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制止了井上馨进一步说下去：“闻多（井上馨的字），不要说不谨慎的话”。
但是井上馨还是按耐不住兴奋的心情：“洪钟宇干的真漂亮”。
原来，朝鲜朝廷派出来的暗杀金玉均的刺客洪钟宇，其实是在井上馨的指挥下行动的两面间谍。而这个绝密行动连外相陆奥宗光也不知道。
洪钟宇很快就被公共租界公部局抓获。日本总领事馆向工部局提出了引渡的要求但被拒绝，犯人洪钟宇和金玉均的尸体一起交给了上海道台。
在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命令下，凶手洪钟宇和金玉均的尸体一起被交给了朝鲜。
李鸿章可能是这样想的：“这样可能会激怒日本，但是日本现在没有能和大清对抗的武力，不足为虑。反过来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朝鲜朝廷对大清感恩戴德，对把日本势力彻底驱逐出朝鲜很有帮助”。
起码李鸿章在当时没有意识到整个暗杀事件是日本人做的套。
这边的伊藤博文对陆奥宗光外相来向他汇报犯人和尸首都已经由工部局交给上海道台，再不向上海道台交涉就为时太晚了的时候，喊来了内务大臣井上馨：“洪钟宇说了些什么当然很重要，但是估计金玉均的尸首会交给朝鲜。金玉均在朝鲜是大逆，先看朝鲜如何处理金玉均的尸首再做主张”
陆奥宗光此时才领悟到了事情的另一面。
如同伊藤博文的估计，李鸿章果然将犯人洪钟宇和金玉均的尸体交给了朝鲜朝廷。而且为了显示大清朝的威风，特地使用了北洋水师的军舰“威远”号。
朝鲜朝廷将金玉均的尸首进行了“凌迟”，在杨花镇竖起了一面上写着“大逆不道玉均”的大旗把被凌迟了的尸首晒干了示众。
这时候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才在外务省的指示下向朝鲜外署督办赵秉稷提出抗议。但被赵秉稷严词拒绝：“公使先生，虽然金玉均是被凶手骗到上海去的，但是一直在向我们通报金玉均的去向的不正是阁下吗？金玉均在朝鲜是大逆不道的罪犯，如何处理金玉均是朝鲜的内政。”
大鸟圭介扔下一句话，扭头便走：“你们要对今后在日本和清国朝鲜之间发生的一切负责”。
此时日本国内乱成了一锅粥。尾崎行雄，犬养毅等论客们纷纷写文章发表演讲攻击大清，朝鲜和“软弱的政府”，里面跳的最高的就是现在印在一万日元纸币上的福泽谕吉。福泽当时在《时事新报》上是这样写的：“金玉均在上海被杀，韩国官吏并没有到天津去和李鸿章商量，可是清国军舰就能迅速动作，令人感叹。相形之下，从金玉均遇害开始所见之日本人举动，如同迟缓病人一般，也是令人惊奇”。
应该说这是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所十分满意的，因为舆论已经在朝着批判政府，批判首相的方面发展，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只要有一个口实就可以开战了。因此伊藤博文召回了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应该说大鸟圭介原来是一位主张“日清同盟论”的人物，他的看法是日本和清国应该齐心合力联合起来把欧美列强从亚洲赶出去。在汉城也多次和袁世凯会面，讨论如何推进朝鲜的改革和近代化问题。但现在这种论调已经是不合时宜的，现在的问题是何时和大清开战了。
可是，大清是亚洲第一大国，维新只有30年不到的小国日本，和大国大清开战就能够赢吗？
三．“最讨厌的就是丁汝昌”
1891年7月13日，离甲午战争还有四年。
东京小石川炮兵工厂的小石川后乐园。受外务大臣榎本武扬的委托，海军大臣桦山资纪中将在这里召开一个游园会形式的欢迎宴会。贵宾是大清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和正在日本访问的包括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镇远号”在内的七艘军舰上的50名大清水师军官。
桦山资纪气恼地对海军次官伊藤雋吉少将说：“最讨厌的就是这个丁汝昌，榎本外相硬要讲什么‘日清友好’，这样，明天全体出动去会会这个迟早要在战场上见面的敌人，大家都把这个丁汝昌的脸给我记住了，把军务局长喊来。”
当时的海军省军务局长就是伊东佑亨少将。伊东一进门，桦山资纪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伊东君，你说丁汝昌这次为什么走这么条怪路，从下关进日本经濑户内海绕纪伊半岛到东京来？”
这位后来指挥着联合舰队大败北洋水师，一直晋升到元帅海军大将的伊东少将回答说：“丁汝昌这是在向我们示威，那意思是说日本的内海就是北洋水师的庭院，如果日清开战，他能指挥着北洋水师一口气攻到东京。去参加欢迎宴会没问题，但请大臣无论如何也要恳请外务大臣和首相同意我们也去访问一次清国”。
第二天，伊东佑亨在游园会上劈头对丁汝昌就说：“丁提督，能不能让我参观一下你们伟大的超级战舰‘定远号’？”
丁汝昌坦然地笑了笑：“什么时候都非常欢迎，但是您只能看，我们不会回答您提出的问题。”
丁汝昌有资格坦然，这艘长达95米，满载排水量7355吨，航速16节的的德国造战舰“定远号”是当时远东的最大新型战舰，装备在“定远号”上的两门30.5厘米双连炮能够毫不容情地把所有敌舰送进海底。让你伊东佑亨参观一下又怎么样？
第二天伊东少将在丁汝昌的陪同下参观了“定远”“镇远”两舰。
桦山海军大臣在海军省等着伊东的报告。
而伊东的报告是：“如果现在和清国开战，我们没有胜利的可能，只要‘定远’和‘镇远’两舰就能把全部常备舰队送到海底。阁下，军舰，我们要军舰，我们是四面环海的海国，卫国就是卫海，拥有能和‘定远’对抗的军舰是我们最要紧的。”
桦山叹了一口气：“李鸿章的目的达到了”。被称为海军的“头脑”，位居军务局长，实际上指挥着日本海军的伊东佑亨被逼着说出来了“没有胜利的可能”。
李鸿章派丁汝昌率北洋水师访日的目的——向日本示威的目的，确确实实地达到了。
其实，在这之前5年， 1886年的8月，北洋水师就派出以“定远”，“镇远”两艘主力巡洋舰为首的四艘军舰（还有两艘是“济远”和“威远”）访问过日本，带队的还是丁汝昌，那次是在黄海演习完毕以后，开到长崎去修理军舰去的。修理军舰也没有必要到日本去，所以其实有个七八成炫耀武力的成分在里面。但那次的长崎寄港闹出了一个在日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清国长崎水兵事件”，北洋水师士兵因为嫖妓和日本警察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死10人，伤70余人，结果是日本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了事。
时隔五年，北洋水师虽然没有增加新舰新炮，但还是让伊东佑亨垂头丧气。
但有人不这么看。
回航时北洋水师还是走濑户内海，在广岛的宫岛锚泊时，接受了吴镇守府长官中牟田仓之助中将和参谋长东乡平八郎大佐的访问。在这次访问“平远号”声称故障，进入吴军港检修，其实是有点观察和侦查日本海军技术程度的意思。
但是结果是北洋水师的底细被人家摸了个底掉。
东乡平八郎大佐几乎每天不是军服就是便服在码头观察“平远号”，最后的结论是：“清国舰队不足为虑，他们只是一把褪了火的宝刀。宝刀确实是宝刀，但是已经褪了火，真正需要的时候派不上用场”。为什么这么说呢？用东乡的原话：“神圣的炮口上，挂了不少东西，从内裤到袜子什么都有，怎么看怎么像晾衣杆，这还是在外国的港口呢，甲板上也是乱七八糟，根本就没有整理”。
“炮口是军舰的灵魂，从清国舰队能够毫无顾虑地这样做就知道这支舰队的士气，从军官到士兵没有任何紧张感，军舰本来所具有的力量发挥不了，没什么可怕的”。
这是在说海军的软件，没有配套的软件，光有硬件是不能被称为海军的。东乡平八郎看出了北洋水师是软件配套没有赶上硬件购置。
但日本海军呢？在这方面不得不承认日本海军的建设是先从软件建设开始的。
19世纪后半期的日本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为什么能像变戏法一样出现了一支包括陆海军的很强大的军队？应该归功于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兵学校这两个培养军事指挥官的军事院校的办校成功。
明治二年（1869年），兵部省在《应该创立大海军的建议》中是这么说的：“军舰因为士官才有精神，没有士官，则水夫将无所作为。水夫无所作为，则舰船也就成无用的废物。而海军士官所必须掌握的深奥学术的练成绝非容易之事，所以当前一大紧要事项就是尽快创办学校。”
建设一支海军，需要的东西很多，比如起码要有军舰，要有操纵军舰的人员和这些人员如何构成的组织。一般来说这三要素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军舰，但其实军舰问题其实最好办，最简单。只要拿得出钱，什么都能买的到。当时英国，法国，德国，俄国还有美国全都在亚洲膘着劲明争暗斗，什么最新式的军舰都买得到，困难其实是人员培养训练和编成控制。
在伊东佑亨大发没有军舰的感叹时，日本海军已经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来努力培养和组织海军人材了，而且这种努力的效果已经到了初见成效的时候。
1870年，明治政府模仿幕府的“长崎海军教习所”在东京的筑地开设了“海军操练所”，第二年改名为“海军兵学寮”，到1876年改名为“海军兵学校”。1888年搬到了广岛县的江田岛，在东京的海军兵学校原址上办了海军大学校。中国人通常把在江田岛的海军兵学校称为“江田岛海军学校”，这要归功于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使用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日本电影《啊，海军》里面的翻译。
海军兵学寮和陆军士官学校的前身“兵学寮”同时设立，可改名字比陆军晚了两年，这么一来“士官”这个词被陆军用了去，只好凑合着用“兵学”这个学究气十足的词了。其实陆军有点怪，在除了“陆军士官学校”这个校名之外再也不用这个词，用的是“将校”。可是海军除了学校名不用“士官”这个词以外在其他场合则是大量使用这个词。
在日本海军术语中，“士官”不是指的“下士官”，而是相对于“士兵”而言的反义词，也就是“军官”的意思。少尉是“士官”，大将也是“士官”。
日本陆军1887年开始从法国式转为普鲁士式教育。海军的转型更早，从海军操练所设立开始就从原来的法国式教育转到了英国式。1873年开始英国派出以后来一直做到北美舰队上将司令官的道格拉斯（Douglas,Sir Archibald Lucius）少校为首的34名教官来日本，英国人在日本一呆就是17年，合计69人次，道格拉斯本人就在日本呆了两年，如果不是有人警告他如果再赶紧不回国可能会影响到晋升的话，可能还会继续逗留下去。
海军兵学校和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英国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一起同列被誉为世界三大海军学校，因为曾几何时这是三大海军强国，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仔细想一下还是有点不可思议，和精神要素占得更多的陆军相比，海军更加受到国力的制约，这个海军兵学校既然是海军的一部分就也应该不例外。贫穷的日本是如何办出这个海军兵学校的？
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很穷的落后小国，培养海军人才最简单而又便宜的方法应该是送人去欧美留学。其实在一开始日本人也是那么想的，比如东乡平八郎就被送去英国留学，还一去就是八年。
但是有一点弄不明白的事情是：日本的海军留学生到处被人拒绝，是看不起这些黄皮猴子还是为了保守海军机密没人知道，反正就是到哪儿哪儿不要。像东乡平八郎想去英国进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结果到了那儿别人才对他说不行，结果只能上商船学校。
没办法才只好从一开始就自己办学校，而且还是斥巨资全部请英国人来帮忙。当然英国是当时第一海军大国是日本人为什么请英国人的最主要原因，更加直接的原因就是在1863年的萨英战争中知道了英国海军的厉害。
1862年在现在的横滨市生麦地方发生了所谓“生麦事件”，四个英国人骑马冲撞了萨摩藩主岛津久光的行列。其实就在事情发生前几分钟，美国领事馆官员范李德也遇到了这个行列，按照欧洲人见了贵族或妇女的马车要下马让路的礼貌，范李德让了路，没有出事。但这几个英国人在中国上海呆过很长时间，骑在马上鞭打黄种人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大鼻子怎么能给黄皮肤的日本人让路？于是和藩主的武士发生了冲突，一个叫理查逊的英国人被日本人把肠子砍出来了，拖着肠子想逃跑，另一位武士 “看到他很痛苦，就帮他做了介错”，一刀把理查逊的脑袋砍下来了。两个重伤，剩下一个是个女的，叫波罗黛儿，倒是没受伤，但给吓疯了，不久也死了。
约翰牛们很吃惊，这是他们第一次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大英帝国的臣民也是可以被人砍杀的，而且是黄种人。于是就去找幕府论理，要幕府赔钱10万英镑。幕府给来了个一问三不知：那是萨摩藩，你得找他们。于是英国人就出动了10艘军舰上鹿儿岛来讨说法来了。
英国人到了鹿儿岛，看看这么个乡下地方，料想也拿不出10万英镑，就减到了二万五，但要处分肇事者。遇到翻译又差劲，把“肇事者”给翻成了日语的“责任者”。藩主岛津久光一看急了眼：八格丫鲁，要处分老爷？老爷跟你拼了吧。这就打了起来，一仗打下来，全日本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萨摩藩取得的一点成果全部毁于英军炮火，但死人不多，才五人。而反过来看来势汹汹的英国人却死伤63人，包括旗舰尤里亚勒斯（HMS Euryalus）舰长约瑟林副舰长魏尔默全去见了上帝。
怎么会打出这么个怪结果来？其实那天可能上帝没玩过天照大神，对英国人有点不公平。首先炮战刚开始时海上风浪大作，英国军舰颠簸得厉害，无法瞄准，对萨摩藩的海岸炮台无法造成损伤。而英国舰队停泊的地方又正好是萨摩藩炮台平时训练时停靶船的，这样萨摩炮台练瞄准都省了，一炮打出去就直接命中英军旗舰。
但随着天气变好，英国军舰上配备的最新式阿姆斯特朗炮的威力就显示出来了。萨摩藩的海岸炮台被敲了个精光不说，刚刚建成的造船厂和其他近代工业全完了蛋，这才两家人坐下来谈判。
后来萨摩藩还是赔了两万五千英镑，但不是萨摩藩自己的钱，向幕府借了六万三千两银子赔了英国人以后就没还，赖掉了那笔帐。
大山严，黑田清隆，东乡平八郎全是参加过那场战争的，因此大家全同意要办海军，除了向英国学习外没有别的出路这种说法。
日本人在萨英战争中看着英国人耍酷，眼馋得口水支流还不光是军舰大炮和海军。日本人发现英国人打仗时甲板上有军乐队在奏乐，认为非常地妙。这边谈判还没有探出结果，那边就有人爬到英国军舰上要人家教他们玩洋鼓洋号，回来自己就练了起来，后来日本海军的大型舰只上一直有军乐队的编制，平时在舰上练练乐器兼管打扫卫生，战时运运炮弹兼管吹吹打打，由来就是从萨英战争里跟英国人学的。
日本人办这个学校是很认真的，认真到了什么程度呢？连为什么海军兵学校会搬到广岛的江田岛区都能够说明问题。随着经济的逐步繁荣，海军省认为学校办在繁华的东京会引起学生们思想堕落，所以才找了这个当时是鸟都不来做巢的广岛荒岛，迁校之前还和当地豪绅签订了一个名为《江田岛取缔方始末书》的合同，里面规定在江田岛指定范围内不得有“猥艺丑行”，就是说不能开娼馆妓院，以保持教育环境。而一直到1945年日本败战为止的57年间江田岛还确实是做到了这一点。至于到后来设施被美军接收，飞燕流莺从全日本和全世界各地云集江田岛，繁荣娼盛则是以后的事情了。
和所有海军名校一样，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最豪华的建筑就是学生宿舍“生徒馆”，是当时在相当于后来的铁道省的工部省铁道寮任建筑副长的英国人约翰·迪亚克（John Diack）主持设计的，全部英国风格不说，所有的红砖都是一块一块地包好了从英国用军舰运来，原价是0.2日元，要知道那年头木匠一天的工资也就0.1日元。运到日本后折算下来一块红砖要花1.5日元以上，当时三日元能兑换二两白银成，就是说那些红砖换算成现在的价格一块在150美元以上！
学生宿舍的豪华，生活的排场是欧洲海军的传统。在欧洲是贵族军种，海军军官都是贵族，讲究的是“Noble’s Oblige”(贵族的义务)。那意思就是国家就是你们的，平时好吃着好喝着，到时候就得豁出去为国效力。
道格拉斯少校到了日本觉得最抓狂的一点就是海兵的学生里居然大多数出身农民，没几个贵族。出于贵族军种的自尊心，道格拉斯在教日本人的时候最强调的就是“先成为绅士，然后才是士官（be a gentelman before the officer）”，而这点也应该是个人就挺乐意接受的。到败战为止，只要条件可能，日本海军一直维持着豪华的生活方式。军官和士兵的伙食完全不同，正餐必须穿礼服，边上还有军乐队伴奏。这点和陆军大不一样，日本陆军是有点“官兵一致”的，起码在战场上，将军和大头兵吃的是一样的伙食。
海军兵学校的学生一进校就是一等兵曹，相当于上士，这点和陆军士官学校一进校是从最下边的二等兵开始也不同。
但要是认为海兵校仅仅是享福作乐，那就错了。道格拉斯把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课程搬到日本来了，课本当然没时间翻译，也没有必要翻译——本来海兵校就把英语放在极高的位置上。老师是英国人，教科书是英语，用英语做作业，用英语回答问题。能用日语的地方，就只是偷偷在背后对这种“英语世界”表示不满时发发牢骚而已，除此之外，一切英语。当然这只是刚海兵校开始时的情形，但海兵校就一直没有放松对英语的要求，就是在太平洋战争中，军部要求抵制英语这种“敌性语言” 的时候，海兵校还是坚持连查生字用的字典都必须是英英字典。
这种训练的效果呢？从最后的海军次官井上成美大将战后的谋生手段是开英语补习班教人英语这点就知道了。
江田岛海兵校基本上是英国式的，但是有一条很特别的纵向编成的“分队”制度却是从美国海军学院学来的。就是由大约40人左右的三个年级学生编成，三年级学生被称为“一号生徒”，在分队里起指导的作用，二年级学生是“二号生徒”，帮着一号学徒敲边鼓，所有动手化体力的活都是被称为“三号生徒”的一年级新生去干。海兵校学制三年或者是四年，所以有时还有“四号生徒”，这样一个学生在校期间最多和前后7届的学生朝夕相处，而海兵校除了“坐学”，就是课堂教学以外，所有的生活，训练全部以分队为单位进行，以此来培养海军的向心力和对先辈学生的绝对服从。
为什么要这样，海军有海军的特殊性。首先，海军是在茫茫大海上，要活大家一起活，船沉了大家一起死，可以说是一个从大头兵到舰长长官的命运共同体；反过来说，这些大老爷们成天挤在一个闷铁罐子里又是烦躁，不安和狂暴的一个因素，因此海军教育的第一条就是人际关系教育，这可是人家大英帝国的皇家海军花了上百年摸索出来的经验。
道格拉斯少校带给海兵校的另外一件东西是体育运动。海兵校在1874年，首次召开了名叫“竞斗游戏会”的运动会，这就是现在日本学校，企业等各团体每年都要开一次的“运动会”的开始。
海军兵学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了入学考试的严肃性，除了皇族成员之外，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没有阶级等级的任何限制。明治初年，也就是1870年代的日本是一个极其贫穷落后的国家。像海军兵学校招生公正，学费生活费全免，毕业就是国家保证终身前程的海军军官的去处，立即成为青年人最理想的去处之一，所以和陆军士官学校一样，海军兵学校也能征集到最优秀的学生，海军兵学校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在英国教官撤走以后学校的教育和管理也没有放松，教学质量没有下降，就这样成为了世界三大海军学校之一。有了这个条件，日本海军就能够保证了军官的质量。
当然海军兵学校的教育进入了二十世纪以后实际上没有与时并进，落后于了时代，也是日本海军失败的一个原因，这点以后再说。
在培养人才的同时，海军的组织建设也在进行。明治维新主要是在萨摩藩（现在的鹿儿岛县一带）和长州藩（现在的山口县一带）的支持下进行的，所谓“萨长同盟” 就是指的这件事。维新以后，长州藩执掌了陆军，萨摩藩则主宰了海军，有所谓“长州的陆军，萨摩的海军”的说法。日本海军发展初期的三位主要人物，先后担任过海军卿，海军大臣，主持海军军政的川村纯义，西乡从道和担任过参谋本部次长，参谋本部海军部长，主持海军军令仁礼景范全是萨摩人。
明治海军最早是军政军令统一的，海洋海面分成“海军区”，海军舰船分配给分设的“镇守府”管辖。最早是1875年在横滨设立的“东海镇守府”，后来移到横须贺改名为“横须贺镇守府”。当时本来是还有个计划设在长崎的“西海镇守府”的，但一直没设立起来，倒是在1889年又加上了吴和佐世保两个镇守府，成为三个海军区。1901年又设立了舞鹤镇守府，成了四个海军区。原来还曾经计划在北海道的室兰设立一个镇守府，但没有实现。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还设立了一个旅顺镇守府，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1914年才撤销。
和1878年就从陆军省独立出来的参谋本部相比，军令部从海军省独立出来是15年后的1893年，而且一开始的名称还是“海军军令部”，把“海军”这个定语去掉又花了40年，到1933年才成了“军令部”。
笔者在《军国幕僚》中讲过参谋本部从陆军省独立从而形成日本陆军军政军令分离的来龙去脉。在陆军军政军令分离的时候，海军还没有分离，这里面最大的原因就是陆军军政军令分离的直接引发因素是被称为“竹桥事件”的兵变，而海军和陆军不同。陆军随便有几个人拿了枪就能造上一反，而海军不是全舰一致就开不动那艘军舰，就算你全舰一致，码头上不给你加煤，你也就是个浮在水面上的铁盒子而已，所以兵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在一开始军政军令分离时就没有考虑海军。
所以参谋本部独立的时候，海军连参谋部都还没有，相当于参谋部的一部分职能由海军省军事部在执行。日本陆军的参谋制度和以后的军政军令分离是从德国引进的，而日本海军是学的英国，所以一开始在组织上没有参谋部也很正常。到现在英国皇家海军和美国海军都没有“参谋部”这个名字，英国皇家海军更为邪门，虽然没有海军参谋部，但海军大臣（也叫“首席海军卿”， First Sea Lord）居然同时是“海军总参谋长”（ Chief of Naval Staff），也不知道这个“总”从何而来。
但海军看着陆军有个参谋本部比较眼红，海军军事部也要从海军省独立来个“海军参谋本部”。遭到了从德国引进参谋本部制度的山县有朋和桂太郎的坚决反对，理由是陆海战的性质不同，陆军是主力而海军只是支援力量，大家一人一套参谋只会没事就扯皮。陆战是智慧的战场，海战只是训练的战场，陆将要学的多，海将只要会航海就行。。。。。。反正海军弄参谋部没有任何必要，这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海军有参谋部的。
其实陆军的坚决反对，理由并不在表面上说的那些车轱辘话。参谋本部是天皇的幕僚部，好不容易弄到了这个位置的陆军绝不容许海军来分一杯羹。当然陆军也弄不清楚海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才有海军简直都不配弄个“参谋”的位置这一邪门理论。据说是陆军没了参谋打不了仗，陆军参谋能构思出精彩的作战方案出来，而海军的所谓“参谋”不就是抄抄写写的文书员吗？在陆军眼里的海军就是个操纵机器的工匠，完全没有主观能动性发挥的余地，你的参谋再能干，水兵训练得再好，速度是十节的军舰你开不出十一节出来，3000米射程的大炮你打不到3100米去，海军打仗不就是大家一字排好了，大炮开口说话，谁的口大谁赢，有什么“战争艺术性”可言，现在就这么一拨工匠也要学陆军来搞什么参谋制度，你说可笑不可笑？
参谋部不希罕，但是诸军种的联合参谋部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挺新的时髦玩艺。现在大名鼎鼎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其实是1942年6月20日才成立的。大国中军种间联合参谋部较早的是英国，成立于1939年英国的参谋长委员会（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的起源也只好追溯到1923年成立的皇家防卫委员会（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就为止了。
但是一般被认为没有什么创造力的日本人倒早在1886年3月就捣鼓出来过一个“统合参谋本部”来海陆全管，但刚过两年就又分了家。回顾一下这一段刚拼好铺盖就分炕的历史对于了解日本海军是很有帮助的。笔者在《有一类战犯叫“参谋”》里面讲过一点那段历史，这次从海军的角度来看看那段历史。
陆军反对海军参谋部，就连海军都不是人人喜欢参谋部。首任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就不喜欢什么参谋部，因为西乡从道是陆军出身，其实不懂海军。他在当着海军大臣的时候，军衔还是陆军中将呢，后来才混上元帅海军大将的。当时有个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海军大尉叫黑冈带刀的是个海军参谋部最积极的鼓吹者，这位在1881年升了少佐又去当驻英武官的时候，说动了当时的海军卿川村纯义。在黑冈那儿，被桂太郎作为反对成立海军参谋本部的理由，全成了应该赶快立即成立海军参谋本部的理由：日本是海国，有了战事海军是先锋，先锋没有了参谋本部怎么办？大家都是天皇陛下的战士，人人平等，为什么陆军有的海军没有？
黑冈干脆就来了个狮子大开口，提出干脆来个“统合参谋本部”，下分陆军部和海军部，参谋总长由陆海军轮流坐庄。黑冈本来就是想用这些条件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地换取陆军的让步，谁知道被当时的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听进去了。伊藤博文虽然不是军人，但利用他的声望和人望，愣是说服了陆军收留了海军成立了一个“统合参谋本部”。首任参谋总长是有栖川宫炽仁亲王，陆军部长是曾我佑准陆军中将，海军部部长是仁礼景范海军中将。看过《有一类战犯叫“参谋”》的都还记得，这彪人马除了山县有朋不在了几乎就是当年在“西南战争”中去打西乡隆盛贼军的那原班人马。
都是老相识了，应该还好打交道了吧？不，首先海军大臣就不感冒这个倒头的“统合参谋本部”。想想也是，海军大臣和陆军大臣平起平坐，可是参谋总长是陆军。这就显得海军要归陆军管了，低人一头。那么陆军该满意了吧，也不满意。陆军不满意的理由更荒唐，日本陆军当时分成“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区别就是在“外征军备”这个问题上，陆军元老山县有朋，大山严全是主流派，主张扩充军备对外战争。而这个参谋本部陆军部的先后两任部长曾我佑准和小泽武雄全是反对扩张的非主流派，“既恨和尚，祸及袈裟”，主流派们捎带着连这个位置也讨厌了起来，干脆撤了那个倒霉衙门，不给这些日奸们官做，这就弄得所谓统合参谋本部只活了两年就一命呜呼了。曾我中将也被赶去了预备役。
撤销了统合参谋本部，陆军把“参谋本部”的大名给带回去了，还坚决反对加上“陆军”这一个定语，因为《参谋本部条例》里面明文规定：“参谋总长是帝国军队的参谋总长”，也是你们海军的，干吗要加上一个“陆军”的限定语？要加你们自己加。只能忍声吞气的小二子海军在用了几年“海军参谋部”以后干脆就不要“参谋”这两个字了，叫做“海军军令部”，和陆军彻底划清界限。
界限划得非常清楚，凡陆军的规矩海军就不用。陆军办了个“陆军大学校”，说是不是陆大出身的人就不能当参谋，海军就没有那条规定，谁都能当参谋。当然到了最后海军参谋还是几乎被海大毕业生被包圆了，但只是“几乎”，“神风攻击队之父”大西泷治郎中将就考了两次没考上，可最后还是军令部次长，就是说海军没那条硬性规定。
不管怎么说，海军的组织一直到日俄战争之后并没有什么军政军令二元化这么一说，所有权力基本都在海军省手里，一切都很健全，看不出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有了高质量的军官，有了一个健全的组织系统。如果再有了军舰武器硬件，只要稍以时间，熟悉了武器装备性能以后，一夜之间的飞跃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但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内乱不断，到1884年为止，包括佐贺叛乱，荻叛乱，神风联叛乱，西南战争等内战和骚动什么的合计起来居然有162起。政府疲于奔命地到处镇压，军费几乎全部被陆军花完，海军在军舰的扩充上面的要求无法满足。所以日本海军一直到十九世纪70年代始终圆不了从胜海舟开始的“大海军梦”。
但在1871年台湾“牡丹社事件”以后，事情起了变化。那年10月一艘琉球渔船在海上遭遇台风，漂流到台湾东南部八瑶湾，登陆的66人因和台湾土著人发生冲突而被杀害54人，剩余12人在当地汉人求助下由大清官员转道福州回国。
1873年明治政府外务卿副岛种臣前往中国交涉，总理衙门行走毛昶熙一开始的回答还像话：“二岛（指琉球与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次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和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但毛昶熙在看到日方出示的死者中有四位日本渔民的证据，并扬言琉球属于日本版图以后居然改言“(台灣)生番係化外之民，伐與不伐，貴國自裁之。”，留给了日本一句可以向“无主番界”出兵的话柄。
当时执掌大权的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立即成立了以大隈重信为长官的藩地事务局，事务局长为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从英美急忙买了两艘商船，装上大炮作为军舰，准备攻打台湾这块“无主番地”。但和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的参议木户孝永强烈反对出兵台湾，加上英美诸列强也不同意，内阁决定延期出兵。但在长崎待命的西乡从道拒不受命，率领三千名官兵在1874年5月2日出兵，5月6日在台湾南部登陆。这次行动在历史上被称作“西乡大暴走”，开了日本军人在近代史上“下可上”，反抗政府的先河。
5月下旬，大清派船政大臣沈葆桢来台，并调淮军六千人赴台作战。后来在英国公使威妥玛斡旋之下中日之间达成《北京专约》，清廷糊里糊涂赔了日本人50万两白银不算，还承认了日军出兵是“保民义举”，这就给了日本日后认定琉球是日本属地的根据。第二年开始日本开始处分琉球，并在1879年强迫琉球国王移住东京。
但清廷并未放弃琉球主权，一直到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才不再主张。
这次日军的出兵台湾在东亚海军史上引起的后果就是清日两国同时进入了扩张海军军备的时代。
西乡从道在这次出兵之后感到了充实海军军备的必要，从陆军中将转到海军中将，并且说服政府把海军的预算提到到了陆军的一半。1875年当年就花了当年海军预算的90%，311万日元向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和“比叡”号三艘军舰，到1878年投入现役。这三艘军舰都不到四千吨，按当时欧洲国家所保有的万吨左右级别的战舰标准，实在不能算什么战舰，所以后来日本人自己也把这几艘军舰只算成“海防舰”。但是在1885年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两艘7200吨的铁甲舰编入现役以前这三艘军舰一直是亚洲国家所唯一保有的近代化装甲舰。
到1890年随《大日本帝国宪法》同时公布的《海军条例》出台时，日本海军已经拥有了“高千穗”，“扶桑”，“大和”，“葛城”，“武藏”和“浪速”等六艘海防舰的“常备舰队”和一些过时陈旧的舰只组成的“演习舰队”。1891年举行了第一次由常备舰队扮演进攻一方的“东军”对演习舰队扮演防守一方的“西军”的海军大演习。演习后举行了第二次海军检阅式，和六艘军舰，排水2400吨的第一次海军检阅式相比，这次的阵容达到了19艘军舰，排水三万吨，23年海军增长了15倍。
可是面对北洋水师的“定远”和“镇远”，这三万吨的海军还是像纸糊的一样不堪一击。这就是伊东佑亨看了“定远”和“镇远”后发愁的由来。于是日本举国上下从明治天皇开始剔肉以助海军，1893年仁礼景范海相会同枢密顾问官桦山资纪向议会提出的建造甲铁舰两艘，巡洋舰，轻型巡洋舰各一艘，建造费共1955万日元被议会否决。但2月10日明治天皇发布《建舰诏勅》，内容为六年间每年减少内帑30万日元（20万两白银），文武官员一律减俸一成，以助海军造舰。议会只好再次通过一个六年内拨款1808万日元的预算。国民也是踊跃捐献，终于筹起来了建造能够和定远和镇远抗衡军舰的款项。定购了战舰“富士”，“八岛”，巡洋舰“明石”和“宫古”。
联想到当时的西太后在满心欢喜地要做寿，真不知道让人说何是好。记得有一年一位日本教授从北京回来让笔者去看他拍的录像，当看到颐和园的石舫时，那教授特地加了一句：“据说是托了这个石舫的福，日本才赢得了日清战争”，笔者无言以对，只能期望此等悲剧不要二次重演。
但这几艘军舰并没有赶上参加甲午战争，参加甲午战争的是从1888年开始的“四景舰”计划。
为了对抗7200吨，装甲厚度305mm,配备两门30.5厘米双联炮的这两艘巨舰，日本海军的对策是不管怎样，首先在大炮上要胜过定远和镇远，起码在数字上要超过去。这就是那个“四景舰”计划。所谓“四景舰”，是以日本四个观光名地命名的四艘装甲巡洋舰“松岛”，“严岛”，“桥立”和“秋津州”。负责设计的法国工程师埃米尔·贝当开始时考虑到日本仅仅拥有4000吨级船坞，从而想以法国的防护巡洋舰为蓝本，建造一种配备多门中口径火炮，增加动力性能的高速巡洋舰，但被满脑子定远镇远的日本海军拒绝。
贝当没办法，只好在4000吨的船身上把32厘米单联重炮愣塞下去。作为代价的是削减装甲厚度和动力出力，打个比方说就是给小孩一支大手枪。这门32厘米单联炮只要旋转方向或改变倾角都会使船的重心发生变化，东倒西歪， 而开炮的后坐力又会使得船偏离行驶方向，就是说基本上就只能用来壮壮胆。
能壮胆就行，就这么不由分说地在法国造了“松岛”和“严岛”。到第三艘第四艘的时候，干脆在1888年自己在横须贺海军造船所造了。这种国产化的措施引起了贝当的极大愤怒，在合同还没有满期的情况下回国，不管了。日本人到最后还是把“桥立”号造了出来，到第四艘时还是修改计划，回到贝当开始的设计思想，造成了一艘排水量3150吨，配备四门15.2CM单联炮，6门12CM单联炮和8门4.7CM单联炮，速度达19节的高速巡洋舰。这样原来计划中的“四景舰”就成了“三景舰”。到1894年“桥立”和“秋津州”编入现役时，日本海军虽然还没有和北洋水师开打必胜的把握，但自己觉得已经不那么害怕了。
对日本来说，海军的最后准备完成就是万事俱备了。
四．机会来了
日本陆军早就做好了和大清作战的准备。
1882年朝鲜的“壬午兵变”刚刚结束的8月15日，陆军的最长老山县有朋大将就提出了一份意见书。山县在这份意见书中提出“欧洲各国与我相距甚远，无关痛痒”，日本应该想定的敌国是“直接附近”的大清，如果不立即扩充准备与大清开战的军备则“帝国与谁语维持独立，又与谁言富强”。在这份意见书中，山县提出了陆军的作战目标应该改为在大陆进行平野运动战，将陆军军制现行面向防守的镇台制改为面向进攻的师团制。山县的建议得到了内阁和军部的赞成，1888年已有的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六个镇台分别改组成第一到第六师团，在组织上做好了和大清战争的准备。
在这段组织准备的时间内，日本军部保持了低姿态，这就是在“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时，日本始终没有采取激进行动，避免和清军开战的原因。但是恰好是这种低姿态，使得李鸿章和袁世凯放松了对日本应有的警惕，误认为日本只是个“葺尔小国”，对大清不构成威胁。
1893年10月，还是由山县有朋代表军部向内阁提出了一份“军备意见书”。在这份意见书中，山县有朋指出“欧洲目前保持着势力均衡，短时间内发生战事的可能性极小，列强们正在专心致志地计划着对亚洲的侵略；特别是沙俄正在建设的西伯利亚铁道可能在十年内建成，日本要在这几年内整备好军备，这样不仅能在一旦有事之时保证祸不及身，而且还能乘机取得更大的利益。……那时我国的敌人将不是支那，也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诸国。”
山县还预测：“不出十年，我国和俄国关系必将破裂。在此之前我国必须确保朝鲜，所以应该考虑到早日进行对清战争，这是绝对重要的前提”。
这份意见书所阐述的意见其实是山县在代表陆军参谋本部递交从1887年开始由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少将主持，由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制定的“征清大作战构想”。这个构想的制定花了四年，到最后编成了甲乙两套方案，乙方案是对付俄国人的，甲方案是对付大清国的。
甲方案中想定第一阶段派第五师团出兵朝鲜，牵制清军。然后看甲乙丙三种情况来继续用兵进行第二阶段，所谓甲乙丙三种情况就是指日本联合舰队取得黄海渤海制海权；和联合舰队不能取得黄海渤海的制海权，但北洋水师也取得不了；以及北洋水师取得黄海渤海制海权这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日军在直隶附近平原地带和清军决战；第二种情况日军力争确保朝鲜；第三种情况则在援助第五师团的同时完成本土防御。
这个小川又次后来做到陆军大将，第四师团师团长，是二战战败后自杀的杉山元陆军大将的老丈人。
这个作战计划就是陆军制定的，所以陆军早就作好了准备，现在海军三景舰完成，所以海军也算做好了准备，大家就等着找机会和大清开战了。
机会总算来了。
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川上操六们一直在等待的机会来了。1893年初开始的“东学党之变”给日本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东学党之变”在韩国和朝鲜是被称作“甲午农民战争”的。开年二月份，全罗道就发生了反抗郡守赵秉甲的暴动，首领叫全琫准，是个东学党人。东学是十九世纪中叶在朝鲜半岛出现的一种半宗教半迷信的一种民间帮会，和后来中国的义和团有点类似。自称是儒教道教佛教三教合一，老是念一种只有13个字的咒文，据说多念了就可以包不生病，还可以实现天人如一的平等社会。而李朝认为东学是异端邪教，加以镇压，在1864年把第一代教主崔济愚给杀了。
但是就算是邪教，也肯定有流行的理由。杀了崔济愚，自有后来人，第二代教主崔世亨不久又在南部有了很大声势，他们打出的旗号是“为教主伸冤，驱逐倭洋”，1893年3月东学党人进入了汉城，要直接向国王诉冤，那时倒也还没有搞武装暴动，进了汉城以后还见机行事，把“为教主伸冤”的口号收了回去，只提“驱逐倭洋”，赶走日本人就行了。
但这次全罗道的暴动在性质上和以往的类似于跳大神的东学党大有不同，是一次官逼民反的暴动，朝鲜农民在贪官污吏的敲骨吸髓的盘剥下已经活不下去了。在赵秉甲治下，卖官鬻爵，横征暴敛，四间草房居然一年要交百余金的税，十亩水田居然要收四石租子，农民只好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如何应付起义军成了朝鲜政府最大的难题，当时政府已经没有镇压起义军的能力了，可能的选择就是和起义军谈判或者向清廷借兵镇压。
早在前一年东学党人开始动作的时候，朝鲜政府中就已经有人提议向大清借兵，而且朝鲜内务府官员朴斋纯还受韩王和袁世凯商量过这件事。袁世凯的意思是东学党就一些乌合之众，不值得大惊小怪，闹出国际问题。加上向大清借兵是要朝鲜负担军费的，朝鲜本来就不宽裕，就算是有钱还想留着自己花呢，所以看看东学党没什么动静了，这是也就没有再提，当然要不要进行改革更是无人过问。
这次东学党人来势凶猛，恐怕不会无疾而终，这向不向大清借兵的问题就又出来了。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密奏朝王，提出借外兵助剿。最积极提议向大清借兵的是在朝鲜国王王李熙和闵妃支持下的闵泳骏。
但李熙一直下不了决心，首先是有朝臣反对，认为借外兵剿自己人，总有点不上台面，再有就是李熙自己也担心借了大清军，日本军和俄国军会不会一起来凑热闹。但是这次全州失陷，京畿震动，也顾不了什么内人外人的了。至于日本和俄国的事，闵泳骏拍了胸脯，说袁世凯袁大人自有主张，不会出事。
袁世凯会有些什么主张呢？本来袁世凯就一直在计划对朝鲜进行更加积极的干预，这次的东学党动乱正好是个直接出兵的机会。那么袁世凯知不知道根据《天津条约》一旦中国出兵，日本也有权出兵这回事呢？他知道，而且他知道日本肯定会出兵，但是他不知道日本将会怎样的出兵。
从东学党动乱一开始，日本就一直在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因为北洋水师的的平远舰帮过朝鲜运兵，所以日本人知道大清不会置身事外，所不知道的只是清廷的出兵兵力和时机。驻朝公使馆临时代理公使，书记官杉村濬在得知朝鲜国王决定向大清借兵以后，还特地派了书记生郑永邦去袁世凯处向其转达“我政府必无他意”的口讯。
因此根本就没有判断出日本意图的袁世凯做出了“即使日本派兵，也只不过和前两次一样，来个二三百人保护其使馆安全”的判断，六月一日，袁世凯致电李鸿章请求发兵。第二天杉村濬亲访袁世凯证实了朝鲜决定借兵，而袁世凯也已向李鸿章发电请求派兵的底细。
6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照会清廷请求支援。当天已经通过外相陆奥宗光的电报了解了此事的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拜会李鸿章，重复了杉村濬的话，使得李鸿章更加相信日本人无心朝鲜，出兵朝鲜就定了下来。6月6日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一八八五年中日《天津条约》有关条款照会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告知清廷应朝鲜政府请求，按“我朝保护属邦旧例”，派令直隶提督叶志超“选带劲旅，星驰朝鲜全罗、忠清一带，相机堵剿，……一俟事竣，仍即搬回，不再留防。”
李鸿章派出的军队是分三批走海路在朝鲜牙山登陆的。第一批是作为前锋的太原镇总兵聂士成带领的九百一十人。六月六日下午六时，自塘沽坐船于八日下午六时抵牙山海口，第二天登岸进扎牙山县。第二批，是直隶提督叶志超所带一千零五十五人，分乘海宴、定海二轮，于十日下午三时抵牙山海口。第三批是总兵夏青云率领的五百名人乘海定轮渡海，于二十五日抵牙山县。此时屯驻牙山的清军人数达二千四百六十五人。
可是，清军一开始行动，日本人就变脸了。
6月6日日本外务省照复汪凤藻：“查贵国照会中有‘保护属邦’之语，但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国为中国之属邦”，与汪凤藻扯起了皮。要求汪凤藻修改，而汪则“正词拒之”。李鸿章也复电汪凤藻：“文内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故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但是李鸿章还只是以为日本人在鸡蛋里挑骨头有意找茬，而没有看到这是日本在为以后扩大事态作准备。
同时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根据《天津条约》，“因朝鲜国现有变乱重大事件，我国派兵为要，政府拟派一队兵”。这是袁世凯也致电李鸿章表示从衫村濬得来的消息时日本政府派兵的目的只是“调护使馆，无他意”。
李鸿章和袁世凯都自以为能自圆其说，并没有多想，但后来当他们得知日本派兵的数量时吓了一跳。日本派出来的决不是“调护使馆”的数百人，而是一个混成旅团，七千人！
袁世凯傻了，李鸿章呆了。
事态的发展，正在按伊藤博文的算计进行。6月1日伊藤博文收到杉村濬的电报以后立即召来了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中将，而川上听到伊藤的“好像袁世凯终于把清军带进了朝鲜”这句话以后居然回答了一句：“果真不出所料”。
原来，川上在东学党叛乱刚开始时就本能地感到日本出兵朝鲜的机会已经到来了，立即派出后来历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第11师团中将师团长的伊知地幸介少佐前往朝鲜半岛收集情报，5月31日才刚刚回到东京。
“你的计划呢？”伊藤问川上。
“天津到仁川需要两昼夜，而从门司（位于现在的福冈县北九州市）到仁川则需要四昼夜”，川上兴奋地报告。
“就是说日本要比对手先行动两昼夜才能打个平手”，伊藤笑了，“立即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派兵问题”。
“阁下”，川上神秘地说，“在内阁会议上陆军大臣会提议派一个混成旅团，希望阁下能够支持”。
伊藤博文是个文人，不明白川上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川上对伊藤解释说，内阁可能会反对大规模派兵的计划。所以陆相大山岩，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和川上次长商议下来的对策是采取派遣“混成旅团”的名义。当时日本陆军编制一个旅团不到三千人，但是如果用“混成旅团”的编制，加上工兵，炮兵什么的，能达到七千多人。
果然在6月2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注意到了这个“混成旅团”和“旅团”的区别，因为他原来是陆军大臣。但西乡也就只是皱了皱眉，认为陆军这么干有点偷鸡摸狗的嫌疑，堂堂正正地说出来，又有谁敢说个不字？在西乡这里首先就过不了关。
阁僚会议很快就一致通过了为了和清国对抗，发兵朝鲜以卫护日本公使馆及在朝日本侨民，兵力是由驻广岛的第五师团编成一个混成旅团的决议。6月5日，根据《战时大本营条例》在参谋本部里设置了“大本营”。
应该说这个大本营是非法的。因为根据《战时大本营条例》，大本营的设置应该是在发布宣战布告，进入战争状态以后，可是6月5日日本还没有向大清宣战。可是谁又去管这些呢？两天后的6月7日，陆军大臣大山岩和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分别发表布告，禁止报纸杂志刊登一切与陆海军行动有关的新闻。同一天还设置了“陆军中央金柜部”，实行与立法司法独立的战时财政——军部可以随心所欲地动用所有财政资源。
自“金玉均事件”以后就以“休假”的名义一直在日本国内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就是在大本营成立的6月5日乘坐“八重山舰”在200名海军陆战队员护送下前往朝鲜归任的，与此同时，日本海军的5艘军舰也慢慢从釜山开往仁川。同一天，第九旅团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也率领刚刚从第五师团编成的第一混成旅团先头部队从广岛宇品港出发，在海军舰艇的护卫下出发。
电闪雷鸣之势，距离韩国正式向清廷照会请求出兵只有五天！
李鸿章袁世凯们又是怎么看这件事呢？
在日本驻清代理公使（公使是同时兼任驻朝公使的大鸟圭介）小村寿太郎向在天津的李鸿章通报日本出兵时，李鸿章还不解地问小村朝鲜没有向日本请兵而日本何故出兵，小村的回答是：“根据《天津条约》，日本有在事先通报的前提下向朝鲜出兵的权利”。
当时已经71岁的李鸿章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继续以朝鲜乃葺尔小国，弹丸之地聚两国大军。纵非有心生事，亦恐擦枪走火之类的道理来向年仅39岁的小村寿太郎施压。
李鸿章的对日判断完全失误。失误不仅表现在对日军实力的估价还停留在10年以前，在对日本政治局势上也由于大清的体制而完全误读。当时日本政局相当不稳，由于伊藤内阁在和英国进行的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上没有进展从而被舆论和国会激烈攻击为“软弱无能的内阁”。议会甚至还提出了对内阁的弹劾议案，伊藤内阁看起来处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之中，随时可能垮台。
李鸿章确实是在操办洋务外交，可是李鸿章对这个世界是很无知的。曾任沙俄交通大臣和财政大臣的维特（Sergei Yulyevich Witte）在回忆录中提到过一次和李鸿章的会谈。那是在1896年李鸿章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式以后，会谈时在谈到加冕式以后发生前来祝贺的百姓因为互相推挤而造成挤死踩死3000余人的大惨剧时，李鸿章说：“陛下是不知道这些的，对不对？”
维特很肯定地对李鸿章说：“沙皇尼古拉二世陛下一切都知道”，据说李鸿章听到以后十分吃惊：“我弄不懂这么做的意义，我做总督的时候有1000万人死于瘟疫，但我国的皇帝陛下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怎么能拿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去让皇帝陛下劳神呢？”
维特在回忆录中写道：“就是说，我们比中国人文明开化”。
李鸿章只是老佛爷的奴才，荣辱仅仅取决于老佛爷的喜怒哀乐。他不能理解议会制度下内阁的运作方式，也不能理解舆论的重要。在李鸿章们看来伊藤内阁自顾不暇，完全无力腾出手来和大清争夺朝鲜，可李鸿章并不清楚其实伊藤博文不需要对时时刻刻挂在口中的“天皇陛下”负责，挑起对外战争是现代政府转移民众视线，缓和国内矛盾的常用手法。
现在伊藤博文就在采取这个手段。
李鸿章袁世凯们只知道乘坐八重山舰去朝鲜归任的大鸟圭作随身带了20名警视厅的巡查，但并不知道八重山舰上还有200名海军陆战队员。更不知道大鸟圭作随身带有陆奥宗光外相“可见机便宜行事，不拘于和平解决”的训令。大鸟不是来归任的，他是到现场来指挥如何制造开战的口实来的。
九日，八重山到达仁川港。在此之前日本常备舰队司令海军中将伊东祐亨率松岛、千代田、高雄三舰从福建马祖岛急驶釜山，然后直行仁川。此时，泊仁川港的日本军舰为松岛、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赤城六艘，而中国仅有济远、扬威、平远三舰。日本海军力量远远凌驾于中国海军之上。
伊东祐亨抵仁川后，即至八重山舰会见大鸟圭介，商讨进兵的计划。当时决定，除了大鸟随身带的海军陆战队之外，伊东还自各舰抽调人员编成联合陆战队登陆护卫。联合陆战队由松岛副舰长海军少佐向山慎吉任指挥官兼大队长，海军大尉中川藤次郎为大队副官，海军大尉岛村速雄，井上保为大队参谋，共计士兵四百余人。当天晚上十时许，陆战队全部上岸，驻扎于仁川日租界。然后第二天十日凌晨从仁川出发，下午进入汉城，于午后六时四十五分抵公使馆。
同时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陆军中将在接到参谋本部的命令之后将驻宇品附近的第九旅团两个联队，加以骑、炮，辎重、卫生等兵力编为混成旅团，合计七千六百多人，旅团长为大岛义昌陆军少将，佩了两个参谋，一个是日本陆军谍报工作的鼻祖福岛安正中佐，另一个则是在山县有朋以后君临日本陆军十几年的元帅陆军大将上原勇作少佐。本来应该是等旅团全部编制完成后一起再出发，可是前几天，日本驻天津公使馆武官神尾光臣少佐来电报说清廷第一批派遣军定于六日由山海关出发。这才不等混成旅团编制完毕，先派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长一户兵卫少佐带了他的大队于十二日在仁川登陆，十三日进汉城以后接受大鸟的直接指挥。
大鸟是外交官，能指挥军队？能。那年月日本还没有什么国家公务员制度，这些人都是从倒幕前后的内战中打出来的。但大鸟有点特别，他不是明治政府的，他是幕府那边的，还是死硬派，带着一支叫“传习队”的队伍从江户逃出去以后，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直退到了北海道，一直到带的兵全输没了以后才在箱馆（现在的函馆市）向明治军队投降。
明治政府倒也没有怎么为难他，反而派他去欧美考察，回来以后当了工部大学校（现在的东京大学工学部的前身）校长，搞实业去了。日本的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水泥，玻璃，造船，纺织，石油，铁道，矿业等重要行业的发展，都有他一份功劳。其实派他出任驻清公使兼驻朝公使，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产业界要向外扩张的要求。
为什么大鸟圭介离开军界呢？有个原因就是据说此人兵学学得不错，但实际操作不行，打仗老是输，没赢过，大鸟自己给自己解嘲是“虽然没有将才，但有将器，本官怎么输也始终面不改色”。但虽然不是将才，在大岛旅团长登陆以前，暂时指挥一下先遣队对付袁世凯估计也还问题不大，再说大队人马马上就要来了。
大队人马确实马上就来了。到6月16日，大岛少将已经带着近三千人马在任川登陆了，加上一户少佐的先遣队，第一混成旅团已经来了一半左右的四千人了，加上海军的松岛、吉野、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高雄、赤城八舰，兵力远在中国军队以上，已占有绝对优势。整个混成旅团八千人的任川登陆完毕是6月27日，这时日军在汉城方面已经全部展开，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这一来朝鲜政府和李鸿章袁世凯们都发了傻了。一开始就没有想到日本会派兵，而且会派重兵的李鸿章居然到此时还没有认真地想过日本是不是有向中国开战的可能。李鸿章能想到的仅仅是日本出兵朝鲜妨碍了他进一步直接控制朝鲜。在日本大军登陆的时候还在作着中日联合撤军的美梦。
其实发了傻还有大鸟圭介：东学党动乱居然平息了。
原来朝鲜朝廷上下和东学党一看日清两国大兵压阵，一付要在朝鲜国土上开战的架势，阶级矛盾立即就让位于了民族矛盾。政府和东学党谈判成功，签订了内容包括“停止迫害起义者和东学道徒，合力维持社会秩序；严惩贪官污吏，横暴富豪，不良儒林两班；烧毁奴婢文书；改善贱民待遇；许青年寡妇再嫁；废除一切扰民的苛捐杂税；打破门阀界限，登用人才；严惩私通日本者；取消一切公私债务和平均分配土地”的《全州和约》，东学党义军也退出了全州，动乱结束了。
东学党动乱既已平息，外国军队就没有继续在朝鲜半岛上羁留的任何理由。如果李鸿章袁世凯能够看到这一点，主动从朝鲜单方面撤军的话，这是全身而退的最后一个机会。并不是说日本会由于清廷撤军而打消其对朝鲜进而对大陆的侵略野心，而是因为当时的日本确实只是一个小国，想干什么坏事也必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如果大清撤兵，则日本由于其外交上的孤立只能撤出朝鲜而等待以后的机会。所以大鸟当时的全副精力就是防止大清从朝鲜撤军，为了把水搅浑，大鸟干脆提出了一个“清日共同促进朝鲜内政改革”这么一个明知道大清根本没有可能接受的提案来争取时间。
话说回来，就算是李鸿章当时撤了兵也没有什么用处，大清不会励志图强，而日本却在图谋崛起，再过几年日本照样找得到机会，大清也照样败。
而李鸿章所做的，正是日本所期望的。一开始是想双方同时撤军，在六月二十二日,日本政府发出“第一次绝交书”,强硬地表示：“设与贵政府所见相违,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使李鸿章这一幻想破灭以后还不进行决一死战的军事准备，而是幻想依靠列强调停来使日本打消染指朝鲜的阴谋。
对于李鸿章的幻想，日本的回复是第一混成旅团的第二批部队6月27日在仁川的登陆。七月十四日，刚刚从临时公使升格为日本驻清公使的小村寿太郎向总理衙门送达了日本政府的“第二次绝交书”，内称“查朝鲜屡有变乱之事，从其内治纷乱而来。我政府因念今俾该国能更正内治，绝变乱于未萌，莫善于两国戮力同心者，缘两国之与该国所有关系原常吃紧也。乃将此意提出清国政府，讵料清国政府定然不依，惟望撤兵，我政府实深诧异。近闻驻京英国大臣顾念睦谊，甚愿日清两国言归于好，出力调停等语。但清国政府仍惟主撤兵之言，其于我政府之意毫无可依之情形。推以上所开，总而言之，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则非好事而何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但不肯撤军，反而倒打一耙，把开战的责任推给中国。
1894年7月19日，根据军令部官房主事山本权兵卫大佐提出的方案，将已经改名为“西海舰队”了的警备舰队和常备舰队组成“联合舰队”。这是日本海军第一次组建联合舰队，伊东祐亨海军中将为首任司令长官，首任参谋长为鲛岛员规大佐。
7月23日联合舰队从佐世保起锚出发，24日晚到达仁川。在7月23日晚上在大鸟圭介公使指挥下的混成旅团第一大队袭击了朝鲜王宫，又重新迎回大院君来执掌政权。大院君所发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任命大鸟圭介为朝鲜国王政治顾问。
接下来大院君又于7月25日更迭了内阁，向清廷驻朝鲜公使唐绍仪通告朝鲜单方面废弃清朝之间存在的所有外交条约，并且要求在牙山驻扎的所有清军和丰岛海面上的北洋水师所有舰只立即撤退。
大院君的身后站着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站着日本陆军和海军联合舰队，这是日本帝国在向清朝宣战，但不是正式的。
这时，战争其实已经开始了。
五．制海权的问题
中国人称作“甲午战争”，日本人称作“日清战争”的那场战争，是一场在陆上海上全面展开的战争，双方投入的地面兵力达几乎90万。
可是在电影《甲午风云》中，几乎看不到地面战斗，自始至终是写的北洋水师，是海战。
日本人描写日清战争时，着重点也是海战。
是不是对陆上战斗太轻视了？是不是不太公平？
不是，只要看看发生在海军省官方主事（相当于办公室主任）山本权兵卫大佐和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中将之间的一次交锋就知道原因是什么了。
当时能动员的日本陆军总共大约有24万人，而清军呢则有98万陆军。但日本陆军并不害怕那98万大清陆军，因为一来分得太散，不一定能动员的起来。二来清军的军事素养和作战能力确实不敢恭维。
所以川上主持制定的《征清大作战构想》在一开始根本就没有考虑海军的作用，一开口就是发扬200米内硬功夫，刺刀见红，打到清国的直隶平原，在那里和清军决战什么的。但川上在发表这个构想时，冷不防被山本权兵卫将了一军：“陆军有没有优秀的工兵？”
川上的回答是：“帝国陆军的工兵非常优秀。”
“那好，现在开始就赶快在九州到釜山之间架一座桥起来，要不然陆军过不了海。”
陆军这才注意到他们的作战计划理有根本的缺陷：没有考虑制海权。
山本说了下去：“征清作战是渡海作战，没有海军的护送，陆军无法登陆。在海军夺得黄海的控制权以前，运兵运粮的所有船只都在北洋水师威胁下，如果北洋水师一旦切断陆军的兵员，军火，粮草补给线，不管在朝鲜登陆了多少人，也不管这些人如何善战，就只有失败这个唯一的结果”。
山本继续又说：“所以这次作战，海军最大和最终的任务就只是自主行动，夺得并且确保制海权。其余的陆军部队运输以及护航活动，都不能对海军的自主夺得制海权行动构成障碍”。
川上和在场的大山岩都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海权第一的论调。但是川上对于这种直截了当地反对自己的意见并不以为杵，听了进去。
山本只是一个海军大佐，而川上是陆军中将。那时可不是后来大将论箩装的时候，全部日本陆军就只有三位大将：陆相大山岩，参谋总长小松宫彰仁亲王和山县有朋。山县有朋当时是枢密院议长，预备役，小松宫是皇族摆设，就是说川上是陆军第二人，山本的发问，应该说是有点犯上的。
当然有一点很重要，川上操六也是萨摩藩出身。原来和山本权兵卫在鹿儿岛的健儿社是前后辈关系，要不然陆军第二人也不一定会听得进一个海军省主事的讽刺。
这样在那个《征清大作战构想》中才出现了根据制海权的变化而采取不同行动的方案。
这是后来被称为“日本海军之父”的山本权兵卫首次露峥嵘。
开战时只是一介大佐官方主事，并没有参加具体的战争策划和战争指挥的山本权兵卫就这样以简洁的比喻给陆军们上了一堂海权课。随着战争的进一步进行，山本权兵卫又在大本营移向海外和三国干涉上表现出了过人的预见力，从而被人重视。
和当时大多数日本海军军官一样，山本权兵卫是鹿儿岛人，萨摩藩的。十一岁时就参加了萨英战争，在弁天炮台帮着搬炮弹，在一起搬炮弹的还有后来的元帅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炮手不是别人，就是现在的陆军大臣大山岩，英国舰队旗舰尤里亚勒斯的舰长和副舰长就是被这个炮台送去见上帝的。
山本权兵卫是海军兵学校第二期的，在海兵的时候是最让教官头疼的学生之一，最早几期海兵学生中和英国人打过仗的不少，除了对过去兵戎相见的敌人那种本能的抗拒以外，还有就是“老子来自战场”的自负，根本就没有把那些没有实战经验的大鼻子教官放在眼里，成天喝醉了酒打群架，火来了连英国人教官都敢打。
道格拉斯少校“做个绅士”的谆谆教诲对这帮近似于地痞流氓的学生没有任何用处，到后来只能采取最原始的“开除”方法。仅在1872年一年中被开除的学生就有158名之多，山本权兵卫是第二期中顽劣之首，但不知怎的逃脱了被开除的命运。
山本权兵卫的胡闹，还不仅限于酗酒打架。一次和别的士官们一起到品川的娼馆里去喝花酒的时候，看上了一个雏妓。当天晚上山本少尉就找了几个人做帮手在妓院后墙上架上梯子把那个雏妓从妓院里偷了出来，后来妓院找上门来，山本的一帮狐朋狗友帮他凑份子算是帮那雏妓赎了身，那个雏妓就是后来的山本权兵卫夫人津泽登喜子。这件事不知真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知道山本夫人的出身，所有山本权兵卫的传记里都没有讲过山本权兵卫夫人的家庭出身，看起来这件事像是真的。
山本权兵卫在进入海军中央担任海军省官房主事以后不像别人那样经常在舰队和中央衙门之间来来去去，而是一直在海军中央，步步高升，几乎是日本海军中仅有的没有担任过舰队司令的海军大将。这种奇怪的经历，和海军大臣西乡从道的知遇有很大关系。
西乡从道是明治维新的大功臣，西南战争的大反贼西乡隆盛的亲弟弟。这哥俩有个共同的怪脾气，对自己的名字都不太在意。其实西乡从道的名字本来应该是“西乡隆道”，明治维新后登记名字时，登记的官吏听错了，给弄成了“从道”。西乡本人也不当回事，“从道就从道，道本来就应该从，这个名字不错”，就这样成了“从道”。更有趣的是，哥哥的西乡隆盛也是这样。西乡隆盛的名字本来应该是“隆永”，而“隆盛”其实是这哥俩的老爷子西乡吉兵卫的名字，被人弄错了当成儿子的名字，西乡隆永也就将错就错成了西乡隆盛，真是有其弟必有其兄。
西乡是陆军出身，到海军来做大臣，自是不懂。但气人的是当过三次海军大臣的西乡从来也没有打算去弄懂过。那帮自认为是水兵的人很不服，看他不起，帮西乡大臣起了个绰号叫“原来如此大臣”，因为西乡从道不太知道海军，听人给他介绍情况时常常会作恍然大悟状：“原来如此”。
西乡第三次当海军大臣的时候山本权兵卫已经当了一年官房主事了。西乡让主事帮他弄一份海军情况概要来，山本给了他一份，过几天去问看了没有。西乡回答说已经看完了。这一下主事大佐爆发了：“不可能，准备这份资料花了7个月，大臣怎么能五天就看完了，你根本就没有看。”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