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号称是当时最精通相术的大儒，他从相术的角度说，一个人的气质是很难变的，只有靠读书能改变，所以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腹有诗书气自华”！
读书连气质都能改变，更不用说去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智慧、情操与价值观了，所以说，读书可以改变人生、改变命运，那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
读书之法
书，要怎么读才对呢？
对此，曾国藩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总的来说，他教给孩子的读书方法主要有三条。
第一，要读经典。
因为曾国藩自己就是儒家标准的知识分子，所以他教曾纪泽读书，从小就很有规划，主要是以《十三经》和《二十三史》为根本。
按曾国藩的观点来说，这些都是经历过时间考验的经典中的经典，而经典之所以称之为经典，就是它其中的智慧、思想都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这是最值得后人学习与吸取的。
我们为什么读书？不就是为了学习别人的智慧与思想嘛。知识性的东西会随着时间而不断更新，但思想性的东西、智慧性的东西，越经过时间的沉淀，就越有学习的价值。所以读书最大的捷径，就是读经典。
经典一定要精读，因为从学习的效率上来说，精读要比泛读还要重要。泛读就是胡子眉毛一把抓，抓到什么读什么。虽然这也能学到不少东西，但学的多，忘的也多。但精读就不一样，能吃得深、吃得透，才能保证所学的东西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
第二，“一书不尽，不读新书”。
就是说一本书没读完的情况下，不要急着读另一本书。事实上就读书而言，有很多人有这种毛病，呼啦一下弄好多书，这本翻翻，那本翻翻，美其名曰读了好多书，其实一本都没读完，一本都没读通、读透。而曾国藩主张一本没读完，也就是一本没读懂，就不要忙着去读其他的书，这实际上就是沉浸的读书法。
国学大师王国维也说，学习的境界要先入乎其内，再能出乎其外。读书更是这样，一本书，你要先能沉浸进去，你才能最终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东西。
当然，曾国藩虽然主张读书要沉浸其中，但他从来不主张死记硬背。他对儿子说：“凡读书，不必苦求强记。只须从容涵泳，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曾国藩全集·家书》）也就是说读书沉浸其中，其实应该是一件非常轻松愉快的事，不要当成任务来死记硬背。死记硬背的方式属于老牛拉破车，车破牛也累，不会有什么好的收获。
不过，读书应该是件轻松愉悦的事，但这不代表像看闲书那样就行。曾国藩主张看书的时候要能作札记，也就是看书的时候得学会动手，得边看边写写划划，要“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曾国藩全集·家书》）也就是要把读书时的所感所想，不论是心得体会，还是疑惑不解的地方，都要能随手记下来，这样才能有助于读而后学。后来，胡适先生就对曾国藩这种读书作札记的方法最为推崇。
第三，就是要培养个人的读书兴趣与方向。
曾国藩对两个儿子的教育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老大曾纪泽不喜欢科举考试，不喜欢八股文，喜欢西方的语言学和社会学，曾国藩就鼓励他按自己的兴趣方向去读书。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虽然对于曾纪泽感兴趣的这些所谓的西学曾国藩自己不是太懂，但他为了儿子也努力地去看了不少书。后来，曾纪泽写成《西学述略序说》和《〈几何原本〉序》，这两本书出版，都是曾国藩亲自批阅后为之刻版发行的。
对于老二曾纪鸿，曾国藩就更是这样了。不仅鼓励曾纪鸿培养出数学研究的兴趣，难能可贵的是，曾纪鸿结婚之后，他的老婆郭筠，是个喜欢读书的女性。曾国藩觉得在那种重男轻女的社会环境下，儿媳妇能喜欢读书，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在教儿子的时候，还顺便教儿媳。郭筠不像曾纪鸿一样喜欢数学，她只喜欢文学与历史，这一方面曾国藩绝对是大家。所以在曾国藩的引导下，郭筠通读《十三经注疏》和《资治通鉴》，也成了一个有名的才女。
说起来，曾国藩虽然是一代大儒，但也不可能样样都擅长，那么他怎么可能在西学、算术、语言学各个方面都能给孩子以指导呢？
要说曾国藩真是一个海纳百川式的人物，当时他的幕府中网罗了天下最杰出的英才，包括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一大批当时最杰出的科学家。他不仅自己教儿子，还主张儿子向这些饱学之士学习。这也可以看出曾国藩的胸襟，真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
后来，他还主张从年幼的孩子中选拔一些聪明的、对西学感兴趣的，由政府出资送他们出国去学习。正因为有他的大力提倡，于是近代历史上，有了第一批出国的留学学生，这第一批三十多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名叫詹天佑的学生，后来成为了中国铁路工程学的奠基人。
所以，曾国藩所主张的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不仅是指读书可以改变个人的命运，甚至也可以改变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命运。他所倡导的洋务运动，本质就是想通过学习来使陈旧的中国脱胎换骨。不论结果如何，这种学习的姿态应该算是这个儒家知识分子身上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苏东坡说过：“可以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曾国藩则模仿说：“不可一日不读书。”
后来，他晚年总结人生的时候，曾经自豪地对孩子们说，自己一生是“无一日不读书”！这话真是掷地有声。我以为，就算只做到了这一件事，这样的人生，也果真是值得骄傲与自豪的了！
当然，对于曾国藩这样的大儒来说，能一生坚持读书，这也不算稀奇。真正出奇的是，他虽然一生风云变幻，起起伏伏，但却始终能够坚持一个字。
这个字是什么字呢？
真假“穷”（1）
有句话，曾经很流行，叫“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那么，做官到底要学曾国藩的什么呢？
很多人以为曾国藩在官场上屹立不倒，并能善始善终，是因为他有左右逢源的为官技巧。其实这种想法只看到了表面，曾国藩在他的家训里多次提到了他做官的根本技巧，其实只有一个字：“穷”。
他曾在给九弟的家书中说起自己当官的经验，那意思是你将来要做官了，一定要记住当官的根本，我做大哥的先介绍下我自己当官的经验，最大的体会就是：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章明鉴临，予不食言。”（《曾国藩全集·家书》）
意思是说，我以当官发财为耻，以当官贫穷为荣。我将来留给子孙的遗产中，要是有我做官挣来的钱，我死都不瞑目。你看着吧，我曾国藩必不违反这个誓言。
曾国藩的意思我们都明白，就是人在仕途，人在官场，当以清廉为第一要义，要当个清官，才算是一个好官。这意思虽然简单，可这段话里也还有三个蹊跷的地方。
第一，当官不贪财，这本来就是应该的，曾国藩干嘛要赌咒发誓，把话说得这么重呢？
第二，曾国藩毕竟是晚清重臣，官列一品，就算他不贪，工资也有不少。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况且他生前是两江总督，怎么可能不留给子孙财产呢？这留下来的，不就是他当官挣的吗？
第三，就是后来的客观事实与这句话的强烈对照了。事实上，湖南湘乡在清代，在曾国藩之前，没出过什么大人物，后来虽然有了不少当官的，那都是因为曾国藩喜欢提拔乡人。在湖南湘乡，他们曾家可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整个曾家成了当地最大的乡绅，也是当地最大的地主，那绝对是富甲一方的富豪。曾国藩是不是说大话、放空炮呢？
这三个问题，我们把第一、第三先放下，吃鱼先吃鱼肚，先来看一下最容易解答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他到底给子孙留下了多少遗产。
要说曾国藩没给子孙留一点遗产，那也不太可能，毕竟他是死在两江总督任上的。但要说他到底留下了多少遗产，这已经没法查证了。我们只知道，他的几个女儿都嫁出去了，所有遗产都留给了两个儿子，也就是曾纪泽和曾纪鸿两兄弟。
这兄弟俩在父亲曾国藩的教育下，也都是极其勤俭节约的人。曾纪泽在任驻英法外交官的时候，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大使，他所有的薪俸都贴到外交使馆和外交事务中去了，而自己呢，一直过着很俭朴的生活。他的弟弟曾纪鸿也是这样，在北京做一个低级官吏，工资甚至不能够养家糊口，以至于生活非常拮据。
有一次，曾纪鸿生了一场大病，看了病之后连买药的钱都没有了。想向哥哥要一点吧，曾纪鸿想想算了，一来哥哥在国外，二来哥哥也家无余财，恐怕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要知道这时候，曾国藩也才去世没多久，如果留下来了很多遗产，也不会困顿至此，且史实证明，曾家两兄弟又绝不是那种败家子的人，那么，这些遗产为什么在困难时不见踪影呢？
后来，还是左宗棠听说了这个情况，感动得热泪盈眶，说曾国藩教子有方，两个儿子虽然是名门之后，在官场上却是如此清廉！就这一点，虽然我老左向来不服曾国藩，那也不得不服。最后，左宗棠慷慨解囊，为曾纪鸿雪中送炭。曾纪泽得知后，还特意为此写信向左宗棠表示了感谢。
真假“穷”（2）
通过这一件小事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来，曾国藩不仅自己不靠当官发财，他的两个儿子也跟他一样，不靠当官来发财。而且从曾家两兄弟拮据的情况来看，曾国藩也确实没留下多少遗产来给他们。所以，曾国藩说不给子孙留钱财，这句话看来基本上做到了。
但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难免会产生刚才所说的第三个疑问，也就是曾国藩既然没靠当官发财，没给子孙留下丰富的遗产，那为什么湖南曾家会成为当地的首富呢？这不是矛盾的吗？而且，既然曾家在湖南的老家很富有，为什么曾氏两兄弟困难的时候，宁肯接受左宗棠的帮助，也不向老家的亲戚求助呢？
事实上，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第一、第三两个问题的共同的答案。
在曾国藩发迹之后，湖南曾家确实成了当地的首富，这的确是事实。但这个成为首富的曾家，并不是单指曾国藩家，而主要是他的几个弟弟家，其中最富、最有名的就是他的九弟曾国荃家，而曾国藩以当官发财为耻、以当官贫穷为荣的那番赌咒发誓也是针对他的九弟曾国荃说的。
曾国藩在兄弟中是老大，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另外还有姐妹好几个，曾国荃在兄弟里排行是老四，在族兄弟中排行老九，所以曾国藩喜欢叫他九弟，后来曾国荃跟他哥哥出兵打仗，在军中大家都叫他九帅。
曾国藩自己虽然是个儒生带兵，但打起仗来特别有湖南人的狠劲儿，他的几个弟弟青出于蓝，打起仗来比他还狠，所以曾家兄弟又被人称做是“如狼似虎五兄弟”。在这帮如狼似虎的兄弟里，最狠的一个人就是老九曾国荃。
曾国荃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屠城，打下一座城来就屠城，屠完城就纵兵抢劫，因为他比喜欢杀人还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抢钱。曾国荃这个人特别贪财，他率兵攻下天京，也就是当时太平天国的都城南京之后，纵兵劫掠，据说当时整个南京的金银财宝为之一空。然后他又把这些钱都运回了老家，像个土财主一样，在湖南老家盖起“高楼大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个极其喜欢炫富的暴发户。
曾国藩对几个弟弟是非常了解的，他的三弟、五弟都随他出兵，最后都战死沙场，所以曾国藩始终对几个弟弟心怀愧疚。他这个人虽然带兵向来很严，但唯独对这个九弟，特别护短。
所谓知弟莫若兄，曾国藩老早就知道这个九弟特别贪财，之所以在给九弟的家书中把当官以贪财为耻、以贫穷为荣要像赌咒发誓一样说出来，就是希望能以自身做个榜样，希望他几个弟弟将来也能像自己一样，即使踏上仕途，也要做个清廉的官。
可事与愿违，曾国藩自己是个通过树立信仰来改变人生的典型，也就是他自己修身养性的功夫很高，他对子孙的教育也可以说是很成功的，但对他那几个如狼似虎的弟弟，可以说他并没能改变他们很多。后来曾家几兄弟，除了曾国藩之外，从军、从政之后，都很贪财，打仗搜刮的钱，拼命往家送，所以湖南曾家不成当地首富，才是怪事。
当时，湘军在外的官员搜刮了财富之后运回湖南老家都忙着大兴土木，中国人的农民意识最典型地体现在这儿，有了钱要么买田，要么起屋，就是建房子，要不怎么会叫“田舍翁”呢？说的就是大家这种要么买田、要么起屋的暴发户的表现。而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曾国荃。因为他大发战争财，成了首富，所以他在家乡大兴土木，更是极尽富丽堂皇之至！
据说曾国荃为了炫富，建了一栋纵横长达两里、占地将近四百亩的大型建筑，几乎赶得上皇帝的行宫。
因为贪财、炫富，当时的人给曾国荃起了个外号，叫他“老饕”。《说文解字》解释“饕”就是“贪”的意思。有个词叫“饕餮”，传说是古代最贪心、贪吃的一种怪兽，所以这个“老饕”，就是说曾国荃是条贪吃蛇。
对于这个老饕，就连曾国藩最心腹的手下彭玉麟也看不过去，专门写了一份奏折，罗列了曾国荃的十大罪状，而且是先交给自己的上司曾国藩，然后再请曾国藩递交给朝廷。
曾国藩毕竟护短得很，思来想去，还是把这事给压下去了。
可是曾国荃不仅自己在老家大兴土木，还私自替哥哥拿主张。按道理曾国藩是家里的老大，也是长子长孙，当时因为曾家一直没分家，所以曾家在湖南的曾家老屋就住了不少人，其实也主要是长房这一支的人。曾国荃回家休假的时候，没经曾国藩同意，就出钱把曾家老屋给翻修一新，而且还扩建了几间新房。但他也知道这种事他大哥不会同意，所以也没敢搞多大，整个装修费也只花了三千串钱，按当时物价，也就相当于几百两银子。
曾国藩知道之后果然十分生气，专门写了封信责问曾国荃为什么要自作主张，说新屋落成之后，搬进去容易搬出来难，那意思就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就是走向奢华的开端，所以要么把新盖的房子拆了，要么我曾国藩此生绝不回去住你新盖的屋子。
后来曾国荃我行我素，曾国藩拿他也没办法。事实上，他那几个弟弟基本上一个德性，都很贪财，尤其是在这一点上，跟曾国藩的矛盾很大，还闹过不少别扭。曾国藩管不了他几个弟弟，只好洁身自好，不仅管好自己，以清廉自任，也更加看重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以节俭为美德。
这也是曾国藩为什么在家训中特别看重一个“穷”字的道理。
保身与善身（1）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穷”字呢？甚至还把它当成是做官的根本之道？
总结曾国藩的一生来看，曾国藩之所以这么看重这个“穷”字，总的来说，有这样三条原因。
第一，在官场上，“穷”是保身之道。
要知道曾国藩是汉人，他当的却是满清的官儿。在整个清代，朝廷对汉人为官是非常小心的。不是说不让汉人当官，而是特别注意不让汉人当高官，当有实权的官，当能掌兵权的官。这一点，曾国藩恰好首当其冲。
他当初组建湘军，一出战，就取得了湘潭大捷，继而兵临武昌城下，一举攻下了被太平军占领的武汉三镇。据说，当时咸丰皇帝闻报后，高兴得是手舞足蹈。所以咸丰兴高采烈地对大臣们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他甚至在接下来的圣旨里还说：“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清史稿》）可见他的兴奋劲儿有多大了。所以，他一高兴，立刻封曾国藩为湖北巡抚。
这可是一个有实权的位置，相当于湖北省长，实为一方大员，尽可手握大权。所以曾国藩接到圣旨一看，朝廷居然封自己为湖北巡抚，也非常开心。
开心归开心，按朝廷规矩，你还得假模假样地上个表，推辞一下，感恩一下，这才符合官场的潜规则。所以，曾国藩也就上表辞谢了一下。
可出人意料的是，仅仅七天之后，咸丰突然变脸。他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复说：“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理湖北巡抚。”（《清史稿》）那意思就是说，我料到你会推辞，既然你推辞，那就算了，这个湖北巡抚你就别当了。
这简直就是逗你玩！这就像逢年过节，亲戚朋友来送点礼，你一客气，说这怎么好意思呢！那位一听，立马说：“噢，不好意思啊，那就算了。”然后把东西就又拎回去了。你说，哪有这种人呢？
曾国藩怎么也想不到咸丰刚给了他一个巡抚又马上撤了他的巡抚，理由只是他料到自己会推辞！
更可笑的是，咸丰的批复里还怪曾国藩上奏的奏折里不署湖北巡抚的官衔。那意思是，我上次的圣旨是让你当湖北巡抚的，那你随后的谢表里就应该署上湖北巡抚的官衔。至于我这次不让你当，那是后话，你上次上谢表怎么能不按规矩来呢？这太不像话了，下次一定要注意！
曾国藩简直就成了个冤大头。
那么，这个咸丰皇帝，怎么会像六月的天、小孩儿的脸一样，如此多变呢？
其实曾国藩是个聪明的人，他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事实上，咸丰在加封了曾国藩之后，当时大学士祁隽藻就对咸丰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身。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想非国家福也。”（《清史稿》）那意思是说，曾国藩辞职在家为母亲守孝，也就算一个普通人。这么一个普通人，登高一呼，四方响应，这对朝廷来说，恐怕未必是好事啊。
咸丰一听这话，一下就想起“满汉相防”的祖训来了，就是满清王朝向来不重用汉人的传统，所以他当时脸色大变，当初那股子高兴劲儿立刻也没了。
后来，咸丰还不无忧虑地长叹一声，说“刚去掉半个洪秀全，又来了一个曾国藩”。从这话，就可看到他对曾国藩的防范之心有多重了。
不仅咸丰是这样，后来慈禧垂帘听政，同样对曾国藩也一直小心提防。
保身与善身（2）
曾国藩攻下天京后，当时湘军上下都拥立他另起山头，直接反了满清。可曾国藩不敢，一是他有儒家知识分子牢固的君君臣臣的道德观，二是他也知道朝廷对他一直是小心戒备，他要是一有把柄落在人手里，他立刻就要盛极而衰。所以他一直以来都非常小心，尤其是在官场上，曾国藩深谙明哲保身之道。而在各种各样的官场保身之道里，“穷”字就是一个关键。
因为你肯穷，因为你不贪，就说明你没有太大的野心和欲望，也不会有落人口实的把柄。所以曾国藩经常自我标榜的一句话就是：“不怕死，不爱钱。”
当年岳飞说过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国家就有希望。曾国藩把这话浓缩了一下，那意思既是说给世人听的，同时也是说给咸丰皇帝听的。表明自己只知忠君报国，并没有什么二心。所以曾国藩在钱上一向非常自律，从来没有什么贪污的把柄给人抓住。
有一次他的四弟曾国潢，因为急用，临时在省城长沙的商号里兑用了二百两银子。借钱要还啊，没钱还，就想让曾国藩从军饷里挪用二百两银子给他。曾国藩非常生气，回信斩钉截铁地说：“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曾国藩全集·家书》）所以对于挪用军饷，他明确地说：“余何敢妄取丝毫！”就是说这种挪用公款的事，我曾国藩死也不会做的。
他的这个四弟曾国潢，因为身体不好，没有出来带兵打仗，就在湖南老家主持家务。这老四跟那个老九曾国荃一样也是个特别贪的家伙。事实上，曾国藩的几个弟弟都特别贪，唯独曾国藩一个不贪，这说明曾国藩的优良品质那不是遗传基因决定的，那纯粹就是他后天对自己修身养性才达到的境界。
还有一次，也是这个四弟曾国潢，鼓捣曾国藩老婆在娘家衡阳买田。曾国藩开始不知情，以为是自己老婆和长子曾纪泽拿的主意，所以他在家书中大骂儿子和老婆，说“内子女流不明大义，纪泽儿年幼无知”。（《曾国藩全集·家书》）居然不能守勤俭之道，居然像田舍翁那样买田聚富，这不是违背了我曾家的祖训了吗？
后来，当他了解到其实不是他老婆买的，而是他四弟以长嫂的名义所为，他更是出离愤怒了，他在家书中甚至很绝情地对四弟说：“以后余之儿女婚嫁等事，弟尽可不必代管。”（《曾国藩全集·家书》）就是说，我虽然在外不在家，但我长房的事，以后不用你管。
曾国藩是真生气了，他往年都是省吃俭用把工资省下来寄给家里，在北京当穷官的时候，每年还能寄上个一二百两，这一年，他最后也只寄了三十两回家。之所以寄得这么少，正是因为他那个贪心的四弟正当着家。
曾国藩看重“穷”字的第二个原因是不论是不是在官场，“穷”都是“善身”之道。
俗话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对男人来说，最危险的两样东西，就是金钱与权力。所谓名利场，只要涉及钱与权的交易，场场都是惊心动魄的危局。所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凡把钱看得重于一切的人，他个人的品质一定有问题。
对于这一点，曾国藩在对孩子的教育中尤其重视。
咸丰六年，曾国藩专门给年仅九岁的小儿子曾纪鸿写了封信，这封信非常有名，向来被人传颂。他开始先夸奖九岁的孩子懂事了，然后就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这就是提出了做君子的理想，而且他对君子的定义就是要会勤俭节约。所以他最后叮嘱这个才九岁的儿子说：“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曾国藩全集·家书》）
“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这真是一句治世之名言。
可见，作为一代大儒的曾国藩是极为推崇孟子的那句名言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只不过曾国藩的意思的是：
穷，能独善其身。
也就是守得住穷，就能保持自身的品质优良。这个标准虽然简单，却很实用。
他在给大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苦口婆心地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几可以成大器。”（《曾国藩全集·家书》）就是说越是富家子弟，越是官宦子弟，越能勤俭自律，越能在物质生活上主动跟贫寒之士一样，这样的孩子将来才有可能成大器。
现在有所谓的“富二代”的问题，其实怎么教育那些“富二代”，答案很简单，看看曾国藩家书，最好、最实用的答案早就写好了，就是那些“富一代”们，不论你怎么富，也得让你的二代们穷着过。
“穷”道（1）
曾国藩看重“穷”字的第三个原因，则是出于他个人的信仰所在，所谓“仁爱忠恕、礼义廉耻”这种儒家信念，也让他立志要做个清廉的好官。
曾国藩的小女儿崇德老人曾纪芬曾经回忆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曾把家人从湖南老家接到了南京。李鸿章以淮军首领和曾国藩弟子的身份请曾家女眷吃饭。这时曾国藩还有最小的两个女儿没出嫁，曾家姊妹二人，仅有一条绸缎做的裤子，两人相争，以至于哭泣。
曾国藩知道后安慰小女儿曾纪芬说：“明年若续任总督，必为添制绸裤一条。”就是说明年我要是还在总督任上，就为你专门做一条绸缎的裤子。女儿听了这话，立刻大为高兴，破涕为笑。
我们可能会奇怪，曾国藩一个堂堂的两江总督，所谓中兴第一名臣，何至于要连任总督的位置才肯给女儿做条绸缎的裤子呢？
事实上，别说对女儿了，就算是对自己，曾国藩也轻易不做好衣服、好裤子。曾国藩当初考中进士的时候，曾经做了一件天青缎的马褂，那也就是一套新衣服了。据说，这是他唯一一件绸缎的衣服。他平常从来不舍得穿，碰到有什么庆贺活动或者到了新年才穿一下。这件新衣服他珍藏了整整三十年，至晚年，还衣犹如新。
他曾说：“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曾国藩全集·家书》）那意思是说衣服还是旧的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生活还是节俭的好。
他不仅自己崇尚节俭，也要求家人在生活上都要勤俭持家，他不仅很少给自己做新衣服，也很少给家人做新衣服。女儿不要说做条新裤子了，就算是出嫁成家的时候，曾国藩也规定，几个儿女一视同仁，结婚、出嫁的时候，所办婚礼花费或嫁妆，不许超过二百两银子。
后来，也是崇德老人曾纪芬回忆说，她四姐出嫁的时候，她母亲欧阳氏虽然最疼她，但一点不敢违反曾国藩定下的规矩，也只给了二百两银子的嫁妆。那个老九曾国荃不相信，说老大说谎话吧，他嫁女儿才给二百两的嫁妆，估计只是说说而已，我不相信，我得查查看。结果他打开嫁妆一看，果然，只有二百两。
曾国荃彻底服了气，说堂堂总督之女出嫁，这也太寒酸了，这样吧，我送四百两，算叔叔送给侄女的。由此，曾国荃对他大哥曾国藩的勤俭持家才算是心服口服了。
其实，对于曾国藩来说，节俭是一种品质，关系到他的人生信仰。所以他在当时有个外号，叫“一品宰相”。是因为他每次吃饭只食菜一品，也就是只有一碗饭、一个菜，所以这个“一品宰相”其实是当世之人对他这种勤俭品质的褒扬。
说到吃饭，曾国藩有名的还不止“一品宰相”的称号。他还有一种吃相，与古今两位名人非常相似，却有着不同的内涵。
说到这种吃相，它有个名字，叫“只吃眼前菜”。
最早有这种吃相的人是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有一次，有人请王安石吃饭，第二天，请吃饭的人主动送了很多獐脯肉到王宰相家，说王大人喜欢吃这个，我们就送点来。
王安石的老婆王氏一听很奇怪，说我怎么不知道老王喜欢吃这个獐脯肉啊。
来人一听，说不对啊，王大人肯定喜欢吃，昨天他把一盘獐脯肉都吃完了。
王氏突然明白了，就问来人，说昨天吃饭的时候，这盘獐脯肉是不是就在他眼前啊？
“穷”道（2）
来人点头，王氏哈哈一笑，说下次你放盘青菜在他面前试试，他也只吃那盘青菜。
后来有人专门试过，果然，放什么菜在王安石面前，他就只吃眼前那道菜，其他的都不吃。
那么王安石为什么“只吃眼前菜”呢？
因为他是个大改革家，日理万机，脑子里从早到晚都在想工作、想事情，他想的都是国家大事，衣食住行这些小事他极不在乎，吃饭就当是任务，他根本不用心思，所以很麻木地只知道吃眼前菜。
在曾国藩之后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有这个“只吃眼前菜”的习惯。他被袁世凯软禁的时候，袁世凯给他准备的伙食是非常好的，可他面对丰盛的饭菜，只吃眼前那道菜。结果当时的厨子很贼，越是这样，就越给他做好多菜。他只吃眼前一道菜嘛，他吃完，厨子拿着剩下的菜就去置办酒席了。
章太炎是个性格狂放不羁的文人，他之所以只吃眼前菜，他自己说过，是因为他懒。懒得举筷子到那么远的地方，所以他只举到眼前就够得着的地方，这也算是文人特立独行的一种个性。
在历史上第三个“只吃眼前菜”的典型的就是曾国藩了。
他在两江总督任上的时候到扬州去视察，扬州的盐商可以说是富甲天下，听说总督大人来了，恨不得要把马屁拍足，所以备下盛宴款待。曾国藩因为要找盐商筹军饷，所以也不好意思断然拒绝。但到了现场，看到晚宴之奢华，也不禁为之瞠目结舌。
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位堂堂两江总督寒着个脸，只在眼前一道菜上动了两下筷子，其他的菜没动一下。
别人还以为他是“一品宰相”嘛，每餐只是一个菜，所以到这儿也不改这习惯。但过后曾国藩对身边人说：“一食千金，吾口不忍食，目不忍睹。”（《曾国藩全集·日记》）就是说这也太浪费了，当今天下纷乱，百姓流离，这帮家伙却一食千金，我怎么吃得下去呢？我只吃眼前那道菜，也不过要表示我无声的抗议罢了。
所以，王安石只吃眼前菜是因为他工作太专注，章太炎只吃眼前菜是因为他特立独行，而曾国藩只吃眼前菜则是因为他忧国忧民的信仰和洁身自律、勤俭节约的习惯。
一个人，能像曾国藩这样，虽然身处高位，还能一生安于贫困，那一定是因为他有所乐道，所以那个词才叫“安贫乐道”。有信仰的人，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曾国藩一生守住一个“穷”字，并以此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和家人，虽然有官场哲学明哲保身的需要，但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他自身的道德情操决定的。他在两江总督任上去世之后，曾国藩家从金陵两江总督府里搬回湖南老家的遗物，基本上全部都是书。这也算是一种盖棺论定吧，可知曾国藩安贫乐道，一生不虚。
曾国藩曾经写过一副名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他又说：“受不得穷，立不得品；受不得屈，做不得事。”可见，受不受得穷，和一个人的品格以及人生成就都有着巨大的关系。
当然，面对“穷”字，安贫乐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不仅面对穷是这样，面对不利的处境、面对自身的缺点，很多时候，都是“说时容易做时难”。
那么，曾国藩自己有没有过这种“说时容易做时难”的情况呢？如果有，又会是哪种情况呢？
父亲的忠告（1）
道光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838年， 28岁的曾国藩考中了进士，从此踏入了官场，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京官生活。
开始的几年，曾国藩做的是翰林院的庶吉士，也就相当于在国家最高学府进修，是一个很清闲的位置。他虽然事不多，官也不大，尤其是工资也不高，但毕竟是京官，所以过了两年，他就把他爹从湖南老家接到了北京，也好让老人家享享福，风光一下。
可过了没多久，他爹就不肯住了，一定要回湖南老家。曾国藩也没办法，只好让他爹回老家了。根据曾国藩家书和曾国藩日记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他爹在回老家之后，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很有意思，除了跟他拉了拉家常之外，他爹还给了他三个忠告，让他要——
节欲、节劳、节饮食。
据说，曾国藩看了他爹的信之后，当时就脸红了。这“三节”其实就是“三戒”，虽然只是三戒，不是八戒，也说明曾国藩身上有些缺点，是连他爹也看不下去的。
事实上，曾国藩也是一个普通人，身上也曾有很多缺点。虽然他最后成就了一世功名，在修身养性、待人处事各个方面都备受后人的称赞，但他年轻的时候，也跟我们普通人没什么太大的区别，身上也是缺点问题一大堆。正是因为他原来有很多缺点，而他最后又能逐渐克服了这些缺点，并成就了自己的人生，我们讲他的家训，讲他如何识人、识己，才特别具有现实的意义。
当然，最值得庆幸的是，曾国藩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关键之处在于他本质上不是一个狭隘的人，所以他能通过日记与家书把自己的那些糗事都记录了下来，并以自己的经验来教育后人。所以，我们今天才得以看到一个杰出的曾国藩是如何炼成的。
通过曾国藩的日记我们可以知道，他爹提醒他的三个方面，也就是“节欲、节劳、节饮食”确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曾国藩年轻时的毛病。
先看这个“欲”。
这个欲，古人说来，并不是指所有的欲望，而是专指色欲。
一般人听了曾国藩他爹让他要节欲，肯定会大吃一惊。大家都说曾国藩是理学宗师、一代大儒，怎么可能在“色”字头上一把刀下有问题呢？
咱也不栽赃，还是看曾国藩日记里他自己的记载。
其实，有关这一方面的内容，在他年轻时的日记里，还有不少条呢。
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的一天，曾国藩听说他的一个朋友新纳了一个小妾，据说貌若桃花，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色。曾国藩是翰林院的翰林啊，当时也是个标准的文学青年，整天跟他的一帮文学青年朋友在一起，有时也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喜欢谈谈女人。文人嘛，难免有几分轻浮的本性。在听说这个朋友娶了个貌美如花的小妾之后，曾国藩和另外几个朋友就没事找事跑到娶小妾的这位家里头蹭饭，中间就起哄，要看那位貌美如花的小妾，说是要搞一场小型的“审美”活动。
朋友开始不肯，曾国藩呢，是“欲强见之”，也就是不见不行。
朋友拗不过，最后只好让小妾出来跟大家见面。结果曾国藩自己后来羞愧地回忆说，小妾出来之后，他们不仅进行了“审美”，居然还有“狎亵大不敬”的表现。
“狎亵”在行动上要么指淫秽，要么就是指很不检点。曾国藩这里当然说的是后一种意思，但不管程度如何，总之，他肯定表现得很轻浮了，要不然他也不至于在日记里把自己痛骂一顿了。
父亲的忠告（2）
再比如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曾国藩到一个叫汤鹏的好朋友家去吃饭，在汤鹏家看到两个绝色的歌姬。曾国藩又控制不住了，在席间“谐谑为虐，绝无闲检”。那意思也是说当时不论说话还是表情，那都是很不检点的。
最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还交待了自己这一段为什么有这种表现。当时正好是过年期间，曾国藩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由于当天大家去拜的这个同学是个富豪，所以家里锦衣玉食、姬妾如云。曾国藩一下大开眼界，立刻觉得眼睛不够用了。他在日记里说自己是——“目屡邪视”、“耻心丧尽”。
这个“邪视”可不是“斜视”！斜着看那是视力问题，而这个“邪视”那可是心理问题。
当晚，他回到家后，心里那种邪劲越发得厉害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老婆这一段正在生病。这时候曾国藩只有一妻，尚未纳妾，老婆身体一直不好，一直病怏怏的。曾国藩白天在同学家看到的是美女如云，晚上回到家听到老婆在病榻之上痛苦的呻吟。这反差太大，弄得他简直没办法忍受。所以他说“入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所以他索性又从家里出来了，跑到一个叫雨三的朋友家，要拉着雨三跟他聊天。
雨三不情愿，大半夜的，也没心情跟曾国藩聊。可曾国藩死活要雨三跟他聊，而且还非要聊些“浑段子”。
请注意，当时还不叫“荤段子”，叫“浑段子”。可见，生活的词汇也不都是在发展的。那时候人用“浑浊”的“浑”字，多少还有对人品的嘲讽；现在用“荤素”的“荤”，只能看出对段子本身的定性了。因为人可以分浑浊与清洁，但没法论荤素。
曾国藩跟雨三谈了半天的“浑”，只是过了过嘴瘾，然后才悻悻然地回了家。
这一天下来，他这个后悔啊，说自己“心贪嬉游”、“无事夜行”、“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曾国藩全集·日记》）就是说自己一个堂堂的翰林学士，在当时也是大知识分子了，对女色这么着迷，真是禽兽不如。
所以他爹让他要节欲，这话也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没来由的。曾国藩后来给自己也立了个三戒，第一条就是“戒色”，其实就是“色戒”。
再来看这个“节劳”和“节饮食”。
事实上，曾国藩在翰林院任庶吉士，那是一个非常清闲的闲职，哪里有什么辛劳的呢？
至于节饮食，更是无从谈起。曾国藩天生就是个瘦子，一辈子都没胖过，你说他要是有肥胖症、糖尿病什么的，要节饮食还可以理解。他一来健康得很，二来又不胖，他爹为什么要他节饮食呢？
原来，他爹所说的“节劳”和“节饮食”，本质上和那个“节欲”一样，都是说曾国藩身上有根深蒂固的轻浮和浮夸的毛病。
曾国藩开始在翰林院的时候，一来因为考中了进士而春风得意，二来因为日子闲得很，渐渐地也就开始得意忘形了，尤其是忘了自己少年时立下的远大志向。这一点倒和我们很多年轻人很像，一旦小有成就，就开始不思进取了。他嘴上说着要努力成为儒学宗师、理学传人，但和一帮朋友天天就只聚在一起吃喝玩闹。刚好曾国藩这个人又特别喜欢交朋友，他的好朋友也很多，要不然也不会跑到人家里去欣赏别人的小妾啊！所以他跟他那帮朋友是三日一小聚、五日一大聚，整天不是在一起吃饭，就是在一起聊天，净干些不务正业的事儿。
父亲的忠告（3）
比如说道光二十二年年底的一天，他一大早就到一个朋友家聊天，聊完了出来又碰到了另一个朋友。那个朋友一脸兴奋的样子，看到曾国藩就更兴奋了，拉着曾国藩就走。曾国藩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问他这是到哪儿去啊？
这位朋友回答说，可有热闹看了，今天午时，菜市口据说要杀一个武臣。砍头啊，那多难得一见啊，咱们一起去瞧瞧热闹吧！
曾国藩一听，也特兴奋，砍头杀人，他那时候还真没见过。所以，他也兴冲冲地跟着朋友往菜市口来。
快到菜市口了，曾国藩突然后悔了。他心想，自己的理想是要当个理学家，是要成为一代大儒，这会儿居然兴致勃勃地来看杀人砍头的事儿，那简直就是“仁心丧尽”，这哪是一个读书人应该来凑的热闹呢？
但他虽然心里有些反悔了，可毕竟一来不好驳朋友的面子，二来菜市口杀人的事儿他的确也没看过，所以他跟着朋友“徘徊良久，始归”。（《曾国藩全集·日记》）也就是犹来豫去，做了半天思想斗争才回来。最终，也不知道他到底看了没有。
你看这时候的曾国藩，和我们后来所了解的曾国藩简直相差了十万八千里。他整天除了饭局，就是无聊的聚会，甚至无聊到喜欢聊女人、喜欢看杀人。而这些无聊的事，又极耗精力，曾国藩日记里也说，整天不务正业，弄得自己也疲惫不堪。他爹当时看在眼里，能不生气吗？先是执意要回家，然后就写了封信来教训他。
当然，《礼记·礼运》里也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中告子更说过“食色性也”。曾国藩年轻的时候喜欢看美女，喜欢聊美女，说明他是个完全正常的男人。他所说的自己的好色，也并不是那种流氓式的好色，而是心中欲念难以把持，但这种难以把持就使得他觉得自己跟自己原来的理想越来越远了。他爹的信对这个确实还有理想、还求上进的青年来说，不啻是当头棒喝。
曾国藩在日记中说：“接家信，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小子读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劳逸疴养，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真禽兽矣！”（《曾国藩全集·日记》）意思是说，我爹说的一点都不错，现在的我真是满身缺点，再这么堕落下去，我真对不起自己、对不起我爹。我要是不把这些缺点都改了，我就是禽兽不如。
曾国藩因此有过一句名言，叫：“不为圣人，便为禽兽。”
他下定决心，要改正自己的缺点，改掉身上的坏毛病，要告别旧我，重塑新我，要远离过去那个面目可憎的曾国藩，要走近自己理想中的曾国藩……
幸运的是，他做到了。他不仅跟我们大多数人在生活中一样下了决心要痛改前非，他还远胜过一般人的空想，用实践最终超越了自我。
那么，曾国藩是怎么做到的呢？
倭老师的方法
当然，曾国藩也是通过学习获得重塑自我的智慧的。这一智慧也被他当作家训精华，在对子女的教育中，是他特别着重强调的。
曾国藩在接到父亲的来信后，也深刻反省了自身的毛病，并根据父亲所说的“三节”，给自己提出了“戒多言、戒怒、戒忮求”的三戒要求。“多言”是言多必失，“怒”是心浮气躁，“忮求”是嫉妒和贪求。凭此三戒，曾国藩要戒掉自己身上浮夸不实的毛病。
但事情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况且恶习的养成远比好习惯的养成来得容易得多，所以曾国藩虽然给自己设了这三戒，但还是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然后他每天写日记的时候，还是自怨自艾、后悔不堪。
幸好，曾国藩是个非常好学的人。这时候他拜理学大师唐鉴和倭仁为师，虚心向他们求教可以改变自身缺点的方法。
这个倭仁也是唐鉴的学生，他教给了曾国藩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记日记。他告诉曾国藩，一个人最不容易原谅的是别人，最容易原谅的是自己。要敢于把自己每天的所思所想以及所错所误都记下来，那才叫敢于直面惨淡的现实，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才叫真正的勇士。所以勇敢并不只是面对别人，那叫匹夫之勇，真正的勇敢是敢于面对自己。只有敢于面对自己的人才会一丝不苟地把自己的错误记下来，这样就可以触目惊心，这样改起来就容易多了。
曾国藩真不愧是既好学又有毅力的人，他此后一生都记日记来反省自己人生的得失， 中间只中断过很短的一段时间。再后来，一直坚持到临终的前一天还在记，就毅力而言，绝非常人能比。我们现在看到的他在日记里对自己各种缺点的记载，也就是这种方法的体现。
倭仁说的第二个方法是要敬，要慎独。敬就是对自己所信奉的理想与思想要有敬畏，不能面上一回事，心里另外一回事儿。慎独这个词出自《礼记》。《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都说君子应该“慎其独”。那意思也就是一个君子，不仅应该在人前表现出君子风范来，更应该在没人的时候、独处的时候，也就是不论人前人后，不论外表还是内心，都要始终如一，诚以对人，诚以对己，这样才能逐渐把自己身上的恶习给根除掉。
曾国藩听了倭仁的方法，如获至宝，回到家果然一丝不苟地执行起来。比如他的日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简直就是一部东方的《忏悔录》，其自我纠正、自我超越的魅力与毅力确实很让人震撼。
但问题是虽然记了日记，虽然要有敬畏心、要慎独，可曾国藩发现还是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所谓的敬畏与慎独，它们是一种品质性的要求，并不是具体的做法，也就是缺乏可操作性。而记日记虽然是一种非常具体的行为，但记下了自己的错，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换来对。曾国藩把自己的糗事虽然记了不少，但事到临头，问题依旧，所以日记里悔恨的情绪也是依旧有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比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在日记里说：“自立志自新以来，至今五十余日，未曾改得一过。”也就是过了五十多天了，老毛病一条没少，该聚会时还聚会，该看美女还要看，该无聊时还无聊。所以他这天发狠说：“此后直须彻底荡涤，一丝不放松。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那就是发狠说，昨天的我现在就算死了，明天的我一定要改正缺点，要有如新生。
这话说得绝吧，那决心，那勇气，听起来够触目惊心的。但问题是这番狠劲儿才不过过了十天，他又在日记里忏悔了。他说:“忽忽已过两月，自新之志日以不振，愈昏愈颓，以至不如禽兽。昨夜痛自猛省，以为自今日始，当斩然更新，不终小人之归。”那意思是说自己越来越差劲儿，这种表现简直是不进则退，禽兽不如。所以一再要自己“痛自猛省”，否则做不了君子，最终要成小人。
他这一段的生活，用鲁迅先生的两部作品来形容最为恰当，那就是《彷徨》和《呐喊》。他是每天反省，每天彷徨；每天彷徨完，再声嘶力竭地在内心对着自己呐喊。
唐老师的绝招
可只是呐喊，只是彷徨，并不能解决问题。这时候，倭仁的老师唐鉴教给了他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
唐鉴的方法只有一个字，但却切实可行，那就是——静。
唐鉴说：“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所以，“最是静字工夫要紧”！（《曾国藩全集·日记》）
曾国藩听了这话，有如醍醐灌顶，他说：“既而自窥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先生两言，盖对症下药也。务当力求主静，使神明如日之升也，即此以求其继继续续。”（《曾国藩全集·日记》）就是说，先生说得太对了，我这些浮夸的毛病都是好动不好静造成的，从现在起，我就在这个静字上下功夫，循序渐进，一定要改正缺点，超越自我。
后来，曾国藩真的在这个“静”字上做足了功夫，也真的靠这个“静”字超越了年轻时那个华而不实的曾国藩。
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
从操作方法上来说，首先就是静坐。
这一点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不论是瑜伽，还是禅宗，还是中国的内家气功，都讲究静坐的工夫。但问题是宗教和气功里的盘腿静坐对一般人来说是有些难的。它要求的是双盘式的打坐，也就是左脚放在右侧大腿根上，右脚放在左侧大腿根上，这要是没有一定的修炼，一般人的韧带根本受不了。所以双盘式的打坐，不要说求静了，对一般人来说，大概结果就一个字：痛！
所以曾国藩在家训中也强调静坐的工夫，但他说的静坐跟禅宗的打坐并不一样。
曾国藩认为，双不双盘不重要，只要能做到静坐的形式就行。
据曾国藩自身的经验，他认为在静坐中有两种情况是要注意防范的。
一种是“其不能静，有或扰之，不且憧憧往来”。（《曾国藩全集·日记》）也就是但凡有点动静，就会引发他的思绪万端，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这种静坐是不成功的。
还有一种是“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曾国藩全集·日记》）也就是死寂一般的安静，这种安静其实是一种弃世或者说是出世的静，这种就有点类似于僧道修行的打坐了。曾国藩并不认可这种静坐，认为这是没有生机的静坐，反而对修身养性没有什么好处。
曾国藩所主张的静是“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曾国藩全集·日记》）那意思是说真正的静是潜伏，是蕴积，是在安静的状态中积蓄一点生动的意念来。这就像是冬至的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正本固，是世间万物有待生长的一个起点，也是最具生命力的一个起点。心中守住这样的感觉，既安详，又充满生机，那才是君子守静的根本。
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当一个人能身形安静、思虑安定、胸襟安详的时候，一个人的智慧与思维能力也会提高很多。我们常说“急中生智”，这其实是个误区。一般人只会“急中生愚”，而大多数情况下是“静中”方能“生智”。比如禅宗的“禅”字，其原意就是“静虑”的意思，也就是要在宁静中过滤人生的是非，从而达到人生彻悟的境界。所以，禅宗最讲究静修与静坐。
曾国藩一生都认为静坐十分重要，自唐鉴教导他之后，他就开始养成了每日静坐的习惯。也就是找个没人的地方，独自安神静气地坐一会。这样的功效果然不一般，没过多久，他身上那些浮夸的毛病还真的就渐行渐远、渐离他而去了。这时候曾国藩不由得大为欣喜，说出了一句名言：
“内心清静，自有远大。”
这说明，能说出这句话的曾国藩已经离那个可以实现远大理想与抱负的曾国藩不太远了。
淡与静
除了静坐之外，曾国藩练静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临事淡泊守志，淡定守静。
曾国藩曾在日记里反思说：“日内不敬不静，常致劳乏。以后须从‘心正气顺’四字上体验。”就是说碰到事儿的时候，心中不静，不仅事儿做不好，而且还不养生，还容易导致困乏。
“心正气顺”是什么呢？
就是淡泊守志。
他在家训里说过一句名言：“能甘淡泊，便有几分真学问。”那意思是说，一个人临事淡定、冷静、从容，不要问他看过多少书、上过多少学，这个人一定是有学问的人。心中不藏万卷书，没有很深的见识，断难养成临事不躁的从容气质。
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
17世纪，在荷兰有个非常普通的年轻人，他家境贫寒，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也只勉强读过几年书，后来就跟人去做学徒。再后来，他的家乡荷兰代尔夫特市政厅需要招聘一个看门人。这个位置工资很低，地位也很低，一般没什么人愿意去做，而这个年轻人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应聘了这个位置。
他在这个看门人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几十年，谁也没觉得他会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所以也没什么人特别尊重他。而这个人完全可以用我们常说的不思进取来形容，他从来不想换个更好的工作，碰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也只有淡然一笑，大概不用忍就过去了，他在这个看门人的位置上也一直平静地干了几十年。
但就是这个平凡的看门人，开创了整个微生物学的重要领域。他就是荷兰著名的显微镜学家、微生物学的开拓者列文虎克。
原来列文虎克之所以在现实的物质世界里这么低调，也可以说是这么淡定，是因为他心中有着更为丰富的世界。他最大的爱好是磨镜片，开始只是磨放大镜，后来因为他的看门工作也简单，不易受到干扰，所以他能静下心来把镜片磨到一般打磨工难以想象的地步。
如果你配过眼镜，你就会知道，把那个镜片打磨到刚好的地步有多困难。现在因为有精密的仪器，所以磨起来一会儿就可以了，看上去也简单多了。但当年都是用手工磨制的，那真是叫水磨的工夫，心不静怎么可能做到呢？
大概在当时，全世界都没有比列文虎克更静的人了，所以他本来只是想磨制放大镜，但却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显微镜。他一生磨制了五百多个镜片，制造了四百多种显微镜，带领人类第一次观察到精子、细菌、微生物那些原生动物。列文虎克因此也成为了微生物学的开创者。
这就叫“能甘淡泊，便有几分真学问”！列文虎克就是得静之道的楷模。因为这种心静的境界，他还很长寿，一直活到了九十多岁。当他年老的时候，他被英国皇家学会尊称为荣誉会员，荷兰女王甚至亲自到他住的小镇去拜访他。当记者问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的时候，你猜这位神奇的科学家会如何回答？
他什么都没说，还是一如既往地那么安静而从容，只是把自己长满老茧的磨镜片的手伸出来给记者看了一下。这就是他最好的答案：安静地守住时光，打磨岁月！
当然，列文虎克是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他告诉我们，你只要能静下来，就能把简单的事做到极致，做到纯粹，而这种极致与纯粹就一定孕育着人生最大的价值与成就，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真学问”。
曾国藩有一句家训名言，叫“养得胸中一种恬静”。“静”这个字之所以能与代表心情舒畅的“恬”字组词，就是因为安静可以带来健康、美丽、智慧与人生的价值。
正是靠这个“静”字，曾国藩改正了一身浮夸的毛病，在修身之道上跨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现在的人好好学习。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渐渐有些浮躁，很多人的心态也日渐浮躁，能从曾国藩的人生经历里学到一个“静”字，我想，一定会对我们自己的人生，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静下来之后，曾国藩果然开始心地空明了，看问题也看得更清楚了，他终于认识到要成就人生必须要克服两个字。
那么，这两个字会是哪两个字呢？
敲打李鸿章（1）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也曾为一身浮夸的毛病所烦恼，他在他的家书和日记里也并不讳言，坦诚地向自己的孩子、也向世人展示了自己年轻时荒唐的一面，所以我们说他的日记简直可以算是一部东方的《忏悔录》。
这种坦诚，曾国藩称之为“血诚”。那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和惨淡的人生”的赤诚。也就是一诚到底，绝不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所以这个“诚”字，也是曾国藩一生中最为强调的。
对人要诚！对己尤其要诚！
正是因为敢于面对自己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曾国藩才超越了大多数人，也超越了自己，最终改掉了这些毛病。而他改掉这些毛病的主要方法，就是我们上一讲所讲的那个“静”字。
静能克浮躁，静能生智慧，所以每天要练静功，也就成了曾国藩的一个必修课。
静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一旦真的能静下来之后，一个人心地空明，看问题也就看得特别清楚。这时候曾国藩在家训中说了一句名言，也是一个极为深刻的修身认识，这句名言后来也成为他家训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曾国藩说：“败人两字，非傲即惰。”他又说：“最败人的两个字，一者傲，一者惰。”（《曾国藩全集·家书》）
我认为这话说得太精确了。我甚至想曾国藩说不定是德甲的球迷，说不定就是拜仁慕尼黑队的球迷，要不他怎么会说最“败人抹你黑”的两个字就是傲与惰呢？
有关这句名言的意思他还曾在家书中展开来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莫不皆然。”（《曾国藩全集·家书》）
就是说，天下的庸人，之所以平庸无为，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个惰字，也就是懒；天下的有才人，虽然有才，但最后或者一事无成，或者前功尽弃，原因则在于一个傲字，也就是骄傲。曾国藩说，以我多年带兵打仗的经验来看，天下事莫不如此。
曾国藩的意思我们很明白，也很清楚，但让人疑惑的是，他的这个“败人者非傲即惰”的道理，为什么非要以他带兵打仗的经验来看呢？
说到这个疑惑，就要说到有关曾国藩和他最得意的学生李鸿章之间一段有名的公案了。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人，是曾国藩平生最得意的门生，而李鸿章自己也向来以曾国藩衣钵传人自居，据说曾国藩死后，李鸿章的口头禅就是“我老师曾文正公如何如何”。可见，他和曾国藩的关系确实不一般。
李鸿章年轻的时候参加科举考试，第一次没考上，于是他在父亲的建议下，就拜到了曾国藩门下。因为李鸿章的父亲和曾国藩是同年进士，也就算是同学了，古代称为“同年”，所以李鸿章以“年家子”的身份成了曾国藩的学生。
事实上，曾国藩对这个学生是非常器重的。李鸿章据说长得是“南人北相”，身高一米八，能文能武，年轻时胸怀大志，自命不凡，曾经自比是西汉时扫荡匈奴的名将霍去病。他参加科举之前写过一组诗，其中一句“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在当时尤其被人传颂，所以曾国藩尤其欣赏他的志向远大。
但曾国藩也看出来李鸿章跟自己年轻时一样，也有志大才疏和浮夸不实的毛病，所以后来李鸿章改投别人为师的时候，曾国藩也没阻拦。
后来，曾国藩湖南起兵，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拜到他的门下做幕僚。李鸿章开始想自立门户，学曾国藩办团练，可总是被太平军打得很惨。后来，不光是李鸿章，除了曾国藩的湘军，其他办团练的都被太平军给打得死的死、逃的逃，眼看着都成不了什么气候了。这时候，李鸿章想想没办法，还是来投靠曾国藩。
敲打李鸿章（2）
曾国藩看李鸿章来了，就像当年李鸿章要走一样，也没拦着他，就很爽快地把这个当年的学生收作了自己的幕僚。
李鸿章确实聪明，他出过一些点子，连曾国藩也为之钦佩不已。另外，李鸿章的文章写得特别好，笔头功夫了得，所以曾国藩的很多公文都是让李鸿章来处理。因为曾国藩很器重李鸿章，这时候还是比较年轻的李鸿章也就不由得有些飘飘然起来，再加上他本来就是曾国藩的学生，所以在湘军中，用现在的话来说，他还是蛮跩的。
李鸿章是安徽人，曾国藩是湖南人，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湘军大多数都是湖南人，这一下作为安徽人的李鸿章立刻在曾国藩的幕僚中就显得特别独特了。
对于安徽人李鸿章的独特，曾国藩大多可以容忍，但唯有一点，曾国藩坚决不能容忍，而这一点说起来也让人难以想象，不过就是——睡懒觉。
李鸿章喜欢睡懒觉，他一般都是晚上处理公文或者写东西。这个习惯也很容易理解，事实上就我所知，很多知识分子都习惯熬夜。好像确实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写起东西来才能才思泉涌，熬夜写东西大概可以算是知识分子的“夜生活”。
李鸿章也这样，晚上熬了夜之后，早晨就起不来，就喜欢睡懒觉。事实上，讲到后面我们会知道，曾国藩作为当时的大知识分子，他也喜欢熬夜读书写文章。但他是大知识分子，所以跟一般知识分子不一样的是，他晚上熬了夜之后，早晨还是一大早就起床，一般早晨六点左右他就起床了，而且终其一生，这个习惯都不变。
那么，为什么他又能熬夜，又能早起呢？
这个疑问我们暂且放下，先看看他是怎么看李鸿章的能熬夜和不早起的。
曾国藩组建湘军之后，主要学习的对象是明朝的戚继光，特别注重抓部队的思想教育和纪律约束，他的纪律要求中有一点跟其他部队都不一样，就是要求部队所有将士寅初就得起床，也就是早晨五点多钟就得起床，而且六点左右就得吃完早饭，然后有仗打仗，没仗训练。
一开始也有很多人受不了，说打仗的时候起早点也就罢了，不打仗的时候也起这么早，这不是折腾人嘛！
可曾国藩要求很严，他认为湘军主要都是湖南人，他自己也是湖南人，而湖南人的特点按曾国藩的说法，就是“吃得苦、霸得蛮、舍得死、耐得烦”。后来，湖南籍的歌唱家李谷一老师也特别喜欢这句话，在很多场合也说过，这是湖南人最引以为豪的特点。
曾国藩认为我们湖南人不怕吃苦，早晨起得早，是苦了点，但这对湘军是必须的。所以他要求部队在六点左右就要开饭，所有人都必须得早起。
这一下，李鸿章这个安徽人可就受不了了，他们家从来都没有这么早起的习惯，所以他对曾国藩这个要早起的规定十分不习惯，开始还强忍着照章执行，实在熬不住，就撒个谎，说自己病了，能偷回懒就偷回懒。终于有一天，也就是李鸿章越来越被曾国藩重视的时候，也就是李鸿章自觉地位越来越不一般的时候，他终于不请假也不想那么早起床了。
事实上，他这天倒不是成心想偷懒，只是因为冬天天冷，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已经过了部队的起床时间了，于是他想反正已经迟了，那就不起了，再多睡会儿吧！那个暖烘烘的被窝，在冬天的早晨，实在是这个世界上最让人留恋的地方。于是，李鸿章就躲自个儿的屋里接着睡。
敲打李鸿章（3）
可刚准备舒舒服服地睡这个回笼觉的时候，突然有人来敲门。
李鸿章吓了一跳，心想这么大早，谁会来敲他一个幕僚的门啊？所以也没起床，躺在被窝里就问是谁敲门。
门外的人回答说是曾大帅的亲兵，奉曾大帅之命请李鸿章去一起吃早饭。
原来曾国藩有个习惯，为了督促他手下的人早起床，规定每天早晨他和他手下所有的幕僚都要共进早餐。也就是大家集合好了吃食堂，这样一个都不能少，谁也落不下。
李鸿章一听曾国藩让人催他起床吃早饭，立刻就觉得很丢脸，心想这会儿我再去，大家不是看我笑话嘛。所以他就大声对门外的亲兵说，说自己今天头痛，早饭就不想吃了。
听了这话，这个亲兵也就走了。
亲兵一走，李鸿章踏实了，心想不就一顿早饭嘛，不吃就不吃了，能混个懒觉，怎么着也比大冬天爬起来吃这个早饭强啊。现在谎也撒了，曾国藩肯定也不等他吃饭了，自己这个觉总算可以踏踏实实地睡好了。
李鸿章想得挺好，觉得少吃顿早饭、多睡个懒觉又不是什么大事，肯定不会有人管他。可老天总不遂人愿，他刚要睡着，又有人来敲门。
李鸿章有点火了，大喊一声：“大清早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啊！”
结果门外那位虽然没明说不让，可意思却很坚决地回答了李鸿章的疑问。还是刚才那个亲兵，又回来了，听见李鸿章在屋里嚷嚷，结果他很冷静地回答说：“大帅说了，今日必定等齐幕僚们，才吃早饭。”
李鸿章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看来自己这觉没法睡了，曾老师的意思是如果他李鸿章不起床，不一起去吃早饭，曾老师和所有的幕僚就都不吃了，就都等他一人。
李鸿章毕竟寄人篱下，吓得赶紧向温暖的被窝告别，连个告别仪式都没有，匆匆忙忙穿上衣服，跟着亲兵来到了食堂。到了食堂一看，果然，曾国藩和所有的幕僚都坐在那儿等着呢。
曾国藩看李鸿章进来，神态很平静，一如平常。李鸿章一落座，曾国藩拿起筷子就吃饭，所有的人才跟着一起吃饭，李鸿章也只好端起碗来跟着吃。问题是吃饭归吃饭，跟往日吃饭时曾国藩喜欢说说笑笑不同的是，整个早饭过程，曾国藩一言不发。他是大帅，他不说话，谁还敢说话，所以“只见人吃饭，不闻吃饭声”，连平常那位把稀饭喝得吸溜响的都把这顿早饭改成“默片”了。所以这顿早饭的场景，那简直就是前苏联的一部著名的影片——“这里黎明静悄悄”啊！
李鸿章想想，这可都是因为自己睡懒觉来晚了，才把这顿早饭搞成了默片的场景，所以吃归吃，心里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过了半天，曾国藩终于放下了筷子，他突然站起身来，对着还在喝稀饭的李鸿章很认真地说：“少荃，你既然来我幕中，我就有言相告，到我这里来的人，都得守一个‘诚’字！”
说完，曾国藩拂袖而去。
据说，李鸿章端着个碗，站立当地，一时呆若木鸡。
要说曾国藩的这个实践教育效果真是出奇的理想，自此以后，李鸿章痛自反省，再也不敢睡懒觉了，而且后来，再也没有在个人习惯上被他的老师曾国藩指责过。曾国藩也因此认为，后来的李鸿章无愧于自己曾门真正的传人。
那么，我们会奇怪，曾国藩为什么不让李鸿章睡懒觉呢？人家李鸿章后来不是说头痛了吗？不是等于补了病假条了吗？而且曾国藩教育李鸿章，只说必须要守一个“诚”字，这和他说的败人两字在傲、在惰，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叫要说到曾国藩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了。
从社会的角度看，我们知道，曾国藩的生活年代主要是1840年前后，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耻辱、最为沉重的近代史的开端。这时候，西方列强入侵，晚清政治腐败，四方起义不断。曾国藩作为一个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所谓“家国天下”，欲求治国平天下是每一个儒生的人生理想。但面对时局，曾国藩的认识是：
“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诚朴，道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不若自习勤劳，犹可稍求一心之安。”（《曾国藩全集·家书》）
这话是说，天下乱了也罢了，比天下乱了更为可怕的是，当时全天下的人心也乱了，当官的只知道贪污腐败、搜刮民脂民膏；商人只知道唯利是图、一味官商勾结。在这种社会风气下，百姓也只能随波逐流，普天下哪还有什么人讲究君子之道！所以救天下之急，务必要正本清源，要有二三君子，以诚心来面对天下，以图给世人以示范，从而渐渐地改变全社会的风气。要不然，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要彻底完蛋了。曾国藩说，我不能敢叫日月换新颜，但我可以做这样的君子，从诚信开始，一点一滴，勤劳努力地做好自己，以求无愧于社会，无愧于自己的人生理想！
所以，“诚”对于曾国藩而言，是他欲纠正天下风气的根本。他讲究对人诚、对己诚、对上诚、对下诚，一个诚字不够，他强调说要“血诚”，就是把“诚”的程度推到了极致。
而要做到诚，就必须防范两个字，也就是他说的“败人抹你黑”的两个字，即傲与惰。
这一点就是从个人人生塑造的角度上来说的了，所以也就成为他家训中的一块非常重要的内容。
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僚中的地位渐渐重要起来，也就渐渐有点恃才傲物的苗头，这是什么？这是傲！他又生于官宦之家，吃不得苦头，早晨睡懒觉，看上去无伤大雅，但却是标标准准的惰字在作怪。所以虽然只是治李鸿章睡懒觉，曾国藩却以一个诚字来教训他。而李鸿章当然知道曾老师这个“诚”字背后的人生意义，所以听了这番教训之后，如醍醐灌顶，并痛自反省，自此以后才焕然一新。
对于这件睡懒觉被骂的事，李鸿章后来从不讳言，他回忆这事儿的时候，曾跟他的好朋友刘秉璋说，我李鸿章拜过的老师多了，但没有谁能像曾老师这样，随时、随地、随事都能给我这么重要的人生教诲！
可见，李鸿章真不愧是曾国藩的好学生，而曾国藩也真不愧是李鸿章的好老师。师生如此，才叫相得益彰！
防惰
对于最败人的这两个字，曾国藩一生都极其注意防范。
对于那个傲字，曾国藩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谦”与“敬”。这一点和我们大多数人的理解并无太大的不同。而且曾国藩认为有大才的人不能施展其才，最后落得碌碌无为的下场，这主要是傲字导致的，像三国时的杨修就是这样的典型。但问题是现实中像杨修那么聪明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这一点反倒不像那个惰字更具普遍意义，因为不论什么人，不论有才没才，都会被那个惰字葬送人生。所以曾国藩在家训中重点阐述的，也主要是治这个“惰”字，所以我们也主要来分析一下这个“惰”字。
我个人非常喜欢梁实秋先生的一篇文章，叫《时间即生命》。最让我佩服的是梁实秋先生在这篇文章里的坦白。他说：
“我自己就是浪费了很多时间的一个人。我不打麻将，我不经常的听戏看电影，几年中难得一次，我不长时间看电视，通常只看半个小时，我也不串门子闲聊天。有人问我：‘那你大部分时间都做了些什么呢？’我痛自反省，我发现，除了职务上的必须及人情上所不能免的活动之外，我的时间大部分都浪费了。我应该集中精力，读我所未读过的书，我应该利用所有时间，写我所要写的东西，但是我没能这样做。我的好多的时间都糊里糊涂地混过去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例如我翻译莎士比亚，本来计划于课余之暇每年翻译两部，二十年即可完成，但是我用了三十年，主要的原因是懒。翻译之所以完成，主要的是因为活得相当长久，十分惊险。翻译完成之后，虽然仍有工作计划，但体力渐衰，有力不从心之感。假使年轻的时候鞭策自己，如今当有较好或较多的表现。然而悔之晚矣。”
这段话，我自己经常读，甚至还录下来，读不动的时候就反复听。我之所以十分喜欢这段话，就是因为这段话太打动人心了。我每次读到“我自己就是浪费了很多时间的一个人”，读到“我的好多的时间都糊里糊涂地混过去了”，读到“悔之晚矣”的时候，我都觉得这话简直就是发自肺腑的，不仅发自梁实秋先生的肺腑，也发自我的肺腑，甚至我想也一定发自曾国藩的肺腑，甚至发自我们每一个人的肺腑。
真的就是这样，我们生命里大多数的时间，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浪费掉的，而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这一个“惰”字。梁实秋先生之所以说看似平淡的生命其实十分惊险，就是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里都有一个很难摆脱的“惰”字。
惰就是懒惰，就是消极，就是懈怠，就是虽然心里有念头、有想法、有理想，可是一做有意义的事就提不起劲头，就一拖再拖；一做无聊的事，就会耗上大多数的时间，一耗再耗，等时间耗得差不多了，又追悔莫及，悔之晚矣。
虽然我们常说懒惰这个词，但惰还不只是懒，懒是无所事事，但惰是虽然知道有该做的事，但却只做不该做的事。比如网瘾、网聊、网上偷菜，麻将、牌九、赌瘾发作，这些莫不如是。所以，现在很多人实现不了梦想，并不是条件不够，有人总结说只是缘于两个小问题：
不是早上起不了床，就是晚上下不了线。
李鸿章早上起不了床，是因为晚上熬夜写文章，那就已经算是惰了。而我们很多人早上起不了床，是因为晚上熬夜上网，这就更是惰得远了！
当然，就惰字而言，事实上不光我们平常人这样，所有人都这样。翻译了莎士比亚的梁实秋先生这样，那个自律自省的典范曾国藩当年也这样。但他们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的是，他们虽然也有惰这个毛病，但他们最终却能克服它，并超越它。
那么曾国藩克服、超越这个惰字的关键是什么呢，这也是他一生都非常强调的一个字，就是——“勤”。勤劳的勤，勤奋的勤，勤勉的勤，而他一生的成就也可以说是多半都建立在这个字上的。
曾国藩勤到什么地步呢？
我们曾经提到他作为一个笨小孩儿的成长历程，他小时候背书不行，就整夜整夜地苦读不休，硬是把偷东西的贼熬到忍无可忍。这固然可以见出他的笨，但更可以看出他的勤。
他的父亲在教育曾国藩的时候也尤其注重这个勤字。曾国藩原来也喜欢睡懒觉，有一天睡过头了，起得特别晚，当时他就在他爹的私塾里上学，结果被他爹一顿痛骂，说早晨起床都起不来，还能有什么出息。这一下对曾国藩触动非常大，他立志勤奋一生，就从早起做起。
他曾经跟人说过，早起的好处有很多，一来可以比别人多出很多的学习时间，这就等于比别人活得长了；二来早晨的思路最清晰，可以清醒地思考一天要做的事；三来最为重要，是可以培养一个人勤奋的习惯和品格，从而克服“惰”带给人生的巨大风险。
所以他后来带兵也特别强调部队要早起，有事没事、有仗没仗都得早起。所以李鸿章睡个懒觉，曾国藩就看不下去，就要跟他较真，这也是因为他视早起为修习勤字的一个关键。曾国藩带湘军的时候，一大早出早操成为了定制。现在部队都要出早操，据我看到的史料，这一点最早就是曾国藩带兵时形成的规矩。
克勤（1）
曾国藩在他的家训里也特别强调这个勤字。曾国藩认为勤字极为关键，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勤在个人，意义重大。
首先，勤能养生。曾国藩曾经写信给大儿子曾纪泽，说你从小体质就不是太好，但父亲我一贯不主张你动不动就吃补品、吃药。他说“药能活人，亦能害人”，“药虽有利，害亦随之，不可轻服”。就是主张不要把健康寄托在吃药上。那怎么能拥有健康的体魄呢？曾国藩这个爹给儿子开的药方是“每日饭后走数千步”，是扫屋清地、沏茶倒水需亲力亲为，是早起耕作、多种菜蔬，是虽然家里条件好，也要下地干点农活，总之手脚勤快，曾国藩称之为“养生第一秘诀”。
你别说，曾国藩这个观点真的很有远见卓识，我们看现在有很多长寿村，那些百岁老人之所以长寿，主要原因不过两个，一是居住的地方远离污染，另一个就是一生勤劳，自然养生。所以最近有医学报道称，每天干二十分钟家务活，可以减少一半患癌症的几率，这不就是勤以养生的明证吗？
其次，勤能养品。这一点就不用多说了。本来勤劳就是一种良好的品格，曾国藩认为勤劳的品格极易激发其他的良好品格。所以他在家书中要求孩子要做到“五勤”。分别是手勤、脚勤、口勤、脑勤、事勤。
手勤、脚勤能养生，口勤多问候，脑勤多思考，人都是社会中的人，你能谦虚谨慎、多思多学，你就能更深入地领会儒家的仁义学说，自然能对形成良好的人生观提供帮助。事勤就更能锻炼人了，不仅能锻炼人的行动能力，还能锻炼一个人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对人生来说就更为重要了。
所以，千般想，不如一时做！勤快一点，再勤快一点，再比原来勤快一点点，真的能做到，就一定能塑造出与众不同的人生品质。
第二，勤在家庭，意义重大。
我们都常说“家和万事兴”，曾国藩当然不反对这一点，但他也说，除了“和”之外，“家勤”也能“万事兴”。他的家训中有句名言：“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是说任何家庭或家族，只要能勤的，没有不兴旺的，只要倦怠的，也就是惰的，没有不败家的。
他曾经说，官宦之家，富人之家，兴旺往往过不了一代。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富二代”，根本多数就是惰性深重的纨绔子弟，这怎么可能保持家族兴旺地传承呢？
所以要想保持他们曾家世代兴旺，曾国藩认为，一定要耕读传家，宁肯后代不出当官的，也就是不要以官宦传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跟老婆欧阳氏商量，就算是儿女婚姻大事上，就算是找亲家，也要选择有勤俭家风的人家，不要跟官宦之家联姻，以免子弟、后代沾染“奢惰之习”。
可见，曾国藩对这个“惰”深恶痛绝到什么地步，而对这个“勤”又看重到什么地步！
正是因为非常看重“勤”对家风的影响，曾国藩规定，曾家所有人，不论男女都应该有自己的活儿干。比如曾家女眷，曾国藩就要求每个人都纺织、做鞋。
他任两江总督的时候，因为要调任北方，临行前他还不忘给家中的儿媳、女儿制作了一张“功课表”，分为“食事、家事、细工、粗工”四类，也就是四大类要干的活，并嘱咐自己老婆一定要带头带着她们一起干，还说等他出差回来要一项一项验收。而他老婆欧阳氏也根本不用他说，虽然是一品诰命夫人，但一辈子勤勤劳劳，夫妻俩和孩子的衣服、鞋子基本上都是她亲手做的，很少是买来的。
克勤（2）
你看曾家的家风，世代传承，后来曾国藩的子孙里出了很多的人才，这和这种家风的形成应该是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的。
第三，勤在集体，意义重大。
前面也说了，曾国藩不仅自己一生守这个勤字，不仅让全家守这个勤字，带兵的时候，也让全军的将士也要守住这个勤字。
曾国藩极其深刻地认识到清朝的政府军之所以没有战斗力，根本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带兵的体制已经腐败到了极点，二是军队的风气也已经懈怠到了极点。所以他治湘军，一是改革军队的体制，二就是通过这个勤字改变部队的风气。
他总结带兵经验时也说：“鄙人近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课一己之勤惰。”（《曾国藩全集·家书》）也就是要身体力行，从自己做起，用勤劳务实的作风来影响整个团队。果然，湘军很快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气，战斗力也因为这个勤字而大为改观。
从团队组织、团队建设的角度看，勤这个字对于团队精神、团队风格的形成，也是非常关键的。
曾国藩一生对勤字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勤字身体力行的实践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在晚年，身体每况愈下时还说：“人而不勤，则万事俱废，一家俱有衰象。”（《曾国藩全集·家书》）
这话就是还在检讨自己不够勤！所以他这时给自己每天定下了一张这样的时间表：
上午：会客、听工作汇报、写日记、写朝廷奏折、点名看操、回复来往信件、看书、练字。
下午：处理当日公文、写作、修改书稿、核查朝廷奏折、查记财务账目。
晚上：温诗、写古文、核校文稿、核查下一步工作计划。
要知道，这时候他可是两江总督，一方诸侯，不说日理万机，也日理千机了，他能在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的情况下，在晚年还一直坚持这个工作、学习时间表，那真是相当不容易了。我想，不要说对一个老人，就算是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这个工作量也是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了，可曾国藩就是凭着常人难及的毅力，扎扎实实地把这个勤字在生活里贯彻了下来。
因此，对于前面留下的那个疑问，即他为什么跟李鸿章一样，也经常熬夜，但还是能每天早起呢？答案很简单，是因为他有常人难有的毅力，也是因为他对这个勤字，有着常人难有的深刻认识。
但是我们说，万事万物都讲究个度，所谓过犹不及，就算勤奋、勤劳完全是优良的品质和生活习惯，但也要有个度。
曾国藩说勤能养生，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过于勤，就容易变成劳，从勤劳到劳累，到积劳成疾，恐怕就有点儿过了。曾国藩一生只活了62岁，固然跟他晚年所患的疾病有关，公允地说，也跟他一生辛劳、积劳成疾有关。所以，以勤克惰，固然是人生重要的修身定律，但也要注意不要过度劳累。
曾国藩论勤，有一句名联，说：“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意思是说天下没有容易待的地方，生命也没有可以浪费的光阴。
可万事总有例外，后来曾国藩自己也强调，天下还就有一块易处的地方，而在那里就可以有空闲的光阴。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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