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制派人士如今把美国古德诺顾问之言，奉为圭臬，要据之以恢复帝制，废弃共和，而梁氏在辛亥前，当他为维护‘君主立宪制’与共和人士论战时，所阐发君主立宪之精义，实十倍百倍于古德诺之所言。【笔者附注：梁氏此言，不是吹牛。那时康、梁之言遍天下。所论确较古德诺之短文精辟多矣。历史家可为佐证也。】而当时诸公(包括筹安会的‘六君子’)，一味醉心共和，对我梁氏之言，充耳不闻；梁氏之书，过目不读，岂因‘吾睛不蓝，吾髯不赤’哉？
第四，天下事之滑稽者，当年为坚持君主立宪制，曾为共和人士所诟病，今日要推翻中华民国，翻为当年的共和革命志士；而今日为维护共和国体者，翻为当年的君主立宪派，亦可怪矣。
最后，梁说他原是君主立宪派的元老，并无理由要为共和制度做辩护人，他只是认为国体一经确定便不可变动。辛亥前他反革命的原因，就是认为国体不可轻变。革命得不偿失。可是当时革命人士把他的善意良言，当成耳边风。而民国成立四年以来之所以糟乱若此，便是当年共和人士不听他底话的报应。如今共和的国体已定，而当年的翻云覆雨之士，又要再来覆雨翻云，乱来一泡，民不聊生，国亡无日，不难预测也。今日之动乱，已充分证明他十年前，所言之不虚。‘十年以后真知我’，梁氏以‘常带感情’之笔痛诋筹安会中之众莽夫说，尔等今日不听老子之言，硬要把今大总统拖下粪坑，与尔偕亡，十年后将再知吾言之不虚，而追悔莫及。尔曹其毋河汉余言。
篇末，梁更加一‘附言’，曰：
吾作此文既成，后得所谓筹安会者，寄余杨度氏所著‘君宪救国论’，偶一翻阅，见其中有数语云：‘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而为恶。’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惟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毋己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
梁启超原是我国文学转型期中，文起八代的大文豪，笔端常带感情。他的鸿文钜着，一经京报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九月三日在北京的京报汉文版刊出之后，北京国民公报随即全文转载；全国各报闻风响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下子就烧遍全国。国人嬉笑怒骂，随之而来。不特杨度(皙子)一下便被摔入谷底，皇帝候选人老袁也被打得灰溜溜，无面目见人。
‘杨氏贤者也’，也是当时一位‘旷世逸才’，最大的刀笔吏之一也。不意强中更有强中手。他梁、杨二人之对决，不谈政治，也是当时文坛一场好戏，当年中国总统为着做皇帝，和今日美国总统为着玩女人，而带动全国第一流的刀笔吏之对决，而好戏连台。两地虽远隔重洋；时间相差亦近一世纪，而两方面之精采镜头，却相互辉映，真是两幕难得的今古奇观。
梁启超与文学转型的序幕
梁启超既然以一篇文章闹垮了一个洪宪王朝，我们倒不妨顺便也谈谈，他在近代中国文学转型中所发生的作用。中国近代文学之从文言转入白话，胡适当然是个关键人物，但是胡适不是忽然间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之前还有个酝酿时期，梁启超便是这个酝酿时期酝酿出来的英雄。因为靠科举考试保镳而生存的文言文，在科举考试于一九○六年被废之后，他就失去了生存的保障。但是就在文言文逐渐被白话文完全取代之前，读者和作者的口味可不能变于旦夕，所以它要有个适合二者口味的一个文白混杂的转移阶段(Transitional Period)。再加以文言文在造句和运用成语方面之简洁有力，往往亦非语体所能完全代替，尤其是在大众媒体，所谓新式报刊兴起之后，这就注定了这个转移阶段之存在，甚或长期的存在。梁启超便是这个转移阶段前期的头号大师。他这篇‘异哉’的大文，在今日报刊的读者读来，难免还是别别扭扭的诘屈聱牙，但是这别别扭扭的文体，正是他那个转型前期的报刊读者，每个人都看得懂，每个人都欣赏的时髦文体。明乎此，你就会体会到梁某的文章在那时何以有那样的煽动性了。
笔者这辈的老知识份子，幼年时还去古未远。我记得我还在念方块字的时候，便在祖父的书房里听到一些四五十岁的老头子，用手指点点我们在一旁旁听的小脑壳，说将来要我们学习写‘报纸文’。当时根本不知啥叫‘报纸文’。等到我在重庆读大学了，读到大公报上‘看重庆念中原’一类的社论，才对当年老头子们的话，恍然有悟，原来‘以浅近的文言加生动的白话’这种文体，最有说服力。当然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到王芸生的‘大公报’，这两种‘报纸文’之间，文言白话的比重，已经有霄壤之别了。胡适之先生以前曾向我说，毛泽东的诗词，很糟很糟。但是他却说，‘毛泽东的白话文写得好’。我想毛泽东白话文写得好的道理，就是毛是个不守章法的人。写起文章来，文言白话，随心所欲的结果，而开这一文风的始作俑者，实在是梁启超他那篇‘异哉’的文章，当时便风靡全国，洪宪王朝后来的彻底毁灭，‘异哉’就要负一半的责任。文人的笔是可怕的啊。林肯向那个写‘汤姆大叔的小木屋’(又译作‘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女作家史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说，美国的内战就是你惹起来的啊。当然她夫人的小说可以惹起内战，但是真要解放黑奴，还是要靠林肯的枪杆啊……。梁启超固然能把候补皇帝骂得灰溜溜，但是要强迫洪宪皇帝退位，那还有赖于他底得意门生蔡锷将军的枪杆也。
北洋系是诸系之祖
前已言之，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一共只做了八十三天。他那‘大典筹备处’替他在北京荣孚祥订制的两套、价值二十万袁大头一袭的龙袍(亦说四十万)，还未试穿，那精雕细刻的九龙戏珠(加个活龙坐在上面就成十龙)的宝座，还未试坐，那大太子因为东宫难保，还在幻想要搞个‘玄武门之变’，把他的政敌皇弟，老二、老六干掉【这是根据他皇妹叔桢晚年的回忆，历史家断不敢无中生有也】；新华后宫里六位活的大小美人，还在为着封‘妃’’封‘嫔’，吵闹不休【史料同上】之时，袁‘皇帝’已经从宝座之侧昏倒下来。想复位做‘大总统’而未能，一口气不继，就龙驭上宾了。
一般说来，袁世凯帝制的失败，是出于蔡锷所领导的云南起义，来他个当头一棒之所致。这个历史单元论(single causation)，在比较深入的史家看来，只能唯唯、否否、是是、非非，前章已略言之，袁氏对民国如无二心，他的统治是笃笃定定，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他如背叛民国，来恢复帝制，那他这洪宪王朝，便是个泡沫王朝，一戳即破。殊不知，蔡锷在云南领导起义，其情况亦复如是。云南起义假如没个北洋系的窝里反，作为内应，单凭云南一省，甚至西南五省联合造反，也是枉然。再缩小，用个毛记红朝的术语来说，那西南起义将领之间，所蕴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也会把反帝制运动搞垮。请先说说，袁氏北洋系，这个袁家班的班底和班底内部的窝里里反。
北洋系是什么个东西呢？粗浅的说来，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期中，国家制度无定型、政府运作无法制的情况之下，一切靠的是人、系、或称党、称派、称团……。总之，它是一群人在一个头头之下的有形或无形的组织，君不见民国时期的大政客，动辄‘我系’、‘我党’如何，如何。(例如：北洋系、安福系、直系、奉系、政学系、交通系、研究系、老桂系，以及后来国民党的汪系、胡系、西山系、太子系、黄埔系、CC系、公馆系、桂系，乃至江浙财团等等；中共的国际派、毛派、托派、四人帮、四野系、二野系，甚至当年国军的黄埔系中的十一师、十八军也可形成个以陈诚为头头的‘土木系’，真是举之不尽。细说之，只有去编一部中国军政派系名词大辞典才可略窥全豹。)
还是毛主席说得好，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孔老夫子说得更好，君子不党，‘结党’就必然‘营私’。小政客、孤鬼游魂们，称不了系，则结个‘小团体’，一以自保福禄，一以把持若干小衙门，以排除异己，共享所得。大陆上的顺口溜说，‘不吃白不吃’、‘有权不用，过时不候’，就说出小团体或个人把持衙门的经纬所在。这不只在政界军界为然，青帮、洪帮的黑社会，乃至满口德先生、赛先生的学术界、文艺界，作诗、著书、画画、唱曲子，都不能免。更可怜的则是，早年被贱视的所谓倡优，不结帮，也不能自保。做妓女的也有什么扬帮、苏帮，长三么二，来歧视土娼黑户。最奇怪的，连断肢瞎眼的乞丐，也各有其帮，不在其帮，也要被棒棍交加，打出街头巷尾，绝不容情……。换言之，在近代转型期的中国，个人单干，几乎是不存在的。不论为善或作恶，你都得有个帮。没有帮，就没有你。为着你的个人利益，为着帮的利益，乃至社区的利益、国家民族的利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都得‘识大体’，以帮的利益为首。这样，有时为着帮的事，你就不能奢言是非；相反的，你得在是非之间，睁只眼，闭只眼，‘识大体’，由它过去。这本是我民族搞中庸政治的特性，也是我们的劣根性吧。子夏说：‘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这也就是我们圣贤之教，替我们当代小节不拘的贤者开了个后门。让他们为着各自帮派的利益，作了违心之事以后，暗室三省吾身而仍自觉无愧也。这种由一群死党组织，拥护一个帮主的帮派，在民国史上就是从袁世凯的北洋系开始的。在政治运作上，它底高级的死党，便叫做‘班底’。这个名词是向在舞台上唱戏的戏班子借用的。像当时很红的梅兰芳那个班子里，萧长华、姜妙香等配角，便是梅氏的班底；梅则是他们的班主。双方相依为命，共存共荣。
政治舞台和戏剧舞台，原是一样的。大家都要有个班底。记得有一次我曾问过李宗仁先生，在国共内战最紧要的关头，为何突然飞离重庆？李说：‘在重庆全是蒋先生的班底，我怎能留在那里？’后来我又问他：‘你为什么不回台湾？你是那里的总统嘛。不回去，任人家弹劾你失职。’李说：‘我在台湾没有班底嘛。’没有班底，就不能登台唱戏。只好待在美国做寓公了。
袁世凯那台滑稽戏的演出，也是全靠个班底的。他老人家晚年，班底里的主要配角，一个个各唱其戏，他这个袁兰芳只好唱个独脚戏，就卖不了票了。
袁家班班底溯往
朋友，上述这些现象，一般官史家都不愿着墨太多，因为那实在有损于庙堂形象，著书者往往也是‘身在此山中’，不免为尊者讳。多写了，也难免与党史、国史体例有违。但是这一现象却是近代中国史上，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绝对事实啊。
所谓北洋系便是袁家班的班底。那是他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代所慢慢铸造出来的。但那为时尚早，现代化的独裁政党(包括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这时都还没有出现。大清帝国的政治制度虽已日趋崩溃，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地方政治上的回避制还是继续有效。所以后来蒋、毛二公所搞的‘党政军’一把抓的个人独裁制，还非袁之所能及。老袁只能以曾国藩、李鸿章的老办法，抓抓军。军，事实上他也不能全抓。西太后在死前，为夺其兵权，把他从北洋大臣调入军机，他也只有乖乖地交出兵权，迨西后、光绪同时死亡，以一个糊涂蛋的醇王载沣，拥一对寡妇孤儿入承大统，对老袁要报一箭之仇，袁世凯也只有抱头鼠窜而逃，不死者几希。迨朝命以足疾开缺，回籍养痾，老袁也只有磕头谢恩，跌跌爬爬而去，不敢说半个不字？这是中华帝国的制度使然。以后国共两朝，都是绝对做不到的。
可是满清大帝国的衰亡的周期已届，老袁虽按‘祖制’百分之百的交出兵权，那个腐烂的王朝却找不到一个人可以照单接收。迨武昌变起，还要优诏袁某出山平乱。这个班底便又在袁氏掌握之中了。等到他养寇逼宫，取得政权，当了总统以后，这个总统如何运作，他虽然在五千年政治传统里，找不到蓝本，对新制又茫无所知，幸好他还掌握了一个如臂使指的老班底，在新的舞台上，还是可以旧调新腔随机乱弹。(‘乱弹’也是旧剧目之一种，它杂糅众家不拘一格，随机应变，然终不出传统老套也。)迨帝制骤起，袁要恢复旧戏，而班底诸配角，乱弹已久，如今已分别弹出各自的名堂来，班主要旧调重弹，就很难号召全班了。
北洋系的窝里反
北洋系的班底的主要配角是那些人呢？简言之，从小站时期开始，文场最高领导大致以所谓‘嵩山四友’：徐世昌、李经羲、张謇、赵尔巽四人为首。此四友者，经‘朝议’虽比照汉初的‘商山四皓’，而位隆于四皓也。他们一免跪拜称臣，二赐朝服肩舆，三为入朝赐座，四锡优厚年金(二万银元)。然此四人皆不领情。最重要的是号称相国的徐太保，时任袁政府的国务卿，筹安会出现未几，徐即称病离职。其他三人亦挂冠求去，其时袁的参政院与政事堂中，原网罗有共和复辟两派，政见相反，而一致拥袁排孙的人士甚众。赵尔巽便是复辟派的领袖，总检察长罗文干则共和派之中坚也。如今两派领导者皆纷纷求去，给袁之难堪虽多，然究无直接致命之伤害。袁也就淡然处之了。但是他们在袁氏帝制中所发生的破坏力，则无法估计了。
可是武班底的窝里反，情况就更严重了。袁之真正的实力，还是他那老北洋六镇(六师)的枪杆。这个枪杆除老袁自己紧握在手，绝不放松之外，下面能代他掌握的便是所谓‘北洋三杰龙虎狗’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了。王士珍这条‘龙’，由于诸种公私原因，在军中虽声望弥高，然一直未掌握实权。迨袁有意帝制时，王事实上已告老还乡，享其儿孙之乐了。【参见上引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页七○-七二。比较晚出的一手史料，如大陆上出版的文史资料，所记亦多，不备载，详史料篇。】
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冯国璋(一八五九-一九一九)，这两个一‘虎’一‘狗’，可不一样了。袁的看家之宝的六镇之兵，都掌握在他二人手里。袁为防制他们建立私人势力，乃把他们在六镇之中，不时调动，因此段一人在六镇之中，曾历任四镇的‘统制’(师长)。袁的本意只是对其部属搞‘将不专兵’的把戏，等到他们水涨船高，段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袁的六镇班底，也都做了段的部属，使段氏在后来所谓‘北洋军阀’系统中，威望足以号令全军的第一号大军阀。
段氏，合肥人，幼年也是老淮军眷村里的产品。李鸿章的北洋武备学堂第一届毕业后，留德，并在克鲁伯兵工厂做实习生。后来为袁罗致，成为位仅次于袁的小站元老。辛亥革命时接替冯国璋为清军前敌总指挥，兼湖广总督。终于率前敌清军将领四十余人，电迫清帝退位，成为中华民国民国的开国元勋之一，闻名国际。在袁氏替孙之后，段为袁政府中最具实力的陆军总长。袁氏戡平二次革命时，段氏摄阁。帝制之初，主将军府，兼统率处，号令三军，权倾朝野，为当时中国之第一军人。但是功高震主在袁氏看来，就成为尾大不掉，乃稍削其权而引起段的反感。加以段亦以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自许，接袁氏之班，实为顺理成章之事；做袁氏之臣，那就是降志辱身了，非大丈夫所能堪也。但段显然无反袁之心，迨工杯葛而已矣。段原与袁府的‘大爷’(克定)不相容，这时克定乃乘虚而入，竟向皇父建议以王代段。袁氏误听儿言，乃命克定苦劝卧‘龙’，出山代段，并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八月底正式交接。这一来，火上加油，袁、段的关系乃发展到决裂的边缘。据松坡遗墨所示，蔡锷在潜离北京之前夕，曾与段有密谈。再据上引袁静雪的回忆，袁氏死后，遗族曾一夕数惊，因为有密报说段祺瑞要派兵来包围中南海，尽诛袁氏家人。段为此表明心迹，曾特地把老婆送来参与袁家守灵，以安袁族之心，云云。袁、段的关系发展到这种恶劣地步，袁氏帝制之失败，还需历史家多唇舌乎哉？
曹丕不好伺候
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故事，也大同小异。冯国璋，直隶(今河北)河间人。幼年家贫，曾在农村戏台上拉二胡伴唱为生。后从军，由于聪明而苦学，竟被保送军校，与段祺瑞同学。半途请假考科举，竟考中秀才。再考举人落第，乃回军校完成学业。后得机去日本，对日本兵制观察入微，乃被袁氏选拔，终成小站三杰中之‘狗’。辛亥武汉之役，总统清军第二军，攻下汉口、汉阳、后被调返北京，统率禁卫军。禁卫军者，袁氏控制北京之八三四一部队也。有此，则袁党在北京之统治基础乃大奠。二次革命时，冯又奉调南下，与张勋攻略南京。后张军因军纪不佳他调，冯乃代张为江苏将军，驻节南京。从此地灵人杰，冯遂成为威震东南的封疆大吏。民国四年初夏，冯自梁启超口中获悉袁有改变国体、实行帝制的阴谋，乃亲往北京一探究竟，袁氏乃对他有上述‘封口’之说。国璋信以为真，并为广事传播，后知被骗，乃气愤不已。因此对袁氏之背叛民国，竟不惜公开批评。弄得朝野皆知。其实冯之反对帝制的公私动机，大致与段的立场，亦不相上下。他二人除爱惜共和之外，都不无将来对袁氏接班为主的情结。而他二人对‘太子’袁克定的憎恶，冯可能有甚于段。冯竟直呼克定为曹丕，并对朋友们公开诉苦说，袁大总统如果做了皇帝，‘像这样的曹丕将来如何伺候得了’。【见恽宝惠‘谈袁克定’，载‘文史资料’总第二十六辑，页一四一。】
总之，冯、段二人，袁世凯的两大肱股也。折其一，袁氏的皇帝肯定就做不成了。两个同时罢工，袁就瘫痪了，云南起义也就是多余的了。至于黎元洪之拒绝‘武义亲王’之册封，黎虽非北洋系中人，作用不大，然黎氏究系副总统，反袁形象，也是有其一定影响的。但是还是毛主席说得好，坏东西不打不倒。没个云南起义这么轰轰烈烈的来一下，袁世凯可能还不会立刻倒毙，有袁在，帝制的闹剧伊于胡底，就谁也不能胡说了。
下面再谈谈蔡锷、唐继尧和他们的云南起义。
头角峥嵘的蔡锷
蔡锷(一八八二-一九一六)，湖南宝庆人，其家庭背景，说者异辞。云南文史资料说他家贫，‘父为打铁工人’【见选辑第十辑，页九】，不太可信，因为他在十三岁就考中了秀才，简直和他的老师梁启超差不多(梁成秀才时十二岁)，但他和他老师康有为一样，乡试落第，未能‘中举’，因而跑到长沙去进当时最时髦的‘时务学堂’，做了梁启超和谭嗣同的学生，时为戊戌前一年，蔡十五岁，梁二十四岁。名师高徒，是民国史上少有的佳话。打铁工之子，似不能有此造化也。哥大所编的民国名人传，说他是富农之子，我则说他和毛泽东、刘少奇一样，是中小地主之子，大致差不多。戊戌后，蔡锷曾在上海进南洋公学，又东渡日本，一九○○年曾回国参加唐才常起义，再回日本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与蒋百里同班，一九○四年毕业于士官学校骑兵科。蔡留日期间与梁启超往返甚密，并为新民丛报撰稿，可说是头角峥嵘、文武兼资。那时中国留日学生数万人，十九都在东京一带鬼混。像蔡锷这样的货真价实的留学生，实在少之又少，所以他一旦回国便为新政各界争取的对象。
蔡锷于一九○四年在日本学成返乡，在端方之下做了一阵高级教官和参谋之后，便被广西巡抚李经羲所罗致，去广西一住六年。他在广西最值得一提的工作，便是当李宗仁将军的母校的广西陆军小学的总办了。善于说故事的李公真把他早年所最崇拜的校长，说成高不可攀的‘飞将军’。他说，蔡总办的骑马，可不是翻鞍上马啊。他是从马后起跑，以跳木马的方式，纵身飞跃，骑上马背啊(李宗仁那时还不知道蔡锷是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的)。李宗仁纵使最崇拜蔡锷，最后他还是要参加个‘驱蔡’的学潮，把蔡锷赶出广西。因为，据他说，当时湖南人搞‘以邻为壑’，把广西当成了湖南的殖民地，所以非驱蔡不可。【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三章。】
广西人驱蔡，蔡却因祸得福。因为这时李经羲升任云贵总督，乃顺便把蔡锷带到云南去了。在云南，他不只是在‘云南讲武堂’做兼任教官，教了个伟大的学生-─中国红军之父的朱德，并写了一部后来蒋介石也为之手不释卷的‘曾胡治兵语录’，更重要的是当上了一位实际带兵官─-中国陆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的协统(旅长)。在他底三十七协里，他并且引进了大批留日士官毕业的晚期学弟，作为自己的班底。【参见哥大和刘绍唐所编的各种中西文蔡锷传记。】
蔡唐之间的微妙关系
笔者前章已交代过，袁世凯在他的班底六镇之中，是不用日本留学生的，因为留日的陆军学生，泰半都是同盟会的会员的缘故。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未尝加入过同盟会，但是他和黄兴却因同乡的关系，而有莫逆的私交；也由于黄的关系，蔡和同盟会也拉得很紧。如今在他的三十七协里，竟然有一个标统(团长)，和六个管带(营长)，是比他晚期的士官学校学弟，其中六管带之一便是云南东川出生、日本士官学校炮科六期毕业的学弟唐继尧(一八八一-一九二七)。唐比蔡大一岁，但是在学历上，蔡却是比唐高三届的学长；在官阶上，蔡(旅长)更是比唐(营长)高三级的顶头上司。在他们那个时代，不论是在日本或是在中国，官场都是阶级森严的，所以蔡对唐是可以颐指气使的，而唐对蔡则是必恭必敬的。这就是他们在辛亥前后的个人关系。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昆明，蔡是当时云南最大的实力派，召集全体干部密议之后，蔡被公推为革命政权的云南都督，云南就在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阴历九月九日)，向清廷宣布独立了。既独立矣，蔡都督坐镇昆明，一支由唐继尧率领，以同盟会员为骨干的北伐革命军，就从云南攻入贵州。贵阳既克，云南蔡都督乃向南京的革命政府力荐唐继尧出任贵州都督。半年之前，唐某还只是滇军里小小的管带(营长)，一夕之间，连升四级，如今竟能与名重四海的蔡都督平起平坐，非松坡何以致此？唐对他的老长官、老学长的感激之情岂待细说？
松坡进京，蓂赓返滇
可是蔡对唐之恩高德厚，犹不止于此也。蔡锷之志不在云南一隅也。蔡原是个光芒四射的全国性人物，再加个名重四海的老师，狂为吹嘘，进步党人群抬轿，革命党人拼命拉拢，松坡也早已名扬海内。清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北洋军举行有名的‘彰德会操’时，袁为阅兵大臣，蔡锷亦被指派为审判员，就颇为袁氏看重，而隐有选拔之意。迨袁氏企图称帝之时，袁嫌北洋诸将，尤其是自己的老班底──一虎一狗，‘暮气太重’。段祺瑞身为陆军总长，对部内政务，一问三不知。冯国璋方面大员，公书鞅掌，每晨高卧至十二时，犹在床上，成何体统？所以他要毁军练军，成立‘模范团’，训练新军，一反老北洋系不用留日陆军学生之往例，来重用士官生，以消除暮气。他心目中所看重的就是蔡锷。蔡锷师徒为此亦颇感袁氏这个老伯乐的知遇，而颇有投效之心。因此梁、蔡师徒都认为蔡某非池中物，不应久困边囤，而急于离开云南。但是云南黑金(当时所谓‘云土’)遍地，富庶侪于江浙，地接异国，可进可退，此一绝佳地盘，岂可轻弃，因此他们认为蔡氏这个飞天之龙一去，云南就应由唐某这个地之头蛇接长，才属万全。如此经梁氏之党，在袁的面前一再说项的结果，终于得到袁的默契，将蔡氏调回其母省湖南，蔡之原缺，由唐继尧返滇接长。消息一出，蔡、唐两方固然皆大欢喜，而云南省内却引起了小小的茶壶之内的风波，盖省内固不乏野心家也。因此拒唐、迎唐两派在昆明街头难免就剑拔弩张了。所幸离职将军犹在省内，余威未减，经过蔡将军一阵吆喝，反对派销声匿迹，唐继尧回滇，也就和平接班了。【大陆出版的‘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就收集有两派遗老各说各话的回忆凡四十一篇之多，可读性甚高。至于可信度如何，那就看读者本人的火候了。】
由唐领衔发动的云南起义
可是当蔡锷于民二(一九一三)夏季，二次革命刚落幕时回到北京，却发现袁氏并无意要他还湘出长方面，相反的却饵以高位(陆军总长或参谋总长以替段)，以待机。为此袁亦未始不具诚心。盖从袁的角度看来，若践前诺，调蔡锷长湖南，只是于心腹地区另添一‘藩镇’。二次革命后，袁好不容易去掉个谭延闿，怎能再换上一个更厉害的跋扈将军蔡锷？但蔡毕竟是个人才。在没有枪杆、没有地盘的条件之下，量材而器使之，未始不是有功国族的槃槃大才也。不幸当时北洋系的确暮气已深，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早成绝物，忽然飞下来的‘空降部队’(国民党部队中的巧言，意思是由中央忽然派下的光杆儿指挥官)，就着陆无所了。蔡君留京三年，干了个他一窍不通的经界局督办，怨声叹气，最后还要找个妓女小凤仙来打掩护才潜出藩篱。谁知这个美的掩护，对个英俊多情的青年将军，也不是好玩的。他后来丧命的喉疾，竟被误诊为花柳，而患者亦自信不疑，是否即因为庸医所误，而使一代英豪，不永其年？读史者悲之也。此是后话。
总之，当蔡锷溜出北京，经日本、安南，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转返昆明时，他师徒的原计画，是由蔡锷从唐继尧手中拿回云南都督一职，然后统率当年旧部，网罗各界反袁分子，重建云南为根据地，以与袁姓皇帝作长期之决斗的。可是蔡氏行装甫卸，便已看出今日云南的主客形势，以非复当年。今日之唐将军已非三四年前之唐管带(营长)。他今日只身来滇，只是洪宪王朝通缉待捕的捕逃犯，而非当年西南一人之蔡都督矣。他若能以三寸不烂之舌，说动现将军首义讨袁，或有可行；若不知轻重，以老长官自居，发号施令，那就自贻伊威，寸步难行了。为此蔡在给梁的电报中，即隐约言之。梁氏聪明人毋待明言，亦不能明言也。自此蔡在昆明即以拥唐为务，因此旧友共事，建军讨袁，也颇为融洽。
此时海内外反袁人士如民党之李烈钧(唐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等)，都麕集昆明，在唐继尧领衔之下乃于十二月二十二日电袁世凯，要求其取消帝制，并以死刑惩罚帝制派祸首杨度等十三人。限袁氏于二十四小时之内公开答覆。限时答覆未到，原领衔人唐、蔡、李等乃于二十五日召集群众大会，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群众闻讯，立时欢声雷动，列队街头，游行示威，一发不可收拾，一个全国性的反袁大起义，便在昆明街头正式的展开了。【史料参见同上各书】
云南的三路护国军
接着在云南的原班领导人，发动组织讨袁护国军，共有三个军，分路出师北伐。他们议定，由蔡锷统率第一军，分三个梯团，六个支队，号称九千人【见李新、李宗一合著之中华民国史，其它史书有说实数不过三千上下，总数约五六千人，或较近史实也】，首先出发，直上四川，分向叙州、泸州、重庆三个目标前进，今且将第一军的统兵将领，列表如下：总司令蔡锷(参谋长罗佩金)
第一梯团长：刘云峰
第一支队长：邓泰中
第二支队长：杨蓁
第二梯团长：赵又新
第三支队长：董鸿勋
第四支队长：何海清
第三梯团长：顾品珍
第五支队长：禄国藩
第六支队长：朱德
蔡锷的第一军，基本上是步兵，加一个骑奇连，和若干重武器和轻重机枪，少量弹药，裹二月粮饷，于民四年底，民五月初，分批出发北上，人数虽少，倒也十分悲壮。
护国第二军由李烈钧统率，李之下有两个梯团，四个支队。两个梯团长分别是张开儒和方声涛。二军作战路线是东出两广，北上湘赣与一军会师长江。二军东出之时，曾沿途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散兵游勇被裹胁一空。下级军官之中，后来扶摇直上，成为国民党军之中坚者，指不胜屈。李宗仁当时本已弃武从文，在一所中学之内，当个待遇优厚的体操教员，颇为满足。不意护国战起，他再度投笔从戎，在张开儒梯团中‘炒起排骨’(当排长)来了。
我曾问过李德公，待遇优厚的中学教师，那里不如一个稍息立正的小排长呢？‘啊，’他说，‘我是个职业军人，自当在军中求出路嘛。’我又问他为何一定要反对袁世凯做皇帝？李公说，他们那批‘小排骨’，还管什么‘皇帝不皇帝？共和不共和？’，反正当军人就要打仗就是了。这是护国军中的‘小排骨’当时对内战的观念。我想当时在袁军之中的‘小排骨们’，思想也不会是两样的。‘排骨’的思想尚且如此，则他们之下的‘两脚规’(画圆圈用的小仪器通称圆规，或两脚规，因其造型颇像出操的小士兵。故被排骨们当作小兵的代名词)对内战的认识如何，就不需多加解释了。语云一将成功万骨枯，枯的都是这些‘小排骨’、‘小两脚规’；啥共和？啥帝制？他们死掉做鬼也不关心啊。当年我替李公写‘口述自传’，我劝他对护国战争这段经历，团长以上的大战略，少谈不为过。‘炒排骨的故事’则多多益善，因为那才是一般历史家所不知道的，也不屑知道的护国战争中真正的历史啊！【读者可参阅李宗仁回忆录的六、七两章。】
护国第三军也有四至六个支队，由唐继尧指挥，留守云南基地。
三军无主的护国战争
护国风气一出，兵来将挡，袁政府也立拨曹锟、张敬尧两军和冯玉祥一旅入川抵御。其实蔡锷这区区数千之众，间关千里，翻山越岭而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对付蔡锷，袁军毋须作战，只要据险防守数月，蔡军里无粮饷，外无救兵，饿也饿死了，会不战自溃也。
原来蔡锷犯蜀这个计画，是他们梁蔡师徒远在天津便已拟定了的。他们原意本是在控制云南之后，用云南全部军力民力，倾巢而出，一举占领四川全省。然后再发动四川全部军民力量，北出祈山，东下三峡，直入中原，北上幽燕，把老袁小袁一举打垮。他师徒这项战略，原甚周详，谁知它第一步(占领云南的计画)，就未能实现。这计画只是一个湖南佬和一个广东佬，一厢情愿所拟订的。在这区域主义已迅速抬头的中华民国里，其难于执行，是不待蓍龟的(且看今日台湾)。如今蔡锷以数千羸卒，裹二月之粮，北犯巴蜀万重之山，意欲何为？蜀人纵开门揖盗，你数千烂兵，又能盗得几许？所以蔡锷伐蜀的关键便是唐继尧的大力后援，谁知唐氏把蔡送上征途之后，便再无一弹之增，一斗之济。他二人的关系何以一寒至此？卫唐卫蔡之士，一百年来就各为其主了。
吾人治史，笔则笔之，削则削之，不为两方师爷作注也。但我们大致可以说，两方皆在闹情绪；皆为情绪所累。也不会太错。君不见他们护国三军之中，竟然没个主帅。三军函电来往，悉用‘咨文’。咨者，彼此不分上下，绝对平等之谓也。这在自号‘东大陆主人’的唐氏看来，云南是吾土吾民，尔等远来就食，自当客随主便，反帝抗袁，总应以我为尊。衣我之衣，食我之食，还要骑我头上，未免太不自量力矣。要我接济，磕头来请。可是从蔡锷立场来看，哼，尔唐蓂赓之有今日，不知饮水思源，还要恩将仇报哉【见上节故事】？嗟来之食，丈夫不屑；反主为奴，焉有此理？何况反帝抗袁是为全民伸张正义，为此反要丧志辱身，服侍小人，情何以堪？朋友，读者，你说他二人都对？都不对？总之，他二人这样一闹情绪就三军无主了。在近现代中国的军事史上，哪一支军队，没个上级呢？有之，就是这三支护国大军了。虽然他们后来于民五五月初旬【见下表】也在肇庆组了一个‘两广都师令部’，选岑春煊为都师令司梁启超为都参谋，企图先把两广的护国军统一起来。接着又设立了一个‘护国军军务院’，选唐继尧为抚军长，这显然又是梁启超这个聪明人，亡羊补牢的办法，然为时已晚；这个新建制，徒徒把中华民国政府，一分为二，搞出个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府’来，它本身未发生任何作用，中国近代史就进入‘后袁世凯时代’军阀乱政的阶段了。
以上所述，只是举一个当国者的情绪影响行为，行为又影响政治的小例子。更大的问题还多着呢。本篇限于篇幅，就不能继续追根了。
泡沫战争的顺利收场
所以蔡锷的伐蜀实在是个泡沫战争，脆弱之极，所好的他底对方也是如此。曹锟、张敬尧、冯玉祥，乃至其他的袁党中人，如湖南的汤芗铭、四川的阵宦、陜西的陈树藩也是如此。他们何厚于帝制？又何薄于共和呢？对他们来说，生存(survival)才是真理。例如汤芗铭这个湖北人做了湖南将军，为着报效袁公，他在湖南乱杀民党，如今湖南人要向他收复失地，讨回公道，袁党又无法保护他，那么汤氏的自全之道，就只有加入民军，宣布湖南独立，美国人所谓搞不过他就加入他(Ifyou ck him,join him)，此之谓也。陈宦在四川亦复如此。蔡锷之兵近在咫尺，相互砍杀，两败俱伤，而一无是处，加以袁在此时，民心全失，蔡锷与陈个人亦无宿怨，罢兵言好，生民同庆，何乐不为。最重要的还是袁氏鞭长莫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袁对他私谊虽恩重如山，他在此时放下屠刀，又何负于袁呢？所以陈蔡双方在川南搞拉锯战，不二回合，两方就私通款曲，言归于好了。云南后方唐某拒发补给，蔡索性把两个支队拨归陈氏指挥以就食，血浓于水，有何不好呢？
三十多年过去了，国共内战，旧戏重演。傅作义在北平与林彪搞和平解放，至少保存了个文化古都不受糜烂。你说傅氏是里通外国，晚节不保？据说蒋老总统败退台湾之后，检讨战局，发现四百万大军，兵败如山倒，而军人战败‘殉节者’却寥寥无几，因曾痛恨‘武德’不修，人心败坏，而痛心疾首，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不患不知人，患不己知也’。袁世凯当年正是如此。
从非袁不可到非段不可
可是在袁生命最后的月日里，他似乎对自己热中帝制，误信小人，也有深度的忏悔，第一他显然认识到他对日本的估计是个绝大的错误，当此欧战正烈之时，他这个‘欧美派’，纵使内无反侧，一个日本的外在反对，也足够使他的皇帝之梦化为乌有的。克定伪造的顺天时报，欺父误国的影响，是无法挽回了。唯一的补救之道，就只有人死病根断，撤销帝制。
云南起义的爆发，和它所引起的骨牌效应，在偌大的中国，顾此失彼，他也是无法应付的。因此当袁军与蔡军在川南拉锯，各有胜负之时，他就决心把帝制叫停了。三月二十二日袁氏正式撤销帝制之后，在各方要求连总统一道退位的叫嚣声中，烂摊子如何收拾？袁氏此时已是个绝对的孤家寡人和独夫。积劳成疾，已重病在身。有关军国大事，那些帝制派的喽啰，什么六君子杨度等人，和十三太保的段芝贵等，都上不得台盘。内安反侧，外和强邻，军事政治一把抓，就非老段不可了。所幸段祺瑞颇识大体，三月二十二日，出任参谋总长；经过一个月的周旋，四月二十二日乃拜相组阁。但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各方叫嚣，正此起彼落，省县独立，也接二连三。南方独立诸省，在护国军军务院成立之后，对袁氏下野之要求，更趋激烈。五月十七日在冯国璋与张勋联合邀请之下，尚未独立的十七省各派代表会议于南京，各省虽仍效忠枢府，尊重元戎，但奉劝息肩荣休，则是多数之决议。纵是有举足轻重，一言九鼎的‘义婿四哥’【袁家幼年子女多呼冯国璋夫人为四姐，国璋为四哥，见袁静雪忆父文】，也不避嫌疑，迭电劝退，其他来自全国各地的劝退、迫退、乞退，乃至斥退的函电，则日夜不绝，衰病残年，何堪对此。袁氏自知不起，在六月六日，昏厥复苏之后，微息微叹之间，向榻畔侍疾的徐世昌说，‘他害了我。’此‘他’是谁？就永无定论了，袁氏一死，全局皆松，中国就是另一个面貌了。
袁公我民国史上之开卷英雄也。然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有之，或自不才始也。细评之，关系篇幅，有待专论。三言两语带过，则袁世凯，我国近代社会政治转型期中，不幸的当国者之一也。我国近代从极高度，甚或是已入化境的帝国制度，要转入一个超英越美的，国家社会两得其平的，后西方民主制度(Post Western Democracy)。则此项转变，非有两百年以上之慢慢磨炼不为功。袁世凯之当国则正值此一转型的开辟时期，而他又天生是个‘治世能臣，乱世奸雄’底曹操型的人物，主观的个性，和客观历史发展的轨迹，两者凿柄不投，怎能不粉身碎骨呢？凿柄不投是普遍现象，袁氏则较甚于他例而已，无足怪也。今只略言其抽象部门，具体例证，当另作别论。
今且把护国战争期间的大事，排列个时间表如下，以便读者一目了然也。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十二月十三日-袁世凯接受‘推戴’，决心做皇帝
十五日-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不受
二十日-申令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
二十一日-册封冯国璋、段芝贵、唐继尧、阎锡山、曹锟、靳云鹏、朱庆澜、刘显世、许世英、卢永祥等四十余人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二十五日-云南宣布独立；唐继尧、蔡锷等领衔；组护国军讨袁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
一月十九日-日本警告；延缓帝制二十七日-贵州独立；刘显世领衔
二月 十七日-外国公使团访外交部关心中国内战
三月 十三日-广西独立；陆荣廷领衔
二十二日-袁撤销帝制；起用段祺瑞为参谋总长
三十一日-四川将军有意倒袁，与蔡锷军停战
四月六日-广东被迫独立；龙济光领衔
十二日-浙江被迫独立；都督屈映光
十七日─冯国璋、张勋提‘调停办法八件’
二十二日-段祺瑞出任国务卿，组新内阁
二十六日-冯国璋电劝袁下野
五月一日‘两广都司令部’成立于肇庆；都司令岑春煊，都参谋梁启超
八日-‘护国军军务院’成立于肇庆；抚军长唐继尧，岑春煊代；是为近现代中国‘一国两府’之始
九日-陜西独立；陈树藩领衔
十七日-‘南京会议’，冯国璋、张勋策画，十七省代表参加
十八日-国民党领袖陈其美被刺于上海
二十二日-四川独立；都督陈宦
二十九日-湖南独立；都督汤芗铭
六月 六日-袁世凯病死，虚龄五十八岁
七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
记一失足的帝王梦
在本世纪之末，我们平心静气，摒除近百年来所积存的成见，并以近十余年来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所开放出来的视野与史料，再来回看世纪之初的纷纷扰扰，在比较史学的法则之下，我们难免也有一番觉今是而昨非的检讨。就以袁世凯来说吧，笔者始自孩提，可说就未读过一本对袁氏有正面评价之书。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我个人对袁氏的议论，也可说是从全盘否定开始的。但是在忧患余生中，历经国破家亡，家破人亡，和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之后，霜晨月夕，闭目沉思，再佐以读破千卷史书的分析，余终觉人类也只是脊椎动物之一种，圣贤禽兽之分，那有若斯之绝对哉？从不同角度观之，禽兽圣贤往往却适得其反也。天何言哉？
笔者不学，在史学中与袁某纠缠，所读不下数百万言，近年述而作之，盖亦在十万以上。袁世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语云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将货比货，吾为袁世凯悲，亦如余之为汪精卫惜也。二人一为‘能臣’，一为‘才士’，均有足多者。小节出入，纵有可议，皆无伤传世之名。二人之错，错在晚节，错在一念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一为曹操，一为张邦昌，就遗臭万年了。汪精卫之失足，实由于身边那个才胜于德，做宰相大梦，而生就汉奸胚子的周佛海，联合汪氏泼辣褊狭的老婆陈璧君，而拖其下水，有以致之。袁世凯之失足，则由于他身边，那个才德不称，也做其宰相大梦，对现代政治知识实无所知而恃才傲物的杨度，联合袁氏那位浑球‘太子’、欺父误国的袁克定，把老头子拖下粪坑，其失足情况，与汪氏如出一辙也……。袁家骝教授向我叹息，说：‘实在是怪我的大伯父。’袁氏称帝，克定确是个关键人物。克定除私人野心之外，别无足述，而其人又无行。睌年竟以好‘男宠’而破产破家，贫困以终。项城一代枭雄.而败在这么个败类的儿子之手，也真是窝囊之极。杨度此人则自高自大，始共和，中帝制，晚年竟然加入了共党。亦见其为人与思想之反覆无常，而心比天高，囗若悬河，己且不知，何能教人？袁氏为这种ThinkTank所误，不败何待？然士君子为政，治国安邦，自应有其立身从政的原则与主见，而曰为小人所误，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在一个伟大而复杂的历史转型期中，袁公在智才德三方面的主观条件，与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客观条件，无一相侔，怎能不失败呢？思之可叹。
古德诺的一阵东风
上篇已简略言之，袁世凯斗垮了国民党之后，改组了官制，修改了约法，重订了大总统选举法，把自己推上既可传子，亦可传妻的终身大总统之后，事实上已经是一代帝王了。所差者就只是一顶皇冠和一个帝王名号就是了。真是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想不到这阵东风，竟从太平洋的彼岸吹来，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 Professor Frank J. Goodnow， 1859─1939 )，竟适时的提出了一篇‘帝制优于共和’的宏论。这一下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袁总统就真的订制龙袍、雕嵌宝座，要做起皇帝来了。
古德诺仁兄是怎么回事呢？古氏那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长、美国政治学会的创议人、当代世界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也是现代中国国际法的重要启蒙导师之一的顾维钧的博士导师。我国辛亥革命之后，传统的‘王法’，开始向西方现代的‘民法’转型，而自己无信心，乃向欧美和日本借才作顾问，便请到了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有贺对西方法学究有多大火候，暂不管他；古德诺倒的确是个权威，在纯学理上说，他对这个‘顾问’( advisor )之职，胜任愉快，那是没得话说的。他是个第一流的政治学博士生的导师，但是做起转型期中、动乱中国的政治(注意不是政治学)顾问，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国古语说，‘文章不与政事同’，正是这话。他来中国所发生的影响，不在象牙之塔内的‘政治学’，而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实际‘政治斗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古氏之来华，根据中美官书，是通过‘卡内基万国和平基金会’( Carnegie Edn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介绍而来的。但是实际介绍人，我怀疑是他在哥大所教过的大弟子顾维钧(1887─1985)。敲边鼓的则是顾的莫逆好友王宠惠(1881─1958)。王是民国第一、二、三届内阁中，耶鲁出身的最年轻的外交总长和司法总长，时年才三十挂边。顾维钧时任袁世凯的机要秘书，为袁之心腹，才二十五岁。我曾以此事面询顾氏，他是否是古某的介绍人，顾公微笑不答，但也没有否认，只说袁做皇帝时，他已在华盛顿做驻美公使了，未用过‘洪宪’年号呢。
哥大校长巴特勒( Nicholas M. Butler )那时是卡内基基金会的主席。根据哥大所存该基金会的史料，中国政府所想聘请的顾问，要是个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这一点却把我的老友、卫立煌将军的东床快婿，和研究古德诺问题最深入的专家──郅玉汝教授弄糊涂掉了。在郅兄看来，要研究制宪，就应向实行宪政最成功的英美学习嘛。为什么向把宪政弄得乱七八糟的法国学习呢？回答这个古怪的问题，所牵涉到的就不是‘政治学’，而是实际的‘政治斗争’了。
不学美国.改学法国
笔者在前章里就曾提过，辛亥前后革命党人所追求的原是个‘美国模式’的总统制嘛。但是在孙、袁交递时，革命党人(尤其是宋教仁)为怕新总统袁世凯弄权，在‘临时约法’里，乃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那时实行内阁制最先进的两个国家，就只有英法两国了。但是英国所搞的是‘君主立宪’；法国所搞的则是‘共和立宪’。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原是戊戌变法时，保皇党康、梁所借用的蓝本，不应再用。则革命党人今日所要学习的就只有个法国式的‘共和立宪’了，所以那时中国政府所要聘请的是一位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了。【参见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六十八次学术讨论会纪录抽印本，郅玉汝先生主讲‘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民国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四月二十七日，于台北国父纪念馆，页一二八。】
再者，那时能向国外聘请宪法专家的权在总统府的‘法制局’，而不在‘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先采用总统制，后改内阁制的‘民元约法’，原是宋教仁于一夜之间草拟出来的。宋又是第一任法制局的局长，后虽升任农林总长，他和法制局，乃至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关系，仍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在二次革命前的孙、袁蜜月期，袁在韬光养晦，蓄势待发，在实际政务上采取的是低姿态，雇一员外国专家的小事，不在他的伤脑筋之列。所以才有‘自美国大学教员中延聘其精通宪政法例，并专熟法兰西共和宪法者一员，充任政府法律顾问，并襄办宪法编定事宜’的安排【见同上影印合约原件】。
不幸古顾问应聘还未到职，宋氏已遇剌而含恨九泉矣。可是这种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则非来自象牙之塔里的美国书呆子古德诺，所能深入掌握的了。
古德诺其人其事
古德诺出生于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年五十四岁，这时在哥大教书已整整的教了三十年。在象牙之塔内，目不窥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案前书(那时的哥大校园还是纽约郊区，晨边高地，森林茂密，狐鹿成群，是个静修治学的圣地，与今日的嘈杂，迥若霄壤。)，古某是个不折不扣的满腹诗书、胸无城府的夫子，拿了两万五千银元(无税的年薪)，当时的美金一万三千六百元，其购买力约合今日三十万美元有奇，加上高车驷马，婢仆保镳，真是飞向枝头作凤凰，文章有价。他自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若论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历史家秉笔书之，都可说是第一流的。
古德诺与中国政府签订的是三年合约。但是他实际在华服务，却分成两段。古氏夫妇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达北京，晋见袁总统。然古氏在华全时服务未及一年，便双喜临门。美国的约翰霍浦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竟寄来聘书，聘为校长。经商请北京同意，古氏乃于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新职。其在华顾问事务，则由卡氏基金会委人代理，仍由古氏遥领之。因此在一九一五年夏季，乘暑假之便，古氏于七月中二度莅华，为时六周。因此古氏在华全时服务，不过一年半载。不幸的是，这一年半载，却是中国试行共和政体的关键时刻。以古某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他底片言只字，对中国政治所发生的影窨，都是无法估计的了。
总统制的辩护士
上节已言之，古氏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达北京时，正值宋教仁被刺(三月二十日)，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三月二十五日)，紧锣密鼓，督促三省都督起兵讨袁；袁亦调大兵南下，志在削藩，南北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更不幸的是，古德诺正是生长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拜拜’。很自然的将美作华，他就站在北方林肯总统的一边，而视南方所发动的二次独立为应该被镇压的动乱了【见哥大存档，古致哥大校长巴特勒的多封私函中所表示的态度；上引郅文亦有节录】。
再从纯学理出发，古氏也认为当时由国民党议员所控制的国会，抓权太甚，有损于共和政体中‘三权分立’的平衡；因为对当时正在使用中的‘临时约法’，和正在制定之中的‘天坛宪法’，都是采取法国式的内阁制。古氏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是个大国，乱源甚多，中央行政管理，应该强而有力。因此他也于天坛宪草之外，另替中国拟了一份古氏宪草，主张中国应采取总统制，中国总统在行政权力上，应该超过当时在位的美国总统。
此一古氏宪草的英文稿，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曾保存有两套原著。笔者服务哥大期间(一九五二──一九七二)，曾不时取出在教室传观。今次为撰写本篇，曾再往原馆查阅，其书卡犹存(书号分别为 B342.511 C44 及 441)而两书皆佚。遍询上下负责人，皆不知所终，为之痛恨不已。所幸此稿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尚存有一份；美国国务院外交文书中亦有复印本【见U.S.D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4。pp.42─51。】可供参阅。
此外，更使他反感的，则是那些在国会之内，担任宪法起草委员的党人，党派偏见( partisan )太深，他们不但在宪法上写定，内阁向众议院负责(见‘天坛宪法’第八十一条)，纵在国会休会期间，他们还要保存个‘国会委员会’，以代行国会职权(第五章各条)；对行政部门作常年不断的监控。这一来不但把‘三权分立制’，变成了一权独大的‘国会独裁制’，那个与国会平行的‘大总统’，也就变成个橡皮图章了。(等于是后来国民党政权中，汪、蒋合作时期的林主席；和在共产党政权中作橡皮图章的人大委员长。)古氏认为这种立法权( Legislative Power )，侵犯行政权( Executive Power )的建制，也是民主政治中史无前例的，和不应该存在的。袁世凯显然是受古氏评语的影响，在‘天坛宪法’经国会通过后，未出四天，袁氏便于十一月四日下令解散国民党，国会也就随之瘫痪了【参见上引郅玉汝讲稿页三四──一三五】。
【笔者附注：此事在美国宪法史上，亦数见不鲜。在笔者撰写本稿期间，一件柯林顿大总统绯闻案，正把美国朝野，弄得天翻地覆。笔者不学，由于个人治学上的兴趣，曾把这宗宪法纠纷，从开头就跟踪到底。这位生就帅哥而好色的柯大总统，由于行为不端，偷鸡摸狗，被国会内的右翼共和党卯上了。他们借口总统在大陪审团之前说谎和作伪证，犯下宪法规定应受弹劾的重罪，要赶他下台。其实此案从头到尾，只是一桩三权分立的政府之内，立法与司法部门勾结，打压行政部门的无烟内战。话说从头，是七十年代水门案之后，国会中人认为总统权力太大，为防制将来的总统再越权，乃拨下钜额预算，设立一个独立检察官，专门监督总统和最高级官员的不法行为……。这就是我们孙文主义里面的监察院，和美国立国哲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实验主义，也是邓小平‘黑猫白猫’哲学，在政治上的实际而有效的运用。不幸近二十年来，风向右吹，最高法院、国曾，和独立检察官.都被极右翼的保守政客所把持。他们对一个民主党左翼而有十分民望的总统的社会和外交政策，早就深恶痛绝，而无如之何。正好这位帅哥西门大总统，又好色过度，就被独立检察官史达捉了奸。共和党和它的极右翼联盟，乃以此为借口，来把这倾向自由主义的总统，斗垮、斗臭。史达的权力，本极有限，要查明享有特权，而夫人又着意维护的好色总统，婚外奸情，原属不易。谁知这个为极右势力盘据的最高法院，不顾国家荣辱，和宪政原则，竟与史达通力合作，赋与史达一切权力，把总统奸情，查得须眉毕露；也把自己国家的元首，变成全世界媒体上所共赏的西门庆，成何体统。如今更让众院投票政客，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一个美国潘金莲的亵衣之内，并将这位淫荡的莫妮卡，捧上千万富婆的宝座，向全国青年女子散放毒素，也太不成话了……。简言之，这也是民主国家三权失调的政治斗争中，走火入魔的怪现象。不过吃一堑，长一智，今后那个独立检察官的偌大权力，肯定是不会再有了。这就是美国的立国哲学 Pragmatism (实验主义)利弊之所在的具体表现。当年在中国大力推荐实验主义的胡适老师，实未尝参透也。盖实验主义一定要有个有‘定型’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为基础，始能搞‘一点一滴的改革’。美国今日这个‘独立检察官’之存废，和两党在绯闻案中的斗争，若没个有定型的法治民主的社会为基础，那就要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人头滚滚了。姑引目前这段时事，来帮助说明，在我国民国初年，民主学步初期，政治转型过程中，那桩画虎不成的小插曲。关于近年美国极右翼保守主义之滥觞，及其对美国政治社会之影响，下列论文，颇堪一读： Andrew Sullivan，“ Going Down Screaming”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 11， 1998. pp. 46ff. 】
长话短说，古德诺在华的一年半载，正值中国政坛，总统制与内阁制争辩最烈之时；也正是袁总统与国民党拔刀相见之时，而古教授的适时出现，无意中也就变成总统制最有力的辩护人( defender )。既然代表总统制的是袁大总统，而代表内阁制的是国民党，在这场南北战争中，在国民党和亲国民党的社团看来，古德诺很自然的便被看成袁世凯的‘魔鬼辩护士’；而在袁氏和亲袁的政团里，古氏很自然的也就变成总统派(和后来的帝制派)的最有力的理论‘中坚’。因此在二次革命结束之后，袁氏所推动的一系列的变法改制，如上篇所述的新的‘大总统选举法’、‘解散国民党训令’、‘停止国会议员职权’、‘废弃天坛宪法’、‘增修临时约法’、‘颁布新约法’、‘实行一院制’、‘废除内阁制’和‘总统世袭制’等独裁政策的推动，古氏的理论，纵无决定性的影响，至少也是被袁派引为借口的，尤其是一院制‘新约法’的颁布，古氏且以吾道得行，引以为慰呢。【古氏于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校长新职，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曾出席在纽约举行的政治学会年会，作主题演说( Keynote speech )时，即以当时的中国的宪政改革为题，对‘中华民国约法’(新约法)推崇备至。汉译讲辞全文见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九三九─九四五，原存顾维均私档；英文原稿见美国政治科学院所发行一九一四年年刊；摘要见十一月二十日，纽约时报： Dr. Goodnow Speaks on Birth of Chinese Republic at Dinner of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虽然古某也一再坚持，他对中国国体和政体的建议( advice )，是从纯学理的立场出发的，但是总统派(和后来的帝制派)则对他的‘纯学理’毫无兴趣。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古顾问对‘总统制’和‘中央集权制’的大力宣传。为将来实行帝制铺路，使这位来自美国的权威教授，变成中国未来皇帝的‘御用文人’，而古氏由于初临东土，对诡谲的中国政坛，毫无认识，乃被无辜的卷入中国的臭酱缸，作帝制派的替罪羔羊，几至不能自拔。其被栽赃，栽得最惨，而百口莫辩的，则是他那篇著名的所谓‘帝制优于共和论’了。
‘帝制乎？共和乎？’的英文原著
原来当古德诺于一九一五年七月第二次来华时，正值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完全结束，袁政府大难不死，外患稍纾，喘息方定，乃又回头为内政国体，重作旧梦。当初曾力主中央集权的古德诺顾问，既然适时归来，袁大总统乃纡尊降贵，请古顾问就以评议‘天坛宪法’为题，就世界各国现时所采行的国体，一评共和政体与帝制政体之优劣，以为袁氏本人，以及中国推行宪政前途之参考。这本是古某在二次来华之前早有心理准备的暑期作业，万里归来，所为何事？因此乃尽展所学，为袁总统上了一篇万言条陈，以报知遇。古氏这件备忘录是专为雇主袁大总统撰写的‘密件’，以供袁氏个人参考的。不意此文后来竟为袁党汉译为‘共和与君主论’，文中并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发交华文媒体广为宣传，它就变成杨度等人所组织的推行帝制的‘筹安会’的圣经了。后来袁氏帝制不成，身败名裂而死，遗臭后世。古氏因之也颇蒙恶名，有人甚至怀疑他受贿执笔，使古老头跳到黄河洗不凊，他本来在美国政坛也是宦途似锦，竟因此一败笔，而前功尽弃。原来在古氏出任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校长之时，声望之隆，原不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之下，共和党固有意提名古德诺为总统候选人，与威尔逊一争高下也。不幸古校长竟因‘助袁称帝’之嫌疑被黜，使他合恨终生，也真是无妄之灾。
笔者抗战期间在重庆读大学之时，即颇思一读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之原著，以见其真相。无奈战时大后方无此治学条件，未能如愿。战后留学来美，曾在古氏寄存于哥伦比亚大学之私档中细索之，还是一无所获，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所存古氏遗文中，此件亦无踪影。真是踏破铁鞋，所幸上引美国国务院旧档中却有一复印本【见上引 Foreign Relations， 1915.pp,53─58】与原汉译本互校之，颇开茅塞也。【中文谡稿原载一九一五年九月全国请愿联合会编，‘君宪实录’。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九四六─九五一，和上引郅玉汝讲辞，均收为附录，可供参考。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应存有原件也。】
承继式的寡头制，优于非承继式寡头制
古德诺这篇论文，在近代革命史家的诅咒中，不用说是反动透顶了。纵是在开明史家，如不才的老友李新、李宗一(已故)两教授笔下，也是篇大大的‘谬论’【见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下，一九八七年，北京中华书局版，页五七一，末段】。其实从法理、学理和史实的角度来看，古老头这篇‘谬论’，还不算太‘谬’。他的谬，是谬在他老学究的政治天真( political naivety )……。他不该在那个紧要关口，写那篇助纣为虐的文章。学术虽是中立的，但在那个没有中立地区存在的是非时刻、是非之地，客观是非的标准就不存在了。我们今日如重览斯文，把它当作一篇‘史论’来读，觉得他也颇能言之成理嘛。
提要而言之，则是古某认为各种政体制度本身，如帝制也，共和也，固无绝对优劣之可言。其所异者端在其采用之各族群国家是否能适用之也。即以共和政体( Republicanism )来说吧，百余年来之大国，行之最有效者。实只美法二国而已。美国立国之初，其志只在独立，本无一定实行共和政体之初衷也。只以移民海外，侨民之间独缺有统治历史与训练之皇族。加以开国诸贤均颇有老英伦议会政治之素养，更以开国元勋之华盛顿未尝生子.纵接受黄袍加身，登基为北美王国之乔治一世，亦无美王乔治二世可传。故坚守共和政体为立国之本者，偶然固大于必然也。加以北美地广人稀，生活条件优厚，教育发达，民智大开，人民视参政为义务，以故共和政体竟能一成不变，浸为民主大国，适者生存故也。非共和之优于君主也。
再看法国：法国革命(一七八九)直承美国革命(一七七六──一七八四)之余波，原亦醉心于自由民主，然法国无议会政治之传统，人民对共和政体殊难‘适应’，亦可说共和政体不适合法国国情也。以故时不旋踵，革命将领之拿破仑遂加冕称帝矣。其后帝制独裁更翻扰攘，至一八四八年革命再起，建立第二共和，旋因人民自治能力不足，原革命将领、老拿破仑之侄，竟背叛共和，恢复帝制。直至一八七○年之普法战争，首都巴黎陷敌，帝国崩溃，法人乃建立第三共和以迄于今。固知法国人民在共和学步中，三起三落，实未能一蹴而几也。
其后拉丁美洲之西葡两国殖民地，由于摆脱两国之统治而次第独立，因受美法共和政体之影响，乃相率建立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巴西诸共和国。然南美诸国缺乏美法两国的文化教育，和社会经济等共和政体所必需的条件，因此画虎不成，共和政体竟相率变成寡头独裁政权。然各独裁政权，如有深具统治能力之强人统治，有时虽亦可相安数年至数十年之久，然若斯强人一旦老迈或死亡，因无固定继承人，则往往群雄并起，争夺政权，就弄得全国大乱，民无噍类矣。古氏且特别举出墨西哥的独裁者爹亚氏( porfirio Diza )为例。爹总统统治墨西哥逾三十年(一八七六─一九一○)。最初亦能相安无事。然在爹氏日益老迈昏聩之时，由于没个法定继承人，而弄得群雄并起，一国之内总统五人，墨西哥就不成个国家了。所以古老说，一个国家如果搞共和政体画虎不成，与其落得个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权，倒不如干脆实行帝王专政之为愈也。因为搞帝王专政，它还有个老香火、老法统可依法行事。老王晏驾，自有小王按老法统，和平接班；不像个人专制的寡头政权，一旦老寡头死了，众多小寡头，必需大打出手才能接班也。【笔者按：不信试看二战前后的极权国家的表现：列宁死后的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孙中山死后的汪、蒋；斯大林死后的马林可夫、贝利亚，和赫鲁雪夫；毛泽东生前死后的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和凡是派；邓小平生前死后的胡耀邦、赵紫阳和江泽民……】所以古老头说与其画虎不成搞假共和，倒不如干脆开倒车，搞真帝制。因为承继式的寡头政治( Hereditary Autocracy 帝王专制)，实远比非承继式的寡头政治( Non─Hereditary Autocracy 个人独裁制)要高明多多也。
英国由共和复辟帝制
古教授为此曾举出个英国历史上的实例：搞废除帝制、建立民国，英国佬实在是天下第一。远在十七世纪中叶，英国就发生过一次‘辛亥革命’。那位领导武装斗争的英国黎元洪，名字叫克伦威尔( Oliver Cromwell， 1599─1658)。克伦威尔的革命军不但一举把英王查理一世‘废’掉了。他们还把他皇上拖出加以公审、定罪，然后砍头。砍掉国王脑袋之后，他们就建立大英共和国，并公举克伦威尔做大英共和国的总统，那时的正式名称叫做‘监国’( Protector )。克伦威尔在大英共和国里当了九年总统(一六四九──一六五八)，年老多病要死了，却没个接班人。克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选的总统。总统死了，如何接班，历史上却找不到例子。克监国因而想向蒋老总统或金日成大统领学习，来扶植自己的儿子力次尔( Richard Cromwell， 1626─1712，译名用民初原译)做继任小总统，谁知力次尔做不了蒋经国，大英共和国也不是台湾，小克阿斗还未上位便被轰下来了。但是伟大的英国不能一日无主呀。国会内的老议员们，认为共和不合大英国情，还是‘复辟’的好。国会提议，全国同声说好，他们乃把废太子找回来做英王查理二世( King CharlesⅡ， 1630─1659─1685)。大英共和国，也就再度变成大英帝国了，以迄于今。目前这位戴安娜的前夫，如能进德修业，不久他可能又要做‘英王查理’了。帝制的英国那里就不如共和的墨西哥呢？所以古教授说，帝制共和原是半斤八两，没啥轩轾，各有所适罢了。按目前中国的教育、文化，和政治、社会各种条件，应该以君主立宪为宜。若行共和政体，则应加重行政部门的权力。立法部门应以像现代前期英国的一院制，和限制代表制(limited representation)为宜，因为中国目前尚无进行普选的条件也。国会议员应由可选代表的少数‘儒士’和商界团体中选举之。
以上是笔者在细读古着各篇之后，深觉古氏亦有其语重心长之处，不可以人废言，因而斗胆为之缩写个节略( abstract )，以就正于严肃的读者。古氏之缺点是他以一个单纯的西方政治学者，从纯学理的角度对东方政制大胆发言。古氏对中国近代政治史，毫无所窥。他不知道，民国之所以能顺利建立，实在是中国试行君主立宪(戊戌变法)而彻底失败的结果。如今改道试行共和，也只是困难重重，并没有彻底失败。此时要舍‘辛亥’，而返‘戊戌’，岂非庸人自扰？
纵使如此，读者朋友们，我们今日如试一回看过去八十年的世界各国，尤其是我们自己的贵国，在袁、孙、蒋、毛、邓、江诸大民族英雄领导之下，政治发展的史实，我们也不能不拍案惊奇，这位美国的古老头，实在也是个能写‘推背图’的预言家呢。所以笔者说他这篇文章，本身并无大疵，只是他写在那个微妙时代，就会被帝制派利用和曲解罢了。杨度在职业道德上有亏的地方，便是他为着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故意曲解古氏之文。古德诺分明说的是，共和帝制各有所适，到杨度笔下就被绝对化而变成‘共和不如帝制’了。这是杨度这个政客下流的地方。
不过古氏对袁总统作上述分析时，他也保留个但书：那就是这个反转型(从个人独裁，立正向后转，再来搞帝王专制)必须：(一)要全民认可，不得稍有反对的动乱出现；(二)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反转型没异议；(三)要落实真正君主立宪的具体计画。三者缺一不可也。至于这三点，中国是否做得到，则非他这个老外之所知矣。换言之，解决中国问题，还得靠中国人自己去自求多福也。他只是讲一点海阔天空的政治理论罢了。
‘筹安会’是个什么东西？
古氏之言虽是一篇理论性的空话，可是早已蓄势待发的杨度等帝制派政客们，却捡到鸡毛当令箭，就乘势拉开帏幕，正式搞起公开的帝制运动来了。那个全部负责推动帝制运动的‘筹安会’表面上是一九一五年八月十四日，由杨度等六个文人发起组织的，事实是其来有自。上篇曾提过，袁世凯在改变民国官制时，司马眧之心，固已路人皆见。而杨度等帝制派人物动念之时，似亦不在袁氏之后。袁氏之行为，甚或即出诸杨度等政客之策画也。
根据史料推测，我们大致可说，袁杨的勾结或在二次革命期中也。其后纵在对日二十一条交涉最紧张的高潮期，他们也没有停止活动。杨撰‘君宪救国论’就是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中旬执笔的，此篇显然是出于帝制派之集体策动，甚或出于袁之授意，时在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出现的三个月之前也(古文撰于七月底)。袁氏批阅杨文之后，大为欣赏，乃援笔亲书‘旷代逸才’的条幅并制成金匾以宠之。那时中国的崇洋的风气极重，他二人可能自觉杨度的学术分量不够，近地胡椒不辣，美国和尚好念经，古德诺又自视甚高而不知牌底，才决定利用古德诺。君子可以欺以其方。古氏在袁总统礼贤下士的恭请之下，天真的( naively )大掉其书袋，就上当了。本是象牙塔中人，要不甘寂寞下海从政，可不慎哉？其实当时替帝制派捧场的‘远地和尚’，不只古德诺一人也。那位日本政治顾问有贺长雄的作风就更是肉麻了。他不但甘愿作袁氏的苏秦、张仪，到日本去替帝制派活动，他甚至对袁皇上自称‘外臣’呢。(见一九五四年台湾版，‘袁世凯窃国记’，页二三八)
古德诺哑巴吃黄连
但是袁、杨二人，和他们所领导的帝制派密谋，可能为突发的日俄侵华的国难所阻，而迟迟未敢公开。等到两难同纾(中日二十一条签字于五月二十五日；中俄恰克图条约则签字于六月七日)之后，适值古氏返华。袁世凯不问苍生问鬼神，竟要求古顾问写一篇比较共和君主两制，孰优孰劣的政治论文，其蛛丝马迹，就不难细寻了。古氏二次来华为时不过六周，竟被逼唱出若斯之重头大戏，吾断其绝非偶然也。
古氏宏文一出，他们就揭开面纱，公开大搞其帝制运动了。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组织筹安会底灵感是由古德诺启发的。古氏又岂是笨人。他不甘心为帝制派所利用，得讯之后，他一面于八月十七日招待中外记者，说明真相；另外取得袁氏批准，随即在‘京报’的英文版( Peking Gazetta )上披露其原文，以正视听。但是帝制派利用古德诺来祭旗，以发动帝制运动的目的已达。‘君宪优于共和’的囗号已传遍全国。古德诺这个洋顾问，再怎样招待洋记者，来痛加批驳，也是枉然。加以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开学了，古校长于月底匆忙离华返校，人去楼空，杨度(别署‘虎公’)就变成古顾问‘君宪救国’的代言人了。
【笔者附注：古德诺在离华之前与中国帝制派这段笔墨官司，原是当时中西文媒体的头条新闻，可是八九十年之后，原载报刊多已断烂，上穷碧落下黄泉，寻觅不易。所幸老古是美国名人，其时美国驻华使领馆，对他都十分注意。对华府国务院也密报至详。这些档卷今日仍保存完好，足堪检阅，严肃读者可参阅美使馆代办马慕瑞(J. V. A. MacMurray )于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发至华府国务院之七四七号密报，及其他附件，复印于上引一九一五年Foreign Relations( China )，pp.48─53.】
帝制运动的暴风雨
筹安会之正式挂牌出现是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八月二十三日。随即发布启事，在全国征求会员，并宣布‘宗旨’说只是研究君主国体与民主国体，何者更适于中国之国情。专谈学理之是非，‘此外各事概不涉及’。最早露面的筹安会成员只有六人，被帝制派媒体，甚至一般与帝制派无关的时论家，都誉之为‘筹安会六君子’。六人公推杨度、孙毓筠为正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也于八月二十六日正式见报。上节已提过，杨在此文中把古德诺的理论加以绝对化，古氏但言君主民治各有所适，杨则绝对化之为‘君主优于民主’，并强调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君主立宪实为将来中华国体唯一之选择云云。不过筹安会也把古氏原文译汉发表，未加删节。
六君子还是六小人？
‘六君子’，在传统中国历史上，原和‘七贤’、‘八骏’一样，是对一般朝士，尤其是关心国事民瘼、守正不阿，而学养超越的文职官吏，作正面评价的褒扬颂善之辞(其反面便是什么‘三害、五虎’和什么‘四大不要脸’了)。吾人如试一翻查辞书就知道，宋朝的政治冤狱里，就出过两造可敬的‘六君子’。明朝为反对宦官魏忠贤，而横遭迫害的也是以左光斗等‘六君子’，最为知名的。不用说在晚清戊戌政变时，为国人一致崇拜的谭嗣同等‘六君子’，就更是无人不知了。但是目前组织筹安会的杨度等六位仁兄，够不够资格，也顶个‘六君子’之名呢？吾人如丢开这个筹安会的负面组织不谈，就人论人而月旦之，则杨度这个六人帮，自我贴金或他人捧场为帝制派六君子，也不算太过分。因为那时对共和政体失望。认为民国不如大清者，社会上正随处皆有。李宗仁将军当年便一再向我说，他在清末上陆军小学时，但见朝野一片朝气：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则朝气全失。全国上下但觉一片腐烂败坏。李公每每向我叹息说：‘你说奇怪不奇怪呢？奇怪不奇怪呢？’【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五章一节，末段】
回忆不多年前，笔者访台时，在中央图书馆拜晤蒋复璁先生，是时正值媒体报导一桩乱伦案。蒋公阅报气愤不已。告我说，他幼年在故乡时，社会上发生一桩儿子打妈妈事件。其结果是本县知事丢官，知府降级。再严重一点，县城府城的‘城墙垛’都要削平，科举停考，以示这是全县全府之耻。蒋公也一再叹息说：‘那像台湾现在风气这样败坏？那像现在风气这样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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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为何不如大清？
其实像笔者这辈转型期老人，所听到类似的‘今不如古’和‘一代不如一代’的叹息，正是千千万万。上举李、蒋二公之言，冰山之一角耳。余有一颇忠于共产主义的沙坪坝老同学，自北京来向我叹息说：‘当年进中央大学是我自己考的啊。’据她说毛主席治下的名大学，高干子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这在当年大陆上便是个有趣的问题，叫做：‘为什么国民党做到，我们(共产党)做不到？’其实早年大清帝国做得到的(如地方政府中的‘迥避制’)，而国民党做不到的也正可举之不尽呢。何足怪哉？
这一古怪现象，朋友，就是笔者所一再强调的所谓转型期特征了。我们中国，不论怎样，总是个有数千年传统的文明大国，更是东方文明的主流，纵是一贯被现代革命党人所诅咒的文化糟粕，所谓封建帝制，也未必全是垃圾。一个曾经数千年不断改革修正的政治社会体制( socio─political entity )，不可能一无是处，他老人家在抵挡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战( challenge )而逐渐崩溃之时，断壁颓垣之下往往也有些珠宝黄金，和名人字画，不可玉石皆焚。不幸的是，我们老一代的革命家，都是‘一次革命论者’，一旦把这些断壁颓垣摧毁之后，都信心十足，甚至骄横万状(事实上国共两党都是一样的)，以为一座合乎他们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楼，立刻就可耸入云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众露宿街头，饿殍载道，疠疫横行，如此则受害群众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凊了。岂然哉？岂不然哉？
全民受苦受难百余年了，吾人今日回看，固知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体制之建立，除旧布新，完成一个适合自己的定型，不断改进实践，非两三百年不为功，哪可一蹴而几。这就是笔者所要说的历史三峡了。三峡过尽，实验告终；国有定型，民有共识，始可重享太平也。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了解民国初年那些要帮袁世凯做皇帝的‘封建残余’，居然能以‘六君子’头衔，来招摇过市，实在是也有他们的群众基础，和实际需要的。只是‘人间无水不东流’，中国近现代史之走向‘共和政体’的‘民治时代’，已经是个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是不能掉头的。民国搞得再糟，历史方向是无法改变的，这场阵痛是避免不了的，‘民治时代’这个婴儿，迟早是要出生的，只是‘六君子’者流，为时过早，见不及此，误以为民国永远不如大清，而要恢复帝制，那就大错特错了。
‘六君子’解剖
杨度(一八七五──一九三一)此人，若论‘现代学识’，由于时代设限，原是个二百五，但其人品潇洒，智商甚高，在辛亥前留日时，即颇有才名，也是个极孚众望的学生领袖。与黄兴等两湖革命青年交往弥深；中山亦甚为器重。他虽薄革命而不为，革命人士也尊重其选择，对他既不相强，亦不敌视，二次革命后，他投入袁氏阵营，主张帝制，虽不无宰相野心，也不是全属投机而毫无个人之政治信念也。杨氏晚年(死前二年，一九二九)居然经周恩来之介绍，加入第三国际为共产党，亦不能以投机目之。因中共此时在四处喊打声中，已躲入地下，实在无机可投也。杨氏为一转型期的有心之士也，可能在帝制途中发现自己错误之后，一朝顿悟，又觉得共产主义才是救国之道也。在历史三峡激流之中，看不出历史的方向而随波逐流者，又岂止于杨度这个活动分子哉？时代使然也。
至于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则原是同盟会骨干，辛亥前后为共和革命而拥戴孙公，冲锋陷阵，亦尝出生入死。如今摇身一变，拥袁称帝，可能也是对共和政体失望，穷而思变的结果。革命阵营中之中庸党人，亦未尝疾言厉色，目之为‘反骨仔’也。若论严复与刘师培，那时更是当时学界的泰山北斗，望重士林。严复为民国时代第一任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胡适之之前辈也。他在学术界的地位，笔者所论已多，在今后文化篇中，仍当续论之。其影响实未可卒测也。有人曾说，严本无心佐袁称帝，渠之列名筹安会为杨度肆意为之，初未获严之首肯。然严对帝制说初无反感，则可定论。否则帝制失败后，严亦不会躲入租界以策安全也。
刘师培更是国学泰斗，与太炎齐名，黄侃之业师也。早年留学日本时，曾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曾为端方的幕僚，然未废所学也。刘师培(一名光汉)为辛亥革命动乱期中，临时大总统孙文曾通令全军，一致护卫的国家级之国学大师也。若说这些人都是为着个人利禄来拥袁称帝，终难令人心服口服也。相反的，袁本对做皇帝没信心，且曾一再表白无称帝野心，然袁某最后还是购买龙袍违誓下海者，可能也是受了严复、刘师培等一级的文化大师们，参加劝进的影响。据袁的心腹传言，袁闻严复亦参加筹安会表示极为欢悦云云。【见上引李新书，页五七一，转引自‘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抄’，载‘学衡’十期】朋友，人总是人嘛。‘做皇帝’何人不想？老兄，坦白点。你不想？我不想？你我都想，那只好去煮黄粱作梦。但是已在做皇帝边缘的人物，他们的想与不想，就在一念之间了。
又想、又怕，又默认、又否认
袁之称帝虽早有此心，已如上节所述。但是袁世凯也是个最成熟的政客。‘做皇帝’的诱惑力虽大，为个人利害着想，事到临头，权衡轻重，他也既想着，又怕着。当他的第一号心腹爱将、时任江苏将军的冯国璋于年六月二十二日觐见袁氏，问及帝制计画时，袁说：‘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承继大业？你尽管放心。’
【笔者附注：袁世凯对冯国璋所说的这段名言，传世版本甚多，也略有异辞。拙篇所引出自比较更接近原文的张国淦版本。张是直接得自徐世昌口述，徐是袁世凯的总角之交，做皇帝时的不臣之臣，故较为可信也。见张国淦遗稿‘洪宪遗闻’，复印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一九八六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页，一三六。以下简称‘文史资料’；关于袁家祖先活不到六十岁的故事，请参阅‘晚清七十年’，卷五，有关袁家各章。】
袁氏这番话说得近情入理，老冯也信以为真，因此替上司也到处辟谣，说袁总统绝不会做皇帝。袁也曾对徐世昌说过，若有人要陷他于不义，要逼他做皇帝，他就要避往伦敦去做寓公，不问国事。并说他有个儿子在伦敦留学。他已嘱其略购薄产，以便退休老人遁世隐居，云云。余曾翻阅当时的美国外交密档，竟也发现美国驻华使领馆，也据之以向华府密报，袁如易共和为君主，中国国内力无足与其抗衡者。然据冯国璋将军所述，以及各方情报的分析，袁总统似无称帝之心也。谁知袁某血口未干，他底帝制行为却一天天地成为事实，这不仅使华府洋人自叹情报不确；冯国璋也大为生气。他自认是老袁的头号心腹，他的老婆都是袁氏所介绍的袁家的家庭教师。他两家亲如骨肉，而袁氏却对他作如此欺骗。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其实吾人如以行为科学的法则来加以分析，这现象只是袁世凯的矛盾思想，所反映出来的矛盾行为。不是单纯的欺骗行为也。‘做皇帝’是何等大事！袁氏面临这个‘做不做皇帝’的重大抉择，他原是又想着，又怕着嘛。因此他对纵是最心腹干部的表态，也是一边默认，一边否认的。有人固以袁公为伪君子也，默认是真，否认是假。其实两面都是真实的现象……。朋友，他老人家，原来就是又想着，又怕着嘛。所以才表现出又默认、又否认的矛盾行为。不知如何是好嘛。朋友，做皇帝是搞着玩的？真是愁煞人，天不管。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试问袁公何所喜？他喜的是，帝制运动于一九一五年八月，在筹安会策动之下，未几即全国风行，如野火燎原，一发难收。筹安会的原始计画是，直接发电各省将军及巡按使，并通函各部院司长以上官员，附寄古德诺论文，及入会志愿书，和对国体问题的投票纸，请覆文者书明赞成改制与否，并请中央各官府，及各省区选派代表，齐集北京开会，共决大计。果然各省区、各官府寄覆函电，直如雪片飞来。首先是中央政府上下，文武官员，及畿辅军警数千人集会、表态、劝进。中央大员中除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张謇等少数略表消极之外，其他如杨士琦、梁士诒、陆征祥、章宗祥、周自齐、朱启钤等等，都争先恐后，排班劝进。反对者简直寥若晨星。
至于省区和地方藩镇，除冯国璋、张勋等二三人略表达迟疑之外，时未经旬(九月二日之前)，已有方面大员段芝贵、龙济光、张作霖、赵倜、靳云鹏、倪嗣冲、陈宧、唐继尧、汤芗铭、阎锡山、张怀芝等等，所谓‘十九将军联名劝进’的通电。声势夺人。
民间团体的劝进电报，那就更是更仆难数了。且有未收函电之各地商会工会等亦王动申请入会，并派员来京，共襄盛举。杨度等初意本是等各省代表莅京之后，即开会表决改变国体，呈请政府施行。甚至即时黄袍加身，拥戴袁氏立登大宝。然筹安会原自诩为民间组织，如此行动于法何据？不得已乃改采‘国民会议’形式，由各省区各团体指派代表来京，组织国民会议，决定改变国体，呈请参政院代立法院采纳执行。然国民会议组织需时，而参政院于九月一日例会在即，势难配合。筹安会诸公乃再度变通办法，以‘公民请愿团’之方式行之，而各省各界之公民代表，即由各省旅京人士就近选任。盖各省旅京人士多为各该省区头面人物，与母省区各界接触既广，代表性亦大也。这一来，果然问题解决，盗铃掩耳，皆大欢喜。自此公民请愿团之组织，直如雨后春笋，连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妇女请愿团，乃至妓女请愿团，均纷然杂陈。一致向参政院代立法院‘请愿’国体改制，由共和改君主，并拥戴袁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所收请愿书既然盈箱累箧，乃票决组织‘国民会议’，以顺从民意，而帝制派又深恐旷日持久，诸多不便，乃由‘财神’梁士诒拨款补贴，建议组织全国各界‘请愿联合会’以代之。梁之建议，的是神来之笔，自此筹安会历史任务已了，乃于十月中旬易名为‘宪政协进会’，渐次隐没，退出历史。请愿改制的天降大任遂由经费充足、人才鼎盛的‘全国请愿联合会’一肩挑之矣。【参见高劳著「帝制运动始末记’，及黄毅著「袁氏盗国记’，选载于‘北洋军阀’卷二，页九二二、九七五】
国民代表大会的推戴闹剧
历史家于世纪末，秉笔书之，自难免感叹上述的传奇，实在是一场丑剧、闹剧，和悲剧。但八十年后回看这段三峡之中，浪打船翻，其丑、其闹、其悲，不更有甚于此者乎？谨与贤明读者共叹一囗气，这原是我们社会文化转型期中，避免不了的历史伤痕嘛。在转型期中的中国，国无定型，民无共识，政无法统。在无法无天的状态之下，一个泱泱然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往往就被屈指可数的一小撮政客和军头弄得河翻鱼乱、民不聊生。而这些兴风作浪的军人和政客，往往也都是一些能力非凡的领袖之才。在一个有制度、上轨道的国度里，他们往往都是些了不起的建国治世、各方面的领袖，但是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里，他们就是害群之马了。
就以上述这个帝制运动来说吧，那就是一个自作聪明、投机而不安分的心政客杨度，组织了一个六人帮的小政客集团，以迎合一个特大政客袁世凯的意志，庸人自扰、自以为是的干起来的。他们原是一批了不起的人才，时未经月，便把个帝制运动在四海之内弄得风起云涌。号称会员万人，分会遍及全国，但筹安会却自始至终未开过一次大小会议。一切会务皆由杨度等三数政客，秉承袁氏意旨而操纵之。迨运动已变成一时气候，参政院中其他政客亦急欲染指，乃一变而为‘全国请愿联合会’，原先之六君子，乃扩大为‘十三太保’。然‘请愿’团体究不能改变‘国体’，乃承旨组织‘国民会议’，再跃而为‘国民代表大会’，由各省区、各行业分别选出‘国大代表’，举行国民代表大会以投票决定，改变共和国体为君主立宪。旋又以国民代表大会召集需时，再简化为各地区国大代表就地投票，以决定国体。如此这般，各省区，各行业(包括‘硕学通儒’)竟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上旬，投票完毕，全体国代凡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共投同等票数，‘一致赞成(改变共和)为君主立宪国体’。据此，十二月十一日，参政院由副院长汪大燮领衔，三呼万岁，向袁大总统恭上‘推戴书’，推戴袁某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乞顺天应民，早登大位，以定国基。帝制派经过三个多月的疯狂努力，至此算是大功告成了。
【有关袁世凯帝制运动的直接和间接的史料是说不尽的。最近出版而比较全面的选辑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卷二，丁，‘袁世凯统治的垮台’，页九一九──一三四九；戊，袁世凯公牍选编(一九一二──一九一四)，页一三五○──一四○○。】
梁启超、蔡锷与袁世凯
上述故事全属推戴者的花样，但是被推戴者的暗室作业，又是怎么回事呢？上节已提过，袁世凯对做皇帝的兴趣自始就非常浓厚；但是兹事体大，他又是个政坛老狐狸，经验丰富，知道后果严重，不敢轻试。因此对做皇帝这套玩艺儿，心理上既想之，又怕之。掉句古书，那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上节已略有交代，他喜的是承旨者多，儿孙满堂，如今帝制运动风起云涌，黄袍加身在指顾之间。一个三十年前的落第秀才，竟有今日，安得不喜？此人之常情也。但袁氏毕竟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官僚，他内心怕怕，实与喜悦同深。
袁公又怕些什么呢？须知袁总统原是毛主席的前辈，也是个枪杆出政权主义者。他第一怕的是他自己的枪杆靠不住，袁的江山是枪杆打下的。当年帮他打天下的功臣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人如今都自成方面。仰望黄袍，各有私心。慢说他想做皇帝，就是维持个总统大位，也要时时看他们脸色。笔者在清末诸篇就已交代过，袁的北洋军系统，一向是不用留日学生的。如今北洋系本身已渐感尾大不掉，他想另组‘模范团’作第二‘小站’，来改造北洋军。不幸北洋系暮气已深，无人可用，他就又想到留日学生了。他之所以千方百计要把蔡锷从云南调到北京，原是一石二鸟。一方面是为着削藩；另一面也预备重用这位梁启超的得意门生、青年的蔡将军(一八八二──一九一六，时年三十二岁)，以夺回军权，彻底改造北洋系。为此，梁、蔡师徒也心知肚明，而由衷感激，并诚心诚意服从袁大总统领导。因此进步党也就变成国民党的死敌之拥袁政党了。
袁世凯这项安排原是个大政治家的安排。不幸竖子成名，虎头蛇尾，他那个锦绣江山，后来就是在段、冯、张杯葛之下，被梁、蔡师徒，一文一武打垮了的。下章再详叙之。
列强干扰和军费无著
袁氏第二大怕，是怕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他怕他把民国改成帝国之后，列强拒不承认，甚或乘机混水摸鱼，出兵干扰，助长地方叛乱，那他就无法应付了。近代中国史家，尤其倾向于国共两党的党史家，每喜各为其主，护党骂袁。说袁世凯勾结帝国主义，叛国卖国。因为袁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独夫，不像两党在枪杆之外，还各有其笔杆也。其实如果不存偏见的治史者，百年回顾作持平之论，在当年各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尤其是无耻的日本军阀赤裸裸的侵略之下，袁氏之呕心沥血、寸土不让的应付纪录( record )，哪里又比后来的政权更坏呢。若以春秋之笔，作诛心之论，则比诸蒋公的‘按内让外’(据说这话是张学良改的)，被逼抗战，和却赔保皇；以及毛公的抗日救党，‘感谢日本侵略’，两党联合牺牲外蒙古和钓鱼台，则袁氏尚有足多者矣。史家执笔，能不三思？袁氏因有此外交上之顾虑，所以他搞起帝制来，也就畏首畏尾了。
袁氏之第三大怕，厥为经济。二次革命时，袁氏对国民党之所以敢悍然用兵者，与五国银行团借款之适时签字，实有绝大关系。然可一不可再，设因共和改制，而再度引起南方诸省之独立，袁氏要用兵平乱，则军费一项便可置袁政府于死地，此亦袁氏所深知也。
上车、煞车，与翻车
袁氏因有上述三项之顾虑，所以他搞起帝制来，因为目标诱惑太大，他虽然永远热中，但也始终犹豫。而杨度等喽啰不知老人心事，但知疯狂拥戴，推得衰迈老人上车，勇往直前，从不后顾，而心事重重之后座老乘客，则频频煞车减速(余见美制配有避弹玻璃的保险轿车，后座都装有煞车，以防司机之暗算)，以策安全。余曾于袁大总统的起居注中，按日细计之，老乘客在后座煞车减速，盖不下十余次之多也。
袁氏最大的一次煞车，盖发生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其时参政院已一致票决拥戴。十三太保亦正持袍以伺，预备就把假惺惺的皇帝候选人，拖入宝殿，来个黄袍加身了。忽然内府传谕，说大总统有话要说，并嘱杨士琦代为宣读，似对十三太保浇盆冷水。盖传闻大总统已正式决定，拒绝推戴。连反对帝制的参政院长、副总统黎元洪，亦自退隐之处，赶来听讲，咸以帝制运动盖可告一段落矣。谁知只是后座煞车一次，候选皇帝并未下车也。杨士琦传谕说，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袁公有维持共和国体的责任。接着便强调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可是最后还是拖个尾巴。说国民请愿要更改国体，也为的是‘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办法’。【见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政府公报’】换言之，如经过一个‘国民会议’，或‘国民代表大会’一类机构之公决，那自当别论，如是则‘本大总统’也未始不可考虑也。
这条狐狸大尾巴拖得十分巧妙，也十分明显。果然三个月之后，经过‘全国代表大会’，各省一千九百九十三人之票决，改变国体，推戴袁公为中华帝国皇帝，这个‘多数国民之公意’，由参政院作为全国总代表，于十二月十一日，三呼万岁之后，袁大总统就于十三日正式接受拥戴，做起中华帝国的洪宪大皇帝了。
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于北美新泽西州)
袁世凯留下的烂摊子
我们在前章里曾一再的说过，民国时代最上层的政客，差不多都是天堂地狱之间的边缘人。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个波涛翻滚的转型期。前型(有两千年历史的帝国制度)已毁；后型(今后两千年的民主制度)未奠。他们一般都是忽前忽后，不知所适的在两型之间走钢索桥。上有光明灿烂可望而不可及的天堂下有怪石嵯峨、阴森险恶的万丈深渊，一步踏错，或一念之差，便会坠入谷底，而粉身碎骨。他们自己遗臭万年不打紧，索桥被他们弄断，全民族也随之滑坡，尸填沟壑，彼岸无期。这种一失足成千古恨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袁世凯和汪精卫了。汪氏当年如不因误听他那心际狭小而又生性泼辣的老婆之言，在一念之差中，当了汉奸，抗战后在蒋公弄得捉襟见肘、无路可走之时，就是‘汪先生’的天下了。哪还轮到胡适之、李宗仁来做总统呢？有汪在，国民党又何至愚蠢的为渊驱鱼，把整个的‘中国知识界’(The entire Chinese intelligentzia)包括朱镕基在内的精英五十五万人，送给老毛小邓去‘引蛇出洞’，当其‘右派’，而糟蹋殆尽呢？老实说，毛泽东的作孽就是从反右开始的。其后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四清、文革、四人帮，一直到老邓的天安门，都是从反右的骨牌效应。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之所以能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其第一个‘千古功臣’，绝不是张学良张也向不以此自居。他甚或公开的说是他当年犯了错误。虽然他并不改悔。少帅就曾向笔者说过，他是以部下身分，阴谋反对长官，他自已的部下，如果也以同样阴谋反对他，他早就把他自己枪毙了。所以他对蒋介石关他五十年，毫无怨言。少帅近一百岁了，据说头脑还很清楚。此语可覆按也。中共的‘千古功臣’，更不是日本军阀，而是当年内部倾轧无已时的国民党本身啊。国民党自已胡搞一通，才搞出个共产党来，哪能乱怪他人呢？
王小二过年的闽南帮
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之后，并没有下过‘罪己诏’。迨蒋家朝代结束，闽南帮篡夺了江浙帮的党权之后，在旁观者清的历史家眼光里，李登辉主席不只是承继了蒋家的党权和政权，他也承继了江浙帮的错误，而扩大其错误。江浙帮最大的致命伤是心胸狭小、畛域观念牢不可破、不能容忍异己，而缺乏‘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泱泱之风。帮内之同伙，其甜如蜜帮外之人，则被弄得离心离德。结果圈圈愈画愈小，终于被迫退出了大陆。
可是今日的闽南帮简直是王小二过年，一代不如一代。李登辉总统，我们犯不着为尊者讳，实在是台独派中最大的台独。其志只在一岛。朋友，一岛何伤哉？真把个台湾小岛，建成个迷你瑞士(台湾没有瑞士大)，有何不好？问题是你建成建不成嘛。我们搞历史的，尤其是从宏观史学的观点，教世界通史的大学教师，随隔洋观火，回看我们祖国政局的发展，我们认为台湾没有做东方瑞士的任何条件。真的要做了，在两大强邻的卧榻之侧，哪有酣睡的余地？成年成月的，在两个虎视眈眈的吞噬者之下讨生活，哪有一天的太平日子好过啊？他们这些有个人野心、而又心胸狭小、更不明历史大势的政客们，自己都在汪精卫、袁世凯、盛世才、高岗的旧例之前走钢索，两千万善良而‘身在此山中’的同胞，去陪他们跳崖，岂不太冤枉了？
其实，李总统想把台湾建成个独立的瑞士，也只是个借口。本质上，他实在也只是和他前任的江浙帮一样，在画小圈圈，把他所不喜欢的‘外来政权’和‘非我族类’的异己，一起赶出圈外才好。不幸的是国民党本身就是个‘外来政党’，其中包括马英九在内的‘老外’太多了，赶不尽，杀不绝。小马哥的当选，对李总统也不是滋味啊。
政治转型中的成熟选民
所以马英九今次在三合一中当选，恕我隔洋旁观，大胆妄言。原因大致有两大端：(一)近代中国政治史从帝制转民治这项转型，转了将近一百年了，由于中国幅员太大，其走向成熟的程序(process)，是前进落伍，有其显明底阶梯性的。台湾是排在这个民主阶梯的最前列。尤其是台北市的选民的政治水平，在我个人看来，已超过今日的纽约市，这当然也是信不信由你。
【笔者附注：个人在四十年代末期便到纽约，斯时本市市民中的黑人、波多黎各人、今日所谓‘西人’(Hispanics)，都还是真正的‘少数民族’，因此市长和市参议员等选职，经常都由多数的白人包办。但是这些政客中就有人看中远在天边的、说西班牙语的波多黎各人。波人皆是美国公民，但是在其本岛上，他们过的基本上还是生活水平很低的拉丁美洲的生活方式，和教育水平。知情的纽约政客和商人各为私利，乃设法鼓励波人大量迁居纽约。商人为的是廉价劳工政客为的是集体选票。这一来，波、黑、西三个少数的总人数就超过白人了。选职官吏的背景也就迅速改变了。纽约领先，华府、芝加哥等大城随之……，白人政客开其端，黑人政客踵其后，驯至诸大城，尤其是华府的市长就非黑人不能出任了。因此美国传统中英国式的老办法也就行不通了。这是进步，是退化，历史家固不能乱下雌黄，但是新时代、新风气则是客观的事实。嬉皮时代以后，性与政，也就难解难分了。略微保守的中国同胞，看到柯林顿大总统在办公室内的私生活，认为不可理解。但是你要知道，华府市长却在市长会客室内，公开做相同的事件，就没啥奇怪了。总之，经过数十年在大洋两岸观察所得，我个人就认为，台北今日的选民，比今日纽约的选民，在政治上更为成熟也。】
今次马英九之当选，就是台湾选民的政治智慧的集体表现。奇怪的是，这种政治家的远见，自私和短视的政客反而没有但是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老百姓的眼睛却是雪亮的。这次三合一选举中所表现出来的，我们海外旁观，真不能不为我们的民族智慧，击节称叹。阿扁这位钦定的候选人，如来个压倒式的当选。天啊，吾将见铜驼于荆棘中矣。首受其害的阿扁自己不知也。
集体舍身跳崖的可怕
台湾如真的走向独立，我们怕的不是江泽民要动武；老江能搞几年？我们怕的也不是共产党要动武。在一部中国通史里，共产党又占几页？我们怕的是大陆上十二亿汉语民族，和海外五千万华侨，也要动武，而使老江和老共变成了他们的英雄(所谓时势造英雄)，那就不得了也。但是动武解决不了问题，动武可以亡国、亡岛，可以造成万人坑，制造杀人犯。那如何得了！？我们看看今日波士尼亚的万人坑，能不触目惊心？有些朋友，尤其是教授圈内的朋友们，就诅咒今日中国日益看涨的民族主义，说它是可怕的万恶之源。我们要反对到底，千万不能加以鼓吹。这问题便是教授们‘主观’的鼓吹或诅咒，和这个民族主义的‘客观’底存在，完全是两码子事。事实上，台独运动之兴起，也是今日民族主义滥觞的一环。两者之间是有其恶性循环的关系，非可偏废也。
群众智慧胜过个体智慧
我们在海外做‘天朝弃民’，已经做了一辈子。已故诗人刘若愚教授说得好，‘游子归来作外宾’。胡服胡语，归化番邦，已经三代了。两岸弄得糜烂一片，干卿底事？但是究竟同宗共祖，血浓于水。见无辜同胞集体跳崖，不免为之心慌意乱也，不意一觉醒来，忽然看到小马哥香槟浇头，全岛大乐，万紧皆松，深觉宝岛上的民主政治，前途无限。在此紧要关口，台北选民所表现的成熟、沉着，和应变的集体智慧，真非同凡响。
记得数年前，我的哥大小友张旭成博士，回国竞选民进党立委，我们老朋友一致奋起拥张，笔者就曾引孟子的话，为满口‘吴三桂’的旭成博士作点劝戒，说：‘其为人也，小有才不明君子之大道也。’搞政治要更上层楼，张兄还要多读点中西两文明中的‘圣贤之书’，变化变化气质，才能做政治家呢。想不到这次台湾三合一的选举之中，全体选民竟能集体的表现出若斯之‘政治家’的涵养与风度，反为少数趾高气扬的个体政客之所不能，也真是大出意料，大出意料。
再回看民进党出山之时，旭日初升，是何等声势？但在这次三合一之中，竟为全民所背弃。真是奇怪吧？朋友，不奇怪也。此为我民族集体智慧，在不知不觉之中所表现出来之政治潜力也。何足怪哉？何足怪哉？袁世凯皇帝做不成，哪是小凤仙的男友，利用那几千杆破枪，打下去的呢？他是做皇帝不得人心，为全民所背弃，才灰溜溜地倒下去的呢！
民主政治家的起步
小马哥的胜选，还有另一个原因：(二)那就是台湾在经过多年的民主政治的实践，他们中生代的‘政客’(politicians)，已逐渐迈向成熟的民主‘政治家’(statesmanship)的境界。这次王建煊不着痕迹的舍身保马，便是这一境界的最高表现。上次总统竞选时，陈公子的表现，就差劲多矣。这不是陈履安不如王建煊，这是台湾政治运动渐次升级的结果。大的政治走向高层次，才会产生高层次的政治家来。愚最近阅报，知道柏杨自叹渺小，说他写作一生，只写出两片磁碟来。柏老有所不知，十年之后他会更渺小，因为他就只剩半片不到了。以前我就劝过胡适之先生，说‘水经注不能再搞了’，但是他已经搞了二十多年了，怎能煞车呢？胡老师在水经注研究上的成就，今日如找个‘博士后’用电脑来做，大概需要一年半载的工夫吧。时代的进步多么可怕。我国古法家说得好：‘时变而法不变者，乱。’生在今日的高科技时代，时变而法不变，时变而头脑不变……，朋友，就不止于‘乱’而已了。
台北人已非吴下阿蒙
这次台湾三合一选举，是成就了小马哥。使他亦步亦趋走向政治家之途。但在在下看来，最大的收获者，可能还是阿扁。阿扁之志不在台北也。阿扁是少有大志的。人家是志在总统呢。但是阿扁这次如果胜选了，他底挫折，必然会拖到下一次去发生。阿扁啊！这次塞翁失马，安知非尔之福？阅报知阿扁检讨败选的原因说是‘与外省人没有沟通好’。话是说对了，但是只对了一半。须知，‘本省人’如果全投阿扁的票，阿扁还是会当选的。这次投票何以还有那么多的本省人，不投本省籍的阿扁呢？这就是因为台北今日已不是台独人士心目中的‘台湾城市’了。台北今日已是个享誉世界的开放性的国际大都市。台北人早已不是只知在街头打人的、台独心目中那种‘褊狭’的吴下阿蒙了。
法国大革命时，拿破仑瞧不起英国人，他认为久居小岛之上的英国人，心胸褊狭，目光如豆。所以他对英国人嗤之以鼻，说英国只是个‘小商贩的国家’(a nation of shop─keepers)。在十八世纪初年，路易十四时代的英国人确实如此。可是时至十九世纪，英国人走遍世界，见多识广，早已不是当年的‘小商人’了。而拿翁时变而头脑不变，还以为伦敦人是吴下阿蒙，掉以轻心，他就被英国人活捉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