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心灵来说，那种无以寄托的感觉是最糟糕不过的了 ……。我们被压抑着的感情和悬而未决的行动窒息了。
——《不安的美国》，1915年 12月 25日
直到 1914年 8月，李普曼还从未把外交事务放在心上。正如他后来讲到的一样，他从童年时代起就认为“用造军舰的钱来建校舍更值得。战争是‘军事家们’谈论的事情，正经的进步民主派对此不屑一顾。”1910年，他即将从哈佛毕业时，格雷厄姆·沃拉斯对他预言说，一场大战可能即将爆发，而且会延续三十年。当时李普曼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会影响到我或者危害国家利益。”
《新共和》的其他编辑们也和李普曼一样，对战事毫无准备。他们视自己为国内改良派，用克罗利的话来说，他们认为自己的杂志是“活跃美国公众舆论”的工具。李普曼后来就他和他的同事们写道：“最初我们认为自己是进步运动中忠诚（尽管这只是我们的希望）而又富有批评精神的成员，罗斯福会继续领导这一运动。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杂志的第一期还没开印就爆发了世界大战。”
李普曼不知不觉地用一套过时的思想写起关于战争的文章来。开始时，他引用他被教导的那些说法，比如战争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造成的，美国绝不能搅到欧洲人的争端中去，罪恶愚蠢的统治者把人们引入战争等等。尽管李普曼在文章中努力表现得不偏不倚，但他还是同情英法两国。这也不仅是出于实力平衡的考虑。李普曼的祖父和祖母是为摆脱普鲁士的独裁统治而来到美国的开明人士。李普曼从小在祖父身边长大，他对普鲁士的厌恶简直可以说是祖父教给他的。虽然他也曾去德国旅行、而且很欣赏尼采和哥德，但他心目中的思想伟人却是英国的拉斯金和斯温伯恩、肖伯纳和韦尔斯，以及沃拉斯和费边社的成员们。尽管他觉得协约国和德国应该对这场战争负同样的责任，但在思想上他却无法保持中立。每隔一段时间，李普曼和《新共和》的其他编辑就对英国舰队阻止美商与同盟国做生意一事加以指责，并且敬劝读者不要支持战争的任何一方。但是李普曼告诉《新共和》驻巴黎记者罗伯特·德尔：“尽管我们并不根据其表面意义来接受英国的这一做法，也不认为协约国是完全清白无辜的，但我们还是同情协约国。”这种同情相当明显，以致当他们在最初一期杂志中发表了一篇亲协约国的社论后，英国政府竟然通过一位出版代理人向他们提出，如果《新共和》能继续坚持类似的观点，那么英国将在战争期间每周购买五万份杂志。编辑们对此大为震惊，说心里话竟会受到贿赂。
威尔逊总统曾经宣布，美国必须“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保持中立。然而当英国封锁了德国港口，没收运往同盟国的货物，在北海布雷以防止中立贸易，并且开出同德国和奥匈帝国做生意的美国商行的黑名单时，美国政府却不加过问。这就清楚地表明威尔逊倾向于协约国。这一中立政策后来由于德国人企图用可怕的 U型潜艇来突破海上封锁而受到危及。1915年 2月，柏林宣布，对任何进入大不列颠群岛周围战区的船只将不予警告，一律击沉。于是美国国会的主和派提议禁止美国人乘协约国的船只旅行，以免引起事端。但是威尔逊认为这是对美国 “中立国权力”的侵犯，拒绝接受这一提议。1915年 5月 7日，英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击沉，一千一百人丧生，其中一百二十八人是美国人。
李普曼避开感情问题，向《新共和》的读者们指出，“卢西塔尼亚号”事件表明，美国的海军力量还不足以维护它的中立权。美国的货物是靠英国船只装运的，美国人乘坐英国客轮横渡大西洋，甚至门罗主义也要靠英国的海上力量来付诸实施。美国只有两个选择：或是同英国合作，或是建立一支能同皇家海军相媲美的舰队。对李普曼来说，选择是显而易见的。“卢西塔尼亚号”事件“使英美两国人民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它也终将“会把两国人民团结在一个共同的战争中，一个共同的命运中。”
这简直不像是一个中立者或和平主义者说的话，然而当时李普曼二者皆非。他和《新共和》的其他编辑们一面敦促美国人不要介入欧战，一面又在努力区别那种苟且偷安的“消极主义”和他们自己的“敢作敢为的消极主义”，前者推卸美国的“责任”，后者则主张“用武力反对罪恶”以及建立中立国之间的联合，而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则必须加强其军事力量。李普曼早在 1915年就讲过：“我们可能不会受到任何入侵的威胁，但是我们若在一个武装起来的世界中解除自己的武装，那么我们就会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越来越无足轻重。”
“卢西塔尼亚号”事件深深触动了美国公众，但并没有激起多少参战的热情，至少在东海岸亲英派居多的地区以外是这样。李普曼在给英国社会党人艾尔弗里德·齐默恩的信中写到：“这个国家的厌战情绪要比你从报刊文章中所了解的大得多。”造成这种情绪的原因，部分是由于战争的恐怖，部分是由于人们担心同一个许多美籍德国人对其怀有感情的国家交战会使美国的民族主义紧张化，另外这种情绪也是出于“对国际事务普遍缺乏责任感以及感情的肤浅。”
随着战事的捱延，李普曼不断强调中立和“缺乏责任感”两者之间的等同关系。他既要求美国履行其笼统的“国际义务”，又反对美国作为一方参战。他在给罗伯特·德尔的信中写道，虽然大部分报刊都对德国很反感，“但我们《新共和》的人和许多人民群众还是希望，如有可能，要尽量避免介入这场战争。因为介入可能会使我们丧失一切而一无所获。它只会意味着世界上最后一个强国也卷进了一场不理智的战乱。这样，美国人不是更安全了，而是受到更大的威胁……。因此，我们如果能不介入，就必须坚持不介入。”
同其他亲协约国的报刊相比，《新共和》就象一个不亲不疏的典型。在战争最初的六个月里，《新共和》告诫读者不要倾向任何一方。《新共和》的人不大相信关于德国人在比利时的丑闻传说，而且对西奥多.罗斯福一类主战派提出的全力以赴、“准备参战”的论点也表示怀疑。即使在“卢西塔尼亚号”被击沉，杂志的观点也已趋向于“有区别的中立政策”，即对英法公开表示同情的情况下，编辑们还是在战争问题上对德国谴责不够。一些著名的亲英人士，如拉尔夫·巴顿·佩里指责他们亲德，就连住在牛津的桑塔亚纳也同意这种看法。然而这种指责不够公平，《新共和》几乎在每一个重要问题上都是倾向协约国一方的。李普曼在一篇答复杂志的批评者的社论中提醒说，美国有一个更高的职责，“我们应该反对无济于事的仇恨，反对以罪赎罪的不理智行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帮助欧洲，才能为和平事业做出贡献。”
人们对李普曼的中立态度很不满意。他向弗兰克福特抱怨说：“好像我总是激起义愤，赫伯特·克罗利总是遇到麻烦。英国大使认为，因为我和他一起用过茶，就不应该说他发过脾气。乔治（即鲁布利）认为克罗利亲德。而这两天我收到两封信，说我快成亲英的疯子了。 ”
在李普曼为《新共和》写的那些社论中，他时而表示对战争的厌恶，时而又觉得美国不能总是没完没了地观战。他决定写一本关于外交事务的小册子，来系统地阐述一下他的见解。 1915年 7月，他又一次带上卡特纳，租了一间小房子，这一次是在长岛南岸的贝尔波特村。尽管他经常要进城去编辑《新共和》杂志，但是到夏末时，他已经完成了一本详细论述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著作。这是一本研究、分析性的著作，同时也体现了一个青年的焦虑，他对人类理智的信任已经产生了动摇。他以前写的那两本书显示出一种强烈的自信心，而现在这种自信心被取代了，李普曼冷静地正视了现实：局势已经失去控制。他在描写战争引起的意见的一致性时写道：“我们就像雨中的羔羊，聚集在头羊周围。人们重复着那些陈词滥调而毫不羞愧，因为在现时，一切陈旧的东西部是相宜的……。虽然它们提供的信念令人感到灰心，但信念毕竟是信念，而现在到处都充满了恐慌。”
在这本定名为《外交赌注》的书里，李普曼把对实力角逐的分析，以及有关帝国主义的论述，与对民族主义所作的心理上的剖析结合了起来。他认为，这场战争并不是欧洲均势遭到破坏所引起的，而是欧洲列强在诸如巴尔干、中国以及非洲这样一些“落后地区”争夺势力范围的结果。他写道，民族主义触动了人类本性中的一些基本因素，由此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我们都是由原始材料构成的人。我们最初的忠诚、最初的侵略行径以及我们灵魂的类型和形象……这些就构成了我们的民族性，也就是我们生命的实质，她在世界的背景下对我们进行定义。”现代人与他的民族有着一荣俱荣的关系：如果他的民族受到尊敬和钦佩，他便沾沾自喜，如果她被打败、受到蔑视，他也会感到无地自容，并且急于复仇。“正如棒球中的击球手看到二垒手在关键时刻丢了球而悲叹不已一样，现代人会因为自己国家的大公司在一场商业争夺中被挫败而大动肝火。”
李普曼的这番论述表明，他对民族主义的情感的渊源异常敏感。他深有感触地写道：“所谓民族自尊心就是一种认为我们的血统值得尊重的意识。”
……人类必须与他生命的源泉和平共处。如果他以这些源泉为耻，或者与其发生冲突，那么它们就会纠缠他一辈子，夺去他自信的基础，使他成为一个在世界上无以寄托的人。
当我们提到一个败北的民族时，比如像爱尔兰人、犹太人、波兰人、黑人，我们指的是比
政治上受他人支配更本质的内容。我们指的是一种在这个星球上无以为家的状况。砖石之屋可以遮掩这种状况，但是永远也无法消弭它。民族力量以血统为源，精忠报国由血统而生，而这些失去独立民族资格的人的血统却受到了伤害。
李普曼早在 1915年就对民族主义进行过研究。当时，“第三世界”这一政治意识尚远未形成，然而后人却不难发现，他的文章与当代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李普曼从实际出发，提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摩擦可以通过把商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区别开来而加以缓和。应该迫使在落后地区进行经营的大公司通过各种国际组织，而不是通过本国政府来开展工作，这样就可以防止他们在感到利益受到威胁时，打出国家的旗号进行争夺。这一隔离保护不发达地区的设想，比一次大战后为了管理德国的殖民地而建立的托管制度的原则先行了一步。
李普曼认为，美国必须参与“稳定人类”的努力。他说，对落后国家的投资“将使我们的外交能够在世界事务中举足轻重。”这正是华尔街和那些有真知灼见的金融家，诸如威拉德·斯特雷特所力持的主张。李普曼也和这些人一样，坚信美国可以在世界上发挥巨大的作用。他叹惜道：“我们所有的人受到的都是孤立主义的教育，并且欣赏它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但倘若我们要为国际主义做些卓有成效的事，那么我们就必须抛弃孤立主义…”他一语中的地补充说：“世界政治的最高任务不是防止战争，而是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人类组织。”
李普曼在贝尔波特村小住之后，于 1915年秋满载创作成果回到编辑部。他起劲地试图使克罗利和韦尔放弃“有差别的中立政策”，争取他们对协约国的公开支持。他的这一举动得到英国著名反帝人士诺曼·安吉尔的有力支持。那年春天，安吉尔曾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赞助下来过纽约，而且不久就成了《新共和》编委会的一名非正式成员。在他的指导下，《新共和》鼓吹一种“新的战争”，即向协约国提供经济援助，用于争取一个不割地、不赔款的公正的和平。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援助英帝国主义，还可以消灭普鲁士的独裁专制，从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新共和》的人现在还不认为美国应该作为正式的交战国卷入战争，可是又担心战后在解决和平问题时被排除在外。他们严厉责备威尔逊的谨小慎微，渴望“政治家中的伟大天才”出来扭转乾坤——这显然是指老罗斯福。李普曼比别人更急切，他对这种无所作为感到不安。 1915年，他在圣诞节那期《新共和》上抱怨说：“对于心灵来说，那种无以寄托的感觉是最糟糕不过的了。我们美国人一直在目击这场重大的战争表演。我们双拳紧握，高谈阔论，但却不能对现实做出任何实际的反应。我们的情绪无处发泄。我们被压抑着的感情和悬而未决的行动窒息了。”
《新共和》的许多读者甘愿美国在欧战期间袖手旁观，而另外一些人则与李普曼颇有同感，觉得美国被排斥于这场战争之外。斯特雷特在 J·P·摩根公司的搭档德怀特·莫罗 104写信给李普曼说；“你的话千真万确，介入战争对美国大有好处。”摩根公司是英国在美国的银行家和采购商，它当然对协约国的事业一往情深。对于那些反对英国肆意侵犯美国与德国进行贸易的权利的人，李普曼据理力争说，现在中立国在法律上的权力无关宏旨，重要的是美国的统治者必须看到英美两国的共同前途，否则美国的对外政策将面临一场奇灾大难。李普曼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他的一个论点，即英美两国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在后来的十年中，他屡次强调了这一思想。
终于，威尔逊似乎也成了同路人。1916年 2月，威尔逊总统有条件地批准他的亲信爱德华·M·豪斯上校与英国外交秘书爱德华·格雷爵士签订一项秘密协定。美国提出愿意用协约国能够接受的条件来进行调停，实现和平。如果德国拒绝和平，美国可能会加入英法一方对德开战。这种“可能性”也给了威尔逊一条出路。但这个含糊其辞的提议没有被协约国接受，于是秘密协定也就不了了之。
豪斯在伦敦与格雷谈判时，李普曼写信给格雷厄姆·沃拉斯说，美国反干涉的情绪甚嚣尘上，“如果德国在潜艇战问题上彻底让步，从此改弦更张，不再恣意寻衅的话，那么国会中的反英情绪就将是很难对付的。”然而，李普曼指出，威尔逊和国务卿罗伯特·兰辛“铁定地反对”对英国实行禁运。“所以你不必担心，他们顶多暴躁一时，说些脏话罢了。”公众舆论要求保护像比利时那样的中立国,这可能是导致美国介入欧战的一个契机。李普曼写信给沃拉斯说，美国签署一项和约，作为比利时独立的保证人，这将是一次履行国际义务的“十分宝贵的尝试，同时也是脱离孤立主义的一条鼓舞人心的途径。”李普曼补充说，这一条约也可以作为美英海军协定的基础，而后者则是“美英今后合作的必要条件。”
几个星期之后，对协约国的支持又有了新的发展。1916年 4月，德国潜艇在英吉利海峡击沉了法国邮船“苏赛克斯号”，造成几名美国人的死亡。威尔逊威胁说，如果德国人不停止无限制的潜艇战，美国就与其断交。柏林违心地答应了，因为她不愿意在此时把美国引入战争。可是威尔逊却作茧自缚，一旦德国背信弃义，他将不得不与其断交。“苏赛克斯号”事件发生时，李普曼在华盛顿。他与四位内阁成员进行交谈以后，曾对沃拉靳抱怨说：“他们仅仅看到与德国断交的可能性，但却不考虑一旦形势进一步恶化，应采取什么政策。为此我们对威尔逊感到心灰意冷。”据李普曼透露，《新共和》杂志目前希望“制定一种与德国潜艇问题确实有关的强制性政策。”
同一星期，李普曼在一篇醒目的题为《向总统呼吁》的社论中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他阐明了美国应如何为了道义而使用其力量。他承认，“假如我们宣战，加入协约国，同他们签约，我们开始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争取航海权，然而结果却是为改变近东的政治控制而战。”但是袖手旁观的态度对《新共和》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出路在于对德国采取“有差别的中立政策”。李普曼宣称：“我们已经不想在侵略者和其受害者之间保持中立了。”美国必须准备用“她的道德力量、经济资源，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动用军事力量来反击侵略者。”他告诉总统，现在是“重视这次危机”的时候了。在同一个月里，即 1916年 4月，李普曼对一批学者和商人说，美国自身的安全和全世界自由原则的胜利有赖于英、美两国的精诚团结和海上优势。
然而此刻时机尚未成熟，还不能完全取消李普曼所嗤之以鼻的“虚伪的中立”。孤立主义的情绪仍然十分强烈，公众对协约国帝国主义疑心重重。在许多美国人看来，那个奴役印度、残酷镇压爱尔兰复活节起义的大英帝国并不值得保留。李普曼也承认，“与托利党人、沙文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达成协定，这的确不可思议。”但也并非没有选择的余地。中立国可以联合起来，迫使战争双方接受一个公正的和平。“只有中立国家的干预才能使所有国家的自由主义者强大起来，才能建立一个令人满意而又持久的、公正的和平。”
李普曼的那些激进的朋友早就确认，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执。他们对李普
曼要求干涉的热情不断增长感到失望。约翰·里德摆脱了梅布尔·道奇以后，在墨西哥找到了同志和革命，后来又到欧洲报导那场大屠杀。正如他在《大众》杂志中所写的，他确信“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暴躁的里德非常厌恶李普曼对和平主义者和美国孤立主义的攻击。1916年 2月，他措辞激烈、言语无情地谴责李普曼使用华尔街金融寡头以及像罗斯福那样的战争贩子所玩弄的伎俩。这一指责激怒了李普曼，他愤然提笔复信，对这位旧日的战友进行了回击。
“虽然多年来我都努力对你做到耐心、公正，但我并不认为我有权利期望得到你耐心和公正的对待。尽管我多次感到你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白痴和无赖，可是我仍然信任你。我本以为你在对我做出这个重要的盖棺定论后，至少要和我交换一下意见，而不是给我写一封歇斯底里的信。”李普曼宣称里德完全荒谬地误解了自己的信念，他对里德毫不留情：
你不能作为一个法官来评判他人的激进主义，你不是那块料。你也许能在一些人当中为自己树立这方面的威望，可是我和你交往甚久，对你了如指掌。我在大学时就注意你了，那时我们当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在碰运气。我看到你竭力想钻到俱乐部中去，并且为了社会地位铤而走险。说实话，我从未认真对待过你的激进主义。你和一个浪漫的游击战士一样，对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无甚威胁。偶尔你也会在某个问题上刺痛资产阶级，然而一涉及到坚持不懈的攻击、涉及到资产阶级的致命处和根本改变社会状况的问题时，你便不在行了。你逐渐采取了一种可笑的、戏剧性的态度。但是，你不要认为自己属于那些使这个国家的既得利益集团胆战心惊的伟大强者之列。
最后，李普曼笔锋一转，补充道：“这里，我愿意作一个小小的预言。也许在你听来，这像是在吹牛皮：我参加这场战斗时，你对它还一无所知；而且你将发现，在你退出这场战斗很长时间以后，我将仍然身在其中。”
里德见自己把李普曼弄得怒火中烧，不禁得意万分。他把李普曼的来信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以后几周，两位朋友都故意冷淡对方。后来还是李普曼伸出了橄榄枝，他写信给里德说：“我们没有理由争吵。你草率提笔，伤害了我的感情，我仓促复信，又刺痛了你。但这一切都愚蠢至极。这个星期让我们一起吃顿午饭吧。”几个月以后，里德因肾脏手术在巴尔的摩住院，李普曼带着坐立不安的路易丝·布赖恩特前往医院看望他。布赖恩特那时是里德的未婚妻，后来她做了尤金·奥尼尔的情妇，最后嫁给了威廉·布利特 105。
然而他们的和解好景不长。1916年初，李普曼与旧日的激进派友人分道扬镳了。李普曼和他们在一起从未感到十分愉快。他们的热情似乎总有点过度，他们的政治无异于自我标榜，而他们的生活习惯则混乱不堪。相比之下，李普曼更愿意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比如《新共和》那些“现实的”自由主义者、汉德法官那样的进步党人、类似霍姆斯法官的怀疑论者、威拉德·斯特雷特和德怀特·莫罗那种面向未来的金融家，以及那些把这场战争看成是体现美国的国际主义义务之千载良机的人。
李普曼对政治激进主义的否定蔓延到了艺术领域。他现在发现，艺术实验沾染上了自我陶醉的色彩。1916年春，和里德争吵后不久，他在一篇攻击现代派艺术家的冗长的文章中责备说：“当画家、诗人、小说家们生活在道德传统中时，他们是欢乐无比的。”然而如果艺术是为了“使生活有所裨益”的话，那么很显然，“它必须能为人接受，否则它就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艺术家应该用门外汉也能理解的、直截了当的方式反映“道德上的冲突”。他认为，艺术家之所以避开了有意义的主题，是因为这些主题难以捕捉，“他们把一种必要的、也许是不可避免的逃避变成了一种美德。”然而李普曼并不像他自己讲的那样，是个社会现实主义者或艺术的门外汉。他形容那些认为自己是现代派艺术家的人不过是“从伯格森那里拿来一、两根横梁，从弗洛伊德那里借来一只轮子，从威廉·詹姆斯那儿弄到了一些齿轮，再拾上点炼金术士的破烂儿，黑格尔门徒的牙慧和精神病巫医的糟粕。”当李普曼抱怨这些人时，他实际上是在抱怨那些不愿务实、不愿像他一样向现实世界妥协让步的人。
李普曼对激进主义分子耐性全无，对和平主义者则冷嘲热讽。1916年春，当威尔逊终于批准美国加入敦促和平联盟——即国际联盟的前身时，李普曼把这件事形容为“世界现代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他对《新共和》的读者们说：“它给美国人民带来巨大的鼓舞。想想吧，当他们放弃自己的孤立主义时，他们这样做并非为了卷入一场外交阴谋，而是为了使世界政治国际化。”李普曼对参议员亨利·霍利斯说，总统对加入和平联盟所作出的决定是门罗主义以来最伟大的宣言之一……无疑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知道的最重要的外交宏举。”他知道霍利斯会把这些话转达给威尔逊。
李普曼在《新共和》杂志上讲，美国对和平联盟的支持将净化世界政治，而在私下里他却向朋友们吐露，这一行动将有助于使美国介入战争。他就和平联盟的“协定”一事写信给英国外交官尤斯塔斯·珀西说：“你知道我对整个这件事并无多大信心，但唯有它能够诱使普通美国人与孤立主义的传统实行决裂。”虽然李普曼也承认，《新共和》宣扬的英美协定只能为少数人所接受，但他预言，公众最终会接受这个联盟，而且联盟的核心将是英、法、美海军联盟。这里，李普曼是在重复艾尔弗雷德·赛耶·马汉海军上将的地缘政治学观点。马汉是海上力量和大西洋团结的热心倡导者，他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李普曼的《外交赌注》一书。然而即使是和平联盟的前景也不足以克服美国的中立态度。1916年秋，李普曼对沃拉斯说，美国的参战取决于三件事，“一个公正、适当的和平……，英国由开明之士统治……，威尔逊总统再度当选。”
李普曼转而支持威尔逊连任，这种心理上的转变是经过良心的一再反省才慢慢产生的。去年秋天以来，李普曼一直想做出决定，是否应该支持罗斯福重返白宫的企图。他在给沃拉斯的信中说，“这是我不得不做出的最困难的政治决定。威尔逊根本不能再做总统。他没有组织观念，对社会化国家的职责丝毫不感兴趣，而且对国际事务也一无所知。他的和平主义对于世界和平帮助甚微。”但是，共和党失去了罗斯福的领导就意味着“恬不知耻的资本主义”。进步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已经瓦解了，社会党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消极保守党”。李普曼告诉沃拉斯说：“只有罗斯福这样的人还可能对统一的社会组织有所认识。他长于实干而不善于辞令。他是五十年里唯一推动了社会改革的总统。至少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即他比其他和平主义者更现实。虽然他的谈话常常使人感到厌倦，但我们认为我们很了解他，我们知道，他在野时往往花费很大精力发表激烈的演说，而一旦在朝，他便把精力付诸到建设性的努力中去了。”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然而《新共和》再也不能回避立场了。
几周以后，李普曼到美国中西部与进步党领袖会晤。1916年 1月，从那里回来后不久，他写信给弗兰克福特说：“这次我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重新考虑了关于老罗斯福的问题。我与中西部各色人等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从亚当斯小姐到铁杆罗斯福派的人都谈过。现在我完全相信老罗斯福不能胜任总统一职……。出来支持他的是这样一群人，我不愿看到他们在美国掌权……。你我所信赖的毕竟是理论上的罗斯福、是潜在的罗斯福，而不是此刻正在频繁活动的罗斯福。”他还对尤斯塔斯·珀西抱怨说：“这些天来，老罗斯福使我心烦意乱，如果我不留神，我就会变成一个反罗斯福的疯子。”
李普曼感到失去了领袖，有些六神无主。他在一篇漫谈式的杂文中，发泄了自己的不满。但这并不是针对老罗斯福，而是针对公众——针对“美国人性格中的弱点。这种性格使人们迷信语言的魔力，缺乏个人责任感，对事实和生活中的冷酷现实熟视无睹。”他抱怨说，一个民族要有目标感。老罗斯福解决这一问题的处方是要求所有强壮的男子服兵役。然而，李普曼对他称之为“公众士气普遍涣散”的情况却有不同的解决办法。他主张铁路国有化，并建立生老病死以及就业保险等一系列公共制度，从而实现一个真正的“统一的美国”。当然，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重复进步党的老观点，即用经济手段来改造文化一这正是他在《放任与驾驭》中所论述过的。但是，正如他自己意识到的那样，这是靠不住的。在文章结尾处，他提倡要有民族“远见”，并且暗示，只有老罗斯福才具有把握这种远见的能力。“这正是他能够渡过一切危机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成为我们的话题。”李普曼把心中交织着的钦佩和烦恼溶汇到文章的字里行间：“他总是使我们抱着希望，希望他能成为符合我们需要的领袖，但又总不让我们得到满足。”
然而，就连李普曼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老罗斯福开始讨好伊莱休·鲁特等共和党保守派，并且指责威尔逊一年半以前未敢对德国入侵比利时一事加以谴责。这有些太过分了。德国人入侵时，伟大的布尔·穆斯也没有谴责过一句。李普曼认为老罗斯福这样做是暗箭伤人。但是他对当时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也感到局促不安。1914年秋，他曾批评威尔逊在德国的入侵面前显得“胆怯”，而且还傲慢地公开说，如果老罗斯福执政的话，“一切残忍的行为都会遭到最猛烈的回击。”现在是负荆请罪的时候了。《新共和》就以前在比利时问题上攻击威尔逊一事公开向威尔逊道歉。
虽然李普曼已经确认老罗斯福“不中用了”，但威拉德·斯特雷特仍然忠实信奉老罗斯福，克罗利则不表态。李普曼决定先发制人。4月，当斯特雷特远足欧洲，而克罗利身在新罕布尔州时，李普曼写了一篇言词激烈的社论，指责罗斯福讨好老大党 106的保守派，并说他是一个“极易受影响的人，太可能受到跟他最亲近的人的影响和感染。”他劝告进步党人，如果他们确实把希望寄托在老罗斯福身上，那么他们就必须从保守派那里把他夺回来，并且“要为占有他的灵魂而斗争。”
克罗利看到这篇背着他发表的社论，不禁忧心忡忡。他写道：“我们这样做会给人以不友好的印象。我们先是甜言蜜语，然后又当头一棒。”他提醒李普曼，斯特雷特去欧洲之前，他们曾向他保证，“无论我们写什么，都不会攻击罗斯福。虽然我们并没有攻击罗斯福，但是处于斯特雷特现在这种思想状态，他会认为我们这样做了。”斯特雷特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他拍回一封电报，对此事加以指责。李普曼必须作一番解释了。
“要知道，我最初持有很大偏见，然而是偏向于老罗斯福一边的。 ”李普曼在给《新共和》出版商（即斯特雷特）的答复中写道。“从一开始我们就过分倚重罗斯福。假如我由于对他的态度而受到良心的谴责，那么这是因为我们对待威尔逊未能一视同仁。”他接着说，比利时一事就是典型的一例。在这个问题上，《新共和》已经非常失礼了。从 1914年 11月起，我们一直在说，罗斯福肯定会采取不同于威尔逊的做法。“很明显，我们有责任收回前言，如果有可能也要让罗斯福收回他对威尔逊的谴责。”“比利时事件引起的这场风波暴露了罗斯福的思维方式。在罗斯福的政治生涯中没有什么比这更使我感到震惊了。”罗斯福“不只是一个，而是一人千面。”李普曼劝告说，《新共和》的作用不是始终不渝地支持罗斯福，而是无形中促使他沿着他们确信的方向前进。他说：“如果他谈论对外政策，我们就应该把他推向英美联盟的方向，并且向他表明，他所处的地位必然要使他走这条路。”
表面上李普曼仍然是罗斯福的“朋友”，但实际上他已经开始逐渐倾向于威尔逊政府。从 1915年秋开始，他定期前往首都，为他在《新共和》的专栏《华盛顿笔记》收集素材。通过克罗利和斯特雷特，他会见了许多重要人物，其中包括威尔逊的政治顾问和知己爱德华·豪斯上校。这些人都非常清楚《新共和》对进步党的影响。李普曼也打算尽量利用这一点。
李普曼对沃拉斯说：“杂志开始在这里初露头角了，而且要比我们希望的好。它在华盛顿有一些影响，在年轻的知识分子中影响颇大。”李普曼同总统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融洽”。他说，威尔逊的确是一位值得重视的人物，豪斯上校也不例外。“他们都勇于想象，这在当今之世实为难能可贵。”随后他对威尔逊做了最高的赞扬，把他的内阁称为是“我们在华盛顿见过的最能自由思考，最无偏见的班子。只是不要有这么多人以歪曲他的言论为己任…”
抛弃了对老罗斯福的幻想后，李普曼又看到了一个值得他钦佩的领袖的身影。
第九部分战时总统
我们要选的是一个战时总统，而不是使我们置身于战争之外的人。
——致赫伯特·克罗利，1916年 9月
威尔逊总统决定支持进步党提出的关于农业信贷、童工法和铁路工人八小时工作日的立法提案。这件事使得李普曼心安理得地加入威尔逊的阵营。威尔逊清楚，他需要进步党人的选票来赢得 1916年的选举，而且他愿意在这方面下大赌注。威尔逊提名《新共和》那帮人的朋友乔治·鲁布利到联邦贸易委员会任职，以及有争议的波士顿律师路易斯·D·布兰代斯任最高法院法官。威尔逊的这种姿态使《新共和》的人特别高兴。
布兰代斯以攻击大企业和支持有组织的工会而著称，对他的任命使那些因循守旧的人大为震惊。布兰代斯是第一个被提名为最高法院法官的犹太人，这对他并不利。前总统塔夫脱认为，最高法院的职位应归他所有，他从耶鲁法学院这一有力地位首先发难。哈佛大学校长 A·劳伦斯·洛厄尔向白宫呈交了一份由五十一名波士顿社会名流签名的反布兰代斯请愿书。《纽约时报》代表其保守的读者的观点，攻击布兰代斯“本质上是一个竞争者，一个马后炮式的斗士。”只有西部几家平民党的报纸和自由派杂志支持这位有争议的波士顿人。
虽然《新共和》的人也常常批评布兰代斯的反托拉斯立场是感情用事的杰斐逊主义，即主张通过政府部门来控制大企业。但他们觉得不能允许保守派为所欲为地攻击布兰代斯。李普曼给弗兰克福特写信说：“《新共和》必须全力以赴介入布兰代斯之争。”李普曼还直接去找布兰代斯，安慰他说：“我们这儿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场斗争是目前华盛顿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他还指出：“眼下这场争论远比我们对你的敬佩重要。”
李普曼像一位十字军斗士那样投身于布兰代斯之争。他撰写言辞激烈的社论，攻击婆罗门分子 107和那些惧怕布兰代斯的反动分子；他在华盛顿呆了好几个星期，试图说服国会议员，他还与《新共和》杂志的同事们，特别是与弗兰克福特一起策划，为使参议院通过布兰代斯的提名提供法律根据。那年冬天和 1916年春天，在为争取国会批准布兰代斯提名的斗争中，李普曼指责保守分子说，他们不信任布兰代斯，因为他是“美国血统最单一、自成一体和自得其乐的小社会中 108最不好对付和惹是生非的一员。”对波士顿的婆罗门分子来说，这位律师是十分令人讨厌的人物，因为“他的攻击看来就像是内部敌人的所作所为。”
尽管布兰代斯对《新共和》的仗义执言不乏感激之心，但对争取国会通过提名的努力却采取了极端超然的态度。李普曼对此不大相信，他向弗兰克福特报告说：“布兰代斯对这一切置若罔闻，好像是火星上发生的事情。我不得不常常揉揉眼睛提醒自己，这一切争吵都是为了布兰代斯。”参院对此进行了几个月的辩论和听证，最后于 1916年 6月进行投票表决。威尔逊在自由派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参院批准了对布兰代斯的提名，他成为最高法院里第一个犹太人。这一事件为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本人也扫清了障碍，二十三年以后，他也进入了最高法院。
李普曼为参院批准布兰代斯所进行的奋斗，加上日益临近的总统选举，使他有机会单独会见威尔逊，这是他长期以来所求之不得的。这次会见是由《新共和》在政府中的联络人乔治·鲁布利安排的。李普曼为此准备了很多问题，打算从会见中尽量捞到东西。但威尔逊压根没让他发问。李普曼被引进椭圆形办公室时，威尔逊从桌子旁边站起来接待这位年轻的记者。他说：“你是来了解我来了。”威尔逊没等他的客人发问就抢先提议说：“我让你了解一下我脑子里到底想些什么。”接着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使人感到茫然。他从与墨西哥的纠葛谈到德国在巴西的计划，从老罗斯福的野心谈到中立的窘境，几乎囊括了所有重大问题。
李普曼和政治家打交道有丰富的经验，他这次来白宫是疑虑重重的。谈话结束时，李普曼则完全改变了对威尔逊的看法。这种变化既突然、又彻底。仅仅一年之前，李普曼在文章里还把威尔逊毫不留情地刻画成一个世上少有的自以为正确的人，说他是“那些一拿起笔便想摆脱尘世烦恼的人之一。”李普曼指责威尔逊说，他的言辞“总是比生活本身干净和卫生，”而且还过于贵族气。李普曼问道：“当你把你的道德漂白净化为一堆抽象的名词时，你会得到洁白无瑕的东西，但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呢?”
但在这次与威尔逊会晤之后，李普曼觉得在威尔逊身上还有许多有待于认识的东西。1916年 6月，李普曼去芝加哥采访共和党代表大会，当时他认为，尽管威尔逊有着‘“漂白了的道德”，但他可能还是最好的人选。芝加哥共和党大会上任何事情都未能改变李普曼的看法。罗斯福根本没有机会当选。党内的保守派向在 1912年党代表大会拒绝支持党的决议的这个人 109报了一箭之仇。共和党的领导人对老罗斯福不屑一顾，而是推出最高法院法官、纽约州前州长查尔斯 ·埃文斯·休斯作为总统竞选提名人。李普曼写文章谈到党内保守派讨伐老罗斯福的手法时说：“那种野蛮的力量压倒了一切，就像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巨大怪物，迈着沉重的步伐，步步进逼，势不可挡。”
共和党代表大会上的每件事都使李普曼十分震惊。他从芝加哥报道说，这里都是乌七八糟、陈旧腐朽和卑鄙龌龊的东西，“造成这一切的元素都是在美国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机器炮制的、自鸣得意的和任意滥用的东西。”面对这一切，或者想找些办法使这个国家文明起来，都将令人寒心绝望。可能有些人会对共和党代表大会上眼花缭乱的东西感到十分有趣，但李普曼对凡此一切却极为厌恶：对那些党魁们，对那些受这种赤裸裸表演欺骗的人们，对那种他认为是侮辱严肃认真的人智慧的、被歪曲了的民主，等等。他在一篇充满郁郁之心的文章中写道：“我不会很快忘记我挤坐在人群里的那九个半小时，聆听人们为争取提名发表的演说，靠苹果馅饼和果汁坚持下去。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人们慷慨陈词、装腔作势，不时还有人尖叫怒吼。”
我记得会上有十五个提名，还有附议的发言。这简直是场恶梦，会场上群魔乱舞，充满愚昧和虚伪。比方说，杜邦，还有他那位精明能干的祖父，老保守的俄亥俄州，金色的衣阿华州，还有旗帜，红的，白的，蓝的，所有的星和条，星条旗成千上万，大谈美国信仰，直到耳朵生茧子，还有奴隶问题，关税问题，还把林肯生拉活扯进来，滥用他的名字，贬低他的精神，成为每一个廉价政客的宣传橱窗。这次大会中这些肮脏龌龊的东西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这些卑鄙无情的家伙聚在一起，大骂爱国主义，嘲讽共和党政府，使会议充满了浑浑噩噩和阴险狡诈的无聊气氛。
共和党的保守派推选休斯作为竞选总统提名人后，一度得意的布尔·穆斯进步党人便悄悄跑到芝加哥下层社会居住区去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他们恳求老罗斯福当他们的领导人。但老罗斯福对此毫无兴趣。他拒绝了 1912年跟随他来到阿莫盖登［圣经故事：在上帝最后审判日之前，善恶势力大决战的战场。1912年罗斯福在组成进步党时的演讲中引用了此故事。 --译者注］的人们的要求，他装着不太满意的样子，建议人们提名保守的亨利·卡白特·洛奇。但大家死乞白赖地还是提名他为党的领袖。这样，布尔·穆斯党便渐渐地销声匿迹了。有几个人为此伤心落泪。但李普曼不属此列。他仅仅是不屑与那些跟随老罗斯福至死不渝的人为伍。他写道：“他们追随老罗斯福就像是一个既无所从事而又对外界兴趣索然的女人依附于她的丈夫一样。他们对老罗斯福的迷恋如此之深，已经到了如醉如痴、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太爱他了，以致没有任何自尊自爱、毫无掩饰。在一个民主国家，任何人都不应该受到如此的崇拜。”
李普曼已毫无爱慕之心，也不能再跟这位机会主义者[指罗斯福—译注]言归于好，因为他和共和党的保守派唱一个腔调，像一个到处寻衅闹事的骑士那样，对墨西哥和德国发出战争叫嚣；李普曼曾经在麦迪逊广场公园和牡蛎湾对他爱慕之至。他那些在进步党中的朋友对罗斯福的理想仍然坚信不移，但却拿不准选择哪条道路，但是李普曼决心已下。布尔·穆斯进步党的僵尸迟早要被埋葬的。进步党代表大会后不久，李普曼给弗兰克福特写信说：“在老罗斯福的问题上，我与你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你想把自己的雄心壮志与老罗斯福的思想硬连在一起，这根本无济于事。他对工业化的到来毫无准备，对他自己所倡导的社会正义也不甚了解。他对阶级斗争没有任何高见，你和他开个玩笑，他也不能心领神会。”
李普曼可能已经打定了主意。但是《新共和》其他编辑对芝加哥发生的事情却各执己见。克罗利还是要与共和党人风雨同舟。在克罗利看来，休斯到底还是个社会进步论者，而且比起民主党来，共和党看来更可能把政府作为社会改革的工具。但是李普曼决心说服克罗利改变观点，整个夏天他都在做这件事。李普曼在给《新共和》驻伦敦记者 S·K·拉特克利夫的信中坚持说，共和党保守派很可能会操纵休斯，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共和党的卷土重来将意味着“这个国家里最臭名昭著的财阀统治”的复辟。不管休斯多么能干，受人尊重，但是共和党是保守派的天下。李普曼解释说：“威尔逊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这是不无道理的。他承认了自己所犯的大部分错误，并且开始在自己周围聚合了一帮思想新颖的才俊之士。”李普曼告诉他在伦敦的朋友尤斯塔斯·珀西说：“这次选举与欧洲发生的事情毫不相干，夸大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不可能的。”民主、共和两党都打算对欧战持中立态度，都不打算反对英国对德国港口的封锁。而且选民们看不出两党在这些问题上有什么争执，而只是那些台下的政客想跻身进来。
在休斯的支持者中，赞成实行保护主义的论调十分吃香。保护主义是对关税、大工业和军事问题而言的。保护主义者所鼓吹的理想是一种过于自信、颇为咄咄逼人和脾气有点暴躁的民族主义。他们这种蛮干会惹怒所有的人。在政治上，则会使协约国感到恼火。
你会理解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如果我们过分鼓吹国家绝对独立、主权和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么我们迟早要把自己同英国的海上力量和协约国的国际化倾向对立起来。我认为，如果形容这些事情的话，你可以说：民主党是由传统的孤立分子组成的，由一群头脑简单的人领导的，他们想使美国加入欧洲合作计划。而共和党人在很大程度上坚持积极的孤立主义政策，极力主张在拉美和太平洋地区进行宗主国扩张。
虽然李普曼指望威尔逊能随着竞选运动的展开而获得支持，但他认识到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恶斗。尽管休斯的竞选纲领十分拙劣，但他却是个令人生畏的对手。威尔逊需要共和党内进步分子的支持，这些人曾经在 1912年投了罗斯福的票。《新共和》是这些进步分子的喉舌，当然也是被争取的对象。
诺曼·哈普古德是杂志的编辑，也是威尔逊指望能通过他来争取布尔·穆斯进步党选票的人。他向威尔逊总统建议说：“在《新共和》的编辑中，李普曼是最有魄力的，而且他是可以使杂志公开转而支持你的人。 ”威尔逊遵照哈普古德的意见，在 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在新泽西州沙多劳恩的夏季别墅里会见了李普曼。这位总统花了近两个小时向他年轻的客人略述他将要对国内社会改革承担的许诺，以及对协约国所奉行的“善意中立”的政策。李普曼后来回顾说：“我记得当时我和威尔逊坐在楼上的阳台上讨论竞选的问题。我们开始做好准备，支持威尔逊。我向他提了很多问题，以便使我们对各种问题，主要是国内问题心中有数。”然后，话题又转到战争问题，威尔逊心里明白李普曼想听什么样的话。他说，不管美国采取 “善意的”还是其他形式的中立，形势都会越来越困难。威尔逊接着说：“我让你看件东西。”说着，像演戏般地抽出一份驻柏林大使馆发来的电报给李普曼看。电报预言在美国 11月大选之后，德国人将再次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这让我感到可怕。”其含义是清楚的。五个月以前，当德国人击沉了“苏赛克斯号”时，威尔逊曾说过，如果德国人重新开始无限制的潜艇战，美国就要和德国断交。现在，威尔逊要么从原来的立场倒退，要么对德开战。但是现在看不出他打算倒退。
李普曼急急忙忙赶回纽约去见克罗利和斯特雷特。李普曼对他们说：“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现实。我们要选的是一个战时总统，而不是使我们置身于战争之外的人。我们必须打定主意，是跟随休斯，还是威尔逊来打这场战争。”李普曼自己是毫不含糊的。他写信给沃拉斯说；“我现在完全站在威尔逊一边。”共和党人“组织涣散、政见混乱、奉行帝国主义的贸易政策，而且因循守旧。”只有威尔逊具有“为实现和平而采取断然措施的创造性和意志。”事实证明休斯“令人大失所望”，另外，因为休斯反对美国参战，所以“即使威尔逊再不中用，休斯也比他差得远。”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威尔逊一反以往，“表现出一种决断力。……如果把他弃之不用，那将是一个大灾难。”
但重要的是，威尔逊愿意摒弃“虚伪的中立”，积极参与欧洲政治，尽管这意味着美国将介入欧战。李普曼对勒尼德·汉德说：“除非出现大灾难，老天作证，我是拥护威尔逊的，尽管他不是什么圣人。休斯是个不可思议的人，我无法想象一个正派的、不守中立的亲协约国分子，怎能投休斯的票而无自愧之心呢?……威尔逊的中立政策，比我们有理由所期待的要高明百分之九十。”李普曼对他的英国朋友谈及威尔逊时，更是直言不讳。他向 H·G·韦尔斯打保票说：“威尔逊的目标是坦率的不中立政策。他将顶住那些想要打破你们对德非法封锁的人施加的压力。而休斯却在国内跑来跑去，以正统亲德的口气宣布，美国要采取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他答应要坚持我们的‘权利’来反对你们，而且他真的要一意孤行、跃跃欲试。”
开始，克罗利不同意李普曼的看法，但在李普曼的一再敦促之下，加之休斯的竞选也搞得拙劣至极，他便向李普曼让步。李普曼后来解释说：“这是一场了不起的斗争。克罗利不想介入，斯特雷特亦是如此。而我却置身于这场斗争之中。最后，在 9月份，我说服了他们，对他们说，休斯对亲德的选民采取同情态度，奉行了一条亲德政策，而威尔逊却是我们的人。”10月中旬，也就是李普曼去沙多劳恩六个星期之后，他最后得以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两年来，《新共和》的读者都被告知，威尔逊是个无能之辈，但现在对李普曼的转变颇为迷惑不解。李普曼写道：“对那个发出过多贵族气的忧伤之感的威尔逊，我是不会投票选他的。但是威尔逊已经逐步取得了经验，并根据这些经验修改了自己的哲学。”威尔逊已经从一个奉行政府不干涉工商业政策的民主党人，变成了一个“建设性的民族主义者”，并且使民主党成为唯一一个具有“全国范围、自由主义目的、果断行动的”政党。李普曼认为，威尔逊根本不守中立，而“对协约国奉行始终不渝、敢作敢为的友善政策。威尔逊懂得“西方协约国的事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的事业。”
在初秋时节，差不多所有的布尔·穆斯进步党人都转而支持威尔逊，他们之中有约翰·杜威、简·亚当斯、阿莫斯·平肖、弗雷德里克·C·豪、林肯·斯蒂芬斯和威廉.英格希利·沃林。像伦道夫·伯恩这样的和平主义者和《新共和》里反英的爱尔兰人弗朗西斯·哈克特也出来支持总统。就连马克斯·伊斯门和约翰·里德这样的社会党人也暂且把他们的疑虑置于脑后，投票支持威尔逊。支持威尔逊的人都各打自己的算盘。对李普曼和克罗利来说，威尔逊是可以使美国结束“有害的中立政策”的人；对伯恩和《大众》杂志的社会党人来说，威尔逊则会反对那些战争贩子。每个人都想通过威尔逊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在李普曼看来，威尔逊的目标是明确无误的。李普曼后来说：“当威尔逊说他要使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时，我们根本不信任他。我们确信我们将会参战。”
李普曼不但使《新共和》转而支持威尔逊，他还为总统撰写讲演稿，甚至到纽约州上州地区，在卡车拖车上为总统发表竞选演说。威尔逊翻来覆去地强调他将在国内实行改革，但他仅仅以二十三票的多数勉强当选。进步党人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威尔逊不会忘记是谁使进步党人转而支持他的。竞选刚刚结束，李普曼便收到了一份雕版印制的请柬：
兹定于 1916年 12月 12日星期二晚八时
举行宴会
敬请李普曼先生光临
威尔逊总统与夫人
李普曼早早地赶到了宾夕法尼亚车站，在开往华盛顿的火车检票口耐心地等候着。不久，陪同他的人也到了，他个头矮小，服饰讲究，身着黑色大衣，头戴小礼帽，拿着一个公文箱，脸上显出一种茫然超脱的样子。李普曼向这位年长者打招呼，热情地向他问候。他们一见如故，谈话十分投机，他们边谈边挤出人群，登上开往华盛顿的卧铺包厢，前往参加总统的晚宴。
爱德华·曼德尔·豪斯，即豪斯上校，更愿意以这个得克萨斯州的荣誉称号为人所知。他虽然不是内阁成员，最高法院法官或国会议员，但却属于美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列。豪斯是西部的进步主义者，曾经成功地协助得克萨斯州的改良主义者詹姆斯·霍格进行了州长竞选，并在全国政治舞台上展露才华。1912年，他使那些顽固支持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人转而支持威尔逊，使威尔逊得到了民主党总统竞选提名。威尔逊急需一位能在官场讨价还价、左右逢源的老手，豪斯便出马效劳，而且，他还为威尔逊的第一届政府增添了一些进步主义色彩。豪斯和很多进步党人一样，希望政府能为人民办事，但对由人民来掌管政府却颇为怀疑。他在匿名的小说《行政官菲利普·德鲁》中指出，政府的最好形式是由一个善良的君主根据人民最基本的利益进行统治。
如果没有豪斯的帮助，威尔逊很难支撑局面，威尔逊很快就对他倚为股肱。讨人喜欢的豪斯是在英国受的教育，擅长与政客打交道。他们两人关系紧密。豪斯成了威尔逊最信赖的顾问，是他与下面政治家们打交道的联络人。李普曼后来写道：
豪斯能够替威尔逊效力，是因为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可弥补威尔逊的不足。豪斯上校能够与人面对面地交锋，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慢慢地说服他们，这都是他的拿手好戏。而威尔逊却很难胜任这样的事情。总统是个玩笔弄墨的人，习惯于通过阅读获得知识，然后以演讲或写书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威尔逊对大部分语无伦次、又臭又长的讲话，特别是那些干具体事情的人的讲话感到不悦，很快就感到厌倦并无法忍受。……豪斯上校正相反，他对任何可以想象到的枯燥无聊的事情都有一种抵御能力。他既无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也欠缺威尔逊那种知识分子的修养，但他可以与那些干具体事情的人推心置腹，使自己在处理日常的问题中自学成材。
1916年秋，威尔逊指示豪斯和国务卿兰辛制定一项和平方案，作为他调解欧战努力的一部分。但他们还未着手制定和平方案，德国人便向协约国提出了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方案，要就一项折衷的和平解决进行谈判。德国人的这一建议于 12月 12日传到华盛顿，正值威尔逊总统为庆祝连任而举行盛大晚宴，这使总统刚刚开始的和平努力毁于一旦。在白宫的那天晚上，李普曼周旋于国会议员、外交官和内阁官员之间。然后，他走到总统那里，向他直截了当地提问：美国是否会支持德国的和平方案?威尔逊显得十分尴尬。他答道，毫无疑问，协约国要拒绝德国人的提案，因为一项通过谈判达成的和平会使德国人成为欧洲大陆的支配力量，柏林便会重新开始无限制的潜艇战。美国不会袖手旁观。威尔逊十分沮丧地说：“如果他们不让我从中调停，我们便会卷入战争。在美国被拖入这场战争之前，我们必须制止它。”
形势急转直下，这使李普曼十分激动。他回到纽约，与《新共和》的同事们一起磋商。他对梅布尔·道奇说：“我去了趟华盛顿，在白宫参加并领略了国宴的气派。德国人这一手干得十分漂亮，人们为之惊叹，我也深有此感。德国人的建议是可以想象到的最漂亮的一击，不管这项建议是否会带来真正的和平，还是更激烈的战争，德国人肯定会占便宜的。我想，这一建议的真正要害在于，它十分成功地、沉重地打击了协约国士气，而且使德国在精神上达到了新的团结。”
《新共和》面临着一个社论危机，是赞成还是反对德国的和平建议?。李普曼坚持认为，德国人的和平建议仅仅是个手腕，意在巩固其在东方战线攫取的领土。如果接受德国人的建议，那就等于接受一个“不分胜负的和平”，这不仅会使民主国家丢脸，还会使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分子控制中欧。李普曼终于说服了克罗利和其他编辑，使他们认为应该拒绝德国的建议。然后他在那篇重要的社论中陈述了自己的观点。社论的标题是《不分胜负的和平》，十分引人注目地印在《新共和》的封面上。
在 1916年圣诞节的那个星期里，总统本人比《新共和》的任何读者都更加注意这篇社论。德国人的建议使总统的努力黯然失色，协约国又拒绝参加由他出面调停的和平会议，这又使他左右为难。此时此刻，威尔逊感到，除了着手实行他自己的计划外，别无他择。几星期之后，在 1917年 1月底，他在参院宣布说，战争必须以谈判的方式结束，唯一的解决方式是一项折衷的和平，一个 “不分胜负的和平”。
报界很快就开始使用“不分胜负的和平”这个词，并把它与《新共和》杂志相提并论，尽管威尔逊是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人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是李普曼使总统讲了这番话，甚至认为他在威尔逊 12月提出的流产的和平建议中也插了一手。人们都对白宫和《新共和》之间的关系信以为真，而且，克罗利和李普曼每周都去豪斯上校在纽约公寓进行访问，这更使人们确信此事。但《新共和》的声誉并不因为它是一个了解政府内情的杂志而受到损伤。读者们确信，他们从《新共和》中能窥测到政府的一些政策，因此把每一期杂志都抢购一空。投机商甚至贿赂报刊发行人，设法搞到杂志发行前的样本，好从中发现一点线索，以便在股票市场上投机取巧。杂志的发行量猛增到两万份。有人甚至断定，李普曼是总统 12月提出的那个注定要失败的和平计划的制定者，但这是不真实的。尽管如此，这使得李普曼声名大振。《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 C·P·斯科特请求李普曼为该报撰稿，说： “这儿的人都认为你与总统关系甚密。可以肯定，你写的字字句句都会引起内阁的注意。”
很多年以后，当李普曼写到这些事件时说，所有这一切都是言过其实。豪斯从未告诉他和克罗利任何关于总统的打算，从未要他们发表或不发表什么东西。李普曼解释道：“在我们的思想中，我们是根据对形势的观察作出逻辑判断的。《新共和》之所以常常与威尔逊的政策不谋而合，部分原因是巧合，部分原因是推理上特定的对应关系，但肯定不是在总统和豪斯上校的直接授意之下作出的。 ”李普曼当时大概就是这样看待这件事的，而且尤其他就是这样来回忆这件事的。但是其他人认为，促成《新共和》权威性地位的远不止“推理上特定的对应关系”，他们是有些理由这样说的。
到 1916年底，李普曼已经成了豪斯的搭档，他们试图使威尔逊和美国人民相信，美国必须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1917年 1月，李普曼告诉《新共和》的读者说，美国要担当重任， “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要求我们进行合作的时代，这是我们应引以为荣的。”李普曼没有等待很久。协约国拒绝了柏林的和平建议后，德国人便重新开始了无限制的潜艇战。德国人指望通过切断英国的粮食和武器供应，在美军出现在西线战场之前，迫使英国迅速投降。德国人的公告传来时，一期《新共和》正准备付印。李普曼在《新共和》2月 3日一期上一篇匆匆写成的附录中，呼吁立刻与德国断交、扣留在美国港口的德国船只、进行战争动员、对协约国予以全力支持。一周以后，李普曼详述了自己的观点：尽管英法也违反了海上公约，但美国必须支持两国，因为“它们基本上是在为一个我们所希望的世界而战。”
李普曼的战斗号角吹得够响的了。尽管威尔逊在 2月份的头一个星期就与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但却推迟了对德宣战，因为德国人也没有给他一个方便的借口进行开战。1917年 2月下旬，李普曼对弗兰克福特解释说：“与德国断交时，政府确确实实地在期待，在几天之内愤怒的浪潮将滚滚而来，这样，政府便可以借此下决心进行备战。”如果形势像威尔逊所预料的那样发展，威尔逊“就可以使全国与他同心同德。如果事与愿违，威尔逊就会处于困境；但如果他做得太过分，或打算宣战，他便会失掉他最为需要的舆论的支持。威尔逊之所以能成功地与德国断交，是因为德国是侵略的罪魁祸首。但如果威尔逊现在就对德宣战，华盛顿就好像是侵略者。”
干涉主义者现在进退两难。李普曼为了说服《新共和》的读者中持和平主义观点的人，便求助于英国的国际派人士诺曼·安吉尔。两年前，当安吉尔来美国时，曾与《新共和》的编辑们一起共事过。李普曼对安吉尔说：“自从德国人开始了新的潜艇战，我们在国内跟和平主义者打交道时就面临重重困难。这些人就是想少惹些麻烦。如果你能写篇文章，从自由派和国际派的角度来证明美国参战是正当的话，这就给我们帮了大忙。”安吉尔是一位知名的反帝分子，由他来对美国那些疑虑重重的国际派人土施加影响，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李普曼强调说：“眼下是世界历史最关键的时刻，因为美国参战是一个机会，它会使宣传和平的大联盟具体化和最后实现。”
“宣传和平的大联盟”正中安吉尔的下怀，他认为，这场战争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机会。但在李普曼看来，美国参战的理由要现实得多。李普曼希望美国参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国际社会，而是为取得制海权而进行战斗。他在 1917年 2月写道：“我们自己的生存和世界秩序取决于战胜海上的无秩序状态。德国人把这种混乱状态荒谬地称为‘海上自由’。我们应该拥护对海上通道的控制，就像人们在 1861年拥护美利坚合众国那样 110。这不是因为大英帝国的制海权有多么美妙，而是因为其他的选择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一周以后，李普曼在一篇他所写过的最重要的社论中详细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篇社论支配了他一生的外交政策观点。李普曼说，美国是大西洋沿岸国家共同体整体的一部分，对这一共同体的进攻就是对美国自身安全的威胁。德国对英法进行的战争是一场“反对文明的战争，而我们正是这个文明的一部分。”德国以潜艇战来切断“对我们世界生死攸关的海上通道”，这样就威胁了李普曼称之为“大西洋共同体”的生存。“大西洋共同体”这个新词由此而生。
李普曼承认说，美国可以对协约国实行武器禁运，禁止美国人乘坐英国船只，以此来保持中立。但问题的实质远不止是有权保持中立，它意味着，要做到“如果美国有力量，就要防止通往西方协约国的海上通道被封锁。”这句话的信息是明确的，其结论也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德国舰队要获得制海权的话，美国将站在英国一边。 “美国要为大西洋通道的安全而战斗。”
对于美德之间的摊牌，李普曼已经有所准备，而威尔逊却相反。从 2月到 3月，人们都在 “旁观静候”。德国人仍然希望避免与美国交战。德国总理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一霍尔维格指责美国默认英国对德国的封锁，把美国变成了协约国的军火库，从而使两国关系紧张化。李普曼去豪斯的寓所之后对豪斯说，德国人的指责是对的。李普曼的这一观点使舆论界为之震动。“我们与贝特曼一霍尔维格的重大分歧在于，我们确信这种有倾向的中立是符合这个国家和世界的利益的。”豪斯在李普曼和克罗利一次来访之后在日记中写道，他发现，“由于总统行动迟缓，这使李普曼和克罗利很难与他们步调一致。”
几天以后，李普曼去华盛顿，就战争问题向威尔逊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在宇宙俱乐部的图书馆里，李普曼起草了这一备忘录。它强调说，必须反驳德国关于美国歧视德国的指控，而且必须向和平主义者们表明“和平计划与可能是必要的战争措施之间的联系。”他强调说，总统的任务是要使美国人民确信，与德国人的抗衡是以美国“对于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的。 ”李普曼避开现实政治的观点，呼吁总统奉行其理想主义的政策：德国人“是在为其胜利而战，目的在于颠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体系。在这场战争中，唯一能够给人类所遭受的恐怖带来补偿的胜利，就是国际秩序对于民族侵略的胜利。”威尔逊读了这个备忘录，但是没有见李普曼。他还未准备好采取这一重大行动。
但是，当时发生了一场令人震惊的事件，在帝俄首都彼得堡发生了暴乱。军队与示威者团结起来，一个临时政府接管了政权。3月 1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玷污协约国声誉的残暴独裁的俄国不复存在了。反对美国参战的自由派势力开始削弱了。德国人在 3月下旬击沉了三艘非武装的美国货轮；同时，德国人笨拙的外交政策又错上加错，他们向墨西哥允诺说，如果墨西哥对美作战，那么它将会得到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州的大片土地。后来，被截获的“齐默尔曼［德国政治家，一次大战期间任德国外长。——译注］密电”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德国人这种愚蠢的行为招致了美国舆论的反感，它粗暴地蹂躏了美国的爱国主义情绪。现在是威尔逊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总统使自己相信他已经“别无他择”，便于 1917年 4月 2日晚前往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他对洗耳恭听的议员们说：“把这一伟大的爱好和平的民族引向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权利比和平更为宝贵。”美国将不怀任何私念，美国参战“是为了民主，是为了那些屈从于强权的人们的权利，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政府中有发言权，是为了小国的权利与自由，……最终使世界本身获得自由。”他壮志凌云，以激发美国人民的理想主义，也是为了平息他自己内心的疑虑，他的言辞同样气势磅礴：“为了民主，这个世界必须安全。”国会为之欢呼。四天以后，国会投票赞成美国参战，只有六名参议员和五十名众议员投反对票。
虽然威尔逊是以一种沉重的心情，或者至少是有点踌躇不定的调子演讲，李普曼却欢喜若狂。他在给豪斯上校的信中写道：“总统的演说精彩极了，他把整个事情讲得恰到好处，并具有真正崇高的气质。我们对这篇讲话的字字句句都异常满意。”李普曼很难克制自己的激情与欣慰。他在那周的《新共和》中宣称：“别的领导人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荣誉、增加财富和名声而把国家引向战争，但没有一个政治家像威尔逊这样，把一个国家的荣誉和世界的和平与自由明白无误地联在一起。 ”李普曼为了不使总统错过了他的恭维之词，便给威尔逊写了一封信以示祝贺。在信中，他重复了在《新共和》中所使用的华丽辞藻：“我国人民和全世界对威尔逊的感激之情是无法计量的。那些平庸的政治家们可以为了权利而进行徒劳无益的战争，但这些权利本身并不能由战争来保卫。只有可以被称之为伟人的政治家才会使美国的参战对世界的自由力量具有如此重大的利益，只有他才会使不可避免的战争浩劫升华为富有意义的行动。”
李普曼的疑虑既已消除，他把他关于海上通道和大西洋联盟的战略性观点先放在一边，而以同样的激情热衷于他曾反对过的采取行动的观点。1915年，李普曼曾写道：“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在吵吵闹闹地要去打仗，而且如果真要打起来，那么没有任何理由把这场战争称之为民主的战争。”现在，同一个李普曼也宣布说，协约国的事业“毫无疑问是自由的事业，是持久和平的希望。”沙皇被推翻了，美国参加了战争，这肯定会使“这场发端于巴尔干帝国冲突的战争，转化为遍及世界的民主革命。”
一周以后，也就是 1917年 4月底，李普曼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出席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对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荣誉。研究院发出的邀请表明，李普曼被看成是为威尔逊和豪斯上校在幕后行使权力的谋臣策士。李普曼虽然年轻，但在发言中却显得异常自信，他描绘了一番关于“精神力量”令人振奋的形势，这种形势是由于俄国的民主化和在美国崛起的国际派观点而造成的。外交上的赌盘已经改变了。这场战争已经不再是为了争夺落后地区的市场和影响而进行的争斗。这种争夺现在已经“完全退居次要地位”，这是因为帝国之间的争夺已经让位于一场“人民的战争”。李普曼对听众说，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自由的民族，它们立志为解决所有重大问题而进行合作，他们发誓要反对侵略者，决心在一个世界联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基于国际法的，更现代化的制度。”战争“已经成了一场令人惊奇的革命。今天，由于俄国革命和美国参战，整个战争前景都已改观。由于民主国家消除了束缚，价值观念的标准也为之一变。”
不管“价值观念的标准”是否已经改变，李普曼已经改变了。现在，李普曼已经抛弃了他曾经坚持的民族主义的不合理性和帝国主义是这场战争起源的观点。他窥测到了战争中的非同寻常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已经超越了他自己关于“大西洋通道”的陈腐概念。他和威尔逊一样，使自己相信，战后一个更完美的世界将会补偿战争的损失。他相信，如果把战争的目标升华为更高尚的政治道德，那就会平息他内心的恐惧，正如他以前所表达的那样，美国通过加入协约国的正义事业，最后将“用战斗来改变近东的政治局面。”但是在 1917年，李普曼确信美国在战后会取得优势。这样，美国就会阻止协约国把德拉肯式 111的和平条款强加于人。但是，李普曼并不能轻而易举地预见到后来在巴黎和谈上所发生的事情。
李普曼并不是单枪匹马地支持参战的观点。大部分进步党人都支持这场战争。他们当中有约翰·杜威、查尔斯·比尔德。他们也因置身事外和无所作为而恼羞万分。正如李普曼后来生动地写道，他们“被压抑着的感情和悬而未决的行动窒息了。”这些人为乐观主义所鼓舞，为形势所迫而采取行动，他们逐步相信，他们只有参加战争，才能使世界向自由的方向前进。他们把他们曾引以为荣的进行批评性分析的劲头暂时收起，而成了这场战争的谋臣策士。而在此之前，他们还说过美国绝对不应介入战争。按照约翰·多斯·帕索斯 112的话说，他们以欣慰与激动的复杂心情，“匆匆赶往华盛顿。”
正如孤独的和平主义者伦道夫·伯恩所写道，这些好战的自由主义者被“一种无法解释的感觉”所支配，“他们认为这是一场我们不能置之度外的战争。”伯恩所说的这些“好战的知识分子”为自己辩护说：“只有同舟共济、击水中流，”才有机会“左右当前的力量，使之服务于自由的目标。”但是伯恩毫不留情地指出：“曾几何时，他们的‘驾驭’就变成了‘放任’，他们被裹挟着进行致命的胜利进军，以此作为他们的终结；曾几何时，他们就变成了仅仅是他们的势力的代理人和代言人”这显然是在影射李普曼。
对于这种指责，李普曼根本不予理会。在这场伟大的道德之战中，他不甘心置之度外。几年之前，他曾写道：“只有圣贤、英雄和道德家们才会因为他们想了凡人之所想、为了凡人之所为，而感到悔恨不已。”李普曼使自己确信，这场战争是通向崇高目标的一个阶梯。他预言道，一种崭新的国际派观点将要取代陈旧的民族主义。美国参战一个星期以后，李普曼写道：“我们现在生活在并要永远生活在一个革命的世界之中。”“价值观念的改变将与文明史中任何事物一样急剧地变化。 ”人们将“大胆地”重新审视自由、平等、民主这些概念，“就像人们在十九世纪对待宗教的教义一样。”新思想会层出不穷。“这场战争和战后的和平就是这一切变化的催化剂和保证人。”
李普曼相信这一点，为了使自己的热情言之成理，他也不得不相信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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