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酝酿期中的内忧外患
袁世凯在赶走了孙文，增修了约法，做上了终身职的大总统之后，其权力在民国史上，毛泽东之前，可说是尚无第二人也。纵是毛氏和他相比，在领土上也还比他少了个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呢(面积约为台湾的五十倍)。但是袁也和毛一样，搞的是‘枪杆出政权’──事实上，他也是我们民国史上枪杆出政权的第一个史例。后来孙中山先生也想如法炮制，可惜他虽然网罗了南北各省，无数小枪杆，到广东来就食，弄得他底广东老乡，怨声载道，哭笑不得，但是他那些烂枪杆，却始终出不了政权。直至他在病榻弥留之际，才遗嘱党人，要‘和平奋斗救中国’。
蒋公介石搞的也是枪杆出政权，可惜被日本小鬼捣了蛋，弄得功亏一篑。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在他个人的功业上，也是在党史和国史上最大的成就，便是他的枪杆居然打出了政权。但是政权既出矣。出了又怎样？毛公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何也？问题就是，他只能以老办法打天下……。毛说共产党的政权是‘军队打的’。但是用军队打天下，非始于毛也。那是有四千年历史的老办法。但是生在现代中国的转型期中，你就不能以‘老办法’治新天下了。老办法不灵了，改用‘新办法’。这一新办法在孙中山辞汇中叫做‘以俄为师’；在毛泽东思想里，则叫做‘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想不到，苏联老大哥这一套，经过八十年的实验，终于被历史证明是一条行不通的死巷子，而毛公本人，基本上又是个自我改变不了的‘封建残余’，因此他对中国二十八年的统治，最后十年(一九六六-一九七六)竟然变成了‘十年浩劫’。这还是邓小平说的。对一般知识分子来说，那就是自‘反右’(一九五七)以后的‘二十年浩劫’(一九五六-一九七六)了。而对绝大多数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包括中共自划的‘贫下中农’，所谓‘倚靠阶级’来说，那简直是‘三十年浩劫’(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在中共政权建国之初，全国老百姓，尤其是‘贫下中农’，对毛泽东主席崇拜之深，期许之切，真是五千年历史上，鲜有先例。谁知道其后三十年，他们，尤其是贫下中农，所身受之浩劫，在世界历史上亦无先例。试问世界史上，哪有一次饿死两千五百万人的前例？他们是不声不响的倒下去了。高官大吏、名流学者，有几个人曾为他们申过一句冤呢？天安门上毛主席的大像，如今仍傲视全球，有几个人知道，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杀人犯呢？……目前江、朱二公，终日栖栖遑遑，真正是在为人民服务，为民族谋统一，吾人稽首海外，仰望高风，其是弹冠相庆，但是天安门上这宗历史大黑锅，不设法清除，怎能奢言民族一统呢？试看美国的柯林顿大总统，为着点偷鸡摸狗的小事，还要向全国人民道歉请罪，毛主席的如斯恶政，怎能在历史上不结个账就算了呢？……事实上，这些历史问题不加解决，我们的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是不会完成的。历史三峡是出不去的。作为国家民族的领导者，面对这些历史问题，要有原则，有方案，来慢慢的、彻底的加以解决。以慰死者，以安生者才好。鸵鸟政策总归是行不通的。
搞个人独裁，中山且不能免
拙作本篇原是专谈民国初年袁大总统要做皇帝的故事，何以凭空把毛主席也拖出来陪斩一番呢？这就是我们后辈史家所享有的时代特权了。我们可以搞‘比较史学’嘛。市场经济叫做货比三家不吃亏。我们讨论历史问题，也要把类似的史例归纳一下，来比较一翻，便容易找出，比较更正确的结论了。前辈史家像李剑农、郭廷以、范文澜诸先生，都因为时间过早，历史发展前景迷糊，歧路亡羊不知羊在何方，就无法比较了。
目前国家转型发展的远景，已甚清晰。我们试把近百年来的当国者，和他们的政治行为做点比较研究，便知道，说‘共和政体，不合国情’，并非袁氏一人，孙、蒋、毛、邓皆然也。可是他们对下一步如何走法，各人虽观点互异，却方法雷同。这方法便是‘个人独裁’。自己的党徒，乃至全国人民，要对当领袖的我，‘绝对服从’。在民国史上从袁世凯开始，孙、蒋、毛、邓都是一样的。没啥例外。因此这也可说是，近代中国转型史发展中，正如孕妇之临盆，避免不了的阵痛吧。明乎此，我们对袁、孙、蒋、毛、邓诸公所搞的不同形式的独裁政权，这个避免不了的恶魔(necessary evil)，应该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了。因此我们执笔臧否古人，不能人云亦云，而乱下雌黄。读拙作前篇，便知纵是至圣大贤，如国父孙中山先生者，搞个人独裁，且不能免，况其他跳梁之辈乎？所以不才才斗胆把毛主席也请出来，陪陪袁皇帝。让他们彼此比较、比较，才能对某些个体，作比较突出的评论。
现在让我们先看看，民国史上搞个人独裁的始祖，袁老四个人独裁发展的经过：
共和向帝制回潮的过渡体制
上面说过袁、孙、蒋、毛、邓的个人独裁，原则相同，而形式互异，袁的独裁究竟是甚么个形式呢？我们要知道，袁是逊清老官僚出身，在他个人所知的政治常识里面，世界各国的国体，就只有‘共和’(republic)和‘帝制’(monarchy)两个定型。他自己，乃至他的智囊团，就不能了解，任何政治社会的‘定型’(settled pattern)，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地发展出来的。这一形态，今日虽不合中国国情，安知三五十年，乃至百年之后，它就合乎中国国情了呢？袁氏和他的智囊们当时没有这种历史进化的观念，因此认为共和既然不合中国国情，那就只有干脆回头去搞帝制了。可是，搞帝制，他也知道，决不能让溥仪复辟；更不能让那些腐烂而颟顸透顶的‘遗老’随之复位。因此，天降大任，只有我袁世凯自己来做皇帝了。这一构想，事实也不限于袁氏自己，当时诚实的劝进者，是不乏其人的，他们的想法，大致也就是袁的想法。
袁氏自己显然也早有称帝的居心。但是从总统回潮变皇帝，不可变之于一夕之间，因此他也就采取王莽的办法，先做做假皇帝，搞个过渡和酝酿的时期，一面制造舆论，改变人民心理；一面变更官制，把民国的制度，逐步变成汉唐明清习用的封建老套。庶几他在最后登基时，官制上可以一拍即合也。袁氏废除民国官制的第一步，便是废除共和体制的国务院和国务总理。把内阁各部改为总统直辖，另设颇有封建气息的国务卿，以为总统之佐理。因此国务卿一职，便形同明朝初年，朱元璋废除宰相制以后，所设之大学士，和满清雍正以后所设立的军机大臣。他助理皇帝日理万机，而本身却无决策之权。另外各级官员的级别，亦采用古封建的旧名，分‘卿’、‘大夫’、‘士’，三等九秩。
另外袁也恢复了清制的都察院(改名平政院)以整肃官箴，和御史台(改名肃政厅)以纠弹违法官吏。这两项设置，倒不无新意。因为在清末民初，中国在试行现代法制时，向西方引进的是‘大陆法’。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不同之处，便是大陆法系把行政诉讼，和一般民、刑诉讼分庭处理。所以平政院事实上便是一个处理官民诉讼和官官诉讼的特种法庭，而肃政厅在制度上虽隶属于平政院，但是在纠弹违法官厅或违法官吏的操作上，却是独立运行的。它是传统中国监察制度的现代化。其运作方式，颇近乎近月来，在华府主持纠察柯林顿大总统绯闻案的‘独立检察官’史达(Kenneth Starr)。据此新制，在当年袁政府中，官吏不论大小，违法贪赃逾五百元，便可判处死刑。其后袁的京师警察总监，后来升任京兆尹的王治馨，即因一桩五百元的贪污案而被袁饬令枪决。(试想今日北京的陈希同案，该判多少个死刑？)
同时，袁对海陆两军军制，以及地方政府，亦多加整顿。上篇便曾说过，袁曾有意向赵匡胤看齐，搞废督裁兵，和‘将不专兵’。把各省都督如蔡锷等调入京师，另设将军府，饵以高位厚禄，以豢养之。另设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以统一军令军政。
于地方省区，废督之后，原有实权的民政长亦改制成虚衔的巡按使，废(虚)省设道，以道尹掌地方政府实权，而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权之控制。总之，袁氏在坐上终身大总统的宝座之后，其志向虽非以‘天下奉一人’，而恢复帝制时代‘以一人治天下’的企图，则是昭然若揭的。他已铺平了帝制大道，万事俱备，所缺的只剩个皇帝的尊号了。
今且将袁氏称帝前，改制后(民国三、四年之间)，中央政府的架构，列表于下，以见大略。
袁称帝前的中央集权结构
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十年一任，可连任，可传子，有权解散立法院)
副总统：黎元洪
立法院(代替旧国会为立法机构，终袁之世，迄未召集)
参政院(大总统咨询机构，但可代行立法院职权)：院长 黎副总统兼任
参政(由大总统提名选派)：杨度、严复、蔡锷、马良、王赓、严修、施愚、梁士诒、梁启超、熊希龄、李经羲、孙毓筠、陆征祥、赵尔巽、王闿运等共七十名
总统府政事堂：国务卿 徐世昌
(直辖左右二丞及五局：法制、机要、铨叙、主计、印铸；一所：司务所)左丞 杨士琦 右丞 钱能训 局所主管姓名从略
总统府内史监(原总统府秘书处改)：内史长 阮忠枢 内史若干人
(原国务院及国务总理撤销；各部总长直接受命于大总统)
外交总长：孙宝琦 内务总长：朱启钤 财政总长：周自齐
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司法总长：章宗祥
交通总长：梁敦彦 教育总长：汤化龙 农商总长：张 謇 *原农林、工商两部合并
平政院：院长 汪大燮
肃政厅：都肃政史 庄蕴宽
将军府(荣誉衔顾问机构)：上将一名段祺瑞；将军二十六名；参军二十五名
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王士珍(常务)
办事员：段祺瑞等 下设：军政、军令、军械三所
【参见前引钱端升著「民国政制史’第三章新约法时期(二年十一月至五年六月)，页八○-一四五】
中央集权未可厚非
吾人试览上表，便知民国以来‘以一人治天下’的中央集权制，从创制立法上说，袁世凯可算是始作俑者了。后来的蒋、毛二公，则过犹不及也。袁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之能臣，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大小政务一把抓。事必躬亲。其为人也，虽乏远大的政治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产。虽妻妾众多，然并不沉湎于酒色。对诗词歌赋，他也颇能哼两句，但不搔首弄姿，以咏吟自傲；更无玩物丧志的恶习，收藏甚么骨董字画，品箫吹笛，风流自赏。平生所好，唯抓权秉政；纵横捭阖，他确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对政敌的斗争，也你死我活，初不稍让……；但是话说穿了，吾人读烂通鉴，翻残二十五史，试问自古以来的专制人主，开国之君，不世之雄，谁不如此呢？孟子曰，天下定于一，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是哲学家、宗教家之言也。非实际政治也。我国自古以来，逐鹿中原争夺政权，都谓之‘打天下’。天下既是‘打’下来的，哪有打天下之人，不嗜杀人哉？纵是一代贤相的诸葛孔明，也要以‘生道杀人’、‘挥泪杀人’嘛。在我国古代，圣主贤君，像唐太宗李世民，为争夺政权，且不惜弑兄杀弟。但在那种改朝换代的动乱状态中，遍地都是瓦岗英雄，梁山豪杰，曹操所谓‘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为拨乱反正，拯斯民于水火，乱世枭雄，无不集生杀大权于一身，以成其贞观、开元、洪武、永乐之治世。所以在中国政治史上，统治者‘身兼将相’(唐太宗的豪语，见‘通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原未可厚非也。既然共和国体、代议政府搞不下去，朋友，我们熟读民国通史，看透华人社区的作风，吾国吾民，原没有民主细胞嘛，你我都是一样，怪得谁呢？因此，近百年来，孙、袁、蒋、毛、邓五大民族领袖，都是一字号搞个人独裁，要徒子徒孙，盲从领袖；强迫全国人民，绝对服从。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们这五大领袖，也是一样嘛。予岂好独裁哉？予不得已也。要把这种阖族皆有的心理状态，‘转型’过来，笔者曾一再强调，非通过两百年的历史三峡不为功。袁翁世凯的处境，还在夔州府和白帝城之间，他望峡生畏，要掉转船头，驶回重庆，其居心原不难理解，只是其行为则愚蠢不堪罢了……。他此时已驶船入峡，顺流而下，滩高浪险，掉头逆水，必然翻船，而袁及其党不知也，悲夫。
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再者，纵在六百年前的帝制中国，以袁氏当时的政治形势，他也没有称帝的条件。咱安徽老乡凤阳朱元璋在打天下之初，他的智囊朱升就劝他，‘高筑墙，多积粮，缓称王’。称王称帝，是子孙万世之业，是急不得的。你先得把政治基础打好，四平八稳，万无一失，然后再慢慢因势乘便，称霸、称王、称帝。洪秀全愚昧无知，就犯了这个大毛病。他一开始造反，刚打下永安州，就迫不及待，自称天王，另封东南西北翼五王，同管江山。等到他们打下南京，功劳最大的东王九千岁，也要升一升，那么九千岁就要升为‘万岁’了。升不了万岁，最后就王杀王，同归于尽了。
袁世凯这时要做皇帝，慢说是民国，纵在六百年前的大明王朝，也称王太早嘛。在他那个民国初年的中国，外有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国亡无日；内有白狼横行，中原正一片糜烂。袁虽赶走了孙中山，他并没有打平中国。相反的，袁政权也正风雨飘摇，总统尚且不稳，那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做皇帝呢？愚而好自用，不败何待？现在且看看那个，把中原地区弄得天翻地覆的‘白狼之乱’。
白狼之乱
白狼之乱是甚么回事呢？用个现代名词，那就是民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时间是民国二年秋季，爆发地点是河南西部豫鄂边区。后来蔓延于鄂、豫、皖、陕，甘五省。陷五十余城，虽不说赤地千里，然所过之处，官军不能制，相互砍杀，庐舍为墟，历时数载，弄得中原西北一片糜烂。白狼，这位农民领袖，据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所记真名为白朗，河南宝丰人，原为革命烈士吴禄贞的参谋，禄贞被难后落草为寇。声势日盛，乃被误呼为白狼；义军后亦以此诨名自豪，云云。陶记亦得自传闻，不可全信。另据杜春和编‘白朗起义始末’【收入前引‘北洋军阀’第二卷】，则白狼一名白瞎子，只是一个半文盲的贫农，白狼起义时，二次革命亦于同时爆发，黄兴曾辗转与之联络，并委派之为河南都督，而其在袁军后方破坏京汉铁路以阻北军南下。总之，白狼盛时，一‘杆’万余人，横行五省，飙忽如急风暴雨，俨然是五十年前捻军历史的重演，中原所受浩劫亦不相上下。最后白狼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八月五日，身受重创，败退至河南鲁平时，卒为袁军卧底的密探击而死，时年四十一(另说四十六岁)，其败亡亦如捻军当年之任柱也。【参见‘晚清七十年’卷二，页一六○-一六三；及罗刚著「刘公铭传年谱初稿’上册，页二三○-二三一，任柱之死。】
笔者附注：我国黄淮平原一带，民风强悍，而生活至苦，早年大小规模的农民暴动，几无岁无之。笔者本人，生于斯，长于斯。幼年竟是目击之人。白狼之乱时，余尚未出生，然我幼年期曾目睹‘跑白狼’的农村闹剧。盖我乡，今肥西，地处黄淮平原的边缘，每遇‘荒年’，即时闻出自皖北河南一带的‘股匪’南下劫粮‘打荒’。‘股匪’与‘土匪’不同。土匪只是零星的小强盗，打家劫舍，绑票勒赎。股匪的组织则如军队。其来势如潮水。少数官军都逃避一空，或据县城自保。乡村农民不甘妻孥生畜被拉被抢，乃抱儿携女，牵牛赶猪，相率逃亡，谓之‘跑白狼’；或联庄扎寨，武装自卫，谓之‘打白狼’。过境入侵者，往往仍自称‘白狼’。忆北伐前夕，某次白狼过境，余学步未几，竟也腰挂‘勃朗宁’，随武装农民在农村‘浪劲(境？)’游行，向白狼示威，表示我们有备。切莫来犯。据老辈传言，‘白狼’原是‘八郎’之误。两辞土音相同也。杨家将只有‘七郎’，白狼则是某家的八郎云。这种‘跑白狼’、‘打白狼’在当地可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中国近代史上的捻军、淮军，都是同一个社会基础上起来的。北伐之后不久，当地又发现了张国焘、徐向前的‘红军’，武装自卫的地主和农民，误把‘红军’当‘白狼’，就变成反革命了。毛主席来了，不许老百姓‘当白狼’、‘打白狼’甚或‘跑白狼’，一遇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农民就只有待在家中饿死了。‘大跃进’时，安徽一省就饿死农民六百万。陈一咨先生后来被国务院派在肥西调查，他根据官方内部的资料向我说，安徽饿死的农民，远超过六百万。这也是我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史的，转型现象之一，至可叹也。故随笔记录之，以为祖国农村社会转型留一点信史。
外患比内忧更严
农民暴动固然是把袁总统的民国，弄得疮痍满目，民不聊生，但毕竟还无亡国之虞。与它同时发生的外患就不同了。应付失策，就难免有瓜分之祸。这种外患，说来话长，将来当辟外交专篇细论之。此处只能三言两语，略作交代。笔者在清末导论篇中曾一再提到，二十世纪初年谋我最急者，莫如日、俄两国。两强对我所作赤裸裸的侵略，面目狰狞，述之真足污我笔墨。表面无日、俄之狰狞，然深谋远虑，笑里藏刀，对我作最沉痛之宰割者，则大英帝国也。
笔者在庚子联军诸章曾细述之，在八国联军时，英国深恐我被瓜分而影响其通盘利益，乃策动美国大搞其‘门户开放’。笔者亦曾一再指出，英国之所以策动美国带头者，是它志在阻扰日、俄对华之瓜分，而对其本身在华之利益范围，则断不‘开放’；对其在华作更深入之侵略，亦断不放松也。因此当日、俄两国乘辛亥革命与二次独立之乱，而对满蒙蠢蠢思动时，英国已不声不响，继续深入西藏矣。
英国对西藏的割裂企图
在此之前，清廷在英人威迫之下，双方已正式与非正式订过五次有关西藏的条约，计有：‘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一八九○，一八九三)，‘拉萨条约’(一九○四，此约为西藏地方政府所签订，因主权损失太大，清中央政府拒绝承认)，‘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一九○六)，‘修订藏印通商章程’(一九○八)。在此五约中，英方虽在不同程度上，极力否认中国政府对西藏有‘主国’的‘统治权’。然自始至终，英方不愿否认中国对西藏有‘上国’的‘宗主权’。英国当时作此项承诺，并非如一般西方专家所说，由于中国政府‘灵活的外交手腕(skillful diplomacy；【见新版‘大英百科全书’，卷十八，页三八二】。颟顸的大清官僚，无此‘skillful diplomacy’也。狡猾的英国外交官之作此言不由衷之承诺者，志在防俄也。因为此时的西藏正处于英、俄两强，对华扩张的交叉点。而此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即现任十四世达赖的‘前身’)在沙俄的暗中诱惑之下，与俄谍勾搭甚紧。并暗上俄皇以‘护法皇帝’之尊号【参见台湾版‘清史’列传三百十，藩部八，页五七三二】。英为防俄，始提高中国‘宗主国’的地位，以排斥沙俄也。因此在一九○四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后，俄人不遑南顾之时，英人乃利用先前英日同盟之国际形势，公然出兵侵藏，在武官荣赫鹏(Sir Francis Younghusband)指挥之下，于一九○四年夏季，一举将拉萨占领。十三世达赖惧为英俘，乃仓卒逃至青海，转往库伦，冀得俄援。英国占领军遂扶持达赖之门徒，九世班禅喇嘛，作英国之傀儡。清廷亦给与班禅以摄护权。在随之而来的中英藏交涉中，英方乃企图把中国的‘宗主权’一举废弃。另提出苛刻条件，足使西藏沦为英印的保护国。并索赔军费英金五十万镑，为期七十五年。不赔清，则英军不离藏境。斯即上列‘拉萨条约’之要旨也。英方即以此约强迫清廷签押。【条约要目见同上‘清史’，及其他条约书。】
斯时清廷驻藏办事大臣，为一颟顸之旗人有泰。英占领军乃令有泰供应英军给养，有泰往见荣赫鹏，自言无权，受制于藏官，不能支应占领军之夫马。清史说，‘荣赫鹏笑颔之。载其语入蓝皮书，即据为中国在藏无主权之证。’【见同上，页五七二三】这也就是上节所说清方‘灵活的外交手腕’吧。后来有泰被朝廷革职充军，另派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唐绍仪往印度，和英方继续交涉。唐为留美幼童出身，英语流畅，现代国际法知识亦甚丰富，乃据理力争，然英人分厘不让，还是无功而返。但此时英人亦已感受列强压力。盖日俄战后，两国为联合霸占我满蒙，抗拒英美染指，曾三度秘密订约，结成死党以拒英排美，俨然一个新的俄日同盟，已在形成之中【见下节】。在此新的国际形势之下，英国一面与俄廷直接交涉，不让俄人在西藏侵犯‘清国主权’；另面对我西藏，亦不敢过分侵权，以免日俄据为口实，终向清力让步，而另订新约。但是英人谋藏，初不因此小挫而中止，辛亥革命炮声一响，它就卷土重来了。
西姆拉、麦马洪和内藏外藏
英人企图重据西藏的第一步便在班禅、达赖这两位和尚身上打主意。在班禅居摄期间，英人曾乘英王子访印，而力邀班禅赴印观礼，另作企图。然班禅在藏究不若达赖之有潜力也。一有机缘，大英帝国为其永恒的利益，就迅速舍班禅而就达赖了。原来达赖在库伦一筹莫展之时，乃回向清廷，请求‘入觐’。此时慈禧与光绪虽已在死亡边缘，仍许其朝觐，而优礼有加，并允其回拉萨，复主藏政。事为英印所悉，乃暗中说动达赖潜往印度待机。盖清方此时在袁世凯、张之洞等主政之下，正在改组驻藏办事大臣而充实其权力，并发川军入藏。达赖回藏后，对主政缺乏自信，乃为英谍挟往印度。清廷亦以其叛国，而尽褫其封号。迨辛亥乱起，英人认为时机已至，乃于民元六月，武装护送达赖回藏，并乘乱驱逐清廷驻藏大臣，杀戮亲中人士，而重掌藏政，另派西藏僧军入侵川边，引起四川都督尹昌衡之反击，弄得边衅大开，烽烟四起。对此一边警，当时民国朝野，和中外媒体，固知根在英印。为釜底抽薪之谋，当时之袁政府也就徇英人之建议，在印度之西姆拉城，召开中、英、藏一体参加之西姆拉会议(The Simla Convention)了。
这次西姆拉会议，从一九一三年十月开始，至一九一四年七月无疾而终，历时数月，可说完全出诸英方设计，列出议题，作好条文，要中方(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全部承诺而已。英印方面究竟有些什么既定方案呢？长话短说，盖有数端：
英方的最高理想，盖为西藏之完全脱离中国而独立。然后渐次导之与印度合并。或单独形成一与缅甸相似之英属殖民地。此一设计如因俄、美等列强介入而无法实现时，则继续承认中国对西藏之宗主权，但需割裂西藏疆土，使其部分并入印度，然后再逐步深入，得寸进尺，把他们心目中的西藏再划成‘外藏’和‘内藏’。外藏即今日的西藏全境，完全‘自治’；内藏则深入川边，青海和新疆，由中国政府统治之。如实行此计画，则英方对藏印边界乃要求以喜马拉雅山之分水岭为界线，把喜马拉雅山南麓，逾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边疆，划入印度版图，斯即所谓麦马洪线(The McMahon Line)是也。亨利.麦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时为英方首席代表，故以其名，名英方所侵占之新界(无独有偶，香港也有个新界)。其地东自雅鲁藏布江穿过喜马拉雅山，所形成的‘世界第一大峡谷’，西延至不丹东界。全部面积约为台湾宝岛之三倍。【读者如对该区地理有兴趣，不妨参阅香港出版之‘中国旅游’杂志，一九九八字三月出版之第二一三期中的专文报导：‘徒步穿行世界第一大峡谷’，颇值一读。】
英人无端割裂我国如此大块疆土，我方当然坚决反对，北方大熊之俄国，此时对英国之入侵西藏，自然也‘熊’视眈眈，使英人亦不得不有所顾虑。斯时适值欧战爆发，英国对西藏之侵略，乃半途而止；西姆拉会议也就无疾而终。然其后遗症，则至今犹存也。
【笔者附注：此一麦马洪线我方虽向未承认，纵是今日流亡在跟印度的达赖亦未尝承认，然英国政府，和独立后的印度政府，以及成见素浓的西方汉学家和媒体，则不顾麦马洪线在国际法上之无据，而视非法为当然。回忆一九六二年中印发生边界冲突时，尼赫鲁曾坚持麦马洪线为中印分界线，西方学者与媒体也一致袒印。当时纽约市内各大学的华裔学者十余人，曾在纽约华美协进社举行国际研讨会与记者招待会，在纯学理上，维护史实，力辩麦马洪线在国际法上，毫无法律根据，其后纽约时报，迫于无可置辩之学理与史实，竟亦改变立场，确认麦马洪线为非法。固知在国际交往中，如确有史实与学理之根据，则众口亦未必可以铄金也。】
达赖、班禅和土司的统治权限
据‘清史稿’引清代官方图籍所统计，达赖所辖寺庙凡三千五百五十余，喇嘛三十万二千五百有奇；黑人(俗民、农奴)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八户(每户平均五口？)。班禅所辖则三百二十七庙，喇嘛一万三千七百有奇；黑人六千七百五十二户。【见同上‘清史’，页五七二八】其他边区居民则为无数说汉藏语系(Sino-Tibetan languages)，汉化或半汉化(Sinicized or Semi-Sinicized)生熟番民，台湾所谓原住民也。由领有清政府印信的大小土司统治之。区中如‘熟番’甚多，而土司苛政不止，内斗不停，政府乃收回土司印章，把地区纳入正常郡县系统，谓之‘改土归流’或‘郡县化’。此一制度在美国史上亦有之，名曰‘建州’(把‘地方’Territory如夏威夷、阿拉斯加、波多黎各，升级为‘州’State；两百年来美国已由原始之十三洲，扩展至五十州。近年还有些菲律宾人和台湾人想加入作第五十一州呢。)而在古老中国郡县化，已行之三千年矣。纵五胡、蒙、满等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亦未尝废也。清末改新疆为省。满族统治者亦改其故居发迹之满洲为东二省，此时清廷正在把川边郡县化为西康省，而革命军兴乃中止。民国成立后，西康设省之外，热河、绥远、宁夏继之，在官吏任免上虽有不妥之处，而制度无亏也。人民中国成立之后，误以苏联制度为先进，而反流归土，废多民族杂居之省，为单民族独居之自治区州，迨发生动乱，又调大军镇压，以君子始，以小人终，逼达赖逃亡异域；环伺之异族，幸灾乐祸，唯恐中国不倒，乃相率作或明或暗之颠覆，致有今日新疆、西藏不停之动乱，扰及阖族之安危，良可慨也，良可慨也。
西藏于解放之初，实际人口仅百余万人。今日达赖喇嘛则坚称，藏族人口逾六百万，何也？原来他是承继民初英人对西藏之设计，合所谓外藏、内藏而统计之也，达赖和尚哪里有此狂妄思想？大英帝国主义者之甘棠遗泽也。尼赫鲁当年还不是也要承继大英帝国的疆土，而吃了败仗，忧愤以终。六○年代之初，余曾奉哥大派遣，出差印度，见其邦美女乞丐，均荷枪作军事训练，发誓收复麦马洪线上之‘失土’颇为之感叹不已。从何说起呢？【有关本篇之中西文史料，足以汗牛。节要而读之可参考李铁铮在哥大所著之博士论文：Tieh-tseng Li,“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Status of Tibet’(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1953)。此书有增订本及汉译本，其他著作及有关档案，另详‘史料篇’。】
‘大西藏’的思想根源
十九世纪的传统帝国主义之外，造成今日达赖及少数藏族基本教派(fundamentalists)，对拥有六百万人口，和云南、四川、青海、新疆边区疆土的‘大西藏’的幻想之形成，当年以君子始，以小人终的中共民族政策，也不能辞其咎。而这一由抽象的幻想，化为具体的政策，由唯心主义(Idealism)蜕变出来的进化论的根源，实出于：(1)美国威尔逊的民族自决论，(2)列宁所一手创造的第三国际理论中，最时髦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国际主义滥觞之时，又碰上了，(3)我国千载难逢的启蒙期，在‘五四’前后，再经过一些中西之学并不甚粹底、一知半解的时髦青年加以鼓吹，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促其实现’，就变成近代中国的，来势如疾风暴雨的潮流思想了。
须知，小民族搞大主义，不止达赖喇嘛呢。二战期中，泰国的皇室竟然也糊涂到和日本勾结，以图扩张。他们的意蒂牢结便是，泰族本是东南亚第一大族，其疆土包括整个的中南半岛，和中国的滇、黔、桂、粤诸省。因此他们要与日本合作来收复失地，以建其大泰帝国呢。二战后，按理泰皇应以日本帮凶受战犯之审呢。盟国只以小把戏糊涂，不配作战犯，才放他一马。
回忆五○年代之末，我正襄赞李宗仁先生撰写其回忆录时，告诉他说，广西今日已不是个省，而是‘壮族自治区’了。李公竟不知‘壮族’为何族。我书人旁加童的繁体僮字以示之，李宗仁先生，这位广西王，竟不知‘童族’，住在广西什么地方。而当时北京公布，壮族为中国第一大少数民族，有人口六百万，云云，而李宗仁不知也，岂非滑稽哉？壮族之中如果也出了个达赖喇嘛，也要来搞个人壮族民族自决，则滇、桂、川、黔，岂不都要独立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嘛。总之，需时数百年的社会文化大‘转型’，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少数民族向‘主流’集中；向主流认同，中国已搞了几千年了嘛。今日的美国不也有‘少数民族’(Minorities)，加入‘主流’(Mainstream)的诸多问题，而郡县化之，相安无事嘛？为何以同一问题，而专向中国找碴儿呢？下卷当关民族问题专章，与有同好之士共研之也。
俄国对蒙古的觊觎
比英国之割裂西藏更为积极而可怕的，便是俄国的觊觎蒙古了。长话短说，中国有史以来的外患，以北方为烈。匈奴而后，从五胡到契丹、女真、到蒙古、满洲，都是坐北朝南的。斯拉夫、俄罗斯，便是最近的一个。在满清康雍干时代，北极大熊只在蒙疆之外打转；嘉道之际，它就深入满蒙了。日俄战后，两强的势力范围，平分我东北。中国就逐渐被迫以长城为国界了。
俄国人在一八六○年的北京条约之后，一直把我东北视为禁脔，势必全吞而后已【参阅导论篇卷四】。殊不知日俄一战(一九○四-○五)，北极大熊竟被东海上的日本小鬼一下截堵了。在日俄战前，英国在远东的外交政策原为联日防俄。孰知日俄战后，局面倒转。俄日两国为平分我东北，并防制英美向东北染指，乃化敌为友，一连通过两次日俄‘密约’(一九○七，一九一○)，乃擅自将中国东北，划为‘南满’、‘北满’两部。南归日本；北属沙俄。界线分明，彼此不得越雷池一步。设有其他列强欲染指南北任何一部，则两强彼此相助，而共逐之。后来美国的铁路大王霍里曼(Edward Henry Harriman，1848-1909)，想在满洲筑路，以完成其环球铁路计画(略似今日由柏林至连云港之欧亚铁道联运)，日俄两国闻讯，乃携手杯葛，终使霍君之伟大计画为之泡汤。(早年欧美汉学界曾有帝国主义不存在之论。以中西纠纷多出于华人之排外主义(Chinese Anti-Foreignism)，不才未被说服，曾撰文举上例，认为那是发生于中国的外人排外主义(ForeignAnti-Foreignism)，与‘华人’无关也。曾引起若干不快。)
根据一九○七年七月三十日俄日两国所签订的第一次密约的‘附款’，他两个贵国在我东北所划的南北满分界线，起讫之点如下：
从俄韩边界西北端起划一直线至珲春，从珲春划一直线至毕尔滕湖(即镜泊湖)之极北端，再由此划一直线至秀水甸水，由此沿松花江至嫩江口止，再沿嫩江上溯至嫩江与洮儿河交流之点，再由此点起沿洮儿河至此河横过东经一百二十二度止。【上引此‘附款’之汉译采自：何汉文編著‘中俄外交史’，一九三四年中华书局出版，页二五八】
我们如果翻开一本早年中国的地图，把上引‘附款’追踪一下。大致说来，它两个贵国是把我们的吉林省，拦腰一刀，把该省划为南北二部，由两国平分之。北吉林与当年的黑龙江全省属俄；南吉林和奉天(今辽宁)全省属日本。我们试看看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所划的秘密‘分界线’，再把它和英国的‘麦马洪线’，对比对比，这叫不叫做‘帝国主义’呢？是非自有公论嘛。
俄日三次密约，瓜分内蒙古
不特此也。等到辛亥革命起来了，俄日两国乘我国内战乱，经数度密议之后，终于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七月八日，再订‘第三次日俄密约’，又把中国的内蒙古瓜分掉了。这宗密约不只下流刻毒，其黑箱作业，也颇饶趣味。今且略删冗文，录其原条如下：
为确定并完成一九○七年七月三十日及一九一○年七月四日之两次密约，并防止关于满蒙特殊利益之可能的误解起见，俄日两国政府决定延长一九○七年七月三十日密约之分界线，并划定内蒙古之特殊利益范围，兹协定下列条款：
第一条：从洮儿河与东经一百二十二度相交之点起，界线应沿Oulountcheourh(今乌伦池？)及Moushisha(？)河之分水界，从此沿黑龙江省与内蒙古之边界直至内外蒙古之边疆。
第二条：内蒙古分为两部：北京(笔误，应为北经)经度一百一十六度二十七分以东之部及以西之部。俄罗斯帝国政府担任承认，及尊重日本在上述经度以东内蒙古之特殊利益；日本帝国政府担任同样义务，尊重在上述经度以西之俄国利益。
第三条：两缔约国对本约须严守秘密。
一九一二年(我民国元年)七月八日(俄历六月二十五日)
(俄外长)沙查诺夫(S. D. Sazonov)(日本特使)本野(一郎，签订于俄京圣彼得堡)
【汉译采自上引何著「中俄外交史’页二七三-二七四】
再大略言之，它两个贵国，在清末首先把中国的东三省，分成南北二部而分据之。不许第三个列强，在此染指。然后再慢慢地，软硬兼施，政经齐下，把中国的主权吃掉。吃掉的故事很冗缀，例如俄人在北满利用建筑东清铁路(民国时叫‘中东铁路’)作基础，渐次把北满殖民地化。就可写一部有分量、有权威的博士论文【见Peter S. H. Tang(唐盛镐)，Russian and Soviet Policy in Manchuria and Outer Mongolia, 1911-1931。此书为作者原先在美国哥大所撰写的博士论文】笔者在将来的‘外交篇’里，当再慢慢交代，作较详细的征引与报导。此处篇幅有限，暂时打住。
且说，到辛亥革命前后，俄、日这两位邻家，又进一步把中国的内蒙古，一分为二，划为东西两部。东内蒙古属日本；西内蒙古属俄国。他两国所私下决定的东西内蒙古的分界线是，东经一一六度二十七分(116。27’E)。上引约文所提的两条小河，一般的中西文地图，都不易找到。但大致说来，我们如从满洲里向南，循东经一一六度二十七分，划条直线，直指北京，线东内蒙古属日本；线西内蒙古属俄国，就大致差不多了。
沙俄割裂外蒙古的闹剧
俄国既有此侵略满蒙的蓝图，辛亥革命前夕，乘我全国骚动之时，俄人即认为搞外蒙独立，此其时矣，乃唆使库伦(今乌兰巴托)活佛哲布宗丹巴呼图克图成立‘蒙古国’，向满清政府宣布独立。同时向境内四蒙旗各征兵万人组织‘蒙军’，由俄国教官训练，并由俄接济快枪四万枝，子弹四千箱，大炮八尊，贷款两百万卢布，作势武装南犯，以表示外蒙已脱离中国矣。当时清政府已在覆亡边缘，无力应付。迨民国政府成立，虽不断向俄抗议，向库伦警告，然亦无力北顾，沙俄就进一步促使外蒙古正式独立了。【上引俄援史料见何着前书八章二节，页二七五-三○二；另据 O. Edmund Clubb, China & Russia： The〞Great Gam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Ch. 10,“Revolution and the Manchu Borderlands, pp. 149-60。俄援蒙武器，则为来复枪一万五千支，骑兵军刀一万五千把，子弹七百万发。十月革命后所公开之俄档，则为三英分口径步枪六千支，子弹三百万发，龙骑兵军刀二千副，驮载机关枪两挺，及轻炮两门，见俄廷远东司司长于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致俄驻库伦总领事电第一九五五号。汉译全文载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六四三。这三种不同数字，或由于俄援分批付给；或因中英两方情报上的夸大。唯Clubb书所引资料亦系出自‘红档’。并存之以待通人。】
在袁世凯代孙为临时大总统后，为时不到半年，原帝俄驻清公使廓索维兹(Ivan Korostovets)便奉俄皇之命潜赴库伦，与哲布宗丹巴活佛私订一连串的‘俄蒙协约’、‘俄蒙通商章程’，以及其他路矿、邮电合同多种。言明不许中国在蒙古驻兵，向蒙古移民等各种限制……。总之，中国在外蒙古扫地出门，中国原在蒙古所享有的统治权，由沙俄一古脑代替就是了。俄人为此，颇感自豪。【见上引汉译俄档】
此一消息传出之后，北京大震，全国大哗，赵内阁的外交总长梁如浩，不胜震撼，竟至弃职而去，袁世凯总统乃派陆征祥继梁，直接与帝俄交涉。而俄廷只诡称事为蒙人主动，俄政府只能以调人身分居间代为斡旋，并乘机对袁政府大加要挟。若中国不承认外蒙独立，俄国即不承认革命后的中华民国政府。当时民国政府亦深知，若无列强承认，中国即举债无门，政府就要瘫痪。
蒙事发生后最奇怪的事是，中国全国震动，并面向列强，希望能一秉门户开放之原则，维持中国之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谁知除华盛顿略有表示，愿意参加‘调解’之外，英、日二强竟三缄其口，不愿对沙俄说半个不字。今日我们在世纪末，回看旧史，始知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秘密外交时代’，各列强都为一己私利，被所谓‘密约’绸得死紧，虽彼此相嫉，而口不能言也。日、俄既自缚于三次密约，已如上述；英国亦因沙俄在西藏问题上让步，俄对英有‘互不堵财路’(我国江湖上的扒手即有此不成文的道义)之默契，英国对沙俄在蒙，固亦有其回敬之义务也。美国此时在占领菲律宾之后，亦已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远东帝国主义。它对英固有血浓于水之情，为着保护在菲的殖民利益，它也不顾开罪日、俄。门户开放之原则既一去不返，我们这个地大物博的东亚病夫，就再次面临瓜分之噩了。其实俄人之图蒙，已早有决策。远在一八五四年，俄西伯利亚总督楼纳维夫(Nikolai Nikolaievich Muraviev)即已向俄廷报备，一旦满清朝政失控，外蒙便应由俄廷接管。如今清帝失位，岂非天与人归，正是俄国接管之时哉？【见Clubb前书页一五一，引俄档】
所幸东亚病夫，痴人也有痴福，这些环伺的帝国主义，由于彼此嫉忌，他们也不愿任何列强取得中国边疆地区满蒙和新疆、西藏的主权。盖由中国保持各地区的宗主权，他们彼此在将来，都还有分赃的希望。若被任何一强独占，如朝鲜、安南、缅甸，和东海滨省，则其他列强也就永无指望矣。因而他们之间也有个默契，让中国继续享有其名义上的宗主权。一旦有机可乘，如日本之在一战中的山东，俄国之在二战后的满蒙，则取消中国宗主权，实易如反掌也。其然乎，其不然乎？
因此陆征祥在奉命于民国元年十一月开始为蒙事与沙俄直接交涉之后，历时五阅月，签出草约，而此草约竟为北京国会参议院所否决。陆征祥为之辞职，袁改派孙宝琦为外长，与俄廷继续商谈，其中虽经过二次革命之乱，而交涉未断，终于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双方交换，尊重彼此立场之声明照会。并议定嗣后中俄有关蒙事交涉，外蒙古得参与其事。据此中俄蒙终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六月七日于恰克图以中俄蒙法四种文字，签订‘中俄蒙协约’二十二条。在此约中，沙俄虽坚持在我国境内的各项特权(亦如甲午战前日本之在朝鲜者然)，和蒙古的‘自治权’。但出乎意料，沙俄居然仍承认中国为外蒙古之‘上国’，享有在外蒙古的‘宗主权’。新约且言明‘外蒙古为中华民国疆土的一部分’。【参见褚德新、梁德主编，‘中外约章汇要’，一六八九-一九四九。一九九一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页四四一-四五二；前引何著「中俄外交史’亦记述弥详，见页二八八-二九二，唯时间略误。Clubb前书九、十两章，亦可供参考；原始档案及最近参考书详外交篇及史料篇。】
读者读拙文至此，可能会感到奇怪吧。俄国为何如此色厉内荏，前倨而后恭也。朋友，非也。此时外蒙古如果独立了，西藏不也就要独立了吗？再者，此时欧战已经爆发，日本也已攻占前德人所霸占的胶州湾和青岛，囊括了山东半岛，并已向我秘密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了，外蒙如正式脱离中国，则日本在山东、南满和东内蒙，势必踵起效尤，则中国就要被瓜分了。俄国也就要从此失去‘收复’南满煤，包括俄建的南满钗路以及通过新疆向南扩张的机会了，此俄人之所不欲也。俄国在外蒙要享其实，而淡其名也。吾人今日于世纪末，回头一看，在一九九一年苏联帝国解体之前，外蒙古不是一直都在俄国掌握之中吗？而英国虽一直垂涎西藏，它至今还没有俄国在外蒙古的机会呢。虽然后来日本竟能罔顾赤俄的疾视，还是把整个满洲独吞了。后章再详叙之。
蒙古分裂主义者的矛盾情绪
其实当年外蒙古在俄国诱迫之下，首先宣布独立，按着又在俄国保护之下大搞其自治，实非蒙古上下层教俗两造领袖及一般人民之本意也。盖蒙族原为我边疆第一个入主中原，而能建立一个宇宙帝国的少数民族。在元代以前，中国的朝代名称，从秦汉魏晋……，到宋辽金，均是具体的地名。但是蒙人在入主之后，却不愿再以地名蒙古名其朝，乃改用一个抽象的宇宙名称‘元’，以为朝代之名。以示其真正的‘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儒家思想里的宇宙大帝国，不自限于某一特定区域也。自元以后，明、清、民国，就不再以具体的区域地名，以为国名了。文化主流区则始终以中原为根本。李登辉总统不也有‘新中原’构想吗？不错也。
朱元璋(笔者曾怀疑他是回教徒，而非佛教的和尚)于十四世纪中叶，以明代元时，他所搞的也只是个‘以夏变夷’和‘改朝换代’的传统老套路。明太祖和他那批回教徒的开国功臣，并没有‘驱除鞑虏，建立明国’底现代民族主义的概念。因此元顺帝亡朝之后，也只率数千蒙兵逃往塞北，当时在中原和华南各省定居的千千万万的蒙族人民，并未随顺帝北逃。且用句当前美国的新名词，他们大都只是改从汉姓‘加入主流’(join the mainstream)而已。且看我国当代人物，对中华道统卫道最力，有‘中国脊梁’之称的梁漱溟大师，不就是元朝皇族帖木儿之后吗？记得若干年前，笔者在某项文学奖的评审会上，曾投过她一票的台湾名女作家席慕容，不也是蒙族吗？(这在现代多民族的国家里，也是例不胜举的，有时，像今日印尼、泰国等等，都是强迫执行的。)
等到三百年后，满人入主中原，塞北的蒙族也被编成‘蒙古八旗’，从龙入关。入关之后，他们也和满族一样，享有终身俸禄等等统治阶级的特权。有清三百年中，汉族功臣，像曾国藩、李鸿章，最高只能封侯。蒙人则和满人一样，可以封王、封公。像僧格林沁便受封为亲王。蒙古族的佛教和尚，最高也可封到与王公并列的活佛，汉族和尚则连个死佛也休想了。因此，蒙古的统治阶级的社交中心，早已不在苦寒落后的库伦，他们已在纸醉金迷的北京，做了三百年的‘京油子’(playboys)。要他们再回到库伦去搞独立，搞自治，实在是口是而心非焉。我的老朋友、老蒙古，在美国教书的李鸿鹏教授，就曾上书毛主席，并直接写信给斯大林，气愤填膺的要‘收回外蒙古’呢。
再者，俄国人那时在库伦暗动手脚的，也专以活佛为对象。他们要扶植这些亲俄的和尚去做皇帝，或当总统，这就不是过惯了满蒙一体的北京贵族生活的‘蒙古王公’所能接受的了。还有蒙人和汉人究竟也有几百年的交情。非比寻常。他们拿清廷和民国政府的封号和津贴，直如家中子弟之讨学费，给少了，还可以打滚扯皮，死打活要呢。拿老毛子的钱，看老毛子的脸色，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所以纵在俄国人所策动的分裂运动初起之时，他们的窝里反就闹个不停。反独立、反自治之声也不绝于耳。和今日台湾统独两派之争，也差不多吧。
君不闻，达赖喇嘛最近和曹长青君的对话嘛。曹君问达赖为什么不搞独立。达赖说独立之后就不能再向中央政府要求补助了。【近月在香港发行的‘开放杂志’和美洲的‘世界周刊’都有曹君的栏报导。】朋友，这就是中西之别了。我们传统的汉唐帝国主义是一种儒道的死要脸、活受罪的赔本交易；西方帝国主义就是个霸道的、狠毒的经济剥削了。两者之间是不可以画等号的。因此俄国人那时在蒙古搞分裂运动，不特一般蒙古王公没太大兴趣；独立自治，对那些住在蒙古包内的、贫苦的牧民，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再者，蒙古牧民单纯的皮毛贸易(furtrade)的经济体系，和辽阔的国防自卫，都不是离开中华祖国后，可以独立运作的。数百年来的蒙族，基本上已加入了中华‘主流’(mainstream，有心的读者请注意，这是今日美国学术界所通用的时髦名词，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他们剩下的住在蒙古包里的人口，纵在今日，也只有二百三十五万六千人【见大英百科全书，一九九八年年鉴】，不过是北京、上海、台北市内几条大街的市民人口。在经济上和国防上，都应属于中华经济圈和防卫圈，没有搞独立的必要(这也是今日达赖喇嘛不搞独立的道理)，不待智者而后明也。所以后来十月革命一起，蒙古统治阶层便主动的上书民国政府，把自治取消了。后章再续论之。
一次我曾以此问题乞教于美国第一号蒙古问题专家的拉铁摩尔说，蒙古独立已经取消了嘛，何以后来又反水呢？拉氏以汉语答我说，‘错在小徐，错在小徐(徐树铮)。’小徐犯了些什么错误呢？到时再慢慢说吧。(拉铁摩尔是个怪杰。一次他和他夫人与我夫妇聊天。他说他夫妇是在库伦结婚的。婚后各骑骆驼一只去作蜜月旅行，从外蒙，穿内蒙、甘萧、青海、新疆、西藏，一直骑到印度，大致度了个‘蜜年’云云，使我们大惊失色。)
日军攻占胶州湾，进窥山东
以上所述英、俄两强，乘我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之乱，割裂中国边疆的故事，那还只算是‘边患’也。日本人其时也乘机入侵，那就是最严重的、生死交关的‘心腹之患’了。在上述俄日三度密约时，他两位邻家就秘密说妥，中国革命运动一旦严重到某种程度时，他俩就联合出兵，按两国在满蒙境内所划的秘密分界线，一举占领满蒙。这一占领计画之所以没有实现者，第一是革命时间太短，未搞到两强所期盼的‘严重程度’；第二则是他两位邻家也彼此猜忌；不放心对方。猜忌未定，革命已了，出兵期就给耽误了。可是出兵的机会是继续不断出现的。果然未出三年，另一个机会又来了。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间在欧洲爆发。日本人借口于英日同盟，就开始占领我们的山东，随之就提出了，要把中国变成日本底保护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了。
日本这个后来居上(里白外黄)的香蕉帝国主义，其狠毒，其无耻，实远甚于它的前辈的欧美帝国主义。它乘欧战爆发而侵略中国的行为，也真是匪夷所思。限于篇幅，此篇只能略作交代：欧战既起，日本乃于八月十五日向中国政府发最后通牒，言明一月之内，德国如不将包括青岛在内的胶州湾，全部转移与日本，日本即将为维护英日同盟之义务而攻占之。说时迟那时快，八月二十三日便对德宣战，中国虽已宣布中立，日军两万人却在山东半岛北岸的龙口登陆，不顾中国强烈抗议，迳循陆路南下进攻青岛。袁政府不得已乃循日俄战争时之旧例，划出潍县车站以东地区为‘德日交战区’，以西为中国中立区，要求日军不得西犯。德人此时虽有意把胶州归还中国，而日本不允。
日军既迫近青岛，不顾中国政府不断的强烈抗议，仍挥军西进，借口胶济(青岛至济南)铁路为中德合资，乃一举将胶济路全线占领，并于十月六日侵占济南车站。不用说把德国雇员拘为俘虏，中国雇员亦全部驱逐，代以日人。同时并将铁路沿线的矿山企业及胶州的中国海关，均全部占领。袁政府虽不断抗议，日方均置若罔闻。北京乃诉诸英、美两强，乞求主持正义。当时秘密往返于英美使馆之间者，则为留美返国的顾维钧博士。顾氏由外交部秘书，提升兼大总统府机要，又兼外交部参事【详见‘顾维钧回忆录’】。此时日本已派有奸细跟踪，剌探其行动。后来甚至公开要求，不许顾某参加有关中日间的秘密交涉。据顾氏告我(说是在此之前他未向任何人透露过，盖顾有亲英美之名，对英美的绝密联络，彼绝不透露丝毫题外之言，所谓off-record conversation也)，此时英使朱尔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为日人在华的行为所伤的脑筋，不在我方之下也。然不顾英、美两强的合力阻止，日本还是悍然向我秘密提出匪夷所思的‘二十一条要求’。他虽言明，排除亲英美的青年顾博士参加密议，最后还是顾某为之泄密，而功败垂成。至于日本这次天大秘密是怎样被揭穿了的，顾维钧先生在半个世纪之后才向我说：‘唐博士，我以前未曾向任何人说过啊。’这时我才把这件戏剧性的外交秘密，记入他那不朽的‘顾维钧回忆录’。有心的读者要打破砂锅，可翻开顾氏自述而细玩之也。今且将二十一条交涉经过约略交代如下：
‘二十一条要求’的思想背景
简略言之，日本朝野在欧战爆发之后，无不认为是实行他们大陆政策，化中国为印度的‘天赐良机’。我们今日试翻当年日本各界对华的言论，几乎是众口一辞。上至天皇、元老，和军部，下及‘黑龙会’里的武士和浪人，思想逻辑都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无瑕东顾，日本在东方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欧战终有结束之一日。到时欧战两方，不论谁胜谁负，都会重返东亚，对中国继续其瓜分和掠夺。因此日本在大战期间，对中国就应加以独占，迨大战结束，列强东返时，对日本在中国所造成的既成事实，无法改变，这样日本在世界上的霸权就前途无限了。这是他们的腹案。
至于在中国造成个怎么样的既成事实呢？日本人却有个很具体的计画。根据这计画打算强迫袁政府与日本订立一个所谓‘国防协约’。按此协约，首先他们就要在‘南满’和‘东内蒙’，取得确定的统治权。然后大量移民，为千百年扩张之计。对中国本部，他们要取得中央和地方省区的政治、军事、财政和警政的监护权，化中国为日本的保护国；更具体的则是他们要在中国中南部修其铁路网，并开发那些开不尽的矿产资源。为防制大战后东归的西方列强的回流，他们还要特别要求中国沿海(尤其是福建)的岛屿和港口，不得租借或割让与日本之外的任何列强。中国如能将福建全省割让与日本，那就更是十全十美了。【见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黑龙会所秘密拟订的‘黑龙会备忘录’，汉译全文载上引‘军阀时代’卷二，页七七一-七八五。】上述的国防协约，虽只是黑龙会所拟的方案，它和日本军部所拟的秘密方案，大体上是一致的，不过黑龙会的备忘录，写得更为明确，更有条理。其后日本二十一条的具体条文，乃至在一九二七年才被发现，而驰名世界的‘田中义一密奏’(The Secret Tanaka Memorial)，其思想体系，和行文体裁，都是前后一致的。后篇中当续叙之。
但是要使袁政府言听计从，他们对老袁还要恩威兼施，提出所谓‘引诱条件’和‘威压条件’。前者包括归还青岛，和助袁镇压‘革命党’和‘宗社党’；或说服他们向老袁投靠。对袁的威压条件，则有文有武，有阳谋，也有阴谋。在调兵遣将，海陆同时入侵之外，日本也可大力帮助革命党、宗社党，潜返大陆，把中国‘闹成全国一团混乱’，如此则不怕袁之不从也。【见同上，页七七八】
以上是日本元老重臣、内阁军部，和黑龙会方向一致的侵华蓝图。那时日本的首相是大隈重信；而收取这些计画书的关键人物，则为外务省的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华语读者可参阅上引‘军阀时代’卷二，页七五一-九一八所收辑的汉译日档，凡数十篇。现任台北党史会主委老友陈鹏仁教授，和笔者老同学李毓澍教授(已故)，所辑尤多，不胜举也。在拙著计画中的史料篇中，当尽载之。此处从略。】
这次国耻期间，发生一件奇事，亦可略带一笔。当上述孙、袁蜜月期间，正值沙俄割裂外蒙之时，孙中山先生曾密电袁总统，建议暗联日本，抵制帝俄，斯时孙公盖不知有日俄密约之存在也。迨孙、袁因宋案而反目成仇，中山曾分别致书大隈重信及小池张造，乞日本协助讨袁。并言明在讨袁成功之后，则将来的中国政府，当以满蒙利益相许。其规模盖不在后来日本所要求的二十一条之下也。此一密件于二战之后，始在日本老档案中发现。史学前辈吴相湘先生爱人以德，为尊者讳，曾指为伪作。然就史论史，实非赝品也。【孙公致大隈函日期为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一日；致小池函，为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四日(见日档原件)；吴书把致小池函，笔误为一九一四年。一年之差，分别就很大了。见吴著「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页一二四三。】
二十一条交涉始末
日本的扩张主义者，既有上述的侵华腹案，几经修订，终于整理成五号二十一条，他们就在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一月十八日，由新任驻华公使日置益，特约晋见袁大总统时，亲手将此绝密文件，交给袁世凯亲收了。其‘五号，二十一条’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号，共有四条：要求中国承认，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移交日本，并另加其他路矿权利；
第二号，共有七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内蒙的一切路矿和无限制移民等，既有特权，不许列强介入，并延长旅大租期为九十九年；
第三号，共有二条：要求中国承认，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其邻近矿山等，未经日本政府同意，中国不得自行处理；
第四号，只有一条：要求中国承认，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
第五号，共有七条：要求中国承认，聘用有力日人为中央政、财、军顾问；日营病院、寺庙、学校，在内地有土地所有权；中日合办各地警察局；中日合办中国军械厂，划一武器使用；日本享有武昌至九江、至南昌及南昌至杭州、潮州各铁路之制造权；筹办或整理福建省内的路、矿、港口、船厂，日本有优先权；日人有在中国布道权。
【全文见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七九九-八○一；复印自外交部原档‘中日交涉始末’】
这个二十一条要求，中国如果答应了，中国也就变成日本的印度了。如果中国不答应，日本就要海陆并进，一杆到底，中国绝无能力足以反抗；列强，除美国之外，均困于欧战，无力介入，而美国为顾虑菲律宾之安全，早已抛弃门户开放之原则，更不愿独力阻止日本向中国大陆之侵袭。日本的扩张主义者，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二十一条要求既经提出，他们就一再警告袁氏(用句前辈帝国主义的老话)，中国的选择只是Bendor Peak(是弯腰，是毁灭，任君选择可也)。但是这项要求，日本虽强迫袁政府绝对保密，但是袁也知道，中国唯一的自救之道，就是把此项亡国的要求向世界曝光；经过青年顾维钧化装走后门，进入北京的英、美使馆之后，二十一条在二月中，就变成纽约、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了。消息一出，举世哗然。中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华人社区，也就爆炸了。
读者公婆，我们设身处地想想，那时我们如果是在美国大学里读书，面对这种亡国灭种的风暴，我们在图书馆里还坐得下去吗？就在这关口，那时在康乃尔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便嚷嚷不可终日，可是那时也在康大读书的白面书生胡适，却写了一封英文的‘告中国同学书’说，我们主要的任务是读书，劝大家calm down，不要多管国事。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后来与胡老师在哥大谈到他这封信，我还向胡老师这个‘低调俱乐部’的老祖宗，确实抗议一番。我说，为抗日救国而废学、闹学潮，固于事实无补，但是国家在此存亡绝续的关头，它那热血青年的一代，竟能不声不响，无动于衷，埋头读书，则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还是个活的民族、活的国家吗？胡公亦不禁莞尔称是。
历史家如秉笔直书之，袁政府应付这次危机，还算得体。据日方秘档所记，在双方交涉之初，袁即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号诸条，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经四阅月的艰苦谈判中，自袁以下，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在长期交涉中，受尽折磨与屈辱则有之，细查中日档案，纵是一向有妥协倾向的曹汝霖，日方会谈纪录也说他‘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情绪颇为激越’云云。【见‘日置驻华公使致加藤外务大臣电，一九一五年五月五日’，载‘北洋军阀’卷二，页八○九。】他们底卖国言行，则末尝有也。
其尤为难能可贵者，是曾经袁世凯通缉，袁谍日夜跟踪，悬赏捕杀的国民党诸元老；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在此国亡无日之时，不但不乘袁之危，利用国难，共同倒袁。相反的，他们竟公然呼吁同志，‘暂停革命，一致对日’。黄兴在美亦曾致书冯自由请转劝孙公‘应即放弃讨袁工作，免为日本所逞’。这是何等胸襟？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我对中华文明的潜力，每于此时穷处见之也。【见冯自由著「革命逸史’，及吴相湘着前书，四篇，三十三章，第六节】
袁世凯后来为搞帝制，而终有遗臭。曹汝霖、陆宗舆在‘五四’时曾为爱国学生追打之对象。我辈治史者何厚于此等问题人物。然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为存信史，是非不可以成见虚构之也。
总之，经过四阅月之抗争，如之以排山倒海的国内外的抗日运动，和国际舆论之压力，二十一条中最凶残之‘五号七条’，日人终被迫放弃。关于‘第二号，第三条’，日本所要求的无限移民，及日商课税须得日本领事之同意，‘中国方面绝对不能接受’【见同上】。然在交涉期间，日本已不断向南满、华北、长江(共有日本海军军舰十一艘溯江而上)，及福建沿海增兵。军事占领，迫于眉睫，而国内军民各界，和海外华侨，激于义愤，要求政府对日抗战的电报，如雪片飞来，然袁政府此时是绝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贸贸然作武装抵抗，那就无异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回忆笔者在读小学时代，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海内外各界人士，要求对日抗战之沸腾情绪，亦正如‘二十一条’之时也。我记得国文老师要我们背诵陈布雷为蒋委员长所撰的‘告国民书’说：‘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我们师生在国文班上集体啜泣之往事，至今记忆犹新。我又怎能想到，年近耄耋之时，远在重洋之外，在陈宪中、姜国镇、邵子平诸先生领导之下，还要面对联合国大厦，向来访的日本首相，含泪大呼：‘日本不赔偿，不道歉，我们永不罢休’哉？(在本篇撰写结论时，于九月二十一日，笔者曾应约辍笔前往联合国广场，扛牌游行，要求日本赔偿道歉。陈为纽约区保钓领导人；姜为‘纪念南京大屠杀同胞会主席’，二人皆台籍；姜夫人且为日裔。)
事实上袁氏这时所遭遇的困难，也正是二十年后蒋氏所遭遇的困难。强寇入侵，既不能战，又不能不战。唯一的办法，则是既不战，也不降，来它个无限制的拖延，也就是胡适所说的苦撑待变吧。陆征祥是个慢性而多礼的外交家，每次会议之前，请坐、喝茶就要喝掉几十分钟，把日本客人急得半死。再则把会期减少，每周一会；更把会议程序无限拖长，二十一条，多来兮，再一条一条慢慢研究。顾维钧先生那时是陆外长的助理，在被日本人赶出会场之前，场场参加。顾氏后来对我慢慢道来，绘影绘声，十分有趣。在我当时撰写‘顾维钧回忆录’时，我也曾把它绘影绘声的记录下来。顾氏对我这样干法，虽颇感意外，却人为欣赏，并特函哥大当事人，把我大为夸赞一番。谁知后来这些保守学人，为着节省助理费(其实该省而不省的浪费正不知有多少)，把顾公和我所认为最精采的部分，都给‘节省’掉了。我个人为人作嫁，倒安之若素；顾公竟为之颇感不快。当时我不知也。数十年后，余于哥大所开放之旧档中，始初知此事，亦为之怏怏也。夫复何言？
二十一条交涉，就这样一拖拖了四个月，日本人无可如何，只好自动把条件减轻，以免夜长梦多，引起英、美的阻扰，但是中方还在继续，请坐、喝茶、研究，还价。弄得日本人实在忍不住了，至五月七日下午三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乃亲访多礼的陆外长，向陆亲自交上一份‘最后通牒’，同时说明日本驻华陆海军，已勒缰以待，箭在弦上，势在必发。中国政府不能再拖了，终于回文‘即行应诺’，便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签订了城下之盟的中日新约九条，换文十一件；另签有关解决山东问题的条约一件，换文两件。这就是有关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交涉四阅用的全部结果了。【条约原件现存台北南港近史所，已对外开放。条约全文复印最近版，见上引，‘中外约章汇要’一六八九-一九四九，页四四○-四四六。】
二十一条交涉误国辱国平议
这次袁世凯的二十一条交涉，被后世史家和著作家，说成是袁世凯企图帝制，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的总罪证。其实袁世凯又何尝接受二十一条呢？原要求中的‘五号七条’，就全部被袁政府拒绝了嘛。吾人如把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二者有霄壤之别也。当然我们不容否认，这组新约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例如延长旅大租期至九十九年，直至二十一世纪。又默许日人无限制向东北移民等等，都是不可思议的、丧权辱国的。但是这是中央政府在敌国大兵压境，一拖再拖，不得已的‘城下之盟’嘛。但是中国却始终没有变成日本的印度，所以日本虽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弄得臭名四溢，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他们一不做二不休，直到最近还要强占我们的钓鱼台，并大力引诱曾经参加过日军的李总统归队。【见姜国镇译著‘谈李登辉与“文艺春秋”的访问记’，载‘世界周刊’，第七五八期，Sep. 27-Oct. 3,一九九八年纽约版，页十二-十三。在李总统答覆日本杏林大学教授伊藤洁的访问中，李总统竟然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政府利用来跟日本要钱的筹码。我断不相信李氏此言能代表宝岛上两千一百万的台湾同胞。在中国近现代史里，李总统和袁大总统的历史地位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了。】
在二十一条交涉结束的十六年后，日本还是把我们的东北全部强占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在默许了‘满洲国’的存在之后，还不是要在敌人枪尖之下，不断的签其城下之盟，什么‘塘沽协定’(一九三三)、‘何梅协定’(一九三五)、‘秦土协定’(一九三五)？多着呢。二次大战后，中国变成世界四强之一了，中国还不是把外蒙古断送了。这记断送勾当，窃国大盗袁世凯不敢为也；声名狼藉的北洋军阀不敢为也。不顾全国民意，而悍然为之者，革命救国的国共两党也，……国民党签约，共产党举双手赞成，而断送之也。外蒙独立，是两党为着私利，向俄帝行贿而断送之也。贫苦的蒙古同胞，何曾受惠？再看那百分之百的中华领土，台湾渔民自古以来，便赖以养家活口的渔场，东海之上的那个宝岛钓鱼台，光荣、伟大、正确的国共两党，不是为着私利，又正在加以断送？台湾的李总统不也是早就向日本默许了吗？为此，我们也断不相信，李氏的心态能代表宝岛之上两千一百万台湾同胞也。手握滑鼠，治史者又如何下笔呢？如何下笔呢？
知耻而无耻的袁世凯
在二十一条交涉之后，袁世凯于五月八日，在北京政府高级官员全体出席的国务会议上讲话，表现得极为沉痛。袁说：
(前略)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画，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见同上，页八二一-八二二】
袁世凯这番话，痛定思痛，实是发自肺腑的知耻之言。知耻近乎勇，既然知耻，就应该发愤图强，照自己的誓言做下去，十年之后，和日本‘抬头相见’。何期袁某血口未干，便把他自己的发愤之言，忘的一干二净，对富国强兵，一事未做，却去买龙袍，做皇帝，那就太无耻了。结果时未期年，便以倒行逆施，身死名裂，遗臭后世，读史者悲之也……。下章再谈谈他底皇帝梦，为何做得那么窝囊。(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于美国新州)
‘护国运动’的宏观认知与微观探索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世界基督徒的‘圣诞节’；也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行宪纪念日’；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袁世凯做皇帝的‘护国运动’的‘云南起义’八十周年纪念日。现在且谈谈‘护国运动’。
‘护国运动’和‘云南起义’是什么回事呢？这一问题，不但是今日读史者和治史者，都不太容易说得清楚，就连当年亲身参与其事的基层人士，亦不甚了了。记得远在一九五八年，当我个人在哥伦比亚大学，襄赞李宗仁先生撰写他的‘回忆录’的时候，我才知道李将军一生的辉煌事业，实是从他在‘护国军’中‘炒排骨’(当排长)开始的。在他第一次参加‘讨龙’(龙济光，袁之爱将，时为广东将军，加封郡王)时，他头上中了一弹，打掉满嘴牙齿。这伤口如上移一寸，李排长就要为‘护国’捐躯了。
他大难未死，因功递升连长，继续参加‘护法战争’。李连长一次在战场上观察敌情，刚一站起，大腿上便中了一弹。他如迟起一秒钟，李连长也要为‘护法’捐躯了。
李将军为著「护国’和‘护法’，他生死之际，空间上只差一寸；时间上只差一秒。他当时如为一寸一秒之差而战死沙场，则后来的‘北伐战史’和‘国共内战史’，都要改写了。──你能说，历史没有其‘偶然性’？
可是李宗仁虽为护国、护法，出生入死，他当时对护国、护法，究为何事，却不甚了了。其后官高极品、戎马倥偬，当然就更是无暇过问了。──直至他被毛、蒋二公赶出大陆，在纽约做寓公，经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请，撰写其回忆录时，他对什么护国、护法就不能再马虎而要略知其详了。
我那时是李流亡总统的流亡秘书和研究助理，我有义务替这位上将研究员补课。为此我替他借了些李剑农的‘民国政治史’、邓之诚的‘护国军纪实’和陶菊隐的‘督军团传’等书，让他去‘研究’一番，以帮助‘回忆’。谁知这些史书，对一位退休老将，实在太枯燥了，引不起他的胃口。后来我灵机一动，竟借来了蔡东藩的‘民国史演义’。不意此书竟大受欢迎。不但李公本人，就连李夫人郭德洁也阅读起来，并参加讨论，由浅入深，触类旁通，就书到用时方恨少了。
你可别小看这部‘演义’。它虽是一部小说，但是除了‘小凤仙’一类花边，被加了些麻油辣椒之类的杂料之外，它对一般军国大事，政府文献、往来电讯，却都是抄自当时喧腾社会，而今已失传的史学‘第一手资料’，的各种报刊──李氏夫妇当年也都曾读过或听说过的各种报刊。一经提醒，再加史书印证，在回忆上，每每有豁然而悟之感，也充实了我们研讨的兴趣。
此事后来被郭廷以先生知道了，他对我竟大为称赞，认为是特有史识。盖中国近代史中所谓‘护国’、‘护法’等等的一部军阀时期的烂帐，纵是资深史家，耄耋前辈，对之亦鲜有不晕头转向也。
宏观认知 微观探索
根据这一类治史的特殊经验，和个人数十年教读历史的些许心得，我也认为处理像‘护国运动’这一种类似的史学个案，对它宏观的认知和微观的探索，二者是不可偏废的。所谓‘宏观的认知’者，并非认定某种史学理论作为框框，然后去搞‘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吾之所谓‘宏观的认知’者，是看这一脉相承的历史本身的变化，然后聚积其相关史料(data)而分析之，庶可回头看出这段历史发展的脉络。
换言之，历史家不是算命先生或诸葛孔明，未卜先知。历史家只是司马懿，‘事过则知’──事情发生之后，把data输入电脑，按键分析，然后才能‘恍然大悟’，长叹‘原来如此’！因此‘宏观认知’和‘微观探索’实是社会科学治史的不二法门。所以我们治‘民国史’，虽上智如胡适与梁启超亦难下笔，因其时间未到，‘戴塔’(data)不足故也。──近二十年来由于蒋、毛二公相继物故，中国与世界也同时发生了史所未有的变化。瞻前顾后，则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做点从大看小的宏观认知，和对各项答案，像‘护国’、‘护法’、‘西安事变’，乃至‘六四运动’，作点从小看大的‘微观探索’，下点‘定论’，应该是此其时矣。-所以本篇拙作，也就从‘宏观’、‘微观’两个属面，对‘护国运动’加以透视而试论之。以就教于大会同文：
共和崩溃是历史的‘必然’
在宏观认知之下：我们对‘共和民国史’(Republican History ──包括ROC和PROC)，看出些什么‘脉络’呢？
我个人教读民国史数十年，总是坚信：一部中国近代史(包括现代、当代)便是一部中国近代转型史。什么是‘转型’呢？长话短说，就是把落后的‘传统中国’，转变成进步的‘现代中国’。这种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小至鸡毛蒜皮，衣食住行，刮胡须、修指甲(微观)；大到宇宙观、人生观，政经理论，价值标准(宏观)，无一不转。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转得最突出、最敏感；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牺牲最重的，则是政治制度的转型；尤其是中央政体的转型──我们最后的目标，是把‘君主专政’转变成‘民主共和’。
从总体说来，我国近代转型运动是从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开始的，但是政治转型则迟至五十年后的戊戌变法(一八九八)──康有为、谭嗣同等企图把中国传统的君主专政，转变成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了，才由杨衢云、孙中山接棒，要用暴力革命，来废除帝制，改采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总统、法院和参众两院制的共和政体。
果然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为时不过八十三天，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美国式的共和政体，便在中国大摇大摆地出现了。-这一记‘辛亥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民初共和政体，在中国近代史上算个什么东西呢？那坚持‘一次革命论’的国、共两党理论家都说是辛亥革命‘失败了’──国民党认为是‘革命商未成功’。共产党就干脆讥之为资产阶级的假革命。那在一旁冷眼观察的党外人士胡适之先生，则扼腕叹息。他认为中国丧失了那一段最能实行民主政治的机会──因为民初政坛上那批活动分子，‘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胡氏亲口一再向我说的)。胡适暗中之意，实在是认为民初那批国会议员，都是有高度共和信念与民主素养的人物。他们比后来国民党的‘立监委国大代’，和共产党内只知举手的‘人代’、‘党代’，不知要高明多少。──他们失去了实行美国式民主的机会多么可惜！
上述三种理论，事实上都是一种分析中国近代史，data不足的看法。我们今日如聚积足够的data输入电脑，其结论就不一样了。通过宏观认知，我们觉得中国近代史上整个转型期，大致需时两百年(一八四○─二○四○)，姑名之为‘历史三峡’；而转型程序，尤其是政体转型则有明显的‘阶段性’。因此‘辛亥革命’既非成功，亦非失败，它只是这个历史三峡中的一个阶段之完成，一个险滩之通过而已。──事实上，国共两党的政权，也只是这个时历两百年的历史三峡里，先后两个阶段而已。
事过百年(一八九八─一九九八)回头看，我们的政体转型(从独裁专制到民主共和)，直至今日大陆上还在搞一国两制；台湾还在搞撤销党籍和护党救国。双方对民生政治，都还有一大段路好走呢！那么，我们如期望八十多年前历时只八十三天的辛亥革命，立刻就可化帝制为共和，岂不是天大笑话哉？
胡适之之兴悲，良有以也。孙中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我们的结论；民初共和政体、代议制度之失败，原是个历史上的‘必然’。
这个近乎武断的结论，我想当今的读史者和治史者，都不会有二话吧！
失败既属‘必然’，那么失败后的民国孤儿，总得有条出路。-为求此出路，事实上，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孙、袁二人都认为民国政治其后的出路，必然是执政领袖的‘个人独裁’。中山于一九一四年七月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曾公开要求党员宣誓并按指模‘服从’甚至‘盲从’他一人。
袁世凯则自始至终图谋建立合法或非法的个人专制的权力，从终身总统，到专制皇帝。──明乎此，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辛亥革命之后，时未到三年，以孙、袁二公为首的革命和保守的两派政团，都已一致承认：
(一)不适用于中国的共和政体已彻底崩溃；
(二)继之而起的政治形式必然是个人独裁。
三峡之水，不可倒流
因此民初孙中山、袁世凯，虽然在政治上是一对死敌，但是对独裁政权的看法，倒是一个铜元的两面，没啥轩轾。可是他二人在中国近代转型史上的历史地位，却有‘收山’与‘开山’之别。
孙中山是属于后一型态的开山之祖。他虽然也主张独裁，但是在理论上他是个有所为而为的独裁。他要通过‘军政’、‘训政’去实行‘宪政’的‘代议政府’的──做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
袁世凯就不同了。他之个人独裁，在理论上，在实践上，都是个死胡同。──袁是在民国元年三月十日继孙文先生作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在他于一九一三年秋季，镇压了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之后，就于是年十月由新成立的正式国会选为五年一任的正式大总统。其后他又赶走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解散国会，并由新成立的参政院，修改总统选举法，终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亦即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创立之年)，又把他的总统任期延长至十年，并可连选连任，甚至不连选也可连任，那就变成终身大总统了。──不特此也，他还可以‘嘉禾金简’提名，秘藏于‘金匮石室’之内，指定接班人作将来的终身总统。──这样他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终身大独裁者了。
可是袁世凯虽是个近代中国独裁政权的始作俑者，随之而来者亦殊不乏人──蒋、毛二公不都是独裁终身？若论作风之恶劣，毛泽东较袁世凯实远有过之。但袁之不幸是他基本上是前一‘型态’的收山住持，纯粹的旧官僚。他的思想作风和政治视觉是没有任何‘现代’踪影的。因此他的独裁政权在理论上既乏远景与大任；在实践上，它也没有现代独裁政权，对群众与军队那样严密的组织和控制。因此一旦有大事发生，他只有向老传统和旧型态中去找老师、觅灵感、求解决。像上述‘金匮石室’那件怪事，他就是向雍正皇帝学来的。在波涛汹涌的‘历史三峡’中去学雍正皇帝，那就是反潮流、开倒车，难免灭顶了。
再者，他学雍正皇帝，却没有雍正皇帝驽驭军队的能力。袁是靠北洋六镇起家的。是北洋军阀之祖。不幸在他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六镇将领纷纷出任封疆，遂渐形成了藩镇跋扈之局。他们各有其个别利害，和私人政见，老上司亦不能随意左右也。
袁此外还有不易解决的经济问题。这时北京政府已面临破产，税收早不敷出，整军经武全凭外债。外债不举，国内如有内战，则军费一项，便可致命。袁似不乏自知之明，所以帝制运动初起之时，他皇帝本人倒不太热心。但他的政府这时已被领入一条死胡同，改共和为帝国或不失为解决之道。同时他自己和一些帝制谋士们可能估计到，原六镇旧人如冯国璋、段祺瑞等，对帝制纵不热心，也不致公开反对。至于边远省份，尤其是与革命派有渊源的云南省可能不稳，然云南远在边陲，纵有动乱，亦非心腹之患，日久自平。谁知开国时曾一度轰轰烈烈的洪宪王朝，竟被这边陲区区一省所闹垮，似非袁氏之所料也。
云南闹垮洪宪
反袁的‘护国运动’始自‘云南起义’。‘云南起义’中享名最盛的是蔡锷。蔡锷之享名，第一因为他本是全国性的人物，活动不止一省。芳名久播，全国皆知。第二是他那套‘小凤仙’传奇，经好事者加油加醋，英雄美人，哄传一时。第三因为他是梁启超的学生，由梁老师大肆鼓吹的结果。
其实‘云南起义’的关键性人物是唐继尧。其重要性远在松坡(蔡锷别号)之上，而享名则远在蔡锷之下。其原因则是，一、他是云南东川人，留日归国后，除短期出长贵州省政外，一直在云南服务，鲜为省外人所知。二、辛亥革命时云南都督是蔡锷，唐继尧那时是蔡的部下。三、蔡锷是个锋芒毕露的人物，而唐则比较木讷。李宗仁先生告我说，当蔡锷出长广西陆军小学期间(李是他的学生)，蔡氏每次乘马的方式都不是‘翻鞍上马’，而是自马后飞奔，以跳木马的方式，飞上马背，所以校中师生都以‘飞将军’呼之，举一反三，足见蔡之光彩也。
可是在一九一五年底云南起义时，情况就不同了。蔡其时原羁身北京作经界局督辨。光杆一条的京官，无拳无勇、没钱没枪。后因与唐继尧有密约，始于起义前八天赶到昆明的。
这时唐继尧原为云南将军，起义后改称都督。是云南一省之长。在那鸦片还在公开买卖之时，今日的金三角便是当时当年的云南，真是一省富可敌一国。所以继尧是个有地盘、有军队、有枪、有钱的实力派‘本省人’，不像蔡锷，那个‘外省人’(恕我用两个今日台湾的流行术语)，空头将军也。
当民四末季‘筹安会’的六君子和十三太保等活动正烈时，唐继尧则暗地招纳全国反帝贤豪，潜往昆明，共议倒袁大计。其时先蔡而往的计有李烈钧、程潜、陈强、戴戡、方声涛、王伯群、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皆一时人杰(见由云龙‘护国史稿’)。──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个实力派反帝团体。此后反袁独立的有八省之多，但那些都是云南起义后的‘骨牌效应’。其中且有奉袁密令‘独立拥护中央’的。
那时流亡在日本的孙中山先生和他的‘中华革命党’，也在大呼反袁，但中山一群那时只是若干衣食难周的流亡革命党，他们想搞联日反袁，声势极小，算不得实力派。
所以邑明那时才是‘反帝’中心。当蔡锷于十二月十七日抵达昆明时，滇方的军队、粮饷、军火、计画??????早经准备就绪。旋即以唐继尧领衔与北京电战数通，云南省就正式宣布独立，反袁的号角也就响遍全国了。洪宪皇帝于一九二(年元旦登基，才摘了八十三天就烟消云散了。──巧的是袁皇帝弄垮了历时八十三天的辛亥革命。他自己的洪宪王朝也只存在了八十三天，也算是偶合的报应吧。
一九九五、十二、十八匆草于加州三藩市
洪宪皇帝的末日和护国运动的疑团
袁世凯想做皇帝的动机盖始于辛亥革命。由一个当朝宰相，或统兵大将，乘乱篡位，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是有其一定的套路的。那就是乘乱抓权、抓军，清除异己，培养死党，然后水到渠成，逼宫，受禅做下一朝的开国之君。我国传统戏剧里，就有一个剧目叫‘受禅台’，所演的便是可怜的汉献帝，被逼向宰相曹丕让位的故事。曹丕在受禅之后就变成为魏朝的开国之君魏文帝了。儿子做了皇帝，乃追封他那位皇帝未做成的爸爸曹操为魏武帝。但是天道好还，四十五年之后，公元二六五年，魏相司马炎又逼魏主曹奂退位。自己受禅为大晋帝国的晋武帝，追封他那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却始终做不成皇帝的老爸司马昭为晋文帝，晋武帝于公元二八一年灭吴结束了八十年的三国分裂之局。统一了长江‘两岸’。但是这个新的‘打平天下’的统治者，却是个浑球。不好好治国为人民服务，却乱搞男女关系。他灭吴之后，竟将吴宫之内的江南佳丽五千人，据为己有，他的后宫美女竟增至万人以上。真是个长了两条腿的雄海狗。
司马炎死后，他的儿子司马衷即位，便是那个有名的糊涂皇帝──晋惠帝。当大臣告诉他老百姓没饭吃，都要饿死了，他却反问说：‘百姓没饭吃，为什么不吃红烧狮子头(肉糜)？’总之，从三国的开国之君曹丕开个头，搞尧舜禅让的把戏以后，接着晋、宋、齐、梁、陈五朝，都是由大将军当权，入朝拜相，封公、封王、‘加九锡’，然后再逼宫、篡位的。一篡五朝，历时数百年。
志在传子
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这位落第秀才，就按照上述传统套路做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最初他显然认为大总统也就是皇帝嘛，有何轩轾？可是经过两年国会和政党政治的折磨，他才恍然大悟，总统究竟不是皇帝。再经过那位世界法学权威古德诺教授这一剖解，他益发相信‘共和’与‘帝制’，只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无所谓优劣，而帝制更‘适合’中国国情，和他自己的个性和虚荣心。所以他就存心化共和为帝制了。但是如笔者在上章所作的分析，他是既想着又怕着而举棋不定。这一下儿子和迷信就乘虚而入了。他毕竟是个‘转型期’中的落后政客嘛。
袁世凯曾说过他大儿子是‘残废’，二儿子是‘假名士’，三儿子是‘土匪’。他如果做皇帝，实在传位无人云云。这话似乎颇具诚意，不但使冯国璋信以为真；连当时驻华的美国使领馆也信以为真。他们竟据之报向华府，说袁总统‘不会恢复帝制’。上章曾略有交代。我国古人说，知子莫若父。其实反之亦然。他那个‘残废’的大儿子袁克定，就不把老爸的话当真。他知道他老爸迟早还是会做皇帝的。另据他最宠爱的三女儿叔桢(自号静雪)晚年的回忆【参阅本刊三三八期袁静雪‘袁世凯的家庭与妻妾子女’】，袁氏早知冯之来谒，是向他唱衰的，所以说出上述语言，来把冯‘封嘴’的。冯刚辞去，袁即气冲冲地上楼向家属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云云。此事克定岂有不知之理？所以克定这时就雄心勃勃，千方百计，促使老头子跳火坑，改总统为皇帝，庶几十年八年之后，他也可以君临天下。
袁克定在当时国人眼光里，虽是个大草包，可是袁世凯心里，却不是这么想啊。后来袁氏死了，继起当权的黎元洪和段祺瑞，曾把当年袁大总统所封存的金盒子(所谓‘金匮石室’)打开了，看看袁当年所内定三位接班人究竟是谁？启封一看，原来是：黎元洪、袁克定，和徐世昌。克定居然是第二名(其实是第一名，但是根据约法，黎毕竟是饶汉祥这个‘巴黎人’笔下的‘储贰’不得不暂列为第一也。有关黎元洪和他的秘书的故事，迨老黎当总统时再详叙之)，足见袁皇帝对这位‘太子’的看重了。据说在他从‘皇帝’退位之后，还想回头当总统时，才把克定之名，改为段祺瑞的。【故事见台湾版‘袁世凯窃国记’，页三四一】
袁克定当然深知乃父思想的底子。针对袁家无人活过六十岁的老传统，克定便直接或间接的，不断的向老头子明言和暗示，这一不祥的家族命运，只有做了‘真命天子’才能冲破。另外他更制造无数中国传统帝王，最善于欺人自欺的所谓‘祥瑞’，所谓‘显圣’等等以突破迷信老人的心防，使他深信‘天意’。例如此时湖北某地发现‘龙骨’，长数丈。上书者言之凿凿，事实上，或许就是一种恐龙遗骨，是实有其事，使当时中国的第一大阿Q，不得不信。还有更荒唐的真龙显圣的笑话，说某次袁氏午睡方醒，服务生小童以总统最心爱的玉杯进茶，竟失手把玉杯摔得粉碎，说是在床上看到一条‘五爪金龙’，惊恐之下，才摔掉玉杯的……，这些荒唐故事，都是徐世昌、段祺瑞等人得自‘内廷’的消息。据说袁在表面上斥为迷信，不许外传，而内心暗喜云云。这种事或是出自小服务生的创作天才，或许是出自‘东宫太子’的巧妙设计，但都是阿Q心防最弱之时，最能接受的莫大安慰。这些都是当时北京城内盛传，而有相当真实性的小道消息。朋友，不要小看这些封神鬼话，它在适当的关口，那些原在天堂地狱之间徘徊的政客，何择何从，往往就会因它而决定在一念之间，袁世凯和汪精卫二人，在历史上对天堂地狱的选择，都是最具体的例子。他二人不但无情的毁灭了自己，也几乎把我们全民族的命运带到毁灭的边缘，言之可叹。
袁克定那时‘欺父误国’的行为，最不可恕的还是他伪造‘顺天时报’，来欺骗老头子和阖家上下，骗说日本人也赞成袁总统做皇帝。顺天时报是日本政府在八国联军(一九○一)之后，在天津所办的汉文报纸，一贯是代表日本政府讲话的。袁世凯因对日本的态度最敏感，所以每天都读顺天时报。袁在中国政坛上一直都被看成‘英美派’；日本政府一向也对他虎视眈眈。但是二十一条之后，袁自觉日本已暂餍所欲，不会反对他做皇帝了。这原是他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而克定在此关口，乃助其美梦成真；每天都印了一张假的顺天时报，来向他行骗。报内消息，不用说都是拥护袁大总统做皇帝的，这一伪报，对袁氏决心称帝，实在是有其关键性之影响的。后来这伪报被袁克文和其胞妹叔桢在无意中发现了，他们兄妹乃向老头子告密，才东窗事发，‘皇帝’为之大怒，竟至将‘太子’罚跪，用皮鞭抽打，并大骂其‘欺父误国’，然木已成舟，悔之晚矣。夫复何言。【见上引袁静雪文。】
莫到琼楼最上层
可是他那位‘假名士’的二儿子袁克文(字寒云)，却自始至终都是个反对派，他曾赋诗暗讽老爹，千万不可做皇帝。易经之首卦不云乎，‘九五之尊’已到顶点，不即时煞车，而要继续上冲，冲到‘九六’，就要‘亢龙有悔’，甚或追悔莫及了。
民国以来，写政治诗的诗人，而有诗可传世的，真不下几十百人。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士大夫文学。陈寅恪教授晚年就写了十多首藏头不见尾的，在民国诗坛上有极高度文学价值的讽政诗。这种屈原式的灵感，是八十年来中国新诗界，至今还无法企及的高层文学。也是一般目前新诗人的文学涵养，所无法欣赏的‘文字游戏’。但它却是绝对没有死掉的传统文学里，一个极其重要的部门。不论新诗人们如何的诅咒和漠视，它还是老而未死的，中国文学里的一种极其崇高的表达形式，胡适所谓‘要下几十年的功夫’是也【胡氏亲口告诉笔者的】。
陈寅恪的讽政诗，也曾使我的两位杰出的老乡──余英时和汪荣祖两教授，打了好几年的官司……。余说他怀念国府，汪说他只是厌烦老共，却并不怀念国民党……。吾人旁观者不清，究竟不知道陈公这位瞎和尚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是不论怎样，这才是第一流的诗、第一流的文学。‘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它不是‘轻薄为文’者流所可了解和信口雌黄的。但是在这些政治诗当中，汪精卫的那首‘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只是喊喊革命口号，不够传统诗评中的所谓温柔敦厚也。至于毛泽东的‘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鸟儿问答’】，那就是转型文学中，地道的放屁了。
在笔者的谬见中，我却十分看重袁寒云这首讽父诗。这位‘假名士’的作品，实在不是和他同时的‘南社’之中的数百个‘真名士’(像易实甫、樊樊山等人)，无病呻吟、搔首弄姿的作品，可以望其项背的。这当然是读诗人各有所喜的偏见，但是我想读者贤达中，或不无偏见同调也。为与海内外同好共品之，谨就个人记忆所及，将青少年期就能背诵的‘假名士’的讽父诗，七律一首，抄录如下：
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骄阳黯九城。
驹隙存身争一瞬，蛩声警夜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寒云这首讽父诗的重点是最后两句，劝老头子，千万‘莫到琼楼最上层’。其他六句都是搭配的，所以上六句，他嫌配角不好时，就换来换去。笔者在青少年期所读的寒云讽父诗，至少就有两种。上录为个人可以背诵，而比较喜欢的一首。下面一首则是在上引袁静雪忆父文中发现的。二者略有不同。并录如下：【见本刊三三八期页一三0】
乍着微绵强自胜，荒台古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住，云起苍崖梦欲腾。
几向远林闻怨笛，独临虚室转明镫。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其最后两句都是相同的，只是其他五句有别。是所谓‘推敲’。推敲出新的灵感和音韵来，对旧作又不肯‘割爱’，就多首并存了。这也是一般‘下几十年功夫’的，旧律诗作者的通病。也是他们彼此在诗坛见高下的标竿。‘南社’当年解体的原因，便是宗黄(仲则)和宗郑(孝胥)两派争执不休的结果。胡适对旧诗的欣赏，显然便是倾向于‘宗郑’的。
毛泽东那首‘占领南京’的七律中的‘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联，他底老师胡适就说他‘不通’。不通的原因就是他的文学‘境界’太低，作律诗的汉学底子也不够。作律诗重在‘推敲’，而毛公的推敲本领，也只能到此为止，所谓‘黔驴技穷’也。下棋的人有句话叫做‘棋高一着，逼手逼脚’，其实做旧诗词，也是如此的，所以毛的旧诗词，尤其是那有限的几首‘七律’，在宗黄、宗郑的两派诗人的眼光里，就诗论诗，就只能算是‘登堂矣未入室也’。所以柳亚子说，‘[诗]儿子毛泽东’，就诗论诗，并不是什么吹牛也。但是在‘诗歌转型’期中，毛公诗以人传，写旧诗能写到‘平仄无讹’的程度，也就算是难能可贵了……。笔者原只是评那位青帮老头子、‘假名士’袁寒云的讽父诗，为何又把毛主席请出来糟蹋一番呢？无他，毛主席太有名嘛。所谓毛主席的诗词，全国同胞至少有上千万的人可以背诵吧，讨论袁世凯儿子的诗，把毛主席家喻户晓的诗也找出来，比较比较，就容易说明了，不是笔者故意要和毛主席过不去也。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以上所说是当时反帝制文学中的‘反帝诗’，可圈可点的一首高级作品，竟出于‘皇二子’之手【‘皇二子’也是寒云楼主自嘲的笔名之一】，故访录之，以与有文学兴趣的读者，共赏之也。在文学转型的过程中，‘汉学底子’是江河日下了。今日吾人发政治牢骚，就只能搞搞‘顺口溜’了。当然今天的新诗人，也还有以新诗形式来代替顺口溜的，但是新诗界以外的读者，就很有限了，虽然翻成外文却可以引起国际属目。
袁氏帝制时，反帝论文，也是雪片横飞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篇，当然就是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那一篇掷地有声，脍炙人口，而有深远影响的佳作了；为保存史实，不能不简略述之。梁氏在此万言长文上，他第一要把‘国体’和‘政体’的界说弄清楚。他说‘共和’与‘君主’国体也。而‘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也。如今君宪救国论者，认为只有‘君主’才能‘立宪’，而‘共和’就不能‘立宪’，是何种逻辑呢？
第二，若说国情，继承式的君主立宪，比非继承式的共和立宪，更为适合于中国，则现行的大总统选举法【见上章的金匮石室制】，不是既能传子，亦能传贤，岂不更优于帝制乎哉？何必改变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