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重于德、周延性不够
孔明以德才兼备做为用人的准则，如抽去具具体内容，仅从抽象方面去借鉴，对于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都是适用的。因为任何社会都有它的道德规范，而这些道德规范都是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孔明所说的“德”，当然是指封建社会的”德”，从他的言行中，主要是指：一、“志虑忠诚”，“心存汉室”；二、“忠勤时事”，三、“进尽忠言”；四、正直、良实、 清廉。概言之，孔明所要求的德是公而忘私，即“心存汉室”、统一天下，不计较个人私利。他所要求的才主要是治国、争天下的才智。由于孔明以德才兼备取士，其继位者如蒋琬、费祎、姜准等都能忠于蜀汉，清廉自持，团结列敌，故没有出现魏、吴两国内部那种互相倾轧、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现象。因此，仅占天下不及1/10的蜀国能抗拒占有天下7/10的魏国近半个世纪之久。也因此，阿斗才能安坐宝座41年。当然，孔明的德才兼备用人政策也有其不足之处，他虽不是有才缺德的不用，但有点偏重于德。如对魏延，他虽“凭其骁勇”，因嫌其“性矜高”、不能团结人，对他不大放心，延有奇策，也不认真考虑，故延“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孔明这种有点偏重于德的用人方针，未尝不是蜀国缺少奇才的原因之一。而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与之相比，在这方面就有其优点。
唯才则用有奸逆之虞
曹操不论是什么样的人，即使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是有才干的，都尽量录用，故曹魏人才济济，人才辈出。如荀彧等之后有司马懿等，司马懿等之后有钟会、邓艾等。不过，从巩固政权这方面来看，曹操这种只讲才不讲德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与孔明的德才兼备的用人方针相比，却大为逊色。对曹操的延揽人才，清代顾炎武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
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顾炎武看不到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的可贵之处，却一味抹煞，这是不对的，但他说这种政策引致“权诈迭进”是有根据的。司马懿虽是一时之杰，但他控制曹魏政权的手段之诡诈，不下于曹操挟持汉政权，后来司马氏也学曹家逼使汉家皇帝禅让的故伎，夺取了曹魏政权，并把曹氏集团的人大体杀绝了。钟会、邓艾灭蜀后，也各怀异心，想除掉对方，以独霸西蜀。钟会首先叛变，结果两败俱亡。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想议论司马氏代魏和钟会叛变的是非问题，而是想阐明这样的一个道理：任何一个政权要巩固，首要的是：其执政的核心人物必须忠于这个政权。
互相猜疑如何能成大事
在用人方面，孙权是用而放心，曹操是用而疑心。曹操是个权欲极重的人，他懂得权特别是军权的重要性：有了军权就可为所欲为，有可能达到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果丢了军权那是很危险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所以，尽管他是“唯才是举”，各种人才都任用，但任用到什么程度，他心中是有数的，他最信任的还是曹氏亲属，如曹洪、曹真、夏侯淳、夏候渊等，曹魏的军权主要是掌握在他及其亲属手里。曹操不随便让其他将领独自带兵出征，征伐大都亲自出马。为了巩固曹魏政权，他不惜采取了各种残酷手段来对待异己分子。他外宽内忌，表面上不念旧恐，甚至对部属私通敌人也装作不过问，可是暗地里却予以严密的监视。他设“校事”组织，刺探将士及吏民的私情，”校事”刘慈数年之间“就检举案件以万数”。“校事”组织即特务组织，因此，可以说特务组织的设立在曹魏时已开始，曹操是特务组织的创始者。这样，不可能做到上下同心同德，以诚相见，必然是互相猜疑，各怀鬼胎。其部属也整天患心忡忡，提着脑袋过日子，如他的椽属何夔就常怀毒药，以备不测；不少人则因其猜疑而被杀、崔琰、许攸、姜圭等都因一言见疑而遭杀戮。
善用众人的力量
在对待部属方面，孙权恰恰和曹操相反。孙权对将领既信任又放手，大凡征战，他与部属议定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后，就委托得力将领统帅迎敌，他自己安坐建业，听候捷服。赤壁和彝陵两次大战，关系到东吴盛衰存亡大事，而孙权却先后让周瑜和陆逊挂帅出战，结果取得了辉煌战果。这说明孙权善于用“众智”、“众力”，这方面他比曹操高一筹。孙权之所以能如此，一是因他认识到发挥“众智”、“众力”始能“无畏于圣人”、“无故于天下”，而要能使“众智”、“众力”为已用，必须充分信任人，二是他从父兄的失误中得到了教训。孙坚、孙策都恃一己之勇，轻而无备：孙坚以 30骑轻出送死，孙策以单骑轻出被刺。这说明光凭个人勇敢是不能图天下的。
孙权也曾轻敌出战张辽，如无程普相救，几乎被张辽所杀。长吏张紘谏说：“主公恃盛壮之气，轻视大敌，三军之众，莫不寒心。即使斩将搴旗，威振疆场，亦偏将之任，非主公所宜也。愿仰贲、育之勇，怀王霸之计。”权服其言，表示“从令当改之。”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使他认识到：作为一个统帅，主要是确定决策和使用人，光靠自己拼命沙场是不行的。
蜀中无大将
在用士人和对待士人态度方面，孔明和孙权各有所不同。孔明成为刘备的谋主后，在求贤以辅助蜀汉方面不遗余力。益州初定，他在任用“荆楚宿士”的同时，竭力争取东州、益州两个集团的士人，因而使西蜀三股势力团结一起，为刘备效力。杜微，原是刘璋从事，以疾去官；刘璋投降后，他诈称耳聋，闭门不出。孔明亲往拜访，因他装聋一问三不答，便跟他笔谈，恳请他“以德辅时”，社微为之感动，同意任谏议大夫。许靖是名士。原任巴郡、广汉太守，刘备克蜀，以靖为左将军长吏，后任太傅，孔明十分敬重他，常向他下拜，虚心请教。孔明虽以法治国，但对士人的小过也不计较。法正协助刘备取蜀立大功，刘备重用他，以为谋主，并任蜀郡太守，他大权在握，“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有人认为法正太 横行了，应当报告刘备，”抑其威福”，孔明却因法正的功劳而原谅他。由于孔明竭力争取和团结士人，士人多为之用，而蜀国之治，与士人效力有关。
也许孔明是名士之故，对文士有所偏爱，对武将则不很重视，在《三国志·蜀书》中关于对待武将如敬重文士的事迹很少，这也许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原因之一吧。
重武轻文，而无能臣
孙权在这方面又恰恰和孔明相反，他是敬爱将士而轻视文人。对于将士他是关怀备至，甚至对于他们的错误也不追究。如甘宁为人粗暴，“时违权令”，他也能宽恕。但对士人就不一样了。沈友是个才高博学之士，时人公认：“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权以礼聘，既至，论文霸之略，当时之务，权敛容敬重。沈友为人硬直，敢议朝政，而庸臣妒忌其才，便诬他造反，孙权却不辨是非把他杀了。死时，沈友才29岁（《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裴松之注引《吴录》）。张温德才过人，权拜议郎、选曹尚书，徙太子太傅，甚见信任。后奉令使蜀，蜀人甚敬其才。孙权因他回来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振，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会因暨艳案件，权以温曾荐艳且有往还，便加罪张温，将他撤职，逐归吴郡。将军骆统为之辩诬，赞张温”卓跞冠群，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权也不听 （《三国 志·吴书·张温传》）。初，孔明知张温被黜，未明其故，思之数日，才恍然大悟，说：“吾已得之矣，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虞翻是孙策旧臣，为策所敬重。孙权继位后，以为骑都尉，翻屡犯颜直谏，权很不高兴，便徙扬州泾县。权为吴王，宴群臣，自起行酒，翻佯醉不饮，权大怒，拔手剑欲杀之。后被人劝阻，翻才得免死。翻不因此有所畏惧，仍然是“不平则鸣”，终被孙权放逐（《三国志·吴书·虞翻传》）。从上所述，可见孙权杀害、放逐的都是德才兼备、为时人所推重之士，而其原因是由于这些人敢言敢谏。这说明孙权是个忠言逆耳的人。孙权如此对待德高望重、才气过人之士，也是东吴缺少安邦治国之能臣的重要原因。孙权在世时，靠其权威及将士用命，政权尚称巩固；他去世后，因没有具有德才兼备的能臣治理国家，东吴政权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日益走向下坡路了。
三、御 术
三国之主，或执政者，御人之法，各有巧妙，有的靠正道，以服民心：
有的耍手腕，笼络人心，有的弄诡计，使人效命。然所言所行，既实亦虚，皆能感动人、团结人，使得英才为其所用，誓死效忠，观其权谋干略，实令人拍案叫绝！刘备、孔明、曹操、孙权，真可说是一流的心理学家！
1.长厚而近伪：刘备的御人术
刘备的性格，作者本是写他有长者之风，是孚众望的仁君，但有时却写得有些虚伪，鲁迅先生早就指出：“状刘备的长厚而近伪。”其实，历史上的刘备，是三国时代有名的枭雄，他的权谋干略并不亚于曹操。要想图天下，决不能像宋襄公那样蠢猪式的老实，不然，只有挨打，或遭到失败。在特殊情况之下，出现表里不一的事是常有的，且是不得不如此。作者写刘备长厚中有虚伪，是符合历史上刘备这个枭雄的为人的。他的某些言行，说是虚伪也行，说是出于权谋干略也无不可。他的长厚和虚伪是互为表里的，这是说他的长厚中有虚伪，虚伪中又有长厚，而从总的看，是以前者为主的。为结民心，驾驭将领，其所言所行，就 是这样。刘备性格很复杂，其御人术也 就很不简单，要做具体分 析，才懂得其中奥妙。 摔阿斗以示爱将之心当阳长坂之战是一次遭遇战。曹军势大，刘备兵少，曹兵掩 至，势不 可当，把刘备队伍冲得七零八落。赵云保护刘备家小也失散了。赵云自思：
“我上天入地，好歹寻主母与小主人来。如果不见，死在沙场上也。”他乃 拼死奋勇杀入曹操的百万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找到了阿斗。他怀抱阿斗，杀透层层重围，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条；前后枪刺剑砍，杀死曹营名将50余员。他追上刘备，备言救小主突围情况，说：“托主公洪福，幸而得脱。”
可是他一摸怀中的阿斗便担心他说：“适未公子尚在怀中啼哭，此一会不见动静，多是不能保也。”遂解开视之，原来阿斗正睡着未醒。赵云喜说：“幸得公子无恙！”双手递与刘备。刘备接过，掷之于他说：“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赵云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说：“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这便是刘备摔阿斗的故事始末。
刘备摔阿斗，有人认为这种动作是虚伪的，是为结赵云之心。说虚伪也对，刘备仅此一子，不爱是假，说为结赵云之心也是真，这一摔，使赵云十分感动，誓“肝脑涂地”以为报。这样，刘备达到了摔子的目的。不过，刘备听了赵云单骑救幼主的英勇事迹，既服其勇，又爱其忠，因而摔阿斗于地下，也是出于爱将之情的激动。而这种举动也只有刘备做得出，这种话也只有刘备才能说得出，如果换了袁绍、他一定为得子而无限喜悦，把救子之人冷搁在一边，因为他的心思全在爱子身上。袁绍怜幼子而拒田丰之谏便是很好的说明。第二十四回写田丰入见袁绍，只见他形容憔悴，衣冠不整，忙问其故，绍说：“吾将死矣！”再问才知他是因幼子患疥疮之故。田丰建议趁曹操东征刘备乘虚袭许昌，绍说：“五子中唯此子最异，倘有疏虞，吾命休矣。”绍有五子，仅为一子患疥疮小疾，而失去大好战机；而刘备唯此一子，竟掷于地下，以表示对猛将赵云之爱。一智一愚，相去天壤。古之创业主，为天下不顾家。刘邦被敌追，为使马车减重跑得快，竟几次把儿子推下车，确是心狠手毒！刘备为表示对猛将的爱惜，也不惜把爱子掷于地下。前者是为已之安全，不足称道，后者为结将士之心，其御人术令人惊叹！
以投江来结民心
刘备要“投江”是出于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的故事。曹操将攻樊城，刘备自忖不敌乃弃樊城奔襄阳。并派人晓喻百姓：愿随者同去，不愿者留下。两县之民，齐声大呼说：“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位而行。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刘备于船望见，大励说：“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闻者莫不痛哭。对此，毛宗岗夹批说：“或曰，玄德欲投江与曹操之买民心一样，都是假处。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为假。
虽同一假也，而玄德胜曹操多矣。”说刘备投江是假，且假得很巧妙，使人不知其假，是远胜过曹操，可说是知刘备者，但只看到刘备假的一面，而不看到真的一面，也不能说是尽知刘备者。
笔者认为：刘备投江，有假有真。刘备是个枭雄，他的感情不可能如此丰富，意志也决不会如此脆弱，看见老百姓“遭此大难”而要投江自杀。他的这种假动作显然是为结民心，他一装投江，便使“闻者莫不痛哭”，取得荆州士绅、百姓的拥护。说他对百姓“遭此大难”也无动于衷，也不对，在三国群雄中，刘备是比较爱民的。他任安喜县尉，“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第二回）治理新野时，”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百姓称颂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 （第三十回）他携民渡江后，曹军也 跟着追来，众将劝他暂弃百姓使能轻装早奔江陵，刘备泣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他拥着民众数万，缓缓而行，甘冒被俘的危险，由于刘备懂得“举大事必以人为本”，故能爱民。尽管刘备爱民有其假的一面，但其爱民真的一面，虽说是有限度的，可是在那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时代，是值得肯定的。刘备之得人心在此。
遣人正所以留人
刘备据汝南，闻悉曹操出征河北，乃引兵乘虚袭许昌。曹操闻讯，立即回师杀回，刘备大败，众将拚死相救才得逃脱。刘备败军不满1000，狼狈而奔，至汉江暂令安营。土人知是刘备，奉献羊酒，乃聚饮于沙滩之上。刘备长叹说：“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随刘备。备之命窘，累及诸君。今日身无立锥，诚恐有误诸君。君等何不弃备而投明主，以取功名乎？”众皆掩面而哭。云长劝说：“兄言差矣。昔日高祖与项羽争天下，数败于羽，后九里山一战成功，而开创百年基业。胜负兵家之常，何可自隳其志！”这便是刘备遣众将的故事梗概。刘备在兵败势危之际，正需人支持，以渡过难关，他本应向众人做些思想工作，说些“道路曲折，前途光明”之类的话，以鼓励大家不怕挫折，重新振作，去争取胜利：但他不是这样，反而唉声叹气，叫大家弃己去投明主，以求功名，这确是难于令人理解。这是否刘备已英雄气短，壮志消磨，从此解甲归田，不图大举，或者是刘备真的认为自己不行，为爱惜众将的前程而将之遣散，使他们另投明主得遂其志呢？这两种想法，都没有看透刘备葫芦里的药。刘备是既不灰心丧气，也不想遣散众人。而他之所以遣众人，是知道：在这兵败将亡之际，去哀求众人跟己，不会激起众人留恋之情，他从责己惜众人出发，去遣众人，这使众人知刘备爱己，众人必感激而不愿离去。兵书有说：“将欲取之，必先舍之。”刘备是个沙场老将，深懂得这一策略之妙用，故能翻新出奇，用来御人，这又是刘备御人术的创新。云长跟随刘备多年，却摸不透乃兄心事，竟苦口婆心相劝，确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倒是1000多年后的毛宗岗对刘备的心事了如指掌，他在三十一回回评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刘备与众将聚饮沙滩之时，惜众人，遣众人，正所以留众人也。亦如舅犯从重耳归晋国之时，辞公子，别公子，正所以要公子也。遣之而其心愈坚，辞之而其心愈固。一是患难方深，一是安乐将至，一是以君慰臣，一是以臣结主。虽是两样局面，却是一种方法。”
辞徐州，以“义”服人
曹操为报父仇攻徐州、徐州牧陶谦势弱难敌，便通过孔融请得刘备率兵来救，曹操因张邈、吕布袭兖州，乃同意刘备的和解回帅救兖州。陶谦和徐州百姓深感刘备相救之恩。陶谦以年迈无力保徐州，乃让位给刘备，刘备坚辞说：“孔文举令备来救徐州，为义也。今无端据而有之，天下将以备为无义之人矣。”陶谦推让再三，刘备总是不受。陶谦病危，又坚让徐州，刘备又坚辞。陶谦死后，众军举哀毕，即捧牌印交送刘备。刘备固辞。次日，徐州百姓，拥到府前哭拜说：“刘使君若不领此郡，吾等皆不能安生矣！”经关、张再三相劝，刘备乃许权领州事，刘备如此再三坚辞，最后还是“权领”，是真还是假？说刘备辞徐州是真也真。刘备救徐州是为义举，如果陶谦一让便接受，岂非为图徐州而来，徐州士绅、百姓如不明真相，将议会他是乘人之危而夺之。这样，人将不服，人心不服，徐州将难守得住，得了徐州也将失之。说刘备辞徐州是假也假。刘备是不甘心于人下的人，他投曹操，算计图之；奔袁绍，是权宜之计；依刘表，暗结民心以聚众，入川支援刘璋，取而代之。刘备为人如此，难道送到口的肥肉（徐州）不吃：且刘备当时只有平原弹丸之地，难以容身，现在有了偌大的徐州，岂有不要之理？而他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坚辞徐州，并以“义”标榜，实是为结徐州人心，当徐州百姓拥挤到府前哭拜、哀求，表示对他衷心拥护时，刘备终于“权领”了。
所谓“权领”只不过是掩饰前之坚辞，是“实领”之谓也。“辞之愈力受之愈稳”，刘备是深心人有此算计，人自不知罢了。
别有用心的托孤话
刘备病危时，孔明等泣拜于地下说：“愿陛下息龙体！臣等尽施犬马之劳，以报陛下知遇之恩也。”刘备令内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泪，一手扶其手，说：“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说：“有何圣谕？”刘备泣说：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 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无措，泣拜于他说：“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毕，叩头流血。刘备托孤的话和孔明信誓旦旦之言，并非作者的虚构，而是史有其事。后人对刘备托孤的话颇有异议，并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历史学家孙盛指出：“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海；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涂。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意思是说，如果认为所托的是忠贤之人，则不必说这种话，如认为所托非人，说这种话就会给他作为篡位的借口。这种诡伪的语言，托孤是不该说的。孙盛所谓“诡伪之辞”是指什么，他没有点明。毛宗岗评点则说：“或问先主令孔明自取之，为真话乎？为假话乎？
曰： ‘以为真则真，以为假则假也。’欲使孔明为曹丕之所为，则其义之所 必不敢出，必不忍出者也。知其必不敢，必不忍，而故令之闻此言，则其辅太子之心不得不切矣”。以上两种分析，乍看似有一定道理。但细加研究，实属道学家之言，都没有猜到刘备的灵魂深处。
刘备“君自取之”的活，是否出于其肺腑之言？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所谓“禅让”之事，在我国原始社会里也许有之，如尧禅位于舜的传说。但进入阶级社会后，历史上是没有那一个君 主是会心甘情愿让位于他人的。 三国时代，出现的献帝禅位于曹丕，曹奂禅位于司马炎，只不过是曹丕、司马炎借禅位之名以欺天下，其实是血腥腥的、赤裸裸的篡位，《三国演义》对这两次“禅位”已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而刘备是否有例外？不！刘备为了使其子刘禅能顺利继位，早就费尽心机做了安排。刘封是他的养子，此人英勇善战，其才干胜刘禅百倍，且观刘封一生，是忠于蜀汉的。“知子莫若父”，刘备是深知阿斗这个庸才远非刘封的对手，他担心刘禅继位后刘封不服而为乱，便借故杀之，免使有后顾之忧。在他临死前，对辅政大臣的任命也是熬费苦心的。他的托孤大臣不只是孔明，还有李严。李严是原刘璋部队的头头，是时任尚书令，地位仅次于丞相孔明，在蜀汉中自成一系，具有一定势力，任用他为辅政大臣，可以牵制孔明。可见刘备既不愿把刘家天下让给别人，对孔明也不尽信任，但他为什么说君自取之的话呢？刘备认为孔明才智十倍于曹丕，辅佐刘禅是胜任的，他最担心的是“君自取之”。他知道阿斗是个庸才，今后大权必落在孔明手里，孔明要取而代之易如反掌，如果孔明真的这样做，他不说“君自取之”，孔明也能取之。所以，他先声夺人，以“君自取之”对孔明提出的警告。这使孔明听了吓得“汗流遍体，手足无措。”
迫得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发誓效忠刘禅。刘备的御人术愈出愈奇，确不愧称世之枭雄。
2.儒法并用：孔明的御人术
孔明是荆州名士，是主张儒法兼用的人，故其御人术既有儒家的学究气，也有法家的严厉作风。其御人术既不象刘备那样深奇莫测，也没有曹操那样诡计多端，而是明来明去，虽有时也略施小计，却不矣丞相风度。
力行严明法制
益州既定，刘备使军师孔明拟治国条例，刑法颇重。法正对此有不同意见，他对孔明说：”昔高祖约法三章，黎民皆感其虑。愿军师宽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说：“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今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著矣。”法正拜服。法正之所以拜服，是因孔明说得有理。用法是宽是严，可因时因事而异，决不能拘于一道。继暴政之后，要施以宽仁，使民休养生息；继“德政不举”的乱国，必须严明法制，使人畏法而不敢胡为，始能由乱入治。孔明治蜀虽主张严明法制，但在具体问题处理上则有猛有宽，或 以猛济宽，或以宽济猛，而不是一律都用重典。凡违法的，不管 是谁，孔明一般都严加处理，如对亲如手足的马谡、官高如李严，根据其犯罪的情节，分别予以处斩或罢官。陈寿对孔明治蜀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说：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 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肖之亚匹矣。”（《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孔明以法治蜀，并不是说人治已不存在。在整个封建社会里，一般来说法治是表，人治是里，决定性的是人治。因为封建帝王，就是国家，就是法律，一切决定于帝王的意志，即便是他制定的法律，如不合己意，一道圣旨便可推翻。如果谁要是触犯龙颜，按法罪不该死，君要他死也不得不死。君主的权力超过了一切，确是可以为所欲为。便是仁君如刘备也不例外，他冤杀彭羕就是足以说明。彭羕原事刘璋，因被人毁谤，被髡钳为徒隶。刘备入益州，他建议取益州之策，甚得庞统赞赏，刘备也奇其才，提拔为治中从事，后因故稍疏，调为江阳太守。彭羕因此不满，适马超归蜀后不得志，二人有时聚在一起，发点牢骚。彭羕因调外任，心里烦闷，去找马超聊天。
超问他，“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谓卿当与孔明、孝直诸人齐足并驱，宁当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说：“老革荒悖，可复道邪！”马超害怕累已，乃如实报告刘备。于是彭羕被捕下狱。彭羕在狱中上书孔明辩解，承认说刘备“老革荒悖”是错误，并说是酒后失言；至于“内外”之言，只不过是说如重用他和马超，则可协力助刘备打败曹操，别无他志（《三国志·蜀书·彭羕传》）。彭羕的“内外”之言，不能说是要谋反，所谓“老革荒悖”，也只是批评刘备这个老兵昏乱，不会用人罢了。彭羕给孔明的书，哀哀陈情，表白心迹，未知孔明读后有何感想，不过，即使他同情彭羕也无济于事，因彭羕触犯了龙颜，刘备一怒之下，竟以叛逆罪把他处死了！彭羕之死，缘因人治，如按法治，何至于死。仁君贤相治国，仍出冤案，如暴君奸相理政，冤案之多，可以想见。在人治即“朕”治的封建时代，不知有多少人蒙不白之冤，有多少人被冤枉致死！人治，可畏哉！
攻心为上
孔明因蛮王屡侵边界，为安定后方以利北伐，乃决计南征。在与马谡谈论征蛮之策时，马谡说：“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定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就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 下。’愿丞相但眼其心足矣。”孔明叹说：“幼常足知吾肺腑也！”这是说二人不谋而合。孔明乃决定南征的战略是：心战为上。本来南人叛乱，派一大将讨之便可平定，但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非攻心不可，而攻城易，攻心难，这就需要孔明亲征。故他不怕艰苦，“五月渡沪，深入不毛。”对孟获七擒七纵，最后这个倔强、顽固的蛮王终于心服口服，垂泪对孔明说：“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孔明乃归还所夺之地，令孟获永为洞主。从此，孟获和其宗党以及南人无限感激，终孔明之世，南人果不复反。
孔明攻心以抚蛮，这确是安蛮上策。在我国历史上，或因高压政策，或因掠夺过甚，或因有人挑拨，我国各族之间经常发生磨擦，当矛盾激化时往往诉诸战争。而封建统治者，只靠武力进行镇压，为使叛乱的少数民族屈服，在战争取胜后只能分兵驻守，设官统治。驻兵则要征收粮饷，收粮饷必加重人民负担；设 官则要用法，用法而刑狱滋扰，人民必怨，这就潜伏着新的 矛盾，终会有激化之日。故民族之间战争永无息期。孔明南征得胜后，不驻兵，不设一官，不占寸地，仍由南人自治。不仅孟获心服，南人亦感恩戴德，正因心服，故南人不复反。不再动一兵一卒而边境安宁，民族和睦无间。前后两种民族政策相比，始见孔明攻心之效，方知孔明御人术之妙。
以信为本
人无信不立。己能守信，人始信之；如其无信，人必不信之。不仅人与人之间要如此，一国之主，一军之主，更要如此。
君主不守信，国人将无法听从，统帅不守信，三军难于指挥。孔明能以信为本，令出必行，故可指挥如意，人人效力。卤城之战，正因此使孔明转危为安，并获大胜。建兴九年春二月，孔明复出师伐魏。魏将司马懿屡败后坚守不战，孔明驻军卤城无可奈何。一日，杨仪入帐告说：“向者丞相令大兵一百日一换，今已限足，汉中兵已出川口，前路公文已到，只待会兵交换，现存八万军，内四万该与换班。”孔明说：“既有令，便教速行。”众军闻知，各各收拾起程。忽报孙礼引雍、凉人马二十万来助战，去袭剑阁，司马懿自行带兵来攻卤城了。蜀兵无不惊骇。杨仪入告孔明说：“魏兵来得甚急，丞相可将换班军留下迎敌，待新来兵到。然后换之。”孔明说：“不可。吾用兵命将，以信为本，既有令在先，岂可失信？且蜀兵应去者，皆准备归计，其父母妻子倚扉而望，吾今便有大难，决不留他。”即传令教应去之兵，当日便行。众军闻之，皆大呼说：“丞相如此施恩于众，我等愿且不回，各舍一命，大杀魏兵，以报丞相！”孔明说：“尔等该还家，岂可复留于此？”
众军皆要出战，不愿回家。孔明说：“汝等既要与我出战，可出城安营，待魏兵到，莫待他喘息，便急攻之，此以逸待劳之势也。”众军欢喜出城，列阵以待。西凉兵远道而来，人困马乏，方欲下营歇息，被蜀兵一拥而进，人人奋勇，将锐兵骁，杀得雍、凉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蜀兵大胜。
既有令，必须换军，这是用兵之常规。但敌军20万急拥而至，蜀兵8万除去换兵一半只剩下4万，何以抵敌，而这时孔明仍坚持“以信为本”，坚持换军，这是何故？杨仪要求暂不换军，是老实算计，孔明坚持换军，是另有玄机。因他懂得，既到期换军，且已传令放行，而军士思家，归心似箭，如强行留住，必无心应战，战则必败，不如催其回家，使其知我守信，感我施恩于彼，必不肯即回，愿意死战。孔明研究军士的心理学可谓到家！孔明的御人术，确是高人一等。
请将不如激将
孔明用黄忠就靠一“激”字，他认为这位老将如不激他，如奉命出战也难成功。黄忠有勇有谋，年虽老却不服老，处处逞强好胜。孔明就抓着他这个特点激之，越激越奋勇向前，争取打胜仗，以证明其宝刀不老。孔明两用黄忠，两次激之，才使“老黄忠计夺天荡山”（第七十回），“逸待劳勇斩夏侯渊”（第七十一回），取得了辉煌的战果。魏国名将张郃攻葭萌关甚急，孔明想用黄忠去迎敌，偏说除非去阆中取张飞，别人非放手，黄忠坚决请缨出马，孔明问他，要去用谁为副将，说老的不行，他偏要老将严颜。不管别人笑他俩年老，两老暗下决心建奇功，以服众心。两老经过密谋策划，先后采用“两路夹攻”和“骄兵之计”，打败了张郃，夺取了天荡山。这时，刘备要派黄忠去取定军山，孔明又激之说，要取关公来，方可敌之。黄忠坚持非去不可，孔明乃派法正为助，终于斩了夏侯渊。
水不激不起波，人不激不成材。历史上多少英雄豪杰，不正是靠一“激”
字才做出惊天动地的奇迹吗！不过，对于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毫无激情的人，激之也难引起反应。因为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黄忠如服老，孔明则无从激之，因其不服老，孔明激之才奏奇效。故孔朋不是每将皆激，而是因人而激。孔明的激将法，也是其御人妙术之一。
3.诡诈高深：曹操的御人术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里评价曹操时指出：“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这句话，确实点明了曹操的本质。
这里所说的“智”也含着诡诈之意，而曹操为人诡诈，确是天下无双。他之所以能“揽人才而欺天下”。正是靠“诡诈”二字，本来哭笑怒骂是人的感情的泄露，但曹操的哭笑怒骂却另有妙用，他的一哭一笑一怒一骂都是御人的绝招。有时他也讲义气，表现得宽宏大量，但也与众不同，另具御人妙法。
曹操御人术确是独有一格。
宜哭而笑，宜笑而哭
第五十七回写曹操赤壁之战被打败后，在逃亡途中的“三笑一哭”，把他的诡诈的个性描绘得淋漓尽致：当他逃到鸟林之西时，看见树木丛杂，山川险峻，乃于马上仰面大笑不止。众问其故，他说是“笑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若是吾用兵之时，预先在这里埋伏一军，如之奈何？”说犹未了，两边鼓声震响，火光冲天而起，赵云领军斜刺里杀出，众将死战，操才逃脱。
逃至南彝陵大路，人饥马困，行走不上，操令暂歇，他坐于疏林之下，仰面大笑。众问其故。操说：“吾笑诸葛亮、周瑜毕竟智谋不足。若是我用兵时，就这个去处，也埋伏一彪军马，以逸待劳；我等纵然脱得性命，也不免重伤矣。彼见不到此，我是以笑之”。正说间，猛张飞一军杀至，操一见早拨马溜了，众将死战得脱，但多已受伤，狼狈不堪，且天寒地冻，道路泥泞，走到华容道时，已所剩无几。而曹操却在马上扬鞭大笑，众问其故，操说：“人皆言周瑜、诸葛亮多谋，以吾观之，到底是无能之辈。若此处埋伏一旅之师，吾等皆束手受缚矣。”言未毕，一声炮响，两边五百校刀手摆开，为首大将关云长，提青龙刀跨赤兔马，截住去路。若非关云长感其昔日相待之恩，曹操这次必脑袋搬家了。这次逃走，曹操的处境是很凄惨的，这是他该放声痛哭之时，为什么每次在厄境时候他偏偏纵声大笑呢？其实，这“三笑”都是强颜欢笑，用意在于灭敌人的威风，壮自己的志气。他笑敌手无能以显己之高明，是为将士壮胆，鼓起他们的勇气以逃脱难关。可是，曹操逃脱虎口，被曹仁接入南郡置酒与之洗尘时，他反而仰天大恸。对这种反常的举动，众谋士莫明其妙，便问其故。操伤心他说：“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遂捶胸大哭说：“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众谋士皆默然自惭。对曹操之哭，毛宗岗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妙用：“曹操前哭典韦，而后哭郭嘉，哭虽同而所哭则异，哭典韦之哭，所以感众将士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众谋士也。前之哭胜似赏，后之哭胜似打。不谓奸雄眼泪既可作纸帛用，又可作挺杖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爱！”宜哭而笑，宜笑而哭，只有奸雄才能这样笑得出、哭得出，奸雄之奸奸在此。而他的哭笑并非常人之哭笑，都是他御人的妙术。
先施以威后结以恩
第十九回有一段关于曹操收降张辽的故事：“却说武士拥张辽至。操指辽曰：‘这人好生面善。’辽说：‘濮阳城中曾相遇，如何忘却？’操笑曰：
“你原来也记得！’辽曰‘只是可惜’，操曰：“可惜甚的？’辽曰：‘可 惜当日火不大，不曾烧死你这国贼！’操大怒曰： ‘败将安敢辱我！’拔剑 在手，亲自来杀张辽。辽全无惧色，引颈待杀。这时，玄德攀住操臂膊，云长跪于面前。玄德曰： ‘此等赤心人，正当重用。’云长曰：‘某素知文远 忠义，愿以性命保之。’操掷剑笑曰： ‘我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乃 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辽感其意遂降。”从这一则故事里，我们看到曹操在一霎那之间变换了两副面孔：满脸杀气和满脸笑容。这确是“要杀则亲自拔剑，不杀则解衣延坐；怒便加一倍怒，爱亦加一倍爱。奸雄权势，奸不可及。” （毛宗岗的夹批）。
其实，曹操的“怒和爱”，只不过是古代御人术“恩威并济”的翻版，即先施以威后结以恩。这种御人术后来也被张飞学到了。张飞生擒严颜，要严颜投降，严叱说：“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飞大怒，喝左右斩来。
严颜喝说：“贼匹夫！要砍便砍，何怒也！”张飞为其英雄气概所感动，乃亲释其缚，低头下拜请谅，严感其恩义，乃降。张飞释严颜和曹操释张辽，确是一个模样，是否张飞也向曹操学来，不得而知。而曹操释张辽，张飞释严颜，是因张辽、严颜都忠勇，这种人值得用。曹操能释张辽，因曹操是奸雄；张飞能释严颜，因张飞是英雄。奸雄和英雄虽有差别，但其性格有共同之处：喜不怕死的硬汉子，厌贪生畏死之人。如吕布被曹操所擒时，既向曹操求饶，又求刘备代说情，尽管吕布百般哀求，曹操还是把他宰了。而曹操释张辽，正是被其英雄气概所折服之故。曹操能用张辽，说明其慧眼识人，张辽也因曹操的提拔才能成为魏国名将。
“焚书信”的气度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一条规律，而要做到“知彼知己”，就要先了解对方的情况，故魏、蜀、吴三国都千方百计在敌国安置奸细。魏、蜀两国都曾互使反间计，这些反间计之所以取得成功，都是通过奸细来进行的。因此，彼此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是公开的秘密。
“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故发现和清除奸细，各国统帅都十分重视。 不过，对于处理奸细问题，却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如果掉以轻心，易造成失误，冤枉好人，纵了坏人，这就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增强了敌人的势力。
对于处理奸细，曹操是有独特的处理方法的。他破袁绍后，缴获了自己部属与袁绍私通的大批书信，有人劝他对这些人严加处理，他不同意说：“当时袁绍势大，孤也不能自保，何况他人哉。”便命令把这一大批书信焚了。曹操为何不把这些人严加镇压，而采取如此宽宏大量的措施呢？这是因为曹操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以免造成失误。曹操既已掌握了与敌人私通书信的名单，他对这些人已心中有数，懂得如何对待他们。这样，曹操对他们就掌握了主动权。他现在不处理，以后可慢慢处理。且这些人与敌人私通，其罪有轻有重，不能一概而论，如都加以镇压，将扩大株连，造成内部混乱。二、不削弱自己力量。当时，天下未定。正在用人之际，曹操示以宽容，将使这些与敌人私通的人感恩戴德，有可能愧悔前非。如果把曹操和袁绍两人处理奸细问题加以比较，更觉曹操这种御人术很高明。许攸因截获曹操催粮书信，知其粮已尽，建议分兵袭许昌，两路击之。这是上策，若绍从之，可获全胜。
适审配来书，密告许攸在冀州时纵子侄贪污，袁绍大怒，并主观猜测，说许攸“与曹操有旧，想亦受他财贿，为他作奸细。啜赚吾军耳！”便把他驱逐。
把主观猜疑当作事实。给许攸扣上“奸细”的帽子，许攸确是冤哉枉也。古往今来，出现的冤案，不正是由主观乱猜造成的么！而袁绍既把许攸当“奸细”又不处理，反把他驱逐，这实是迫他往投曹操。由于许攸为曹操策划烧粮事，促成袁军大败。袁绍如此轻率处理“奸细”，不仅冤枉了好人，自己也倒了大霉。曹操的“焚书信”与之相比，确是明智得多！
严守军纪：“割发代首”
“割发代首”的故事是这样的：建安三年夏四月，曹操出征张绣途中，见一路麦已熟，而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割麦。操使人远近遍谕村人父老，及各处守境官吏说：“吾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操乘马正行，忽田中惊起一鸠，那马眼生，窜入麦中，践坏了一大块麦田。操即掣所佩剑欲自刎。众急救住。据郭嘉所说《春秋》有“法不加至尊”之议，曹操乃以剑割自己之发，掷于他说：“割发权代割首。”使人以发传示三军说：“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
于是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对曹操的“割发代首”，后人多认为这是曹操的诈术，用以收买军心民心。这没有错。不过，曹操采取这样权变的办法也情有可原。试问：曹操真的因犯自制之法而自刎了，有这必要吗？在东汉末年，割据的群雄，大多胡作非为，无法无天，掠民以自肥，有谁因此而自责过，而曹操能“割发代首”，这是难能可贵的。它说明曹操的军纪严明，自己犯了法也不饶恕。曹操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以统一天下，不仅到处搜罗人才为己用，也极力争取民心的归附。因为他懂得“民为邦本”之理，故他每次出征，大都严明军纪，防止扰民。而那四世三公出身的袁术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军纪不明，到处掠夺人民。他派张勋率领征徐州的七路之兵，却于路劫掠将来，故陈登把袁术的七路大军视如“七堆腐草”是有根据的，这“七堆腐草”不堪吕布、刘备联军一击便土崩瓦解了。曹操与袁术两相比较， 谁善用兵不是一目了然吗？袁术既不能治将治兵，又掠民，他被打败是必然之事；曹操能治将治兵又爱民，他出征多胜也是必然之事。曹操驾驭兵将之术，确有其过人之处。
封爵赠金
曹操能搜罗人才并使之为己效命，是因他有两个“法宝”，一是封爵，二是赠金。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愿为其主效命的无非为了名和利。而曹操的封爵赠金恰好满足他们的欲望，故曹操一祭起这两个“法宝”，无人不乐意归其麾下。当然，“封爵赠金”御人之术，并非曹操独创，那位亭长出身的汉高祖刘邦，早在他与项羽争天下时便懂得个中奥妙了。陈平爱金，他尽量满足他；韩信想当齐王，就给他刻齐王印。故这一文一武都乐意为他效命。
他的敌手项羽就不懂得这一套，这位西楚霸王为人有点吝惜，舍不得给人封爵，下属不愿为他出力，这也许是原因之一。曹操是个饱学之士，对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是熟悉的，他不仅善于吸取，且能做到“青出于蓝胜于蓝”，他对“封爵赠金”运用之妙，远远胜过前人。如他对关羽的笼络收买，便充分表现了他这方面的才能。
曹操接受关羽“三事”之约使之来投后，待之甚厚：赠美女十人；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斩颜良立功后，封为汉寿亭侯，可说是极尽其拉拢之能事。可是，关羽知其兄刘备所在后，立即封金挂印，留书辞别说：“新恩虽厚，旧义难忘。”“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于是过五关斩六将而去。
为何曹操的“封爵赠金”的两个“法宝”不灵了。这是因为“桃园结义”
之“义”令关羽“难忘”，曹操原以为他的两个“法宝”所向无敌，万万想不到被“义”气破了。不过，他的两个法宝并没有完全失灵：先是关羽感其厚待，愿为之报效，斩了颜良、文丑，后来又实践了他的“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诺言，在华容道上甘犯军令状，拼死放走了曹操。
4.关怀备至：孙权的御人术
孙权的御人术也有其过人之处，即能关心人，团结人。这虽不新奇，却是御人的根本法。孙权有时也耍诡计，用以御人，但不高明，故易被人识破，弄巧反拙，如“赔了妹妹又折了兵”是也。
视将士如己出
《史记·吴起列传》记载：“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乘骑，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吴起善用兵，是因得将士之心，士卒生毒疮，他用口为之吸脓血，故被“将军自吮其疽”的父子俩，都甘心为之战死。这则故事，被后人传诵，列为用兵要术。孙权深懂得这一用兵之法，故对将士很为关心，视如”骨肉”，将士也因之以死报效。周泰舍身卫护他，他对周泰的亲切抚慰，便是个典型的例子。
濡须之战，孙权被曹军围困，势甚危急。周泰得知，挺身杀入，寻见孙权。周泰在前，孙权在后，奋力冲突。突围后，不见权，泰复翻身杀入围中，又寻见孙权。周泰冒着敌人弓弩，左右遮护孙权，身被枪数十，箭透重铠，救得孙权。如无周泰拼死相救，孙权必死无疑。孙权感周泰救护之功，设宴相慰。席上，权亲把盏，抚其背，泪流满面，说：“卿两番相救，不惜性命，被枪数十，肤如刻画，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重乎！卿乃孤之重臣，孤当与卿共荣辱、同休戚也。”言罢，令周泰解衣与众将视之、皮肉肌肤，如同刀剜，盘根遍体。孙权如此抚慰周泰，实是树立榜样，使诸将效法，为其效忠。孙权对将士确是关怀备至，如对吕蒙的病亲自监护，对朱然的病送医送药，这都使将士深为感动。故终孙权之世，吴国上下，休戚与共，使东吴安如磐石。
善待将士，是御兵的要术，这并非每人都晓得。张飞便是个不善待将士的猛将，他醉后常鞭将士，致造成严重后果：因醉疼打曹豹，丢了徐州；为急兄仇，醉后鞭打末将范疆、张达，被割了脑袋。
张飞不善待将士，不得善终；孙权善侍将士，乃成大业。故御兵要御之得法，切不可等闲视之。
不计前嫌，化敌为友
为天下不念旧恶，曹操有此宏量，孙权也有此胸怀。曹操“矫情任算”，他虽信任张绣，张绣却没有死心追随；孙权不咎甘宁既往，且能化敌为友，使甘宁与凌统从死敌结成死党，同心协力事权，至今仍传为佳话。何以曹操不能使张绣死心相随，而孙权能使甘宁等效忠于己？因曹操待人多从权略出发。因而未尽得人心；而孙权待人以诚，故人心向往之故。孙权与曹操御人相比，仅此而论，孙权胜于曹操。
孙权与黄祖战于大江之中，祖军败绩。权部将凌操乘胜追击，被黄祖部将甘宁一箭射中，黄祖乃得脱。后甘宁归降，孙权不念旧恶，厚待之，孙权听甘宁之策，取江夏，擒黄祖，便设宴庆功。席间，凌操之子凌统拔剑而起，直取甘宁，权连忙制止，谓统说：“兴霸射死卿父，彼时各为其主，不容不尽力。今既为一家人，岂可复理旧仇？万事皆看我面。”凌统叩头大哭说：
“不共戴天之仇，岂容不报！”权再三劝之，凌统只是怒目而视甘宁。为暂 分开二人，以免寻仇报复，孙权乃派甘宁去守夏口，又加凌统为承烈将军，统只得含恨而止。由于甘宁感孙权之恩并得其教诲，也想设法解怨。在濡须之战中，凌统坐下马被暗箭射中，那马直立起来，把凌统掀翻在地。敌将持枪来刺。这时，只听得弓弦响处，一箭射倒了敌将，凌统才免难。凌统得救回寨，孙权对他说：“放箭救你的，甘宁也。”凌统乃顿首拜，对宁说：“不想公能如此垂恩！”自此与甘宁结为生死之交，再不为恶。甘宁、凌统协力效忠孙权，屡建奇功。
历史证明：一个集团，或一个国家，内部团结，力量就强大，内部分裂，力量就削弱。袁绍虽据有四州之广，兵多粮足，将勇士智，因内部派系林立，四分五裂，终于自取灭亡。孙权不仅能团结人，且能为部属释仇解怨，化敌为友，因而人心齐，力量大。他能鼎足江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原因。
借婚姻以制人
孙权与人较量，输的最惨的是：他以妹为香饵，引诱刘备入吴以索还荆州，讵料竟弄假成真；又想以妹控制刘备，那知妹心外向，与刘备出奔，结果是“赔了妹妹又折兵”。这使孙权气得发昏，这真是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这段故事，在《三国演义》的五十四、五十五两回里，被描写得很有趣。
但历史事实却不全如此，孙权嫁妹妹给刘备是出于自愿。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显然，进妹是为“固好”，即企图通过妹妹来巩固盟好，共同抵抗曹操，同时又可使妹妹从中控制刘备。刘备也发觉了，故对孙尚香也提高警惕。在三国斗争中，一切服从于政治，婚姻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孙权与刘备联婚，是为达到其政治目的；刘备也绝不会因与孙权联婚而放弃其政治要求。当彼此发生严重的政治矛盾时，婚姻也就告吹。想用婚姻来控制人，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三国时代，为政治目的而联婚之风盛行，但有哪个达到其政治目的？如孙策平定江东后，曹操认为“狮儿难与争锋也。”为结好孙策，便使弟女许配孙策的小弟孙匡。而孙策并不因之与曹操永归于好，当曹、袁在官渡相拒时，他就暗中策划袭许都，迎汉帝，会因被刺客所杀才罢了。在古代，婚姻也未见“固好”，而是每为敌国。春秋时，辰瀛嫁于晋，而秦却代晋；穆姬嫁于秦，而晋却绝秦。
《三国演义》描述孙权想用婚姻以控制刘备而达不到目的之事，虽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但却揭示了婚姻服从政治的真相。
四、鉴诫
三国时代，人才济济，得力于贤士的辗转相荐：能荐人必知人，知人始能用人。用人得当，犹如下棋时摆对了棋子，那么，这盘棋下起来也就轻松愉快，且笃定地坐收胜利的果实。而用人不当呢？它的恶果足令人性命不保，江山尽失！三国用人，有成功，也有失败，这些历史经验，明白地告诉我们用人成功之法及洞悉用人之错，足以作为今日用人鉴诫。
1.得失一念之间：经验教训
能否用人，是事业成功、失败的关键，三国用人的经验教训，迄今仍不失去其现实意义。
礼贤下士始得士
《说苑·尊贤篇》有一段关于求贤的生动的对话：“赵简子游河而叹曰：
‘安得贤士而处焉？’舟人古乘对曰：‘珠玉无足而能来者，人好之也；今 士有足而不来，此是吾君不好之耳。’”这位赵简子不去求贤，却躲在游船上悠哉悠哉地表示思贤心切。船工古乘一句话便揭穿了他“不好贤”的底。
言下之意是说，只有好贤，贤士才来。但是，不能说好贤便得贤，这位古乘也把求贤看得太容易了。
要求得贤士，必须去屈膝求之，真正做到礼贤下士，使对方感到你把他当知己看，才心甘情愿为你效命，“大为知己者死”，这是封建社会士人的共同点。孔明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因刘备“三顾草庐”。
刘备求贤，不是下令去召之，像张飞所说的“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唤来便了。”而是亲往拜访。一访不遇，二次往访。二访时，正值隆冬，那天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银妆，这么天寒地冻，刘备没有裹足不前，而是冒严寒往访，“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二访不遇，又三次往访。
三访前，刘备令卜者揲蓍，选择吉期，斋戒二日，薰沐更衣，才往卧龙岗谒孔明。选择吉日，可见这位皇叔太迷信，但也可见其求贤心切，担心这天不是吉日，又见不到孔明；斋戒、薰沐则说明他对孔明的无限尊敬。也许这一天巧碰着好日子，加上刘备求贤的诚心感动了孔明，这次孔明是在家了。可是，这位卧龙却昼寝未醒，是否有意怠慢刘备，以试刘备是否诚意，不得而知。刘备徐步入内，看见孔明仰卧，睡得正香，便拱立阶下，关、张等了好久不耐烦了，而刘备仍耐心等候。望堂上时，见孔明翻身将起，——忽又朝里壁睡着，童子欲报，刘备说：“且勿惊动。”又立了一个时辰，这位卧龙才不再卧.口吟其“大梦谁先觉”之诗，多么悠哉悠哉。刘备这么礼贤下士，怎不使孔明感动为之效命呢？！刘备对孔明的旷世礼遇，孔明是永志不忘的。
二十一年后，孔明上表要求北伐时还谈及此事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驰驱。”
他病逝五丈原前三年，在《后出师 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
刘备“三顾草庐”时，他是寄托于刘表，无立锥之地，处境是很艰难，前途是未卜的。当时，中国强者北有曹操，南有孙权，孔明有些好友已北投曹操。孔明却不与行，孔明的大哥诸葛瑾仕吴甚得孙权宠信，他若依吴大可通过其兄引进。而孔明为什么不东依孙权或北投曹操呢？因为在天下大乱之际，不唯君择 臣，臣也择君，因用错了人，将会给事业招来损失，甚至失 败；而臣择错了君，将无所作为，甚至葬送了自己的前程。所以，孔明虽有建功立业思想，却不愿贸然出山，而是隐居隆中，“聊寄傲于琴瑟兮，以待其时。”他之所以归刘备，一是因刘备是个被荆州人士敬佩的英雄，一是感孔明的诚心求贤。如果以两者相比，最能感动孔明的还是后者，正如孔明自己说的，他之所以“许先帝以驰驱”，是因感刘备的”殊遇之恩”。王安石《诸葛武侯》一诗也指出：“区区庸蜀支吴魏，不是虚心岂得贤！”这就是 说，以弱小的蜀国能与魏、吴两国抗衡，鼎足三分，是因刘 备虚心得孔明 的辅佐之故。
能团结人才能成大事
团结就是力量。一国或一军，当上下一心，攥成一个拳头时，其力量就大，敌人无懈可击；反之，则软弱无力，被人分解，以至被打败。而能否使上下一心，关键在于用人者是否善于团结人。刘备是个善于团结人的明主，故荆州豪杰团结在他的周围，以此为骨干力量，西取巴蜀，据有成都后又能团结益州、东州人士，把荆州和益州、东州三股势力结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曹操得陇不敢望蜀，孙权也把蜀国视为盟友以抗拒曹操。刘备未入蜀前，刘璋统治下的西川，人心涣散，矛盾重重。先是刘焉治蜀时，南阳、三辅人陆续西移，流入益州的有数万家，其中青壮年多参加川军，称为东州兵。东州兵恃势欺凌益州人，益州人深恨之。益州人赵韪素得人心，他暗中与益州豪绅密谋，举兵叛乱。东州兵因害怕益州派获胜被报复，乃同心协力助刘璋，与叛军作殊死战，终于镇压叛乱。但益州人并未心服，与东州人有如水火。
东州诸将则恃功骄恣，不听调遣，刘璋性宽柔无威略，对此也无可奈何。刘璋与张鲁有仇，张鲁欲兴兵报仇，以西蜀兵力本可敌之，但由于人心不齐，刘璋只得听从张松之言，请刘备入蜀支援以拒张鲁。刘备入川后，先是结民心，机会一到，立即夺取西蜀。他领益州牧后，对荆州和益州。东州人士，都不分彼此，即使与已为敌的，或有宿怨的，也量才录用。 黄权是益州人， 曾忠于刘璋，是坚决反对请刘备入蜀的，刘璋要 往涪城会刘备，他口衔衣 而谏，璋大怒，扯衣而起，权不放，顿 落了两个门牙。刘备不因此而怪他， 反嘉其忠，任为右将军。刘巴是荆襄人士，他在荆州时不愿为刘备所用，北投曹操，后归刘璋，刘备也不咎既往，任为左将军。费祎是刘璋的亲戚，吴懿、费观是刘璋的姻亲，都得到擢用。由于刘备能团结三州人士，尽其器用，故他们都效忠刘备，有不少人后来成为蜀国的股肱大臣，除了来自荆襄的孔明、蒋琬，以及关、张、赵、黄、马等五虎将 外，还有李严、费祎等。刘备临危时，任命李严为顾命大臣，费祎则是继蒋琬之后成为蜀国丞相。他们对开拓蜀国和保卫蜀国起了重大的作用。
用人要在才不在老少
刘备是个善于知人、用人的明主，但由于他后期事业发展较顺利，特别是他登上皇位之后，骄傲自满情绪增长，越来越看不起别人，不是嫌老便是轻少，如言老黄忠无用，蔑视陆逊为“黄口孺子”，因而造成严重后果。正因其把年幼多才的陆逊不放在眼里，麻痹轻敌，招致彝陵之战全军覆没。毛宗岗对刘备嫌老轻少提出了批评；他说，“爱老而不爱少者，不可以用才；爱少而不爱老者，亦不可以用才。孔明之用黄忠，非以其老而用之也，直以为是请缨之终军，破浪之宗悫，三表五饵之贾谊而用之也。阚泽之荐陆逊，非以其少而荐之也，直以为是皓首之子牙，白发之充国，耆英之文彦博而荐之也。总之，人而才，则老亦可，少亦可；人而无才，则老亦不可，少亦不可。但当论其才不才，不当论其少与不少云。”（第八十三回回评）毛宗岗的用人在才不在老少的论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用人准则。三国时无数事实都证明毛宗岗的论点是正确的。《三国演义》描绘的杰出将相，大多在青年时已显露超人的才智，或已建立惊天动地的勋业。孔明初出草庐时只不过二十九岁，便提出“隆中策”，预知 天下三分，促成刘备称帝西蜀。周瑜三 十三岁挂帅，在赤壁之战 中，“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 烟灭。”青年将领陆逊两次用计，使关羽授首、刘备丧胆。姜维二十七岁已表现超人的将才，为孔明所赏识。但论资排辈的人总是轻视少年英才，如关羽、张飞自恃和刘备一起打江山、资格老，也曾看不起年青的军师孔明，经孔明小试锋芒，博望用兵，火烧新野，关、张两人不得不口服心服。徐盛、丁奉也因自恃是东吴老将，开始不服陆逊挂帅，后终于在事实面前认输。有些人则与此相反，总是看不起老将，曹操的“妙才”夏侯渊就因此被老黄忠所斩。
用老嫌少，或用少轻老的一刀切用人法，不仅三国时有，且古已有之。
东汉颜驷就是因这一刀切的用人法经历三世而郁郁不得志。汉武帝动员诸郎上阵抗击匈奴，自发老翁颜驷以年老不能上阵为辞。武帝见他偌大年纪还当个小郎官，惊问其故？颜驷无限感慨他说：他已经历了三朝，但“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年少，陛下好年青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当然，造成颜驷的三世不遇的悲剧也有其客观原因。文帝时天下太平，需修内政，故重用文人，好武的颜驷也就没有机会去驰骋沙场，以建立功勋；景帝时爆发七王之乱，需要有威望的老臣去镇压，以安邦定国，年少的颜驷也就沾不上边：武帝时老臣大都亡故，需大力提拔年青力量，年已老的颜驷也就得不到重视。但是，造成景帝重老轻少、武帝重少轻老的主观原因，是因景、武两帝存在用人一刀切的片面观点。其实，老年之才经过千锤百炼，经验丰富，但观点较固定，易陷于保守；少年之才，敢作敢为，喜于创新，但不够稳重，易陷于轻浮。这仅是一般而言，也有的老年之才思想仍敏锐活跃，也有的少年之才年少老成的。对于老、少之才，如能多取其所长以互补其所短，则能充分利用和发挥人才的作用。
可是，历代统治者不尽懂此理，不是重老轻少，便是重少轻老，这已成为古今的通病。它不知造成多少失误，不知埋没和浪费了多少人才！因此，重温毛宗岗的“用人在才不在老少”的论点是很有教益的。
勿以貌取人
以貌取人，古今都曾重复这种错误。因为人总是喜美嫌丑的，容貌美很易给人好感，容貌丑就易使人反感。但如用貌的美丑来取人，就会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因为外美和内美没有必然等同的关系，外美未必内美，外丑未必内丑。话虽这么说，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貌取人。就是那位孔圣人也是如此。韩非在《显学》一文里就谈及此事。他说：“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儿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故孔子曰： ‘以容取人， 失之子羽。’”子羽是孔子的门徒，外表长得不错，但孔子与他相处时间长了，发现子羽的行为和他的外表很不相称，因而后悔说：以容貌来取人，在子羽身上犯了错误。尽管这位孔圣人给后人留下“以容取人，失之子羽”的教训，但这种错误却还是不断出现。即便是以善于知人、用人见称的刘备、孙权和曹操也都犯过这种错误。
水镜先生曾对刘备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凤雏就是庞统，可见其人不凡。不过，这位凤雏先生外貌长得不太雅，浓眉掀鼻，墨面短髯。水镜先生知其才，故不论其貌而赞之，但不了解他的人，一看见他这副尊容就不大喜欢。庞统先被鲁肃推荐于孙权，孙权见他形容古怪，又轻视他所最敬佩的周瑜，故拒不任用。后来，孔明和鲁肃向刘备力荐，虽有两封荐书；庞统却不靠荐书取宠，而是想靠本事见重，故没有拿出来，仅对刘备说因“闻皇叔招贤纳士”而来投。刘备见庞统貌陋，心中亦不悦。不过，他不像孙权那样拒不接纳，而是给他个小县官做。刘备悉庞统纵酒不理事乃派张飞去查询，幸好张飞粗中有细，他见庞统半日尽断毕百余日所积公务，大惊下谢，并回向刘备称赞庞统大才，刘备大惊说：“屈待大贤，吾之过也。”
孙权见庞但终能认识到“屈待大贤”而重用之，乃得一大贤。一知改悔，一不改悔，其得失如此。
张松是益州别驾，为人能言善辩，博闻强记，也是个才智之士。但他的相貌十分丑陋：额镢头尖，鼻偃齿露，身短不满五尺。真是又丑又矮。他到许都去见曹操，名为请操攻张鲁以助刘璋，实是暗中干出卖西川的勾当。操见他长得猥琐，加以语言冲撞，一言不合便拂袖而起。后来，杨修与之辩论，他口若悬河，又见一读《孟德新书》便能背诵，且一字不错，乃言其才干曹操。曹操次日接见，他又当面讥讽，操便令乱棒打出。曹操同样是犯了以貌取人的错误，因他怠慢张松，张松亦不向他卖西川。张松对刘璋是卖主求荣，对曹操却是有用之才，曹操失去张松也就是失去取西川的大好机会。
刘备、孙权和曹操所犯的错误，也足以为以貌取人者戒。
拒谏的危害
历代封建王朝，有不少忠直之臣以敢谏见称，而有好下场的不多。因封建帝王是专制统治者，金口一开，圣旨一下，不容更改，且在那“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年代，谁敢提出不同意见冒犯龙颜，必遭严惩：轻则罢官，重则杀头。当然，也有善于听谏纳谏的，如唐太宗因接受魏征的“偏听则暗，兼听则明”的高见，能兼听纳谏，纠正了自己不少的错误主张和行为，这对于促进盛唐的政治贤明，经济繁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是，历代统治者大多以英明自居，听不得别人的意见，便是听也并非兼听，而是偏听偏信，结果是误事误国，甚至国破身亡。袁绍、刘璋和刘备正是因听不进忠言而遭到惨败的。
袁绍为人外宽内忌，偏听偏信。他因爱幼子袁尚，想使之继位，对袁尚之死党审配，逢纪等言计听从，对于忠贞、智慧之士田丰、沮授等的忠言则逆耳。他要兴兵助刘备伐曹操，田丰谏说：“兵起连年，百姓疲弊，仑廪无----------------------- Page 62-----------------------
积，不可复兴大军。”若备战三年，“大事可定矣”。沮授也反对袁绍出兵。
袁绍却听从审配之言进军黎阳，结果损兵折将，——大将颜良、文丑被杀。
当袁绍进军官渡与曹操决战时，因反战而被关在狱中的田丰，仍上书谏说：
“今且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妄兴大兵，恐有不利。”逢纪谮说：“主公兴 仁义之师，田丰何得出此不祥之语！”绍大怒，欲斩田丰。众官告免。在曹操往乌巢劫粮前夕，因主张缓战被拘禁于军中的沮授，向袁绍建议：乌巢屯根之所，不可不提备。宜速遣精兵猛将，于间道山路巡哨，免为操军所算。”
而绍竟以沮授是“罪人”，“妄言惑众”，拒之不理。如果袁绍纳田丰之策，或听沮授之议，将不会有官渡之惨败。袁绍雄踞河北，拥四州之众，兵力远胜于操，而他之所以大败，是由于袁绍有忠臣不用，有忠言不听之故。田丰因袁绍老羞成怒而被杀，智慧之士如此下场，可叹！
袁绍拒谏是因他偏听偏信，刘璋拒谏是因他为人暗弱，是非不分。张松请求出使争取外援拒张鲁，其本意非为西蜀，而是卖主求荣。他原想劝曹操趁机取川，因操骄傲瞧不起他，乃转向刘备。回川后力劝刘璋请刘备入川支援。黄权、王累力谏。王累明确指出：“张鲁犯蜀，乃癣疥之疾，刘备入川，乃心腹大患。”黄权则主张：“可先斩张松，后绝刘备，则西川万幸也。”
刘璋却听从张松的花言巧语，不听黄权、王累之谏。当刘璋要亲往涪城会晤刘备时，王累自用绳索倒吊于城门之上，一手执谏章，一手仗剑，口称“如谏不从，自割断其绳索，撞死于此地。”刘璋读谏章后，大怒说：“吾与仁人相会，如亲芝兰，汝何数侮于吾耶！”王累自断其索，撞死于地。王累以尸谏，刘璋也毫不悔悟，终于“引狠入室”，奉送了西川。
刘备拒谏，则是因其为私义而忽公仇和骄傲自满之故，在未登王位前，刘备还是比较谦虚谨慎，易于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可是他在胜利面前冲昏了头脑，帝王的专制本色便充分暴露出来了。他为报二弟关羽之仇决意兴兵代吴。赵云谏说：“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
刘备不同意说：“朕不为二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可见刘备虽有江湖义气，却缺乏“以天下为重”的战略观念？因蜀吴交兵必将互相削弱.只对曹魏有利。刘备整兵要行时，秦宓直谏并指出：“陛下不从臣言，诚恐有失。”刘备认为他出言不利要斩之，秦宓面不改色，回顾刘备而笑说：
“臣死无恨，仅可惜新创之业，又将颠覆耳！”因众官告免乃囚宓于狱中。 孔明闻悉，也上表救宓，认为宓所谏是“金玉之言”。刘备看毕，掷表于他说：“朕意已决，无得再谏！”曾经是善于纳谏的明主，礼贤下士的典范，他得孔明时说是“如鱼得水”，现在连他认为“水”的孔明的话也不听了，刘备这条“鱼”也就失去了“水”，其遭遇可知。由于刘备骄傲思想大膨胀，自以为是听不进忠言，必然做出错误的决策，其“新创之业，又将颠覆”是不可避免的了。刘备猇亭惨败后，他“悔不听丞相之言”时，为时已迟了。
袁绍、刘璋和刘备的失败说明：嫌忠言逆耳，确是误己误国。
树立朋党的下场
东汉末年，群雄之中，袁绍是最强者。在官渡决战中，他有兵七十余万，操只有精兵七万，袁军十倍于操军，而操能以弱胜强，其原因虽有种种，但袁绍集团内部朋党林立，互相争夺，致削弱力量，是操得以逐个击破袁军的重要原因之一。凡立朋党的，必有朋党与之作对，袁绍集团内部朋党林立，实咎由袁绍先立朋党。袁绍因宠爱幼子袁尚，欲立为后嗣，因之袁尚的死党审配、逢纪也就得到袁绍的充分信任，掌握军政大权。谋士辛评、郭图则是袁绍长子袁谭的死党，坚决反对废长立幼，拥护袁谭继位，故审配、逢纪和辛评、郭图各为其主，勾心斗角，以夺取嗣位。但他们四人都主张与曹操速决死战，与谋士 田丰、沮授意见相左。田丰、沮授都主张“静守以待时”，因谋 略与审配等不同，这两人又成一朋党。袁绍进军官渡后，沮授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思想：“我军虽众，而勇猛不及彼军，彼军虽精，而粮草不如我军。彼军无粮，利在急战；我军有粮，宜且缓守。若能旷以日月，则彼不战自败矣。”
这是知彼知己的分析。若袁绍听田丰不战之策，不会有败，听沮授援战之计，亦不至于败。而袁绍不只不听，反囚田丰于狱中，锁禁沮授于军中，这就自丢智囊，任由曹操计算了。荀彧就认为“袁绍是无用之人”。他说：“绍兵多而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
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故主张与绍决战。
由于袁绍废长立幼，又让两子自立朋党，袁绍一死.两兄弟力争夺嗣位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曹操攻之甚急，两兄弟还能拼力死守冀州，操军也难于攻下。郭嘉则向曹操进计说：“袁氏废长立幼，而兄弟之间，权力相并，各自树党，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争，不如举兵南向荆州，征讨刘表，以候袁氏兄弟之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而定也。”操从其计。果不出郭嘉所料，操一回师，两兄弟又内讧了。始是郭图献计说请袁尚、审配来饮酒，伏刀斧手杀之。谭从其计，乃使人往请。审配对袁尚说：“此必郭图之计也。
主公若往，必道奸计，不若乘势攻之。”于是，兄弟两人交锋，袁尚屡败袁谭。袁谭退守平原，因被围危急，郭图乃建议袁谭降操求援。袁氏两兄弟相争，曹操乃得乘隙攻入冀州。
凡立朋党，都以私利为重，一切封建伦理关系都被打乱了。袁谭、袁尚本是同胞兄弟，为嗣位而各立一朋党，拚个你死我 活。辛评党袁谭，而辛 评之弟辛毗趁为袁谭求援之机劝操回师取冀州。审配党袁尚，审配之侄因好友辛毗家属被杀，忿而献门放 操兵入城。 袁绍之败，袁氏兄弟之亡，足见朋党为害之大。如果袁绍不偏于一朋党，袁氏兄弟和诸谋士不各立朋党，因私利而忘公利，能做到上下一心，协力抗操，以操之力也难于取胜；纵有郭嘉的智谋，也无所施用。当然，其中的朋党也有所不同，审配、逢纪的朋党是忠于袁尚，郭图、辛评的朋党忠于袁谭，是各为其朋党出谋献策，田丰、沮授也虽一朋党，但是其出计尽智，是为袁氏集团的利益着想。如果仅是田丰、沮授一朋党，也无所谓朋党，袁氏也不至于亡。
用诈道得人不得人心
在历史上，凡君主以诚信待下，臣下以忠心报效，则君臣相得，至死不渝。若以诈道待人，臣下则忐忑不安，必将上下猜疑，同床异梦。
贞观初，有人上书唐太宗李世民请求罢巧言谄媚之官，李世民要他列举其人，那人却说：“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著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李世民说：“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 （《贞观政要》卷五《诚信第十七》）。 李世民对下不行诈道，而是以诚信待人，且他善于纳谏，即便是毒骂他，只要谏言可取，也不以为意，因此，臣下对他也就信得过，敢于直言相谏。由于君臣之间开诚布公，相得无间，同心协力治天下，故能出现贞观之治。曹操待人则恰恰与李世民相反，不是靠诚信，而是用诈道。曹操为图天下也积极搜罗人才，河北之士多归之，但因其行诈道，虽得士而不得其心。曹操只要认为与己不一心，对己不利的，不管有多大功勋，也千方百计除之而后快。
因操起事之初打起拥汉的旗帜，忠汉派的荀或被这种假象所迷惑，乃弃绍归操， 为操出尽智谋，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得到操的重用。及见操加九锡， 力加反对，并叹说：“吾不想今日有此事！”操见他和已不一心，深恨之。
操兴兵南征，荀或托病止于寿春。操使人送饮食一盒给他，盒上有操亲笔封记。开盒视之，空无一物，意即使荀或绝食，荀会其意，遂服毒身亡。操为摆脱自己的厄境，不惜用别人当“替罪羊”。他和袁术在寿春对峙时，因兵多粮少，便教仓官王垕将小斛散之，以救一时之急。王垕照办，兵士大怨。言丞相欺人。操就密召王垕入内，对他说：“欲借汝头示众。”王垕大惊说：“某实无罪！”操说：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于是推出斩之，出榜晓示说：“王垕放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操为保已之安全，还采取“杀鸡警猴”的手法杀害无辜之人。他恐人暗中害已，常吩付左右：“吾梦中杀人，凡吾睡着，你等切勿近前。”一日，昼寐帐中，落被于地，一近侍慌取覆盖。操跃起拔剑杀之，复上床睡，半晌而起，佯惊问：“何人杀吾近侍？”众以实对。操痛哭，命葬之。确是猫哭老鼠，这种事只有曹操做得出。操以为他这些瞒天过海法，能掩盖天下人耳目，其实他左右之人心里是明白的，只不过是敢怒不敢言罢了。无辜被杀的近侍下葬时，谋士杨修指而叹说：“丞相非在梦中，君在梦中耳！”因此，尽管曹操有时能“矫情任算”，饶了过去的仇人，或焚部下与敌人私通的书信，其所属也不尽信任他，还是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所以操虽得人于一时，却不得人心于长久。刘备曾投入操的麾下，也得到操的重视，但因见其行诈道而弃之。
操慕祢衡之名，想召之为己用，祢衡也因其诡诈，坚决拒绝，打鼓大骂以辱之，表现了正直之士不愿同流合污的大无畏的骨气。
李世民以诚信待下，故得人又得人心：曹操以诈道用人，虽得人却不得人心。待人之道，是用诚信抑用诡诈，一经对比，优劣不是分明了么。
包办代替之弊
关于孔明包办代替的作风，《三国演义》有较形象的描述：司马懿坚守不战，孔明遣使送巾帼妇人之衣以羞激之。懿心虽怒却佯笑受之，令重待来使。懿问：”孔明寐食及事之烦简若何？”使者说：“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懿顾谓诸将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使者回以懿话实告，孔明叹说：”彼深知我也！”主簿杨颙说：“某见丞相校簿书，窃以为不然。夫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大夫。昔丙吉忧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曰： ‘自有主者。’今丞相亲理细事， 汗流终日，岂不劳乎？——司马懿之言，真至有也。”孔明泣说：“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心也！”众皆垂泪。
孔明理政治军，西瓜、芝麻事一起抓，忙得晚睡早起，累得汗流浃背，食不甘味，睡不安席。他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是可嘉的，确使人为之垂泪；但他这种包办代替的作风是不足取的。主簿杨颙对他这种“亲理细事”的作法提出异议，并以西汉丞相丙吉见牛喘而担忧会影响年成，和陈平认为丞相主要管群臣，钱粮之事应问主管者的故事，说明丞相应抓大事，其他具体事情应由各主管部门去做，这是完全正确的。对此，孔明口说“吾非不知”，其实他还不知这种作风的弊害。他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对别人不够放心，老是担心别人不能把事情办好，也正如他所说“惟恐他人不似我心也。”作为一国的执政者，他的主要职责应是：决定政策，选拔人才。孔明的后继者之一费祎就较明智，他懂得抓大事，故即使政务、军务繁忙，他也能抽出时间与人谈笑、下棋，也能把工作做得不错。孙权对大事，当做出决策，确定人选后，便放手让他去干，也能把事情搞得很好。可是，孔明对即便是”罚二十以上”的细事也要“亲览”，忙得不可开交，并没有把事情全做好。这种包办代替作风其弊有三：
一、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正因孔明“惟恐他人不似我心”，不肯放手让人去做事，即便是有奇才也很难充分发挥其作用。孔明第一次兴师北伐，魏主曹睿遣驸马夏侯楙调关中诸路军马，前来迎敌。魏延上帐献策说：
“夏侯桥乃膏梁子弟，懦弱无谋。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 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夏侯楙若闻某骤至，必然弃城望横门邸阁而去。某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此亦是韩信暗渡陈仓之计的新用，如敌方主将是司马懿则未必得手，而主将是夏侯楙，此人怯而无谋，此计可瞒过他，行之是可能成功的。而一生未曾冒险又不尽信人的孔明却以“非万全之策”
而否定了。魏延也因此以“己才用之不尽”而叹恨。
二、不利于人才的成长。由于孔明总是担心别人把事情搞坏了，事事都要亲管，其下属只能跟着他的羽毛扇摆动团团转。既然大小事孔明都要抓，其下属也就用不着去动脑筋，也没有机会去独当一面以锻炼自己，这就不利于人才的成长。蜀中人才短缺，这未曾不是原因之一。
三、没有把事情做好。要使北伐取胜，必须群策群力，如光靠一人操劳，他纵有天大的本领也难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孔明由于不能充分发挥”众智”、“众力”的作用，其六出祁山劳而无功是必然的事。对于他本人来说，正如司马懿所料：“食少事倾，其能久乎？”只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在五丈原留下千古遗恨而已！
2.走向灭亡之路：唯亲恶果
用人之错，往往错在一“亲”字。何以出现用人唯亲？因用人者把事业视为一已之私，认为亲者既了解又信得过，他对已忠，而疏者即便是有才干，因信不过故不任用。其实，亲者未必忠，有些善于奉迎阿谀之徒，用花言巧语取得其主信任，如有变故，马上翻脸，另投新主。且这些人善于看风转舵，唯主人的脸色办事，明知有错也不说，如所办之事有利可图，就把错误扩大化，弄得一塌糊涂。东汉王朝之所以衰亡，三国出现的一些失误，都与用人唯亲有关。
汉灵帝用十常侍乱了天下
《三国演义》一开头便指出东汉末年致乱之由：”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相辅佐。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杀之，机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涓自此益横。””
张让、赵忠、封谞、段珪、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恽、郭胜十人朋比为奸，号为 ‘十常侍’。帝尊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 人心思乱，盗贼蜂起。”话虽不多，却概括了东汉末年的政治斗争状况。显然，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于汉灵帝宠信十常侍之故。
在桓、灵二帝统治时期，士族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展开激烈的斗争，而每次都以士族官僚集团失败告终。经过二次党锢之祸，士族官僚集团势力大为削弱，宦官集团权力达到了最高峰。汉灵帝竟尊称张让为“阿父”，其对宦官之宠敬可想而见。为什么汉灵帝如此信任宦官？由于政治腐败，人民遭殃，被迫纷纷起义，鲠直之臣议论朝政，想有所改革，以挽狂澜之于既倒，汉灵帝不仅不听，却认为这是造反，对士族更加不信任。他以为只有宦官才是“心腹”，所以事事听从”阿父”张让等的话；而他的这些“心腹”都是以媚上利己为业，只要能取悦上意，坏事也说成好事，闹出乱子又瞒着他。
对于进谏者，不是驱逐，就是杀头。首先向汉灵帝提出忠言的是议郎蔡邕。
他借灾异为辞，上疏指出“灾异”乃“妇寺干政所致”。所谓“妇”是指外戚，“寺”是指宦官。看了这一奏章，汉灵帝毫无悔悟，反听宦官以他事陷邕于罪，放归田里。谏议大夫刘陶向他揭露宦官的罪恶说，“四方盗贼并起，侵掠州郡，其祸皆由十常侍卖官害民、欺君罔上。朝廷正人皆去，祸在目前矣！”他听了大动肝火，对陶说：”汝家亦有近侍之人，何独不容朕耶？”
呼武士推出斩之。司徒陈耽为救陶，以头撞阶而谏，指陈十常侍的罪恶。他命牵出，与刘陶皆下狱，并纵容十常侍于狱中谋杀之。
汉灵帝为什么对别人揭发十常侍的罪恶恼怒异常？这是因为十常待所干的祸国殃民罪行，都是在他授意或纵容下酿成的。汉灵帝为满足自己的穷奢极侈，便授意宦官去设法捞钱，宦官们也就趁机上下其手，从中大捞一把。
他们的私囊是无底的，所以其捞钱花样也就日益翻新出奇。宦宫认为卖官捞钱最易、最快、最多，便索性开了一个叫做西园的官员交易所。标出各种官价公开卖官。地方官油水多，其官价也就比朝官高得多，而地方官所在州郡肥瘦不等，乃采取投标的办法，谁肯出高价谁就走马上任。还允许欠帐，但限期加倍交还。为增加卖官名额，卖出一官不久，又卖出一官去接任，有的州郡官一月内替换几次。买官的怕任职不长，为回本赚利，一到任就拼命掠夺。仅是卖官所得还赚捞得不多，又用各种名义，向州郡摊派，勒索财物，而负担最后还是落在人民头上。为保存全家性命，穷苦人家只好把存下的一点谷子也卖掉上缴，因而出现了“寒不敢衣，饥不敢食”的惨状。人民在活不下去的情况下，铤而走险，终于爆发了黄巾大起义，敲响了东汉王朝的丧钟。
汉廷用国舅何进送了江山
《三国演义》引诗一首对何进的评价是：“汉室倾危天数尽，无谋何进作三公。几番不听忠臣谏，难免宫中受剑锋。”这位无谋何进何人？他原是个屠户人家，本是不学无术，因妹妹被选入宫为贵人，生皇子刘辩，遂立为皇后。进由是得任大将军之职。为谋杀宦官十常侍，他召外兵入京，因其谋外泄，反被宦官所杀。何进被宦官十常待所杀，并非其力不敌，而是因其愚不可及。人们做错事，会接受教训，而何进却恰恰相反。他干了蠢事，仍自以为明智，于是，一错再错，终于铸成大错。灵帝逝世后，灵帝生母董太后与中常侍蹇硕密谋杀何进立皇子协为帝。何进闻讯，当然不肯罢休，因太子刘辩是其妹妹何太后所生，便率御林军五千人入内殿，扶立刘辩即皇帝位，派袁绍入宫收拾蹇硕。硕慌忙走入御花园，花阴下为中常侍郭胜所杀。硕所领禁军，尽皆归顺。这说明宦官并非铁板一块，正确处理之法，应区分首恶、附从和立功者，惩恶扬善，而何进计不出此，竟听袁绍之言，欲“乘势尽杀之”，把所有的宦官推到自己的对立面。这是一错。由于何进欲杀尽宦官，中常侍张让等便劝何太后垂帘听政，重用自己派系的人，以策划宫廷政变。
这时，宦官已与何进势不两立，但何进在消灭董太后的势力之后，却因何太后的庇护而宽容十常侍。这是再错。后又听从袁绍的错误主张：“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来京，尽诛阉竖。”并认为“此计大妙！”主簿陈琳反对说：
“若欲诛宦官，如鼓洪炉燎毛发耳。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则天人顺之。 却反外檄大臣，临犯京阙，英雄聚会，各怀一心：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反生乱矣。”陈琳的意见是正确的，何进却轻蔑他说：“此懦夫之见也！”乃派使赍诏召外兵进京以除宦官，终于铸成大错，导致天下大乱，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要诛杀敌手，不是密谋策划，迅速行动，而是大肆宣扬，迟迟不动手，使敌人能充分准备，从容反扑，何进的失败是势所必然的。及知董卓等率兵到，张让等先伏刀斧手五十人于长乐宫嘉德门内，并假手何太后召何进入官，以便杀之。何进得召便行。曹操说，“先召十常侍待出，然后可入。”进笑说：”此小儿之见也。吾掌天下兵权，十常侍敢待如何？”便昂然独自进宫。他一入嘉德门，便彼砍为两段。双方密锣紧鼓，杀戒已开，何进还独自进宫，世间之愚莫过于此。
这时奉诏进京的董卓早已屯兵于洛阳近处，他为何不立即进京？因他懂得：凡除君侧之奸，贵密贵速，但他偏不密不速。他一到洛阳近处便按兵不动，同时故意上表泄露入洛阳是为除宦官 之事，好使宦官张让等与何进拼命，造成内乱。及何进被杀，他便乘乱入朝，垄断朝政。此人虽早有“不臣之心”，因恐群臣不服，故不敢马上篡位。他先扶立汉献帝作为傀儡，以任其所为；接着收买士族，封官加爵以收人望，如重用蔡邕，一月之间三迁其官，拜为侍中。由此，董卓把朝政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实际上成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
在封建社会里，血缘关系盛行，一些人因家中有人被选入宫，或得当贵人，或得当皇后，于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全家人都成新贵，因是国戚而得到信任，掌握大权，不管他是胸无点墨，十足草包。因此，不知误了多少国家大事。何进以一屠户而成为一国的大将军，便是一例。由于何进无谋引外兵入京，不只他自己被宦官所杀，汉廷大权也就落入董卓的手里，从此东汉王朝名存实亡。
董卓用吕布搬了脑袋
请先看吕布的外表：“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体挂西川红锦百花袍，身披兽面吞头连环铠，腰系勒甲玲珑狮蛮带，弓箭随 身，手持画戟，坐下嘶风赤兔马，果然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吕布这位无敌将军确是威风凛凛，一表堂堂！他的外表多美，谁又想到他灵魂深处的肮脏；董卓因其勇冠三军认为义子，他又哪里料到这位义子搬了自己的脑袋。
董卓入京夺取军政大权后，在温明园召集百官，议废帝刘辩，另立新帝陈留王。诸官吓得不敢出声。只有带兵前来勤王的 荆州刺史丁原坚决反对 说：“天子乃先帝嫡子，初无过失，何得 妄议废立！汝欲为篡逆耶？”卓怒叱说：“顺我者生逆我者 死！”遂掣佩剑欲斩丁原。谋士李儒见丁原背 后吕布怒目而视，他知此人武艺非凡，急忙劝止。众官也劝解丁原，丁原愤然上马 而去，次日，双方对阵，吕布挺朝飞马直杀过来，丁原率军掩 杀。
卓兵大败，退三十里下寨，聚众商议。卓说：”吾视吕布非 常人也。吾若 得此人，何虑天下哉！”帐下虎贲中郎将李肃说：“主公勿忧。某与吕布同乡，知其勇而无谋，见利忘义。某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吕布拱手来降，可乎？”
卓大喜，乃派李肃赍礼 去说吕布。吕布因见董卓势大，又被名马、金珠玉 带所收买，便杀义父丁原来投靠董卓。他一见董卓便下拜说：“公若不弃，布请拜为义父。”刚杀了旧义父，又迫不及待地认新义父，吕布为人确如李肃所说”见利忘义”。只要有利可图，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董卓以为有了吕布这个”非常人”，“何虑天下”，且今又认为义子，必死心塌地事义父，从此，视吕布为“心腹”，使其警卫左右，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大凡以利相交的，也必因利而相绝。吕布认丁原做义父，只是为图利——我靠山以便向上爬，所以吕布对了原毫无父子感情可言。及见掌握朝政大权的董卓，投靠之大可飞黄腾达，比依赖丁原其利更大，因此，杀旧义父认新义父，对于“见利忘义”的吕布来说，并非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而在历史上，弃旧主 的人，往往因利之故，这非吕布一人如此。董卓之愚在于不懂得这个道理。
既然，吕布因利能杀旧义父，也可以因更大的利而宰新义父，而董卓竟以为义儿吕布捍卫左右便可“高枕无忧”，这便是他的悲剧之所在。司徒王允也和李肃一样，看透了吕布的灵魂深处——“见利忘义”，于是巧施“连环计”，昌布为了和董卓争夺美人貂蝉，便把董卓宰了。董卓是个刮民脂膏、杀人放火的封建统治者。他被吕布所杀后，王允将其尸首号令通衢，“百姓过者，莫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可见人民恨之入骨，故其死也宜。不过，董卓用吕布也给人们提供一个教训：对于”见利忘义”之徒，要千万当心！
这事也从反面说明一个道理：上下之间，要有共同的理想，有共同的目标，才能共同奋斗，至死不渝。刘、关、张“桃园结义”，誓“上报国家，下安黎民”，任何利诱都不能改变其初志，故能同心同德，同生同死。孔明因和刘备都有复兴汉室、统一天下的壮志，不图私人之利，故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与因利而交、因利而绝的吕布之流相比，真是伟大与渺小，美善与丑恶，泾渭分明。
曹操用夏侯渊掉了汉中
夏侯渊是曹操的同族兄弟。一姓曹一姓夏侯何以说是同族兄 弟？因曹 操父亲曹嵩原是夏侯氏之子，过房与中常侍曹腾为养子，故曹操与夏侯渊同族。所以，夏侯渊得到曹操的信任，他取得汉中后，便委任夏侯渊驻兵镇守，曹操占汉中时，西川百姓一日数惊，担心操兵入川，司马懿劝曹操乘胜取蜀，曹操叹说：“‘人若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耶？”因他被蜀道山川险峻震慑，不敢贸然入川，汉中是西蜀的咽喉，如能守住汉中，对西川刘备是个巨大的威胁，一时不能取蜀，以后可取之。而曹操委任镇守汉中的夏侯渊是一勇之夫，使之冲锋陷阵则可，使之驻守汉中则非其力所能胜任。因他远非刘备的敌手。
可是，智如曹操，却缺乏知渊之明，竟因兄弟之情而信任之。刘备兴 兵取汉中，屡战屡胜，夏侯渊坚守定军山不出战，并派人向操告急，操乃起兵进驻南郑。操认为：“若不出战，是示懦也。”并作手书与之说，”吾今屯大军于南郑，欲观卿之 ‘妙才’，勿辱二字可也。”在操的鼓励下，当黄 忠兵临山下时，夏侯渊决定出战。张郃劝他说：“黄忠谋勇兼备，况有法正相助，不可轻敌。此间山路险峻，只宜坚守。”他也不听，便分军来围黄忠所占领的山头，结果被黄忠所杀。黄忠乘胜夺取定军山。由于曹操的“妙才”
被杀，战略要地定军山失陷，曹操虽率大军来战，也无能为力，终于失掉了汉中。曹操身边多名将，如非因亲用夏侯渊而用其他名将，汉中也许不至于失落。
不过，用人唯亲并非曹操一人如此，封建统治者大都如此。出于用人的策略，有的在一定时期也能用贤，而最终还是用人唯亲。因为封建统治者总是把天下视为一家之私，故都想用亲属或亲信来控制国权，以巩固其封建统治。昔楚汉相争，项羽就非亲莫信，他所重用的人不是项氏族人即妻室亲人，连一外姓的范增也不能用。用人唯亲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刘邦在与项羽争天下时，也能采取“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故得到韩信、英布、彭越等拼力相助，开创了西汉基业。但他得天下后，狡兔死，走狗烹。”外姓王还不是一个个破除掉，另封刘氏的人为王。他还立下约：今后“非刘氏莫王”。
可是，他所封的刘姓王却不能帮他安邦治国，后来还不是酿成“七王之乱”。
这一方面说明，用人唯亲是封建统治者的本质体现；另一方面也说明，用人唯亲是不足取的。
曹操之失汉中，不正也是失在用人唯亲上么。
刘备用关羽失了荆州
孔明入川前向关羽交割印绶。孔明问：“倘曹操引兵来到，当之如何？”
关羽说：“以力拒之。”孔明又问：”倘曹操、孙权齐起兵来，如之奈何？”
关羽答：“分兵拒之。”孔明说：“若如此，荆州危矣。吾有八个字，将军牢记，可保荆州。”关羽问：“哪八个字？“孔明说：“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关羽说：“军师之言，当铭肺腑。”“外结孙权”以拒曹操，是孔明未出草庐前为刘备制定的战略决策——“隆中对”的重要内容之一，因关羽接任镇守的荆州是处于曹、孙夹缝之间，故特重申之。关羽并不理解这一决策关系到荆州的存亡，也没有把“军师之言，铭之肺腑”，而是恃己之勇，想用两个拳头一齐出击，既北代曹操，又东得罪于孙权。因此在曹、孙夹击下，他只能走麦城，兵败身亡，失了荆州。
关羽英勇绝伦，被称“万人敌”。他温酒斩华雄，万众中刺颜良，三通鼓斩蔡阳，英名闻遐迩。但他刚愎自用，缺乏战略眼光。“北拒曹操”既是蜀国的既定决策，“东和孙权”是必然之理，而关羽却计不出此。孙权原想求关羽女配其子，两相结好，并力破曹，乃派诸葛瑾去荆州求婚。关羽大怒说：“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遂唤左右逐出。关羽奉令取樊城，请权出兵相助，权许之但迟迟不出兵。关羽对来使破口大骂说：“貉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关羽屡次蔑视孙权，权深恨之。他“水淹七军”，斩庞德，擒于禁，威震华夏，操议迁都以避之。这时，如果能争取孙权的支援，局势将对蜀、吴大利，可是因他和孙权的矛盾甚深，操才能乘二人有隙，遣使以割地相封请孙权夹击关羽。孙权乃潜师密发袭荆州。事前，权用陆逊代吕蒙，以麻痹关羽。陆逊抓住关羽骄做自大、喜戴“高帽”的特点，遣使赍书卑辞奉承他。关羽轻蔑地对来使说：“仲谋见识短浅，用此孺子为将。”
便撤荆州的大半兵赴樊城听调，无复有忧江东之意，使吕蒙得以“白衣渡江”，袭取了荆州。荆州既失，已无后援，关羽孤军深入，经不起曹、孙两军前后夹击，便陷入既不能战又不能守的绝境。显然，荆州之失，是因关羽刚愎自用，违背了孔明的”八字”方针。
命孔明入蜀支援，令关羽守荆州，是刘备所决定。因此，荆州之失，当与刘备有关。当时刘备尚未得西蜀，荆州不仅是他图天下的战略要地，且是其唯一的根据地，荆州的安危对刘备集团关系甚大。入蜀支援，派关羽也行，何以派孔明？镇守荆州的重任，为何不委之智多谋深的孔明，而托于刚愎自甩的关羽？这里有个信任问题。对此，王夫之早有议论。他说：“先主之入蜀也，率武侯、张、赵以行，而留羽守江陵，以羽之可信而有勇。”刘备之信关羽，是因“以同起之恩私，矜其勇而见可任。”刘备虽也信孔明而不让他镇守荆州。是因“疑武侯之交固于吴，而不足快己之志也。”王夫之指出：
“先主之信武侯也，不如其信羽，明矣。”故“失岂在羽哉？先主自贻之矣”。 （《读通鉴论》）王夫之的意见是正确的，荆州之失在于刘备错用了关羽。
3.知人始能用人：知人美谈
知人是用人的前提，用人必须在知人的基础上，知人始能用人，不知人则用人不当；或大才小用，小才大用；或视奇才为庸人，视庸人为奇才；或把忠贞当作奸佞，把奸佞当作忠贞。知人，不仅能用人，且能料敌制胜。因在与敌斗争中，首先要“知彼”，”知彼”才能拟定制彼之策，胜利则有把握，不知彼，则不知何以对彼，将使己陷于盲目被动，甚至失败。
曹操煮酒论英雄
一日，青梅正熟，曹操乃邀刘备至小亭，二人对坐，煮酒畅饮。酒至半酣，忽阴云漠漠，骤雨将至。从人遥指天外龙挂，操与刘备凭栏观之。操问：”
使君知龙之变化否？”刘备答：”未知其详，”操说：“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龙之为物，又比世之英雄。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英雄。请试指言之。”刘备陆续例举袁术、袁绍、刘表、刘璋以及张绣、张鲁、韩遂等辈，操皆一一否定，认为袁术是“冢中枯骨”，袁绍是“好谋无断”，刘表是“虚名无实”，刘璋是“守户之犬”，都非英雄；而张绣、张鲁、韩遂等只是”碌碌小人，何足挂齿！”操认为：“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便是著名的“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故事。曹操关于英雄的概念，概括起来就是：要有大志，有良谋，并要象“龙”
一样能大能小、能升能隐，这是说干事情要能适应客观形势，随机应变，不拘守于一格。曹操正以此作为标准，用以衡量是否英雄。因为具备这些条件才有可能成大事，称英雄。如徒有大志，而无良谋，也不能成气候，有志有智是英雄应具有的素质，如不能从实际出发和有应变之才，也将会遭到挫折或失败。袁术据淮南，兵粮足备，称霸一方，他虽有大志，僭称帝号，但无智无谋，不自量力，不识时务，终以兵败粮尽饿死，操称为“人家冢骨”，确是适评。袁绍虎踞冀州，因其出身于四世三公之家，智谋之士多归之，兵多粮足，是当时中国最强者；他他有吞天之志，但好谋无断，致屡次失去图天下的良机，是时操虽比他势弱，却因此看不起他，不把他视为英雄。后来，袁绍军被曹操打败。名称八俊、威镇九州的刘表，既无大志，又缺良谋，所以曹操说他是“徒有虚名”。曹操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对刘备既非过誉，对曹操也非自夸。因他俩都有大志，有良谋，有应变之才：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是扶汉室以达己志。曹、刘之志都是”取而代之”，只是巧妙有所不同！操为离间刘备和吕布的关系，用”两虎竞食”之计，使他两人火拚；刘备心知其谋，表面许之，暗中却告知吕布。彼此计谋，堪称棋逢敌手！刘备听曹操说他是“英雄”，吓得不觉筷落于地下，后借雷声巧妙地掩饰过去，操征张绣，道上缺水，将士皆渴，操以鞭虚指说：“前面有梅林。”军士闻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两人应变之才，确是半斤八两！
曹操的英雄之论，不仅是识英雄的标准，也是英雄应具备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许劭评曹操
汝南许劭，有知人之名。操未达时往求见之，问：”我何如人？”劭不答。又问，劭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 操闻言大喜。如果 许劭只赞操是“能臣”，大喜还可理解；而说他是“奸雄”，却也大喜，确令人费解。其实，曹操并不以“奸 雄”为可耻，因奸雄亦雄也。 在群雄逐鹿的三国时代，英雄无不奸，不奸亦难成为英雄。刘表人不奸，一派名士气，故不能称“雄”。刘璋人较老实，心地仁慈，也不成“雄”。
而董卓夺汉廷大权，无恶不作，能否称为奸雄？董卓只能称为强盗，配不上奸雄之称。因奸雄也能行仁义，董卓却一味杀人放火。倒是曹操和刘备才能称“雄”。虽操被称为奸雄，刘备被赞为英雄，但既都是“雄”，心有灵犀一点通。为图天下，必须讲究权谋于略，而权谋干略和“奸”字往往混淆不清，难于严格区别，如刘备的摔阿斗、遣众将、要“投江”、托孤话，曹操的“三笑一哭”、焚书信、割发代首，都是弄诈，而这些诈又何其相似乃尔！
英雄与奸雄有相通之处，金圣叹早就指出：”夫豪杰必有奸雄之才，奸雄必有豪杰之气。”一个人往往能”以豪杰兼奸雄，以奸雄兼豪杰。”（《水浒》第五十五回回评）叶昼评点曹、刘时，也运用这个观点。他既大骂曹操是“大奸雄”，又多次说“老曹是个豪杰。”（第十二回回评）他在肯定刘备“仁厚”、“英雄”的同时，也常说他“奸雄”、“大奸大诈”。毛宗岗的评点，对奸雄曹操屡次说他“奸得可爱”，赞他雄才大略，也是说他有英雄本色，对仁君刘备也多次揭其诈处，说他假得不为人所知，其假处也是其好处。刘备和曹操虽有共同之点，但两人并非一个样，就是说英雄和奸雄还是有区别的。叶昼在第十三回回评中则指出：“刘备似奸雄，非真奸雄也。”
在第一回回评中则明确指出曹操的”本性”是“奸滑”。毛宗岗也指出，曹操”暴处多是真，其仁处多是假”（第三十三回回评）奸诈是其主要的一面。
但刘备有时虚伪却怀有长者的心肠，仁义是其主要的一面。评价是英雄或奸雄，当然以其主要的一面来论定。
许劭说曹操“乱世之奸雄”并非尽是贬语，弄清楚英雄和奸雄异同之处，有助于正确评价曹操。评价人物，决不能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而是既要有两点论又要有重点论，评价曹操如此，评价其他人物也如此。
刘备谈马谡
刘备临危，孔明等入宫探病。刘备以目遗视，只见马良之弟马谡在旁，刘备令且退。谡退出，刘备问孔明说：”丞相观马谡之才如何？”孔明说：”
此人亦当世之英才也。”刘备说：“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
丞相宜深察之。”刘备在垂危之际，特别向孔明叮咛此事，可见是非等闲视之。因马谡亦荆州学派，与孔明等一起随刘备入蜀。谡才器过人，好谈兵，孔明深加器异，视之如子，他亦视孔明如父。刘备担心孔明将重用马谡，故郑重告诫之。
刘备认为马谡“不可大用”，是因其”言过其实”。马谡熟读兵书，但缺乏实战经验，故他谈兵时未免夸夸其谈，不大切合实际。刘备是个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知道战争是千变万化的，要善于从实际出发，做到随机应变：
如拘守兵书的片言只语，轻于言兵，未有不栽筋斗的。赵奢之子赵括因纸上谈兵招致失败的教训，刘备是不会忘记的，放刘备对马谡的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
孔明重视马谡也不是盲目的，马谡曾给他出过一些好计谋。孔明南征时，马谡向他献了“攻心为上”之计，孔明“七擒七纵孟获”，使南人不复反，正是采取这一战略方针。但是，马谡作为参谋则可，因其未有战争实践，让他独当一面则难于胜任。孔明委之以守街亭重任，这是扎明用人不当。
马谡之失，正是失在“言过其实”上。对于如何防守街亭，马谡与其副将王平看法大异：马谡以兵书为由，王平以实践为据。王平主张”就此五路总口下寨，却令军士伐木为棚，以图久计”。谡说：“当道岂是下寨之地？
此处侧边一山，四面皆不相连，且树木极广，此乃天赐之险也，可就山上屯军。”平说：“参军差矣。若屯兵当道，筑起城垣，贼兵纵有十万，不能偷过；今若弃此要路；屯兵于山上，倘魏兵骤至，四面围定，将何一军以保？”
谡大笑说：”汝真女子之见！兵法云：凭高视下，势若破竹。若魏兵到来，吾教他片甲不回！”平说：“今处此山，是绝地也：若魏兵断我汲水道，军士不战自乱矣。”谡说：“汝莫乱道！孙子云：置之死地而后生。若魏兵绝我汲水之道，蜀兵岂不死战？以一当百可也。吾素读兵书，丞相诸事尚问于我，汝奈何相阻耶！”什么”凭高视下，势如破竹”，什么”置之死地而后生”，对于街亭地形、来犯敌人是谁都不考虑，这是典型的教条式理解兵法。王平恰恰与之相反，他因富于实战经验，能根据地形布置防守：他坚决反对弃守当道而屯兵于孤山下，是因他预料到如“魏兵骤至，四面围定”，再断”我汲水之道，军士不战自乱。”通过描述马、王两人的争论，突出了马谡这个纸上谈兵的形象，也指出他致败之由。
马谡的错误是严重的，因失街亭，蜀军处境极危，如果孔明不用“空城计”，必被司马懿所擒。街亭之败，孔明深悔错用马谡，更服刘备有知人之明。
徐庶议刘表
“久闻刘景升善善恶恶，特往谒之。及至相见，徒有虚名，盖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者也。故遗书别之。”这是第三十四回写徐庶深夜拜访水镜时对他说的话。刘表是个大官僚大名士，很有名气，为人也明事理，喜善厌恶，但柔懦寡断，处理问题总是怕前怕后，疑此疑彼，犹豫不决。其用人也如此，有才能的人，他虽喜欢却不能用，做坏事的人，他虽厌恶却不能撤换。因此，只能安于现状，无所作为。
刘备和刘表是汉室宗亲，刘表敬佩刘备是个英雄，表面上对刘备也很亲热，称兄道弟，心里对刘备却存有疑虑，不敢重用。所以，刘备的才干始终得不到发挥，刘表欲用刘备的三将——关羽、张飞、赵云保卫边疆，蔡瑁恐刘备得势对已不利，便入告其姊蔡夫人，说若此久必为患。蔡夫人乃于夜间在枕边进谗言，要他遣刘备他去。经蔡夫人的挑拨，刘备嘴里虽说“玄德仁人也”， 心里却有所疑，次日便让刘备带本部人马到新野县屯扎。曹操统兵远征乌桓时，刘备劝他趁许都空虚，以荆襄之众袭取之。刘表却说：“吾坐据荆州足矣，岂可别图？”他缺乏宏图，安于现状，是其不同意袭取许都的原因之一，但另一个原因是他对刘备不尽信任，不敢放手让他统兵出征。
正因此，致失去了这一大好战机。操统一北方后，刘表知其将南征，又后悔不已，对刘备说：“近闻曹操提兵回许都，势日强盛，必有夺荆州之心。昔日悔不听贤弟之言，失此好机会。”当时，天下分裂，干戈日起，逐鹿中原者不乏其人，你不图人，必将被人所图，这是乱世一条规律。刘表岂能长据荆州。荆州这块肥肉，迟早被人所吞，这是势所必然的。
对于妻党察瑁等人，刘表虽知其作恶，他也无可奈何。蔡瑁等嫉贤妒才，屡次设计陷害刘备。刘表请刘备来相会，蔡瑁与蔡夫人密谋，准备于馆杀之，刘备知情逃回新野，蔡瑁又假刘备名写一反诗于壁上，刘表一见大怒，拔剑说：“誓杀此不义之徒！”但又想起“吾与刘备相处许多时，不曾见他写诗”。
猛省觉此必外人离间之计，便制止蔡瑁点兵去擒拿刘备，蔡瑁见此计不成。
又与蔡夫人密议，借请刘备到襄阳赴会之机杀之，幸得伊籍告密，刘备乃得逃席而去。刘备后来致书将此事告知刘表，刘表大怒，急唤蔡瑁责骂说：”
你焉敢害吾弟！”命推出斩之。可是当蔡夫人出面哭求免蔡瑁死罪时，刘表心便软了，责而赦之。刘表也明知妻党羽毛已丰满，荆州军权都掌握在蔡氏族人手里，“后必为乱”，但他因爱蔡夫人而怕蔡夫人，事事受其牵制，不敢撤换蔡瑁等坏人。正因刘表“恶恶不能去”，使蔡瑁等人后来献出荆州，助曹为虐！
刘备信赵云不叛己
刘备在当阳长板大败，只剩下百余骑，奔到天明，未见来追敌人，才得歇马。正凄惶时，忽见糜芳面带数箭，踉跄而来，口言：“赵子龙反投曹操去了也！”刘备叱道：“子龙是我故交，安肯反乎？”张飞说：”他今见我等势穷力尽，或者反投曹操以图富贵耳！”刘备说：“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扶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糜芳说：“我亲见他投西北去了。”张飞说：
“待我亲自寻他去，若撞见时，一枪刺死！”刘备说：“休错疑了，岂不见 你二兄诛颜良、文丑之事乎？子龙此去，必有事故。我料子龙必不弃我也。”
关于子龙投操事，糜芳说是亲眼看见，张飞说是因“我等势穷力尽”，都有据有理，而刘备却坚信子龙决不叛己。事实证明，刘备确是知人。子龙不是去投曹操，而是去找主母、幼主去了。
子龙的过去，并没有忠于其主的历史。在投刘备前，子龙已二易其主。
他本是袁绍辖下之人，不久弃绍依托于公孙瓒，后又弃瓒投奔刘备。子龙既在前二易其主，他弃刘备而投操并非不可能，为什么刘备能如此信子龙不叛己呢？正如刘备所说：“子龙从我于患难”，故认为他决不会去投操。患难见人心，在患难中是最能考验人的。刘备是在北平太守公孙瓒处认识赵云的，当时刘备兵少势弱，官不过平原相，属于公孙瓒所管，而赵子龙却弃较有权势的公孙瓒去投一个平原相小官刘备，是因他和刘备志趣相投。子龙是个忠汉派，他择主是以是否忠于汉而定。他”因见绍无忠君救国之心”，乃弃之投公孙瓒。他原来以为公孙瓒是个英雄，后来见其所为，亦不过是袁绍一流人物，故甚感后悔。他一见刘备，与话甚投机，因刘备是汉室后裔，是忠于汉室的。刘备对他也很敬爱，一见便有不舍之心。正因子龙和刘备有共同的目标，故能从刘备于患难之际。也因此子龙“心如铁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始终忠于刘备。
诸葛瑾知子
诸葛瑾之子诸葛俗，人极聪明，善于应对。年六岁时，值东吴筵会，恪随父在座。权见诸葛瑾面长，乃令人牵一驴来，用粉笔书其面说：“诸葛子瑜”。众皆大笑。恪趋至前，取粉笔添二字于其下说：“诸葛子瑜之驴”。
满座之人，无不惊讶。权大喜，遂将驴赐之。从此，得到权宠爱，及长命辅太子。陆逊、诸葛瑾病亡，一应大小事务，皆归于恪，官至太傅。孙权死，恪掌握东吴大权，诸葛瑾在日，见诸葛格聪明尽露于外，恪虽得权器重，瑾甚为担忧，叹说：”此非保家之子也。”确是知子莫若父。
诸葛格掌握军政大权后，权高压主，吴主孙亮见之，心甚恐怖，常欲除之，未得其使。诸葛惜兴师迎战来犯魏军，在东兴取得胜利后，冲昏了头脑，竟不自量力乘胜进军取中原，结果失败受伤。恪恐人议论，先搜求众官过失，轻则发遣边方，重则斩首示众，于是内外官僚无不惊俱。又令心腹将领张约、朱恩管御林军。原来掌管御林的孙峻大怒，乃奏孙亮说恪”将有不臣之心”，要早图之，孙亮乃设宴召恪，于席间杀之。全家老幼也皆被斩首。
郭嘉料敌制胜
了解敌人，是取胜的重要环节，郭嘉是一个了不起的谋士，他能料事如神，提出不少奇策，正因其能从研究敌人、认识敌人入手，并从自己一方的实际出发，进行对比研究，去确定战略战术，故能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在宫渡决战前，袁绍强大于曹操。曹操要统一北方，必须与袁绍决战，而操恨力不如.乃向郭嘉求良策。郭嘉说：“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高租唯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擒。今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绍兵虽盛，不足俱也：绍繁礼多议，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以顺率，此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公以猛纠，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唯才，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公得策辄行，此谋胜也，绍专收名誉，公以至诚待人，此德胜也，绍恤近忽远，公虑无不周，此仁胜也；绍听谗惑乱，公浸润不行。此明胜也，绍是非混淆，公德度严明，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武胜也。公有此十胜，于以败绍无难矣。”郭嘉“十胜十败”之说，坚定了曹操取胜的信心，后果在官渡大败袁绍。
曹操征乌桓前，曹洪等以恐”刘备、刘表虚袭许都”为理由反对远征。
可是，郭嘉认为刘表决不会袭许昌。他说：”刘表座谈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刘备不为用。”故主张曹操征乌桓说：“虽虚国远征，公无忧也。”后果如郭嘉所言，刘表按兵不动，曹操西击乌桓。大败蹋顿，取得了统一北方的最后胜利。
孙策转战千里，尽有江东，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策准备渡江以袭许都，曹操部下皆惊。郭嘉料之说：”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于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 （见《三国志·魏书·郭 嘉传》）策临江来济，果为吴郡太守许贡家客杀害。
孔明论知人
孔明有一篇《知人》论文，谈知人之道。他认为人是复余的，好坏悬殊，情况不一：或外温厚而内狡诈，或外谦恭而内险恶，或外勇而内怯，或外积极而内不忠诚，故知人不易。因此，选拔人才，要先精心考察，了解其人。
他根据其用人经验，提出知人要从志、变、识、勇、性、廉、信七方面去进行考察，即：一、“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孔明正是根据其知人七条去考察和选拔人才的。孔明用人很强调其”志”
和”变”，如他说蒋琬”托志忠雅”，说费祎”志虑忠纯”，说姜维“敏于军事”，“心存汉室”，都是从志、变方面去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因而托以军政重任。孔明知其人，才用得其人，他任用蒋琬、费祎、姜维等都成为蜀国后朝的支柱。因孔明以廉考察人才，其下属大多是清廉之士。又如孔明任用邓芝出使东吴，是经“咨以计谋而观其识”后才决定的。第八十五回写孔明正在考虑派人出使东吴以重申蜀、吴联盟，拟派邓芝但未知其见识如何，乃请他来，问道：“今蜀、魏、吴鼎分三国，欲讨二国，一统中兴，当先伐何国？”芝说：“以愚意论之：魏虽汉贼，其势甚大，急难摇动，当徐徐缓图，今主上初登宝位，民心未安，当与东吴连合，结为唇齿，一洗先帝旧怨，此乃长久计也，未审丞相钧意如何？”孔明大笑说，“吾思久矣。奈未得其人。——今日方得也！”因邓芝理解与东吴联盟的重要意义，故孔明认为今得其人，邓芝出使东吴，果不辱使命，使蜀吴又重申联盟抗操。
孔明的知人七条，对于今天预测人才还是有启迪意义的。
4.能荐贤是贤人：荐贤轶事
魏、蜀、吴三国人才济济，虽说是因其主善于用人，但也得力于荐贤者。
能荐贤，首先要有“怕乐”之才，如不知贤，则不能荐贤，其次要出于公心，不怕所荐之贤超过自己。有些人正是害怕别人居己之上，因而嫉贤妒能，这种人不仅不能荐贤，且往往害贤。故能荐贤者也是贤者。三国有不少荐贤轶事：
水镜巧荐孔明
荐贤也是一种艺术，如方法不对头，就会力不从心，达不到荐贤的目的，水镜荐孔朗很耐人寻味，其荐贤之方甚妙：说是荐贤，又没有点名荐贤：说是随便推荐，却是在力荐。第三十五回写刘备应请去襄阳赴宴，席间伊籍告知蔡瑁要害他，便离席上马向西急逃：他跃马过溪后，巧遇隐者水镜先生。
水镜一望其气色，已料到他是在逃难，并指出刘备至今犹落魄不偶，是因“左右不得其人”。又说：“今天下奇才尽在于此，公当往求之。”显然，水镜是有意向刘备荐贤，他笼统说”天下奇才尽在于此”，暗示此间有“奇才”，却不具体说明何人，是为了引起刘备求贤的愿望。果然，刘备急问道：“奇才安在？果系何人？”水镜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水镜虽不点出伏龙、凤雏是何人，可是已明白告诉刘备：伏龙、凤雏，不是一般贤者，而是大贤，得了一个便“可安天下”。这么了不起的人，刘备怎不想求之呢，忙问：“伏龙、凤雏何人也？”水镜抚掌大笑说：”好！好！”
这时，还是不明指其名，又是一番跌顿。刘备再问，水镜便顾左右而言他，要他“于此暂宿一宵”再说。这位“奇才”，必然引起刘备的悬念。深思念其人，便会出现“月移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现象，刘备在晚间听隔壁有人和水镜的谈话，便疑此人不是伏龙便是凤雏，寝不成寐，一俟天晓，便迫不及待地求见水镜，问昨晚谈话者的姓名。水镜没有告诉他是徐庶，却笑说：
“好！好！”刘备再问，“伏龙、凤雏果系何人？”水镜亦笑说：”好！好！” 水镜是很懂得心理学的奥妙的，他若现若隐地屡次介绍这位”奇才”的本事，道号，却老是不点其名，总是笑说：”好！好！”，给刘备一个悬念又一个悬念；而越是想知其名，而不知其名，就越想见其人，这样，这个“奇才”
——尽管还不知其名，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刘备的脑海里了。等到徐庶走马荐诸葛后，水镜先生才上门来拜访刘备。刘备问：“元直临行，荐南阳诸葛亮，其人若何？”这时，水镜才具体介绍孔明的情况，说：“孔明与博陵崔州平、颖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与徐元直四人皆密友。此四人务于精纯，惟孔明独观其大略。尝抱膝长吟，而指四人曰： ‘公等仕进可到刺史、郡守。’众： 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每常自比管仲、乐毅，其才不可量也。”
时关羽在侧，不同意说：“孔明自比此二人，毋乃太过？”水镜笑说：“以吾观之，不当比此二人；我欲以二人比之。”关羽问那二人，水镜说：“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众皆愕然。水镜先生推荐孔明，上次是虚荐，这次是实荐，上次是抽象描绘其人，这次是具体介绍其本事。如此荐人，确是煞费苦心，足见其荐人之郑重。这就不得不引起刘备郑重求之，刘备后来“三顾草庐”，实起因于水镜的郑重推荐。
徐庶走马荐诸葛
非有心人不荐人：或为人尽其才，或为助人成事，或为报人之德。徐庶三者有二：他荐孔明，是因他感激刘备的留恋之情，想荐贤以助他成大事。
徐母被曹操囚禁，操假其母手书召徐庶，刘备甚佩徐庶奇才，不愿离别，但以“子母乃天性之亲”，乃割爱让他归去。来日设宴送行，刘备送了一程，又送一程，二人依依不舍，涕泣而别。刘备凝目而望，却被一树林隔断。刘备以鞭指说：“吾欲尽伐此处树木。”众问其故，刘备说：”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留恋之情，溢于言表。正望间，忽见徐庶拍马而回，勒马对刘备说：“某因心绪如麻，却忘一语：此间有一奇士，只在襄阳城二十里隆中。
使君何不求之？”刘备问：“此人比先生才德何如？”庶说：“以某比之，譬犹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耳。”刘备问其名，庶说，此人乃琅琊郡人，覆姓诸葛，名亮，字孔明。此人乃绝代奇才，使君急宜枉驾见之。若此人肯相辅佐，何愁天下不定乎？”至此，刘备才知水镜所说的伏龙即孔明。
由此可见，厚待贤，贤者才为之荐贤：不然，贤者避之唯恐不及，不会为之荐贤。徐庶曾投刘表，见刘表是无用之人，急遗书告别，那会想到推荐孔明。徐庶告别刘备，尽管归心似箭，因深感刘备留恋之情，才引出孔明来。
因此，要人荐贤，要从厚待贤士始，重用一贤士，将会引出其他贤士。
孔明力荐庞统
凡与己齐名的，荐之不易。战国时，庞涓与孙膑俱学兵法于鬼谷子。孙膑学优于庞涓。涓为魏将，嫉膑之能，伪介于魏而削其足。齐国淳于髡出使魏国，乃得载膑归，威王以为师。魏伐齐，膑设计困涓，涓智穷自刎。膑由是名显天下，庞涓嫉贤妒能，客人终反害己。孔明与庞涓恰恰相反。庞统与他同彼知名，水镜先生对他俩的评价是：“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可见庞统的才智与孔明不相上下。而孔明毫无嫉妒之心，力荐于刘备，对他关怀备至。
凤雏先生确是名不虚传。第四十七回写他一出场，便与众不同：“欲破曹公，须用火攻，”这是孔明和周瑜不约而同的决策，但大江之上，一船着火，余船四散，要尽烧敌船，也是难事。庞统却巧妙地借助于蒋干的引进，连夜去见曹操，献上连环计，使曹军战船被烧个精光。庞统的“连环计”，可与孔明的“借东风”媲美。庞统虽立了大功，却不被东吴所用。一直至五十七回，孔明来柴桑口吊丧后，向鲁肃辞回，方欲下船时，只见江边一人道袍竹冠，皂绦素履，一手揪住孔明大笑说“汝气死周郎，却又来吊孝，明欺东吴无人耶！”孔明急视其人，乃凤雏先生庞统。孔明亦大笑。两人携手登船，各诉心事。原来他俩是老朋友。孔明乃留书一封与统，嘱说：”吾料孙仲谋必不能重用足下。稍有不如意，可来荆州共扶玄德。此人宽仁厚德，必不负公平生所学。”后果如孔明所言，孙权没有用庞统，统乃投奔刘备。开始，刘备也以貌取人不重用庞统，后张飞去了解知统大才，乃回报刘备，恰逢按察四郡回来的孔明又力赞庞统之才，指出：“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所学，胜亮十倍。”刘备遂拜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赞方略。
庞统随孔明取川。孔明致书刘备借星异告诫切宜谨慎。刘备据孔明之嘱，要庞统还守涪关。统大笑说：“主公被孔明所惑矣！彼不欲令统独成大功，故作此言以疑主公之心。”庞统因急于立功，他未摸清敌情，便与刘备分路进兵，终于在落凤坡死于敌人乱箭之下。孔明知庞统身故，为”吾主丧一臂”
而放声大哭。孔明爱庞统，庞统却错怪孔明，一是丞相之腹，一是谋士之疑，其差别如此。而孔明疼哭庞统，足见其爱贤借贤之心。
阚泽以家保陆逊
荐贤不易。贤既需人荐，说明此贤还未被众人所认识，因而荐贤必然遇到各种阻力。阚泽推荐陆逊开始便出现这种情况。为报二弟之仇，刘备倾全国之师伐吴，所向披靡，江南之人尽皆胆裂。孙权以还荆州、送回夫人求和，又不允许，孙权大惊，举止失措。阚泽出班奏说：“现有擎天之柱，如何不用耶？”权急问何人。泽说：“昔日东吴大事，全任周郎；后鲁子敬代之：
子敬亡后，决于吕子明；今子明虽丧，现有陆伯言在荆州。此人名虽儒生，实有雄才大略。以臣论之，不在周郎之下，主上若能用之，破蜀必矣。如或有失，臣愿与同罪。”权说：”非德润之言，孤几误大事，”张昭说：“陆逊乃一书生耳，非刘备对手；恐不可用。”顾雍亦说：“陆逊年幼望轻，恐诸将不服；若不服则生祸乱，必误大事。”步骘亦说：“逊才堪治郡耳，若托以大事，非其宜也。”阚泽大呼说：”若不用陆伯言，则东吴休矣！臣愿以全家保之！”权说：“孤亦素知陆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决，卿等勿言。”
为使文武服其指挥，乃设坛授剑拜陆逊为大都督。
陆逊资望未深，因而遭到论资排辈的张昭、顾雍、步骘诸大臣的极力反对。要挽狂澜于既倒，阚泽认为非陆逊不可，乃以“全家保之”，可见其推荐之着力，更增强孙权用陆逊的信心。在大敌压境之际，任用谁来挂帅，对东吴存亡至为关键。阚泽可说有眼力。而陆逊也不负其所荐。这个“内藏韬略”、“不露于外”的“书生”，他不理诸老将急于出战的情绪，不管敌军辱骂百般，而是避敌锐气，坚守待机，终于在夜间用火烧敌四十余营，刘备仅以身免逃入自帝城。
荀彧为魏荐贤士
曹操因出身宦官家庭，士人多轻之，故操开始搜罗人才难。自从荀或投奔曹操后，因荀或的推荐，各种人才陆续来投。据《三国志·魏书》裴松之注引《或别传》记载：经荀或的推荐而终为卿相的，就有十数人。其中有司马懿、荀攸、钟怒、陈群、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等人。郭嘉、戏志才。杜畿等人也因荀或的推荐，终各显名。
以上这些人，对于曹、魏事业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荀攸随操出征，多出奇谋，平冀州他的功劳仅次于荀或；魏国新建，他被任为尚书令。
司马懿则是魏国后期的支柱。他与孔明在秦川对峙时，屯田以守，消耗敌军力量，使孔明不能越雷池一步，以病逝五丈原告终。
荀或推荐人才不拘一格，根据其才而荐其所任。郭嘉“有负俗之讥”，因他有智策，乃推荐为谋士，故能发挥其所长。杜畿“简傲少文”，因他有“萧何定关中”之才，故推荐他镇守河东。他在河东十六年，政绩最佳，百 姓勤农，家家丰实，民无异心。
荀或能荐贤，是因其知人。曹操认为荀或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唯伯乐能知千里马，荀或不仅是操的”子房”，也是操的”伯乐”。
曹魏人才济济，虽因曹操善于用人，但也与荀彧荐贤进才大有关系。
东吴贤士辗转相荐
孙权继父兄之业坐镇江东后，能举贤任能，是因东吴贤士辗转相荐，始能集众才干其周围，与曹、刘鼎足三分。
孙权曾向周瑜请教守江东之策，瑜说：”自古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 为今之计，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然后江东可定也。”权说：“先兄遗言：
内事托子布，外事全赖公瑾。”周瑜自谦说：”瑜不才，恐负倚托之重”，乃荐鲁肃以辅孙权。鲁肃献“榻上策”，孙权纳为国策，它对保卫江东和鼎足三分起了指导作用。后周瑜病危，遗书荐鲁肃以自代。鲁肃向孙权推荐诸葛瑾，认为瑾博学多才，权拜之为上宾。瑾劝权勿通袁绍，且顺曹操，然后乘便图之。此策与孙策意图相反。孙策被刺前，欲通绍攻操。这是“远交进攻”的策略，因当时曹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欲袭许昌，迎献帝。而瑾主张“勿通袁绍，且顺曹操”，是因时易事异，这时孙权新政权未稳，无力攻操，故宜“巨顺”之。会稽太守张紘又荐顾雍，其人严厉正大，为人少言，言必有中。后为丞相，是东吴的股肱。由于众贤互相推荐，孙权得贤为辅，威镇江东，深得民心。
毛宗岗对东吴贤士辗转相荐评价很高。他说：“人谓管仲不如鲍叔，以鲍叔能荐贤，而管仲不能荐贤也。今周瑜荐鲁肃，鲁肃又荐诸葛瑾，张故亦荐顾雍，其转相汲引如此。管仲于临终时，力短宾须无、宁越等诸人，而未曾荐一贤士以自代，然则如瑜、如肃、如紘者贤于管仲远矣。”（第二十九回回评）
羊祜临危荐杜预
羊祜是晋名将，他闻悉善于用兵的吴将陆抗被罢兵权，吴主孙皓暴虐日甚，大失民心，认为是伐吴大好机会，乃作表遣人往洛阳请伐吴，晋主不允所请。尽晋主同意伐吴，这时，羊祜年老多病，力不胜任。羊祜病危，晋主到其家问安，并深悔说，“朕深悔不能用卿伐吴之策。今日谁可继卿之志？”
祜含泪说：”臣死矣，不敢不尽愚诚：右将军杜预可任，若伐吴，须当用之。”
晋主以羊祜之言，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事，在襄阳抚民养兵，准备伐吴。杜预是个儒将，为人老成练达，好学不倦，最喜读《春秋传》，坐卧常自携，每出入必使人持《左传》于马前，时人谓之”左传僻”。著有《春秋经传集解》。由于他深入研究春秋各国的斗争历史，总结前人的经验 教训，并能结合实际予以应用，故善于用兵。他负起伐吴重任后，势如破竹，吴人不战而纷纷投降，终于灭吴，使晋一统天下。羊祜推荐杜预，可说是得人，因而能完成其伐吴之志。
羊祜喜举善荐贤，但他的荐人奏稿却自焚之，不令人知。晋主问其故，祜说：“拜官公朝，谢恩私门，臣所不愿也，”荐人而不使其知，说明羊祜荐贤是为公而不是为私，足见其风格之高。
第三章 谋略宝典
《三国演义》集古代兵法之大成，是我国谋略的宝典。它描绘的各种战争的结果表明：一勇之夫必败，有智谋的必胜，可见智谋何等重要。在这里我们将三国智谋分门别类，将之归纳为十二种，如能洞悉其奥妙，运用得宜，将使你在人际竞争中”百战不殆”。
一、攻心
“攻心”战略，历来被著名的战略家所推崇，都置于战略的首位。能掌握”攻心”战略，不仅事半功倍，甚至不费吹灰之力，能取得“全胜”。“攻心”战略不仅是“伐国之道”的最善者，用于治军、治国也如此：用于治军，则将帅齐心，士卒效死，将不可战胜；用于治国，则使人心服，上下一心，国家未有不兴旺者，推而广之，“攻心”战略，凡有人际关系，需人做的事，无不可用之；运用得当，可收到意外的奇效。
“攻心”战略，提出于何时何人？有人说是春秋末期的大军事家孙武，这不完全准确。孙武著的 《孙子兵法·谋攻篇》仅在原则上提出用兵最善之 法。他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孙武认为是“善之善者也。”
在这里，孙武提出了他的“全胜”思想。他认为，要“全胜”，在于“伐谋”、“伐交”。孙武这个“全胜”思想，后来被战国中期军事家孙膜所发展，他 明确提出了“攻心”战略。《通典》载：“战国齐孙膑谓齐王曰：‘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务先服其心。今奏之所恃为心者，燕赵之权。今说燕赵之君，勿虚言空辞，必将以实利，以回其心，所谓攻其心也。孙膑把孙武的实现“全胜”在于“伐谋”、“伐交”的战略计谋具体化了。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伐国之道，攻心为上”的战略。他认为要战胜秦国，首先要从外交上孤立秦国，这就要展开外交攻势，分化燕赵两国与秦国的关系，先向燕赵“攻心”，而“攻心”不是靠“虚言空辞”，要给以“实利”，始能“回其 心”。后来，历代不少战略家，为了孤立敌人以打败之，无不用“攻心”战略，先从削其党翼着手，因而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巨大胜利。
“攻心”之术，有种种，如威胁、利诱、欺诈等都属于“攻心”之术的范畴。但这些“攻心”之术也许能一时得逞，但非“善之善者”。曹操南征，刘琮纳降后，致檄文于孙权，威胁说：“今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欲与将军会猎于江夏。”这虽吓得张昭等辈主张“投降”，孙权也一时为敌威势所慑，但经诸葛亮、周公瑾进行战略分析，拆穿曹军外强中干的底子，坚定了孙权抗战的决心，乃与刘备结盟抗操，终于在赤壁大败曹操，董卓通过利诱，收买吕布杀了敌人丁原，但最后还不是被吕布宰了。“攻心”之术最善者，莫过于使“人心服”、“敌心死”。所谓“人心服”，是使人口服心服，乐为己用，所谓“敌心死”，是使敌心完全瓦解，不敢再进行反抗。《三国演义》有不少精采的“攻心”战例，就属于这类。下面将略举几例，以说明“攻心”之妙用。
1.结民心：刘备巧夺西蜀
刘备这个织草履草席出身的，虽说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因年代已久，查无可考，即使是真的，也没有给他留下什么。他少孤，与母亲一贫如洗，只好以贩履织席为业。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层平民百姓，为什么能崛起于群雄之上，成为鼎足三分的一代枭雄呢？虽说有英雄造时势等原因，但从其本人来说，是因他最懂得“攻心”之妙用，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攻心”
战略家。他团结部下，重在“攻心”：他以义结关、张，食则同桌，寝则同席，三人桃园结义，誓同生死，故使云长不为曹操的封高官赠厚金所收买，翼德始终拼命为之血战沙场，曾二易其主的赵子龙，刘备一见便对他推心置腹，子龙感其诚，从此赤胆忠心追随他；诸葛亮因感其三顾之隆情厚意，才离开隆中为之驱驰，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对待百姓，也重在“攻心”：他初任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尉，署县事一月，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
他救徐州而三让徐州，故深得徐州百姓的爱戴。他驻军新野，政治一新，百姓称颂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因而取得了百姓的衷心拥护。曹操追击，他弃樊城奔襄阳，两县百姓誓死跟随，他拥民众数万，一日仅行十余里，有被俘的危险。有人劝他“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泣说：
“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后来刘备取蜀，也采取“攻心”战略，即以结民心为先。正因刘备处处以百姓为重。又以恩义结将相之心，故人心归之，愿为之效死。“得人心者昌”，这便是刘备之能成大事的关键原因。在以上事例中，巧夺西蜀最能说明刘备的“攻心”战略。
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
占据荆、益两州，做为图天下的根据地，是诸葛亮为刘备制定的“隆中策”的主要内容。在占据荆州后，刘备就着手图川，其策分两步进行：
首先收买蜀地士大夫之心，使之为已用。趁张鲁欲兴兵取川之机，益州别驾张松劝刘璋请曹操兴兵取汉中，说是这可使“张，鲁拒敌不暇，不敢复窥西川”，实是欲“引狼入室”，卖主以求荣。张松行前，暗画西川地理图本藏之。是时，曹操刚破马超，志满意得，又见张松长得丑陋，更加盛气凌人，张松一气之下，硬言冲撞，两人便闹僵了，曹操便令乱棒将他打出。孔明探知张松此行意图，便向刘备出妙计，引他入套，刘备纳其计，百般礼遇张松：他一入荆州界，就有赵云迎接；到了荆州界首的馆驿，关公早奉命在此洒扫驿庭奉候，次日，上马行不到三里远，刘备已引着卧龙、凤雏前来远迎，遥见张松，早先下马等候。刘备如此敬重，怎不令他心动，刘备一连留张松痛饮三日，对他虽极其殷勤，却闭口不谈西川事，凭他一再挑拨，只装做不知，甚至用别的话漾开了去。张松辞去，刘备于十里长亭设宴送行，依依不舍，还流下惜别之泪。张松自思：“玄德如此宽仁爱士，安可舍之？”
乃主动说服刘备取川，把自己的意图连盘托出，并交出西川图，上面尽写着地理行程，远近阔狭，山川险要，府库钱粮，一一俱载明白。刘备用的是姜太公钓鱼之法，愿者上钩，即一直以情动之，使其自动说出，这可使张松更死心为之卖命。这样，刘备不仅在西川安置了一个忠于己的“间谍”，且对西川地理了如指掌，为以后在西蜀行军提供了有利条件。张松回蜀后，又密与其好友法正、孟达交底，于是结成一伙，为刘备做内间。次日，张松鼓其如簧之舌，千方百计说服刘璋派法正请刘备入蜀支援，以拒张鲁。“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有张松、法正、孟达为刘备效力，加上刘璋之暗，何况召虎容易遣虎难，西蜀的命运可想而知了。
人心不服虽得也难治
刘备入川后，就极力收拾西川民心：他严明号令，如有取百姓一物者斩，于是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因此，所经之地，百姓扶老携幼，满路瞻观，焚香礼拜。刘备对欢迎的百姓皆用好言相慰。也因他以结民心为本，故在如何取川问题上，他和庞统、法正发生了分歧。刘备和刘璋在涪城相会时，庞统主张“来日设宴，请季玉赴席，于壁衣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主公掷杯为号，就筵上杀之，一拥而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法正极力支持庞统的意见说：“若执狐疑之心，迁延日久，大为失计。且恐机谋一泄，反为他人所算。”庞统、法正之谋虽巧，取蜀亦易，但缺乏政治考虑，这是谋士之策，非战略家之谋。因初入其境而杀其主，必引起蜀民怨恨，人心不服，虽得之也难治，故刘备坚决不同意说：“吾初入蜀中，恩信未立，此事决不可行。”二人再三说之，刘备只是不从。刘备进驻葭萌关后，严禁军士，广施恩德，以收拾民心。
由于刘备采取“攻心”战略，深得西川人心，终于在蜀地站稳了脚跟。
当他向成都进军时，继续执行其“攻心”战略，大军到处，立起免死旗，凡川兵倒戈卸甲者，不许杀害，如伤者偿命；愿降者参军，不愿者放回。因此，被俘川兵，欢声雷动，大都愿意留下为之效命。由于刘备得人心，蜀地士人多来投效，或通风报信，或出谋献策。刘备进攻雒城，冷苞献计拟决涪江之水，以淹死刘备之兵。对此，刘军尚蒙在鼓中，幸得蜀中豪杰彭漾及时告知，才免于难。因人心归刘备，刘璋虽有几个忠臣、勇将为之献智效死，也无济于事，荆州军到处，所向披靡，纷纷不战而降，刘璋只得献城归命。
2.离军心：吕蒙轻取荆洲
我国古代有不少精采的“攻心”史例。春秋时，晋平公欲伐齐，派范昭去齐国探政情。齐景公设宴待之，范昭请君之樽酌，太师晏子撤樽，更为酌，范昭佯醉起舞，请奏天子（周公）之乐，晏子不理。范昭归告晋平公说：“齐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礼，太师识之。”于是，晋不敢伐齐。这就是姜太公所说的：“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
又如韩信率军与项羽战于该下，楚军兵少食尽，汉军与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间，汉营响起楚歌声，项羽听了大惊说：“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项羽认为楚兵皆降汉，乃与从骑八百人突围逃走，终在乌江自刎。前者用“攻心”消战争于无形，后者使敌惊慌而打败之；而前者只是阻止了战争的发生，后者仍需要血成。历史上，采用“攻心”战略，真正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吕蒙袭荆州的战例是最典型的，可称为“攻心”之战的绝唱。
戴高帽解除心理武装
关羽北伐，擒于禁，斩庞德，围樊城，威震华夏，曹操一面派徐晃支援，一面派人以利诱孙权袭荆州；孙权亦早有此意，得操书乃着陆口守将吕蒙速图之。吕蒙因荆州沿江有烽火，留守军马整肃，知预有准备，一时难图，寻思无计，乃托病不出。陆逊奉孙权之命前往探病，他指出吕蒙的心病，并提出取荆州之计说：“云长倚恃英雄，自料无敌，所虑者惟将军耳。将军乘此机会，托疾辞职，以陆口之任让之他人，使他人卑辞赞美关公，以骄其心，彼必尽撤荆州之兵，以向樊城。若荆州无备，用一旅之师，别出奇计以袭之，则荆州在掌握中矣。”蒙大喜悦：“真良策也。”乃托病荐未有远名的陆逊以自代。逊到陆口，派使赍书致关羽说：“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
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禀良规。”又说：“于禁等见获，遐迩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虽背晋文城濮之师，淮阴拔赵之略，蔑以尚兹，闻徐晃等少骑驻旌，窥望麾葆。操猾虏也，忿不思难，恐潜增众，以逞其心。虽云师老，犹有骁悍。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杖术，军胜弥警，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全独克。仆书生疏迟，黍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这是一篇“攻心”妙文。陆逊首先回顾双方联盟克敌之利，用以表明无异意，使关公失去警惕，接着对关公低声下气，歌功颂德，赞关公擒于禁等之功“足以长世”，说什么连“晋文城濮之师，淮阴拔赵之略”也不及之，同时诚恳地要关公不要轻敌，因“操猾虏也，虽云师老，犹有骁悍”要“广为方计”，以获全胜。其词卑，其意似诚，好像尽为之谋，宛如一家。关公览书毕，仰面大笑，无复有忧江东之意，乃撤大半兵赴樊城听调。吕蒙才得以发白衣渡江，轻取了荆州。
吕蒙不费一兵一卒袭取荆州后，传令军中：“如有妄杀一人，妄取民间一物者，定按军法。”蒙之乡人取民间箬笠以盖铠甲，立即斩之。自是三军整肃，人民拥护。吕蒙还传下号令：凡荆州诸郡，有随关公出征将士之家，不许吴兵搅扰，按月给与粮米；有患病者，遣医治疗。将士之家，感其恩德，安堵不动。关羽知荆州被袭，乃回师取荆州，途中派人赍书责吕蒙违盟。蒙软盲谓来使说：“蒙昔日与关将军结好，乃一己之私见；今日之事，乃上命差遣，不得自主。烦使者回报将军，善言致意。”遂设宴款待，送归馆驿安歇。于是随征将士之家，皆来问信，有附家书的，有口传音信的，皆言家中无恙，衣食不缺。
盖世英雄成了孤家寡人
使者辞别吕蒙，蒙亲送出城。使者回见关公，具道吕蒙之语，并说：“荆州城中，君侯家眷并诸将家属，俱各无恙，供给不缺。”关公大怒说：“此奸贼之计也！”喝退使者，使者出寨，诸将皆来探问家中之事，使者具言各家安好，吕蒙极其恩恤，并将书信传送各将。各将欣喜，皆无战心。因此，关公回师取荆州途中，将士纷纷逃亡，关公制止不住，只好与剩下的三百分人走麦城，成了瓮中之鳖，罾口之鱼，陷于战不能战，逃又逃不了的绝地。
以上所述，便是吕豪轻取荆州和关公被打败的始末。为何素称“万人敌”，威镇华夏的关公被打败了，而吕蒙取荆州又如此之易？这应归功于吕蒙“攻心”之妙。关公是个刚愎自用的人，自命“老子天下第一”，喜欢人家给他戴高帽子。吕蒙就抓住他的这个弱点，让陆逊卑辞厚礼，以傲其志，这就从思想上解除了关公的武装。由于关公失去了警惕，吕蒙乃能乘隙派白衣人摇橹取荆州。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卑而骄之”的具体运用。过去关公之成为“万人敌”，是因其“善待士卒”，将士愿为之效命，故英勇无敌。而吕蒙对随关公出征的将士家属，百般恩恤，这便是将士纷纷逃亡的重要原因。吕蒙这一手确是厉害，使甚得将士之心的关公，一下子变成了孤家寡人。没有将士的支持，任何盖世英雄都将落得可悲的下场，在四面楚歌声中，曾经“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还不是在乌江自刎：当将士离心时，曾经是万人敌、威震华夏的关公被东吴一无名小将潘璋所擒，也就不足为奇了。
3.伤敌心：诸葛三气周瑜
诸葛亮三气周瑜，是一场似战非战、既实且虚、伐谋而重在攻心的特殊战争。说它似战非战，是指双方已摆好阵势，好象非大打不可，却没有真正打起来：说它既实且虚，是指双方明枪明箭，兵马已接触，却往往是虚幌一枪便过去，说它伐谋而重在攻心，是指诸葛亮破周瑜之谋重点在于“攻心”，使其气而怒，怒而伤心，伤心而死心，终于心服，彻底认输。这场特殊战争是在这样背景之下发生的：孙、刘同盟大败曹操后，荆州三分，孙、刘各得一部分，曹操虽败仍占有南郡和荆州、襄阳地区。对操占区，刘备要夺之，周瑜也要占据，连刘备已占有那块地盘亦想据为已有，这样双方就非较量一番不可。但诸葛亮的战略与周瑜有异：周瑜是只要能全据荆州，纵使孙、刘联盟破裂也在所不惜；诸葛亮则既要争夺曹操尚占有的原荆州部分地区，又不致使刘、孙联盟破裂，因是时曹操正在厉兵秣马以雪赤壁战败之耻，刘、孙相争，只能对操有利。诸葛亮便极力避开与周瑜正面对抗，运用其神机妙算，采取“攻心”策略，连破周瑜的阴谋诡计，从心理上给予周瑜致命打击，使其不敢再窥视荆州。兹将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故事评述如下：
一气周瑜，为谁辛苦为谁忙
赤壁之战大胜后，周瑜大犒三军，拟进军攻取南郡。闻知刘备、诸葛亮驻军油口，知其必有取南郡之意，大惊，乃以相谢为名，引三千轻骑到油口，想乘便结果了刘备。因见刘备军势雄壮，不敢下手。刘备纳孔明之计，赞同周瑜之言：若瑜取不得南郡，再由刘备去取。周瑜与南郡守将曹仁鏖战，周瑜中箭诈死诱曹仁倾师来战，打得曹仁大败而逃，当周瑜乘胜直趋南郡城下时，见旌旗布满，敌楼上一将叫说：“都督少罪！吾奉军师将令，已取城了。
——吾乃常山赵子龙也！”原来诸葛亮早派子龙潜师于附近，待曹仁一倾师出战周瑜，便进据南郡。这是诸葛亮采取“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之计。周瑜无奈，拟分军先取荆州、襄阳后再回师取南郡，讵料诸葛亮得了南郡，遂用兵符，星夜诈调荆州守城军马来救，却教张飞袭了荆州。又差人赍兵符，诱襄阳守将夏侯惇出兵救曹仁，却教云长袭取了襄阳。周瑜探知了，大叫一声，金疮迸裂，半响方苏。正是：“几郡城池无我分，一场辛苦为谁忙。”
周瑜拼着命，却毫无所得，而诸葛亮完全不费力，便全夺了曹军占领的三处城池，怎不令周瑜气煞！
二气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
荆州被刘备所占，周瑜无可奈何，便心生一计，要孙权以妹妹为饵，诱刘备来吴，囚禁之，以交换荆州。诸葛亮早知其计，便授予跟刘备前往招亲的赵云三个锦囊妙计：第一个锦囊妙计借孙权之母、周瑜之丈人以助刘备，终于弄假成真，使刘备得续佳偶。周瑜虚以美人赚之不得，便实以美人赚之。
他致书孙权说：莫如软困刘备于吴中，“盛为筑宫室，以丧其志；多送美色玩好，以娱其耳目，使分开关、张之情，隔远诸葛亮之契——各置一方，然后以兵击之，大事可定矣”。周瑜的真美人计，又被诸葛亮的第二个锦囊计破了，它以荆州危急，借得孙夫人出头，向国太谎说要往江边祭祖，乃得以逃出东吴。尽管周瑜早为防备，孙权派人追捕，第三个锦襄妙计又借得孙夫人之助，喝退拦路之兵。这时，诸葛亮早派船在刘郎浦接应，布置关公、黄忠、魏延三支军马杀退周瑜的追兵。正是：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前番在南郡，送了城池折了兵，只是恼怒，暂时气昏，这番赔了夫人又折兵，是嗔羞交加，更见伤心！眼白白望着刘备夫妇平安归去，怎不令周瑜又气得金疮迸裂，昏迷不省。
三气周瑜：既生瑜，何生亮！
刘备曾答应取益州后归还荆州，后又以取宗弟刘璋之地恐人唾骂为辞，周瑜便派鲁肃往说愿代取益州以换荆州，并作为孙夫人嫁资，但途经荆州时要供应些钱粮，诸葛亮虚应之。周瑜是虚名收川，实是取荆州，这是“假途火虢”之计。周瑜引三千精兵抵荆州城下，城上军早竖起枪刀。敌楼上赵云说：“孔明军师已知都督‘假途灭虢’之计，故留赵云在此。”这时，探马报说：“探得四路军马，一齐杀到，关某从江陵杀来，张飞从秭归杀来，黄忠从公安杀来，魏延从彝陵小路杀来，四路正不知多少军马，喊声远近震动百余里，皆言要捉周瑜。”瑜听了马上大叫一声，箭疮复裂，坠于马下，左右急救上船。这最后一气，给周瑜致命的打击。途经巴丘时，他接到诸葛亮来书，大意是劝他不要劳师远征西蜀，以防曹操来袭，不然，“倘操乘虚而到，江南齑粉矣。“诸葛亮是又打又劝，周瑜是又气又羞，自知不如，不得不认输，这更觉无限伤心，临死时，他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
诸葛亮三气周瑜，是在伐谋中进行“攻心”，从“攻心”中彻底粉碎对方的计谋，兵不血刃而取得最大的胜利。这“三气”堪称是诸葛亮这位“攻心”大师的不朽之作。
4.服人心：孔明七纵孟获
成都武侯祠，有清人赵藩写的一副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一对联很能说明孔明治国治军的特点。“攻心”，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做思想工作，“反侧”是反面、消极面、对立面，做好了思想工作，就能消除反面、消极面、对立面的东西，使其为我所用。审势，是说对客观存在的错综复杂的总的态势要有正确的了解，才能决定治国的宽严，不然宽严皆误。诸葛亮处理任何军国大事，都能从客观实际形势出发，决定其策略。譬如治蜀，他不同意法正所谓蜀汉政权“初有其国”要“缓刑驰禁”以慰民望，而认为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致“蜀土人士，专权自恣”，故“威之以法”，是“为治之要”，主张用法要严。但对于少数民族则主张要宽严结合，而旨在服其心，故他南征时采取“攻心”战略，七擒七纵孟获，是为了消“反侧”。上面对联的上联即指这事。
深谋远虑，一劳永逸
在曹魏策动下，孟获起兵犯境侵掠。为安定后方，孔明统兵南征。军行之次，马谡奉令来犒军。孔明留马谡在帐叙话，问道：“吾奉天子诏，削平蛮方；久闻幼常高见，望乞赐教。”谡说：“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成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服其心足矣。”孔明叹说：“幼常足知吾肺腑也！”本来南征派一大将便可平之，而孔明却“五月渡沪，深入不毛”。正是“攻心”，以服其心，使一劳永逸。要达到这个战略目的，则非一般人可胜任，正如他所说：“可刚可柔，别有斟酌，非可容易托人。”
足见孔明用心良苦和深谋远虑。
战术是服从于战略的，孔明南征的一切战术措施，都围绕着其“攻心”
战略目的进行。孟获虽是个颇晓兵法的“蛮王”，但远非足智多谋的孔明的对手，孔明要平之并非难事，如第一次交锋，孔明以正兵阳退，阴布置两支奇兵前后夹攻，便轻易地把孟获擒了。单纯采取镇压政策，不久即可平服。
但过去平“蛮”历史说明：如大军离去，则鞭长莫及，其自恃地远山险，又复叛乱，再来镇压，又劳师远征，不胜其烦，且其被曹魏所利用，如孔明北伐，其知内虚，反则更速。因此，孔明这次南征旨在服其心，一劳永逸，后方稳，才可北图。所以说，“平蛮”是孔明北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孔明七擒七纵之的原因。但一擒之易。七纵之则难，在这擒纵的过程中，孔明确是绞尽了脑汁，使尽了计谋，或利用其内讧，使其宗党捉来，或诱其劫寨，围而擒之；或识其诈降，就席拿住，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才便孟获诚意投降。不仅使尽计谋，还要历尽艰险：沪水之毒，哑泉、柔泉、黑泉、灭泉以及桃花溪之恶，几使孔明寸步难移；不仅用柔，还要不得已而用刚—
—火烧藤甲军三万，对此，孔明承认其罪说：“使乌戈国之人不留种者，是吾之大罪也。”在历史上，孔明对待少数民族虽重在攻心，采取较开明的政策，但也跟其他封建统治者一样，有时也采取残酷的镇压政策《三国演义》虚构火烧藤甲军的情节，从本质上说，也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
刚柔并济，“蛮人治蛮”
正因孔明对孟获有柔有刚，七擒七纵，使其计穷力竭，既畏孔明，又敬之如神明，故孔明七擒孟获时，派人谓之将再纵之回，可招人马来决胜负，孟获垂泪说：“七擒七纵，自古未尝有也。吾虽化外之人。颇知礼义，直如此无羞耻乎？”遂同兄弟妻子宗党人等，皆匍匐到孔明帐下，肉袒谢罪说：“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孔明问：“公今服乎？”获泣谢说：“某子 子孙孙皆感覆载生成之恩，安得不服！”孔明乃请孟获上帐，设宴庆贺，并令其永为洞主。所夺之物，尽皆退还。孟获和其宗党及族兵，无不感戴，皆欣然跳跃而去。
孔明服其心后，采取“蛮人治蛮”之策，是很高明的。正如毛宗岗指出：
“武侯之欲抚南蛮，而即甩孟获者，真深得安蛮之道哉！得其土而欲守之， 不能不分兵，分兵则不能不转饷，转饷而输挽徒劳，不若自守之，而庇荫之下，皆吾士也。得其人而欲治之，不能不设官，设官则不能不用法，用法而刑狱滋扰，不若使自治之，而涵盖之下，皆吾人也。不但此也。杀其身，不能变其心，杀之不足以成武；而生其身，又复夺其地，则生之亦不足以为恩。不杀其人而南人不反；不夺其地，而南人乃愈不反耳。”（第九十回回评）
二、斗 智
《三国演义》写的诸多战役，其胜负虽有种种因素，但智谋是最关键的。
孙武《计篇》也把智放在为将者应具备的条件的第一位。因为勇冠三军的， 虽能“气盖世”于一时，如其有勇无谋，到头来免不了垮台，只有运筹帷幄之中，才能决胜千里之外。刘、关、张三战吕布，许褚裸衣斗马超，关公力战老黄忠，虽使人惊心动魄，却不如刘备与曹操、孔明与仲达、姜维与邓艾斗智腾挪多姿，因其不只使人赏心悦目，且能启人智慧，举一反
1.使计设谋：刘备曹操相较量
《三国演义》作者有时为突出孔明之智，把刘备置于陪衬地一位，他的一举一动，都由孔明幕后操纵，好象一个活傀儡，但从总的来说，作者塑造的刘备是大智若愚的形象。不过，如不是眼明心细，是难于看出的。譬如他和曹操的斗智，则斗得很巧妙，使奸雄如曹操，都被他一次又一次瞒过了。
曹操是多败少胜。
“二虎竞食”与“驱虎吞狼”
第一次较量，是集中在如何对待吕布。刘备屯兵徐州，自领徐州事，吕布兵败投之，刘备便让他驻兵小沛。那时，操方定许都，恐二人同心协力，将成心腹之患，乃聚众谋士议妙计图之。荀彧献计说，“彧有一计，名曰‘二虎竞食’之计。今刘备虽领徐州，未得诏命。明公可奏请诏命实授备为徐州牧，因密与一书，教杀吕布。事成则备无猛士为辅，亦渐可图之；事不成，则吕布必杀备矣；此乃 ‘二虎竞食’之计也。”操从之。刘备得封官和接操 来书，已识破其机关，但怕得罪曹操不敢公然违命，便虚对来使说：“此事尚容计议。”刘备却暗中实告吕布，使释其疑，与己同心协力。关、张问不杀吕布之故，刘备说：“此曹孟德恐我与吕布同谋伐之，故用此计，使我两人自相吞并，彼却于中取 利。奈何为所使乎？”“二虎竞食”之计被破了， 荀彧又向操献一计说：“可暗令人往袁术处通问，报说刘备上密表，要略南郡。术闻之，必怒而攻备，公乃明诏讨袁术。两边相并吕布必生异心：此 ‘驱 虎吞狼’之计也。”操大喜，照计办。刘备得诏书。明知是计，但不敢违王命，只得出兵讨袁术，留张飞守徐州。因张飞醉酒误事，吕布袭了徐州。这次较量，曹操是一计被破，一计得逞。初次斗智，两人半斤八两。
临危不乱，随机应变
第二次较量，是在“曹操煮酒论英雄”之时，有操与刘备青梅煮酒，纵谈天下英雄，刘备装呆卖傻，随便举些人，曹操皆不认可。刘备问：“谁能当之？”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时，刘备正与董承等密谋图操，忽闻此言怎不大吃一惊，手中所执匙筋，不觉落于地下。“说破英雄惊煞人”，刘备如此举止失措，必将引起曹操疑心，而刘备毕竟是个枭雄，是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刘备便从容俯首拾筋说：“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笑说：“丈夫亦畏雷乎？”刘备说：“圣人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迅雷风烈必变”这词出于《论语·乡党》，说孔子遇到疾雷暴风，必定要改变容色，表示对上天的敬畏。圣人尚且如此，何况刘备，一借“圣人”之语做挡箭牌，刘备便将闻言失筋的缘故，巧妙地掩饰过去了，可说是“随机应变信如神”。操遂不疑刘备。这是刘、曹第二次斗智，刘备是赢了。
反控制技高一筹
第三次较量表现在：控制和反控制。刘备因与操擒吕布有功，随操班师回朝。刘备面见献帝，排世谱，被认为皇叔。荀彧等一班谋士入见操说：“天子认刘备为皇叔，恐无益于明公。”对此，操早有筹谋，他说：“彼现认为皇叔，吾以天子诏令之，彼愈不敢不服矣。况吾留其在许都，虽名近君，实在吾掌握之内，吾何惧哉。”奸雄之见，确是与众不同。他让刘备见献帝并拜为左将军、宜城侯，正是为了要更好地控制刘备。刘备也知操用意，故步步为营，谨防曹操谋害。他暗地里与董承等图操，表面上则在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关、张不知刘备的深谋，反责问道：“兄不留心天下大事，而学小人之事，何也？”刘备说：“此非二弟所知也。”及操说他是天下两英雄之一，刘备更感到在虎穴里栖身的危险，于是便谋脱身之计。
一日曹操又请刘备饮酒，满宠来向操报告：袁绍破公孙瓒并得其军，声势甚大，袁术又归帝号于绍，并将亲送玉玺到河北。并指出：“若二人协力，急难收复，乞丞相作急图之。”刘备听了暗思：“我不就此时寻个脱身之计，更待何时？”遂起身对操说：“术若投绍，必从徐州过。备请一军就半路截击，术可擒矣。”操虽同意，并不放心，却教朱灵、路昭两人同行，暗中牵制刘备。（但这两人顶得甚事，后来便被刘备设法把他两人抛开了）刘备挂了将军印，即催促急行。关、张在马上问道：“兄今番出征，何故如此慌速？”
刘备说：“吾乃笼中鸟，网中鱼。——此一行如鱼入大海，鸟上青霄，不受笼网之羁绊矣！”曹操设谋控制刘备，刘备则使计反控制，这第三次斗智，又是刘备胜了。
杰出的统帅善用人才，深得人心
上述三次较量，刘备是胜多败少，可见刘备机智超人，谁说刘备是一味憨厚？历史家陈寿将刘备与曹操比较时，说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但小说家罗贯中的看法却不同，他写曹操的计谋诡而露，写刘备的计谋巧而深：他塑造曹操是阴险诡诈的奸雄形象，塑造刘备是大智若愚的仁君形象；他极力赞扬刘备的“随机应变”，写曹操甚佩服其人，认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说明作者认为刘备的“权谋于略”并不在曹操之下。而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并非作者臆造。小说家罗贯中评价人有财也许比历史家陈寿中肯些。在历史上，曹操初起时，有强大的宦官势力为后盾，其地位已与各路诸侯平起平坐，而这时，贫贱出身的刘备只不过是公孙瓒手下的一个小将，后来他能成为鼎足三分者之一，完全是靠自己的超人才干闯出来的。要成为一个杰出的统帅，要具有善于用人、决策的条件，刘备是具备这些条件的，他用诸葛亮并纳其隆中决策便是典型的例子。特别是他能得人心。故人心归之，始能称帝于西蜀。刘备若非是大智者何能逮此，所以藐视天下英雄的曹操在刘备仍依托于其篱下时，已能看出刘备是非凡之辈，将之和己并列。这是出于同时代人，又是最了解刘备的人的评价，无疑是真实的、中肯的。何以在人们的看法中，在计谋方面，往往是扬操而抑备，这是因为，曹操之智谋露，易为人所知，刘备之智谋深，人们一时难于窥其中的奥妙。而且两人的性格和战略各异：
正如刘备对庞统所说的：“今指与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三国志·蜀书·庞统传》裴注《九州春秋》）操急、暴、谲，而备宽、仁、忠，故在人们眼中，操是阴险诡诈的奸雄，备是忠厚仁慈的长者，他的“机权干略”，即其枭雄本色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了。
2.知彼知己：诸葛司马比高低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一条重要规律。不过，孙子所说的“知彼知己”，如果一方能“知彼知己”，一方不知彼知己。当然前者胜。如果双方都“知彼知己”，谁胜谁败则很难说了，战争也就变得极其错综复杂。《三国演义》第九十四回写的“司马懿克日擒孟达”，和第九十五回写的“武侯弹琴退仲达”，就是描绘诸葛亮和司马懿在都“知彼知己”的情况下，展开斗智的精采镜头，彼此策略确是各有巧妙，胜败之间只差一筹而已。在《三国演义》的诸战役中，这才算是斗智之战：战争千变万化，战争不是由一方来摆布，而是由双方共同设计，任何一方都不能全操胜券，而是胜中有败，败中有胜。它不仅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也说明了战争的严肃性：它是生和死的搏斗，谁要是错走了一步，就有被消灭的危险。这两回书所写的斗智之战，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孙子“知彼知己”的思想，且对我们从事一切竞争都很有借鉴意义。
愚者不懂因人因事做具体分析
在“司马懿克日擒孟达”这一回书里，诸葛亮虽未公开亮相，实是写他和司马懿两人背靠背的进行智力竞赛，从而揭开了两人斗智之战的序幕。
司马懿驻守西凉等处，诸葛亮认为是其伐魏的最大障碍，乃用马谡的反间计，使魏主曹睿将司马懿削职回乡。诸葛亮计得逞大喜，即兴师北伐。蜀师旗开得胜，连取三城，魏国上下震栗，曹睿不得已乃起用司马懿。这时，原蜀将后降魏镇守上庸的孟达正与诸葛亮暗通，谋取两京：孟达取洛阳，诸葛亮取长安。诸葛亮知司马懿复职大惊，急致书孟达说：“近闻曹睿复沼司马懿起宛、洛之兵，若闻公举事，必先至矣。须万全提备，勿视为等闲也。”孟达览书，不以为然，却笑孔明心多。复书说。
“窃谓司马懿之事，不必惧也：宛城离洛阳约八百里，至新城一千二百里。若司马懿闻达举事，须表奏魏主：往复一月间事，达城池已固，诸将与三军皆在深险之地。司马懿即来，达何惧哉？
丞相宽怀，惟听捷报！”
对同一事件的看法，智者和愚者的判断其差别如此之大：孟达不懂得因人因事而做具体分析，只是按照常规的看法，认为司马懿要起兵下新城，必须奏魏主许之而后行，故得出“往复一月间事”的判断。而孔明的看法却恰恰与之相反。诸葛亮看了来书，掷书于地而顿足说：“孟达必死于司马懿之手矣！”马谡问其故，诸葛亮说：“兵法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岂容料在一月之期？曹睿既委任司马懿，逢寇即除，何待奏闻？若知孟达反，不须十日，兵必到矣。安能措手耶？”诸葛亮即回书告诫孟达说：“若未举事，切莫教同事者知之，知之必败。”
司马懿声东击西，孟达束手就擒
司马懿接复职诏后，忽得密报孟达谋反之事，司马懿说：“此贼必通诸葛亮，吾先擒之，诸葛亮定然心寒，自退兵也。”司马师说：“父亲可写表奏天子。”懿说：“若等圣旨，往复一月之间一事无及矣。”即传令教人马起程，一日要行二日之路，如迟立斩；又令参军梁畿赍檄星夜去新城，教孟达等准备进征，使其不疑。梁畿到新城传达司马懿的将令说：“司马都督今奉天子诏，起诸路军以退蜀兵。太守可集本部军马听候调遣。”达问道：“都督何日起程？”畿说：“此时约离宛城，望长安去了。”达暗喜说：“吾大事成矣！”大凡采取突然袭击战术的，必须伪装得好，以麻痹敌人，使其无备，即我要袭击彼而彼完全不意料到我要袭击，袭击才能得逞。司马懿正是这样做，他声东击西，使孟达上其套。孟达闻悉司马懿已离宛城赴长安，以为司马懿不知其举事，故认为“吾大事成矣”而沾沾自喜。讵料司马懿这时正向新城进军。懿在途中，缴获诸葛亮给孟达回书，看后大惊说：“世间能者所见皆同，吾机先被孔明识破。”遂星夜催军急行。未及十日，即抵新城，孟达措手不及，终被擒杀。
司马路擒杀孟达，诸葛亮谋取两京终成泡影，但从智力比赛看，输家只是孟达，司马懿和诸葛亮都是赢家，两人的智力半斤八两：两人都料事如神。
诸葛亮认为豁闻孟达举事。必先起宛、洛之兵先至，司马懿料孟达叛变必与诸葛亮通谋。两人都不谋而合。诸葛亮说：“曹睿既委任司马懿，逢寇即除何待奏闻？”司马懿说：“若等圣旨，往复一月之间，事无及矣。”两人都互相惊畏。诸葛亮知司马懿复职“大惊”，告诫孟达不要轻举枉动；司马懿途中截获诸葛亮给孟达回书为之“大惊”，想不到“吾机先被孔明识破”。
而孟达和司马懿、诸葛亮相比，其愚智则有天渊之别：诸葛亮知司马懿复职告诫孟达“须万全提备”，孟达却笑“孔明心多”，要他“唯听捷报”，司马懿派使要孟达听候调遣并伪说懿已去长安，孟达却暗喜说：“吾大事成矣！”
棋差一着，全盘皆输
在这一回书，诸葛、司马两人是背靠背斗智，在第九十五回里，则是两人公开出面较量，双方智力更充分发挥，异采纷呈！
一方知彼知己，一方不知彼知己时，战争则显得简单化：当双方都知彼知己，战争则曲折离奇、变化莫测。譬如下棋，当高手对劣手时，很快便进入杀局，无甚看头。如果双方都是高手，彼此下棋，不是见一步走一步，而是走一着想到下几着；此方下一着，彼方已料到其下几着，乃用新着以破之。
如此往复，棋局变化万千，不仅下棋者全神贯注，观棋者也感到好看煞人！
最后输者只不过是棋差一着而已。第九十五回写诸葛亮与司马懿的斗智之战正是类此。
司马懿擒杀孟达后，即与张郃率领十五万大军来战诸葛亮。司马懿认为诸葛亮平生谨慎，不肯弄险，不会从子午径取长安，今必出军斜谷，来取郿城。而秦岭之西，有一条路，地名街亭；傍有一城，名列柳城：此二处皆是汉中咽喉。诸葛亮欺曹真无备，定从此进。故决定与张郃迳取街亭，以断其归路。诸葛亮行军，果如司马懿所料。诸葛亮闻悉司马懿大军前来，大惊说：
“今司马懿出关，必取街亭，断吾咽喉之路。”司马懿行军在诸葛亮的意料 之中。因此，街亭决战是势所难免。司马懿能否夺取街亭，诸葛亮能否保卫街亭，是双方胜败的关键。
错用马谡，纸上谈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