警惕，因为其背后的发起者是共产党。
在共产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鼓动下，大会通过了举行一天总罢工的决议，这一天是5月1日，被称作自由日。这次罢工要求废除《通行证法》及所有种族歧视性法律。尽管我支持这些目标，但是，我认为共产党人企图抢夺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抗议日的胜利果实。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首先发动这次运动，所以我反对五一大罢工，并认为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搞自己的运动。
阿迈德·卡特拉达当时只有21岁，和其他青年一样，他极力为准备大干而小试身手。他是德兰士瓦印度青年大会的一名骨干。他听说我对五一大罢工持反对态度。一天，当我走在总督大街上的时候，碰见了卡特拉达。他很生我的气，指责我和青年团不想同印度人或有色人合作。他用挑战性的口吻说：“你是非洲人的一个领导，我是一个印度青年，但是我相信非洲群众是支持五一大罢工的。我向你提出挑战。你可以指定在任何一个非洲人居住的城镇召开一次会议，我保证那里的人民将会支持我。”这纯粹是一种恐吓，但也使我感到很气愤。我甚至要求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和共产党三方执行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并准备在会上提出申诉，但是伊斯梅尔·弥尔劝我冷静下来。他说：“纳尔逊，他年轻，头脑发热，不要和他一般见识。”最后，我对我的这一行动感觉有点厌倦，并撤回了申诉。尽管我与卡特拉达有分歧，但是我佩服他的激情，我们之间出现的小插曲仅仅是个偶然事件。
自由日大罢工在没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正式支持下提前进行。正如预料的那样，政府禁止5月1日这天召开任何会议和集会。这一天，三分之二以上的非洲人都在家中静坐。当天夜晚，尽管政府禁止集会，但是群众仍然在奥兰多聚集。当时，瓦尔特和我就在奥兰多西区自由日群众集会的外围。天上的月亮皎洁而明亮，当我们看着整齐的抗议队伍游行的时候，我们发现500码以外的小河对面有一伙警察正在集中。他们一定也看见了我们，因为他们忽然向我们这个方向开枪。我们假装被击倒在地上，看着警察冲向人群用警棍击打群众。我们躲进附近的一个护士宿舍里，在那里听见子弹射入墙中的声音。在这次不加区别的、无缘无故的袭击中，有18名非洲人被打死，另有许多非洲人被打伤。
尽管这次暴行遭到了抗议和谴责，但是民族主义者的反应却是保持克制。几周后，政府出台了臭名昭著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了紧急会议。这个法律宣布南非共产党是非法的，使参加共产党成了犯罪，最多可判处10年监禁。这个法律的打击面太大，它把一切仅仅是最温和地向政府提出的抗议也列为违法，把犯罪范围扩大到在工会内进行任何引起“政治、工业、社会或经济骚乱或混乱”的理论宣传。这个法律基本上允许政府随意把任何一个组织列为非法组织，禁止任何个人反对政府的政策。
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和非洲人民组织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新对策。除了其他人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外，达杜医生也讲了话，他说，允许过去的分歧阻碍联合阵线反抗政府是愚蠢的。我发言支持他的观点：显然，对任何一个自由团体的镇压都是对所有自由团体的镇压。在这次会上，奥利佛说了一句预言性的话：“今天镇压的是共产党，明天将会是我们的商会、我们的南非印度人大会、我们的人民组织和我们的非洲人国民大会。”
在南非印度人大会和非洲人民组织的支持下，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定在1950年7月26日举行国庆节抗议活动，抗议政府5月1日杀害18名非洲人和通过《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这项建议获得了批准，在准备国庆节抗议日的过程中，我们进一步密切了与南非印度人大会、非洲人民组织和南非共产党的关系。我相信，我们面临着很大的威胁，但这种威胁可以使我们与我们的印度盟友和共产党盟友携起手来。
第23节：一个自由战士的诞生(4)
是年，我被较早地选进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执行委员会，接替了埃克苏玛医生的位置。埃克苏玛在落选后辞掉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职务。我并非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在我10年前来到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是埃克苏玛医生设法为我安排了第一份工作，当时我还没有介入政治的想法。现在，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我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中资历最深的人一道工作。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我已经由一个“牛虻”变成了一个我一直反对的实权人物。这是一种很难理解的感觉，让我百感交集。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更容易一些，因为他没有责任。但是，作为一个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我必须权衡各种意见并作出决定，而且还要预料到来自像我自己这样的反对者的批评。
群众运动在南非是危险的。在这里，非洲人举行罢工是犯罪，言论自由和运动的权利被无情地剥夺。举行罢工，一个非洲人不但要承担丢掉工作的危险，而且还要承担丢掉他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危险，甚至还会丢掉他在本地居住的权利。根据我的经验，政治性罢工要比经济性罢工更危险。因为出于政治上的不满而举行的罢工与因为一个明确的、诸如要求提高工资或减少劳动时间而举行的罢工相比，是一种更危险的活动，需要特别有效的组织。国庆抗议日正是一次政治性罢工，而不是一次经济性罢工。
在酝酿7月26日大罢工中，瓦尔特走遍了全国，征求各地领导人的意见。在他外出期间，我主持繁忙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这里是组织这次全国性大罢工的指挥中心。每天，各种各样的领导人都到该办公室了解按计划准备这次罢工的进展情况。他们有：达杜医生、迪利泽·穆吉、德兰士瓦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J.B.马科斯、玉苏福·凯查利亚和他的弟弟毛尔伟、行动委员会书记高尔·瑞德贝、迈克尔·哈迈尔、皮特·拉宝罗、库恩撒托·英特拉纳。我负责协调全国各地的行动，与各地领导人保持电话联系。我们一点闲空都没有，匆匆忙忙地做着各种谋划。
国庆抗议日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尝试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政治性大罢工，也是一次恰到好处的、成功的大罢工。在城市里，多数工人都待在家里，黑人经营的商店和公司都关门停止营业。在贝索尔，后来成为德兰士瓦省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的格特·西班德领导了5000人的游行队伍，这次活动成为全国各大报纸的重要新闻。国庆抗议日鼓舞了我们的士气，使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给马伦政府传递了一个警示：我们不会在种族隔离面前一直保持被动。因此，7月26日成为自由斗争中的一个里程碑。在解放运动中，它被看作是自由日。
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国运动中担任重要角色。我感觉到一种由于计划周密而取得对敌斗争胜利迸发出来的兴奋感和与可怕的敌人斗争中产生的同志情谊。
我正在学习的斗争是非常耗费精力的。如果一个人投身于斗争中，他就成了一个没有家庭生活的人。在准备国庆抗议日期间，我的第二个儿子马卡托·莱瓦尼卡出生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正陪着艾韦琳住在医院里。但是，这仅仅是一段短暂的日常休息时间。他的名字来源于两个伟大人物：一个是自1917年到1924年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二任主席的赛法库·马宝高·马卡托中的马卡托，一个是赞比亚主席莱瓦尼卡。马卡托是一个佩迪酋长的儿子，他曾经带领志愿者反对不允许非洲人在比勒陀利亚人行道上行走的种族歧视性法令，他的名字对我来说是胆识和勇气的象征。
在国庆抗议日的准备期间，有一天我太太告诉我，我当时只有五岁的大儿子泰姆比问她：“我爹住在哪里？”我一直是深夜他已入睡的时候才回到家里，第二天他还没醒我就早早地离开了家。我不想离开我的孩子，在那些日子里，我十分想念他们，不知不觉我竟然几十天没和他们在一起。
在那些日子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更不知道自己在反对什么。我长期坚持反对共产党的立场发生了动摇。共产党的总书记、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摩西·考塔尼经常深夜来我家，我们常常一直辩论到第二天早上。考塔尼头脑清醒，自学成才，是德兰士瓦省一位农民的儿子。他说：“纳尔逊，你为什么反对我们？我们都反对同样的敌人，我们不想独揽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权力，我们也是为非洲民族主义而工作。”最后，我无法找到理由反驳他的观点。
第24节：一个自由战士的诞生(5)
因为我与考塔尼、伊斯梅尔·弥尔和鲁思·佛斯特之间的友情和我对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的观察，我越来越难找到对共产党抱有偏见的正当理由。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像J.B.马科斯、埃德温·莫福参亚纳、旦·图鲁麦和大卫·博帕佩这样的共产党人比别人更埋头苦干、努力工作，他们作为伟大的自由战士是无懈可击的。达杜医生，1946年抵抗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也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作为一个争取人权的战士而起到的作用使他成为各个团体组织的英雄。我不能再怀疑这些人的诚意。
即使我不再怀疑他们的献身精神，但是我仍然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从哲学和实践角度提出问题。然而，我对马克思主义又知之甚少。在与我的共产主义朋友开展的政治讨论中，我常常由于对他们的理论的无知而陷入尴尬的境地。我决定改变这种状况。
我找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全套著作，探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理。我没有时间认真研究这些著作。虽然我对《共产党宣言》产生了兴趣，但是研读《资本论》却让我疲惫不堪。不过，无阶级社会的思想却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认为，这种思想与非洲传统思想很相似。在非洲传统思想中，生活是共同享受的，财产是共有的。我赞成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它既简单明了又慷慨无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辩证唯物主义似乎既是驱赶种族压迫黑暗的明灯，又是用来结束种族压迫的工具。我认识到要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通过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去认识形势。因为，如果我们的斗争要取得胜利，我们必须超越黑人和白人的概念。我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我总是倾向于相信我能证实的东西。我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的唯物主义分析很有道理。商品价值是由进入该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这个思想特别适合南非。统治阶级支付给非洲劳工仅供生存的工资，然后在商品成本中增加价值，这种增加的价值被他们自己留下了。
马克思主义号召采取革命行动像音乐一样响彻在自由战士的耳旁。他关于通过斗争取得历史进步和革命飞跃中发生变化的思想同样富有感染力。在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大量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一个政治家解决面临的问题是很有针对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苏联特别支持许多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这就是我为什么改变对共产党人的看法、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欢迎马克思主义者加入其组织的立场的另一个原因。
有一个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能在坚持非洲民族主义的同时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对我来说，这并不矛盾。我首先是一个为我们从少数统治者那里解放出来而战、为控制自己命运的权利而战的非洲民族主义者，但同时，南非和非洲大陆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的问题除了显明性和特殊性之外并不是独有的问题。因此，一个把问题置于世界范围和历史过程之内进行研究的思想是有价值的。我愿意使用一切必要的方式、方法加速清除人类偏见，加速结束沙文主义的、暴力的民族主义。我不必要为了同他们一道工作而成为一个共产党人。我发现，非洲民族主义者和非洲共产主义者应当更多地加强团结，而不是加深分裂。悲观主义者总是说共产主义者正在利用我们，但是又有谁说我们不是在利用他们呢？
2第二部分
曼德拉在从事律师事务所工作和反隔离、反歧视的斗争过程中时时处处都充满着斗争，斗争成了他的生活。正是因为斗争，他遭到了许多次禁止，因此，他对这种禁止具有深刻的感受
第25节：斗争是我的生命(1)
斗争是我的生命
17
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以西大约四英里，在露出地面的岩石上坐落着非洲人城镇索非亚顿。该城镇最伟大的朋友之一特瑞弗·赫德尔森老爹曾经把它比作意大利的一座山城。在距离不远的地方看去，那里确实有许多漂亮的东西：彼此相隔很近的红顶房屋、袅袅升入粉红色天空的炊烟、高耸云霄的橡胶树，但近距离则只能看到贫穷和悲惨。在这种贫穷和悲惨中，在索非亚顿居住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那里街道狭窄，并且是土路，街道两旁都是拥挤不堪的简陋小房。
索非亚顿是西城区的一部分，同属西城区的还有马丁代尔和纽克莱尔。这个区原本被划为白人区，一家房地产商在这里为白人买主建造了许多房子。因为市政部门拒绝为这里提供服务，所以白人另选了其他地方，房地产商只好把这些房子卖给了非洲人。索非亚顿是德兰士瓦地区非洲人在1923年《城市区域法》出台前能购买小块地皮的为数不多的地区之一。许多砖石结构的铁皮圆顶房屋仍然耸立在索非亚顿城内，使它具有一种古朴、优雅的感觉。随着约翰内斯堡工业的发展，索非亚顿成为快速膨胀起来的非洲劳工的家园。这里距离市区很近，生活十分方便。劳工们就住在老住户前后院内建造的简陋小房子里。他们可能几家人共住一个小房，40人共用一个自来水龙头。尽管贫穷，但是，索非亚顿很有特色，对于非洲人来说，它就是巴黎的左岸和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它是作家、艺术家、医生和律师的家园。它既时髦又传统，既有生气又非常安静。它既是埃克苏玛医生的家乡（埃克苏玛曾在那里行医），也是各种各样的强盗横行之所，住在那里的著名强盗有伯利纳和阿麦力肯。他们都采用美国电影明星的名字，例如约翰·维恩和汉弗莱·博加特等。索非亚顿有约翰内斯堡为非洲儿童建的唯一的游泳池。
在约翰内斯堡，西部搬迁计划意味着要把索非亚顿、马丁代尔和纽克莱尔腾空。当时，这三个城镇共有6万到10万人口。1953年，国民党政府买了一片名叫“牧场”的土地，距离市区13英里。三个城镇的人将分成7个不同的种族重新在那里安置。政府的借口是清除贫民窟，这是试图把整个市区都划为白人区、只准非洲人临时在市区居住而放的烟幕弹。
政府受到了来自维斯特迪恩和纽兰兹周围地区支持者的压力。这些地区是相对贫穷的白人区，那里的白人羡慕索非亚顿黑人拥有的好房子。另外，政府要控制一切非洲人的活动，而这种控制在终身拥有不动产的市区是很难做到的。在那里，黑人可以有自己的房地产，人们来去自由。尽管通行证制度仍然实行，但是，非洲人进入自己终身拥有房地产的城镇不需要特别许可，不像非洲人进入市内某些区域那样，必须要获得特别许可。非洲人在索非亚顿生活并拥有自己的房地产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现在，政府无情地计划把索非亚顿的全部非洲人都搬到另一个黑人城镇，政府的计划是如此不怀好意，安置搬迁户的房子还没有建好就开始实施搬迁。索非亚顿的搬迁是继反抗运动之后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同盟组织能力的又一次重要考验。
尽管政府对索非亚顿的搬迁计划从1950年就已经开始，但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努力，使得它直到1953年才开始实施。到了1953年年中，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TIC)和当地纳税人协会发动人们进行抵制。1953年6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省级执行委员会在索非亚顿奥丁电影院召开了公共大会，以讨论反对搬迁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活跃而很有生气的大会，有1200多人出席了会议，他们根本不惧怕全副武装的大批警察的存在。
召开这次会议的前几天，我和瓦尔特的禁止期满。这意味着我们不再被禁止出席会议和在会上发表讲话，因此，根据被安排我要在奥丁电影院发表讲话。
会议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一个警察看见我和瓦尔特正在电影院外与反对搬迁的一位带头人胡德勒斯顿老爹讲话。旁边的一位官员告诉我，我们作为被禁止的人无权到那里去，然后命令警察逮捕我。胡德勒斯顿老爹冲着朝我走过来的警察高声说：“不，亲爱的，你们要逮就逮捕我。”警察命令老人站在一边，但是，他拒绝躲开。在警察把老人推到一边的时候，我对那位警察说：“你们必须搞清楚我们是否仍然是被禁止的人。小心，我们的禁止已经期满，你们对我们逮捕是错误的。你想，如果我们的禁止期未满，我们今天晚上能在这里与你说话吗？”
第26节：斗争是我的生命(2)
那位警察以其记忆力差而广为人知，当禁止期满的时候，他常常并不清楚，要不就是装傻。那位官员相信了我说的话，他掂量了一会儿，然后命令警察撤离。他们站在一边，看着我们走进大厅。
在大厅里，警察仍然傲慢无礼。他们挎着手枪和来复枪，大摇大摆地四处走动，不时地推搡人群，说伤害别人的话。我同其他几位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就座，正当会议准备开幕的时候，我看见梅杰·普林斯陆带领着几个武装警察从通往主席台的门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我冲着他的眼睛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说：“找我？”他摇了摇头，然后走上主席台，命令逮捕玉苏福·凯查利亚。此时，玉苏福已经在演讲台的后面开始演讲。就在他们抓住玉苏福的胳膊往下拽的同时，警察在外面已经逮捕了罗伯特·莱沙和阿迈德·卡特拉达。
人群开始喊叫并发出阵阵嘘声，我发现如果不控制事态的发展，事情将一发不可收拾。我跳上演讲台，带领大家唱起著名的“抗议之歌”。我一唱出歌曲的开头几个字，大家就同我一起唱起来。如果大家失去控制，我担心警察会开枪。当时，非洲人国民大会每天晚上都在索非亚顿城镇中心的自由广场举行会议，动员大家反对搬迁。这些会议的场面声势浩大，会上不时回响着“Asihambi!”（我们不想搬迁！）的喊声和“Sophiatown likahaya lam asihambi”（索非亚顿是我们的家，我们不想搬迁）的歌声。在会上发表讲话的有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房产拥有人、租房户和镇上的政务委员。胡德勒斯顿老爹不顾警察让他把行为限制在教堂事务之内的警告，也频频在会上发表讲话。
有一个礼拜天晚上，在奥丁电影院发生那次事件后不久，我准备在自由广场发表讲话。那天，大家心情很激动，他们的激情无疑影响了我的情绪。那天晚上有许多年轻人在场，他们义愤填膺，准备采取行动。和往常一样，警察聚集在周围，身上带着枪和铅笔，铅笔用来记录在会上谁发表了讲话和讲了些什么。我情愿与警察保持透明，让他们知道我们并没有什么要隐藏的。即使是他们厌恶的东西，我们也想让他们知道。
我开始讲话，话题从反抗运动之后政府的镇压愈演愈烈开始。我说，政府现在惧怕非洲人民的力量。发表讲话时，我越讲越激动。那年月，我被认为是煽动闹事的演讲家。我喜欢鼓动群众，并且那天晚上我正是这样干的。
当我谴责政府残暴、不讲法律的时候，我有点讲过了头。我说，被动反抗的时间结束了，非暴力是一种行不通的反抗策略，依靠这样的策略决不会推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少数白人政权。那天晚上，我说暴力是唯一能够消灭种族隔离的武器，我们必须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使用这个武器。
大家都很激动，特别是青年人，他们一阵一阵地鼓掌和欢呼。他们准备按照我当时说的去做。那时，我开始唱起一首“自由之歌”，歌词是：“有敌人，让我们拿起武器，对他们展开袭击。”大家也跟着唱起来。当唱完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指着警察说：“那里有四个敌人！”大家又开始欢呼，并冲着我指的方向打着挑衅的手势。警察看上去有些紧张，他们有的人指着我似乎在说：“曼德拉，我要让你对此事负责。”我没有理会，在我头脑发热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后果。
我那天晚上说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我一直在考虑未来怎么办。政府采取了措施，防止再次发生反抗运动之类的事情。我开始分析考虑其他斗争方式。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心开展群众斗争，让南非广大的工人、农民都投入到同一个运动之中，形成足够强大的、能推翻白人压迫的力量。但是，国民党政府正在千方百计地使一切合法的表示异议或抗议的方式都变成不可能的事情。我看到，政府无情地镇压广大非洲人举行的任何合法的抗议活动，一个警察政府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开始怀疑，合法的和宪法规定之外的抗议都将很快被制止。在印度，甘地一直与外国统治势力周旋，最后外国势力变得更实际、更有远见。南非的白人却是另一种情况。只要坚持同样的准则，非暴力被动性反抗就会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和平抗议中发生暴力，其作用也就变得不复存在。在我看来，非暴力并不是一种道德原则，而是一种斗争策略。使用无效的武器就没有道德可言。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还不成熟，对我来说还是一件言之过早的事情。
第27节：斗争是我的生命(3)
非暴力被动性反抗当然是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一贯原则。当他们知道我发表了这个讲话的时候，我因为宣扬这个有违既定方针的激进思想而受到了严厉责备。尽管全国执行委员会也有人同情我的观点，但是，没有人支持我发表这些观点的过激方式。他们告诫我，我宣传的思想不但太超前，而且是很危险的。这样的讲话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将会导致敌人彻底摧毁我们的组织。我接受了执行委员会的责备，从此之后，我在公开场合都忠实地捍卫非暴力策略。但是，我心中明白，非暴力策略并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式。
那些日子，我常常与执行委员会发生摩擦。1953年初，鲁图利酋长、Z.K.马修斯教授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一小部分高级领导人被邀请与一伙正在组建自由党的白人见了面。后来，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我们几个人要求他们提交与自由党人会见情况的报告。而参加会见自由党人的几个人拒绝提交这样的报告，说他们是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名义与那几个自由党人会的面。我们继续就此事与他们纠缠，最后，马修斯教授说，那是一个被特别授权的会谈。马修斯也是一位律师，我有点气愤地说：“你们能与白人自由党讨论问题，然后又不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与大家通报情况，你们是什么领导人？那是你们找的麻烦，你们惧怕白人，你们把与他们合作看作比与你们的非洲同志合作还要重要。”
这次冲突使马修斯教授和鲁图利酋长都很恼火。首先，马修斯教授反驳说：“曼德拉，你们了解过白人吗？我告诉你，不管你是否了解过白人，你仍然是无知的。即便是现在，你也仅仅是刚刚脱下学生服装罢了。”鲁图利则冷冰冰地发着火说：“好，如果你们责怪我害怕白人，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辞职。如果你那样说，那么我也就那样干。”我不知道鲁图利是否是在吓唬人，但是，他的威胁确实让我很害怕。我说话太鲁莽，没加考虑，不负责任，现在我很后悔。我马上收回我对他们的指责，并向他们赔礼道歉。我是个年轻人，企图用战斗性弥补自己的无知。
我在索非亚顿发表讲话的同时，瓦尔特·西苏陆告诉我，他被邀请以客人的身份出席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世界和平与友谊”青年学生节。由于邀请的时间紧迫，他没有机会向全国执行委员会请示。我十分希望他去，不管请示执行委员会与否，我都鼓励他去出席会议。瓦尔特决心去参加这个会议，我帮助他办理了证明他身份和国籍的代用护照（政府绝对不发给他正式护照）。瓦尔特·西苏陆和杜马·诺克韦为团长的代表团将乘坐唯一允许持代用护照者乘坐的一个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布加勒斯特出席会议。
尽管我遭到了执行委员会的责备，但是，我仍然相信国民党人的政策将很快使非暴力策略变成一个更有局限性、更不起作用的策略。瓦尔特知道我的想法，在他动身去布加勒斯特之前，我向他提了个建议：他应该设法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他们讨论向我们提供武器、开展武装斗争的可能性。瓦尔特赞成这个主意，答应顺便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些行动纯粹是我的个人行动，也是很大胆的行动。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行动是出自一个头脑发热的革命者未经认真思考且无组织纪律的行动，是由于种族隔离的不道德和政府在维护这种不道德中残酷无情而使受到伤害的人所采取的行动。
瓦尔特的出访在执行委员会中引起了一场风波。我承担起了转达他的个人辩解的任务。不过，我没有提及我建议他顺访中国的事情。鲁图利批评说，这是无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行为规范，马修斯教授对瓦尔特出访社会主义国家感到惊愕，执行委员会对瓦尔特的出访动机产生了怀疑，要求我对情况作出说明。有的人提出要处分瓦尔特和我，但是后来并没有给我们处分。
瓦尔特设法到了中国，在那里，他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他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了希望中国对南非的斗争给予支持的愿望，但是，当他谈及进行武装斗争的想法时，中国领导人表示有些担心和谨慎。他们告诫瓦尔特，武装斗争是极端严肃的行动，他们询问南非的解放运动是否成熟到可以采取武装斗争的程度。瓦尔特带着中国领导人的鼓励回到了南非，但是他并没有带回枪支。
第28节：斗争是我的生命(4)
20
索非亚顿反对搬迁的斗争是一场持续时间很长的激烈斗争。我们坚持我们的立场，政府坚持政府的立场。在1954年全年一直到1955年，每个礼拜的礼拜三和礼拜五晚上都举行大会。会上的演讲者一个接一个，继续谴责政府的搬迁计划。在埃克苏玛的指导下，非洲人国民大会和纳税人协会以书信和请愿书的形式向政府提出抗议。我们打着“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的口号开展反对搬迁运动。这个口号成为台上演讲者和台下听众的共同口号。有一天晚上，这个口号甚至使小心谨慎的埃克苏玛喊出震撼人心的、19世纪用来联合非洲战士参加战斗的口号：“Zemk inkomo magwalandini”（胆小鬼，敌人抢夺了我们的牛）。
政府计划在1955年2月9日完成搬迁。随着这一日期的逼近，奥利佛·塔博和我白天都在城内，会见当地的领导人，讨论行动计划，从我们的专业角度为那些已经被赶走或遭起诉的人出谋划策。我们企图设法向法庭证明，政府的文件常常是错误的，因此政府颁发的指令也常常是非法的。但是，这仅仅是临时措施，政府不会因几个非法的指令而错上加错。
在完成搬迁的日子即将到来之前，我们计划在自由广场召开一个特别大会，到时将有一万人集中在一起听鲁图利酋长的演讲。但是，鲁图利酋长刚一到约翰内斯堡，禁令就落到了他的头上，强迫他返回纳塔尔。
搬迁之前的那个夜晚，当地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中最热心的领导人之一乔·毛迪斯召集了一个500多名青年积极分子参加的紧急会议。他们希望非洲人国民大会下达命令向警察和军人开战。他们准备连夜修筑防御工事，第二天用武器和手中任何可以拿到的东西对付警察。他们借用我们的口号说：“只有跨过我们的尸体，索非亚顿才能搬迁。”
但是，与包括我在内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充分讨论后，乔还是告诫青年人冷静下来。他们非常气愤，感觉非洲人国民大会背叛了他们。但是，我们相信暴力将是一场灾难。我们指出，一个武装行动需要认真策划，不然就无异于自杀。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做好对敌人以牙还牙的准备。
2月9日天刚蒙蒙亮的时候，4000多名警察和部队士兵封锁了索非亚顿，同时，有工人开始把腾空的房子拆毁，政府派来的卡车开始把住户从索非亚顿搬到牧场。那天天黑之前，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把几户人家安排到了事先安排好的市内前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的家里。但是，我们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也来得太迟，不过是权宜之计。军队和警察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几周后，我们的反抗就失败了。我们多数地方领导人都被禁止或逮捕，最后，索非亚顿没有被摧毁于炮火声中，却被摧毁于隆隆的卡车和大锤声中。
如果是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这条新闻，那么你对一个政治行动总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但是，当你处于政治斗争的核心，你却没有时间去回想它。在西城区反对搬迁运动中，我们暴露出许多缺陷，得到了许多教训。“从我们的尸体上跨过去！”这是一个很有鼓动性的口号，但是，实践证明这个口号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一个口号是组织与其试图领导的群众之间的重要纽带，理应把特定的、愤愤不平的感情融入简明扼要的语言中，借以动员人民去战斗。我们的口号抓住了人民的想象，但是，却使他们误认为我们将誓死反对这次搬迁。事实上，非洲人国民大会根本就没有准备那样去做。
我们从来没有为人们提供搬迁到牧场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当索非亚顿的群众认识到我们既阻拦不住政府的搬迁，又没有别的地方可供居住时，那么，他们自己的反抗情绪也不会那么大，流向牧场的人就会增多。许多租房户愿意搬迁，因为他们在牧场会有更宽绰、更干净的房子住。我们不必考虑房主和租房户的不同处境。虽然房主有理由留下来，但许多租房户却愿意搬走。非洲人国民大会受到许多非洲主义人士的批评，他们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以牺牲租房户的利益为代价来保护房主的利益。
第29节：斗争是我的生命(5)
我从这次运动中吸取的教训是，我们始终没有别的办法武装起来进行抵抗。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使用我们“武器库”内所有的非暴力武器，例如演讲、派代表团、威胁、游行、罢工、自愿去坐牢。这些“武器”都没有效果，因为不管我们采取哪种方式都会遭到铁拳的打击。一个自由战士一旦明白了这个艰难历程，即由压迫者确定斗争的性质，被压迫者常常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去揭露压迫者。也就是说，发展到一定时刻，只能以火救火。
教育是个人成长的巨大动力，正是通过教育，一个农民的儿子才能成为医生，一个矿工的儿子才能成为一个矿长，一个农场雇工的孩子才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总统。我们依靠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别人的馈赠，以求得发展。这种发展也就使人与人之间出现了差别。
自进入20世纪以来，非洲人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最初，外国教会和传教团创办了学校。在合众党的领导下，非洲中学和白人中学的教育大纲基本是一样的。教会中学为非洲人提供了西式英语教育，我所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但是，我们却受到了教学设施的限制。
即使是在国民党人上台之前，投资上的差别也说明了这种种族主义教育的事实。通常，政府花在每个白人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是花在每个非洲学生身上的经费的六倍。对非洲人的教育并不是义务性的，只有在初年级时才实行免费。有一多半非洲学龄儿童根本就没有上学的机会，并且只有少数非洲人接受过高等教育。
即使是花在非洲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如此之少，但仍然也使国民党人感到不快。非洲白人对非洲人的教育历来不感兴趣。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一种浪费，因为非洲人天生无知、懒惰，什么样的教育也不能弥补他们的这些不足。非洲白人从传统上就对非洲人学习英语有敌意，因为英语对非洲白人是一种外来语言，而对我们则是一种求解放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