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腊斯克（Dean Rusk）——杜鲁门政府的副国务卿和约翰逊政府的国务卿，在两次政府职务之间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会长。
● 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先任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后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又任卡耐基和平基金会董事长。
● 邦迪（McGeorge Bundy）——先任肯尼迪—约翰逊白宫安全委员会助理，后任福特基金会会长。
● 加德纳（John W. Gardner）——先任卡耐基基金会会长，后任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总统国际教育文化顾问委员会”主任。
● 万斯（Cyrus Vance）——先任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后任卡特政府国务卿。
● 霍夫曼（Paul Hoffman）——福特基金会1950年改组后的第一任会长，同时主持马歇尔计划在欧洲的执行。
此外，战后负责福特基金会海外工作达15年的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二战时曾在罗斯福政府内担任《租借法》的工作，后来又参加马歇尔计划和共同防御援助计划工作。另一名50年代福特基金会的中心人物，“促进教育基金”创办人和空中电视教育项目负责人库姆斯（Philip Coombs），离开福特基金会后任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教育文化事务助理国务卿，并著书论文化教育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后来到巴黎任教科文组织下属的国际教育计划研究所所长，该研究所也得到美国大基金会的资助……至于大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先后在政府任职的更加不胜枚举。这足以说明，基金会在思想上与政府有无法分割的联系，因此有“影子内阁”之称。
冷战时期有些基金会曾资助中央情报局（CIA）在东欧的工作以及东非的教育交流、和平队等。这些本都是幕后进行的，后来被参与者发现，遂曝光。
但是，又不能据此认定基金会一定处处都与政府的思路一致。它的主流始终代表美国精英的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的理想。原来的“官”变成“民”之后，其角度和行为也就有所不同。例如腊斯克在两届政府中都是冷战强硬派，而在基金会任职期间面对国会的“非美活动”调查，却竭力为自由派路线辩护。邦迪在政府中是越南战争的推动者，在基金会时则对援助黑人，包括民权运动，一马当先，受到保守派的抨击。
《财富的归宿》 第三部分税法的调控作用
二、 税法的调控作用
基金会只是美国数以百万计的非营利组织中的一种，既然它享受免税待遇，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都十分关心这些组织是否滥用它们的免税特权进行逃税，对其行为的监督就至关重要。
在税率差别较大的年代里（美国历届政府累进税的政策常有改变），收入越高的人进行公益捐赠越合算。特别是非现金的捐赠，例如股票、房产等，如果将这些出售换现金，交税可达25％，所以在估价较高时捐出，对整个资产享受免税可以比自己出售还合算。因此有精通税法者钻这个空子，以向公益事业捐款达到谋私利的目的，不过这是少数，远非公益事业的主流。多年来为杜绝此类弊病，在美国存在着政府的和非政府的双重监督机制。政府在联邦、州和市三级都有监督，其中以联邦政府为主，因为只有在联邦一级有权决定减免税收。实际上税收制度是政府在法律上对非营利组织进行调控的主要手段，甚或是惟一的有效手段。政府的监控集中由财政部国内税务局（IRS）根据国家颁布的有关法律统一管理。税务局下面负责此事的部门为“雇员计划和免税组织处”。到目前为止，适用的法律基本上以1986年10月通过的税法中第501（c）（3）条款为准。该法规定享受免税待遇的基金会和其他组织的条件是：
其组织和运作完全是为了宗教、慈善、科学、公共安全试验、文学或教育，扶助国内或国际业余体育竞赛（但任何活动不得包括提供体育设施或装备），或防止虐待儿童和动物的目的。但不适用于以下情况：其收入任何部分作为私人股东或个人利益，以大量活动用于企图影响立法的宣传等活动……以及参与或干预拥护或反对任何公职候选人的政治竞选活动（包括印刷和发表声明等）。①
另外还规定捐赠给以下对象者不能免税：亲戚、朋友或其他个人，外国组织、政治组织或候选人，社交俱乐部、工会、商会或宣传组织。
凡申请免税的组织都按一定的程序向税务局提交报告，审查合格即可发放许可证。税务局也经常对已经免税的组织进行审计，要求基金会提交报告并对捐赠情况进行调查，并向国会递交其所了解的情况，对有关立法提出意见，对违规者实行处罚，直至收回许可证。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法律和审核程序比较简单。税务局只负责审查有关单位是否符合法律内容，不问其业务内容及社会需要的程度，也不必与其他有关部门协商，例如有关医疗的公益机构不必通过卫生部门，又如有人要捐款成立一个专门研究防治流感的基金会，政府不能因为流感不是当务之急而先批准治疗癌症的基金会，只要符合501（c）（3）的条款，必须一视同仁。这既充分尊重捐赠者的意愿，同时也免去许多官僚手续和各部门因利益、角度以及对法律的解释不同等原因使申请者旷日持久地等下去。美国政府也无权过问公益组织内部的运作、人事、组织等问题，不能下令某几个公益组织合并、解散或没收其财产。在经过联邦政府批准取得免税地位之后，该组织还需要在所在州进行登记，取得根据州立法的合法地位；但这多数只是例行手续，一般经联邦政府批准后，不会在州里遇到问题。
政府特别关心并经常进行监督的是这些组织是否严格遵守税收制度，有无滥用免税的优惠，以及权力过大而失控。但是有人提出，由一个以最大限度增加税收为己任的政府部门来做这项工作是否能做到公正客观是值得怀疑的。例如，尼克松政府就曾通过税务局对不同意越战和支持民权运动的教会和其他慈善机构进行撤销免税资格的威胁，其依据就是有关法律中“除去……进行宣传和企图影响立法的活动”一条。
对于违反规定的组织，政府可以实行的处分就是取消其免税资格。但是由于这一处分太严厉，所以很少执行。自1996年起，通过了“中间”的处分，包括一定比例的罚款。除联邦政府外，州与市政府也有各种约束私人公益组织的规定，州政府的执行者是州检察长。监督的重点视情况而定，有的是保证捐赠人的意愿得到执行，有的是审查拉赞助的人员的资格和行为的正当性，还有要求有关组织报告其财务运作情况。
在法律上只有政府有权对公益组织进行监督，但是美国的社会提倡“自我规范”，在这方面出现了许多非政府的监督组织，有时比政府还有效。非政府的监督机制包括面很广，有形形色色的所谓“看守”、“鉴定”、“会员制保护伞”组织和专业团体，还有媒体的褒或贬等等。本书的第三章中提到的“基金会理事会”是最大的全国性组织，其功能一方面是维护基金会的权益，另一方面起监督自律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些自发的私人资助的志愿组织，代表公众进行监督，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全国慈善信息局”（NCIB）、“改善企业管理委员会公益顾问组织”（CBBB）和“福音会争取财政负责理事会”（ECFA）等。这些组织都制定了考查公益组织的标准，并根据这些标准审查它们的活动，写出报告。它们不受法律支持，各基金会完全可以不予置理，但是事实上受到很大重视。因为捐赠者、媒体和政府都使用它们的报告，可以产生很大的舆论影响，特别是能够反映到国会，从而影响立法。
《财富的归宿》 第三部分争议与摩擦
三、 争议与摩擦
现代基金会尽管是公益组织，但并不是在一片叫好声中诞生和发展的。它从一开始就受到各方面的怀疑和批评，国会对它的调查也不断。
在这类批评和调查中左派关心的是基金会有无“不合理的积累财富”；右派则对其改良主义倾向、扶植弱势群体的工作计划以及对社会问题研究的自由主义观点心存疑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几次比较重要的国会行动，来自“左”和“右”的都有，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
次。
1 “沃尔什调查”（Walsh Investigation）与《1917年税法》
前面提到，现代基金会的兴起与进步主义的历史背景分不开。这一时期也正是政府加紧采取限制大财团无限扩张的政策之时，洛克菲勒家族和美孚石油公司尤其成为
众矢之的，也是反垄断法整治的对象。所以1908年，洛氏提出成立基金会，要求在国会立案，主动接受国会监督时，从总检察长到总统（塔夫特）都怀疑其动机是企图用另一种方式永久拥有其财富，国会也是抵制多于支持。结果未能在联邦政府注册，最后于1915年在纽约州根据州法律注册。但是仍受到联邦政府的调查和抨击。
1913年威尔逊总统上台后，指示成立了第一个对新出现的基金会进行调查的委员会。当时因劳资关系紧张，国会成立了全美工业关系委员会调查各大企业工潮情况，这一调查也涉及这些大企业家成立的基金会。该委员会的主任指责这些基金会坐拥巨资、权限不明确、享受免税、不受公众监督、屈从捐赠者的意志等等，并认为它们足以妨碍小型的私人慈善活动。卡耐基基金会首当其冲。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在成立的次年立即受到政府调查，起因是基金会任命了一个经济学家小组研究当时日益尖锐化的“工业关系”（实即劳资关系）。此时正值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矿工大罢工，罢工以州政府残酷镇压而告终，罢工涉及的企业中有洛克菲勒家族大量投资的工厂。于是，以参议员沃尔什（Frank P.Walsh）为首的联邦政府“工业关系调查小组”对洛克菲勒基金会进行调查和质询，主题是基金会与洛克菲勒财团的利益分界线在哪里，也就是基金会是否是为财团服务的一种掩护。此事成为头条新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调查结果是对基金会的怀疑未能成立，不过此事也使基金会更加谨慎从事，在工作模式上更加强调通过资助有关机构和学校来进行，避免自己直接出面。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后多年集中在自然科学，而未涉足足以引起争议的社会科学，除了其负责人的信念外，多少也有避免麻烦的想法。
国会的主要疑虑还在于基金会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认为需要加以规范和监督，其途径就是通过税法来鼓励或遏制其行为。因此这一轮调查的结果是出台了第一部针对基金会的法律，即《1917年税法》，确定基金会受财政部国内税务局的监督，并且规定总统不得谋求私人资金来支持其某项政策或政策思想，但是事实上此类事情从未完全杜绝。总的说来，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国会对基金会的主要关注是防止其政治影响太大。
这些例子都说明大基金会一开始与政府的关系即使不是对立，也是不和谐的。只是它们的出手确实很大，所作所为又的确是社会所需而政府无力满足的，而且当时美国政府尚未建立福利制度，所以没有通过进一步予以限制的立法。但是围绕着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辩论及其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却强化了基金会的独立性：一是独立于政府，确定其私人性质；二是独立于其初始捐赠者或其家族，日益脱离其意志的影响。这样，基金会就成为真正的“第三部类”。
《财富的归宿》 第三部分来自右派的攻击
2 “里斯及考克斯调查”（Reece and Cox Investigation）：来自右派的攻击
20世纪50年代初是麦卡锡主义时期，美国国会掀起了对“享受免税待遇的教育和慈善基金会”以及其他类似组织进行全面调查的活动，主要内容是调查“非美和颠覆性活动”。国会先后成立了以众议院议员里斯（Reece）和考克斯（Cox）为首的调查小组。首当其冲的是洛克菲勒、卡耐基、古根海姆、罗森瓦尔德等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刚开始活跃不久，但是它资助成立的共和国基金（Republic Fund）因与民权运动有关，也受到指控。总的指控的罪名是基金会的活动助长了左派思潮，直接、间接帮助了共产主义，因而危害了美国安全。具体内容大致有：基金会资助过的个人中有思想左倾或亲共人士，某些社会改良项目和活动有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之嫌，翻译出版有关苏联的书籍等于帮苏联作宣传等等。国会的调查报告中特别肯定了基金会对自然科学和医疗慈善事业的贡献，而对社会科学则充满疑虑，不是指责其成果导致社会主义主张，就是违反美国道德传统（例如关于两性关系的研究）。
被麦卡锡指控为苏共间谍的希斯（Alger Hiss）原是罗斯福政府国务院官员，卸任后任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会长。“希斯案件”轰动一时。卡耐基基金会与他的关系就成为其罪名之一。特别有意思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大罪名是在中国32年来花了几千万美元资助中国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大批人才大多数都投向了共产党，所以洛克菲勒基金会等于为支持共产党政权出了力，以此推理，它应对正在朝鲜战场上作战牺牲的美国青年负部分责任。
这一调查是麦卡锡主义的产物，代表了美国极端保守的一派。指责大基金会颠覆资本主义制度当然是极为荒唐的，但是美国的确存在这样的保守思潮，是对从进步主义以来的一切改良的反动。这种右派思潮与平民主义反精英的本能奇特地结合起来，遇到适当的气候浮到水面，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基金会毕竟不同于一般无权无势的受害者，此调查案一出，举国哗然，即使是在当时压抑的政治气氛下，各大报刊、各高等院校以及知识界人士仍然纷纷以各种方式批判这一做法，盛赞基金会的功绩。所以这一调查尽管来势汹汹、罪名吓人，而且历时几年（从1951年至1955年），但基金会并未受到损失，反而声誉更高。调查结果以指控不成立而告终，在这场辩论中美国思想界的自由主义主流却借此有了一个重新伸张的机会。②
《财富的归宿》 第三部分帕特曼调查
3 “帕特曼调查”(Patman Investigation)与《1969年税法》
1961年在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众议员帕特曼（Wright Patman）的发起下，开始对免税非营利组织进行又一轮调查。
事实上，早在1950年，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就曾提出，凡基金会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与其关系密切的企业者，不应享受免税待遇，但是国会未予受理。帕特曼锲而不舍地收集证据，证明许多享受免税的机构滥用权力，如投资利润免税；以优惠利率给捐赠者贷款；以免税的钱购买产业，立即以极为优惠的条件转租给原出售方等等不正当的做法。一些著名的企业曾把它们的旧工厂出售给公益机构，这样它们不但可以免交财产税，还可以减去一部分所得税。更有甚者，有的公司把整个企业卖给公益机构，然后以受委托方式继续经营，同时享受完全免税。还有一种做法是，捐赠人把一笔投资转给一家基金会，这样就免交财产税，基金会接受时可免交“礼品税”，再将这笔投资出售，又免交财产税，然后将所得款项以象征性的利率贷给原捐赠人，或者用于购买捐赠人希望控制的企业的股份，这样交易就做成了。③
到1969年，在60年代激进思潮的背景下，社会批判的矛头再次指向富豪。同时，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使政府对社会福利承担的义务达到最高点，基金会的作用相形见绌。帕特曼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对基金会的指责集中在滥用免税的地位进行不正当活动上。这一次可以说是从“左”边的批评。帕特曼指出，“反映人的高尚本能的慈善事业已经逆转成为制度化的故意逃避对国家的财政和道义责任的手段”，而这正是美国国会所给予的免税权所促成的，这种税制的继续“只能使我国一些百万富翁贪得无厌，而不会转向慷慨”，因此有关税法必须改革。④帕特曼是平民主义者，一贯以华尔街和大企业为对手，他主持的小规模调查从1961年已经开始，陆续揭发一些基金会违反财政规则、操纵股市、以迂回的手法逃税等行为。最初出席听证会接受质询的是一个名叫“美国人依宪法创业”（Americans Building Constitutionally）的组织，其宗旨是“帮助美国人充分利用宪法赋予的权利”，也就是教给人如何钻法律的空子进行免税的基金会，当然是要收可观的佣金的。这次调查的成绩是揭露了此类组织，以及其他一些滥用免税权利的行为，并在税法中增加了一些监督条款。帕特曼还指责财政部对基金会纵容失职。政府也曾想采取进一步限制的措施，但阻力太大，未果。同时，各州法律不同，多数执行很松懈，除非有人告，一般司法方面听之任之，有许多空子可钻。当然帕特曼报告对弊病也有所夸大，对营造不利于基金会的气氛起了一定的作用。
到1968年，在社会激进运动的高潮中，舆论界又掀起一轮对基金会的抨击。在这一背景下，1969年2月，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与国税局一起就基金会和慈善机构举行特别听证会，总的气氛是与基金会敌对的。帕特曼是第一证人。当时需要增加税收的压力很大，主要的批评是指责基金会利用免税地位并未完全用于造福公众。这一次与50年代那一次不同，调查得到舆论大力支持，涉及的基金会面更广，而且越揭越深，许多指责确有根据。主要问题有两方面：一是介入政治，例如借扶贫为名，资助某些政治团体进行竞选；二是巧立名目直接资助政府官员，等于变相贿赂。最大的基金会福特理所当然地成为被关注中心，而且它两方面的行为都有：大力资助黑人民权组织，包括设立帮助黑人参选的专项，据说有些黑人市长就是它扶上去的；同时又由其会长邦迪亲自批准将大笔资金给前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幕僚，立项的名义是“从公职到私人生活过渡期的缓冲资金”。以邦迪与肯尼迪兄弟的关系，此举徇私的性质十分明显。在听证会上出面为基金会辩护的正是邦迪本人，他傲慢的态度引起更大的反感。当然有这种行为的不止福特一家，一些名誉本来就不好的小基金会直接给在任的最高法院法官行贿的行为也揭露了出来
，最后该法官只得辞职。这次辩论持续时间较长，社会影响较大。主要压力来自左派，但也有右派的，如以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为代表的极右派人士反对福特等基金会资助南方黑人登记选举的活动。他们对国会施加压力，要求在立法中加上基金会寿命不得超过40年的条款，经基金会力争，删除了这一条款。为基金会辩护、反对对它限制过多的主要是各大学、研究机构和民权组织的代表，以及一部分政府官员。
最后通过的《1969年税制改革法》是妥协的产物，当年12月30日由总统签字生效。该法全文冗长而十分复杂，非专业律师和会计无法读懂。主要影响基金会的条款是：基金会每年投资所得利润要交一定的税（税率在以后10年中不断变化，大体上从4%减至2%），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要基金会纳税；严禁基金会内部转移资金；基金会每年必须至少捐掉其当年资产的一定的比例（这一数字也经过反复争议，后来基本上固定在5%）；基金会一般不得持有任何一家公司20%以上的有投票权的股票，并不得从事危及本金安全的投机；要求基金会每年提出更加详细的报告（1950年通过的税法中已经首次规定基金会等免税组织如经营某种商业，须与公司一样纳税，并要求基金会建立账目档案，其中一部分公众可以随时查阅，现在更进了一步）；严禁资助选举登记、政治宣传以及足以影响立法和政策的游说活动；捐赠给其他非营利机构的款项必须符合公益事业标准，接受单位必须在一年内将此款用于原定目的；对个人的捐赠必须符合严格的经过批准的标准等等。如有所违反，将课以重税，最高达100%。
尽管最严厉的主张未包括在内，但该法总的说来，对基金会加强了限制和压力。其利弊说法不一：论者大体上认为积极方面是使基金会更加自律，杜绝了一些滥用免税权利进行不正当活动的途径；消极面是束缚了手脚，特别是使大基金会失去了那种开创性、前沿性和探索精神，最受影响的活动实际上是有关社会改良、扶助弱势群体特别是黑人民权运动那部分。该法出台后一些小的基金会解散，新基金会成立的步伐减慢。人们担心，由于第一次要基金会交税，以后各级政府一遇财政紧张是否会纷纷效尤，或任意增加税率，以致从根本上危害慈善事业。还担心如果对限制条款作宽泛的解释，一切教育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可能纳入，将使基金会寸步难行。于是后来又采取了一些挽回措施，例如批准“项目投资”（Program Related Investment），允许基金会给通常银行不予考虑的城市发展项目贷款，这项政策对推动城市改良很有用。⑤
在此以后，一些补充法律又陆续通过，目前这种问题虽然不能说已经杜绝，但已受到严格的监控。事实上享受免税的慈善机构在美国有好几十万种，其中最大的部分是教会，其财产达一千多亿，类似上述的问题要严重得多，而且它们对政治的参与和施加的压力要大得多，但是政府基本上不予过问。因为从一开始，教会就较少受立法监督约束，其活动错综复杂，无法查清，而且势力庞大，国会、行政部门都奈何不得。从这里反观基金会的处境，可以看出其运作还是比较规范，经常在舆论与法律监督之下，与政府虽然有联系，但基本上还是保持一定距离的。
《财富的归宿》 第三部分围绕小布什政府取消遗产税的争论
4 围绕小布什政府取消遗产税的争论
2001年小布什上台，适逢美国经济开始呈现衰退迹象，他提出的第一批政策措施之一就是减税以刺激经济，其方向与里根政府被称为“劫贫济富”的政策有类似之处。他提出的一揽子法案题为“经济增长与缓解税收法”，其中与公益事业有关的是逐步取消遗产税，原计划逐步递减到2009年全部免去。此案得到大多数共和党议员拥护，赞成者的理由是遗产税挫伤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特别是伤害世代相传的家庭农场主。据小布什的方案估算，实施后10年内，那些本应交税的人将少交2360亿美元，而他们用这笔钱投资所得的利润将使政府增加比这更多的税收。最后该法案国会两院通过，并由总统于2001年7月7日签署，有关遗产税部分规定递减到2011年全部取消，但是又加一条规定：到2011年重新回到2001年的征税水平，也就是减免是暂时的。取消派对这一条于心不甘，到2002年在国会提出删去这一条，使免除遗产税成为永久性政策。此案在众议院通过，但未能在参议院通过。这一争论还将继续下去。
美国在19世纪几次征收遗产税都是临时性的，主要是为支付战争费用。1916年开始正式征收所得税，也包括遗产税。当时所得税定得较低而对待遗产税比较苛刻，不到一万美元就开始起征，而且税率很高。主要是为防止出现欧洲国家那种世袭的贵族。但是后来逐渐放松，历届政府的税率都有变化。到小布什上台时，遗产税的起征数是67.5万美元，税率从37％开始累进，300万美元为最高点，税率是55％，其中家庭农场和家庭企业的起征数是100万美元。实际上每年达到付遗产税的美国人只有4.8万人，占死亡人数的2％，而其中留下500万美元以上遗产的死者每年约4000人，其家属所付税占总数的一半。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国会就曾通过逐步取消遗产税的法案，但为克林顿所否决。
对小布什此项政策反对最力者正是美国最富有的慈善家。2001年2月，方案刚一提出，盖茨基金会会长老盖茨（比尔·盖茨之父）立即发起向国会请愿书，得到索罗斯、大卫·洛克菲勒、斯蒂夫·洛克菲勒（洛克菲勒基金会会长）等120名美国富豪联合签名，要求不要通过这一计划。他们都是在遗产税起征线以上的富豪，也就是说，其家属可能是小布什政策的受惠者，但他们同时也多与公益事业有关，相信取消遗产税会损害公益事业。比尔·盖茨夫妇没有签名，但表示拥护这一请愿书，并表示准备死前把所有财产都捐出去。老盖茨还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全面阐述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包括他对美国社会贫富悬殊的批评。
反对取消遗产税的理由如下： 这一免税政策只能使美国百万、亿万富翁得利，而损害那些入不敷出的穷人。政府因此而损失的亿万税收，不是靠向支付能力更弱的人征税来弥补，就是削减社会福利、医疗保障、环境保护和其他对社会福利至关重要的政府项目。特别是取消了富人向公益事业捐献的一大动力，将减少私人公益事业的收入。遗产税对慈善捐赠一向是一大促进力量，而免去这项税收将对慈善事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对美国的民主、经济和社会都不利。另一位在《福布斯》杂志上名列富翁排行榜第四位的巴菲特（Warren Buffett）也强烈反对这一计划，他说他没有在盖茨请愿书上签名是因为它对这一政策的危害性还强调得不够：除了经济损失外，更重要的是破坏了美国赖以建国的社会基础，那就是凭个人贡献而不是凭家世致富，这就像挑选冠军的儿子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错误而荒唐。⑥布什和拥护此政策的一派的理由也是以美国传统为根据，他们认为高额遗产税对通过个人奋斗而积累财产的人不公平，有损美国社会和经济活力的基础。双方各自都能拿出数据来，证明遗产税与公益捐赠关系很大，或关系不大。究竟这一政策对公益事业的影响如何，尚待历史证明。
《财富的归宿》 第三部分“公私合营”的运作模式
四、 “公私合营”的运作模式
一般说来，以罗斯福“新政”划线，美国的公众福利转向以政府为主导，政府财政
占福利经费来源的绝大部分。但是美国之为“福利国家”，和通常人们以欧洲福利国家为蓝本的概念是有很大区别的。为方便计，姑且借用“公私合营”一词以名之。这种“合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减免税收以鼓励私人捐赠，实际等于间接的政府补助。这是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不过在美国底数大，因而效益显著。根据商业部的统计，以1985年财政年度为例，这一“间接补助”达134亿美元，其中医疗第一，占12%；教育第二，占10%；其余部分进入各种各样的非营利机构，包括教会组织。
（2） 政府负责决策、立法和拨款，而具体运作则是另一回事，很多福利拨款都通过私营非营利组织发放。也可以说，私人机构参与政府的福利项目，其好处是，政府承担的公益领域虽然不断扩大，而有关的行政机构、人员和开支却未成比例地增长。
（3） 政府的福利政策并未取代私人公益事业，而是平行发展。从小罗斯福到约翰逊政府的几十年中政府福利项目不断扩大，预算也大幅增长，而与此同时私人对公益事业的捐赠也持续增长，基金会在战后几十年中的蓬勃发展即是证明。反过来，私人基金会也向政府主持的机构或项目捐款。
所谓私营非营利组织包括多种类别。根据这方面的专家萨拉蒙（Lester Salamon）的说法，可分以下几类：（1） 出资机构，包括私人基金会、“联合道路”组织、蓝十字会（覆盖最广的医疗保险机构之一）以及宗教募捐联合会等；（2） 为会员服务的组织，如工会以及各种行业公会；（3） 为公众服务的组织，如各种教育文化机构和福利机构、幼儿园、养老院、慈善医院等；（4） 教会组织。本书的主题——私人基金会——属第一类，但与第三类也有关，因属于其捐赠对象。本节在叙述“公私合营”现象时，除第四类宗教组织外，其他三类都包括在内。⑦
事实上，政府给私营机构资助在美国“古已有之”。早期有些私立大学（如哈佛、哥伦比亚）、艺术博物馆以及福利性医院等都得到过政府的捐款，1890年政府济贫款通过私营机构运作的已达50%。但是直到1960年之前，这类合作大多在地方政府和私营机构之间进行。1960年以后，联邦政府才大规模与私营机构合作。以1980年为例，宗教组织以外的非营利机构共接受捐款1164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出资404亿美元，私人捐赠（包括基金会、公司及个人）268亿美元，州及各级地方政府出资80—100亿美元。由此可见，联邦政府占第一位，加上州和地方政府的拨款则比私人捐款多50％。联邦政府通过私人机构运作的福利、文教卫生类拨款占其全部此类拨款的36%，其中各类项目的比例又有所不同，依次为：（1） 社会服务56%，（2） 文化艺术51%，（3） 就业培训48%，（4） 医疗保健44%，（5） 住房和社区开发5%。最后一项最少，因为这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负责的。⑧
政府除利用原有的私营机构外，还可以推动成立新的机构或机制，以实施政府的福利计划。典型的例子是，根据1964年的《经济机会法》，联邦政府推动在全国贫困社区成立医疗门诊网，到1980年已有900个这样的中心。这些中心的资金来源既有联邦政府， 也有地方政府和社区基金会及私人捐赠。
以下举两个典型时期为例：
1. 大萧条及罗斯福“新政”之后
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引起众所周知的社会恐慌和空前的动荡。在这种形势下，已经相当发达的各种慈善公益机构当然义不容辞，竭尽全力进行救助。但是，这次的情况非同寻常，其来势之猛，危机之严重，涉及面之广，苦难之深，绝非私人救济所能解决，何况在这场经济危机中企业家破产跳楼的也不在少数。在严酷的事实面前，社会思潮也发生了变化。许多社会改良派意识到旧式慈善公益事业的重大缺陷，而一般老百姓对富人的杯水车薪的“善举”更是从深刻的不信任到反感和仇恨。在知识分子中也出现了对慈善事业的批判思潮。于是，随着罗斯福当选和“新政”的出台，美国的社会福利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从那时以后，政府的福利制度与私人公益事业的主次倒了过来。
罗斯福可以说是最大、最成功的阶级调和者。对待私人公益事业也是如此。“新政”总的精神是缩小贫富差距。1935年通过新税法，实行累进税，向平等方向发展。许多保守派宣称富人将无余款，也无积极性从事公益事业。后来在地方公益组织的争取下通过了对税法的修正案，允许大企业对公益事业的捐赠部分可以免税，最高不超过应交税收入的5%。
罗斯福在开辟政府干预经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仍然大力鼓励私人捐赠。他的立论也总是从实际出发，论证道义与利益是一致的，与人为善自己也得益。正如他强调一系列劳保政策法令最终对资本家有好处一样，他宣传富人出钱救济穷人不是慈善，而是尽一份社会责任，社会稳定了，对自己也有利。其实这也正是比较有远见的大企业家投资公益事业的主导思想。不过罗斯福的高明之处在于在重大的转型期避免了很容易出现的政府干预政策与私人捐赠行为的相互对立，或以政府行为完全取代私人的现象。不但如此，政府还把鼓励私人捐赠作为鼓舞士气、加强社会凝聚力的手段。有一份以“总统救济事业组织”名义张贴的海报这样写道：
士气
能打胜仗
能战胜萧条
能为繁荣建立坚实基础
《财富的归宿》 第三部分里根上台后的逆反
美国当前正在进行鼓舞士气的大事业。在一个月期间——10月19日至11月25日——全国所有的城镇都要募款。为了把饥寒的恐惧摒于国门之外。
仅仅一个月，一件大事即将完成。仅仅一个月，我们即将迎战大萧条最厉害的威胁，并打败它！
你能为此出力，请向你社区的募款慷慨解囊吧！
请感受胜利的激动。和美国一道向着美好的未来前进！⑨
事实上，一些在股市崩溃下没有破产的大基金会尽管无法履行在繁荣时期的全部承诺，仍能尽其所能继续有所作为。例如卡耐基基金会于1932—1933年间为紧急救济服务捐了200万美元，并在整个萧条时期对维持艺术博物馆、音乐教育和盲人图书都有特殊的贡献。洛克菲勒基金会则在这一时期刚好调整方针，开始把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列入重点，日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了原有的基金会外，有些至今有名的大基金会正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如梅隆（1930年）、凯洛格（1930年）、斯隆（1934年）等基金会。此外，小洛克菲勒和美孚石油公司另一名大亨哈克内斯之子在这一时期以个人名义对哈佛、耶鲁、哥伦比亚、芝加哥等名牌大学以及保存和修复名胜古迹、博物馆等也作了巨额捐赠，这些在当时可能不是当务之急，政府也暂时无力顾及，却有深远价值。罗斯福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开创了政府福利政策与私人公益捐赠并行不悖而且相辅相成的模式。
2 里根上台后的逆反
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福特政府时期，政府与私人的合作又有新的发展。经历了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大政府”之后，共和党根据其一贯小政府的思想开始实行私有化和非集中化。1974年通过《社会服务修正案》，允许各州用联邦政府的特定补助金资助他们认为合适的“社会服务”。其结果就是地方政府解除了许多本属“官营”的福利机构，而与私人签订合同，变成政府资助的“私营”机构，在财力上是“公私合营”，资金比例各不相同。
里根上台后，根据所谓“里根经济学”的理念，对民主党的大政府进行一次逆反政策。1981年，里根政府批准了《经济复兴税法》，其中规定在3年内个人减税25%， 最高一档的个人所得税从70%降到50%，大幅度削减遗产税，在一定期限内逐步免去不分类的超额慈善捐赠税，并规定自1985年起制定税率指数。在大规模减税刺激投资的同时，大力削减社区建设和社会服务的预算，因此特别强调私人“志愿”为公众服务。共和党1980年的纲领中提出要恢复“美国的志愿服务和合作精神，以及私人和社区的首创精神”⑩。据此，里根政府在四个方面调整政策：增加对进行公益事业的“中间机构”的资助；调整税收政策以鼓励慈善捐赠；改进管理方式以减轻政府项目对非营利机构的行政负担；增加“挑战性赠款”的运用，以鼓励有关组织用私人捐助补充政府资金。他还指示成立了“私营部门行动特别工作组”（Task Force on Private SectorInitiatives），专事鼓励和支持私营部门代替政府满足公众在这方面的需求。
但是里根政策的实际效果是相反的。
首先是由于政府大幅度削减福利开支，从1981—1985年期间对公益机构的资助比1980年净减了64%。那时政府已经是福利拨款的主角，私人对公益事业的捐赠所占比例日益缩小。里根政府所削减的预算远远超过私人捐赠所能增加的潜力。另一方面，里根政府对企业普遍减税之举反而减少了企业主为了免税而为公益事业捐赠的动力。所以既减少了来自政府的资助，也减少了私人的捐赠，其结果当然是原来的受益者受到损害。在主导思想上，由预防和缓解贫困转为“促进发展和提高普遍的生活质量”，也就是淡化社会改良色彩。从尼克松到里根都希望使私人公益机构恢复慈善救济的职能，作为政府的辅助力量。但是事实上发展到这一时期的基金会等公益机构已经以社会改良为己任，它们更强调治本，向社会不幸的根源进攻，改变弱势群体的处境，甚至促进全人类的文明，而不满足于治标。这些不但是一些公益家和政府有争议的问题，而且在公众中也有争论（有人认为远水救不了近火）。另外，由于捐赠来源减少，加以共和党政府大力提倡一切市场化，一些公益机构为扩大财源也更多利用市场机制，例如提高服务费、在管理上进一步引进企业经营方式等等，引起许多非议。
1983年，政府采纳“法勒小组”的建议，在行政部门内设一办公室，负责基金会对政策的影响事宜，这就等于承认基金会的工作对政府制定政策有用，赋予它半官方的政策研究机构的地位，而不是纯粹的私人慈善组织，单纯交给税务局像对待一切私人企业那样监督。事实上，当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要求在国会登记和接受监督时所设想的正是这样一种地位。
事实上许多公益机构是“公私合营”的，政府出资往往达2/3强。这些机构当然反对政府削减这方面的预算，并为此进行各种游说活动。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时期。1998年，共和党众议员伊斯托克提出1998年拨款法案的附加修正案，内容是禁止公益机构接受政府拨款，禁止与政府有合同的非营利机构进行立法游说活动。公益事业机构不得进行影响立法的政治活动的禁令原来就存在，伊斯托克修正案如通过，将进一步限制基金会之类公益机构进行一般的争取公众支持的宣传。此事引起很大争论，最后没有通过。不过基金会不得进行游说活动的禁令一直存在。宣传和游说的区分在于只倡导或反对某种主张，而不对具体的法案表态，或鼓动选民就某个问题对国会施加压力。但有些时候在客观效果上二者之间很难截然分开，这也是政府与基金会经常产生摩擦的一个暗礁。
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宗教慈善机构是否能得到政府资助。联邦政府的预算中按惯例用于社会服务的钱约占6%，由于美国预算底数大，绝对数字相当可观。以往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这笔钱只能提供给非宗教组织，其中有许多是自由派的，例如女权主义、拥护堕胎等等。2001年小布什就任后在施政纲领中提出，他将支持各种宗教组织向联邦政府申请社会服务活动的经费。此项举措的法律依据是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个人责任和就业机会协调法》，其中规定，从事慈善事业的组织，不论是宗教还是非宗教的，都有权申请联邦政府的资助，称为“慈善选择”（charitable choice）。这实际上是美国保守派势力及其宗教组织在政治上的胜利。布什依靠的是新保守派，所以上台伊始在提出减税方案的同时就宣布这一决定。自由派对此抨击有加。尽管这一法律对宗教“慈善”活动与宗教“宣传”活动在字面上作了区分，但事实上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另外还有机会均等问题，因为美国教会大多数是基督教，其他少数宗教，如佛教、伊斯兰等团体是否也一视同仁，这些都将是长期争论的问题。
尽管美国普遍价值观中浸淫了基督教精神，但是具体对待教会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态度还是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分界线之一。以上的争论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美国慈善事业，也体现了不同社会思潮的斗争，再次说明基金会的主流基本上代表改良自由派的思想。
注释
① F. Emerson Andrews， Philanthropy in the UnitedStates, History and Structure, The Foundation Center, NewYork, 1978, p.3.
②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3.2, S.900, Box 14,F. pp.85—89.
③ Ben Whitaker， The Foundations： An Anatomy ofPhilanthropy and Society, Eyre Methuen Ltd., London, 1974,pp.123—124.
④ Waldemar A Nielson, The Big Foundations,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72，p.9.
⑤ Ibid.,pp.18—24；Charles T. Clotfelter & ThomasEhrlich, eds., Philanthropy and the Nonprofit Sector in aChanging Americ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apter3, p.63.
⑥ New York Times, Feb.14, 2001; Washington Post, Feb.16, 2001.
⑦ Lester M. Salamon, Partners in Public Service：GovernmentNonprofit Relations in the Modern WelfareStat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London, 1995, p.54.
⑧ Ibid.，p. 88, Table 7.1.
⑨ Robert H. Bremner, American Philanthropy, p.150插图。
⑩ Lester M Salamon, Partners in Public Service，p.152.
“挑战性赠款”（challenging grants），与“匹配资金”（matching fund）相似，原是基金会发起的一种做法，在捐赠某个项目时以对方同时向政府或其他方面筹得另一半资金为条件。里根政府反过来运用，指政府对某一项目资助时以接受方必须也募得私人捐助为条件。
Charles T.Clotfelter & Thomas Ehrlich, eds.,Philanthropy and Nonprofit Sector in a Changing America,Chapter 3, pp.63—64。关于法勒小组，本书第三章有介绍。
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基金会人士与作者讨论中大多认为小布什是典型的右翼思潮的表现，但对基金会的影响有多大，看法不一。中国《新闻周刊》2001年3月5日刊载《慈善选择与文化战争》（作者邓鹏）一文从另一个角度对此事有详细叙述。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20世纪初期三大先驱
第二部各类基金会剪影
第五章20世纪初期三大先驱
本章举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三大私人基金会为代表，以见一斑，即拉塞尔·塞奇、卡耐基和洛克菲勒。
一、 拉塞尔·塞奇基金会
拉塞尔·塞奇基金会（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以下简称塞奇基金会）成立于1907年，是20世纪美国最早的私人基金会，在解决贫困、老年问题、改善医院和监狱条件方面都起了先驱作用；同时也对医疗改革、城市规划、消费信用、劳工立法、护士训练和社会保险计划的起步作出了贡献。其最大贡献在于发起社会调查和分析，从而推动20世纪社会科学的起步和发展。
拉塞尔·塞奇（1816—1906）以批发杂货起家，一度从政，当选为国会议员，后在纽约推销铁路股票，并以房地产和高利贷致富。他本人不但不是慈善家，还是有名的守财奴。但是他死后的财产继承人玛格丽特·塞奇夫人却是著名慈善家，自己是教师，一向乐善好施。她继承价值约6500万美元的遗产时年已78岁。为应付纷至沓来的募款要求，依靠其亲密的顾问律师德福莱斯特兄弟（Ｒｏｂｅｒｔ Ｗ. & Ｈｅｎｒｙ Ｗ. Ｄｅ Ｆｏｒｅｓｔ）为之谋划。罗伯特·德福莱斯特是纽约慈善协会主席，与许多从事慈善和公益事业的人物有联系。当时美国社会正兴起对贫困、疾病和犯罪原因和对策的研究，并相信这些是可以预防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罗伯特·德福莱斯特向塞奇夫人提出了一份详细的建议书，大意谓：我相信您的意图是改良社会——改善我国工人阶级的艰苦条件，使他们的家园更加健康舒适，他们的生活更幸福，他们的子弟有更多机会。由于社会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一个有长远意义的公益基金会应该保持灵活性，不像有些基金会那样固定在某些专项上。他建议成立塞奇基金会，宗旨是“长远地改善社会条件”，为达此目的，主要手段是调查研究、教育、出版、倡导合作努力、建立必要的机构以及帮助已经存在的符合此宗旨的行动和机构。
塞奇夫人基本上接受了他的意见，不过坚持以她丈夫的名字命名。1907年3月，拉塞尔·塞奇基金会正式在纽约注册成立，章程中提出的宗旨是：“改善美国的社会和生活条件。”最初注册资金1000万美元，当时的投资利息收入每年约40—50万美元。章程明文规定捐赠范围只限于美国，不是国际性的，因此它在国外不那么有名，但是在美国的影响是很大的。根据创办者的精神，只要美利坚合众国存在，就应该永远有一个以改善国内社会条件为己任的机构，应该有一批人不断地思考达到此目的的手段，并且总是有可以为促进此目的而供支配的1000万美元。①
塞奇夫人是虔诚的基督徒，她主持第一次董事会会议以祷告开始，她为基金会选的格言是圣经上的一句话：“你为你最不幸的兄弟所做的一切都等于为我而做。”基金会在“持久地改善社会条件”的宗旨下，从一成立就专门从事社会调查。它的特点一是大部分工作自己做，所以1969年基金会分类时定性为运作型基金会；二是对社会改良比较大胆，几十年来它的工作人员多为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发表了许多关于社会问题的报告，广为分发，不讳言从事社会宣传，意图影响决策。那是因为塞奇夫人的威望很高，公众舆论对她的基金会疑虑较少，称之为“公益事业史上最明智最清醒和最及时的捐赠”②。认识她的人认为她最优秀的品格就是真心信仰基督教义中“慈善”一词的本义——爱你的同类。她自己担任基金会第一届董事长，第一届会长是巴尔的摩的律师兼慈善家，也是塞奇夫人和罗伯特·德福莱斯特的好友约翰·格伦（Ｊｏｈｎ Ｇｌｅｎｎ），他的思想对塞奇基金会有较大影响。由于从一开始就强调找出社会问题的原因，所以塞奇基金会的特点是自始至终以支持社会科学发展为重点。它在纽约的总部大楼正面的墙上所刻的会徽格言是“真理使你自由”，底行是“正义”。基金会一开始思想明确，有所为，有所不为。明确规定“不为”有三：（1） 对个人或家庭的救济；（2） 对大学和高等教育的资助，因为做这方面事的机构很多，但是中小学不在此例；（3） 为教会本身的目的给教会捐款。除此，则国家或地方政府应该关注的事如教育、宗教、科学、公共设施项目等都在捐赠计划之内。除了众所周知的大项目外，还有一些体现塞奇夫人个性的捐赠，如纽约中央公园东路的杜鹃花、恢复纽约州政府有历史意义的州长室原貌、在路易斯安那为越冬鸟类筑避寒窝、把西点军校对面原属于她家的宪法岛献给国家等等。
基金会的工作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1． 1907—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基金会成立的第一年先谨慎从事，主要资助其他机构已经行之有效的与基金会宗旨相符的工作。第一批捐赠对象有：《慈善杂志》、防治结核病机构、纽约慈善组织协会、州慈善援助协会、将于1908年在美国召开的国际结核病大会（该大会首次将结核病问题的社会经济层面提上日程）、州慈善援助协会（研究和推动对婴幼儿的适当照顾）等等。调查研究方面有：关于1906年旧金山大火的善后救济工作的研究报告，慈善出版物委员会继续完成对匹兹堡情况调查工作及其6大卷报告的出版，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圣路易斯四地的社会工作者培训学校，还有对于各大城市女工、童工状况，无家可归的人以及失学或成绩不佳的学童情况调查等。
基金会在创办第一年就以极少的资金促成了一项有深远意义的立法。1907年，俄克拉何马正式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应当地著名的社会工作者巴纳尔小姐的请求，基金会出面邀请一些有经验的人士与它自己指派的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促使该州在成立伊始的第一批立法中通过关于强制教育、控制童工以及有关囚犯待遇的法案。这在当时美国各州中是比较先进的。此项工作的全部经费只有700美元。
从1909年开始，基金会的重点从资助其他的现成机构转为自己直接进行工作，为此设立了各部门，分管慈善组织、文体设施、教育、统计、儿童帮助（重点是青少年犯罪问题）、妇女工作（重点在工厂女工）、南方山区（亚拉巴马、田纳西、佐治亚州的贫困山区）以及对有急需而没有条件得到银行贷款的人提供低息贷款（帮助已经存在的此类机构完善其工作）。统计工作是基金会的强项。从一开始，有专人负责核对并分析各类报告中的统计数字。1912年起专设统计部，成为基金会很强的一个部门，不但为本会的调查研究服务，还为其他组织和政府部门服务。统计部最初的重点是两项：建立经济情况长期指数，以便
为有关研究提供历史背景；建立一种能够及时记录社会工作机构和人员情况的制度，以便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各项工作实际上以初等教育为中心，例如研究并确定什么样的评估教学成绩的标准是切合实际的（因为到那时为止美国沿用的是法国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许多中小学生都被归入“低能”），然后对大量的小学和初中生进行调查（问卷发到20多万份），找出成绩落后的学童的原因。与此相关的是调查学童的健康和医疗条件。对学童进行体检是19世纪末在美国兴起的一项新的运动，塞奇基金会是其先驱之一，它赞助的第一批出版物就有在当时影响很大的《对学校的医疗考察》一书。此外还有为结核病儿童设立露天学校、扩建操场、发展职业教育以及促使教育部门增加有关预算等等。③
塞奇基金会最重要的开创性工作是发展社会科学和出版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在它成立时，美国关于社会问题的著作极少，图书馆中有关这方面的书籍主要是欧洲出版的，而且不少是德文和法文的。关于美国社会的研究仅限于范围狭窄的学术讨论会和个别博士论文。而此时美国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和改良的兴趣正在上升，大学也开始开设这方面的课程。基金会成立伊始就把出版作为重点工作，起初利用别的出版机构，1917年起自己进行出版。第一个十年出版了47部书和250本—300本
小册子，其中1/3是基金会自己的工作人员撰写的，其余为委托他人研究专题的成果，以及部分资助的调研工作报告。为了保证出版物的质量，基金会专门聘请了有经验的编辑。第一本书出版于1908年，是关于抗结核病运动的手册。其他内容有关于匹兹堡和纽约的生活条件的调查，关于犯罪的治理和预防的系列丛书（为1910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监狱大会作准备），以及关于劳工、救济院、社会保险、住房改革等题目，都是当时社会新的关注点。此外，还建立了有自己
特色的图书馆。20年代社会科学的重镇是威斯康星大学，著名的改良派社会学家如伊里（Richard T Ｅｌｙ）等得到塞奇基金会不少资助。不论是塞奇基金会自己的研究，或是其资助的研究，都在进步主义运动中提供了举足轻重的论据，甚至可以说在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占上风的情况下，对推动改良学派并帮助其扩大影响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0世纪初劳工问题突出，劳资关系问题是社会科学主要的研究课题，塞奇基金会成立了工业研究部，由一位思想比较激进的基督徒玛丽·凡·克里克（Ｍａｒｙ Ｖａｎ Ｋｌｅｅｋ）领导，发表了许多揭露童工、女工和一般工人的恶劣处境的报告，以至于被称作劳工运动在慈善界的代言人。她的努力影响了基金会在这方面的进步倾向。但是后来，随着美国政治的向右转，她激进的立场越来越不见容于主流社会，以致塞奇基金会常常否认她所发表的报告代表基金会。1948年她被塞奇基金会悄悄劝退。50年代初考克斯调查时她自然成为攻击对象，不过当时的塞奇基金会主席在答辩中仍然对她早期在基金会的工作成绩和留下的影响予以肯定。④
此外，塞奇基金会在长岛出资建设“森林山园”。那是一片200英亩的住宅区，由基金会出资与家园（建设）公司合作开发，请著名设计师按照理想的（和谐、方便、美观）住宅区建设，并以比较方便的手续出售，作为模范社区的示范。此项投资为40万美元。
以上各项工作由于是早期开创性的，故详细列举。以下叙述将较为简略。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30年代初经济萧条时期
2． 第一次世界大战至30年代初经济萧条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美国决定参战时，基金会的工作重点转入为政府的战时需要服务，基金会本身的业务或缩减或暂停，战争结束后才逐渐恢复。各部门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国家所需的各项工作。陆军部长、国防委员会主任和美国红十字会平民救济总干事都得到基金会班子的协助。格伦本人参加了教会的战时组织和美国红十字会纽约分会的工作。统计部门发挥了积极作用，该部门负责人埃尔斯到军队服务，为军队的需要作统计，特别受欢迎。
1918年塞奇夫人去世，在遗嘱中将她全部剩余财产500万美元捐给基金会，使本金达到15亿美元，另外还有一些不动产的捐赠。
一战以后，工作基本延续原来的思路，略有调整，战前对劳工和妇女的研究继续进行，并加强了对救灾、监狱条件和改造罪犯等问题的研究。这个时期有两个突出的重点：
一是劳资关系的研究。战后劳资关系问题突出，工潮时有发生，有些企业家开始实行某种程度的缓和矛盾的妥协措施。塞奇基金会的劳工部以此作为研究重点，选择了一些劳资调和的典型作个案研究，其中有：洛克菲勒属下科罗拉多煤铁公司的资方开始与工人进行的有限对话（号称“洛克菲勒计划”）、纽约瓦瓶戈尔斯瀑布村的荷兰漂白厂作为美国第一家试行新的民主管理制度的企业的成功经验、一家著名的零售商店实行职工参与管理的经营模式、联合矿工工会的工作方法以及伊利诺伊州烟煤矿的劳资协议等。研究成果出版了5本书，统称《企业关系丛书》。1922年煤矿工人大罢工时，这些研究成果受到报界广泛宣传，也引起时任劳工部长的胡佛的注意，要求基金会进一步研究欧洲和加拿大的劳资问题。全国电影制片和发行公司总裁要求他们调查研究好莱坞的雇员待遇问题，纽约残疾人就业局要求对其工作改进提出建议……这些都说明当时这方面的需求十分旺盛。 此外基金会将就业与失业问题、职业妇女问题乃至平权法案都作为研究重点，成果斐然。
二是统计工作服务面扩大。1919年统计部负责人从军队回到基金会，恢复工作。随着各种社会调查的发展，该部门的工作覆盖面也日益宽广，不但为本基金会的研究成果服务，而且为其他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提供帮助——或协助其分析数据，或参与评论其调查报告，如教育、人口、工资物价、就业、政府对卫生事业的开支比例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协助联邦人口调查局作关于监狱罪犯的研究统计之事。原来有关方面提出的供公布用的报告是按种族、肤色和原住国分类的，经基金会参加此项工作的哈特博士力争，在公布前改变了此种带有种族主义性质的分类法。
在以上工作中，玛丽·凡·克里克都起了重要作用。
3． 1932—1946年
这一时期哈里森（Ｓｈｅｌｂｙ Ｍ.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接替格伦为会长，在人事上有很大变动。董事长及元老罗伯特·德福莱斯特于1931年去世，由副董事长珀迪（Ｌａｗｓｏｎ Ｐｕｒｄｙ）代理，1937年正式当选为董事长。格伦继续留在董事会，为惟一的元老。
这个时期与基金会有关的最重要的新情况是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这是对基金会方针的一次重大考验。在投资回报下降、资金减少的情况下，是放弃原来的长期项目改向紧急救援委员会捐款，还是维持原方针？领导班子经过反复讨论后，决定维持原方针，不向紧急救济直接捐款。实际上，基金会通过各部门的工作以它特有的方式向解决大萧条问题作出了贡献。例如，慈善组织部中止了其经常项目，为总统紧急就业委员会准备材料，对工作救济、生存家园、现款救济金、州与联邦政府的项目以及工程进度机构进行一系列调研；文体部为被迫失业人员的空闲时间策划消闲活动；消费者信贷部继续研究解决因大萧条而急剧增长的急需借款的人的问题，并进行一项关于消费信贷对商业周期的影响的长期研究；统计部统计失业、物价指数和救济数字等。统计部主任暂时借给纽约紧急救援局，组织成立一个新的统计部门，负责计划分发每月1800万美元的救济款。
在资金方面，大萧条之前的五年中基金会收入一直上升，1929年后逐步下降，到1944年由原来的年收入70多万美元降为50多万美元。工作和捐赠也有所调整：关闭了一些部门；工业研究部和统计部则继续存在并有所发展，研究主题为劳工问题和技术发展对生活水平的影响；1933年成立的社会工作年鉴部继续原来每两年出一期的年鉴，内容有所充实；两个服务部门（图书馆和出版部）的业务都有较大扩展。基金会在二战时没有像一战时那样停止业务，因为一战时由基金会工作人员志愿服务的工作在二战中大半由政府出资有组织地进行。不过基金会还是给某些工作人员以暂时假期，让他们以各自的专业分别对战时工作作出贡献，战后再恢复职务。他们大半在社会工作和福利、救济等方面服务，其中包括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
塞奇基金会成立之时，基金会的分类并不明确，它既资助其他机构和个人的项目，又自己进行研究。以后逐步转为以自己研究为主，在1969年税法明确后，归入运作型基金会。其20世纪后半期的活动将在第八章运作型基金会中介绍。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基金会成立前的捐赠
二、 卡耐基基金会
（一） 基金会成立前的捐赠
众所周知，安德鲁·卡耐基（Ａｎｄｒｅｗ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1835—1919）是世纪之交美国最大的工业巨头，其铁路和钢铁产业对美国工业化所起的关键作用也不必赘言。他出身于贫苦的苏格兰移民家庭，是自学成才、白手起家的典型。早在19世纪末，他作为个人，已有多项捐赠。最早、最有名的创举是在美国各地和英语国家建立公共图书馆，20年中锲而不舍，共捐款4300万美元，建立了2000座图书馆。在他名下的基金会和非营利机构甚多，除最主要的“卡耐基基金会”之外有以下诸项：
（1） 卡耐基学会。这是卡耐基回报匹兹堡市的一座综合性文化设施。最初于1893—1895年出资112万美元建立图书馆和音乐厅。以后又陆续捐款1100万美元建立博物馆和画廊。
（2） 卡耐基理工学院（即今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前身）。1900年开始创办，1905年在匹兹堡建成，最初是培养中等技术人才的工业学校，1912年升级为大学水平的卡耐基理工学院，是美国最早把人文和社会科学教育包括在工程师培养中的理工科大学之一。1967年与附近的梅隆科学研究所合并成为今天的卡耐基—梅隆大学。在1912年之前，卡耐基前后投入约1000万美元。卡耐基基金会成立之后对该大学多有资助。
（3） 苏格兰大学卡耐基信托基金。1901年设立，受惠者为格拉斯哥、爱丁堡等4所苏格兰的大学。卡耐基为这项基金出资1000万美元，这在苏格兰高等教育中是空前的。当时英国政府每年给4所大学的总拨款为5万英镑。
（4） 卡耐基华盛顿研究所。1902年成立。卡耐基原来意图在华盛顿捐款成立一所欧洲式的国立大学，这是当年华盛顿总统曾经有意而未能实现的。后改变主意，捐赠一家国家研究所，向全国所有的大学提供支持。所以一开始该研究所就带有官方性质。他向当时的老罗斯福总统提出，请政府指定地址，他一次出资1000万美元。后来到1911年又陆续追加1200万美元。他聘请的第一届董事会成员有：美国总统、参众两院议长、史密森学会秘书长、国家科学院院长等。第一届董事会在国务卿办公室举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当选为董事长。以后的董事会成员逐步转变为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近百年来，该研究所一直是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基地。
（5） 卡耐基英雄基金。1904年建立。1904年1月25日宾夕法尼亚州哈威克地方发生大规模煤矿爆炸，死181人，其中两人是在爆炸发生之后赶去救人而牺牲的。事故发生3个月后，卡耐基捐出500万美元，用于表彰“文明的英雄”，并成立卡耐基英雄基金委员会负责监管，以后这项基金称卡耐基英雄基金。该奖项包括一枚青铜奖章，一笔经济补助（一般为3000美元）和申请奖学金的资格。如本人在英雄行为中牺牲或致残，其家属可以获得继续援助和其他福利。该奖项一年颁发5次，每次由委员会开会对众多申请人进行严格筛选后决定。
该奖项的获奖资格是：在明知有非常的危险仍自愿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人生命的平民；这一举动发生的地点须在美国、加拿大境内，或12海里水域内；委员会在事发两年之内获悉此事；在救人者和被救者之间不应有任何责任关系。下列人员没有资格获奖：救人的举动是其职业所要求的日常职责，除非拯救的行为明显地超出其职责范围；与被救者是直系亲属关系，除非救人者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英勇，并严重受伤；军人；年龄太小还未意识到其所冒危险的儿童。
委员会本着这一精神在美国全国和加拿大颁发卡耐基奖章和奖金。从1904年到1998年的94年间已颁发8200枚奖章和2300万美元奖金，包括奖学金和连续补助。此外还在欧洲各地，包括卡耐基的故乡苏格兰建立了10项同样性质的基金。
1996年，宾州历史与博物馆委员会举行了纪念英雄基金传统的活动，并在原来的煤矿旧址和多数遇难者埋葬的墓地附近树立了一块纪念路标。这种路标为金蓝双色，由1946年宾州政府发起在公路上树立，以纪念对全国或本州有特殊意义的事件，50年来在公路各处已树立了1600个这样的路标。
（6） 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 1905年成立，启动资金1000万美元，用于大学教授的退休金和美国教育问题的研究。1906年在国会注册。这一动作有深远意义，以此为开端，引出1918年成立的“教师保险与年金协会”，使教师先于其他社会阶层开始享受福利保障。当时已经成立的卡耐基基金会为此保险金首先捐款100万美元。后来，该协会脱离卡耐基基金会完全独立出来，1952年成立“大学退休金投资基金”，为现在美国大学普遍实行的一种投资咨询基金。另一方面，这一基金促进了教育改革的研究。其中最有名的是1910年资助美国的医疗教育的调查研究，促成了美国医疗教育和整个医疗改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科大学就是根据此改革思想建立的，当时代表美国医学的最高水平。
（7）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910年卡耐基75岁生日时宣布捐款1000万美元成立此项基金（详见第八章运作型基金会）。在此以前于1903年捐资150万美元建立海牙“和平宫”，即今国际法庭所在地。
此外，他还为其故乡苏格兰敦佛姆林地方设立了资助文化教育的卡耐基基金和英雄基金，此处不再赘述。
以上都是在纽约的基金会成立以前的捐赠，还不包括4300万美元的公共图书馆以及其他种种个项捐赠，如多家黑人学院、教堂管风琴；卡耐基甚至还给普林斯顿大学捐了一个湖，让学生少踢橄榄球多划船。但是就这样捐了10年之后，到卡耐基76岁时，他的个人资产还有15亿美元，这使他感到为捐献作决定是个负担。于是他接受其好友和律师罗脱（Ｅｌｉｈｕ Ｒｏｏｔ）⑤ 的建议，把这笔财产的绝大部分捐出，建立一个统一的基金会。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普及和提高并举
（二） 卡耐基基金会
卡耐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成立于1911年，在纽约注册。宗旨是“增进和传播知识，并促进美国与曾经是英联邦海外成员的某些国家之间的了解”。在1919年卡耐基逝世前，他本人任董事长兼会长，不言而喻，这个阶段他个人的意图起主导作用。初期的多数拨款对象还是延续以前已经进行的项目和上述已经成立的各种机构。不过卡耐基在致董事会的第一封信中就特意申明，由于人间世道不断变化，特授权董事会根据自己的判断，视需要而改变基金会的政策和道路。事实上，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基金会的工作特点的确是不断研究新形势，提出新的工作重点。对基金会工作方向影响较大的是几位任职较长的会长：克培尔（Ｆｅｄｅｒｉｃｋ Ｐ. Ｋｅｐｐｅｌ,1923—1941），加德纳（Ｊｏｈｎ Ｗ. Ｇａｒｄｎｅｒ, 1948—1955），派弗（Ａｌａｎ Ｐｉｆｅｒ, 1965—1982）和汉堡（Ｄａｖｉｄ Ｈａｍｂｕｒｇ,1982—1997）。现分阶段对其重点活动简要叙述。
1． 20世纪60年代之前
这一阶段贯穿始终的重点是教育。
（1） 普及和提高并举。
不同时期重点不同或轮流突出。卡耐基基金会1925年开始成人教育项目，主要对象是新移民、黑人和服刑的囚犯；50年代针对当时大学教育迅速普及的情况，重点放在提高质量，先大学，后扩展到中小学教育，对整个教育进行综合治理。这一举措得到后来任康乃尔大学校长的著名教育家珀金斯（Ｊａｍｅｓ Ｐｅｒｋｉｎｓ）的合作，持续9年，取得重大成就。到60年代，重点又转到“消除机会平等的障碍”，为此对贫民教育进行大量资助，1964年此项拨款占全年的1/4。
与普及教育相联系的一项工作是推广先进的教学手段。早在20年代，卡耐基基金会就率先推动运用当时还属前沿的广播教学法；60年代末，又与福特基金会合作建立儿童电视工作室，寓教于乐，对象主要是贫穷儿童，脍炙人口的“芝麻街”木偶剧就是这一工作室的产品之一。凡在美国看过电视的人都知道，在使人眼花缭乱的众多频道中有一个公共教育台，它是惟一不做商业广告，专门播出有教育意义的、文化层次较高的节目的频道，现已成为美国电视观众中最受称赞的频道之一。究其来源，也与卡耐基基金会有关。在改良高潮的60年代，基金会协助各州成立了两个组织，一是州教育委员会，一是电视教育委员会，前者研究当时教育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改革建议，取得重要的实际效果；后者直接启发了约翰逊政府向国会提出并通过成立的全国性教育广播电视集团公司，这就是现在的公共教育台。
随后，卡耐基集团又拨款100万美元给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研究高等教育问题，该组织由著名教育家、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Ｃｌａｒｋ Ｋｅｒｒ）主持，在15年内产生了23项重要报告和专题研究，是到那时为止对美国高等教育覆盖面最广、分析性最强、客观而深入的资料，对各大学的教育思想和政府关于教育的决策有重要影响。小组成员还常到国会作证，影响了联邦政府几十亿美元的教育经费的支出，并使政府成立基础教育机会津贴项目和中学后教育改进基金。这是在教育方面基金会与政府合作或影响政府政策的典型范例。
（2） 黑人问题。
卡耐基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一样，从20世纪初建立基金会之前就对黑人教育多有捐赠，并建立了联合黑人高校基金。 它一直大力资助两所最早建立的著名黑人职业学校：塔斯基吉（Ｔｕｓｋｅｇｅｅ）和汉普顿（Ｈａｍｐｔｏｎ） 学院。⑥基金会在这方面一些有特色的举措是，在纽约哈莱姆区和芝加哥贫民窟分别建立实验中学，专门收容弃学的孩子；在大学中设立非医科大学的医士培训班以解决城市和农村的穷人就医问题；开设了对象包括黑人的成人教育项目等等，这些项目实际的主要对象大部分是黑人。
卡耐基基金会在黑人问题上一项特别有意义的创意是，从1938年开始，出资委托瑞典社会学家根纳·米尔达（Ｇｕｎｎａｒ Ｍｙｒｄａｌ）进行对美国黑人的专题研究，一则因为这个问题本身重要，二则是为基金会以后在这方面的工作提供依据。该项工作完成得十分成功，1944年出版了他的专著，题为《美国的两难处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米尔达作为欧洲人，可以比较超脱和客观，这部巨著正文45章，连同附件和注释共1483页，至今仍为研究美国黑人问题的经典著作。可能受这项研究的启发，基金会于40至50年代在路易斯维尔大学设立专门科目培训善于处理种族问题的警察，又成立社区律师事务所为贫民窟的居民提供法律援助以解决与切身利益有关的诉讼问题，60年代建立对纽约黑人聚居区的医疗援助计划等。1963年为提高黑人高等教育作出一系列捐款，共150万美元。
⑦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
2． 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
1965年新任会长派弗思想更倾向于平等和改良，而60年代又是美国民权运动高涨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在这一潮流下，卡耐基基金会于1963年为提高黑人高等教育作出一系列捐款，共150万美元。基金会还资助了几项别具特色的有利于消除种族隔离的工作，例如帮助中小学教员懂得黑人语言以便更好地与学童沟通；研究北方取消种族隔离的学校所涉及的政治问题；搜罗弃学的黑人中学生，为他们补课，以便能升学；培养能积极参加民权运动的黑人律师，在东哈莱姆区建立更多的律师事务所并成立反对住房歧视全国委员会等。这些工作都是通过资助各有关组织来进行的。
在此期间，卡耐基基金会的董事会与当时不少基金会一样，也决定改变其清一色“白种—盎格鲁萨克逊人—新教徒”（ＷＡＳＰ）的状况，增加了妇女和少数民族，并扩大了地区和社会圈子。随后进一步从事更广泛的有关城市贫困、危机和族际关系的研究和治理计划。工作更加向社会公正、平等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方向倾斜。1972年停止了原来颇为成功的资助医学教育和医疗项目，教育的重点也从高等教育转到中小学，特别是贫苦儿童的教育机会问题。
70年代在黑人问题上也有进一步的动作，从1972年起的10年中，对“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美国原住民权利基金”、“墨西哥裔美国人法律辩护基金”、“关于教育问题诉讼的教育基金”等捐款共400万美元，此外还资助波多黎各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监督纽约市涉及85000名西班牙裔学童的
关于双语教学的立法的执行。在此期间，基金会为多项对政府进行呼吁与监督的
有关少数民族、妇女和残疾儿童权利的项目捐款共1500万美元。为此，基金会专门成立了一个独立组织“卡耐基儿童理事会”，由耶鲁大学一位心理学家主持，产生了5项报告，有的报告内容已经超出儿童教育问题，而直指整个社会的经济不平等，提出充分就业和补助家庭收入的建议。这些报告引起很大争议。在会长的主导思想下，基金会更进一步资助一名学者詹克斯（ChristopherJencks）
写了一本更为激进的书，题为《不平等》（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对美国社会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在社会从根本上不平等的情况下，教育无法平等。⑧
派弗与其前任加德纳近似，力图把公益事业扩大到社会改良，不过更为激进，是近乎理想主义的社会改革家，但是他在卡耐基基金会任职期间却是从尼克松到里根政府时期，是美国思潮偏向保守的时期。所以他的许多理想未能贯彻，在他离职的最后文章中总结了30年来从事公益事业的思想，对当时在里根治下美国精神的“卑下”、社会公正的背离和社会对弱势群体和儿童的不负责任表示悲愤之情，呼吁改弦更张，回到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福利政策道路上来。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后
3． 20世纪80年代以后
1982年另一任新会长汉堡上台。他与派弗背景很不相同，主要从事医务工作，原任哈佛大学卫生政策研究和教育部主任。他表示到基金会任职是为社会和公众服务，不过对基金会应关心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他确定基金会的几大目标是：（1） 避免核战争，改善美苏关系；（2） 教育全体美国人，特别是青年，以适应一个以科技为基础的社会；（3） 防治各种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伤害，包括吸毒、酗酒和少女怀孕等社会问题；（4） 在第三世界培训和开发人力资源，重点在墨西哥。
汉堡认为，今后世界发展最大的特点之一是科技对人的决定性影响。可以想见， 根据这一思路，基金会的工作必然有所调整。在所有以上目标中，特别强调科学，包括硬科学和行为科学；更着眼于全球性的问题；国内则着重政策研究，不那么强调不平等和社会改良。对政府的态度从批评改为争取其支持和合作，在华盛顿政界和高层人士中进行经常性的联络活动。同时建立了卡耐基教育和经济论坛，定期举行全国各界领袖人物的会议，讨论教育政策与国家经济需要的关系。
根据1993年的会长报告，10年中基金会在资产和支出的数额上有很大发展，当时总资产达到13亿美元，是1982年的3.25倍；支出预算从1982年的1300万美元增至5900万美元，相当于自1911年以来82年间总捐赠数的51%。工作中心仍然围绕教育与和平两大主题，强调预见性，“防”甚于“治”，为此，加强研究工作是必不可少的。现将20世纪最后20年基金会资助的领域简要分述如下：
（1） 教育。
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把重点放在早期教育。80年代美国教育界和科学界达成共识，认为儿童和少年时期的教育对人的一生乃至整个国家的未来都非常重要，并就父母和有关方面应如何合作以满足少年儿童成长的需要提出建议。基金会配合这一共识，大力进行解释和宣传，利用其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教育界的影响掀起全国长期教育改革运动，重点在公立中小学和学龄前教育，研究一切影响学习的校内外因素，并提出口号“教育非自幼儿园始，而是始自胎教”，甚至从孕妇培训开始。资助的具体项目有：
① 青少年教育与发展战略。范围是从出生前到10—15岁的少年。在1986年至1996年的10年中, 基金会赞助了对青少年不同的发展时期进行的综合研究，取得了国家科学院研究理事会、斯坦福大学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配合，成立了若干专家与公众领袖联合组成的小组，分为幼儿（3岁以前）、童年（3—10岁）和少年（10—15岁）。小组提出了大批报告和专著，其中影响最大的为代表以上三个年龄段的三篇报告：《起点》、《前途有望之年》和 《大过渡》。报告就培养负责的和够格的父母、产前与初生婴儿的保健、少年健康成长的要素，以及争取家庭、学校、社区、媒体等社会力量配合等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在社会上广泛散发。基金会又出资立项，鼓励各州和市采取实际措施实施以上报告中的建议。已有十几个州和若干市参加这一项目。这些建议得到克林顿总统夫妇、全国州长协会和两党不少国会议员的支持和大力推动。报告还在全国性的杂志登载，在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播放，并进入一次白宫会议的主题。这一研究对全国的教育政策和计划都产生了影响。
② 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师资水平，改进教学质量，是卡耐基基金会的传统关注点。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突出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师资培养以及培训幼儿园和低年级小学教师，促使低年级小学教科书的出版者也参加研究工作。80年代，卡耐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联合赞助成立教学与美国前途全国委员会，经过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研究，提出一项报告，主要精神是： 教育制度的改良归根结底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报告并就提高教师职业的地位、吸引优秀人才、建立考核机制、提供终身自我提高的机会等提出一系列建议。报告还强调要建立一种足以反映美国社会多元文化的教育结构。为此，基金会组织的卡耐基教育与经济讲坛还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集思广益。1987年又发起成立了提高专业教学标准全国委员会，以实施论坛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由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特（Ｊａｍｅｓ Ｂ. Ｈｕｎｔ）主持。经过10年的实践，基金会于1997年向30个领域的骨干教师颁发证书，数量约占教师总数的40%。克林顿总统在1997年的国情咨文中专门提到了这一委员会，号召全国予以支持。
③ 文科教育。在提高教育质量中有一个特殊问题是文科教育问题，对美国的意义就是如何加深全民对民主制度的理解。1981年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提出一份报告，题为《高等教育为国家服务》，其作者大声疾呼美国存在着“公民知识盲”，建议在大学课程中加入新的公民教育。1988年美国价值研究所又提出报告《向公民社会呼吁》，建议重新对一些基本的公民社会问题进行学习思考。从1930年以来，卡耐基基金会就对大学本科的课程改革集中资助，并且这也是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资助的无数研究报告的主题。中断了16年以后，基金会又重新开始这一课题。从1999年开始将研究文科教育未来的目的，以及基金会能如何有效地回应这一问题列为研究主题。
④ 教育服务工作中的各方合作。从80年代初开始，基金会即从事一项工作，把大专院校、公司和国家的各实验室以及各科研机构的科学力量同中小学的教学需要结合起来。特别注重建立科学教育工作者和科学机构的联系，以改进教学和课程，包括理、化、生物，也包括行为科学和心理学。在此领域中一项突破性的规划名为“2061规划”（以哈雷彗星再次出现的年代命名），主持人为著名科学教育拉瑟福德
（Ｆ. Ｊａｍｅｓ 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他认为美国当前学校中的科学教学不足以为生活在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高技术世界中的未来公民作准备。该规划旨在重塑大学前的自然科学、数学和技术教学，从幼儿园起，贯穿整个12年中小学。经过10年的努力，于1989年发表了《全体美国人学科学》和《水准线》两项报告，对发动制定全国科学教育标准和直接改进科学教育质量起了很大作用。到90年代，全国科学院经常发表科学标准，成为提高科学教学的中心。
（2） 国际和平与安全。
80年代到90年代，基金会一直把反对核扩散以及前苏联地区的发展作为中心议题。冷战以后种族间的冲突成为对和平的新威胁，也是基金会的重点之一。
① 避免核战争。基金会大规模资助跨学科、跨国界的研究，特别关注核武器和制造材料的安全储存及其指挥—控制系统。基金会发挥它的特长——充当联系独立研究者和决策集团的中间人，一方面赞助第一流研究分析家出成果，一方面设法在重大问题上建立他们与政府、传媒和企业界之间的联系。在里根、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期间，基金会都曾应政府的要求召集有关专家就核军控和防止核战争问题、与苏联关系、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联合国改革等问题进行讨论。
基金会还资助前参议员克拉克主持的阿斯彭学会国会项目。这一项目的活动方式是在一个休闲胜地与有关某个问题的国际学者进行超党派的无拘束的讨论，已经举行的有与前苏联、东欧和乌克兰等国家的讨论。
② 防止核扩散。基金会1992年拨出巨款资助有关这一题目的研究、讨论和活动，参加的有各方面专家。指导委员会中有参议员纳恩（Ｓａｍ Ｎｕｎｎ）与卢格（Richard G Ｌｕｇａｒ）、布鲁金斯学会会长斯坦布鲁纳（Ｊｏｈｎ Ｓｔｅｉｎｂｒｕｎｅｒ）、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军控中心主任佩里（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ｅｒｒｙ ）（1994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对1992年纳恩—卢格修正案有很大贡献。该修正案是针对1991年国会通过的《减少苏联核威胁法》的。这是参议员把研究成果化为政策实践的典范。 1992年，基金会资助的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卡特（Ａｓｈｔｏｎ Ｃａｒｔｅｒ）在一份题为《苏联核裂变》的报告中指出苏联解体之后的新的核威胁。这份报告到了两位参议员手中，他们立即合作发起美国帮助消除这一危险的立法措施。后来卡特任助理国防部长，和佩里一起与两位参议员合作共同执行这项法案，几年来，共花费20亿美元，用于许多大型工程计划、军事来往、国防工业转为民用计划、军营建设和再培训、武器与裂变物资的安全保卫以及反对人才外流的赠款等。有几千名美国人在俄罗斯与其同行就以上项目进行合作，包括使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完全非核化。
③ 防止致命的冲突。1994年，基金会把“国际安全”项目改名为“防止致命冲突”。特别把重点放在明确的、系统的防止灾难发生的办法上，而不是事后修补灾难造成的破坏。成立了“卡耐基防止致命冲突委员会”，有36名委员，包括16名国际领袖人物和长期对防止冲突研究有经验的学者。两名主席是前国务卿万斯和基金会会长汉堡。这是一个国际性组织，与世界各国的组织有积极的合作关系，经常举行国际会议。委员会
分以下四方面进行研究：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其他特殊项目
● 考察种族、民族和宗教冲突的原因和防止其发展为致命冲突的办法；
● 支持非政府组织进行防止暴力的努力；
● 继续努力加强民主机制，作为应付前苏联和中东欧内部带有爆炸性的冲突的非暴力机制；
● 探索美国、俄罗斯与其他核大国如何加强努力以遏制先进武器的扩散，避免使族群冲突更加危险。
委员会于1997年发表最后报告，在全世界散发，号召国际社会的各类成员，包括民主国家、联合国、区域组织、企业界、全球科学界、教育与宗教组织、传媒、关心冲突的非政府组织等，通力合作，防止致命冲突；除了消极的避免直接对抗之外，还应采取积极措施，如促进民主、市场改革和创建保护人权的公民组织。
其他如自然资源的减少、领土完整的原则和自决原则之间的矛盾、和平实现后如何通过消除宿怨达成和解来予以巩固，以及对过失国家实行制裁的效果等等，都是有关这一问题的题中之义。
④ 建立各种集团之间的相互了解。各个群体是否不需要族际仇恨和冲突也能增加自身的凝聚力，取得有效的发展？人类的适应能力如何调动起来把这种隔膜和仇恨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卡耐基基金会在冷战后所致力的课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把两项传统的关注——和平与教育——结合起来。家庭、学校、社区组织和传媒对形成族群的态度有关键作用，既可以向仇恨和冲突方向，也可以向宽容和合作方向引导民众的情绪。1996年卡耐基资助16家机构对青年人的族际关系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找出两种态度产生的根源与如何进行尊重和宽容的教育方法。鉴于媒体的重要作用，基金会在其资助的儿童电视节目“芝麻街”中增加了这方面内容。这个节目是国际性的。
（3） 在世界几个地区巩固民主机构和进程，包括美国。
① 前苏联及其他地区。对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地区，基金会的做法不是提出改革的建议，而是提供机会促进这些地区和美欧及其他国家高级集团之间的经验交流。
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加强民主机制”项目从戈尔巴乔夫初期就已开始，对苏联中央政府和比较进步的地区中关心建立民主的人士给以咨询，此项工作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之后，许多当时与此项目有关系的人士已是俄罗斯社会有名望的重要人物。汉堡在会长报告中称：这样有组织地帮助一个国家民主化的国际行动在历史上是少见的，而事实证明不是不可能的。不过，如果把民主当作裹着糖衣的新帝国主义入侵活动，那么将一事无成。如果把它看作在我们这个纷争无处不在的人类中一个强有力的、建设性的、解决冲突的机制，那么这是一个应付生死攸关的挑战的宝贵机会。
② 加强美国国内民主。卡耐基基金会认为自己的各项工作，包括教育，都贯穿了加强民主价值观的精神。不过另外还有更加直接的由专人负责的专门项目，其主要内容是提高选举的投票率、促使竞选捐募款制度的改革、推动国会改革、提高大学在处理重要社会问题中的作用、研究民主与媒体的关系等。基金会认为当前对美国民主的威胁因素如下：
● 公众对政治的冷漠和愤世嫉俗的态度，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政治权力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不是为公众的利益服务；
● 不同宗教、种族和族裔、阶级、性别的人群关系日益疏离，美国凝聚力下降。光是宽容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互相理解和接受，并认识到美国社会的力量在于多元化；
● 老年人的积极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其困难也未得到足够照顾；
● 贫富悬殊扩大。
这些问题都是基金会特殊项目所关注的内容。
（4） 其他特殊项目。
经济问题在卡耐基基金会历史上不是重点。但是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家庭收入下降，大批妇女进入劳动大军，而同时反福利政策的势力抬头。有鉴于此，基金会开始关注经济拮据的家庭问题，资助一系列的有关研究项目，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两名学者卡默曼（Ｓｈｅｉｌａ Ｋａｍｅｒｍａｎ）和卡恩（Ａｌｆｒｅd Ｋａｈｎ）关于工业化国家社会福利比较研究与卡耐基儿童理事会关于美国困难家庭儿童状况的报告。基金会还在哥大建立了全国贫困儿童中心，致力于将美国2300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儿童的状况向全国广为宣传以教育公众。
此外还成立了“卡耐基科学、技术与政府委员会”，旨在促进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研究，分析科学如何为社会服务，并确保科技成就作人道的使用，关注发展科技的决策过程；研究“使美国民主适应世界的变迁”，如技术进步、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内少数族裔和文化多元化对原来的民主机制的挑战等课题。⑨
1997年克林顿总统授予卡耐基基金会汉堡会长美国平民最高的荣誉——总统自由奖章，以表彰他为“改善儿童的健康和福利事业”做出的终身努力。
三、 洛克菲勒基金会⑩
洛克菲勒基金会（Ｒｏｃｋｅｆｅｌｌｅ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成立于1913年，在纽约注册。老洛克菲勒和老卡耐基一样，在没有成立基金会之前已大量捐赠多项事业。其家族更加突出，现在已经到第五代，仍然坚持最初的捐赠传统，关注点始终是教育、健康、民权，以及城市和农村的扶贫。其捐赠时间跨度之长、规模之大和成就之显著，可以当之无愧地执美国乃至全世界慈善事业之牛耳。
老约翰·Ｄ．洛克菲勒在建立基金会之前最有名的捐助是1892年创办芝加哥大学。到1910年捐赠最后一笔钱，老洛克菲勒累计共向芝大捐款3500万美元，开历史上独家对一所大学捐款之最。老洛克菲勒拒绝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该校的要求，也不干涉其建校方针及管理，只提出“一切都要最好的”，果然芝加哥大学如今已是世界级的名牌大学。另外两项重要捐助是1901年成立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和1903年建立的“教育总会”（Ｇｅｎｅｒ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这些举措已足见其对教育之重视。其中，“教育总会”的一大业绩是黑人教育，下文将详述。
与卡耐基一样，洛克菲勒为如何有效地捐款所苦，财富成为负担。他也有一位顾问和好友弗雷德里克·盖茨（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Ｇａｔｅｓ），劝其在生前对财富作出处理，于是在盖茨建议下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3年在纽约正式注册，其宗旨是促进“知识的获得和传播、预防和缓解痛苦、促进一切使人类进步的因素，以此来造福美国和各国人民，推进文明”（以后随着形势的变迁，在措辞上略有更改，但基本精神不变）
。这一目标与卡耐基基金会相似而更广泛，陈义更高，覆盖面及于全世界人民。老洛克菲勒当选为第一任会长。成立之初，正值一战时期，所以最初的捐赠适应当时的需要，如救济饥荒、提高军队士气、战俘的福利等等。以后重点逐渐集中，有以下一些特色：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医疗卫生
1． 医疗卫生
老洛克菲勒本人相信健康为人类福利之本，发展医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弗雷德里克·盖茨更是一个医学迷，所以洛克菲勒早期几乎全部工作都在这方面，在教育方面的特色也是发展和改善医学教育。在基金会成立之前，洛克菲勒已经有一个卫生委员会(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进行钩虫病防治工作。1913年注册之后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在基金会之下建立国际卫生部，把这一委员会合并进来。顾名思义，从一开始，洛克菲勒的意图就是把此项工作国际化。第一项任务就是把它发起的防治钩虫病和公共卫生的工作向全世界推广。
1917年，洛克菲勒任董事长，会长为文森特（ＧｅｏｒｇｅＶｉｎｃｅｎｔ）。在他任期的十年内基金会的工作有很大成绩，其中国际卫生部是最大的重点。防治钩虫病的工作遍及六大洲62个国家，以后又发展到疟疾、伤寒的防治，取得相当大的成绩。与此同时，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建立常设公共卫生机构，从事更加广泛的公共卫生工作。相应地，又在美国和世界各国培训公共卫生医务人员。
另一项工作是提高医学水平。前面提到，卡耐基基金会资助了一项旨在改进美国医学教育的调查，产生了有名的弗莱克斯纳（DrAbraham Ｆｌｅｘｎｅｒ）报告，与欧洲先进国家相比较，全面指出美国的弱点。一战结束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这项报告的基础上与先此成立的“教育总会”合作，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展开改进医学教学和建立高水平的医学院的努力。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是这一努力成功的标志，代表了当时美国最高的医学教育水平。在国外包括英、法、比、加拿大以及拉美、中东和东南亚一些地区。从1917年至1928年，基金会在欧、美、加为此项工作共付出4000万美元，还有1000万美元用于美国中等医校和公共卫生。
众所周知，在中国建立的著名的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一时期在海外头等重要的项目，也是洛氏的得意杰作之一。这是单独的项目，不包括在上述项目之内。关于在中国的工作将在第十章中详述。
1929年接任的会长为前芝加哥大学校长、数学物理学家梅森（Ｍａｘ Ｍａｓｏｎ）。此后，陆续成立了医学科学部（前身为医学教育部）、自然科学部、社会科学部和艺术人文部等。基金会资助的项目仍然以医学科学为主，逐步扩大到其他领域。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单项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计其数，一般说来都带有开创性。1928年英国人弗莱明在发明青霉素的研究过程中也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这些成果把美国和世界的医疗水平向前推进一大步。1932年，基金会还首先进行工业医疗（即职业病）和精神病的研究，这些学科在当时还刚刚起步。洛克菲勒医学院成立之初的短短几年中就在流行性脑膜炎、小儿麻痹、黄热病和梅毒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1937年，国际卫生部宣布成功地分离出黄热病的疫苗（在二战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其实验室中制作出3400万份此类疫苗无偿献给政府以供军队使用）。1939年巴西流行某种特殊的疟疾，不久即在基金会帮助下得到控制。1940年的重大成绩是缓解了在全世界流行的伤寒病。其他如遗传学、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以及研究仪器的改进和发明如探测镜、Ｘ光分解仪等都是在基金会支持下取得突破性成果。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科学，特别是医学和农学的重视始终一贯，并将这方面的科研与在世界各地的扶贫工作结合起来。
早期医疗卫生方面骄人的成绩使国际卫生部一度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心而受到其他部门的诟病，认为洛克菲勒为医学科学家所掌握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工作。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人事变动，工作重点逐渐转移，但是医疗卫生始终是其关注点之一。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创立的国际卫生部的模式及其工作项目带有榜样性质。1948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成立，逐步接管原来洛克菲勒基金会所从事的工作领域；1950年，美国政府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所，其资助科研的领域和工作方式也是沿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模式，甚至接过其项目。
195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关闭，其著名的病毒研究所和人员转到耶鲁大学。在这以后，基金会通过资助世界卫生组织来实现其原来的目标，直到世纪末仍然如此，基金会称之为“洛克菲勒—世界卫生组织互补战略”。多年来，基金会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计划生育、疫苗接种、避孕药的研究和热带病防治等都有所捐助。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新主任布伦德兰上任，基金会宣布出资250万美元建立一项全球卫生领导基金，供主任在全世界遴选各个学科的10名专家，任期1至2年；这一基金也用于“争取全球健康平等”。此项目致力于缩小发达与不发达国家的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之间的差距，也包括缩小发达国家一国之内贫富人群之间的健康差距。该项目主要从三方面着手：（1） 协助贫困国家建立和改进卫生体制，加强利用信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 加强宣传教育，引起公众对与健康有关的新问题的关注和政府的承诺，如环境、吸烟、艾滋病、抗药性结核病等；（3） 加强对贫困人口多发病（如疟疾、结核等）的药物研究和开发，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以补救药物价格昂贵造成的困难。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农业改良
2． 农业改良
饥馑问题一向是一切慈善和公益事业首要关注的问题。洛克菲勒基金会认为要根治饥馑关键在于改良农业，使粮食大幅度增产。继医药卫生之后，农业改良也一直是洛氏基金会长期的重点。在基金会成立之前，“教育总会”曾在美国南方黑人较多的贫困农村进行过玉米品种改良和农业体制改良相结合的工作，取得很好效果。基金会成立后，这项工作主要在第三世界开展，其做法是资助有关国家的农业改良技术研究并创建将新成果推广的机制和方法。基金会特别注意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尽量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和已有的经验，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几十年来这个领域相对投资较小而成绩较为显著。
据说这一项目最早的启发来自1941年会长福斯迪克（RaymondB Fosdick）与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一次谈话。华莱士从墨西哥访问回来后告诉福斯迪克，如果墨西哥的玉米和大豆单位面积产量能提高10％，当地人民的生活就可以大大改善。之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董事会讨论了华莱士的提法，决定派出三名专家到墨西哥考察——一名植物病理学家、一名遗传和玉米专家、一名土壤学家，分别来自明尼苏达、哈佛和康乃尔大学。他们在墨西哥旅行了5000英里，经过广泛考察，提出一项被认为具有经典意义的报告。报告不但提出了科学技术方案，而且特别强调，不能单纯给予资助，必须积极参与规划和对援助的使用，包括现场指导，结合当地具体条件建立有效机制。1942年，墨西哥农业部正式邀请洛克菲勒基金会进行改良农业的合作。1943年，双方签订意向书：墨西哥政府提供土地、劳力、部分实验房屋和培训费用，基金会负担大部分运作的费用并在墨西哥城建立一个工作班子，由美国植物病理学家哈拉尔领导，其余成员皆由墨政府委派。这是一项长期的合作，最高峰时有18名美国专家和100名墨西哥人同时工作。到60年代中期，20年中在这一班子中实习过的墨西哥人达700人，其中有100多人被选拔到美国学习并获硕士学位。60年代以后即由培养出来的墨西哥专家领导。哈拉尔博士带领的班子坚持实地考察、示范和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也采用行之有效的土办法。经过多年的研究、实验和推广，在玉米和小麦的土壤和品种改良方面成绩斐然。墨西哥原来50％的小麦依靠进口，玉米也不能完全自给。在此项实验的18年中，墨西哥人口增长了60％，小麦和玉米却达到了自给，基本不需要进口。根据联合国1963年公布的数字，墨西哥在过去10年中农业总的年增产量平均达7％，这是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大规模长期援助分不开的。这一经验的另一可贵之处是培养了能够适应发展中国家各种艰苦条件的专家。
基金会与墨西哥合作的成果之一是建立了推广的机制，例如在墨西哥培养的专家到哥伦比亚开展工作，在哥伦比亚培养的人才又到智利从事同样的项目，形成一种链条。在资金方面，基金会给予必要的资助，但是更重要的是促使当地政府重视这项工作，使当地政府越尝到好处，越愿意多投入，同时改革其农业管理机制。继拉美国家之后，或同时，这种合作又推向中东、南亚和非洲。当然由于国情不同，成功的程度也不同。其中比较著名的成功例子是印度的“绿色革命”。基金会在印度的工作始自1956年，先派出12名专家。1958年，资助新德里的印度农业研究院成立研究生院，并派出顾问和访问教授。从一开始，此项工作即是基金会与印度中央和各省政府、各地新成立的农业大学以及印度农业研究委员会的合作项目，基本上沿用墨西哥的政府划拨土地的模式。在印度全国各地不但建立农业学校而且建立了无数实验田。60年代在大面积推广哥伦比亚的良种玉米方面取得大幅度增产的成绩。1970年原来曾为基金会派往墨西哥的农业科学家诺曼·博洛格（Ｎｏｒｍａｎ Ｂｏｒｌａｕｇ）因在印度进行水稻杂交成功而获诺贝尔奖。当时有人提出应把这项奖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集体。
洛克菲勒基金会另一项重要的成绩是1959年与福特基金会协议合作在菲律宾建立世界稻米研究所，包括生产、分配和成果利用。菲律宾政府拨给土地，福特为建筑出资700万美元，洛克菲勒提供技术指导、行政管理和运作费用，每年约50万美元。这一研究所规模巨大、设备齐全，还有200英亩水灌试验田，于1962年正式开业。董事会有6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分别来自泰国、日本、印度、菲律宾、美国和中国台湾。主持实验的是一名印度专家，多数工作人员来自东南亚盛产稻米的国家和地区。现已收集世界70余国6000多种稻谷进行实验，从中选出良种，加以处理冷藏，分门别类，标明特性，供世界各国交换。以后按此模式扩大到其他国家。现在全世界共有16个国际农业中心。
1963年在基金会成立50周年的时候，确定了新的五大优先问题：征服饥馑、控制世界人口、有选择地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某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协助文化发展以及争取全体美国公民机会平等。除最后一项外，对象都是发展中国家。90年代，它大力资助的项目有：临床流行病研究、农林技术研究（肯尼亚）、热带作物病理研究（尼日利亚）、水稻品种改良（菲律宾）等等，仅1993年一年对此类项目的拨款就近500万美元。
鉴于亚洲国家人口密集，地少人多，基金会更加强调基因研究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维持土地的可持续耕种。目标是在2005年通过生物技术提高稻米产量20％而不降低土地质量。此项集中在亚洲的国际稻米生物技术研究项目，从1984年开始。起初集中在稻种基因的生物工程研究方面，资助康乃尔大学制定稻米基因谱系向全世界产稻国家传播。这是一项长期计划，在科研取得一定成果后，把重点放在人才培养、技术转让和在亚洲国家创造将来独立继续进行这项工作的能力。迄今已经与亚洲及其他地区350名科学家进行合作，从1984年至1998年，这一项目的奖学金在各国培养了183名专家，其中许多人在本国已成为这方面的领导骨干，继续领导研究和国际交流。到目前为止，研究的结果证明新品种的稻谷比原来预期的还可以多供给1亿人口，20年内受惠人口还可以增加15亿。最新的成就是发现有8种粮食作物与稻米有共同的染色体特征，所以在稻米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也可以用于这些粮食作物。在中国，农业科学方面的合作也是重点之一，详见第十章。
在非洲，自1988年起，基金会主要在肯尼亚、马拉维、乌干达和津巴布韦进行这一项目，但只是根据其特点，与亚洲的目标和做法都不相同，不过推广新技术、培养人才的做法则相同。
除医学和农业外，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其他科学研究和杰出的科学家都有扶植。最突出的是后来参加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主要科学家中，曾接受基金会资助而获得关键性成就的竟有23名之多。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如回旋加速器的研制成功，导致了后来原子分裂技术的实现，主要也是靠基金会的资助。
此事后来引起基金会负责人的自省，引发了关于自然科学家对发明用途是否负责的讨论。二战以后，随着发展的需要，洛克菲勒基金会对新的学科如艾滋病的防治和推广、基因工程、环境保护以及计划生育等多有关注和介入（关于计划生育，因大部分工作在第三世界，将于第七章介绍）。这些问题既包括自然科学又涉及许多社会和人文领域。基金会后期多设跨学科的项目，例如遴选社会科学学者参加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项目，主要在第三世界。1991年设立了一项“环境与发展带头人”大型综合项目，倡导一种对环境负责、文化上可以接受、社会公平、活跃经济、政治上可行的发展方式，使用跨学科的方法，建立全球网络。具体做法是在广泛的学科领域选拔在职干部进修，对可持续性管理、环境保护和在全世界运用共生生态系统作出积极贡献；并向进修毕业的人员提供职务机会，使他们得以实施创新的思想，确立带头人的资格。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
3． 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
洛克菲勒基金会前期一直以医学和农业为重点，兼及其他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不重视。对这一现象不满的工作人员称基金会“被一群医生所俘虏”，这是与弗雷德里克·
盖茨的主导思想分不开的。不过早在1918年，在执行秘书格林（Ｊｅｒｏｍｅ Ｇｒｅｅｎ）的坚持下，还是出资成立了政府研究所，后来并入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这是基金会资助的最早的社会科学项目。当时格林提出的项目是劳资关系研究。由于正好发生与基金会的公司有关的工潮，导致流血冲突，引起社会舆论对基金会本身的批判和怀疑，这项研究遂告流产。
基金会把人文和社会科学正式列入重点是从1936年福斯迪克任会长开始的。他本人是律师出身，担任会长12年，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工作方向有很大影响。在经济大萧条之后，二战前夕，整个西方社会都有一种危机感。人们见证了在生产力突飞猛进中的经济崩溃和社会危机，以及与巨大财富并存的广大群众的极端贫困；意识到物质财富和科学发展不但不一定造福人类，而且可以成为灾祸，所以二三十年代是社会科学长足发展的时期。福斯迪克就属于有这种强烈意识的人。他不断强调，如果不能找出解决复杂的社会和人际关系中日益严重化的问题之道，在这个世界上医学和科学将失去意义。他大声疾呼，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超过人类控制自己的能力的危险性。因此他主张公益事业的范围应该扩大到关注社会问题和人的关系问题，并在其12年的任期中竭力贯彻到基金会的工作中。
在此之前，1922年洛克菲勒为纪念亡妻劳拉，斥资7400万美元设立的劳拉·斯贝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Ｌａｕｒａ Ｓｐｅｌｌｍａｎ Rockefeller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Ｆｕｎｄ）已经为赞助社会科学打下基础。那是其主任拉默尔（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Ｒｕｍｌ）的主导思想。拉默尔是学心理学专业的，他一上任就确定以社会科学为中心任务，并以极大的热忱进行。该基金存在仅7年，用于发展社会科学的拨款达4100万美元，其中最重要的建树是在1923年赞助成立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至今该组织仍是美国促进社会科学各专业的发展、交流和合作最重要、最权威的机构。其资助从事社科研究的对象有布鲁金斯学会，太平洋关系学会，全国经济研究局，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的专题项目以及耶鲁大学人际关系研究所等，此外还有欧洲许多国家的高等院校和个人的单项研究。192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接管劳拉纪念基金之后，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连同其资助模式都一并继承下来，成立了社会科学部。这一部门首先遇到的就是1929年的股市崩溃和继之而来的大萧条。30年代初，基金会拨款150万美元用以缓解由经济萧条造成的苦难，并由董事会指定一个专门小组负责此款项的用途，其中包括资助布鲁金斯学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城市协会等组织对当时的经济社会现象进行研究，还资助政府全国经济研究局500万美元。
福斯迪克上任以后，基金会取得共识，一致决策以社会科学为新的突破口。确定的重点有三：经济稳定、公共行政管理和国际关系。
第一项的提法是“经济稳定”而不是一般的经济学，这是有针对性的。其主导思想是认为过去的经济学家提出各种假设和理论，想像力有余而证据和归纳法的研究不足，现在有了先进的研究手段，应该提倡以经过科学验证的事实和知识来代替猜想。提出的研究方向有二：改进对经济周期的统计记录以便更加准确地找出其各种成因；探索减轻经济不稳定所造成的危害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基金会在将近20年中为此项研究拨款数百万美元，资助对象在继承前述劳拉纪念基金的基础上有更大的发展，包括国内外大学有关科系、项目和个人等，难以列举。其中突出的有国际联盟的金融经济情报中心，英国牛津大学的统计学所关于经验与量化的研究，剑桥大学的应用经济学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对政府财政的经济后果的研究，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斯坦福大学的粮食研究所，哈佛大学关于在美国经济结构变化过程中国家资源配置的长远问题等等。中国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于1928年成立后不久就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亚洲资助的重点，因此得到较大的发展，在与实际相联系的研究课题上作出成绩。另一方面，基金会尽管强调联系实际，但并非急功近利，例如1940年起，基金会拨款通过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开展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以便“真正理解”美国经济变化的原因、路径和意义。此项捐助连续十多年，大大提高了美国经济史的水平，使之成为一门得到承认的学科（关于经济史的研究也是卡耐基最早开始的项目，1902年卡耐基研究所刚一成立就遴选一批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写美国经济史，不过后来没有持续下去）。
在行政管理方面，基金会项目的
主要目的是为政府提供合格的工作人员，以配合40年代罗斯福“新政”之后政府迅速扩大的需要。基金会为此捐资给一系列大学培养此类人才，特别具有开创性的是在哈佛大学建立行政管理研究生院和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设立在职公务员进修的计划。从20年代到50年代的30年间此项捐助达1100万美元，还不包括其他单项捐助。另一项特殊的工作是在芝加哥建立公共行政交流所，为政府各部门的公务人员提供跨行业的交流工作经验、研究成果的机会，对提高公务员素质、开阔眼界和促进“团队精神和建立某种职业道德标准”都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基金会在资助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时从长期着眼。基金会有关负责人意识到，这种研究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与自然科学不同， 很多问题不可能有公认的定见，要长期争论下去，但是他们深信，对人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的加深理解是人类进步和幸福的关键所在，因此不惜对这类项目拨巨款。有关国际关系的研究和资助国外的情况将在第七章介绍。在美国国内，基金会发起的一个重要项目是1952年开始的法律和政治哲学的研究，目的是帮助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深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其内容从重新认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伯克等的古典政治哲学理论到质疑当代的宗教和经济势力以及自由、公正的观念。有一大批五六十年代崛起的杰出政治思想学者和著作在这一项目资助下涌现出来，在十年中出版了40部重要的著作。基金会甚至在60年代就已开始资助一些前沿的课题如：外空的国际法、世界政治中的外空等。
文学艺术也是基金会资助的对象，早期集中在古典方面。例如普林斯顿、哈佛、耶鲁、芝加哥、密歇根等一些名牌大学的艺术、考古、古代史、古典文学、艺术博物馆专业，以及希腊、罗马和埃及的考古发掘都接受过大量资助。30年代以后逐步改变这种厚古薄今的方向，资助重点改为鼓励艺术创新和在这方面的杰出人才，以及艺术团体、学校和其他机构。三四十年代基金会对美国戏剧发展的贡献为众人所公认。它资助了当时在各大学蓬勃兴起的戏剧专业的活动，并通过全国戏剧会议和美国作家联盟下属的戏剧公会资助年轻的剧作家、导演和舞台设计等人员，17年中受惠者超过百人。另有一项资助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和艺术家的计划，其中不少后来成为名家。有些交流活动也在其中，例如1934年著名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访美就是基金会资助的。最引人瞩目的是向纽约林肯艺术中心捐助1500余万美元，将其建设成为现在美国最大的综合性表演艺术设施之一。另外比较成功的还有：向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捐款成立电影图书馆（几年中共捐200万美元），与卡耐基、福特基金会一道资助美国电视台教育频道等。
二战以后，对胡佛研究所和耶鲁、加州、华盛顿、芝加哥等许多大学的图书馆建设和档案保存工作率先进行资助。1956年危地马拉蒂卡尔地方的玛雅古城恢复工作的初期也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宾州大学博物馆进行的。
198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纪念时，基金会资助录制了7000套美国音乐选集，有选择地送给各图书馆、音乐学校和其他非营利机构，称之为“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
在1963年成立50周年时，基金会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累积支出已相当于同期对医学和自然科学的一半。
90年代基金会设立了一项奖金资助美国独立的电影、音像和影视艺术家，1992年这项奖金扩大到拉美国家。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 种族问题
4． 种族问题
洛克菲勒家族有关注黑人问题的传统。老洛克菲勒的父亲和岳父斯贝尔曼在内战前就是废奴主义者，后者曾帮助黑奴逃亡到加拿大，所以劳拉纪念基金一开始就把种族关系问题列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洛克菲勒先于基金会建立的“教育总会”原打算命名为黑人教育总会，后因顾虑白人的反感遂改名，实际上仍以黑人教育为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是最大的、有系统地资助黑人教育的组织。其方针也是以职业教育为主，目的是把黑人教育成适应在工业社会中能自立谋生的人。当时在南方还没有实行义务教育制度，整个基础教育很薄弱。洛克菲勒先从培养合格的初等教育学监着手，并聘用热心教育的专家进入地方政府的教育机构，取得在南方各州普遍加强公共教育的成果。“教育总会”又于1912年拨专款通过各种渠道全力改善黑人学校和鼓励建立黑人中学，主要是职业中学，取得一定效果。一战之后南方种族主义回潮，3Ｋ党等活动猖獗，此项工作有所退却，不过并未完全放弃。有鉴于直接解决黑人学校问题阻力太大，“教育总会”于20年代建立了一个项目，培养南方教育专家，黑人白人都有，以备将来需要。被选中来完成这一任务的大学是纳什维尔的费斯克（Ｆｉｓｋ）大学。1924年洛克菲勒的教育总会联合卡耐基与其他基金会共同向该大学许诺捐款总计100万美元。这一项目持续了30年，结果几乎所有南方黑人高等院校的校长都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它不但为黑人教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人才，而且使黑人增加了自信，向白人显示出黑人的才干和潜力，这一效应的意义是无可估量的。
早期的黑人教育工作都是在承认种族隔离的现实下进行的，没有向种族隔离挑战，而且基金会内部多数人实际上也是赞成隔离的。这种情况到60年代民权运动高涨时开始有所改变，并开始与一些黑人民权组织合作。196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总结了过去几十年在这方面的工作之后，确定将关注重点转移到贫民区的医疗保健和培养底层黑人的领袖人物上，改变过去培养中产阶层的黑人子弟的做法，其资助的中介机构也由白人上层机构改为一些有影响的黑人组织。不过主要与黑人组织关系密切的还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它成立之时黑人运动已进入新阶段，许多黑人民权组织纷纷成立，其有关黑人教育、福利和争取平权的工作成为该基金会的经常项目的资助对象。此外，还有许多计划外的临时对民权运动领导人的特别援助，如诉讼案件等，以及在特殊需要时对马丁·路德·金等民权运动领袖的直接资助。
在黑人高等教育方面，基金会的工作包括：
资助南方一些大学首次招收黑人学生；改进原来的黑人高校的教学质量；在普林斯顿、达特茅斯、奥伯林等一些大学设立暑期班，以扩大达到入学标准的黑人队伍。到1963年基金会成立50周年时，用于此项计划的款项累积达8500万美元。
基金会的博物馆项目还曾于1940年资助考克兰画廊组织“面对历史：黑人在美国艺术中的形象（1710—1940）”的展览。这是第一次对美国主流画家如何表现黑人的历史的系统审视。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机会平等
5． 机会平等
早期洛克菲勒基金会较少从事直接的社会平等问题。1963年董事会重新确定基金会的工作重点时提出五点：征服饥馑、控制世界人口、有选择地加强发展中国家某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协助文化发展、争取全体美国公民机会平等。为此，成立了机会平等部，其出发点是：当前美国公民的机会是不平等的，需要从几个方面努力消除之。具体做法是以贫困社区为对象，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予帮助：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学校条件以加强教育机会平等、促进社会正义（包括反对各种歧视）以及协助社区自我建设。其中就业和教育是关键，二者相辅相成。就业人数增加后可以带动一系列社区建设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而教育又可以打开就业机会之门。所以自90年代以来，基金会支持一项“学校发展计划”，其内容是把一个社区的成人组织起来，围绕着他们的孩子的教育开展工作，包括积极参与本社区的学校改进决策、为改进教学质量提出建议等。与此同时，基金会也支持有些社区消灭种族主义残余的民权工作，把它作为机会平等的一个组成部分。
“机会平等”不可避免地又涉及少数民族问题。所以在此项目下，基金会支持改善城市少数民族境遇，特别是改进城区的中小学，培养黑人教师和校长，研究城市贫民窟长期存在的原因和培训少数民族在各行各业的带头人。
社区综合建设是这一领域中一大项。基金会发起“全国社区发展行动”，除自己出资外，与政府的住房部合作，也向其他方面集资，在全国各地大规模进行。这项计划共进行三轮集资活动，最后一轮于90年代中期结束，这一轮在10年中集资253亿美元，加上当地政府配拨的资金共达20亿美元。由此可见这项计划的规模。基金会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题为《更新社区建设的事迹与美国城市的前途》，总结了过去20年在全国社区建设的经验。这项报告已被广泛运用，成为美国社区建设的指南。
到20世纪末，基金会发起了一项与美国城市持续的贫困作战的计划，第一笔启动资金120万美元，主要资助在全国各地的研究，并在丹佛、奥克兰、华盛顿、波士顿、克利夫兰等地先开始试点行动。
6． 人口和环保问题
这个问题大多数工作在美国以外展开。在美国国内的一部分工作是资助有些大学成立人口和避孕产品研究中心；一部分是在美国国会通过削减对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出资后，大力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以求影响美国决策者。详情在第九章国际工作中叙述。
注释
① John Glenn, Lilian Brandt & F Emerson Andres,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07—1946, New York, RussellSage Foundation, 1947, Vol 1, p12.
② Ibid., p.15.
③ Ibid., pp.85—88.
④ Richard Magat, Unlikely Partners: PhilanthropicFoundations and the Labor Movement, ILR Press, an imprintof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13—16, 48—49；有关“考克斯调查”的详情见本书第四章。
⑤ 罗脱曾任老罗斯福政府的国务卿，是中美日关系史上著名的1908年《罗脱高平协定》的签订者。
⑥ 这两家学院是19世纪末根据黑人教育家布克·华盛顿的职业教育思想建立的工技学校，后称为“塔斯克基运动”。该学院至今仍存在。
⑦ Waldemar A Nielsen, The Big Foundations,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1972, pp33—45
⑧ Waldemar A Nielson, The Golden Donors: A NewAnatomy of the Big Foundations, Truman Talley, 1983, p.144
⑨ 以上材料主要来自David A Hamburg,“A Perspectiveon Carnegie Corporations Program 1983—1997,” Presidents EssayReprinted from the 1996 Annual Report。
⑩ 这一节的材料来源有： Waldemar A. Nielson, The BigFoundations 和 The Golden Donors; Raymond B Fosdick, TheRockefeller Foundation, Harper & Brothers, 1952; ArthurBernon Topurtellot ed., Toward the WellBeing of Mankind:Fifty Years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Text by RobertShaplen), Doubleday & Company, 1964; Archives, RockefellerFoundation;以及近期网上材料。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福特基金会
第六章20世纪中后期的后起之秀
一、 福特基金会
20世纪中后期，最引人瞩目的是福特基金会（Ｆｏｒ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福特基金会成立于二战前，但是真正起重要作用是在1953年改组之后，所以把它列为20世纪后半期的基金会中的第一家。1936年老福特的长子埃兹尔·福特（Edsel Ford）捐资25万美元成立福特基金会，在底特律注册，宗旨是：“接受和管理资金以用于科学、教育与慈善目的，一切为了公众福利，此外无其他目的。”①前期范围很狭窄，是一个地方小基金会，直到1950年的14年中一共给出1900万美元，平均每年100万美元强。资助的内容主要根据福特家族的兴趣。最出名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亨利·福特博物馆和邻近的“绿野村”，其中有著名的爱迪生实验室以及韦伯斯特、莱特兄弟等足以荣耀乡里的名人故居。另外还有底特律交响乐团、亨利·福特医院等。老福特本人没有像洛克菲勒和卡耐基那样的对慈善公益事业的信仰，对基金会也不大重视。1943年埃兹尔去世，1947年老福特去世，在埃兹尔的遗孀和儿子亨利·福特二世（即老福特的孙子）整顿下福特基金会才活跃起来，成为了一个有长远目标，覆盖面广的世界性的大基金会。
当时福特汽车公司完全是家族企业，几乎没有外来股份。老福特死后10%的遗产归他的四个儿女，90%归福特基金会。巨大的财富使管理和花钱成为伤脑筋的问题。此时基金会董事会大部分成员仍是福特家人，亨利是实际的董事长。他决心整顿基金会，使这笔巨大的财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刚好在此时他见到了罗恩·盖瑟（Ｒｏｗａｎ Ｇａｉｔｈｅｒ）。盖瑟学法律出身，当时正受军方委托将隶属国防部的一所研究开发机构转为私人公司，即现在知名的兰德公司。他为筹集资金，于1949年经人介绍会见福特，福特与他一见如故，立即聘请他负责基金会的整顿和改组，第一步是领导一个小组，调查“美国人民认为基金会应如何把它的资金用于为公众利益服务”，并提出报告。
（一） 盖瑟报告
1950年，盖瑟小组提出了长达3400页的报告，题为《关于福特基金会的政策和规划的报告》，据说是行程25万英里，咨询了1000名专家后得出的结论，被董事会誉为“代表了今天美国最优秀的思想”②，后来有福特基金会“大宪章”之称。根据这一报告提出的精神和具体建议，基金会于1950年进行改组整顿，从此后来居上，不但从地方走向全国，而且从国内走向国际，一跃成为美国和世界最大的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的思想奠基人是1953—1956年任会长、1956年以后任董事会主席的盖瑟。他正式任职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接受了自1947年老福特去世后就决心励精图治的小福特的委托，对重整基金会提出方案。小福特给他的任务是，全权主持一个小组，“集中全国所能征集到的最优秀的思想来研究基金会应如何最明智地、有效地用它的资源造福人类”③。盖瑟自称这个小组以两年的时间对美国文化作了全面的审视，目的在于找出严重威胁人类进步的那些问题的根源。1950年盖瑟向董事会提出了在福特基金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不但奠定了这家世界最大的基金会以后几十年的工作方向，而且报告本身也被誉为“现代创造性的慈善事业最优秀的文件”④。
福特基金会的这一改组建立在无比雄厚的实力基础上，所以表现出雄心勃勃、以天下为己任的美国特色，而且根据当时时代的特点，一开始它就以社会科学为重点。报告书提出：“今天最关键的问题是社会的，而不是物质的——是来自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必须通过综合运用所有能够影响人类事务的知识”。改组后的基金会的宗旨是：“加强民主价值观，减轻贫困和不公正，促进国际合作，推动人类成就。”报告中也有“改善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地位”，“发现、支持和利用一切时代一切领域中的才华和领导”的提法。足见其雄心之壮、陈义之高⑤。基金会确定工作重点在五个领域：（1） 和平：促进国际间的理解，包括加强联合国及其所属国际机构间的沟通；（2） 民主：促进民主制度，包括维护思想自由和民权、反对集权以及改进公职人员的遴选和决策过程；（3） 经济：包括稳定高就业、经济机会平等、改进劳资关系、更好地保持经济生活中的自由与控制之间的平衡；（4） 教育：包括澄清教育目标，消除阻碍教育机会平等的宗教和种族障碍，更有效地利用传媒进行校外和成人教育；（5） 对“人”进行科学研究：包括其价值观、行为动机和失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把这一研究成果充分用于民主生活的各个方面。
其负责人还强调，基金会与其他慈善机构不同，不是去解决问题产生的后果，而是向造成问题的原因开刀。福特基金会捐助的机构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有不少重叠。其方式更多地是对高等院校及其师生的研究工作进行的大量资助。除了对经济学等传统学科重点资助外，
它还几乎一手扶植了美国行为科学的创立和发展，这是它在学科建设方面的特殊贡献之一。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半个世纪的工作概况
（二） 半个世纪的工作概况
基金会在2000年的年度报告中重申半个世纪以来一贯的宗旨：“加强民主价值观，减轻贫困和不公正，促进国际合作，推动人类成就。”
新的福特基金会出手大方，在各大基金会中十分突出。1950年改组当年的捐赠就达2400万美元，以后一直上升，居各大基金会之首。1954年的开支近6800万美元，4倍于居第二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10倍于居第三位的卡耐基基金会。1956年，为顺应当时股权分散的潮流和政策，基金会决定将其1/5的福特股票上市，售价为643亿美元，这是华尔街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普通股票交易。此前，基金会宣布在今后一年半中将售股所得的绝大部分——5亿多美元——用于捐赠拨款，这不但在美国公益事业史上是空前的，也大大超过福特基金会自成立以来18年的全部捐赠数，相当于其前18年付出总数的1.5倍。这笔钱一半捐给了全国615家私立文理科大学和学院，用于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另一半分别捐给了3500家私立非营利性医院和45家私立医科学校。整个20世纪下半叶，除个别年份外，福特基金会的
资产和支出都位居各基金会榜首。
1． 教育
1951年，福特基金会成立了两个机构：“教育促进基金”和“成人教育基金”。1951—1953年的两年中就拨款1亿美元。
（1） “教育促进基金”。
“教育促进基金”的创意来自曾任芝加哥大学校长22年的哈钦斯（Ｒｏｂｅｒｔ Ｍ.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当时他是福特基金会的兼职主任。哈钦斯不但是著名教育家，还是思想开放的教育改革家。在他影响下，这一基金不仅促进教育还致力于改革美国教育。从其经费用途可见其思想：1951—1954年，2800万美元
用于教育，其中1100万美元用于给中学教员的奖金，不是资助研究项目，而是给他们一年带薪休假，由他们自由决定这一年如何用于提高自己作为教师的素质——进修、旅游或其他方式均可。另外1700万美元用于一项5年革新计划。哈钦斯认为，美国教师的通病在于教学技巧多于知识而知识面又太狭窄，仅限于专业知识，因此需要加强一般人文教育。这项计划的内容是：在师资培养方面改变传统师范学院的做法，先让学生上4年大学普通文理科的基础课程⑥，第5年进行教学专业训练，边学习边到学校实习，类似医学院的最后一年。基金会的捐款就是用于最后的一年，或补助无力支付学费的学生，或补助接受实习的学校。这项计划当时在教育界颇有争议。因为它反映了与实用教育相对立的“通才教育”思想，有人批评它为“倒退到18世纪”。但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它也正好符合当时因战后出生率陡增而师资缺乏的需要。根据这一计划，非师范毕业的普通大学生只要经过一年培训也可任教师。“5年计划”的内容还包括每年资助几百名智力超常的中学生跳过最后两级直接升入大学。这刚好又是哈钦斯的因材施教思想与当时实际情况的结合：美国当时中学人满为患，而大学却因征兵制而缺少生源。
基金还资助其他的一些教改实验项目，例如给一个地方的教育委员会30万美元，研究如何增进公立学校对学生的吸引力；让几十家大学对其行政管理和教学目标作一调查，研究中学的最后两年如何与大学的头两年相衔接；给一批中学教师配备课堂助手分担事务性工作，以便提高每个教师能管理的学生人数（这也是为了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等等。还有一项值得一提的项目是，研究学校内取消种族隔离问题。在50年代初把这一问题提上日程是相当先进的。下面还要谈到，福特基金会对种族问题比较关心，这也一直是它的特点。
（2） “成人教育基金”。
该基金的宗旨为，培养“能够有头脑地参加自由社会的成熟、明智、负责的公民”⑦。在这一项目下，1951—1955年共花去2500万美元，其中1/3用于发展电视广播教育，2/3捐助各式各样的被认为与成人教育有关的组织、机构、活动、资料等。基金资助的讨论会
完全不同于通常理解的传授某种知识和技能的补习班，而是有点类似政治学习讨论会。收到最慷慨的一大笔资助的组织是“美国政治教育基金会”，其工作之一是组织世界政治讨论会。这讨论会
据说是为了让普通公民的业余时间用在严肃有用的追求上，而远离无聊的娱乐节目。这一项目究竟成绩如何，几乎无法评估。1955年以后，福特基金会改变了做法，把对广播电视教育的资助收回直接管理，大大减少对各种分散的讨论会的资助。“成人教育基金”遂逐渐淡出。
以后的历届会长仍继续以教育为重点，甚至认定福特基金会就是一个教育基金会，并且也是普及与提高并重，根据其会长的认识轮流突出重点。60年代特别重视培养师资，拨巨资给60多家学院
作为师范学生的奖学金，以加强师范教育，同时给几十家大学提高教学质量。福特与卡耐基基金会还联手成立“全国优秀奖学金基金”，被认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大学奖学金项目。另外，还建立了教学设备实验室，专门从事实验和设计各种新的学校设备和教学工具，卓有成效。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社会科学
2． 社会科学
福特基金会对社会科学方面的投入，有以下一些独创之处。
（1） 行为科学。
盖瑟称社会科学为“软科学”以区别于物理、生化等“硬科学”。为落实前面所提到的工作重点的第5条——对“人”的研究，设立了“行为科学”项目，由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贝雷尔森（Ｂｅｒｎａｒｄ Ｂｅｒｅｌｓｏｎ）主持，从事一切“软科学”的研究。其方法和理念基本承袭了20世纪20年代由沃森（Ｊｏｈｎ Ｂ. Ｗａｔｓｏｎ）创立而于当时颇为流行的行为主义学派，故冠以此名。基金会前期拨款800万美元，1955年又拨款
1500万美元，在加州帕洛阿尔托成立了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在这一项目下研究的领域有：政治行为学、法律与行为科学的关系、社会阶层的划分、儿童发展、组织理论、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交流学等。此外还资助哈佛大学两名社会学家主持研究少年犯罪问题；捐给人口理事会（1952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巨款，用于研究人口增长问题以及有关培训工作；资助麻省理工学院一项大规模集体项目研究“精英交流”。
（2） 未来资源研究。
福特基金会1950年拨款1000万美元用于经济问题，其中一半用于1952年建立的“未来资源集团”（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ｃ.）。该集团是基金会下的一个自治机构，总部设于华盛顿，其总裁为前内布拉斯加大学校长古斯塔夫森（Ｒｅｕｂｅｎ Ｇ. Ｇｕｓｔａｖｓｏｎ）。这一项目的重点不在科技（不过与社会问题有关的科技项目也有所涉及），而是致力于研究合理使用水、能源和矿产资源及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包括诸如和平利用原子能等问题。未来资源的研究内容和理念实际上相当于80年代后期才提出的“可持续性发展”，这在50年代是相当前沿的。
经济项目的资金其余一半用于资助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宾州大学、布鲁金斯学会等研究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与经济有关的课题，例如“劳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等。
3． 社会改良和种族问题
（1） 扶贫工作。
社会改良的核心问题是帮助弱势群体，缓解贫困当然是题中之义。不过把治理城乡贫困问题作为其常年的优先项目之一的基金会并不太多，福特是少数之一。福特基金会最早于50年代提出“社区发展”和“灰色区域”项目，大力开发关于青少年犯罪、老年和城市贫民窟问题的研究工作，并协助市政府研究和实施城市改造计划，于1961—1965年在美国5座城市——奥克兰、纽黑文、费城、波士顿、华盛顿——和北卡罗来纳州实施。所谓“灰色区域”，是指介于郊区和闹市区之间，通常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聚居的地区。这是一项综合治理计划，该计划试图示范一种治理城市贫民窟的新方法。它试图推动地方政府和私人联合组成某种机构，进行实验性的社区行动。每项计划包括从学龄前开始的教育、职业教育、少年犯罪教养班、法律服务、包含健康、家庭、青年就业等项咨询服务的居民中心，还特别争取被服务对象参加工作。福特基金会为此共出资2000万美元。这一计划中的许多创意后来为60年代约翰逊的“向贫困开战”计划所吸收，同时也推动了大学和学术界对城市贫困人群和少数族裔问题的研究。1964年底约翰逊政府成立经济机会办公室负责“向贫困开战”计划，福特就撤出了。
基金会的“挑战贫困”计划不断研究、跟踪变化中的贫困性质，并随着需要的变化而
转移重点。80年代初开始从城市发展到农村，因为南方农村由于传统制造业式微，农业生产下降而贫困化，有可能出现向城市的移民潮，基金会及时注意到这一问题，并研究对策。在农村的工作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归纳为“生活、就业和创收”（简称ＬＥＩＧ）， 另一部分是更为治本的农业改进和水土治理。1986年，基金会任命了一个专家组，对前5年的工作作出全面评估，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建议，结果形成了7大册报告书，统称《80年代中期报告》（以下简称《中期报告》），其中关于扶贫工作占据了最大的篇幅。
《中期报告》首先肯定把扶贫作为持续的优先目标的必要性，因为这是美国的顽症，据统计，美国在任何10年期间总有1/4人口曾处于贫困之中；同时福特基金会由于实力雄厚，是少数能够多少对改变现状作出成绩的基金会之一。1986—1987年的两年间，用于城市扶贫项目的预算是6590万美元，农村为1370万美元。与1982—1983年的两年相比，城市增长了57%，农村增长了4.5倍。从1982—1986年的四年中，用于城乡扶贫的预算占基金会总预算的40%，这还不包括列入其他项目下。但实际与扶贫有关的预算，例如教育、人权和单项资助。此外，基金会还促进了对一些社会问题政策的辩论，并影响了政策的明朗化，例如少女怀孕和福利制度改革等问题。在政府对某些与扶贫有关的项目大幅度减少预算时，福特基金会的做法吸引了其他基金向这些项目投资，例如社区经济发展、法律服务等。因此，在这方面，福特起了带头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长期承诺；把这一主题放在公开日程的显著地位；影响他人（榜样作用）。
在具体做法上，福特基金会有一些创新，主要是鼓励和支持其他投资者参与社区扶贫工作。一种形式是资助成立或支持已有的各种“社区开发公司”（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吸引投资，激活经济。这些公司的业务内容有：改造城市贫困社区；对开发性和服务性项目进行投资，例如对城区低收入住宅的开发投资；建立社会福利研究机构。基金会还对这些公司提供金融和管理方面的咨询。另一种形式是在企业和有关项目中充当中介者。总的思想是，使有关投资者在扶贫的同时也能得利，同时促使经济繁荣，社会进步。
体现带头作用的另一工作就是研究问题，称为“创知”（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工作。就是不断根据形式变化提出问题，组织专题讨论或资助专家学者进行研究，以便选择恰当的重点，使扶贫工作事半功倍而有长远效应。
在80年代的具体项目中有两大重点值得一提，都与从尼克松到里根削减福利经费有关。
① 青年就业问题。从在校生做起，举办与就业相联系的训练班，在校外则支持社区与政府机构举办这类训练项目。5年中每年为此花费10亿美元，受益青年达75万人。
② 贫苦妇女儿童健康问题。这是社会中最弱的群体，而又与社会的长远发展关系重大。实际上这一领域从50年代起就是福特的关注点之一，不过在70—80年代政府大幅度削减福利中，这一群体受害最大，其严重性更加突显出来，所以成为福特80年代特别关注的重点。此项计划统称为“儿童生存/贫困妇女与儿童公平起点”计划，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工作：计划生育、妇女在家庭中的权利与健康的关系、幼童（3岁以下）生存与公平起点。具体做法是先建立少数社区的示范工作站，与志愿人员或团体合作，派工作人员帮助贫困妇女提高家庭地位，懂得运用医疗服务提高防病意识，保护儿童健康，然后收集资料，总结经验，加以推广。5年中用于该项计划国内部分共计2100万美元。
此外还有特殊帮助对象如怀孕少女、南方农村的贫苦妇女、贫困地区的
婴儿、失学儿童等。⑧
（2） 种族问题。
社会改良与种族问题，特别与黑人问题分不开。这是福特基金会长期关注的核心之一。五六十年代正是种族问题尖锐化和民权运动高涨之时，因此基金会在推进种族平等方面态度比较鲜明，工作也做得较多。在1950年的工作方针中就强调美国种族歧视问题的严重性，明确以此为工作重点。在各大基金会中它直接用于反对种族歧视和黑人福利的拨款遥居榜首，从50年代到60年代末不到20年间总数达25亿美元。其中突出的是支持“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的活动，主要是保证黑人在登记选举、就业、居住和司法管理方面有平等的机会。这一资助延伸到墨西哥裔美国人和美国本土人（即印第安人）及妇女等。此外还关注国外的种族歧视，长期支持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支持巴西非洲裔人的平等权利以及亚洲争取宪法更加公开地对待少数族裔问题的运动。
教育方面，1956年一次性拨巨款资助全国各本科大学、医学院和医院，尽管不是专为黑人，但全国60家黑人院校都受到资助。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国际工作
福特基金会对民权运动间接和直接的资助，比较突出的有：
● 1953年正当麦卡锡主义猖獗之时，资助“共和国基金”（一个民权组织）1500万美元，用以维护公民自由权，特别是黑人的权利。
● 50年代资助南方教育报告服务社，每年对教育方面取消种族隔离的进展情况作出调查报告，这项工作对推动南方有关机构解决种族隔离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
● 1962年基金会董事会在一项决议中进一步明确要扩大有关支持黑人履行选举权，实行一切种族在教育、就业、住房、娱乐、社交和政治方面机会均等的工作。60年代后期更加直接支持黑人争取政治权利的活动，通过一些组织支持黑人捍卫选举权、培养青年黑人政治活动家等。
● 1968年，出资数百万美元在华盛顿建立了一个“社区改革中心”，宗旨是推动全国各城市成立强有力的社区组织以“提高穷人决定自己命运的呼声”；与此相联系，成立了一个游说组织——“社区事务委员会”。由于华盛顿的贫穷地区实际上黑人占绝大多数，这一项目实际的帮助对象也是黑人。
由于这一系列被认为“激进”的活动介入了政治，引起了白人保守派的反对。50年代和60年代都有国会调查基金会的事件，福特首当其冲。1968年遭到第二次国会调查（罪名之一是资助黑人竞选）之后，基金会又于1971年大张旗鼓地宣布出资1000万美元以6年为期用于资助一批黑人高等院校。各方对此举的评论不一，有的认为是基金会的反击，表示继续支持黑人；有的认为是妥协，说明回到教育，退出政治。1968年董事会第一次吸收一名黑人，改变了大基金会清一色为白人的历史（现在不少基金会的领导机构都已有黑人，不足为奇）。
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繁荣，基金会的资金也相应增加。福特基金会除继续原来的领域外，还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其中有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传媒在公民和教育文化生活中的作用。还有一些组织得到长期捐款，与扶贫和少数民族有关的有：“关心非洲裔组织”（Ａｆｒｉｃａｒｅ），“人力示范研究公司”（Ｔｈｅ Ｍａｎｐｏｗｅｒ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美国公民权利联盟等。此外，有几笔一次性的大额捐款也是这一时期的特殊项目，它们是：
● 5200万美元给北卡社区自助中心。该中心与全美联邦国家抵押协会合作致力于增加低收入和少数民族家庭的住房拥有率。这笔款项中的200万美元用于对这项计划实施10年的成绩评估。
● 2600万美元用于资助“毕业梦想成真”（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ｓ Ｄｒｅａｍ, ＧＲＡＤ）计划。这是一项成功的公立学校改革项目，先在休斯顿开始，后来推广到美国其他地区。在考试成绩提高、学校气氛改善、高中毕业率增加、十几岁学生怀孕率减少和升学率提高等方面成绩显著。基金会准备资助将这一计划扩大到6个城市10万名学生。参与合作的机构有其他公益组织，也有联邦政府。
● 1900万美元用于支持对“肯定性行动”的结果的研究和对话，并研究帮助发言权较少的群体的其他途径。这个问题对美国仍然很重要，因为在各方面
的生活中，肤色、性别的区别还很明显。
另外还有一个与扶贫无直接关系，却与社区文化有关的4000万美元“匹配”赠款项目，捐给全美国28个艺术文化团体，包括戏剧、舞蹈、诗歌、博物馆及其他领域。这些团体都表现出特殊的创新精神，其中大部分接受者是第一次接受福特捐款，并愿同时为新的工作积极筹款。这一项目为期5年，接受团体在这期间进行合作，交流经验和技术。驱使福特基金会做这件事的原因是意识到文化机构对美国的思想生活、表达自由和社区活力极为重要。
仅2000年一年，福特基金会对“和平与社会正义”项目的拨款就达8000万美元，支持全世界的人权活动，其中2600万美元用于少数族类的权利和种族正义，700万美元用于难民和移民的权利，800万美元用于妇女权利。另外还有1400万美元用于支持原来的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墨西哥裔人的法律教育基金，进行有关“肯定性行动”的诉讼和争取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4． 国际工作
在各大基金会中，福特基金会的全球兴趣最浓。原因之一是它在1950年改组振兴确定工作方向时，正值美国开始在全球确立其超级大国地位，同时又时值冷战激化，因此其工作与冷战背景分不开。另一个因素是其会长霍夫曼（Ｐａｕｌ Ｈｏｆｆｍａｎ）和董事长小福特本人对世界事务有特殊的关怀。霍夫曼曾任实施马歇尔计划的主持人，小福特虽为共和党人，但在当时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两派思潮中拥护后者。1951—1954年，基金会用于海外项目支出达5400万美元，略相当于它在同期全部支出的1/3。
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不同，福特基金会的国际工作政治性较强，更加明确重点是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1952年的一份文件称，基金会决定将海外项目集中在中东和亚洲，因为这些地区有许多新兴国家处于苏联—共产党领域的边缘，如果这些国家“民主失败”的话，就意味着世界共产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战争危险就会增加。“如果印度走了中国的道路，整个亚洲就要分裂为二，也许自由世界将无可挽回地失去它”，为此应该大力培养印度和巴基斯坦未来的领袖人物。霍夫曼认为印度是中国的“软腹部”，并且有希望走民主的道路。⑨根据这一认识，福特基金会的海外工作重点是印度。1953年设培训与研究部，其主任明确表示，培训人才的宗旨就是“在海外直接或间接推进美国的利益。”⑩
二、 凯洛格基金会
与福特基金会一样，凯洛格基金会（Ｗ. Ｋ. Ｋｅｌｌｏｇｇ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也是跨越本书划定的分期线的。它成立于1930年，兴旺于战后。根据2000年《基金会年鉴》，它1999年的资产为63878亿美元强，捐赠额2299亿美元强，资产排名第六，捐赠排名第五。
威尔·凯洛格（Ｗｉｌｌ Ｋｅｌｌｏｇｇ）的发家以及捐赠公益事业的历史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差不多。他于1860年生于密歇根巴特尔溪镇。父亲是安息日基督降临派牧师，同时经营一制作扫帚的作坊以谋生。其家庭和所在地区宗教气氛很浓。19世纪后期，这一教派的人士特别相信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有益于健康，其中包括水疗和素食。于是当地的降临派教徒就利用小镇以之命名的那条小溪建立了一家水疗疗养院。威尔的长兄
约翰成为这家疗养院的首席医生。1880年以后，疗养院十分兴旺，远近人士都来找“凯洛格医生”，约翰由此成为一代名医，出版了50本书，其中有些思想在当时属于前沿，例如反对吸烟，并指出其与肺癌的关系。在此期间，弟弟威尔在疗养院管理图书馆和其他各种杂务，完全被他哥哥的盛名所掩盖。在以后的20多年中，他协助其兄发明了许多避免肉食和动物脂肪的“健康食品”，最重要的是现在美国人早餐必备的各种“玉米片”。这些食品
当时主要是供疗养院的病人用的，因需求日益扩大而发展起来。由于约翰只对发明有兴趣，拒绝作推销工作，威尔决定与其兄分道扬镳，专心于发展公司
，从此显示出他的商业才能。在短期内凯洛格食品业发展成全国数一数二的早餐食品业，凯洛格被称为“玉米片之王”。
凯洛格在日记中写道：“我希望天赐我以大笔财产能够用于帮助别人，而我可能被认为是一名忠实的管家。”此话与卡耐基如出一辙。与卡耐基一样，他在基金会成立前对亲友和其他小型慈善事业已多有捐赠。他对其公司员工的福利特别照顾。1927年已经在女工工作场所设立了托儿所、儿童医疗站，还配备了一名营养师。在20年代末大萧条时，他不但没有裁员，而且还设法重新安排工作日程以便多雇用工人，而且对家庭负担重的工人优先照顾。
从1925年开始，凯洛格决定进行有组织的捐赠，先成立了一个“捐赠公司”（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对巴特尔溪地区多项事业进行匿名捐赠。随后于1930年成立基金会，起初名为凯洛格儿童福利基金会，因为他的最初动机是想帮助残疾儿童建立信心面对未来。随即感到不够，遂去掉“儿童福利”字样，改为现名。他表示，最主要的是教育，不仅是儿童，还有家长、教师、医生，整个社区都需要教育，“教育能提供最大的机会，使一代比一代强”。这又和卡耐基等人的思想完全一致。他用凯洛格基金会信托公司（W. K. Ｋｅｌｌｏｇｇ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的资产建立基金会，绝大部分是凯洛格公司的股份，当时估价为4500万美元。最初5年为实验阶段，凯洛格每年按项目拨款，5年以后，开始给予大笔永久资金。他鼓励董事会尽量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资助前沿项目，他本人虽然参加董事会，但尽量避免以个人意志统治基金会，这点同其他基金会的
第一代创办人是大不相同的。
凯洛格基金会的独特之处是创办于大萧条之时，当时许多企业都纷纷倒闭，他的食品公司因与农业相联系，所以能维持下来。前5年基金会大部分工作都在巴特尔溪地区进行教育、医疗等福利项目。珍珠港事变后，基金会的工作转向为战事需要服务。其中一个重要的项目是应国务院的要求，开展在拉美的工作以协助加强西半球的国家关系。为此，基金会资助大批拉美国家的医务人员到美国进修，这一项目战后一直继续下来。
战后，基金会作了两项重大调整，一是从原来主要是运作型改变为纯粹捐赠型，二是把农业包括进来。新的农业方面的工作主要在西欧，那里因为战争的蹂躏，农产品和食物极度短缺。过去的儿童福利项目发展为一般的医疗卫生教育。不过与其他基金会相比，它更着重于基层的基本需求，例如特别重视牙医和牙齿卫生，这是不大为人注意的领域，却是低收入者最缺乏的服务之一。在教育方面也更重视基础教育、公立学校，而不是名牌大学，相当大的关注点放在农村。1950年以后，开始支持社区学院的发展，在把这类学校从狭隘的职业学校发展为综合性的教育机构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1950—1960年期间另一项重点是发展成人终身教育，除医疗和教育的职业进修外也包括一般性教育。它是最早关心社区大学发展的基金会之一，此外还在9家地区性大学资助建立住宅中心，以供成人继续教育。
在政治上，凯洛格是坚定的保守派，拥护共和党。他拥护胡佛，反对罗斯福，对“新政”持尖锐批评态度，因为他不赞成政府管理福利事业。1967年，长期担任会长的莫里斯（Ｅｍｏｒｙ Ｍｏｒｒｉｓ）去世，基金会原农业部负责人莫比（ＲｕｓｓｅｌｌＭaｗｂｙ）继任会长。他的思想与凯洛格大体相同，接任后大体方向不变，只是根据情况的发展有所变化，其中主要是：
● 更加向弱势群体倾斜。1968年捐款2000万美元给全国的黑人高校；400万美元给联合黑人大学基金的会员机构以改善其管理；700多万美元用于改善土著美洲人（主要为印第安人）的经济和教育条件；1500万美元用于改善为残疾人服务和提供机会的项目。
● 大力扩大对老年人的服务和就业机会等项目。资助养老院，其创举是利用240家高校的设施为老年人举办教育项目；资助建立老年学，把照顾老年人职业化，培训专门护理人员。
● 在卫生方面大力宣传个人应对自己的健康负责，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以防止疾病的观念。支持提高老人和残疾人的生活质量以及降低医疗费用的研究项目。
● 开展专为解决职业女性
所遇到的问题的项目。这是出于保守派人士认为现代美国社会家庭解体，世风日下的看法，设法对此有所补救。
最后两项自由派人士也在进行，但出发点不同，却殊途同归。
1969年的政府税法改革中，凯洛格仍力图保住基金会资产与企业密切相连的关系，而不愿按要求分散其股份，但未获国会通过。此后，其股份就逐渐分散。
根据1999年的资料，基金会的主要兴趣一直未变，捐助项目相当集中：有一个项目称“如何让社会保险网的提供者持续下去”，做法是向若干大学和医疗机构捐款，要它们为社区、医疗和人力服务机构的合作作出示范。资助对象有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得克萨斯州艾尔帕索县医院、华盛顿特区医院、底特律亨利·福特医疗系统和迈阿密一家疗养院。每家400—500万美元，为期5年。还有一笔最大的捐款是给弗吉尼亚州亚立山德丽亚地方的乡村基金会，帮助其建立吸引黑人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长期机制，共1847万美元，以3年为期。以上几例可以见其捐助的主要特点。
凯洛格基金会的绝大部分资助在美国国内，也有少量对国外的，主要是拉美、加勒比海和少数几个特定的非洲国家。在欧洲最大的项目是在
英国牛津大学延续教育系设立成人业余教育的基地，称“
凯洛格学院”，最近一笔捐赠是1998年捐赠1000万美元供其5年使用。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大卫与露西·帕卡德基金会
三、 大卫与露西·帕卡德基金会
大卫与露西·帕卡德基金会（Ｔｈｅ Ｄａｖｉｄ & Ｌｕｃｉｌｅ Ｐａｃｋａｒ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成立于1964年。其创始人大卫·帕卡德（Ｄａｖｉｄ Ｐａｃｋａｒｄ， 1912—1996）
是休利特—帕卡德公司（ＨｅｗｌｅｔｔＰａｃｋａｒｄＣｏｍｐａｎｙ）（即今惠普公司）的创办人之一。
大卫·帕卡德生于科罗拉多州，自幼爱好电气，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无线电工程。后来与其同学休利特(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ｗｌｅｔｔ, 1913—2001)共同在加州创业，以发明和出售振荡器起家。振荡器是一种测试声音的器具，沃尔特·迪士尼是最早的主顾之一，用以测试他的卡通片的配音。1947年他们成立了休利特—帕卡德集团公司。
帕卡德深信企业经理对其员工、顾客和所在社区都负有责任，因此他率先在公司中实行当时还少见的福利制度，如灵活的工作时间、大病医疗费报销等。在公司中首创办公室开放制度，实行“咖啡谈话时间”，使经理和雇员有共同喝咖啡就问题交换意见的机会。帕卡德和休利特二人被认为是硅谷的创始人。他们创立的先进管理模式已经为世界许多企业效法，被称为“惠普（ＨＰ）管理法”。他们的公司被称为“硅谷之父”，现仍是硅谷最大的雇主之一。帕卡德不仅是企业家，还是社会活动家，是斯坦福大学的校董，参加许多民间团体，比如
加州自然保护协会、鱼类与野生动物保护协会。1969—1972年间他还当过助理国防部长，并担任过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
1964年帕卡德夫妇二人建立帕卡德基金会，是家庭基金会性质。直到1976年，基金会只有一名专职工作人员，12年内给出的钱刚够100万美元。以后有了较大发展，到1995年，大卫逝世前一年，工作人员已达54人，资产25亿美元，捐出款项达
400万美元。大卫死后又将遗产60亿美元捐给基金会。基金会
现有资产100亿美元，1999年大约捐出400余万美元。董事会现有成员10人（其中4名帕氏后代），工作人员达135人，另有20名顾问。大卫去世后董事长由其女苏珊·奥尔夫人（Ｓｕｓａｎ Ｐａｃｋａｒｄ Ｏｒｒ）接任。总部及其工作都在南加州，科罗拉多州只有一个小的项目。
帕卡德基金会的
主要关注点在四个方面，都是其家族的兴趣所在：人口、环保、科学和儿童。此外还有艺术品和影片的保存、社区福利以及企业管理等。主要途径是加强对有关的个人和机构的资助，使他们能长期造福社会。1996年以前的主要成就有：
（1） 海洋博物馆和研究所。帕卡德对海洋情有独钟，认为海洋是人类在地球上未开发的最后“疆土”，于是基金会出资5500万美元设计和建造蒙特雷湾海洋博物馆，该馆现已是加州一个著名的旅游参观点，每年观众有100万—200万。同时，基金会又建立了与此相联系的海洋研究所，探测海洋的奥秘。该研究所拥有两艘船、两艘潜艇与100名工作人员，供各国海洋科学家和工程师进行研究，发展尖端海底探测技术。
（2） 鼓励青年从事理工科的学习和研究。设大学物理、化学、生物科系的青年教师博士后奖学金，迄今已给出8000万美元，鼓励大学教师在理工科方面有所建树。
（3） 儿童健康福利。捐资4000万美元建立露西·帕卡德儿童医院。露西死后，帕卡德又建立儿童未来中心，作为基金会的一部分。
（4） 教育。1953年，帕卡德设立了一个本地区的公司职工在职培训项目，使职工能业余攻读
斯坦福大学硕士学位。帕卡德夫妇与休利特对斯坦福大学的捐赠累计已达3亿美元，对斯坦福大学成为世界级的教学和科研高等学府起了很大作用。为纪念他们的恩师特尔曼教授，帕卡德与休利特二人捐款1230万美元在斯坦福大学设特尔曼奖学金。帕卡德去世前又捐给斯坦福7700万美元建立理工广场。
基金会从1998年开始的五年计划的项目有：
（1） 加州土地保护计划。如果发现有特殊风景的地区走向市场，基金会就与其他非营利组织一道把它买下，由非营利组织管理，免于落入开发商之手；或者就把土地交给公共机构，条件是不得用作商业性用途。这一计划得到的舆论赞扬最多，可与早期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水土保护项目如保卫大堤等媲美。
（2） 人口项目。在美国国内支持“生育自由”（即不反对堕胎），在欠发达国家主要进行计划生育宣传和提供帮助。工作人员派往墨西哥、菲律宾、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苏丹、埃塞俄比亚等国家。还支持在英国的计划生育国际联合会、国际保护母亲组织等。
与老一代公益家一样，帕卡德夫妇创办基金会是基于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和与别人分享自己的财富的愿望。他们在其基金会中推行其价值观，并与其独特的管理方式结合起来。
帕卡德夫妇抱有这样的信念：美国最适合于此类私人出资、自愿在一些领域内起带头作用的捐赠机构。这些基金会与大学、医院、青年组织等其他民间组织一道形成美国的伟大传统，作为政府的补充，满足社会需要，而且在许多方面甚至比政府更加有效。
汇集私人资金用于公益事业，能使千百万人成为捐赠者，将志愿工作者的努力纳入一定的轨道。
所以，基金会一贯致力于通过加强大学、医院等机构来增进和改善人们的教育水平、健康状况、文化生活、就业机会、环境和生活质量。他们据此给基金会提出了一套守则，要求董事会与员工共同遵守。这是一套既有道德理念，又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守则：
● 正直：同事相互之间以及对待周围居民和接受捐赠者都要开诚布公。力争达到最高行为道德标准。
● 尊重一切人：在代表基金会与人打交道时永远态度友善，尊重对方。基金会的成功有赖于经常征求和倾听别人的意见。
● 相信个人的创意：在基金会中建造一种信任和灵活的氛围，奖励好的创意。在捐赠活动中也努力寻求能对其领域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个人和组织，然后对其思想给予尊重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