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钢柱弯过来，是个横打的问号。
第18章 复仇主义者
1966年25岁 男 T市某厂生产股干部
六三年进厂管生产得罪一帮人——做梦也想不到写错毛主席语录成了现行反革命—— “文革”时各人有各人目的——拿剪子铰小便——新娶的媳妇憋死了——整人的人个父高升 ——发誓学法律
我当下在“国家律师中心”学法律，业余的，晚上去听法律课。您可别以为我想改行干 法律，不是！我可以把心里的话掏给您，我学法律就是想报复。为嘛说要报复？您听吧！
我是六三年打机械工业技校毕业。出学校门就进了这家工厂大门。分到生产股当干部， 管生产。当时生产股连我只有三个。一个股长，常开会，一个统计员，再一个就是我。咱不 笨，大小算个能人，不是跟您吹，现在要干也还能着呢。到了生产股，没多久，模具呀、工 具呀、生产计划呀、质量检查呀，一句话说白了，凡是厂长不管的，咱都管。刚打学校出来 的人，不会耍滑，干事认死铆，用现在话讲就是“不识路子”。比方有人来找我批条子领工 具，我说你不前两天刚领了吗，不批。这就得罪了人。为这些事没少得罪人。不过咱傻，表 面楞没看出来，这就种上了祸根。
“文革”一起来，这一帮子恨我的入，就找我碴儿。可是咱平常兢兢业业，任嘛毛病也 没有，他们也没把柄。可做梦也没想到叫他们真逮住了，这谁也不怨，就怨我自己。写大字 报写上边的“毛主席语录”时把话写反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那句，叫我写 成“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条语录那时是常写的，怎么写错了呢，也兴是这话 太绕乎了，也兴是活该倒霉了。这不要命吗！白纸黑字跑也跑不了！您也是打“文革”过来 的人，您明白，就这一条——反毛泽东思想，就是现行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在所有反动罪行 中又是最厉害的。右派呀、特务呀、叛徒呀、资本家呀，都是死老虎，现行反革命是活老 虎，最有搞头。照当时的话说，我真是把自己送上断头台了。那会儿我有心想宰了自己。
马上我就给揪出来，大会小会斗，天天挨揍。打我那帮人都是本厂一帮平时刁钻耍滑的 工人，五大三粗的汉子。我那时虽然才二十五岁，也经不住那种打。我又没练过，身上没一 块经打的肉。他们说打死你也是白打呀，外边打死那么多人都没人管。别看这些人平时在厂 里不干活，这会儿反有活干了，随便打人。白天不打，专门夜里打，还不打脸，怕被人看 见，专打身上。白天不给吃饱，不给水喝。您知道几天不吃东西还顶得住，不喝水够呛。也 不叫我上厕所，逼得我只能拿纸卷个筒尿尿，往墙角倒。他们在牛棚外边看着我活受罪，取 乐。他们还琢磨出一种打人的绝活，叫我们被关在牛棚里的几个人互相打耳刮，谁不使劲， 他们就打谁。结果我们互相打得死去活来，我们挨打，他们不费半点劲，看着我们互相揍得 鼻青脸肿，真把他们美死了。一天他们上了狂劲，非要拿剪子铰我小便。我当然不能叫他们 铰去。铰去就完了，我还没娶媳妇呢；再说没小便，不就成女的了吗？我就狠命捂着裤挡， 死命挣，剪子尖扎得手都是窟窿，他们见了血才消点劲，死挣活挣算把小便保住了。耳朵可 给他们拿者虎钳子拧得不像样，您看我这耳朵，您看，成烂饺子皮儿啦。我耳朵这样就是那 时落下来的。还有那些以军宣队名义进厂的，实际上也是随便打人来的，拿出部队格斗那 套，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一天我找个机会钻到保健站偷了几十片安眠药喝了，不知我命大还 是罪没受够，又被救过来。这叫“畏罪自杀”，罪上加罪，加倍挨打。当时最难受的刑罚是 晚上不让睡觉，站着，还得弯腰低头；两条胳膊向后翅着，这么着，飞机式，哪儿一动就打 哪儿。以后我还喝过敌敌畏，逃跑，都没成功。每一次都招来更凶的整治。身体也是打那时 候垮下来的。我要告您这些，是因为我这口气到今天也没处出，这些人实在太残忍了。
我先前跟他们有的人有点小过节，上边说过了。可有的并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为嘛他们 整我那么狠法？其实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当初我父亲和我二姨住一块，不和。一天父亲在家 里拉闲话说在外边说话得注意点，别乱说，省得招事。二姨就写封匿名信，告我父亲诬蔑社 会主义言论没自由。结果我父亲就被下放了。“文革”时又遣送到老家湖南。我去看过我父 亲一次，胸口缝着“反革命”三个字在村里干活，也是自杀好几回都没成，甭提多惨了。您 要看见他那样保管也得把脸扭过去。那时的祸，真不知打哪儿飞来的。“祸从天降”这句老 话我算知道了。打我这些人有的是临时工，想借着“革命”闹一通转正；有的在车间干活， 为的是不再当工人，到科室里当干部。没有个人的目的，就这么干法，我才不信呢！“文化 大革命”不过给大伙一个机会，各奔各的目的挣罢了。一帮人往上挣，就得有一帮人垫背。 我算其中一个垫背的，该着，命！
对了，他们整我，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那个革委会主任想拉起一帮支持他的人。我 管生产算有实权的，他们想把我弄下去，叫他的人掌权。说我反革命，说我歪曲语录不过是 个借口。干掉一拨人就能换一个班子。好多单位都是这样，人一换，结成死党，再变就很难 了。为嘛历次运动整人的总在上边，有根呗，上边有人下边也有人。只要他今天不犯法，你 拿它没词，干气，没辙。你要跟他顶着，他还能变着法儿整你治你。当然他不会再打你，他 也不傻。可是再赶上“文革”这样的机会就很难说了。
比方我这样受迫害，到今天他们也没公开给我平反，平反等于结他们脸上抹黑。因为他 们还在管事。再说怕我一平反，恢复工作，他们手里的权就得让出来。七三年以后，我松快 多了。反正他们掌住了厂里各部门太权，不再拿我当眼中钉，不再说我反革命，叫我到车间 干活。七五年我被派到宝坻县支农，帮农村建工厂。厂里有个老工人见咱人不错，不是歪嘎 溜滑的人，我厂同去的人说我绳问题，他就把他闺女许给我。这闺女是个农业技术员，人老 实到家。我们结婚了。回厂后没房子，我们就住仓库的一间传达室里。白天仓库管理员在那 儿，晚上就归我们，不了点小屋。这时有人背后跟我老婆说坏话，说我是反革命，我爸爸也 是反革命，还说你跟他一辈子，就背一辈子黑锅。我老婆是农村人，人说什么是什么，虽然 城里的事一概不懂，反革命算嘛她当然明白。她就说我骗她，成天哭，成天跟我打架，我说 嘛呢？说嘛她也不信，认准我是个反革命，剜心眼坑害她。我急了，跟她吵，吵着吵着也吵 不下去，看她也怪可怜的，精神压力很大，就像我挨整时那样。我不说，她也不说话了，别 扭憋在心里边。孩子生下来八个月，她忽然心脏病暴发死了。她原先没有心脏病，身子捧着 呢，纯粹是别扭死的，真够冤的！是为了我死的！人死在厂里，厂里一分钱补助也不给，这 就说我还是有问题是吧！孩子打八个月就归我带着。又当爹又当娘，我一个男人怎么会当娘 呢，只得把孩子白天黑夜在托儿所一撂，直到孩子上小学我才结婚，家里总得有人照顾孩子 吧。您算说着了，后娘总不如亲娘。我现在这个老婆再好，和孩子总是两拿着，这是我一块 心病。这一辈子算是背上了。您说我招谁惹谁了呢？
我倒霉倒成这个样，可整我的那些人个个好好的。
当下人家当官的当官，管事的管事，升级提薪，活得有滋有味。另看他们干活抓生产没 能耐，可跟农村生产队搞点歪的邪的都行，都肥了。
就看他们这些人吧——
在“文革”中整人的人，一个当了供销科长，一个当了人事科长，一个当了生产科长。 这个生产科长就是打我最凶那个；人事科长就是看牛棚不给我水喝那个，早先干过一阵子财 务，嘛能耐没有，一算帐头疼就哭，又调到政工管人事来了。瞧这帮靠整人起家的，个个神 气、威风，头头呀。那个革委会主任又靠着这帮人保着，现在成了书记，人家还是行，大权 在握。他有权，当然又能保着手下这帮人。哪能再用我，叫我上来他们不是栽面啦？
“文革”就是没能耐的整有能耐的。他们没能耐，不靠这机会，不把咱整下去，他们就 上不来。“四人帮”离老百姓远着哩。实实在在害人的，还是各地方各单位这一帮人。可是 把厂子交给他们干行吗？我们那么大一个厂子，如今该了一屁股债，连圆珠笔芯都发不出来 了。要靠这帮人改革能改好？我死也不信。不信你又能怎么办？人家上有根下有人。我一赌 气就打厂子里调出来。他们显然也乐意我快滚，我在他们眼里，不硌眼也是砂子。清查管个 屁事，挨清的还只是一些没根儿的。有根儿的照样动不了他，换了门面照样行。现在不是说 都朝前看吗，正合他们意。他们最不乐意提那段事。你一提，他反说你破坏安定团结。
谁他妈破坏谁。我家没了，老婆也死了，儿子有娘又没娘。我给整得身体虽然还团圆个 儿，精神差多了。打闹“文革”到如今，已经四十大几。他整人的人倒活得有滋味，有职有 权，有家有业，现在有权也有钱哪！我找谁去？
我想起曾经整我的两个人。有一个当过厂革委会常委，政工组长；还有一个当过车间主 任，都为了强奸妇女判了刑。我想大概只有法律能管他们。拿别的都不成。他们都混油了， 嘛政策都有空子钻，嘛运动他们都能混过关。所以开头我说，我就学法律。现在不是讲法制 吗？咱学透了法律，拿着法律慢慢等着，只要他们犯上法，就拿法罩上他们。我不信这帮人 犯不了法。嘛？您说他们灵，会躲着法办事？唉，您别说叫我泄气的话好不好？要不您出个 主意，我使嘛法？只要能报复就成。
弱者的依靠只有法律。那么，法律的依靠是什么？
第19章 说不清楚
1966年 男 32岁 U市C县某中学语文教师
我天生有种上当受骗的素质——小时候就有过自杀的念头——祖祖辈辈留给我的两个字 ——喊着喊着真情绪来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大“菜单”——两个弟弟被我连累死了——这 《家训》上依然没有一句话能说清楚
我是个悲剧性格，就是说性格决定我这个人必然走向悲剧，因为我天生有一种上当受骗 的素质。更可悲的是，明明知道自己受骗了，还说不清楚，咋回事呢？因此我常常陷入痛 苦，自己和自己找别扭。我恨我的性格，却又无法摆脱。为这个，我很小时候就有过自杀的 念头。
小时候，一次，我看嫂子很辛苦，给她挑水。那时我多高？水桶上不是一个钩儿、两个 环儿吗？我挑起来，水桶底将将就就不蹭地面。两桶水压得我膀子生疼，走起来趔趑趄趄； 我必须穿过邻人家的堂屋才能到我嫂子房前。我摇摇晃晃走过那家时，他们大人就上来说：
“二兄弟真能干，还抓时候给我们挑水，快接着，接着… 。”
说着提过水桶，把水倒进他们缸里。
我呢？傻站着。不好意思说：“我不是给你们挑的。”照我们地方的土话说，这叫面 矮。可是，我心里明白——他们使这法子占我便宜。明白为什么不说呢？这话多平凡、多普 通，怎么就说不出来呢？但我当时就是没这种语言。多少年后想起这事，我不恨他们，恨我 自己。这就是那种上当受骗的素质吧！以后我在政治上吃亏，受挫折、委屈，也是缺少这 么… 这么一种概念，一种语言，一份脑子？究竟缺什么，我说不清楚。
这是我第一次上当，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说不清楚。
我们村头停辆独轮车，一边架一个筐，卖甜瓜。围了一些人买甜瓜吃，
甜瓜五分钱一个，我交了五分钱一张票子，买一个，站一边吃。正吃着，卖甜瓜的说： “小核桃（我小名叫小核桃），你吃瓜交钱了吗？”大概他没记住我交钱了。
我说我交了。卖甜瓜的指指钱盒子里的票于说：“哪张是你的。”
盒子里都是五分钱的票子，我看一张像我交的，就指着这张说：“这一张。”
不料旁边一个吃瓜的人说：“这是俺交的。”
我就懵了。一急，只觉得满盒子的钱都一个样儿，便随便又指一张说：“这张。”
要命的是，另一个买瓜的人说：“这是俺交的呀，中间还有个裂口，你这孩子咋瞎赖账 呢。”
这时我就把自己放在诈骗人的位置上了。卖瓜的、买瓜的、吃瓜的，一起指责我，我说 不出话来，好像我真的骗瓜吃，脸烧得慌。
有个同村的老婆子，人挺慈善，我叫她三奶奶。她说话了：“你这卖瓜的，咋不依不饶 呢，谁家孩子不想吃个甜瓜？兴许大人不给钱，吃个瓜算啥，瞧你把人家孩子说的！”
这同情——更糟！反把我的“诈骗”肯定得更结实了，定案了。同情也糟蹋人呢。
当时我只觉得委屈，倒没想到名声什么的。过几年，一个邻居跟我母亲吵架，骂道： “你们这家人，吃甜瓜都不给钱。”我才知道自己一直背着这恶名。我气得原地直蹦，不住 地一声声“呵、呵”地叫，就是说不清楚。急得我一头朝井台撞去，要不是嫂子一把抓住我 那时就完了。这便是我前头说的，我小时候就有自杀的念头。就为了这个说不清楚。
再说一件事。
秋天里我背个筐从小河沟路过，看见水里忽悠悠打浑儿，知道水里有东西，便撂了筐， 脱鞋下水一摸，是个螃蟹。小孩子治不住这家伙，一逮它就一夹我。这会儿赶车的李大头路 过，我说：“有个磅蟹！”他说：“你别动，我来！”停了车，下水一抓就抓上来。他提着 大活螃蟹笑呵呵说：“拿它下酒了！”上车就走了。
我当时什么也没想，也是没这个概念，没这种语言——“我发现的，应该是我的！”乡 下孩子就这么简单，眼里没坏人，可是多少年后想起这事，我很生气，这不是欺侮一个孩子 吗？我对李大头有了认识……可是总觉得这里边还有更深的东西，是啥东西？我还是说不清 楚。但小孩子是不能骗的，你要是骗了他，等他长大一旦明白过来，你要付出代价的。这代 价不见得是报复，而是你在他心里毁灭了。这比你死了还糟！
祖祖辈辈留给我灵魂里的东西太多也太少。找来找去只有两个字，但这两个字几乎把我 的灵魂占满。它就是：忍和善。
什么是忍呢？忍字是心字上边一把刀。刀插你心上还不吭声，就是忍。善呢？祖辈说善 是人的天性。
后来我发现：忍宇很顽固，直到今天我也扔不掉它。善，很软弱，有了变化，相反的东 西从我身上冒出来了。我清楚地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时我十几岁，跑到镇上去玩。空场上搭个大戏台，像要唱戏。下边卖炸豆腐的、串糖 葫芦的、烤山芋的啥都有。后来机关单位成群结队地来，闹个拉歌，这边唱段《团结就是力 量》，那边就唱段《嘿啦览览》。镇长一上台，气氛就变了。他头戴小毡帽，身穿小棉袍， 讲话像喊，一句一弯腰。我忽然瞧见一边空地上埋着孤零零五根木桩子，旁边的告我说，这 是预备枪毙人时绑人用的。我马上想到农村流传的一本书——《玉历宝钞》上边画的小鬼绑 人的木桩子，把人绑上，再把舌头拉出来割掉——我心里就特别恐怖。
不会儿，大马车把罪犯运来。五花大绑，后背插着令箭形状的大签子，上头用墨笔写上 名字，再用红笔点个点儿；也许是画条杠或打个十叉，看不清楚，只觉得血红血红的一块， 头一次感到红色恐怖，后来文革搞红海洋叫我心里打激灵，那感觉就是从这时候埋下的。当 把这些罪犯拉下车时，个个大白脸，眉毛眼睛出奇的黑，大概叫白脸比的。顿时吓得满场小 孩子们乱跑，喊爹叫妈。也许这些犯人罪恶累累，该枪毙。可是我挺同情这些人，大概出于 小孩子的善性。尤其一个上台控诉的小伙子解下皮带抽得他们个个满脸鲜血时，我更觉得他 们可怜。但随着这小伙子一下下抽，全场响起一声声喊打，声音愈来愈大，愈齐，愈鼓动人 心。拳头一齐向前挥，身子一齐向前倾，上千人都一个姿势。我不知不觉也跟着挥拳喊打， 打！创创创创喊着喊着，真情绪来了，仇恨来了。一时热血沸腾，义愤填膺。
后来反胡风时，一搞大批判，我真恨胡风；听说胡风被抓起来，我又有点同情他。每次 运动都这样，只要大批判，恨劲就来，都是真情绪；只要一斗人，又同情，总这么反反复 复，你说这是咋回事，我说不很清楚。
我被打成右派的事，更难说清楚。这原因太简单，甚至太无聊。那时我上大学一年级。 鸣放时，同学们揭发说有个工友人特别好，但后勤主任霸道，丢了东西说他偷的，一天这工 友不见了，原来自杀了。学生闹着要给这工友开追悼会。我首先表示同意，一个好人被逼 死，为他伸冤呗！其实我根本不认识这工友，他是我入学前一年自杀的，这是我的一种善 性，或是一种见义勇为吧！但党小组不同意，意见发生分歧。没过些天《人民日报》上发表 一篇《工人阶级说话了！》，开始反右。就为这事，把我弄成个右派。对，就这么简单，无 聊。可是它成了我几十年家破人亡的祸根、祸源。
我不想说当右派这二十多年肉体的苦。扛大麻袋，做苦工，挨揍，不算什么。精神折磨 远比肉体折磨难受得多。比如说，我在校三年没有玩笑。没玩笑的生活是什么滋味，你尝过 吗？人特别需要玩笑，没有玩笑，人的关系都处不好。在食堂大家排队买饭时，说说笑笑， 插科打浑，你奚落奚落我，我奚落奚落你，多好！可是人家一看你右派，脸上的肌肉沉下 来。有时我特别想奚落奚落别人，也特别想有别人奚落奚落我，但不行。没人敢这么对我， 我也更不敢这么对人家。不被人奚落，反而是一个人失去自己权利，包括自尊心和尊严的表 现，你能体会到吗？你说这痛苦有多深！
没人理我，我便爱上小说。小说里的人物可不管你是不是右派，你自言自语地奚落这些 人物全没关系。那时的小说大多写好人好事，现在看就很浅薄了，可当时看还挺振奋人心。 一天晚自习，我看小说入了迷，完全忘记自己是右派了。支部书记来了，他有事要对同学们 传达，就忽然吼一嗓子：“右派分子全滚出去！”听他一吼，我才清醒自已是谁。我们几个 右派学生赶紧退出教室，叽哩咕噜的，那份狼狈，那份慌张，那种对人的伤害……说到对人 的伤害，这是现在的认识。当时并不觉得，好像自己天经地义就是右派，就是人下人，三等 公民，慌慌张张滚出教室时，就像自己撵自己一样。
在我们这些右派学生之间，开始处得还好，同命相怜吧！但人们总伤害这些人，渐渐我 们互相也不尊重了，甚至对自己也放松了。学习对对付付，穿戴邋邋遢遢，说话骂骂咧咧， 都不在乎。我们打扫厕所，人家进来拉完尿完扬长而去，你就得给人家弄屎弄尿，还拿自己 当回事儿？我特别能理解犯人之间为什么爱打架。
我不想说他们怎么折磨我，可我想问，我知道自己怎么狠起来的，但他们究竟都是怎么 狠起来的，他们自己也知道吗？他们刚生下来总不会这么狠吧。我料他们说不清楚。
我有个内疚必须告诉你——
为了我这个右派，还搭上我两个弟弟。我们哥儿五个，死的这两个是三弟和四弟。先说 我三弟。
我后悔本该把右派这事告诉他。我校打成右派那年放寒假回来过年，背着个右派心里不 是滋味。你想，我家就出我这一个大学生，家里人待我分外的好，愈待我好，我就愈不敢告 诉他们；憋不住时就偷偷告我弟弟了。我弟弟脾气很拗，又楞头楞脑，用我们地方的土话 说，叫“恶冲”。他是县供销社的营业员。他听了后情绪不好，以后就总找茬跟领导打架。 领导说：“我要也把你打成右派。”我弟弟说：“我不信。”这就抓他几句落后话，真的给 他弄个右派。
他才十八岁呀。你现在找个十八岁的，啥样呀？比大人还灵。可那时十八岁跟小孩子差 不多。一打他，他更上劲了。就跟另外几个也定成右派的年轻人闲话时说，咱没好了，弄条 小船跑走吧。这几句话叫人告发了，给揪出来，天天跪在供销社的桌上大伙斗，脑袋上顶个 大灯泡烤得哗哗流汗。后来叫公安局五花大绑捆走了，说他“投敌叛国罪”。啥罪？小孩子 们扯淡呗！那小船跑到渤海里，一个浪头咋还不掀翻了？再说汪洋大侮，他们知道往哪儿 跑？说说泄气吧。
我一想三弟被五花大绑捆走时那形象，就特别受不了。虽然我根本役看见这一幕，但我 能想象出当时那形象。我很明白，就是因为我把右派的事告诉他，才糟蹋了他！直到他死， 我也没见他一面。
六0年，我被分配到县里一所小学教书。那时三弟正关在监狱里，还没判刑。我不能去 看他，我是右派，他是反革命，见了面更糟，互相都会罪加一等。一天母亲闹牙，我接她到 县医院治牙，在县城正吃午饭当口，忽然一位本家叔叔从村里骑自行车赶来说：
“你弟弟回来了。”
我心里一亮，这可是好事呀，放回来了。我母亲却突然脸色剧地变了，说：“死了，快 回去！”她可真不简单，一个农村老太婆昨有这种判断力？我当时还疑惑着，给了本家叔叔 几角钱，半斤粮票谢谢他，这在那时也就很可以了。先把我母亲送上火车，回校请了假，也 赶紧往家赶。到了家……兄弟的尸体停在床板上。脑袋像个小骷髅，认了几眼，才认出他的 模样……
听说他是早晨九点钟，给监狱用驴车运回来的。上边盖条破被子，下边垫些稻草，两脚 露在外边。身上大棉裤原本是母亲特意给他做的，往上齐胸口，往下盖脚面，，特别长；棉 花一层层絮得挺厚，怕他冻着。可是棉裤叫人换了，竟是条小孩棉裤！底下露半截小腿，又 抻不上去，露着屁股，三九天，咋不冻死。据说抬进家时还有口气，我弟妹说：“你有啥 事，跟家里人说说。”喂他口热水，可他水没咽下去，就咽气了。
我母亲告我，她按了按我兄弟肚子，里头竟是脊梁骨，硬的。那么肠子、胃、肚于里那 些东西都到哪儿去了呢？破毛衣上沾些高梁壳，还有红土面子，红土面子又是干啥用的呢？
对了，我又想起件事，也是我终身遗憾。终身无法挽回的内疚！
我父亲还从我兄弟尸体身上，发现一封信贴在肚皮上。这封信写得真是太好了，任何作 家都想不出来。要说文学性，也是最高的。恐伯连托尔斯泰、曹雪芹他们也写不出来。这封 信是写给他老婆桂英的。你听，他是这样写的——
桂英：我实在饿坏了，快给我送点吃的来吧！我要馒头、大米饭、菜团子、大饼卷油 条、肉包子、炸酱面、炸鱼、炸虾、炸果仁、煮螃蟹、炖肉、炒鸡蛋、烧豆腐、锅贴、饺 子、糖包子、炒虾仁、爆肝尖、葱爆肉、酱牛肉、猪头肉、涮羊肉、回锅肉、麻花、炖鸡、 炖鸭子、炖肘子、独面巾、炒肉片、煎饼、烩饼、烩大肠、红烧羊肉、红烧牛肉、红烧猪 肉、红烧鸭子……如果没有，提两个糖饽饽来也行。快点吧！快点吧！求求你了！
下边写着他的名字。五六十样一个大菜单！你能想象出他当时是个啥情况？如今到饭馆 吃饭我决不看菜单，菜单好像就是我兄弟的死亡讣告。有一次一个朋友情我吃饭，拿菜单叫 我点菜，我忽然发神经似地对他说：“你要叫我看菜单，我就不吃了。”‘弄得他莫名其 妙。
说到我的内疚是，我弟弟关在监狱时，我母亲每次探监，都给他弄点吃的送去。我心里 还有点不愿意，心想监狱里还能把人饿死，那时正是三年度荒，家里舔锅舔盆，总这么送一 家老小咋办？虽然我没拦过我母亲，我也从来没把这意思说出来，可我心里有这个想法。看 到这封信，我内疚极了。我要知道他落到这一步，饿死我也得叫他吃饱。有这个想法也是对 不住我那死去的兄弟呵，是我害的他呀。
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我父亲念这封信时的情景。我兄弟的尸体被移到炕上，我坐在炕这 头，我母亲、桂英，还有两弟弟站在我身边；我父亲在炕那头，蹲在地上，扒着炕沿，炕沿 上放一盏小油灯。我父亲把那信上写的吃的东西一样一样念出来时，我的心快成粉末了。我 父亲念过，便把这信用灯火引着烧了，然后脑袋顶着炕沿，肩膀猛烈向上一耸一耸，好像哪 儿在疼，却不吭声。我们只掉泪，都一声不吭。咋屈死一个人连声儿也不吭呢？咋就能这么 忍受呢？你说？
我哥哥在另一个县公安局做事，他打听到我兄弟在监狱里每天只给一碗高梁饭吃，然后 像牲口一样套上，用鞭子打，拉石头碾子，轧一种红土面子，这就弄清楚我兄弟身上沾的高 梁壳和红土面子是咋回事了。轧红土面子干啥用不知道，但知道我兄弟是给连打带饿折腾死 的。我哥父告了那监狱的看守长，非但没告动人家，文革一来，就说他为反革命家属翻案， 挨整，挨斗，被清洗了。我家的祸事一个连着一个，我是灾难的总根子。但是我父母，这些 兄弟们，从来没一个人怨怪过我，哪怕一句什么话都没露过。他们愈不怪我，我愈内疚。有 时我想，他们为啥不怨怪我？是不是也忍了？
咱受得了别人叫自己忍的，却受不了自己叫别人去忍。
忍，是祖祖辈辈教给我的第一条生存法则，但又是谁教给祖祖辈辈的呢？它是哪个祖宗 发明出来才一辈一辈传下来的？究竟从哪个时候开始忍的呢？我问过一个历史学家，他笑 我，好像我这个问题没有学术价值，太无知。我说，你们的工作难道就是搬来搬去折腾那些 死遗产，为什么不研究蜒蜒压抑我们民族几千年这个致命的活东西？
要谈说不清楚，这是最大的说不清楚了。
再说我另一个弟弟，四弟。
那时家里太穷，一个壮劳力，好年头才一角五、六，欠年只有七、八分钱。我这兄弟就 偷着拾点杂禾卖。人民公社化嘛，地上一根草也属于公社大队的。这就说他偷。大队干部叫 他背着这小捆柴禾游街。为啥这么整治他，还不是因为他哥是右派。但他这么穷怎么娶得起 老婆？又去偷了，跑到白石庄，从生产队房顶上偷了一捆扫帚拿到市里去卖。他人特别老 实，偷东西卖时，眼神儿不对，城市里的人精明，扣住他一问就傻，再一吓唬就供出来了。 这便给转到公社派出所扣起来，没扣上三天，他弄开窗户跑了。跑了一个小偷人家也没当回 事，可过两天，有人发现他在铁道旁的沟里躺着，身子硬梆梆，上边爬好多蚂蚁虫子，人死 了。有人说他想卧轨，叫火车挂的；也有人猜他想跳上火车躲到外边去，不小心让火车撞死 的。我心里明白，他并不想跑，而是想死。家里穷得掉面，哥父是右派，自己再弄个小偷， 甭说娶老婆，活着都抬不起脸来，跟父母又怎么交待？只有一死。可是他身上竟然没有外 伤，奇怪！火车轧的或撞的总得有伤呀，这也是件说不清楚的事。什么？请法医来验伤。你 说得轻巧，那时我们这种人家死个人像死条狗，谁还管验尸，反正死了，刨个坑埋了。
这样，我两个弟弟都叫我连累死。死了还背着罪名：一个反革命，一个盗窃分子。我父 母便有三个坏儿子：一个反革命，一个小盗，一个右派。你说我这是个什么家？
“文革”初，学校党支部叫我向毛主席说实话，请罪，老实交待问题，不应该隐瞒。我 想来想去想出个问题：一次给学生批改作文时，写一句“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 想”，笔误了，写成“用毛泽东思想批判毛泽东思想。”这同学拿着作文来找我说：“老 师，你写错了。”我吓了一身冷汗，赶紧改过。幸亏这孩子老实，没给我告密。
我就把这件事对党支部老实交待了，向毛主席认罪呀。
其实我不说谁也不知道，他们并不掌握这问题。你说我这人咋回事？又没人给我压力， 咋我偏要说呢？我还信任他们吗？我还嫌自己不倒霉吗？放在心里犯嘀咕吗？天生—种贱性 吗……我说不清楚为什么非说出它来不可。我总怀疑，有种悲剧性的东西潜伏在我血液里。 我有血液病。
这样，我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狗胆包天反对毛主席。批我，打我，打得我受不了时， 我跑回村躲起来。后来两派大联合又派人把我逮回学校接着批斗。咱不说肉体的痛苦吧，说 那些没用。肉体的苦一不疼就忘了，心里的苦你忘不掉也弄不走它。因头很多苦你并不知道 咋回事，更说不清楚。如果一天你能把它清楚地说出来时，就不再觉得苦了。痛苦就因为你 没能力说清楚它。
七六年大地震中，我们一个县全震垮了。火车不通，我跑了几十里路赶到家，已经一片 废墟混着无数死尸。死人都是我乡亲，个个全认得。老天爷、土地爷、城隍爷这些老百姓造 的神仙待我家特别优待，没收走我家一个人，全都死里逃生，在村外野地里搭个棚子不知为 了活着还是等死。那会儿最难办的是找不到东西吃。大队用大喇叭招呼：
“贫下中农同志们，现在都到大队来领救济物资！”
救济物资只有些饼干。人们都去了，但大队说救济饼干只发绘贫下中农，像我们这种有 问题的人没份儿。我老婆去了被顶回来。人们走回来时，瞧瞧他们的表情吧。贫下中农两手 捧着饼干，脸上那种优越感呀！而我们这种人不声不响，垂头丧气的样子！就这点东西就明 显地把人分成两个阶层……那些有饼干吃的乡亲决不会让给你一点儿，你就像条狗蹲在一 边。可是他们也不当着你的面吃。你说这为了啥？因为怕你看着馋会向他要？因为自己独吃 心里过意不去？还是怕忍不住时分给你一点儿，叫大队干部发现了挨说？说不清楚。这比饿 更难受！
我就去扒自己家的废墟找吃的东西。扒来扒去忽然扒出一样东西，石膏做的毛主席像， 那时家家都有这么一个。村里有个孩子扒他被砸在乱砖下的妈妈时，先把毛主席像抢救出来 再扒他妈，这事受到全公社表扬。可是我这尊像砸残了，掉了一个耳朵，左边的。怎么办？ 我犯愁了。我就把这毛主席像放在砖上，对着他说：
“老人家！您说我拿您怎么办？我一家人没吃没住，把您供在哪儿呢？您又掉个耳朵， 要是他们说是我故意敲的，我一家人不就更惨了吗？您呀，您说我咋办呀？”
我想个贼大胆的办法，先把它藏起来，再在废墟里挖个很深的坑。当天黄昏，我四处侦 察，看好那片废墟一个人也没有，我就钻进乱砖堆里，把它悄悄埋了起来。这要叫别人发现 更是个掉脑袋的罪呀！我是不是犯罪呀？当夜，我吓醒了，一连多少天犯心跳。事后还总后 悔，恨自己不该做这件事。很长时间这种犯罪感沉重地压着我。
我这个人呀。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文革完了，我右派的问题了结之后，我便为三弟平反的事到处奔波。我不能叫他亡魂总 背着那罪名，也为了平息一下自己心中对他很深的内疚。但这事被推来推去，我跑了三年， 加起来不下一万里路，可这件事谁也对我不说清楚。不是“说不清楚”，而是“不说清 楚”。特别是有个细节——
我兄弟被奄奄一息送回家时，是六0年一月十五日早晨九点钟。但“逮捕通知书”上写 的日期也是一月十五日，还注着一句“因病暂缓执行”。
按这句话说，应该是一月十五日检察院通知公安局，局长签字后再去监狱执行逮捕，一 看我兄弟病危才决定“因病暂缓执行”，再把我弟弟弄上车往我家里送，这需要很长一段时 间。可是我兄弟是早晨九点钟送到家的，按路程，最晚八点钟就得从监狱抬上驴车，中间没 有时间办手续呀！这两件事怎么可能同时发生呢？
大概文革完了，谁也不愿对那段历史负责，能说清楚也不愿说清楚了。至今我仍然是这 样两个弟弟：一个反革命，一个盗窃分子，而且早成鬼了。那年月，拿活人都不当回事，拿 死人就更不当一回事了。我母亲是病死的，死因当然也有抑郁成疾的原故。这一切都因为 我，我自己却被平反落得一个好结局。你想我能活得轻松吗？内疚这东西很顽固，它呆在心 里，随时都会翻腾起来折磨你。谁也不会知道我活得有多累……
我想写个《家训》，留给我的子女。
我的《家训》依旧没有一句能讲清楚的话，只是把这些终身难忘的事告诉他们，把这些 百思不解的问号留给他们。现在的年轻人毕竟比我们一代人有脑子。如果他们能说清楚这一 切，将来就不会再遭罪。如果他们不去搞清楚，难免还会重复我的经历：吃哑巴亏，上糊涂 当，等着挨折腾。依旧是悲剧性格，还要走向悲剧，甚至走向悲剧的深渊。
是性格悲剧，还是悲剧挑选的这种性格？
第20章 “文革”进行了两千年 1966年 41岁 男 T市某出版社编辑
十四岁的特务——一生中一个短暂的春天——怀疑人是件很难受的事——档案里的你都 是满身的污点——我是戴着镣铐迎接新中国的成立——第二次掉进怪圈——糊里糊涂又被卷 入漩涡
你要写一个人的文革十年，我却想讲我的五十年。你可能认为我会离题千里，放心吧， 不会！老弟，我的文革是从五十年前开始的。
你如果了解到我这整整半个世纪的坎坷，肯定会得到这样的结论：“文革”并非开始于 一九六六。开始于一百年前吗？也不对，老弟，我理解的“文革”在咱中国进行了两千年！
我讲我的经历，也讲我的道理。
这道理我几十年没想通。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却被当做反革命几十年，反来复去也没离 开“敌人”的圈儿，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可是一九六八年我被“风雷激”造反队一群人 吊打之后，关在H河边一个“特”（即特务）字号单间房里，这所楼原先是我们出版社的书 库，书早被当做“四旧”运到造纸厂化纸浆去了。空荡档的小屋里充满旧纸、旧地板和旧砖 的气味儿，窗户被封死，糊上报纸。H河柔软的流水滔滔汩汩在外边流着，夜间听得更清 晰，还有河中行船的划桨声。我不自觉想起遥远的滹沱河边的老家，那一到春天就变得绿葱 葱的茅草房。我在那河里洗澡，在河边长大，参加革命抗日时，今天从河这边渡过河那边， 明天从河那边游到河这边，多少年呀……革命、父父父父父，敌人、档档档档档，我革命， 这敌人却是我。想着想着，很奇怪，我感觉被殴打后肉体的痛苦开始从皮肉中一点点消失， 但不是散开，而是往里走，全凝聚到心里去……不知这是怎样一个过程，我忽然一下于云开 雾散，明白了。有人说，大彻大悟是一种解脱。我说未必，不明白则巳，明白之后反变成更 深更深的痛苦。
我们村有两大家族，一姓王，一姓李。我姓李。两个家族打根儿上就斗，势不两立。在 我记忆里就有三次打群架，打得头破血流，死去活来。我本家一个叔叔李瘸子就是打架时落 成的残废。谁也说不清是从哪朝哪代结下的这冤仇。我还是穿开挡裤时就听奶奶讲，前清时 候王家出了个举人。那时村里出个举人像出条龙，不得了呵，土霸王！王举人在大街上走， 向例是两条胳膊横举着，一手拿根称秸秆儿，只要我们姓李的碰上，他就打。
村长这位置很关几，谁把住这位置谁就好压对方，不叫对方出头。但姓王的人多，势力 大，一直占着村长。敌伪时期保甲长是他们，后来八路军来恋，村干部又大多都姓王。从这 里，你可以看到历史怎样变成现实，要寻找文革的渊源，这便是最长最远最深的一条根了。 可是这道理我当时怎么可能认识到？
我们村是老解放区，七七事变后成了有名的冀中抗日革命根据地。群众的抗日情绪高 涨。我那时十四岁，上小学，对共产党的感情别提多纯真，可以说对共产党的每一个字儿都 深信不疑。吕正操的队伍一来，我高兴得天天夜里睡不着觉。连八路军战士看我一眼都兴奋 得不得了。我爱看书，爱写作文，能讲话，学校叫我当儿童团长，天天晚上我挨家挨户去给 大人们讲《民学课本》，宣传抗日，宣传共产党，讲得大人们包括我自己眼睛直冒光。那时 根据地在搞戒烟戒酒运动。村树都出墙报反对抽烟喝酒，从干部批评起。这墙报，就是现在 说的大宇报，文革中叫“四大”，其实早就有了。我们村长好烟好酒好玩钱，我就写篇小品 文，只几句话，都是善意批评，你一听就知道了：
“有人提倡不抽烟，可是自己一盒一盒地抽；有人提倡不喝酒，可是自己半斤八两地 喝，这算什么事呢？”
写得挺温和也挺幼稚吧！别忘了我那时才是个十四岁的小孩呀。这小品文没等上墙，上 学时丢在道儿上，叫村里的治安员拾到。这治安员也是王家的，交到村长手里。当时村里就 定我为“特务”。村长说他代表党，反对村长就是反对共产党，什么人反对共产党？国民党 特务呗，好！治安员提出要把我活埋了。这事传到区里。区里有个炊事员是我们村姓李的本 家，他找到区长说一个小孩子懂个屁，胡闹呗，管我说人情，这活埋的事就由区里出面制止 了。但本村还是给我立个案，内定我是“特嫌”——我自有档案材料开始第一篇就是“特 嫌”。从这时候起，我便背上了跳进滹沱河也洗不清的历史问题的罪名，熬度我灾难不绝的 多半生。
你会奇怪，他们跟我无冤无仇，为什么为这三两句话，梗把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划到敌人 那边去呢？原因很简单，他们不能叫我这个李家人冒头当儿童团长。这一来，我这个儿童团 长就被撤掉。政治，在这个文化背景上就变味儿了。我本家有个伯父，七七事变前上过一年 师范学校，有文化，总在村里出头露面。共产党来了，他胆小又不摸底，不敢接近，便被姓 王的那些村干部扣上一个“国民党”。他辈分大，我们全村李姓人就都有特务嫌疑，给压得 抬不起头来。我哥哥为了摆脱这处境，娶了一个县公安员的女儿做老婆，离村到别处去。我 也呆不住，初小毕业就离开老家到安平县去上高小。本以为远走高飞，脱开灾祸，哪知道我 竟是带着一块擦不掉的胎记——政治污点走的！
我在安平县高小毕业后分配到一个村里当教师。那时才十六岁，根本不知道有档案材料 好比魔影一样紧跟着我。村里的人都夸我工作得不错，我的自我感觉也蛮好，就有了入党的 要求，决心一辈子跟共产党干革命了，我问村长，“咱村有支部吗？”我想提出入党申请。 谁料他拿笑话跟我打岔说：“咱村没有织布（‘支部’的谐音）的！”开头我以为他们把我 看做小孩子，对我这要求推推挡挡，后来发现自己总被莫名其妙地调动，在这个村没呆多少 天，又调到另一个村去。好像我有痨病，所有人都和我保持距离。一九四二年日寇搞五一大 扫荡，我们这些人全分散到各地隐蔽。县里惟独不给我安排隐蔽的秘密据点，我就跑回老家 躲一躲。这期间村头的雪地上有人写条反动标语，姓王的那些村干部问也没问过我，居然把 这条反动标语又悄悄记在我的档案上，“特嫌”就更没跑了。这些事当时并不知道，只觉得 革命这个门把我向外推，不准我进。我可还是一心革命，把自己当做革命人呢。我不甘心整 天在敌占区窝窝囊囊活着，不干事，就决心投奔八路军去当兵。幸亏五一大扫荡最凶时，那 些姓王的村干部都隐蔽起来，推出我们一个李家人——就是在区里当过炊事员、要活埋我时 为我说过情的那人当村长。他给我写封推荐信，我把这信缝在鞋帮里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八 路军。日寇大扫荡时我十次遇险，不是逃脱追捕，就是叫老百胜掩护起来。有一次被抓住， 因为我一只眼是斜眼，老百姓对日本兵说：“这个小斜眼的，傻了傻了的。”骗过了敌人， 才救了我。这时一找到八路军真像找到亲娘一样，热乎极了。
开头我在冀中军区八分区政治部当文书。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一个短暂的春天。充满了 信任、关心和友爱。有一次我发高烧，同志们日夜轮流值班照看我，每—只手都抚过我的额 头，无论是极糙还是细腻的，我感觉到这手上带着对我病情无言的探问，还有对我快快病愈 的切盼。每只手放在我额头上时，我都立即流下泪来。我第一次尝到革命的友情，真是胜过 母爱！我好写，常给《冀中导报》和《前线报》写稿，小说、诗歌、剧本、人物专访等等都 写。我不敢说写得多好，—但都是真情的流露。这期间我认识了孙犁、远千里、王林，他们 都把我当做工农作家重点培养。政治部还常把我作为战地记者派到前线采访，《前线报》上 有时天天发表我写的通讯，报上常见我的名字，我也算小有名气了。心气儿又高起来，提出 入党，政治部的首长们很高兴。
其实，我又傻了。因为这时我的材料没有转到部队上来。可我一提出入党，政治部派人 到村里调查，反把我那些档案材料勾来了。阴云重新笼罩我的头顶。不但我入党的事没人再 提，那时部队正在打泊镇和青县，战地急需记者，也不再派我去采访。一天政治部主任背着 手到我房里来，他说：“现在敌我斗争激烈，有些特务分子专门打进我们政治机关里来。” 我诧异地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当时他目光闪闪地注视我的脸，观察我的反应，幸亏 我还不知道他们怀疑我，这是对我的一种冷不防的考察。如果我知道自己被怀疑，自己虽然 不是特务表情也会不自然，那就非认定我是特务，把我抓起来不可。后来才知道，冀中和山 东是康生反特运动的两个试点，怀疑到谁马上就抓。又幸好这位政治部主任是长征干部，延 安整风、抢救运动、搞AB团，他都经历过，知道过去冤枉不少好人，看我的表情不像装 的，才不动声色地走出屋去。我就暗暗被控制使了，一言一行都记在档案里。直到一九四九 年军法处审查我时，我才知道我这时的处境多么危险。但这时凭直觉，已经感到信任从同志 们的眼神里消失了。我无法问，更无从申辩，也千万不能申辩，一问反而更被怀疑。渐渐我 变得十分敏感。他们怀疑我，我也怀疑他们，不知他们对我的种种态度是真是假。怀疑人是 件很难受的事，以致我有点神经过敏、草木皆兵，我的失眠症就是从那时扎的根儿。唉，我 那个短短的、迷人的春天就此过去了。
一年后我患了肺病，住进冀中军区的和平医院。刚入院时我感觉还正常——当然我说的 不是身体感觉，而是政治感觉。不久一些病友明显地对我疏远，甚至没人肯跟我下棋。过年 时我回家探亲，有个战士与我同行，他是我当年的学生，但他一路上与我无话。分手时他犹 豫再三才对我说：“我看您人不错，有件事告诉您，您千万别对人说。”他见我答应得诚 恳，才告诉我：“还记得您教书时有个张老师吗？他是特务，自杀了。”
我吓一跳，说：“他怎么会是特务呢？他爹是叫日本飞机炸死的，对革命很忠心，人也 挺正派，当时有个村干部玩女人，贪污公粮，没人敢批评，他还写过无头贴子呢（一种不点 名的墙报）！”‘
这当兵的学生说：“据说他就为这事被村干部定成特嫌，挤出学校，到部队制药厂当工 人。后来部队反特时一查材料，他是特务嫌疑，好一顿吊打，他受不住就上吊自杀了。据说 他的档案上有您名字，说您跟他共同搞过特务活动。”
我问：“什么活动？”我傻了。他说他不知道。
我懵住，再想，想起一件事。那位张老师写无头贴子时没有墨水，向我借的墨水。第二 天，村里的公安员忽然也来找我借墨水，我还纳闷，公安员怎么跑来找我借墨水？看来这是 找证据了，真是可怕！
这当兵的学生又问：“前一个月军区有人找您谈过话吧！”
我说：“是呵，是位特派员，人很和气，问挝我的家庭历史，还挺关心我的身体情况， 怎么？”
他说：“哪是什么特派员，那是军区保卫处的！现在咱部队内部又搞反特，审查旧案 时，从张老师那特务案里发现到您。本来那天是打算把您从医院逮走的，听说跟您一谈，觉 得您不像特务。当时我正在医院保卫组办事，听到这消息的，为您捏把汗，那可是说逮您就 逮您呵！”
这正是大冬天，天却不冷，可我浑身哆嗦，连牙也“得得”地直打颤。过度的恐惧之 后，我反倒不怕了，恨不得把这些多年来一直爬在我背上这魔怪翻过来，看看它究竟都是些 什么东西？恨不得把自己赤裸裸摆在党组织面前，叫他们一个个细胞都瞧个透，说说我到底 是敌人还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这股热辣辣的情绪过去，我茫然了，我无力证实自己！我像 被抓在一个巨大的铁掌中，无辜地身不由已地听任它的摆布。
没多久解放战争就开始了。我随军到达白洋淀，《前线报》社也在那里，他们人手不 足，恰好我是这家报纸的老作者，社长找我谈话想调我到报社工作，叫我去组织部换信，我 好高兴，但一换信又麻烦了。非但《前线报》社没调成，反把我送到军政干部学校的整党 班。所谓整党班并非都是党员，而是把有问题的人弄去解决问题。我还挺天真，以为像唱戏 《三堂会审》加样，一问一答，把问题弄清就了结，谁知那里边是叫有问题的人互相整。整 你时，把你的问题告诉给别人，整别人时把别人的问题告诉你，谁都想争取表现，搞得很 凶。一天夜里我和一个小伙子站岗，我对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到底怀疑我什么？ 我冤得很，对革命从无二意，怎么总拿我当敌人呢？”
这小伙子是农村人，很实在，见我也实在，他就挝我：“你是不是五一大扫荡时，在老 家的雪地上写过一条反动标语？再有，你是不是在八分区政治部工作时，对一个保卫干部 说，你盼望国民党飞机来轰炸……还有，你是不是给你老婆写过信，说傅作义的部队要突袭 河间，人家怀疑你怎么会事先知道敌人的行动……”除这些，他还说了我许多许多事。
我听得毛骨悚然，心想无论怎样表白也难翻过身来了。因为这些事都有点影子，但都被 歪曲，甚至歪曲得含意完全相反。比如飞机轰炸的事。那是我在八分区政治部时和一位保卫 员出差办事。他挝我：“小李，你挺能写的，为啥我们找不到那些材料写，你能找到？”当 时空中正飞着国民党飞机，我就拿这飞机打个比方说：“你看这敌机在飞，就不必写，写了 也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他们扔炸弹把前边的庄子炸了，就可以写了。”这本是谈新闻的价 值，硬给变成我盼望敌机扔炸弹，写进档案！再看，傅作义要突袭河间的消息是部队传达 的，要我们做战斗准备，怎么变成我事先从敌人那里得到的消息？更使我可怕的是，我给老 婆的信都被检查了！如果我真是一个敌人，也不会有这么多、这么细致的挨整材料呵！文革 期间，一个造反派对我说，你知道你的档案材料有多少吗？一车也拉不完！对我这样耿耿忠 于革命的人，怎么花费这么大力气来监视、控制、调查呢？我想不通，上了犟劲。第二天整 党队的指导员又找我谈话，逼我，我再也受不了，夺门跑出去要跳河，被拦住了。指导员火 了，马上组织全校批斗大会，转天被作为“现行特务”押送到军区军法处。在军法处里，他 们要我交待特务证据，我说我只能证明自己是革命者，说我是特务，应该由你们实事求是地 拿出证据来。这样，我就被箍上镣铐。有生以来我头一次戴上这东西，却是在自己的队伍 里！拷了四十七天，全国解放了。我听到消息时心里还一阵欢喜，可是看看手上的镣铐，墙 上的铁窗，心里不是滋味。每当我想到，我是戴着手拷迎接全国解放的，心中便一阵黯然。 好像一块很黑很黑的阴影留在我心底。
几十年的经历告诉我：有人说你好，没用，谁也不会把这话记在你档案里；有人说你有 问题，哪伯仅仅是怀疑，糟了，多半就收进了你的档案。收进去就很难拿出来，它从此就一 刻不停地紧跟着你。你敢说，你在自己的档案里是个好人吗？如果你认为自己赤胆忠心，忠 于国家，忠于事业，你感到你的心、你的血液、你整个身体都是透明的。但夹在那厚厚的硬 纸封皮的档案中的你，却可能是满身污点的另一个人。关键时刻人家都是从这“另一个”的 你来判断你，对待你，决定你。
军法处派出马队跑遍我工作过的村子、学校和部队，谁也拿不出能够证明我是特务的确 凿的证据。幸好我老家的村干部换人了，虽然还是王家人，跟我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嘴下留 情，没再给我舔油加醋说坏话。军法处便把我放了。结论是“工作中看表现，表现好可以算 没问题，表现不好还背着这包袱”。我就这样挎着个不青不白的小包袱进入了新中国。
解放后的最初几年，我先后在几个单位干过，都因历史向题未清不被重用。我想重用与 否并不重要，工作好好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是了。
一九五五年，我在B市一家出版社负责一个编缉部，职务是含汉糊糊的“负责人”，干 得却很带劲。突然肃反运动来了。老问题再一次被折腾出来，被狠批狠斗，受审受讯，又经 过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斗争。这次虽然吃了不少苦头，却把我的旧帐了结。单位派出四五个人 跑遍全国，云南、贵州、四川，甚至跑到内蒙和新疆，把我认识的所有人兜个底儿地、滴水 不漏地重新调查一遍。我得感谢安平县县委，他们说：“镇反时，我们对全县摸过底，特务 名单全掌握，没有他！”一句话，拨云见日，这才给我把冤案推倒，结论是：“经调查，× ××特嫌问题应予取消。”
从一九三九年我加入儿童团便是敌人，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化敌为友。漫长十七年的酸甜 苦辣，从来无人过问，只有自己清楚。当宣布我取消特嫌这天，我站在台上止不住浑身打冷 战。回到家中，没有喝酒庆祝，也没涕泪交流，好像死而复生那样不认识自己了。
原谅我说句迷信话：我信命。什么是命运？就是冥冥中你无法左右它、但它却在强有力 地左右你那个东西。
好运气对于我，好像只鸟，不会在我头顶上停留太多时间。这也是我命运的一个特征， 或者说是个典型细节。
我们单位总支书记想提拔他的一个亲信，但我的业务能力和位置都成为障碍，他就排挤 我。恰巧T市要创办一家出版社，创办人是我的一位老领导，我便提出调动，这种自动让位 的事是很容易办成的。我第一次带着历史清楚的档案去到另一个地方工作，心里特别轻松， 但到T市尚不过一个月，整风运动开始，这是一九五七年了。
我忽然收到B市原单位那家出版社的来信，这封信是以我原先所在编辑部的党支部名义 写的，殷切希望我回去帮助他们整风。组织上的要求不好回绝，我便跑回去一趟，只在会上 做了两小时发言，诉说肃反时我平白受的委曲，给总支书记提几条意见。总支书记在场听 着，一声没吭，他脸上却好像抹一层煤烟，可怕地阴沉着。谁知这两小时发言又决定了我重 蹈覆辙重度苦难二十年的悲惨命运。
我发过言返回到T市不久，反右就铺天盖地而来。这次，原单位是以党总支名义再次把 我叫回去，宣布我为右派。那编辑部的党支部被定为“反党支部”，出版社五十多编辑中有 二十五名被打成右派。这些人都是因为给总支书记提意见而以“向党开火”的罪名论处的。
后来我才明白，根由是党总支书记和党支部书记有矛盾。整风时党支部书记想把党总支 书记搞掉，因为我在肃反时被搞苦了，想拿我当枪使。反右一反过来，我便变成牺牲品。这 不是又回到我老家王姓和李姓的斗争里去了吗？拿现在的话讲，这叫历史的怪圈或文化的怪 圈。我虽然说不清这怪圈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但我已经明白地感到它的存在。而且我是一次 一次不知不觉掉进去，这是第二次。
现在回头看，我真不必庆幸五六年肃反结论后，我如何轻松地来到T市。实际上又—次 命运的阴影早巳把我所笼罩，只不过我毫无预感罢了。等我的档案材料转到T市，档案里又 加了更沉重的分量。原先的特嫌还只是嫌疑，这一次右派却是实打实的了。我真是一口气也 没喘过来，由一种敌人转换成另一种敌人。不过换个牌子。
现在我接着开头的话谈，谈文革。
文革倒霉只能怨我自己。我是老右派，死老虎，无论斗谁，我都是陪绑，做个配角，用 来造气氛的，不是斗争重点。运动开始时，书记搞社长，因为我在创办这家出版社时事社长 配合得很好，斗社长时，我是社长“重用右派”的一条罪状，斗我的目的是为了搞垮社长。 后来反资反路线时，社长这一派反过来搞书记，既不会再整我，也不会使用我，我就靠边站 了。清理阶级队伍时，书记这派二次东山再起，又搞社长。因为我始终没参加社长这派就把 我放在一边。当时牛鬼蛇神分两种，一种关在牛棚，一种上班来下班走，名叫走读。我属于 后者，可以说很超脱了。
出版社有个女编辑是个业务尖子。她前夫曾是国民党军官，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给她挂 过一个特务的衔儿，其实她什么也没干过。但她被控特务定为重点清理对象，目的也是为了 给社长加罪，好说社长大红伞下保护的都是些什么坏蛋。碰上“特务”两个宇，我本应该躲 得远远才是。偏偏一天下班我走过院子时，她在扫地，见左右没人，塞给我张纸条，我拿回 家一看，是她求我把这纸条交给她女婿，叫她女婿通知她弟弟，把她文革初期写的大字报底 稿交到单位专案组。我想她大概怕牵连上家属惹事，动了怜悯心，就去通知她女婿。不想她 受刑挨不过时，把这纸条的事交待出来，一下于把我挂上，成了为特务通风报信的现行反革 命。关进牛硼，天天上刑，轧杠子，使夹指棍夹指头，吊打，耳朵打出血，胳膊吊得至今扭 不过来，受尽折磨。非逼我说看见她家有发报机和密码本，后来这女编辑受不住，把褥单扯 成条上吊死了。人虽然死了，他们还逼我说她家有个发报机，我奇怪他们为什么非要把这不 沾边际的事搞成事实。一次他们叫我承认是肃反时漏网的特务，我和那女编辑是个特务集 团，集团的头头是社长！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把我们往死处整，就是要把社长彻底搞垮。正 像当初这一派搞书记时，居然叫一个非党群众宣布开除书记的党籍。告别了十年的“特务” 又回到了头上，我又一次掉进这历史的怪圈，又一次成了两派斗争的牺牲品！第三次了！我 总是不知不觉在这漩涡般的怪圈里转，一忽儿转出来，但没等我脱出身来，一忽儿又给更深 地卷进去。当然，这只是一个很具体的小怪圈。林彪、四人帮他们不也是一直在更大的范围 里玩弄这怪圈吗？而陷在这无比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怪圈里的，是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呵！
我真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结束了那场灾难，结束了那段荒唐的历史。我从 我个人遭遇的反思中，提供出什么教训，供给大家思考呢？我想，过去几十年，往上几百 年、几千年，我们用了多少精力互相伤害。为了原则的斗争是必需的，但把个人的东西掺杂 进去，不但搞垮了原则的神圣感，也误国误民。这是一个怪圈呵，最后剩下只是疲惫不堪的 自己。你的历史书比我看得多，你说究竟怎样把这怪圈从我们民族身上摘去？
更大的是一个文化怪圈。
第21章 六十三号的两女人
六八年，“文革”清队期间，中国北方某大城市一座赫赫有名的大工厂，建造起一所纳 粹集中营式的非法监狱，号称63号。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和干部在里边受到惨无人道的迫 害。十年后，粉碎“四人帮”不久，它曾经一度被揭露出来，并举办展览，昭示给世人。其 稀世罕见的酷刑、残忍暴虐的程度，森严绝密的组织手段，惊骇一时。如今这展览早已撤 除，遗址也荡然无存，当笔者走访当年63号的侥幸生还的幸存者时，仍不敢相信这是仅仅 十几年前中华大地发生的事实。一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它疯狂起来竟然胜过史前期 的野蛮。而这些幸存者回首往事，余悸犹在。心灵的伤口依然流血并暴露在外。
笔者在披露此中两个女人的经历之前，先将另一些亲身经历者对63号介绍的口述实录 如下；以使读者对63号有个大概的了解。
甲：“它的原址是我厂的老仪表车间，后来改做仓库使用，是个大筒房，像个戏院，约 模二百平方米。六八年春天，厂专案组把它做为牛棚往里边关人，就叫瓦工木工断成许多小 间牢房，大小六七平方米一间。窗户全钉死，玻璃用油漆油死，靠外的装上铁栏，靠里的只 留一块硬币大的玻璃，外贴小纸帘，做为监视孔。”
乙：“为什么叫63号呢？它的内线电话是63号。”
丙：“63号有严密的制度。人之间不准互相称呼名字，只能叫‘这个’或‘那个’。 走路必须低头，不准往别处看。我在里边关了一年多，很多人关在里边我根本不知道。特别 是紧靠南的一间屋子关着是谁，至今也没人能说清。有个工程师，夫妇俩分别都关在63号 里，工程师死了一年多，他老婆还托人给他送火柴呢。”
甲：“63号的看守们分三班倒，一班七八个人，总共二三十人。关在里边的前前后后 有一百多人。大案有两个，一个是‘裴多菲俱乐部’，涉及的人都是厂里的工程师和专家 们。另一个叫‘三党’，都是党员领导干部。所谓‘三党’，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 党，是厂革委会那些人为了排除党内异己罗织出来的罪名。这两种人挨整挨得最凶。”
丙：“我看过不少演法西斯集中营的电影，我敢说63号比法西斯还法西斯。有的刑罚 法西斯也没有。比如一种‘旱鸭凫水’，是叫人趴在地上，用铁刷子刷脚心，又疼又痒，受 不了呀，胳膊腿一动，很像鸭子凫水，所以叫‘旱鸭凫水’。还有一种‘肛门吸烟’，拿根 烟点着立在地上，叫人脱下裤子，把肛门对准烟头坐进去。有位高级工程师是搞锅炉专业 的，他是如今唯一活着的带残的人，出来后一直住在医院。本来我们想请你去采访他，但医 生不肯。他十个指头都钉过大头钉，肋条全给踩断了… 。”
丁：“我因为出身好，三辈红，整了我一段时间后，叫我在63号负责买饭送饭，倒屎 倒尿，帮忙守夜。每天早晨把一个油漆桶放在过道，叫他们一个个来上厕所。可刚坐在尿桶 上，看守就喊：”起来！‘大使只给两分钟。63号里臭虫多得吓人，有个人咬得睡不着， 我一次帮他就逮了一百多个臭虫。但63号不准灭臭虫，臭虫也是他们折磨人的天然工 具。“
丙：“有个小伙子挺冤，他是个工人，为了要住房跟革委会主任吵起来，被弄进63 号。他脾气很暴，把他一顿死揍打到铺底下，他还是不服，就用铁丝捆在椅子上，拿钢钎子 绞紧，铁丝一直煞到肉里。直到现在洗澡时还能看到他腿上给铁丝勒过的很深的道儿。那些 看守还用小木棍敲他的生殖器，打得哗哗流血，留下后遗症，没有性，打坏了… 工人都这 么打，更甭提那些知识分子了。”
甲：“一天二十四小时，他们想什么时候用刑，就拉出一个人来，整得鬼哭狼嚎。他们 怕外边的人听见声音，就放唱片。有架老式手摇留声机，总是那块唱片，样板戏《红灯记》 铁梅唱的那段。只要铁梅一唱，不知谁又受刑了。现在又兴唱样板戏了，我一听耳朵就响起 那些惨叫。”
丙：“他们叫电工把220V电压改成24V，怕人受不住自杀。灯泡外边全装上防爆罩， 屋里任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人要是真想死总能想出办法来，有个解放前在东沽跑船卖小鱼 的，说他是海匪，整他整得很惨。他居然在地上捡到根大铁钉子，用垫床腿的砖头，把钉子 砸进自己的脑袋里。”
丁：“还有位工程师，七十多岁，给弄到外边冻了一天一夜病倒，昏迷不醒。看守们穿 上白大褂定进他的屋于，说自己是被请来的医生。两个人把他举起来在空中飞快旋转，说是 请他‘坐飞机’，问他‘美不美？’。再把他扔在地上‘做按摩’就是用脚乱踩… 有一 次，看守叫那些被整的人斗他，这叫‘老黑斗老黑’。我亲眼瞅着他一条胳膊啷当着，像假 的，样子很怪。这人后来神尽有点不正常，屋里有屎有尿，极臭。看守叫我给他洗个操，满 身全是黑泥痂！我这才发现，他那条胳膊原来是脱臼了。也没人给他治，一直到死胳膊都是 啷当着… 。”
甲：“63号对外是绝对封锁消息的。从那里边出来的人都被打怕了，谁敢说？说了就 会再抓回去加倍挨整。在外边的人，路过63号都远远躲着走。有个人蹲在附近系鞋带，犯 了嫌疑，就被抓进去好打一顿。在我们这个二千人的大工厂中，63号是个可怕的谜，神秘 的地狱，吃人的魔窟。”
甲：“63号关人关得最多的时候，放不下了，他们在厂里又找到一个小仓库，准备搞 个分号。叫来瓦工把这仓库也断成一个个小间牢房，都是双人床大小。一面六间，一面八 间，后来他们发现瓦工们一边干活一边窃窃私语，他们怕事情闹得过大，建好后一直没有使 用。”
63号整死人的消息陆续传到北京，七0年六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和市革委会主任来到这 个厂，说是视察“抓革命，促生产”各项工作。他们一定，63号开始悄悄放人。随后将这 座历时两年残害无数无辜的魔窟，以清除旧厂房的名义拆除，夷为平地。魔窟除掉，魔影犹 存。整人的凶手们长期通遥法外，做官的做官，升官的升官，这不过是变相的销赃灭迹罢 了。63号的铁栏杆化为无形，更深地禁锢着人们的心。直到文革结束，受难者平反昭雪， 63号的主谋才被逮捕法办。但是法律只能惩罚罪恶，却不能医治受害的心灵。
笔者这一判断，是从采写这两个女人的自述经历后的感受得来的。可惜文字是无声的， 无法传递出她们诉说这段往事时，那令人凄楚含血含泪的心音。但究竟什么样的遭遇，过了 二十年再回述时，依然如此激荡不平，有如控诉一般？
她俩，一个是死难者的妻子，一个是从63号逃生出来的经受过残暴的本人。
生死两茫茫
1968年48岁女K市K区无职业妇女
你别担心，我能说，那么凶的事情都经受过了，说一遍总能受得住。听说你来，昨天我 把怎么说都缕好了，想了一夜，可现在又全乱了，可能会东一句西一句… 我又有点犯心跳 了。
我爷爷是郑孝胥，溥仪的老师，这你在《末代皇帝》里都看到了。我爷爷他一直跟着皇 上，对家里的事很糊涂。我们这种家，有什么事是不跟孩子们说的，所以“文革”时追问我 祖父祖母的事时，我怎么也说不清。
我丈夫老刘是机械工程师。从北洋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始终做技术工作，可是他出身也不 好，他父亲是北洋海军总长刘冠雄，旧官僚，这就注定我们是挨整重点。
“四清”时老刘就被关起来，后来说“洗澡下楼”没事了，紧接着“文革”就来了。来 得太猛太凶，完全没有准备。突然一天，老刘厂里的工人红卫兵闯进我家，好多人拿着大洋 镐，把屋里的花砖地、门外的台阶连屋顶全刨了。还拿刀把沙发全捅破，说找武器。我家床 板上有两个洞，是家里的旧床，从来没想过这两个洞哪来的，他们说是子弹打的枪眼儿，向 我要枪，要子弹，真吓死人了。不知老刘犯了什么事，晚上老刘回来了，满屋子乱七八糟。 他安慰我说：“很多人家都抄了，别怕。”我的心才定下来。我一辈子没做过事。我们两家 是世交，从小青梅竹马，二十二岁时嫁给他；一直跟着他；只有他在身边，我心里才稳当。
第二天他们又来了，又抄。我家住在“新村”，住的大多是厂里的工程师们，他们就把 我们召集起来，弄去游街批斗。叫我们脖子上挂个簸箕或小锅小盆，拿棍敲，一边说：“我 是牛鬼蛇神！”还把党委书记弄来，糊个大红纸伞，上边贴着我们的名字，叫他举着。意思 是我们是他大红伞下保护的牛鬼蛇神。突如其来的，人全懵了，也没面子可讲了，就这么难 看地在大街上走。
我家一连给抄了五次，整个抽屉的东西，多少年存的好东西，还有老刘的书，技术材 料，日记，全给弄走了。老刘喜欢照像，照片特别多。所以抄完之后，满地都是碎照片。那 些没抄家的子女都围在外边往里看。我的脑袋木了，一听声音就害怕。随后我们就给赶出 “新村”。来辆马车，叫我们带上吃饭必需用的锅饭瓢盆和被褥桌椅上了车。镜子不许拿， 说是“照妖镜”，被赶到一片水中间的简易房子前，可是那里的街道代表出来说，他们不要 牛鬼蛇神，嫌我们脏。但他们把我们又拉下来批斗一番，再赶上马车，最后塞进一所破楼， 名叫“垃圾大楼”，住在一间十来平方米小屋里。厂里每天都来人审讯。他们真有办法，居 然在T市老刘哥哥家翻出一套他父亲做海军总长时穿的旧制服，还有旧军官照片，说老刘 “企图变天”。都是什么年头了，老刘就是想变天，也不能穿这套清朝衣服上台呀。他们还 逼我给溥仪写信，找他要旧照片，好拿这照片说明我们想恢复旧王朝，多亏溥仪回信说他没 有这种旧片了，要不我们更倒霉了。他们就这么搞，想什么样儿就要搞成什么样儿。糊里糊 涂的，觉得没活路了。可搞了一阵子，正提心吊胆的时候，又说问题搞完了。老刘的手表也 发还给他。刚轻松几天，又反过来说老刘组织“裴多菲俱乐部”。
我不知道裴多菲是谁，我说裴多菲是外国名字，我家没见过这个人呀。后来才知道这是 指反革命组织，搞政变。一下子心又提到嗓子眼儿上。
我和老刘是解放前到这厂子来的。那时这里很荒凉。我们这种技术人工资很高，没处 花，经常凑一起玩玩。老刘好客，爱照像，滑冰，打网球，是个玩将；我爱唱戏，我俩又没 有孩子，房子宽敞，那些工程师们差不多都住在“新村”常常到我家聚会，多少年一直这 样，直到“四清”以前。“四清”一开始，大家就没心气儿玩了。可“新村”有个人参加过 国民党三青团，“文革”一来他怕极了，就写张大字报说我们搞“裴多菲俱乐部”。这可是 个不得了的大问题，从头整。
老刘害怕了，他这人胆子很小，总哭，哭得青光眼发作了。我一直拿他当“定心丸”， 看他这样儿，我想我应该做他的“定心丸”了，就说：
“咱就像牲口，打倒了，还会再站起来。咱们不就在一块玩玩吗，又没做坏事儿，怕什 么。”
其实我更怕，怕极了。总觉得比开始抄家那次可怕得多。那次是拿大棒子胡打，碰巧打 上谁，谁死；碰不上没事儿，这—次是看准谁非弄死不可。我巴望这时最好有一个人闯进 屋，一枪把我们痛痛快快全打死多好。
七月三日晚上，那天特别热，我和老刘乘凉刚回屋，一大堆人进来命令我俩坐到街对面 去，互相不准说话。只听他们在屋里又抄又砸，，声音吓人极了，然后叫老刘跟他们走。
老刘忽然拉着我的手哇地哭起来，哭得特别难过，眼泪把我的手都弄湿了。哭着哭着他 又怕我难过，就对我说：
“你放心，我们没什么事，弄清楚就回来，你要相信政策。”
我手里有把折扇，上边是我用毛笔写的毛主席的词《咏梅》。他说：
“你就把它给我吧！”
奇怪，怎么这会儿又来要我写的折扇？其实他当时心里有数，他明白自己是不可能回来 了。我给他折扇时，他握了握我的手，握得好使劲——这是他用心握的。谁想到这次握手， 竞成了永久的诀别！
他走了，我发征，发傻。那些人问我，
“你到哪儿去？”“我不知道我怎么办。”我说。
“你就跟我们去吧，可以给他拆拆洗洗，还可以听点他的消息。”他们说。
我想这样还可以在老刘身边，知道他的情况，满心以为这是他们的好意。谁知这是他们 的圈套，就是也想把我弄去，好从我身上挤东西整老刘。我坐在车后边进了他们的厂，又进 了一座大厂房——这就是63号。进去后被推进一间很小的屋，“哐当”门被关上，我一看 地上一堆睡觉用的破被子和稻草，心想坏了，坐牢了。当天半夜就审讯我。叫我把反革命罪 证拿出来，我哪里会有，这就拉出屋去整。前后整整两年半，打呀，要命呀，头发被他们大 把大把揪掉。我把头发偷偷塞进被子里，心想早晚一天出来后非要告他们不可。粉碎“四人 帮”后，叫我上台控诉他们，一个大领导叫我放开讲，我一讲一个多钟头，心跳得厉害呀！
开头他们叫我承认，说我家制造发报机，开黑会，还读反动誓词。他们在我身边摆着三 瓶尿，一桶屎，不承认就拿屎尿灌我。他们还编了一套一套的，说我家开黑会时接国民党的 党旗，叫我写，我不写就打呀骂呀，那些脏话，我从小到大就从来没听过那么下流的话，难 听极了。
每天十二点后通知我才准睡觉，五点钟就喊我起床。天天想什么时审就把我拉去。真打 得要命呀！有一次三个壮男人把我推倒，围着踢我。浑身上下不分地方使足劲踢，鼻子哗哗 流血，他们就用我抄写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堵鼻血，嘴肿得多少天没法吃东西，每次我 都以为这回要把我打死了。
他们整人的法子可多了。有时叫我手棒着一大堆铁链子围着椅子跑，不许停，一直昏倒 下来。有两个小青年最凶，他俩把我举起来，一个抓住头，一个抓住脚，像拧洗过的床单那 样拧，全身骨节都要折了那么疼，疼得我一喊，他们就打开留声机放唱片，把声音放得特别 大，好压过我的喊声。
我当然不能承认，我认了，他们就会拿这东西去逼老刘，老刘非死不可了。我想，我宁 愿自己叫他们整死，也不能叫他们把老刘整死。
他们还有个办法，就是经常饿我，有几次一天多不给我一口东西吃，饿得我把草垫子的 稻草抽出来塞在嘴里嚼，硬咽下去，成牲口了。后来我吃饭时常常剩下半个窝头藏在稻草 里，预备挨饿时吃，可有时用上它时已经长绿毛了，吃得拉肚子。
往后我也学精了，不硬顶，干脆胡说。
他们问：“你在俱乐部跟谁打过牌？”我就说：“跟蒋介石和宋美龄。”
他们问：“你们留着那套旧军装干什么用？”我就说：“每天穿一会儿，纪念国民 党。”
当他们知道我存心胡说，整我整得更凶。一天，他们对我说：“你升级了，今天枪毙 你！”就拿棉袄盖上我的头，押上一辆吉普车，跑了一个多钟头，其实就在工厂后边盐滩上 来回乱转。然后拽下车推进一间破屋。一排排人，全是官，还有穿军装的人。他们的问话很 横：
“你的发报机呢？”我说：“扔进河里了。”
他们又问：“电报机的图纸哪儿来的？”我说：“在新华书店买的。”
他们听我胡说，上来三个人用木棍狠抽我，还用刀背剁我。有个人过去一直没打过我， 我还认为他向着我，这回他也打，而且更凶。—完事回来又把我吊起来打。
转天一个打手溜进我屋来，对我说：“发报机既然没有，早晚会弄清的。看你的腿肿成 这样儿，我学过医，绘你治治，你可别让他们知道。”
我还以为他良心发现，不知该怎么说感激的话。可是哪想到他借给我看腿伤，侮辱我。 我呼救无人。拼命跟他对抗……这时我真想自杀了。活下去，只能一天比一天惨。守夜的一 个女工劝我，我又想起老刘来。我要是死了，老刘放出来后怎么活；可我哪知道。他进来三 个月受不住，拿垫床腿的砖头砸碎自己的脑袋，自杀了……我记得我进来不久的一天，扒门 缝看见过他一次背影，给两个人推着。我还一直以为他活着。我俩都在63号，他既不知道 我也在里边，我更不知道他人早完了。我要是知道他不在人世，还有什么必要忍受这些罪活 着？
七一年春天吧，一天，他们忽然对我说：“告诉你，你丈夫已经在六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自绝于人民……”下边的话我只听见一句，“你必须和他划清界限！”我当时只觉得心里木 极了，没有任何感觉，也没叫喊。等他们再来叫我写材料，要我表示和老刘“一刀两断”， 我忽然跑出来大哭大喊，喊老刘。一下子爆发了！
我脑子完全乱了，控制不住。忽然觉得这是假的，老刘没死，我想大概他交待的好，已 经出去了，哪一天会推自行车来接我；我俩就是到处流浪去讨饭也好；可是忽然我又觉得这 是真的，我就受不住了，大哭，喊老刘，一声声地喊，喊得很真，就像老刘就在眼前。弄得 63号的男女看守们都说有鬼了……真没想到他们来这一手……
这样，他们就对我说：“我们厂是搞生产的，不能叫你总住在这里，花这大的代 价……”就把我轰出来。我坚决不再回“垃圾大楼”那间小屋，我一看那里的一草一木，神 经就发狂。他们就把我弄到另一个地方住下，还叫两个女工轮流陪我，怕我自杀。事后才知 道，63号死人的事有人追查，他们很怕我自杀，又多一条人命。
老刘死那时，火葬场不给烧，是63号那帮人架劈柴烧的。然后钉个盒子，把骨灰放在 里边。有一天他们来了，拿个白布包儿，对我说：“他死有余辜！”打开包，把盒子扔在地 上，是老刘！我一下瘫在地上，就喊：“救命呀— ”
打那天起，我做了一个大包袱放在床上，把老刘的衣服给他穿上，再戴上老刘的帽子。 他就是老刘。我天天不出门，陪伴着他，他也陪伴着我。吃饭时绘它摆上一双筷子。它就傻 呆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说话。我也不用它说话，他在，就好……
后来，我的养女回来了。人家都叫我把这假人拆掉，别吓着女儿，我才搬开它。
我的养女是“文革”初去内蒙古插队的。她的命运不比我更好。她的生父是老刘从小要 好的朋友。我和老刘没孩子，她生下来四十天时抱过来。他生父叫朱文虎，是老刘厂里的电 器工程师，因为过去也常到我家来玩，就和我们同一案子，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二掌 柜，也关进63号。他脾气很倔，打得更厉害。几次给烟头塞进肛门不准大便，被踩断三条 肋骨后死了，死在医院里。事后他们叫医院开假证明，说是死于心脏病。还把一张断了肋条 骨的胸部照片改了名字，叫“米可号”，怕将来有人查验。
我养女的两个父亲，一个生父，一个养父，都死在63号。我死了一个老刘，实际上也 死了我自己。至今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还活在世上。你说说，我为什么还活在世上？
死，是留下许多问号的一片空白。
永恒的怀念
1968年54岁 女 K市K区某中学教师
我就是你听说的那个“给死人送钱的女人”。我的全部痛苦都在这句话上。你看我现在 很平静了，是不是？可是这句话是我的一个万丈深渊，我一碰上它就陷下去，很深很深地陷 下去。
我丈夫是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死的。死在63号里。我从来没去过63号，后来知道那里 的厉害了，好几个工程师都死在里边。但你要认识老钱——我丈夫，就知道他不是招灾惹祸 那种人；他在这个厂里干了二十年的供应管理，连家里用个螺丝钉也不从厂子里拿。为什么 非叫他死不可？而且是活活把他吊打死的？
我和他从小认识，他脾气有点暴躁，可人正直，埋头工作，我们生活得清贫但是很骨 气。他一直是个小业务干部，七品小官也没当过，我一直是个普通教师。我们有五个孩子， 对孩子搞智力投资，所有收入都花在孩子身上，送他们都上了大学。“文革”抄家时，我家 最穷，挖墙刨地也找不出值钱的东西来。箱子里一半是空的，存折上只有一百多块钱。只有 一把破旧的西餐刀，被他们当做匕首拿去展览做为老钱的罪证。
老钱的罪名，说是参加刘工程师家的“裴多菲俱乐部”。要是听他们说，刘工程师家真 好像有个暗藏的搞破坏的组织，其实哪里是那样，我也常去那儿玩呀。
解放初期，这儿都是大水洼。范旭东、侯德榜为了把厂子搞起来，气魄很大，凡是燕京 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毕业生前三名的，都要。还用高薪聘请各种技术专家。一时人才 云集，周总理还说这里是“技术篓子”呢！这些高级人才都住在“新村”，一片整齐的小房 小院。那时没有娱乐场所，知识分子总要精神来点享受，怎么办呢？刘工程师夫妇好玩，好 客，房子又富裕，大家就常到他家聚会。唱戏，打牌，可是从不来钱的。大家互相记住生 日，逢到谁生日，或过年过节，就备带一点菜凑在一起玩玩，关系都非常融洽。我家不住在 “新村”，住“三角地”，可老钱喜欢京剧，唱小生，唱周渝，胡琴拉得不错，我唱程派， 刘工程师夫妇也好唱，就常去凑一台戏唱唱。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大都出身差 些，早就被注意上了。记得我们一起聚会时，新村的街道代表曾经爬上树往屋里看，当时我 们以为他是想看热闹呢。我家的小儿子喜欢玩无线电，房上总扯些天线，有一次街道代表和 民警忽然来我家，说为了安全查电路。后来搞“裴多菲俱乐部”说要找电台，找到电台后就 去北京向毛主席报喜，我才明白我们一直是被注意对象。这我就非常后怕——我女婿从朝鲜 战场曾经带回一点美军的电器零件，小耳机什么的，后来全被我那喜欢无线电的小儿子去新 疆上学时带走了。如果没带走，大事了，证据确凿，肯定电台就在我家了。我家非全给弄死 不可，那时想起来后怕的事真不少。
清队开始时，老钱为这事受审查，可他属于“走读”的，每天晚上可以回家住。一天突 然他没回来，等到夜里十二点多，我就犯嘀咕了，跑到外边黑灯瞎火转了几圈，还是不见人 影。一点多时，砰砰砸门，厂里来帮人闯进门就抄家。我问：“老钱怎么没回来？”他们 说：“暂时不回来了。”从此，我就再没见过他。他那天早晨离开家去到厂子时，那样子太 平常了，可就这么平平常常走了，没有生离死别，但一去就算完了。怎么人这么容易就完了 呢。
从这以后，几乎一点消息也没有。只是恍恍惚惚听说他很瘦，脸色惨白，拿个大扫帚扫 院子。其实这消息根本不对。他一直关在63号里挨整，如果真叫他扫院子，应该说是当皇 上的差事呢。我因为是在中学当教师，有单位，所以没把我关进去，刘工程师的爱人没工 作，给弄进63号，受尽了折磨。她夫妻俩都关在同一座大房子里，刘工程师死了两年多她 竟然毫不知道呀。
当时我对老钱，我似乎比较乐观。因为别的有问题的人都扣发工资，可老钱的工资一直 原数照发。开始时还准许我送点东西给他。我常送些烟、牙膏、肥皂，他爱吃点心，我就买 斤点心包好了送去，还送些衣服好叫他换换穿。每月我去厂里领了他的工资，都送四十块钱 给他。但他们从不叫我去63号，都是交到专案组转给他的。我想，为什么偏偏他的工资一 直照发，肯定他的问题比较轻，说不定哪天他又平平常常回家来了。这是当时最美最美的幻 想了。
前后一年多，直到七0年春节过后，我去学校，一个老师问我：“老钱有信儿吗。”
我说：“没有呀。”
他挺神秘地低声对我说：“我听说老钱死了。”
我说：“不会呀，人死了怎么还发工资，不通知家属？我前几天还领了他的工资，送钱 给他呢。”
我多傻，听了这消息我还不信，其实人死已经几个月了。我不信也有我的道理，此后厂 里63号又来人找我要钱，要衣服，说老钱的钱不够用。我还把一件给老钱新絮的棉袄托他 带去。照旧领他的工资，然后把一部分钱送到专案组，每次他们都收下了，如果他们的表情 有半点犹豫，也会引起我的疑心。他们怎么能这样不动声色地骗住我这个可怜的女人！他们 真是铁石心肠呀！你说说，他们接过我的钱时心里究竟怎么想的？
一过又三四个月，63号开始往外放人了。但放出来的人都躲躲藏藏，不敢跟人说话。 有一次我在窗上碰到过一次刘工程师的爱人，她贴着墙根儿走，怕人似的，神情有点恍惚。 我也不敢过去问她，怕给她找麻烦。我就等着吧；既然刘工程师他们都没事了，老钱肯定快 出来了。
六月底的一天，厂里忽然来人，还有我们学校的工宣队的人跟着。他们的神气又平静又 紧张。坐了一会儿才告我：老钱死了！
“什么时候？”我说。似乎还不信，可是声音全不是调儿了。“六九年十二月十七 日。”他们说。我努力稳住自己。又问：“怎么死的？”
他们不肯说了。只对我说：“你丈夫死了，可问题还没弄清，暂时还不能平反。我们把 他按工伤死亡处理，但你们家里的人都有工作，没有抚养人，所以什么待遇也没有。工资打 今天起停发，到此为止。”
我说：“奇怪了，我跟他从小认识的，两家是世交，又一块儿长大。大学毕业就工作， 就这么点经历，还有什么问题没弄清。又是怎么死的，需要按工伤死亡处理？”但无论我怎 么问，他们也不回答我。
我至今也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没哭没喊，我是应该大哭大叫的呀！我的老钱呀，你半 年多就死了，怎么就没托个梦给我呢？难道你也和他们一样故意骗我，捉弄我，好突然来给 我当头一棒吗……
这时，军宣队已经进厂。恰巧我女婿的一个老战友是军宣队员，他闯进63号才问出 来。说老钱一次给四条绳子拴在手腕和脚腕上，拉在四个墙角上，吊起来打。那些打手们打 完他就去喝酒，一帮人全喝醉，把他忘了，等酒醒了回来，发现他四肢全弯着，抽缩一起， 摘下来一看，人已经死了。这就是他们说的“工伤死亡”！
封建社会里也不准私设公堂，当堂打死人县官也要革职。怎么能吊打死，半年多都不告 诉我？怎么还能到我家里要钱要衣服？我一直告到市里告到北京，可无论怎么告，回答只是 一句话：“问题太复杂，很难解决。”等到“四人帮”完了，63号冤狱大平反，才知道 “复杂”都是在上边。主谋和主凶抓起来，但究竟老钱都受过哪些整，究竟谁参与打死老钱 的，没处再去问了。“文革”过去，家破的家破，人亡的人亡，所有债都记在“四人帮”身 上，人对人又是笑脸，又都一个样儿了，哪里去找当初那些整人的人？除非他们自己有良 心，可是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谁，天良发现，找到人家受难的去忏悔。我家里的人都是书呆 子，不会去找，去闹，去争，只能把这一切，把含冤而死的老钱放在心里罢了。
老钱的骨灰盒，我们找了几个地方才找到。当时处理这事很草率，当事人都忘了放在哪 儿。现在我们把它换了个讲究的盒子，存放在殡仪馆里。每年清明节和十二月十七日——他 遇难的日子，我们全家人去一次。阴历正月十六——他的生日那天，我单独去。我们从不烧 纸，只是看看。在人间得不到幸福，还能去哪里得到？
你看我现在相当平静了吧。
可是有一次宴席上，上一道鲍鱼鸡茸汤，我马上盛了两碗，说：“这是老钱平生最爱吃 的，叫我多喝一碗，替他喝吧。”大家立刻静下来。谁也没说一句安慰话，大家都知道，这 种事，安慰也是多余的，都只说：“好，好。”
还有一次，我在杭州西湖林荫道上独自散步。走着走着，我忽然特别想他……不知为什 么在这最美的地方我就会特别想他。从此我避讳着，不再到最美的地方去……
罪恶的结果，永远没有句号。
第22章 没有情节的人
1966年28岁 男S市某科学院科研人员
一下子打懵了——买了一套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精心地塑造自已，不做罪人， 也不做红人——郑板桥的四个宇“难得糊涂”——这次叫作有惊无险——一种很荒诞的感觉
我的经历很平淡，没有大喜大悲，高潮低潮。你写东西需要情节，可是我几乎没有什么 情节。但我找你，是有满肚话要说——这没情节，是我自己制造的。就像有些小说或电影， 故意没什么情节。可一个人在“文革”大风浪里，要使自己没任何情节，谈何容易？这需要 很清醒、很精心的设计。我先说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是贫农出身，解放后受重视，从中学到大学享受免费助学金，理所当然入了团，什么 都好，一片艳阳天，很幸福。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成长得快，一路顺风，对以后政治的变 化根本没估计，轻松，随便，甚至比较放肆。
五七年开始出毛病了。我说放肆吧，鸣放时什么都敢讲。别人不敢讲的我讲。马上，我 担任的校刊主任被撤，批判，斗争，检查。说我忘本，变质，右派言论。多亏班主任人好， 非说要挽救我，才没定为右派，可是内定右派，团组织给了严重警告处分，晴天打雷，当头 一棒子，一下把我打懵了。我们这代人，经过五七年，性格就来个大扭曲。原先开朗轻松， 一下就变了，有人变精了，有人变闷了，九十度大转弯。我这个人还算清醒，意识到人家从 此就看不上我了，可是我还想干点事怎么办？开始苦苦寻找一条可行的路。我如果只想为自 己，并不太难，放弃理想，志愿，随波逐流平平庸庸一辈子下去就是了。难就难在你并不想 为自己，还想为国家。
五七年后，我被下放到农村一段时间劳动改造。我是农民的儿子，干活不比任何人差， 于活是我的家传。可是我一钻业务就麻烦。农闲时我看外语书，麻烦了。马上抓住我，说我 学外国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白专；拔白旗，拔了我好几次。但我总不能像那些人，睡懒 觉，没事瞎吹牛，混日子反而落得平安无事吧！怎么办？我是一次比一次愈挨批愈清醒。我 灵机一动，买了一套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看。大队书记说：“你怎么又看这资本主义的 玩意儿？”我说：“你看，这不是资本主义，是英文版的毛主席著作。”书记没话了，他怎 么能禁止我看毛主席著作呀。这一下，我胜利了。索性买了英文版全部马列著作、《北京周 报》、《中国建设》等等许多书，练习英语。这个胜利使我发现了一条绝妙的道路：在夹缝 里求生存。石头缝里也可以活，当然要看我能不能找到这缝儿了。
我在农村改造一阶段后，回到学校继续学习。我是学植物专业的，学校有位教师过去在 美国搞除草剂，就是不用人工锄草拔草，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我生在农村，深知祖祖辈辈在 农田那种原始的劳动方式的艰辛。我决心要在中国搞除草剂，推广化学除草，把农民从田地 里解放出来。可是中国的生态、土壤、气候、杂草的种类分布与外国不同，必须花费很大心 血做调查和科研，甚至用一生来干。这目标在我心里牢牢地确定了。
可是，从学校出来分配到农科院，从“四清”到“文革”，我看透了——中国没有真正 搞科学的地方，处处，人人都搞政治。但不是政治家，是小政客们，政治小应声虫们。又不 是真正搞政治，而是搞整人，互相整。今天你上来我下去，明天我上去你下来。整成一团 团，谁也解不开，愈整愈带劲。要想完成自己的志愿，就必须像当年学外语那样，想个绝法 子。我对自己作了分析：我出身好，不会成为挨整的重点；可我犯过错误，也不会成为红 人。好了，我就把握住这点——不做罪人，也不做红人。成了罪人什么也不能干，成了红人 一样什么也干不成。我又想，我有两个好条件，一是我搞植物专业，可以躲到农村去；一是 我出身农村，农民生活对我毫无难处，去农村等于回老家。于是我向院里提出，说我要到农 业生产第一线去，扎根农村，把科学实验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同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认 真改造思想。这提法很时髦，我又把话说得很诚恳的样子，马上被院里批准了。
十几年来，我一直在下边。S市周围农村几乎叫我跑遍了。二百五十多种杂草都象长在 我心里。在植保站搞出除草剂就拿到农田试验，一有成效就推广。院里搞“文革”，两派 斗，开会，我尽量躲着不去。我有办法，逢到院里叫我去开会，参加运动，我就请公社或县 里出面替我请假。我和农村的关系好，搞除草剂对他们确实有很大帮助，他们肯为我请假。 我到处搞试验田、开现场会，故意把每天时间都排得满满的。院里一来电话叫我去参加运 动，这边农村干部就在电话里喊：“不行，我们贫下中农现在正用着他呢！”就替我拦了。 我做得也十分小心，天天干什么都有记录，十年里记了整整十大本，防备人家查呀。一次院 里搞政治清查，派人到我所在的县里调查我的现实表现。县里就说我这个人如何如何好，如 何脱胎换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何不怕吃苦，狠斗私字，学习毛主席著作，编一大套。 农村干部也很精明，完全知道用哪些话就能把这些来找茬的人唬弄走。然后又把我写得密由 麻麻的《工作日记》往桌上一摆，院里的人无话可说。这样，既躲过运动又干了业务。农村 是我一张大政治保护伞，没有这伞我什么也做不成，当然，为了这伞我必须加倍努力为他们 干，可是这正是我要干的呀，我这是一举两得。你说我做得妙不妙？
一个人的时间有限，生命和事业都经不起挫折，必须善于保护自己。我很清醒，总不去 开会也会遭到院里反感，万一惹恼他们也很麻烦。有些重要的会，比加传达中央文件呀，学 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呀，大会或重要的会呀，我准去。分寸要掌握得合适。有时回城时，就到 单位个别关系不错的同志家里串门，摸摸情况，政治上的大情况必须要心里有数，没数也要 出问题。有时你不找它，它还找你呢！关键是不能陷进去。非要写大宇报表态时，决不能提 具体人名；对人事问题要装糊涂。叫我揭发，我就说：“我和谁都不接近，不知道问题怎么 揭呢？”两派对立时，有人拉我加入一派，我说：“我糊里糊涂的，弄不好成不了事，反绘 你们坏事。”这也躲过去了。我尽量把自己搞成一个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人，开会时从来 都坐在墙旮旯很少和人谈话，甚至很少用眼睛看人，你看人一眼，人家就会注意你。叫别人 忘掉我才好。我给人的印象确实是胆小怕事，糊里糊涂，政治上无所作为，正好！这也正是 我精心设计，自我塑造的形象。郑板桥有四个字：难得糊涂。当然这是一种表面的装傻卖 呆。可是不少人看上去不糊涂，很精神，搞起运动来拼命表现自己。但从中国的政治看，这 不过一时出出风头而巳。你爬上去，别人就盯住你了。赶到政治上风向一变，必然想法把你 打下来，最有力的打法是借用政治罪名。碰上一下，就不得了，好像车祸，伤筋动骨，几年 里缓不过来。人生很短，有三次两次一辈子就报废了，最后一事无成。
尽管我很清醒，很谨慎，也出过一次事。七五年，市里农办的头头忽然说，松根松土是 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提出来的，是无产阶级治田方针，现在有人搬用西方资产阶级 的东西对抗，主张懒汉种地，不锄草，不耘土，查查谁搞的？查来查去查到我身上。这就是 我前边说的，你不找它，它找你。吓得我几夜睡不着觉，心想这回该完了。多亏县里出面 说，除草剂是工人阶级制造出来的，虽然不锄草，可是使用除草剂后地里没草了，产量非常 高，我们贫下中农欢迎！市里派下人来一看，果然如此，这才不了了之。这是我十年中唯一 碰上一次大麻烦。可有惊无险，也算不上一个“情节”吧！
现在有人说，我是最幸运的一位科学家。“文革”中没挨整，也没中断业务。现在赶上 好时候，走运。这是从外部看我，并不理解我的内心。七九年我国科学回到正轨，我跑到国 外一看，吓一跳，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多远！我国80％人口拴在田地里，搞农业科研的人 数少得可怜。很多地区还是靠天、靠经验、靠原始的生产方式种田。而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人 口只占8％到5％，剩下的人去搞科研技术，搞艺术，受教育。从我的专业眼光看，我国现 在耕地是十六亿亩，算上有些地区一年两产，差不多二十一亿亩。一年锄三次草，需要三个 人工，全国每年人工锄草需要六十亿人工，每个工按五块钱算，就是一百八十亿元。这是多 大一笔财富，这笔巨大财富的浪费难道不压在我们科研人员心上？
可是，“文革”中有几个科研人员顺顺当当过来的？除去当时国防任务保护了一批科学 家，在社会上的几乎都成了攻击目标。有的一蹶不振，沉沦下去；有的中断业务多年，信息 闭塞，现在接都接不上气了。我承认我是“幸运儿”，但这不是命运之神对我的特别恩赐， 而是我汲取了五十年代的政治教训后所精心设计的一条人生道路。尽管我没跌跤，还算一个 “成功者”，但一个想为国家做事的知识分子，被迫琢磨出这样一条路来有多可悲！我必须 扭曲自己，必须装傻装无能、装糊涂，叫人家看不上我，对我没兴趣才行。天天打磨自己的 性格棱角，恨不得把自己藏在自己的影子里。没情节，拿你写小说来说，就是没高潮，没起 伏，没有任何变化。这样的生活很乏味，很压抑。有时觉得没有自己，好像自己被一种强有 力的东西消化了：事业成了，自己却消失了。你尝过“没有自己”的滋味吗？这是种很深刻 的内心的苦味。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事情干下去，否则就会被卷进去，成为政治的牺牲 品，一辈子对社会对国家毫无贡献，岂不更可悲！为什么我们想为国家做点事，这么难被理 解，总是处在这种可怜巴巴的境地？国家呵，我对它的感觉很奇怪。一会儿觉得它很具体， 很神圣；一会儿觉得它很空，很无情……一次，我还有种非常荒诞的感觉，觉得国家被一小 块一小块切得很碎，掌握在一层层很多人手里，你和它有距离。你说是吗？这又是为什么？
在封建传统中，国家的主宰者就是国家。
第23章 我不愿意承认是牺牲品
1967年32岁 男 T市某电车公司工人
我是头一批起来造反的— “电车红旗”手下重兵三千— 闻名全国的六0九大武斗— —江青一闹，大联筹趴蛋了— 凭白无故被判无期徒刑— 咱是用自己两条腿走出监狱的— —你把毛主席叫来，他也说不清。
我给你写信，是拿块砖砍你一下，看你敢不敢写我。
十年来写“文革”的作品不少，不知为嘛，总透着“假”气，不叫人信服。造反派一出 现，就一帮打手，五大三粗，惨无人道，勾上脸谱啦，使我们这些屈死鬼啼笑皆非，嗤之以 鼻，我们好像验收过的猪肉，屁股上盖个戳，撂在案板上，谁想吃哪块就切一块。
我为嘛造反？当然事出有因。
我一九三五年生，往上倒八辈，出身没问题。十四岁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学没上完进 缝纫社当小工子。“三五反”时，站在党这边，限资本家残酷斗争过。资本家蔫坏，等“三 五反”一完，他说买卖亏本要倒闭，把我轰出来，人家买卖还接着干，我可失业了，就进电 车公司卖票，一个月一百二十九斤小米，蛮不错。那时进电车公司并不难，开车的能举起个 墩子就成，卖票的会算个加减法就要；厂里的老工人没文化，我们进去是一帮年轻秀才，马 上起来了。组织上重点培养，我能写，当上《工人日报》的特约通讯员。一看报社发的稿纸 上边印着的两句话“反映群众呼声，做好工人喉舌”，就叫我冒热气儿。当时工人很苦，领 导的人头杂，净干缺德事儿，我就揭，替工人们说话。自以为对党一片忠心，谁知这叫“哪 壶不开提哪壶”，成了电车公司一根刺，人家早想拿掉咱，我的自我感觉还挺不错。
五七年整风运动一来，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宇报上净是谁谁偷东西搞女人乱七八糟的 话，我心想，不是帮助党整风吗？净弄这些闲事儿干嘛，就写张大字报说“鸣放是鸣放，别 忘了主席说的原则六项”。谁知一下子把祸水引到身上来了。说我向党放暗箭，说就因为我 这张大字报，多少反革命没暴露出来，天天开会斗我。工人里不扣右派，给我来个劳动教养 缓刑二年，留厂察看。这就叫人家拿下来了。我当时想不通，后来“文革”进监狱，里边关 个财贸部的干部对我说：“整风是大面上的。内部叫引蛇出洞，你这张大字报，不是把蛇洞 都墙上了？不整你整谁。”我才明白，明白也晚了。
打那时候起，咱学乖了。心想，打住，认头干活，别给爹妈惹事儿。
“文革”一来，更凶。红卫兵拥天覆地，我亲眼瞅见五大道上，把人活活打死。工人中 间搞起政治大讨论，我有了前边的经验，心想这么大运动，势头又这么凶，弄不好撞在车头 上。咱嘴一贴封条，不说。可是讨论会上必须发言，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灵魂，不说话就 是拒绝触及。我最后一个发言，说嘛呢？咱就背《十六条》，什么“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 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嘛的，咱没自己的话，照本背诵，全是你的话还不成？
好嘛，也不行。第二天，满院子大宇报，说我又向党进攻了，把我关进牛棚。完了，死 活一样价了。外边红卫兵没法管了，世界末日到了，等死了。
这一套全是厂里官办“文革”小组搞的。可没多久，上边风云突变，说各单位“文革” 小组执行的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为了保党内走资派，转移斗 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群众，打击一大片。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说：“马克思主义的道 路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一下子各单位都起来造官办“文革”和当 权派的反。实际上，“文革”就是想把刘少奇弄倒，可各级党的干部都是刘少奇线上的，不 把这些干部打倒，刘少奇倒不了，才发动群众造反。咱那时哪懂上边这些乱七八糟，一想， 对呀，的确是群众受压呀！反吧！我一口气写了十七张大字报，把我的过程原原本本端出 来，问我的罪究竟在哪儿？我是厂里最早造反的几个，当时厂“文革”小组还没垮，叫纠察 队把我抓起来。有个人跑出去，找来大学红卫兵救我出来，这一冲击，厂“文革”垮了，我 想，干吧！我给挤到死角里，不能再等着人摆弄。造反有理，咱有理呀！
这里，又说到现在那些写“文革”的文艺作品，一写造反派就是“文革”打手，不知这 些作家那时是不是在娘怀里吃奶？“文革”开始时，抄家打人的都是各单位“文革”干的。 最初起来造反的都是受压的人。要不哪来的那么大反劲儿？
“文革”开始时没有“造反”这个词儿。造反是指反革命翻天。“造反”是打毛主席那 儿兴起来的。你还记得毛主席那张照片吗？胳膊上套个写着“造反”两个字的大红袖章。开 头，闹红卫兵时，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胳膊上戴的是“红卫兵”红袖章。等到 毛主席换上“造反”袖章，就是反“资反”路线了。工人才起来杀向社会，是不是这过程？ 咱总得尊重历史吧！
毛主席是红司令嘛，毛主席指向哪里咱打向哪里，没他指挥咱小草民敢造反？我们那时 真是一颗红心，真玩命了，天天夜里上街贴大字报，没人发奖金，给夜班费。死也跟定毛主 席了！
可是我们这些受压的人一起来，整人的那些人一变，也成立造反组织，对立情绪就出来 了，形成誓不两立的两派。谁都说自己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都骂对方打着红旗反红旗，往 后各种人都掺和进去，就愈打愈乱。你写“文革”，要是不如实反映这历史过程，就不真 实，谁服？
我是全市最早造反的四大组织之一。起名叫“电车红旗”。我手下三千人。工人一起 来，红卫兵小孩们就差多了。社会看我们的了。当时，造反组织替“文革”初期受压的人说 话，反“资反”路线，得人心。保皇的不吃香，可谁都怕自己一派被压垮，就非把对立面压 垮不可，这就愈打愈凶，全面干起来。一对着干起来，心也就不那么纯了。说实话，我这时 心里也害怕，事情愈闹愈大，自己知道后期要算账的；眼前又一团乱，看不出头绪，总觉得 有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自己往死道上推。我巳是势如骑虎，退下来更没好，必须硬着头皮 干，也就必须有实力，有实力就没人敢摸你。不单是我，社会上的造反组织都是这个心理， 各拉各的势力，各树各的山头，很快地就不分行业系统，搞起横向联合的大组织。
我有个最要好的朋友，打小吃喝不分，我就对他说：“往后咱各走各的道儿，分道扬 镳，你再跟我走动，早晚吃瓜酪儿。”这样，死活就我一个人了，于成嘛样都我自己兜着。 但我必须步步为营，脚要踩实，干事得稳。有个“工矿造反总部”跟我们同观点，我一模， 他们人头杂，便甩开他们，派人到各大造反组织摸底，搞队伍整齐的，总共五十二个组织， 成立起一个“反复辟联络站”。实力雄厚，在全市数一数二。我坐阵总部，白天黑夜连轴 转。今天这儿打起来，调人增援；明天那儿出事，出面处理。还得派人蹲在北京摸信息，摸 “中央首长”最新讲话。咱不能蒙着眼瞎干，要不死都不知怎么死的。
上海“一月风暴”后，各地掀起夺权高潮。中央派个大人物来成立“市夺权筹备领导小 组”，打算夺权后就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红色政权。这位大人物头次召集各群众组织开会 时就点名叫我们“电车红旗”和另外两个大学红卫兵组织开门整风。这意味着要把我们从红 色政权里甩出去。甩出去就等着挨整。我说：“你刚来这里，就削我们山头，不行！”另一 个同观点的造反组织头头说：“你要这么干，明天我们就把整个城市糊成个大纸篓！”这大 人物一拍桌子说：“谁要是把今天的会泄露出来，后果就由他负！”这会闹得不欢而散。
我们一想，革委会里没我们就全完了，反他！第二天就贴出大字报反他，跟手把同观点 的组织全拉在一起，成立一个“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以后简称“大联筹”），硬碰硬对头 干。那个大人物原打算三个月完成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非叫他成立不起来。夺权筹 备小组用军队支持他们看中的一派，我们一派是在野派，一帮草民，压力就相当大。我们想 了，压力最大时，以城市中间的大河为界，拉队伍过河，一南一北拼了。那时不是传说，毛 主席已经准备好，不行就回并冈山打游击吗？两派大斗争就此开始，大武斗事件连成串了。 高潮是闻名全国的“六0九”事件。
六0九是军工厂，厂里掌权的造反组织是我们的对立面。事情起因是，我们“大联筹” 内的工学院红卫兵组织的一支文艺宣传队，打六0九厂门口路过时，互相喊口号，对骂，动 手，叫他们全抓进去。大联筹备组织得信纷纷派队伍去抢人。人没抢出来，机车车辆厂造反 组织的头头也被扣了。我是第二天到达现场的，一看，好大的阵势，六0九厂已经给我们团 团围住。我们临时作战指挥部也戮起来，作战部长、后勤部长、宣传部长、联络部长等等全 都安排好官儿了。我说，六0九厂是军工厂，我们一打就算冲击军工厂，这是对立面拴的套 儿，不能往套儿里钻。我定了几条：第一，把住四郊通往市区桥头道口，不准农民造反组织 进城，扩大事态。第二，只围，不打。第三，保持人力优势。这时六0九已经从外边往里调 人，数一数他们调多少人。一数，开进去五车人，二百，好，咱调四百人围它！他们调八百 人，好，咱调二千人，再围它！六0九后墙外是津浦线，他们想从铁路线往里增援人，我们 就封锁住铁路，把局面控制住，逼他们放人！
晚上，我们大港一支造反队出了事。黑灯瞎火看不清，误把自己人当成对方，捅死一 个。可大港的人向指挥部报告时说了瞎话，说是对立面捅死我们一个战士。顿时群情激奋， 成千上万的人喊叫着要为死难的战友讨还血债，武斗控制不住了，两边交上火，墙里墙外乱 扔石头土块硫酸瓶子，队伍不断赶来支援，推土机也开上来。六0九的气氛相当凶了。
六0九厂旁边有个制铣厂，也是他们的据点。当夜指挥部决定，佯攻六0九，实攻制铣 厂，先拔掉制铣厂这个据点。可我们的人一去，他们的人全跑光了，我们反过身就攻打六0 九。
自打江青说“文攻武卫”，武斗就合法化，步步升级，变成真正的战争了。在六0九侧 门，对方使两辆推土机在前边开道，人在后边往外冲，推土机挡板前装着硫酸，我们的人一 靠前，车上的人一踩开关，硫酸就喷出来，我们很多人给硫酸侥得肉都烂了，打红眼了。我 们想个策略，他们车一来，我们人往两边撤，让过车，打后边的人，孤立推土机。他们中计 了，推土机一陷入孤立赶紧倒车，可接错了档，原地打转儿回不去。我们的人就扑上去。由 于恨透了车上那个踩硫酸的人，往里枪扎石砍一下那人就完了，事后才知道这人身上二百七 十多处伤。我远处看见车上还有个司机，心知不好，冲上去抱起司机把这人救下来。这时， 我的左脚叫破硫酸瓶子扎个口子，负了伤，就手把这人带走。我要是不带走他，他也没命 了，非给打烂了不可。
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派人来赶到现场，没能解决。陈伯达来电话，命令我们撤人。中央 通知两派各派二十五人紧急去北京。我们大联筹定好去二十三个，结果到时只去了五个。为 嘛？大伙都害怕，不知上边嘛主意，吉凶莫测。那会儿，不管哪派，都闹着保中央，又都怕 中央，不知他们怎么变。到了北京，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戚本禹、谢富治等出来 接见。我们拿耳朵仔细一听，原来要请两派在北京谈判“制止武斗协议”。我们回来一说， 组织里闹开了，都争着去。有的组织说，你们不能代表我们，非要民主选举不可。当天又重 选了二十五人，工人、干部、教师都有，其中有我。为嘛都争着去？我们是在野派，都怕大 联合后被甩在外边，失去安全感，到中央谈判就算挂一号。挂七—号就正规了。
谈判刚开始，为了一句话就互相咬上了。这话是对方拟的，叫“不抢枪，不开枪”，我 非要倒过来，改成“不开枪，不抢枪”。我说：“你们后边有军队戳着，有枪，我们在野派 没枪，怎么开？这话明摆着是压我们，好像我们真要抢枪；你们开，我们就抢，除非你们不 开。”我的话够硬，他们没话回答我。
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也挺硬，但他不讲理，他说：“就这样了——不抢枪，不 开枪。”
我说：“你这样，好，弟兄们，起立，走！”当时我们这边的人“刷”地起身就走，离 开北京回来了。这次就算和这位大人物结扣儿了，以后他当上市革委会主任。
说老实话，别看我横，心挺虚。人家是当官的，咱是地道小百姓，草民一个，在人家眼 里算嘛？一根小草，说踩你就踩你在脚底下。咱不过一时有点实力，硬顶着，也算狗胆包 天，可不顶着马上就垮。当然顶也不过顶眼前一时，这叫倒霉与早晚。我心里不是不清楚， 不敲鼓。
这次谈判后，大联台就成了。毛主席也批示：“很好，照办。”我们一派不少人进了工 代会，还有的进了市革委会。我当了常委。有人骂我往上爬，当官，还拿瓷器打比方，说我 民窑的改成官窑的了。当官咱没瘾，就是想保住自己。你要在社会底层，愈下边愈安全；你 要是到了上层，愈上边愈安全，就这道理。哥几个总算落个整脸，心想以后就是“议会斗 争”了。大局面是稳住了，这比料想的强得多了。
嘛叫“文革”的特点？它总叫你以为，当时那样就是永远那样。你要真的这样认为，错 了！傻小子，“文革”就是不停止的翻来覆去，你上我下，你死我活，你喜我悲。我的悲剧 这就开始了。
二月二十一日那天，我忽然接到通知紧急去开会。到哪儿开，嘛会，全不告诉。到干部 俱乐部集中上车，车窗上挂帘，还嘱附大伙路上遇到熟人不准打招呼。再看一车车人，全市 各级革委会头头们几乎全搬来了，心想这事不小。车子一路开往北京，到北京，没停，去昌 平，随后折头又返回北京，进了八一子弟学校。一开会，中央文革的人全来了，总理也出席 了，可江青一喊，总理就走了而且再没回来。江青闹着：“我有证据，你们那里有人开黑 会。”这就是著名的“二。二一讲话”，又叫“二黑事件”。说有人在我们城市开文艺方面 的黑会，要夺中央文革——实际是江青对文艺的领导权。这事扯上我们大联筹下边的文艺界 造反组织，这究竟是嘛会，开没开，我们根本不知道，就给江青宣布：“大联筹是有严重错 误的组织。”陈伯达跟手也把我们否了，扣上“反动组织”罪名。大联筹趴蛋了。
返回来的路上，一个头头对我说：“回去后，咱怎么跟兄弟们交待，反了吧！”
我说：“傻小子，不行！谁再反，可就是反红色政权，反中央了！”
回来后，我们把各条块组织的头头都叫来，我说：“你们说我们背叛也好，不够意思也 好，反正咱完了。打今儿起，大联筹宣布解散！”我们没动，一张闹事的大字报没张贴，就 散伙了，大形势算稳住劲儿。
对方就奇怪了。大联筹这么大力量，怎么就没动静呢？陈伯达也说：“××市为什么这 么静？××市是全国解放时解放得最晚的城市之一，各地逃亡地主都跑到××，资产阶级实 力也相当雄厚，怎么这么静？”要说也是，多少万人声势浩大的大组织怎么会说完就完，连 点声音也没有。可我们不傻，只要一动，多少人命白搭进去了。
“支左”就把我们这帮头头弄去办学习班，一帮呱呱叫的参谋们都上来跟我们谈话，摸 底。一个参谋对我说：“肯定有高人在你们后边出主意。”
我说：“为什么一定有高人出主意？”
他提起一件事：大联合前，他们把我们一个组织围在工学院内，游行，喊口号，想挑起 武斗。我得消息后，马上决定，不能去打。我说，他们喊口号是文斗，咱一打，武斗的责任 就是咱的。我调人，把夺权筹备领导小组的驻地围了，也游行，喊口号。这一来，那边他们 围工学院的人不打自撤。这参谋说：“老实告你，你们当年所有的活动，我们都有记录。你 说这一招‘围魏救赵’是谁的主意？”
我说：“不才，就是我。”他说：“我不信，你有这能耐。”
我说：“哪是我有能耐，你看毛主席著作呀，各种兵法都写在上边呢。”
打这儿我才知道，他们是准备好秋后算账的，他们还真有根，真厉害。
中央文革一翻脸，大联筹完了，大小组织树倒猢狲散，唯独我们“电车红旗”还没散。 第一，因为我还是工代会常委，没倒；第二，我们厂老工人是看我长大的，信我。以前我写 东西为他们鸣不平，他们都记得。这就决定了上边非要把我拿下来不可。没多久，我们一派 头头都挨整，当上市革委委员的那个人，无中生有硬给扣上“轮奸犯”捕了。工代会翻出我 十年前被“劳教二年”的老账，说我不够资格终于拿下来了，内查外调一通搞。我呢，心里 有底，早就预备着这场清算，咱一不胡说八道，二不打人，三不搞女人，反革命案件和刑事 案件都没有，抓不住我。我就回厂干活，一边应付外边来人没完没了的外调。上上下下我认 识的人，大大小小我接触的事太多了，谁出事都来找我查证。咱本来就是草民。在房头上是 草，掉在地上还是草。心想“文革”这段就算结了，可这次我是傻小子了。谁知道这一下不 是掉在地上，是他妈彻底掉进万丈深渊。
突然一天，公安局军管来人找我，问我六0九武斗死人的事。我把那天在六0九侧面看 到的那个推土机的人怎么死的，照实说了，他们记一记就走了。我只当没事。转两天，来了 三个人，说叫我去一趟。我说我去小便再定。他们居然出一个人跟在我后边，我心里小鼓一 敲，心想不对。随后就跟着他们出厂，进了法院，到传达室后边一间小屋。他们说：“我们 三人是法院的预审员和公安局的侦察员，咱们一起学《老三篇》吧！”
我说：“《老三篇》我会背，不用学，有嘛事你们直说。”
他们说：“六0九的事，你还有一档事没说。”
我就给他们三个字：“没有了。”这就僵注了。前后僵了一个礼拜。一天忽然被押到一 个地方，进去就关进一间大屋，我一看，监狱！事情大了。可自己把六0九的事在心里细细 翻几遍，再没别的事呀。还有嘛更大的事要进监狱，心想只有等他们说了。
夜里一点多，进来四个人。头次见到这位军代表，大个子，山东口音，挺凶，进门一屁 股就坐在对面，一个记录员坐在我身边，另外两个在我背后溜达着。我看不对，赶紧紧鞋 带。我练过武术，打过球，咱也得预备预备。身后那俩问我要干嘛，我说天凉，脚冷。
军代表开口就问我六0九现场的情况，我记忆力相当好，对他细细描述一番。他指一个 地方，靠后门。我说我只去过前门和侧门，这地方我没去过。他再细问，我说我没去过，自 然毫无印象。他就火了，说：“你不老实，我就叫你变！”
我说：“怎么变也变不出假的来。”
他一拍桌子，大叫：“混蛋。”我一扬脑袋，也叫：“你混蛋，凭嘛骂我！”
后边一个，上来照我脖梗子就是一拳。我下意识反应，屁股没离凳子，飞起一腿，把他 踢到一边。军代表扑上来，一把抓住我头发，我一发力，把他连桌子猛地推倒，我的头发也 被揪掉一把。我想今儿没好了，砸一个是一个，站身抓起凳子朝着跑到墙角那记录员砸去。 军代表二次上来拿桌子别住我的腿，另两个就势把我按住，军代表狠劲给我两脚，全踢在嘴 上，后一下吃上劲儿，满嘴牙全活了，一口血。跟手一通死揍，我动不了，也不动，叫他们 打，好打一阵，才停住。
我说：“还打吗？”军代表说：“你行凶！”
我说：“咱谁先打的谁。我都不知道你姓嘛，凭嘛打你？”
军代表说：“好，告诉你，我姓×，是这里军管会的首席代表。”
我说：“我也告你，我一没罪，二还有公民权。你再打我，我就还手；你把我捆起来， 我还能使牙咬你。”可是，我的牙都赛琴键一样了。
转天，他们再来，对我说的话露出点儿骨头了：“你说的不对，你有一条人命，不是推 土机上那人，那人没你的事，我们知道，这是晚上九点多的事。”。
我一听，没影儿的事！马上回答：“我的脚负伤了，四点多就不在现场了。我有好多人 都能为我作证。”
军代表说：“你不老实，铐上！”
我傻不吸吸，还以为像电影里那样，打前边铐，不对。三个人把我按在地上，反镑。先 把两条胳膊反关节别向后，铐子是扁圆的，套上不能转动手腕，然后楞掰胳膊往一块兑。就 觉得肩窝的肌肉全绷起来，生生地撕裂。铐住后，人都坐不下来。我脑门直掉汗珠子，牙打 战嗒嗒响。我说：“好呵，你们还有法吗？我有公民权呵！”
军代表不搭理我，看表，二十分钟，摘下，胳膊都不是自己的了。
隔一天，宣布对我拘留，收进前监的监号。当夜十二点提审我时，军代表说：“你今天 性质变了，你是在押犯，这是法庭。告明白你，别以为你不承认就没事。没你口供，我们照 样判你。”
我火了，说：“判我只能判我无罪，要不，是你们犯法。”
军代表说：“好，先叫你体会体会。”
打那天就饿我。我前后饿了两年半，每天早晨一小碗稀饭，进肚子不单不管事，只起到 勾起饥饿的作用。这一饿有个特别体会，原来静坐的时候比干活更容易觉得饿。饿得我前胸 贴后心，眼瞅着肌肉往下掉。到后来拿手一拔胡子，一掐一扯，指甲盖来个口子。指甲还可 以来回搬，弯过来弯过去，像软膀蟹盖儿。上台阶，七八蹬就得喘一阵子，最难受是脚后跟 在地面一墩，里头五脏六腑往下揪。我住的监号紧挨市面。市民的各种声音都能听见，打窗 户还能远远看见我的家。妈的，这倒霉地方，换个别的朝向的监号不好吗？天天早上，热豆 浆炸油条的味儿往里边飘。有人问我在监狱里嘛滋味，我说就像躺在一个顶小的小棺材里， 棺材盖就顶在鼻梁子上，浑身动不得，我没罪呀，这滋味受不了，总觉得要疯。
再说回来，饿我半个月后，又提审我，军代表问：“感觉怎么样？”
我说：“你想别的招儿吧，我适应了。”这话惹祸了。军代表说：“好，拿绳子，马 上。”
这次上刑更凶。先拿四块小帆布把胳膊和手腕缠几道，再勒绳子，好叫绳子不勒出印儿 来。然后使绳子把胳膊向后反煞，使劲煞到最小距离，只听我的肌肉滋滋撕开，小血管蹦蹦 扯断，再用绳子把手腕逮住，楞煞到耳朵边。这罪咱头次受，一次管够，二次还不如砍头。 这一下，我四个月缓不过劲来。直憋得胳膊充血，梆硬，手攘不成拳头，吃饭拿不了筷子， 使勺儿也总脱手，握力没有了……可直到这时，我还不知自己犯的嘛罪。心想无论如何也得 挺住，活着，等着，听明白嘛事，就是屈死也得明白为嘛事屈死的。
直到七0年三月一天，忽然拿车把我拉到原单位，进了厂里的礼堂。进去一片漆黑，窗 帘都拉严，不知台下会有没有人，台前坐着军代表和法院一帮人，两盏长方形舞台灯直照我 的眼。看意思今儿要楞判我了。
他们说：“你现在交待，还有机会。”我说：“我没嘛好交待的。”他们说：“好，回 头！”
我回头一看，一排人站着，原来都是我组织里的那帮弟兄；左边站着一个给警察押着， 正是我的贴身护卫，跟我关系最近。
法官叫他们揭发，出证。他们一说，我才明白：
六0九武斗那天，晚上九点多钟，靠后门口地方，在我直接指使下，我那贴身护卫拿消 防钩子把对方— ××纺织厂一个人脑袋打开，当场致死。我又指挥他们把尸首处理，然后 与他们订立攻守同盟，谁也不准说— 就这事。
我才知道这笑话！这完全捏造的谎话，居然拿到这种正式的官方场合，郑重其事说出 来。我气得肺要炸了！他们一个个揭发，我就一个个驳。
军代表说：“铐上，不准你说！”只准证人揭发，不准我开口。我再一张嘴，台下忽然 响起一片口号声打倒我。原来台下坐满人。后来打监狱里出来才知道，那天叫去参加会的是 我们公司的全体党员，不叫群众参加。
我再一琢磨，坏了！揭发我的，全是我一帮铁哥儿们，口供又完全一样，没跑了，死 罪，非弄死我不可了。会上给我定性— 杀人犯，我那贴身护卫也是杀人犯。我就不明白 了，那贴身护卫为嘛承认这没有的事，还揭发我，他不是自我灭亡吗？可是这会上没判刑 期，因为他们还缺我的口供。
转天一早，军代表给我念头天会上的记录，叫我签字，想拿这东西代替我口供。我问： “为什么记录上没我的话？”
他说：“没必摇就不记。签字吧！”
我拿笔在上边写一行字：“此案有原则出入，死不瞑目！”后边又写一个很大的“冤” 字。
军代表说：“这么写不行。”
我说：“你的语言，我的文字，算嘛我的签字。我的文字，我自己负责。”
下午他又把我叫去，问我：“你是不是想翻案？”我说：“是。”
他说：“告诉你，枪毙你很简单，现在公检法合并在一起办公，喝着茶就把你决定了。 我还要在全市把你批臭，再毙你！”
我说：“我要留遗言。”他说：“不行！”
我说：“你还不如秦始皇呢，你不代表共产党！从小人书上看，历代皇朝都允许罪犯留 遗言。我死了，我的案子将来谁给翻？”
他说：“这是铁案，谁也翻不了！”居然当着我的面，把我写了字的那记录撕得粉碎。
我气得骂他：“你他妈凭嘛撕，那是原始凭证，你还真不是共产党！”反正我要死，嘛 都豁出去了，大骂他。
这回，他给我砸上一副生铁铸的大脚镣，据说三十五斤重，很多老犯人都没见过这种大 镣，趟不动呀。我坐在牢里看屋顶，饭也吃不下去，又气，又火，又冤，可没辙。
同屋有个老犯人对我说：“小伙子，你别跟他们硬顶呵，他们就是要你口供。你没有不 说就是了，硬顶，没用，白受罪。”
我说：“他们把我原始凭证撕了，我太难过了，死无查对呀，这不永远成屈死鬼了？”
同屋有个犯人，原先是公安局的预审员，他问我：“你真没有这事儿？”
我说：“当时我很少一个人活动，对立面整天盯着逮我，身边总有一堆大活人保护我。 那天我是四点钟负了伤离开现场的。好几个人都跟着我走的。可他们楞拍在我身上这事，说 是九点钟以后的事，我怎么可能参与？可是我那帮弟兄不肯给我作证，面对面说瞎话，硬说 我负伤是假的，把时间往后推，好跟那死人的事挂在一起。再说，我坐车回去时，同车还有 别人呢，我还在厂医务室敷的药。我写了这些证人，都给他们甩了，我问，他们不回答。”
这人说：“你拿张纸，把事情的全过程如实写清楚，每一段时间里有谁能给你作证，全 写在上边，最后再写一句‘永远以此为证’。写完之后别交给军代表，就交给监狱值班的。 值班看守接到犯人材料，按规矩都得登记入档。这不就行了？记住，如果你真没这事，千万 别乱说，否则，一害别人，二害自己。共产党有个规矩，不管当时怎么样，多少年后总得复 查。这一点你必须相信。”
还是人家干这个的，有这方面经验。多亏他这话，真救了我。后来一个偶然机会，我得 知这份材料真的进了我的档案。大概就因为这份材料最后没能把我处死。宣判书上说我“在 证据确凿面前，态度极端狡猾，拒不认罪。”可能就指这材料说的。
判我刑时，并没公开宣判，而是在狱里“蔫判”。判我无期徒刑，终生监禁，打前监挪 到后监执行判决。打那以后，虽然我还不认罪，却认头了。没有的事也能判无期徒刑，咱嘛 也不信了。不相信国法，也不相信自己再有嘛力量。只觉得从此，一条血淋淋的尸体扒在我 身上，死粘着我。扯掉一层皮，也拉不下这尸体。监狱里不是讲理的地方，再顶也没用了， 我也没有出来的一天了，一辈子活夜里边也死在里边，这就得换个活法儿，我好打球，玩 吧；我有能力，帮狱里做点事情。他们也没必要再饿我了，我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跟死亡 就差一步的路，我叫它“活着死”，到了底儿了，有嘛放不开？可我没忘了一件事，每隔一 段时间，准写一份申诉书递上去，申诉自己无罪，可每次申诉准驳回。他们不怕我写，我也 不怕他们驳回。监狱认为，法院不是白吃干饭的，不能没根据随便判人，可是监狱的任务就 一个：看住犯人。你不服罪，顶多教育教育。但我一直不服，日子一久，他们干脆不理我这 套，教育也省了，反正看住我，别叫我跑了就是了。
刑满十年时，“文革”完了，我心气儿变了，起死回生，有想活的愿望，可我接连碰到 两次打击，心气又低下来。
头件事，当时中央对判处长刑的犯人有所考虑。八0年给我改判为再坐十二年牢，《改 判书》上说我“认罪伏法”，因此改判。真是莫大讽刺！我打进来那天就没服过，硬说我 “认罪伏法”。他们当初判我，现在改判我，都不根据事实，怎么弄我都有理。我看没嘛戏 了。可是我接着又写份申诉书递上去，咱不申诉，就落个真的“认罪伏法”了。
二件事，八0年三月我的申诉材料再次被驳回，原话是：
“你的申诉材料收悉，经本院复查，根据你所犯罪的主要事实，处理得当，对你的申 诉，予以驳回。”
我的心又凉了。要再坐十二年牢，我得九二年才能出来，那时候我坐在您面前，将近六 十岁了，另一副模样儿了！
可更稀奇的事还在后边。这次驳回没过多久，我忽然被宣布“无罪释放”。我讲这变化 ——
十月里一天，法院忽然来两个人找我，说要复查我的脚伤。就是当年在六0九事件中我 的脚被扎破的伤口，问我还有没有痕迹。
我说：“男人都有脚气，总脱皮，又过了十一年，哪能还有。”
他们非要看，我脱下鞋给他们看，真的没有了。我又想，他们不会凭白无故验我脚，我 的死案便透进了一线光明。我马上说：“你们对脚伤挺有兴趣，我提点旁证行吗？我还有这 只脚当时穿的袜子，上边有那破瓶子扎破的洞。”
他们很惊讶，说：“十多年，当时的袜子你还留着？”
我说，这袜子原先撂在家，后来家里送来穿。一次打完球，狱里有个坏小子跟我捣乱， 把我一只鞋连袜子扔了，剩下的正巧是这只。单只袜子没法穿，便塞在包里，留着缝东西时 拆线用。
他俩像发现嘛宝贝似的，叫我快拿来，我拿来一穿，弹力袜给脚一撑，那个破洞明显在 受伤的位置。他俩马上把位置画下来，拿走袜子。很明白了——如果能证明我脚确实受过 伤，后边打死人就没我的事了，我有点激动，说：“问个问题行吗？”
“你说。”
“我奇怪了，我曾经提到过一个证人，就是武斗那天我从推土机救下来的那个司机，挺 大的个子，当时他满头满脸血，记不清嘛模样。是我把他带回厂，叫医务室的厂医绘他上的 药。他当时面临生死，我救了他，他印象肯定相当深，不会不记着我。为嘛这证人一直没出 现？”
法院这两人说：“昨天我们见到他了，他说他不记得你了。”
我说：“不可能。”
他们说：“你设身处地想想，当时他什么处境？他和你不一样，他是俘虏，心里恐慌， 又绘打懵了，还不知你们会怎么处置他呢，怎么可能记住你？告诉你，他的话对你有利的， 只有一点，就是他还记得当时给弄上一辆车，送到一个单位的医务室上过药。”
我想，也对。又问道：“我回厂时同车还有一个到我们组织来串连来的学生呢！”
他们笑了，说：“不是一个，是两个。你说的那个现在新疆，我们去过了，他已经给你 出证了。”
我再问：“我们厂还有一大帮人能给我作证，他们都死了？”
他们说：“你将来回去问问，他们当初都是怎么说的吧。像你这种文化大革命案… ”
我突然截住他的话，火了，说：“你打住！”
他们很奇怪，问我：“为什么？”
我说：“你别说文化大革命案，我受不了！嘛叫文化大革命案？三五反，反资本家，肃 反，抓反革命，四清，搞四不清分子，文化大革命到底谁对谁？两派人你打我，我打你，往 死处打，为嘛？情杀？仇杀？谋杀？虽然六0九那人不是我打死的，可这人究竟死了。为 嘛？你问那真正的凶手，我料他准说不明白。你就是把毛主席叫来，别看他伟大，叫他说， 他也说不清！”
他俩没话可答，只说：“你要保重身体，我们一定给你弄清楚… ”就走了。
一听这话，我心里有根，案要翻了。因为那时很多文革期间被屈打入狱的，蹲在牢里早 绝望了，一旦宣布无罪，咕咚一下人完了，要不心脏猛烈地蹦蹦一跳，瘫了。大起大落，忽 死忽生，人受不住。我那监狱就出过很多这类事儿，后来人家有经验了，事先暗示你一下， 垫个底儿，好缓冲一下。
果然，没过几天，我被叫到前监。法院来人，我们厂里也来人。法官说：“全体起 立。”还对我说一句，“你把扶桌子的手放下去，站好。”然后宣布一张《裁定书》。原文 是：
“× 因打人致死一案，经× 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七二年十月十三日判决无期 徒刑。经判定，× 打人致死，无实据，不能认定，撤销原判，宣告无罪释放。”
法官念完，露出笑脸。屋于外边围着的一大群犯人看到后，都喊起来：“有戏！”
法官对我说：“自你被捕那天起，直到今天，所有扣发工资一律补发。因为国家目前财 政困难，你的级别暂时还不能提，以后看机会再解决吧。记着，回单位不准找领导算账，账 要记在‘四人帮’身上。这次为复查你的事，你们单位领导帮了很大忙。有什么思想解不开 的，可以直接找我们法院来谈，好吧！”
随后，叫我去后监拿东西，跟厂里人回厂，厂里派车接我来了。我回到牢房，把那些破 破烂烂东西全分给大伙。这就走出凭白无故关了我整整十一年的监狱。滋味？没嘛滋味，我 控制住自己，咱是汉子，没罪。进来是叫他们硬弄进来的，出来是咱自己两条腿定出去的。
回厂后，那帮弟兄跟我一见，我模样大变，当初挺神气的小伙子，如今这副吊死鬼似的 德性，他们都忏悔了，挺尴尬。我说：
“算了，我当初没跑出来，要是跑出来，你们都别想活，现在咱恩恩怨怨全结了。”
往后再一细说，真不能怪他们。
原来把我关进监狱那天，也把他们全都弄去，使出各种招儿逼他们。监狱里人上刑时鸡 哇喊叫的声音，吓得他们心里发毛。军代表还把他们老婆孩子、老爹老娘全弄去，叫家里人 跟他们哭，闹着让他们跟我划清界线。他们就顺秤爬了，人家怎么引就怎么说，最后编成那 个弥天大谎才放了他们。可如果他们顶着，结局恐怕跟我差不多。
我们厂的厂医那姑娘真不错，她当时给我治的脚伤，坚持给我出证。单位领导就把她调 出医务室，在厂里调来调去，挤得她远离高飞，调到北京林业部。法院最后复查我的问题 时，去北京找到她，她就哭了，拿出一张当年为我出的证，说：“当时我妈妈对我说，那小 伙子肯定死了，可是不能死在咱手里，你得说实话。我照实写了这张证词，可放在我这里十 年了，为嘛他们不要呢… ”我几次想找到她，当面谢她，不是谢她这个人，是谢她这颗良 心。那时碰到这种事，能做到这一步的人不多。后来听说她去澳门了。
我那贴身护卫是个倒霉蛋。军代表审他时，允他了，只要照他们编的那套说，保证不判 他。可宣判我时，连他一块判了，判他十五年徒刑。那天宣判完事，我俩前后被押出来，他 大骂：“妈的，说好不判我，又判我，根本没那回事儿。”
押他的警察说：“住嘴，你早干嘛去了！”
我也不怪他了，他也冤枉，和我一样无缘无故坐了十一年监狱，也是跟我同一天放出来 的。
据说他被关进监狱以后，他父亲曾经设法从医院找到那个死者的死亡报告，并打听到死 者没有火化，土葬的，就要求开棺验尸，验验死者头骨是否是用消防钩打开的，可当时不受 理。“四人帮”完蛋后，××纺织厂清查文革问题时，又把这事情折腾出来，说六0九死的 那人，是我们本厂对立面用小口径步枪打死的，凶手在我们厂，电车公司那两个人是冤的。 但很长时间一直按着这事没动，他们也不知道阻力究竟在哪儿。
后来又听说，早在抓我之前，这个厂已经搞出眉目，但突然这事一拐，就硬扯到我身上 来。我总琢磨这事，觉得是个阴谋，小阴谋外边还套着一个很大的阴谋。却又不肯信，如果 真是个阴谋，咱不就纯粹成了牺牲品？
我至死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牺牲品。不然，咱这辈子不就更没劲了吗？
任何人都是牺牲品——这就是那个奇特的时代。
第24章 忏悔录
1966年19岁 女B市某歌舞团演员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时我十三岁——我给他写了一封居然没有称呼的狠巴巴的信——他在 北大荒用放大镜在画报的剧照上寻找我——六一年爸爸饿死——他的遗言像一条鞭子——每 次谢幕都是给爸爸鞠躬——他肯定听见我的忏悔了
哎，作家，我问你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不能重活一次？这是谁定的？人如果真的能重新 活上一遍，准能活得没有失误，活得聪明而真实，活得不留下任何遗憾，但为什么偏偏你只 能活一次悔恨重重，无从弥补，愈活愈沉重，最后不是死了叫人埋进黄土，而是沉重的心把 自己压到土里边去。我多想重活呀，哎，这是不是唯心主义者的自寻烦恼。不，不！如果你 欠活人的债，可以想办法去偿还，但如果你欠的是一个死人的呢？那就注定无法挽回，一辈 子带着愧疚，如同手里攥一笔无处偿还的债，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一天天走下去。你作 家的天职不是抚慰人心头的创痛吗？你说人碰上这种苦恼该怎么解脱？嘿，作家也没辙了 吧。有人说，因为人生是一次性的，所以注定人是悲剧性的，你说对吗？既然悲剧是天定 的，命定的，那只有认了；认了就是忍了，忍到死去那天思恩怨怨全都了结，是吧……我是 不是开头就把话说糊涂了，东一榔头西一斧子，存心叫您摸不着头脑，自然不是！我也不知 道现在心里边为什么又乱起来，其实早在八宝山那次我就平静多了。八宝山那次？对，那是 给我可怜的色爸开追悼会。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时我十三岁。正在舞蹈学校上培训班。这培训班是国家一流的，目标 是培养舞蹈尖子。我有舞蹈天赋，是。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对爸爸能有多少理解？我哪里知道他在抗日期间，曾在党领导的一支 抗日演剧队——桂林新中国剧社工作，积极宣传抗日，更不知道湘桂大撤退后，爸爸他们千 辛万苦，转移到昆明，常常半饥半饱站在舞台上为了唤醒民众，保家卫国……在我的记忆 里，我整天在叔叔阿姨们的怀里，被轮换地抱来抱去，他们教我唱歌。我像只惹人疼爱的小 猫儿。爸爸呢，他是最好的人，也是最爱我的人。我说他好，就凭着所有人看爸爸时的眼神 ——信赖、喜爱、尊敬，这是一种直觉；我说他最爱我，也是凭着他看我时的眼神——疼 爱、鼓励、信赖，时时还闪出令人兴奋的爱的激情。这也是一种直觉。直觉是孩子判断世界 的唯一方式，往往最准。
你想想看，如果别人说我爸爸是坏蛋，我会怎么反应？当然会坚决反对，可是很快又完 全相信了。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太简单、太纯洁、太天真了。我十三岁呀，老师们认为我还 要小得多。我们在院子里上课学习戏剧的“起霸”和“趟马功”，腿绷不直，老师气得把手 中的鞭子在空中挥舞，吓唬我。我呢，反而把鞭子抽落的海棠偷偷放进嘴里。因为我天真可 爱，又有很好的跳舞天资，培训班把我当做宝贝和尖子。还常叫我去参加国家的一些重大外 事活动，向外国首脑献花。记得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击中山公园游玩，那次选了我和一个男孩 子去给毛主席献花。毛主席接过花，还和我拉手。我曾在日记上写道：“今天我给毛主席献 了花，一直拉着他白白胖胖的手，我真高兴。”这拿俗话说：对我的政治待遇是很高的。
可是忽然一天——这天正要派我去给来访的金日成主席献花，我已经打扮好，后脑勺儿 上扎一个玫瑰红带白点的丝带蝴蝶结，老师们都夸我漂亮，我兴奋极了——我的班主任老师 忽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沉着脸对我说：“你今天不要去了，你家出事了。”
“什么事。”我问，真是晴天霹雳。我对他下面的更没有半点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