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十二讲》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代前言）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1)
我这个人在学问上兴趣广，史学、古典文学以及版本、碑刻、书法都写过自认为过得去的文字，但较成体系的还在于我国的中古一段。 40年代后期开始涉足唐代文史的探讨，进入90年代又上溯到北齐、北周、杨隋。今承邀把个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实况公开，聊博知好一粲。
一
我开始接触学问，是1938年冬天在沦陷区常州城里地摊上买到吕诚之（思勉）先生的《经子解题》。1941年夏天又买到吕先生的《先秦史》。1942年就读于敌伪管辖所不及的苏州中学常州分校，正式成为吕先生的学生，听了他讲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 又经吕先生介绍购读了《古史辨》，认识了《古史辨》第七册的编著者童丕绳（书业）先生并成为他的学生，抗战胜利后又成为顾颉刚先生的学生。按理讲我研究中国历史应该研究先秦，1946年上复旦大学开始发表的学术文字如《春秋末吴都江北越都江南考补》、《李斯上书谏逐客事考辨》以及与徐中舒先生商榷“委蛇”是虎抑蛇等便都是考先秦的事物。只是研究唐代文史的兴趣也在这时产生了，引导者即是陈寅恪先生的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是1946年冬天在上海河南路商务印书馆买到的，同时还买到寅恪先生的另一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不过当时看不懂，看懂且引起兴趣的是这册《述论稿》。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代前言）唐 史 十 二 讲原先我上高中时已看了《通鉴纪事本末》，是当章回小说那样看热闹的，读了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才知道如何读史书、如何做研究的门道。 几十年后我从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里看到这样的话：“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我想，这不也正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寅恪先生其他著作使用的方法吗?这种科学方法把我从《资治通鉴》等以君之明暗、臣之忠奸去解释历史的陈腐观念中彻底解脱出来，我至今仍深深地感谢。
但当初我还没有直接接触唐代政治史，而是先从文化领域下手，这又有个原因。即我在1944年高中毕业、到其时中央大学的南京部分混了半年回常州自学后，曾从吕诚之师处借来《太平广记》通读。《广记》中多数是唐人的杂记小说，使我能利用来解决一些唐代文化上的问题，首先是“魌头”问题。“魌头”者，据《大唐六典》、《唐会要》等本是“方相”一类的东西，《太平广记》记载“方相”变怪之事甚多，从中可知道它是用竹或荆编扎成形在送葬时开路驱邪的，并非埋进墓里的明器，“魌头”自亦如此。因此其时博物馆里把唐三彩中怪兽状的明器按照罗振玉所说标为“魌头”，显然是错误的。1946年冬天我写了文章在上海博物馆主编的《文物周刊》上发表，很快博物馆就去掉“魌头”的标签改标为“镇墓兽”。由此我还写了一系列考证明器的文字。再一次是在1948年初，写了《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寅恪先生原作只引用了唐崔令钦《教坊记》和五代何光远《鉴诫录》，我则利用更早的《广记》所引刘宋时刘义庆《幽明录》和刘敬叔《异苑》等文字，并认为“西胡之入中国，本为华人之所歧视，乃缘‘胡’‘狐’读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称之，借寓鄙弃之意于其中”。文章发表后我剪寄寅恪先生，蒙先生不弃，由其夫人代笔作覆，还附赠刚在《清华学报》发表的《长恨歌笺证》抽印本。我又据以重读《白氏长庆集》，写了几条先生《笺证》所未涉及的札记——《汉皇与明皇》、《骊宫》、《行幸骊山季节》发表，其时已当解放前夕。1951年我购读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初版线装本，知先生在岭南无恙，且喜我的《札记》悉与《稿》中所说暗合，又将札记剪报寄先生，先生复寄赠《岭南学报》上的新作《崔浩与寇谦之》等篇。这是我当年和寅恪先生的一段文字交往。顺便说一下，这种文字上的交往商榷，即使在后学与前辈之间也是很寻常的事情，前辈多不以后学之持异议为忤，后学也初无因之沾沾自喜之意，我至今仍认为是一种良好的风气。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代前言）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2)
1949年上海解放，1950年7月我从复旦历史系毕业。 前此我的文章多在报纸的文史性质副刊上发表，这时此类文章自不合需要了。但我仍写了两篇唐史研究的文字。一篇是《读〈秦妇吟〉札记》，因为当时研究农民起义已成时尚，我也未能免俗，札记对涉及黄巢事迹的韦庄《秦妇吟》作了若干考释，颇有与寅恪先生《读秦妇吟》立异之处，因仍是用文言文写的，没有地方发表，只提供给王大华学姊让她征引进同一题目的毕业论文了。再一篇我当时认为是大文章，即我自己的题为《论唐代河北藩镇及其相关问题》的毕业论文。这个题目是毕业前的寒假里定下来的，是从《唐会要》所说“故事尝以范阳节度使为押奚契丹两蕃使，自至德后藩臣多擅封壤，朝廷优容之，俱务自完，不生边事，故二蕃亦少为寇”受到启发，进而论述了河北藩镇实为遏制奚、契丹而设置，至安史乱后仍有此作用，五代时契丹大肆入寇，乃缘幽州节度赵德钧之降敌而自弃屏障，并考证安史武力之多凭借奚、契丹，而否定了寅恪先生以西域昭武九姓胡为安史主力之说。 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草成此两万多字的论文，由大华姊代为清抄缴卷，当时自亦无问世之可能。
1950年开始实施大学毕业生统一分配，我被派到交通大学任政治课助教，以后升讲师，除写过一些讲历史知识的通俗小册子外，没有发表过本行的学术性文字。1956年迁校西安。1957年因反对学生闹事，主张深入群众、化解矛盾而被打成右派，1962年安排在校图书馆工作并摘帽。这时想，人活着总得干点有益的事情，不许阿Q革命就弄学问吧!于是利用下班后的剩馀时间重理唐史旧业。
自50年代起，由于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说简单化，认为研究历史必须首先研究经济财政。好吧!我也就在唐代的经济财政上作点研究，看是不是有本领啃得动。当时王仲荦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唐代两税法研究》，虽然在两税法兼包户地税这点是讲对了的，但对两税法之为按地区摊配而无全国统一税额，对两税法之较前加重剥削，对实施两税法是中央要与地方争财权而并非因农民起义作让步等重大事项，或则避而不谈，或则作了错误的讲说。 于是我根据实施两税法的第一手文献建中元年正月五日赦文、二月十一日起请条以及《唐会要》上“其月大赦天下”云云的纪事，对上述事项作了明确的解答。我又发现贺昌群先生在《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一书里把唐代籍帐上的“常田”误释为永业田，把“部田”误释为“畿外州县的公田”，也撰写长文重事考释。当然，这些考释工作当时是做得比较艰苦的。买不起中华书局新印的《册府元龟》，托人从省图书馆借来，把有用的史料抄满一本笔记本。没有师友可商讨。解放后成为我岳父的童丕绳先生在某些问题上又和我持不同的看法，认为改行两税法只是经济规律所驱使，否认我提出的是中央和地方争财权，并批评我不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到“文革”开始，这些研究工作自然又成为了抗拒思想改造的罪行。
“文革”后期闹“评法批儒”，转使弄古代文史无形中合法化。我曾借此把先前所学包括版本之类传授给个别工农兵学员；同时还计划把旧作整理一下，改写成札记保存下来，想留到后世总有用处。当时共拟了三十多个条目，已完成的条目把那篇讲河北藩镇的毕业论文作了多处充实。
还在“文革”前一两年，郭沫若先生发表了《兰亭序》不是王羲之所书写的文章。我因为上中学时就喜欢玩碑刻拓片，认为郭的结论虽对，考证尚欠精审，就另行写了文章，在“文革”后期整理成《书法源流杂论》，手写油印了若干份。
二
右派分子即使摘了帽子也是很难发表文章的。我当时也本无此发表文章以至重登讲坛的非分之想，真作此想保证要进疯人院的。但托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之福，摘帽右派居然也能重见天日。1978年9月我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先在图书馆编撰了一本《馆藏善本书目》，接着前辈史筱苏（念海）教授邀我协助他招收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79年元月右派问题正式改正，恢复了讲师职称，1981年升副教授，1982年升教授。工作单位先在历史系，继在唐史研究所，1983年学校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任副所长，1987年任所长。此外，1983年教育部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任我为委员，1992年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1988年至1992年还担任过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这些职务职称，我是这么看待的：职务是叫你做工作，不论当所长、当委员、当代表，总得或多或少地占用教学和科研时间，但这也是一种为人民服务，占了一般没有怨言。至于职称，给了可增加点工资，可扩大点住房，给我自不拒绝，但要认清楚，给了职称并非学问也随之提高，决无昨天是讲师写的文章就差，今天提了副教授、教授文章就突然好起来之理。正经的是要乘此东风把失去的光阴补回来，把教学和科研赶上去。科研是要多出成果为学术大厦添砖加瓦，为自己的国家争光彩；教学是培养青年使后继有人，且能超越前人。至于其他得失荣辱，就都是身外之物了。所以1986年申报博士点被人暗算未获通过后，我除了为学校受到损失而惋惜外，仍一如既往地尽力于教学和科研，顾全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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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上我曾给历史系77级78级讲过唐史专题课，给稍后几届讲过目录学课，更多的是给硕士生讲课。 从1979年起招收了多届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硕士生，1982年起还招收多届历史文献学硕士生，其间在1985年还由国家教委核准招过历史文献学硕士生班，合起来总共招过七十多名。可以一说的是所授课程除了外语和政治外，近十门基础课专业课最初都由我一手包揽，没有给一个半个学期的备课时间，统统利用寒暑假写讲义，开学就讲，有的讲义还事先印发。也正因为写的都是自己的东西，个别承用吕诚之师等前辈旧说处为数无几，所以一本讲义写起来不过十天半个月就完工。后来正式出版的《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以及即将出版的《古籍版本学》，都是用这种讲义修订而成的。
这里着重讲科研即写学术性文章。其中一部分是把前此的旧稿改写，把当年的毕业论文改写成《唐代河北藩镇与奚契丹》、《〈通典〉论安史之乱的‘二统’说证释》、《“羯胡”“柘羯”“杂种胡”考辨》、《论安史之乱的平定和河北藩镇的重建》四篇发表，讲两税法的改写成《唐两税法杂考》和《论建中元年实施两税法的意图》发表，《读〈秦妇吟〉札记》改写成《〈秦妇吟〉通释》发表，《唐代籍帐中“常田”“部田”诸词试释》则稍作修饰即发表，《书法源流杂论》近年以原稿发表未事改作。
更多的时间自然要研究新课题，重点放在唐代政治史上。 因为这方面除了陈寅恪先生有若干论说包括《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本名著外，通行教科书还基本上停留在君之明暗、臣之忠奸的水平上，连寅恪先生正确的东西也不被吸收，有些人主观上想讲唯物主义，今天看来仍不是那么一回事，至于寅恪先生的失误之处自更少有人起来匡正了。因此这唐代政治史实际上多半是有待开垦的园地。正好要我带唐史方向的硕士生，就有计划地从武德贞观时的政治斗争开始，一个课题一个课题地做下去。
首先写了篇《论武德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着重论证李世民通过平定山东积蓄起来的自外于高祖李渊的势力，在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反击下已处于劣势，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取胜实有极大的偶然性，而凡此均属权力之争无是非可说，并以此规律来解释了太宗朝太子承乾与魏王泰之争。其后又写了《敦煌写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宫廷政变中的玄武门》，指出玄武门本身并非如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所说那么重要，只是因为当初禁军屯营就在玄武门外，致宫廷政变之能动用禁军者必就近突入玄武门而已。至于武德九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军事政变则并未获得禁军的支持，只是率少数死党在玄武门内冒险伏击而侥幸成功，禁军将领常何在政变后未蒙升擢便是铁证。另外又写了《李与山东》，论证山东在唐初之重要，李实以山东军事领袖而致身显要。
接着研究武曌。先撰文驳斥了郭沫若先生的武则天研究。再撰写《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阐明此止是高宗与元老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争夺权力的措施，武曌在此斗争取胜后始转而向高宗夺权。又撰写《说李武政权》和《开元天宝时所谓武氏政治势力的剖析》，对寅恪先生《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正。撰写《读唐刘濬墓志》，探索了李唐政权对武曌本人和武周朝所持的不同态度。
对玄宗朝的政治，除将有关安史之乱的毕业论文改写发表外，着重研究了内廷宦官与外朝宰相之争，所撰写《说马嵬驿杨妃之死的真相》实际上阐说了这个政治问题。《〈长恨歌〉新解》也本此立说，并从白居易本人所说论定其为“风情”之作而初不存在今人所说的歌颂爱情或对统治者作讥刺。继此所写《唐肃宗即位前的政治地位和肃代两朝中枢政局》，则对肃代两朝宦官、宰相与皇帝的关系作探讨。
德宗朝的政局除前述两税法诸文外，写了《“泾师之变”发微》，着重指出朔方军之始终不为朝廷所信用，而神策军则系中央拥有的强大野战部队，为唐室所依仗的可靠武力，此所以不敢轻易交付职业军人而必由天子的代理人宦官来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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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宗朝王叔文等执政，今教科书多称之为“永贞革新”。 我撰写《所谓“永贞革新”》，指出此止是顺宗周围新贵与德宗旧人间的权力之争。并查考顺宗周围新贵中先世实多士族，其对立面转多庶族，与教科书所谓代表庶族的王叔文诸人与士族作斗争之说适相反背。至于所谓种种革新事迹亦非顺宗朝所独有，如反藩镇则宪宗上台后反得更为彻底。
宪宗朝的政局则写了篇《唐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死》，从宪宗妃郭氏之不得立为皇后，论证其所生穆宗虽立为太子地位仍欠稳固，从而与郭氏合谋杀宪宗以正大位。文中并考证元和十四年《赵氏夫人墓志》上“改元永新”之来由，复论定《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条是讲顺宗之见杀，否定了陈寅恪先生认为是讲宪宗之死之说。
此外，我还应《祖国丛书》之邀写了小书《旧唐书与新唐书》和《唐太宗李世民》，应《文史知识》之邀写了文章《唐代的宦官》和《盛世英主唐玄宗》，也都把上述研究成果写进去而不仅作一般的讲述。
唐代的文物和文化方面，我写了《唐天宝宣城郡丁课银铤考释》、《释敦煌写本〈杂钞〉中的“面衣”》，并应西安市家具学会之邀写了《唐代家具探索》，应西安市烹饪学会之邀写了《说饼——唐代长安饮食探索》，还利用《太平广记》的材料写了《佛教为什么能战胜道教》和《说狄仁杰的奏毁淫祠》。 又应中华书局之邀点校了自明以来久未版行的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也是给研究唐长安城和唐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
唐代文学方面，除《〈长恨歌〉新解》和《〈秦妇吟〉通释》外，写了《释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兼论有关王梵志的考证》、《“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正义》、《论韩愈》、《论韩愈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纂异记〉和卢仝的生卒年》、《〈三梦记〉辨伪》、《〈东阳夜怪录〉王梦鸥注匡谬补阙》、《李商隐的〈利州江潭作〉究竟在说什么》。
还写了不少文学方面的其他文章和版本碑刻方面的文章。重要的有《述〈注坡词〉》、《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记清康熙刻本〈济颠语录〉》、《〈西洋记〉里金碧峰的本来面目》。还给中华书局点校《西游证道书》并写了长篇前言，对《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作了比较精确的论述，否定了百回本出于吴承恩之说。因为不属唐代范围，这里就不多讲了。
以上这些文章，除了唐代政治部分是有计划地研究撰写，还有一些是应人之邀而写外，都是看书时有所发现才动笔。其中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人家没有讲过的我来讲，当然必须是事关紧要的有用的，不能写“邻猫生子”式的文章。再是人家讲错了的我来纠正，其中有些是纠正通行教科书的，而和陈寅恪先生异同处就更多。但从方法来讲，如前所说仍是受了寅恪先生的启发。而且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这一点，也是继承了寅恪先生以及顾颉刚师等老一辈学人的做法。习见书如纪传体正史中未被发掘未见利用的实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几辈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图，光坐等孤本秘笈的出现包括考古掘得新东西，岂非有点“守株待兔”的意味。
三
早在1982年，也就是我改正复出，开始发表了一些文章而其中与陈寅恪先生有异同之时，某学术团体在成都开会，会上有位比我年长的教授私底下警告我说：“你再也不要写和陈寅恪先生有不同看法的文章了!”当时我着实吃惊，对毛泽东同志都不“两个凡是”了，难道对寅恪先生倒不能稍持异议要来“两个凡是”?于是我严肃地回敬了一句：“对不起，这种文章我还要写下去!”事实上我就是这么做的。上述研究唐史时是如此，从1990年起进入北朝齐周和杨隋的研究后还是如此。而且由于牵涉到“关陇集团”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因而异同好像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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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得说一下我的研究为什么不从中唐以后往下推而倒过来上溯齐周杨隋，自然是考虑到有些唐代的事情不上溯弄不清楚。 但还有个偶然的因素，即其时我所在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组织人员编写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建议“二十四史”也都得今译，结果《北齐书》、《周书》落到我的头上。这两书我只翻过，没有认真读过，既要选译，就得认真读一遍。谁知一读就读出了问题，促使我把兴趣和精力上移到这齐周杨隋上面。
最早发现的是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财政”章有问题。寅恪先生认为“和籴之法乃由西北地方制度一变而成中央财政制度”，但我发现《北齐书·神武纪》有高欢“于白沟虏船不听向洛，诸州和籴粟运入邺城”之说，说明和籴以济京师之法早已在中原实施。 又查了《唐会要》“仓及常平仓”和《册府元龟》“常平”“平籴”等文献，更发现即在开元前期已多次颁行在关内、河南诸道和籴的诏敕，如何能说迟至开元二十五年方缘西北诸州之启发而在中原和籴?于是写了《和籴以济京师事初不始于盛唐》，又增补为《元魏李唐和籴以济京师事考释》，先后发表对此问题作匡正。
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兵制”章也有问题。寅恪先生认为宇文泰身为柱国大将军后，更以此职分授李弼、赵贵等六人及实无职守的西魏宗室元欣以凑成八柱国者，乃“摹拟鲜卑旧时八国即八部之制”以满足李、赵等六人的权欲。 我发现这与《周书》的记载有矛盾。因为从《周书》看，潼关、沙苑二役时此六人所分掌的兵力均不到千人，且绝无联合起来对付宇文泰的痕迹，则宇文泰何所惧而必满足彼等的权欲?再看分任此六人为柱国大将军，是在宇文泰东征河桥、邙山二役战败，深感降附的乌合之众不足用而亟需整训之时。因而任命李、赵等为柱国大将军者，实是叫他们负责整训，看李、赵等六人之任柱国大将军均有先后而非同时便是明证。因而写了纠正寅恪先生旧说的《宇文泰所以建立八柱国制的一种推测》。
再往下写的是《论北齐的文化》。从西魏破灭江陵萧氏政权“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为奴婢者十馀万”的措施之野蛮，以及颜之推被虏后要“经砥柱之险”，“具船将妻子来奔”北齐，且以北齐为本朝，以北齐见灭于北周为亡国，来说明其时北齐之文化实远高于北周而为文士所向慕。这就从另一角度论证了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所说北齐及江左梁陈制度之为隋唐所承袭而西魏北周影响实微的正确。并进而据《隋书·地理志》推测北周文化之所以远逊北齐，乃缘所管领的雍州“华戎错杂”，即仍有大量与汉人杂居而尚未融合之氐、羌和其他杂夷，加上雍、梁二州边境的山胡、獠户，自影响其经济水准以至文化水准。这就给寅恪先生所指出的制度继承现象作了合理的解说。
对北齐的政治我也作了研究，发现缪彦威（钺）先生当年撰写的《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而为王仲荦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所承袭之说殊难成立。于是写了《论北齐的政治斗争》长篇文章，历数东魏北齐的几次政治斗争只是文人与勋贵之争、文人参预帝位之争和文武之争。且发现北齐的中枢政柄常由文人执掌，后主时设置文林馆由颜之推等主持，更显示文人政治地位之优越，即使大宦官邓长颙、陈德信以及西胡何洪珍诸人也和他们往来勾结。最后这点在我后来撰写的《〈北史·恩幸传〉记齐宦者仓头胡人乐工事杂说》一文中曾作了论述。
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指出宇文泰实行“关中本位政策”鸠合关陇集团这点，自是完全正确的。但认为宇文泰建立的府兵制是由于武曌要破坏此“关中本位政策”而被破坏，则殊非事实。事实上是隋文帝平陈混一宇内，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以后，获得土地自耕的府兵不再甘愿背井离乡从事远征。隋炀帝远征高丽之所以失败即缘府兵大量逃亡，因而不得已重行招募由国家供养的专业化军人骁果以事补救。对此我写了《说隋末的骁果》和《对府兵制所以败坏的再认识》，后者还附带驳斥了某些教科书认为府兵制建立在均田之上，均田破坏府兵随之败坏的妄说。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代前言）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6)
寅恪先生主张“关中本位政策”到武曌时才不复执行，关陇集团至此始不复存在，也是大成问题的。 先生曾正确地指出此集团成员有两个特征或条件：即（1）是关陇人，此集团是“融合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2）他们“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但前者不是宇文泰不用山东、江左人而是山东、江左人不为其所用，迨宇内混一后此局面自即改观；后者之文武合一本为一种落后的政治现象，经济文化优于关陇的山东北齐、江左梁陈其时已进入文武分途，关陇亦必继而向文武分途趋同。 为此我查考隋文帝时的“四贵”，其中已有一贵不符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陇集团成员的条件，炀帝时的“五贵”中则仅有一贵符合，炀帝所安排的东都“总留台事”六人中也仅三人符合，就据以撰写了《从杨隋中枢政权看关陇集团的开始解体》。又查考了唐高祖的元谋功臣十七人中符合此条件者仅三人，唐高祖的宰相十二人中符合者仅七人，唐太宗时获得实封的功臣四十三人中符合者仅八人，凌烟阁图像二十四人中符合者仅五人，唐太宗的宰相二十九人中符合者仅七人，因而又撰写《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断定入唐后此集团已不复存在，当初的“关中本位政策”不再被承用。
此外我还附带撰写了与此时期有关的《邺城与三台》和《从文献记载看六世纪中期到七世纪初年的洛阳》，都是属于历史地理方面的，不必在此细说。
由于我这一段的研究和陈寅恪先生异同处甚多，引起了北京某大学研究生们的议论。大意是：“黄永年先生的文章逻辑性极强，更像搞自然科学的，缺乏一种人文精神。大凡陈寅恪先生写什么，黄先生必有相同文章，题目都一样，而内容正相反，不知陈先生要建立的是整个文化体系，又何必拘于细处!”这说得自有些过头，并非寅恪先生有什么文章我必写相同文章与之立异，而且有的文章还很支持寅恪先生之说，如《论北齐的文化》。至于说我的文章逻辑性强像搞自然科学的，自是对我极大的夸奖。但认为建立整个文化体系就不必拘于细处，则仍可商榷。因为我所立异并非细处而多关涉大局，如这些地方成问题，则所建立的体系岂不有连带动摇的危险。
以上所说发表过的论文中，1989年以前关涉唐代的已承执教美国的汪荣祖教授编成《唐代史事考释》，今年年初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1990年以来考释齐周隋史事以及研究古典文学、版本、碑刻等文字，尚待再行结集。
黄永年1998年6月
（选自《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版，原载《学林春秋》二编上册，朝华出版社1999年版）
论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 1、裴寂刘文静之争(1)
唐代的党争，也就是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一般只讲中晚唐，只讲所谓“牛李党争”，早一点也只从高宗、武则天时讲起。 其实作为封建统治集团，其内部矛盾和斗争是时刻存在的。武德时李渊、李世民、建成、元吉父子兄弟之间的斗争，贞观时太子承乾、魏王泰之间的斗争，实际上都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或小集团之争，是唐朝初期主要的党争。这是本文要说明的第一点。
第二点，用什么来分析和解释当时的党争。有人用地域来解释，说这是关陇人和山东人之争。有人不同意，认为这种矛盾应该是世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之间的矛盾。我认为，这些解释都失在求之过深。地域以及世族、庶族等问题，历史研究工作者是应该考虑的，但作为统治集团内部的党争，大多数还只是权力之争，派系或小集团并非都按地域或世族、庶族来结合，不能用世族、庶族或地域来判断一切，决定一切。
唐高祖李渊于隋大业十三年（617）在太原起兵，进入长安，第二年称帝，改元武德，到武德九年（626）六月玄武门之变后立次子秦王李世民为太子，八月内禅，李世民成为皇帝，即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第二年改元贞观。 在武德年间秦王李世民和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有矛盾是读史者所知道的，但很少考虑到李渊、李世民父子之间的矛盾。其实这个父子矛盾早在武德初年就存在，当时朝廷重臣裴寂和刘文静之争，就是这个矛盾的初步公开化。
裴寂、刘文静都是开国元勋，两《唐书》都是以裴刘合传居功臣传之首。其实此二人各有其政治背景。裴寂是李渊的亲信。据《旧唐书》卷五七本传，隋末任晋阳宫副监，“高祖留守太原，与寂有旧，时加亲礼，每延之宴语，间以博弈，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及义兵起，寂进宫女五百人，并上米九万斛、杂彩五万段、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高祖“大将军府建，以寂为长史”。高祖入长安为大丞相，又“转大丞相府长史”。“高祖既受禅，谓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拜尚书右仆射，赐以服玩，不可胜纪，仍诏尚食奉御，每日赐寂御膳，高祖视朝，必引与同坐，入阁则延之卧内，言无不从，呼为裴监而不名，当朝贵戚，亲礼莫与为比”，“高祖有所巡幸，必令居守”。 武德六年（623），“迁尚书左仆射”，寂乞引退，“高祖泣下沾襟曰：‘今犹未也，要相偕老耳，公为台司，我为太上，逍遥一代，岂不快哉!’俄册司空”。可见裴寂是高祖李渊身边最亲信的第一号人物。李渊此人雄才大略，读太原起兵时记室参军温大雅所记《大唐创业起居注》可知。从隋大业十三年太原起兵到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以前，李渊一直是最高决策者和全局指挥者。裴寂在其中当也建立过别人所不能企及的重大勋业，才获得李渊如此高度的亲任。所谓“使我至此，公之力也”的话，是无论如何加不到徒知进宫女、论故旧、寻常恩幸之流的头上，只因玄武门之变后李渊的政权为李世民所夺取，裴寂跟着垮了台，贞观朝纂修《高祖实录》就把太原起兵说成李世民所主谋，统一天下也几乎全是李世民的功劳，李渊尚被诬为坐享其成，裴寂的作用自然更一概抹煞。后来国史以及承用国史、实录的两《唐书》等因之而不改，于是《裴传》中才出现只纪恩宠不见勋业的怪现象。
刘文静原为隋晋阳令，和裴寂同是太原起兵的主要策划者，裴寂任李渊大将军府长史时他任大将军府司马，裴寂转大丞相府长史他也转大丞相府司马，裴寂拜尚书右仆射他拜纳言，是仅次于裴寂的人物。但武德初年他和裴寂有了矛盾。《旧唐书》本传说：“时高祖每引重臣共食，文静奏曰：‘陛下君临亿兆，率土莫非臣，……宸极位尊，帝座严重，乃使太阳俯同万物，臣下震恐，无以措身。’”所谓“太阳俯同万物”是借用晋元帝“诏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推辞之词，“重臣”则指裴寂，对看《裴传》自知。为什么刘文静要反对裴寂，连裴寂和李渊同坐共食这点事情都不放过，《刘传》下文作了解释：“文静自以才能干用在裴寂之右，又屡有军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多相违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由是与寂有隙。”好像只是缘妒宠而成仇。其实这只是就事论事，没有讲出事态发生的根子。要真正弄清根子，应该从刘文静和李世民的关系来考虑。这在《旧唐书·刘文静传》中并没有完全隐讳，如一开头就说：“文静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又窃视太宗，谓〔裴〕寂曰：‘非常人也，大度类于汉高，神武同于魏祖，其年虽少，乃天纵矣。’寂初未然之。”“后文静坐与李密连婚，炀帝令系于郡狱，太宗以文静可与谋议，入禁所视之。文静大喜曰：‘天下大乱，非有汤、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无，但恐常人不能别耳。今入禁所相看，非儿女之情相忧而已。时事如此，故来与君图举大计……’”可见太原起兵之前刘文静和李世民的关系就不平常。以后武德元年（618）七月秦王李世民为西讨元帅拒薛举，刘文静为元帅府长史。十二月秦王李世民拜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镇长春宫以经略山东，刘文静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从镇长春宫。说明刘文静确属秦府早期的私党，是辅佐李世民的第一号人物。刘、裴之争，实际上反映了李世民和李渊之间的矛盾。当然，此时李世民羽毛未丰，裴寂决非刘文静之能动摇。刘文静借同坐共食事攻击裴寂而“帝不纳”。武德元年拒薛举战败被降了职（先坐除名，后拜民部尚书，而前此之为纳言则是宰相之一）。武德二年因“绝望”“怨言”被杀。当李渊审理此狱时，李世民为刘文静疏解，“极佑助之”，李纲、萧瑀也“皆明其非反”，只因“高祖素疏忌之，裴寂又言曰：‘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忿不思难，丑言悖逆，其状已彰。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劲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高祖竟听其言”。这实际上是李渊、裴寂为防止内部出现派系小集团而蓄意剪除李世民的羽翼。李渊、李世民父子之间开始出现了裂痕。
论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 1、裴寂刘文静之争(2)
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成为太子，再迫李渊内禅当上了皇帝，裴、刘旧案当然非翻不可。 大概是遵“三年无改父之道”的古训吧，最初还给成为太上皇的李渊留面子，敷衍一下裴寂。如贞观二年（628）“太宗祠南郊，命寂与长孙无忌同升金辂”，但当裴寂辞让时太宗就说：“以公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前两句直截地翻译起来就是：“你是太上皇的人，无忌是我的人。 ”已颇见斤两。贞观三年就借故把裴寂“免官，削食邑之半，放归本邑”，不久又借故“徙交州，竟流静州”。同时就在这一年，给刘文静“追复官爵，以子树义袭封鲁国公，许尚公主”，彻底平反。
当裴寂被免官放归本邑蒲州时，他请求留住京师，李世民不同意，指责他说：“计公勋庸，不至于此，徒以恩泽，特居第一，武德之时，政刑纰缪，官方弛紊，职公之由。但以旧情，不能极法，归扫坟墓，何得复辞！”李世民这段话讲到两点：一、裴寂是武德时国家政刑的全面负责者；二、当时政刑纰缪。第一点是事实，裴寂武德时身为宰相，而且是宰相中最为高祖倚重的，武德时一切政刑当然由他辅佐李渊全面负责，这实际上已否定了裴寂“徒以恩泽”之说。第二点则是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且连李渊也连带骂在里面，和后来朝廷宴会上对太上皇李渊所说“百姓获安，四夷咸附，皆奉遵圣旨，岂臣之力”云云又矛盾。我认为后者倒是事实：因为天下是武德时统一的，奠定建国规模的《唐律》和《唐令》是武德七年由裴寂等因隋开皇《律》、《令》损益制订的，通常所艳称的府兵、均田等制度都是武德时确定下来的，以后贞观十一年重颁《律》、《令》，除《律》有所改动外，《令》一仍武德之旧无甚增删。可以说“贞观之治”是在武德政刑的基础上取得的，李世民对太上皇所说“百姓获安，四夷咸附，皆奉遵圣旨”者倒多少符合点事实。一定要说武德时“政刑纰缪”，无非是杀了刘文静以及后来对秦府势力作过种种抑制而已。这只是权力之争，并不能因此而说李渊、李世民之间有什么方针政策上的重大差别。
论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 2、太原元谋功臣和李世民即位时的功臣(1)
《旧唐书·裴刘合传》里保存了两个功臣名单，《新传》照抄下来。 一个是李渊颁布的“太原元谋功臣”名单，一个是李世民颁布的“功臣实封差第”名单。把这两个名单作点分析，会有助于对李渊、李世民父子之争作进一步了解。
“太原元谋功臣”名单是李渊在武德元年五月称帝后不久就公布的，一共有十七人：
尚书令秦王某、尚书左仆射裴寂及〔纳言刘〕文静特恕二死，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右屯卫大将军窦琮、左翊卫大将军柴绍、内史侍郎唐俭、吏部侍郎殷开山、鸿胪卿刘世龙、卫尉少卿刘政会、都水监赵文恪、库部郎中武士彟、骠骑将军张平高、李思行、李高迁、左屯卫府长史许世绪等十四人约免一死。
这个名单在纂修《实录》、《国史》时肯定加过工，不称“秦王世民”而称“秦王某”便是明证。 建成已是太子不入功臣之列可以理解，只列秦王世民不列齐王元吉就颇奇怪。如说李渊起兵时建成、元吉不在太原，是从河东赶去的，那李渊的女婿柴绍也是从长安赶去的，何以名单中有柴绍而无元吉，显然是加工时砍掉的。另外武士彟是否后来因武则天的关系而窜入也可考虑。但总的来说还是可以信据的。其中除长孙顺德是李世民的长孙皇后的族叔，后来曾“讨建成馀党于玄武门”，很可能此时已和刘文静同属李世民私党外，其馀都是李渊的人。刘弘基、柴绍、殷开山曾随李世民打薛举，打王世充、窦建德，唐俭更做过李世民的天策上将府长史，但都是后来的事情。刘政会、赵文恪在武德初曾协助齐王元吉留守太原，窦琮曾随同太子建成消灭刘黑闼，但也看不出他们和建成、元吉有什么特殊关系。李思行曾任齐王护军，玄武门之变后曾被“锢送诣京师”，这也是后来的事情。
武德九年八月李渊内禅，李世民即位，十月就定“功臣实封差第”，其名单也见于《旧唐书》卷二《太宗纪》，内容相同：
裴寂加食九百户，通前为一千五百户，长孙无忌、王君廓、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五人食邑一千三百户，长孙顺德、柴绍、罗艺、赵郡王孝恭等四人食邑一千二百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等三人食邑一千户，李、刘弘基二人食邑九百户，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四人食七百户，安兴贵、安修仁、唐俭、窦轨、屈突通、萧瑀、封德彝、刘义节八人各食六百户，钱九陇、樊兴、公孙武达、李孟尝、段志玄、庞卿恽、张亮、李药师、杜淹、元仲文十人各食四百户，张长逊、张平高、李安远、李子和、秦行师、马三宝六人各食三百户。
这个名单应和“元谋功臣”名单对勘分析：
一、列入“元谋功臣”名单而不登此名单者有：秦王、刘文静、窦琮、殷开山、刘政会、赵文恪、武士彟、李思行、李高迁、许世绪等十人。秦王已贵为天子，武士彟是否真属“元谋功臣”尚有问题，刘文静已被杀，赵文恪已赐死，窦琮、殷开山、许世绪已病故，李高迁已“除名徙边”，当然都不会再列入这次的功臣名单里。李思行的被剔则显然是因为做过齐王护军。刘政会的被剔也可能是因为亲李渊而疏李世民。
二、“元谋功臣”名单中有而此名单仍保留者是：裴寂、长孙顺德、柴绍、刘弘基、唐俭、刘世龙（改名义节）、张平高共七人。裴寂只是暂时保留，长孙顺德参与玄武门之变肯定是秦府私党，柴绍、刘弘基多次随李世民征讨，唐俭是天策府长史，此时也都应是李世民这边的人。只有刘世龙、张平高站在哪一边不清楚，但至少没有发现他们公开反对过李世民。
三、“元谋功臣”名单中没有而为此名单新增的，有长孙无忌等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人大体有两种情况。罗艺、张长逊、李子和分别以涿郡、五原、榆林归款，赵郡王孝恭略定江南，安兴贵、安修仁献河西，窦轨镇益州，李勣、李药师（靖）则是武德年间进行统一战争中建立特殊功勋的大将，他们名列此功臣名单是理所当然的，和李世民的小集团没有牵涉。此外则统统是李世民小集团里的、至少也是站在李世民一边的人物。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是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军事政变的主谋者，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李孟尝都在以尉迟敬德为首的袭杀建成、元吉的“九人”之中，高士廉、秦叔宝、程知节、屈突通、段志玄、庞卿恽都积极参与这次军事行动，宇文士及、萧瑀、封德彝在斗争中也都支持李世民，王君廓是擒杀建成主要外援庐江王瑗的首功，张亮是“秦府车骑将军”，李世民派驻洛阳的主要外援，杜淹是李世民的“天策府兵曹参军、文学馆学士”，钱九陇、樊兴、李安远都从李世民征伐，李安远且以固拒建成勾引使李世民对他“益加亲信”，元仲文、秦行师、马三宝也应在对建成、元吉的斗争中立有功勋。以上站在李世民一边、为他夺取政权出了力的共计二十七人，占新增补功臣三十六人的百分之七十五，再加上已见“元谋功臣”名单、这次因站在李世民一边又列入的长孙顺德、柴绍、刘弘基、唐俭等四人，占这次功臣名单全部四十三人的百分之七十二。
论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 2、太原元谋功臣和李世民即位时的功臣(2)
分析了这个李世民即位、李渊退居太上皇后颁布的功臣新名单，真有俗语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之感。这说明在武德后期确已形成了一个以李世民为核心的自外于李渊的政治小集团。这个小集团不仅和建成、元吉斗争，也要和李渊斗争。因为既形成了小集团就不再以个别人的意志或父子兄弟的所谓伦常关系为转移，虽父子兄弟间互相倾轧杀戮也无所顾忌。这是封建统治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能用今天的道德观念来衡量。
论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 3、李世民与经略山东
怎样形成以李世民为核心的政治小集团，说来话长。
自从南北朝世族地主占优势以来，反映在政治上就出现高门大族结党争权的局面，在皇室内部，太子和诸王也相应地形成各个政治小集团。太子有东宫官属兵甲，等于在京城里组成一个小朝廷，诸王开府征镇，更易于结集地方势力及某些军事力量作为凭借，而都以取得最高权力继承帝位为其共同争夺之标的。远的不说，李渊、李世民等目睹的隋文帝杨坚、太子杨勇、晋王杨广父子兄弟间就曾为此展开过一场惨酷的斗争。李渊、李世民以及建成、元吉间的斗争也同样是按照此规律来进行。虽然具体的过程和结局不尽相同，但在大关节目上自有其相似之处，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都以次子身份利用开府征镇的机会结集力量而取得帝位。
我国古来有个传统，君主的嫡子一般是法定的太子，当了太子就得经常留在君主身边，遇有关系重大的军事行动，任命外姓将领不放心时，往往派太子以外的儿子充当统帅，有时还由君主自己亲征，把留守京师的任务交给太子，而很少派太子出征。 所谓“君之嗣嫡，不可以帅师”，已成为相沿的惯例。因此隋文帝伐陈，就不派太子杨勇而叫次子晋王杨广任行军元帅，还让杨广先后充当并州、扬州等重要地区的总管。以后杨广之所以能取代杨勇成为太子，并取得军人权臣杨素等的支持，当与此有很大关系，决非仅仅在独孤皇后面前玩点哄骗手段就能达到目的。李世民的情况也是如此。李渊后窦氏生建成、世民、玄霸、元吉四个儿子。玄霸早卒。李渊太原起兵时，建成二十九岁，世民二十岁，元吉十五岁。十五岁太小，所以一开始派建成、世民同取西河；接着入关，以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左三统军等，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右三统军等，而让元吉为太原郡守留镇晋阳。攻占长安后，又派建成为左元帅、世民为右元帅徇地东都。但到李渊正式称帝、建成为皇太子后，就按照老规矩派次子李世民任统帅出征，客观上给李世民创造了扩充实力的条件。
这个时期由李世民任统帅的几次大征战是：（一）武德元年六月到七月任西讨元帅拒薛举于泾州，战败。（二）八月薛举死，任元帅西征举子薛仁杲，十一月破降仁杲，平陇右。 （三）十二月拜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镇长春宫，关东兵马并受节度，开始担负经略山东地区的重任。（四）武德二年十月到三年四月破刘武周、宋金刚，平并州。（五）武德三年七月率元吉总统诸军征讨盘踞洛阳的王世充，四年三月窦建德救王世充，五月擒窦建德，降王世充，尽取山东地区，十月，加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六）武德四年七月窦建德馀部刘黑闼又起事河北，八月徐圆朗举齐、兖之地响应，十二月率元吉击刘黑闼，五年三月破刘黑闼，再取河北，又遣淮安王神通、李破灭徐圆朗。早在破薛仁杲“俘其精兵万馀人”后，李世民就“与之游猎驰射，无所间然，贼徒荷恩慑气，咸愿效死”。以后经略山东地区，更放手汲引人才，培植私党。有文献可查的，如尉迟敬德本刘武周偏将，归降后李世民“赐以曲宴，引为右一府统军”。秦叔宝、程知节本从李密，后归王世充，李世民镇长春宫时归降，叔宝“事秦府”，“拜马军总管”，“寻授秦王右三统军”，知节“授秦王府左三统军”。张公谨“为王世充洧州长史”，“以州城归国”，“李骤荐于太宗，尉迟敬德亦言之，乃引入幕府”。刘师立“初为王世充将军”，“洛阳平，当诛，太宗惜其才，特除之，为左亲卫”。段志玄“从讨王世充”，“迁秦王府右二护军”。公孙武达“武德初至长春宫请谒太宗，从讨刘武周……又从平王世充、窦建德，累迁秦王府右三军骠骑”。屈突通“为太宗行军元帅长史，从平薛举”，“寻以本官判陕东道行台仆射，复从太宗讨王世充”，“寻拜陕东大行台右仆射，镇于洛阳”。宇文士及“从太宗平宋金刚”，“迁秦王府骠骑将军，又从平王世充、窦建德”。萧瑀当李世民为右元帅攻洛阳时“为府司马”。封德彝同时受诏“参谋军事”。钱九陇从太宗“平薛仁杲、刘武周”，又“从太宗擒获窦建德，平王世充”。樊兴“从太宗破薛举，平王世充、窦建德”。李安远“从太宗征伐，特蒙恩泽”。以上十四人都是李世民经略山东所招降邀结，而列入武德九年十月“功臣实封差第”名单中的，在因站在李世民一边为他夺取政权有功而列入此名单的二十七人中占了过半数。此外不曾列入此名单的还有：李君羡“初为王世充骠骑”，“叛而来归，太宗引为左右”。田留安为王世充征南将军，“帅众来归”，李世民“以留安为右四统军”。吴黑闼、牛进达也与秦叔宝、程知节同叛王世充来归。张士贵“从平东都”，而参与玄武门之役。薛万均初随罗艺，“及太宗平刘黑闼，引万均为右二护军”。戴胄仕越王侗、王世充，“太宗克武牢而得之，引为秦府士曹参军”。此外，李世民在武德四年消灭窦建德、王世充后，因“海内渐平”，“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实际上是以杜如晦、房玄龄两个亲信文士为首组织起来的一个秦府顾问班子。这批学士中，陆德明、孔颖达原在王世充辖区，王世充平，“引为秦府文学馆学士”。李玄道历任李密记室、王世充著作佐郎，“东都平，太宗召为秦王府主簿、文学馆学士”。李守素“代为山东名族，太宗平王世充，征为文学馆学士，署天策府仓曹参军”。虞世南先为窦建德黄门侍郎，“太宗灭建德，引为秦府参军，寻转记室，仍授弘文馆学士”。蔡允恭“没于窦建德，及平东夏，太宗引为秦府参军兼文学馆学士”。刘孝孙为王世充弟辩行台郎中，“洛阳平”，“太宗召为秦府学士”。以上平王世充后所得的有七人，占十八学士的百分之三十九。所有这些说明了一个事实：李世民在经略山东中大大扩充了实力。后来建成、元吉攻击他，说“秦王左右多是东人”，是确有事实根据的。
论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 4、建成元吉以及玄武门之变(1)
对秦府势力的扩张，李渊和建成、元吉采取什么对策。
如前所说，李渊此人是有才能的，并非通行历史读本中所说是什么“昏庸无能”，“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人物，岂有听任派系、小集团危及自己权势之理。当武德初年刘文静和李世民相邀结，与李渊的第一号亲信裴寂闹对立时，李渊就坚决除掉刘文静，以维护其尊严。但自己的儿子看来究竟比外人可靠，因此仍旧沿袭传统习惯，让李世民担负经营山东的重任，同时叫元吉当李世民的助手，这也多少包含着牵制李世民的意味。无奈李世民的雄心决非杀个刘文静就能抑制，区区元吉更不在话下，公然把本来应该归公的平定山东胜利果实占为己有，不仅把收得的精兵良将作为秦府的私甲，把山东的文士谋臣作为自己的智囊顾问，而且凭“于管内得专处分”的特权，和李渊的诏敕相对抗。这就使李渊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裴寂等亲信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 ”“自是于太宗恩礼渐薄”，“建成、元吉转蒙恩宠”。
建成、元吉也决非如历史读本中所诟骂是什么“纨绔无赖子”、“凶险”之徒。《旧唐书》所说“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好像由建成、元吉来做皇帝，唐政权就会马上垮台，连秦二世、隋炀帝的结局都不如，也无非是受了《实录》、《国史》对建成、元吉所加诬陷之词的影响。然而篡改历史总是件心劳力拙的蠢事，今天仔细研读文献，仍不难看出建成、元吉对唐皇室的积极作用。李渊太原起兵后一直让建成、世民共同充当统帅，直到正式称帝为止，其间建成、世民都完成了任务，并无显著的高下优劣之分。元吉年龄小，以偏师留守太原，武德二年（619）并州被刘武周攻陷时他只有十七岁，失败的责任恐怕应该由辅佐他的窦诞、宇文歆等多承担一些。 而且李世民也并非常胜将军，武德元年七月他所统率的主力就在泾州被薛举打得大败亏输。以后打王世充、打窦建德、打刘黑闼在李世民指挥下确实取得胜利，但元吉也参加指挥。如李世民和窦建德决战时“留元吉与屈突通围王世充于东都，世充出兵拒战，元吉设伏击破之，斩首八百级，生擒其大将乐仁昉、甲士千馀人”，这样才使李世民无后顾之忧。此时元吉才十九岁，在封建统治阶级中不能不说是早熟的军事人才。至于政事上，建成当了太子后“高祖忧其不娴政术，每令习政事，自非军国大事，悉委决之”。也就是让他学习主持日常工作。史书上也找不到他此时在政事上弄得如何糟的话，相反在这方面他起码在经验上要比李世民丰富得多。
李世民以平定山东而威权日盛，当然使身为太子的建成感受压迫，元吉也有自己的打算，不甘屈居李世民之下。于是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李世民。（一）在出征问题上，前此建成以太子身份留长安练习政事，除武德二年出兵盩厔镇压司竹园的“群盗祝山海”，四年出兵鄜州击破稽胡酋帅刘仚成的部落外，再未承担军事任务。而这两次都是长安附近的小规模作战，事罢即回长安，不能像李世民那样培植私人军事实力。元吉虽然出征山东，总还是李世民的副手，捞不到多少好处。现在趁李世民为李渊疏薄，他们赶快争取出任大战役的统帅。据《旧唐书·高祖纪》，武德五年（622）八月“突厥颉利寇雁门”，“遣皇太子及秦王讨击，大败之”。十月“遣齐王元吉击刘黑闼于洺州”。十一月“命皇太子率兵讨刘黑闼”。十二月“皇太子破刘黑闼于魏州，斩之，山东平”。六年七月“突厥颉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备之”。八年六月“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最后九年“突厥犯边，诏元吉率师拒之”，因玄武门之变而告吹。可见武德后期李世民已当不成大战役的最高统帅，这个重要位置已逐步为建成、元吉取代。（二）不仅公开取代统帅权，还用公开或秘密的手法来瓦解李世民已经结集的小集团势力。用金帛招诱尉迟敬德、段志玄、李安远等秦府将领，不成就加以排陷，曾下尉迟敬德于诏狱，要出程知节为康州刺史，连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个大谋士都被斥逐出秦府。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前夕，还借元吉率师拒突厥的机会，“令秦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并与同行，又追秦府兵帐，简阅骁勇，将夺太宗兵以益其府”，要把李世民弄到彻底无拳无勇的地步。（三）和李世民一样大搞其结党营私，扩充东宫、齐府的实力。李世民有以杜如晦、房玄龄为首的谋士和秦府文学馆十八学士，建成有洗马魏征、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等“尽心所事”的东宫官属。元吉也有王孝逸、张胤等齐王府文学。李世民有秦府私甲，建成则“私召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馀人，畜为宫甲，分屯〔东宫〕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元吉也和建成同样“募壮士，多匿罪人”。李世民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等骁将，建成有薛万彻、冯立，元吉有谢叔方等战将。李世民的外援有在洛阳的张亮、幽州的王君廓，而幽州大都督庐江王瑗以及在河北地区的前宫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等则是建成、元吉的外援。在外边哪方面强固很难说，在京城里则建成、元吉的实力最后已超过了李世民，这在玄武门之变中表现得很明显，后面要谈到。
论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 4、建成元吉以及玄武门之变(2)
建成、元吉这么做，显然是得到李渊同意和支持的。 其中如取代李世民出任统帅，斥逐房玄龄、杜如晦，让秦府精锐转属元吉等等，更非出之诏敕不可，很可能有些本来就是李渊的主意。但李世民毕竟也是亲儿子，处理起来多少要牵顾父子之情，不能像解决其他政治案件那样果断，那样干脆利落。例如武德七年曾发生庆州都督杨文干叛乱事件，此人“尝宿卫东宫，建成与之亲厚”，有人上变诬告“太子使文干举兵，欲表里相应”，这大概出于李世民一伙所指使，但李渊没有彻底追究，“惟责以兄弟不能相容，归罪于〔太子〕中允王珪、〔太子〕左卫率韦挺及〔秦王〕天策兵曹杜淹等，并流之巂州”，用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把建成和李世民双方的部属处理几个了事。 因此两年后李世民和建成、元吉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到达水火不相容时，李渊仍不想作出果断措施，而准备召集这三个儿子，由他和重臣大僚裴寂、萧瑀、陈叔达、封伦、字文士及、窦诞、颜师古等来公断曲直。 没有预料到李世民会发动玄武门军事政变，来个突然袭击。结果不仅建成、元吉当场被袭杀，李渊被迫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庶政皆决断”，两个月后更被迫内禅，成为毫无权力、真正“孤家寡人”式的太上皇，当了九年高等政治囚犯而死去，比隋文帝之见杀于杨广总算略胜一筹。
关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中篇里已有所论述，这里只谈一点和陈先生稍有出入的看法，即这次军事政变对李世民方面来说实属“孤注一掷”。当时李渊之支持建成、元吉，李世民是很清楚的（这也是政变成功后急于要叫李渊退居太上皇的原因之一）。六月四日公断，以剪除过李世民羽翼刘文静的裴寂为首席大臣，其结果之不利于李世民也是可以预计的。即使公断后维持现状，不对李世民作什么大处分，元吉之夺取秦府精锐也是势在必行的，李世民眼看就要成为没有多少实力的空头皇子。再就双方当时的军事力量来看，这时东宫、齐府的兵力合起来已远较李世民在京城里所能控制的来得强大，如果不是在东宫、齐府兵到来前已将建成、元吉袭杀，出示建成、元吉首级使东宫、齐府兵瓦解，李世民一方肯定要失败。这种兵力的不敌，老于行阵的李世民等人岂能不知。所以玄武门之变实是李世民等人处在极端不利的困境中的冒险行动，其成败与否全在能否出其不意地把前来听候公断的建成、元吉袭杀。这当然没有十分把握，使见过大世面的李世民都弄得极为紧张，要占卜一下吉凶。
研究历史的首要任务当然是探索其必然性，但对偶然性也不宜忽视，更不能否认。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太子和诸皇子以至对皇帝争夺最高权力的事情是必然发生的，但究竟谁胜谁败，像玄武门之变的结局那样，就不能否认有很大的偶然成分。
论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 5、地域问题和世族庶族问题(1)
以上各节具体分析了李世民和李渊以及建成、元吉各个派系各个小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总起来说明了一个事实，这种矛盾斗争只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
是不是反映关陇人和山东人的矛盾，是关陇人和山东人之争?如果抓住建成、元吉所说“秦王左右多是东人”这句话，来个断章取义，好像有点像，好像秦王李世民确是山东利益的代表，而建成、元吉以至李渊都代表关陇旧势力。然而不然。（一）李世民结集的主要力量见诸“功臣实封”名单的，房玄龄（齐州临淄）、高士廉（渤海蓨）、柴绍（晋州临汾）、唐俭（并州晋阳）、秦叔宝（齐州历城）、程知节（济州东阿）、段志玄（齐州临淄）、张公谨（魏州繁水）、刘师立（宋州虞城）、李孟尝（赵州平棘）、王君廓（并州石艾）、张亮（郑州荥阳）、庞卿恽（并州太原）、樊兴（安陆）、元仲文（洛州）、秦行师（并州太原）、封德彝（观州蓨）诚然是山东人，萧瑀（兰陵）、钱九陇（晋陵）是江南人也非关陇人，而长孙无忌（雍州长安）、杜如晦（京兆杜陵）、长孙顺德（雍州长安）、侯君集（豳州三水）、刘弘基（雍州池阳）、公孙武达（雍州栎阳）、屈突通（雍州长安）、宇文士及（雍州长安）、杜淹（京兆杜陵）、李安远（夏州朔方）都是关陇人，而且长孙无忌、杜如晦、侯君集和山东的房玄龄、尉迟敬德、张公谨等同样是发动玄武门之变的主要人物。 （二）建成的韦挺（雍州万年）、薛万彻（雍州咸阳）、冯立（同州冯翊）是关陇人。魏征（钜鹿曲城）、王珪（太原祁）却是山东人。 元吉的谢叔方（雍州万年）是关陇人，李思行（赵州）、王孝逸（汴州）又是山东人。而且建成、元吉还想招诱李世民一边的山东人尉迟敬德、段志玄、李安远等为己用。（三）就是李渊也如此，在他称帝后公布的“太原元谋功臣”名单中，刘文静（京兆武功）、长孙顺德、刘弘基、殷开山（雍州鄠县）、窦琮（扶风平陵）、张平高（绥州肤施）、李高迁（岐州岐山）是关陇人。裴寂（蒲州桑泉）、柴绍、唐俭、刘世龙（并州晋阳）、刘政会（滑州胙城）、赵文恪（并州太原）、李思行、许世绪（并州）是山东人。李渊、建成、元吉和李世民在用人都明显地没有只要关陇或只要山东。
所谓“山东”这个地域名词，是战国秦汉以来的习惯用语，一般是指华山、崤山、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地区，在隋唐之际，狭义的一般多指今河南、山东（唐统划为河南道），有时更狭一点也可单指今山东，广一点则包括今河北（唐河北道）、山西（唐河东道），更广一点还延及长江中下游（唐淮南道）。专用关陇人，早在西魏北周确是如此。这是因为西魏北周所统治的只有关中以及陇西（后来加进剑南）这点地区，过黄河出函谷关便是东魏北齐的版图，长江中下游更是南朝梁陈的辖区，你要用山东人，山东人也不为你所用。所以西魏北周的统治集团只能是所谓“关陇集团”，执行所谓“关中本位政策”，尽管这个集团的大多数骨干本来都是随贺拔岳、宇文泰入关的山东人。北周灭北齐，隋继北周又并江南，统一全国，只要稍有头脑的政治人物到这时就不会再死守住关陇集团的老框框。大业时雍州万年人韦云起曾上疏说“今朝廷之内多山东人，而自作门户，更相剡荐，附下罔上，共为朋党”云云，炀帝令大理推究，少数山东人因之免官流配。可见在隋代山东人已多为中央任用，只是需要他们给中央出力，不准“自作门户”“共为朋党”而已。李渊继隋，当然也继续执行这一政策。由于他原任太原留守，现在山西地区人才如“太原元谋功臣”中的裴寂、柴绍、唐俭、刘世龙、赵文恪、许世绪等和关中人同样成为他起兵时的基本干部，一开始就突破了关陇的小圈子。他称帝后要引用的山东人则主要是包括现在河南、山东以及河北等地的山东人。这个任务在经略山东的过程中也已顺利完成，不过经略山东的统帅李世民从中打了个大埋伏，把这批理应归公的山东人才中绝大多数据为己有，以扩充秦府的实力，从而引起了建成、元吉的妒嫉争夺。当然，旧习惯势力的残馀总还会起作用有影响。李世民当上皇帝后“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也就是多少有点厚关中、薄山东，山东的定州义丰人张行成劝他“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示人以隘狭”。说明这种用人问题上的地域界限即使在全国统一后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全泯失。
论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 5、地域问题和世族庶族问题(2)
李世民以及李渊、建成、元吉各个派系小集团是否分别代表了庶族地主和世族地主的利益?我看也不见得。 所谓世族地主或曰士族地主，即旧史所谓“高门望族”或“门阀”、“右姓”，是起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才逐渐没落的一种历史现象。大体说来，几代仕宦在中央或地方有一定声望权势的就可成为世族地主。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世族地主会不断衰败，新的世族地主会不断涌现。在新世族地主涌现后，旧世族地主不仅不愿承认其原有地位之消失，甚至不愿承认新世族地主有和自己平起平坐的资格，于是出现了究竟谁算高门望族、谁不算之争。《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柳冲传》附载柳芳论氏族的文章中所谓：“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 ”都是魏晋南北朝时出现的旧“右姓”（柳芳此文也完全是主张维护世族地主的论调）。《唐会要》卷三六“氏族”载苏冕所议：“创业君臣，俱是贵族，三代以后，无如我唐：高祖八柱国唐公之孙，周明懿、隋元真二皇后外戚，娶周太师窦毅女，毅则周太祖之婿也；宰相萧瑀、陈叔达，梁陈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齐隋驸马都尉；窦威、杨恭仁、封德彝、窦抗，并前朝师保之裔；其将相裴寂、唐俭、长孙顺德、屈突通、刘政会、窦轨、窦琮、柴绍、殷开山、李靖等，并是贵胄子弟。 ”则是本上述几代仕宦具有一定声望权势便是世族地主这个标准所提出的隋唐新“高门大族”。用柳芳的旧传统来衡量，无论李渊的“元谋功臣”、李世民的“功臣”以及建成、元吉所委信的人中出于“右姓”者都寥寥无几。从苏冕的新观念来看，李渊“元谋功臣”名单中的裴寂、窦琮、殷开山、刘政会，李世民“功臣”名单中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高士廉、宇文士及、屈突通、萧瑀、封德彝、杜淹，以及两个名单中共有的长孙顺德、刘弘基、柴绍、唐俭，建成、元吉手下的王珪、韦挺、薛万彻，都已几代仕宦，可以算是世族地主；而李渊“功臣”中的刘世龙、赵文恪、张平高、李思行、李高迁、许世绪，李世民“功臣”中的王君廓、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秦叔宝、程知节、钱九陇、樊兴、公孙武达、李孟尝、段志玄、庞卿恽、张亮、元仲文、李安远、秦行师、马三宝，建成、元吉手下的魏征、冯立、谢叔方等又都只是庶族地主，有的甚至连地主出身都够不上。因此无论李世民、李渊、建成、元吉对世族地主、庶族地主、以至非地主分子都是兼收并蓄，并无成见。当然文官中世族地主多一些，因为世族地主条件好，容易掌握文化；而庶族地主以及非地主分子条件差，往往习于战斗，因此大多数成为战将。这无论在李世民、李渊、建成、元吉任何一方面都是如此。
《旧唐书·高士廉传》记载贞观十二年（638）高士廉等奉诏编撰《氏族志》时李世民所发的一段议论：“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要修《氏族志》，是仍以门阀为贵的旧意识，不承认崔、卢等旧“右姓”，要把唐朝的功臣显宦定为新“右姓”，又是敢于突破旧传统的新思想。这种新旧糅合的思想意识，出于世族地主行将为庶族地主取代的过渡时期是十分自然的。若前此世族地主全盛之世，则决无出现这种思想意识的可能。《旧唐书》卷六一《窦威传》载李渊谓窦威：“比见关东人与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公代为帝戚，不亦贵乎?”也是和李世民同一思想意识。这又证明李渊、李世民在对待世族、庶族问题上是同等水准的历史人物。
论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 6、太子承乾、魏王泰以及晋王治(1)
李世民当上皇帝后，贞观年间他的儿子又学父辈的老样，分别形成派系，为争夺帝位的继承权而斗争。
李世民的儿子很多，照旧传统习惯，最有资格继承帝位的应是长孙皇后亲生的三个儿子李承乾、李泰和李治。承乾生于武德二年（619），是长子，李世民当皇帝后就立他为皇太子。据《旧唐书》卷七六《承乾传》，他“性聪敏，太宗甚爱之”。贞观九年（635）太上皇李渊死，“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监国”。看来也并非无能之辈《承乾传》所说“及长，好声色，慢游无度”，“退朝后便与群小亵狎，宫臣或欲进谏者，承乾必先揣其情，便危坐敛容，引咎自责，枢机辨给，智足饰非”，“常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学胡人椎髻，剪彩为舞衣，寻橦跳剑，昼夜不绝，鼓角之声，日闻于外”，以及《新唐书》卷八〇《承乾传》所说“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云云，当都是承乾败后或高宗朝修《太宗实录》所附会增饰之词。 退朝后与群小相处，本是帝王常事。东宫所属执役警卫当有胡人，于是有太子胡化之说，其实太宗既可受“天可汗”之称，太子又何以不能一效可汗言行以为戏乐。至于宫臣进谏引咎自责，更与李世民之纳谏邀誉有何区别。而在李世民则为明君圣德，在承乾则为不才子恶迹。旧史好以成败论人，今日不应再为所惑。。只缘“先患足，行甚艰难，而魏王泰有当时美誉，太宗渐爱重之。承乾恐有废立，甚忌之，泰亦负其材能，潜怀夺嫡之计，于是各树朋党，遂成衅隙”。“尝召壮士左卫副率封师进及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深礼赐之，令杀魏王泰，不克而止。 寻与汉王元昌、兵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洋州刺史赵节、驸马都尉杜荷等谋反，将纵兵入西宫。贞观十七年（643），齐王祐反于齐州，承乾谓纥干承基曰：‘我西畔宫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来耳，此间大亲近，岂可并齐王乎!’会承基亦外连齐王，系狱当死，遂告其事。太宗召承乾幽之别室，命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特进萧瑀、兵部尚书李、大理卿孙伏伽、中书侍郎岑文本、御史大夫马周、谏议大夫褚遂良等参鞫之，事皆明验。废承乾为庶人，徙黔州，元昌赐令自尽，侯君集等咸伏诛。其宫僚左庶子张玄素、右庶子赵弘智、令狐德棻、中舍人萧钧并以材选用，承乾既败，太宗引大义以让之，咸坐免”。案承乾当时处境颇似武德时的建成，为保持帝位继承权而结集私党。其办法则学习乃父李世民，想用壮士杀死魏王泰是操李世民除建成、元吉故智，“将纵兵入西宫”即“大内”大内在太子所居东宫之西，所以叫“西宫”。，也是抄袭玄武门之变后威迫皇帝内禅的老章法，而此时已成为他私党的侯君集又正是当年玄武门之变的干将。至于李世民阴妃所生第五子齐王祐也是“潜募剑士”有所觊觎的不安分之徒《旧唐书》卷七六本传。，贞观十七年在齐州叛乱至少客观上成为承乾的外援。承乾所说“我西畔宫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来”的话，表明他确有趁齐王祐叛乱的机会用兵于大内的打算。
再看魏王泰，《旧唐书》卷七六本传说他“少善属文”，“太宗以泰好士爱文学，特令就府别置文学馆，任自引召学士”。“司马苏勖以自古名王多引宾客，以著述为美，劝泰奏请撰《括地志》，泰遂奏引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就府修撰，……功毕表上之，诏令付秘阁，赐泰物万段，萧德言等咸加给赐物”。《括地志》现在还有辑本传世，给人的印象好像真是“好士爱文学”的名王之流，其所引宾客也真是只会摇笔杆的文士。其实决不止此。本传就说：“泰潜有夺嫡之意，招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等二十馀人，厚加赠遗，寄以腹心。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相继摄泰府事，二人俱为泰要结朝臣，津通赂遗，文武群官，各有附托，自为朋党。”这里所讲要结附托的是“文武群官”，不仅有文而且有武。韦挺在武德时做过太子建成的左卫率，因杨文干叛乱辞涉东宫而与王珪同被流放，对太子诸王间如何斗争有经验。杜楚客是杜如晦的兄弟《旧唐书》卷六六本传。，房遗爱是房玄龄的儿子，柴令武是柴绍的儿子，二人还都是李世民的女婿，后来在高宗永徽四年（653）与薛万彻谋立李渊第六子荆王元景不成被杀《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附遗爱传》、卷五《柴绍传附令武传》、卷六四《元景传》、卷四《高宗纪》。，都是有一定权势的不安分之徒，和承乾手下的侯君集等人正旗鼓相当。“引召学士”“以著述为美”和当年李世民、元吉之分别开文学馆置学士同样有政治性质，除邀誉外还在培植自己的私党羽翼。
论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 6、太子承乾、魏王泰以及晋王治(2)
但魏王泰的结局也不甚美妙，在承乾被废为庶人时李世民也“幽泰于将作监”，接着降封东莱郡王，改封顺阳王，徙居均州之郧乡县，比承乾之徙黔州好不了多少。 李世民对魏王泰本来是颇为喜欢的，在处分他的诏书中还说“朕之爱子，实所钟心”，“恩遇极于崇重，爵位逾于宠章”。当承乾被废时，改立魏王泰为太子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偏偏出人意外地连魏王泰也降逐，来个两败俱伤。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旧唐书·魏王泰传》是这样写的：“承乾败，太宗面加谴让，承乾曰：‘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泰所图，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 今若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太宗因谓侍臣曰：“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传之子孙，以为永制。’”在处分魏王泰的诏书里也说：“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彰厥巨衅，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实际这些只是表面文章，听了承乾这几句话就贸然作出“两从废黜”的决定，更不可能是李世民这种老谋深算的封建统治者的作风至于《旧唐书》卷八〇《褚遂良传》所说太子承乾以罪废，魏王泰入侍，太宗面许立为太子，因谓侍臣曰：“昨青雀（魏王泰小名）自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臣百年之后，当为陛下杀之，传国晋王。 ’父子之道，故当天性，我见其如此，甚怜之。”为遂良所谏止云云。则更不可信，或出遂良后嗣所撰家传之类之所增饰，《魏王泰传》等均无此项记载。其中李世民所述魏王泰杀子传弟之誓，太不近情理。而且魏王泰未被废时并无立晋王为太子说，魏王泰何以要用百年后传弟晋王的话来媚惑李世民?退一步说，即使当时真有欲立魏王的打算，则经褚遂良谏止也就可以，何至立刻转而幽泰于将作监，且继之以贬逐?司马光不察，竟采入《通鉴》，可谓千虑之失。。所以“两从废黜”者实另有其原因，这就是诏书中所说的承乾和泰都“争结朝士，竞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而一分派系小集团，欲罢难休，最后非危及皇帝本身不可。隋文帝杨坚的结局，唐高祖李渊当太上皇的滋味，李世民是一清二楚的，他自己就是深于此道的过来人，现在看到自己的儿子也向父辈学习，以承乾为首的小集团已准备向自己下手，魏王泰小集团也难保不来这一着，为自己免当杨坚、李渊起见，不如当机立断，忍痛割爱，把这两个小集团同时粉碎。这完全是从自己的利害打算，绝非什么“志存公道，义在无偏”。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事事为自己打算是很自然的事情，要他出以公心倒反是不现实的。
废承乾后立晋王治（唐高宗）为太子也说明了这一点。晋王治固然是承乾、魏王泰外长孙皇后唯一的儿子，但光有这一条还不够，因为必要时还可以废嫡立庶，立其他妃嫔生的儿子。其所以得立，主要还是因为他不曾营私结党，自成派系。《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说：“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晋王，而限以非次，回惑不决，御两仪殿，群官尽出，独留无忌及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谓曰：‘我三子一弟“三子”谓承乾、魏王泰、齐王祐，“一弟”谓汉王元昌。，所为如此，我心无憀。’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无忌等惊惧，争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晋王。无忌等请太宗所欲，报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谓晋王曰：‘汝舅许汝，宜拜谢。’晋王因下拜。太宗谓无忌等曰：‘公等既符我意，未知物论何如?’无忌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伏乞召问百僚，必无异辞，若不蹈舞同音，臣负陛下万死。’于是建立遂定。”这条记载某些细节有点问题，如晋王治虽是第九子，但在长孙皇后亲生之子中名列第三，在嫡庶有别的封建社会里如何能说“非次”，但在需要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等文武重臣支持晋王治这点上必非虚构。这证明晋王治当时确没有营私结党，因此要替他找好几位有力量的重臣作为辅佐。
论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 6、太子承乾、魏王泰以及晋王治(3)
晋王治为什么不营私结党，这和他的年龄有关。 《旧唐书·太宗纪》：武德九年十月“立中山王承乾为皇太子。”《承乾传》：“太宗即位，为皇太子，时年八岁。”则承乾生于武德二年，到贞观十七年被废时已二十五岁。魏王泰是第四子，据《旧唐书》本传“永徽三年薨于郧乡，年三十有五”，上推其生为武德元年，比承乾都大，不可能，本传“永徽三年”盖为“五年”之误，则出生于武德三年，至贞观十七年亦已二十四岁，和二十五岁的承乾均早具备营私结党的能力。 晋王治据《旧唐书·高宗纪》“贞观二年六月生”，则贞观十七年才十六岁，前此更是幼小，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当然没有营私结党的可能性。这不是他比魏王泰、承乾来得恬淡或无能，而是年龄所局限。
〔附记〕拙文写成后，偶读抗战初武汉出版的《太炎文录续编》，在卷二上发现一篇《书唐隐太子传后》，才知道章炳麟先生早在半个世纪前已对隐太子建成和李世民的矛盾问题持独特的看法。其文一开头就说：“史之失官，莫如书唐隐太子与明建文事。建文纪年被革除，因不为著实录，其时政令遂不可知，顾史官阙文而已。隐太子事，加诬乃已甚矣!”文中指出：“倡义之谋，本裴寂、刘文静启之，太宗在侧，故附成其说，隐太子不在侧，故不得附成其说，太宗非有以过其兄也。其决策之大者，莫如师次贾胡，久雨粮乏，群议欲返太原，惟隐太子兄弟沮其计，使神尧纥然西进，终成大业，此其功亦二人兼之。观温大雅《创业起居注》所记，大郎、二郎方略正等，知太子非庸谨不可与立者，神尧所以卒无异志为此也。其后削平东夏，实太宗之功为大，事乃在武德三年。后王、魏劝太子亲将讨刘黑闼以立功，事虽卒就，比于太宗尚不逮，要创业时功非有异也。太宗以削平东夏自伐，故思夺宗，与炀帝以平陈自伐无异。夺宗之事，太宗与炀帝等。房、杜为之谋主，与杨素等。凡事为耳目所习者，其取法也易，其虑之也亦深。神尧虽暗，独惩于隋之高祖。讼者知其不决，则剚刃以先之，事乃有甚于炀帝者矣。”所说除“神尧虽暗”云云与鄙见尚不无出入外，可谓先得我心，特备录如上，供读拙文者参考。1979年6月。
（选自《文史存稿》，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唐史论丛》第一辑，1988年3月）
武则天真相 1、武则天和唐高宗(1)
去年给《中国典籍与文化》写了篇《杨贵妃和她的故事》，据编辑说还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因此希望我再给杨贵妃的太婆婆，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的亲奶奶武则天写点什么。 眼下这位历史上的女皇帝好像又要当令起来。
但写这位当过皇帝的武则天可不比写杨贵妃。杨贵妃算不上政治人物，而且只活了三十八岁，牵涉的事情少。武则天从她二十七八岁来到唐高宗李治身边算起，由昭仪而皇后，而皇太后，而大周皇帝，最后又从大周皇帝跌落成为大唐的皇太后，掌握全国最高权力为时半个世纪还多。要全面写，写上一二十万字还未必能打住，在这里只能有重点地写一些。但求武则天其人其事能回复到本来的面目形象，不致在文学家、剧作家的笔下弄得太离谱。
把武则天弄得最离谱的自然首推“四人帮”。但我不想在这里和此等反革命分子纠缠，因为他们用来吹捧武则天的货色，其实都是从中国科学院前院长郭沫若那里偷去的。 郭前院长诚然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文学家、史学家，但唐史研究实非其所长，他在1960年创作、1962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武则天》，包括剧本和附录中所作的武则天研究，可说是对武则天作了极大的美化——实际上也是极大的歪曲。所以在“四人帮”倒台之后，我就忍不住写了篇评《武则天》的文章。遗憾的是有些话在当时还只宜说得吞吐一些，加以文章发表在某个高校的学报上，也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换个题目重新写过，当时不宜说和不曾想到说的都好趁此加进去，自问当不致有炒冷饭或一稿两用之嫌。
武则天是并州文水也就是现在的山西文水人，父亲武士彟原是富商，后跟随唐高祖起兵成为新贵。她本来的名字已经失传，在改唐为周之前新造了个“曌”字作为大名。从大周皇帝跌落下来才被另上个尊号叫“则天大圣皇帝”，死了被谥为“则天大圣皇后”，后来《旧唐书》、《新唐书》都给她立了《则天皇后本纪》，因此今天习惯称她为武则天（其实如果她死后有灵，对用这个倒霉后加上的尊号怕也未必乐意）。 她十四岁时被唐太宗弄进宫里当“才人”（皇后以下的三等妃嫔），太宗死后出宫当尼姑，被高宗看上又弄进宫里当昭仪（二等妃嫔），永徽六年（655），高宗废掉皇后王氏改立她为皇后。以上这些事实，是向来为人们公认没有异议的。至于她为什么会被高宗立为皇后，倒并非如人们想像单纯凭美貌，如后来骆宾王讨武檄文中所说“狐媚偏能惑主”，因为原先的王皇后也是“有美色”，而且还比她年轻。王皇后之被废，是因为充当宰相的舅父柳奭倒向了高宗的对立面——元老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一边，使王皇后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而武则天的高升为皇后，据我推测是由于她“素多智计，兼涉文史”（《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在斗争中充当了高宗的助手的缘故。
武则天贵为皇后以后，是否像《武则天》书里所说，“高宗信任武后是比较专一的，虽然有时也听信过谗言，想废掉她，但终于让她辅政二十多年”？从文献来看并非如此。所谓“有时也听信过谗言”者，应指麟德元年（664）高宗和上官仪合谋准备废掉武则天。这件事情在《旧唐书》卷四《高宗纪》、卷八〇《上官仪传》里都写得欠直率，当是由于《旧唐书》多数直抄唐人修撰的《实录》和《国史》，而武则天最终还是唐朝的皇太后，《实录》、《国史》以至《旧唐书》在高宗和武则天的关系上不能不含糊一点。这要到宋人撰写的“文省事增”的《新唐书》里才无顾虑地把真相公开出来。《新唐书》卷一〇五《上官仪传》说：“初，武后得志，遂牵制帝，专威福，帝不能堪。〔武后〕又引道士行厌胜，中人王伏胜发之，帝因大怒，将废为庶人，召仪与议，仪曰：‘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帝使草诏，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诉，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仪教我。’后由是深恶仪。始，忠（高宗长子忠，本封陈王，后为皇太子，武后立后又降为梁王）为陈王时，仪为咨议，与王伏胜同府，至是许敬宗构仪与忠谋大逆，后志也。”《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里也这么说，并说：“及仪见诛，则政归房帷，天子拱手矣。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圣’，每视朝，殿中垂帘，帝与后偶坐，生杀赏罚唯所命。”这些大体应属信史，尽管“帝乃悔”等细节，不一定是事实。这位上官仪在剧本里被说成是“豪门望族”，把这件事情说成是“离间宫廷，要挟着皇帝陛下，想把大权操在他们几家豪门望族手里”，这实在冤枉。两《唐书》本传里只说上官仪的父亲上官弘是“隋江都宫副监，因家于江都”，查《新唐书》卷七三下《宰相世系表》也只说上官弘的上代上官回是北周的襄城太守，看起来已不像是关中或山东的“豪门望族”，何况上官仪本人“举进士”，“以词彩自达”，尽管受高宗提拔当上了宰相，仍是个凭文学进身之士，和“豪门望族”哪是一个路子。而高宗在打击长孙无忌、褚遂良时，本曾识拔许敬宗、李义府之流作为臂助，到这时却只能依靠新进文学之士上官仪来图谋武则天，可见原属亲信的许敬宗、李义府辈已尽为武则天所牢笼。其中许敬宗且转而参与对帝党上官仪的打击活动，李义府更早在上官仪事件之前就不把高宗放在眼里，敢公开顶撞（见《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要说这些都是高宗对武则天的“信任”，甚至像剧本中借武则天之口所说：“皇帝陛下是有病在身的人，我不帮助他，谁来帮助他?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皇帝要我管，我只好管。”能说得通吗?
武则天真相 1、武则天和唐高宗(2)
《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说：“高宗自显庆后，多苦风疾，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常称旨，由是参豫国政。……而高宗春秋高，苦疾，后益用事，遂不能制。”这倒可称为后世史官的直笔。
武则天真相 2、得到人民拥护吗(1)
在《武则天》书里认为武则天的政权“是获得人心的”，“是得到人民拥护的”。 还从《通鉴》光宅元年（684）考异所引《唐统纪》中找到武则天自己说过“不爱身而爱百姓”的话，说“她执掌政权的五十多年中，基本上是站在‘爱百姓’的立场而进行措施的”。
说话要有证据。《武则天》书里居然也给我们找来了证据。这就是《新唐书·则天皇后传》里的一段纪事：“上元元年（674），进号天后，建言十二事：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帝皆下诏略施行之。”其实像这样的官样文章，在封建社会的诏令里本是屡见不鲜的。就唐代来说，翻一翻《唐大诏令集》和《册府元龟》的“帝王部”，就可看到几乎每个皇帝都在诏令里说过这类勤政爱民的好话。至于实行与否，那自然是另一回事。这里所说的“略施行之”，就是并未认真实施的同义语。如所谓“薄赋徭”，唐初的赋徭主要有租庸调和户税、地税（义仓税），在高宗上元年间就并没有降低税额的任何措施。不观其行只听其言，无条件相信这类官样文章，那就可以作出唐朝每个皇帝都“得到人民拥护”的结论，何止一个武则天。
《武则天》书里还提到了均田制。唐初的均田制究竟实施得如何?均田制对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究竟起了多少作用，是尚待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结论的问题。要肯定均田制的积极作用，并把维护均田制作为武则天的“关键性”德政，当然也听便，不过仍该拿出点像样的证据。很遗憾，连《武则天》书里也承认“从史料中找不出武后保护均田制的明令”，于是只好从《全唐诗》里找一首武则天的《石淙》诗来作证。这首诗里有两句叫“均露均霜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书里说这“或许可以作为她的歌颂均田的一种流露”。案今本《全唐诗》已是官书，照例不再说明所收辑的诗篇的来历，但这首《石淙》诗的来历倒还是可以弄清楚的，它出于今河南省登封县石淙山北崖上的石刻，是武周久视元年（700）夏日武则天行幸时所留下的文物。据《金石萃编》卷六四所录全文，除武则天这首“圣制”外，还有皇太子李显以下的“侍游应制”诗十六首，其中姚元崇（后来改名姚崇）的一首也有“二室三涂光地险，均霜揆日处天中”的句子。可见这“均霜”、“均露”无非是即景成文，最多带点通常所谓“雨露均沾”或“风调雨顺”的意思，和“田”之“均”否哪有关系，哪能因为有个“均”字就拉来作为维护或歌颂均田制的佐证。
《武则天》书里把户口的增加也作为武则天的德政，书里根据《通鉴》说：“在唐高宗永徽三年（652），是唐太宗死后的第三年，中国只有三百八十万户，而到武后神龙元年（705）已经达到六百一十五万户，可以看出武后末年的中国户口比起唐太宗末年来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因而得出“她使天下富庶”的结论。案这类户口数字只是登记在籍帐（户籍簿）上的数字，而籍帐是向百姓征收赋税的依据，为了逃税，这类户口数字比实际户口数字总会小得多，不能认为实际数字也是如此而无条件依据。当然，从太宗末年到武则天末年已经历了半个世纪，说户口的有所增长本也合理，不过这仍不能归功于武则天。因为像古代中国这样的封建社会，只要不逢上特大灾荒或特大战乱，人口增长本来是很迅速的。
《武则天》书里又说“在武后统治的五十多年间不曾有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是事实，但仍不能用来说明武则天“得到人民拥护”。农民大规模起义要有一定的条件，条件不具备，不成熟，即使政治再黑暗也不一定会发生。就唐代来说，安史之乱以后的穆宗、敬宗都是很糟的，文、武、宣三朝的政治也不见得清明，但同样“不曾有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总不能说这个时期的中央政权也“得到人民拥护”。
武则天真相 2、得到人民拥护吗(2)
有利于武则天施行德政、“得到人民拥护”的事例实在不易找，不利的呢，倒俯拾皆是。 这里姑且举几篇常见的文献。 一是武周时陈子昂的《上军国利害书》，说当时“自剑以南，爰至河、陇、秦、凉之间，山东则有青、徐、曹、汴，河北则有沧、瀛、恒、赵，莫不或被饥荒，或遭水旱，兵役转输，疾疫死亡，流离分散，十至四五，可谓不安矣”（《陈伯玉文集》卷八）。 再是武周证圣元年（695）李峤上表，说：“今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粮，苟免岁时，偷避徭役，此等浮衣寓食，积岁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挂，或出入关防，或往来山泽，非直课调虚蠲，阙于恒赋，亦自诱劝愚俗，堪为祸患。”（《唐会要》卷八五“逃户”）还有玄宗开元十二年五月《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中也说到武周“天册、神功之时，北狄、西戎作梗，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水旱相仍，逋亡滋甚，自此成弊，至今患之”（《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一“田农”）。这些文献都是研究唐代逃户、客户时经常引用的，在《武则天》书里何以一概不提到?当然，闹水旱灾也好，少数民族入侵也好，都不能叫武则天个人来承担责任，但武则天没有能采取有效措施也是事实，可见从武则天身上实在是很难找到值得歌颂的德政的。
武则天真相 3、杀人是否杀得对(1)
武则天杀过许多人。 《武则天》书里认为这些被杀的都是罪有应得的坏人，武则天没有杀错。
剧本是“以徐敬业的叛变作为剧情的中心”的。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实际上是以地方势力来反抗中央。只是由于当时武则天还未改唐为周，徐敬业反的是唐朝皇太后，所以后来的唐朝皇帝一直不曾给徐敬业平反。关于这个事件的是非自当另行研讨。但同时为武则天杀害的宰相裴炎也被剧本写成是图谋不轨，想自己做皇帝，就全非事实了。裴炎在两《唐书》里都有传，《旧唐书》卷八七《裴炎传》说：“太后（武则天）侄武承嗣请立武氏七庙及追王父祖，太后将许之，炎进谏曰：‘皇太后天下之母，圣德临朝，当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祢，以示自私。且独不见吕氏之败乎?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太后曰：‘吕氏之王，权在生人，今者追尊，事归前代，存殁殊迹，岂可同日而言！’炎曰：‘蔓草难图，渐不可长，殷鉴未远，当绝其源。 ’太后不悦而止。时韩王元嘉、鲁王灵夔等皆皇属之近，承嗣与从父弟三思屡劝太后因事诛之，以绝宗室之望，……炎独固争，以为不可，承嗣深憾之。……徐敬业构逆，太后召炎议事，炎奏曰：‘皇帝年长，未俾亲政，乃致猾竖有词。若太后返政，则此贼不讨而解矣。’御史崔察闻而上言曰：‘裴炎伏事先朝，二十馀载，受遗顾托，大权在己，若无异图，何故请太后归政?’乃命御史大夫骞味道、御史鱼承晔鞫之。凤阁侍郎胡元范奏曰：‘炎社稷忠臣，有功于国，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右卫大将军程务挺密表申理之，文武之间证炎不反者甚众，太后皆不纳。光宅元年（684）十月斩炎于都亭驿之前街。”可见裴炎是反对武则天临朝而被诬陷杀害的。他“家无儋石之蓄”，怎么也不像是司马懿一流篡位的权相。而且历史进入隋唐、门阀制度衰亡之后，权相篡位改朝换代的事情已不可能再出现，如何硬把这个罪名安到裴炎头上。张《朝野佥载》记载徐敬业令骆宾王编造童谣，以“自古大臣执政多移社稷”来劝说裴炎充当内应，并说裴炎也有效法司马懿的野心云云。 司马光的《通鉴考异》已指出“此皆当时构陷炎者所言耳，非其实也”。剧本不相信《旧唐书》而相信《朝野佥载》，理由只是：“裴炎为人实不光明磊落。其嫉妒裴行俭，背信杀降一事，即足证明。”案背信杀降一事也见于《旧唐书·裴炎传》，也说裴炎这件事是“妒功害能”。但“妒功害能”、“不光明磊落”和谋叛图篡是两回事，今天“不光明磊落”以至“妒功害能”者不还大有人在，你总不能说这些人也都有政治野心图谋不轨。至于剧本中说裴炎当年“决定拥戴上官仪”，“上官仪也想做皇帝”，更是无中生有，厚诬古人而已。
程务挺被说成和裴炎、徐敬业通谋叛乱，这也是厚诬古人。《旧唐书》卷八三有程务挺的传，说他“督军以御突厥，……突厥甚惮之，相率遁走，不敢近边。及裴炎下狱，务挺密表申理之，由是忤旨。务挺素与唐之奇、杜求仁友善，或构言挺与裴炎、徐敬业皆潜相应接，则天遣左鹰扬将军裴绍业就军斩之，籍没其家。突厥闻务挺死，所在宴乐相庆”。案程务挺平素和唐之奇、杜求仁关系好，这时唐、杜和徐敬业一起造反，怎么就能断定程务挺一定和徐敬业潜相应接呢?认为裴炎冤枉给上表申理，怎么又成了潜相应接的罪证呢?这种株连法岂非大有“文革”的味道。如果程务挺真和裴炎、徐敬业潜相应接，那军中就早会有所准备，岂区区裴绍业之所能斩。因此《旧唐书》讲清楚这是“构言”，武则天杀他实在是自坏长城。
章怀太子李贤并没有多大罪过，只要不带成见，读一读《旧唐书》卷八六的本传就会承认这点。因此《武则天》书里只好在谁杀李贤这点上提出异议。本传是这样说的：“文明元年（684），则天临朝，令左金吾将军丘神往巴州检校贤宅，以备外虞，神遂闭于别室，逼令自杀。”《通鉴》承用本传，在“以备外虞”下加了一句“其实风使杀之”，下面又纪“太后乃归罪于神，……贬神为叠州刺史，……神寻复入为左金吾将军”。《武则天》书里认为这几句是司马光随便加上的，于是大加指责说：“这样寥寥几笔，便把武后描绘成枭獍。试问：‘风使杀之’，除当事人之外，司马光或其他的人何从得而知之?写出丘神初被贬谪，寻复原职，在司马光是有意显示武后的奸诈，想掩饰人的耳目，其实这是不难理解的。初加贬谪者是怀疑丘神逼死了太子贤，寻复原职者是发觉了丘神的冤屈。太子贤之死，看来别有原因，是史书上的一笔悬案。”既是“悬案”，在剧本里就更可以无中生有地说裴炎是主凶，是裴炎贿买丘神的部下杀害了李贤。其实《旧唐书》卷五九《丘和传》和卷一八六上《酷吏传》里都有丘神的传，都说“则天使于巴州害章怀太子，既而归罪于神，左迁叠州刺史，寻复入为左金吾卫将军，深见亲委”。可见《通鉴》“风使杀之”的写法不是没有根据。何况李贤的长子光顺后来也被杀掉，次子守礼“幽闭宫中十馀年，每岁被敕杖数顿，见瘢痕甚厚”（《旧唐书·李贤传》）。如果像《武则天》书里所说武则天本无意杀李贤，还揣想派丘神去巴州是“有意起用”李贤，那事后对待李贤的儿子们如此残酷干什么?至于所说“风使杀之”除当事人之外便无人知道这点，更不成其为理由，因为此种理由如能成立，则古今中外一切阴谋就将永无败露之日。
武则天真相 3、杀人是否杀得对(2)
武则天杀的人实在太多。儿子辈里，除李贤外被诬告冤杀或逼死的，还有曾为皇太子的李忠和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尽管这几个不像李贤那样是她亲生的。将相大臣被她杀掉的，也何止上官仪和裴炎、程务挺。在杀裴炎中出过力提升做宰相的骞味道，后来仍旧是被武则天杀掉的。平定徐敬业立了大功的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因为是李氏宗室，后来也被贬死。剧本中提到过的、朝鲜半岛入仕中国的名将黑齿常之，结局也被杀死。还有刘祎之、张光辅、魏玄同、李昭德等宰相，也都先后被杀，连颇有才能受到武则天信任的宰相狄仁杰都差点不能幸免。难道这些人也都真是谋反大逆?其实，封建社会里统治者之间的权力之争本来是极其残酷的，男性皇帝出于猜忌会乱杀人，女皇帝何能例外，尤其是在改朝换代的时候，滥杀起来更没有道理可说。为了给武则天贴金，硬要说她杀人都杀得对，实在大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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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真相 4、男宠酷吏和所谓知人善任
用酷吏，玩男宠，一向被认为是武则天最不光彩的事情。 可《武则天》书里也提出异议，说：“以前的人爱说武后淫荡，其实是不尽可信的。薛怀义被委任为白马寺主，在垂拱元年（685），于时武后已六十二岁。张昌宗、张易之被优遇，在圣历二年（699），时武后已七十六岁。武后管教子女相当严，她的外侄贺兰敏之，韩国夫人的儿子，在男女关系上胡作非为，她索性把他杀了。如果到了六七十岁她自己还在逾闲荡检，她怎么来管教她的子侄，怎么来驾驭她的臣下呢?”其实人要淫乱起来哪受年龄的限制，对小辈道貌岸然，自己乱来更是常见的事情。薛怀义只是一名市井无赖，张易之、张昌宗也只是“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词”的贵族子弟，不凭男宠怎能使“诸武朝贵，匍匐礼谒”，“争执鞭辔”（《旧唐书》卷一八三《薛怀义传》、卷七八《张易之张昌宗传》）?《旧唐书》二张传还说：“天后（武则天）令选美少年为左右奉宸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谏曰：‘臣闻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 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则天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这难道也是史官在造谣?清代史学家赵翼对此倒说过几句公道话：“人主富有四海，妃嫔动至千百，后既身为女主，而所宠幸不过数人，固亦无足深怪。”（《廿二史劄记》卷一九）武则天的恶德，只是对这几个男宠太纵容，让他们为非作歹，成为祸害而已。
武则天所任用的酷吏，其实即是近代的所谓特务，这在任何时候都是祸国殃民的坏蛋，而武则天为了改朝换代，压制反对派，竟对这类坏蛋大力培养任用，以至两《唐书·酷吏传》里的人物由武则天培养任用的竟超过了半数。 这些酷吏在武则天的怂恿下闹告密，施酷刑，臭名昭著的来俊臣甚至有本领编造出一卷《告密罗织经》。这个来俊臣“按制狱，少不会意者必引之，前后坐族千馀家”。和他齐名的周兴“自垂拱以来，屡受制狱，被其陷害者数千人”。前面说过的奉命杀害李贤的丘神也是此中人物，“受诏与周兴、来俊臣鞫制狱，俱号为酷吏”。这些酷吏因为实在劣迹多端，来俊臣还疯狂到要“罗告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张易之等”，最后多数被武则天收拾掉。但像周兴此人本“当诛，则天特免之，徙于岭表，在道为仇人所杀”，可见武则天对这些坏蛋有时还下不了手。《武则天》书里却把这种任用酷吏“大开告密之门”作为武则天的“特出的政治措施”，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武则天》书里还说：“开元时代的一些大臣宰相、文人学士大抵是武后时代培养出来的人物。”以此作为武则天的功绩。这种说法前人早已有过，如唐德宗时陆贽在奏对中说：“往者则天太后践祚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擢，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其于选士之道，岂不伤于容易哉?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宪宗时李绛在奏对时也说：“武后命官猥多，而开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选，古人言拔十得五，犹得其半。”（《新唐书》卷一五二《李绛传》）赵翼还根据这些说武则天“知人善任”（《廿二史劄记》卷一九）。案陆贽、李绛这些话都是有所为而发，不能算作公允的评价。开元前期的宰相如姚崇、宋璟以及刘幽求、郭元振、张说等在武则天时确已身居要职，但这些人本来就有才能，武则天最多只在识拔上起点作用，说不到有什么“培养”。真正受武则天培养而且获得宠信的，倒是那批男宠、酷吏以及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武攸宜等武家子侄，这些人往往凌驾于将相大臣之上。如长寿二年（693）突厥默啜犯塞，武则天就派男宠薛怀义做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充当统帅，而叫宰相李昭德、苏味道做薛怀义的行军长史和司马。又如万岁通天元年（696）奚、契丹骚扰河北时，武则天派武攸宜做清边道行军大总管，派武懿宗做神兵道行军大总管，都充当统帅，而御史大夫娄师德只做副大总管作他们的助手，前宰相狄仁杰只做魏州刺史、幽州都督，成为他们的下属。做皇帝的派子弟宗室出任统帅也本有先例，但总得派像样一点的人物。这个武懿宗“闻贼将至冀州，……便欲弃军而遁，……时人嗤其怯懦。……百姓有胁从贼众后得来归者，懿宗以为同反，总杀之，仍生刳取其胆后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初，〔契丹〕孙万荣别帅何阿小攻陷冀州，亦多屠害士女，至是，时人号懿宗与阿小为‘两何’（懿宗封河内郡王），为之语曰：‘唯此两何，杀人最多。’懿宗又自天授已来，尝受中旨推鞫制狱，王公大臣多被陷成其罪，时人以为周兴、来俊臣之亚”（《旧唐书》卷一八三本传）。这种既怯懦又残忍的民贼只因是武家子侄就被重用，可见所谓武则天“知人善任”云者起码得打个大大的折扣。
武则天真相 5、文化上有多少贡献
武则天的奢侈浪费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 《武则天》书里却根据高宗说过的“天后我之匹敌，常着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务遵节俭也”几句话（《旧唐书》卷五《高宗纪》永隆二年正月），断言“武后重节俭”。《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传》说“太后虽春秋高，善自涂泽，虽左右不觉其衰”，明明是讲老来还爱打扮，《武则天》书里却誉之为“好整洁”。高宗咸亨三年（672）造龙门大卢舍那像，武则天“助脂粉钱二万贯”（《金石萃编》卷七三《奉天寺像龛记》），《武则天》书里认为是“留下唐代艺术的雄伟作品，是值得赞赏的”。 只有对后来的造“明堂”、“天堂”，作夹纻大像，铸“天枢”、“九州鼎”之类，才承认是“过分奢侈浮夸的事”，是“很难掩盖”的“缺点”，但仍补了一句“要说这是封建文化的豪华版也未尝不可以”。其实造大卢舍那像和作夹纻大像在性质上有什么区别?不错，今天还在龙门的大卢舍那像是宝贵的历史文物艺术遗产（如果夹纻大像、天枢、九州鼎等留下来同样是宝贵的历史文物艺术遗产），但这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血汗的结晶，在赞美叹赏的同时决不能忘掉劳动人民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 在这里，我看应该引用《南齐书》卷五三《虞愿传》里的一段话：“〔宋明〕帝以故宅起湘宫寺，费极奢侈，……愿在侧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图，有何功德！’”用虞愿这段话来谴责武则天，是同样确当的。
武则天是爱好文学艺术的。她会做诗，传世的《升仙太子碑》如果真是她手书而非代笔，从书法来讲也是够水平的。她所宠信的上官婉儿也是个女诗人。但《武则天》书里说她俩“对于唐代文化的高涨大有贡献”，则未免夸张得太过分。当时武则天“以〔张〕易之为奉宸令，引辞人阎朝隐、薛稷、员半千并为奉宸供奉，每因宴集，则令嘲戏公卿以为笑乐。若内殿曲宴，则二张、诸武侍坐，樗蒲笑谑，赐与无算。时谀佞者奏云，昌宗是王子晋后身，乃令被羽衣，吹箫，乘木鹤，奏乐于庭，如子晋乘空，辞人皆赋诗以美之，崔融为其绝唱”（《旧唐书》二张传）。看来和陈后主以江总、孔范等为“狎客”，使张贵妃、龚孔二贵嫔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的把戏差不多（《陈书》卷七《张贵妃传》、卷二七《江总传》）。武则天和上官婉儿的诗篇，《全唐诗》里收辑了一些，像前面所引《石淙》诗之类的“圣制”，就实在并不见得高明。凭这点宫廷文学就能“对于唐代文化的高涨大有贡献”，实在叫人不好信服。
上官婉儿被剧本写成十分纯结、十分正面的人物。试看两《唐书》的后妃传，就不对了，她只是个会结党营私玩弄阴谋的女人，尤其是中宗李显即位，她封为昭容（二等妃嫔）以后。她和中宗的皇后韦氏以及武三思等掌权者勾结在一起，中宗的太子李重俊（不是韦后生的）受不了压迫，发动宫廷政变，也要杀她但没有成功。到中宗去世，她草遗诏，起用中宗的弟弟相王李旦辅政，这是她想脚踏两只船。接着李旦的儿子李隆基发动政变，杀死韦后，上官昭容也被抓了起来，她拿出遗诏的草稿来，想讨好李旦希图免死，后来成为唐玄宗的李隆基不受她蒙骗，坚决把她杀掉。至于事后“玄宗令收其诗笔，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张说为之序”，不过是不以人废言的意思，不能像《武则天》书里所说“杀得冤枉”，玄宗“自己也很后悔”。
武则天真相 6、出生地之争(1)
《武则天》书里主张武则天生于利州即今四川广元，还专门写了篇《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作为书的附录，和不同意此说者作争辩。
不同意此说者很多，吴晗在《新建设》1961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及附记，陈振在《光明日报》1961年5月24日的《史学》副刊上发表《也谈武则天的出生地和出身》，都利用《册府元龟》等史料来讲武则天出生利州的不可能。可惜这两篇文章在文字组织上还稍欠周密。另外，《全唐文》卷二四九有一篇李峤在武周圣历二年（699）撰写的、为武士彟歌功颂德的《攀龙台碑》，留下若干有用的史实，也未被这两篇文章所利用。因此有必要花点篇幅对此问题重新作番论证。
（1）武则天死于中宗神龙元年（705），旧算法享年八十三岁，上推生年为唐高祖武德七年（624），这是谁也没有异议的。（2）《册府元龟》卷六七一说：“唐武士彟，武德末判六尚书事，扬州有人告赵郡王孝恭有变，追入京属吏。 高祖令士彟驰驿检校扬州都督府长史。”这原任扬州大都督李孝恭追入京后是由襄邑郡王李神符继任的，李神符继任扬州大都督据《通鉴》是在武德八年（625）十二月，《册府元龟》卷二八一和《旧唐书》卷六〇《李神符传》则是武德九年（626），但《旧唐书》同卷《李孝恭传》把孝恭入京拜宗正卿写在武德九年之前，则孝恭入京、武士彟出任检校扬州都督府长史实在武德八年年底之前。（3）《册府元龟》卷四六四说：“唐武士彟，武德中为工部尚书判六尚书。”卷六二六又说：“武士彟，武德中检校并钺将军，……检校右厢卫。”从武士彟以判六尚书事直接出任扬州都督府长史来看，他是先任并钺将军、右厢卫以后再任工部尚书判六尚书事的。《册府元龟》卷八五三又说：“唐武士彟，武德中检校右厢宿卫，既丧妻，高祖谓士彟曰：‘朕自为卿更择嘉偶。’随曰：‘有纳言遂宁公杨达英才冠绝，奕叶亲贤，今有女志行贤明，可以辅德。 ’遂令桂杨公主与杨家作婚主，降敕结亲。”武士彟继娶的这位杨氏就是武则天的生母，武士彟娶她时还在任右厢宿卫。《攀龙台碑》说他此时已是工部尚书判六曹尚书，又说义宁元年（617）他已拜礼部侍郎，武德元年（618）已是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兼检校并钺将军，都是夸饰之词，不如多本唐《实录》、《国史》的《册府元龟》可信。（4）据《攀龙台碑》，武德九年（626）李世民立为皇太子后，才从扬州征武士彟入朝，接着出任“使持节豫息舒道等四州诸军事豫州都督”。在这以后，“利州都督义安郡王孝常称乱剑南，扇动夷落，孝常诛死”，于是武士彟在“贞观元年（627）拜利隆始静西龙等六州诸军事利州都督”。“五年（631），改授荆峡澧朗岳果松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大都督”。贞观九年（635）已为太上皇的李渊去世，武士彟“奉讳号恸”，“呕血而崩”，“时年五十九”。这些都大体可信，因为《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也说贞观元年十二月戊申“利州都督义安王孝常……谋反伏诛”，《通鉴》在贞观五年十二月己亥有“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彟等复上表请封禅”的明文。而且《旧唐书》卷五八《武士彟传》也说他“又历利州都督、荆州都督，贞观九年卒官”，只是未记上任、调任的年份。（5）武士彟之任利州都督既在贞观元年年底到贞观五年之间，而前此武德八年年底武士彟正由工部尚书判六尚书事出任检校扬州都督府长史。要说武则天出生的武德七年武士彟正在利州做都督或别的利州地方官，不仅文献无征，而且情理上也有点说不通。因为如果武德七年正在做利州都督，八年年底又出任检校扬州都督府长史，这中间还要在京城里充当一段工部尚书判六尚书事，时间未免过于局促。（6）武德七年武士彟既不曾在利州做官，这一年武则天的出生之不可能在利州，自应成为铁案。
无奈《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这篇文章面对这么多的文献仍旧不认账，硬要说“武士彟曾重任利州都督，即在武德七年是首任利州都督，在贞观二年又转任”。甚至用上了偏离正常考证的语言，说什么“在武德七年，武士彟就没有做过利州都督也不要紧，他所做的或许还是总管，或许只是长史之类，更或许只是因公寄留。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可能性，便是武后的生年有问题”。归结一句话，武则天无论如何非得生在利州不可!根据呢?只需要一个，就是李义山（商隐）的《利州江潭作》。这是一首七言律诗，在诗题下有李义山的自注，是“感孕金轮所”五个字。《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认为“诗的内容和武后是毫无关系的”（案其实是有关系的，只是仍不能用来论证武则天的出生地，至于对此诗应如何“赏析”，拟另写文章），关系在这“感孕金轮所”，“‘金轮’是指武则天，她曾自册封为‘金轮圣神皇帝’。‘感孕’是由古代帝王感天而孕来的。武则天做过皇帝，所以李义山特别使用了这样的敬语。唐代的利州，即今四川广元县。可见离武则天之死（705）仅一百四五十年的李义山是肯定武则天生于广元的”。《根据》接着说：“相隔仅一百四五十年，和我们距离洪秀全的年代相差不远。武则天和洪秀全都是做过皇帝的人。就跟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大都知道洪秀全是生于广东花县的一样，唐代的知识分子，像李义山那样的人，难道还不会知道武则天的生地吗?何况李义山至少两次经过利州，关于武则天的生地有过亲身经历的见闻。如果武则天生于利州之说是捏造，为什么他在第二次经过利州时，还要随便乱说?”
武则天真相 6、出生地之争(2)
案李义山是否至少两次经过利州，在这里暂不去考证。 但李义山并非专门来利州对武则天生地问题作调查，而只是路过，就算路过两次，也不见得就一定能够把真相弄清楚。而洪秀全之为花县人，对我这个知识分子来说，只是当年从初中历史课本上知道的，此外即使更近一点在民国时代做过所谓总统的徐世昌、曹锟的籍贯是哪一县，我就不清楚，更不说生于何地了，因为历史课本上没讲，又懒得去查辞书。 李义山的时代没有辞书和历史课本，即使能看到武则天的《实录》，上面也未必记载其出生地（《旧唐书》前几朝的本纪都是根据《实录》纂修的，《则天皇后纪》中就没有提到出生地）。不能以为李义山是唐朝人，所说唐朝事就一定很权威，连两《唐书》、《册府元龟》以及《攀龙台碑》都一定要让路。
当然，李义山在利州写这首诗并自注“感孕金轮所”也并非自我作古，而是利州当地本有武则天出生的传说。这不劳调查，常见的清冯浩给李义山诗作注的《玉溪生诗笺注》，就引用明胡震亨的《唐音戊签》说：“《九域志》：武士彟为利州都督生后曌于其地。 《方舆胜览》：其地皇泽寺有武后真容殿。《名胜记》：古利州废城，在今保宁府广元县，县之临清门川主庙即唐皇泽寺，县之南有黑龙潭，盖后母感溉龙而孕也。”可见在利州确有此传说并有所谓皇泽寺、武后真容殿之类的古迹。这种古迹是否可靠，则从《武则天》附录《重要资料十四则》第六则五代孟蜀广政二十二年《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1955年广元出土）中可以看清楚。《新庙记》说“寺内之庙，不知所创之因，古老莫传，图经罕记”，又说“管境所依，祷祈必验”，“其间以水旱灾沴之事，为军民祈祷于天后之庙者，无不响应”。可知这寺庙都非皇家敕建，只是民间的所谓淫祀。是因为武士彟做过利州都督，民间附会武则天也出生在这里。“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就在当地原有的某个寺里给她立庙以祭祀祈福，日久喧宾夺主，把寺名也改成了皇泽寺。这完全是迷信之举，没有什么道理可说。李义山这位诗人不过路经寺庙，即兴赋诗，自无考证真伪的责任。而撰写《根据》的郭前院长一定要这么说，硬要把武则天的出生地往四川广元拉，我看还不仅是考证方法的问题，很可能另有其内在的原因。
原因是什么?应是一种过于强烈的乡土观念。郭前院长是四川乐山人，对四川的山川风物有特殊的感情。他在《武则天》书里说：“武后既生在利州，又在那儿度过了她的一段幼年时代，广元附近的奇山异水对于武后性格的形成上，可能有些影响。……我在剧本里面还作了更进一步的大胆的设想。我想，武后流放太子贤到巴州去，也可能有她的用意。她是想借巴蜀的山川风物来陶冶太子贤的性灵。”不过这种观念怕是成问题的，有奇山异水的地方可以出人才，那没有奇山异水的地方怎么办呢?是否注定出不了人才呢?
武则天真相 7、下台和后遗症(1)
《武则天》书里没有讲她怎样下台。 为了预防不负责任的人乱说一气，在这里不妨就我研究过的谈一些，作为这篇《武则天真相》的结束。
武则天在载初元年（690）“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正式当上大周皇帝后，“立武氏七庙于神都，追尊神皇父赠太尉太原王士彟为孝明皇帝，兄子文昌左相承嗣为魏王，天官尚书三思为梁王，堂侄懿宗等十二人为郡王”（两《唐书·则天皇后纪》），完全是建立一个新朝代的格局。但在让谁当继承人——即立谁当皇太子上可发生了问题。立自己的亲儿子吧，当时活着的还有两个，即高宗死后做过两个月皇帝又被她废掉的第三子李显，和原来接着做皇帝、改唐为周后退下来的第四子李旦，可是他们都姓李，好容易建立了武家的大周朝，最后又把皇帝的宝座给姓李的来坐，总不怎么合适。传给武家的人吧，又都是娘家的侄儿，和亲儿子隔了一层。 所以侄儿武承嗣要求当皇储（皇太子），武则天就没有同意，同时又让李旦当了皇嗣，叫他“徙居东宫，其具仪一比皇太子”，还“赐姓武氏”，保有个候补皇太子的资格。这样举棋不定地过了七八年，到圣历元年（698）才下决心把李家的亲儿子作为继承人，即把李显召回来正式立为皇太子，李旦仍旧封为原先封过的相王。武则天所以这么做，说穿了还是出于迷信。因为古人相信人死了要成鬼，鬼还得吃东西，而且不是自己亲儿孙的祭品还吃不成。武则天如果让娘家侄儿来继承，自己死后作为姑妈怎能进得了武氏太庙，要不做饿鬼，就只有立自家亲儿子，将来好以先妣身份在李氏太庙里受祭享。于是在亲信大臣们的敦劝下武则天作出了传子的决策（《旧唐书》卷八七《李昭德传》、卷一八六上《吉顼传》、卷八九《狄仁杰传》以及《通鉴》圣历元年二月的纪事）。当然还得让武家的人掌实权，否则处心积虑地改唐为周干什么?武则天还生怕李武两家闹矛盾，就指使两家通婚做到亲上加亲，还叫李显、李旦和武三思等“立誓文于明堂”以示团结（《旧唐书·则天皇后纪》）。
这样下去应该太平无事，武则天寿老归西后让皇太子李显即位就行，可中间又插进了前面说过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两兄弟。这两兄弟仗着武则天的势闹政治活动，朝臣和他俩拉上关系的多到好几十人（《旧唐书》二张传），其中还包括几名宰相。这还不要紧，要紧的是这两兄弟居然欺凌到了武家、李家的头上。先是在大足元年（701），武承嗣的长子继魏王武延基和他的妻子——皇太子李显的女儿永泰郡主，加上李显的长子邵王李重润，因为议论“易之兄弟出入宫中，恐有不利”，武则天知道了大为生气，把这武家侄孙和李家亲孙儿孙女都勒令自尽（《旧唐书》卷一八三《武延基传》）。过了两年是长安三年（703），张易之兄弟又诬告御史大夫魏元忠和司礼丞高戬，这高戬正是“太平公主之所爱”（《通鉴》长安三年九月），太平公主则是武则天的女儿、皇太子李显的妹妹、武则天堂侄武攸暨的妻子。这样这二张和李武两家的矛盾尖锐起来，接着在神龙元年（705）正月就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宫廷政变。政变由宰相张柬之、崔玄、禁军将领桓彦范、敬晖、知相王府司马事袁恕己五人组织发动，拥戴皇太子李显为首脑，相王李旦和武三思、武攸暨、太平公主等李武两家头面人物统统参加（《旧唐书》卷九一桓彦范等五人传、卷一八三《太平公主传》及《武承嗣传》所附中宗诏书）。结果是张易之兄弟当场被斩杀，连武则天也被请下了台。这位大周皇帝此时已经八十三岁了。年迈有病，哪里还有能力抗拒，于是传位给皇太子李显，改周为唐，她本人退居上阳宫养老，这年十一月死去。前面说过，她死后被谥为则天大圣皇后，还送进乾陵和丈夫唐高宗李治合葬，最终正式恢复了大唐皇后、皇太后的身份，这就是这位曾经风光一时的女皇帝的结局。
但她在政治上的影响还没有马上消失，还留下了后遗症。这就是中宗李显当上皇帝后武家的势力仍旧很强大，以后再经过三次宫廷政变才彻底解决。第一次在前面讲上官婉儿时已讲过，中宗的太子李重俊受不了压迫，在神龙三年（707）七月发动宫廷政变杀掉武三思和三思子武崇训，还要杀中宗的韦后和韦后所生的女儿安乐公主，没有成功，李重俊自己反被杀死。这安乐公主的丈夫就是武崇训，她本人也是代表武家势力的掌权人物。第二次在前面也讲过，中宗在景龙四年（710）六月去世，韦后、安乐公主掌权，相王李旦的儿子李隆基联合了代表武家势力的太平公主发动又一次宫廷政变，杀死韦后、安乐公主，让李旦做皇帝，自己当上皇太子。接着皇太子李隆基又和父亲睿宗李旦争权，李旦被迫把皇帝让给李隆基做，但并未交出全部权力，因为他还有妹妹太平公主作依靠，这位代表武家的太平公主此时已有颇大的权势。于是唐玄宗李隆基在先天二年（713）七月以皇帝身份发动第三次宫廷政变，杀掉姑妈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清除了武家的最后势力。从此政治上重新出现平静安定的局面，迎来了我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开元之治”。
武则天真相 7、下台和后遗症(2)
事情讲完了，可能有人会问：“你对武则天究竟怎样评价?”我想这不用回答，看了上面所讲的真相之后，有头脑的读者自会评说。我在这里只提两点请注意：一是不要因为武则天是女的就特殊照顾，好像照顾了女皇帝才得免顽固保守之讥。要知道，女皇帝毕竟还是个皇帝，而皇帝总是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让女的当上了仍不说明妇女翻了身。再是不要受“四人帮”玩“影射史学”的影响，这种影射除能歪曲历史外实在起不了任何积极作用。
1994年9月
（选自《学苑零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3期）
盛世英主唐玄宗 盛世英主唐玄宗(1)
一
唐玄宗的功绩，首先是在他手里结束了长期动荡不安定的政局。
在封建社会里，政局安定的起码条件是中央最高权力必须由一姓来掌握。而这个局面从唐高宗永徽六年（655）武则天立为皇后，尤其是麟德元年（664）武则天杀死反对她的宰相上官仪，和高宗并称“二圣”时就被打破了。弘道元年（683）高宗去世后武则天亲生的第三子中宗李显、第四子睿宗李旦相继做皇帝，实权仍在皇太后武则天手里。载初元年（689）武则天“革唐命，改国号为周”，应该改由武氏一姓来掌权了，可仍没有。这位女皇帝和多数古人一样相信人死会变鬼，鬼还得吃东西，如果身后传位给武姓内侄，她作为姑母就决无进武家太庙配享之理，只有传位给姓李的亲儿子自己才能配享李家太庙，不致有沦为饿鬼的危险。 于是在圣历元年（698）把贬为庐陵王的李显重新立为皇太子，她怕李、武两家不合作，叫皇太子和改封相王的李旦代表李家，叫侄儿梁王武三思、堂侄又是武则天小女儿太平公主的丈夫定王武攸暨代表武家，一起到明堂立誓文。神龙元年（705）因为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侵犯李、武两家利益，宰相张柬之等在李、武两家支持下发动政变杀死二张并迫武则天下台，中宗李显即位，武三思仍不倒，武三思的儿媳妇、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还有安乐公主生母、中宗的韦皇后，也都成为武家势力的代表，政权仍旧无法一元化。
这种李、武多元化政权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为了扬武抑李，武则天大批大批地屠杀李氏宗室和将相大臣，还任用了大批酷吏做爪牙，而这些爪牙的残暴激起了极大的民愤。地方上的局势也不稳，早在光宅元年（684）徐敬业就以反武为名在扬州起兵，垂拱四年（688）宗室琅邪王李冲、越王李贞又在博州、豫州起兵。最后弄到张柬之等在中央闹政变，中宗神龙三年（707）太子李重俊受不了安乐公主等人的欺侮又在中央闹政变，杀掉武三思后自己也被杀。因此，唐玄宗起来彻底铲除武氏势力，尽管是从一己私利出发，对安定政局仍有重大的意义。
他的手段仍旧是中央政变，但在策略上远比前两次高明。他利用姑母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之间的矛盾，在景龙四年（710）中宗去世、韦后学习武则天临朝称制时，和太平公主联合起来发动政变，形成李家和武家的一部分势力来反对武家的另一部分势力，结果顺利地杀掉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让父亲睿宗李旦当上皇帝，自己当上皇太子。接着他和睿宗、太平公主之间又展开斗争，睿宗在景云三年（712）被迫让玄宗当皇帝自己退为太上皇，但三品以上即宰相级官员的任免以及大刑狱仍归太上皇掌握，而且七个宰相中也有五个成为了太平公主的私党。于是玄宗又以皇帝身份发动一次清除武家残馀势力的政变，在先天二年（713）杀掉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并让睿宗交出全部权力，中央最高权力重新由李家一姓来掌握。
二
光会铲除政敌还不算大本领，唐玄宗的大本领还在于能够吸取教训，杜塞乱源。
唐代的皇位授受往往不正常，不由嫡长子继承而由众皇子争夺，争夺时甚至危害到老皇帝的安全。玄宗自己本来就只是睿宗的第三子，凭实力才越过两位哥哥做上皇太子，并让睿宗退位做上皇帝，他的曾祖太宗李世民更是杀了哥哥弟弟并迫父亲高祖退位才做上皇帝。为此玄宗一上台就采取措施，在南内兴庆宫旁给大哥宋王、二哥申王和弟弟岐王、薛王盖了第宅，有空时去兴庆宫和他们寻欢作乐，史书上夸耀“天子友悌，近古无比”，其实无非是控制兄弟的手段，兄弟们“奏乐纵饮，击球斗鸡”，干什么都可以，只不许过问时政，结交朝官。对自己的十几个儿子也是如此，盖了所大宅叫“十王宅”，让儿子们分院居住，派宦官管束，以后还盖了孙儿辈居住的“百孙院”。皇太子也不按惯例住东宫而跟随皇帝住别院，以免私下有所举动。这对皇子皇孙们讲自然少了点自由，但换来的却是政治上的安定，玄宗在位四十五年中没有哪位王爷敢在长安城里闹动乱。
盛世英主唐玄宗 盛世英主唐玄宗(2)
皇后也是一个乱源，祖母武则天和伯母韦后都是凭了皇后的特殊地位来夺取李家的政权。 因此玄宗即位后虽曾照惯例让原来的王妃王氏升成皇后，但在开元十二年（724）把王皇后废掉后就不再另立皇后。有个武氏极受玄宗宠爱，被“特赐号为惠妃，宫中礼秩，一同皇后”，但就是不让正式升格为皇后。开元二十五年（737）武惠妃死了，玄宗又把他和武惠妃亲生的儿子寿王李瑁之妻杨氏弄进宫做妃子，就是众所周知的杨贵妃，史书上说她“不期岁礼遇如惠妃”，“宫中呼为娘子，礼数实同皇后”，但仍旧不正式升格为皇后。为什么?还不是怕她们步武、韦的后尘。
禁军在唐玄宗发动的两次政变中是出了大力的。剪除韦后、安乐公主那一次，羽林军的将军本都已由韦后、安乐公主的人充当，玄宗就派亲信家奴王毛仲去勾结羽林军主力左右万骑营长葛福顺、陈玄礼之流，由他们杀掉羽林将军，政变才取得胜利。 对付太平公主那一次也是如此，尽管两个羽林将军是太平公主的人仍不能不被剪除。但王毛仲、葛福顺等就此骄横起来，玄宗便利用亲信大宦官高力士和他们的矛盾，把其中的陈玄礼拉拢过来，把王毛仲、葛福顺等人诛戮贬逐。这样禁军就不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玄宗本人有什么举动。
三
在安定内部的同时，还得对付周边的少数民族。其时，吐蕃的松赞干布已去世，后人要有所发展，威胁到了唐朝在西边的统治。高宗咸亨元年（670），薛仁贵西征吐蕃，在大非川被打得大败，仪凤三年（678），李敬玄在青海又被吐蕃打得大败。东北角则有号称“两蕃”的契丹和奚强大起来，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派二十八将征讨“两蕃”，结果全军覆没，第二年王孝杰出兵又全军覆没，同年武懿宗再出兵又大溃退，靠突厥袭击契丹后方才侥幸取胜，而威胁仍未解除。 这里固然有用人不当等因素，如武懿宗就单凭是武则天堂侄身份统兵，其实全然不懂军事，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已不适合当时作战的形势。唐代的版图那么大，无论从关中调往河北打契丹，或者从河南调往甘肃打吐蕃，农民都受不了。再加上当时战士与将帅间很讲封建从属关系，而府兵制却规定“命将出师”，临时派行军大总管去统率府兵，兵将间互不相习，自然影响战斗力。这些问题在武则天时已暴露得很明显，而这位女皇帝忙于粉饰太平不去解决。
解决这个大问题的还是唐玄宗，他采取了两道措施：第一是解决指挥权，把原来行军大总管的权力转移给边防长官——节度使，到开元九年（721）从东北到西南已设置了范阳、平卢、河东、朔方、安西、北庭、河西、陇右、剑南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让这些节度使集中管区的军事、行政、财赋大权以对付周边的少数民族。第二是解决兵源，不再依靠府兵而由节度使在当地招募称为健儿的长任边军，并在开元二十五年（737）五月下诏把这种办法定为制度，在天宝八载（749）停折冲府上下鱼书把府兵完全废止。其成效是既“使州郡之间永无征发之役”，还有力地缓解了少数民族的威胁，如武则天时的动用倾国之师尚难对付的契丹和奚，这时单凭范阳节度使本身的实力就足以制服。真做到了“人赖其利，中外获安”。
四
我国古代是小农经济，只要环境安定，给百姓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自然易于富庶。《通典》的“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里就有这样一段描述：“〔开元〕十三年（725）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二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这会不会有夸大的成分?那可看“历代盛衰户口”里几个数字。高祖武德时户200馀万，太宗贞观时仍不满300万，到开元二十年（732）是7861236户，天宝元年（742）是8348395户，天宝十四载（755）也就是安禄山作乱前夕是8914709户。当然这户数只是政府所能调查到的户数，人们为了逃税会少报户口，但大体上总可看到玄宗时的富庶确已远远超过了高祖、太宗，而且一直在向上发展。因此在这里要附带纠正一个传统的观念，即把“开元之治”“天宝之乱”理解成开元之治而进入天宝即乱，还说什么杨贵妃迷昏了唐玄宗造成“天宝之乱”。其实所谓“天宝之乱”本来只指天宝十四载十月的安禄山作乱，在这以前经济还是上升着，《资治通鉴》在记载了天宝十四载的户口后就说“此国家之极盛也”。至于说宠爱杨贵妃就坏事，更属旧日统治者把责任推给女人的陈词滥调，开元时玄宗不也同样宠爱武惠妃，为什么倒有“开元之治”呢?
盛世英主唐玄宗 盛世英主唐玄宗(3)
最后还可以举一个玄宗时经济搞上去的实例。 即在其前由于关中农产品不能充分供应长安帝王宫卫百官的俸食，山东、江淮的租米要运入长安又得经历三门峡险滩，改走陆路则费用巨大，弄得高宗、武则天长期住到东都洛阳来就食，到玄宗开元五年（717）、十年（722）、十二年（724）、十九年（731）、二十二年（734）还五度短期临幸洛阳。 但到开元二十四年（736）以后就可以留在长安不再东幸了，其主要原因就是关中以至洛阳地区的农产品多了，有条件搞和籴。如《资治通鉴》开元二十五年九月所说：“敕以岁稔谷贱伤农，命增时价什二三，和籴东西畿粟各数百万斛，停今年江淮所运租。 自是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
毋庸讳言，作为封建帝王，唐玄宗自有他反动腐朽的一面。但就上述几项重大措施及其成效而言，他确实可算是一位盛世英主。比他的祖母武则天强，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他的曾祖唐太宗，譬如下决心设节度使来取代府兵制就是一个例子。
唐玄宗并非完人，在成功的同时也会带来失误。其中最重大的失误就是对节度使强大了会造反这点估计得不够充分，天宝后期虽已发现安禄山不稳也未采取有力的措施。而太子肃宗李亨之得以去灵武自立为皇帝，则是钻了发生动乱朝廷撤离长安的空子，不能说玄宗平时控制不力。至于入蜀时路经马嵬驿发生一场兵变，不过是大宦官高力士和宰相杨国忠矛盾深化，高力士指使禁军大将陈玄礼把杨国忠剪除。玄宗是要依靠老伙伴高力士、陈玄礼的，在他同意下杨贵妃自免不了赐死的厄运。但高、陈二人对玄宗仍始终护卫效忠，说明玄宗虽年过古稀还颇有头脑并未昏庸。
〔附记〕限于篇幅，本文只讲了若干看法，详细的论证可看拙撰《说李武政权》（《人文杂志》1982年第1期）、《唐代河北藩镇与奚契丹》（《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2辑）和《说马嵬驿杨妃之死的真相》（《学林漫录》第五集）等论文，以及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七章财政部分。
（选自《文史存稿》，原载《文史知识》1992年第6期）
唐玄宗防微杜渐的两项新措施 先说对皇子(1)
一
先说对皇子。
玄宗自己就是以睿宗第三子的身份，唐隆元年（710）发动政变诛杀中宗的韦后和安乐公主，把睿宗扶上皇帝宝座，以功大超越睿宗的长子成器而成为皇太子，继而成为皇帝的。而且他的曾祖李世民也是以高祖的第二子通过武德九年（626）的玄武门政变成为太宗皇帝的。中宗神龙三年（707）太子李重俊也曾发动政变要杀韦后和安乐公主，不过没有成功。因此玄宗取得全部权力后，为防微杜渐，就得着意安抚好他的大哥成器（后改名宪）、二哥成义（后改名）和弟弟隆范（后单名称范）、隆业（后单名称业）。《旧唐书》卷九五《睿宗诸子传》说：
玄宗兄弟圣历初出阁，列第于东都积善坊，五人分院同居，号“五王宅”。 大足元年从幸西京，赐宅于兴庆坊，亦号“五王宅”。及先天之后，兴庆是龙潜旧邸，因以为宫。〔宁王〕宪于胜业东南角赐宅，申王、岐王范于安兴坊东南赐宅，薛王业于胜业西北角赐宅，邸第相望，环于宫侧。玄宗于兴庆宫西南置楼，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玄宗时登楼，闻诸王音乐之声，咸召登楼同榻宴谑，或便幸其第，赐金分帛，厚其欢赏。诸王每日于侧门朝见，归宅之后，即奏乐纵饮，击毬斗鸡，或近郊从禽，或别墅追赏，不绝于岁月矣。游践之所，中使相望，以为天子友悌，近古无比，故人无间然。
所谓友悌自是表面文章，实质上是用这种特殊的友悌来防微杜渐，即“奏乐纵饮，击毬斗鸡”，“近郊从禽”，“别墅追赏”，干什么吃喝玩乐都可以，只是不准参与政治活动，要安分守己。
其中本来身居嫡长有当皇太子资格的大哥宁王宪，就做得比较好，《睿宗诸子传》说：
玄宗既笃于昆季，虽有谗言交构其间，而友爱如初。宪尤恭谨畏慎，未曾干议时政及与人交结，玄宗尤加信重之。
岐王范则不够注意，《诸子传》说：
范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士无贵贱，皆尽礼接待，与阎朝隐、刘庭琦、张谔、郑繇篇题唱和，又多聚书画古迹，为时所称。时上禁约王公，不令与外人交结。驸马都尉裴虚己坐与范游宴，兼私挟谶纬之书，配徙岭外。万年尉刘庭琦、太祝张谔皆坐与范饮酒赋诗，黜庭琦为雅州司户，谔为山茌丞。然上未尝间范，恩情如初，谓左右曰：“我兄弟友爱天至，必无异意，只是趋竞之辈强相托附耳，我终不以纤芥之故责及兄弟也。”
虽然对与外人结交的岐王范可以宽容不加斥责，但和他饮酒赋诗的文士就得黜逐，和他游宴兼私挟谶纬更要配徙岭外，这也是对他的一种警诫。至于兄弟的亲戚当玄宗身体欠适时和外人私议休咎，处分自逾加严厉，《诸子传》所记：
〔开元〕十三年，上尝不豫，〔薛王〕业妃弟内直郎韦宾与殿中监皇甫恂私议休咎。事发，玄宗令杖杀韦宾，左迁皇甫恂为锦州刺史。妃惶惧，降服待罪，业亦不敢入谒。上遽令召之，业至阶下，逡巡请罪，上降阶就执其手曰：“吾若有心猜阻兄弟者，天地神明，所共咎罪。”乃欢宴久之，仍慰谕妃，令复其位。
对薛王业和王妃则仍慰谕不追问。这样以胡萝卜为主，必要时副以大棒，成为了玄宗安抚兄弟诸王使他们安分守己的一贯措施。
对自己的皇子皇孙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进而创设了和其前“五王宅”颇不一样的“十王宅”和“百孙院”。《旧唐书》卷一〇七《玄宗诸子传》说：
先天之后，皇子幼则居内，〔开元十三年〕东封年，以渐成长，乃于安国寺东附苑城同为大宅，分院居，为“十王宅”，令中官押之。于夹城中起居，每日家令进膳，又引词学工书之人入教，谓之侍读。十王，谓庆、忠、棣、鄂、荣、光、仪、颍、永、延、济，盖举全数。其后盛、仪、寿、陈、丰、恒、凉六王又就封，入内宅。二十五年，鄂、光得罪，忠继大统。天宝中庆、棣又殁，惟荣、仪等十四王居院。而府幕列于外坊，时通名起居而已。外诸孙成长，又于十宅外置“百孙院”。每岁幸华清宫，宫侧亦有十王院、百孙院。宫人每院四百，百孙院三四十人。又于宫中置维城库，诸王月俸物约之而给用。诸孙纳妃、嫁女，亦就十宅中。太子不居于东宫，但居于乘舆所幸之别院，太子亦分院而居，婚嫁则同亲王、公主，在于崇仁之礼院。
唐玄宗防微杜渐的两项新措施 先说对皇子(2)
这里所说“盛、仪、寿、陈、丰、恒、凉六王又就封”，实数已有七王，当从《新唐书》卷八二《玄宗诸子传》和《唐会要》卷五“诸王”作“寿、信、义、陈、丰、恒、凉七王就封”，而这《旧传》的盛王也应如《新传》和《会要》移入上文“十王”之中作“庆、忠、棣、鄂、荣、光、仪、颍、永、延、盛、济等王”。 这样庆、忠等王是十二王，加上又就封的七王为十九王，其中“鄂、光得罪”，“忠继大统”，“庆、棣又殁”，共去掉五王，正好剩下“荣、仪等十四王居院”。
“鄂、光得罪”事以《新传》所记为详悉，说：
太子瑛，始王真定，进王郢，开元三年立为皇太子。……初，瑛母〔赵丽妃〕以倡进，善歌舞，帝在潞得幸，……鄂、光二王母〔皇甫德仪、刘才人〕亦帝为临淄王时以色选。及武惠妃宠幸倾后宫，生寿王，爱与诸子绝等，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职，颇怏怏。惠妃女咸宜公主婿杨洄揣妃旨，伺太子短，哗为丑语。惠妃诉于帝，且泣，帝大怒，召宰相议废之，中书令张九龄谏，……太子得不废。 俄而九龄罢，李林甫专国，数称寿王美以揠妃意。……二十五年，洄复构瑛、〔鄂王〕瑶、〔光王〕琚与〔太子〕妃之兄薛锈异谋，惠妃使人诡召太子、二王曰：“宫中有贼，请介以入。”太子从之，〔惠〕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谋反，甲而来。”帝使中人视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议，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决，乃诏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同恶均罪，并废为庶人，锈赐死。瑛、瑶、琚寻遇害，天下冤之，号“三庶人”。
但寿王瑁仍未能代立为皇太子，第二年立为皇太子的是忠王玙，也就是后来改名绍又改名亨的肃宗皇帝，这就是所说的“忠继大统”，不再算在居住十宅的诸王里。
“天宝中庆、棣又殁”的庆是玄宗的长子庆王琮，天宝十一载（752）死去到肃宗时追册为奉天皇帝的那一位。棣是棣王琰，也死于天宝十一载，不过不是正常死亡。《旧唐书·玄宗诸子传》说：
先是琰妃韦氏有过，琰怒之，不敢奏闻，乃斥于别室，宠二孺人，孺人又不相协。至十一载，孺人乃密求巫者，书符置于琰履中以求媚。琰与监院中官有隙，中官闻其事，密奏于玄宗，云琰厌魅圣躬，玄宗使人掩其履而获之。玄宗大怒，引琰诘责之，……及推问之，竟孺人也。玄宗犹疑琰知情，怒未解，太子已下皆为请，命囚于鹰狗坊中，绝朝请，忧惧而死。
这和前此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都是被怀疑图谋不轨而非正常死亡，尽管都是冤狱。而“中官闻其事”，又足见令中官押十王宅所起的作用。
此外在十王宅以至百孙院里生活着的都相安无事。出事情要到安禄山起兵，玄宗逃离长安、中央政权暂时瓦解之时，从而肃宗方能自立于灵武，永王璘才得擅兵于江陵，而在开元、天宝长达四十年间亲王们确实不曾发生什么变乱。说明玄宗对他们的防微杜渐措施是有效的，在稳定中枢政局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