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读网（http://www.beduu.com）整理
Heaven Sword and Dragon Sabe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Kongfu in Yuan Dynasty
By Dr. Jean-Pierre Sean
译者：新垣平
The semi-gods and the semi-devil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Kongfu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960-1127)
经历了唐五代的乱世，中国社会在北宋中期达到了又一轮繁荣的顶峰。兴起于中唐时期的市民社会及文化，在“天水一朝”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同所有初兴的市民文化，北宋城镇里富裕悠闲的市民们，热烈地谈论着虬髯客、聂隐娘这类传奇侠客的故事。对于这些题材，西方人一向认为出自中晚唐草根文人的杜撰，就像中世纪骑士文学一样，他们的“游侠行为”（errantry）绝大多数都是夸大其词的，它们仅仅表达了门阀贵族社会逐渐瓦解，新兴市民从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的欢欣鼓舞。
然而，剑桥大学的汉学家Dr.Sean新近出版了《剑桥倚天屠龙史》一书，它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中国江湖社会或武林社会固有的偏见。这部著作令人惊讶地确证了元末明初“明教”和“六大门派”一系列传奇人物和事迹的真实性；并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江湖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博士史诗般的叙述风格，也为其赢得了公众的热情赞誉。
这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普林斯顿的中古史学者那德普教授（Nadpplus）评论道：“中國學者對于這個時期江湖社會所發生的大部分重要人物和事件都有過詳細的考證，但是從來沒有一部像樣的專門史討論這個時期的江湖，Dr. Sean可能是第一位系統研究南宋-元代武林社會的學者。”
Dr. Sean的开创性工作，同时也揭示了“唐宋转折”过程中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即，伴随着唐代市民社会的初醒，中国“武术家阶层”（martial arts）也随之崛起，江湖社会（river and lake）真实地兴起了。的确，从门阀权力中解放出来的，不仅是守法的市民/自耕农，还有那些强横不法的各色人等及团体。博士的著作告诉人们，江湖社会从来不是边缘化的，在冷兵器时代，武术家的格斗能力受到了所有政治势力的高度重视，直到清中叶的江湖代表大会之前，武术家阶层都高度参与了主流政治，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这些人有先秦时代游士非凡的个人能力，也有相当程度的团体性，这种团体性在北宋也许是松散的，但到了元末明初，却成为极权式的（张无忌的克里斯玛型权威），因而成倍地增长力量，直到推翻蒙古帝国。这一变迁是极其深刻且有趣的，正如一位幽默的中国读者所言“如果丘处机没有去牛家村，世界将会……”。
我们的注意力将集中到北宋江湖，这个时代的江湖是充满自由气息的，武术家们往往富有游侠精神和贵族式的荣誉感，对西方人而言，这是一个属于骑士的黄金时代。
绪论
Chapter I Introduction
十三世纪初期，蒙古人在亚洲腹地的兴起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几十年内成吉思汗的儿孙们已经将他们的统治拓展到整个欧亚大陆，从日本海延伸到地中海，从北冰洋到扬子江，都臣服于“黄金家族”的斡尔朵（译者注：蒙古贵族的帐篷）之下。1279年，蒙古帝国的海军在南中国海上摧毁了南宋王朝最后残存的抵抗力量，完成了对中国本部的征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异族完全征服，并且这一异族几乎毫不掩饰地蔑视中国人所珍视的文化、思想、和制度。在征服者震慑整个世界的暴力面前，这些古老的圣贤之道显得格外软弱。
然而对于征服者来说，弱小的中国人手中仍然有他们所忌惮的力量，即被称为“武功”的高深格斗术（martial arts），我们西方人习称之为“功夫”（Kongfu）。这种格斗技术尽管在战场上远不如蒙古人的骑射之术有效。但单打独斗却可以发挥惊人的威力，并且曾经不止一次地改变了历史进程。人们不会忘记，正是在武术大师郭靖的主持下，襄阳要塞的防守才维持了十多年；而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蒙哥汗，据说亦在攻城作战中被郭靖的学生杨过（译者按：原文如此，实际上杨过并非郭靖的弟子）所击杀；二十年后，元朝的丞相阿合马也被武术家王著和高和尚刺杀。出于对汉人武术界的忌惮，忽必烈汗甚至不敢追究此事。历史学家们逐渐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蒙元帝国在中国统治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中国武术界的集体反叛。要勾勒出一幅元帝国的兴衰史而缺乏对武术界的了解，正如要研究中世纪欧洲的历史而不知道骑士阶层一样荒谬。
尽管形态和结构上有很大变化，但元代武林既然是从其在宋金时代的前身演变而来，因此，有必要在此对后者略加概述。自从宋代的平民从隋唐时期的贵族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之后，中华帝国的武术家阶层就成为了被称为“江湖”（river and lake）的独特社会领域的主宰。江湖世界包括一切不臣服于帝国的政治秩序而自由流动的因素：商贾、歌伎、镖局、流民、乞丐、僧人、盗贼、以及侠客。对于这个复杂微妙而又时时变动的社会关系领域，中华帝国的暴力机器无疑显得过于庞大和笨拙。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帝国军队不可能像现代国家那样对这个领域实行全面控制，甚至单纯的监控都力不从心。行走江湖的商贾和脚贩们不能指望得到警察的保护，而窥伺宝座的反叛者们却往往如鱼得水，得以在此躲避政府的通缉。在这个类似自然状态的环境中，被称为武功的格斗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谁有更高的武术造诣，就能在江湖交往中占尽上风，无往而不利。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非锄强扶弱的骑士精神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基本原则。
毫不奇怪，这个领域的特殊机制使得按照武术的高低形成了自发的等级秩序。武术家阶层所组成的“武林”备受尊崇，成为江湖秩序中最主要的主导力量，而最强大的大师们总是在食物链的顶端作为最高的捕食者，他们有能力杀戮任何藐视他们权威的江湖人物。出于对武术大师的爱戴、畏惧和谄媚，许多并不畏惧政府军的武术师也拜倒在他们的脚下，从他们的号令。这使得一个武术名家能够通过特殊的权力组织形式——门派、帮会和教宗—指挥远比他自身的超人力量强大百倍的势力。这些特殊形式中就蕴含着足以和帝国抗争潜能。在帝国强盛的时代，武林只能满足于对江湖的统治，而对皇帝的权威保持表面上的从；当风起云涌、帝国走向衰落之际，武林就会趁机而动，投身夺取最高政权的军事冒险动。
第二章．南宋后期的武林秩序（1195-1259 ）
Chapter II The Order of Kongfu World during the Late Period of Southern Song (1195-1259)
自从十二世纪末直到蒙元征服之前的大半个世纪之中，武林中出现了被称为“华山论剑”的武术比赛。与现代的各种体育比赛不同，这种武术比赛并非人人可以参加，参与者仅限于公认的最优秀的武术家（据相关记载，在1259年的第三次华山论剑中，有一些不知名的武师试图参与，被与会者们粗暴地赶走）。这种专横是有原因的。如果我们用体育比赛的模式去理解华山论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例如，第三次华山论剑没有进行任何武术比试就排定了五大高手的名号座次。事实上，每一次华山论剑都反映出武林中的权力分配关系。以“五绝”为名号的高手名单实际上映射出武林中权力秩序的现实逻辑。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江湖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正是这次论剑确定了此后大半个世纪的武林秩序。
据《射雕编年史》记载，第一次华山论剑在1195年举行。发动这次比赛的缘由是为了争夺一部被称为“九阴真经”的武术典籍，作者据传为著名的道家学者黄裳。《九阴真经》含有能大幅度提高武术能力的秘诀，因而几乎为每一个习武者所觊觎。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论剑的武术家都醉心于《九阴真经》优美深奥的武术理论，但实际上争夺这部典籍却有更为现实的原因。正如现代世界的核技术一样，一部精湛的武术著作将会大大提高研读者的格斗能力，从而对现存的武林秩序构成威胁。为此，必须对这一危险倾向予以限制。争夺《九阴真经》本质可以视为武林现存秩序防止这一危险技术扩散的措施，事实证明这一措施是卓有成效的。这一实质意义也可以从如下事实中看出：华山论剑的胜利者王喆（王重阳，妙妙注）就几乎没有读过该书，更没有练习其中的武术。实际上，对《九阴真经》的争夺可以视为对武林秩序的确定和维护。
第一次华山论剑的主要成果，在于缔造了第一个有秩序的武林体系。与会的五方面代表分别被冠以“东西南北”的称号，昭示了他们按照不同方位，瓜分江湖世界的势力范围：“东方的异教徒”黄药师，是东海的岛屿和中国东南地区的主宰；“西方的毒蛇”欧阳锋则是东突厥斯坦（译者按：此为西方史学家对我国新疆地区的反动称呼，请读者注意甄别）到河西走廊的霸主；“南方的皇帝”段智兴是大理国的皇帝，他的家族自从十世纪以来就世代统治着今天的云南省地区，其势力范围亦扩张到了南宋境内的贵州、湖南；“北方的乞丐”洪七则是北方“乞丐黑手党”（Beggars’ Mafia）的领袖，势力范围涵盖了整个金国境内；最后是华山论剑的胜利者——“中央的先知”王喆，道教的改革家。王喆的根据地是陕西南部的终南山，他的教派全真教（All Truth Religion）主要在中国腹地活动，但作为至高无上的武术大师，王喆对于其他各个区域都有号召和约束力，虽然有时只是形式上的。在华山论剑后，王喆曾率领他的代表团对大理国进行过一次访问，在访问期间他的副手周伯通奸污了段智兴的一位妾室，显然由于王喆的特权地位，大理国方面敢怒而不敢言，只能掩盖这一丑闻。
这一武林体系的特殊性可以从如下事实中得到辨认：构成这一体系的基础，乃是武术家的个人力量，而非如后来的武林体系那样，奠基于个别武术家所隶属的武术门派。诸如少林、武当、峨嵋争锋的门派政治，要到一个半世纪后才会出现。这一时代虽然已经有武术门派的出现和繁荣，但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作为武术家个人的附庸，而非独立的政治运作单位。黄药师——这位天才武术大师因为信奉个人主义而提出对儒家价值观的质疑而闻名——的悲剧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一次盛怒中打断了自己所有学生的腿并把他们赶走，从而自己扼杀了自己刚刚缔造的门派。同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在那些历史悠久的门派中。在那些地方，制度的约束总是大于领导人个人的意志。以明朝时期的雪山派为例，当掌门人白自在陷入颠狂而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学生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禁锢并废黜了这位大师。
在“五绝”中，唯一建立了正式门派力量的是王喆，这位道教中的马丁?路德建立了被称为“全真派”的道教派别。他的七个门徒也都是著名的武术家，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保持了全真派的威望不褪。但是下几代的继承人们逐渐混淆了宗教派别和武术门派之间的区别，将主要兴趣转移到宗教方面，导致了这一门派的急剧衰落（参见史景迁教授的论文《全真派衰落原因及其与蒙元帝国宗教政策之关系》，《耶鲁汉学评论》第78期）。使得全真派能在长时间内持续保持其威望的，是王喆的朋友周伯通，他是一个具有武术天才的先天愚痴，智力约相当于十岁的儿童。为了利用他的天才，王喆设法令周伯通皈依自己的宗教并保护自己的门徒，尽管他对此很不情愿。在第三次华山论剑中他正式继承了王喆的位置，被称为“中央的孩童”。然而显而易见，促使其当选的主要是他的智力鲁钝，成为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形式首领。周伯通死后，全真派也迅速衰落。
洪七是著名的“乞丐黑手党”的领袖，在中国北方，这一地下组织从十二世纪中期起，就成为反抗满洲和蒙古侵略者统治的最大地下抵抗组织。这一组织本身并非武术门派，但却吸收了很多优秀的武术家。虽然内部有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激烈斗争，但从十二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中叶的一百年中，这一组织始终是武术界的最大势力之一。另一方面，段智兴虽然是外国的皇帝，但是段氏皇族传统上仍然被视为中国武术界的一部分。在南宋时期，由于贸易的发达，云贵高原同中原汉地之间形成了统一市场，无疑更增进了这一趋势。在蒙古军队占领大理后，段智兴的流亡政府不得不迁移到了宋国境内，和南宋的爱国者联合起来，继续从事希望渺茫的抵抗运动。
从1220年的第二次华山论剑开始，东西南北的地域划分已经明显与江湖世界的现状相脱节。在第二次华山论剑中夺冠的欧阳锋，当时已经成为间歇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再代表任何势力，此后长期在中国本部流浪。而段智兴也早已出家为僧，并未真正参与这次峰会。很明显，这一次华山论剑的意义，在于确认和巩固旧秩序的合理性，为此即使割裂称号与实际的关系也在所不惜。
此后，武术界的老人政治维持了近半个世纪。在1259年的第三次华山论剑中，由于洪七和欧阳锋的逝世，他们名义上的传人郭靖和杨过替代了他们的位置。但是已经和地域无关。事实上，此时西北两个地区已经完全被蒙古帝国所占领，五绝的影响力日渐衰退。甚至全真派也开始向汗八里的蒙古朝廷靠拢。被称为“北方的骑士”的郭靖一直在防守中部地区的襄阳，而“西方的狂人”杨过很快退隐山林。更不用说上文提到的周伯通不过是一个天真的傀儡。新五绝的名号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对昔日光环的怀旧，并不能掩盖旧秩序日薄西山的悲惨状况。
随着七十年代蒙古军队的南下，蒙古人对南宋的最后征服开始了。在攻打襄阳的战役中，南宋最优秀的武术大师郭靖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监制的“回回炮”轰击而死——这一悲惨的事件也预示了武术将在几百年后被火器压倒的不幸宿命。丐帮和大理流亡政府也各有许多武术家被杀。而在此之前很久，衰落的全真派已经被迫向蒙古朝廷效忠。在随后几年的军事行动中，武术界残余的抵抗力量跟随文天祥、张世杰等南宋将领坚持战斗，直到崖山海战——据说百岁高龄的黄药师即死于这场战役——才被消灭。到此为止，中国武术界的各派势力基本被肃清，劫后逃生的少数武术家也隐匿不出。因此，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原武林，出现了同一个半世纪之前相似的巨大权力真空。在蒙元帝国还没有学会如何控制这个全新领域之前，已经有其他的势力崛起，试图填补这一政权更迭带来的空白。
第三章元代门派政治的形成（1279-1326）
Chapter III The Formation of Kongfu-School-Politics in Yuan Period（1279-1326）
正如在其他许多文化领域中一样，蒙古人对中国的占领也带来了武术界水平的大幅下降，许多大有希望的中青年武术家在残酷的战争中阵亡，导致了武术界的代际断层，而随着老一辈武术大师的逝去，许多威力强大的绝技也湮没无闻。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绝少再出现“五绝”层次的绝顶人物。这一悲惨境况不仅标志着武术界的长期衰落，也推动了武林结构的深刻变革：个人的力量下降后，门派的重要性就日渐凸现出来。门派不仅仅是武术本身的标志或武术传承的形式，它本身就成为武术家联合的最重要组织。在具体讨论元代门派的形成之前，让我们在此先对这一组织的一般发生学原理略加考察。门派首先具有武术传承的意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武术必须通过教学活动才能传授给他人。学生从教师那里学习到精湛的格斗技术，作为自卫及谋生的手段，特别在动乱的时代，其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对其他文化知识的学习，因此自然为许多人所趋之若鹜。但是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教授学生武术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天资聪颖的学生经过认真修习，武术不难凌驾于较平庸的老师之上，当与老师发生争执，或者觊觎老师的秘籍、珍宝时，不难利用学到的武术击败甚至杀死自己的师尊。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弑师会被武术界视为最大的禁忌和罪恶。而教师也被默认拥有对学生的人身支配权，在儒家文化的支持下，教师被称为“师父”（teacher-father），亦即具有与父亲相等的地位——在中国，正如在西方中世纪一样，父亲拥有随意处置自己子女的特权。但是在这种束缚关系下，天平又会向另一头倾斜，学生在教师的至高权威下丧失了基本的人身自由和安全。例如黄药师的弟子就可以随意为他所杀死或致残。这种黑格尔式的正反辩证运动最后导致作为“合题”的“门派”的出现：学生和教师都是门派的一部分，也都必须受门规家法的制约。学生不允许反叛老师，但是老师也不允许随意杀戮欺凌学生。双方都必须忠于更高的门派。而门派进行内部管理的执行人员就是掌门人，掌门人虽然拥有极高的权威，但是同样受门规的制约。门派的出现，导致个人对门派形成了单一的人身依附关系，最终使得本来单纯的武术传授的形式变成了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武术家集团。每一个武术家都有在政治上效忠，从经济上供奉，在危急时支援自己门派的义务。也有享受门派的武力保护和武术教授的权利。因此，一个人理论上能够学习多种武术，但只能效忠于一个门派。当然，如果不加入某个门派，能够获得该门派武术传授的机会微乎其微。这一制度事实上的结果，就是武术教学上的严格限制。这是元代以后武术衰落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用囚徒悖论来解释这一趋势：每一个门派都有各自的利益，因此虽然不介意去学习其他门派的武术，但是却绝不希望自己的武术被其他门派得知。这样必然会积极窥伺其他门派的武术而防范自己的武术被偷学，这会导致恶性循环，使得各门派相互提防，防范进一步严密。而各门派之间的对立，又会导致武术家技能的单一化，格斗水平日益下滑，这样一来，个人的力量日渐下降，使得对门派的依赖性更为增强，令个人与其门派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而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门派之间对立的趋势。从以武术家个人为本位，到以门派为本位，这一历史趋势经过了长期的演变，但是关键性转折就发生在宋元之际。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由此被区分开来了。
最早出现在武林世界中的新势力是1283年成立的峨嵋派，这一门派的创始人是郭靖的女儿郭襄，此人的父母和姐姐、兄弟在1273年以来的一系列军事冲突中陆续丧生，唯独她本人幸免于难。为亲人复仇的成为郭襄投身抵抗运动的最大动力，而她在六十年代的游历则为她提供了江湖世界中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加上作为郭靖和黄蓉女儿的、极具号召力的独特身份，使得她足以组织起一支令人生畏的地下抵抗力量。1282年底，她策划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试图对汗八里发动奇袭，救出被俘虏的宋朝末代皇帝和丞相文天祥。但是由于内奸的出卖，这一计划被元朝政府及时发现。文天祥被处死，而宋朝皇帝被送往西藏，成为一名正式的喇嘛教僧侣。这一事件以及不久前发生的阿合马被刺杀事件令忽必烈汗下决心对武林势力开始了新一轮的清剿。郭襄及其支持者被迫退向四川盆地。第二年，郭襄不得不出家成为一名比丘尼，这当然只是对其领导的地下抵抗运动的掩饰，郭襄及其弟子们的民族主义热情同佛教的虚无主义注定南辕北辙。由于郭襄本身为女性，她的门派大多数由妇女组成，这些妇女大都在蒙宋战争中失去了亲人或丈夫，因此和她们的师尊一样充满了复仇的激情。
终其一生，郭襄都致力于推翻蒙古征服者的统治，并不懈地寻找“西方狂人”杨过——此人是唯一在八十年代之后仍然幸存的“五绝”人物，并由于其曾打死蒙哥汗的骄人战绩被抵抗的汉人奉为精神领袖。但“狂人”似乎对抵抗运动已经绝望，在襄阳沦陷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只有零星的小道消息表明他仍然活着并隐居在边境的深山之中，然而郭襄从未能找到他。八十年后，他的后代又重新出现在江湖世界。无论如何，杨过的行踪已经成为永远的历史之谜。
昆仑派是另一个在十三世纪末崛起的武术门派，这一门派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北宋西夏时期。但由于长期僻处西域的昆仑山脉，与中原往来较少。长期以来，昆仑派一直缺乏发展的空间。蒙元对欧亚大陆的空前征服带来了中西方商路的畅通，也使得本来位于中华帝国边陲的昆仑山一跃而占据了中西方交通的枢纽。与此同时，许多西北地区的汉人为了逃避战祸和征服者的压迫逃到昆仑山中，为昆仑派带来了可贵的人力资源。从七十年代开始，被称为“昆仑山的三位一体”（Trinity in Kunlun）的著名武术家何足道成为昆仑派的掌门人，他充分利用了蒙元入侵带来的机遇，使得昆仑派开始了空前的发展。在短时间内，这一门派不但填补了白驼山衰落以来西北地区武林的空白，而且积极向中原进军，参与中原地区汉人的抵抗事业。据称这和何足道对郭襄的恋慕之情有关。关于何足道和郭襄之间的罗曼史有很多美丽的传说，但唯一可信的记载是他们曾经于1262年在少林寺有过一次短暂的邂逅。有传闻声称昆仑派掌门人何太冲就是他们的孙子，但均不足信。
这一时期还见证了华山与崆峒两派的崛起。与峨嵋、昆仑相似，这两派也都是吸收汉人抵抗力量的精华而成。“华山派”的命名显然是为了缅怀“华山论剑”时代的光荣。几百年后的一系列著名武术家如风清扬、令狐冲、穆人清、袁承志等皆是华山派的继承人。而刺杀阿合马的王著和高和尚乃是崆峒派的成员。这些门派的起源已经埋没在时间的长河中，但其崛起的迅速不得不归功于南宋覆灭带来的江湖势力大洗牌。
在元朝前期的多次汉人武装反抗中，背后都有着各大门派的推动。在原来南宋统治地区，几乎每年都有两百次以上的暴动。这些事件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同武林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1282年海沙派掌门人陈良臣在广东发动的盐贩暴动，1284年巨鲸帮在舟山群岛发动的王仙人起义，1285年峨嵋和昆仑派在四川发动的赵和尚起义等等。而与此同时，明教也在浙江和福建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详见下章）。本章最后要叙述的是元代武林中最具影响力的两大集团：少林和武当。这两个主要势力的矛盾与冲突将对十四世纪的武林走向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少林派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门派，在许多世纪中都是江湖世界的最高领导者。但由于南宋初年的内乱和分裂而于此后中衰一百余年，以致未能参与华山论剑活动。在全真教崛起后，少林寺无论从意识形态上还是从武林势力上都受到沉重的打击。在少林寺和全真教的械斗中，少林僧侣常常败北，并且在中原地区，大量托庇于少林派的佛寺被全真教占为道观。但恰恰是这一极度衰落的状况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最大门派在十二世纪以来的若干次政权交替过程中得以置身事外，保存了大部分的实力。在北方被蒙古人征服后，蒙古朝廷对佛教的日渐尊崇保护了少林寺免受军队的洗劫，甚至还一度得到蒙古王公的宠幸，
1258年，少林寺心禅堂的高僧福裕曾在蒙哥汗的御前比武大会上挫败全真教的掌教张志敬，依靠蒙古人的支持收回了被全真教霸占的大部分权益，让全真教从此一蹶不振。正是由于少林与蒙古朝廷的暗中勾结，当郭襄在1262年访问少林寺时，受到了少林方面极其粗鲁的对待。虽然身为汉人武林的一部分，少林寺不愿意和南宋武术界断绝往来，但明哲保身的少林僧侣们无疑在设法和宋朝的势力拉开距离，以免引起蒙古宫廷的不快。
但不久后，汉传佛教在蒙古人中的优势地位就被崇信密宗修炼的藏传佛教所压倒。八思巴法王受到的尊崇令少林高僧望尘莫及。在朝廷中争竞无望的少林寺开始回过头来，重新经营百废待兴的中原武林。持中立态度的方丈天鸣和主张倒向汗八里的无相禅师先后倒台，支持汉人抵抗运动的无色和尚得以掌握大权。此人曾参与杨过领导下的汉人游击战争，对蒙古军团进行过大胆的军事突袭。
在五十年代，一部埋没多年的高级武术教程《九阳真经》被意外地发现了。这部书的来源十分奇特：与我们西方人对独立著作的推崇不同，中国人习惯于在注释中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譬如，朱熹公爵的儒学著作《四书章句集注》就是其中的代表，通篇都是对古老的儒家典籍的注释。可能在在十一世纪末，一个无名的少林寺僧侣在佛教经典《楞伽经》的一部梵文抄本——该抄本据说是达摩从印度带来的原版——中以注解的形式记下了自己的武术理论——此人据说就是曾经调停过北宋时代最大江湖纷争的神秘人物：“无名老僧”（参看本书的姊妹篇：《剑桥天龙八部史》）。《九阳真经》也伪托达摩的大名而著。正如中世纪欧洲修道院的僧侣早已忘记了希腊文一样，少林僧侣也早已失去了阅读梵文的能力。这部伪托的巨著在少林寺的图书馆中收藏多年，而从未被发现。直到十三世纪五十年代，一位图书馆管理员觉远才在整理图书时发现了这部著作，并学到了其中高深的武术理论。
几年后，蒙古宫廷的御用武师潇湘子和尹克西在访问少林寺的时候将其盗走，但是其中部分内容流传了下来。觉远在临终前曾经讲授过这部经典，峨嵋派创始人郭襄和武当派创始人张君宝，以及少林派的无色禅师均获悉了部分经文内容。不久后，无色在吸收《九阳真经》的基础上，创造了“少林九阳功”的高超武术——少林派得以复兴也部分仰仗于此。八十年代，无色禅师成为少林的新一任方丈，并领导少林走向了武林中的领袖地位——在这个时代的江湖地图中，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与之竞争这一地位。到了十四世纪初，少林寺的名声再度在武术界中受到昔日的尊敬，如同从未有过衰落一般。但是很快，少林就会为自己找到一个足以并驾齐驱的强敌。
众所周知，武当的创始人张君宝，本来是少林寺的见习生，作为觉远的唯一追随者，他秘密地获得了《九阳真经》的传授——他从这部经典中获益的程度有多深，始终是一个谜团（参看本章附录）——从而使自己的格斗能力远远跃居同辈人之上。1262年，他在一次武术交流活动中，意外地令昆仑派武术大师何足道铩羽而归，而后者就连少林派中最杰出的武术家也感到畏惧。正如在中国的陈旧官僚体制中常见的那样，张君宝过分优异的表现引起了少林派尸位素餐的领导层的不安，他们要求审核张君宝学习武术的资格。而当他们发现张君宝事实上并未参加正式的武术学习之后，立即愤怒地要求惩治这个等级制度的破坏者。张君宝不得不逃出少林，隐藏在神农架的荒山中，以躲避试图铲除他的少林僧侣。张三丰在神农架中蓬头垢面的形象成为后世关于神农架野人传说的来源之一。
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张君宝不久就成为一名正式的道教徒，并改名为张三丰。他一度托庇于早已衰落的全真派门下，并从中学到了一些道家武术理论，以伪装自己的武术。尽管张三丰宣称自己发明的武术属于道教体系，但仍然有无数人怀疑他实际上剽窃了少林寺的许多格斗技巧。但张三丰精明的头脑首先表现在商业经营方面，他宣称自己所居住的荒山“武当山”是道教所信奉的大神“真武大帝”的居所，能够庇护虔诚的信徒，以此在附近乡村中聚敛了大量的金钱，为自己修建了寺庙和修院，这些乡村正在元军的蹂躏痛苦呻吟。张三丰的庇护为他们提供了安全和希望，成为他们所信奉的神明，这是后世关于他一系列神奇传说的来源。尽管张三丰的武术造诣进步神速，但在四十岁以前，他仅满足于在神农架附近的势力范围，并未参与更广泛区域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斗争。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参与过襄阳战役，尽管这一要塞离他的山头并不远。在文天祥被处决前夕，他曾被邀请参加救援活动，但他以“武功未成”为名拒绝了，虽然他在二十年前就击退过何足道这样的名家。他的精明与谨慎不仅使得他熬过了蒙元血洗武林的艰难时刻，也为中国武术界保留了一个硕果仅存的武术大师。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元朝统治的巩固，社会局势也安定下来。在这一时期，张三丰开始了他漫长而丰富的社会活动。由于年轻一代的武术家几乎在改朝换代的大乱中被摧残殆尽。张三丰这样的天才人物更加显得鹤立鸡群。
在几十年内，张三丰就树立了他在武术界至高无上的声望，这是当年王喆和郭靖这些大师也望尘莫及的。然而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一崇高的荣誉却是建立在武术界精英丧失殆尽的基础之上。
与他的前辈，另一位卓越的道教武术家王喆不同，张三丰既不关心对异族政权的反抗，对道教理论的改革也缺乏兴趣。长期以来，张三丰虽然在武术界建立了无可挑战的权威，但是一直避免引起元政府的猜忌，其反抗活动仅限于对小股元兵的骚扰，如果有的话。而其对于道教的兴趣也主要在于内丹理论对武术的影响上。事实表明，作为武术大师，张三丰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武术传承。或许是预见到了门派政治即将形成的大趋势，张三丰在六十岁的时候决心缔造他自己的门派。经过长期准备，张三丰在十四世纪初开始招收少量的门徒，事实上，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招收的门徒也不过只有七人而已。但这些门徒都具有惊人的武术天赋，二三十年后，他们将陆续成为武术界的顶梁柱。
武当派崛起的速度是惊人的。在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成为和少林齐名的大派——这一并驾齐驱将延续剩下的六百年。但在事实上，在整个元代，武当尚不具有和少林相当的实力。武当派的名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张三丰个人的声名，这一形势在明初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我们将在第五章讨论武当派在元末内战中是如何一步步赢得对少林的优势的。
在三十年代，六大派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位于第一梯队的是武当和少林，而峨嵋和昆仑紧随其后，华山和崆峒属于第三等级。中衰的丐帮仍然人多势众，但是已经无法主导武林大势。而其他许多帮会、镖局等江湖势力实际上也直接间接在各派的控制之下，例如，鄱阳帮的帮主就是崆峒派的门徒；而龙门镖局的都大锦则效忠于少林派。这样一来，在五绝体系崩溃后半个世纪，经过翻天覆地的重新洗牌，另一个与之迥异的武林秩序形成了。这个新体系虽然只维持了大约三十年，但是从中产生出来的少林-武当权力平衡体系却主宰了剩下的整整六个世纪。
第四章．宋代和元代初期的明教（1120-1291 ）
Chapter IV Manichaeism in China during Song and Early Yuan Period (1120-1291)
与欧洲和西亚所发生的不同，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真正的宗教战争。在此意义上，历史学家们常常为我们描绘出一副各大宗教共存的和谐画面。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却忽视了若干宗教及其变种常常被用于政治反叛的事实。作为三大宗教之一的道教在最初即是二世纪末的内战中，农民起义者们所发明的意识形态。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天国的秩序与人间的秩序也注定要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
三世纪诞生在巴比伦的摩尼教，因为曾影响了圣奥古斯丁而为西方的读者所知晓。但与之在东亚的影响相比，这一信仰在西方世界的流传不免相形见绌。在七世纪末传入中国后，摩尼教很快就成为了起义者手中的工具。由于信仰光明与黑暗两大势力的斗争，摩尼教徒往往将现实的政治秩序视为黑暗力量的代表，而奋起反抗。而“光明之王”即将出世的弥赛亚主义，也给了摩尼教徒前赴后继的动力。但是如果把中国的摩尼教徒视为单纯的宗教狂热，恐怕过分高估了中国人的宗教热情。事实上，许多摩尼教徒无法区分自己的宗教和祆教或佛教间有何本质区别，宗教教义不过给世俗的政治诉求披上了一层信仰的外衣。
在蒙元征服之前，摩尼教是中国历代王朝所严令禁止的对象，但只有局部的影响。在汉语中，摩尼教的称呼近似“魔教（the Cult of Devil）”，在中国人心目中造成了恐怖和邪恶的印象。摩尼教试图改称“明教（字面的意思是：光明的宗教）”以改变自身的形象，但是并没有明显的效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明教是世界摩尼教运动的一部分，必须接受波斯的总教会的命令，在后者的指导下发动革命以迎接“光明之王”的到来。1120年，在教主方腊（译者按：原文称Fang Xi，疑误）的率领下，明教徒曾经在浙江地区发动过一次影响较大的暴动，被称为方腊起义。郭靖的祖先、武术家郭盛参加了镇压起义的政府军队，在战斗中被明教徒所杀死。《九阴真经》的作者、武术大师黄裳也参与了对明教的镇压，并在格斗中单枪匹马地重创了明教的领导层，方腊在与黄裳的格斗中身负重伤，在逃跑过程中被少林派弟子鲁智深所擒获。不久，这位教主被送到首都处死。这一点显示出，12世纪初期的明教也只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小教派，和蒙元时期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已经经历了彻底的新生。
整个南宋时期，明教的信奉者们在东南地区发动过若干次暴动，但均因未得到国内各阶层的同情而很快失败。原因很明显：在抵抗外族入侵成为举国共识的时代，明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仍然坚持对汉族政权的不妥协方针，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合时宜的错误。这一路线和波斯总教对世界形势的教条看法有关。在阿拉伯人和十字军在中东陷入反复鏖战，金国和南宋都奄奄一息，而蒙古人趁机兴起的时代，波斯总教的领导人认为古老的旧世界已经彻底腐朽，发动世界范围的革命，迎接明王到来的时机已然成熟。在波斯总教的强制命令下，一代代的中华明教教主开始了形如飞蛾扑火的暴动，最后除了憎恨和蔑视外一无所获。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蒙元帝国的征服给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小宗教以意外的生机。由于信奉宗教自由政策，在元朝初期，对明教的禁令被解除了，这一宗教被允许自由传播。元朝统治者不会想到，这个不起眼的教派将成为自己的掘墓人。反抗异族统治的中国人很快就从这一藐视世俗统治的教派中发现了反抗的思想武器和从事地下活动的宗教掩饰，很快便大批投身其中，明教徒开始以几何级数增长。在南宋平定后，忽必烈开始开展对日本、越南和缅甸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赋税和劳役的大幅增加令民众的负担加重，而多数负担都落到刚刚征服的南宋地区，江南的局势更为岌岌可危。
1280年，在南宋沦陷后四年，明教教主杜可用在江西发动了一次浩大的起义，杜可用号称“天差变现火轮明王皇帝”。由于帝国军队迅速果断的围剿，这次起义遭到了惨败。此后，一系列小规模暴动持续威胁着中国南部的帝国统治。明教徒积极参与了1283年的黄华起义，这次起义是以恢复宋朝的统治为号召的，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越来越少的人相信赵氏王朝还有复兴的可能。
1287冬天开始的钟明亮起义是这一时期最为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明教教主钟明亮招集了十万人的军队，在广东、江西和福建的交界处建立了根据地，以汀州为中心，在周边方圆数百里的地区展开了活跃的游击作战。这一起义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此时的帝国政府正在全力扑灭满洲和东突厥斯坦番王的联合叛乱。当钟明亮开始他的军事冒险后，广东董贤举、江西石元、谢主簿、刘六十、卢大老、福建泉州陈七师、兴化朱三十五等明教骨干分子也纷纷发动暴动，相互呼应。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蒙元帝国军队对这个狂妄的挑战者进行了四次围剿，但都以失败告终。忽必烈对明教的力量过于轻视，也不能理解他的臣民恭顺外表下的民族仇恨。他企图利用收编的南宋军队去对付明教徒，在消耗战中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结果却适得其反，汉人的地方军阀都不愿意为中央政权卖命，而钟明亮则利用游击战左右逢源。一位将军的官方报告中称：
“[明军]出没叵测，东击则西走，西击则东至，围攻则兵力不敷，岂可以寻常草寇视之栽”
帝国在中国南部的统治已呈土崩瓦解之势。
在这一关键时刻，钟明亮于1290年的离奇暴毙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悬案。据明教官方档案记载，钟明亮是在练习波斯瑜伽“天地转换法”的时候，因练习方法错误导致内分泌紊乱而引发猝死；但也有学者怀疑，钟明亮之死是明教内部大清洗的结果：在钟明亮死前不久，曾在波斯总教学习系统神学的二十八个特派使者，以“真正的明尊弟子”自居，取代了钟明亮的权力，并将其架空后排挤出权力中枢。因为精神压抑和神情恍惚，钟明亮才在练习瑜伽时出了问题。在钟明亮死后，忠于他的许多骨干分子被肃清。以王鸣为首的二十八个“真正的明尊弟子”掌握了实权。
钟明亮的死成全了他的名声。不久，因为黑龙江地区哈丹叛乱的平定，腾出手来的元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以堡垒战术将匪区层层围住，并缓慢推进。历经将近一年的围剿，1291年，似乎大局已经注定，明教势力被团团围住。忽必烈调兵遣将，要在自己死前将这个心腹之患一劳永逸地清除。然而，中国武术再一次展现了它的威力。明教的三万精锐军队浴血奋战，终于成功实现了从三十万大军中的突围，并展开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大逃亡。
这次史诗般的逃亡历时一年多，行程为两万五千华里（约合6000英里），渡过了几十条湍急的大江，翻越了寒冷严酷的大雪山，经过荒凉的草原和沼泽地区。行动的规模、路程的遥远、环境的艰苦和意志的坚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元朝的军队一再追击拦截，然而在内部的派系斗争的制约下，始终不能达成协调一致的军事合围，因而总能让明军及时逃脱。一年后，长途跋涉的明军——此时已经只剩下三千多人——到达中国西北部的昆仑山地区，将携带的“圣火”点燃在海拔6880米的布格达板峰上，并将其命名为“光明顶（the Summit of Light）”。教主石元有一首著名的诗歌描述这次伟大的战略转移：
“ 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昆仑千里雪，熊熊圣火尽开颜。”
从此以后，光明顶熊熊燃烧的圣火成为每一个明教徒心中信仰的最高支撑。圣火不会熄灭，明教不可战胜的神话迅速传播开去。在这次远征中受到磨练的一批青年战士，如阳顶天、殷天正等人，将成为明教在下一个世纪中兴的领导人物。
但是这次远征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后果，我将在下几章中逐一分析。目前要指出的只是其中一项：在艰难的跋涉中，明教发生了分裂，圣物“圣火令”遗失了。“圣火令”是六块合金制成的金属牌，上面有一些古波斯武术的铭文，起源已不可考。它们在明教中的地位相当于基督教中的“圣杯”，而远比圣杯更为现实。其对于教主合法性地位的意义可以说类似于中国的“传国玉玺”或者日本的“三神器”。从理论上来说，谁掌握它就会被宣称了“正统”。明教在逃亡的过程中，在遵义府召开了会议，王鸣由于领导作战不力被迫下台，原光明左使者石元成为第三十一代教主。
王鸣对新权力中枢充满了怨恨，拖延着不肯交出圣火令。不久，在四川境内，一场蓄谋已久的分裂运动开始了。王鸣及二十八个“真正的明尊弟子”脱离了大部队，建立了西路军，并以圣火令为号召，宣称自己才是明教教主。然而在王鸣能够挑战石元的教主地位之前，这一支分裂的队伍已经被趁机偷袭的蒙古骑兵所击败，被迫退向西康和青海地区。王鸣丢失了军事底牌之后，短暂的分裂运动走向了彻底破产，圣火令也无助于改变他的劣势。不久，西路军大部和明军主力会师，王鸣及其亲信逃回波斯，圣火令回到了波斯总教的手中。后来历届中国教主都曾派人去波斯总教交涉，希望能够迎回圣火令。但是总教方面仍然以“历史问题未曾查清”为借口不肯交还圣火令，作为对中国明教的要挟。
圣火令的失落给明教教主的合法性和继承问题带来了严重的困难。的确，一个强势教主——如阳顶天——的权力并不会因圣火令的失落而受到影响，但当他死后，由于缺乏圣火令的绝对权威，在继承问题上就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分歧而引起纷争。我们将在第六章叙述这一隐患所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
无论如何，自此以后，明教就将总部设在人迹罕至的昆仑山光明顶上，那里他们不用再担心元军的围攻：一般的士兵想要活着到达这个高度都很困难。但是很快，他们就会为自己找到更加棘手的敌人。
第五章．明教的复兴与武林世界的分裂（1292-1326 ）
Chapter V. The Revival of Chinese Manichaeism and the Scission of Kongfu World（1292-1326）
虽然日后明教的官方说法将长征描述为一次伟大的浪漫远征，但在1292年的光明顶上，一切更像一场可耻的失败。在中国南部这一明教几百年以来的根据地，这一信仰已经被全面肃清。明教的残兵败将们被赶到了中国边境最偏僻的角落，而到达那里的三千多名战士几乎无不伤痕累累，意志消沉。他们面对的，不仅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也是充满敌意的当地势力：例如根基牢固的地头蛇昆仑派。当然，更直接的威胁仍然来自元廷，此时忽必烈已经派遣玉昔帖木儿取代了作战不力的伯颜，玉昔帖木儿率大军进剿昆仑山，虽然元军攻上光明顶的可能不大，但仅仅是围困已经足以给明教造成断绝补给的困境。这一小小宗教势力的灭亡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此时，海都和都哇在中亚再次举起叛逆的旗帜给明教以喘息的机会。由于西北叛王在东突厥斯坦的进攻，元军不得不临时将围攻光明顶的军队调到千里之外的塔里木河流域，去抵抗反叛者的入侵。这一临时的抽调竟成为了一去不复返。直到1304年双方签订停火协议为止，元军与西北叛军在中亚进行了十二年的拉锯战，无暇再顾及龟缩在昆仑山中的明教徒们。明教趁机坐收渔人之利，迅速恢复和巩固了自己的力量。一劳永逸地摧毁明教的最佳时机一去不复返了。
忽必烈死后，成宗铁穆耳维持了十一年相对平静的统治。1307年，铁穆耳驾崩后，帝国因帝位继承问题陷入了长期的中衰和不时的内战，二十五年中先后换了八个皇帝。汉文化对帝国中枢的渗透相当缓慢，但是各种高级的奢侈享乐却已经侵蚀了本来质朴的草原儿女们。帝国的统治机构日益腐败，对其治下人民压榨的程度日益增长，但实际控制能力却不断减退，此消彼长之下，各民族的起义也此起彼伏。被列为最下等的南方汉人的抵抗运
动在经过二十年的低迷时期后，再次逐步走向高涨。这对武术界权力格局的结构性演变，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绝大多数时代，江湖世界和帝国权力之间有着深刻而尖锐的矛盾。我们在第一章中，曾经简要指出过这一矛盾的根源所在。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补充：这一矛盾并非必然爆发为激烈的冲突，当双方势力平衡的时候，就会出现均势的局面：江湖世界的主导势力会在表面上承认皇帝的无上权威，而实则维持自己对江湖真正的统治，而官方也会满足于江湖人士对不再“犯上作乱”的承诺。对中华帝国的统治者来说，达到这一均势的底线是江湖势力必须放弃对政治权力的追求；而对后者来说，底线是官方必须保证自己的合法存在及势力范围不受侵犯——二者是一回事。当然，零星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仍然可以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而维持大局的和平。
但是，如果说政府从上到下基本上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江湖却并非如此，这就是江湖之为江湖的特性所在：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由于江湖世界的流动性太大，充满了各种不可操纵的因素，任何个人、门派、帮会和教宗都无法实现对整个江湖世界的控制。在这个世界中，必然也有对现存政治势力存有极度仇恨的反叛者。他们不会理会主导势力同政府间的默契，而以推翻政府，建立新的政治秩序为奋斗的目标。因此，他们所带来的威胁实际上是双重的：即是对世俗政治权威的威胁，也是对武林主导势力的威胁。首先，他们的行动会导致同官方之间心照不宣的不成文协定被破坏，会导致政府的压力甚至报复，给整个江湖世界带来浩劫；其次，如果这些大胆的冒险家能够获得成功，结果将会是翻天覆地的政治大洗牌，对已经掌握大权的、不希望发生变动的既得利益集团来说，这可能使他们失去现有的一切。可想而知，在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激进的革命者之间的关系将会是相当紧张的。
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应付这种挑战的方式可以有两种：当仅仅是农民起义者揭竿而起，或者是民族主义者反抗异族统治时，他们可以将这些人赞美为武林领袖或真正的民族英雄，在口头上给予他们廉价的支持和赞美，却不进行任何实际的声援，将他们推到前台去任由政府军剿灭。北宋时期的梁山起义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有一百多名三流武术家因为不满宋朝的腐败而聚集起来发动叛乱。少林、丐帮、逍遥派、大理段氏、天师道等武林的真正主宰将他们吹捧为“梁山好汉”，让世人把他们视为真正的武术名家，让他们去和政府军发生正面冲突，而掩护自己的真正实力。最后，梁山的起义者向政府军投降并为之效力，而既得利益集团主宰的武林秩序却毫发无损。
另一个例子是清代的天地会。由于打出了“驱除鞑虏”的旗号，获得了汉人的同情，天地会聚集了一批真正的高手，野心勃勃地从事推翻清政府的地下活动。天地会虽然在江湖世界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在清末之前却并没有得到多少实际的援助。十七世纪后期的一份会议记录表明：当天地会筹划刺杀一位手握大权的将军吴三桂时，武当、少林等名门正派都不愿意提供支援。甚至贩盐的三流帮会青帮也不服从他们的号令。天地会在得到光环的同时，也在无形中被孤立了。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当乾隆的元帅福康安代表清政府召开“全国武术流派掌门人代表会议”时，武术界主要门派的一百多名掌门人全部出席，向异族皇帝表示他们的顺服。
另一种应对方式是这样的：当造反者举起异端宗教的旗帜时，保守势力就可以利用儒家意识形态的崇高旗号，要求消灭无视伦理纲常的“魔教”。事实上，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纯粹信仰的层面，而在于这种信仰可能带来的、颠覆现存秩序的危险后果。明代的日月神教和清代的白莲教、拜上帝教都是典型的例子。元代的明教之乱也属于这一范畴。无疑，明教的古怪信仰、戒条和仪式——如食菜、裸葬、拜火、崇拜圣女等——加剧了武林人士和一般平民的厌恶，但是很难说这些内容比佛教或者回教的种种要求更为古怪。这种根深蒂固的厌恶感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性的态度。正如卡尔马克思所嘲讽的那样，布尔乔亚一边从事着诱奸彼此妻子的勾当，一边义正词严地声讨共产主义者的“共妻制”，真正的理由不言而喻。
如我们在上文所分析的，到了十四世纪前期，中国武术界已经确立了以“六大派”和丐帮为首的新秩序，尽管六大派和丐帮都曾以反元的民族主义口号为号召，但随着郭襄、耶律齐等老一代宋朝遗民的先后去世，各门派新的领导人对汉族政权曾经的光荣已经记忆模糊，而随着元朝统治的巩固，推翻蒙元统治的希望日益渺茫，使他们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维护自己武林地位的问题上。虽然绝大多数汉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是名门正派的武术精英集团仍然同以前一样生活优裕、名声显赫，不受影响。推翻外族暴政是名义上的最终目标，但只是遥远的前景，目前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为自己的门派增添荣耀和权势，至多是有限的“行侠仗义”。于是，在种种响亮口号的掩盖下，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这个集团必然与另一批不妥协的激进分子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些人大多数成为了明教徒，因为只有明教此时仍然在坚持进行实际的反元暴动。而由于蒙元帝国统治的残暴和严苛，投入明教的武术家也越来越多，使得明教的组织急剧膨胀。这是明教与江湖主流势力矛盾激化的根源所在。在此，整个江湖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分裂。
在迁移到光明顶之后不久，明教就和当地的主宰昆仑派发生了几次武装械斗。尽管明教的势力已经大大削弱，但仍然和次级的昆仑派势均力敌，昆仑方面并没有占到多少优势。而中原各大势力仍然认为明教微不足道，将此视为地方性的冲突而不屑参与。最后，精疲力竭的双方不得不妥协，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将昆仑山一分两半。几年后，明教教主石元去世，光明左使者衣琇继任教主（在位1298-1311）。衣琇在位期间，明教在西北地区修养生息，并同波斯总教之间恢复了联系。十四世纪初叶，随着明教实力的恢复，是否回到江南的明教故地去联系当地的残余势力的问题被提上议程。
此时的江南地区仍然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当地坚持游击战的明教残部已经寥寥无几。大多数明教高层都主张放弃这一地区，更没有人愿意回去冒险。但一个年轻人殷天正（1280-1358）主动请缨，要求由他一试，获得了衣琇的首肯。殷天正的选择是正确的，其时帝国的控制已经逐渐松弛，他回到江南后，很快整合了当地的明教势力。为了麻痹元廷，殷天正发明了“天鹰”的标志，以稍加变化的形式伪装其明教信仰的实质。在遮遮掩掩下，江南明教又开始了暗中的活动。但一个隐患是，由于昆仑山和江南地区的距离遥远，在此长驻的殷天正实际上成为了这一地区明教势力的实际主宰，这为二十多年后明教的分裂埋下了隐患。
阳顶天尤其重视投入明教的高级知识分子。正如一切外来的殖民统治一样，蒙古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充满了种族歧视，将其地位视同妓女和乞丐。帝国的大部分官员都并非通过科举考试而被任命，经由科举选拔的官员在比例上只有明朝的10%左右。而在科举考试时，汉人和蒙古人、色目人分开考试和录取，而后者的题目要容易得多。即使通过了考试，汉族官员也难以获得升迁。这些举措导致越来越多的儒生对仕途绝望，投入了反抗者的行列。
杨逍（1301-1367）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出生于一个破落知识分子的家庭，因科举受歧视而投身明教。阳顶天对这个年轻人表示出非同寻常的喜爱，亲自传授给他过人的武术，并很快擢升其为光明左使者，地位甚至在三大法王之上，因此甚至有杨逍是阳顶天私生子的讹传。杨逍不仅是阳顶天的主要智囊，更成为了明教最杰出的宗教学者，撰写了《明教流传中土记》等重要著作。与此同时，周颠、说不得、彭莹玉、冷谦、张中等人也先后投入明教，除周颠外，其他人都有明显的知识分子背景。说不得是一个诙谐的僧侣，善于写禅诗；彭莹玉是宗教宣传家，缺乏理论成就，但善于演讲和煽动群众；冷谦是音乐家和画家，后来担任过明朝的宫廷乐师；张中（1294-？）号称“铁冠道人”，是一个深藏不露的谋略家，后来的著名传奇人物刘伯温就是他的学生；在二十年代，这些人被封为“五散人”，成为阳顶天的高级顾问。同时，为了平衡各个系统的势力，阳顶天将另一名本拟封为法王的武术家范遥提拔为光明右使者。范遥出自明教嫡系，武术高超，功勋显著且没有政治野心，同各方面的关系都很良好，是担任这一职务的最佳人选。
衣琇在1311年的病逝，让众望所归的阳顶天（1270-1327）登上了教主之位。在十四世纪初期，阳顶天被普遍认为是仅次于张三丰的武术大师，虽然二者从未有过较量的机会。与衣琇的平庸统治不同，阳顶天很快就野心勃勃地大规模扩充明教的组织。他创建了锐金、巨木、洪水、烈火、厚土五旗作为新的军事编制，并且策划发动了园明和尚起义、赵丑厮、郭菩萨谋反等几次大规模的暴动。
出于对殷天正的猜疑，他即位不久，就将后者召回光明顶。殷天正及时表示了对他的忠心，令阳顶天感到满意。他赐给殷天正以“白眉毛的老鹰王”的头衔，命其继续统摄江南明教势力。这是阳顶天亲封的第一个“护教法王”。进入二十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才加入明教。谢逊、韦一笑等武术家先后来奔，并建立了许多功勋。阳顶天也分别封他们为“金毛的狮子王”、“绿翅膀的蝙蝠王”，与殷天正一起成为了著名的“三大法王”。
阳顶天尤其重视投入明教的高级知识分子。正如一切外来的殖民统治一样，蒙古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充满了种族歧视，将其地位视同妓女和乞丐。帝国的大部分官员都并非通过科举考试而被任命，经由科举选拔的官员在比例上只有明朝的10%左右。而在科举考试时，汉人和蒙古人、色目人分开考试和录取，而后者的题目要容易得多。即使通过了考试，汉族官员也难以获得升迁。这些举措导致越来越多的儒生对仕途绝望，投入了反抗者的行列。
1326年，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事件：首先是一名汉人和波斯人的混血少女黛绮丝（Diana Keynes）从波斯总教来到光明顶。这是自1291-1292年的长征之后，波斯总教首次恢复和中国明教的正式联系。黛绮丝是一位波斯华侨的女儿，据说是遵从父命回归原籍。但人们所不知道的是，她真实的身份是波斯总教三圣女之一，也是总教派来监控中国明教活动的间谍。
在十三世纪末到十四世纪初的三十多年中，西亚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多年的生死斗争，波斯总教的新领导人已经放弃了世界革命的口号，而与伊利汗国握手言和，作为交换条件之一，波斯总教被要求向中国明教施压，命其向蒙元统治者俯首称臣。由于长期中断联系，波斯总教并没有把握能让光明顶服从命令。因此借护送黛绮丝来华，总教也派出了三名特使，向中国明教方面阐述其意图。当夜，阳顶天与三名特使进行了秘密会谈，并轻蔑地拒绝了臣服元朝的命令。翌日，三名特使在失望中离去，但将黛绮丝留在光明顶执行下一步的秘密计划。
黛绮丝的美貌很快在光明顶的青年革命家中产生了轰动。阳顶天虽然并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但也对总教的意图产生了怀疑。他设法撮合黛绮丝和亲信范遥，试图通过婚姻的纽带让黛绮丝向自己靠拢。黛绮丝拒绝了范遥的追求，然而不久后，一名叫韩千叶的青年——他的父亲曾被阳顶天所击败——从南中国海的岛屿上来到光明顶，要求和阳顶天进行水下决斗。由于阳顶天不会游泳，在波斯湾长大的黛绮丝冒充他的女儿和韩千叶在光明顶的深潭中进行了搏斗，并取得了胜利。为了表彰她的功劳，阳顶天册封她为“紫衣服的龙女王（Dragon’s Queen in Purple Clothes）”，居于四大法王之首。黛绮丝是一名优秀的武术家，但不能和其他的法王相比，除了她的特殊功勋外，这个高贵的头衔也可能是为了向总教示好。
不久，在黛绮丝与明教的仇敌韩千叶之间发生了一段意外的罗曼史。这对明教的未婚男性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众人的强烈反对下，黛绮丝与韩千叶闪电般地结婚。这事实上形成了对波斯和中国明教的双重背叛。黛绮丝的选择令她进入权力中枢的希望完全破灭，在光明顶，她很快被孤立和边缘化，除了“龙女王”的虚衔外一无所有。波斯总教的计划落空了。
以上提及的这些明教骨干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合将深刻影响十四世纪中期的武林史，我们将在下一章加以论述。目前需要指出的是，在20年代中期的光明顶教廷，明教拥有比其他任何一个大门派都要多的一流武术家，唯有少林能在某种程度上与之抗衡。而对其他任何门派，明教都占有绝对的压倒优势。譬如，武当虽然拥有公认为全国第一的武术大师张三丰，但他的年轻学生们当时还都不堪一击。明教实力的急剧膨胀破坏了原来的武林权力平衡，使得它与正教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在这一时期，二者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1324年，阳顶天以一人之力击败了少林派最强的三名高手，并将其中一人的眼睛打瞎；1326年，杨逍轻松击败了峨嵋派最负盛名的武术家孤鸿子，后者不久就在羞辱中抑郁而终；大约在同一时期，杨逍也在一次狭路相逢的格斗中杀死了昆仑派掌门人白鹿子。每一战明教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也都把一大门派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双方矛盾的本质就在于：明教要实现推翻元帝国的梦想，就必须在江湖世界中大为扩张，而这一扩张必然会与现存秩序发生激烈冲突。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六大派及丐帮来说，维护自己在武林中的优势地位，比起推翻元政府的远大目标，是更为紧迫的任务。借用后来的表述，可以说六大派的心目中，“攘外必先安内”，正如一位丐帮中人所坦言的：“鞑子是要打的，却万万不能让魔教教主坐了龙廷！”明教的壮大已经引起了主导势力的极度不安，如果不是阳顶天的突然猝死，以六大派和丐帮为首的主导集团围攻明教的战役可能就会提前三十年爆发了。
第六章．明教的三十年宗座空位期（1327-1332 ）（下）
Chapter VI Thirty Years’ SEDE VACANTE of Chinese Manichaeism（1327-1332）
1327年，阳顶天的离奇失踪为明教的十多年来的中兴划上了句号。这次突发事件源于一桩三十年后才被揭露的丑闻。阳顶天的第一任妻子在长征中牺牲，当他继任为教主后，就迎娶了一个出身武术家庭的年轻女孩作为新的妻子。而他所不知道的是，这个女孩同她的同学成昆当时正在秘密的恋爱中。出于虚荣心，她接受了阳顶天的追求，但是在婚后，她又恢复了和成昆的秘密往来。他们的通奸地点是在光明顶的地下宫殿中，这里比终年积雪的山巅要暖和得多，并且有一个出口通往山下。阳顶天有时也到那里修炼高深的武术。1327年，当阳顶天在地宫中练习波斯瑜伽术时，发现了妻子和成昆正在外面寻欢作乐。愤怒与兴奋的双重刺激导致他的练习发生了严重错误，在几分钟内便因植物神经紊乱而死：同三十六年前的钟明亮一样。当背叛他的妻子发现这一点后，因为感到羞愧而自杀。成昆在痛苦和自责仓皇逃走。不久，过分的精神压力导致成昆变成了一个偏执狂：他在潜意识中将一切悲剧归咎于明教的存在，以摆脱自己的道德责任，从此便处心积虑地策划着摧毁明教的计谋。这为后来的明教带来了致命的威胁。
但即使没有成昆的存在，失去了阳顶天的明教处境也岌岌可危：很显然，他们缺乏一个众望所归的教主继承人。由此出现了长达三十年的宗座空位期（sede vacante）。事实上，阳顶天之死导致明教中的结构性隐患突然爆发，使得此时的任何人都难以得到教主之位。
这一隐患在于，明教的急剧扩张并未伴随着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导致了指挥中枢的权力关系紊乱。明教的指挥系统本来是很简洁的：教主在理论上拥有几乎不受制约的独裁权力，在教主之下设有两个光明使者作为副手，以及若干低级的附属职位（如天地风雷四门），然后是五行旗等地方负责人及其副手。但随着武术高手们纷纷加盟，明教的组织日益扩大，如何安排他们的职位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阳顶天接纳这些来奔者的方式往往是加封法王、散人等头衔。所谓“护教法王”并非“光明使者”这样的固定职位，而仅仅是一个品阶，并非常设，人数也不确定。诸如“白眉毛的老鹰王”这样的称谓仅仅是个人性的称号，没有可继承性，与波斯总部的“十二宝树王”完全不同。在阳顶天统治初期，只有殷天正一个法王，后来随着谢逊、韦一笑、黛绮丝等武术家的加入，才不断有新的法王被册封。既然并非固定的职位，那么法王们的权限，实际上相当模糊。既可以是殷天正这样独当一面，总揽大权的要人，也可以是黛绮丝这样毫无实权的虚衔。在职权上，他们无疑不能和光明使者相比，但在地位方面，却又隐然与之相等。至于“五散人”的功能和地位，就更加含糊不清了，他们既可以只是教主的私人秘书，也可以参与实际的政治决策，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明教中枢在阳顶天统治时期的急剧扩张，结果就是权责划分的紊乱和内部矛盾的增加。当然，只要阳顶天作为最高决策者的事实不改变，这一点也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如果阳顶天的统治期能够再延长十年，这一系列问题也许都可以完满解决。但当阳顶天失踪后，这一隐患就成为突出的现实困境。各大势力并存，彼此互不相让，在一切问题都上争权夺利，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明教由此走向了漫长的瘫痪和分裂。这不禁令我们想起几十年前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空缺时期（译者按：1254年康拉德四世去世后，德意志和意大利陷入了混乱。荷兰伯爵威廉二世，西班牙卡斯蒂亚国王阿方索三世，英国康沃尔伯爵理查都曾被一部分诸侯推举为国王，但整个德意志没有一个统一的君主。而意大利则陷于法国安茹家族和西西里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混战之中。后来，德意志形成了七大选侯制度，德意志国王从此由七大选侯选举）。
明教瘫痪的第一个信号是黛绮丝的叛教。阳顶天的神秘失踪首先给这位波斯妇女带来了灾难。由于她的新婚丈夫曾是阳顶天的敌人，而她也因为不受欢迎的婚姻被排挤出了权力中枢，黛绮丝很自然地被列为第一位的嫌疑对象。不久之后，在因为求爱被拒绝而对黛绮丝夫妇充满仇恨的范遥的秘密调查下，黛绮丝试图窃取明教内部机密的行径被发现了。明教徒对她郁积的怒火终于找到了发泄口，要求对她严加惩罚，至少要囚禁十年。但是黛绮丝并不服从对她的处罚，她扬言：“如果阳教主不在这里，我就不需要服从任何人的命令。”（《明教秘档》，第245卷）明教徒很快发现了他们的两难处境：尽管绝大多数人都希望严惩黛绮丝，但除了教主外，没有人具有惩治一个法王的权力。如果杨逍、殷天正或者韦一笑能够获得这一权力，那么显而易见，他也会利用这样的权力去对付其他政敌，而这是其他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并且，谢逊——作为黛绮丝唯一的朋友——及时地维护了黛绮丝，保证她与阳顶天的失踪无关。这给黛绮丝提供了口实，让她和丈夫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光明顶出走，为明教的分裂开了先河。
黛绮丝毫无实权，本身没有竞争教主之位的资格。但她的出走却也导致了一位实力雄厚的竞争者退出角逐。如果回到1327年的光明顶，范遥可能是最适合继承教主之位的人选。他与杨逍同样居于教内的最高职位，有继位的资格，而与杨逍不同的是，他出身明教嫡系，虽然本身势力平平，但是与其他各派的关系都相当良好，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选。但范遥对阳顶天的忠实使他拒绝相信阳顶天已经死亡的猜测，黛绮丝的离去也让他心灰意冷，无意继续留在教廷。或许是为了找到失踪的阳顶天，或许是为了制造和黛绮丝再见面的机会，范遥不久后也离开了光明顶。他的离去导致杨逍、殷天正、韦一笑等派系之间缺乏了缓冲和调和的纽带，他们之间早已潜伏的矛盾迅速导向了难以挽回的公开冲突。
另一个教主的候选人，“金绒毛的狮子王”谢逊在不久后也离开了光明顶。根据三十年后发现的阳顶天的政治遗嘱，谢逊本来是阳顶天内定的继位者。据中国学者罗日道（音译）考证，虽然资历尚浅，但谢逊得到了五行旗等地方领导人的支持，下层教众的支持率很高（罗日道：《明教各大政治势力执掌图》，收入《深度分析：武侠史中的隐匿政治斗争研究》，天涯出版社，2006年）。他在1327年年底离开光明顶，因为阳顶天的失踪和高层斗争的日益明朗化已经在明教基层中引起了骚动和不安，需要一位重量级的领导人去加以安抚；也有学者推测，他可能是去争取五行旗使等地方领导人对自己继位的支持；而此时谢逊在老家的妻子已经怀孕临产，他也想顺路回家去探望家人。无论如何，这次离开光明顶一劳永逸地结束了他继位的可能，并导致了他下半生的悲惨命运。
谢逊的老师成昆，在目睹了阳顶天之死和爱人的自杀后，一度陷入了精神崩溃之中。第二年，当他大病初愈后，去探望自己唯一的亲人，他钟爱的学生谢逊，希望能从后者那里获得安慰。此时谢逊恰好已经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刚刚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谢逊不合时宜地向老师吐露了自己的身份，并且鼓动他加入明教，投身抵抗运动。这些狂热地宣传勾起了成昆痛苦的回忆，令他再度陷入了仇恨的情绪。在犹豫了几天后，成昆终于决定从背叛他的学生身上开始摧毁明教的事业。在一次家宴上，他奸污了谢逊的妻子，并杀死了他的父母和儿子，只把谢逊留在了丧失一切亲人的痛苦中。成昆的目的是让谢逊陷入非理性的疯狂，最终他成功了：从此之后，不惜一切代价向老师复仇成为了谢逊唯一的目标，而一切仁爱、宽容和政治抱负都已离他而去。
从1328年开始，光明顶的教廷就处于杨逍、殷天正和韦一笑“三巨头”的长期内讧之中，史称“前三头”时期。我们在下面分别论述这三个方面：
1．杨逍
作为光明左使者，杨逍本来是教主之座的第一位继承人。在惯例上，如果没有教主的遗命，就由光明左使者自动继位。但问题在于，明教上下最初并没有人知道阳顶天已经死去，而只是认为他暂时失踪，并盼望他尽快归来。然而，时间不断流逝，阳顶天始终没有再出现。人们意识到阳顶天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但是并没有相关的规定来启动法理上的教主继承程序。
另外，杨逍继位的希望因为如下的事实而显得更加渺茫：作为一个拜伦式的风流才子，他虽然令不少女人神魂颠倒，却缺乏能慑服群雄的政治魅力，他的文人习气同尚武的各法王、旗使都格格不入，即使是“五散人”等知识分子也看不惯他——他们并不具备阳顶天的政治远见。可以说，杨逍的才干足以胜任一个基辛格式的智囊，然而并不适合成为政治上的最高领袖。但是历史却把他放在了这样一个尴尬处境之中。在阳顶天失踪后，杨逍成为光明顶日常工作的主持者，这是作为光明左使者无可争议的权限。但是由杨逍直接发号施令，无疑更令他的政治对手们感到愤愤不平，而或明或暗加以抵触，这使得他所能控制的实际范围十分有限。
2．殷天正
除杨逍之外，距离教主宝座最近的就是“白眉毛的老鹰王”殷天正。作为当时明教领导层中资历最老的宿将，殷天正在衣琇时期就成为江南原明教势力的最高主管，将钟明亮时代的明教残部变成了自己的私家军团，拥有庞大的地方势力的支持。然而也因为如此，殷天正并非阳顶天的嫡系，和阳顶天一手提拔的其他派系貌合神离，阳顶天不得不以“法王”的头衔笼络他，并设法将他留在光明顶。但通过驻扎在临安的亲信李天垣，殷天正仍然牢牢把握着江南明教的控制权。在阳顶天死后，已经无人可以制约殷天正，但他想登上教主之位，也难以得到其他派系的支持。
3．韦一笑
在许多历史记载中，第四位法王韦一笑（1303-1388）常常给人恐怖的印象，“绿翅膀的蝙蝠王”这个古怪的称号更令人感到恐怖。但他本人却是个诙谐可爱的人物。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武术家，也是一个全能的田径运动员，擅长短跑、跳高、跳远等多个项目（中国人称之为“轻功（Light Kongfu）”），如果我们相信中国人的记载的话，那么他可能是世界上跑得最快和跳得最高最远的人。事实上他的真名叫做韦福娃，字一笑，以形容自己的开朗。为了展示自己的“轻功”，他经常带着一顶奇特的帽子，帽子的形状像一只展开绿色翅膀的飞鸟，因此也被人称为“绿帽福娃”。韦一笑很晚才发现这个称号具有“妻子婚外情”的污蔑性含义，不得不尴尬地将其改成“绿翅膀的福娃”。 他一直在中亚地区从事情报和特勤工作而很少进入中国本部，由于体能方面的过人禀赋，令他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就因其功勋卓著被阳顶天封为“[蝙]蝠王”（Fu-Wang, Bat-King），采用这一称号的理由是因为其发音和他的名字“福娃”（Fu-Wa, Bon-Kid）十分相似。此外，与西方不同，在东方文化中，蝙蝠这种动物乃是幸福的象征——但韦一笑的一生注定无法得到幸福。
虽然在青年时期就拥有了法王地位，但在诸法王之中，他仍然是除了黛绮丝外资历最浅、势力最单薄的一个，也鲜有表现出任何政治才能。虽然如此，但在阳顶天失踪后，韦一笑却意外地获得了“五散人”的支持而萌发了政治野心。五散人曾是阳顶天的智囊团，并没有固定的职权，除了担任阳顶天的高级顾问外，只是不定期地执行一些临时任务。在明教中枢，他们是较弱的一派，任何人都没有继承教主之位的可能，而面临着失去现有地位的危险，因此结成了紧密的政治同盟。为了在权力博弈中获得最大利益，他们选择了支持最弱小也最容易控制的韦一笑继位的策略。双方一拍即合。这一集团实力不能和杨逍、殷天正的系统比肩，但由于五散人广泛的关系网络，无论在中枢还是在地方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事实上，正是这一第三派系的形成事实上导致了明教的瘫痪，这是基于如下博弈学原理：如果只有两个竞争者，总有一方会是胜利者，即使通过最激烈的火并也足以决定胜负；但在三强并存、彼此互不联盟的局面下，任何一方面的实力都不占优势，主动进攻都会遭到另外两方面的共同反击，胜利希望几乎为零，因而也不会轻易发动挑战，最终导致三足鼎立的权力平衡。而在光明顶教廷中，这一僵局维持了近三年之久。
具有讽刺性的是，正当明教的内讧日益白热化之际，它的死敌蒙元王朝也面临着类似的危机。1328年7月，阳顶天死后一年，在1323年通过政变上台的泰定皇帝也孙帖木儿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驾崩了，九岁的太子阿剌吉八在柩前继位，定年号为“天顺”；与此同时，泰定帝的政敌们也趁机积极活动，钦察人床兀儿的儿子燕帖木儿拥戴曲律汗（武宗）海山的儿子图帖睦尔在大都（北京）继位，改元天历，汗号为札牙笃汗。帝国迅速陷入了分裂，两个充满敌意的政权同时形成了。很快，一场大规模内战已经迫在眉睫。
尽管上都集团拥有东北、陕西、四川、云南等地方的支持，在政治名义和军事实力上都有优势，对大都形成了包围圈，但正当上都军队围攻大都时，一支大都方面的偏师奇袭了防守空虚的上都。在正常情况下，大都方面成功的希望渺茫。但燕帖木儿打出了他的王牌：一直由著名蒙古武师包克图、图里以及一批少林支派的僧侣组成的雇佣军团投入战斗，他们击溃了数量在他们一百倍以上的敌人，进入了上都的皇宫并俘获了小皇帝本人，导致了上都军团的土崩瓦解。这场战争在历史上被称为“天历之战”。
不久，在札牙笃汗图帖睦尔和他的兄长和世瓎之间又发生了内讧。和世瓎本来是曲律汗合法的继承人，他从中亚来到东部地区，受到了那里的蒙古王公的拥戴。在政治压力下，图帖睦尔也不得不表示要将皇位让给兄长。和世瓎在前往大都的中途即位，成为忽都笃汗（明宗）。不久，在朝见汗兄的名义下，图帖睦尔来到兀旺察都，让包克图等人化装成随从，在1329年8月6日的宴会上突然发难，授意包可图杀死了他的兄长，随后对外宣称忽都笃汗病死。就这样，图帖睦尔重新登上了皇位。即使在忽都笃汗死后，政治危机也持续了很长时间。当图帖睦尔回到大都后，包克图、图里等人“昼则率宿卫士以扈从，夜则躬擐甲胄，绕幄殿巡护”，多次挫败了政敌的暗杀行动。与此同时，在内战中留下来的、四川和云南的叛乱势力仍然存在，并屡次发动叛乱，直到1332年，内乱才基本被镇压下去。
这一系列震惊全国的事变为明教推翻蒙古统治的计划提供了难得的良机，如果阳顶天仍然在位，无疑会利用这一机会发动声势浩大的汉人起义。但是明教此刻也和它的敌人一样，陷入内部的争斗而无法自拔，只有无所作为地眼睁睁看着大都的新主人一步步巩固他的统治，让宝贵的机会从自己的鼻子前面溜走。
札牙笃汗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他是一个汉文化的热心爱好者，在他的治理下，祭祀天地的儒家礼仪恢复了，对孔子的尊崇升级了，科举考试也一步步走上了正轨，他甚至还编撰了一部百科全书《经世大典》。随着色目人集团的垮台，泰定帝时期盛极一时的伊斯兰教势力也衰落了，此后再也没有恢复过。然而正当这位年轻的皇帝想要将整个帝国改组为一个更为彻底的汉化王朝的时候，1332年9月，他自己也死了，只有二十九岁。人们给他的谥号是“文宗”。
第七章．元朝中期政局变动与汝阳王藩府的崛起
Chapter Ⅶ. Changing Political Climate and the Rise of Prince Ruyang’s Court in Middle Yuan Dynasty
札牙笃汗死后，帝国政局再度陷入了重重危机。他的皇后或许出于内疚，或许出于迷信，坚持要让忽都笃汗的子息继承皇位。经历了一番周折之后，忽都笃汗的长子、十三岁的妥欢帖睦尔成为了大都的新主人。然而，许多人怀疑他并非忽都笃汗的亲生儿子。十多年前，当忽都笃汗在政治斗争中失势时，曾经在西藏与中国（按：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西方史学家的错误表述，请读者注意甄别）的边境地区漫游。当他从那里回来后，就多了一个神秘的儿子。作为他的继承人的长子，这个孩子的来历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札牙笃汗在一封诏书中宣称，忽都笃汗在临终前已经告诉了他：这个孩子并非他的亲生骨肉。因此，札牙笃汗剥夺了妥欢帖睦尔一切继承权，将他流放到南中国海的边境。但幸运女神眷顾了这个孩子，在札牙笃汗死后，他的弟弟被召回去继承帝位，一个月之后也死了。于是他成为了大元帝国最后一位的主人：乌哈噶图汗。在中国，他以明王朝给他的称号“元顺帝”而被载于史册。直到很多年以后，人们才发现，他的生父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应该也最不可能是的人：南宋的最后一位君主赵显。历史开了一个无比残酷的玩笑。（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但与本书的主题无关，有兴趣的读者请参看附录四）。
乌哈噶图汗的上台给昔日札牙笃汗的亲信们带来了威胁。他们知道，当他长大成人之后，就会彻查自己父亲被杀的内幕。果然，1340年他在一份诏书中宣称：“文宗当躬迓之际,乃与其臣伊噜布哈、额勒雅、明埒栋阿、包克图、图里等谋为不轨,使我皇考饮恨上宾。归而再御宸极,又私图传子,乃构流言,嫁祸于必巴实皇后,谓朕非明宗之子。”但是包克图、图里等札牙笃汗的旧部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藏匿于汝阳王阿鲁温的藩府之下，并且改易了汉名——他们在后来的历史上以鹿杖客（“包克图”汉译为“鹿”）、鹤笔翁（“图里”汉译为“鹤”）之名为世人所知。
汝阳王阿鲁温（1280-1345）并非黄金家族的直系后裔，而因为屡立军功被拔擢至此高位。从三十年代以降，他的藩府逐渐聚集了数量和质量上仅次于明教和少林的资深武术家。在这一时期他开始了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在剿灭江湖世界政治异见分子的名义下，他向政府请求拨款以招揽肯为朝廷效力的武术家。这项计划得到了对汉人仇恨入骨的丞相伯颜——此人在顺帝初年成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的首肯。但是阿鲁温的真实企图乃是看到了帝国逐渐没落的现状，趁机扩张自己的实力，最终凭借武力为自己打开通向帝位之路。
为了招揽武术家以控制江湖世界，阿鲁温必须对这一领域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他背后最重要的幕僚正是我们早已经熟悉的阴谋家成昆。此时，成昆的学生谢逊为了让他现身正在中国各地以他的名义大开杀戒，却没有想到这正是成昆希望看到的结果。然而，此刻不便公开露面的成昆也面临着无处栖身的尴尬。并且成昆也明白，仅仅谢逊个人的倒行逆施距离摧毁明教的终极目标还差得很远。因此他来到汝阳王的幕府为阿鲁温出谋划策，这一合作虽然为时短暂却成果显著：他们共同制定了一个周详的计划：利用以六大门派为首的江湖主导势力同明教之间的矛盾，让他们陷入彼此争斗，相互削弱之后，再一举摧毁这二者。但在三十年代，这一计划由于一系列意外而被迫中止实施（参看第九章），直到二十年后，当阿鲁温已经去世，而他的孙女、野心勃勃的敏敏帖木尔成为这些武术家的主管时，这个计划才终于付诸实行。这一计划的最终失败表明：阿鲁温不是一个好的战略家，他没有注意到自己计划的根本缺陷，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个计划及其缺陷都只是成昆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在十四世纪中期的江湖-政治博弈中，成昆是一个远比阿鲁温或者敏敏特穆尔更为高明的棋手（参看第十章）。
除了成昆、包克图和图里外，阿鲁温还招揽了“金刚门”的僧侣们，这是一个神秘的门派。他们的创始人是一个在十二世纪就从少林寺叛逃出去的叛徒：火工头陀。他知道中国内地已经无处容身，于是逃到了中亚，并凭借过人的武术为当地王公效力，站住了脚跟，十三世纪初他创建了金刚门。金刚门成立后，一直立足于东突厥斯坦，并消灭了当地的另一受到承认的少林支派：西域少林。有时候他们冒用后者的名义。事实上，很多文献将二者混为一谈。随着岁月的流逝，金刚门的僧侣们患上了精神上的思乡症，他们渴望回到自己门派的发源地少林寺，成为那里真正的主人。为此他们向钦察汗国的蒙古可汗们表示忠诚，在加入钦察人的军队后，他们因为表现出色被燕帖木尔招募，来到大都，凭借过人的武术造诣成为那里的骄子，并参与了1328年的军事行动。在三十年代伯颜秉政后，燕帖木儿的嫡系受到排挤，他们也脱离了皇家卫军，而托庇于汝阳王的帐下。
这一政治团体的最后一位重要成员是一个面目毁损的哑巴僧侣：“痛苦的行脚僧”。他是一个来自伊利汗国的武术大师，虽然是残疾人但受到特殊的尊敬。然而此人真实身份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明教的光明右使者范遥。在正式的历史记载中，他被宣称为发现了成昆的阴谋而不惜毁损自己的俊美面目，放弃自己的锦绣前途，打入汝阳王府作为间谍。这一切不过是白费力气，因为他成功地打入汝阳王府后就再也没有任何成昆的消息。从此他一直沉默地呆在那里，直到1358年复归明教。
不过，事实的情况或许复杂得多。范遥宁愿私自毁容后打入汝阳王府而不是首先回光明顶报告，而之后二十多年中也从未和教廷有任何联系，其中的原因值得深究。很有可能，是他一直纠缠黛绮丝失败后的自暴自弃。史密斯教授认为，这种自残行为更可能是出于一种犯罪后的内疚而渴望赎罪的心理。或许，他曾经对黛绮丝进行了性侵犯，而事后又感到极度的忏悔——上个世纪著名的全真教宗教家尹志平，在奸污了一位美貌的女武师“龙的小女儿”之后，也有类似的表现。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称呼自己为“痛苦的行脚僧”。
不过，考虑到黛绮丝女儿的年龄，我们要对这种理论作一些修正：范遥或许是为了对黛绮丝有所行动而有意毁容，以掩饰自己的身份。确凿无疑的是，他在1343年前后曾对黛绮丝夫妇下毒。我们在医学家胡青牛留下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个病例。为什么他不用自己的精深武术击垮对方而要采取下毒的手段，颇为耐人寻味。我们可以认为，下毒——并且是慢性毒药——的手段更有利于范遥控制和威胁黛绮丝服从自己。同一般的暗中下毒不同，黛绮丝明显知道下毒者是一个来自中亚的“哑巴头陀”。我们可以判断，黛绮丝与范遥之间一定有过重要的接触——虽然黛绮丝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很有可能，在黛绮丝中毒之后，为了获得解药，不得不向范遥低头。当黛绮丝让范遥得到了他一直梦寐以求的东西之后，范遥给了她解药，但是分量却有意给得不够，以至于她的丈夫最后还是毒发身亡。
黛绮丝的女儿小昭恰好出生于这一时期，而在她出生后，黛绮丝就将她送到他人家里代养，隔几年才去探望一次（因此可以推断，小昭可能从未见过自己名义上的“父亲”韩千叶）。当小昭还未成年的时候，戴绮丝就逼迫她去光明顶为自己偷窃“天地转换法”的抄本。这些不近人情的举动，不禁令人怀疑这个孩子的生父究竟是谁。据历史记载，当范遥在1357年第一次见到小昭的时候，表现得异常惊愕，远远超出了看到一个老朋友应有的反应。或许当时范遥已经怀疑到了这个孩子的真实身份。但是随着黛绮丝母女在当年年底突兀地从东海返回波斯，已经没有任何人能够揭开这个埋葬在东海上的秘密。
第八章．明教的宗教改革与分裂（1330-1357 ）
Chapter Ⅷ. Reforms and Scissions in Chinese Manichaeism（1330-1357）
在这些暗流涌动、危机潜伏的岁月中，光明顶教廷的明争暗斗和大都朝廷的同样惊心动魄。早在1328-1332年的内战时期，作为明教的“鹰派”领袖，殷天正就主张立即趁元朝的内乱主动发动打击。这一建议得到了五行旗的支持。而“鸽派”领袖杨逍的判断则是：虽然被内部的分裂所折磨，但元朝的军事实力仍然存在而没有被严重削弱，如果不首先联络六大派等江湖主导势力组成反元联盟，任何单方面的军事冒险都很难成功。韦一笑和五散人则动摇于两派之间，但是越来越多地倒向了殷天正方面。
在战略分歧的背后有着宗教教义上的矛盾。对于殷天正等狂热分子来说，现实世界已经无可救药，既然明王即将降临，那么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摧毁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他们被称为降临派；另一批以杨逍为代表的温和人士则认为：明王降临只是一个政治寓言，并不会在现实世界发生，而终究需要靠人本身的活动才能建立理想的社会，在此过程中，需要的是妥协的智慧。他们被称为拯救派。拯救派虽然在教内高层有很大的影响力，但降临派无疑更能煽动底层教众。因此，1330年左右，在三年多的政治波澜之后，殷天正逐渐占据了上风。
为了摆脱政治窘境，杨逍不得不宣称自己无意成为教主，并致力于维持无教主的既定状态，以保持自己事实上的最高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点，他向全教公开了一直保持机密的、圣火令已经失落的信息，宣称目前的不幸状况是光明主神“明尊”对他们失落圣火令的惩罚，因此要恢复明教古老的传统，只有拥有圣火令才能继位；因为教廷一直向下层教众隐瞒圣火令已经消失的事实，这一事实的披露在明教徒中引起了巨大的骚动和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殷天正继位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即使发动内战，他胜利的希望也很渺茫。事实上，由于教众信仰的动摇，他自己的势力范围也面临着危机。
当殷天正看到这一点后，他几乎被沮丧打倒。但是不久后，他就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出路。他从摩尼教经典《彻尽万法根源智经》中发现了这样的表述：“当世界毁灭时，圣火将会变成圣鹰，成为光明之王的使者。”事实上，这正是他三十年前宣扬圣鹰崇拜的理论依据。现在他从中发现了新的含义，并成为一条新的教义：圣火令的消失是因为它们已经变成了神圣的天鹰，而他本人就是天鹰的“道成肉身”。很难说他本人有多么信仰自己的教义，但无疑他的许多支持者对此深信不疑。很快，殷天正就开始向全教上下推广这一新的教义，并引起了巨大的动荡。这一宗教改革运动为他招揽了许多支持者和更多的反对者，宗教上的分歧日益明朗：改革派和教廷已经无法共存。
谢逊此时一度回到光明顶，向来和殷天正关系亲密的他也因为无法接受殷天正的改革思想而与之决裂。在这种情况下，殷天正已经无法再回头，于是他宣布原来的明教已经被黑暗所腐蚀，不再能代表明尊。随即，他从西北部返回东南地区，成立了以他为教主的“天鹰教”，并宣称这才是“真正的”明教，事实上其更恰当的称呼应该是“明教天鹰宗”。明教第一次分裂开始了。浙江、江西行省的明教教众，长期以来就处于殷天正的势力范围之下，此时自然地皈依在天鹰教的旗帜下。到1335年为止，天鹰教已经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江湖势力。不可避免的是，在这一新生的阵痛中，天鹰教和原明教的五行旗结下了深仇大恨。
殷天正的离去并未给韦一笑集团带来多少利益，他们正面临着和杨逍的正面冲突。为了应对圣火令问题的挑战，他们不得不在暗中筹建另一个改革派。受到殷天正的启发，韦一笑建议成立“福娃教”，由他任教主，让五散人改名为“五福娃”，戴上美丽的头饰，作为幸福的使者出现。这一建议遭到了他更加深谋远虑的同僚的否定。五散人精心地将明王信仰和佛教教义结合起来，筹建了“弥勒宗”。这一派别常常被误认为佛教的一个宗派。事实上由于说不得、彭莹玉等人的佛教背景，很难说它本质上究竟是明教还是佛教。在弥勒宗中，圣火已经成为次要问题，由于明尊和弥勒佛被视为同一个实体，他们就很容易将明教的经文和佛教教义结合起来。我们将在下面看到，这样做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无论如何，“弥勒宗”很快成为了明教最成功的宗派。与天鹰教古怪晦涩的原教旨主义不同，弥勒宗作为融合佛道信仰的混合教派，更容易得到底层教众的理解和信奉，而相对宽松开放的组织风格，也有利于招揽白莲教等同样信仰弥勒佛的教派，他们往往换一个招牌，就成了明教的成员。这样一来，说不得、彭莹玉等人就迅速为自己聚集了一支可观的力量。事实上，明教的主要支系就出自弥勒宗系统。五行旗上下无不被弥勒宗所渗透。后来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是一个弥勒宗的信徒。
但在光明顶教廷，杨逍和他的属下仍然牢牢把持着权力，而他精深的武术造诣仍然令他的同僚感到畏惧。当弥勒宗日益发展壮大后，五散人们决定抛开光明顶单干，他们寄希望于形成领导明教革命的既成事实。1337年春，在几年的准备之后，他们发动了棒胡起义。“棒胡”的真名是胡闰儿，他是说不得的师兄，也是明教在河南地区的领袖人物，因为棒法高超而被称为棒胡，历史记载中称他“好使棒，棒长六七尺（约两米），进退技击如神”。为了在必要的时候推卸责任，韦一笑和五散人没有直接出面，而将其伪装为一次地方领导人自作主张的军事暴动。不久，棒胡便攻破归德府和鹿邑，点火烧毁了陈州城，并屯营于杏冈。与此同时，开州的辘轴李、陈州的棒张等弥勒宗骨干分子也发动了暴动。震怒的帝国政府命令河南行省左丞庆图会合汝阳王阿鲁温一起讨伐。
对阿鲁温来说，这是在朝廷面前表现自己的好机会。于是他调动了向他效忠的武术家们集体出动，被蒙在鼓里的明教完全没有估计到会遭遇到敌军如此强大的阵容。“五散人”因为在外地策划与之相互呼应的暴动而来不及赶回，在汝阳王府卧底的范遥也因为弥勒宗是异端教派，不愿相助。事实上，不久前为了取信阿鲁温，他刚刚在大都击毙三名改信弥勒宗的地方领导人。于是一切很快结束了。辘轴李和棒张分别被鹿杖客阿克图和鹤笔翁图里被击毙；而在鹿邑冈，棒胡被范遥亲自生擒，不久在大都被斩首。范遥用他的人头换取了阿鲁温的信任，而事后对此讳莫如深，直到多年后才被披露出来。不过，棒胡是否范遥所杀并不重要，从事后披露的军事资料看，在帝国军队的大举围攻面前，棒胡和他的同党根本没有脱逃的机会。
棒胡起义悲惨的失败不仅削弱了弥勒宗的影响力，也给杨逍向韦一笑、五散人发难创造了良机。在一次例行会议上，杨逍斥责棒胡擅自发动起义而没有向教廷报告；老羞成怒的五散人却抨击杨逍不肯派精锐的“天地风雷”四大特种兵部队增援，导致起义军在孤立无援中被歼灭。最后，这场互不相让的口水仗终于演变为肉膊相见的殴斗。先发制人的杨逍一掌将张中的肩胛骨击成粉碎性骨折，另一掌导致了韦一笑的内出血，首先解除了两大武术家的战斗力，剩下的四散人就微不足道了。此次斗殴后，韦一笑集团再也没有实力同杨逍对抗，被迫撤下了光明顶，从此再不能再影响教廷事务。不久后，心灰意冷的张中和冷谦隐居，彭莹玉、说不得及周颠还没有丧失政治和宗教热情，开始在中国腹地四处传教，让奄奄一息的弥勒宗得以死灰复燃。
另一方面，韦一笑因为内出血过多一度性命垂危，虽然在名医胡青牛（胡闰儿的弟弟）的调治下脱离危险，但不久又诱发了再生障碍性贫血的重症。因为当时缺乏输血技术，韦一笑只能通过不断吸取人血的方式来补充血液（另一种说法是因为他的心理障碍才导致了这种变态行为，参看附录五）。这使得昔日快乐的“福娃”变成了冷酷的杀人狂。韦一笑羞于回到内地，从此长期定居在哈密力地区（今新疆哈密），经常绑架既非同胞也是异教徒的维吾尔土著供他吸血。即使如此，他的疾病仍然不免阶段性发作，在病痛折磨下，这位当年的夺目新星从此淡出了政治舞台，和支持自己的五散人也断绝了联系。
虽然殷天正、韦一笑等人先后被赶下了光明顶，但杨逍却并未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在十年的时间内，随着核心一次又一次的分裂，各地的分支早已自行其是，光明顶已经成为仅具象征意义的“圣地”，而不再能履行领导者的职能。杨逍本人更成为了孤家寡人。由于他一直坚持找到圣火令才能成为教主的规定，他自己显然也无法自封教主。1338年底，杨逍带着手下的主要骨干离开了光明顶，仅仅留下了保证圣火能够持续燃烧的十几名留守祭司。当然，杨逍并未走远，而是将他的班底搬到了几十里外的坐忘峰——从那里甚至能看到光明顶的圣火——以保证这块圣地不会被外敌或反对派所侵占。
如果杨逍将这次退让当作一次迂回策略，那么他不得不失望了。即使在他象征性地离开光明顶后，也没有有分量的人物向他劝进，反倒是有人劝说他将范遥找回来担任教主——这个不识相的建议者最后被杨逍派遣到西伯利亚去“寻找范遥”，从此再也没有出现。无论如何，几年后杨逍就彻底心灰意冷了，从此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经常在“传教”的名义下诱拐青年妇女。我们所知道的是，在四十年代初期，他在四川西部邂逅了峨嵋派的女学生纪晓芙，以“武术交流”的名义将其骗走，随后强暴了这位不幸的少女并将其软禁。不过或许是出于斯德哥尔摩效应，纪晓芙被他劫持多日后，居然爱上了这位自己的劫持者，她秘密加入了明教，并在一年后心甘情愿地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他此外还有多少女人和私生子女一直是一个谜。不过，杨逍似乎再也没有找到纪晓芙那样理想的性伴侣，因此当1350年，他们的私生女儿前来投奔他时，杨逍很高兴地接纳了她。
从1338到1357年的二十年中，由于明教的组织机构陷入彻底瘫痪，我们对其各分支的活动只能找到零星的记载。在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刚刚在东南沿海立足的天鹰宗不幸因为王盘山事件（详见下章）陷入孤立，遭到了各大势力的围攻；与之相反，彭莹玉和说不得等人在中部地区的传教事业却成果丰硕，培养出了周子旺、徐寿辉、刘福通、韩山童等一批重要骨干，这些魔星的名字将在此后二十多年中变得家喻户晓。
1350年，彭莹玉和师弟周子旺在江西袁州发动了一次重要起义，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与此同时，在浙江苟延残喘的殷天正已经山穷水尽，不得不认真考虑和弥勒宗联合作战的问题。他派手下的一名大祭司白龟寿去同彭莹玉联系。彭莹玉知道，如果能说服殷天正和自己联合，将是推动明教重新统一的珍贵契机，因此极力促成这一联合的实现。双方试探的合作开始了。殷天正在浙江也展开了一系列军事活动，以声援被围困的周子旺部。彭莹玉并且派人去光明顶和西域，请求杨逍、韦一笑也放弃前嫌，一起进行起义。但在他得到回音之前，起义已经再次被围剿的帝国军所扑灭。周子旺殉难，彭莹玉也在战斗中受伤，不得不同白龟寿一起东躲西藏。他们躲过了军队的搜捕，却被另一群仇视明教的武术家所发现。对彭莹玉来说，幸运的是在这群敌人中隐藏这一个秘密的明教徒——纪晓芙。虽然白龟寿被杀，彭莹玉也被刺瞎了一只眼睛。但在纪晓芙的帮助下，这位赫赫有名的明教革命家仍然逃过了死亡的威胁。但无论如何，刚刚复兴的弥勒宗再次陷入失败的边缘，从此又沉寂了多年。
胡青牛自从1338年的起义失败后，一直居住在淮北女山湖畔的蝴蝶谷，直到1352年的神秘死亡。胡青牛是一个水平高超的医学家，在这段时间，他奉五散人之命，诊治了数不胜数的明教徒，无论是哪一个宗派，也不论拥戴谁为教主。五散人可能希望通过他达到明教以弥勒宗为核心的重新统一，但讽刺的是，这位明教沙文主义者本人恰恰死在第一个出教的背叛者——黛绮丝的手下。
周子旺失败后的几年中，明教陷入了自阳顶天死后的最低谷，有组织的反抗行动几乎销声匿迹。但在1357年初，一位叫张无忌的青年戏剧性地成为教主后，全教的统一却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明教以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强盛的声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革命，直到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个神奇的反转被元史学家们称为“张无忌的神迹”。人们一直将这一切转变都归功于张无忌这位似乎从天而降的青年，以至许多人相信，他就是降临人世的明王或弥勒佛本人。但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越来越多历史资料的发现，让我们得以尝试解答这一历史谜团：虽然上层机构已经成为一盘散沙，但是中下层的明教徒在五十年代的自发活动是非常活跃的，他们不断地将这一古老信仰以各种形式传播到全国各地。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史学家甚至大胆地断言，上层的分裂和瘫痪使得明教摆脱了专制体制的束缚，从而焕发出更多的活力。
当帝国的国家机器日益腐朽之际，弥勒宗及天鹰教等播下的火种正在悄悄地蔓延开来。表面混乱下的潜结构正在生成，只要有适当的时机，就可以正式浮出水面。张无忌的出现充其量只是让这场化学反应更快到达临界点的催化剂。这多少令我们想起最初几个世纪的基督教：当罗马的皇帝们一次又一次对基督教成功地进行“剿灭”时，他们不会想到自己的臣民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皈依这一东方宗教。直到君士坦丁大帝发现支持他的军队中大多数人都是基督徒时，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终于到来：他自己也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地下教会的领导人们随即公开露面，成为帝国在精神上的统治者。在元代中国所发生的情况多少与之类似。
事实上，当时主要门派帮会的领导人比任何历史学家都要明白这一点：他们越来越感受到在底层民众中，“魔鬼”的势力不断膨胀，对自己形成了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威胁。于是，江湖主导势力在阳顶天时代没有实现的计划，在明教分裂初期也无意实行的计划，却在三十年后实现了：这就是1357年开展的围攻光明顶的军事行动。不过，在正面论述这一行动之前，让我们首先从各主要势力的内部关系入手，考察十四世纪中期的江湖世界权力结构及其关系，这将使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此后的一系列历史演变。
第九章．武当的崛起及其与少林的冲突（1327-1347）
Chapter IX. The Rise of Wudang and its Conflicts with Shaolin (1327-1347)
在阳顶天时代，明教神话般的崛起吸引了绝大多数江湖观察家的注意力，让他们忽略了中国腹地的另一个武术团体从无到有的飞速发展。事实上，武当派虽然从未有过明教那样的显赫声势，但却注定在历史上留下更为持久的名声。
一个现代读者可能不会对倚天屠龙史中武当的重要地位感到奇怪，他已经熟悉了历史上著名的少林-武当二元体系，并将这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武当仅仅是在十四世纪初期才被创建——这在六大派中是最晚的——而在其创建后三十年内就超越了其他各门派而成为同少林并列的最具声望的武术集团，这一事实无论如何是令人惊奇的成就。实际上，武当派的崛起时间可能还要短促，张三丰仅仅在十四世纪的最初十年才招收了宋远桥、俞莲舟等门徒，而第一批门徒独立执行任务的时期至少要等到1320年左右，而此时张三丰甚至还没有招收他最小的几个门徒。因此，武当派可以说是在十多年内就跃居整个江湖世界的第二把交椅，这一超常的速度历史上很难找到先例，甚至连上个世纪的全真教也瞠乎其后。
当然，作为这个时代最杰出的武术大师，张三丰对于武当的崛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张三丰的令名不会自动转变为武当派的声誉。只有当他的弟子们也能够展示震慑武术界的惊人造诣时，武当派才算是在真正的意义上实现了崛起。在三十年代初期，当明教因为阳顶天的失踪而陷入瘫痪后，对江湖世界的压力骤然减小。但是刚刚松了一口气的江湖很快又要面对另一个令人惊愕的事实：张三丰的弟子们陆续出现了，他们年富力强，武术高超，热心公道，很快就成为许多地区江湖纷争的协调者和仲裁者，并编织起一套紧密而广泛的关系网络。在这一时期，至少已经有五名张三丰的门徒在以武当山为中心的各个省份呼风唤雨。在“行侠仗义”的光辉口号下拉拢或打压各派势力。武当派已经成为不可小觑的力量。而少林无疑对此感受最深。
对于少林寺来说，张三丰的存在始终是令人尴尬的事实。此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叛逃以及二十年后的声名鹊起令少林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尽管张三丰小心翼翼地不去触怒少林，但是他作为少林背叛者的身份却无法改变。人们在嘲笑少林寺心胸狭窄，小题大做的同时，也奇怪为什么一个从未在少林取得正式学历，并中途辍学的学生在武术成就远比少林的优等生们更为出色。少林方面的说法是，张三丰无耻地剽窃了少林寺的武术，并将其改头换面，以掩盖其不光彩的来历。当然，这个说法并非很能自圆其说（譬如，为什么张三丰改编的少林武术会比原来的更为先进？）。不过，在将“偷师学艺”作为最大禁忌的武术家中，这一控诉已经足够有杀伤力了。但是少林寺也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对惩戒这个叛徒无能为力，而没有人愿意和他们一起，发动一场讨伐张三丰的正义之战。相反，张三丰惊世骇俗的武术天才和圆熟老到的交际手腕正在为他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如果只是张三丰本人的出类拔萃，少林寺或许还可以忍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件事实已经确凿无疑：张三丰要将他的武术传下去，开创一个新的门派。在张三丰本人归隐武当山后多年，宋远桥、俞莲舟、俞岱岩们先后出场了，并取得了和四十年前他们的老师刚刚开始武术家的职业生涯时同样轰动的名声。武当与少林两种武术的比较成为江湖观察家们热心讨论的话题，虽然双方都有不少热心的拥护者，但在武当派蒸蒸日上的时期，舆论明显不利于少林方面。毫无疑问，武当不会只满足于作为少林的一个分支门派而存在——如十三世纪无相的俗家学生们创建的“韦陀门”，这一门派直到五百年后还是少林的附庸——他们要争夺的是主导整个江湖世界的“光荣与梦想”。少林寺的领导者们不得不考虑如果武当长期存在下去对少林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那将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潜在敌人。他们渴望将这个假想敌扼杀于摇篮之中。
但对于少林寺来说，由于张三丰的强势存在和武当派严格遵守江湖道德规范的基本原则，他们既缺乏扼杀武当的能力也缺乏理由。在二十年代，少林寺的基本战略是发动对明教的讨伐，通过树立一个假想敌的方式，组成主导势力的联盟，让包括武当在内的其他所有门派自然而然地服从自己。因此有1324年的三渡对阳顶天之战。可惜，少林遭到了意外的惨败，因而对这一计划不得不暂时加以搁置。不过此后不久，成昆的加盟给少林注入了新的动力。摧毁明教的既定目标让成昆与少林的称霸计划不谋而合。成昆不仅对明教有着深刻细致的了解，在武术界也有广泛的关系网络，这对少林来说十分有用。因此，成昆很快成为了少林实际掌权者渡厄的重要智囊。当然，渡厄并不知道成昆同时也是汝阳藩府坐上之宾。
成昆很快意识到，汝阳王府永远只能将身为汉人的自己当成工具，既不可能真正信任自己，也很难爬到高位。在成功地策划了对付明教的计划之后，他开始转向少林方面发展。他开始向渡厄申请加入少林，这对于一个成名的武术家来说是很罕见的要求——这多少意味着他要放弃原来的门派和事业基础。不过对成昆而言，一旦明教被摧毁，少林就将成为江湖世界的最高领袖，此时四十出头的他还有充分的时间进入少林的领导层。何况，自从谢逊以他的名义犯下各种凶杀案之后，他已经很难再以原来的身份出现了。
1330年左右，成昆成为少林著名武术家空见（1380-1332）的弟子，法名圆真。空见仅比他年龄稍大，当年曾经直接从年迈的无色禅师那里学到了少林九阳功，是少林寺内定的未来方丈。这对奇怪的组合与其说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不如说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联合。无疑，当空见成为少林方丈后，身为他唯一弟子的圆真将会在少林寺出任重要职务。由于在圆字辈弟子中，圆真的武术造诣无人能及，几乎不可能有人挑战他的地位。
这一系列计划由于谢逊的疯狂举动而被破坏。事实上，谢逊的一系列暗杀活动早已被圆真和空见所掌握。但他们处于两难的处境之中：如果揭穿谢逊的身份，圆真的奸杀徒妻的丑行也会暴露，而如果圆真身败名裂，少林寺也将被卷入这一丑闻而担负连带责任；而如果暗中除掉谢逊，又会使一系列凶杀案死无对证，最终仍然归咎于少林。因此，他们只能尴尬地看着谢逊继续杀害无辜的武术家及他们的亲属。但1332年，当谢逊计划暗杀张三丰的衣钵传人宋远桥时，他无疑走得太远了，少林必须出面了。
少林并非不愿意看到宋远桥的死——这将是对武当的重大打击。但是务实的空见很快意识到，这将导致张三丰本人的出面干涉。作为唯一的线索，张三丰会追查成昆的下落，成昆加入少林虽然是重大机密，但作为正式的少林弟子，仍然有若干线索可循。如果让张三丰知道成昆就在少林，并且间接与自己学生之死有关，这将导致两大门派正面冲突。而这是尚未做好准备的少林绝不愿看到的。况且，如果一切都被揭露，主流舆论也会对少林不利。这里面的内幕远大于成昆屠杀谢逊家族的丑闻。
为此，在无奈之下，空见亲自出马了。他当谢逊在前往暗杀宋远桥的路上时拦住了他，并用超人的武功震慑住了他。空见并没有告诉谢逊成昆和自己的亲密关系，只是告诉他自己已经知道了双方的罪孽，并承诺为其调解。谢逊理所当然要求成昆亲自出面向他解释。但是已经剃发为和尚的成昆不便露面，否则他和少林的勾结就会暴露无遗。这当然不能让谢逊满意，于是双方决定按照武术界的方式解决问题：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但是空见显然对自己的武术造诣过于自信了，他认为对方伤害不了他分毫，于是只挨打而不还手。这番做作或许是因为，空见敏锐地认识到，这位“狮子王”是明教的高层骨干，如果能驯服这头狮子，对于少林摧毁明教的大业必将有很大帮助。因此，当谢逊在绝望中试图自杀时他忘我地上前阻止，但他忘记了自己正处于格斗中，被谢逊乘机击中要害，奄奄一息地倒在地上。
无疑，此时空见还指望在一旁监视的圆真会出来拯救自己。但圆真却把这视为加深明教与少林矛盾的良机而对空见不闻不问，任空见呻吟了几十分钟后死去。圆真随后返回少林，向渡厄哭诉空见被谢逊所杀害，并夸大了谢逊的武术水平。从此，渡厄将许多少林的高深武技传授给了圆真。
不过如果圆真指望自己能继承空见的地位，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空见死后，继位呼声最高的是他的同学空闻，另外两名著名的少林武术精英空智和空性都支持这位师兄。一年后，空闻顺利地成为少林方丈，空智和空性也被提拔为首座。空闻集团有自己的施政纲领，从此圆真被冷落，渡厄和渡难、渡劫也被架空，不得不退出决策圈，隐居起来钻研武术。进攻明教的计划被搁置了。而这时一系列突发事件让少林重新将目标对准了武当。
少林的主攻方向转变源于1336年的一次偶然冲突。这次冲突是因为一把著名的兵器“屠龙刀”而起，这把刀堪称中国人的“朗吉努斯之枪”（Lance of Langinus，译者按：这是传说中刺过耶稣身体的长枪，因为沾有耶稣的宝血就拥有了征服世界的魔力，据说君士坦丁大帝、神圣罗马皇帝、希特勒等人先后拥有该枪），兵器中据说有着能够主宰世界的秘密。在传说中，这把刀是用天上的陨石所铸造，“西方狂人”杨过就是用这把刀砍下了蒙哥汗的头颅，天上的魔石和皇帝鲜血的结合赋予了这把刀特殊的神力，这就是这把刀被命名为“屠龙”的由来，后来杨过将宝刀送给了郭靖，宝刀的魔力令襄阳城固若金汤，直到忽必烈派了一个神偷将其偷走，宝刀在落到忽必烈手中后令他成为了世界征服者，但在元朝的几次宫廷政变中又流落了出去；另一种说法是，据说郭靖和黄蓉曾将宋朝名将岳飞的一部军事著作在铸造中放进了刀的内部，谁能够取出其中的著作就能够利用其中的奥秘赶走蒙古人。
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这些都只是荒诞不经的传说，曲折地反映出当时汉人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其中背离事实之处很多，譬如，蒙哥是被飞石所杀，和屠龙刀毫无关系，又如，铸刀的过程需要数千度的高温，任何纸张布帛都不可能被保存在这种的条件下。事实上，这可能只是一把用某种特殊合金铸造的锋利武器（史载它非常沉重，无疑掺杂了一定的重金属的成分），因而为当时的武术家们所觊觎。但在争夺宝刀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传说被附会上去，令许多著名的武术家和武术流派加入争夺战。而这一点又反过来令更多人相信宝刀中一定有秘密，否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想要得到它呢？
这一年春天，张三丰的第三个弟子俞岱岩在东海沿岸执行任务，这是武当派当时尚未渗透的地区，除了海沙派和巨鲸帮这样的地方势力外，此时少林、刚刚改组的明教天鹰宗以及隶属于元廷的金刚门也都在激烈争夺着这一地带的控制权，而这一控制权的重要象征就是屠龙刀的归属。俞岱岩偶然地卷入了对屠龙刀的争夺之战，为此他首先与金刚门，随后和天鹰宗发生了冲突。在冲突中，俞岱岩一度得到了屠龙刀，但是不久，殷天正的儿子和女儿就偷袭了他，将其击伤并夺回了宝刀。但他们并不想触犯那位武当山上的宙斯，于是将他送到临安龙门镖局的负责人都大锦那里，委托他将病人送回武当。这个举动无疑是刻意安排的。都大锦（1290-1336）拥有特殊的身份：他是一名正式的少林弟子，曾于1302-1311年间在少林寺学习武术。他的导师圆心是空智的弟子。天鹰宗不惜出重金聘请少林人士出面护送俞岱岩。一方面是少林的威名有利于保护病人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万一发生意外，可以将责任推卸给少林方面。
都大锦虽然只是少林寺的普通弟子，但却很清楚少林与武当之间的积怨，因而并不愿意承担这一任务。但对方提供的优厚酬劳却令他难以拒绝。虽然他按约定将俞岱岩送到武当山上，但却敷衍了事，在没有弄清楚来人身份的情况下就贸然将俞岱岩交给几个自称是“武当七侠”的人物，结果导致了俞岱岩落入金刚门之手，被拷打得全身多处骨折，奄奄一息。令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殷天正之女殷素素为了保护俞岱岩也加入战团，结果被金刚门的武士们打伤后逃走。而因为金刚门在历史上是少林的分支，令殷素素误认对方是少林弟子。从殷素素的角度看，这看上去是少林的一个绝大阴谋：都大锦不知通过何种手段，获知了俞岱岩的身份，并通知了少林本寺。少林或者为了得到俞岱岩所知道的机密，或者为了铲除武当的一员干将，与都大锦串通起来表演了一场戏，将俞岱岩掳走。这个致命的误会导致了日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也改变了自此以后的整个中国历史。
与此同时，张三丰和他的其他弟子们也从一枚被捏扁的中国金币上发现凶手的少林派背景。在张三丰看来，此事证实了他多年以来的担心：少林派开始向武当下手了。而此时武当虽然在武术水准上已经赶上并超过少林，但综合实力还远不如对方。如果和少林发生正面冲突，武当仍不是对手。为此，他派宋远桥、张松溪和殷梨亭赶赴少林与空闻会面，一方面争取和平的希望，另一方面将事情公开化，也让少林不得不有所顾忌。同时，俞莲舟、张翠山和莫声谷三人赴江南以“保护都大锦家人”的名义——显然是为了向少林方面示好——调查俞岱岩受伤的真相。
另一方面，返回临安途中的都大锦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少林派的人重伤了武当弟子，这可能引起两派之间的火拼——因而飞鸽传书向师傅圆心报告，并请求本寺的保护。圆心立刻向空闻方丈汇报，空闻随即派了几名干练的弟子和师弟前往临安，以监控事态的发展。在少林的武术家们进驻龙门镖局后不久，殷素素也负伤回到临安，并向殷天正报告事态的进展，各路人马于是在临安会合。
从殷天正的角度看，从都大锦护送俞岱岩返回武当，到少林对俞岱岩的劫持，乃至最近少林武术家的纷纷南下，形成了一根清晰的因果链条：少林已经知道了屠龙刀落入了自己手中，并已经准备好了对付自己。这对于刚刚从明教母体中脱离的天鹰教来说，是一个空前严峻的危机。为此，天鹰教的决策者们开始考虑这样的战略：设法利用此事挑起本来已经关系紧张的少林和武当之间的正面冲突，这样不但可以缓解目前的困境，甚至大大有利于自己的扩张。在殷天正的亲自主持下，1336年中国历四月三十日，令整个武林世界震惊的龙门镖局大屠杀发生了。
当前往临安的俞莲舟和莫声谷进入江西境内时，已经被当地的天鹰教情报组织所发现。殷天正授意他们制造事端，让二人滞留在江西。而稍后出发的张翠山也在天鹰教的密切监控下抵达临安。无疑，将张翠山和他的同事们分割开来有利于天鹰教下一步的行动。当张翠山在四月三十日傍晚到达临安时，殷素素在父亲的授意下换上和张翠山同样的衣服，并利用了张翠山初到临安的时间差抢在他之前半小时赶到龙门镖局。在殷天正的暗中主持下，将都大锦和他的家人部下共七十一人全部杀死，并杀死了三个少林僧侣，但却精心放走了另外几个少林僧，让他们去和稍后赶到的张翠山碰面。结果自然是悲剧性的，不幸的张翠山被一致指认为是凶手。
假扮张翠山进行屠杀只是天鹰教阴谋的第一步。张翠山完全可以为自己辩护，而江湖舆论也很难相信张三丰的门徒会做出这样可怕的血腥之举。如果真相被调查出来，结果将是天鹰教的灭顶之灾。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是令张翠山永远消失。于是殷素素首先以和张翠山一模一样的装束引起他的注意，并约他第二天见面。在这次短暂的会晤中，张翠山明显被她的美貌所倾倒，这使得天鹰教的决策者们开始倾向于采用第二方案：利用殷素素拉张翠山下水，这甚至比让他消失对天鹰教更加有利。
第二天，当殷素素与张翠山在一艘船会面时，她成功地利用绘画和书法引起了张的兴趣。而实施对张翠山的引诱的关键步骤在于苦肉计。殷素素有意保留射在她手臂上的两枚染毒铁片，并裸露出手臂引起张翠山的怜爱之情（在古代中国，妇女裸露手臂几乎是和裸体一样强烈的性挑逗）。她向张翠山承认了自己杀人的事实，却推诿说是为了寻找疗治伤处的特效药。当张翠山因此责备她时，她便做出伤害自己的动作。以这样简单的方式，她迫使张翠山让她让步，并帮助她取出手臂上的铁片。此时，天鹰教已经知道了这位武当少侠不过是一个意志软弱而又血气方刚的普通青年，殷素素的计划大获成功，一直在暗中监视的殷天正于是悄悄离开，回到临安去安排挑拨少林和武当的下一步计划，将小小的船舱留给了自己的女儿和未来女婿。
对于殷天正来说不利的是，殷素素和张翠山并未像他预期的那样在品尝禁果后回来为他所用，而是意外地失踪了。天鹰教拉拢武当派的计划不幸落空。在武当派的其余人马赶到临安后，不可避免地与少林就龙门镖局惨案发生了摩擦。但是仅此而已。当事人张翠山已经失踪，一切真相也就无从查考，而武当也确信俞岱岩的残废和少林有关，这起事件结果变成了双方无止无休的口水战。
在少林方面，很难说他们究竟有几分真正相信龙门镖局是张翠山所屠杀的，然而空闻方丈显然发现这是一个向武当施压的绝佳契机。虽然没有确凿证据向武当进行武力报复，少林却尽了一切可能迫使武当低头。除了亲自站出来指控张翠山外，少林还发动了听命于它的几家大镖局，以镖局联合协会的名义要武当给出交代。并在江湖世界中大肆宣扬“武当派屠杀了龙门镖局，下一个就是你”的夸张论调，令本已初见端倪的“武当威胁论”更加沸沸扬扬。武当虽然也尽可能地利用俞岱岩被害时间反击少林，但是因为指控无法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而显得苍白无力，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不得不一步步退缩。
诚如当时的一位江湖观察家所说：“他们[指少林]并不关心在龙门镖局发生了什么，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龙门镖局在哪里……他们只是反复告诉你，张三丰是一个独裁者，武当七侠都是他的刽子手，武当在龙门镖局屠杀了很多人，激起无知者的义愤去抵制武当，而真正的真相被隐蔽了。譬如，有谁能够知道恰恰是少林庇护了屠杀谢逊家满门的凶手成昆呢？有谁知道龙门镖局挂着少林的旗号在临安的横行不法呢？他们过滤了一切信息，只告诉你他们想让你知道的，这就是他们的公道和慈悲！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在我看来，这不过是武当近年来的迅速崛起引起了他们的恐惧和敌视而已。”（司徒千钟：《醉侠回忆录》）
在这种敌意下，武当昔日对江湖世界的一切援助，都被解释为为了控制武术界的狡猾手腕，武当的付出不但没有得到感激，反而更加激起了憎恨。少林、昆仑、华山、崆峒及丐帮等主流势力结成了反武当同盟，联合起来对武当进行打压。但濒于孤立无援的武当却很快找到了一个坚定的盟友——峨嵋派。
在上世纪末，峨嵋曾经是和少林并立的一流门派，由于创派祖师郭襄的特殊身份，在它身上寄托了驱除鞑虏的崇高理想（见第三章）。但当郭襄死后，昔日的革命精神已经难以再维持下去，峨嵋的理想主义色彩随即淡漠，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衰落。风陵和灭绝两代领导人决定设法将它转型为一个普通的武术门派。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峨嵋，更多的人在此之前已经死去。在灭绝于1325年继承掌门之位后，峨嵋的成员几乎只剩下她和师姐孤鸿子两人。不久，孤鸿子爱上了明教光明左使者杨逍，并以“比武”为名义，将郭襄留下来的宝剑“倚天”带走，去送给杨逍，却为杨逍所拒绝。孤鸿子因无颜再回峨嵋而自杀（倚天剑则被帝国政府所收缴，后来札牙笃汗将其赐给了汝阳王阿鲁温。而灭绝在1332年将其夺回并重伤了阿鲁温本人。这次不幸成为阿鲁温决心组建其武术家团队的缘起）。
尽管灭绝从二十年代末就开始广收弟子，但到了四十年代初，复兴中的峨嵋仍然只是一个由不到三十人组成的小门派，其中真正战斗力突出的武术家只有灭绝一人而已，在六大派中最为弱小。为了站稳脚跟，灭绝急需找到一个盟友。由于张三丰和郭襄在南宋时期的历史渊源，武当在创派时还得到过峨嵋的帮助（但当张三丰发现郭襄有意将武当变成其全国性革命组织的一部分时，他中止了与峨嵋的合作），几十年后的峨嵋和武当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灭绝看透了这场反武当风潮虚张声势的本质：只要张三丰还健在，就没有人敢真的向武当动手。而只要再过几年，武当就会强大到无人可以撼动的程度。她决心将赌注押在武当一边。1340年，灭绝内定的继承人纪晓芙和武当七侠之中的殷梨亭订婚。这是一桩赤裸裸的政治婚姻。它向江湖世界表明了峨嵋支持武当的立场。反武当同盟的叫嚣不得不收敛了一些。
这次冷战断断续续进行了十年之久，到了1347年，少林终于等到了彻底摧毁武当的机会：失踪的张翠山和殷素素传奇般地从海外归来——并且带回来一个儿子。更离奇的是，张翠山在这十年中一直和“狮子王”谢逊在一起，却始终不透露谢逊的下落，而此时谢逊作为连环谋杀案真凶的身份已经被揭露。很自然地，种种稀奇古怪的谣言开始不胫而走：据说张翠山已经秘密加入明教并成为其护教法王，据说张翠山一直在日本的天鹰教分部和倭寇勾结准备大举进攻中原，据说那个孩子是谢逊的亲生儿子……龙门镖局的屠杀、谢逊的连环谋杀、以及屠龙刀的下落，各种各样的罪名和危险都落到张翠山和武当的头上。
张翠山夫妇在俞莲舟的护送下返回武当，途中多次遭到各江湖势力的袭击。巫山帮、三江帮、五凤刀的暴徒不断生事，甚至一向和武当关系亲善的峨嵋派也一反常态，派人中途截击，让武当丢尽了脸面。武当本来希望能在预定夏天召开的黄鹤楼英雄大会中澄清误会，重塑自己的形象，但是少林不会给它这个机会。
看到自己挑唆的几个帮派的骚扰没有起到明显效果，少林亲自动手了。在四月初八张三丰一百岁生日那天，以祝贺生日为名，空闻、空智、空性三巨头带领九个最精锐的武僧作为第一梯队，来到武当山上，而山下还聚集着数百名武僧分成三队待命。另外，昆仑、崆峒及数十个其它帮派的精英武术家们也在其领导人的带领下一起来到武当。对武当派形成了压倒性的数量优势。而一向声援武当的峨嵋只派来了几个次要的人物，含蓄地表明了中立的立场。武当派难以得到任何外援，这个在世界上存在了三十年的兴旺门派似乎注定要在这一天彻底覆灭。
为确保摧毁武当计划的成功实施，少林制定了详细的战术。一旦谈判破裂，就由空闻、空智、空性三人围攻最为棘手的张三丰，而改名为圆真的成昆则率领其余八名少林精锐武僧聚歼张三丰的弟子们。考虑到圆真这张秘密王牌，少林认为自己胜券在握。武当后来声称，自己拥有被称为“上帝的七等分”的超人战术，足以反制少林的挑战。事实上，这一点也被圆真料到，他指使包克图绑架了张翠山的儿子无忌躲在一边。如果少林战事不利，就抛出这张底牌扰乱对方的情绪。另外，据一份二十年后解密的文件，空闻方丈和昆仑派领导人“铁钢琴先生”何太冲已经有秘密协定：昆仑会在适当的时候出手，给予武当致命的打击。武当事实上毫无胜算。
即使武当能够在战斗中获胜，面对的也是毫无希望的局面。死伤只能导致更大的仇恨，他们将在江湖世界被彻底孤立。没有帮会会接纳他们培养的学生，没有武馆会请他们做教练，没有镖局会托庇在他们名下，没有豪门大族的子弟会投奔他们的门下，以成为武当的毕业生而自豪。而这一切意味着没有收入，张三丰的徒子徒孙们只能去打家劫舍，或者和“天鹰教”这样的恐怖势力联合，成为主流世界所鄙视的邪恶轴心的一部分。无论哪一种前景都十分黯淡。
张翠山的自杀拯救了武当。当他发现自己的妻子曾经伤害过俞岱岩时，因为极度羞愧而自杀。而殷素素——或许是知道武当不可能放过自己——也跟随着丈夫结束了自己生命。张三丰默许了这一切，他的确做出过救援的动作，然而却有意放慢了速度，眼睁睁地看着几米外的爱徒割断了自己的喉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仅仅是下一秒钟，他就以不可思议的高速穿过大厅，用一个手势就制服了在门外窥伺的包克图。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张翠山夫妇的死对武当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他们以无可置疑的方式表达了忏悔，并保全了自己的名声，也让对武当道德水准的诽谤不攻自破。武当在世界面前表明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派，少林和其他门派没有任何理由再进行挑衅，只得失望地离去。张三丰丢卒保车的危机公关令武当安然度过了这次历史上最严重的公关危机。
第十章．光明顶会战和张无忌的即位(1347-1357)
Chapter X． The Battle of Light Summit and the Enthronement of Zhang Wuji (1347-1357)
张翠山的自杀保全了武当作为正统门派的地位，但在此后几年，武当派的生存环境仍然不容乐观。仅武当派的重要成员被迫在少林、昆仑人士面前自杀，就足以造成持久的裂痕。几乎整个江湖世界都等着武当的报复，紧张关系无法得到缓和，又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对武当来说更糟糕的是，殷天正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他一边向武当派表明共同进退的立场，一边宣称要给女儿女婿报仇，吞并了几个在武当山上逼迫过张翠山夫妇的小帮派。这当然更加引起了江湖世界的恐惧。种种谣言再次不胫而走，反武当的情绪在一度平静后不久，再一次被煽动起来。武当的孤立到了如此程度，以致于1349年张三丰给灭绝师太写信，对方竟然一反常态地不予理睬。不久，纪晓芙和杨逍的亲密关系被揭露出来，和殷梨亭的婚约不得不取消，这更加速了武当和峨嵋联盟关系的名存实亡。
张三丰以伟大政治家的魄力应对这一切。他首先严辞拒绝了天鹰教的联盟请求，将对方的使者驱逐下山，并再一次重申了和魔教势不两立的立场。武当派对张翠山事件的官方版本是：魔教挑拨正统门派自相残杀的阴谋，一切罪责都归到天鹰教头上。1349年，张三丰不顾弟子的反对，亲自带张无忌来到少林寺，卑躬屈膝地请求用武当武术交换少林所有的九阳功，这给了少林一个明确信号：武当已经向少林低头，表示臣服。少林的领导人傲慢地拒绝了张三丰的请求，给了他一生中最大的羞辱。但这或许正是张三丰想达到的效果：认为迫使张三丰低头的少林从此不再把武当看成主要的对手，中国人称之为“韬光养晦”。令少林更加如释重负的是张三丰在年底就辞去了掌门之位，从此闭关不出。张三丰有意给外界这样的印象：张翠山的死及张无忌的绝症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与此同时，张三丰已经悄悄开始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不但要反败为胜，彻底压倒少林，而且要为武当实现无上的光荣与梦想。张三丰意识到，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幸运的是，他的寿命不可思议的长，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这一计划。当二十年后中国的新皇帝拜倒在他面前时，这个计划虽然经过了多次重大改变，仍然可以说是得到了充分实现。这或许是自“隆中对”以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而和前者一样，它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
这一切开始于1349年张三丰和一个年轻人常遇春的相遇。据历史记载，张三丰在从少林返回武当的路上搭救了后来明朝的开国元勋常遇春——当时只是“弥勒宗”周子旺的一个卫兵，在周子旺覆灭后被帝国军队所追捕。张三丰很喜欢这个年轻人，提出让他托庇在武当的名下，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却被常遇春坚定地谢绝了，他不愿背叛自己的信仰。常遇春的态度让张三丰认识到，明教在占人口绝对多数的下层阶级中的影响力远比自己想象得大，并在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参看第八章）。对于底层人民来说，这一信仰不是消磨时光的精神寄托，而是反抗压迫的力量源泉。无论张三丰内心如何评价明教信仰，他都不得不承认其潜在的惊人力量。
而随着明教的壮大，江湖世界中的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分裂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武术界成名的精英们作为既得利益者，主张理性和忍耐，奉行儒家迂腐的仁义礼智的价值观并企图以此教化民众，鼓吹“练好武功才能恢复中华”，而反对激进的排外运动；与此同时，他们所不齿的愤怒青年们正在以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捍卫“圣火”，抵制着腐败无能的帝国政府，烧杀抢掠的番僧和颐指气使的色目人。张三丰认识到，这股蓬勃的民族主义力量虽然目前仍然被主流势力的话语权所压制，但很快就会冲破重重封锁表现出来，它将推翻整个江湖秩序乃至改变中国政治。主流势力单纯的压制策略是不可行的，更好的办法是去理解这样的呼声，去与之相结合并加以改造，缔造一个焕然一新并且充满活力的政治力量，以成就历史性的事业。张三丰很快认识到张无忌的潜在价值：作为张翠山和殷素素的儿子（以及谢逊的义子），他是沟通主流势力与魔教之间的一座桥梁。
张无忌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出生在美洲的中国人。1336年，他的父母——张翠山和殷素素——被抢走屠龙刀的谢逊挟持着乘船出海，因为遭遇暴风雨而被黑潮（译者按：黑潮（Kuroshio Current）为西太平洋最大的洋流，从菲律宾流到北极海域）裹挟，越过日本以东洋面，带到白令海上。张翠山和殷素素为了求生，设法打瞎了谢逊的眼睛，逃到了冰山上，最终辗转来到阿留申群岛中的卡纳加岛（Kanaga Island），第二年张无忌就出生在这里。卡纳加岛是一个活火山岛，面积约为369平方公里，今天属于美国阿拉斯加州。张翠山夫妇因为目睹了冰雪茫茫中的火山喷发的奇景而称之为“冰与火之岛”，在他们登上这座岛屿后四百多年的1778年，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才再一次发现了它。后来的探险家们发现这个岛上虽然无人居住，但是曾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剑桥大学的史密斯教授在1973年的专著《当中国称霸海上》中引用了中国史书的记载，证明了卡纳加岛正是中国史书中称为“冰与火之岛”的岛屿，证明了中国人最早到达这里，而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革命家就出生在这座岛上。1987年，张无忌出生650周年纪念日，中美两国共同在卡纳加岛上树立了张无忌的塑像和纪念碑。
附：'冰火岛'照片：
g/wiki/Kanaga_Island
在张翠山夫妇到达卡纳加岛后不久，“狮子王”谢逊也尾随而来。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三人最终达成了和解并成为了朋友。1347年，张无忌十岁时，他随父母一起乘木筏从海外漂流返回中国，在和俞莲舟会合后前往武当山。不久就发生了张翠山夫妇双双自杀的事件，而张无忌本人也被包克图挟持并打成重伤。张三丰出于对不能拯救自己爱徒的歉疚，悉心地治疗和照顾这个孩子。以至于很快有张无忌将成为武当第三代掌门人的传言出现。这不但令整个江湖世界感到疑惧——殷素素在临终前，曾经在所有人面前嘱托张无忌向敌人复仇——而且引起了宋远桥、殷梨亭及其亲信的不满。张翠山曾经是最受张三丰青睐的弟子，在他失踪后，作为首徒的宋远桥成为事实上最大的受益者。在张翠山回归之前，他已经是武当内定的继承人，实际主持武当的日常事务，众多的弟子使他掌握了武当最大的派系。他显然不愿意看到这位师侄受到老师格外的宠爱而威胁到自己和自己儿子的地位。而殷梨亭出于未婚妻为杨逍所夺的积怨，对这个“魔女”的儿子也不无芥蒂。随着张无忌的日益康复和成长，种种潜在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例如，张三丰为了治疗张无忌的痼疾，亲自传授给他武当九阳功，这几乎是成为武当掌门的象征。宋远桥对此十分不满：他的独子宋青书从未蒙张三丰亲授任何武术。
其他门派的压力和几个弟子或明或暗的抵触令张三丰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处理这种微妙关系。最终，张三丰不得不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以为张无忌寻医治病为名，他带着这个孩子离开武当山，并托常遇春将他送到明教胡青牛的秘密疗养院。正如上文所述，胡青牛此时正通过治病的形式，试图调和明教各大派别的争端。张无忌的到来令武当和明教通过常遇春建立了间接联系。虽然在这一风雨飘摇的时期，武当必须与明教在表面上划清界限，但是张三丰有理由期望，自己所亲自培养的张无忌作为明教首脑的血亲，将在未来的明教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他能够活到那个时候的话。而武当如果能够通过张无忌对明教施加影响力，也将会深刻地改变江湖政治格局。
但是意外发生了，在武当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胡青牛在两年后即1351年意外被杀，张无忌也由此失踪。此后他的踪迹时隐时现，直到1357年他在昆仑山下出现，这六年内他的行踪始终是一个谜团。当他六年后出现时，已经完全康复，并且学到了极其高超的武术。虽然张无忌坚称自己是在昆仑山中找到了原本的《九阳真经》，但却始终不能拿出这一抄本作为证明。许多学者怀疑，他所学到的九阳功实际上来自于张三丰的秘密传授。另一些学者认为，他在这些年中跟随着杨逍，从后者那里学到了“天地转换法”等明教武术。即使张无忌的说法真的可信，也可以说是张三丰原本的设想通过曲折的方式实现了。由于殷天正和他的儿子没有其他男性继承人，只要张无忌不死，对于天鹰教就具有号召力。而张无忌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出现，所起到的作用甚至远超过张三丰本人的预期。
另一方面，在武当表面上屈服于少林之后，少林遂得以野心勃勃地开展下一步计划：通过征服明教而成为江湖世界的最高主宰。1357年开展的光明顶战役是少林在多年策划后，联合其余五大门派而终于展开的军事行动。少林当然知道，在此前很久，光明顶除了杨逍统领的天地风雷四门等微弱武装，已经没有多少防卫力量。仅仅是不灭的圣火对于明教系统仍然具有象征意义而已。与此同时，明教的重心完全转移到了中国东南部，而实际的指挥中枢也由彭莹玉、说不得及一批中下层军官控制，光明顶早已沦为了形式上的总部。六派联盟要完成摧毁光明顶的任务可谓轻而易举。唯一会因此垮台的只有驻守该处的杨逍派系，而这是明教其他各派所求之不得的。这是少林敢于发动光明顶战役的缘由。这一场战役的胜利不但可以巩固少林对于其他五派的优势地位，而且还可以为建立以少林为首的更加广泛的武术界联盟奠定基础。而如果整个武术界都服从少林寺的命令，肃清弥勒宗、天鹰教等明教残余势力，进而控制江湖世界就轻而易举了。
在六大门派中，少林是这一联盟的组织者，他们渴望一场辉煌的胜利，从而得到独霸江湖的权威；昆仑派直接受到明教的威胁，摧毁明教不仅能保证他们的战略安全，而且能够让他们取得在西域的霸权，因而积极加入联盟；华山派方面，掌门人鲜于通在几年前通过暗杀他的同学白垣而得以继位，根基并不稳固，也急于通过对外的胜利巩固自己在华山的统治地位；峨嵋不仅因为纪晓芙被奸污的事实被揭露而蒙羞，而且掌门人灭绝修女也希望参战能够改变本派被性别歧视和边缘化的处境，在战后的利益分割中能够取得有利地位。崆峒派因为多年以来一直实行老人政治，由五个元老控制一切，已经相当衰微，但是由于其在河西走廊的特殊战略位置，能够保证远征的补给线，因此仍然以优厚的条件被邀请参加联盟。唯一难以从战争中获益的就是武当，少林有意利用自己主盟者的地位，要让他们充当先锋敢死队以损耗其实力。但在严峻的江湖形势下，武当仍然不得不参加联盟，并且派出除张三丰外的全部精锐，以表明其维护江湖主流势力的坚定立场。
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不可能完全保密，但令少林感到意外的，是已经分崩离析的明教各支系竟在得知消息后，迅速组织起义勇军支援光明顶——这与六派联盟的判断恰好相反。事实上，殷天正、韦一笑、彭莹玉等人的义举并非出于对昔日战友的情谊，也不是单纯因为害怕被孤立而相互支持。问题在于，明教各派的合法性来自于三十年前的光明顶教廷，即使是天鹰教也承认圣火的至高权威。光明顶的沦陷本身就会对明教信仰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令明教基层组织瓦解。也因为圣火象征意义上的重要性，如果有谁能够击退这次空前强大的敌人，就意味着此人获得了明尊的保佑，可以得到多数教民的拥戴而成为新的教主。各巨头们既看到了这次机遇，也不愿意给自己的多年的竞争者以可乘之机，因此不约而同地返回昆仑山。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共同抵抗敌人的行动其实是三十年来内斗在另一种形式下的延续。这既令明教实现了暂时的团结，也将造成严重的损失。
然而，影响1357年光明顶战役的还不止是六派联盟和原明教系统两个方面。另外还有至少两个不可忽视的势力参与其中：
以丐帮为主导的各帮会，长期以来处于江湖主导势力的下游。这一点不难理解，除丐帮外，各帮会的首脑人物往往是各大门派的弟子，在不同程度上要受命于原来的门派并为之服务。但是帮会和门派具有不同的利益重心，这就造成了双方经常性的矛盾。而大多数矛盾的解决，都是以帮会方面的退让而告终。除了丐帮本身兼具门派的特点外，各帮会一般很难摆脱这种附庸的命运。譬如，鄱阳帮帮主刘六一是崆峒派的弟子，被要求带领帮众作为进攻光明顶的先锋，在一次伏击中全军覆没。
作为最大的独立帮会，丐帮曾拥有强大的实力，足以渗透到江湖世界的方方面面，自唐代以来的许多个世纪见证了丐帮的繁荣和兴盛。但是自上世纪后期在宋元战争中耗尽实力后，丐帮陷入了半个世纪的衰落，而未能在新一代的江湖秩序中占据制高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耶律齐在崖山海战中阵亡，令丐帮的秘传武术部分失传）。他们的领导人难以和六大门派的掌门人平起平坐，而底层的帮众则纷纷被新兴的明教吸引走，处于尴尬的状态。在三十年代，帮主史火龙又疾病缠身，只能将权力移交给下属。为了不让一头独大而威胁自己的地位，史火龙让各长老、龙头平分权力，和明教类似，这些帮魁们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倾轧，同时帮中被称为“脏衣服”的保守派和被称为“干净衣服”的改革派争端又起，在任何事务上都争吵不休，使得丐帮几乎陷入瘫痪。
但无论如何，衰落到了极点的丐帮也不能容忍以少林为首的六派联盟正式成为江湖世界主宰，而自己却被排斥在外的前景。而其他许多帮派也有同感。在得知六大派围剿光明顶的计划后，丐帮方面很快想到了对策。他们也拉拢了巫山帮、巨鲸帮等帮会和一些不满大派霸权的小门派，组建了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打着支援六大派的旗号向光明顶进发。丐帮指望六派联盟和明教方面能两败俱伤，而自己届时加入战斗，就可以轻松地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即使六派联盟能够取得胜利，也必将承受惨重的损失，而手握重兵的丐帮，也可以在日后的江湖势力重组中居于有利地位。
最后，为帝国政府效力的御用武术家们也试图利用这一时机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事实上，挑动明教和江湖主流势力的斗争，进而各个击破本来就是成昆和阿鲁温在三十年代的制定的计划。现在，虽然阿鲁温已经去世，成昆却终于有机会看到自己毕生梦想的实现：明教的灭亡即将到来。但是成昆的野心却延伸得更远，他现在策划在帝国政府的支持下，实现对江湖世界的控制。在这一时期他进行了一系列秘密活动，首先是以空见弟子的身份，积极参与筹备光明顶战役，制定各种方案，并在各门派中安插亲信和间谍，以便获取其军事力量和调动的第一手情报，他将这些情报源源不断地传回汗八里的汝阳王府，后者立即向甘肃行省方面调派他的秘密军团，在当地官员的配合下控制河西走廊的主要通道，一旦六大派在光明顶获得胜利，他们就在归途中伏击对方，设法将他们俘虏并逼迫其向蒙古政权效忠。随后，六大派会被重组，而届时成昆将被政府指定为少林寺的方丈，成为江湖世界的最高首领。
如果说成昆的目标仅仅在于仅仅做蒙古帝国的傀儡，那么未免太小看了这位14世纪最大的阴谋家。在配合汝阳王府进行伏击六大派准备的同时，他也将目光盯准了丐帮。光明顶战役前夕，他秘密杀害了隐居中的史火龙并找到一个相貌相似的人冒充他，由于史火龙早已离开政治舞台，他的下属对这位很久不见（long time no see）的最高领导并未产生任何怀疑。利用这个假帮主，他顺利地将自己的私生子陈友谅安插进了丐帮领导层。这就使得他能够轻易地怂恿丐帮建立了自己的同盟，组织起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而汝阳王府方面对此毫不知情。无疑，这是成昆给自己准备的秘密王牌。有理由相信，一旦时机成熟，他将利用这支力量去达成更大的野心。
此时的汝阳王是阿鲁温的儿子察罕特穆尔，他正当青年的儿子库库特穆尔日后将成为元帝国最后的中流砥柱，并以其汉名王保保为后人所熟知。察罕帖木儿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在1348年镇压了明教周子旺起义，随后又立下过几次战功，被乌哈噶图汗封为元帅。和大多数蒙古贵族一样，察罕虔信喇嘛教，他的保卫主要依赖于被称为“十八金刚（Eighteen King Kong）”的西藏密宗喇嘛。虽然这些僧侣的武术造诣远不如包克图、图里和其他汉人武术家们，但是察罕相信他们的密宗法术会给自己带来幸运。在他们的恶意怂恿下，察罕疏远了原来效忠于他父亲的武术家群体，而对控制江湖世界的计划嗤之以鼻。不过，他的女儿敏敏特穆尔（1338-1395）全盘接收了这些门客并加以充分利用。
敏敏特穆尔继承了她父祖的血统，是一个野心勃勃而精明强干的女人，察罕也十分宠爱她，在她十六岁的时候，曾带她到满洲里镇压女真人的暴动。当察罕在外围作战时，一支女真人的奇兵意外地闯入大营，敏敏特穆尔及时地组织起身边的亲兵，击退了突袭者，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立下了出色的功勋，被皇帝封为绍敏女公爵（Duchess Show Mim），她的汉名“赵敏”（Zhao Min）由此而来。据史书记载，赵敏具有惊人的美貌，在汗八里朝见乌哈噶图汗时，后者竟为她所倾倒，并打算将她纳为贵妃。丞相脱脱担心这会使察罕在宫廷中的势力太大而对自己不利，因而极力反对，并借喇嘛之口称赵敏为“海迷失的转世”，令乌哈噶图汗不得不放弃这个美丽的少女。事实上，赵敏对元帝国所造成的损害甚至要大于海迷失。而这一切最初却是脱脱本人造成的。
失去了入主皇宫的机会让对渴望权力的赵敏十分愤恨，也让她把精力都转移到实现对江湖世界的控制这一她父亲不感兴趣的计划中。虽然只是一个年轻女人，但是她利用自己的美貌和权势礼贤下士，很快赢得了王府中武术家们的倾心拥戴。譬如，丐帮中的著名武术家扒手“八只手”方东白在汝阳王府行窃，被包克图和图里捉住，历尽拷打而不肯屈服，却轻易拜倒在赵敏的石榴裙下，成为她最忠实的臣仆，后来在武当山为她甘愿被砍断了手臂。极少和女人接触的金刚门僧侣们更是迷上了她，他们渴望在她的手下建立不世的功勋。就这样，赵敏和成昆一起制定出了趁光明顶战役之机俘虏六大派这个惊人的计划。在四百年后的火烧少林寺和中国掌门人代表大会之前，还没有任何政府控制江湖世界的图谋在规模和水准上能与之相比。
1356年底，对赵敏的阴谋一无所知的六大派开始了向光明顶的进军。除了距光明顶仅数百公里昆仑派外，其余五派都要从中国内地出发，经历数千公里的长征，穿越雪山、沼泽、草原和沙漠到达目的地，即使对身体强健的武术家来说，这也是相当具有考验性的。主要的行军路线有两条，少林和武当等四派在兰州会合，沿河西走廊经甘州、肃州 出玉门关，再从罗布泊沿塔里木河南下，抵达昆仑山麓东北；而西南的峨嵋则从成都北上，穿越巴颜喀喇山脉，经由黄河上游的星宿海穿过青藏高原西进，和昆仑派在昆仑山东南部会合。各方面在途中用信鸽保持联系，相互配合展开对光明顶的战略包围。
与此同时，五行旗和天鹰教的护教军团则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困难。实际上，许多军事史家指出他们完全可以攻击六大派在中国内地的大本营来迫使对方回防，而不必远赴西域。但历史不能从单纯军事角度去理解，圣火不可熄灭的象征意义对于每一个明教徒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不能冒丝毫的危险去任由对方扑灭它，而必须进行这场圣战。此外，殷天正、庄铮等领导人也不无这样的企图：当异教徒的军队在光明顶下被消灭后，自己就可以率领胜利的大军在光明顶举行凯旋式，在万众的拥戴下登上教主的宝座。
为了防止过早暴露自己的实力，各大护教军团出发得较晚，当各大派已经出发后几天，他们才悄悄地开拔。为了避开敌人，他们的行军路线大概在上述两条路线之间，即从西宁府绕过青海湖南，接着走过千里无人区而到达昆仑山脚下。这是一条异常艰辛的道路，大约5000人从内地出发，最终到达昆仑山脚下时只剩下了2500人，在他们身后的千里荒原上，铺满了倒毙的明教战士的尸骨。
当教友们正在高原跋涉时，杨逍的部队也投入了行动。1357年的中国新年，在杨逍的率领下，天地风雷四部门率先对昆仑派所在的三圣坳发动奇袭，试图在其余五派尚未赶来之前先消灭昆仑派的有生力量，以及六派联盟可能的指挥部。然而此举已经被对方所料到，此前不久，昆仑派已经将主力转移到朱武连环庄——这是昆仑山中两个神秘的武术世家，最近刚刚与昆仑派结盟。虽然三圣坳被攻陷，但是昆仑派的实力却没有受到损失。随后，何太冲率一百多名昆仑武士趁杨逍及其主力尚未回师反攻光明顶，在一线峡受阻之后撤回朱武连环庄。为了保证圣火的安全，杨逍不得不从坐忘峰回到阔别十多年的光明顶以主持战局。
半个月后，以庄铮为首的五行旗将领来到光明顶，和杨逍会商作战方案。杨逍的设想是依托七巅十三崖等地形优势坚守光明顶进行战术防御，令六大派在光明顶的城堡下进退两难，并由西域教众切断其补给线，待对方疲惫不堪时发动反攻。然而五行旗方面却打算进行运动战，主动歼敌于昆仑山北麓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杨逍指出，分裂了几十年的明教缺乏一个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大量东方赶来的护教军对中亚的地形也不熟悉，进行运动战有很大的危险。庄铮等人却认为杨逍意在阻遏五行旗立下战功，并趁机收揽指挥权，双方再次发生争执，最后杨逍不得不做出妥协：五行旗主力兵力在沙漠中出击，而杨逍嫡系的四门部队在光明顶进行防守。
在此后一个多月中，除昆仑、峨嵋外的四派及其附庸军共约1000人从东北方向向光明顶挺进，而约1500人的五行旗护教军则沿塔里木河的绿洲地带阻击。虽然五行旗在兵力上略占优势，但军中的精英武术家在数量上远不如对方，无法抵挡异教徒的攻势，不得不步步后撤，逐渐被压缩到昆仑山脚下。
在另一条战线上，明教方面甚至没有进行起码的防守。一月底，灭绝修女和她一百多名弟子们平安到达朱武连环庄，和在那里的昆仑派主力会师。此时发生了一起意外的犯罪：朱氏庄园的女主人朱九真被一个神秘的年轻女人所刺杀，此人是趁各方面会合时的混乱而混入庄中的，朱九真以为她是峨嵋派的修女而未加以防范。昆仑派领导人何太冲夫妇等人将她当成明教的间谍，追击她到一个村庄，却被一个自称“曾阿牛”的神秘少年所击退。不久，灭绝率峨嵋派主力赶到，俘虏了这两个人，却对他们的真正身份一无所知：张无忌和他的表妹殷离就这样被卷入了这场残酷的战争。
张无忌的出场源于一桩扑朔迷离的多角恋爱。在他短暂而充满传奇的一生中，朱九真是他第一个爱恋的对象。据正史记载，这个女郎在他十五岁那年收留了他，并让他心甘情愿地成为自己的仆从。他们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历史真相无可避免地消散在了许多浪漫或离奇的传说中（参看《倚天屠龙别记?朱九真篇》，《倚天屠龙记成人版》，16-18节）。与此同时，朱九真和表哥卫璧仍然保持着亲密关系。大约一年后，发现了真相的张无忌绝望地离开了朱氏庄园。接下来四年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他很可能为了夺回自己心爱的女人，以“曾阿牛”的假名隐居在当地的藏族村落中练习张三丰传给他的九阳功，直到他遇到自己的表妹殷离，当时化名为“蜘蛛的女儿”。
殷离在1357年突然出现在昆仑山附近绝非偶然。她是殷天正独子殷野王的女儿，在多年前离家出走，后来被“龙女王”黛绮丝所收养——不是当作政治筹码，就是为了报复殷天正以前对她的打压。自从丈夫死后，黛绮丝日益渴望回到波斯故乡，却担心受到总教的清算，唯一能够得到宽恕的方式是找到总教失传多年的“天地转换法”的抄本，但是光明顶的大门却早已对她封闭。为此，她在1356年让自己和范遥的女儿小昭扮成孤儿和杨逍父女相遇，趁机打入明教内部，而自己则进驻斡端（今新疆和田）接应。当黛绮丝得知六派联盟对光明顶的“十字军”讨伐时，她进一步派殷离到白玉河流域收集东南战线的情报。但远离了养母的殷离却没有认真执行自己的任务，而很快和张无忌坠入情网并同居，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张无忌不久后就向殷离吐露了自己对朱九真的情感，因此当她按照黛绮丝的安排去查探昆仑和峨嵋在朱武连环庄的会谈时，出于嫉妒杀死了朱九真。然而她和张无忌也由此被峨嵋所俘虏。
二月五日，庄铮领导的五行旗集中烈火、洪水、锐金三旗主力共800人，发动了著名的流沙地会战，将崆峒、华山、昆仑三派主力500人诱入伏击圈，同时巨木和厚土旗牵制少林和武当，阻止其援救三派，而刚刚从哈密力赶来的韦一笑利用其卓越的机动性单枪匹马对峨嵋进行游击骚扰，以拖住其前进步伐。战斗一度按照明教方面的预期展开：崆峒派的中心首先被粉碎，而华山、昆仑两派组成左右翼也被隔断和包抄。但崆峒发出了求救信号后，峨嵋派恰好和武当的部分兵力会师，并及时赶到流沙地加入战团。结果，庄铮被灭绝修女击毙，锐金旗主力随后被全歼，洪水、烈火旗在其掩护下撤出战场。这次空前激烈的会战以五行旗的惨败而告终。
会战刚刚结束，灭绝修女就开始屠杀锐金旗的俘虏，以此庆祝她所带来的胜利。张无忌试图阻止这一非人道的行径，却被灭绝打成重伤。然而正当灭绝打算进一步处死张无忌时，六派联军却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400名天鹰教的精兵所包围，指挥者正是殷天正的独生子殷野王，而此时他们已经没有多少余力再进行新的鏖战。无疑，天鹰军团此时才投入战场是为了在五行旗和六派联盟两败俱伤之时坐收渔利，但令人费解的是，殷野王并没有下令进攻，而是迫使灭绝释放锐金旗的俘虏之后撤退。这一奇怪做法的背后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动机：虽然五行旗已经惨败，但是除锐金旗外主力仍在，总体实力仍然在天鹰教上，如果自己和六派联盟展开殊死战斗，即使取得胜利也会有很大损耗，就不可能成为未来光明顶的新主人。因此，殷野王宁愿放任敌人离开，希望他们能在未来的战斗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们，将自己的父亲送上明教教主的宝座。
殷野王自认为拯救了锐金旗的残部，可以得到五行旗的感恩，但一切感激都给了张无忌，他得到的只是怨恨。五行旗本来已经对天鹰军团迟迟不肯投入战斗而不满，当他们得知后者在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仍然不肯开战之后，愤怒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第二天，五行旗部分将领宣布要首先讨伐“异端”，然后再消灭异教徒，对天鹰教开始了猛攻。猝不及防的殷野王部损失惨重，然而当殷天正、李天垣率领天鹰教另外500人的队伍到来后，局势发生了逆转，五行旗的侧翼受到猛攻后崩溃，天鹰教开始了气势汹汹的反击。正当冲突即将扩大为全面杀戮之时，彭莹玉及时赶到，他和殷天正谈判后，双方中止了敌对行动，然而造成的损失已经无可弥补。明教方面的兵力优势不复存在。当天下午，被战斗从各个方向吸引来的六派联盟就对精疲力尽的明军发动了联合进攻。明军已经无力抵抗，不得不从沙漠地带迅速后撤到一线峡，在那里会同杨逍所部进行防守作战。
即使在这一阶段，护教军的剩余力量还有近一千人，凭借险要的地势仍然有可能挡住敌方的总攻，但同时发生在光明顶的斩首行动却给了明教致命的一击。当天夜里，成昆从三十年前他和阳顶天的妻子幽会的秘道潜入了光明顶明教总部。当时杨逍、韦一笑和五散人正在召开紧急作战会议。五散人试图趁局势危急逼迫杨逍放弃最高权力，他们异口同声地指责杨逍应该为明教的衰落而负责，并再次抛出了推举韦一笑为教主的提案，却被杨逍坚定地利用否决权所驳回。同曾经发生的一样，这次讨论很快又转变成了争吵，谩骂和大打出手。当打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时，成昆趁机进行了突袭，在猝不及防中重创了七人，让明教的整个领导层陷入瘫痪。正当他要杀死奄奄一息的敌人并熄灭“圣火”，完成他花了三十年所致力的事业时，却意外地被张无忌所阻止。五散人希望通过他对五行旗加以约束，因此让他列席会议。成昆并没有把他视为敌手，但他显然低估了这个青年的武术造诣。张无忌曾试图保持中立，但当成昆和杨逍等人都受伤之后，他最终决定站在明教一边。成昆就这样在一生中最接近成功的时刻遭到了挫败，不得不匆忙逃走。
虽然如此，但领导层的瘫痪仍然给了明教以毁灭性的打击。现在，除了殷天正的天鹰军团，明教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二月七日清晨，在反对派全部缺席的情况下，殷天正率领军队赶回了阔别多年的光明顶，并在军队簇拥下，在圣火厅匆匆举行了即位典礼，宣称自己为明教第三十四代教主。这个不合法的程序没有被后来的教史追认。
然而这已经是最后的疯狂。殷天正父子的全部努力，也不过是让明教多存活了十几个小时，到了二月七日下午，天鹰教的主力也被歼灭，六派联盟的主力已经攻入光明顶圣火厅，将明教剩下的数百人团团包围。留给他们的命运，似乎只有和大卫教教徒一样悲惨地死去（译者按：指1993年美国大卫教教徒在军警围攻下于卡梅尔山庄集体自焚），但一个来自武当的青年改变了这一切，奇迹般地挽救了明教徒们覆灭的命运。
这位明教的救星正是宋远桥的独生子宋青书，一位富有军事天才的青年武术家，同时兼有浪漫的诗人气质，堪称武当的马克?安东尼（Marcus Antonius）。事实上，他是武当新一代弟子中最杰出的人才，在他大多数同龄人还在江湖世界的底层煎熬时，他已经进入了武当的权力中枢，被普遍视为第三代掌门人的最佳人选。在这次光明顶远征中，武当在他的战术指挥下曾多次巧妙地在极其苛刻的条件下取得战斗的胜利并最大限度地保存了自己的实力。令少林削弱武当的图谋一次次破产。他在流沙地会战中进一步展现了他的指挥才能，利用战场上微妙的时间差进行快速机动作战，以此战胜了优势的明教军。
在联军攻入光明顶后，一个显著的难题摆在了武当面前。在战前会议中，少林要求实力保存最完好的武当作为前锋，扫清明教的残余力量。这显然会遭到明教的殊死抵抗而让武当蒙受巨大的损失。宋青书当机立断，提出了将混战改为比武，由六派逐一派出人手，和明教的武术家们进行一对一比武的建议。显然，这对于第二代弟子出类拔萃而第三代尚未成长起来的武当是最佳的策略：这意味着武当只要推出几个一流武术家就可能获得胜利，而不必冒青年弟子大批损耗的危险。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建议将作为主盟者的少林和其他门派拉到了同样的地位，让他们必须面对同样的风险，而不可能利用军事调动的权限为所欲为。而对于峨嵋、华山等中小门派来说，他们也无法像实力雄厚的少林一样不吝惜人力硬拼，而宁愿单独对垒。因此这项提议很快得到了大多数门派的响应。作为武术界的通行法则，少林对此也找不到过硬的反对理由，而不得不在各派的压力下勉强同意。
正是这个小小的改动在无意中拯救了明教。虽然在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这看上去只是六派联盟换一种方式取得胜利，然而事情的进展却令人难以想象。显然，已经在灭亡边缘的明教残部必须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态，尽最大的实力死战，而六派联盟却各怀私心：既然胜利似乎已经在望，每一个门派都会指望其他门派去流血牺牲以消灭强敌，而自己可以保全实力，坐享其成。因此实力的发挥要打很大的折扣。当他们处于优势时不敢过分逼迫，而当他们处于劣势时也不会奋力拼搏，而是不吝于认输。这就导致了一个堪称囚徒悖论的结果：本来占很大优势的六派联盟在单场较量中常常落败，要耗费很多人手才能消灭一个敌人。大家都想承受最小的损耗，结果总体的损耗却要大得多。或许更重要的是，当混战模式被“骑士比武”的模式所取代，整个游戏的性质也完全改变。各门派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按照武术界的礼仪规定约束自己和其他门派，而不可能再随时诉诸毫无约束的暴力。
即使如此，几个小时后，明教方面也只剩下殷天正在苦苦支撑，但另一方面，六大派还能出战的人手也不多了。最后，一直设法避战的武当派不得不和殷天正正面对敌。此时，武当几乎是明目张胆地表现出离心的态度：根据张三丰在出发前的教导，首要的目标乃是收服而非消灭明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宋远桥、张松溪、莫声谷等人对久战疲惫的殷天正处处留情，并一再建议他率天鹰军团离开光明顶，再明显不过地意在保全天鹰教。这充分说明了武当之前同天鹰教划清界线的姿态只是表象，武当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这个潜在的盟友。有一些史学家断言，即使张无忌不出现，武当在关键时刻也会制造借口保护明教残部而背叛六派联盟。或许宋元桥们宁愿做这样的冒险也不愿服从否则即将出现的、以少林为主导的江湖秩序。当然，更或许张无忌的出现本身就是武当的计划之一。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见证了中国武术史上最大的奇迹之一。张无忌如同机械之神（deus ex machine）一样出现，逐一挑战六派的武术精英们并无例外地取得了胜利，拯救了濒临灭亡的明教。即使他的大师张三丰也从未有过如此的辉煌时刻。如何理解张无忌的胜利呢？在后世明教徒的传说中，张无忌在此——像摩西一样——靠着上帝的神迹消灭了异教徒的军队，这显然是非理性的观点；但是认为他完全依赖武力赶走敌手同样是天真的解释。在之前的较量中，六派联盟内部的分歧已经非常明显，而张无忌的参与又带来了关键的两点：第一，他让昆仑派的领导人何太冲夫妇相信自己已经被毒药所控制，让这一门派丧失了战斗意志；第二，他击伤了篡位的华山掌门人鲜于通，让华山的内部矛盾突然爆发，事实上陷入瘫痪而无意延长战斗。加上一直暗中抵触这次战争的武当作壁上观，张无忌的几次胜利令六派联盟内部的问题一一暴露，最终促成了这一联盟的瓦解。这一点在张无忌意外受伤之后表现得非常显著：此时他已经无力维护明教，但是在各门派的相互牵制下，却几乎没有人愿意去打倒他以消灭明教。武当被迫出战，但是却派出了武术造诣与其头脑并不相称的宋青书，被张无忌轻易击败。当他们得知张无忌的真实身份后，立即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这位从理论上说其行径相当于背叛自己门派的侄子一边。事实已经十分明显，这次远征失败了。这一天，在太阳落入喀喇昆仑山的雪山后时，六派联盟的存在已经仅仅是名义上的了，他们分散地沿着丝绸之路上的古道，失意地返回东部中国——或许只有武当怀着对光辉未来的期待。张无忌这只昆仑山上的蝴蝶已经扇动了翅膀，其第一轮冲击波即将随着他们的步伐扩散到江湖世界的各个角落。第十一章．张无忌的统治与新秩序的建立（1357-1358）
太初有道，道与明尊同在，道就是明尊。这道太初与明尊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将要照在黑暗里，黑暗不能胜过光。
我，摩尼，大光明使者耶稣的使徒，通过圣父，即造我的明尊的意志，宣布：世界上曾有，已有，将有的一切都是通过明尊的力量被造的。他将化身人子，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上，带来至福的千年王国。听到这一消息的人，你们有福了；理解这一消息的人，你们有智慧了；担负这一消息的人，你们有力量了。
——《摩尼福音书》（Gospel of Mani）
正如曾在美索不达米亚诞生的许多宗教一样，摩尼教从一诞生就充满了弥赛亚主义的狂热。诚然随着摩尼本人在巴格达屈辱的死亡，这种狂热已经逐渐消散。但是在一千多年后，当张无忌这颗新星飞速升起时，这种情绪在远东世界又达到了极为炽热状态。仅仅是张无忌独自一人战胜了数百名强敌而挽救了危急中的明教这一事实，就已经使得信徒们无法不相信他是真正的光明之子，甚至明王本人的转世，他将带领明教徒去征服整个黑暗势力所笼罩的世界。张无忌展现的神奇力量所激发的宗教信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此后十多年中明教徒前仆后继地浴血奋战，终于创造出一个伟大国家的宏业的心理动因。另一方面，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人们也有意无意地将张无忌的事迹进一步放大为不可思议的神迹。
在这种情绪的左右下，张无忌担任第三十四代明教教主已成定局，实际上，他已经不仅仅被看做教主，而是被视为明尊的化身。诚然，杨逍等高层精英或许并不相信神灵力量的左右。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三十年来唯一一个可以完全服众的人选，而且也是原来的各大巨头可以接受的中间人选。张无忌虽然是殷天正的外孙，但是对杨逍和韦一笑等人也表现出了足够的尊敬，更不用说他可能带来武当的强大外援。虽然百般推辞，但二月十五日，张无忌终于在明教各方面的拥戴下举行简单的即位仪式，正式结束了自阳顶天死后的宗座空缺状态。相传在即位仪式上，他发布了著名的“登山宝训”：“张无忌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光明顶，既已坐下，教众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张无忌即位之后，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一件严峻的任务：如何应对丐帮及其盟友对几乎瘫痪的明教组织的第二波进攻。在光明顶战役中，受伤的成昆伪装成已死，目睹了张无忌的胜利后悄然溜走；现在，他开始打出另两张王牌：一方面通知陈友谅率丐帮联盟对光明顶再次扫荡光明顶，另一方面和已经来到甘肃行省的汝阳王府方面会合，让金刚门和其他武士们装扮成明教徒和天鹰教徒在沿线各地伏击士气低落，无功而返的六大派，联盟事实上的解体使得这一计划的实施变得更加容易。在半个月内，六派远征军主力先后中伏而全军覆没，只有少数无关紧要的人物被有意放走，让他们去四处散播明教已经歼灭六大派的虚假信息。
另一方面，在光明顶上，丐帮联盟的进攻也给明教的残余势力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张无忌的唯一对策只是带领他的新部属们藏匿在地道之中，并焚烧光明顶的宫室以掩饰自己的踪迹。如果成昆能够和陈友谅会合而返回光明顶，他无疑会提醒丐帮搜查明教庞大的地下掩体。对于明教来说幸运的是，成昆急于和汝阳王府会合去完成他野心勃勃的计划，而未能参与在光明顶的行动。即使如此，明教仍然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上百名教众在战斗中阵亡，所有的建筑物都被夷平，大批珍贵的金银、珠宝、法器、书籍都被抢走或烧毁，甚至在山巅燃烧了半个多世纪的“圣火”也被熄灭。在半个月后丐帮联盟心满意足地撤走后，侥幸逃生的明教徒们所面对的也只是只剩下断壁残垣的一片废墟。此时大概不会有人相信，只需要几年时间，从这片废墟上就将兴建起一个鼎盛的帝国。
现在的光明顶即使在形式上，也不再适合作为明教总部，更不用说实质上明教的重心早已转移到了东部。在这种形势上，刚刚形成的明教新决策层不得不决定迁往东方，仅留下冷谦负责镇守和重建光明顶。这是一个意义极为重大的决定，影响了此后几个世纪的中亚和东亚局势。譬如，明教重心的大举东移使得后来的明帝国基本丧失了对中亚的控制，而这里信仰上的空白不久就为它的姊妹宗教伊斯兰教所占领。
但是要达成东迁的战略目标，首先就意味着必须以某种方式解决明教和江湖主导势力之间的尖锐矛盾。虽然张无忌在就职演说中已经提出了与六大派和解的政策。但要实现这一点，当然也需要得到对方的同意，首当其冲的就是少林的态度。令明教感到震惊的是，在离开光明顶后不久，他们就发现了重伤垂死的殷梨亭，其伤势和俞岱岩极为类似，都是少林武术“金刚的大手指”（King Kong’s big Finger）造成的全身骨折。而殷梨亭的口述也证实了他是被施展少林武术的一群僧侣围攻。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少林正在对光明顶战役中武当背叛六派联盟的举措进行血腥的报复。而有意没有杀死殷梨亭，或许正是在向明教和张无忌本人示威。面对这种近乎疯狂的挑衅，明教不得不决定立刻同少林方面摊牌，在尽可能争取和平的时候也做好武力解决的准备。因此，东行的第一站就是嵩山的少林寺。
对殷梨亭的袭击和拷打事实上只是赵敏领导下的金刚门僧侣消灭六大派计划的一部分。而现在这一计划也包括意外获得生机的明教在内。不久，在庄浪（今甘肃永登）以南的“绿柳城堡”，赵敏以宋朝旧贵族的假身份邀请张无忌一行做客，然而却在暗中施放一种成份复杂的生物毒气。明教上下在离开城堡后不久便纷纷倒地，令赵敏感到意外的是，张无忌由于特殊的体质并未中毒，并且迅速回到城堡内索取解救的药物。但是赵敏还有应急方案，她通过诱骗成功地令张无忌坠入事先设置的机关。唯一的问题是，在忙乱中，赵敏本人也落入其中，而这点小区别就决定了日后一切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