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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中文版序一
新版缘起
吴晓波
2004年 6月，我去哈佛大学当了三个多月的访问学者，肯尼迪学院为我安排的住处就在查尔斯河边上，每当日落，我都会一个人去河畔的草地上散步。河水很清缓，岸边的乱石都没有经过修饰，河上的石桥一点也不起眼，三百多年来，这里的风景应该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我每次走在那里，总会浮生出很多奇妙的感觉，我在想，这个河边，这些桥上，曾经走过 34 位诺贝尔奖得主、七个美国总统，他们在注视这些风景的时候大概都不过三十岁，那一刻，他们心里到底在憧憬一些什么？
我还常常想起那个影响我走上职业记者道路的美国人。1908年，正在哈佛读二年级的沃尔特?李普曼就住在查尔斯河畔的某一座学生公寓，一个春天的早晨，他忽然听到有人敲房门。他打开门，发现一位银须白发的老者正微笑地站在门外，老人自我介绍：“我是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我是将近二十年前，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里读罗纳德 ?斯蒂尔那本厚厚的《李普曼传》时遇到这个细节的，那天夜晚，它像一颗梦想的种子不经意掉进了我未尚翻耕过的心土中。
你很难拒绝李普曼式的人生。他是过去一个世纪里最伟大的美国记者，在将近 60年的时间里，他写出了 1?4万篇专栏，对于当年的很多美国人来说，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房门，捡起牛奶瓶和报纸，一边吃早餐一边看李普曼是怎么评论这个世界的。他结交了地球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政要，他让记者成为了一项“仅次于总统的职业”，有人甚至认为，他的素养足以担任美国总统。任何一个行业中，必定会有这么一到两个让你想想就很兴奋的大师人物，他们远远地走在前面，背影飘渺而伟岸，让懵懵懂懂的后来者不乏追随的勇气和梦想。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李普曼写给大学同学、也是一位伟大记者约翰?里德――他写出过《改变世界的十天》——的一句话常常被我用来做自我安慰：“我们都成了精神上的移民。”
这些年来，我偶尔回头翻看李普曼的文字会坐立不安。这个天才横溢的家伙著述等身，但被翻译到中国却只有一本薄薄的《公众舆论》，这是他 32岁时的作品。在这本册子中，他论证了“公众舆论”的脆弱、摇摆和不可信任。他指出，现代社会的复杂和规模使得一般人难以对它有清楚的把握。现代人一般从事某种单一的工作，整天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深度关切他们的生活世界。他们很少认真涉入公众事务讨论。他们遇事往往凭印象、凭成见、凭常识来形成意见。正因如此，社会需要传媒和一些精英分子来梳理时政，来抵抗政治力量对公众盲视的利用。这些声音听起来由陌生而熟悉，渐渐的越来越刺耳，现在我把它抄录在这里，简直听得到思想厉鬼般的尖叫声。
尽管遥不可及，但这个人让我终身无法摆脱。我常常会很好奇地思考这个国家的走向与一代人的使命――这或许是李普曼留给我们这些人的最后一点“遗产”，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大历史的苦思中而不能自拔――当物质的繁荣到达一定阶段、当贫富的落差足以让社会转入另外一种衍变型态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储备了足够的人才和理论去应对一切的挑战？我们对思想的鄙视、对文化的漠然、对反省精神的抗拒，将在什么时候受到惩罚和报应？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个人来讲，这都是一些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
我还常常记忆起李普曼在他的 70岁生日宴会上说过的一段话，那是在 1959年 9月 22日，他的声音听上去是那么的遥远、却让人在某些时刻会产生无比的坚定心，他说——
“因为我们是具有美国自由传统的报人，我们阐述新闻的方法不是以事实去迁就教条。我们靠提出理论和假设，这些理论和假设然后要受到反复的检验。我们提出我们所能想到的最能言之成理的图景，然后我们坐观后来的新闻是否能同我们的阐述相吻合。如果后来的新闻与之相吻合，而仅仅在阐述方面有一些小小的变化，那么我们就算干得很好。如果后来的新闻与之不符，如果后来的新闻推翻了早先的报导，就有两件事可做。一是废弃我们的理论和阐述，这是自由的、诚实的人的作为。另一种是歪曲或隐瞒那条难以处理的新闻。
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作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我相信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有无数像我这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读到过这段文字。二十多年来，时光让无数梦想破碎，让很多河流改道，让数不清的青春流离失所，却只有它还在星空下微弱地闪光。
于是，李普曼成了很多传媒人成长的“私人记忆”之一。
对罗纳德?斯蒂尔这本厚厚的李普曼传记的引进，是我创办蓝狮子时就已萌生的念头。
2005年底，我委托九久读书人公司的彭伦洽谈有关事宜，我很快得知，本书的 1982年中文版并没有得到任何授权，而没有人知道版权到底在谁的手上。又过了一段时间，彭伦突然得悉，罗纳德?斯蒂尔尚在人世，他在美国一家大学教书，而版权已经从图书公司回转到了他的手上。彭伦尝试性地给他发去了电子邮件，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找到这位年过 8旬的老人。接下来就是几个月的漫长等待，就在我们都已经有点绝望的时候，斯蒂尔的回信突然来了，他对自己的图书早在 20多年前就已经在遥远的中国出版非常吃惊，甚而有点不满。所以，对授权事宜表现得非常之谨慎，他派出一位中国朋友到上海与彭伦接洽谈判，授权合同几经修改。与此同时，新版本的翻译也进行得不太顺利，我们数度努力，找到了原来的译者，但三位译者如今尽数留洋美国，联络颇为不便，几经努力，我们找到原译者中的谈峰先生， 1989年赴美的他再度拾起旧作时，又有了新的体会，因此我们请他进行重新校译，但因文字量巨大，这项工作也占去了很长的时间。就这样，在历经了两年多的周折后，此书终于由中信出版社再度出版，我们使用了罗纳德 ?斯蒂尔的原名：《李普曼与美国世纪》。
就这样，在时隔 26年之后，“李普曼 ”再度归来，“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
许知远：中文版序二
理智与情感许知远
傍晚五点，适合在图书馆里闲荡。人们正在散去，涌向最近的学三食堂。书架很高，我要掂起脚来够得着最上的一排。我喜欢看那些排列在一起书籍，端庄、沉默。它们大多被包装上了黑色的硬壳封皮、扉页上盖上了深红色的印章，上面是篆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并被统一编了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试图寻找书中磁条的位置，如果取下它，你就可以拿着它大摇大摆的通过门口的测试器。偷书，就像高年级女生的大腿一样，是我们大学时光中永远难以压制的欲望。
我从历史类的书架，转到了传记类，扫过一排排显赫一时的名字，停留在《李普曼传》上。我从书架上取下了它，只是出于对陌生名字的好奇。那时我正乐此不疲的收集人名、书名，仿佛它们是通向一个丰沛、广博世界的捷径。潜意识中，我也在为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我 22岁了，仍不知该以何为业，期待别人的生活能给我启示。
这本书就这样进入我的生活，和绝大多数偶然到来、又匆匆离去的印刷品不同，它再也没离开我。我的住所从 28楼的宿舍，转移到北大东门的筒子楼，西郊的那些不知名的临时房间，还有此刻的紫竹院，它一直静静的摆在我的从未条理分明过的书架上。7年前大学毕业时，我用赔偿 10倍的方式，留下了它。1984年新华社出版社的版本，包装朴素、翻译精良，售价不过 2.60元，图书馆的编号是 K837.1254/2。
我记得那个闹哄哄的夜晚，我边吃着食堂的鱼香肉丝，一边摒住呼吸读完了 56页。“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他从二十四岁参加创办美国自由派刊物《新共和》到八十五岁逝世为止，写作活动持续了六十余年，一生写了总数达一千万字的上万篇时政文章，发表了三十多本著作。”这段毫无色彩的简介对我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它不正是我一直寻找的职业模式吗——以言论为业，高产，创作生命漫长，很早进入舞台中央，并将影响力持续到生命终止……
那真是个一厢情愿的年纪，我丝毫不理会主人公所成长的国家与时代，不想了解他内心的挣扎与绝望，只期待能复制他的名声与影响力。他评论从西奥多?罗斯福到理查德?尼克松的历任总统，对赫鲁晓夫、戴高乐提出外交建议，和威廉?詹姆斯、弗洛伊德、凯恩斯、肖伯纳讨论问题，他以镇定自若的口气教育几代美国人如何应对大萧条、二此世界大战、冷战和越
南战争……
这本传记就像个迷人的女人，随着年龄的变化，我开始欣赏她的不同特质。大学三年纪时，我一口气读完了前 56页，因为它主要是李普曼的大学生涯，那是 1910代的哈佛，李普曼和他的同学们致力于探讨和实践各种新思想，他们创办社会主义俱乐部，在凌晨一点的街头争吵，在《哈佛月刊》写出这样的句子：“年轻人的思想要是‘保守’的话，那肯定是荒谬的。因为这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大概就会变成‘墨守成规’的人。 ”我还倾慕那样的时刻，年迈的威廉?詹姆斯在早晨敲开 19岁的李普曼的宿舍门，告诉他的那篇文章写得多么的好。哪个青年不期待在人生刚刚展开时，有一个强有力、值得信任的前辈的指引呢？
毕业时，我成为了一名记者，李普曼创办《新共和》的故事，开始被我不断的重读。我总是在对别人说，要用一种新知识的精神，来探讨中国的现实，并描绘她的未来。这种话语不正是赤裸裸的借用自李普曼和他的同伴们对《新共和》的定义吗？连我那不可救药的进步主义
情结，也来自那时代。艺术家、作家、政治人物、花花公子、流浪汉，都沉浸于一种乐观情绪中，相信他们将寻找到一种新方式来缔造一个新社会，李普曼寻找的角度是政治评论，就像他自己写道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得上它。我们是争取一个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的动力”。我总在想象那样的画面，“他们一边吃面条，喝廉价的果子酒，整夜整夜地辩论精神分析学和社会主义问题。”
我的阅读在此后就开始停滞了，罗纳德?斯蒂尔这本传记原名是《李普曼和美国世纪》，其中大量篇幅在描绘分析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它正是李普曼成就的重心。但在好几年中，对此缺乏兴趣。令人发笑的是，当我开始为一家报纸撰写国际政治评论时，我开始经常提到李普曼，但事实上，我从未读过他的只言片语。或许唯一的例外是在一本普利策奖的作品集中，读过他的一两篇关于苏联的评论，但它们没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所以，我关于他的所有认知都来自这本传记。他在这阶段给我的至深影响是他对于大众的怀疑，他对于深入分析的钟爱，他不信任那些沉湎于事实揭露的新闻记者，他像个纯粹的知识分子那样在大众报纸上写作，而不顾及是否读者能够理解，还有他对强有力的领导人的控制不住的喜爱……他的这些洞见（或者偏见）都深深地植入了我刚刚开始的写作。
李普曼在青年时代的进步与乐观情绪，经由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自身年龄的增长，在 1920年代开始幻灭，他变得更谨慎、不动声色。而我对国际政治的热忱在四年后变得意兴阑珊。我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接近事件的核心或者权力人物，那种借助二手、三手资料再做综合性的分析，像是一个自我沉溺的文字游戏，它没什么影响力。但即使如此，这本《李普曼传》还是经常进入我的视野。在一些突然心灰意懒，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焦虑的时刻，我会在再度翻起它。
我开始喜欢阅读他的爱情故事。在他的过度冷静的外表下，是一颗孤寂的心。结婚多年的他爱上了自己最好朋友的妻子，并最终和她生活在一起。 “我就像这样一个人，他在想象中看到了这种壮丽的生活”，他 1937年 5月给这位新情人的信中写道，"但过去却只是在无尽头的长廊里彷徨，窥视着一个个空荡荡的房间，直到你突然打开了通向真实世界的大门。"这是我看到的最动人的情书了，或许那天下午他仍在评论欧洲的最新局势。
我也开始喜欢他的晚年时光。到达声誉的顶峰之后，他的身体、思维和名声开始不可避免的下滑。一个终身依靠清晰逻辑生活的人，必须要习惯头脑的逐渐混乱，手不停挥的写作了六十年之后，他发现自己难以把握那些词句了……但是，即使在周围世界正在坍塌时，他仍竭力保存那一贯的自尊。在他挚爱的第二任妻子葬礼前两天，他一直在房间里练习行走，他不愿意在葬礼上以坐轮椅上出现。对于这个场景，罗纳德 ?斯蒂尔写道：“他瘦得出奇，漂亮的颧骨突出在松弛的皮肤下，他形销骨立，黑色上衣在身上晃晃荡荡。他看起来极为孤单……但他蔑视这种帮助。”
距离我在图书馆里偶然的发现，将近 10年过去了。看起来，它还会再伴随下一个 10年。令我兴奋的东西逐渐开始转移，如今我越来越期待知道这样一个热衷于秩序、高度理性人，是如何控制内心深层的矛盾感的。他怎样对待自己的犹太身份的，一个恪守传统道德原则的人，是如何接受那段惊世骇俗的恋情的，他是如何在独立性和对权力的钟情中找到平衡的……
我像描述一段恋情一样，回顾了我和一本书的关系，我甚至不记得它有什么缺点。这种絮叨，对于我个人的意义，或许远大于对于读者的启发。这是我对这本再版的《李普曼传》的序言。对于一生献给公共写作的传主来说，这样的介绍是一种显著的不协调，这种矛盾的也存于传主的公众形象与真实的内心之间，它值得我们更加深入的探索。
序（1）
赫赫声名开万户
一旦你触及到人们的传记，那种认为政治信仰必然固定不变的观念就立即烟消云散了。
——《政治序论》，1913
沃尔特·李普曼的生涯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歌舞升平的年代。在那些日子里，人类的进步似乎前途无量、势不可挡；在那些日子里，诗人们在广场上翩翩起舞，科学允诺要让所有人生活得悠闲自在、丰衣足食。李普曼的生涯结束时，伴随着他的却是越南战争的创伤、水门事件的耻辱和街头横冲直撞的闹事者。李普曼的生涯跨越了一个世纪，这是美利坚帝国诞生而成长壮大而开始衰落的世纪，这是一个被一些人最初豪情满怀、后来却又愁思满腹地称为“美国世纪”的时代。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沃尔特·李普曼还是一名小童，他就同麦金莱总统握过手，他被正式引见给海军上将杜威，他曾为西奥多·罗斯福从圣胡安山战役凯旋归来而欢呼雀跃。后来，他在哈佛就读于桑塔亚纳门下，同威廉·詹姆斯饮茶叙谈，他为林肯·斯蒂芬斯跑腿办事，同肖伯纳和 H·G·韦尔斯辩论社会主义。1914年，德国人入侵比利时时，他正在那里；英国向德国宣战时他正在英国下议院。他一度对西奥多·罗斯福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二十五岁时，西奥多·罗斯福宣称他为“全美国同龄人中最才华横溢的年青人”。李普曼是《新共和》杂志的创始人之一；他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吹响了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号角的风云人物中的一员。他成了伍德罗·威尔逊的知己豪斯上校的心腹谋士；他是为“十四点计划”起草领土部分条款的秘密班子关键成员。
李普曼热情支持这场战争，以使世界能确保“民主的安全”；他猛烈谴责那种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孕育着更可怕冲突的和平。他成了当时最伟大的报纸——普利策的《世界报》的总编辑，这家报纸是美国自由主义良知的喉舌。他高踞于公园路的高楼之中，一群秘书为他屏障着电话铃声和吵吵嚷嚷的记者们的干扰。在九年多的时间里，他手不停挥，写出许多言辞锋利的社论，使他在全美国一举成名。这些社论没有一篇是署名发表的，也几乎没有一篇至今被人铭记在心，但是对《世界报》的热心的读者来说，他们并不需要署名，因为这些社论都带着它们自己独特的印记。
然而，李普曼绝不是埋名隐姓之辈。他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在外旅行，而且气派很大，他同各国的元首交谈，他们也经常找上门来，热切盼望能荣幸地受到他的采访，因为他左右着如此众多忠实的和影响巨大的读者。正如李普曼的同事有一次所说，“他是赫赫声名开万户。”例如，五十年代中期，李普曼访问希腊时，曾在他的日程本上草草记下几笔，“见了国王、首相，等等——都是些常见的人物。”对他来说，他们的确是常见的人物。李普曼不愿意抢先发表新闻，也瞧不起那种精心策划的“泄露消息”的做法，他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评论家所不齿的。他在专栏文章中对各种事件的意义条分缕析，这些专栏文章都是各个总理府、外交部和编辑部的必读材料。
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他的专栏文章通过报业辛迪加的转发，刊登在美国以及全世界各家主要报纸上。1967年当他半退休的时候，就好像是一个形成制度的做法突然停止了存在。整整三代人都靠沃尔特·李普曼指点政治事务的迷津。他并非一贯正确，也并非广得人心。他并非多见的一些失言（如他以前曾把富兰克林·罗斯福贬为一个徒有好心的花花公子）是令人难忘的；他偶而有之的一些敌意（如他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同林登·约翰逊结下的不和）也是引人注目的。
读者们求教于李普曼的，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不动感情的冷静分析。他有一种化繁为简的非凡本领。他的卓著成就可归功于两种品质：一是他的头脑能够冲破纷争竞斗的迷雾把握住形势的本质，二是他的文体极为清晰明了。他所具有的那种智力几乎不会使他对新闻工作感兴趣，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哲学家，或是一个历史学教授，甚至像他有一次曾想入非非的那样，成为一个数学家。在大学里，他曾是桑塔亚纳的助手；同班同学约翰·里德曾为李普曼起哄，称他为美国未来的总统。
然而李普曼既不愿意成为政治家，也不愿意当教授。就在他即将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前几个星期，他离开了哈佛，去波士顿一家新创办的社会党报纸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同政客们共事；经历了这段痛苦的际遇之后，他也不会严肃认真地瞩意宦途。李普曼为什么脱离了学术界?其原因之一，是他唯恐这种学术生涯会把自己同他渴望投身其中的“现实的”世界相隔绝。他愿意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他喜爱这过程中的魅力和激情。然而政治生活，尤其是意味着为宦海沉浮而奔波，这对一个如此不信任情感和如此憎恶伪善虚假的人来说，是根本无从谈起的。李普曼固然也因为自己声名卓著和影响日隆而怡然自得，但是他更愿意对权力进行分析，而不是去身体力行。所以他选择的生涯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形成他独具一格的统一。诚如他有一次对自己的描述那样，他是一个过着双重生活的人，一是著书立说，一是从事报业，两者相得益彰。这种结合使他独树一帜，使他的言论带有无与伦比的权威性。
第一部分李普曼传导读 5.序（2）
李普曼以一个新闻记者而自豪。他奖掖后进，呵护年青记者。他倾听他们的由衷之言，而不是对他们颐指气使。对他这样一个单枪匹马进行工作的人来说，这些年青的同事们就是他的编辑部。他唯一给他们的忠告就是要他们避免 “过从甚密”的危险性，即一个新闻记者如果同一位政治家过于亲密，就会丧失其客观立场。这在李普曼身上已有先例。他与西奥多·罗斯福过于密切，又吃足了伍德罗·威尔逊的苦头；他曾一度被约翰·肯尼迪强烈吸引，其后又被林登·约翰逊欺诈手段的魅力所迷惑，直至越南战争把约翰逊的魅力击得粉碎。
李普曼的影响是他的全部法宝，也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了一位强有力的公众人物。这种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但却又难以估量。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具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这一点反过来又赋予他权力去左右总统、政治家和决策人物。当然，他们并不常常依照李普曼的忠告行事，但是他们毕竟还是倾听他的意见，寻求他的支持，而且他们已经懂得不能对李普曼的反对意见掉以轻心。李普曼统御着一大批忠心耿耿而权势可观的群众，这是美国大约一千万在政治上最为积极和旗帜鲜明的人。这些人当中，很多人在读到沃尔特·李普曼就当天发生的事件所发表的意见之前，实际上并不知道自己应当如何考虑这些问题。一个政治家除非是要自冒风险，他是不会对这股力量置之不理的。
李普曼作为一个像奥林匹亚神那样超然物外的人而声誉卓著，人们认为他像是雷神朱庇特，动辄打下霹雳雷电，但是过于谨小慎微，而不愿纡尊降贵地参与政治纷争。他的这种声誉，就像其他很多人的声誉一样，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事实上，李普曼已经促成了一大批人获得公职，并且还积极活动，挫败了另一批人。他时而在报上公开行动，时而在幕后秘密谋划，其手段方式若为读者们所知，定会令他们大惊失色。李普曼是一个奥林匹亚神，他在公众生活中具有端正的品行和坚定的道德感，然而他无疑不是超然物外的。
他为纽约《世界报》写的社论使美国对墨西哥的入侵免于发生，他的秘密谈判使墨西哥革命领导人同梵蒂冈之间能够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他为约翰·戴维斯、艾尔·史密斯、德怀特·莫罗和牛顿·贝克撰写政治发言稿，后来又为温德尔·威尔基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作准备，他同杜勒斯兄弟们密谋策划，他同肯尼迪、约翰逊商讨切磋。他的象牙之塔中装备着高速电梯。
毫无疑问，沃尔特·李普曼是美国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正如范·威科·布鲁克斯有一次所说，李普曼的生涯是“美国献身于政治写作的人当中最最光彩夺目的。”但是李普曼同时也是一个道德论者和一个公共哲学家。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沃尔特·李普曼：一个李普曼在一家周刊杂志、一家报纸、最后是在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上发表文章，从未耽误过一次截稿期；另一个李普曼在他的“沉默的深渊”中退思，为“更为久远的过去和更为遥远的未来”冥思苦想。
就其本质而言，李普曼是个理性之人，一个启蒙运动的唯理论者，生活在一个炽热的意识形态和全球性的改革运动的时代，他同样也受到激情的冲击。他那瘦削冷峻的面庞、轮廓分明的漂亮嘴唇和闪烁着紫色光点的灰蓝色眼睛，略微透露出一丝痕迹，告诉人们此人在他的不惑之年曾经经历过狂风急浪般的爱情，这爱情驱使他走到了绝望的边缘。他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他唯有用钢铁般的意志才能把这种情感加以控制。
李普曼的晚年标志着他的工作达到了一个奇特的顶点。他不是作为美国新闻界的一名元老悠然地抽身引退，而是卷入了他生涯中谩骂攻击空前激烈的战斗。越南战争带来的破坏和梦魇使得他义愤填膺，他转而激烈地反对政府，这个政府的最高层集团正是由那些曾对他赞赏备至和阿谀奉承的人们组成的。李普曼激情澎湃地过问越南战争，投身于这场把美国分裂为好几个虎视眈眈的阵营的斗争。
及至耄耋之年，沃尔特·李普曼又重新萌复了他的青春激情。他背弃了他在三十年代曾经信奉过的保守主义，也背弃了他曾经用以鄙视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种种蠢举的精神上的超然态度。越南战争重新点燃了他的义愤感。这段时间或许是他的鼎盛年华。
在其漫长的一生中，李普曼一直在锲而不舍地上下求索。这曾导致他走向社会主义、政治行动主义、怀疑论、淡泊的超然态度、经济上的保守主义、冷战的批评者、社会自由派，最后使他产生了感情上的突变，奋起反对他所认为的帝国野心。他希望美国能追求自身的崇高理想，他孜孜不倦地提醒他的读者们要牢记这些理想。
他是一位导师而不是一名布道者。正如他有一次写道，他知道，如果一个说教家“要在他的同伴中做一场宣讲，那么他必须为自己规定这样一项任务，这项任务要比发号施令远为卑谦平和，而且要比规劝教诲远为困难重重，即：他必须要能够预先估计到他的同伴们对于他们在适应现实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洞察力，而且能够对之加以补充。”
尽管李普曼的一部分身心受到了诱惑而脱离世界、去建筑一道“抵御混乱状态”的大墙，他还是同这种诱惑进行了搏斗。他向自己挑战，他同他的守护神撕杀得难解难分，他有意追求这样一种生涯，这种生涯迫使他处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不容许他退出战斗，而且每天都把他暴露在他的敌人面前。这对于一个回避进行个人纷争的人来说，是需要一种特殊的勇气的。
李普曼之所以没有退出战斗，是因为他有一个信念，即政治问题事关重大，人可以生活得有意义，而且那些具有特殊天赋和理解力的人有责任尽其所能来照亮前程。有一次，他在称赞一位颇有名望的报纸编辑时写道：“凡是认真负责的评论，其标志并不在于像一个无所作为的旁观者那样对事件做出评价，而在于要充满想象地深入角色做一个行动参与者。所谓责任，就是要分担那些指导下一步行动的人的重担，或者是分担另一种重担，即要胸有成竹地提出另一种行动方向。”
在思想上，李普曼已经投身战斗，但是在感情上，他却置身事外。这就给他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无法解决的紧张。他是个复杂的人，远比那些仅仅根据他文章中极为自信的调子来了解他的人所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在他身上发生着精神的搏斗，这种精神他从未能够充分驾驭，这种精神的冲突欲望他从未能够加以平息。李普曼年轻时，曾经赞赏备至地描写过 H·G·韦尔斯；他自己就像韦尔斯一样：
他似乎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冲击：他受到自己梦想的挑战，这种梦想对现实中的妥协极为反感；他同时又受到现实的打击，这种现实对一切梦想的空洞无物极为憎恨。
他似乎正在这种搏斗中耗尽自己的心血，这是一个人所能遇到的最激烈的搏斗。他似乎依靠一种不断更新的努力来赢得这场搏斗，依靠这种努力，他拒绝沉沦到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个世界，也不因自己的虚幻想象而自满自足。
正如李普曼有一次谈到自己时所说的，他在某种意义上是个“前朝遗老，是本世纪两次大战和历次革命以前的幸存者……，出生和成长在一个时代，而工作和生活在另一个时代。我童年的一切都没有准备让我生活在狂暴而混沌的时代，也没有准备让我面临人类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些急剧变革。”一个童年时代在煤气灯下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在中央公园乘羊拉车的人，经历了精神分析学的革命，布尔什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核裂变和疯狂的民族主义，他终其一生都在力图理解这些革命，都在帮助他的同胞们“适应现实”。
第二部分独生儿子第一章独生儿子
我们的生活是从幕后操纵的；我们是自己也无法解释的戏剧中的演员。几乎没有一个决定性的事件我们能够说：这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
——《放任与驾驭》，1914年
沃尔特·李普曼从小就是要被培养成为一个正人君子。他那殷富的双亲把他送进最好的学校，并且从他六岁时起，就一年一度带他到欧洲作文化旅行。早在他见到费城或科尼岛（纽约郊外的一个游乐场—译注）之前，他就已经熟悉了巴黎、伦敦、卡尔斯巴德（捷克一疗养胜地——译注）、圣莫里茨、圣彼得堡以及柏林。
1889年 9月 23日，李普曼出生在纽约市列克星敦大街舒适的家里。1893年大恐慌时他才四岁；九岁未足，就赶上了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那场“壮丽的小战争”1。像许多男孩子一样，他也是一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者，对背信弃义的西班牙人无比愤慨。这些西班牙人控制了古巴并且妨碍着美国执行其天赋的使命。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外祖父哈里斯·鲍姆的支持。鲍姆在普鲁士人镇压 1848年自由派起义 2之后逃离柏林，先是旅居英格兰，后来定居纽约。据李普曼后来回忆，鲍姆曾教导他说：“美国的旗帜插在哪里，哪里的暴政就必定荡然无存。”
1889年夏天，李普曼随父母来到避暑胜地萨拉托加温泉城，这里是纽约各阶层人士前来沐浴和进行赛马赌博的地方。在这里，他遇见了他的第一个真正的英雄。就在艳俗而富丽堂皇、现已被拆毁的“大美利坚”饭店的阳台上，父亲把他介绍给在马尼拉海湾歼灭西班牙舰队后刚刚凯旋而归的乔治·杜威海军上将。几天以后，李普曼参加了一个盛大的露天集会，他听到一个戴眼镜的矮胖子在讲演，并被他的话感动得心潮澎湃，以致后来一直难以忘怀，也无法理解当时自己何以至此。那是从圣胡安山 3战场归来的西奥多·罗斯福在为竞选纽约州州长发表演说。他声嘶力竭、挥动手臂，使八岁的李普曼和众多的成年人都感到震撼。李普曼后来说，他那时成了“一个不合格的英雄崇拜者”。对他来说，罗斯福是“伟大领袖的化身，是美国总统的楷模……。”许多年以后，李普曼对人承认：“应当说我对他的继任者们不够公正，因为他们无法与他相媲美。”
李普曼素来钦佩意坚胆大的人。他希望他们是强者，但他们也必须具备救世者的远见和对于民主价值观的意识。他从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以及后来的温斯顿·丘吉尔、夏尔·戴高乐这些人身上，看到了这样一批领袖。他们能够表达人民心中的难以言喻的愿望，帮助人民克服莫名的恐惧和无济于事的怀疑。他曾经写道：“透过一种情况的表象而看到其内在实际，从而采取行动的能力，正是政治家的素质所在。”
李普曼崇拜西奥多·罗斯福其实不足为怪，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都是如此。他一生都对罗斯福深信不疑，这反映了罗斯福身上所体现的优良品质和李普曼的为人。名震一时的罗斯福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革故鼎新者、一个实干家、一个精力充沛而难以抑制的人。他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并且竭尽全力去实现它。李普曼则响应这种精神。
在李普曼的一部早期作品中（他写此书时年仅二十三岁，对自己的焦虑尚能直言不讳），他谈到了他称之为“弱点和那些使我们对领袖感到失望的因素的真正来历：思想拘束、优柔寡断、随波逐流。”他写道，在这种情形下，想象力和意志就经常被“人为的邪恶”所蒙蔽。“我们从童年时起就在羞愧和恐惧中彷徨不前，我们在迂腐的传统令人衰竭的封闭空间里活动，并且对成败得失逐渐变得愈发歇斯底里，而且还感到被恐怖的环境所包围。我们在打造软弱的灵魂。”
西奥多·罗斯福之所以能够引起李普曼这类人的好感，是因为他克服了那些人为的邪恶。李普曼小时候就曾经对一些邪恶有所了解。他家的一个女仆——一个虔诚和迷信的爱尔兰姑娘告诉他，她曾经读过一位天文学家的预言，说世界末日近在眼前，所以他必须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向上帝祈求宽恕。这种故事给小李普曼留下了可怕的印象。此外，他也存在着儿童对鬼怪和黑暗的恐惧。当他晚上一个人呆在屋里时，他只能靠意志的力量来减轻内心的恐惧。后来他回忆了一天晚上他是如何消除恐惧后上床睡觉的。他写道：“无疑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行为。”面对着鬼怪，他勇敢地下了床，打开灯，“发现鬼原来是织花窗帘。于是我回到床上，又开了一次灯，确信鬼就是窗帘，心里感到无比欢欣。”
他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表明人们如何被未知事物的无端恐惧弄得怯弱无能。然而它所揭示的东西远不止此：不仅仅是他称之为“鬼怪”的危险，还有理性在他的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理性是驱散黑暗的明灯，它把鬼怪变成了织花窗帘，使人能够正视黑暗、征服黑暗。理性成了一种宗教。虽然李普曼后来转而推崇他所谓的“高等宗教”的秩序和社会，但他继续奉理性而非鬼神，重德行而轻信条。他仍在寻找能够看破“鬼怪”和“人为邪恶”的人，能够把人群中孤寂者的感情引导到更高的境界去的伟大领袖。他从小就进行着这种追寻。
李普曼没有在家里找到这种人。父亲是一个善良、正派的人，他热衷于为儿子安排一个衣鲜食美的生活，并且对儿子的成就颇为得意。可是雅各布·李普曼却决非那种会引起人们对他奉承或讨厌的人。他慈祥慷慨，但却低能，妻子戴西把他管得服服帖帖。这就引起了沃尔特对父亲的愤懑，尽管他对人对己从不完全承认这一点。他的失望和恼怒通过一种故意冷淡的形式表现出来。他并不与父亲顶撞斗气，而只是不再把他放在心上。当雅各布在长期病痛后于 1923年死于癌症时，沃尔特流露出一脉温情，但却没有半点悲伤。他在给勒尼德·汉德法官的信中写道：
我不能希望他拖着残留给他的那个萎缩了的和痛苦的躯壳再活下去。获悉他的死讯后，我如释重负。当时我好像忽然忘记了他两年来的模样，而清楚地记起了从前的他：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有着一种美好的人性和无尽的幽默感。就我所知，他一生中并无奢望，对自己不存半点忧虑，甚至当他知道自己已经病入膏肓时，也是如此。
我们彼此并不亲近，但却和睦友好。他总是允许我做我想要做的事，即使当他对有些事并不理解时也不例外，因为他非常信任我。当我做的事情显然得到某种承认的时候，他便欣喜若狂，感到自己的信任是正确的，以致我常常不得不装出与他分享快乐的样子。
弗洛伊德 4把父亡说成是人生中最令人心碎的时刻，但雅各布的去世似乎对沃尔特触动不深——至少他自己不承认。
然而父亲不会那么容易就被淡忘。沃尔特从一连串他所钦佩的强有力的领袖人物中、从他喜欢的各种各样的长者中找到了自己的父亲。这些人个性强，富有亲切感，比如最高法院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政治理论家格雷厄姆·沃拉斯、法官勒尼德·汉德、艺术史学家伯纳德·贝伦森、总统顾问爱德华·M·豪斯以及内阁官员牛顿·O·贝克。沃尔特从一开始就被意志坚定、勇敢无畏的人所吸引。一些男孩子在自己的房间里挂满了棒球棍和体育明星的照片，而沃尔特却用拿破仑的半身像和一座反映这位皇帝从莫斯科撤退的版画来装饰自己的房间，并且还摆了一个威尼斯小划艇的船头和一幅西斯廷教堂 5壁画的复制品，以显示他的审美情趣。
别的英雄则近在咫尺。其中之一就是他在朱丽叶斯·萨克斯博士开办的男校就读时的一位教员。学校座落在离纽约第 5大道不远的第 59街上。当时沃尔特正在为考大学积极准备历史、古典文学和数学等功课。年轻的地理教员弗雷德·汤普森把他迷住了。此人英俊、随和，长着一副运动员式的身材，并且还担任着校橄榄球队的教练。“弗里茨”6成了这个被紧紧束缚在妇人窝里的孩子心目中男子汉和自信心的典型。另外，他还唤起了沃尔特对地理的强烈兴趣，这门学问日后支配了这个学生对外交政策的见解。
甚至一直到弗里茨到阿默斯特学院去教授历史、而李普曼也开始从事自己的职业以后，他们俩还都保持着联系。李普曼后来承认：“他几乎是我最亲近的人。 ”1935年，这位良师益友去世时，李普曼曾对他的遗孀说：“他是我的第一个朋友，第一个老师，或者说得过分一点，一个父亲。”弗里茨·汤普森热情洋溢的笑声，他那条随和地搭在别人肩上的手臂，以及他在体育比赛中的快乐和他那交情义气，这一切都在这个与生身之父不和的孩子身上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弗里茨是沃尔特所在学校破例录用的少数非犹太人中的一员。萨克斯博士用条顿人的严格态度管理着这所专为德意志犹太人集团的子弟开办的学校。萨克斯男校和它的高一级学府萨克斯学院成了纽约的犹太望族大户培养自己子弟的训练场所。而且由于学校的标准很高，它也吸引了一些有钱的天主教徒，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与教区学校中那些爱尔兰穷小子厮混在一起。学校的严苛课程包括每周十一小时的希腊文和五小时的拉丁文，其目的是要培养有教养的青年绅士，等到十六岁时，他们就会万事俱备，既可投笔经商，也可进哈佛深造。1896年 9月，沃尔特和他的密友兼邻居卡尔·宾格一起入了萨克斯男校，当时他还差几天才满七岁。
虽然萨克斯男校招生的对象主要是犹太人，它在精神上则完全是世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对那座德意志犹太富人前去顶礼膜拜的声望卓著的庙堂、理性和节制的圣殿—新犹太教堂的完美补充。象征着美国的犹太新教的这座教堂，当时座落在纽约第 5大道与第 43街的交口，后来移至纽约上城。1870年当它正式开张时，《纽约时报》曾赞扬它“第一个站出来向全世界宣告了理智战胜了盲目和偏执。”新犹太教堂惊醒了欧洲人的犹太社区和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它就此背弃了规矩重重的正统犹太教，并试图通过犹太教的“现代化”把犹太人同化到美国生活的主流中来。而周围的环境也使它一改犹太圣殿的形象而更像一座基督教堂，戴帽子的女人和免冠的男子可以同堂礼拜。
新犹太教堂中的时髦成员们像他们的基督教新教徒兄弟一样，从小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即宗教与其说是一种虔诚的表示，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契约或约束法规。新犹太教堂吸收年轻会员时并不沿袭古老的“割礼”7，而是给他们行“按手礼”8。1904年 5月，十四岁的沃尔特接受了“按手礼”。然而他所受到的宗教教育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他几乎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从这点来说，他跟大多数与他家庭背景类似的德意志犹太人的情况差不多。他们信奉的犹太教纯属继承而来，并非表示认可，而且许多人总想把这份遗产变成一种不那么惹人注意和“外来”味儿较少的东西。
新犹太教堂也反映了德意志犹太人想把自己与下东区 9那些未经同化的兄弟们隔离开来的意愿。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移民浪潮给纽约带来了几十万犹太人，他们中大多数是东欧国家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的血腥屠杀时逃亡出来的难民。这些人贫困落魄，依赖犹太人居住区为生，政治上则往往信仰社会主义，他们在那些素有教养的德意志犹太人面前如此相形见绌。上等人住宅区里有这样一种说法，说那些咋咋呼呼、毛手毛脚的新移民败坏了犹太人的名誉。于是一个犹太人自己搞的排犹运动发展起来了。新犹太教堂的长老赞扬自己的教民摒弃了“中世纪的精神桎梏”，扫除了“东方人的特征”。“东方人”一词实际上成了“俄罗斯或波兰犹太佬”的婉称。《美籍希伯来人》杂志同它上城的读者的这种情绪一唱一和，它宣称“美国主义与东方主义的同化……将永远不会发生。”
李普曼一家同样也对“东方主义”很反感。虽然他们根本不能与钟鸣鼎食的希夫、华伯和洛布等家族平起平坐，但他们也认为自己是纽约犹太社会的一部分。几乎每年夏天，他们都要去欧洲旅行，有一次竟带着沃尔特远游到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为了与他们引以自豪的德国文化相适应，他们往返都是乘汉堡一美洲轮船公司的轮船，而且总要在巴登巴登 10、卡尔斯巴德或马里安温泉 11戏水畅游。在两次旅行的间歇时期，为了躲避纽约城的酷暑，李普曼一家便前往萨拉托加，或到以“犹太新港”闻名的泽西海滩去。
然而，李普曼一家的生活并非总是这般豪华。沃尔特的母亲戴西·鲍姆出生在离第 3大道不远的第 84街一所朴素的木房里，房子带一个花园和一道篱笆墙。雅各布小时候日子过得更俭朴，他住在切尔西区西 22街。哈里斯 ·鲍姆在美国开始自己的生涯时是一个肉类批发商。而雅各布的父亲路易斯·李普曼是一个服装制作商。
雅各布年轻的时候同父亲及两个弟弟亨利和利奥波得一起经营家庭企业。他们的店铺在第 4大道和王子街相交处的一座商业大楼中占着两层楼（现在那个地区叫苏荷区），一层用来作销售和陈列部，另一层是裁剪和缝纫车间。他们是最早使用机器剪裁的服装公司之一，生意很兴隆。这就为几个兄弟提供了虽然算不上奢华，但也颇为优裕的生活。
直到戴西的父亲去世后，雅各布才真正有了钱。哈里斯 ·鲍姆的生意已经从肉类做到房地产上去了。他很精明地买下一些商业区的办公楼和住宅区的公寓。到他死的时候，他已经腰缠万贯了。鲍姆把财产全部留给了妻子，她死后则归戴西所有。这就使得李普曼一家得以搬到东 79街 123号一幢舒适的楼房里，后来又迁居到东 80街 46号一栋更豪华的住所。而且这笔遗产也使雅各布能从服装生意中退出来，去做更有绅士气派的事，比如旅行、欣赏美术作品、到高级饭店愉快就餐等等。结果他的腰围以及他对艺术的鉴赏力都大为增加了。
雅各布和戴西晚上很少在家，除非是招待朋友。他们总是去听音乐会，看戏或者赴宴。每年夏天，当纽约的社交生活逐渐冷落下来时，他们便到欧洲去洗矿泉或参观博物馆。沃尔特和外祖母也总是和他们一起去。老太太自从哈里斯 ·鲍姆去世后就一直住在李普曼家。总之，这家人对自己的家庭感到心满意足，他们清楚自己的社会地位。雅各布面色红润，身体由于过分地纵情享乐而有点肥胖。他性情善良，很容易满足，只是意志有点薄弱。戴西像一只光彩夺目的飞虫，兴致勃勃，举止端庄，她是亨特学院毕业生，当时社会上还没有几个女子想受高等教育的。她的母亲鲍姆太太是个讲求实际的人，她尽管不是知识分子，但却喜好娱乐，有文化，并且精通三种语言。她十分溺爱唯一的外孙沃尔特可谓家里的掌上明珠了他从小娇生惯养，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受到百般爱抚，可就是由他独往独来的时候太多了。
沃尔特·李普曼并不感到特别地不快活，而且也能够安分守己，虽然作为独生子有时未免感到孤独。他受外祖母的溺爱，他也敬慕外祖母；他受父亲的纵容，但却认为父亲太软弱，至于母亲，她不大关心沃尔特，他也变得不喜欢她。他是个听话而又彬彬有礼的孩子，老老实实地做功课，每周上理发馆洗一次头，还得上戴西强加于他的钢琴课。戴西喜爱音乐，并且是一个有才华的钢琴家。沃尔特却变得对音乐很反感。这种感觉，他不管听多少次音乐会也无法克服。
沃尔特成长在一个阔气的犹太人居住区里，他认识的人几乎都是有着德国背景的犹太阔佬。他最早和最亲密的朋友宾格兄弟——卡尔和沃尔特，就出身于和他类似的家庭。他们一起在中央公园赶羊车，一起在新犹太教堂接受“按手礼”，上同一个学校，而且都把自己看成是文化和社会精华的一部分。他们与下东区的犹太移民不同，并不感到自己被排斥于美国文化的主流之外。他们的确渴望成为这个主流的一簇浪花，并相信通过同化可以做到这一点。这就意味着他们得掩盖而不是张扬身上的犹太人气质，把它贬低为特征中一个微乎其微、毫不重要的部分。对他们来说，犹太教既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需要加以讨论的问题，它不过是一个弱点，他们可以采取忽视它的办法来使它变得无关痛痒或不那么引人注意。像李普曼和宾格兄弟这种主张同化的犹太人，都跟异教徒结了婚，他们的大部分成年生活都是在以异教徒为主的社会天地里。他们所生活的年代正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受到文化世界主义感召的年代，这种世界主义或是对种族差别不屑一顾，或是积极地力图消灭它。同化即使不是世界主义的最高目标，至少也是通往世界大同社会的道路上一个必要的中转站。
然而同化是要付出代价的。它意味着一个人要同自己的血统决裂，并且努力使自己适应一个永远也不会感到充分安全的社会。尽管一个人的朋友们或者他所涉足的世界崇尚世界主义，他总会碰到这样的时刻：愤怒和激情会打破文明的约束。蛊惑宣传和民众的情绪对于散居在外的犹太人就像对于美国南部的黑人一样具有威胁性。文明、理性和遵纪守法为所有文明人所珍惜，然而它们对于同化了的犹太人或许尤为宝贵。出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深感社会秩序的崩溃对自己是个威胁。
沃尔特生活在犹太人的天地里，但他却从未与它完全化为一体。这个年轻人的兴趣不受种族的约束，他的抱负也不为种族所限制。他不想被禁锢在一个阔绰的犹太人居住区里，也不愿被它的物质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和狭隘思想，以及排他的犹太人习性所束缚。他生来就属于特权阶层，并且生活在一个尊崇、爱好艺术的家庭里。他不仅受到老师们的赞赏，而且也博得同学们的喜爱。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实现自己的理想。父亲认为他应当做一名律师，他的辩论课教员阿瑟·加菲尔德·海斯鼓励他在哈佛毕业后投考哥伦比亚法学院。可是法律对他没有吸引力。他的目光落到那些更富有美感、更高尚、更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目标上去了。他想做一个艺术史学家。这一兴趣部分地是由父亲帮他形成的。雅各布常在星期天下午陪着儿子游逛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夏季则带他去欧洲参观那里的大博物馆。雅各布自己收集了一大本剪贴的油画印刷品，冬季晚间，他便拿出来供儿子欣赏。然而沃尔特的兴趣更直接地是通过阅读约翰·拉斯金 12关于美学和社会学的评论产生的。
《威尼斯的石雕》和《建筑艺术的七盏明灯》把沃尔特引诱到拉斯金对社会秩序的设想之中，在这种社会秩序中，政治改革和艺术的纯洁性是并行不悖的。沃尔特从拉斯金那里获得了一种维多利亚时代清教徒式的鉴赏力。他仰慕前古典希腊艺术的优美线条以及罗马和早期哥特式的建筑，而对所有世俗艺术，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则叹惜连连，认为它们粗俗不堪。他是一个古板的青年唯美主义者的楷模。他步其尊师之后尘，对当今之世的腐朽感慨不已。
那年夏天，沃尔特在萨克斯男校读三年级。他和父母一道去欧洲进行一年一度的旅行。他时常带着一种真诚的献身精神流连在各类艺术博物馆。当雅各布和戴西在杜伊勒利宫 13里溜溜达达，或者在和平咖啡馆里逗留的时候，他便在卢浮宫 14度过下午的时光。一天下午，他正全神贯注，像个鉴赏家似地审视着奇玛布伊 15的名画《圣母和儿童》，一位衣着入时的美国女士和她年轻的同伴走到他身旁。那位女士介绍说她叫加德纳，来自波士顿，她的同伴叫马修·普里查德，是西蒙斯学院的艺术教员。加德纳夫人经常在博物馆见到沃尔特，她对这个年纪轻轻的人总是花这么多时间来看画感到好奇。一经交谈，加德纳夫人马上被沃尔特的智慧和魅力吸引住了。她主动提出要领沃尔特去参观那些画廊，显然她对它们了如指掌。以后几周内，他们经常见面。加德纳夫人给沃尔特讲解作品以及它们的历史。当他们最后分手时，加德纳夫人把自己在波士顿的地址留给了沃尔特，并要他考进哈佛后去看望她。
沃尔特远不像他那张天真可爱的圆脸蛋所显露的那般幼稚。1906年秋，在他抵达坎布里奇 16的数天以后，他便乘电车跨过查尔斯河，来到芬威那所粉红色的意大利式别墅。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夫人在那儿接待了他。她身着一件天鹅绒长裙，式样很像她在约翰·辛格·萨尔金特 17为她画那幅用来装饰她的优美别墅的著名肖像画时所穿的那件。她向沃尔特展示了自己收藏的名画，那真可谓世界第一流的收藏。她说这是她在伯纳德·贝伦森的帮助下搞起来的。后来贝伦森也对李普曼的生活起了重要的作用。
沃尔特这时已经形成了一种对书本和绘画以外的世界，尤其萨克斯男校和新犹太教堂以外的世界的兴趣。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向他展示了那个世界之匆匆一瞥，不久他就要把这个世界变为他自己的。1906年 9月，他开始在哈佛学习，当时他还差几天才满十七岁。他确信自己将成为一个艺术史学家。他以拉斯金为榜样，不断追求着那种灵感上的艺术诗人和精神上的改良主义者所特有的乐趣。
不幸的是，他对美学的兴趣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浓厚，不久，拉斯金便被他心目中的其他英雄代替了。哈佛的许多事情也都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而且并非总是令人愉快的。
第二章哈佛生涯
先生们，这位是美国未来的总统!
——约翰·里德 18介绍李普曼，1908年
当沃尔特于 1906年秋来到坎布里奇时，他踌躇满志，准备按哈佛绅士的样子开始新的生活。他随身带来好几箱衣服，其中有几件是为了遮掩他胖墩墩的身材而剪裁得十分得体的服装，还有两只网球拍和几十本必不可少的书。他并不害怕哈佛。萨克斯男校毕竟有向哈佛输送人才的传统，这使他能应付可能遇到的任何学术上的挑战。
但李普曼没有准备，也不可能有所准备的，是哈佛社交方面的挑战。他原以为自己可以像在萨克斯男校那样，轻而易举地在哈佛社会的圈子里出人头地。但他绝没想到，哈佛里面哈佛何其多，它们之间又如此很少重叠。这里有运动员的哈佛，有眼睛盯着研究生院的学者的哈佛；有寻欢作乐、后来在华尔街和斯泰特街 19销售债券的公子哥儿的哈佛；有来自豪门大户、条件优越的年轻人的哈佛，学校里有他们的社交场所，如鲍斯林俱乐部和 A·D·俱乐部，有时他们也象征性地听听课；不属于这一切的局外人则自成一体，这也是哈佛；还有热衷于蔑视权威的热反叛者的哈佛。
有好几个学期，沃尔特都被分配住在韦尔德堂里的一个单身房间里，这是哈佛院内最寒酸的宿舍楼之一。这里既无自来水，也无暖气，屋里只有一个小壁炉可取暖，最近的洗澡堂也在两个街区以外的体育馆内。不过，卡尔·宾格就住在李普曼楼下一层，而且没有多久，李普曼在班上、或者是在纪念堂餐厅和兰德尔堂就结识了一些新朋友。他认识了相当多的高年级学生，这是由于校长查尔斯 ·W·埃利奥特实行了一项革新，让学校各年级的学生都混住在校园里，而不是把一年级新生安置在另外的宿舍楼里。
在李普曼进入哈佛之际，传奇式的埃利奥特也即将结束他担任校长四十年的生涯。埃利奥特精力过人，具有维多利亚式的正直人品，以及对科学和进步坚定不移的信念。李普曼后来谈到他时说，他“有点像活着的上帝。”埃利奥特 1869年到哈佛时，学校里仅有五百六十三名学生，但到 1909年他卸任时，哈佛的学生已近两千。他挑选出优秀的学者，给他们学术自由，创立了本科生自由选课制度，并把哈佛发展成为拥有一批自治的专科学院的大学。自由选课制度使学校的知识资源向学生开放，这个制度对于有驾驭能力的人来说，正好比是一个空气调节阀。学生们被鼓励按自己的方式奋发图强。埃利奥特对六百零五名和李普曼同期的学生说，哈佛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使每个人按自己的所好去思索和行动。”
这种自由使一些学生借机——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反对学校的传统，甚至反对学校本身。约翰·里德就他在哈佛的生活写道：“人们在谈论世界，谈论大胆新奇的设想，谈论离经叛道的思想，异端邪说一直是哈佛的一种精神。”“学生们批评教师没有教育他们，攻击院际运动会这一神圣制度，讥笑那些神圣得使人不敢直呼其名的本科生俱乐部。”其实这些本科生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敢说敢为。造反也是哈佛传统的一部分。在埃利奥特的领导下，哈佛的教育目标是探索试验和思想自由，而不是灌输。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一次毕业聚餐会上说；“这些不服管教的学生是我们最感自豪的产品。”
对沃尔特这样求知欲很强的学生来说，哈佛的气氛是令人振奋的。他在一篇写给萨克斯男校校刊的文章中写道：“在哈佛，等级差别是无足轻重的，各种类型和不同志向的人都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玩在一起。……理科的学生要懂得诗歌，学习美学的人通常对物理有兴趣。”在宿舍和餐厅里，初出茅庐的新生也许还能与那些老练的高年级学生混在一起，但等级观念在哈佛还是根深蒂固的。富豪子弟们都不来校园里住，而是去芒特奥伯恩街 20新建的、宽敞的私人宿舍住，这个地方被称为“黄金海岸”，因为对比之下，它是够气派的。本科生们大部分的课余活动都消磨在一些私人的社交俱乐部里，这些俱乐部把那些“不合适的人”拒之门外。通向哈佛社交界顶峰，即正式俱乐部的门坎很高，道路艰辛。当学生上二年级时，擅长体育运动的人，出身豪门的人，象《深红》和《嘲讽》杂志编辑之类埋头苦干的人，以及主要运动队的干事就会被选人三个 “预备俱乐部”里，这些被选中的人只有少数几个能够获准进入声望很高的正式俱乐部。
由于体育是通向这些俱乐部的路子之一，急切想在哈佛出人头地的沃尔特便参加了争当新生田径队干事的竞争。当他赢得了该队第二助理干事的职位时，他以为自己快要加入预备俱乐部了。但是俱乐部不喜欢犹太人，因为这个缘故，俱乐部的人认为他们“不适合”——或是说他们来自公立学校，或是说来自内地，或是说有太多的学究气，或是在有些方面有点“古怪”。这种拒绝是考验的一部分，它使一些学生感到一文不值，比如沃尔特的朋友戴维·卡柏；而这又加深了另外一些人对社会不公的认识，如约翰·里德。第一学年结束时，沃尔特意识到自己加入不了俱乐部，便退出田径队，专心攻读，致力于哈佛的学术世界。
李普曼利用自由选课制度，拜著名的教授为师。比如，教心理学的雨果·闵斯特伯尔格和埃德温·B·霍尔特，教英语的乔治·莱曼·基特里奇和巴雷特·温德尔，教法国文学的欧文·巴比特，教哲学的乔治·桑塔亚纳。在头三年里，李普曼学了七门哲学课，五门语言课（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三门英语课和比较文学课，三门经济课，一门历史和一门政治学课，但没有一门数学或物理课。由于萨克斯男校给他打好了基础，所以他在哈佛学习并不紧张。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在第三学年结束时，李普曼大部分功课都得了 A，个别的是 B，荣获了斐·贝塔·凯魄学术荣誉协会 21的奖励，并取得了足够的毕业学分。但他打算再呆一年，专修哲学。
这种悠闲自在的学习生活使李普曼有大量的自由时间去从事写作，或者参加深夜在校园举行的自由讨论会。但尤其重要的是，这使得他能在学校图书馆的流连忘返。在萨克斯男校时，李普曼就已饱览了文学名著。在哈佛，他则攻读像易卜生，肖伯纳和韦尔斯 22这些现代社会批评家的作品，以及哈代 23、梅雷迪斯 24、高尔斯华绥 25和基普林 26等小说家的作品。这些作家似乎在用一种崭新的语言说话，指出人类必将从特权的继承、过时的社会习俗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自命不凡的道德中解放出来。李普曼深受这些批评大师的精神的感染，他成段地背诵了韦尔斯的《托诺——本盖》和《新马基雅维里 27主义》，给他的朋友们朗诵肖伯纳的《支配命运的人》中的段落。这些作家的激情使李普曼的愤世之情勃然而发。当时，李普曼正与一个名叫露西尔·埃尔萨斯的纽约姑娘进行羞怯的恋爱，他在给露西尔的信中写道： “易卜生和肖伯纳以雄辩的事实告诉我们，道德并不等于受人尊敬，生命之力高于婚姻法律，社会是反个人的。我们看到，大宗财富积累的恶果就是穷人状况日益低下，社会地位是建立在贫民窟之上的。”那些见到光明的人的责任自然就是要引路前行。“在改良社会弊病的工作中，我们怎么做也不会过份的。”
沃尔特的社会意识刚刚萌发时，他又徘徊于唯美主义的边缘。当时正值凯尔特族 28文化复兴之际，李普曼和哈佛很多志在文学事业的学生一样，广读深究夏芝 29、辛格 30和邓赛尼 31的诗篇。他还加入了意大利文学社，研究但丁的作品，而这又自然使李普曼对斯温勃恩 32如醉如痴。他常在夜深人静时给朋友们背诵斯温勃恩的诗句：“百合花与善良的柔情，玫瑰花与邪恶的狂欢，”——尽管他自己更欣赏百合花。李普曼置身于那个时代的气氛之中，坚决主张有必要去拥抱世界。他告诫露西尔说，拯救世界就要“遵循尼采 33的宗旨，‘是的，要面向世界，……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神圣和永存的。’”
那时，对世界持乐观和积极的态度在哈佛风靡一时。没用很多时间，沃尔特就找到了一些热衷于谈论欢乐、喜悦、美和生命力的人们。李普曼除了有卡尔·宾格这样的老朋友，还结识了欧内斯特·韦斯科特和肯尼斯·亨特，结识了乔治·皮尔斯·贝克 34的“第四十七剧作组”中杰出的学生戴夫·卡布和李·西蒙森，还有一个名叫格普塔的印度王子，他老是像个马屁精似地围着李普曼，把李普曼的言论奉为金科玉律，不时地加以引用，李普曼结识的人当中还有诗人保罗·马里埃特，他在毕业前死于癌症；李普曼还认识了忧虑不安的艾尔弗雷德·卡特纳，此人对精神病学很有兴趣，他第一次使李普曼知道了弗洛伊德。
这些人不是有点古怪，就是有犹太血统，或是社会关系不佳，对哈佛这个俱乐部哥儿们的一统天下说来，他们没有一个是合格的，但他们的确是出类拔萃之辈。沃尔特所属的 1910届的学生大概是哈佛所培养的最杰出的一批人。他们之中不仅有后来当了记者的约翰·里德，还有在参加一年级新生田径训练时就在写诗的 T·S·埃利奥特，有后来改革了美国舞台设计的罗伯特·埃德蒙·琼斯，有日后成了有名的广播评论员的汉斯·冯·卡顿伯恩，有后来当了新墨西哥州参议员的布朗森·卡廷，有在二十年代与李普曼在纽约《世界报》共事的海伍德·布龙，后来死于一次大战的才华无限的诗人艾伦·西格。比 1910届早一届的学生里，还有文学界的三杰：爱德华·谢尔登、范·威科·布鲁克斯和约翰·霍尔·惠洛克。在 1910届的后一届，还有诗人康拉德·艾肯。
这些人做诗写剧，办文学和政治刊物，并且常常辩论到深夜。在韦尔德堂李普曼的宿舍里，他们围坐在壁炉旁，诵诗饮酒，议论他们的教授，探讨生活的意义。在这样一次聚会之后，李普曼给露西尔写信说：“这是一个狂热的时刻，每天晚上我们都讨论形而上学、社会主义、艺术理论、叔本华 35、宗教的活力等等，直至清晨，然后意犹未尽，各自去睡觉。”李普曼怕露西尔曲解了他的意思，写道：“意犹未尽是我们的远见尚不成熟时所付出的代价……。与其看见并领悟、但又无法超越这种远见，倒不如根本不见不悟。”他解释说，他们的理想是“在痛苦的废墟上建立人类欢乐的城堡，……使‘人类皆兄弟’这类字眼具有意义。”
实现这个宏图大略的办法之一是诉诸笔端。对于沃尔特和他的朋友来说，写作就如在餐桌上争论一样理所当然。巴雷特·温德尔料想他们有朝一日都会成为作家，他经常对大家说，在写书时，一定要头开得好，尾收得妙，至于中间部分，则不必太在意。沃尔特为了使自己的散文风格更加严谨，在二年级时参加了查理斯·科普兰教授的高级写作班。崇拜和诋毁科普兰教授的人都称他“科彼”，他吸引和造就了哈佛一些最优秀的作家。他原来是个演员，写过艾德温·布思 36的传记，酷爱表演艺术。他常把学生叫到办公室去，让他们朗诵他们的作文。他自己则靠在沙发上，闭目聆听。当那些战战兢兢的学生朗诵时，他有时会大叫“糟透了!”或者“华而不实!”
科彼纠正了沃尔特向华而不实的文风发展的趋势，使他很快成了科普兰的得意门生之一。有一次，李普曼正在读自己的一篇文章，科彼大叫道：“李普曼，在旁边注上‘你的笔太尖刻辛辣了。’”科彼从不说动听和鼓励的话。并非人人都赞成科彼粗暴的方式、疯狂的行为和对聪明漂亮的学生明显的偏爱。有些人认为他浅薄而卑鄙。但李普曼在霍利斯堂那些令人心惊胆战的课程中却获益匪浅。后来，他著文称赞科彼说：“在那里，你开始感到从你周围的黑暗之中伸来长长的手指，透过汗毛和层层脂肪，摸到你的骨骼和肌肉。”
在象《哈佛月刊》和《哈佛画报》之类的校刊上，李普曼把从科彼那里学来的东西付诸实践。在他初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以典型的哈佛方式攻击了一位叫巴雷特·温德尔的教授。巴雷特·温德尔是一位崇尚英国上流社会斯文作风的卫道士，写过一本名叫《特权阶级》的书。他在书中谴责说，真正的文化被大众的爱好和兴趣庸俗化了。这种权贵思想触犯了李普曼的自由主义。李普曼在自己的文章中反驳说，一个普通劳动者“不停地建造他永远不能踏入门坎的房子，除非是在维修时；不停地生产粮食，但他的孩子却饿着肚子上学；不停地制造汽车，以供那些花枝招展的太太们可以带着她们的玩物去新港兜风。”
这种大胆的措辞使所有主持社会正义的人大为振奋。他们之中有威廉·詹姆斯。这位六十六岁的哲学家对退休生活感到极为无聊。一年前他最杰出的著作《实用主义》出版之后，他还是闲不住，总是四处探索新思想，寻找新人物。他本质上是个反对传统观念的人，有着惠特曼 37式的气质。他怀疑任何视为神圣的东西，愿意洗耳恭听任何理论。他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哪怕是微不足道的道理。巴雷特·温德尔的文化绝对主义是他所有信念的对立物，没有什么东西能比看到象温德尔之类的势利小人被打倒更使他高兴的了，尽管这是由目空一切的学生干的。
詹姆斯决定以特有的即兴方式来亲自祝贺这位年轻的作者。1908年秋的一个早上，十九岁的李普曼听到有人敲他在韦尔堂的房门。他开开门，发现那位银须白发的哲学家站在门外。老人说：“我是威廉。詹姆斯。”好像他不是那位每个哈佛学生都认识的活权威。“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写的关于温德尔的文章。”李普曼愣住了。但他刚刚清醒过来，就像以往那样不失时机，提议他俩到校园去散散步。他们谈论了像温德尔这样的文化老顽固、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和詹姆斯正在为来年准备的关于多元论的讲座。这位哲学家对李普曼的魅力和求知欲望印象深刻，便提议李普曼去他那里用茶。
这种邀请后来成了每周的例行公事。每周四上午十一点，李普曼都要穿过校园，到欧文街詹姆斯家里与他们夫妇一起用茶。他们的谈话海阔天空，涉及到政治、宗教、伦理，以及詹姆斯所感兴趣的任何东西。这位哲学家在社会改革、崇尚实验论、反对教条和对个人道德的深刻理解方面的热忱在李普曼心中产生了共鸣。第一次会见詹姆斯之后，李普曼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他与詹姆斯的谈话是“我在哈佛的生活中最了不起的事情。”
威廉·詹姆斯对整整一代人的思想解放都具有巨大的影响。他宣称，人今天必须“靠其所能获得的真理而生活，而又必须准备在明天称这个真理是谬误。”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李普曼这样的热血青年。詹姆斯反对任何教条，这当然不包括他自己的反传统观念主义。他把怀疑主义奉为哲学的原则。他极力宣扬实验论、多元论和行动，来取代赫伯特·斯宾塞 38的悲观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乔塞亚·罗伊斯 39短命的理想主义。他贬低唯理智论，推崇意志高于理智，敦促他年轻的信徒们“完全、断然和义无反顾地”放弃逻辑，代之以“现实、生活、经验、
具体性和直接性。”
李普曼风华正茂，急于变革世界，摆脱传统的维多利亚式的宇宙观的束缚。他被反对偶像的思想所吸引，詹姆斯则从学术上论证了这一思想。仅仅这一点就使詹姆斯成了一个文化英雄。詹姆斯以自己的著作，尤其通过每周与李普曼在茶桌上的交谈，在这位青年弟子的内心激起了对科学和实验的兴趣；他试图使李普曼相信，用经验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宗教与科学是可以调和的；他唤醒了李普曼超越日常的经验之外的意识王国。几年之后，李普曼在他的第一本著作中与詹姆斯遥相呼应，宣称“任何道德的判断都不能确定生活的价值，任何伦理理论都不能宣告内在的善良。”詹姆斯的一些教诲使李普曼永志不忘。这些教诲之一是向善论。这种理论认为，事物可以改善，但永远不会完美无缺。另外还有实践性，即人必须对事物作出决断，而不管这些决断是否完备。李普曼后来写道：“不管我们是否情愿，我们必须在疑难重重之中进行选择。”詹姆斯还教育李普曼对自己要有所强制——那就是一个作家每日至少要写一千字的东西，不管他是否愿意，甚至不管他有无东西可写。
詹姆斯愿意接受新鲜思想，性格热情奔放，具有主宰生活的乐观主义。这表明哲学是能够丰富人类生活的。尽管李普曼后来远远离开了他恩师的实用的反传统观念主义，但他从未失去对这位和蔼可亲的人的尊敬。当詹姆斯于 1910年去世时，李普曼刚刚毕业，在他作为记者所写的第一篇署名文章中，他颂扬了詹姆斯。他写道，詹姆斯“愿意倾听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提出的意见。从埃玛·戈德曼 40、教皇，到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他像一个教士，一个君主，或者一个街头演说家那样孜孜不倦地教诲人们。”他“大概是我们这一代最宽宏大量的人了。 ”
如果说詹姆斯教会了李普曼对新思想敞开大门，那么，其他人虽然不像詹姆斯那样慈祥，更谈不上耐心，但对李普曼的影响也非常之大。法文系睥睨一切的欧文·巴比特便是其中之一。他对受到严重打击、但又不肯低头就范的古典人文主义思想进行猛烈抨击，尖刻严厉地谴责唯物主义、科学和自然主义这些现代弊病。使他的学生高兴的是，当他情绪激动地援引书里的话时，他会一边大喊大叫：“这些东西只配挨棍子，”一边把夹在书中的笔记和小纸片扔得到处都是。但重要的是，巴比特憎恨浪漫主义。他认为，浪漫主义的自以为是的反唯理智论，及其关于“人之初、性本善”的愚蠢假设，使得所有的文化和道德标准都江河日下。
大部分学生都把巴比特看成是一个过时的人，是哈佛大学为他们提供开心的人物之一。但他对某些学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T·S·埃利奥特就是一个。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对李普曼也是如此。起初，李普曼讨厌巴比特的保守党的保守主义思想。他像许多年轻人一样，崇拜卢梭，确信“人民”实实在在是善良无邪的，只是社会使他们堕落，我们应服从人民的“普遍意愿”。巴比特却诋毁这一信仰。他让学生们了解：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伟人是如何建立西方文明至高无上的价值的，这些伟人志在反对芸芸众生的低俗情趣和稍纵即逝的热情；取代了理性的意志和本能是如何剥去了蒙在文明表面的薄薄虚饰，使人的野蛮情欲暴露无遗的；民主本身是如何建立在对多数人的权力的限制上的。年轻的李普曼反对这一切，他发现巴比特令人厌烦，而且自命不凡，反多数主义。但十年之后，李普曼的思想却大为接近巴比特，而不是詹姆斯。
在哈佛，在对李普曼影响巨大的其他人当中还有一位乔治·桑塔亚纳。桑塔亚纳是信仰天
主教的自由思想家，他从美学的角度来审视宗教，而不是把宗教作为道德的指南。他是一个感情细腻的多产作家。李普曼出生时他就在哈佛哲学系任教了。在这段时间里，桑塔亚纳声名颇隆，但也树敌众多。对那些他认为学术上低劣的人，他从来不屑一顾，他更无暇顾及波士顿的社交界。但是，桑塔亚纳也不乏忠实的信徒，因为他是一个卓而不群的教师，头脑敏锐练达，学生们对他的课都很感兴趣，课堂上充满了诗情文彩。
桑塔亚纳从西班牙来到美国时还是个孩子。在哈佛，他就教于罗伊斯和詹姆斯，取得了哲学学位。尽管如此，桑塔亚纳宣称说，他作为美国人只是由于“长期的交往”，并对自己与美国保持这种距离感到某种骄傲。有一次，他告诉李普曼；“从我的西班牙文小报上看，塔夫脱 41不得人心。”出于性格和出于选择，他对西班牙以及寄居的国家都有些见外。他说：“一个人应立足祖国，放眼世界。”桑塔亚纳在哪儿都不合群，他的头脑在漫游世界、跨越世纪。他用尖刻的语言攻击学院式的书呆子气和他讥讽为“上流社会习俗”的文化殖民主义。
桑塔亚纳有一种难以描述的体质上的魅力。一次，李普曼把他描绘成“像达·芬奇画的蒙娜·丽莎，加上一小撮山羊胡子。”而马克斯·伊斯门则认为桑塔亚纳长着像米尔顿·撒旦 42一样的眼睛，有着“危险的魅力”。不管有无危险，学生们发现桑塔亚纳神秘而怪异。他站在讲台上，总是衣着优雅，穿着凸纹厚布背心，鞋上有鞋套，戴小山羊皮的手套。讲课时，他站在讲台旁，两眼直视前方，从不看讲义一眼，而讲的内容却像印出来的一样一字不差。照李·西蒙森的话说，桑塔亚纳好像是大洋彼岸的来客，他总是“目光扫过我们的头顶，好像在寻找接他回国的船只。”果然，他不久就走了。 1912年，桑塔亚纳四十九岁时便从哈佛退休了，在欧洲度过了他四十年的余生。他先住在牛津，后来搬到罗马，在那里，他写了一些他最重要的著作，包括一部四卷本的《存在的王国》、一部三卷本的自传和一部小说。
1907年秋李普曼上二年级，他报名参加了希腊哲学导论课，这时他第一次见到了桑塔亚纳。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曲折的。桑塔亚纳才智横溢，文词流转，智力过人，他对大多数关于进步和提升道德的十九世纪的陈词滥调提出了挑战，而这些正是李普曼从小就一直信奉不渝的。桑塔亚纳提出以新柏拉图自然主义取代上述过时的思想。他断言，人所经历的任何事物都来自自然，它们都有朝着理想的终结发展的潜在力量。桑塔亚纳以他诗一般敏锐的情感和语言天才，把人的存在目的描绘成追求卓越，努力达到人类精神中的和谐与美。
起初，李普曼反对桑塔亚纳这种巧妙的潜移默化的哲学。但不久，他便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李普曼还在学习希腊哲学导论时，就攻读了几年前出版的桑塔亚纳的五卷集的《理性生活》。上三年级时，李普曼在桑塔亚纳和詹姆斯相互对立的观点之间挣扎，但很快，李普曼便投向桑塔亚纳一边。他放弃了成为艺术史学家或家里指望他当律师的打算，专心致志于哲学。桑塔亚纳所有的课他都参加，有些课实际是个人辅导性质的。桑塔亚纳把他的一门课作为检验他的著作《哲学三诗人》的试验场所，这本书对李普曼影响极大，以致他在第三年把自己的学习完全以这本书为中心。他用拉丁文阅读罗克莱蒂斯 43的作品，用意大利文读但丁的著作，用德语读歌德的《浮士德》。
这位哲学家把他的得意门生拉进了他的罗网，他带李普曼去波士顿下馆子，让李普曼听他对他的同事的恶言毒语。他当着李普曼的面，猛烈诋毁沃尔特.惠特曼，说这位诗人“腐败污浊的欲望完全是原始的。”对于詹姆斯，桑塔亚纳也不宽宏大量。他把詹姆斯的哲学与波兰宪法相提并论：波兰宪法规定，如果有一票反对大多数人的意见，那就会一事无成。桑塔亚纳反对詹姆斯的实证实用主义，说它是“罗曼蒂克式的宇宙论”（詹姆斯则把桑塔亚纳博士论文中的论点称为“完美的腐朽”）。桑塔亚纳以讥讽的口吻尖锐指出，任何重大的问题最后都会有答案，詹姆斯将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而垂头丧气。尽管李普曼对这种嘲讽感到不安，他还是发现桑塔亚纳的才智对他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李普曼以三年时间学完了他的课程，当这位西班牙人让李普曼担任他哲学导论课的助手时，他决定在哈佛再呆一年，以取得硕士学位。
他俩真是奇特的一对。这位哲学家身材很好，一对黑眼睛炯炯有神，眉毛威严气派，笑起来总带有嘲讽的样子；李普曼则是他勤勉上进的学生，他那张圆圆的未定型的脸上闪烁着敏锐的智慧和热情的理想主义光辉。表面上看，桑塔亚纳与李普曼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李普曼对社会的不公正表现出强烈的义愤。桑塔亚纳则对人类环境困惑不解，他在闲暇里宁可与漂亮的运动员呆在一起，而不愿去找他的同事们或波士顿的太太们。
桑塔亚纳是个难以接近的人。伯特兰·罗素 44写道：“清高和轻易地蔑视他人是桑塔亚纳的缺点，由于这个原因，尽管人们可能尊敬他，却很难爱戴他。”不过，桑塔亚纳弹响了李普曼身上的强音。从诗人桑塔亚纳那里，李普曼学到了文章如何写得优雅明晰、条理清楚；从人文主义者桑塔亚纳那里，李普曼学到了如何珍视权衡和克制这些古典的美德。桑塔亚纳使李普曼离开了乔赛亚·罗伊斯的理想主义和威廉·詹姆斯的实验多元主义。桑塔亚纳使李普曼确定了把追求卓越作为由理性主导的生活的最高目标。易受影响的沃尔特在给露西尔的信中援引桑塔亚纳的话说：“我们必须为最美好的事物献身。只有美，不管它是物质的、智慧的、还是精神的美，都具有使事物臻于完美的力量。只有美是永存不衰的，而不是玩世不恭的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一层皮毛，因为完美是永生的精髓。”
除了早期生气勃勃的著作以外，李普曼后来的著作则带有桑塔亚纳的思想印记，即探索经验以外的现实。这个思想的根源是新柏拉图主义的“要素”，即永恒价值以及桑塔亚纳本人所说的“一种对世俗万物所持的超然态度。”詹姆斯赞颂直觉和实验，反对教条和抽象的唯理智论，这使青年李普曼浮想联翩；而桑塔亚纳关于“理性的功能就是驾驭经验”的信条，以及他关于“过分的民主会导致多数的暴政--是所有统治中最残酷、最反进步的”担心，结果倒是对李普曼的影响更为长久。李普曼后来认识到，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和伴随而来的道德相对论，及其认为真理是人为的而不是发现的理论，远不如桑塔亚纳所探索的那种可以与人类经验共存的绝对道德准则更使人信服。离开哈佛十年之后，李普曼在给伯纳德·贝伦森的信中写道： “在我所知的最伟大的人物中，我最热爱詹姆斯。但我越发感到，桑塔亚纳是我无法摆脱的。”
从桑塔亚纳情感丰富的超然态度中，李普曼也发现了自己的一些气质。离开哈佛一年后，他写了一篇关于桑塔亚纳的小传，文章的判断颇有洞察力，但也流露了师生之间的相似之处。二十一岁的李普曼写道：“桑塔亚纳的清高孤僻使他不能加入先知先觉者的行列。”
有时你会感到，桑塔亚纳把世界看成是稳定的和完整的那种能力是在他的愿望和普通人的共同愿望之间的一道可悲的障碍。好像他只见森林，而不见树木。他认为，任何追求完美的理想与人间诸事在艰难竭蹶中的进步，两者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他用这种见解去填充那些活跃的心灵。他身上有一个旁观者的悲伤孤独之感。人们希望他会跳上舞台，参加演出。但这样你会感到，如果他这样做，他就不会是《理性生活》的作者了。
李普曼又补充说：“事实上，一个人不能同时又看戏又演戏。”李普曼这样说了，但是也许他并未意识到这话所揭示的全部意义。
李普曼在写上述这些话时并没有感觉到，他不得不在旁观者和参加者之间进行选择。他想既看戏又演戏。他用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把世界看成是稳定的和完整的”，这既是个选择的问题，也是个性格的问题。
第三部分民众之友我渴望……接近一小部分“民众”，这样，我可以从朋友而不是从导师的地位，向他们展示真正的幸福。
——李普曼致露西尔·埃尔萨斯，1908年
李普曼在哈佛的第二年春天，桑塔亚纳的新柏拉图主义的要素对他产生的那种微妙的诱惑力被无情地粉碎了。1908年复活节前一个星期，一场大火席卷了哈佛附近的切尔西城的贫民窟，数以千计的人无家可归。李普曼参加了自愿救助难民的哈佛学生组织的队伍。李普曼虽然以前曾经在波士顿黑尔大楼收容所帮助过那里的穷孩子们，但这次救灾是他头一次接触穷人。对李普曼来说，劳工阶层一直是不知姓名的清洁工、警察、店员之类抽象的概念。当他在冒烟的断壁残垣间徜徉时，他第一次看到了贫困这一人类社会现实。
回到哈佛，李普曼把他耳闻目睹的现实与所读过的社会批评家的著作联系起来。肖伯纳的剧作和韦尔斯的小说有了不同的意义。在此之前，李普曼对社会的忧虑还局限于感情和书本上，现在，他则开始怀疑产生这种不平等的制度。他开始考虑社会主义。即便在哈佛，社会主义这个题目也是胆大包天的事。在李普曼所生活的社交圈子里，这更是不可思议的。在这种社交圈子里，正如李普曼后来写的，像格罗弗·克利夫兰 45这样的民主党人，“人们在家里提到他的名字都会心惊肉跳，”威廉·詹宁斯·布赖恩 46则是“从西部来的吃人魔王。”李普曼读了《共**宣言》以及卡尔，马克思的其他一些短文章，但他讨厌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斗争，认为煽动群众去搞暴力行动不是实现一个更完美的世界的可取方式。李普曼和那个进步党时代的大部分年轻人一样，希望社会变得更加平等，而不是要把整个社会颠倒过来。
李普曼在探索不经过革命而进行改良的过程中，在英国的费边主义者身上发现了合他心意的东西。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比阿特利斯·韦布和西德尼·韦布组织了费边社。它吸引了一群著名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包括 H·G韦尔斯和肖伯纳。费边主义者提倡温和渐进，强调教育的作用，并把其会员限于一小部分“开明人士”。这样，费边主义采纳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以显示合乎潮流，又去掉了各种威胁社会稳定的东西。费边主义者确信，民众是干不出什么建设性的事情来的，他们主张组织一个由无私的领袖为核心、如韦尔斯所说的“能人的崭新团体”，这个团体主要由负有“强烈使命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这些男女们应使自己的欲望服从于为国家服务，来克服大众化民主所具有的效率低下和偏见的弊病。费边主义之所以对李普曼这样的知识分子具有感召力，是因为它完美无缺地表达了中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意愿，那就是要“提高”，而不是“降低”社会水准；要使穷人达到富足的中产阶级的水平，而不是夺取
国家机器；并且要把权力交到知识精英的手中。
李普曼钻到怀德纳图书馆的书堆里，贪婪地阅读费边主义的著作，如韦布夫妇的《工业民主国家》和《贫困法报告》，韦尔斯的小说，肖伯纳和 H·N·海因德曼 47的政论文章。然后，李普曼又苦心钻研未来学家的经典著作，如威廉·莫里斯 48的《消息凭空而来》，托马斯·莫尔 49的《乌托邦》，以及爱德华.贝拉米 50的《回顾》。一次，李普曼在范尼尔堂听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讲座之后对露西尔说，他“整天心里都很激动,”“在美国保守主义的中心，……人们今天竟议论起我们政府的弊病来了，这难道不是一桩足以使你感到需要跪倒在地、给人家叩头作揖的伟大事情吗?”一星期之后，李普曼宣布他要改变信仰。他对露西尔说：“我终于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信仰，我热烈地、无畏地相信社会主义。我并不是主张人人平等，因为那是滥用民主。但我确信，人们应该在一个以宗教为动力、有组织的社会中畅所欲言。”这位年轻的改变信仰者对平等的怀疑，以及把宗教与正义、进步和效率相提并论的做法，是典型的费边主义。
切尔西城的火灾唤起了李普曼的社会意识，费边主义的著作则吸引了他的才智。李普曼决定在哈佛建立一个讨论社会主义的团体。1908年 5月，李普曼和另外八个学生成立了“哈佛社会主义俱乐部”。俱乐部的宣言说，它要考虑“所有旨在根本重建社会的改良方案。”人们一致推选俱乐部的组织者、机智善辩的李普曼当主席。俱乐部的第一个正式行动是申请加入校际社会主义协会。该协会是 1905年由克拉伦斯·达罗 51和杰克·伦敦 52成立的一个协调性组织。
这些初露锋芒的费边主义分子在海勒姆·莫德韦尔的宿舍里建立了一个资料室。每隔一个星期，他们便在这里开会，讨论俱乐部成员所写的关于社会平等和非正义的文章。李普曼在投给一份校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有人在凌晨一时鸟瞰坎布里奇，发现五、六群情绪激动的哈佛学生在各个街角激烈地挥手争辩的话，那么就应该告诉他，那天晚上社会主义俱乐部开会了。 ”这些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们不仅自己争得难分难解，还常常请人来讲演，如专门从事黑暗揭发 53的新闻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全国消费者联盟领袖和妇女运动的先驱弗洛伦斯·凯利、社会党人莫里斯·希尔奎特，《幸福经济》的作者詹姆斯·麦凯，以及查尔斯·朱伯林和 B·O·弗劳尔这样的本地作家。威廉·詹姆斯对俱乐部表示祝贺，桑塔亚纳和拉尔夫·巴顿·佩里 54也来讲演。在当时的哈佛，一年一度的“玉米糊剧场”演出 55还是学生们业余活动的重头戏，这个社会主义俱乐部可谓是个大胆的、离经叛道的组织。李普曼为了吊其他学生的胃口，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耳朵长的人会听到，在哈佛流传着关于私有财产的异端邪说。而十年前，大众媒体会对这种观点同诛共伐，说它是导致无神论、爱情自由化以及惊恐不定的愚民们所能想象出来的所有可怕事情的主要原因。”
这些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并不满足于辩论，他们还向哈佛挑战，要求学校停止剥削薪水微薄的校工，允许妇女讲课，并要求校方给一门讲授社会主义的课程授予学分。他们甚至越出哈佛境地，为市政选举拟订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还向州立法机构提出议案。正如李普曼所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消除大学生活中“令人窒息的谨小慎微、低声下气和死气沉沉”的东西。李普曼为新的信仰所激励，他协助成立了社会政治俱乐部，并参加了辩论俱乐部和哲学俱乐部的活动，给他的同学卡顿伯恩办的政论性《哈佛画报》撰稿，也给当时他的社会主义“同志”爱德华·艾尔·亨特所领导的文学性更强的《哈佛月刊》写文章。
李普曼成了煽动造反的人中的一员。按约翰·里德的话说，这些人的目的是“使学生选择立场、滋长愤懑情绪、使学校在每个问题上都陷于分歧。”李普曼就他在坎布里奇社会联盟的工作情况写信给露西尔说：“我非常高兴，这个工作给了我机会，使我正好能在我所渴望的领域里工作，那就是接近一小部分‘民众’，这样，我可以从朋友，而不是从导师的地位，向他们展示真正的幸福。”
李普曼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越来越有把握了，他给校刊写了大量文章，赞颂社会主义的优
越性，贬低学校在体育方面表现的商人气息，为妇女运动辩护。他在写到主张妇女参政的妇女时说：“她们是没有女士风度，正如波士顿倾茶事件没有绅士风度一样，还有美国内战那般糟糕的打法也是如此。但是很可惜，在这个世界上，伟大的事情并不是靠翩翩风度办成的。”李普曼甚至反对哈佛校长劳伦斯·洛厄尔——他在 1909年接替了查尔斯 ·W·埃利奥特——不让新老生同住一个宿舍楼的决定。李普曼说，这种做法只是对那些住在芒特奥伯恩街豪华的私人住宅里的富家子弟有利，而且这还意味着“这是以愿意付多少房租、以服饰和传统来划分三六九等，……这是世上存在的同样的社会等级论在哈佛的再现。”
尽管社会主义俱乐部在 1909年秋有五十名成员，但是大部分学生对当时的重大政治问题都不感兴趣。李普曼在《哈佛月刊》上抱怨说：“我们是在黑暗中行进。我们未能把握住自由赋予个人的至高无上的职责。我们的意识并不是社会的，我们是‘毫无希望的个人 ’。”李普曼告诉他的同学说，忿忿不平并非坏事，“年轻人的思想要是‘保守’的话，那肯定是荒谬的。因为这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大概会变成‘墨守成规’的人。年轻时就‘正统’的人，有可能一辈子都会处在中年人状态。”他甚至企图鼓动更年轻的学生，他在给他中学校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去参加那些死气沉沉的政治俱乐部，让它们都苏醒过来，在大学生活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你们会费寝忘食地学习，因为这看起来和那些有趣的重大事件有关系。”
李普曼自己也急于把自己的学业与这些大事相联系，所以并不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活动局限在哈佛。多年来，他在辩论方面训练有素，讲起话来绘声绘色，是个出色的讲演人。其他社会主义俱乐部纷纷请他前往，校际社会主义协会也邀请他出席会议。该协会于 1910年春在纽约举行第一次大会时，李普曼是大会的重点发言人。那年年底，他加入了该协会的执行委员会，他还去其他大学作鼓动演说。
作为一个热心的社会主义倡导者，李普曼十分高兴地得知，费边主义的发起人之一格雷厄姆·沃拉斯将于 1910年春来哈佛讲一学期政治学。沃拉斯与学校的政治学教授不同，他写政论文章，在群众集会上讲演，甚至以英国工党候选人身份竞选公职。沃拉斯也是费边主义的小小叛逆者。他曾是费边社的指导人，但在 1904年，他与韦布兄弟发生了一次争执后，便戏剧性地退出了费边社。对那些仅仅听说过这些遥远而戏剧性的人物的大学生来说，能有机会接触这样一个人物的确非常诱人。当时，李普曼正在哈佛念最后一学期，对此机会期望已久，他与另外六名学生一道，报名听沃拉斯的课。
这位狂热的英国激进分子原来是个羞怯内向的人，常常把他想起的事记在小纸片上，然后塞到口袋里。H·G·韦尔斯形容沃拉斯是一个“不修边幅，有点学究气的人。 ”沃拉斯是个心灵高尚的教师，在他平淡无奇的举止后面有着一个敏慧和独具卓识的头脑。两年前，他出版了《政治中之人性》一书，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轰动。沃拉斯在书中争辩说，政治与人类生活一样，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非理性的现象。人们作出的政治上的判断，不是基于明智地权衡事实以及可能的后果，而是和他们作出其他判断一样，是通过本能、偏见和习惯作出的。他争论说，政治学的痼疾在于它不从人性出发，而宁可去看统计数字。
李普曼一直被教导的是，政治学是有关宪法、选举和立法机构的学问。沃拉斯的观点对李普曼来说是一个启示。沃拉斯论证说，如果政治的原则和制度不是基于人类的动机，那就没有任何意义。沃拉斯教导李普曼用怀疑的眼光看待那些政治学家们，用李普曼自己的尖刻语言来说，“他们谈论美国的民族意志时，就好像它只是一股清水，按照那些制定宪法的开国元老们铺设的银管的方向流动。”沃拉斯是社会学理论方面的先驱，但他从未使自己的研究进入无意识的领域。他根本没有想到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可以用于政治学，而这只能由李普曼自己去完成。但是，正如李普曼几年以后写道，沃拉斯的确开辟了道路，功不可没。“沃拉斯把对政治学的研究还原到柏拉图和马基雅维里对于人道的传统的研究，使人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中心。”
沃拉斯给李普曼留下了另外两件东西。一件是这样一种观点，即现代人生活在一个 “伟大社会”之中，这个社会的环境如此之大，实际上它是不可见的。尽管沃拉斯自己对这个观点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但它却让人们对“人可以认识环境并对环境作出明智的政治判断”这一假设产生了怀疑。十二年以后，李普曼本人在他的《舆论》一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引起了轩然大波。沃拉斯还使年轻的李普曼对他们共同赞同的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沃拉斯当时已与费边主义一刀两断，因此他拿不准社会主义是否是社会改良的唯一道路。李普曼也是如此。1910年春，李普曼在哈佛写道：“社会主义的成败要看它在实践中的成果。如果可以表明，公共企业在民主条件下经过试验，并不能对一个社会的健康、快乐和大众文化产生有利的影响，或者私人企业更优越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就会失败。如果的确如此，那么不要社会主义也罢。”这番话更像是社会向善论者和自由主义者说的，而不是社会主义斗士的观点。
沃拉斯把怀疑主义的种子播进了肥沃的土壤。后来李普曼在解释他为何放弃社会主义观点时说：“在使我离开社会主义观点方面，沃拉斯比任何人对我的影响都大。他越来越频繁地、循序渐进地、耐心地向我解释他对社会主义能否行得通，以及人的能力是否可以管理一个庞大的社会的疑虑。”四年之后，沃拉斯在他的《伟大社会》一书中详述了他的疑虑。在哈佛时，他就开始构思这本书，令人惊奇的是，沃拉斯宣称他的学生对他影响极大，并把这本书题献给李普曼。
正如对詹姆斯和桑塔亚纳以及其他很多老师一样，李普曼也使沃拉斯对他印象极为深刻。李普曼具有恰如其分地提出问题、抓住事物本质，以及以彬彬有礼的方式向他的老师挑战的能力。他有魅力、有写作的天赋、有讨人喜欢的态度和相貌，显然是前程似锦。他在校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他对社会主义俱乐部的领导，使他成了公认的人物。有一次，李普曼去“西部俱乐部”作客，这是来自巴雷特·温德尔称之为“俄亥俄大荒原”和它以西地区的学生们的聚会场所。约翰·里德跳起来，鞠了个大躬，然后宣布说：“先生们，这位是美国未来的总统!”举座充满微笑和笑声，然而人们并不抱有怀疑。里德从哈佛毕业几年之后，在他的一首诗中总结了李普曼的前程：
李普曼——稳重、又难以捉摸，
他头脑清醒、文才天纵；
他拨开所有的混乱与谬误，
敏慧的头脑闪电般地飞向真理；
他面容平静，但眼中却闪烁着天才智慧的火花！
他静坐在那里，如人所说：
“我对死人从不浪费活的语言!”
你是我们无敌的首领!
李普曼对一些人是首领，但不是对所有的人。尽管他具有吸引力，受人拥护，是个取得了相当成就的人，但还未被邀请加入《深红》这样的杂志、赛纳特协会 56和其他的上流社交俱乐部。正如李普曼的犹太朋友李·西蒙森就哈佛的歧视现象所写的那样：“李普曼是大学生活中所理解的那种局外人。”由于李普曼不能成为哈佛的局内人，他就要当一个出类拔萃的局外人。他在 1908年春决定要组织一个社会主义俱乐部，便是朝这一方向努力的一步。在最后一学期里，李普曼采取了一个更具体的步骤。他加入了一群激进的学生对哈佛至高无上的“1770年学会”的攻击。这组织是俱乐部成员们统驭的哈佛的神经中枢，每年春天，该学会从二年级学生中选拔一百多人加入有声望的预备俱乐部。在传统上，俱乐部成员们主宰了学校的社会活动，如体育、文艺、《深红》杂志等，并在大部分班级里担任领导工作。
住在芒特奥伯恩街私人住宅的俱乐部会员与校园内被排挤的人之间的磨擦已经酝酿了有些日子了。1910年春，一些学生向住在“黄金海岸”的俱乐部成员们控制班级领导权的权利提出了挑战。李普曼也置身于这场斗争之中，他在辩论俱乐部的日程里安排了一次关于“校园与那条街”问题的公开辩论会。人们对此兴致极高，竟有八百多人参加，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把演讲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几个人发言之后，李普曼走上讲台，发表了一番言辞激烈、充满热情的讲话。他指责 1770年学会把学校分成派系，对新生灌输势利思想。话讲完了，大厅里鸦雀无声。约翰·里德写道：“就好像他说了一些亵渎神圣的话。”学生们与李普曼握手祝贺，对他说，他们认为他是正确的。李普曼的演讲没有徒劳无益。经过一番苦战，校园的学生们人多势众，把大部分班级的领导权夺了回来。
这虽然是一次惊人的胜利，但李普曼从未就此写过只字片语，而且没有再向以种族和宗教为理由排斥人的歧视制度进行认真的挑战。不管哈佛俱乐部的排斥给他带来多么大的痛苦，他总是把这一切深深埋在心里，从不公开表露。后来，李普曼成了哈佛的督学员、尼曼研究会 57的理事，以及哈佛最受尊敬的校友之一，并成了像华盛顿的大都会俱乐部、纽约的里弗俱乐部这样的上流场所里的犹太代表人物，很多与李普曼同学时对他不屑一顾的人，现在也向他大献殷勤。但屈辱的记忆是无法抹掉的。在他的班级毕业第二十五周年的聚会上，李普曼对他一位同学的遗孀说，她的丈夫是第一个对他诚挚相待的哈佛非犹太人之一。
虽然李普曼再也没有直接讲到哈佛的歧视和俱乐部制度，但他在离开哈佛几年后写了一篇文章，讥讽了一个他称之为“男子艾伯特”的虚构的哈佛俱乐部成员。他以嘲弄的语气写道： “过了几个忧心忡忡的夜晚，他在母亲为之进行的激烈的竞选结束以后，”艾伯特好不容易才进入了所希望的俱乐部。“当我和艾伯特在一年级同学时，我对他还有所了解。我们俩在一起时，他总是个热心肠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他跟我不太熟。在选他进入俱乐部的前一个月里，他有好几次根本就不认识我了。”入选俱乐部兹事体大：“艾伯特可以丢掉学位学位，而以体面的失败者的心情一笑置之，但俱乐部却是他的生活目的。”
这篇文章是李普曼对艾伯特们推迟了的报复，这些人伤害他的程度，远比李普曼自己愿意承认的深得多。李普曼不会把艾伯特当作剥削阶级的帮凶而深恶痛绝，而是把他当成一个“讨人喜欢、举止文明，不自觉的势利小人。他对自己圈子外的人一无所知，既无文化，又乏教养，还作茧自缚。这种人只是由于富有这个偶然因素才得以生来就有权有势。”这样说是公正的，但也许还有点酸楚。但是，李普曼和里德这样一些朋友不同，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想推翻统治阶级的激进分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方针是在统治阶层中为自己找一处符合他自己条件的栖身之处。
李普曼在本质上不甘心当局外人。他的愤怒从未导致他强调自己的犹太血统，或者使他像他的朋友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 58或路易斯·D·布兰代斯 59那样，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相反，遭人歧视的经历却使他更强调同化，以此来回答反犹主义。他确信，社会对犹太人的接受，取决于犹太人对占人口大多数的白种新教徒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认同程度。如果说李普曼身为局外人这一点曾经使他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那么后来当他不再是局外人时，他也就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了。
李普曼通过他在哈佛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工作，结识了波士顿的一些改良主义者，其中有当过一段时间公理会牧师的拉尔夫.艾伯森。艾伯森是个喜欢与女人厮混、乐天随和的人，他解散了在佐治亚州办的乌托邦移民点之后来到波士顿。艾伯森把家安置在贾梅卡平原住宅区一所宽敞的房子里，他当牧师消闲度日，为一家社会主义观点的报纸出谋划策，并参与制定一项叫做“波士顿-1915年”的城市改建工程。一次，哈佛的社会主义俱乐部邀请艾伯森去讲演，作为回报，他邀请该俱乐部的人每个星期天下午到他家里去用茶点。艾伯森喜欢有人听他讲话，很愿意跟年轻人在一起。他的前妻给他留下了三个女儿，现在都正当青春妙龄，他非常希望在这群年轻人中为她们物色未来的夫婿。这些年轻人老拿菲伊开玩笑，因为她迷恋于李普曼。她长得一头金发，才十五岁还谈不上有什么姿色，但是已经看得出是个美人胚子。每个星期天下午，这帮社会主义分子和自由思想家都去贾梅卡平原艾伯森家聚会，这已成了惯例。在那里，他们讨论社会平等，抽香烟，喝啤酒，设计他们认为很快就会诞生的社会主义乐园。
李普曼在哈佛最后一年时，艾伯森卖掉了在贾梅卡平原的房子，把家搬到波士顿北边差不多四十英里的西纽伯里。虽然这位牧师常常外出，到城里料理各种业务或者去寻花问柳，但这并不妨碍那些哈佛学生们到他们
称之为“农场”的地方来度周末。最吸引他们的并不是乡间的新鲜空气，而是艾伯森的第二任妻子黑兹尔。她只比他们大几岁。黑兹尔很讲实际，爱玩爱闹，聪明伶俐。她是他们的大姐、同伴，和可望而不可即的诱惑者。正如黑兹尔的女友梅布尔·道奇后来谈到她时所说，黑兹尔“的确水平高超，是个高明的调情人。”在梅里麦克河岸边草木繁茂的农场屋，黑兹尔、拉尔夫前妻留下的三个女儿、黑兹尔和拉尔夫生的四个小孩，加上哈佛的年轻人：李普曼、卡尔·宾格、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肯尼思·麦高恩、李·西蒙森、杰勒德·亨德森、欧内斯特·韦斯科特、特德·贝雷等，组成了一个松散、和睦的家庭。
对李普曼来说，黑兹尔是他从未有过的姐姐，他对黑兹尔无话不说，就是对朋友也未能如此。在李普曼看来，黑兹尔是生命的动力，是韦尔斯小说中生气勃勃的女主角。黑兹尔对他关心备至，这一点李普曼甚至从母亲那都不曾领受过。黑兹尔帮他克服使他落落寡合的羞怯戒备的心理。她常常开李普曼的玩笑，叫他“佛爷”，而别人却不敢这样做。黑兹尔这样做，部分原因是由于李普曼当时还是胖墩墩的，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李普曼给人安静超然的印象。黑兹尔还敢向李普曼指出了很多人认为他吹毛求疵和傲慢的问题。一次，正当李普曼自鸣得意时，黑兹尔直截了当地警告他要注意防止“得意洋洋，浮在事物表面，……自满自足。”
李普曼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类抱怨。几年前，露西尔·埃尔萨斯就责备他，说李普曼对她“说教太多”。露西尔提醒他说：“我们这些人当中，有的人并不像你那样自信。”露西尔还警告他不要把人理想化，她在给十八岁的李普曼的信中写道：“你把我想象得比真的我更完美、更高大、更善良。你相信我应该站在高山之巅引亢高歌，……这是不真实的!那太高了!阳光太强!我讲了这些话以后，我几乎认为，我应该要求你宽恕我了!”露西尔意识到，李普曼把别人理想化，最后免不了要大失所望。
每星期日下午，李普曼都在农场与黑兹尔认真地讨论他的前途。现在他再也不喜欢他曾经选择过的道路了。艺术史看来是个学识浅薄的行当，去学法律简直是不可思议。李普曼已经着手为取得哲学硕士学位而努力，而且，作为桑塔亚纳的宠儿，通向学术上成功之途已经打开。但李普曼对学习生活已经厌倦了，更无意置身于桑塔亚纳曾讥笑为“培养未来教授的师范学院”的哈佛研究生院。李普曼对于研究思想概念并为生活做准备已经感到厌倦了，他希望能投身于行动的世界之中。
李普曼在校刊的工作以及与林肯·斯蒂芬斯这样的记者的谈话使他确信，写作是他的拿手好戏，只有这样，他才能成名。当时，李普曼除了给桑塔亚纳帮忙，主持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活动，攻击 1770年学会，给一些校刊撰稿以外，还兼职帮艾伯森工作。这位牧师通过与“波士顿—1915年”城市建设规划的联系，搞到一些钱，办了一份报纸，取名为《波士顿平民报》。艾伯森是发行人，查尔斯 ·朱布林任总编。虽然他俩都不懂新闻，但他们对社会改革极为热心。他们需要一个记者，便请李普曼参加他们的班子。
李普曼在接受艾伯森的聘请之前，决定去见林肯·斯蒂芬斯，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听听这位声名显赫的黑暗揭发者是否会提出什么更好的建议。斯蒂芬斯对李普曼的问题答道：“从你个人的角度看，你首先要考虑的是，不是这份报纸是否会成功，而是将要成为你上司的那位总编辑不是一个明智的人和优秀的新闻工作者。 ”
《波士顿平民报》的人既不怎么明智，也不是什么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但他们的确提供了一个职位，李普曼决定抓住这个时机。1910年 5月，他结束了给桑塔亚纳当助手的工作，搬出了韦尔德堂，登上电车，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记者，开始了他的事业。
第四部分揭发黑暗
我积攒了相当可观的信件，这些信都说我“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致格雷厄姆·沃拉斯，1912年 7月 31日
《波士顿平民报》办得既志趣高尚又新鲜活泼。它支持温和的进步主义关于对公用事业和铁路实行公有制的要求，它向读者们承诺“要当乐天派”。《波士顿平民报》对政治的这种乐观态度与该报的发起组织“波士顿--1915年”改革运动的观点是并行不悖的。它是由开百货公司
佩·特里特·特伯罗、斯代兰布·D·斯易、路纳达·德查理像得到并，织组林法·A·华德爱家善慈的
因和查尔斯·卡伯特这样的社会名流的支持。这些人希望改革，因为这对企业有利，也可以提高波士顿的声誉，而且改革本身也是件好事。这些人热衷于揭露腐化堕落的政客和那些更为无耻而又享有特权的犯罪分子。当然，他们并不想对经济结构作任何根本改动，因为他们从这个制度中受益匪浅，而且，他们本身就明显地体现着这一制度的运作方式。
李普曼热情地接受了《波士顿平民报》的雇用。尽管该报持建立廉洁政府（讽世者称之为“好好政府”）的自由主义观点，但李普曼认为，这家报纸会给他宝贵的新闻经验。可是事与愿违。艾伯森以前虽然参与过创办《二十世纪》杂志，但对如何办周报只知一鳞半爪。查尔斯 ·朱布林在城里到处宣讲社会主义，但对办报纸更是一无所知。李普曼很快便大失所望。1910年 5月底，李普曼在《波士顿平民报》刚刚干了几个星期，便在给林肯·斯蒂芬斯的信中说： “报纸一开张我就来了。现在我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过了夏天我还在这里，那实在是浪费时间。”李普曼抱怨说，他的上司对公正办报这一问题的理解十分片面，认为公正就是“毫无掩饰地陈述事实。……你想从中发现任何有意义的、悲剧性的、或是有趣的东西，那就要严厉地删除，这些东西都是在阐发观点和见解，统统属于社论和专栏之列。结果，我从早到晚泡在办公室里，阅读剪下来的报纸，试图尽量不偏不倚地重新阐述事实。……这种工作太单调了，我从中所获甚少，还不如去剪报室工作。”
李普曼并不只是发发牢骚，而是想另找个工作。他第一次见到斯蒂芬斯是在 1908年秋，当时，这位记者应法林的邀请来到波士顿。斯蒂芬斯使波士顿的人们对他们周围的腐败现象感到震惊。他以独特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观点，试图使人们倾心于善良德行。那年，斯蒂芬斯在哈佛作了若干次讲演，讥笑学生们让老师替自己作主。李普曼从不放过名人，他就上层的腐败向斯蒂芬斯提出了一些严肃的问题，让他十分为难。
斯蒂芬斯专好惹是生非，并以揭发城市中营私舞弊的现象而闻名全国。李普曼出生那年，斯蒂芬斯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后来又在德国的大学里学了几年。回到纽约后，他成了当时最有名气的记者。1902年至 1903年，他为《麦克卢尔》杂志就社会腐败问题搞了一个调查，并根据这一调查，写了《城市的耻辱》一书。这本书与当时市政改革的要求遥相呼应，并对改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斯蒂芬斯并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行善者。他一向讽刺挖苦别人，坚持认为每个人都堕落了，好人坏蛋一概如此。人们对这种观点大为吃惊，而他却对人们的惊讶颇有兴味。他认为，拯救这一状况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忏悔和基督教的赎罪。
斯蒂芬斯交际甚广，从克利夫兰市赞成改革的政治家汤姆·约翰逊、俄亥俄州托列多市的布兰德·惠特洛克，到坦慕尼俱乐部 60的领导人，他全都认识。斯蒂芬斯与这些人有共同的政治观点。他虽然足迹遍天下，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却缺少知识分子的风度。他十分健谈，喜欢吓唬天真无知的人，满足于似是而非的东西。如果人们要概括那个黑暗揭发时代的特点，比如高尚的义愤，低劣的爆料手法，畅销杂志上的认真揭发等等，那么斯蒂芬斯则是它们之集大成者。
李普曼 5月份从波士顿给斯蒂芬斯写信说：“我所梦寐以求的就是为您效力。让我在您的工作中帮忙吧。没有任何工作能比您的所作所为更能使我跃跃欲试，因为您所做的一切都使我心驰神往。”李普曼补充说：“目前，金钱不是我所着重考虑的事情，找机会工作和学习才是我的当务之急。”
李普曼给斯蒂芬斯的这封信正是节骨眼儿。斯蒂芬斯在波士顿呆了一年之后，苦于半退休的无聊，便参加了《人人》杂志的编辑工作，着手写一组调查文章。这次，他会像以前集中精力搞市政腐化事件一样，来分析金融界势力的问题。他需要一个年轻的记者帮忙，而且，他还想证实一下他所得意的理论之一，那就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是能够学会新闻工作，成为一名优秀记者的，尽管他从未采访过法院夜间开庭；也从未写过讣闻。斯蒂芬斯和其他编辑打赌说：“找个聪明的大学生，我用一年时间，就能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记者。”
斯蒂芬斯现在就准备试验一下。他在给李普曼的回信中说：“我是想找一个和你差不多的人。”他解释了他如何同《人人》杂志的编辑们打了赌，还告诉李普曼说，这个差事并不像听起来那样令人心驰神往。他说：“我的助手将不得不花大量时间为我准备材料、打字和干很多力气活。但我现在的这个题材是很有意思的。……这就是说，你要在我的指导下，调查华尔街的商业和政治问题。你必须学会调查研究。但我自始至终都要尽量让你万事齐备，独立做好这事。”薪水是微薄的，每周只有十五美元，但学习的机会非常之多。“我将尽力对你公平相待，我实在太需要你了。”
斯蒂芬斯雇佣李普曼并非是心血来潮。后来斯蒂芬斯讲道，当他打算找个助手时，便到哈佛四下打听“才智出众，善于写作的人。”当时有三个人选。经过一番讨论，大家都同意一个人。斯蒂芬斯后来回忆说：“我看中了李普曼，我看到了他的同学们在他身上看到的东西。他对我的主张提出了虽然不是实际的，但却是理智的问题。……他的理解力极强。他观察敏锐、镇静自如、勤勉好学，能够理解所学的一切。他向人们发问时总是穷根究源，比我更胜一筹。他在他们身上找东西。我知道，因为他也在我身上找我的思想和理论。”
李普曼并不介意薪水高低。父母常给他一些钱，他想过简朴的生活。李普曼和斯蒂芬斯在康涅狄格州的里弗赛德会面后，对他的新工作十分满意。他辞去了在《波士顿平民报》的差事，于 1910年 7月初搬进了斯蒂芬斯家拐角的一家俱乐部的一间小屋里。斯蒂芬斯除了需要一个助手，也需要一个伴侣。当时，他的夫人约瑟芬正患慢性病，躺在家里等死。他需要一个能在下午和他一起钓鱼的人，以便离开家。
在 1910年夏、秋、冬的大部分时间里，李普曼都和斯蒂芬斯一起调查金融界势力的情况。斯蒂芬斯称之为“那个玩意”的连载调查报告，是要打算成为汤姆.劳森著名的揭发华尔街操纵金融市场的文章的继续，但却比之更加深入金融界的内部结构之中。李普曼成了为斯蒂芬斯跑腿的人。他为了搜集资料，往返于下曼哈顿和里弗赛德之间；埋头于金融报告之中；他常常每天会见几十人，从证券经纪人到传送股票行情的信童；在东部、中西部和华盛顿、芝加哥、堪萨斯城和克利夫兰之间来回奔走。在这些旅途中和在纽约斯蒂芬斯身边，李普曼结识了进步运动的一些头面人物，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检察官弗朗西斯·赫尼，糖业托拉斯的自由主义者鲁道夫·斯普雷克尔斯，鼓吹改革运动的旧金山的报纸编辑弗里蒙特·奥尔德，克利夫兰市赞成改革的退休市长汤姆·约翰逊和他的继承人牛顿·D·贝克，作家兼政治家布兰德·惠特洛克。经过几个月的搜集材料，李普曼搞出了一份详细报告，它展示了纽约银行与华尔街主要金融机构之间的秘密勾当。
李普曼后来解释说：“我们不是要寻找大企业中的坏人，而是为了解剖麻雀。”斯蒂芬斯作了一个“大胆出色的分析”，认为管理一个企业就像管理一个城市一样，“我们发现，解剖大企业和解剖坦慕尼俱乐部极为相似：同样的金字塔式的影响力，权力也是在那些不必坐办公室的人手中，人们同样想方设法摆脱法律的控制。”在这一连串东西的后面，是 J·P·摩根庞大的金融组织，它控制了大约四十家银行。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为一小部分人所摆布，“他们以极快的速度，制定了所有的法律条文；他们实施其统治权，而对我们设立的以防他们出界的小小围栏置于不顾。”斯蒂芬斯和李普曼发掘出来的这些材料有助于促成皮周委员会 61的成立并开展一系列调查，这些调查为通过 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案、从而对大银行进行控制开辟了道路。
当李普曼投奔斯蒂芬斯时，黑暗揭发时代最光辉的日子已告结束。黑暗揭发运动的基础是进步党主义中的平民主义派，主要是农村和小城镇对大城市和大企业的反抗，这个平民主义的进步运动将其愤怒转向工业托拉斯、城市里的政客头子和逍遥法外的财阀大亨们。由改良主义者组成的这个松散、孤立的联盟相信，人在本质上是善良的，一个公正的社会可以通过立法得以实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想通过实行公民的创制权、全民投票、公民对官员的罢免权来改变选举，通过对公用事业进行管制或实行公有制，以及打碎城市政治机器等方式来争取更广大的民众参加改革运动。
揭发黑暗的新闻记者是这一运动的监察人。他们揭露政治机构中的腐化堕落，详细公布大公司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极力谴责那些剥削移民和黑人的城市。这样，他们唤起了中产阶级的良心，使改革成为一个群众运动。他们通过广为发行的杂志，把人们分散的不满变成了全国性的改良运动。像刊登艾达·塔贝尔关于美孚石油托拉斯的著名连载文章的《麦克卢尔》杂志，雷·斯坦纳德·贝克关于科罗拉多矿工罢工事件的报导和林肯·斯蒂芬斯关于城市政府的报告，吸引了众多渴望了解舞弊和腐化堕落现象的读者。这些杂志每本只卖十或十五美分，发行量达数百万份。
尽管黑暗揭发者们的批评很有深度，但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是肤浅的。他们提倡工业化以前的资本主义制度，赞颂小业主的美德，提倡自由竞争和人人机会均等。他们对工业组织的新形式颇为迷惑不解，情不自禁地反对这种新形式，所以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忏梅和赎罪，好像只要改变人心就会消除剥削和特权。只有社会党人—他们在大城市里有基础，不仅仅把眼睛放在腐败问题这个表面现象上，而是看得更远，要求在社会制度上进行彻底改革。斯蒂芬斯最终也向左转，接受了社会主义观点，在三十年代加入了共产党。
斯蒂芬斯以发表似是而非的言论而著称。他拥护社会党的党魁们，而不支持“好好政府”的改良主义者。他认为普通人和垄断资本家或坦慕尼俱乐部的政客们一样腐败。斯蒂芬斯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1910年 10月，他决定要向人们表明，里弗赛德旁边的格林威治村 62这个地方和美国任何地方一样，都烂透了。格林威治村市镇繁荣、人们公益心强，这里的元老们接受了斯蒂芬斯的挑战，组织了一次市政会议，让他摆摆自己的观点。这件事当然也惊动了报界，这是斯蒂芬斯自己搞的。开会那天晚上，市政厅挤得水泄不通，人们都来看斯蒂芬斯怎样证明自己是不可战胜的。纽约的记者们争先恐后地抢占排头座，准备详细报导这位赫赫有名的人是如何出洋相的。
但是，斯蒂芬斯是有备而来。他事先让李普曼去查阅城镇档案，采访有关人员，搜集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作为证据。斯蒂芬斯还雇了一个黑人花匠，到街头巷尾偷听人们的谈话。在决战之夜，斯蒂芬斯已万事俱备。他站在讲台上，向疑虑重重的人们解释腐败是怎样玷污最清洁的城市的。这时，李普曼手急眼快，在黑板上画了一幅表示腐化的图表。报界形容他是“一个戴着眼镜，令人敬叹的年轻人，他搜集了一大堆材料。”斯蒂芬斯向人们解释说，恰恰是格林威治村的人们促成了给予银行和大企业特权的制度。这时，听众开始有些不安了。为了略表自责，大家老老实实地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格林威治村的的确确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已经不可救药了。斯蒂芬斯以宗教布道的形式结束了会议，他对还有些将信将疑的人们说， “拯救这一切疾难的是基督教。”
李普曼当时虽然是个“令人敬叹的年轻人”，但他后来对斯蒂芬斯所持的福音派新教会的观点和思想惰性日益不满。李普曼后来说：“斯蒂芬斯对他那种似是而非的风格以及用这种风格写出来的文章沾沾自喜，而对搜集、分析资料，从文字艰涩的书中寻找事实这类事情却不大热心。”斯蒂芬斯是个“温文尔雅、心地善良的人，但工作却不大卖劲。他越来越像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的圣徒，脱离了现实世界。”一个曾经一本正经地宣称流氓骗子也比那些正人君子诚实、并说建立廉洁政府的办法是效仿耶稣的人，“实在是太出格了。”尽管如此，斯蒂芬斯的一些气质在李普曼身上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李普曼怀疑人性善的论点，相信社会制度的腐败与生俱来，坚持写文章要明了清晰，开门见山，强调聪明才智，崇拜强有力的领袖，以及相信科学等等。
李普曼在为斯蒂芬斯搞调查的同时，还和校际社会主义协会保持联系。该协会在各大学接收新会员时，他常去演讲。1910年 12月底，他参加了该协会在纽约举行的年会。圣诞节期间，来自十二所大学的代表聚集在格林威治村海伦·费尔普斯·斯托克斯的公寓里，她是一个同情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在这一大群人当中，有火气旺盛的年轻记者厄普顿·辛克莱，有莫里斯·希尔奎特，他是个头脑冷静的社会党官员，有知名作家埃德温·马卡姆，有一所上流女子学校的校长杰西卡·芬奇；还有一个德国议会的社会主义者和一个 1870年巴黎公社的幸存者。他们二位是这里的大明星，十分引人瞩目。在年会活动结束的晚餐上，李普曼以《社会主义运动中男女大学生之作用》为题，对代表们发表了演讲。他以谨慎求实的口气警告代表们：“如果使用过激的言语以及典型煽动家讲话的痼癖和习惯，”学生们便会望而生畏。他指出，哈佛最讨厌的东西之一就是粗俗无礼，所以做宣传工作“必须风雅得体。”他警告说，即便哈佛的社会意识正在萌发，“我们也不能强加于人。”
李普曼在《人人》杂志上的有关“金钱权力”的第一批文章发表在 1910年 9月，此时正值他二十一岁生日之际。雅各布和戴西当时正在欧洲旅行，他们在巴黎的布朗塔罗斯看到了一份《人人》杂志。他们对沃尔特“精彩出色和趣味盎然”的研究文章表示祝贺，相信它会“引起有教养的读者的兴趣。”虽然雅各布认为比塔夫脱总统左倾的人都是危险的激进分子，但他还是称赞儿子的文章“写得有条有理、简明扼要、没有诡辩之词，而且通俗易懂。”
李普曼干得相当出色，斯蒂芬斯也准备收获他的赌注。1910年夏，威廉·詹姆斯去世了，沃尔特写了一篇文章颂扬这位哲学家，斯蒂芬斯以自己的署名将该文章送到编辑们那里。文章付印之后，斯蒂芬斯透露说，该文的真正作者是他的年轻弟子。斯蒂芬斯向人们证明了，他可以使一个对新闻一无所知的人成为一个出色的记者。在这方面他颇有创见。李普曼刚来《人人》杂志时，就能写一手好文章；离开杂志时，则更为出色。在与斯蒂芬斯共事的一年时间里，李普曼学到了一些他后来永世记取的原则：一切言论必须严格基于事实，在动笔之前一定要胸有成竹，正如他后来所说：“即使我写一段街上的一起火灾，我一定也要精心写作，就好像这段新闻要载入史册一样。”
李普曼可能从斯蒂芬斯那里并没有获得什么真才实学，但他确实学到了如何容忍别人的弱点，对生活中荒唐可笑的东西怎样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这样一些重要的东西。李普曼还学会了怎样取悦那些他所钦佩的人。他俩写完那个连载文章之后，李普曼给斯蒂芬斯写信说：“您常问我，和您共事这一年对我是否有意义，”
天哪，假如我能告诉您并使您相信我的话，那么，您便会知道为什么“任何认识您的人都爱戴您。”您对我毫无保留，但您却问我和您在一起是否值得。为此，我真不知如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将终生铭记您的教诲。如果将来我能够理解并敬佩一个人，而不是对他嫉恨或不屑一顾，那应归功于您。我认为您已经溶化在我的血液之中，这个世界也会因此少一点邪恶的东西。您给了我出头的机会，您明白，这对于一个面对一个冷漠无情的世界的人意味着什么。
即便世界对李普曼并不是那样“冷漠无情”，但也没有为他开通门路。1911年春，斯蒂芬斯在完成了关于金融势力的连载文章之后，便动身去英国，把李普曼留在《人人》杂志，去干他所说的“枯燥无味的副编辑的小差事”。当时，黑暗揭发运动已经不时髦了，杂志的编辑们给李普曼找不到什么正经差事。正如他后来所说，干“第一个读手稿和为滑稽专栏寻找笑料而苦思冥想”的工作实在令人烦躁。于是，他开始兼职给社会主义观点的《国际》月刊和社会主义一无政府主义观点的《大众》杂志撰稿。李普曼还与校际社会主义协会保持联系，并参加了自由俱乐部。当时，自由俱乐部当时还在纽约上城，尊严的架子十足。但李普曼后来发现，这家俱乐部并不像它的外表那样开明。因为当李普曼提出让他在《新评论》杂志编委会的“同志”、哈佛毕业的黑人学者 W·E·B·杜波依斯加入俱乐部时，没有被批准。直到第二年，自由俱乐部搬到格林威治村时，才摆脱了一些偏见。
虽然李普曼自认为是一个社会党人和激进分子，但他的战斗精神被一种强烈的实用主义意识所削弱。从 1911年 8月到 1912年 7月，他每个月都给《国际》月刊写署名社论。在这些文章中，李普曼猛烈抨击那些“头脑简单的社会党人”，这些人相信工人不会干坏事、资本家不会干好事，还相信“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所有冲突都会变成富人对穷人搞的阴谋和迫害。”他也不赞成使用暴力。他就洛杉矶发生的一起工人炸毁一家报纸印刷厂的事写道：“你不能在火药发烫的地雷上建立文明，也不能在战场上重新安排工业生产、规划城市、解决吃饭和就业问题、策划如何休闲、培育优秀人种。”李普曼的社会主义连空谈也没有，他压根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当社会党好斗分子推选普尔曼罢工的英雄尤金·V·德布斯参加总统竞选时，李普曼却倾向于选新泽西州的温和派的州长伍德罗·威尔逊。他写道：“人们应采取自由派的观点，这比信仰激进主义的信条更为重要。”
社会主义的思想之所以吸引了李普曼，并不是由于他像他的朋友约翰·里德那样，对社会正义和平等有火一般的热情，而是他对社会管理得如此糟糕感到忍无可忍。费边主义搜集了很多统计数字，制定了周密细致的计划，强调自上而下的领导，这比那些心怀善意、提倡“好好政府”的改良主义者，比那些扔炸弹的好斗的工人，更符合李普曼的气质。他认为，社会必须要有组织，要制订计划，使用科学的方式方法。在一篇攻击“感情用事”的改良主义者的文章中，他抱怨说：“我们不能对美国健康肌体表面的每个小毛病都大张旗鼓地讨伐一番。”
李普曼赞成改革，他认为改革是一项“激进的建设性的计划”，但他认为，这种改革必须来自上层，而不是老百姓和那些行善者的胡闹。李普曼和斯蒂芬斯共事的这段经历，使他对普通人的智慧曾经有过的某种信任消失殆尽。他指责说：“如果认为人民具有所有的美德，如果这些美德并不表现出来，那也是别人的过错，”这种看法是“民主崇拜”的一种形式。政治民主“并不是表达人民才智的方式，正如它不是使人民获得才智的方式一样。”李普曼对无产阶级的积极性所持的这种怀疑态度，跟大城市进步党人的观点而不是社会党的观点更为合拍。李普曼抱怨社会党人贬低领导、吹捧大众，他们还坚持认为“积极性来自无名无姓的人民大众，”并指望所有的人都来信奉这种教条。
李普曼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这种嘲弄没有使他在社会党中的朋友感到烦扰。他们之中很多人和李普曼一样，对群众疑虑重重。由于李普曼常给《国际》和《号角》这样的杂志写社论，不少人请他去讲演和写文章。很多人预言，他在社会党里会很有发展前途。1911年圣诞节过后，社会党的忠实信徒们在杰西卡·芬奇优美高雅的精修女子学校里召开校际社会主义协会年会，李普曼是这个看起来颇有前途的协会的年轻有为的领导者之一。当时，美国有三十个城市的市长是社会党人。尤金·德布斯还打出社会党的旗号参加总统竞选。
在这些新一代的社会党政治家当中，有举止文雅的改良主义者里维尔德·乔治·伦恩。他以建立“良好政府”的口号，当选为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市市长。伦恩对搞政治不在行，对社会主义也摇摆不定。他想找个聪明能干的年轻人在斯克内克塔迪市给他当助手。希尔奎特向他介绍了李普曼。比起伦恩，李普曼对政治更是一窍不通，但对社会主义理论却满腹经纶，也想找个机会实践一下，而且，他对《人人》杂志的工作也厌倦了。李普曼向伦恩询问了一些关于工作的具体问题，决定去试试。他和伦恩在杰西卡·芬奇的学校一个空荡荡的教室里以同志式的方式握了手，然后，李普曼回到纽约第 80街的家中，收拾了几件衣物书籍。1912年元旦新市长就任时，李普曼也已经在伦恩办公室门外的桌子旁就位。
刚开始，工作还是蛮有意思的。和李普曼一起共事的约翰·梅西也是个年轻的社会党人，他和海伦·凯勒 63的老师安妮·沙利文结了婚。约翰·梅西答应让他妻子以前的学生海伦·凯勒 —也是一个热情的社会党人--来福利委员会工作。通用电器公司天才的工程师查尔斯·斯坦迈兹协助伦恩制定施政方针，纽约的一些知名的社会党人也前来帮忙。作为伦恩的助手，李普曼的工作是拟写发言稿，为市政府起草法令，会见选区的头子和工会领袖，向记者提供情况。这样干了两个月后，他以赞许的口气写给《大众》杂志的读者说：“我们清除了堆积如山的垃圾，润滑了很多生了锈的环节。”
但是，伦恩一俟清除了垃圾，便无所作为了。他明白，他之所以当选，并不是因为选民们拥护社会主义，而是想把那帮流氓骗子从政府中赶走。伦恩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承认；“在斯克内克塔迪市，我们不能取缔资本主义制度。”他担心与温和派疏远，便决定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比如开辟游乐场，提供廉价的冰块和煤，对牛奶实行检验制度等等，以此来取悦公众。这样一来，温和派是高兴了，但社会党人开始感到受了愚弄。他们原先指望伦恩接管公用事业和有轨电车，向权势阶层挑战，但事实证明，伦恩比他们原来想象的要胆怯得多，因此便批评他是个机会主义者。
李普曼敦促伦恩要大胆行事，但这位市长却纹丝不动。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李普曼十分灰心失望，最后决计洗手不干了。他对政客们十分反感，对那些选区里的阿谀奉承之辈、工会官员和溜须拍马的选民们更是腻味已极。这次，李普曼可算领教了搞政治的滋味，对耳闻目睹的东西异常反感。这次经历令人沮丧：选民们对社会主义并不热心，政府的运作方式令人厌倦。关于这次政治上的实践，李普曼写道：“这里杂乱无章的小事堆积如山，那些具体的事情分散了你的精力，使你心烦意乱，无法思索，而仅仅行使权力这一问题就把如何对待权力的设想排挤掉了。没完没了地写讲演稿使人讨厌那些顺手拈来但却是老生常谈的陈词滥调。”李普曼对选民和政府的整个机能感到愤怒，对伦恩背弃社会主义理论也感到恼火。李普曼尝到了干政治的滋味，发现它并不合自己的心意，便把自己对政治的这种厌恶上升成原则问题。
李普曼为了替自己突然离开斯克内克塔迪市一事开脱，便把责任推到伦恩身上。他指责这位市长不是献身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李普曼既然已经发起了对伦恩的攻击，便择其最弱点进行抨击。李普曼在纽约社会党的《号角》周刊上写道，这位市长的政府由于缩手缩脚的行动，缺乏大胆的计划和没有前进的方向”而陷于瘫痪。仅仅满足于改良，而不是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当我们从学校出来搞政治时，当我们寻求的是争取选票而不是改变人们的信仰时，其结果往往就是这种深刻而直接的教训。”李普曼这番话像是一个激进分子的言论。他警告人们说，社会主义者不能仅仅是改良主义者：“在激进的烈火之中进行改良是有教益的，而假装激进的改良却是死路一条。”
由于李普曼自己对社会主义的信条都疑心重重，这番话就显得十分可笑。但它却起到了预期的作用。它使社会党人的阵营发生了新的分裂。温和派的发言人莫里斯·希尔奎特指责李普曼不现实：社会党不能不顾人们的意愿，把他们硬拉向社会主义。希尔奎特预言，一些好斗分子“迟早会头脑清醒起来；其他—些人会因为厌倦而离开使人乏味的社会主义运动。”李普曼对这些指责不屑一顾。一个星期以后，他又反驳说，搞社会主义就不能乞求安逸，那些一心想要“精明地当好人的人应该断然回头，正视最基本的真理，……只有这样做，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才会把他们从小功小利中，从由不光明正大的道德所引起的自欺欺人之中拯救出来。”我们的同志必须把“社会主义自身的力量和来自外界的华而不实的胜利”区分开来。有好几个月，人们都在《号角》和其他社会主义观点的报刊上争论不休，激进分子支持李普曼，那些小心谨慎的人则替伦恩市长辩护。
1912年 5月，李普曼回到纽约时，希尔奎特这样一些铁杆社会党人对他的攻击仍然不绝于耳。他感到自己处于守势，但是他确信，离开斯克内克塔迪市是一个正确行动。他写信给格雷厄姆·沃拉斯说：“我在‘组织内部’竭尽全力进行战斗，但一无所获。当我发现政策和计划都已制定好了，……我便退了出来，并攻击那个政府。这使那些领导人物对我破口大骂。他们根本不听我的分析。有好几个星期，我都成了精心策划和尖刻激烈的攻击对象。”李普曼顽固地坚持说：“整个事件都是冲着我来的。我积攒了相当可观的信件，这些信都说我‘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但是，这样一种‘生涯’的唯一好处是有机会更为直接地理解一下政治，我确实感到高兴，因为我的政治生涯是如此之简短，我已经可以来做一个回顾了。”
没有多久，斯克内克塔迪市发生的事情使那些最坚定的社会党人也变得清醒了。约翰·梅西接替李普曼当了伦恩的助手，但是过了夏季，他和妻子以及海伦·凯勒一起辞职不干了。就是希尔奎特最后也退出了伦恩的班子，一同离开的还有为亲社会主义的《斯克内克塔迪公民报》撰稿的赫赫有名的本·亨利。最后，社会党把伦恩开除了。他投向民主党，在那里他愉快地继续他的事业。
李普曼二十二岁时已经是饱经风霜了：他在波士顿当了两个月的见习记者，与斯蒂芬斯共事一年，给《国际》杂志写政治专栏，在斯克内克塔迪市干了四个月，有了一些搞政治的实际经验，结识了更多的人，在报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表明他的见解已经为人们所知。自从 1909年以来，他就是费边社的正式成员，随身带着会员证，每月交一英镑会费。他也自认为自己是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在斯克内克塔迪市的经历使他怀疑，人们是否会准备接受看来十分必要的重大社会变革，他并以尖刻的语气写道：事实上“肥皂和社会主义”是否就是“中产阶级的时尚。”
社会党人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特权阶层”，但是正如李普曼后来写道：“我们看来总是像皮尔·吉内特 64跟无形的--无法看见却无处不在--的博伊吉 65搏斗一样。我们是在和毫无活力、死气沉沉的斯克内克塔迪市的公民们进行搏斗。”那时，李普曼就对“迟钝和无所用心的大众”以及专制的舆论表示担忧。李普曼就他在《人人》杂志的经历抱怨说：“比起阅读这份杂志的大众的恐惧对杂志的创见和坦率言论的破坏作用、阴暗心理和仇视程度，没有一种金融权力能比得上其十分之一。如果有一条新闻是由于对一家铁路公司或一家银行不敬而遭到禁止的话，那么就有九条新闻是由于公众的偏见而遭到撤销。”公众的“偏见”越来越使李普曼感到不安了。
将近四十年之后，李普曼的朋友伯纳德·贝伦森就李普曼对公众的这种不安情绪在他的日记中评论说：“如果沃尔特·李普曼有什么烦恼的话，那就是，他倾向于把政治当成一系列像几何学一样的问题来处理，而不能充分认识到：政治不仅仅包括抽象的善和恶，而且主要包括有关人的物质因素，不管是领导人还是大众。有了通情达理的人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变得理性而可行；但是如果只有惰性、急功近利的趋向和强烈的贪欲，那将一事无成。他们对至高无上的立法机构提出的议案大肆破坏，并且为所欲为地取消的这些议案。在沃尔特·李普曼身上，我不止一次地感觉到，他对这些问题感到不安，对那些不理会他的话的‘蠢人’到愤怒。”李普曼的不安从一开始就存在。
1911年冬和 1912年春发生的事情是令人沮丧的。到 6月，李普曼感到在纽约再也呆不下去了。他的父母到欧洲去了，把李普曼留在家中，和女仆们呆在一起。盛夏的热浪和好辩的社会党人使纽约的气氛令人窒息。李普曼从斯克内克塔迪市回到纽约不久，一个名叫米切尔·肯纳利的毛躁的英籍爱尔兰年轻人刚刚办了一家出版社，他叫李普曼写一本有关政治的小书。李普曼决定试试看。他叫上哈佛时的朋友艾尔弗雷德·布思·卡特纳一块儿，动身到缅因州偏远的森林中的兰加里湖畔，想在那里写一本关于异端邪说的小册子。
第五部分离经叛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那几年是逍遥自得的时光，一片歌舞升平。年轻人都相信，社会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人和社会都是可以尽善尽美的，邪恶是可以消除的。
传记片断，1959年
李普曼非常想写本书，但拿不太准究竟怎样表达自己的意思。他饱览了政治学的有关著作，但对大部分著作都不甚满意。与斯蒂芬斯共事一年使李普曼对改良主义者的信任锐减，在斯克内克塔迪市的经历也使他对社会主义大失所望。李普曼知道，在教育人们如何看待政治的方式方法上出了毛病。沃拉斯使李普曼认识到，把人强迫纳入知识分子的模式，把法律建立在抽象的正确与谬误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人们到底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的基础上，这种做法是徒劳无益的。李普曼的这位导师强调政治行为中不合理的成份，而不是强调议会和法规的作用，这在李普曼看来好像正对路子。他在 7月份给沃拉斯写信说：“我一直在写的大概是一本小册子，至少是一组文章。其中没有任何章节是为了把你的《政治中之人性》通俗化。” 李普曼在写他的文章、把他同斯蒂芬斯和社会党人一起工作时学到的东西加以阐述的时候，常常和他的同伴艾尔弗雷德·卡特纳一起讨论他的想法。卡特纳是个令人喜欢的同伴，他文质彬彬，殷勤随和，思想敏锐。他虽然对政治毫无兴趣，而宁肯作诗、写文艺评论，但却有一些有趣的见地。卡特纳由于精神压抑，好几次不得不退出大学。医生的传统疗法对他的病无能为力，他便求医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信徒 A·A·布里尔。当时，弗洛伊德学说在美国刚刚为人所知。卡特纳为这门新学科所吸引，他想方设法读了很多弗洛伊德的著作，接触了一些陌生的词汇，如“性欲”、“超我”、“把冲动压入潜意识”等等。由于当时弗洛伊德的任何著作都没译成英文，卡特纳便在布里尔的指导下，开始翻译弗洛伊德的经典著作《释梦》。
这样，1912年夏天，在缅因州边远森林中的木屋里，卡特纳开始翻译弗洛伊德的著作，其理论将会改变人们对潜意识的认识。就在咫尺之遥，李普曼则试图找出政治与人类的行为和需要经常发生矛盾的原因。每天晚上，他们都围坐在火炉旁，卡特纳向李普曼解释像“禁忌”、 “阈下”这样一些弗洛伊德使用的词语的意思。李普曼从中窥到了一种崭新的分析方法。由于政治是一种有关社会相互作用的体系，它也必须由控制其他社会行为的那种力量来加以控制。这种联系是明白无误的，但迄今为止还未曾有人把它们加以联系。弗洛伊德不仅把人们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且还从进步主义者关于人类永远向完美升华的理论中解放出来。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研究表明，为什么理性本身并不能够解释人类的行为。与此同时，弗洛伊德还提出感情是可以通过理性而表达的。这就是沃拉斯略知一二但并未真正掌握的理论。
李普曼写信给沃拉斯说；“您在新作中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了吗?好几个月来，我都在以极大的热忱研究他的理论。我对这种理论的认识就像人们当初对《物种起源》的看法一样!……我回过头来以一种好奇感重读了詹姆斯的一些著作，认识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定是个生气勃勃的时代。”李普曼很难遏制自己的激情。“在我所知的任何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关于智能的著作，关于美学的观点，关于儿童心理学的理论，第一次就人类行为，或者说，在人类创造和表达性格方面，勾画出—幅完整的图案。……这种理论几乎还未被运用到政治学上，尽管时而有些零零星星的文章提及这点。 ”李普曼正需要弗洛伊德的理论，借此给他的著作赋予一些新的观点。他异常激动地通读了他著作中的每个章节，把弗洛伊德的词语加到自己关于政治的议论之中。
夏天过后，李普曼带着完成了的手稿回到纽约。他去见的第一个人是林肯·斯蒂芬斯。斯蒂芬斯在他病入膏肓的妻子去世以后，便去漫游欧洲，现在刚刚归来，和他的得意门生约翰·里德一样，住在华盛顿广场旁边的公寓中。斯蒂芬斯对他的一位朋友说：“李普曼昨晚和我一起吃了晚饭，他的情绪高昂极了。”李普曼情绪如此之好是有充分理由的。米切尔·肯纳利抢着出版李普曼的著作，而且还打算在他办的《论坛》杂志上分三期连载这本书的部分章节。对一个刚满二十三岁的年轻人来说，这的确了不起。
1912年秋，卡特纳通读了李普曼那本书修改过的校样后，在给李普曼的信中表达了他的兴奋心情。他发现这本书“思想极为开阔”。他以前虽然听李普曼大略地讲过这本书的观点，但对书中大胆的措辞和无懈可击的逻辑论证感到欣喜。他写道：“我一直在想象那些将要同这本书发生抵触的是些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将会如何地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急于理解你的一个观点，同时又感到自己与这个观点毫不相干，他们只是在自鸣得意地翻过这一页时被他们不自觉的偏见左右了。”
李普曼的这部书于 1913年春出版。人们对书的评论足以使一个作者冲昏头脑，比如，“这是十年来所出版的同类小册子当中最优秀的一本，”“这是一个杰出的头脑，它把所面临的问题分析得精辟透彻，并举一反三，提出了新的见解；”“作者是最有生气最有头脑的反对传统主义者之一，他甚至已经成了美国政界的一颗新苗。”有一位评论家甚至预言说：“几年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讨论可能常常要插入‘如李普曼所说’这样的解释性句子。”
这本书不但写得简明扼要，而且优雅别致，是一部思想的集萃之作。李普曼几乎把他在大学里和毕业后所学到的东西都囊括无遗。该书从论述约翰 ·杜威 66关于社会变革的蓝图和赫伯特.克罗利的“新民族主义”开始，然后又加进了詹姆斯对经验的赞颂，贝格松 67的直觉论，尼采对意志的证实，韦尔斯的科学乌托邦主义，当然，也少不了弗洛伊德的很多观点。他在书中所写的并不是系统的理论，而是如他所说，是一篇《政治序论》。这本书出自年轻人的手笔，李普曼在书中提出了很多问题，但没有追根穷源；它表明了李普曼对新思想的敏锐性，但不是任何有条有理的哲学。后来，李普曼以半嘲弄的口气说道，这本书涉及“人类的几乎所有问题。”尽管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它结构严谨，具有洞察力，而且是离经叛道的。科彼教会了李普曼在文章中要把句子写得精练简朴，斯蒂芬斯则训练李普曼要严格遵循事实。
李普曼在这本精致地分为九小节的书中，对传统的进步主义中几乎所有领域都进行了攻击：选举改革、两党制、黑暗揭发，反托拉斯、自由竞争，等等。他认为，由于法律不重视人性这个因素，所以腐败的现象层出不穷，政治机构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向选民们提供了所需的服务。李普曼在书中使用的语言使许多进步主义者大为震惊。他写道：“坦慕尼俱乐部对人类的需要有着更清楚的认识，比起那帮提倡建立‘上流社会的良好政府’的改革家们所提出的方案，坦慕尼俱乐部更接近于一个理想政府。”传统的左派人士对人民的智慧大加赞颂时，李普曼却质疑多数人的专制，并呼吁管理阶层实行科学管理。他与詹姆斯遥相呼应，提出；“道德的裁决不能断定生活的价值，道德理论也不能说明本质的善良。”信仰是靠不住的。“传统仅仅是一个记录，是对我们前辈创造的习惯的机械模仿。”
这种说法确实使入耳目一新。《政治序论》一书使年轻的激进分子增强了对科学管理的信念，使他们对情感和经验更加坦率，他们更加钦佩领袖人物，反对十九世纪的道德观念，更加蔑视那些小城镇里的进步主义者所信奉的谨小慎微的改良主义。在那个时代，刚刚出现立体派、象征主义、精神分析学和工联主义这些东西，而李普曼则掌握了那个时代的脉搏。他成了一代人的代言人，这一代人不但用享乐而且用道德责任来否定老一代人的智慧。
然而，李普曼这本书的创见性并不在于大学生打碎偶像这一点，而在于它把弗洛伊德关于人的多重性格的理论应用到政治学方面。李普曼在攻击制裁卖淫和通奸的法律时写道：“我们必须对这些邪恶现象背后的力量善加利用，而不是力图粉碎它们。”李普曼偏离了诸如“禁忌”、“把冲动压入潜意识”、“阈下”这些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严谨概念，对它们进行了新的解释，使其成为解读他的政治理论的关键。他认为，“对于人们的冲动，我们必须加以引导，而不是禁锢。”必须向人民提供“使他们文明化的机会”，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和欲望。大部分法律，比如反对酗酒和卖淫的法律，都是力图禁止和处罚人们的冲动，而不是把它们重新引向更健全的目标。弗洛伊德关于阈下的观点则成了“为我们的感情冲动提供文明化趣味”的关键。
李普曼对弗洛伊德学说新颖的解释很快就传到了维也纳。这位心理学大师的英国信徒厄恩斯特·琼斯在宣传弗洛伊德学说的《伊玛卡》杂志上，对李普曼的著作进行了评论。他说，虽然关于政治学的著作“作为一个规律，很少引起精神分析学家的注目，”但李普曼的著作完全可以“被认为是把现代心理学的知识和见解应用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最令人惊异的尝试。”李普曼感兴趣的并不是弗洛伊德精神治疗的方法，而是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对于社会观念所起的解放作用。1915年李普曼在谈到弗洛伊德时写道：“当我把他的著作与我在学校里所学的心理学加以比较，或与用来反对他的大部分著作相比较时，我不能不感到，由于弗洛伊德对人们的启示，由于他坚定和智慧的头脑，他可以跻身于对人类思想具有卓越贡献的伟人之列。”几年以后，李普曼在维也纳见到了弗洛伊德。他邀请李普曼参加精神分析学协会的会议，还把他介绍给阿德勒 68和荣格［荣格（1875—1961），瑞士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译注］。
李普曼是凭想象来运用弗洛伊德的学说的。如果他对弗洛伊德的学说更熟悉，他可能会更加明智地加以运用。正如李普曼后来所承认的，他打算通过把托拉斯巨头引导到对社会有用的方面，从而“净化”他们的罪孽的方案是空想。而且，由于李普曼强调潜意识的作用，他趋向于赞同纯粹的非理性主义。格雷厄姆·沃拉斯对李普曼突然转向非理性主义颇为不悦，对这位原来的学生进行了温和的批评。李普曼对沃拉斯的意见极为尊重，到 1914年时，他便抛弃了尼采和伯格森的思想。
李普曼还抛弃了对社会主义的绵绵情意。他一方面在呼吁给予“不为人所注意的无声无息的大众”以正义，同时又严厉申斥他的很多社会党同伴是“命定的心术不正的空谈家”，他还在中央集权的政府中看到了“庞大的官僚暴政的萌芽，切斯特顿 69和贝洛克 70曾经称之为奴性国家。”李普曼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这样，社会主义对他来说就像是折衷主义那样的权宜之计。他说：“我们必须自由地在各种方案中进行选择，要一点社会主义，再加一点工团主义，保留资本主义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这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个大杂烩。毫不奇怪，李普曼遭到了社会党中的好斗分子的批评，他在两年之内也完全脱离了社会党。
如果说《政治序论》是一本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还不如说它是用格林威治村激进派的语言为布尔·穆斯的社会进步主义者唱的赞美诗。那年夏天，西奥多·罗斯福没有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便自己组织了布尔·穆斯党 71。李普曼的《政治序论》一书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版的。他向老罗斯福致意，称他是理想的美国政治家的“活样板”。正如老罗斯福对当时整个经济秩序的挑战仅仅是基于形式而非实质，李普曼的这本书与其说是对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攻击，还不如说是对奄奄待毙的维多利亚文化主宰者的抨击。它本身就是对桑塔亚纳曾经轻蔑的“上流传统”的反叛的完美表达。这本书于 1913年春天出版，正好赶上文化探索运动的浪潮。
对李普曼这样年轻的激进分子来说，世界在等待着新生，慈祥的上帝把工具交给了他们。年轻的批评家范·威科·布鲁克斯写道：“美国突然到处都是乱糟糟的。”吵吵闹闹的男女们一群群地聚集在格林威治村狭窄的街道上发表见解，寻找知己。他们的政治刊物是《大众》杂志。马克斯·伊斯门和约翰·里德对办这本杂志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他们开玩笑地宣布，这本杂志要“随心所欲地行事，它不想巴结任何人，即便是它的读者。”刚刚从科德角搬到纽约的普罗文斯敦剧院成了这些人的剧场，上演籍籍无名的尤金·奥尼尔的试验剧目。他们的画廊是在第 5大道 291号艾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美术馆，在那里，马蒂斯 72和塞扎纳［塞扎纳（1839—1906），法国印象派画家。——译注］举行了在美国的第一次展览，像马斯登·哈特利和乔治亚·奥基夫这样一些本地实验主义画家也在那里展出他们的作品；在这里，摄影成了艺术的工具。他们的饭馆是在麦克杜格尔街的波利餐厅，在那里，他们可以就着意大利面条和廉价的葡萄酒，整夜地辩论精神分析学和社会主义问题。这场文化革命的沙龙女主人梅布尔·道奇回忆说：“在 1913年那个年代，好像到处都没有什么隔阂，以前素不相识的人都混在一起。有着各种各样新的交往方式，也有很多新的交流。”那时，好像什么事可以办到，唯一的敌人就是传统观念和胆小怕事。
不管这些年轻的激进分子是象《大众》杂志爱开玩笑的编辑那样，相信马克思主义可以拯救社会，或者像哈里特·芒罗和艾米·洛厄尔那样，企图以诗文来拯救社会，或者像玛格丽特·桑格那样，要通过计划生育达到目的，他们都喜欢争辩，喜欢用惊人之语来表达意见。李普曼对此总结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没有比认识到这一点更重要的了。我们是争取一个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的动力。”
如果说一场文化运动有正式的起点的话，那么这场运动是 1913年 2月在纽约的第六十九团的军械仓库 73里开始的。美国人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欧洲野兽派色彩纷乱的作品、立体派的几何变形作品和印象派奇特想象力的作品。西奥多·罗斯福的话代表了很多人的观点，他说，他宁肯在浴室里铺纳瓦霍 74小地毯，但他也承认，一些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梅布尔·道奇对格特鲁德·斯坦 75说，军械库的画展是 1776年以来在美国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
梅布尔·道奇虽然从未写过一本政论书籍，也未创造过任何艺术品，但她却是一次世界大战前那几年美国文化探索运动的核心人物。她极其富有，精明能干，永远在追逐最新潮流。她在三十岁出头时已两度离婚，对呆在托斯卡纳堆满艺术品的别墅里已萌生倦意。她在那里置身于欧洲文化艺术品之中，还收集了大量格特鲁德·斯坦和利奥·斯坦 76的著作。1912年她回到纽约，在格林威治村时尚的北部的第 5大道 23号租了一套公寓。她把房里的木器全部漆成白色，安上水晶蜡烛台，铺上白熊皮地毯，然后开始接待激进分子中的名人贤达。她解释说：“我特别想见见那些头面人物，而不是我现在所收集的狗啊、或者玻璃器皿之类的东西，我要见人，重要的人。”她完全有资格这样做，她腰缠万贯，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还有吸引人的魅力。马克斯·伊斯门说，她身上有一种东西，“能够产生磁场，人们到那里就被吸引到两极，作出一些非常奇特的举动。人们都怒气冲冲、好争好辩，他们在一起争吵不休，互相反驳，纠缠不清，然后粗暴无礼地分道扬镳。但人们乐此而不疲，他们还回来，如此这般地再折腾一番。”
梅布尔·道奇用她无处挥发的精力，组织了一个小型的美国文化革命。参加者有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伯克曼；诗人埃德温·阿林顿·鲁宾逊和乔治·西尔维斯特·维雷克；贵族派头的社会主党人威廉·英格利希·沃林；来自世界工人国际（更多人叫它沃布里斯）的好斗的工运组织者比尔·海伍德；进步党人林肯·斯蒂芬斯、弗雷德里克·豪和阿莫斯·平肖；改良主义者玛格丽特·桑格和弗朗西丝·珀金斯；艺术家马斯登·哈特利、安德鲁·达斯伯格和乔·戴维森；爱动感情的激进分子哈钦斯·哈普古德，他常在鲍厄里街 77转，想在醉鬼中发现人才；小说家卡尔·范·维吉顿，他从哈莱姆黑人区带来了爵士乐队；无政府主义的《大众》杂志的编辑马克斯·伊斯门和弗洛伊德·德尔；还有几位前来寻欢作乐的社交界的女士们。
世界工人国际的人、主张妇女参政者、社会党人、提倡计划生育的人、自由派诗人和立体派画家，这些人在梅布尔漆得雪白的大房子里进进出出，常常在深更半夜还争论不休、大吃大喝。林肯·斯蒂芬斯回忆说，梅布尔家里什么人都有， “穷棒子、阔佬、志趣相投的工运人物、工贼、罢工者和失业者、画家、音乐家、记者、编辑、花花公子。这是在美国我所见到的绝无仅有的最成功的沙龙。”斯蒂芬斯和哈钦斯·哈普古德帮助梅布尔组织沙龙的活动。他们建议，梅布尔应为沙龙的讨论会定个题目，而不让人们在那里海阔天空地胡扯。这样，梅布尔便开始组织了她著名的夜谈会：无政府主义的夜谈会、精神分析学的夜谈会、新闻界的夜谈会，还有计划生育的夜谈会。
在斯蒂芬斯引见给梅布尔、帮她组织这些夜谈会的人当中，有他在《人人》杂志的年轻助手李普曼。那时，李普曼就以能言善辩、思想自由的社会党人和前途远大的作家逐步为人知晓。梅布尔为李普曼所倾倒，后来，她写到李普曼时说，她发现这位举止潇洒、衣饰讲究的年轻人“思想非常开放，……‘有哈佛风度’，教养很深，有自制力。他不讲废话，从不头脑发热，而是泰然自若，头脑冷静；他聪慧的眼睛里充满了高度的幽默感，闪耀着一个光芒四射的世界。”
李普曼是梅布尔家里 “年轻一代”中之佼佼者。这些年轻人都来自哈佛，他们之中有李普曼的伙伴艾尔弗雷德·卡特纳；有去过巴黎、并加入了格特鲁德·斯坦和利奥·斯坦的令人着迷的艺术圈子的李·西蒙森；有·罗伯特·艾德蒙·琼斯，他在梅布尔公寓后边的一间小屋里正在对美国的舞台设计进行一场革命；有性格鲁莽的年轻诗人兼记者约翰·里德。对梅布尔来说，人的活力比智力对她更有吸引力。瘦高个子、头发蓬乱的里德对她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位曾在哈佛玉米糊俱乐部举行的晚会上登台表演的人，现在已经成了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者。梅布尔发现，里德是她在夜谈会以外的余暇里求之不得的伴侣。里德很快就在第 5大道 23号梅布尔那儿过夜了。但里德是个靠不住的俘虏，梅布尔费了很大劲来拴住她这位年轻的情人。她常常求教于李普曼。李普曼衣着得体，这使得他看起来不那么粗壮，而且还显得老成持重，还有他习惯性的超然物外的派头，这使梅布尔十分敬佩，他“事事都有主见、胸有成竹，言论和思路非常精确。”有一次，李普曼告诫梅布尔说，如果她与里德在大庭广众之下到处露面，就甭想住进白宫。梅布尔大叫道：“我偏要去白宫住!”李普曼笑道： “咳，不可能。”
李普曼和梅布尔·道奇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李普曼自制力强、聪慧理智；梅布尔却是性格急躁、直觉力强。但他们居然情投意合、相互吸引。尽管李普曼对梅布尔毫无条理的头脑感到失望，但却钦佩她那种生气勃勃的劲头。梅布尔则对李普曼的学博识广和自制力印象极为深刻。梅布尔像他俩的朋友黑兹尔·艾伯森一样，也亲昵地把李普曼称作“佛爷”。梅布尔以有些夸张的口吻回顾说：“沃尔特长得块大体胖，但他给他的肥膘赋予了智慧的，因此看起来也不错。”梅布尔依靠李普曼在她混乱的沙龙和生活里建立了秩序，后来她就此写道：“我想，李普曼从未认识到他在我心目中多么重要。像大部分女人一样，在我的一生中，我都需要并渴望找到强有力的男人，他会对我负责，替我出主意。看来，李普曼大概是我可以真正指望的唯一的人。 ”
梅布尔寄望于李普曼的是，他能同情地倾听她跟那些个情人、无政府主义者和装修工人发生的没完没了的问题，而且，希望他能给夜谈会带来些秩序。在李普曼的建议下，梅布尔邀请了 A·A·布里尔来讲精神分析学。当时，几位外来的听客吵吵闹闹，对诸如儿童的性概念之类的问题嗤之以鼻。李普曼原来力主在这个讲座之后组织一个讨论会，但这些人一折腾，使李普曼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尽管如此，那天晚上的讲座还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美国为众人所知以前，梅布尔的沙龙是第一次进行这种讨论的地方之一。布里尔回顾说：“我在梅布尔那儿遇到的人中有激进分子、作家、艺术家和哲学家，他们当中一些人对我们时代的社会潮流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布里尔的讲座对许多与会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便是斯蒂芬斯这样的职业怀疑论者对自己的信念也产生了动摇。他后来写道：“我记得，当时我觉得，我在黑暗揭发的文章中把人描绘成恶人和善人的做法，以及我认为只要把事实和形势告诉人们，便可以说服他们改变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这些都是十分荒谬的。”
布里尔对梅布尔的影响极大，她竟然决定让布里尔对她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李普曼对梅布尔的这一决定无甚热情，他试图使梅布尔回到现实中来。他对梅布尔说：“你哪儿都不错，就是受教育不够，发挥不了你的才智。你的天资足够运作整个格林威治村五十年，你的经验足以装备一个团队。但是，你的缺点在于你对事物不会分门别类，所有这些使我想起了第 4大道的一家古董商店。”
李普曼不但对梅布尔这种混乱的概念，而且对她那种把毫不相干的人都弄到一起，然后坐山观虎斗的做法不满。梅布尔邀请世界工人国际的领袖比格·比尔·海伍德来一次夜谈会讨论暴力革命的问题，无政府主义的发起人埃玛·戈德曼和梅布尔的同志兼情人亚历山大·伯克曼也在场。伯克曼由于想暗杀钢铁大王亨利·克莱.弗里克而被捕入狱，不久前刚刚释放。他们两人从左翼的角度攻击比格·比尔；另一位叫威廉·英格利希·沃林的年轻人，他是个富有的作家，曾经去过俄国，见过列宁，并以此扬名，他则站在社会党右翼的立场上。那些集聚在梅布尔优美文雅的客厅里准备听激烈辩论的好脾气的人们很快就大失所望。比格·比尔喝点酒就头昏脑胀，讲不清世界工人工会国际的立场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有什么区别；戈德曼作了一个小学教师式的一本正经的讲演；沃林对这两个人的发言都假意奉承。李普曼想极力挽救这场夜谈，不断向海伍德提出表示同情的问题。但是，这位世界工人国际的领袖看来对他座位周围的一些年轻的社交女郎更有兴趣，对李普曼的问题仅仅答以含糊不清的喃喃数语。波利餐厅一位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厨师希鲍里特·哈夫尔对此大怒，喊道，“他们说起话来就像他妈的资产阶级一样!”
李普曼对这种杂乱无章的谈话再也无法忍受了。在卡特纳和西蒙森的支持下，他敦促梅布尔改变一下这样的夜谈会。李普曼说：“现在你有机会在这里干一些真正创新的事，你一定要从中搞出点名堂来，不要让它放任自流。你要铲除糟粕、建立秩序。”建立秩序虽然不是梅布尔的拿手好戏，但她还是尽力而为了。她在哈佛这些人的敦促下，发布了一项宣言，声明从此以后，夜谈会要有“更明确的方向，对人们的辩才、开会规矩和来宾邀请都要有所要求。”
但是，夜谈会对报界却未发出任何邀请。可是，当记者们发现梅布尔的夜谈会可以大作文章时，便穿上燕尾服，装扮成社会主义者，或穿上工装，打扮成工运组织者混进来。一次夜谈会上，埃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伯克曼正在讨论失业问题，李普曼发现了一群陌生人。他对这些人说：“这是一次私下聚会，没有邀请报界来。”说着，便把他们推向门口。第二天，报纸描绘了那天晚上的情况以取悦读者：穿夜礼服的女客，“黑色长发飘逸、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男人们，”穿着花呢衣服的“社会进步运动的成员们，”还有一个 “高大的年轻人，”他说聚会是为了讨论社会问题，“没有任何东西可供发表。”
李普曼对讨论会中的夸夸其谈、华而不实和效率低下很快就厌倦了，尽管如此，他在一段时间里却被激进运动的激情所吸引。当时，一位名叫弗兰克·坦南鲍姆的年轻的世界工人国际成员因为把无家可归者带进豪华的教堂避难而被判罪入狱。为此，李普曼在无政府主义者的黑旗引导之下，参加了在第 5大道举行的示威；在联合广场的群众大会上，他与海伍德、戈德曼、伯克曼、斯蒂芬斯和哈普古德一道发表演说。1913年春，李普曼还去帕特森给罢工的纺织工人演讲，参加世界工人国际与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政策辩论。厄普顿·辛克莱认为，在帕特森，他看见美国已经露出了革命的曙光。具有自我炫耀天才的约翰·里德也由于帕特森的罢工而被捕入狱，他当时正在写一篇关于罢工的报导。
里德被所见所闻激怒了，他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活报剧，再现了罢工中的主要事件：警察的干预、为一名被警察杀害的工人举行的葬礼、不时被《国际歌》声打断的群众大会等场面。博比·琼斯按戈登·克雷格 78的某一场狂欢表演的风格设计了场景。李普曼、卡特纳、埃迪·亨特，还有梅布尔、斯蒂芬斯和玛格丽特·桑格帮助组织大会。在 1913年 6月 7日那个隆重的日子，成千上万的罢工工人从帕特森乘渡轮渡过哈得逊河，游行穿过纽约的街道，到达麦迪逊广场公园。这是个辉煌的壮举，尽管这次行动所花的钱超过了它所挣的罢工基金。
在所有这些令人激动的活动中，李普曼都来往于纽约东部的高级住宅区和格林威治村之间。有时他与父母在古老呆板的维多利亚式的家里一起吃晚饭，有时和里德、斯蒂芬斯和伊斯门在梅布尔的沙龙里喝酒。在 1912年冬和 1913年春，李普曼在两种文化中摇摆不定，他既不能与家里完全断绝来往，也无法完全倒向另一方。舒适的生活和激进派的交流对他都是至关重要的。李普曼被一分为二：一个李普曼要加入民众，置身于单纯的激情之中，而不必自我意识。《政治序论》中有许多一笔带过的警句，他在其中一处写道；“人类社会的统计数字对了解人类的人才是有启发性的，我不相信与世隔绝的任何统计数字。”但另一个李普曼却又踌躇不前。他对梅布尔生活中的混乱状态越来越反感，而且对在鲍厄里街上来回溜达、想在醉鬼中寻找智者贤人的哈钦斯·哈普古德那样的人不屑一顾。李普曼是一个探索者，但对他来说，经验必须由非常精密的智慧筛子来过滤。在孩提时期，李普曼就学会了抵制那些可能带来痛害的事情来保护自己。表面看来，李普曼是个愤世嫉俗而富于幽默感的人，但在这背后，他却是另外一种人，时刻提防射来的暗箭。
李普曼情感之中的热烈奔放、甚至多愁善感，与常常在他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冷静与智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李普曼的朋友里德对他的这种气质有几行绝妙的描述：
……但是，假如有这么一个人，
他建立了一个世界，但却不享受任何乐趣——
他梦想一个渺茫、华丽、无边无际的世界，
但却遗漏了它五彩缤纷的生活——
他想让整个人类，还包括我，
为求证一个几何公理而跋涉——
如果有这样的人，人们会大笑，
如果这个人是李普曼，却无人会哭泣。
实际上，李普曼并不真的希望人们为几何求证而费力。但他也不能与人们一道前进，或者在辩论中不知所措。梅布尔·道奇把李普曼与思想片面的比尔·海伍德相比较，说道：“在辩论中，沃尔特从来不会失去观察力。他也许会对辩论失去热情，但绝不会失去理智。”李普曼与人交往生来就是小心翼翼，总是先试试深浅，然后或厕身入幕，或抽身引退。他笑容可掬，慷慨大度，他是这个群体之一员，但绝不完全归属于它。他总是置身于边缘，随时准备抽身引退。别人为之奋斗献身，他却在一旁观察分析。
李普曼的朋友们十分敬佩他。当他们有困难时，李普曼从来都是为他们慷慨地奉献心力。还是在哈佛念三年级时，他的一个朋友保罗·马里埃特身患癌症，在他临终前的那几个月里，李普曼几乎天天都去探望他。在他病逝后，李普曼为了纪念他，还把他的诗整理成册，并资助出版了这本诗集。李普曼是强者，很多人向他寻求帮助。李普曼大学时期的另一个朋友戴维·卡伯把自己写的一个剧题献给他。卡伯写道：“我觉得你对我真正想致力于文学充满信任和热情，我愿把这一切成就归功于你。你的信任是巨大的，对我来说，它是最令人鼓舞的东西，它将永不衰竭。从那以后，不论我做什么事，你对生活的预见、对知识的热情都在时刻激励着我。”卡伯在李普曼身上找到了与己相同的气质：对外来的伤害都十分敏感，但他们对危难的处理却不尽相同。1913年冬，卡伯写信给李普曼说：“就我们两人来说，你的遭遇和我不一样。你的痛苦很少是个人的，而我正相反。所以，我花费很多时间想预测可能的危险，或者力图原谅那些伤害了我的人。我们的感应程度是极不相同的。当你皮肉受苦时，你会更坚强，像斯巴达人那样些坚韧不拔，具有反抗精神；但是当我受到伤害时，我会悄然离去，不让人看见我的痛苦。在痛苦中，你会更坚强，而我却颓唐，这便是我们之间的区别，在情感方面的区别。”正如卡伯所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李普曼的坚韧、他在感情上与他人所保持的距离是一种自卫的形式。别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尽管他们不像卡伯那样理解它。
露西尔·艾尔萨斯是最不理解李普曼这种性格的人之一。沃尔特庄哈佛的头三年里，不停地给她写信，赞美社会主义、美和欢乐幸福，大部分信的内容都是如此。放假时，李普曼带她去跳舞、参加晚会。至少在李普曼看来，他们是一对情侣。但是，李普曼从未在大庭广众之下对露西尔表示爱情，甚至从来没有吻过她。露西尔的热情衰退了。1910年，她与一个比沃尔特大几岁，但气质完全不同的人结了婚。这个人叫霍勒斯·利夫莱特，是个颇为时髦的出版商和现代图书馆的创建人。
当李普曼得知这消息时勃然大怒，再也没有原谅露西尔。虽然李普曼参加了婚礼，但他拒绝去吻新娘。他对露西尔说：“这已经太晚了。”然后转身离去。两年以后，即 1912年春天，露西尔邀请李普曼去家里看看她新生的婴儿，想借此消除两人的隔阂。当时，李普曼刚刚与斯克内克塔迪市的社会党人分道扬镳。他对斯克内克塔迪市市长伦恩的失望，也许改变了他对露西尔的邀请的反应，但他的回答是冷淡的。他回答说：“你的邀请使我进退两难。我到你那里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两人的分离是注定的了。你和我一样清楚，这是无可挽回的了。 ”露西尔劝他说，过去的事就算了。李普曼的回答是防卫性的，他责备她具有“令人惊异的能力，完全肯定你自己是高尚、人道的，而我却是渺小虚伪之徒。”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便不复存在了。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来往。几年之后，他俩有一次在纽约港的码头上相遇，李普曼故意没看见她，至少露西尔是这样认为的。
当李普曼认为自己遭到别人冷遇时，他总是把伤害他的人从他的生活中排除出去，以保护自己。李普曼的这种自我保护也许使他能够“沉着全面地观察世界，”但这对他也和对桑塔亚纳一样，是“他与普通人的共同愿望之间一个可悲的障碍。”李普曼希望分享这些愿望，接近他所关心的人民，表示他常常感到的爱慕之心，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的感情是以概念化的理想主义形式表现的。有一天，梅布尔·道奇问李普曼： “沃尔特，你爱的是什么?”李普曼迅速答道：“活生生的世界。”这个回答是高尚的，但又是抽象、甚至是故意回避问题的。热爱整个世界的人常常与组成这一世界的普通人发生矛盾。
即便李普曼不是一个十足的民主主义者，他也是个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他醉心于一个更完美的世界的理想。哈钦斯.哈普古德对李普曼有点嫉妒之心，认为他自命不凡，但也发现，李普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个月， “对社会充满了青春的遐想。”李普曼的思想急剧变化。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当时沉迷于“一些必要的反传统主义的思想之中。”现在，他想干一些更富有建设性的事情。那年 5月份，正当人们忙着张罗帕特森活报剧时，李普曼认为他必须离开这里，去把自己的思想整理成文。他在给格雷厄姆·沃拉斯的信中写道，他想找一个乡间小舍，“那里安静雅然，能游泳，打网球，而且价钱适中。”英国萨里的沃金村便是这样一个地方。1913年 6月 5日，在壮观的帕特森活报剧大游行的前两天，李普曼与卡特纳一块儿乘船去了英国。
第六部分名望声誉
从事公共事务报道的记者不能对自己的名誉视而不见。因为名誉不仅是为了满足虚荣心。为了了解世界，你必须要与一些人交往，而你的名誉则是与他们交往的唯一途径。
——日记，1914年 7月 5日
沃拉斯在英国萨里县为李普曼物色了一所价格便宜的小客店。李普曼除了每天下午游游泳，打打网球以外，整天都在那里埋头著书。差不多每隔一个星期，他就和卡特纳坐火车去伦敦看戏，逛书店，或者与沃拉斯和他的朋友们一道喝茶。在沃拉斯那里，李普曼遇见了一些他在大学时为之倾倒的作家，也碰见了和自己一样有教养的、献身于改变世界的激进分子，比如像范·威科·布鲁克斯这样的人。布鲁克斯比李普曼早几年到哈佛学习，当时，他写了《美国时代的到来》一书，由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那年夏天，李普曼给布鲁克斯写信说：“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十分希望这是我们之间关系的开端。我们对美国的看法完全一致。我的确愿意与我们之中的这样的人建立交流：他们风华正茂，都在探讨同样的难题，都想看透同样的迷雾。”
李普曼和卡特纳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远足之后，10月底回到纽约。这时，李普曼觉得有点无所事事。他偶尔也给《纽约时报》和社会主义观点的《新评论》写文章，但这些报刊的读者却不令他满意。正当他筹划下一步行动时，演出家俱乐部意外地邀请他去赴午宴。这是个艺术家和文学家活动的上流俱乐部，请柬是赫伯特·克罗利发出的。李普曼从未见过此人，但是此人对李普曼的政治观点影响极大。
几年前，克罗利发表了影响巨大的政论著作《美国生活之前途》，在美国一举成名。克罗利在书中把他对于改革的热情和正直的道德观念结合起来，抨击了过时的社会进步主义的主要观点，比如杰斐逊［杰斐逊（1743—1826），1801—1809年任美国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他主张自由发展小农经济，反对奴隶制和议会选举制度。——译注］主义关于自由竞争的教条，关于建立软弱的中央集权政府的观点，以及政府不干预工商业的政策。克罗利说，“机会均等、不搞特权”都是陈词滥调，它只会使强者受益。因为实行政府不干预工商业的制度，强者总是剥削弱者。只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控制并公平合理地分配工业资本的利润。克罗利与进步主义运动中的平民党派别分道扬镳了。他认为，削弱联邦政府、实行公民投票和罢免权这类机械的选举改革、解散高效率的托拉斯、用消费者的钱扶植小企业，或者认为政府管得愈少愈好，凡此种种，都纠正不了美国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
克罗利认为，企业向大规模发展是势在必行。思想守旧的人留恋过去那种人人都有自己的小作坊的小康光景，但是大企业并不会因此不复存在。佘尔曼反托拉斯法［1890年由哈里森政府颁布，规定任何企业的合并，都不能以托拉斯或其他类似形式出现。——译注］旨在把大企业划分成许多小的、“相互竞争”的企业，以消除垄断的弊病，但这在克罗利看来是过时的、不经济的、也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强大力量即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遏制工业资本的力量。克罗利坚持认为，如果一个政府要尽其职责而不至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御用工具，它必须由一位坚强有力的、高瞻远瞩的领袖人物来领导。这种思想正中西奥多·罗斯福下怀。他认为这充分表达了他自己的一些粗略想法。1910年夏，他在堪萨斯州奥萨瓦托米城作了一个气势磅礴的演讲，毫不含糊地接受了克罗利的“新民族主义”。
李普曼的《政治序论》一书也受了克罗利的影响。它呼吁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扩大联邦政府，管制垄断企业以符合公众利益。像克罗利这样声名显赫的人邀请李普曼共进午餐，这对他来说是绝无仅有的荣誉。李普曼对此也感到迷惑不解，在去格拉莫西公园的电车上，他琢磨着如何应付这一不寻常的会面。当李普曼走进金碧辉煌、四周挂满著名演员剧照的俱乐部，他一眼就认出了坐在角落里的克罗利。克罗利已年逾四十，他很不自然地和年轻的客人握了握手，然后引他去餐厅入座。他们拘谨地就天气略为寒喧了几句，然后，羞涩谦卑的克罗利就开门见山地提出了问题。
克罗利说，他和另外一些人准备办一个杂志，这本周刊要报导政治和艺术的消息，传播“建设性的民族主义”思想。威拉德·斯特雷特和他夫人多萝西将为此提供资金。他的夫人属于惠特尼家族［威廉·惠特尼（1841—1904），美国金融家和民主党领袖，1885—1889年间任海军部长。——译注］，她从标准石油公司的开采专利受益数百万美元。斯特雷特是摩根财团的一个银行家，他在任美国驻满洲［指我国东北三省。——译注］领事时攒下了钱。他协助在异教的中国传播资本主义和基督教思想，现在热衷于使美国在国际上承担义务。斯特雷特对妻子说：“别人把钱捐给教堂或医院，而你要用你的财产传播你的思想。”起初，斯特雷特夫妇想在华盛顿办一所学校，把年轻人训练成外交官。但当他们读了克罗利的书以后，认为美国最需要的是一本宣扬新民族主义的杂志。当然，这本杂志要由克罗利本人来办。
克罗利说服斯特雷特夫妇拿出杂志四年所需的资金，并要他们不要干涉杂志社论的内容。克罗利为杂志找到了可靠的财源后，便着手招募编辑人员。他需要的人必须写文章既快又好，对社会主义有点同情之心，又是属于“可信赖的人”，而且必须年轻志壮、任劳任怨。克罗利十分欣赏李普曼的《政治序论》一书。他们相见时，克罗利发现李普曼正是他合作的理想人物。他在餐桌上许诺说，这份新杂志关系直通罗斯福，资金来源可靠，宣传布尔·穆斯进步党人的观点，李普曼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它可以使李普曼与名人交往，并为他提供一个讲坛，其影响范围要远远超出坚信社会主义的人们。李普曼的周薪是六十美元，这对他来说是绰绰有余了。李普曼欣然接受了这个差事。
克罗利对找到李普曼这样的人十分满意。他在给勒尼德·汉德法官的信中说：“正如你所说，李普曼集老练与天真于一身。他写出《政治序论》这样一本书，这对一个刚从学校毕业三年的人来说不失为一件惊人之举。但不管他是否会成为一个政治哲学家，他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政治记者。我不知道哪儿才能找到有这样多才能的人选。这几天，我都把他请来，看他是否符合我所有的要求。虽然他应了解更多的东西，但他的学识已经十分广博了。而且，他整个的价值观念是无懈可击的。”克罗利补充说：“李普曼对自己的不当之处有着真实的感觉和认识，知道要如何确保改正甚至是确保尊严；而克服自己不当之处的能力几乎是一个从事政治报导的记者最优秀的品质。”他们要出版的是一本不当的杂志，克罗利承诺说：“我们要向法庭上那些老法官的袍子底下，或向更高的阶层扔几个鞭炮。”
克罗利为了放好这一炮，组成了一个兼收并蓄的班子。他们之中有独来独往的黑暗揭发者沃尔特·韦尔，他写了一本名为《新民主》的书，其观点介乎社会党人和罗斯福的进步党之间；有弗朗西斯·哈克特，他在《芝加哥晚邮报》上创办了富于想象的书评副刊；有菲利普·利特尔，他是克罗利在哈佛的老朋友，他将在这杂志上主持每周书评；有从瓦萨女子学院刚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夏洛特·拉迪亚德，她将担任编辑部助理。当时任纽约市南区联邦法院法官、后来当上了权力极大的全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的勒尼德·汉德，也为新杂志出谋划策，偶尔也写写社论。汉德是克罗利的老朋友，也是克罗利在新罕布什尔州科尼什艺术中心消夏时的邻居。他给克罗利介绍了他的一位得意门生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弗兰克福特三十一岁，是来自维也纳的移民，当时正在哈佛法学院教书。他来后不久便大显身手。他给杂志撰稿、充当法律顾问，还参加编委会议。克罗利为了进一步充实人员，又找来两位年轻的经济学家乔治·索尔和阿尔文·约翰逊。
这家杂志的组织工作十分松散，仅仅在理论上虚设一些规定。李普曼后来解释说：“大家都不愿干多少编辑工作，谁也不愿伏案太久，总得有个地方给那些工作没有条理的人呆。”李普曼本人工作极有条理，但眼下这种状况使他既可以呆在家里写文章，也有空给其他杂志投稿。李普曼在杂志工作的头两年里，定期给社会主义观点的《大都会》月刊撰稿，还抽空写了一本关于对外政策的著作。李普曼说，这种轻松的工作环境意味着“一个不堪造就的自由撰稿人也可以参加进来干一阵子，搞搞编辑工作或制订编辑方针，然后溜之大吉，不影响任何人、任何事。”
这本杂志虽然已经有了一帮初出茅庐的编辑记者，斯特雷特夫妇又提供了可靠的财政支持，但还没有命名。克罗利想管它叫《民族》，但有一家杂志也叫这个名字，它从埃德温·戈德金［埃德温·戈德金（1831—1902），美国进步作家兼编辑，生于爱尔兰，1856年移居美国，是《民族》杂志的创办人。是哈佛大学戈德金演讲基金会的捐款人。——译注］发起改革运动之后便慢慢成了一份老好人的世俗杂志，而且在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手中也一直没有恢复原气。作为第二种选择，他们决定把杂志命名为《共和》，尽管这种名称有点柏拉图式的色彩，不很令人满意。正当他们着手为杂志命名时，他们又发现，波士顿有一位政治家，名叫菲茨杰拉德，绰号为“心爱的菲茨”，他是一位未来总统［这里是指美国第三十五届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译注］的祖父，此人已经为民主党的忠实信徒出版了一本名为《共和》的杂志。他们不得已，又在“共和”二字前面加上个“新”字，照李普曼的话说，“他们并不喜欢这一名字中隐喻着的乌托邦主义。”这样，杂志就被命名为《新共和》，后来证明，这个名字差强人意，因为这本杂志的对象是热心于公共事业的上流人物，H·G·韦尔斯曾把这些人称为“新共和党人”。
克罗利决心把杂志办得既体面又有影响。他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试验铅字型号，剪贴杂志校
样。结果，他设计了一种清秀整洁、引人注目的样式。这种样式后来成为杂志形式的样板。斯特雷特夫妇为了保证杂志雇员的舒适，买下了位于第 9和第 10大道之间的西 21街 421号克罗利的房子。这是一座四层的砖楼，隔壁是一所收养性格古怪的女孩的养育院，街对面是一所神学院。他们在楼里布置了一个汗牛充栋的图书馆，里面有皮制大沙发，有英国和欧洲最新出版的杂志。楼里有一个厨房，他们雇了一个法国厨师为大家做午餐。楼里还有一个镶有护墙板的餐厅，编辑们可以在这里招待来访的名人。这里倒挺像个俱乐部，根本见不到印刷机的油墨。克罗利在给勒尼德·汉德的信中写道：“我恐怕，我对《新共和》杂志的期望使它的老板多萝西花了成千上万元钱。……但是她将从这个杂志中得到一些教益，我亦如此。我想，你和其他人也是这样。”多萝西这个后台老板娘的确慷慨大度。尽管杂志总是亏本，她除了在一次大战期间一个短暂的时间以外，从未用金钱来控制社论的方针。斯特雷特夫妇在四十年时间里，平均每年为《新共和》补贴十万美元。
克罗利思想坚定、品行端正、目的明确。他说：“我们应该激进，但不是社会主义式的；我们的整个政策应该是注重实效而不是空谈理论。”一些有异议的人问克罗利，既然杂志的后台是华尔街的老板，还有一大群公司的律师、经理和法官来出谋划策，这份杂志能有多激进呢。克罗利答道，不太激进。这些人是罗斯福式的进步党人，他们信奉强有力的领导、公民义务、对大企业进行管制、以及对工人和穷人予以更多的同情的政策。改良是他们阻止破坏性变革的一种方式。
李普曼对《新共和》杂志和他的同事们是再满意不过了。他的工作受人尊重，薪水也不少，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作，而且能与有名望的人密切合作。1914年冬天，李普曼给范·威科·布鲁克斯写信说：“明年秋季，我们在这里要办一份周刊，一份有思想性的周刊。它的资金已不成问题，有二十万元，这简直是老天爷显灵了。先生，一个奇迹的时代刚刚开始。”李普曼解释说，杂志的内容是“美国式的，但要老成理智，具有批评性。”他敦促布鲁克斯给杂志撰稿，并且把自己当成“我们当中的一员”。这份杂志的目的是要“把美国式的思想注入到美国式的情感之中。”换句话说，要成为民族文化主义的载体。李普曼强调说：“我们不是党派的工具，不必要从事枯燥的宣传。我们的方向是社会主义，但在方式、措辞和志向方面却不必如此。如果要找一个代表我们理想的词的话，我想是人文主义，这与博爱主义根本不同。”这份杂志的人文主义观点将包括“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关系、崇高的幻想与生活中的实际局限之间的关系的真正意识。”李普曼几乎一本正经地告诉布鲁克斯说，他希望这份杂志的每一页都使‘美国式生活的幽默感、远见卓识和音容笑貌跃然纸上。而且，它要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要以上述方式向人们指出一个更有条理的、正如韦尔斯所说，一个更加开阔的生活秩序。”
李普曼在探索“更加开阔的生活秩序”的同时，会见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之中有些人，当李普曼还是一个黑暗揭发者和社会主义者时就已曾相识。其中有些人已是腰缠万贯，很多人也已声名远扬，但很少有人仍然还是激进分子。他们是有教养的进步党人，有西奥多·罗斯福式的高尚行为。李普曼通过斯蒂芬斯认识了像汤姆·约翰逊、弗里蒙特，奥尔德、简·亚当斯这样一些改良主义者。克罗利和斯特雷特夫妇向李普曼打开了通向金融界上层和国家政治的大门。李普曼通过他们，不但认识了勒尼德·汉德，而且还认识了未来最高法院院长路易斯·D·布兰代斯，后来给胡佛当财政部长的共和党政治家奥格登·米尔斯，还有后来帮助伍德罗·威尔逊崛起的律师乔治·鲁布利。
李普曼十分注意与这些人的交往，因为他们能够给他以教益，并有能力对他奖掖提携。现在，李普曼认为，一个人的声望大小不在于他是否能说服大众，而在于他是否能与一言九鼎的人物建立联系。李普曼感到，激进分子生活在策划、许诺和吹牛的小天地里。他想从《大众》、《号角》杂志的禁锢之中脱出身来，离开那些忠实的信徒和职业鼓动家们。
后来，大人物都来找李普曼交朋友。而在他二十四岁时，他却踏破铁鞋寻找大人物为伍。他干事不声不响，但却是个胸怀壮志的年轻人，他用自己的智慧与魅力，与勒尼德·汉德、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这样一些老一辈的人建立了关系。后来他又认识了豪斯上校和牛顿·贝克这样一些人。但是，正如李普曼对待斯蒂芬斯那样，他也向这些人挑战，向他们表明，他是他们自己年轻时的有魅力、甚至是理想化的形象翻版。在这个热情、早熟，还有点羞怯的年轻记者身上，他们看到了一个值得他们自我对照的门徒。
在李普曼所交往的名人当中，西奥多·罗斯福是他最为敬仰钦佩的人。李普曼在他的书中写道，老罗斯福是他心目中政治家的楷模，“是第一位接受新的社会思想的总统。”人们都记得，老罗斯福是个沙文主义者，他把古巴当成儿戏，他还侵占了哥伦比亚的巴拿马，在那里开凿运河，但是好几代人对老罗斯福都有一种热情，这是令人惊异的。但不管怎样，老罗斯福是进步党人心目中的英雄。老罗斯福爱夸夸其谈、好争善辩，而且沉迷于狩猎，大丈夫气十足，但他是个改良主义者、是个著书修史的知识分子。他敢于打破陈规旧习，请黑人到白宫去，任命了一个犹太人当他的内阁成员。他为实行福利政策奠定了基础，建立了国家公园体制。他宣称，私有财产要接受“社会的普遍权利对其使用的管理，这种使用是根据公众不同程度需要而决定的。”这种观点使保守主义者大为震惊。许多年以后，李普曼写道，
罗斯福是第一位知道美国已经成熟了的总统。美国不但不再是欧洲的殖民地，不再是西方文明边缘不成熟的国家，而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罗斯福是认识到这一点的第一个人，他认识到美国在这种情况下的义务，危险和影响。他也是第一个使美国在精神与物质方面为这一不可避免的命运做好准备的人。 ……他第一个清楚地认识到必须有意识地寻求并保持国家的安定和社会正义。……在移民定居和不受限制的扩张时代结束以后，美国式生活的诺言只能靠全国的努力来实现。西奥多·罗斯福开始把美国人的思想纳入他们在二十世纪的必经之路。
1901年，当麦金莱［威廉·麦金莱（1843—1901），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1901年被暗杀。 ——译注］被暗杀后，四十二岁的罗斯福当上了总统。三年后他再度当选。但是在 1908年，老罗斯福却让位于他的弟子威廉·霍华德·塔夫脱。1912年时，老罗斯福准备再度问鼎白宫，但塔夫脱愈发恋栈总统宝座，不肯让贤。而且，共和党的党魁们认为老罗斯福容易惹是生非，甚至激进到了危险的地步，因此还是提名塔夫脱为总统候选人。罗斯福勃然大怒，毅然退出了共和党大会，带着自己的一帮人，组成了他的布尔·穆斯进步党。他对一群欣喜若狂的人们说：“我们现在站在阿莫盖登［圣经故事：在上帝最后审判日之前，善恶势力大决战的战场。——译注］，为上帝而战。”成千上万的人踊跃加入进步党人的社会改良运动。后来，堪萨斯的出版商威廉·艾伦·怀特说：“罗斯福的讲话使我热血沸腾，我为他简直如痴如狂。”此话代表了许多进步党人的心声。1912年秋，李普曼在麦迪逊广场的花园里听老罗斯福讲演时，也有些头脑发热。后来，李普曼与大多数他所敬佩的大人物都分道扬镳了，与罗斯福亦不例外。尽管如此，照李普曼自己的话说，他从来都是“一个十足的英雄崇拜者。”六十年以后，李普曼对他的一位朋友说，在他所结识的所有的美国总统中——他与十二位美国总统有私人交往——他只钦佩一个人，那就是“特迪［特迪是考罗斯福的爱称。——译注］·罗斯福，我十分爱戴他。”
老罗斯福在竞选中干得很出色，他在共和党人当中比在位总统塔夫脱多得了七十万张选票。但是，他在三人大选中败给了伍德罗·威尔逊。为了恢复精力，老罗斯福去巴西亚马逊河，在那儿猎鳄鱼，后来还得了热带恶性疟疾。在巴西，他博览群书，其中有一本是《政治序论》。这本书对传统主义猛烈抨击，对老罗斯福大加赞扬。老罗斯福对此颇为欣赏，他给李普曼写了封信，向他祝贺。李普曼简直是受宠若惊。他向老罗斯福指出：“您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我能写这本书要归功于您。因此，我热切期待您的指教。”
李普曼受到老罗斯福的恭贺，十分得意，愈发希望会见这位伟人。1914年春，他终于达到了目的。精疲力竭的罗斯福结束巴西之行后回到纽约，邀请李普曼和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在哈佛俱乐部共进早餐。老罗斯福对他的热心崇拜者透露说，他想在 1916年与威尔逊竞争总统职位，但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他要制定一个对工运问题的政策。当时，劳工方面和资方已经剑拔弩张，工人罢工，资本家封闭工厂，警察血腥弹压，国家已经陷于瘫痪。在西弗吉尼亚，联合矿工协会与公司的卫队打得难分难解。在科罗拉多州，洛克菲勒家族拥有的矿山工人罢工，发生了“鲁德雷矿区事件”，很多矿工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惨遭杀害。李普曼曾经写过许多关于工运问题的文章，他自愿为罗斯福起草一份关于工运问题的纲领。这时，老罗斯福从餐桌旁边站起来，紧紧握住李普曼的手，对他说，他们现在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了。当李普曼离开哈佛俱乐部，走到熙熙攘攘的街上时，他感到自己又跨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几星期之后，李普曼隐居到缅因州，专心致力于老罗斯福的工运政策，并为他写的新书做校对工作。当时正值 5月中旬，李普曼的《新共和》同事们纷纷去乡间别墅避暑。克罗利和菲利普·利特尔去新罕布什尔，韦尔去纽约州的伍德斯托克。他们将在 11月出版《新共和》。李普曼在缅因州森林里的塞巴斯克的小舍中，为老罗斯福起草了一份关于工运的政策纲领。李普曼劝告老罗斯福支持最低工资限额和赞同有组织的工会，“不管它多么不成熟，”以期达到工业民主。李普曼和罗斯福一样，是同情工会的。因为他相信，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将防止暴力和无政府主义。他告诉老罗斯福，强大的工运是防止美国出现引起暴乱危险的“阶级结构”的唯一方式。
李普曼为老罗斯福搞的工运纲领，实际上是他刚刚写完的一部书里有关工运部分的节选。他在前一年夏天在英国就开始动笔，并决定把这本书取名为《放任与驾驭》。李普曼在书中写道：“唯有组织起来的工会能够傲立于美国和一个持久不变、俯首听命的阶级之间。建立工会，这与拓荒者当年把文明带到荒漠的努力不相上下。组织工会是反对工业资本弱肉强食、争取民主生活的第一次微弱的努力。”李普曼承认，这种努力并不总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 “人们正在为工业自主的开端而战斗。……他们鄙视工贼，这是不足为怪的。这种鄙视是公正的。工贼根本不像有时人们所描绘的那样是独立自主、爱好自由的人，而是民主国家经济基础的叛徒。”李普曼对工运的态度，在当时是够激进的。几个月以后，当《放任与驾驭》出版时，李普曼在工会问题上的激进立场是这本书中唯一使人惊异的东西。
李普曼在缅因州的森林里处于与自我封闭的状态。差不多在整个 6月份，他都在给他的新著最后润色。他给勒尼德·汉德写信说：“我整天都在读校样。这比读那些法庭证词、写出我对社会主义的想法、读法国革命史都更令人乏味。每天我都劈两次木柴，还要打蚊子。”到 6月底，李普曼完成了校对工作，准备动身去欧洲，为《新共和》物色撰稿人。当时，《政治序论》刚刚在英国出版，李普曼也想趁此行之机尽可能地扩大一下该书的影响，然后去瑞
士徒步游阿尔卑斯山。
李普曼与汉德法官和弗朗西斯·哈克特在科尼岛上过了一夜之后，于 1914年 7月 2日乘“波罗的海号”去欧洲。他在日记中这样描写了科尼岛的游乐园：“这个地方缺乏性感。”只是在横渡大西洋的一个星期里，李普曼才有空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他在早先的日记中曾写道： “自我意识中的疲倦和厌恶之情使我无法提笔写日记。我不喜欢那种面对无限广阔的世界喃喃自语式的日记。而且，我碰见的事情，以及我对这些事情的感觉，对我来说并不是如此宝贵，以致非详细记录下来不可。”尽管如此，李普曼还是把日记坚持了下去：
我常常后悔没有及时记下很多谈话、会议的情况，以及我耳闻目睹的人和事。比如，我很早以前与普里查德［西蒙斯学院的艺术史教员。——译注］的谈话就未能记录下来，他使我对绘画发生了兴趣。还有在威廉·詹姆斯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我与他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与桑塔亚纳、H·G·韦尔斯、格雷厄姆·沃拉斯、约翰·霍布森［约翰·霍布森（1858—1940），英国经济学家。——译注］等人，以及其他几十名国内外的文学家、政治家、宣传鼓动家之间的联系，当时都未能记录下来。我不希望失去这些记忆。我现在常常愿意回想往事：与肯尼思·亨特和费利克斯·科尔通宵达旦的长谈，与卡特纳和李·西蒙森在山野间和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漫步。我愿意珍藏记忆中宝贵的东西，在莫斯科和挪威、爱尔兰和里维埃拉［法国和意大利交界的一个地方。——译注］度过的日子，在梅里麦克河畔［马萨诸塞州的一条河，艾伯森的农庄就在河畔。——译注］日丽霞蔚的生活，那些骑马穿过伯克郡的长途跋涉，在利多海滩的嬉戏……
李普曼现在已经翻过了他生活中的一页：他疏远了激进分子；不再当自由撰稿人，有了固定职业；他从一个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变成了左翼进步党人；他的来自下城的朋友们也变成了来自上城的一批新朋友。这时，李普曼仍然认为自己是个激进分子，但却是独立、“可靠”的激进分子。他在脑子里是这样想的。7月份，在去英国的船上，他在日记中写道，他的两本著作“都是序论性的。后来我认识到，这两本书是极不完备的。我把它们作为初步尝试，从未对它们寄予多大希望。但这两本书不仅仅明确和陈述了一些思想，它们使我开始具备要写出这两本书所必要的经验。”经验是功名之母，其他任何事情都与功名息息相关。他意味深长地补充说，“从事公共事务报导的记者不能对自己的名誉视而不见。因为名誉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为了了解世界，你必须要与一些人交往，而你的名誉则是与他们交往的唯一途径。”
李普曼在英国与人交往的重要途径是通过格雷厄姆·沃拉斯。他到达海马基特后面的加兰饭店，刚刚放下旅行箱，便直奔海格特去见他的老师。沃拉斯当时刚刚写完一本书，四年前李普曼在哈佛第一次遇到他时，他已经开始在写了。此书取名为《伟大社会》，意指禁锢的城邦以外的广阔世界，那里既没有资产阶级的实利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而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在哈佛的政治讨论会上，李普曼的思想对沃拉斯影响极大。现在，沃拉斯不但把这本书题献给他昔日的学生，而且还在书首加上一封致李普曼的信。沃拉斯指出，他的前一本著作反对十九世纪的唯理智论，而《伟大社会》一书却旨在“反对二十世纪某些反理智论的形式。”他向李普曼暗示说，《政治序论》一书有点过份渲染了非理性主义。他彬彬有礼地向李普曼提出，《伟大社会》一书中的思想可能“对你写《政治序论》一书的续本有所裨益。你的朋友们正在期待着它的出版。 ”
李普曼受到比他年长三十岁的老师的赞赏，自然颇为得意。他接到沃拉斯寄给他的《伟大社会》的样本后写回信说：“我当时并没有想到您还会这样对待我。我能与您的工作有所联系，这种机会带来的意义是空前的。我深知您希望我以何种方式对您表示敬意：做一名‘真理的开拓者’。这句话是在哈佛时，您把《政治中之人性》一书赠予我时，题签在那本书上的。我将铭记您的教诲。”李普曼还说：“作为一个一事无成的人，我不配接受您的礼物；但作为学生，我可以从老师您那儿接受它。”
李普曼早先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使他对沃拉斯十分倾心。后来，虽然李普曼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大大降低，但在以后二十多年里，他一直与沃拉斯保持来往。1932年沃拉斯死后，李普曼在给他的妻子奥德丽·沃拉斯的信中说；“他是我认识的最伟大的老师。是他使我领悟了生活在这个‘伟大社会’中人类的困难。我对他的敬重之情深似海、高如天。这里，我的身份是沃拉斯的学生，而非任何其他，什么人也不能占有这一称号。但他对我来说，绝非仅仅是老师，他是我生活中所遇到的最友善、最博学的人。 ”
李普曼在缅因州的森林里处于与自我封闭的状态。差不多在整个 6月份，他都在给他的新著最后润色。他给勒尼德·汉德写信说：“我整天都在读校样。这比读那些法庭证词、写出我对社会主义的想法、读法国革命史都更令人乏味。每天我都劈两次木柴，还要打蚊子。”到 6月底，李普曼完成了校对工作，准备动身去欧洲，为《新共和》物色撰稿人。当时，《政治序论》刚刚在英国出版，李普曼也想趁此行之机尽可能地扩大一下该书的影响，然后去瑞士徒步游阿尔卑斯山。
李普曼与汉德法官和弗朗西斯·哈克特在科尼岛上过了一夜之后，于 1914年 7月 2日乘“波罗的海号”去欧洲。他在日记中这样描写了科尼岛的游乐园：“这个地方缺乏性感。”只是在横渡大西洋的一个星期里，李普曼才有空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他在早先的日记中曾写道： “自我意识中的疲倦和厌恶之情使我无法提笔写日记。我不喜欢那种面对无限广阔的世界喃喃自语式的日记。而且，我碰见的事情，以及我对这些事情的感觉，对我来说并不是如此宝贵，以致非详细记录下来不可。”尽管如此，李普曼还是把日记坚持了下去：
我常常后悔没有及时记下很多谈话、会议的情况，以及我耳闻目睹的人和事。比如，我很早以前与普里查德［西蒙斯学院的艺术史教员。——译注］的谈话就未能记录下来，他使我对绘画发生了兴趣。还有在威廉·詹姆斯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我与他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与桑塔亚纳、H·G·韦尔斯、格雷厄姆·沃拉斯、约翰·霍布森［约翰·霍布森（1858—1940），英国经济学家。——译注］等人，以及其他几十名国内外的文学家、政治家、宣传鼓动家之间的联系，当时都未能记录下来。我不希望失去这些记忆。我现在常常愿意回想往事：与肯尼思·亨特和费利克斯·科尔通宵达旦的长谈，与卡特纳和李·西蒙森在山野间和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漫步。我愿意珍藏记忆中宝贵的东西，在莫斯科和挪威、爱尔兰和里维埃拉［法国和意大利交界的一个地方。——译注］度过的日子，在梅里麦克河畔［马萨诸塞州的一条河，艾伯森的农庄就在河畔。 ——译注］日丽霞蔚的生活，那些骑马穿过伯克郡的长途跋涉，在利多海滩的嬉戏……
李普曼现在已经翻过了他生活中的一页：他疏远了激进分子；不再当自由撰稿人，有了固定职业；他从一个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变成了左翼进步党人；他的来自下城的朋友们也变成了来自上城的一批新朋友。这时，李普曼仍然认为自己是个激进分子，但却是独立、“可靠”的激进分子。他在脑子里是这样想的。7月份，在去英国的船上，他在日记中写道，他的两本著作“都是序论性的。后来我认识到，这两本书是极不完备的。我把它们作为初步尝试，从未对它们寄予多大希望。但这两本书不仅仅明确和陈述了一些思想，它们使我开始具备要写出这两本书所必要的经验。”经验是功名之母，其他任何事情都与功名息息相关。他意味深长地补充说，“从事公共事务报导的记者不能对自己的名誉视而不见。因为名誉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为了了解世界，你必须要与一些人交往，而你的名誉则是与他们交往的唯一途径。”
李普曼在英国与人交往的重要途径是通过格雷厄姆·沃拉斯。他到达海马基特后面的加兰饭店，刚刚放下旅行箱，便直奔海格特去见他的老师。沃拉斯当时刚刚写完一本书，四年前李普曼在哈佛第一次遇到他时，他已经开始在写了。此书取名为《伟大社会》，意指禁锢的城邦以外的广阔世界，那里既没有资产阶级的实利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而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在哈佛的政治讨论会上，李普曼的思想对沃拉斯影响极大。现在，沃拉斯不但把这本书题献给他昔日的学生，而且还在书首加上一封致李普曼的信。沃拉斯指出，他的前一本著作反对十九世纪的唯理智论，而《伟大社会》一书却旨在“反对二十世纪某些反理智论的形式。”他向李普曼暗示说，《政治序论》一书有点过份渲染了非理性主义。他彬彬有礼地向李普曼提出，《伟大社会》一书中的思想可能“对你写《政治序论》一书的续本有所裨益。你的朋友们正在期待着它的出版。 ”
李普曼受到比他年长三十岁的老师的赞赏，自然颇为得意。他接到沃拉斯寄给他的《伟大社会》的样本后写回信说：“我当时并没有想到您还会这样对待我。我能与您的工作有所联系，这种机会带来的意义是空前的。我深知您希望我以何种方式对您表示敬意：做一名‘真理的开拓者’。这句话是在哈佛时，您把《政治中之人性》一书赠予我时，题签在那本书上的。我将铭记您的教诲。”李普曼还说：“作为一个一事无成的人，我不配接受您的礼物；但作为学生，我可以从老师您那儿接受它。”
李普曼早先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使他对沃拉斯十分倾心。后来，虽然李普曼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大大降低，但在以后二十多年里，他一直与沃拉斯保持来往。1932年沃拉斯死后，李普曼在给他的妻子奥德丽·沃拉斯的信中说；“他是我认识的最伟大的老师。是他使我领悟了生活在这个‘伟大社会’中人类的困难。我对他的敬重之情深似海、高如天。这里，我的身份是沃拉斯的学生，而非任何其他，什么人也不能占有这一称号。但他对我来说，绝非仅仅是老师，他是我生活中所遇到的最友善、最博学的人。 ”
李普曼通过沃拉斯结识了费边社的领袖人物、如比阿特丽斯·韦布和西德尼·韦布、肖伯纳以及最令人难忘的 H·G·韦尔斯。韦尔斯是英国最多产和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他是科学幻想小说的鼻祖，也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当时，韦尔斯已经与费边主义者分道扬镳了，并在他的《新马基雅维里主义》一书中讽刺挖苦韦布夫妇，正如他激烈攻击沃拉斯一样。但对整整一代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来说，韦尔斯却是一个大彻大悟者。范·威科·布鲁克斯回忆说，从韦尔斯身上，“人们可以感到十九世纪已经寿终正寝，一个充满希望与冒险的新世纪开始了。……年轻人对这位幻想小说大师如醉如痴，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是过去时代的产物，而是未来的创造者。”
李普曼在哈佛时，便对韦尔斯有敬畏之感。韦尔斯呼吁人们摒弃过时的旧秩序，建立一个 “新共和国”。这个 “新共和国”将由优秀的男女们，也就是他所说的“理性的武士们”来领导，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现在，李普曼终于来到了民族自由俱乐部。俱乐部的吸烟室里烟雾腾腾，一张张小桌子周围坐满了人，用大英帝国里的各种口音互相交谈。这里，人们与他们慕名已久的作家相对而坐，谈论文学和政治问题。韦尔斯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一会儿讲抽象的理论，一会儿又对费边社的人冷嘲热讽。范·威科·布鲁克斯来到时，很不好意思地被人介绍给大家。后来他写道：“韦尔斯满脸通红，像得了哮喘病似的，用有点伦敦佬的腔调尖叫着。他滔滔不绝的话语犹如春天冰消雪融时泛滥的河水。他就是站在那里，看起来也像是一个中风病发作的人。面对这种情况，我也非常激动，几乎说不出话来。”
韦尔斯发现李普曼非常吸引人，年纪轻轻，但又老练成熟。他把李普曼引见给他的一些朋友：阿诺德·贝内特、G·K·切斯特顿、希莱尔·贝洛克和弗兰克·哈里斯［弗兰克·哈里斯（1856—1931），英—美作家。——译注］等。韦尔斯还把李普曼介绍给他刚刚搞上手的情妇——年轻美貌的塞西莉·费尔菲尔德。但她希望人们叫她丽贝卡·韦斯特，这是易卜生一个剧里女主角的名字。李普曼被她迷住了，请她从伦敦为《新共和》写她所感兴趣的任何有关文艺的文章。此外，李普曼还从韦尔斯、沃拉斯、艾尔弗雷德·齐默恩、肖伯纳、詹姆斯·布赖斯、休·沃波尔、约翰·霍布森、和 H·N·布雷斯福德那里为《新共和》约了一批稿子。为了了解英国政治和文化，李普曼以年薪一千美元聘请《印度政治家》杂志前编辑 S·K·拉特克利夫做《新共和》驻英正式记者。《新共和》杂志“民族主义”的意识极强，尽管如此，它却大量刊载英国人的稿件。在杂志出版的头一年，四分之一的署名文章都来自英国，但这样做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合适。文化到底是国际性的，反对僵化思想和顽固特权的战斗是没有国界的。
李普曼和许多费边主义者和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常常在圣马丁街丹·赖德的书店里逗留很长时间。赖德是李普曼的出版商米切尔·肯内利在伦敦的代理商，他把李普曼介绍给一些著名和有抱负的作家。这些人常常顺路来书店浏览一下，喝杯茶。赖德对范·威科·布鲁克斯说： “李普曼真是个了不起的年轻人，他每天干的事比全英格兰的人干的事都多。他每天的活动安排就像列车时刻表那样有条不紊。”赖德把李普曼引见给在英国出版《政治序论》的费希尔·昂温。他告诉李普曼说，《政治序论》在英国的销路不怎么好。7月 13日，李普曼在日记中写道：“我对此事根本不介意，也许这是因为英国对我来说是虚幻的东西。但主要是因为我对《政治序论》已感到厌倦了。”不管李普曼对《政治序论》是否厌倦，当昂温决定出版他的新著《放任与驾驭》时，他是颇为高兴的。
李普曼在这个夏天结交了很多人，其中有《泰晤士报》编辑杰弗里·道森，知名记者威克姆·斯蒂德；抨击帝国主义的批评家约翰·霍布森，有艾兹拉·庞德，李普曼发现他是个“病容满面，有些神经质和自大狂的人，自命不凡到使人无法忍受的程度”；有“长得很怪”的利顿·斯特雷奇 79；其中最重要的有比阿特丽斯·韦布和西德尼·韦布。韦布夫妇是不知疲倦的空谈家，顽固的自以为是者，喋喋不休的道德说教者。他们为了拯救那些不屑一顾的穷棒子和从内部瓦解资本主义，奉献了全部身心，对此他们坚信不移，并不计任何物质报酬。韦尔斯曾试图控制费边社，但未能成功。事后，他写了一篇惟妙惟肖的讽刺文章来嘲笑韦布夫妇，但这丝毫未能动摇他们那种至高无上的自信心。他们的目标专一，即造就“最完美的人”，以健全的原则来治理社会。韦布夫妇的“最完美的人”，也就是韦尔斯的“社会工程师”的代名词。他们对工党半信半疑，而宁愿通过他们创办的两个著名机构《新政治家》报和伦敦经济学院，来动摇资本主义制度。不管在反对者的眼中他们是多么荒唐可笑，但他们的确是无所畏惧和尽心尽力的。李普曼找了几个关系，便得到韦布夫妇的邀请，到格罗夫纳街的住所去访问他们。
1914年 7月的一二天下午，佣人把李普曼带进了一所白色的、没有什么装饰，也不怎么特别雅致的房子。韦布热情地接待了他。李普曼在 7月 14日的日记中写道：“韦布是个矮得可笑的人，长着个肥胖多毛的大脑袋，奇怪的鹰钩鼻子和一双有力的长手。”李普曼和韦布讨论了《新共和》杂志、威尔逊蹩脚的对墨西哥政策、沃拉斯的新作，以及不留情面的韦尔斯对韦布夫妇的恶毒攻击。李普曼在日记中写道：“韦布夫人大概有些过于开诚布公了，但这是极其高尚的。”李普曼发现他们夫妇“真心实意地想避免争执，”甚至对韦尔斯还有些钦佩之心。“他们看上去像是两个社会主义道德的楷模，而不是无缘无故的闹事者。韦布夫妇修养极好，喜好社交活动，人情味浓，而且对社会贡献良多。我离开韦布夫妇时，对社会上流行的对他们的诋毁异常愤怒。”
李普曼在会见费边社的创始人韦布夫妇几天以后，便与沃拉斯一道乘火车去英格兰西北的湖区，参加费边主义者一年一度的夏季聚会。在凯齐克村，李普曼在一个夏令营地遇见了一百多名不同年龄和各式各样的费边主义者。他写道：“他们之中有十几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和在校生；有气质不同的中产阶级教授；有一位离经叛道的议会议员，他也可能是个教授，有一帮漂亮的姑娘，但大部分人—太多的人 --是些不伦不类的老年妇女。”用比阿特丽斯·韦布尖刻的话来说，她们“发现这个地方十分迷人，又不要花很多钱。”
尽管这里有不少不相干的人，但是整个聚会看来开得十分激动人心。年轻的 G·D·H·科尔 80试图使费边社脱离韦布夫妇而奉献给基尔特社会主义，即“行会社会主义”。科尔一帮人对韦布的集体主义思想中所强调的强有力的国家体制表示担心，希望由工人来管理工厂。在凯齐克村，科尔一帮人横冲直撞，他们在村里的广场上唱革命歌曲，开讨论会时当众诘难发言人，在有入呼吁会场秩序时耀武扬威地退出会场。科尔这群人鼓吹通过全面罢工来拯救社会。李普曼在 7月 20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们“坐在会场后排。坐在前排的肖伯纳、韦布和其他那些通情达理、和蔼仁慈、开诚布公的费边社元老们呼吁遵守会场秩序，而他们却对此嗤之以鼻。”
会后，李普曼和肖伯纳一起步行回旅馆。在门口，他与这位戏剧大师聊了近一个小时。李普曼从大学时期起，对《支配命运的人》的作者就一直有敬畏之心。现在，他想知道肖伯纳对弗洛伊德以及新近提出的精神分析理论的看法。可是肖伯纳对这些毫无兴趣，而是想讨论一下汽车。肖伯纳自己有辆特别漂亮、闪闪发光的赛车，他开着这辆车来到会场时，非常惹眼。在李普曼与肖伯纳谈话时，陆陆续续又聚来一些人。这个夜晚结束前，肖伯纳当众表演了一下他模仿方言的天才。肖伯纳的这种天份在他的新作《皮格马利翁》中居然大获成功，成了当时伦敦戏剧界轰动一时的佳作。李普曼问是否真的能像亨利，希金斯 81那样，能从人们的言谈话语中知道他们来自何处。肖伯纳回答说：“一点儿不错，我可以分辨出来自爱尔兰任何一个县的人。 ”说罢，他用许多不同的方言，独自模仿了一段七嘴八舌的对话。聚在门口的这帮社会主义者无不为这位艺术大师的表演欢呼喝彩。
第二天，李普曼真碰到了愿意与他讨论弗洛伊德的人。在回伦敦的火车上，他与伦纳德·伍尔夫［英国经济评论家，著名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丈夫。——译注］坐在一个车厢里。他们一下子就聊了起来，一连谈了几个小时，直到火车到达伦敦。伍尔夫后来写文章谈起这个与他同车的年轻人时说：“我当时对李普曼日后的功名并无预感。但他作为一个人，我很喜欢他。我认为他既聪明又敏感。”伍尔夫对他与李普曼的谈话如此投机十分震惊，特别是当他们发现彼此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颇有兴趣时，更是如此。“当你突然发现一个智力非凡的人，他以一种开诚布公的方式，马上抓住问题实质与你进行探讨时，你那种意想不到的激动心情是十分难得的。”这里，伍尔夫把年轻的李普曼给他人的印象稍加描述：情感炽烈、有洞察力、老练成熟、为人爽快。这次会面以后，他们没见过面。直到三十年代中期，在伦敦一位女主人西比尔·科尔法克斯那里，两人再次见面。但这时，他们已无共同语言。李普曼结束在英国的工作以后，就准备到瑞士的山野里进行为期两周的徒步旅行。但他万万没有料到，那年夏天在奥匈帝国发生的事件会影响他的休假。6月底，皇储斐迪南被暗杀，7月下旬，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俄国威胁说，如果奥地利进攻塞尔维亚，它就要对奥宣战；德、法、英也可能为履行对各自盟国的诺言而参战。可以肯定说，上述事件对李普曼在英国所遇见的社会贤达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他们照样辩论工团主义的优点，谴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哀叹划分为阶级的社会制度，提倡给印度和爱尔兰以自由。
7月 27日，法国为了与俄国一道支持其盟国，进行了战争动员。与此同时，李普曼与他的一位哈佛时期的朋友哈罗德·斯特恩斯一起渡过了英吉利海峡。李普曼于 29日到达布鲁塞尔时，奥匈帝国已经对塞尔维亚宣战，德国威胁说，它要站在奥匈帝国一边，俄国人则发出警告，说要保卫塞尔维亚人。李普曼在日记中潦草地写着：“欧战迫在眉睫。在布鲁塞尔，人们惊恐万状，纷纷去银行挤兑，银行信用荡然无存。”人们看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李普曼给沃拉斯写信说：“我神经紧张，不停地买报。火车站上挤满了怒气冲冲的人们，带着各式各样的行李。昨天，我乘火车从奥斯坦德出发，我发现说德语真有点儿危险。……今晚，我从这里直接去瑞士但李普曼根本没到瑞士。在火车站上，人们告诉李普曼边境已经关闭。他焦急不安地动身返回英国，在火车轮渡上呆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李普曼抵达伦敦时，心神不定，精疲力竭，直奔沃拉斯家。沃拉斯夫妇把他安顿在客房里睡觉。
8月 1日，德国拒绝了尊重比利时中立的呼吁。那天下午，巴黎和柏林分别发出了总动员令。几小时之后，德国对俄宣战。不可想象的事终于发生了。奄奄待毙的奥匈帝国里发生的一件纠缠不清的王室事件导致了一场席卷欧洲的战争。第二天早上，当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后，李普曼给弗兰克福特发了一封信。
亲爱的费利克斯：
这时给你写信，真不吉利。一小时之前，我们得知德国已经对俄宣战。毫无疑问，我们不久也会得到法国参战的消息。沃拉斯和霍布森，吉尔伯特·默里 82、霍布豪斯 83和其他一些人试图想活跃一下气氛，但这只不过是碰碰运气罢了。大家坐在那儿，面面相觑，或说点蠢话开心。与此同时，人人心里都明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制止这场可怕的大崩溃。
任何其他事情都不能与之相比。思想、书本都显得无足轻重了。所有的舆论和民主期望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今天怎么都无影无踪了呢?这一切都被无情地粉碎了。
我们在请愿书上签了名。今天下午，我们将去特拉法加广场游行，所有的人都义愤填膺。就我们对战争的态度，有些事使我真想去扼死德国人。……
这里没什么可“看”的，只有惊恐不安的人在买那些经过严格新闻检查的新闻电讯稿。你可以感到金融恐慌。但人们力所能及的只是耐心等待。杰克·里德当年对墨西哥托雷翁战役的报导感到厌倦。现在我可以理解这一点了。这场战争是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最悲惨的事件，但我们力所能及的，仅仅是每二十四小时看到两行路透社的新闻文体的电讯稿。
8月 2日，李普曼伍特拉法加广场听了基尔·哈迪 84和 H·N·海因德曼对一大群反战的人发表的演说。对他们的讲话不时有人报以讥讽嘲笑，还有人唱《上帝保佑女王》。李普曼那天晚上在日记里写道：“我被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所笼罩，感到战争一定要打，那么越早越好。” 第二天，李普曼又来到民族自由俱乐部。韦布夫妇也在那里，还有《哈泼斯》周刊的诺曼·哈普古德，以及拉特克利夫和齐默恩。韦布夫妇突然沉默不语了。比阿特丽斯说：“我们对外交事务没有任何见解，对此一窍不通。”后来，李普曼遇到了约翰·霍布森，他刚刚听了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宣布说，英国将援助法国。霍布森气愤地说：“我们将为欧洲的野蛮化，为法国复仇而打仗。”
第二天，即 8月 4日，星期二，英国进行了战争动员，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那天夜里，当李普曼与费边主义者在下院门口等候，议会宣布英国参战。5号，李普曼接到正在欧洲旅行的父母发来的电报，说他们现在正在瑞士，安然无恙，他心中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那天，李普曼在日记中写道：“在克服了对父母的担忧焦虑之后，我又恢复了判断力。”突然爆发的战争动摇了李普曼心目中的那个世界的尊严，使他认识到，他对社会所知甚少。“在这场战争中我的作用是要了解世界政治，培养对国家事务和军事方面的兴趣，摆脱那种仅仅致力于解决地方问题的旧的自由主义。我们虽然不能全部摒弃那些东西，但既然我们为文明所作的全部努力都被置于冷酷无情的命运之中，我们别无他择。”从此，李普曼便开始了他一生所致力的外交事务。
李普曼一些持和平主义观点的朋友反对英国对德宣战，另外一些朋友却责骂德国人。而他却冷静地提出了一连串问题。8月 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打算把我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整理一下；（1）为什么我要写这篇文章；（2）消息来源；（3）对战争起因的推测；（4）危机在日常生活中的迹象；（5）战争与其他问题的联系；（6）战时人物；（7）展望战争的解决方式。”这便是他这篇日记的结尾。
李普曼在伦敦继续逗留。而在夏天与他一起打网球的英国青年则踊跃报名参军，但他们是九死一生。8月底，李普曼的父母从日内瓦来到伦敦，身无分文，因为他们无法兑换旅行支票。9月 16日，举行同沃拉斯夫妇的告别晚宴，但是没有想到他们要在四年以后才能再次见面。沃拉斯给李普曼写了一个短笺，派人送到他乘坐的“亚得里亚海号”邮船上，文中写道： “‘亚得里亚海号’还未起航，但我就好像要与你告别了。在我所有沉闷压抑的生活当中，我愿意想到你。你风华正茂、德才兼备、决心使人类有组织的生活富有意义和目的。”
一周后，李普曼回到纽约，战争给他的震惊慢慢平息下来了。
第七部分自知之明
一个人必须确定他的工作是什么，然后持之以恒。我知道我不是宣传鼓动家。
——李普曼致厄普顿·辛克莱，1914年 5月 6日
李普曼回到纽约，正赶上为《新共和》杂志的出版助一臂之力。当时紧张的筹备工作已接近尾声。整个 10月份，西 21街编辑部的灯光通宵达旦。李普曼、克罗利、韦尔和其他一些人在那里匆忙地将第一期的稿件确定下来，并且还要解决出版和发行中的琐碎的技术问题。10月末，杂志开印的前一周，李普曼在给沃拉斯的信中说：“办杂志的准备工作极其艰巨。我开始更清楚地认识到为什么行政官员们没有时间思考问题，而经常思考问题的人又不能治理国家。” 《新共和》的创刊号于 1914年 11月 7日出版，当时世界大战已经进行了三个月，这一情况是编辑们未曾料及的。李普曼在他的第一篇社论中问道：“现在谁还有心思去画画儿、或者写战争题材以外的诗呢?谁还想研究语言的涵义或者探索事物的构成方式呢?”他深信美国卷入战争是无济于事的。他认为“思想是制止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制造一把战刀和一把犁铧需要同样多的技术；但选择犁铧而非战刀则需要对人类的价值观念有深刻的理解。”这条忠告合情合理，但是编辑们不知道人们是否在倾听。这个杂志旨在触及读者的灵魂，用克罗利的话来说，就是要“在他们的信念中引起一点波动。”可是开始的时候，邮订表上只有九百个订户，而且大部分都是友人。谁愿意买那种为有教养的改革家们办的杂志呢? 11月底，李普曼到纽黑文 85观看哈佛——耶鲁田径赛。他的同伴弗雷达·柯奇韦回忆说，李普曼下午大部分时间都在各报刊亭了解《新共和》的发行。后来，《新共和》的销路有了好转，不出三个月，它的销售量达到每周两千五百份，1918年底战争结束时则达到每周四万余份。
这个杂志版面安排巧妙，时间性又很强，它的观点既非激进，又比自由派的思想左，足以激动人心。它吸引了一些自由主义者，这些人认为政府有义务确保最基本的经济和社会正义，并且非常赞成在艺术上进行有限制的实验。《新共和》的口号是采取温和的立场和承担社会义务。它成了那些最严肃和最富于创见的思想家们用英文发表自己观点的论坛。《新共和》问世后的第一年里，就以登载这类人的文章为其特色。查尔斯·比德尔、约翰·杜威、詹姆斯·哈维·鲁宾逊、乔治·桑塔亚纳、拉尔夫·巴顿·佩里、林肯·科尔克德、西奥多·德莱赛以及年轻的批评家范·威科·布鲁克斯和伦道夫·伯恩 86，都在《新共和》上发表过文章。《新共和》远销大西洋彼岸，并吸引了一批投稿人，如 H·G·韦尔斯、诺曼 ·安吉尔 87、哈罗德·拉斯基 88、詹姆斯，布赖斯，肖伯纳，格雷厄姆·沃拉斯，以及常驻伦敦记者 S·K·拉特克利夫、H·N·布雷斯福德和丽贝卡·韦斯特。该杂志的文艺专栏在弗朗西斯·哈克特的领导下，为有些一文不名的诗人提供了版面，如艾米·洛厄尔、康拉德·艾肯、艾伦·西格、埃德温·阿林顿·鲁宾逊和罗伯特·弗罗斯特。弗罗斯特的《雇员之死》就是首先发表在《新共和》上的。李普曼也为他的哈佛朋友们做了件好事，他邀请李·西蒙森撰写美术评论、海勒姆·莫德韦尔写音乐评论、艾尔弗雷德·卡特纳写有关精神分析学的文章、肯尼思·麦高恩写影评，约翰·里德则写被压迫者的苦难。
文章的高质量和编辑的大手笔使《新共和》名声日隆。《新共和》在抨击与调和、实际与幻想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它倾向于庄重，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职责，发表了一些美国最佳社论和批评文章。最高法院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是第一批订户之一，十九岁的埃德蒙·威尔逊 89也不例外；西奥多·罗斯福认为这家杂志办得出色，查尔斯 ·比尔德和约翰·杜威则是热心的投稿人。这些不同类型的人被《新共和》的政治观点所吸引，这种观点把进步论中更诱人的方面和天才统治论者所强调的智慧和领导结合在一起。
《新共和》的办刊方针很投罗斯福之所好。在编辑们的鼓励下，他把这家杂志看成是自己重返白宫的一块跳板。克罗利、斯特雷特和李普曼对他大加奉承，似乎他们在国内改革方面与他颇有同感，而且极力鼓动他再次竞选总统。《新共和》的前几期上颂扬罗斯福的文章比比皆是。
老罗斯福对《新共和》奉行的这种非常识时务的路线很满意。1914年 11月底，他邀请克罗利、韦尔和李普曼到他濒临牡蛎湾的住所共进晚餐，并在那里过夜。他在那间大陈列室里接待过许多政治家和艺术家，现在他又在此请克罗利他们看他在非洲旅行时射杀并已剥制好的猎物标本，以及他和德国皇帝在阅兵时拍的照片。他那晚话特别多，喋喋不休地讲了很长时间，谈他的旅行，谈正在进行的战争以及他领导下的进步主义的灿烂前景。李普曼回忆说，老罗斯福“就像清晨两点钟的雏菊一样生气勃勃。沃尔特·韦尔仍像往常一样机敏，只是克罗利在椅子上打起瞌睡来。”李普曼几次想叫醒克罗利，都被老罗斯福阻止了，“不，不要叫醒他，让他睡吧。”说完，他又若无其事地独自讲开了。最后，老罗斯福自己也疲倦了，于是他让客人们去休息。次日，李普曼告诉梅布尔·道奇： “昨天我在牡蛎湾和罗斯福共度了一个夜晚。我愈发热爱这个人了。 ”
李普曼的这种浪漫情绪如癫似狂，但基础却不稳固。他不主张独立于权威，因此，只有当他愿意做个和事佬时，这种情绪才能保持下去。然而不久，他对罗斯福的崇拜就受到了一次考验。《新共和》办了还不到一个月，编辑们就与老罗斯福发生了第一次争执。事端是威尔逊总统决定就美国和墨西哥在维拉克鲁斯港发生的一点小摩擦 90向墨西哥军政府寻衅。他想教训一下那些拉丁美洲人，好让他们“选举善人执政”，于是便派遣了一支美国军队，越境追剿潘乔·比利亚 91的部队，并企图颠覆军政府。罗斯福对这次武装干涉并无异议，其实他只嫌干涉得还不够。正如李普曼后来所评论的，他还因为比利亚的部队所犯下的每一个罪行而指责威尔逊干涉不力--从比利亚将军的酩酊大醉到对“在墨西哥发生的奸污修女事件所应负的个人责任”。
《新共和》的人其实并不赞成威尔逊的干涉行动，但同时也认为他们的英雄——罗斯福做得有点太过分了。他们确信罗斯福之所以对此事反应如此强烈，并非由于墨西哥事件本身，而是出于他对威尔逊的憎恨。于是编辑们感到必须敲罗斯福一下了。1914年 12月，《新共和》轻词责备罗斯福，说他对威尔逊总统进行了蛮横无理的攻击，并把这种攻击说成是“致使他的那么多天然崇拜者转变为敌人的那种争斗之一例。”
罗斯福很讨厌别人批评他。他勃然大怒，谴责编辑们的“不忠不义”，并把他们贬作“三个割了包皮的犹太人和三个贫血的基督徒。”克罗利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他试图向罗斯福解释，说他们只不过对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批评，这在朋友之间是常有的事。而且我们没有想到它会引起什么忠不忠的问题。”然而要使罗斯福息怒却不那么容易。李普曼回顾说：“他严厉地斥责我们，而且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
尽管《新共和》与老罗斯福发生了争执，但李普曼在《新共和》工作的早期仍不失为一段快乐的时光。这时的李普曼坦率、热情、乐观，愿意接受周围的一切事物，渴望重新创造世界。1914年秋，他在哈佛时的一位朋友博比·罗杰斯在给梅布尔·道奇的信中说：“李普曼这些天的确兴高采烈。我不晓得这是否因为那本书的出版，还是由于有了个固定职业，或是那种成就造物主尚未完成的工作的责任感。总之，我从未见他这样友好和快活过。”
博比·罗杰斯提到的那本书当然是指《放任与驾驭》。李普曼从 1913年夏季开始，一直在写这部著作。而此书出版之日，恰值《新共和》问世之时，这使李普曼名气大增。批评家们认为这本书比《政治序论》更为成熟。西奥多·罗斯福在与《新共和》就墨西哥问题争执之前，曾把这本书与詹姆斯·布赖斯的《美国联邦》相提并论，而且宣称：“凡是想认真研究我们当前的社会、工业和政治生活的人，都不能不反复读这本书，并对它进行思考和消化。”伦道夫·伯恩也许是年轻的社会批评家里唯一能与李普曼相匹敌的人物，他把这本书形容为 “一本需要倾注灵魂才写得出的书。”这本书论述了当时的一个难题：“摆脱束缚后，你要做什么?”甚至连事事苛求的霍姆斯法官也认为这本书“写绝了。它明确地表达了那些飘忽不定和无法宣传的思想，颇有见地地讨论了工人问题，并用鉴别真伪的试金石对那个荒谬的佘尔曼反托拉斯法进行了初步的检验。尽管它尚未摆脱—个年轻的激进分子对资本的迷信，而且引经据典地说了一些关于法院的蠢话，但总而言之，这是一部使入耳目一新的思想的力作。”
《放任与驾驭》象《政治序论》一样，流露出一种轻狂自信，但前者在内容上更扎实些。李普曼过去那种为赞美经验而赞美、鼓吹直观、贬低理智的做法已经不见了，代之而起的则是强调科学管理和为合理组织社会而绘制蓝图。弗雷德里克·W·泰罗 92的动作研究取代了尼采的积极人生观点。李普曼在他的第一部著作《政治序论》里把弗洛伊德嵌入政治之中，现在又把他抽了出来。伯格森的生机论及索莱尔的“创造性神话”这时都悄然旁落，甚至连詹姆斯的“充满多样性和自发性创造”的乱世学说也显得贫乏混乱了，李普曼在此之前已经摒弃了逻辑学，而现在他又疾言反对那种“企图证明思想无用论的普遍倾向”，--这种态度是正确的，但人们又能用他的这一观点直截了当地反对他在《政治序论》中的思想。
即使别无可取，《放任与驾驭》至少反映了李普曼思想的灵活多变。一旦新思想唾手可得，他便乐于抛弃旧思想。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缺乏信念的证明，它事实上反映出李普曼已经把对传统观念的抨击置于脑后了。李普曼早期战斗的矛头所向是迂腐的传统，而现在则是反对漫无目的的随波逐流。“那些先驱者们继承了保守主义思想，然后又废除了它；我们继承的是自由思想，并且要利用它。”昔日的战斗已大功告成：“神圣的财产、一长制的家庭、继承来的社会地位，教条主义的罪恶以及奴隶主义，这些经年历久的磐石已经为我们炸平了。……我们要进行的战斗不在于反对陈腐的偏见，而在于反对新的自由所引起的混乱。”
这种思想的提出显然为时过早。对于许多人来说，旧的偶像仍然根深蒂固，而新的自由只是一个口号，并非现实。可是李普曼抓住了渗透于激进主义运动中的一种情绪：前途待创。现在他认为，用于创造的工具不是直觉或感情，而是科学的方法。他意指的是有意义的活动、有意识的计划、从实际出发的远见，尤其是共同的纪律。“科学一经正确地理解，就成为一种文化，处于这种文化之中的人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面向未来地生活，并且把生活作为有待创造、而不是现成的东西来对待。”这里，李普曼深受杜威的影响，而西奥多·罗斯福的“科学服务于文化”这一思想对他的影响则更大。李普曼带着那种社会工程师的信仰宣称，通过社会和经济改革，我们“有可能在一个国度里创造一种真正有趣的生活。”其目的不是为了单纯的效率，甚至也不仅是为了平等，而是要实现文化激进派的理想——“利用国家政权来达到有趣的、重要的目的。”
《放任与驾驭》标志着李普曼与黑暗揭发者和社会党人的决裂。他言词尖锐地抨击了黑暗揭发者，说他们到处收集企业家和政治家们丑恶行为的材料。李普曼写道：“如果有人真的需要这种证据，那么找一些年富力强的德国学者来就可以办到。”他也不喜欢黑暗揭发者关于分散大公司势力、恢复自由竞争的要求。这种要求正是佘尔曼反托拉斯法的根据。在这点上，李普曼同克罗利和罗斯福持同样的见解。他认为不能把社会的弊病都归罪于工业资本的集中。大企业正在被打成替罪羊，要对那“成千上万目不识丁的人们的狂热幻想负责，现代生活的折磨和紧张已经使这些人变得不正常。”李普曼认为，解决的办法是由国家进行控制，而不是回到早期那种自由竞争的工业结构中去。
其次，李普曼认为，资本主义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除了在极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拥有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股东的大公司并不归任何人“所有”。那些表面上拥有公司的人 ——股东们，实际上并不能支配公司。是具有高度技能的经理们行使着支配权。李普曼断言：“托拉斯运动正在做的事，不论是阴谋家还是革命者都无法胜任。这一运动蚕食着私有财产的生命力。”李普曼指出了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分离，这就使他比伯利 93和米恩斯 94对这一问题的详尽研究早了二十年。
李普曼逐步形成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使他能够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化为乌有。如果现代大公司吸干了私有财产的生命，那么社会主义的观点就是不切实的了。企业已经通过分散所有制而国有化了，企业的经理们更关心的是公众利益而不是私人的利润。至少这是李普曼根据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然而所有制与支配权的分离程度并不像李普曼设想的那样——这一事实随着银行有效地控制了企业而变得更清楚了。企业的经理们也并不像李普曼确信的那样具有公众责任感，或者对积聚私人财产不感兴趣。正如一位批评家后来写到的那样，李普曼“看了看食肉类的牙齿，却把他们称为食草类。”他的论点符合逻辑，但是过于抽象。
李普曼发现了所有制与支配权分离这一理论，并把现代企业归附于政治控制，这样他就为自己最后与社会党分道扬镳找到了正当理由。1913年初，他写文章敦促社会党人与进步党人携手合作——这与他 1912年在斯克内克塔迪所发表的见解恰恰相反。而当他与克罗利相遇时，他已经抛弃了社会主义的基础，而用韦尔斯关于进步的经理阶层的见解代替了它。这些经理们将用科学的方法管理社会，为公众谋利益。
那年夏天，李普曼赴欧洲期间在日记中写道：“1914年冬季，我有了重大转变。也许我变得保守了。不管怎么说，我越来越不同情像英格利希·沃林和马克斯·伊斯门那样的革命者，而越来越对行政管理问题感兴趣。我肯定是与进步论者更接近了。”在《放任与驾驭》一书的字里行间，李普曼明确地表明了他与社会主义的彻底决裂。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贬为“命中注定存有偏见的学究”，而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不过是“一个教条主义的大堡垒，几乎不接受任何新思想。”对于他来说，社会主义已经过时了。两年以前，这位年轻人从斯克内克塔迪拂袖而去时，还对那些“精明的好心人”的谨小慎微的改良主义怀着厌恶之情。而现在，他却宣称：“我不能使自己相信，一种政策、一个政党、一个阶级或一套策略能够满足人类丰富的需要。”
现在，改良成了李普曼的信条，而职业化、科学和社会支配就是改良的工具。李普曼从事《放任与驾驭》的写作时，曾在一家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我们建议要使自然服从于我们的目的，使它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将把所有的科学都当作工具和武器。我们建议这样对待道德规范和惯例——把它们作为达到我们目的的工具。”李普曼赞成克罗利和西奥多·罗斯福的主张，强烈要求通过政府发起的“反贫困战”来实行社会改革。这不仅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是必须的，而且从政治立场出发也非此不可。他说：“我们不能靠佐治亚州的穷苦白人、贫困不堪的黑人以及大城市里无家可归和无依无靠的人来建设国家。在你能够实行民主以前，你首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它做出的许诺与每个人都利害攸关，并给他一些甜头。”这意味着要建立强有力的工会组织。“没有工会，工业的民主就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工业的民主，...也就没有美国的民主。”在李普曼的这个设想中，威尔逊的那套进步主张没有什么市场。威尔逊强调拆散托拉斯，实行自由放任主义和限制政府的权力，并且美化小企业家。李普曼认为，威尔逊的“新自由”是出于一种返回十九世纪去的怀旧心理。“它给小奸商以自由，但却不让国家摆脱狭窄的小圈子、摆脱可怜的物质刺激以及小竞争者的鼠目寸光。”威尔逊说，每个美国人都渴望拥有一份“满有希望的小产业”。李普曼对此讽刺说：“我们这一代的聪明之士不会为了做小企业主而劳神，他们有更好的地方来倾注自己的精力。”
李普曼有力地驳斥了威尔逊，嘲笑他企图在一个被技术和巨大市场所统治的世界上恢复十九世纪的自由竞争。然而威尔逊的实践并不像他的说教那样死板。威廉·艾伦·怀特说，新自由和新民族主义就像孪生兄弟一样难以区别。此话的确不假。
如果说李普曼法规观念淡薄，对经济分析不大在行的话，那么他对现代情感却把握得很准。别的书都呼吁采取新政策来对付工业化的影响，克罗利和韦尔的作品就是如此，可是这类作品多数都被人们遗忘了。李普曼的著作却独树一帜，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世界前进得太快了，小民们已难于忍受。他在一段著名的论述中说：“我们都成了精神上的移民。
我们所有人都是工业世界中的移民，没有什么权威可以依赖。我们是背井离乡之人，刚刚到此不久，就成了暴发户。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身上带着所有粗俗不堪的特征，精神上支离破碎。现代人在他的世界中立足未稳。这个世界很大。它的形迹到处可见：城市里的声色犬马，插科打诨的笑话，光怪陆离的美景，百老汇的传奇故事，有气无力的宗教牧师，残酷无情的成功标准，以及混乱不堪的贞操。我们向拉格泰姆 95求爱，为它而死去活来。我们像风中的垃圾一般随风飘舞。我们的生活就是大量的感受。”
李普曼描绘的这种理智与情感之间的紧张状态，也影响了他自己的生活，使他更疏远了纽约下东区的那些朋友。尽管他部分地赞同那些激进分子的强烈感情和不拘小节的生活方式，但他却从未与这等人为伍。从一开始起，他就是波希米亚 96的一位过客。他曾一度浮游于两个世界之间，而现在，他既然与克罗利和布尔·穆斯的进步党人共命运，他便不再对社会主义的论战感兴趣了。他停止去参加校际社会主义协会召开的会议，并且不再给激进刊物写文章。当厄普顿·辛克莱劝他更积极地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时，他婉言拒绝了。他解释说：“一个人必须确定他的工作是什么，然后持之以恒。我知道我不是宣传鼓动家。……我们每个人只能干为数不多的事，所以他应该避短扬长。”
奇怪的是，辛克莱仍然和李普曼讲话。几年以前，李普曼曾着意刻画了这位社会主义的斗士，弄得他名气大损。他甚至把辛克莱最优秀的作品，比如研究肉类加工工业中的丑闻的《丛林》一书，说成是“仇恨的产物”。李普曼以他犀利的笔锋（科彼在哈佛时就注意到它了），把辛克莱描写成一个“永远被自己的一厢情愿所欺骗的人。他总想用强烈的感情代替对事实的透彻观察。”辛克莱总是抱怨别人误解了他，“他的自我怜悯几乎成了一种疾病，它扭曲了他对生活的理解，使他去迎合那种大惊小怪、斤斤计较的利己主义，同时还扫除了他的幽默感、加重了他的学究气、把他的艺术作品变成了一派单调的哀鸣。”当李普曼由着性子攻击一个人的时候，没有人比他更厉害了。他后来约束了自己的笔锋，可现在还是在随它自由驰骋。
李普曼开始讨厌激进分子了，与此同时，他也令他们感到失望。约翰·里德对李普曼偏离激进主义的行为最为不满。他们两人在大学时关系并不密切。里德担任橄榄球队的拉拉队队长，而且还是玉米糊俱乐部晚会的演员，整天忙忙碌碌，没工夫顾及社会主义。后来里德搬到格林威治村，在林肯·斯蒂芬斯的指导下，接受了波希米亚主义 97，并致力于世界革命，他和李普曼在纽约成了好朋友。里德后来当了《大都会》杂志的流动通讯员，并且和马克斯·伊斯门一起任《大众》杂志的编辑。在职期间，他曾随潘乔·比利亚的部队一起驰骋沙场，与独裁者乌埃尔塔 98的军队作战，而且对托雷翁战役进行了报道。他的文章后来收入《动乱的墨西哥》一书。这些文章使他一夜之间成了左派的英雄。李普曼很欣赏里德的文风——粗犷、率直、充满激情——虽然它与李普曼自己的文风迥然不同。当这些关于墨西哥的文章开始出现时，李普曼写信给里德说：“告诉一个人，说你知道他是一位天才，这的确有些令人发窘。我无法开口对你说这些文章有多带劲儿……我真想拥抱你，杰克!——如果都像你这样对历史进行报道，上帝，我得说报道是从杰克·里德开始的。顺便说一句，这些报道当然是文学作品，我直到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它们栩栩如生地反映了墨西哥和你本人。”
可是当里德从墨西哥返回美国后，他失望地发现李普曼在为一家由华尔街出钱办的杂志工作，并且还大肆宣传战争贩子罗斯福。另外，他对李普曼在《放任与驾驭》一书中对激进分子所作的傲慢无礼的论述也不甚满意。当两人见面时，性急的里德出言不逊，叫李普曼不要与“那群人”掺在一起，并说他有时让人觉得似乎他已经明珠暗投了。李普曼一怒之下反唇相讥，在《新共和》杂志上颇为传神地把里德刻画成一个代表了《大众》杂志生活观的样板。
他以为所有资本家都是秃顶的、油光满面的胖子；改良者个个怯懦无能、工于心计；而报纸则无一不迂腐……他竭力使自己相信，工人阶级总的来说不是由矿工、管道工和劳动者组成的，她是一个完美如雕的巨人，迎着朝阳屹立在高山之巅。他写晚间网球场上发生的故事、写关于穿着和服式晨装的女士的剧本，而且总是用一种睿智大度的口吻谈及爆炸性事件。他认为自己洞察立体派艺术家和世界工人国际之间的密切联系。他甚至还读过几页伯格森的作品。
李普曼解释说：“里德从来不作判断，只是投身于斗争之中。他所看到的东西渐渐地与他所希望的东西掺和在一起。当他的感觉与事实相符时他是卓越的……但遇到感觉和事实有矛盾时，他的目光就游移不定了。”李普曼指出，里德“做不到超然公允但以此为自豪。他在气质上并不是一个职业作家或记者，而是一个自得其乐的人。”
李普曼的这番话一语道破了天机。但他对里德的批评也揭示了批评者本人：他不投身于斗争，但却不乏判断，而且重视超然公允。虽然里德对李普曼的狂妄态度愤恨不已，但这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两人的友谊又保持了一段时间。当然，这时他们不过是同床异梦而已。里德相信拯救存在于革命之中；李普曼则主张进行改良并依附于权势人物。数月之后，1915年春，李普曼断绝了与社会党的联系，里德则奔赴莫斯科去采访东部战场的局势。
他们短暂的交情与其说是气味相投的产物，不如说是时间的撮合。性格如此大相径庭的两个人真可谓举世无多。李普曼沉着冷静、善于思考、为人敏感、生性孤僻，喜欢与世无争，虽然刚刚脱离青年时期，但思想上已颇有主见并且成熟了。里德则性情鲁莽，感情冲动，总是好斗，他追求风险就像一些人追求金钱，美女或者优美的身段一样。厄普顿·辛克莱称他为“革命的顽童”。
1915年 1月，和里德争吵后九个月，李普曼与伊莎多拉·邓肯邂逅。李普曼对大多数激进分子政治上的轻浮所持的全部怀疑都在这个人身上得到了证实。这位年轻的舞蹈演员带着一群小姑娘刚从俄国回来。她说服了梅布尔·道奇帮她找一个公共剧场演出。经过反复考虑，伊莎多拉和梅布尔不情愿地放弃了哈佛体育馆和耶鲁运动场。她们认为纽约的随便哪个军械库都是理想的场所。梅布尔总是能够打动李普曼，她这次又劝李普曼对纽约市年轻的改良派市长约翰.珀罗依·米切尔施加影响。于是一次会面便被安排在伊莎多拉那间挂着穗边幕布的顶楼里。伊莎多拉称它为美和艺术的殿堂，而她的朋友们则简称它为“方舟”99。
午饭后不久市长就到了。一同来的还有李普曼和艾尔弗雷德·卡特纳，这样可以缓和气氛。梅布尔记下了她对这次会面的回忆：“当李普曼兴奋或开心的时候，他那张胖胖的佛爷
脸便焕发出红润的光彩，微微凸出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熠熠生辉。他总想方设法把那身黑哔叽西服穿得与众不同，今天依然如此。他的服装做工考究，剪裁得体，但却有种不同凡响的味道。”
市长是个瘦高个儿年轻人。他紧张地把帽子抓在手里，似乎有点不愿意进门。伊莎多拉本以为市长应该是个更富有吸引力的人，但她马上明白过来，于是伸出双手，快步迎上前去，邀请米切尔市长同她一道在一个窄小的天鹅绒长靠椅上就座。米切尔涨得满面通红，赶忙向一张最近的木椅走去。伊莎多拉显然感到失望，嘴巴噘得老高。尔后，她并没有履行诺言，让小姑娘们表演舞蹈，而是对市长大谈一个因杀死亲生孩子而蹲监狱的母亲的命运。她胸有成竹地对市长说，如果废除了家庭，让自由相爱盛行于世，那么就可以根除社会弊端。市长惊讶得睁大了眼睛，额上渗出汗来。他突然蹒跚着从椅子上站起来，嘟囔说还有一个约会，便急急忙忙向在外面等候的汽车奔去，躲回安全的市政厅去了。
李普曼拉着忠实的卡特纳也接着溜出了“方舟”。他在哈佛俱乐部图书馆写信给梅布尔说： “我真感到恶心。如果这就是希腊与欢乐、爱琴岛、音乐的感染的话，那我不想同它发生任何关系。这是一个下流、荒谬的大杂烩。”对李普曼来说，那次会面不仅仅是一幕令人尴尬的场景，而且是一次教训。他告诉梅布尔说：“我像个大傻瓜似地卷了进去，因为我自欺欺人地想，我们能够有一个充满自由和美的场所。我本应更明智一些，那种场所只存在于我们为邓肯女士那样的表演者所编织的想象中。我不应该蠢到让人家稀里糊涂地把自己引上通往完美境地的捷径——根本没有这种捷径，而伊莎多拉也绝非一个引路人。”
两年以后，李普曼趣味横生地描写了那件事。当他任其想象随意翱翔的时候，他能变得非常滑稽。他描绘了一个“昏暗的下午，在伊莎多拉的排演场里，幻想和现实几乎握手言欢了。”米切尔市长“会被美的幻象感动得如醉如痴，并且我们都会在第五大道翩然起舞。”然而李普曼讽刺的对象主要还不是伊莎多拉，而是那种“满身古锈的道德家……他告诫人们要追求真善美，但又忘记指出如何去做。”那些“《大众》杂志的笔杆子们热衷于说：“这堆石头如果放在那座山顶上就顺眼多了。在指出这一称心如意的结论后，他们便回家吃饭去了。 ”李普曼已经对“思想浅薄的反叛者”感到厌倦。“他们宁肯做十个梦也不愿实现一个梦，而且总把咖啡馆里的一场辩论错误地当成一场艺术运动，或把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当成一场社会革命。”李普曼抱怨说，这是“不动脑筋的懒汉思想。他们以为可以空中建阁、以为创造性的活动存在于高谈阔论之中。”
由于李普曼在一个由讲究实际的人组成的、与理想妥协的圈子里工作，他逐渐对他所称之为“反传统观念者的古怪和荒唐、以及恶意和蛮横”深恶痛绝。他在《放任与驾驭》中指责说，许多激进分子似乎并不是反对不公正的社会制度，而是反对“自己内心中的一些东西。”他们 “被内心的冲突搅得发狂，他们的反抗只是无止境地追求自己的顽固心理永远不会使他们找到的东西。”李普曼所说的“反叛专家”指的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曾经还和他们一起在第 5大道示威游行）、《大众》杂志社的滑稽的革命家、波利饭店里的口头社会主义者以及聚集在梅布尔·道奇的豪华公寓里谴责资产阶级的那帮“有权有势的人物”。这些人曾经是他的朋友，但他现在逐渐疏远了他们。1914年夏天，李普曼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对革命者越来越不同情，而对管理问题和建设性的解决办法则兴趣日增。”
李普曼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反对传统观念的人。他很快就失去了早期的反抗精神。当他对事物深有感触的时候，他总是避免公开流露感情。而且他很容易感到厌烦，在讨论会上，他总好像在感情上与别人格格不入，一旦他发现听众是些乏味的人，他便显露出一种优越感。这就使得一些激进分子很恼火。那位花了很多时间在不可能找到智慧的地方白费劲儿的哈钦斯·哈普古德写信给梅布尔说：“如果你常去鲍厄里街，而且目睹了酒的牺牲品的话，你就会发现上帝表现自己的另一种方式。可是上帝根本不在李普曼身上表现自己。”另一方面，哈普古德也感到很烦恼，因为李普曼认为他是一个感伤主义者、一个讨厌的家伙。
然而，冷淡和优越感确乎能够掩护自己。李普曼在另一个场合暗示说，这两种东西是某一种人的标志。他曾透彻地描绘了伍德罗·威尔逊的为人。威尔逊冷冰冰的外表并不是感觉迟钝造成的，而恰恰是“由于过分敏感，由于他触觉敏锐而毫不迟钝。”李普曼说，威尔逊“不能‘允许自己感情外露’，这不是因为他缺乏感情，而是因为他不够坚定。如果他允许自己过份沉溺于情感的话，他便无法承受精神上的压力。”李普曼接下去说，这种人虽然同情人类解放和“真正的人”，但这些感情“被放进思维之中，变成了思想。他的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倾注到这些思想之中，而没有落实到实际生活中的男人和女人身上。”李普曼对威尔逊的分析是很深刻的，但它却更多地暴露了李普曼自己。感情使李普曼变得脆弱，同时也为他提供了心理上的洞察力，这种能力使他写出了那么饱满有力的文章。
1915年夏，李普曼就约翰·杜威写了一篇文章，自由地探讨了杜威的一个论点，即应该让哲学适合每个人的需要和目的。李普曼为这种观点辩护，认为它仅仅反映了人们实际上是怎样生活的，他引用杜威的话说；“每个人的思想都代表了一种对世界的看法，一种对我们接触到的实际情况所持的态度。”李普曼对这一见解发表了自己的更有趣的意见：“我们可以补充说，这种态度代表了一种对痛苦的现实、未遂的愿望以及被制约的习惯所做的补偿。在此意义上，哲学的确是富于启示的，它是哲学家灵魂的写照。对于眼光敏锐的批评家来说，哲学对其主人的揭示比他本人所知道得更多。如此说来，一个人的哲学就是他的自传，你可以从中读到他与生活冲突的历史。”
对于那些愿意从字里行间体会言外之意的人来说，李普曼“与生活冲突”的历史，更明显地是表现在他在《新共和》供职的头两年所写的杂文，以及每个月为《大都会》杂志撰写的专栏中（他从 1914年 9月开始在那儿工作了一年）。在这些文章中，他表达了自己对世界的态度：时而充满希望，时而心灰意冷，今天讲究实际，明天又想入非非。他陷入对战争的残杀、对国内以及战地的廉价生活的沉思冥想之中。1914年圣诞节前夕，他曾写道：“每座城市都挤满了女人，她们的生活由于空虚而变得灰暗。她们一连几小时坐在那里向窗外凝望，或一边摇着躺椅一边闲聊，心中渴盼着那种总不来临的激动。我们的城市里到处都有简陋的住宅 ——那些憋闷的、挂着窗帘的公寓。白天劳累了一天之后，人们便回到这里，度过冷清的晚间。也有成千上万气派的卧室，在那里，希望已经死去，只有鬼魂尚存活在棒球记分表、电影、有趣的图书、美女、金钱换来的罗曼史以及沉闷的乐曲声中。”这就是道德家李普曼。
李普曼即使在一本正经时，也会插科打诨。他对那些相信只要有热切的愿望就能实现乌托邦的幻想家深感遗憾。他写道：“我的一个住在华盛顿广场的朋友曾经描绘过这样一个天地：一群皮肤晒成褐色的哲学家在一座珊瑚岛上玩着贝壳。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最可爱的乌托邦了。这位朋友希望去百慕大群岛过冬。他一想到曼哈顿不是珊瑚岛、这里的居民也不是细皮嫩肉、赤裸着褐色身体的欢乐的哲学家，心中便充满了强烈的反感。好啦，他反感归反感，曼哈顿依然如故。”李普曼指出：乌托邦需要创造。现在人类开始认识到，“如果活着而不与一些事物奋斗，那么就无法生存。希望是粗钝的，除非用事实把它的边缘磨利……。我们是如此不可救药的、渴望着并且斗争着的一群人，我们所能接受的乌托邦就是创造它的过程本身。”
李普曼认为，现代的乌托邦必须建筑在“憧憬的生活”之上，而“不仅是憧憬加生活”。憧憬只有通过与真实世界打交道，才能变成事实；并且还要认识到，政治并非“盘踞在宽敞的白色大理石大厦里那些穿着紫色官服的威权人士的事。”政治是一场斗争，理想主义要在其中经受现实主义的磨练。这两个主义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够认识天地间那条由蓝色空间构成的巨大的鸿沟，此外，现实主义者不愿意假设人类长着神仙的翅膀。”李普曼从不相信人类长着神仙的翅膀，但他觉得人类至少应该试着飞翔。他写道：“让我们承认，哲学的真正用处就是帮助我们生存。承认了这一点之后，让我们把所知道的、所能够了解的关于我们自身的奥妙以及我们活动于其间的那个世界的真面目注入到哲学中去吧。”
李普曼是个细心并富有创造性的文体大师。他能够摆脱愚蠢荒谬的词汇，这些词汇使大多数政论文章沉闷费解。1915年 8月一个酷热的星期里，他接替菲利普·利特尔撰写“书籍与文物”专栏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怎么可能用当年埃蒙德·伯克 100用过的那套半生不熟的词汇来描写或思考现代社会呢?”他抱怨说，政论文章 “被干瘪的语言窒息了。”怎么能用“寥寥几个源于希腊文或拉丁文的多音节词”来论述政治呢?怎么能忽视布赖恩以及赫斯特 101、比利·森戴 102以及钱普·克拉克 103呢?李普曼强调，能够表达“现代生活之千奇百怪和千姿百态”的不是政治家，而是小说家，因为他们认识到“人类的真正言论是有语言特点的，即使不来自苍天大地，至少也来自沙龙和体育场的露天看台。”
他对这一条确信不疑。他正是借此成了《新共和》的宝贝。然而他有时也对周复一周地写一些精推细敲的专栏文章感到厌倦。他在一个星期的书评中信笔写道：“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对思想感到厌恶的时候，思想的语言在我们心中变得死气沉沉，理论和观念的纤维似乎陈腐不堪。”他在克服这种厌倦之感，同时也反对向求实的人提出负责的建议时采取谨小慎微的态度：
正是这种谨小慎微扼杀了政论文章。你可笑地认为自己写的东西字字千钧，其实根本不然。你只是一个困惑不解的人，在记录着自己的思想。你并不是在建造伟人祠，那么为什么还要装出一副偶像的样子呢?你在沙滩上写生，海水将把你的画冲刷一净。你的书除了是几笔微不足道的涂抹，还能是什么呢?你究竟凭什么这样大言不惭和不近人情呢?
事实上你是害怕犯错误，所以你摆出一副架子，使用那些老一套的词句，你知道这些已为众人耳熟能详而备受尊重。然而对错误的恐惧是一种疾患。你掩盖、粉饰、百般辩解；你说话含糊其词、喃喃喁语，因为你害怕自己的声音。尔后你又觉得对不住自己的谦卑表现，于是就摆出饱学渊博的样子，对那些真诚地进行思想尝试，勇往直前、争取机会的人表示不满。
你就像一个“苦中求乐”的人、一个在高尔夫球场煞费苦心、结果反倒打不出好球来的人。好球不是靠费尽心机就能得来的。你对世界贡献的任何一条真理，都将成为千失一得的好球。而光靠屏息静气、处处设防，你就没法干好。
二十五岁的李普曼仍然在探索自己的道路。他还没有彻底抛弃青年时期的反传统观念，也没有完全接受周围那些律师和金融家们的“求实”观点。他虽然对激进分子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产生了怀疑，但尚未与他们一刀两断。他对战争感到困惑，对政治也有些拿不准，这里还有尝试的余地。他 1915年底写信给霍姆斯法官说：“我所写的东西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建立在猜测和希望之上的。我常常在安静的时刻祈祷上帝为我提供证据和理由来证实它们。我对任何思想都爱得不够深，如果有人强迫我放弃一个思想，我不需要用十分钟来考虑。可是我们不能等到把自己所相信的一切都推论为正确后再开始生活，这难道不对吗?如果一味地等待，那么我们还能不能开始?”
李普曼一度可能走上两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或是走向浪漫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把他吸引到 H·G·韦尔斯这类作家一边，并且注入到他早期的文章中；或者走向更为抽象的唯理智论。他的头脑被各种各样的事物所充塞。他的自由意识以及从大学毕业后最初几年的实验中所获得的乐趣这时都被疑虑所取代。欧战的爆发破灭了一代人轻松的乐观主义思想。他们曾相信人类能够更新生活，相信人类创造美好事物的潜力是无穷的。然而现在，战争及其留下的混乱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
第八部分虚伪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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