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们就要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及时地修正，不断地完善我们的管理。当我们发展处于上坡阶段时，要冷静正确地看自己，多找找自己与世界的差距。前不久郑宝用率团参观了上海贝尔，感叹贝尔在生产管理与工艺装备上的巨大进步，真是堪称世界一流。由于规模大，必然成本低。他们的管理很科学，质量很好，十年的引进，使他们较快地与国际接轨。
我们的竞争伙伴04机、大唐、中兴都有十分明显的进步。04机市场的覆盖面比我们大，中央对他们也比较支持；大唐有着十所十来年国家级科研打下的底子，在科研的深度上、广度上都得天独厚，他们对电信的系统认识比我们深刻；中兴公司与我们同处深圳，朝夕相处，文化比较相近。中兴在"做实"这个方面值得我们基层员工好好学习。华为在"做势"方面比较擅长，但在做实方面没有像中兴那样一环扣一环，工作成效没有他们高。
任正非认为国内竞争对手也有很大的优点，而且他们进步的速度也很快，华为应该学习他们的优点，弥补自己的缺点。当然，与国际对手相比，华为需要学习的地方就更多了。任正非最后总结说：
与国际著名公司相比，我们还缺少可比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已明显地暴露了我们的弱点。外国公司的人评述，您们的设备很好，但太年轻，缺少国际经验。我们的队伍年轻，敢想敢干，在局部上突破一些技术的前沿，取得了进入国际市场的资格，但面对国际复杂网、多网合一，我们年轻的队伍是否受得了？看看世界，比比自己，还需要百倍的努力。
在这一次讲话中，任正非首次提出了"按销售额的10%拨付研发经费"，为的是能更好地拓展明天的市场。
任正非还提出，华为必须进行第二次创业活动，从企业家管理向职业化管理过渡。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出台《华为基本法》，并使之成为华为公司在宏观上引导企业中长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任正非希望通过《华为基本法》，提升每一位华为人的胸怀和境界，提升他们对大事业和大目标的追求。
在具体管理方面，任正非指出华为必须要完善和改进以下几个方面：
（1）强化业务流程重整的力度，用ISO9001来规范每一件事的操作，为后继的开放式网络管理创造条件。
（2）用MRPⅡ管理软件，将业务流程程式化，实现管理网络化、数据化，进而强化公司经营计划（预算）、经营统计分析与经营（经济）审计综合管理。
（3）深入进行组织的改革、企业文化教育，强化管理层和员工内部竞争机制。
（4）试验实施行政管理与业务管理相分离，推动有序的分层管理组织与业务信息网络矩阵管理相互兼容。
（5）建立多层、多级、多专业的责任中心，通过有限授权，将推动业务运行的权力与责任下放到对事情最明白的机构和人的手中。
（6）建立开放的多层、多级专业管理平台，以确保公司经营活动的迅速展开。
……
1997年底，任正非再次到美国访问。这一次访问让任正非产生很多感慨：
IBM是昔日信息世界的巨无霸，却让一些小公司"作弄"得几乎无法生存，以至1992年差点解体。为了解除困境，励精图治，IBM重新走上改革之路，同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曾经受联合国工作人员致以敬意的王安公司，从年销售额35亿美元，到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创立个人电脑的苹果公司，也几经风雨飘摇。
任正非由此意识到，信息产业可谓变幻莫测，像微软、戴尔等一批批的小企业成长为参天大树，而像王安等一些大企业却遭雷劈。不断的生与死其实是信息产业企业的常态。在这个行业中，如果不能有效地管理和不断的创新，即使是再强大的大企业也有可能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从1997年以后，华为加大了管理改革的力度，将实现公司管理职业化、IT化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开始了华为艰难的蜕变之旅。
吸取失败案例的经验
强烈的危机意识，能激励人们奋发图强、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避免危机的发生。一个企业有了这种危机意识，即使危机发生了，也会挽狂澜于既倒，转危为安，保持企业的繁荣昌盛，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反之，危机意识淡薄，或无危机意识，企业就会停滞不前，走下坡路；危机到来时，则会束手无策，最终使企业陷入困境，置于死地。
向IBM学习
1997年，任正非出访美国，IBM成为他重点考察的企业。
IBM作为巨无霸一直处于优越的产业地位，由于个人电脑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严重地打击了它赖以生存的大型机市场。20世纪80年代初期IBM处在赢利的顶峰，其股票市值超过前西德股票之和，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赢利最大的公司。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庞然大物陷入了重重危机之中。和许多大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出现的"病症"一样，IBM不仅机构重叠，官僚主义盛行，管理混乱，而且产品线拉得过多过长，造成了资源分散浪费。这个蓝色巨人步履蹒跚，眼看就要倒地不起。直到1993年郭士纳（LouGerstner）作为首位非IBM内部晋升的人士出任IBM总裁，他痛下决心，实行改革，在1992年开始大裁员，从41万人裁到26万人。为此公司付出了80亿美元的行政改革费用。郭士纳还提出了四项主张：
?保持技术领先；
?以客户的价值观为导向，按对象组建营销部门。针对不同行业提供全套解决方案；
?强化服务、追求客户满意度；
?集中精力在网络类电子商务产品上发挥IBM的规模优势。
最后一条，是针对1992年IBM所面临的解体为7个公司的情况而说的。规模是优势，规模优势的基础是管理。
此后，IBM逐渐恢复元气。1996年，公司销售额增长了100亿美元，达到750亿美元，股票市值增长了4倍，达到了9年来的最高点。
任正非一行人在IBM整整听了一天管理介绍，对该公司的管理模型十分欣赏，对项目从预研到寿命终结的投资评审、综合管理、结构性项目开发、决策模型、筛选管道、异步开发、部门交叉职能分组、经理角色、资源流程管理、评分模型……从早上一直听到傍晚，任正非虽然身体不好，但他一点也不觉得累，反而听得津津有味。他边听边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华为会不会因为盲目乐观而导致困难重重呢？
任正非后来在《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一文中写道：
听了一天的管理介绍，我们对IBM这样的大公司，管理制度的规范、灵活、响应速度不慢有了新的认识。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有效管理有了了解。对我们的成长少走弯路，有了新的启发。华为的官僚化虽还不重，但是苗头已经不小。企业缩小规模就会失去竞争力，扩大规模，不能有效管理，就会面临死亡，管理是内部因素，是可以努力的。规模小，面对的都是外部因素，是客观规律，是难以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必然抗不住风暴。因此，我们只有加强管理与服务，在这条不归路上，才有生存的基础。这就是华为要走规模化、搞活内部动力机制、加强管理与服务的战略出发点。
任正非心里很清楚，在华为扩张的过程中，管理不善已经成为公司非常严重的问题，但一直苦于没有有效解决的办法，所以任正非通过了解世界大公司的先进管理方法，最终为华为开出一剂"苦口良药"。
我们只有认真向这些大公司学习，才会使自己少走弯路，少交学费。IBM是付出数十亿美元直接代价总结出来的，他们经历的痛苦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IBM起死回生的经验无疑给了任正非很多启迪。回国后，任正非立即在华为内部开展了学习运动，激起一轮轮的改革火花，甚至最后将IBM请进门来，开始了"中国鞋"换"美国鞋"的改革之旅。
寻访日本企业"过冬"秘诀
可以说，任正非寻找可以预防危机、化解危机的良方的旅程是没有止境的。在2001年，他又一次踏上了寻访日本企业如何平稳"过冬"的奥妙的旅程。
华为经历了十年高速发展，能不能长期持续发展，会不会遭遇低增长，甚至是长时间的低增长；企业的结构与管理上存在什么问题;员工在和平时期快速晋升，能否经受得起冬天的严寒；快速发展中的现金流会不会中断，如在江河凝固时，有涓涓细流，不致使企业处于完全停滞……这些都是企业领导人应预先研究的。
华为总会有冬天，准备好棉衣，比不准备好。我们该如何应对华为的冬天？
这就是任正非在日本时时思索和讨论的话题。
"二战"后的日本曾经历了长达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并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大国。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缓，从20世纪70年代的10%以上的年均增长率下降到了4%，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增长率更是降到了不足2%，从此日本经济进入了被美国的日本经济专家卡茨称之为的"迷惘的十年"。
对于日本经济的十年沉沦，任正非这样分析：
日本企业面临的三种过剩，沉重地压在企业的头上，使之调整困难。这三种过剩是雇佣过剩、设备过剩和债务过剩。这三种过剩的调整，涉及机构改革、结构及产业重组，向发展知识创新产业过渡，以及培养核心经营能力和向速度经营的转变。过去的日本企业体制，束缚了这种转变，使之困难重重。
随着日本企业长时间不吸收新员工，员工平均年龄逐步增大，人才结构由宝塔形转向纺锤形，优秀的人才少，新生力量少，年龄大的一般员工多，使企业缺少活力，而且工资成本较高。由于人才的流动减弱，职位相对凝固，使创新明显不足。
日本企业的内部改革滞后，国内企业竞争不激烈，企业内部员工也缺少必要的竞争。促使企业改革的内因、外因，并没有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凸显。日本企业完全靠自身力量实行较大的改革，十分困难。如前所述，日本是一个治安很好、生活很舒适、稳定的国家，尽管八年未涨工资，但并未足以威胁消费，人们比较安于现状的生活，日本人连留学都很少出去。这种安定，也不利于迫使企业痛下决心进行改革。
尽管他们已废除了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加强了绩效考核，日本企业现在内部也开始进行改组，重新划分结构，从一个大公司什么都干，逐步收缩到几大领域，然后这几大领域财务独立，共同品牌，使核算目标清晰化等，但观念和文化的惯性使这种变革的努力见效不大。
经过苦苦挣扎之后，日本企业开始意识到，这种种困难汇总起来，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即他们正在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在于没有核心竞争力，而不是什么业务可以做，什么业务不可以做。
从2000年开始，日本开始着手改革，除了推行员工持股制度，激活和推动员工之间和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日本政府还介入企业，决定在2003年之前处理完不良债务，把33兆亿日元的债务从银行买过来，实行小政府，确立地方分权；进行税制改革，降低所得税，提高消费税。
与此同时，日本也对教育实施了改革，改变过去的平均教育法，采取因材施教的分类教育政策，开发人的潜能，提高年轻人的创造力。
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引进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IT建设，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
任正非此次的访问，正是日本经济的复苏时期，但尚未完全恢复。不过，日本社会治安之好，街道之整洁，人民之乐观、敬业，让任正非感受颇深，他相信：日本一旦重新起飞，这样的基础一定使其一飞冲天。然而，任正非思考的是：华为若连续遭遇两个冬天，也像一些日本企业一样几年不涨工资，华为人是否还会平静，沉着应对，克服困难，期盼春天？
任正非由此想到，如果华为的增长速度大幅减慢，日本企业的三种过剩（雇佣过剩、设备过剩和债务过剩）都将在华为出现。没有及早地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就会陷于被动。
因此，任正非在《北国之春》中着重提出，如果华为也遇到日本企业所遭遇的这一切，该怎么办？
他这样写道：
只要我们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自我批判，不断地建设与改进，总会有出路的。就如松下电工昭示的救冰海沉船的唯有本企业员工一样，能救华为的，也只有华为自己的员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美好的明天，全靠我们自己。
冬天总会过去，春天一定会来到。我们趁着冬天，养精蓄锐，加强内部的改造，我们和日本企业一道，度过这严冬。我们定会迎来残雪消融，溪流淙淙，华为的春天也一定会来临。
与当年美国之行有所不同的就是，此次任正非要寻找的，是如何引领华为人面对挫折与困境，以及为了安然度过冬天所必需的精神和信念。
抓不住牛缰绳，也要抓住牛尾巴
1997年任正非又一次出访美国，回国后的第二年年初，他写下了《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在这一篇文章中，任正非写道：
十年之内，通信产业及网络技术一定会有一场革命，这已被华为的高层领导认识，在这场革命到来的时候，华为抓不住牛的缰绳，也要抓住牛的尾巴。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国际大公司。这场革命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只有在革命中，才会出现新的机遇。
任正非提到的"这一场革命"就是继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以及模拟式电子传播之后的第五次信息革命——数字式电子传播。
这种传播主要是借助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技术，对包括语言、文字、声音、图画和影像在内的各种信息做数字化处理，报刊、图书、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介在形式上的差异将日益缩小。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率先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即数字化大容量光纤通信网络，用以把政府机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和家庭的计算机联网。
1993年初，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后不久就提出兴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并授权成立了"信息基础设施特别小组"，由商务部长罗
恩·布朗领导，副总统戈尔、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劳拉·泰森及一批经济、法律、技术专家和电信工业界代表组成。特别小组的核心成员每星期都在白宫聚会讨论。美国政府制定"信息高速公路"的政策基于5项原则：其一，鼓励私人企业增加投资；其二，促进并保护私人企业间的竞争；其三，公众都有机会获得服务；其四，避免在信息拥有方面出现"贫富不均"现象；其五，维护技术设计上的灵活性。
在克林顿宣布"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半年后，日本政府也决定建立全国超高速信息网。1994年2月16日，欧洲委员会宣布将建立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这时，新加坡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也已完成。
这些情况说明，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计算机问世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正在兴起一场会对人类社会产生空前影响的信息革命。
相对于这些发达国家在此次信息革命中的领先，任正非认为以中国当时的信息技术及计算机普及情况来看，虽然很难做到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并驾齐驱，但仍必须奋力追赶。华为应担负起这个"抓住牛尾巴"的任务，这是华为跻身于世界级大企业的唯一机遇，可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1995年，几经争论之后，华为决定挥师GSM业务。当时华为内部争论的焦点是，GSM产品最早也要到1998年才能进入GSM商用领域，如若这样，市场"蛋糕"早已经被国外企业瓜分完毕，能留给华为的不多了。所以任正非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进入。
当时国际上有两种主流的数字蜂窝通信技术：GSM和CDMA。
GSM全名为：GlobalSystemForMobileCommunications，中文为全球移动通讯系统，俗称"全球通"。它是一种最早起源于欧洲的移动通信技术标准，是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GSM的开发目的是让全球各地可以共同使用一个移动电话网络标准，让用户使用一部手机就能行遍全球。
CDMA（Code-DivisionMultipleAccess），称为码分多址，是近年来在数字移动通信进程中出现的一种先进的无线扩频通信技术。CDMA最早由美国高通公司推出，与GSM一样，CDMA也有2代、2?5代和3代技术。CDMA的基本技术之一是扩频，因此这一多址技术具有很强的保密性，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在军事通信和电子对抗中被予以采用，20世纪60年代以后又被用于军用卫星通讯领域。
对于1995年的华为来说，不论选择哪个方向发展都至少需要几十亿元的投入。由于资金和人才方面的限制，华为不可能两面同时出击，那么到底要选择哪一个作为重点突破呢？
时任华为中央研究部总裁的李一男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这个问题：首先，GSM和CDMA技术相比不仅更加成熟而且更加开放；其次，CDMA中的所有高端技术全部为高通公司所垄断，华为很难突破技术壁垒；再次，从历史发展进程看，从TACS到GSM，欧洲制式一直是中国市场的首选，即使从中美国家政治角度考虑，中国政府也不愿意接受美国制式成为主流。
基于这一分析，华为最终选择了GSM，并投入了上千人的研发力量，而在CDMA上华为直到1998年才投入了几十人的力量。
现在回头来看这一决策，华为选择GSM虽然算不上重大失误，但从短期利益来看，却是弊大于利。毕竟中国的GSM设备市场早已经为爱立信、诺基亚、摩托罗拉三大跨国巨头所把持，华为即便拥有良好的政府公关和客户关系，也很难有大的斩获。事实也确实如此，华为在GSM上投入了十几亿元研发经费，在1998年就获得了全套设备的入网许可证，但一直到2003年华为在GSM上还没有赢利。
华为的对手中兴通讯依靠其对市场的深刻理解，与华为反其道而行之。中兴通讯在CDMA上堪称积蓄已久。1995年，中兴通讯就开始投入研究CDMA技术，它曾与中国科技大学的国家863通信技术专家朱近康教授合作，研究CDMA无线本地环路技术。后来虽然此项合作无疾而终，但中兴通讯在CDMA方面的研究和开发却在继续进行。最终，中兴通讯逐渐形成了CDMA、GSM、PHS三大系列手机产品，成为唯一一家生产三种制式产品的国产手机厂家。
2001年5月，联通CDMA的一期招标结果公布，中兴通讯获得了10个省的共计110万线、9亿元的设备采购订单，其中包括移动交换机和基站在内的全套设备，也是唯一一家以自有品牌竞标成功的国内厂商。而华为在这一轮竞争中处于下风，仅仅中标了100多万线价值较低的移动交换机，设备金额只有中兴的1/4。
此后，在2002年12月联通的二期招标中，中兴通讯又一举拿下了12个省共计15?7亿元的合同，而卷土重来的华为这次仍然是铩羽而归。到了2004年，中兴通讯已经占了联通CDMA采购额的20%，而华为的份额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与华为接连的失利相反，中兴通讯的发展势头持续上升，被业内称为是中兴通讯全面赶超华为的战略转折点。
错过了2G的市场时机，华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任正非预言的惨淡"冬天"。但是，成为世界一流的通信设备供应商仍然是任正非不变的梦想，而通信设备，理所当然的包括系统设备与终端设备两个部分。在终端设备上，华为跳过GSM，直扑3G。
华为常务副总裁的徐直军后来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也表示，现在看来"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当前华为在国内GSM市场上的份额虽然还不足两位数，但经过GSM研发锻炼出的3000多人的研发队伍，为其雄心勃勃地进军3G市场奠定了基础。任正非对于3G的野心，显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市场，实际上，他把3G视为华为大踏步进逼国际顶尖电信制造商的关键性战役。
冬天也是可爱的，并不是可恨的
2000年是新旧世纪交替的一年，世界各国的经济在这一年普遍有所扩张，经济增长速度达到4%，达到近20年的顶峰。当人们还在为此而兴高采烈时，接踵而来的2001年颠覆了所有人的喜悦，成为世界经济史上一个难熬的冬天。
这一年，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阿根廷、墨西哥、巴西，GDP都在下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先预测2001年全球经济的增速为2?4%。但是联合国发表的一份报告却表明，事实上2001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只有1?4%。
在所有导致这次世界经济放缓的因素中，其中就有一个与全球IT业有关，即全球IT业的繁荣趋势逆转。而事实上在2000年，美国就已经出现IT泡沫破灭，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COM股票缩水，只是这些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到了2001年，爱立信、北电、朗讯等电信跨国公司陆续出现巨额亏损，连互联网的旗手思科也出现了高达10亿美元的亏损。
世界电信业的冬天正式到来了。
这种全球性的大萧条终于在2002年席卷了中国市场，华为也不能幸免。
从2001年到2002年，华为除了在GSM市场上失利，还因为忽略了小灵通而失掉了大片市场，养肥了之前已被远远抛在后头的对手中兴通讯、UT斯达康。而被寄予厚望的海外市场的经营依然毫无起色，一方面是由于找不到适用于海外市场的经营模式，另一方面则是海外费用长期居高不下，无法达到盈亏平衡点。
2001年，华为完成营业额255亿元人民币，增长率从80%下滑到13?7%。而2002年，华为收入继续下滑，从255亿元人民币下降到了221亿元人民币。出现了华为历史上的第一次负增长，"华为的冬天"不幸被任正非言中。
2002年之所以被称为华为历史上最冷的一个冬天，还有一个原因即：在2000年，针对部分创业元老在公司已经没有上升空间，逐渐成为沉淀层的问题，任正非发起了一次名叫"内部创业"的运动。一是为那些和自己一路打拼过来的元老们找到另一片发展天地，二是借此激活公司内部的员工士气，给以更多年轻的优秀人才更大的发挥空间。人民大学教授彭剑锋曾这样评论这一运动的意义："任正非采取内部创业的方式处理元老的出路问题是不错的途径，尽量避免树敌。在这种方式下，对元老不是'杀'而是'放'，给足创业者以待遇、荣誉，但削弱、剥夺其权力。不赞同我的观点，你可以选择离开，我们还可以成为朋友，而不是敌人……"然而，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内部创业"后来的走势却是任正非没有预料到的。一些走出去创业的人后来与华为成为对手，抢华为的单子，挖华为的墙脚，甚至一批作为华为骨干力量的优秀人才也离开了，如李一男、毛生江等。尤其是李一男的出走，迫使华为研发体系不得不进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华为产品研发速度滞后。
从2000年到2002年，不断有员工从华为出走，严重地影响到了那些留下来的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所以，华为的这个冬天可谓是内忧外患，也难怪公司上下的士气降到了冰点。
当企业陷于困境时，领导者往往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为员工提供一条黄丝带，二是给他们三尺白绫。黄丝带代表希望，三尺白绫代表绝望。
被誉为"最伟大的军事统帅"的拿破仑曾这样阐述他对领导力的见解：黄丝带不过是一种希望，而领导者无非是希望的批发商。领导者制造希望，提供希望，兜售希望，并且运用这种希望来定义一个目的，确定达到目标的方法及目标实现之后的丰厚回报。
任正非作为华为的最高领导者，其领导力在这一艰难时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选择了给华为员工提供一条黄丝带。
在一次研发常委会议上，任正非给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大环境，鼓励人们以正确的心态对待这一次"华为的冬天"，要善于从困难中看到希望。
最近，研发的一些部门提出来士气问题，市场部门也有人提出大家有劲使不出来。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士气在什么时候应该好？如果士气在市场大发展、红红火火的时候才好，艰难困苦时候就不好，那么谁来完成从艰难困苦到大发展的准备？我个人的看法是，越在最艰难、越在最困苦的时候，越能磨炼人的意志，越能检验人的道德与良知，越能锻炼人和提高人的技能，也越是我们的队伍建设最重要的时候。检验一个公司或部门是否具备良好的企业文化与组织氛围，不是在企业一帆风顺的时候，而是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古人讲患难知人心，就是这个道理。
大家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客观规律不是随人的意志而转移的。现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但这个困难不是华为公司一家的，这是全行业的困难，是全球的IT业的冬天，包括国内外的运营商、设备商，所有的都包含进去了，可以说无一幸免。当然，华为只能讲自己的冬天，我们更多地讲自己存在的问题。因为我们是行业中的一部分，行业的大环境我们改变不了。我们没有资格对别人指手画脚，我们要集中精力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
那么，这场困难是如何造成的？实际上是美国的新经济炒得太热造成的。大家想想当时的情况，那时好像钢铁玩完了，汽车玩完了，什么都玩完了，只有搞信息才赚钱，触网即"发"，无"网"不胜。所有的上市公司，不管是卖鸡蛋的，还是卖鸭蛋的，只要有一个?com，几百亿、几千亿就圈进来了。我当时就认为这是极不正常的，道理很简单，也很朴素：人们不能吃信息，穿信息，住信息。粮食不要了，房子不要了，汽车不要了，然后人们就富裕起来了，怎么可能？因此，在新经济理论虚拟财富的推动下，人们非理智的追捧，制造了整个世界对网络企业的大泡沫。
戈尔以他高度的智慧与概括能力把多媒体通信简单地归纳为信息高速公路，这种简单的归纳使全世界所有的政府和人们清晰地理解了网络经济，把网络经济迅速地普及到大众，于是网络经济走下神坛，由精英经济，变成了大众经济。而先行的网络公司股价暴涨，又确实让人看见了财富。在示范效应下，大规模地投入就开始了，持续了十几年的繁荣，这种浪涌式的投资过剩大大超过需求，供求失衡的结果，产生了管涌和坍塌，最终因无力支撑而衰落下来。由于这种思想的推动和群体的无意识，大家对未来的估计过于美好。这实际上背离了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也背离了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规律。
信息产业为什么最后会造成困难？因为消费者对信息需求是有限的，人只有一双眼睛，一天只有短短的24个小时，而信息资源是无限的。需求的有限性和供给的无限性，是信息产业致命的软肋，只要这个矛盾存在，信息产业的冬天就迟早会到来，冬天是必然的。
大家想想，光纤与芯片的原材料是河沙中提炼的硅。光纤与芯片的原材料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家都拼命地投资，就形成生产供给过剩。这种需求有限而生产过剩累积，必然导致行业的坍塌和困难，于是造成了今天的过剩和行业的困难。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区别集中表现在供求关系上，前者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有效需求不足，后者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有效供给过剩。而解决供给问题要比解决需求问题要简单得多。在传统产业中，需求是无限的，资源是有限的，传统产业的宏观调控只要控制资源就可以了。比如你已经有了一个奔驰，再给一个宝马要不要？你可能还要。这就是对传统财富的需求是无限的，但是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地下的石油就这么多，如果我们把中东的阀门关了，你们家的宝马车只能用来养鸡。
传统经济的调节是通过调节资源来完成的，而信息产业中谁也控制不了资源，在我们的产业环境中根本就没有可调控的手段，因此在这个环境中出现生产过剩以后，坍塌是必然的。更可怕的是，尽管过剩了，还不断地有新公司产生，IT专业和非IT专业的新人还不断涌入到这个行业中，大量的资源还源源不断地投入这个领域，这种"前仆后继"，使过剩还要过剩。全世界有相当多的国家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危机，还源源不断地把资源大规模投入进去，因此过剩经济还将继续过剩。去年大家对IT冬天的理解还是指库存，现在库存消化得差不多了，但市场并没有好转，所以我们要充分预见到未来形势的严峻性。
把泡沫炒大了，各种资源全部涌到IT行业来，这些都是人非理智的行为。为什么说冬天是客观规律？首先，尽管是人的行为，但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劝谁退出去，包括劝自己，因此，也成了客观规律。现在IT行业的人收入待遇过高，其后果是所有的人才疯涌到这里；IT行业的利润很大，所有的资金都疯涌到这里。人才、资金都跑到这里来了以后，结果传统产业既缺少人才，又缺乏资金。我们的IT行业的成长是基于传统财富增长以后人们对生活的要求而发展，这其中包括对信息的要求。因此，IT行业把大量人才和资金吸收进来以后，使传统产业的发展减慢。其次，所有的人才吸收进来以后，大家都在这里相互竞争，使得过剩的市场更加过剩，价格体系还会进一步坍塌，最后经济周期的发展规律促使自然形成综合的宏观平衡。
最近，和一些美国的朋友交流比较多。他们对新经济的想法和反应，可以说是十分担心，美国经济现在很低落，十年内硅谷难以振兴。硅谷这次受到的打击是惨重的，"尸横遍野"，至少有几千个亿的风险投资瘫死，美国大公司的破产才刚刚露出冰山一角。
那么，美国处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中国能不能一枝独秀？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点，中国的运营商不会花很多钱来购买设备。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开放竞争后，只要国家放开价格管制，他们的竞争很快会打到成本价。那么，打到成本价的公司，谁会用高价钱来购买我们的设备？其他网络商也是遍体鳞伤，他们不亏损，也是处在很低的利润水平，他们绝对不会用更多的钱来购买东西。当然，我们的客户回归理性对我们有一定好处，因为华为处在一个产品质量、服务、价格都有相对优势的地位。
第二点，我们不能奢望中国企业全面、迅速和整体地信息化。从理论上看信息化很简单，事实上很困难，难在商业模型的数字化，我们公司真正走了七八年了，投入了数百人，才达到现在的状况。我们走的道路如此艰难，中国的企业随随便便装几个路由器就是信息化了？如果信息化并没有使企业竞争力得到提升，它们会很快减慢或退出建设。
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讲明，并不等于大家就要带着悲观的情绪，认为公司没戏了。如果我们连真实的困难都不知道，就别提战胜困难了。我们需要把困难真实地告诉大家，特别是要告诉我们的核心团队，如果我们没有预见未来困难的能力，我们陷入的困境就会更加严重。
有人说华为公司从一个小公司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是糊里糊涂、懵懵懂懂就走过来了，我接受这种说法。这种说法至少减轻了我们高层领导的压力，不要把我们压得太厉害了，我们也不是先知先觉的，我们也犯过许多错误，包括泡沫化。但是事实上，我们走过的这十年道路，每一次我们看见、预见的困难，我们解决的措施都刚好和时代的发展同步了，同拍了，所以我们取得成功了，才会发展到今天。《华为基本法》上为什么提出了"三个顺应"？因为我们不能与规律抗衡，我们不能逆潮流而行，只有与潮流同步，才能极大地减少风险。因此，我们过去有能力预测我们的成功和胜利，今天我们也有能力预测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那么渡过这场困难，我们的条件是比别人优越的，是有信心的。
当前，整个全球经济在经受IT行业的痛苦，我们看清了全球出现一次泡沫化悲剧背后的原因，看清了事物的本质，就能够根据本质的原因调整我们的策略，使我们同步于世界的变化，这样我们公司危机就会小一点。
冬天也是可爱的，并不是可恨的。我们如果不经过一个冬天，我们的队伍一直飘飘然是非常危险的，华为千万不能骄傲。所以，冬天并不可怕。我们是能够度得过去的，今年我们可能利润会下降一点，但不会亏损。与同行业的公司相比，我们的盈利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还要整顿好，迎接未来的发展。
在外界看来不苟言笑的任正非总是像一只无形的鞭子促使着华为的员工不断前进，像狼一样争夺海内外的市场，毫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他不断在公司内施以压力，迫使还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华为人绷紧神经，在枪林弹雨的前线继续奋战。
但是在任正非看似严酷的外表下，其实他更懂得如何在下属感到失望的时候及时鼓励他们，引导他们看到春天的希望，闻到春天的气息，朝着目标大步奔跑。
2006年，企业顾问哈里·赫特森与管理咨询师芭芭拉·佩里发表了一篇名为《领导要给员工希望》的文章，在管理界引起了重大的反响。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希望是火种，有了希望，人们将不再愤世嫉俗和委靡不振。播种希望是领导者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若是领导者在行动或讲话前先自问一下："我采取的行动或者说的话有可能扑灭希望，还会点燃希望？"他们将获得莫大的好处。
在"华为的冬天"里，正是由于任正非以其巨大的精神推动力，以及非凡的意志力，为华为人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在任正非的影响下，华为的军心逐渐地稳定了下来，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员工离职率没有继续攀升，开始从2000年内部创业时期最高点的11%下降到8%。
第9章 静水潜流
任正非论华为的企业文化
我们要的是成功，不是口号。有人说华为公司运行得平平静静，没什么新闻，是不是没戏了。我们说这叫"静水潜流"。表面很平静的水流，下面的水可能很深很急。倒是那些很浅的水在石头上流过去的时候才会泛起浪花。
唯有文化才会生生不息
重新定义"华为文化"
艰苦奋斗是华为文化的魂
艰苦奋斗是华为文化的魂，是华为文化的主旋律，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外界的误解或质疑动摇我们的奋斗文化，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华为的发展壮大而丢掉了我们的根本——艰苦奋斗。
这段话摘自任正非近期的一篇文章《天道酬勤》。在华为创办近20年后任正非重新强调"奋斗文化"这一主题，要从2006年的"胡新宇事件"说起。
胡新宇，2005年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硕士，2005年硕士毕业后进入深圳华为公司从事研发工作。在2006年4月底住进医院以前，他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打地铺过夜。多天的抢救也没能挽回这位劳累过度的工程师年轻的生命。
在华为早期，由于管理体系不完善，加上客户对产品的需求大，所以员工经常需要工作至深夜，累了就铺一张垫子休息，因此有"床垫文化"之说。
胡新宇病故后，国内许多大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事件，并将胡新宇的病故归因为"过劳死"，于是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场气势汹涌的对华为"床垫文化"的批判浪潮。诸如《纪念胡新宇君》、《天堂里不再有加班》、《华为员工的命只值一台交换机的钱》等文章将华为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于是，人们不禁发出疑问，昔日曾笼罩在层层光环下的"狼性文化"过时了吗？
人们将矛头对准了华为的企业文化，将"床垫文化"等同于"狼性文化"，认为这种只顾进攻而不善于顾念到人性的文化已经不合时宜。但是，一个不为大众所知的事实是，任正非从2000年开始就不大提"狼性文化"了。而"床垫文化"属于华为艰苦奋斗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华为文化的魂，是华为之所以能走到今天的最重要的推力，是华为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坚持不懈地持有的重要文化。
因此任正非的这篇《天道酬勤》可谓是为时而作。他这样写道：
世间管理比较复杂困难的是工业，而工业中最难管理的是电子工业。电子工业有别于传统产业的发展规律，它技术更替、产业变化迅速，同时，没有太多可以制约它的自然因素。例如，汽车产业的发展，受钢铁、石油资源及道路建设的制约。而用于电子工业的生产原料是取之不尽的河沙、软件代码、数学逻辑。正是这一规律，使得信息产业的竞争要比传统产业更激烈，淘汰更无情，后退就意味着消亡。要在这个产业中生存，只有不断创新和艰苦奋斗。而创新也需要奋斗，是思想上的艰苦奋斗。华为由于幼稚不幸地进入了信息产业，我们又不幸学习了电子工程，随着潮流的一次次更替，被逼上了不归路。创业者和继承者都在销蚀着自己，为企业生存与发展顽强奋斗，丝毫不敢懈怠！一天不进步，就可能出局；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业界巨头，这是严酷的事实。
任正非分析说，华为之所以能在2000～2003年的IT泡沫破灭的艰难时期活下来，是因为华为当时在技术和管理上太落后，而这种落后让公司没能力盲目地追赶技术驱动的潮流。但是，如今西方公司已经调整过来，不再盲目地追求技术创新，而是转变为基于客户需求的创新，华为再落后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再者，信息产业正逐步转变为低毛利率、规模化的传统产业。2005年10月，爱立信收购马可尼；2006年3月，阿尔卡特与朗讯合并；2006年6月，诺基亚与西门子……这些兼并、整合为的就是应对这种挑战。而华为相对还很弱小，要生存和发展就必然面临更艰难的困境，只能用在别人看来很"傻"的办法，就是艰苦奋斗。
华为不战则亡，没有退路，只有奋斗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任正非指出，华为走到今天，在很多人眼里看来已经很了不起了，已经很成功了。有人认为创业时期形成的"床垫文化"、奋斗文化已经过时了，可以放松一些，可以按部就班，这是很危险的。
繁荣的背后，都充满危机，这个危机不是繁荣本身必然的特性，而是处在繁荣包围中的人的意识。艰苦奋斗必然带来繁荣，繁荣后不再艰苦奋斗，必然丢失繁荣。"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来"，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给了我们多么深刻的启示。我们还必须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否则就会走向消亡。当然，奋斗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艰苦奋斗，时刻保持危机感，面对成绩保持清醒头脑，不骄不躁。
而这个繁荣，事实上也是华为人通过艰苦奋斗获得的。为了将这种繁荣维持下去，华为还将必须继续奋斗下去。
我们在GSM上投入了十几亿研发经费，多少研发工程师、销售工程师为之付出了心血、努力、汗水和泪水。在1998年我们就获得了全套设备的入网许可证，但打拼了八年，在国内无线市场上仍没有多少份额，连成本都收不回来。2G的市场时机已经错过了，我们没有喘息，没有停下来，在3G上又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研发和市场开拓，每年近十亿元的研发投入，已经坚持了七八年，因为收不回成本，华为不得不到海外寻找生存的空间……
自创立那一天起，我们历经千辛万苦，一点一点地争取到订单和农村市场；另一方面我们把收入都拿出来投入到研究开发上。当时我们与世界电信巨头的规模相差200倍之多。通过一点一滴锲而不舍的艰苦努力，我们用了十余年时间，终于在2005年，销售收入首次突破了50亿美元，但与通信巨头的差距仍有好几倍。最近不到一年时间里，业界几次大兼并：爱立信兼并马可尼，阿尔卡特与朗讯合并，诺基亚与西门子合并，一下子使已经缩小的差距又陡然拉大了。我们刚指望获得一些喘息，直一直腰板，拍打拍打身上的泥土，没想到又要开始更加漫长的艰苦跋涉……
华为于茫然中选择了通信领域，是不幸的，这种不幸在于，所有行业中，实业是最难做的，而所有实业中，电子信息产业是最艰险的；这种不幸还在于，面对这样的挑战，华为既没有背景可以依靠，也不拥有任何资源，因此华为人尤其是其领导者将注定为此操劳终生，要比他人付出更多的汗水和泪水，经受更多的煎熬和折磨。唯一幸运的是，华为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潮，遇上了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公司高层领导虽然都经历过公司最初的岁月，意志上受到一定的锻炼，但都没有领导和管理大企业的经历，直至今天仍然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因为十余年来他们每时每刻都切身感悟到做这样的大企业有多么难。多年来，唯有以更多身心的付出，以勤补拙，牺牲与家人团聚、自己的休息和正常的生活，牺牲了平常人都拥有的很多的亲情和友情，销蚀了自己的健康，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沮丧和受挫的痛苦，承受着常年身心的煎熬，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毅力，才带领大家走到今天。
十八年来，公司高层管理团队夜以继日地工作，有许多高级干部几乎没有什么节假日，24小时不能关手机，随时随地都在处理随时发生的问题。现在，更因为全球化后的时差问题，总是夜里开会。我们没有国际大公司积累了几十年的市场地位、人脉和品牌，没有什么可以依赖，只有比别人更多一点奋斗，只有在别人喝咖啡和休闲的时间努力工作，只有更虔诚对待客户，否则我们怎么能拿到订单？
为了能团结广大员工一起奋斗，公司创业者和高层领导干部不断地主动稀释自己的股票，以激励更多的人才加入到这从来没有前人做过和我们的先辈从未经历过的艰难事业中来，我们一起追寻着先辈世代繁荣的梦想，背负着民族振兴的希望，一起艰苦跋涉。公司高层领导的这种奉献精神，正是用自己生命的微光，在茫茫黑暗中，带领并激励着大家艰难地前行，不论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困难和痛苦，有多少坎坷和艰辛。
华为开发国内市场已然充满了艰辛，可是在进行海外市场的开拓时，才发现那里的竞争更加激烈，生存更加艰难，如果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华为的国际化步伐将是寸步难行。而华为如今获得的国际化成就正源自无数华为人舍身忘己的奉献精神。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因此，世界巨头都云集中国，公司创立之初，就在自己家门口碰到了全球最激烈的竞争，我们不得不在市场的狭缝中求生存；当我们走出国门拓展国际市场时，放眼一望，所能看得到的良田沃土，早已被西方公司抢占一空，只有在那些偏远、动乱、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他们动作稍慢，投入稍小，我们才有一线机会。为了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无数优秀华为儿女离别故土，远离亲情，奔赴海外，无论是在疾病肆虐的非洲，还是在硝烟未散的伊拉克，或者是海啸灾后的印尼，以及地震后的阿尔及利亚……到处都可以看到华为人奋斗的身影。我们有员工在高原缺氧地带开局，爬雪山，越丛林，徒步行走了8天，为服务客户无怨无悔；有员工在国外遭歹徒袭击头上缝了三十多针，康复后又投入工作；有员工在飞机失事中幸存，惊魂未定又救助他人，赢得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尊敬；也有员工在恐怖爆炸中受伤，或几度患疟疾，康复后继续坚守岗位；我们还有三名年轻的非洲籍优秀员工在出差途中飞机失事不幸罹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十八年的历程，十年的国际化，伴随着汗水、泪水、艰辛、坎坷与牺牲，我们一步步艰难地走过来了，面对漫漫长征路，我们还要坚定地走下去。
这篇文章是任正非2006年7月21日刊发在华为公司内部刊物《华为人》报（第178期）头版头条，任正非在不断强调危机意识之时，再次重申华为企业文化的原点，"不奋斗，华为就没有出路"。这也是对网络热炒"过劳死"、"床垫文化"等指责的非正式回应，同时，在内部员工层面实现了高度统一的认识。随着这篇文章很快流传开来，华为对"艰苦奋斗"精神的坚持很快赢得了社会公众的支持，而原先喧嚣于网络的指责之声也日渐沉寂了下去。一场公关危机从万夫所指到后来的逐渐平息，显示了任正非在处理企业危机时的果敢与坚决。
关于企业家精神
一个企业创建企业文化首要的条件，就是看有没有一个有文化意识的企业家，如果没有这样的企业家，企业必然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规则。所以说企业家的精神境界决定了一个企业文化的品位和层次。
这里所说的企业家的精神境界，其实就是企业家精神。
经济学家米勒在1983年把"企业家精神"定义为冒险、预见性和剧烈的产品创新活动，是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的综合才能的表述方式，因而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
例如，伟大的企业家、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和井深大，他们创造的最伟大的"产品"不是收录机，也不是栅条彩色显像管，而是索尼公司和它所代表的一切；沃尔特·迪士尼最伟大的创造不是《木偶奇遇记》,也不是《白雪公主》，甚至不是迪士尼乐园，而是沃尔特·迪士尼公司及其使观众快乐的超凡能力；山姆·沃尔顿最伟大的创造不是"持之以恒的天天平价"而是沃尔玛公司——一个能够以最出色的方式把零售要领变成行动的组织。
正因为如此，在企业中，企业家就是团队的领头人，企业家精神在企业成长的初期成为了企业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譬如松下是松下幸之助的文化，肯德基是山德士上校的文化。
在华为，企业文化可以说就是以任正非为代表的企业领导人的文化。
经济学家汪丁丁曾将企业家精神归纳为三点：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合作精神。这三种精神作为华为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在华为发展历史上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引导作用。
创新精神
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它也是任正非提倡的观点之一。回顾华为的发展历程，它能够从一个只有2万元起步资金的小作坊发展成为今天的世人公认的世界级通信设备制造企业，每一个脚印，每一个发展阶段都离不开创新的巨大推动力，而任正非就是其背后那个不可或缺的坚决的推动者。
任正非总是在人们都为已经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之时，不停地叩问着诸如这样的问题：
在这种激烈竞争的外部环境下，华为如何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使自己也可以持续生存下去呢？
这种忧患意识最终转化成为渴望企业不断扩张壮大的迫切感，并一次又一次促使任正非做出了超乎常人想象的决策：
1992年，任正非将代理业务所得的利润全部投入到CandC08机的研制中，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1994年，华为在北京筹建北京研究所，从1995年直到1997年，北京研究所都处于漫长的积累期，没出什么重大的研究成果。但是任正非一直给予大力支持。
1996年，华为在国内市场开发正处于方兴未艾之时，任正非做出了出击海外的决定。此后，众多华为员工离别故土，远离亲情，奔赴海外。
1997年，任正非开始推行管理与业务流程改革，如与英国国家职业资格委员会（NVQ）合作引进任职资格制度，与美国IBM公司合作，实施业务流程改革。
1998年，《华为基本法》正式出台，这也是华为成立十年后第一次对创业的成功因素进行梳理。《华为基本法》的面世，标志着华为与国内其他民营企业拉开了很大的差距。
1999年，在任正非的大力推动下，华为加大了与美国IBM公司的合作力度，实施供应链变革。
2000年，任正非发起了内部创业运动，并在这一年，提出了"冬天必将来临"的观点，要求华为内部做好迎接冬天的准备。
……
在实施新的决策过程中并不是没有风险的，但是任正非认为：
有创新就有风险，但决不能因为有风险，就不敢创新。回想起来，若不冒险，跟在别人后面，长期处于二三流，我们将无法与跨国公司竞争，也无法获得活下去的权利。若因循守旧，也不会取得这么快的发展速度。
事实上，任正非做出的决策并不全是准确无误的。譬如在面临投资3G还是PHS技术时，任正非最终决定在3G上投入重注。为此华为举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全力以赴，但是后来的结果却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作为中国市场上的一个"机会产品"的小灵通在2000～2003年获得了持续增长，中兴通讯、UT斯达康借此扩充了自己的实力。2003年，中兴通讯的销售额一度达到了华为的80%。而几年前还是默默无闻之辈的UT斯达康一跃成为销售收入超过100亿元（2003年）的明星企业。与这些企业相反，作为中国通信设备制造商老大的华为则收获甚微，不仅在3G上的投入没有得到回报，而且失去了瓜分小灵通市场的时机。
在后来一次内部会议上，任正非承认了他在小灵通上的失误，但是对于在3G上的投入，任正非从不认为这个决策是错误的。在他看来，错过小灵通，失去了一块华为完全有能力获得的利润，华为虽然不得不为此付出了代价，却还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如果华为错过了3G，那就是一种极大的失策，将严重影响到华为成为一个一流的、伟大的企业的进程，那将是最不可饶恕的。所以，任正非宁愿负起在小灵通上失策的过错，而不愿为此放过一个让华为走向世界级企业的机会。
敬业精神
敬业是企业家精神的动力。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写道："这种需要人们不停地工作的事业，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这是唯一可能的动机。但与此同时，从个人幸福的观点来看，它表述了这类生活是如此不合理：在生活中，一个人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他的生存才经营事业。"
任正非创办华为之初也许是为了个人生存，但是当他决定带领华为选择一条充满风险的、走技术自立、发展民族高新技术的实业之路时，则表现出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20世纪80年代，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加快经济建设，因限于国家财力不足，只好引入外资。于是全国上下，从农村到国家骨干电话网用的全是国外进口的设备。当时占据中国市场的有日本的NEC和富士通、美国的朗讯、瑞典的爱立信、德国的西门子、比利时的BTMT公司和法国的阿尔卡特等。机型制式众多，既不利于通信制式的统一，又不能真正实现"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
因此，军人出身的任正非相信，中国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支撑体系，就无法实现工业独立；如果没有独立的民族工业，就无法真正实现民族的独立。
这种对实业之路的执著，最终成就了华为今天的霸主地位。华为不仅能成功地对抗国内市场上的外国竞争对手，而且还能走向海外，将一个来自中国的高科技品牌充满自豪地展现在各国竞争对手面前。从这一点上来说，任正非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感和一个中国企业家的敬业精神实现了高度统一，做到了水乳交融。
在《致新员工书》中，任正非这样告诫华为员工：
公司要求每一个员工，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我们这个多灾多难、刚刚开始振兴的民族。只有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才可以进行艰苦的搏击，而无怨言。我们总有一天，会在世界通信的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要做对不起祖国、对不起民族的事情。要严格遵守公司的各项制度与管理。对不合理的制度，只有修改以后才可以不遵守。不贪污、不盗窃、不腐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坚持真理，善于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提高自己，帮助别人。
任正非不仅将这种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内化为自己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动力，同时他也将它灌输到所有华为人的头脑里，激励他们为一个更高的目标而努力，而奋斗，那就是为祖国争光。为了这个目的，近二十年来，多少华为人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并将他们的余晖照耀着后来者继续前进的步伐。这种对"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追求出现在一个民营企业家身上，本身就充满了一股令人心灵激荡的力量，可以说，这也是任正非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至高境界和高明之举。
合作精神
合作是企业家精神的精华。
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所言：企业家在重大决策中实施集体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尽管伟大的企业家表面上常常是一个人的表演（One-ManShow），但真正的企业家其实是擅长合作的，而且这种合作精神需要扩展到企业的每个员工。
在华为的发展过程中，众多重要决策是任正非做出来的，但是在将其作为一个任务或项目来实施的时候，任正非则善于通过会议讨论，通过说服，获得大家的认可和支持。例如，在1998年制定《华为基本法》时，任正非就是通过会议讨论的形式使大家明白华为"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的目的就是要使公司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最终将这一理念转化为公司上下的思想共识，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1999年，在与新员工的座谈会上，任正非说道：
我个人对华为没有做出巨大的贡献，真正贡献大的是中高层骨干与全体员工。他们努力建立了各种制度、规范，研制、生产、销售了不少产品……不是我一个人推动公司前进，而是全体员工一起推动公司前进。我的优点就是民主的时候比较多，愿意倾听大家的意见，我个人既不懂技术，也不懂IT，甚至看不懂财务报表……唯一能做的是，在大家共同研究好的文件上签上我的名，是形式上的管理者。我认为大家总比一个人想得细致一些，可以放心地签上名。文件假如签错了，在运行中有问题，我也不会指责大家的会签，只要再改过来就行了，大家这次总会进步一点。每次我们都共同完成了一次修炼，次数多了，大家水平也就提高了。
在2000年之后，任正非个人的言论也不像从前那样频繁刊登，基本上不再发起"运动"。这也是因为他意识到华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级企业，一个一流的伟大的公司，就必须摆脱对任何个人的依赖，也包括对他本人的依赖。在2005年的一次会议上，任正非再次诠释了华为的核心价值观：
按流程来确定责任、权利，以及角色设计，逐步淡化功能组织的权威，组织的运作更多的不是依赖于企业家个人的决策。
基于这种理念，任正非已经极少再提及"英雄"的概念，而更多的是"团队合作"，并强调在选拔管理人员时，其中一个重要的考核要点就是看候选人是否具备团队合作精神。
第10章 客户永远第一
任正非论客户关系管理
华为生存下来的理由是为了客户。全公司从上到下都要围绕客户转。我们说客户是华为之魂，而不是一两个高层领导，建立客户价值观，就是围绕着客户转，转着转着就实现了流程化、制度化，公司就实现无为而治了，所以，普遍的客户关系要推广。
华为的使命：以客户需求为导向
什么是企业使命？它是企业战略管理者确定的企业生产经营的总方向、总目的、总特征和总体指导思想。
企业使命要回答三个问题：
（1）企业为什么而存在？
（2）企业经营观念是什么？
（3）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企业？
第一个问题，无论企业存在的理由是"提供某种产品或者服务"，还是"满足某种需要"或者"承担某个不可或缺的责任"，总之就是要明确企业存在的目的。
第二个问题，主要是为企业确立一个经营的基本指导思想、原则、方向、经营哲学等，具体包括企业经营的哲学定位、价值观凸现及企业的形象定位，包括我们经营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我们如何认识我们的事业？我们如何看待和评价市场、顾客、员工、伙伴和对手，等等。
第三个问题，明确企业形象或企业试图要树立的形象，诸如"我们是一个愿意承担责任的企业"、"我们是一个健康成长的企业"、"我们是一个在技术上卓有成就的企业"，等等。既是对外形象的需要，更是对内树立统一核心价值观的需要。
由此可见，企业使命是企业存在的目的和理由。明确企业的使命，就是要确定企业实现远景目标必须承担的责任或义务。
国际上凡是成功的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使命，如ATandT的企业使命是"要让美国的每个家庭和每间办公室都安上电话"；而微软的使命则是"让每一张桌子上、每一个家庭中都有一台计算机，都使用微软的软件"；松下电器的使命是"制造像自来水一样丰富而价廉物美的产品。我们以此摆脱贫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幸福，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这些使命有的已经实现，有的还在继续努力，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使命让企业具有了成为一个伟大公司的基础，更容易获得民心，以及员工的全心信赖。从这一角度来说，使命足以影响一个企业的成败。正如彼得·德鲁克基金会主席、著名领导力大师弗兰西斯女士所言，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必须要靠使命驱动。企业的使命不仅要明确企业做什么，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做，是企业终极意义的目标。崇高、明确、富有感召力的使命不仅能为企业指明方向，而且还能使企业的每一位成员明确工作的真正意义，最大化地激发出他们的潜能。
华为的使命是什么呢？
在1998年出台的《华为基本法》第一条中，这样规定：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实现顾客的梦想，并依靠点点滴滴、锲而不舍的艰苦追求，使我们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
华为要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回答了第三个问题"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其依托的是通过华为的艰苦奋斗，不断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与客户一同成功（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企业经营观念是什么？"）。
在2005年的一次讲话中，任正非再次重申：
十年以前，华为就提出：华为的追求是实现客户的梦想。历史证明，这已成为华为人共同的使命。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保护客户的投资，降低客户的CAPEX和OPEX，提高了客户的竞争力和赢利能力。至今全球有超过1?5亿电话用户采用华为的设备。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华为的存在，丰富了人们的沟通和生活。今天，华为形成了无线、固定网络、业务软件、传输、数据、终端等完善的产品及解决方案，给客户提供端到端的解决方案及服务。全球有700多个运营商选择华为作为合作伙伴，华为和客户将共同面对未来的需求和挑战。
CAPEX和OPEX是电信运营商在进行成本收益等内容分析的两个主要指标。
CAPEX（CapitalExpenditure）即资本性支出，一般是指资金、固定资产的投入。对电信运营商来说，有关的网络设备、计算机、仪器等一次性支出的项目都属于CAPEX，其中网络设备占最大的部分。
OPEX（OperatingExpense）即运营成本，主要指当期的付现成本。
电信运营商是华为的主要客户，因此任正非将"聚焦客户关注的挑战和压力，提供有竞争力的通信解决方案和服务，持续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作为华为的使命，以获得客户的信赖和认可。而在此基础上，任正非希望通过华为的努力，为人们的沟通创造更多更便利的条件。将华为的企业使命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也就是华为的企业愿景，即回答了"企业为什么而存在"的问题。
以客户的价值观为导向，以客户满意度为标准
没有人比任正非更了解"以客户的价值观为导向，以客户满意度为标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了。
由于华为创立之初的实力太弱小，而它面临的竞争对手却是拥有雄厚资金与技术实力的国际对手，所以注定了华为在争取客户的道路上必定尝遍艰辛。
在2006年一篇名为《天道酬勤》的文章中，任正非回忆起当初华为在市场开拓方面的艰难历程。
还记得，经历（20世纪）90年代初艰难的日子，在资金技术各方面都匮乏的条件下，咬牙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紧紧依靠集体奋斗，群策群力，日夜攻关，利用压强原则，重点突破，我们终于拿出了自己研制的第一台通信设备——数字程控交换机。1994年，我们第一次参加北京国际通信展，在华为展台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新的生活，全靠我们自己"这句话非常的与众不同。但对华为员工来讲，这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设备刚出来，我们很兴奋，又很犯愁，因为业界知道华为的人很少，了解华为的人更少。当时有一个情形，一直深深地印在老华为人的脑海，经久不退：在北京寒冬的夜晚，我们的销售人员等候了八个小时，终于等到了客户，但仅仅说了半句话："我是华为的……"就眼睁睁地看着客户被某个著名公司接走了。望着客户远去的背影，我们的小伙子只能在深夜的寒风中默默地咀嚼着屡试屡败的沮丧和屡败屡战的苦涩：是啊，怎么能怪客户呢？华为本来就没有几个人知晓啊。
由于华为人废寝忘食地工作，始终如一虔诚地对待客户，华为的市场开始有起色了，友商看不到华为这种坚持不懈的艰苦和辛劳，产生了一些误会和曲解，不能理解华为怎么会有这样的进步。还是当时一位比较了解实情的官员出来说了句公道话："华为的市场人员一年内跑了500个县，而这段时间你们在做什么呢？"当时定格在人们脑海里的华为销售和服务人员的形象是：背着我们的机器，扛着投影仪和行囊，在偏僻的路途上不断地跋涉……
今天华为获得的市场都是当初华为人以"宗教般的"虔诚之心一点一点争取过来的。为了维护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任正非时刻不忘告诫华为人"以客户的价值观为导向，以客户满意度为评价标准"，即公司的一切行为都是以客户的满意程度作为评价依据的。
任正非解释说：
客户的价值观是通过统计、归纳、分析得出的，并通过与客户交流，最后得出确认结果，成为公司努力的方向。沿着这个方向我们就不会有大的错误，不会栽大的跟头。所以现在公司在产品发展方向和管理目标上，我们是瞄准业界最佳，现在业界最佳是西门子、阿尔卡特、爱立信、诺基亚、朗讯、贝尔实验室等，我们制定的产品和管理规划都要向他们靠拢，而且要跟随他们并超越他们，如在智能网业务和一些新业务、新功能问题上，我们的交换机已领先于西门子了，但在产品的稳定性、可靠性上我们和西门子还有差距。我们只有瞄准业界最佳才有生存的余地。
之所以要做到业界最佳，除了华为的"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的企业目标，还因为在经过了2000～2003年的IT泡沫后，客户们在选择制造商时更为谨慎，更为理性。任正非认为这种理性状态对于华为的发展恰恰是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原因是大多数运营商目前经营状况不好，客户在选择供应商时就会更看重供应商公司运营情况，并以该企业能实现后续维护来作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依据。所以在经济形势越来越走向困难的情况下，用户不再选择产品，而是选择公司。
针对这种客户价值观，2005年，华为在公司资源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任正非曾讲过这样一个事例：
有些员工老是埋怨华为公司修了两个漂亮楼，浪费。我们在给生产总部做核算时，把玻璃幕墙拿下来，给市场部，算在市场的核算里，作为他们的经营成本进行核算。为什么？因为这个玻璃幕墙是为市场部建的。因为客户来了一看，说这个公司很漂亮，不像垮的样子，把合同给它吧！所以说这个房子也是客户掏钱建的，不是我们掏钱建的，这一点一定要明白。我们是为客户服务，客户看了舒服，我们就为他建。因此，在这个阶段，我们的思路就是使客户对我们寄予一种安全感。这次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在上海要建立一个房子，市场部是少数派，据理力争，最后把我们多数派说服了。修了一个美国AMBOY公司设计的上海研究所的基地，当然也包括市场部的办公机构和展厅。这里面有一条走廊，有22米宽，35米高，650米长，我看里面可以起降五架直升机了，可以在房子里面进行飞行表演了。市场部说五年以后要把客户吓一跳，把他们震住，把合同给我们。
在研发创新上，任正非的观点是，判断产品好与不好，必须要让客户来下断定，客户满意了才是好产品。不然技术含量再高，但是客户不满意，都不能算是好产品。由此在华为公司内部树立起了一个"技术市场化，市场技术化"的研发观点。
搞好普遍客户关系
以宗教般的虔诚感动客户
第11章 领导者论
任正非论企业领导者修为
我们处在IT业变化极快的十倍速时代，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我们稍有迟疑，就失之千里。固步自封，拒绝批评，忸忸怩怩，就不只千里了。
在自我批判中进步
自我批判不是今天才有，几千年前的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孟子亦云"天将降大任于期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毛泽东同志在写文章时，要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他们都是自我批判的典范。
毛泽东曾经这样强调"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有无认真地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他将"自我批评"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彰显出一个政党的特点。任正非曾是"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标兵，他将"自我批评"转化为华为的管理思想，提出了管理人员必须要具备"在自我批判中进步"的观念。
为什么要开展自我批判呢？任正非在他的一篇名为《为什么要自我批判》的文章中解答了这一问题：
华为还是一个年轻的公司，尽管充满了活力和激情，但也充塞着幼稚和自傲，我们的管理还不规范。只有不断地自我批判，才能使我们尽快成熟起来。我们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不是为全面否定而批判，而是为优化和建设而批判，总的目标是要导向公司整体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我们处在IT业变化极快的十倍速时代，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我们稍有迟疑，就失之千里。故步自封，拒绝批评，忸忸怩怩，就不只千里了。我们是为面子而走向失败，走向死亡，还是丢掉面子，丢掉错误，迎头赶上呢？要活下去，就只有超越，要超越，首先必须超越自我；超越的必要条件，是及时去除一切错误。去除一切错误，首先就要敢于自我批判。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三人中，其中有一人是竞争对手，还有一人是敢于批评我们设备问题的客户，如果你还比较谦虚的话，另一人就是敢于直言的下属，真诚批评的同事，严格要求的领导。只要真正地做到礼贤下士，没有什么改正不了的错误。
任正非很清楚，每一个华为管理人员都会遭遇到个人责任能力临界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客观地讲，管理者的成长与企业组织的成长，是一场马拉松式的速度赛跑——管理者个人素质与能力的成长速度，必须快于或等于企业组织的发展与成长速度。如果管理者个人素质与能力的成长，滞后于企业规模和扩展要求的能力，就会达到所谓的痛苦的"个人能力临界点"。
每一个管理者，遭遇的每个临界点都是管理者能力素质的制约瓶颈，都是他们面临的自我超越的时刻。管理者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自我否定，像蛇蜕皮一样，每蜕一次皮，就获得一次成长。尽管这个蜕皮的过程很痛苦，甚至很危险。
华为的快速成长，其实就是华为管理团队不断否定过去，否定自我的结果。
如果没有长期持续的自我批判，我们的制造平台，就不会把质量提升到20PPM。中国人一向散漫、自由、富于幻想、不安分、喜欢浅尝辄止的创新。不愿从事枯燥无味、日复一日重复的枯燥工作，不愿接受流程和规章的约束，难以真正职业化地对待流程与质量。不能像尼姑面对青灯一样，冷静而严肃地面对流水线，每天重复数千次，次次一样的枯燥动作。没有自我批判，克服中国人的不良习气，我们怎么能把产品造到与国际一样的高水平，甚至超过同行。他们这种与自身斗争，使自己适应如日本人、德国人一样的工作方法，为公司占有市场打下了良好基础。如果没有这种国际接轨的高质量，我们就不会生存到今天。
在2000年刊发的文章《华为的冬天》中，任正非一边发出"华为的冬天必将到来"的预警，一边强调"自我批判"的重要性。
为什么要强调自我批判？我们倡导自我批判，但不提倡相互批评，因为批评不好把握度，如果批判火药味很浓，就容易造成队伍之间的矛盾。而自己批判自己呢，人们不会自己下猛力，对自己都会手下留情。即使用鸡毛掸子轻轻打一下，也比不打好，多打几年，你就会百炼成钢了。自我批判不光是个人进行自我批判，组织也要对自己进行自我批判。通过自我批判，各级骨干要努力塑造自己，逐步走向职业化，走向国际化。公司认为自我批判是个人进步的好方法，还不能掌握这个武器的员工，希望各级部门不要对他们再提拔了。自我批判从高级干部开始，高级干部每年都有民主生活会，民主生活会上提的问题是非常尖锐的。有人听了以后认为公司内部斗争真激烈，你看他们说起问题来很尖锐，但是说完他们不又握着手打仗去了吗？
任正非认为，华为要迎接冬天，要平安走过冬天，就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即实现思想、品德、素质、技能创新等，而自我批判就是其中一个优良工具。这一观点与任正非一贯提倡的"小改进、大奖励，大建议、只鼓励"的思想是统一的。
自我批判就意味着自我否定，甚至是对以往成功经验的批判，要达到这种境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华为规定，还没掌握"自我批判"这个自我管理方法的员工，希望各级部门不要再给以提拔。两年后，还不能掌握和使用"自我批判"方法的管理人员，将降级使用。华为以一种强制手段来确保"自我批判"的顺利推行，从而最终实现组织改造与优化。
忘我奋斗与牺牲精神
2006年，华为公司全年销售收入达到656亿元人民币，折合84?5亿美元。华为服务于"全球电信运营商50强"中的31家，服务全球用户超过10亿。华为毫无争议地成为世界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不仅在国内牢牢把住了第一位的位置，在国际上即便连思科这样的劲敌也不敢小觑。
然而对于今年已然64岁的任正非而言，还远远不到可以停下脚步，稍作休息的时候。当华为终于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上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时，国内竞争对手中兴通讯、大唐等正在奋力直追，而国际劲敌西门子、爱立信等也鉴于华为等新生代力量的强大，纷纷选择了合并。2005年10月，爱立信与马可尼合并；2006年3月，阿尔卡特与朗讯合并；2006年6月，诺基亚与西门子……使得华为再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巨大的压力，因此，任正非将生存的危机感和焦虑感传达给了每一个华为人，并一直强调"艰苦奋斗是华为文化的魂"。
任正非曾对员工说：
为了这公司，你看我这身体，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都有了，你们身体这么好，还不好好干？
这种自上而下的危机感弥漫在整个公司，使得每一个华为人兢兢业业，不敢有一丝懈怠。早期的"床垫文化"、"狼性文化"就是这种文化的具体表现。
外界对于华为的这种文化，争议颇多，再加上华为员工流动性很大，而一旦华为出现类似于"胡新宇事件"，就会引起阵阵舆论狂潮。尤其是如今华为的员工更多的是"80后"的新青年，他们比起自己的前辈，更讲究个性张扬，更注重以自我为重心，自然与华为的这种"艰苦奋斗"精神多少有些格格不入。这也是华为人力资源管理在近几年遇到的比较棘手的问题。
但是，一切的争议和埋怨到了任正非这里，都无从立足。早在1998年，他就在《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中强调了艰苦奋斗精神和忘我献身精神对于华为的重要性。
多年来我接触过相当多的美国科技人员，由于一种机制的推动，非常多的人都十分敬业，苦苦地追求着成功，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非个例。比尔·盖茨初期没有电视机，而是由他父亲帮他看新闻而后告诉他，有些人不理解，因此也不会理解中国的许多科技工作者在那么低的收入中的忘我奋斗与牺牲精神。理解不了两弹一星是怎么做出来的，理解不了袁隆平为什么还那么农民。大庆铁人王启明不就是这么苦苦探索二三十年，研究分层注水、压裂，使大庆稳产高产成为世界奇迹的吗？
任正非还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例如：在举世闻名的美国IBM公司，具有忘我和牺牲精神的管理者为公司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们中间有一位被称为"棒子杰克"的，其真名为伯特伦，但因为出名的严厉，反而使人们淡忘了他的真名。在IBM，凡是很自负的员工（包括很多高手），都会派到"棒子杰克"的部门去工作。由伯特伦来考验他们，这是过关的必经之路，由此也使许多人对他怀恨在心。伯特伦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有时会半夜三点起床到他管辖的某个工厂去逛逛。看看有什么问题，任何人的汇报都欺瞒不了他。他的工作方法曾经妨碍过他的晋升，但最终他获得了人们由衷的尊敬。
伯特伦在56岁时，卧病在床。他清楚自己来日不多了，但是他仍然继续工作。当伯特伦的上司屈勒去医院看望他时，他正靠人工器官呼吸维持生命，但令人吃惊的是，伯特伦临死也不忘IBM的改革，他在这时还向上司推荐主持工作站工作的人选。
再例如：伯兰是IBM企业联盟构想的提出者，"企业联盟"后来成长为几百人的部门。企业联盟就是IBM在向客户销售硬件之前，先派一批程序员去与客户沟通，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再按客户的要求在30～90天内做出一些客户需要的软件。这给客户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使得客户在购买机器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IBM。
伯兰在50岁时因为患脑癌而住进医院，虽然经过手术，但由于癌细胞已扩散，医生也没能挽救他的生命。伯兰躺在病床上，他在病房安装了一台电脑，每天花好几个小时追踪他的计划进度，发出几十封到几百封电子邮件。临死前，他还说了一句"我动弹不得，就像IBM一样"。彼时，IBM正由于机构臃肿重叠，冗员繁多而导致了它市场反应缓慢，渐露败相。直到后来郭士纳的到来，完成了对IBM的大手术，使它重获新生。
任正非无疑是带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描述这些拥有忘我奋斗与牺牲精神的人们。他说道：
如果以狭隘的金钱观来认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奋斗者，就理解不了比尔·盖茨每天还工作十四五个小时的不间歇的努力。不带有成见去认识竞争对手，认真向他们学习好的东西，才有希望追赶上他们。
虽然任正非身体一直不好，但为了华为的生存和发展，他一直身体力行。从1992年开始，任正非就多次出访各国，探寻国外成功企业的经验，他多次在隆冬时节出访俄罗斯，远赴德国、美国，一边要承受由于时差、环境气候等带来的不适，一边还要竭力融入当地的文化大背景中去分析和理解当地企业的经营管理。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也为了便于和国外企业家沟通，任正非在五十多岁时开始学习英语，当华为员工经过他的办公室，听到从那里传出来的古怪的英语发音时，感受到的不是好笑，而是一种来自心底的崇敬，当然还有一种油然而生的紧迫感，由此，他们想到：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企业家就是修好堤坝的人
我国著名企业家严介和对企业家进行了分级，即"一流的企业家只管人不管事，二流的企业家既管人又管事，三流的企业家多管事少管人。"
任正非又是如何给"企业家"下定义的呢？
管理就像长江一样，我们修好堤坝，让水在里面自由流，管它晚上流，白天流。晚上我睡觉，但水还自动流。水流到海里面，蒸发成空气，雪落在喜马拉雅山，又化成水，流到长江，长江又流到海，海水又蒸发。这样循环多了以后，它就忘了一个还在岸上喊逝者如斯夫的人，一个圣者。它忘了这个圣者，只管自己流。这个圣者是谁?就是企业家。
在推动企业向前发展的诸多要素里，企业家是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战略要素。因为他必须以自己的创新力、洞察力和统率力，发现和消除市场的不平衡性，创造交易机会和效用，给生产过程指出方向，使生产要素组织化。从而增加社会财富，推动企业生产发展，推动企业这部大机器运转。
企业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在不同的战略阶段要求企业家能根据实际情况做好引领工作。具体说来，一个企业要实现持续发展，必须拥有以下这3种类型的企业家：
第一种，企业经营者。当企业处于初创期时，它最需要一位能力超群的企业经营者，他必须要能承担起企业最主要、最基本的生产经营组织和管理工作。这类企业家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和灵活的适应能力，善于捕捉商机，迅速出击，获得成功。
第二种，企业管理者。当企业已经发展成为中型或大型企业时，由于影响企业继续发展的因素主要来自于管理，因此企业家要转向管理型，此时他的职能主要是组织、控制各职能部门，而一般不直接组织经营活动。在这个阶段，企业家的个人魅力成为影响管理的成效及水平的关键点。
第三种，企业领导者。当企业进入了成熟期，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及更复杂的管理需求时，企业家不仅是管理者，还必须是具有战略思想的领导者，他要懂得统筹学理论，能在变化的环境中看清前进方向中的机会和威胁，他要保持强烈的创新观念和激情，关注新事物，勇于冲破各种习惯，坚持不懈于更高的目标。
在华为发展之初，任正非是第一种企业家，军人出身的他拥有技术优势，能敏锐地察觉到市场可能出现的需求。所以在他的带领下，华为从一个代理商向自主研发的技术型企业转型，虽然走过了一条曲折不平的道路，但是华为今天的成绩表明，任正非当时为企业选择的起点是正确的。而随着华为一步一步地壮大成长，随着诸如郑宝用、李一男、孙亚芳等技术能手和管理能手的加盟，任正非已经不再直接参与经营活动，他的角色逐渐向企业管理者转型。在这个时期，华为出台了《华为基本法》，确立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明确了华为要成为一家世界级企业的远大目标，任正非的个人威望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顶峰。
对于任正非来说，1998年是他个人管理风格转型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这一年，受世人瞩目的《华为基本法》刚刚出台，但在任正非看来《华为基本法》是一次对华为过去成功经验的总结。事实上，任正非这时已经瞄上了著名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的流程化管理经验，多次出国访问也促使他关于"建立华为职业化管理体系"的想法逐渐成形。在自觉不自觉中，任正非将自己的角色从一个管理者向"领导者"过渡。
企业家在这个企业没有太大作用的时候，就是这个企业最有生命力的时候。所以当企业家还具有很高威望，大家都很崇敬他的时候，就是企业最没有希望，最危险的时候。所以我们认为华为的宏观商业模式，就是产品发展的路标是客户需求，企业管理的目标是流程化组织建设。
2000年的任正非更多的是退居幕后，集中精力考虑华为的国际化进程。华为最终要成为一家什么样的企业，而最大的一个课题，则是如何让华为摆脱对人的依赖，最终实现依靠制度和体制完成良性的成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任正非不允许出现个别人主宰华为的情况出现，从这一点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年李一男与郑宝用纷争，任正非一直没有介入，或许那时他已经在苦苦思索，如何找到一条两全其美的解决之道，既能挽留天才的李一男，又能有利于推动华为职业化的发展。或者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当年李一男没有出走华为，今天的华为也许会走得更远，但是关于公司职业化、流程化的进程未必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当然历史已然无法改变，任正非选择了壮士断腕的悲壮之举，成全了李一男，也找到了一条也许并不算捷径的转型之路，事实证明，华为是苦尽甘来。而为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任正非也有意识地做了安排，淡化自己对公司的影响力。
今天，任正非仍然是华为的最高领导者，但是，更多的时候他是以一种精神的方式而存在，于是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华为拜访的人常常问接待的高层："任总在公司吗？"他们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任总不在，但公司一样运转得很好。"
对知识的尊重和回报
"知本意识"被作为当代企业必备的十大意识之一，这是因为在21世纪，人类从"资本主导"进入"知本主导"的全新的经济时代。企业要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与瞬息万变的时代获得发展，必须仰仗和发挥人力资源与知识资本优势，使之成为企业重要的核心技能。与此同时，经济的一体化，迫使企业必须面对来自全球的诸如信息网络化的力量、知识创新的力量、顾客的力量、投资者的力量、组织的速度与变革的力量等各种因素的挑战和冲击。因而人力资源管理既有工业文明时代的深刻烙印，又反映着新经济时代游戏规则的基本要求，从而呈现出种种新的特点。正因如此，企业家在资本运作过程中，一刻也不能忘却"以知为本"这一本质的特征。否则，必将使企业陷入困境。
任正非的知本意识要超前于国内大多数企业家。这也与他的身世有很大的关系。1944年出生的任正非有一个充满饥饿的童年，而他的青年时代恰逢充满动荡的"文革"。幸运的是他有着"崇尚知识就是力量"的双亲，在那样混乱不堪的环境中，父亲仍然鼓励他"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就是这一句话，让任正非静下心来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还自学了逻辑、哲学和三门外语。而任正非对于那些改变了人类命运的科学家的崇拜和敬仰，也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这种崇敬和对知识的追寻也最终改变了他的命运。
由于没有荒废时光，在"文革"的动荡中仍然坚持刻苦学习，所以任正非毕业参军之后在部队中表现出了良好的科技素养。1978年3月，任正非以军队科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那时候的他只有34岁，而在6000多人的代表当中，35岁以下的仅有150人。
1978年，任正非从部队转业，由于对技术有一定的基础，几经辗转，他最终选择了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算是有因有果。
后来，任正非的这种对知识的崇敬充分体现到了华为的经营和管理活动中。例如，华为在深圳龙岗区的华为坂田基地所有道路都是以中外著名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像贝尔路、冲之路、居里夫人路、稼先路、张衡路，等等。这些路名都是由任正非本人亲自命名的，而这种独特的命名方式使得原来如农村一般的坂田镇显得十分的与众不同。
任正非坚信知识就是力量，而对于掌握知识的人，他从来都不吝于给以丰厚的回报。在业界，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是华为员工的薪酬远远高于业界平均水平。任正非要求每一个华为人都要艰苦奋斗，为了华为的生存和发展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力，同时公司也为员工提供丰厚的回报。据说一个辞职的华为员工在办好一切辞职手续后，意外地发现自己还拿到了一大笔年终分红，吃惊与意外之余说："我几乎都有点后悔离开华为了。"当然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华为是一个员工持股的企业，干得好的员工年终奖励都会转化成为他们的股份，而任正非本人的持股还不到1%，整个管理团队持股不到3%。从这点上来说，任正非乐于与大家分享华为的成功，而从另一个侧面也体现了他对知识的尊重。
基于对知识的尊重，个人生活一向节俭的任正非对于有助于促进公司管理进步的变革从来都不吝于投入重金。
从1997年开始，华为引进IBM的流程化管理方法，而为了请到这样一位世界级的老师，华为也付出了世界级的学费做代价。大约50位IBM顾问在华为进驻了5年，按照每年人均顾问费用20万美元计算，仅顾问费用一项，华为就投入了不下5000万美元。此外，华为还为此专门调整组建了管理工程部，人数也在300人左右。据华为财务部的一位主管统计，华为5年业务流程变革所付出的代价不低于10亿元。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代价聘请IBM呢？任正非这样解释：
沃尔玛的老板就是在买东西时给人付更多的钱，因为他同时向别人学习管理，所以沃尔玛现在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强企业。我们也是在向IBM买管理，买经验。
而任正非对于IBM这位老师的信任和认同感也几乎是无以复加的。他甚至对员工说："IBM专家都很敬业、很积极，他们对我们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我们是应该感谢的。华为公司如果以后站起来，更不要忘了这一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