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智谋精粹 作者：霍雨佳
第一章 鉴古观今
一、政治：三国兴起的原因
二、军事：一部活的兵书
三、经济：企业经营管理之宝
四、外交：三极外交的启示
六、人事：人才学的珍贵遗产
第二章 用人艺术
一、人策
1.由弱变强：刘备得孔明而兴
2.统一北方：曹操听荀彧之策
3.鼎足江东：孙权行鲁肃战略
4.政权转移：曹爽昏归司马氏
5.断送西蜀：刘禅宠宦官黄皓
6、国破家亡：孙皓罢名将陆抗
二、风格
1 .德才兼备：孔明的用人特点
2.唯才是举：曹操的用人特点
3.疑之不用，用之不疑：孙权的用人特点
4.破格用人，赏罚分明：三国用人共同点
5.各有短长：三国用人不同比较
三、御 术
1.长厚而近伪：刘备的御人术
2.儒法并用：孔明的御人术
3.诡诈高深：曹操的御人术
4.关怀备至：孙权的御人术
四、鉴诫
1.得失一念之间：经验教训
2.走向灭亡之路：唯亲恶果
4.能荐贤是贤人：荐贤轶事
第三章 谋略宝典
一、攻心
1.结民心：刘备巧夺西蜀
2.离军心：吕蒙轻取荆洲
3.伤敌心：诸葛三气周瑜
4.服人心：孔明七纵孟获
2.知彼知己：诸葛司马比高低
3.比才斗智：邓艾姜维较输赢
4.棋逢对手：羊祜陆抗两交欢
三、伺 机
1.坚守待变：曾操破袁绍
3.伺机出击：陆逊败刘备
4.趁敌不备：邓艾捣成都
5.不失战机：杜预平东吴
四、伐 交
1.表封敌手：孙曹耍诡计
2.三赖荆州：孔明骗鲁肃
3.割地求援：诸葛退魏师
4.互相移祸：吴魏弄阴谋
5.投魏抗蜀：孙权表称臣
6.唇齿相依：蜀吴重结盟
五、游 说
1.馈赠金玉：李肃贿吕布
2.晓之以义：张辽劝关公
3.以理服人：诸葛屈群儒
4.先激后说：孔明折孙权
六、缓 急
1.待乱入朝：董卓屯兵城外
2.缓以待变：郭嘉料敌制胜
3.兵贵神速：吕蒙急取皖城
4.外缓内急：诸葛袭陈仓
七、虚 实
3.用疑兵；孔明胜曹操
4.诱敌动：仲达破公孙
八、战 守
1.守后战：僱汜听贾翊
2.再追击：张绣败曹操
3.挫敌胆：张辽镇合淝
5.老蜀兵：仲达守秦川
九、诱 敌
1.造假书：周瑜愚蒋干
3.伪乱真：张飞屈严颜
4.佯退兵：孔明骗仲达
十、就计
1.料敌情：贾翊破曹操
2.纵敌虏：诸葛夺零陵
3.破妙计：孔明促良缘
4.知诈谋：姜维败邓艾
十一、智激
1.巧改赋：孔明激周瑜
2.被智激：尚香叱追兵
3.受冷落：赵魏破三寨
4.不服老：黄忠显威风
十二、用间
1.离傕汜：杨彪行反间
2.抹书信：曹操间马韩
3.散流言：孔明黜仲达
4.巧离间：诸葛拆叛党
第四章 取胜诀窍
一、固本
1.要深根固本：取胜的基础
2.用众力众智：取胜的力量
3.正确的决策：取胜的关键
二、胜术
1.知彼知己：保证胜利之法
2.攻心为上：取胜的最上策
3.侧攻到围攻：弱胜强良策
4.避实击虚：稳操胜算之术
5.先发制人：主动则常得胜
自 序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虽逝了，智谋永在，罗贯中用其生花妙笔，将之形象地体现在《三国演义》这部不朽名著之中。
《三国演义》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长篇小说，这因其描绘的是近一个世纪的大动荡时代，必然涉及到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也因其是小说，时空间可无限伸延，把我国古代的一切智慧溶化于其中，除文学外，还表现在政治、军事、外交、法律、人事等方面，各反映了其一定的规律，故具有多种的借鉴作用。
《三国演义》谈经济的较少，主要是写军事谋略，但商战有如军战，而商战得胜是带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日本人运用三国智谋于商战，对日本经济的腾飞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所以，日本人认为 《三国演义》智谋是企 业经营管理之宝。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侯，对诞生在中国之“宝”，能弃之不用吗？
在当今的世界上，各方面的竞争十分激烈，而参加任何竞争没有人才和智谋将被淘汰。因此，学习三国的用人艺术及其智谋，决不是毫无作用的。
本书主要有四章，第一章“鉴古观今”，阐明了三国的智谋具有多种借鉴的作用，第二章“用人艺术”，评介了三国的用人特点和其长、短处以及其不同的效果：第三章“谋略宝典”，探讨了三国的种种谋略：第四章“取胜诀窍”，用三国的智谋总结了现代商战胜败的经验教训。
由于中国经济出版社的支持，和该社杨岗同志的建议，笔者将10多年来所写的有关三国应用研究的论著汇集和重新管理成此书出版。在此，特向中国经济出版社和畅岗同志深表谢忱！
绪 论 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三国演义》在中国，家喻户晓，有口皆誉；在日本，人们视之如宝，一书在手，如醉如痴。三国热也正在向世界扩展。
《三国演义》为何有如此吸引人的魅力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三国演义》汇总了我国几千年来的古代智慧，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用众智写成的不朽名著
《三国演义》并非成书于一时一人，而是人民群众的集体创作。东汉末年，群雄崛起，争战不已，时间长达近百年，从魏、蜀、吴立国算起也近半个世纪。由于三国故事十分丰富动人，它并不因三国归晋而泯灭，而是在民间广泛流传，它的诸多英雄人物的事迹，更是吸引人，人们对他们十分敬佩和怀念，在其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将之美化，对于一些反面人物则极其憎恨，不断将之丑化。在这同时，文人写的稗史也记录了很多三国动人的故事，据说魏晋时有200多本。宋时，已有专讲三国故事的人，即专说“三分”的说书人。迄元，已出版了可能是说书人的话本《全相三国志平话》，并出现了不少有关三国故事的杂戏，如《祭风》、《哭周瑜》、《五丈原》、《三战吕布》等。生活于元末明初有志于图王的罗贯中在前人对三国故事加工、创作的基础上，以陈寿的 《三国志》和”裴注”的史实为主线，参考了《全相 三国志平话》的结构，吸取了稗史、杂剧、传说、说书的精华，写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至清，经毛宗岗的修订，才最后定稿，书名改称《三国演义》，这说明，《三国演义》的成书，经历了酝酿、创作、定稿的三个阶段，时间从三国故事流传至清长达1000多年，参加创作的有说书人、戏剧家和文人学者，以及民间加工者，这部不朽名著《三国演义》正是用众智写成的。
《三国演义》所写的是近一个世纪的大动荡时代，它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反映了封建社会各种极其尖锐而复杂的矛盾，塑造了诸多栩栩如主的历史人物，再现了无数惊心动魄的古代战斗，如此长篇巨著，如果不集思广益，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成果，只是靠个人的虚构，那是不可想像的。《三国演义》的种种战斗，是以《孙子兵法》为指导思想，揉合古代兵家的理论，将历史上著名的战役融化于其中，结合三国时代的战争实际写成的。古代兵法的庙算、攻心、伐交、料敌、应变、用奇、造势，示形、用诈、用术等，在《三国演义》里都具体化、形象化了。又如《三十六计》里的“美人计”、“二虎竞争计”、“驱虎吞狼计”、“假途伐虢计”，以及韩信的“十面埋 伏计”和虞翻的“增灶退兵计”等，都被《三国演义》将之花样翻新，加以运用。但它不是照搬，是将之改造纳入所再现的战役，因而显得有声有色。
其着重描绘的还是三国时代的战争，如赤壁之战写得多么波澜壮阔，五彩缤纷，而这主要是靠作者的天才虚构：又如曹操解白马之围和司马懿平公孙康叛乱时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郭嘉平冀州、定辽东时献“急之则合，缓之则离”之计，这都显示了三国时代兵谋家的惊人智慧！在人物的塑造上，有些不朽人物形象也是在不断加工的过程中形成的。如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就是这样。在元代已有关于诸葛的杂戏，如 《博望烧屯》、《诸葛论功》、《黄鹤楼》、 《诸葛祭风》、《五丈原》、《烧樊城》等。《全相三国志平话》 写诸葛故事也最多。罗贯中塑造诸葛形象时，显然是吸取上述素材加以再创造的，如”三顾茅庐”，《全相三国志平话》写得很简略，还说他是神仙，看了令人感到索然无趣； 《三国志通俗演义》把他拉回人间，以虚写实、烘 云托月的手法，把诸葛亮的亮大形象和刘备求贤若渴的心态描写得活灵活现，使“三顾茅庐”成为求贤的典范，传世的妙篇。可是，诸葛的形象还不尽善尽美，除了有点“近妖”之外，在个别描写上还存在严重的缺点，如写诸葛认为魏延脑后有”反骨”，把魏延和司马懿一起诱进并准备烧死于葫芦谷，魏延逃出后，诸葛又将之嫁祸于杨仪，以加剧两人的矛盾，对如此写法，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将之删掉了，这才不便诸葛由智者变成奸人，保持了诸葛的高大形象。其他典型的塑造，如阿斗投降后在魏国参加了司马昭举行的宴会时，他看魏舞听蜀乐都手舞足蹈、”乐不思蜀”的神态，以及关于奸雄曹操的种种精采表演，素材也多取自传说、戏剧、史书、稗史，并加以敷衍、夸张、改造。可以说，《三国演义》的动人故事情节和不朽的典型形象，多是集众智形成的。
集古代智慧之大成
中国4000多年光辉灿烂的文化，闪烁着我们祖祖辈辈的智慧。《三国演义》正是集古代智慧之大成，将之体现在其所塑造的主要人物身上。它的智慧不是全集中于个别人物，而是体现于诸多人物的身上。过去有人认为诸葛亮是《三国演义》智慧的化身，这不够全面，说表现在他的身上较突出可以，但不能说只他是智者，其他大都是愚者，如果是这样，这部书就不会那么吸引人了。正因三分鼎立的魏、蜀、吴都拥有众多人才，即众多的智者，如魏的曹操、司马懿、郭嘉、程昱、贾翊，蜀的刘备、诸葛亮、庞统、姜维、蒋琬、费祎，吴的孙权、周瑜、鲁肃、吕蒙、陆逊，他们虽都是智者，但各有短长，这使彼此斗智比才各有输赢，才能引人入胜，使人每谈到其精绝处，不禁为之拍案赞叹。“攻心为上”，而攻心最高水平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们不能说只是诸葛亮能用这绝妙战法，他的“七擒七纵孟获”是攻心的绝唱，能称为攻心绝唱的倒是吕蒙袭荆州擒关羽。诸葛亮平南方以“攻心为上”，虽取得了最佳效果，即使南人不复反，但是在双方反复的、激烈的较量和争战之后，死人不少，如火烧藤甲兵，这不能称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吕蒙袭荆州，先是用种种计谋使关羽麻痹大意，集中主力围樊城而无后顾之忧，他不费一兵一卒用白衣袭荆州，入荆州时严军纪以及安抚和保护随关羽出征的将兵的家属，以瓦解其军心，当曾以善待士卒著称的关羽回军途中，因军心已散，不战而溃，关羽这个具有“万人敌”本领的猛将终于被擒，这确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对刘备、孙权，过去研究者也不将之列入智者之列，其实刘备是个攻心大师，他的掷阿斗、要投江、辞徐州、遣众将、托孤话，尽得攻心妙用，故都收到最佳效果。对其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孙权明于知人，善于选将用将，不穷自己出征而捷报频传，非明智的统帅不能如此。以雄才大略著称的曹操，张绣曾几乎置之于死地，杀其长子、侄儿和爱将，而他从全局利益出发，忘却“淯水之难”的深仇大恨，“矫情任算”收降张绣，并结为儿女亲家，非大智者不能为之。
《三国演义》的用人艺术，也是我国古代智慧的体现。它阐述三国兴亡的原因，无不归结于能否用得其人，这说明用人是何等重要！三国用人都各有所长，如刘备的”明于知人”，孔明的“德才兼备”，曹操的”唯才是举”，孙权的“疑之不用，用之不疑”。他们既有其用人不同的特点，也有其共同之点，即不论资排辈，破格用人；不论亲疏，赏罚分明，以及其各有巧妙的御人术，等等。
《三国演义》的智慧还体现在艺术的开拓和创造上，如用美的辩证法塑造典型人物，并能从发展、对比、矛盾中刻画人物性格；在结构上，将故事情节如此头绪纷坛、纵横交错，组成一个完整的美妙的整体。在这些方面，其同代的同类的中外文学作品是不能与之媲美的。还有它的造形、行情、写景的诗情画意，对以后文学创作也同样有较大启迪和影响。《三国演义》的上述的继往开来的艺术成果，显然是作者集众人的智慧所创造的。
具有多种借鉴作用
智慧与才智，智谋是同义词，是指对事物具有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前，人类长期是大自然的奴隶，有了这种能力，才逐渐成为大自然的主人，能改天换地。我国古代人早就认识到智慧的重大作用。《项羽本纪》记载：项羽与刘邦在广武相持不下，项羽要求与刘邦斗力，一决雌雄，刘邦笑着说：”吾能斗智，不能斗力”。结果善于斗智的刘邦终于打败能“力拔山”、勇冠三军的项羽。西汉时出版的《淮南子·主术训》也说：“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可见，智慧是胜利或成功之本。
是智慧必能正确认识或正确反映客观的规律，所做的事会取得成功，相反，会遭到挫折或失败，就不能称为智慧。智慧有种种，有的能正确反映事物总的规律，有的能正确反映相类事物的共同规律，有的能正确反映一定事物的规律。因此，能相应地、实事求是地运用古代智慧，对我们的事业是会起有益的作用的。
《三国演义》的许多谋略，虽然是应用于战争，但都可应用于社会上的一切竞争或斗争，即包括政治、经济、外交以至国与国之间的各种纷争。”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出于《孙子兵法》，但《三国演义》运用于描绘三国之间的争战是有所发展的。毛宗岗对于邓艾与姜维（一百一十回）斗争的胜败评点说：“知己，而不知彼亦足以知己，是不得谓之知已；知彼，而不知彼亦料我之知彼，则不得谓之知彼。”这段评点说明，《三国演义》不只是照搬孙子兵法，而是有所创建的。孙子的“知彼知己”仅是从一方面说，只有你“知己知彼”，而对方不知已不知彼，当然你是“百战不殆”的，如果对方也”知己知彼”，那你就不一定”百战不殆”了。如果知已，亦能料彼是否知已，知彼亦能知彼是否能料我知彼，这样才能采取万无一失的对策，始能“百战不殆”。《三国演义》还将“固本始能战”、“攻心为上”“避实击虚”、“声东击西”、“先发制人”、“随机应变”等智谋运用于三国争战，加以生动的描述，使这些古代兵法形象化、具体化，使人易于了解和借鉴。如果不懂得吸取这些智谋，是不可以言竞争或斗争的。
有些中外学者预言：“在21世纪，中国古典小说能引起世界注目的非《三国演义》莫属，尤其是它的应用研究。”这是否科学预言，抑或是夸大之词，这只能到21世纪才能分晓。但可以肯定的是，《三国演义》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华氏族的智慧将在国际竞争中日益发扬光大。
第一章 鉴古观今
“温古知新”，现今需要鉴古，因历史不能割断，历史往往会重演，虽然内容不同：我们如能正确借鉴前人的成功经验，可少走弯路。三国智谋体现于社会科学所有领域，在各方面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对今天的政治、军事、经济、外文、法律、人事仍很有借鉴作用。
一、政治：三国兴起的原因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逐鹿中原，当时强的有：淮南袁术，兵粮足备，称霸一方，冀州袁绍，地广民众，人才济济，荆州刘表，据用武之国，威震九州，西蜀刘璋，有天府之国，国富地险。这时，曹操军力最弱，刘备寄人篱下，孙权还未登上政治舞台。可是，曹、刘、孙后未却成气候，分别创造了魏、蜀、吴，而袁术、袁绍、刘表、刘璋等人都先后被消灭了，这是什么原因？
策略正确
要图天下，制订正确的策略是关键的一着。在政治舞台上较量，必须有政治眼光，对政治形势有透切的了解，才能做正确的分析，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策略。否则，好像瞎人骑瞎马，乱碰乱撞，未有不翻跟头，或摔死的。
曹操和袁术、袁绍都想当皇帝，由于他们的政治眼光不同，策略各异，结果不一样。在群雄中，袁术是第一个称皇帝的。本来在那个乱哄哄的时代，谁当皇帝都行，只要有本事。所谓“本事”是指统一天下的本事，而统一天下要有正确的策略。袁术没有这种本事，也没有提出什么策略，只是一心想当皇帝，以享荣华富贵。他主观上认为他家“四世三公”，是“百姓所归”，”
应天顺民”，该当皇帝。当他征求部属意见时，大家沉默不言，实是反对，他还是自封为皇帝。所说“百姓所归”、“应天顺人”。是自欺欺人。他占据南阳时，“奢淫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他当皇帝后，“荒侈滋甚，后宫数百皆服绮縠，余梁肉，而士卒冻馁，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由于人心军心厌弃，先为吕布所破，后为曹操打败，奔青州投其侄子袁谭途中病死。袁术只徒有皇帝之名，无皇帝之实。曹操则相反，虽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曹操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认识，头脑是清醒的：当时汉虽弱，但拥汉派的大有人在，故采纳荀彧的“奉天子以从众望”的策略，将皇帝的实权一下抓到手里，“挟天子以令诸侯”，名正言顺地号令四方，要统一天下，要有众多人才，乃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使才智之士从四面八方投其麾下，为之出谋献策，才能称雄北方，袁绍是个好谋无断的典型。他虽有吞天下之志，但才力不足，喜谈谋略而不能决，有正确战略也不能采用，往往错过良机。他在官渡与曹操相持时，许攸截住曹操的催粮书，知其粮尽，建议“两路击之”，如行此策，打败曹操是大有可能的，袁绍反认为“此书乃诱敌之计也”，说“攸是操的奸细”，将之逐出。攸乃投操，教其到乌巢烧粮，操从其计行之，绍军无粮，军心惶惶，曹军乘胜追击，袁军全溃，官渡之战被打败，决定了袁绍集团的灭亡。
刘备以统一天下为已任，刘表和刘璋则胸无大志，只图割据偏安。曹操统兵征乌桓，刘备劝刘表趁许昌空虚，以荆襄之众袭取之，刘表说：“吾坐踞荆州足矣，岂可别图？”当时，群雄逐鹿，你不灭人，必被人所灭，决不容其”坐踞荆州”，刘表因错过袭取许昌良机，使曹平定北方后，挥戈南下，夺取荆州。刘璋心地虽仁慈，但为人闇弱，这种人是守不住地盘的。刘备按照孔明的”隆中决策”，与孙权联合打败曹操，占据荆州后，就着手图川，恰好刘璋邀他入川拒张鲁，张鲁不足为患，让刘备入川是“请狼入室”，结果是自取灭亡，刘璋没有政治头脑如此。
孙权善于举贤任能，故贤能竭力相辅，五湖四海之士纷来归附，竭力相助。鲁肃献的“榻上策”，他奉为国策。此策的要点是，“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鼎足江东，伺机以图天下，此策起正确的。要图天下，首先要“深根国本”，因荆州在扬州上游，对东吴威胁大，不占据荆州则难确保东吴的安全；且荆州是用武之国，进可直趋宛洛，直捣曹操的老巢，退可据长江大堑而守。此策对于孙权鼎足江东起了极大的作用。由于孙权的战略正确，又有众才相助，曹操、刘备曾先后犯，都以失败告终。
人心向往
争天下，胜败决定于人心向背，故说“得人心的得天下”。人心包括民心、军心、将相之心，这“三心”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这“三心”缺一不可，得这“三心”必兴。曹、刘、孙为图天下都注意收拾人心，尤以刘备为最。刘备虽说是”中山靖王胜之后”，实无可考，自己也无靠山，他起自民间，是一个“织履之徒”，一个很普通的平民百姓，后能建立蜀国，全靠自己的本事。他最大的本事是善于”攻心”，故很得人心，他“携民渡江”、“要投江”，荆襄军民感其德都誓死相随；”摔阿斗”、“遣众将”以结将心，使众将死心塌地为之效力：“三顾草庐”，表示其求贤若渴，以“鱼水关系”相待，说明对孔明信任无间，使孔明感其诚，下山相辅，“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即使是夺人之国，首先考虑的还是“人心”，他入川是为谋蜀。
但他不纳庞统之策，反对“杀其主夺其国”，趁驻守葭萌关拒张鲁之机，广施恩惠，收拾民心；及起兵夺蜀，不扰民，优待俘虏，故甚得人心，入成都时，百姓香花灯烛，迎门而接。因人心归附，蜀汉政权极其巩固。
曹操得将士之心，是因其赏罚分明，史称他“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他出征，如遇稻麦熟，可延缓时，就暂罢征，因恐伤农，如不能延缓，就严禁军士践踏。有一次他骑的马失足误入麦田，践坏了一大片，他“割发以代首”，承认其伤农是犯法，应受惩罚。取冀州后，减免赋税，以收拾人心。曹操虽奸，但他比袁术等害民贼强得多了，他能成大事不是偶然的。
孙权也得人心。孙权一见鲁肃，交谈甚悦，来宾告退时，独留鲁肃，邀他入内室，共坐在榻上对饮，虚心请教，肃因之倾心，与之谈图天下的策略，权大为赞赏，“拔鲁肃于凡品”。鲁肃得遇明主也竭力相辅。操大军南下，吴国危急，众文士主张投降，独鲁肃坚持联刘抗操。曹操被打败，鲁肃从前线回，孙权远接，“持鞍下马”迎候，对其敬重如此。孙权用人，疑之不用，用之不疑，因其信任人，人也效忠他。周瑜率军抗操，操派其同窗好友蒋干说瑜归降，瑜大义凛然申明：他“遇知己之主，”“情同骨肉”，“祸福共之”，其效忠于权之志坚定不移。孙权还在生活上对部下关怀备至，有患病的，常送医送药上门，甚至亲自监护。由于君臣休戚与共，终孙权之世，东吴安如磐石。
策略正确，人心向往，三国之兴，实由于此。在古代能建国、治国的，都靠这两条。揆之当令，也是如此。
二、军事：一部活的兵书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频繁，在世界上是仅见的；因而兵书之多，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据说共有1300多种，留存到今天的还有四五百种之多。传说我国兵书起源于黄帝，在西周时已有《军志》、《军政》两书，这说明我国兵法源远流长。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古代兵法有《武经七书》，即《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黄石公三略》、《尉缭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以及影响较大的《孙膑兵法》、《武经总要》、《纪效新韦》、《练兵纪实》等等。《三国演义》的谋略正是凝聚着我国古代兵书的精华，如庙算、攻心、伐交、料敌、应变、用奇、造势、示形、用诈、用术、用间，等等。它是我们祖先遗国下最珍贵的遗产之一。
三国谋略与《孙子兵法》
要理解三国的谋略，首先要弄清楚它和《孙子兵法》的渊源关系。不懂《孙子兵法》，则不能把三国谋略概括到理论的高度；不读《三国演义》， 则不能更好地、具体地领会《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是神和形的关系。《三国演义》虽然是集古代智慧的大成，而《孙子兵法》却是它的灵魂，它的一切谋略基本上是以《孙子兵法》作为指导思想的。
《孙子兵法·谋攻篇》提出了“全胜”思想，它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个思想后来孙膑归纳为“攻心为上”。《三国演义》所写的许多迷人的战役都依据于此，如刘备巧夺西蜀、吕蒙智袭荆州、孔明三气周瑜、诸葛七纵孟获，等等，诸葛亮在与周瑜争夺荆州的斗争中，也是“攻心”战略的具体运用：先是采取“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之计，让周瑜与曹仁拼得你死我活之际，不费一卒而袭取南郡：
接着破周瑜的美人计，使其囚禁刘备以索取荆州的诡计成了泡影，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最后是破周瑜“假途灭虢”之计，这“三气”之战，是一场似战非战、伐谋而重在攻心的特殊战争。诸葛亮的智算华容、摆空城计、增灶遏魏军，也都是“攻心”战略的具体运用。而在《三国演义》不少有名的战役中，都是孙武关于“知彼知己”论断的巧妙运用，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胜者都因其知彼知已，败者都因其不知彼、不知己。
《孙子兵法·计篇》十分强调智谋的重要作用。如它认为将领要具有“智、信、仁、勇、严”等五个条件：而“智”则置在首位。而有无智谋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它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三国演义》刻画许许多多的将领，对于有智谋的则备极赞扬，对勇冠三军而缺智谋的虽赞其勇，也指出只不过是一勇之夫而已。如吕布、马超等都是世之虎将，吕布曾无敌于一时，马超也曾迫使曹操“割髯弃袍”，因他们都是有勇无谋，到头来，吕布还是被曹操擒杀，马超也被曹操所打败。
《三国演义》还描写了不少“多算则胜，无算则败”的战役，以及如何具体运用“诡道十二法”，故很引人入胜。所谓“诡道十二法”，是指孙武在《计篇》里所举的十二种智计，或称十二种作战方法。他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武在我国军事史上第一次提出“兵者，诡道也”的战术原则；而这些战术的目的只有一个，即“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例如，当关羽胜利进军樊城时，曹操就采取“亲而离之”的计谋，拆散孙、刘联盟，以利诱孙权使之袭取荆州，吕蒙则抓住关羽骄傲自大、喜人奉承的弱点，用“卑而骄之”的计谋，使其失去警惕、麻痹大意，撤大半兵赴樊城前线，乃“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用白衣渡江，兵不血刃轻取了荆州。
灵活运用和发展古代兵法、战役
《三国演义》所吸取的不仅是《孙子兵法》，而是将从春秋至元末的兵法和战例之精华溶化于其中，加以灵活运用和发展。
《三国演义》虚构的一些妙计，就出于《三十六计》，如王允为离问董卓，吕布“父子”而采取的“美人计”，曹操为使刘备和吕布互斗而用的“二虎竞食”、“驱虎吞狼、两计，周瑜想夺荆州而使的“假途代虢”计，诸葛亮袭取荆襄而施的“调虎离山计”等等。
我国古代著名战例，都可在《三国演义》找到它的影子。程星在仓亭使的“十面埋伏，背水列阵”战法，实是韩信破项羽和打败陈余两计的再现；关羽回军荆州途中被吕蒙策反致全军溃败，颇有点像项羽所处“四面楚歌”的困境，孔明”增灶退兵”也是套用虞翻退兵之计。
刘备与曹操、诸葛亮与司马懿、姜维与邓艾的斗智，也源于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著名论断，但将之发展了：不是写一方“知彼知己”，而是写彼此都“知彼知已”，因而显得千变万化，引人入胜。
任何兵法，都不能一成不变地照搬，要结合当时实际灵活应用，不然就要碰壁，甚至遭到惨败。《三国演义》描述的有关这方面的不少胜败战例，都是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这是一种运用兵法最佳之法，也是一条重要的兵法。
对此，毛宗岗评点说，“兵家胜败之故，有异而同者，有同而异者。徐晃拒王平之谏，而背水以为阵，马谡拒王平之谏，而依山以为营。水与山异，而必败之势则同也。黄忠屯兵于山，而能斩夏侯渊，马谡屯兵于山，而不能退司马懿。山与山同，而一胜一败之势则异也。马谡之所以败者，因熟记兵法之成语于胸中，不过曰 ‘置之死地而后生’耳，不过曰‘凭高视下，势如破 竹’耳。熟知坐谈则是，起行则非，读书虽多，致用则误，岂不重可叹哉！
故善用人者不以言，善用兵者不在书。”（第九十五回回评）毛宗岗所谓“善用兵者不在书”，并非反对继承前人的经验，而是反对泥古不化，主张用兵要从实际出发，随机应变而已。毛宗岗上述评点概括了《三国演义》关于活用兵书的思想。
在我国军事史上，三国时代同春秋战国时代一样占有重要的地位，这近百年战争，造就了许多杰出的兵权谋家，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战役，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曹操、周瑜和陆逊都是以少胜多；曹操声东击西解白马之围，以退为进巧夺阳平关；郭嘉的“急之则合，缓之则离”之计，破翼州定辽东；司马懿克日擒孟达，“攻其所必救”破公孙渊，等等，这些著名的战役给古代兵法添了新的篇章。
形象化、具体化的兵书
三国时代，虽有不少的兵谋家，但留下兵书的有如凤毛麟角，除了孔明的《将苑》外，未见有其他兵书。传说曹操著有《孟德新书》，但查无可考。
陈寿著的《三国志》所载有关战争的则未免过于分散或零碎，幸有罗贯中将之写成《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时代的战争才完整地、形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其他兵书因其理论化，非有实战经验的一时难窥见其中奥妙，而《三国演义》是一部形象的兵书，它所描绘的战役，因其具体而形象，使人如亲临其役，如见其人，故摸得着看得见，易于学习、借鉴。
与中外所有的兵书比较，《三国演义》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兵书，其他兵书大多只就军事论军事，《三国演义》却不然，它不孤立地写军事斗争，而是将之置于社会的总体中，跟政治、经济、文化紧密联系，尤其是描述人们如何在其中活动，如决策、用人、斗争，等等，这就能更好地反映战争的全貌，以及更深入、明晰地揭开战争的本质和规律，故有活的兵书之誉。从这方面说，它优于任何兵书。
因此，不少农民起义领袖如李自成、张献忠和洪秀全等都效之以指导战争。清统治者就是靠这都活的兵书打天下的，并定为将领必读的书。现代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毛泽东为阐明其军事思想，在其著作中多次引之为例子。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就说《三国演义》等书对年青时的他“影响大概很大”，在他领导中国革命后，这种影响还是在起作用，如他在著名的 《论 持久战》中，就以官渡、赤壁、彝陵三大战役的以少胜多为例子，说明弱小之军如果主观指导正确可以打败强大之敌，用以论证中国抗日必胜。不少外国也用为军事教材，可见，《三国演义》在军事领域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经济：企业经营管理之宝
传出的文化也有回流的，即某种文化的潜在功能，在其诞生国未被人们所发现或重视，传出国外后，被外国将之应用于相应的事业而取得成效，这时才被其诞生国所关注。《三国演义》就有这种现象，它传到日本已300年，对日本影响很大，过去用于军事，二战后将其智谋应用于商战，对于日本的经济腾飞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日本人认为《三国演义》是企业经营管理之宝。
对此，不能不引起我国从事《三国演义》研究的学者的重视。 1987年，海南波批准为经济大特区的时候，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海南大学、海南师院联合主办，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了《三国演义》第五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全国学者济济一堂，探讨了如何运用三国智谋促进我国的开放、改革，搞好我国的经济建设。会议收到的60多篇论文中，有半数以上是探讨这个问题的，这些论文已刊登在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四期（《三国演义》应用研究专辑）上，受到国内各界的赞扬。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将三国智谋应用于经济工作的研究的开始。
日本人给我们的启迪
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论是哪一类国家，具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必须在这个世界里共同生活，互通有无，才能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世界市场已经形成。而各国市场之间，各国市场与世界市场，都互相制约，互相影响，已不能截然分开，如果哪一个国家想自成体系，必将受到孤立，本国经济的发展必将受到阻碍。哪一个国家要想本国经济较快发展，必须在世界市场占有重要的席位，占有的份额越多，经济发展越快。由于日本的特殊国情，以外贸为其生命线，所以日本人始终瞄准世界市场，而今天日本人能在世界市场上“称王称霸”，除了勤奋外，智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其智慧来源之一，就是《三国演义》。
在这个世界市场里，各国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也可以说是一场不流血的特种战争，“优胜劣败”的规律明显地在起作用。这种激烈的竞争，不只在世界市场上是如此，在各国内部也是如此。而要竞争就要有智谋。日本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能力并不高于美国，但其竞争能力或说其智谋却超过美国，故在竞争中美国老是败下阵来。可见，智谋对于竞争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明乎此，便可理解日本企业界为什么如痴似醉地研究《三国演义》。日本企业界人士指出：“人们之所以对《三国演义》推崇备至，视为珍品，就是认为书中有宝。在当今激烈的商业角逐中，读读《三国演义》，大有裨益。”
日本一位大学教授说：“诸葛亮的机智多谋，给日本企业家提供了有益的启迪，松下电器公司的显赫成功，正是松下幸之助善于运用诸葛亮的战略眼光的结果。”日本社会工业研究所所长牛尾治郎说：“无论在国际或国内，日本企业要增强竞争能力，就得学习《三国演义》中应付错综复杂局势的能力。”
日本企业界如此重视《三国演义》，而我们对这部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
三国的谋略，难道有理由加以忽视吗？
现代商战，不只是外贸人员或厂商之事，而是几乎关系到全民之事；它除了不动刀枪外，几乎牵涉到所有的领域，如科技、教育、生产、管理、经营、分配，等等，基本上也可以说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其胜败的后果也就非比一般，对于一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都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就必然关系到一国之强弱盛衰。所以，人们常说外贸是带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如果这“火车头”发不动的话，一国经济也就停滞不前，国家就不可能繁荣昌盛。因此，现在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商战，尤其是日本人，可以说是举国以赴。中国要加速本国经济的发展，同样必须重视对外贸易，尤其是商战。我国在解放后，因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在很长时间里可以说是“闭关锁国”，实行开放、改革以来，对外贸是比较重视了，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经验还不丰富，成就还不大，要想快步前进，除了自己加倍努力外，借鉴外国人的经验是极有必要的，尤其是学习日本人利用三国智谋进行企业经营管理，以及商战的经验，对我们是有裨益的。而我们运用三国的智谋，应该说是比日本人驾轻就熟的。
从刘备、孔明身上学些什么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中原的时候，刘备还是寄人篱下，颠沛流离，无立锥之地，可是后来为何一跃而成为蜀汉之王？主要原因是：一、知人善任。
他求贤若渴，一知孔明是大才，便三顾草庐，虚心请教，孔明感其诚，遂许驱驰。刘备称得孔明如鱼得水，止因君臣关系如鱼水，孔明的才智才得到充分的发挥。二、能团结人。这表现在：以义结将相之心，关、张、赵云和孔明等才死心塌地为之卖命；以仁结民心，得到荆、益两州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孔明则是有图天下的壮志而没有谋取个人私利的大贤人，为了统一天下，复兴汉室，救民于水火，他贡献了其宝贵的一生，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蜀汉能与魏、吴鼎足三分，孔明的智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预知天下三分，提出“隆中决策”，便刘备从弱变强，他料事如神，在赤壁之战中，玩弄曹操、周瑜于掌握之中，是实际的指挥官，他用兵有如神出鬼没，司马懿自叹不如。“畏蜀如虎”，甘受“巾帼素衣”之辱。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首先是要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但要付诸贯彻执行，主要靠每一个企业，而企业办得好与否，则决定于董事长和经理。如果董事长有刘备的知人善任和能团结人的本领，经理有孔明的大公无私的精神为企业工作，有孔明的智谋以对外竞争，董事长和经理的关系有刘备和孔明那样的鱼水关系，这个企业的不断发展是无疑的。
日本商人十分敬佩孔明和刘备，以他俩为学习榜样。当今世界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与群雄割据的三国时代十分相似，日本人普遍认为，公司要想生存，取得胜利，就要学习刘备和孔明的优点，特别是团结对外和争取人才。
这是企业经营管理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正确运用三国智谋将如虎添翼
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主要有二：一是对外竞争，一是内部管理，而这两者都需要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对此， 《三国演义》给我们提供了有 益的启示：一、“攻心”战略的运用。刘备和诸葛亮都是杰出的“攻心”战略家。刘备之所以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开创一个蜀国，关键在于善于用人，且得人心；诸葛许多神机妙算，其最值得称道的是其“攻心”战略的妙用，不仅用于治国、治军，且用于战争，故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企业的内部管理，其核心是对人的管理，而要把人管理好，关键在于得其心，始能使人尽其力、人尽其才，共同把企业管理好。对外竞争，“攻心”也同样具有关键的作用。西方企业家为了树立其企业形象、商业形象，不惜化亿万的钱财大做其广告，实是“攻心”战略的妙用，争得人心向往；以压倒对手。
二、知彼知己。《三国演义》描绘了许多有关“知彼知己”的战例，如刘备与曹操、诸葛亮与司马懿的斗智，彼此可说是两才相遇，两雄相争。有时一方知彼知己而胜，有时是彼此都知彼知已，因而使战争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而胜败只是棋差一着而已。知彼知己在对外竞争中同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特别是我们不仅要做到知彼知已，也要估计到对方是否也知彼知己，才能确定自己对外竞争的正确决策，才能取得成功：如果不知彼、不知己，而是盲目对外经营，这就往往会栽跟头。所以，对外竞争，强调要有市场观念、信息观念，摸清市场的变化和需要，充分掌握信息的动态，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知彼知己，以确定对策从事竞争。三、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如姜维九伐中原，邓艾与之对垒，凡能正确分析局势，且根据已变化的形势，及时采取对策的则胜；反之，则败。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在对外竞争中也很重要。我们必须善于掌握国际市场的动态，以确定自己的对策。由于能预料到国际市场的需要，及时推出适销的商品而获厚利的，不乏其例，四、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充分利用有利因素以战胜对方。在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中，曹操、周瑜、陆逊都能采取这一谋略而取胜。同样，只有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才能在对外竞争中取得成功。五、兵贵神速。司马懿发动的新城之战，是兵贵神速的范例。由于司马懿根据孟达叛变及其与孔阴谋取两京的严峻形势，故不采取先奏后起兵的常规做法，而是立即领军倍道而行急下新城，因此出乎孟达的意料之外，措手不及而被司马懿擒杀。用兵如此，在当今对外竞争中亦如此。对外竞争中，时间观念是非常重要的，人常道：时间是金钱，因为国际市场瞬息万变，如稍一迟缓就会失去机会，抢手货如不及时组织出口，市场被别人捷足先占，也许会变成冷手货。总之，在国际贸易竞争中，企业的领导人与统兵作战的将领有相似之处。诸葛亮和曹操、周瑜等能多胜，是因其多谋善断，及时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企业的领导人也必须有这种本领，才能在竞争中取得成功。
三国智谋诞生于中国，中国人利用三国智谋将比日本人更得心应手。如能结合实际，正确、灵活地运用三国智谋，参加国际竞争的中国人将如虎添翼，无往不胜。
四、外交：三极外交的启示
三国鼎立时期，虽只有魏、蜀、吴三国，但彼此之间，外交的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而巧妙的。探讨这三极外交，对于今天还是有所启示的。
利害决定外交的趋向
国与国的关系，利害关系是主要的，其他关系都是次要的。彼此有利则合，有害则分，而外交关系的趋向也决定于利害关系。三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也如此。
当曹操大军南下，降刘琮，灭荆州，矛头直指向孙、刘时，孙、刘只有如下选择，一是投降，一是联合抗操，别无他途，在当时，曹操最强，孙权和刘备任何一方，凭已之力，都难抗拒，只有并力拒操，才能图存并有希望取胜。因此，当曹操南征时，孔明和鲁肃不约而同提出“刘、孙联合抗操”的决策，它完全符合双方的利益，故刘备和孙权都乐于接受。但在赤壁之战以后，由于刘、孙之间存在荆州问题未解决，彼此必然是同床异梦，各怀鬼胎。荆州在东吴上游，威胁到东吴安全，孙权为踞江自保，水索还荆州不可，荆州是“用武之国”，是进攻曹魏的战略要地，刘备为北图中原，决不会将之奉还孙权。刘备和孙权的共同弱点是：着眼于各自的眼前利益，只计较荆州的得失，忽视了他们的天然的、共同的敌人——曹魏。因此，孙权和刘备都先后只能诉诸武力解决。曹操则利用孙、刘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拉拢。
曹、刘之间不存在和解的可能，曹操只能向孙权方面着手，他以许割江南封权为诱饵，暗使孙权袭击正在胜利进军樊城的关羽，自己则坐山观虎斗，曹操的阴谋终于得逞，曾一度促进孙、刘联盟瓦解。荆州被袭，刘备伐吴惨败后，刘、孙出于抗曹图存的共同利益，又重申旧盟。蜀、吴从联盟变成敌国，又从敌国恢复旧盟，以及东吴从反操到投操、后又抗操的事实充分说明：没有永远的盟国，也没有永远的敌国，一切都以各国的利害为转移。
诚实型和狡诈型谁优
有两种外交使者：一是诚实型，一是狡诈型，这两种外交型的使者，都要有智慧，没有智慧的人就当不了使者。因为外交是错综复杂的，一不小心或无知，就会上当，使国家遭受损失。说诚实型和狡诈型谁优？这很难一概而论，对于敌国，彼此斗争是你死我活，无诚实可言，只能以狡诈对狡诈，对于盟国，或与合作的国家，就要讲诚实，不然，彼此就不信任，难于合作。
蜀吴后来的分裂，这是原因之一。
鲁肃谨厚、诚实的性格，在他处理对外关系上有着充分的表现。促使刘、孙联盟抗曹后，在任何情况下，鲁肃都坚持这一对外政策，至死不渝。鲁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具有战略的眼光，他认为只有巩固蜀、吴联盟，东吴才能鼎足江东以图天下，而吴、蜀之间的关系有如唇齿，唇亡则齿寒。正是从这个战略观点出发，在对待孔明和解决荆州问题的态度上，他和周瑜截然相反。周瑜要害孔明，他力加保护；周瑜要用武力解决荆州问题，他坚持主张协商解决。鲁肃在世时，尽管孙、刘为争荆州矛盾重重，但因有鲁肃从中调停，烈方联盟仍能保持，这对于蜀、吴都是有利的。有人认为鲁肃和孔明打交道时，孔明才智过人，处处取胜；鲁肃老实人，实是笨仔，次次吃亏，孔明胜鲁肃多矣。表面看来，似是如此， 《三国演义》也是 这样写了。为索回荆州，鲁肃三次前往与谈判：南阳被孔明用计夺取后，周瑜在大怒之下，准备起兵与刘备、孔明一决雌雄，鲁肃坚决反对说，如若自家互相吞并，倘曹兵乘虚而来。其势危矣。”自动要求前往以理喻之，若说不通，动兵不迟。在谈判中，孔明提出：荆州原是刘表基业，应由其子刘琦占据，若刘琦不在，别有商议。鲁肃见刘琦病入膏肓，不过半年必死，便同意达成协议：若刘琦不在，荆州归还东吴。刘琦病逝，鲁肃以吊丧为名前往索取荆州，孔明又赖账，说暂借荆州为本，待取得西川后，才交还荆州。鲁肃为顾全大局，只得听从。他回见周瑜，周瑜一针见血地指出：“名为借地，实是混赖。”鲁肃却认为：“恐刘备不负我。”以己之心忖人之心，活画一老实人！周瑜比他看得清楚，说：“刘备枭雄之辈，诸葛亮奸猾之徒，恐不似先生心也。”果然，取得西川以后，刘备、孔明又混赖了这时鲁肃己去世，不能对孙权施加影响，孙权终于用武力夺取荆州，蜀、吴联盟终告决裂。夺取荆州，全据长江，伺机以图天下，是鲁肃为孙权制定的国策，但为巩固蜀、吴联盟，他主张争取用和平手段解决荆州问题，故一再让步。而孔明却使乖弄巧，一再混赖。乍看，鲁肃似有点愚鲁，其实是大智若愚，而孔明虽乖巧，却是狡诈。孔明这样做是不能取信于盟国的，不仅使双方矛盾得不到解决，且日益加深，结果是“关羽毁败，秭归蹉跌”，实非明智之举。在处理盟国之间的关系上，是狡诈还是诚实可取？显然是后者，故鲁肃这个具有战略眼光的使者形象显得更高大！从总的说，孔明跟鲁肃一样，是蜀吴同盟的倡导者和坚持者，其外交成就是辉煌的。正当刘备处于危急之秋，他请命赴吴，以一介之使，舌战群儒，智激周瑜、孙权，以其超人的智慧和纵横捭阖的手腕折服吴人，共同联盟，打败曹操，正因此，导致刘备取荆益两州，称帝西蜀。吴、蜀同盟被破坏后，孔明派邓芝赴吴。陈说利害，蜀、吴又重申旧盟。
这是蜀吴能与曹魏鼎立达近半个世纪的主要原因。
两种态度 两种效果
《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些不卑不亢和妄自尊大两种不同的便者形象。
做为一个使者，切忌自卑和骄傲，自卑则被人看不起，骄傲则引起人反感。
只有不卑不亢才是使者应具有的正确的态度。这不卑不亢和妄自尊大的两种不同的使者形象，《三国演义》都有生动的对比描述。趁刘备逝世之机，魏主曹丕兴兵五路伐蜀，其中有一路是东吴之兵。东吴观望，迟不发兵。孔明设计退四路兵后，派邓芝往结东吴，反敌为友，共同伐魏。孙权知邓芝来，与群臣商议，张昭认为是孔明退兵之计，遣邓芝为说客，建议休等此人下说词，设油鼎以待，责以郦食其说齐故事，看其人如何对答。权从其言，遂立油鼎，令武士侍立左右，各持钢刀、大斧、长戟、短剑，直列到殿，乃召邓芝入见。邓芝整衣昂然而入，目睹鼎镬内热油正沸，两行武士杀气腾腾，全无惊色。近臣引到帘前，邓芝长揖不拜。权强令下拜，甚至要他入油鼎以相吓，邓芝终不屈膝，当面严斥孙权：“吾乃蜀中一儒生，特为吴国利害而来。
乃设兵陈鼎，以拒一使，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耶！权闻言惶愧，即叱退武士，请邓芝上殿，赐坐交谈。邓芝乃为乞陈说绝魏联蜀的好处，孙权才决心与蜀联和，并派张温随邓芝入蜀通好。张温到蜀，孔明设宴相待，张温自以为得志，言谈之间，态度傲慢。次日，后主设宴相送。席间，秦澎乘醉入座，张温怪之，看不起秦宓，为显示已才，陆续以“天有头乎？”“天有目乎？”
“天有足乎？”“天有耳乎？”“无有姓乎？“等怪题相难，秦宓不加思索， 答问如流，且有根有据，满座皆惊。当秦宓以天理反问时，张温无言可对，羞愧难当，但也得到教益，乃避席谢说：“不意蜀中多出俊杰，恰闻讲论，使仆顿开茅塞。”又如赵咨和邢贞，也是这样两个不同类型的使者。刘备伐吴，孙权求和不许，赵咨自请前往说魏主曹丕，使袭汉中，夹击蜀兵。孙权大喜，即写表称臣，命赵咨为使。君主称臣，咨又奉命求救于人，处理不当，易失国体。但赵咨却能折服魏主，倍受敬重。他会见曹丕时，丕问他：“吴侯何主？”咨自夸其君说是“聪明、仁智、雄略之主。”在释其意时对“略”
字解得很妙：“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略者权谋之说也，就把孙权称臣之耻轻轻地掩盖过去了。丕接着问：“肤欲伐吴，可乎？”咨不示弱地答说：
“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御兵之策。”丕又问：“吴畏魏乎？”咨毅然答 说：“带甲百万，江汉为池，何畏之有？”丕叹说：“‘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卿可以当之矣。”丕虽接纳孙权臣属，却没有发兵，坐山观虎斗；只封权为吴王，加九锡，派邢贞同赵咨捧执册锡。邢贞到吴，孙权率百官出城迎接。邢贞自持上国天使，妄自尊大，入门不下车，被张昭厉声严斥：“礼无不敬，法无不肃；而君尊大，岂江南无方寸之刃耶？”邢贞慌忙下车，与孙权相见。以上的故事，把邓芝、赵咨的不卑不亢和张温、邢贞的妄自尊大，刻画得很形象。而邓芝、赵咨不卑不亢，不辱君命，令人敬佩；张温、邢贞傲慢碰壁，狼狈不堪！
五、法律：法治最佳之法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贵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受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一个执法如山的人，畏之是必然，爱之则少见；执法峻急的人，恨之者多，无怨者罕见，而严于执法的诸葛亮，却能使人畏而爱之，受刑而无怨，陈寿说是因“其用心平而劝戒明”。笔者认为，诸葛亮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他不因情废法，执法不忘情之故。
不因情废法
诸葛亮不因情废法，斩马谡是个典型例子，马谡是他义弟或系戚马良之弟，一开始两人关系便异于常人。诸葛亮南征途中，马谡奉天子命来劳军，因诸葛亮服其才，马谡虽是后辈，他还是虚心请教：“吾奉天子诏，削平蛮方，久闻幼常高见，望乞赐教。”谡说：“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此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眼其心足矣。”亮 纳其策，七擒七纵孟获以服其心，故终亮之世，南人不复叛，使蜀汉从此无后顾之忧，对安定后方支援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马谡确是有智计，诸葛亮对他“深加器异”不是毫无根据的。可是，刘备对马谡的看法恰恰相反。
他在临死前特别对诸葛亮谈及马谡，他问诸葛亮：“丞相观马谡之才何如？”
诸葛亮说：“此亦当世之英才也，”刘备说：“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刘备在临危前特别向托孤大臣诸葛亮叮嘱这些话，说明刘备把这事看得非同小可，他知道诸葛亮非常重视马谡，必将大用之，大用必将误大事。刘备看出“马谡言过其实”，认为“不可大用”，而诸葛亮日与马谡共事而未发现他这个严重的缺点，却非常重视他，这是什么原因？这和诸葛亮与刘备的经历以及其两人对马谡的情感深浅有关。刘备一生血战沙场，其才智都是在实战中得到的，他听到马谡死啃兵书的空谈，与实战不符，就发现其“言过其实”。刘备在世时，诸葛亮主要是参与决策和主管内政，实战经验还不太丰富，放一时难看出马谡夸夸其谈。在情感方面，刘备与马谡关系浅，对其考察不被情所制约；诸葛亮与马谡则“情如父子”。
且服其才，对其期望和倚重也就大，在当时可以说他是把马谡当作其继承人来培养的。情感好像白内障遮眼，使人看不清对方的真实面貌，他委马谡守街亭的重任也就不足为奇了。马谡与司马懿战于街亭，因其缺乏实战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照搬兵书，舍水上山，王平苦谏不听，终被司马懿所破，大败而逃；亮进无所据，被迫布置撤军，讵料司马懿大军突然拥至，如不用“空城计”几乎被擒。这时，诸葛亮才后悔自己不明于知人，但已迟了。这 次出祁山，蜀军先声夺人，旗开得胜，连取三郡，很有战胜希望，而因街亭之失除了撤回汉中外，别无出路。街亭之失，诸葛亮错在用了纸上谈兵的马谡，而马谡违背诸葛亮的军事部署，他应负直接的责任。因此，不处理马谡则无以服人，难于治军，这对于诸葛亮是个很伤感情的事。对诸葛亮斩马谡，蒋琬反对说：“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士，岂不可惜乎？”诸葛亮流涕而答说：“昔孙武所以能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马谡被斩后，诸葛亮大哭不已，亲自临祭；将谡家小加意抚恤，按月给与禄米。诸葛亮也不宽恕自己，他上表请自贬三等说：“臣本庸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铖，以励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
臣明不知人，虑事多暗，春秋责备，罪何所逃？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执法不忘情
诸葛亮对于犯罪的人，能治之以法，动之以情，即执法不忘情，使被判罪的人心服而无怨。
李严 （后改名李平）是刘璋旧部，刘备入蜀时归降，后因平叛乱有功， 被授尚书令之职，刘备临危遗诏托诸葛亮与李严辅后 主。为团结对敌，诸 葛亮很尊重他，但李严为人图谋私利，喜要两面手法，建兴九年春，诸葛亮出军祁山，李严负责督运粮事，因运粮不济，怕诸葛亮见罪，便慌报军情告急，说东吴将兴兵寇川，要诸葛亮回师。为了遮饰已过，又妄奏后主说：“臣已办备军粮，行将运赴丞相军前，不知丞相何故忽然班师。”诸葛亮回成都后查知此事，大怒说：“匹夫为一己之故，废国家大事！”令人召至，欲斩之，因念他也是托孤大厦，乃上表废为庶人。历史上，凡托孤大臣之间发生内讧，势败者往往被夷三族，而诸葛亮却仍让李严过着富裕的生活，留其子丰在丞相府任中郎参军，并谆谆教诲。他在处分李严后致丰教说：“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获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者，不与人议也。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乖乎！昔楚卿屡绌，亦乃克复，思道则福，应自然之数也。愿宽慰都获，勤追前阙。令员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若都获思负一意，君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详思斯戒，明吾用心，临书长叹，涕泣而已。”对一个犯严重错误的人，犹如此多情，要其子加以宽慰，使其改过自新；对其子则力加勉励，使其奋发向上，其意诚，其情切，李严父子能不感恩戴德。又如廖立，为人高傲，自谓才智宜为诸葛亮之贰，而竟位在李严等人之下，故很不满，于是常发牢骚，口出怨谤，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诸葛亮认为“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况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识真伪邪？”便废廖立为民。但廖立甚敬佩诸葛亮其人，对已受到处分并无怨言。他闻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垂泣说：“吾终为左衽矣！”李严闻此噩耗，纵声大哭，因激动过度，病发而死。盖李严、廖立都相信诸葛亮能复收己，使能以补前过，度诸葛亮死后，后人不能用之故也。严于执法的人，使受处分者毫无怨恨是很难的，诸葛亮之死，使廖立垂泣，李严伤心致死，这不仅是没有怨恨，而是对诸葛亮非常爱戴了。
治国不能不讲法，诸葛亮治乱国用重刑，纠正了刘璋治蜀时的混乱状态，使“军民安靖”。但其可贵之处在于：法严而民无怨，民畏而爱之。我们知道法治的主旨是为了教育人，使人人遵守法纪，保证国泰民安，在这方面，诸葛亮的法治收到了最伟的效果，之所以能如此，正如上面所述，是因诸葛亮能正确处理情与法的关系，做到寓情于法，使情法交融，这是运用法律治国的最高超的艺术，是实行法治最佳之法。
六、人事：人才学的珍贵遗产
三国人才之众，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罕见的。三国之主曹操、刘备、孙权，纵横捭阖，权谋干略，出类拔萃，堪称当世英雄。孔明、荀或、鲁肃以其超人的智慧，描绘三国宏图，促使三分鼎足，不愧称三国时代杰出的三大战略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则有周瑜、陆逊、郭嘉、程昱、司马懿、庞统、徐庶等辈；勇而有谋，武功显赫，则有关羽、张飞、黄忠、赵云、张辽、徐晃、徐盛、朱桓之流；两才相当，棋逢放手，则有姜维、邓艾和羊祜、陆抗之徒。勇冠三军，骁锐莫当，蜀有马超、魏延，魏有许褚、典韦，吴有甘宁、太史慈。不辱君命，邓芝、赵咨可谓善于外交。文采风流，蔡邕、王粲、祢衡，曹植、杨修亦一时之绝。三国人才济济，不胜枚举。读 《三国演义》宛 如入中国古代人才展览总馆，历代各种人才，在此莫不具备。不禁令人惊叹：
三国何其多才！
人才济济主要是君主善用人
三国人才如此众多，而一些朝代却廖廖无几，是否“造物者”偏爱于三国？其实，“天涯何处无芳草”。西晋文学家左思《咏史》诗中则指出：“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意即哪个朝代没有奇才，只不过是被埋没罢了。
为何被埋没？或因无机遇，或因君主不会用才。人才之涌现，多在乱世或盛世，在腐败的朝代人才是难于发挥作用的。盛世之所以多才，是因盛世不是上帝安排，而是靠人去改天换地，没有众多治世之才是难于出现盛世的。乱世，是大动荡、大分化、大转变的时期，旧的统治者已不能再统治下去了，它统治的基础——皇亲国戚、各级官吏等已腐朽不堪，这些人大多是碌碌庸人，无所作为，他们既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也无本事独树一帜，等待他们的只能是灭亡的命运。这时草泽英雄纷纷崛起，逐鹿中原。要图天下，必须有人才，故独霸一方革主大多能礼贤下士，千方百计搜罗人才，所以说这正是用才之秋，也是人才得以脱颖而出的良机。三国历史正好证明乱世出英雄这个真理。如非乱世，织草履出身的刘备何能称帝西蜀？如非乱世，宦官之孙曹操何以能“挟天子以令诸侯”？若非乱世，一县吏之孙孙权何以威镇江东？
虽说乱世出英雄，但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7次分裂时代，为何人才以三国最多，最引人注目？这是因三国之主曹操、刘备、孙权都善于用人。他们在其割据的地区竭力发掘人才，可说是搜罗将尽，被埋没的不多。因此，涌现众多人才的时代，一是机遇，二是君主要善于用人，二者缺一不可。而三国人才最引人注目.与《三国演义》作者生花妙笔的描述也有关系。
正确评价人始能正确用人
三国用人艺术，是我国古代人才学的珍贵遗产。认真进行研究，对于用人是大有裨益的。研究三国用人艺术，要从正确评价人才入手，因为能正确评价人始能正确用人。而要正确评价人才，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决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刘备用孔明，可说是善于知人、用人，孔明确是当世奇才个了不起的英雄。可是，因孔明未能实现其北伐宏图，人们颇多异议。有的说他六出祁山，所得只不过三郡，劳而无功，说明他非大才：有的说蜀国人才短缺，致使“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可见他不善于用人。孔明是蜀国的关键人物，他辅佐刘备开始是谋主后当丞相，刘备逝世后他是实际的执政者，蜀国强弱跟孔明当然大有关系。但不能以成败来衡量孔明，把他的优点说成缺点，从而否定这个杰出的战略家。在用人方面，孔明不拘一格，能因才任用，故陈寿说，“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三国志·蜀书·费祎传》）许靖是大名士，但没有多大实际能力，刘备入川后原不想用他，孔明因许靖海内知名，用他可扩大影响，吸引更多人才，故力劝刘备任用，刘备乃拜年已70的许靖为司徒。魏延、杨仪两人很有才能，因魏延“性矜高”，杨仪“性狷狭”，两人都不能团结人，他虽依靠这一武一文为军中左右手，却没有任为继承人。他每次出征，治理蜀中事务都委托德才兼备的蒋琬、费祎、董允等人。孔明逝世后，蒋琬、费祎先后管理蜀政，使敌人不敢窥视西蜀，边境无虞达29年。至于孔明未能取胜，这主要是由于客观形势的原因。当时魏国兵力、人力都比局国多3倍以上，经济力量也比蜀国雄厚得多，其统帅又都足智多谋。战争是人力，物力、智力的较量，而魏、蜀两国人力、物力如此悬殊，智力又不相上下，蜀国是不存在取胜的客观形势的。但是孔明以5万兵力能采取攻势，使魏国驻守秦川前线的20多万大军只能坚守，其主将司马懿不得不忍耻接受巾帼妇人之衣，如果孔明没有超人的军事才略，何以臻此！因此，以成败论英雄，是不能正确认识孔明这个奇才的。其次，要正确评价人才，要有一分为二的观点，决不能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对于人才的评价，不能仅从其人道德品质方面去考察，而更重要是要看他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曹操是一个十分残忍又具有雄才大略的奸雄，既有过也有功，对社会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他在用人方面也有其过人之处。他不念旧恶，唯才是举，因而过去的仇人与敌营的人，都奔集于他麾下，为他献智效劳，终于统一北方。如果曹操老是计较个人恩怨，用人吹毛求疵，则不能圆结更多的人为己用，也许他将变成孤家寡人，一事无成。有人因曹操秉性奸诈，连他的雄才大略也一概斥之为邪恶，那是片面的。再次，要正确评价人才，要对具体人做具体分析，决不能用一个框框来衡量天下之才。世上没有万才具备的人，有人精干此而粗于彼，孙权未见出奇谋，但能任贤举能，集“众智”、“众力”于一身，故成一代明主。周瑜虽不冲锋陷阵，但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被誉为英明的统帅。马谡任主将不行，却是个有智计的谋士。马超不善谋略，却是骁锐莫当的勇将。故用人要量才录用，不要强用其所不能。
用人攸关国家兴亡
能否用人，对国家之兴亡至为重要。三国之兴，与曹操、刘备、孙权善于用人大有关系。刘备”三顾草庐”，孔朗感其知遇之恩，做出隆中决策，为之效忠竭智，才能由弱变强，称帝西蜀；孙权善于用“众智”、“众力”，听从鲁肃的“榻上策”，故能鼎足江东；曹操虚心求教于荀或，遵其“深根固本以济天下”、“坚守官渡待变”之策，方能称雄北方。东汉末年，逐鹿中原的不乏其人，为何只存下三国，而其他人都被消灭了，不善于用人是个重要的原因。袁绍雄踞四洲，兵多粮足，谋士如云。官渡之战，他的兵力比曹操强得多，胜利本应属于他，因他既不听田丰、沮授之谏，又不从许攸之策，疑其所不当疑，决其所不当决，于是贻误军机，被动挨打，以失败告终。
刘表居用武之国，拥九洲之众，因其“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又无宏图大志，满足于现状，只能是他人俎上之肉，任人宰割，荆州被分解是必然之理。吕布被称为无故将军，效忠于他的陈宫，为他尽智献谋，他当耳边风，对面谀而通敌图他的陈珪父子，却言计听从。在被曹操围困的危急关头，他不依靠张辽等猛将以摆脱险境，而是想凭他的方天画戟和赤兔马以保妻子安全，结果还不是被曹操所擒，脑袋搬了家。后来三国之亡，也是因用不得其人之故。刘禅宠信黄皓、曹魏重用曹爽、孙皓任用岑昏等一小撮佞臣，都加速了蜀、魏、吴的灭亡。
善用人者都采取”五湖四海”政策
纵观三国历史，凡善于用人者都采取“五湖四海”的政策。曹操的“唯才是举”实是这种政策的体现。如荀彧、郭嘉、贾诩原是曹操敌人的谋士，张辽、徐晃是亡虏，于禁、乐进是行伍出身，都被曹操所搜罗，加以提拔重用，才得显姓扬名。孙权用人也如此。他不仅重用吴郡人顾雍等，对于避乱江东的广陵人张纮、琅邪阳都人诸葛瑾等，也都重任。刘备取蜀后，除以随之入蜀的荆州人士为骨干外，对于原有益州、东州人士，即便是刘璋的亲疏，都量才录用。孔明在团结这三州人士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把三州人士团结在刘备的周围，拧成一股力量，对巩固蜀国政权起了巨大的作用。
用人不计恩仇，是曹操、刘备、孙权的共同点。东汉末年，群雄对立，或友或敌，很难固定，人与人的关系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如果以恩仇做为用人的界线，决不能团结更多的人，也对事业不利。因此，曹、刘、孙用人，对事业有利的，虽仇也用。张绣曾杀曹操长子、侄儿、爱将，后他再降，操也纳之。刘巴为刘备宿怨，他取蜀时为团结益州人士，也不计较其既往而用之。甘宁曾结怨于孙权，后他来降，权不咎其过去，甘宁因此拼力很效，屡立奇勋，成为东吴猛将。
用人唯亲的恶果
用人唯亲的恶果，在《三国演义》中也有深刻的揭露。所谓“亲”无非有二，一是认为是“心腹”，二是亲属。用人而限于此，人才必然是有限的。所谓“心腹”，大多是佞巨，这些人只看其主子限色办事，为达到个人私利，往往瞒上欺下，他们是成事不足，败享有余，东汉末朝桓、灵二帝，宠信宦官，造成天下大乱，就是典型的例子。因裙带关系而成为权贵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常见的事。这些人大多不学无术，是碌碌无能的庸才，一旦掌握朝政，必然把它弄得一塌糊涂。何进原是屠尸，因妹妹贵为皇后面被封为大将军，正是在这个双料草包的手里，使汉朝名存实亡。用人唯亲即使是曹操、刘备也在所不免，如曹操用夏候渊丢了汉中，刘备用关羽失了荆州，这对于曹操、刘备虽是个别的事件，但也足见完全摆脱用人唯亲也殊不易。
树立朋党之害
树立朋党之害给人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凡立一朋党，必有另一朋党与之对立。朋党之争，或一败，或两败俱伤，对国家、对事业都有害无益。当然用人必须依靠骨干，不过这与树立朋党是两码事。因依靠骨干是为更好团结大多数，而树立朋党是为捧一派打击一派，袁绍因宠爱幼子袁尚，对其党徒也大加重用，于是自成一朋党。拥长子袁谭派也就成立一朋党与之对抗。
因朋党对立，内部力量大为削弱，终被曹操所灭。刘表因爱妻而让妻党掌握军权，妻党必然拥护其妻所生的幼子刘琮，一朋党于是产生。长子刘琦不甘心失去其法定继承权，求助于刘备，这又立了一朋党。曹操南征，继位的刘琼不与其兄刘畸协力抗曹，而是为保位投降了曹操，结果不仅丢了荆州，连命也保不了。
知人、荐贤是用人先决条件
知人、荐贤是用人的先决条件。知人才能用人得当，荐贤才能广招人才。
《三国演义》有不少知人美谈和用人轶事，如曹操、刘备、孔明、孙权等都 能知人，故能用人；魏、蜀、吴贤士都能辗转相荐，这是三国人才济济的原因之一。他们的知人、荐人的经验，值得用人者借鉴。
第二章 用人艺术
在古今一切人际竞争中，其成败与有否人才大有关系。取胜要有智谋，而智谋出自人才，所以说人才是至关键的。这一章从“人策”、”风格”、”御人”、“鉴诫”四个方面评介了三国的用人艺术，如能吸取三国用人的经验教训）用其所长，弃其所短，时事业是大有裨益的。
一、人策
用得其人，三国鼎立，用不得其人，国破家亡！三国的兴亡，虽由于经济政治上的原因，但与用得其人与否也大有关系。东汉末年，群雄逐鹿， 18镇诸侯先后灭亡，而曹操、孙权、刘备之所以能崛起，三分鼎足，其关键在善于用人。而三国后期的继承者却恰恰相反，都不善于任贤举能，结果被晋所灭。
“人策”之重要可见一斑。
1.由弱变强：刘备得孔明而兴
在第三十五回“玄德南漳逢隐贤”里，有一段关于用人的对话，水镜先生初遇刘备，见他气色不佳便料到其坎坷遭遇，因问说：”吾久闻明公大名，何故至今犹落魄不偶耶？”刘备说。“命途多蹇，所以至此。”水镜说：“不然。益将军左右不得其人耳。”刘备说：“备虽无才，文有孙乾、糜竺、简雍之辈，武有关、张、赵云之流，竭忠相辅，颇赖其力，”水镜说：“关张、赵云，皆万人敌，惜无善用之人。若孙乾、糜竺等乃白面书生耳，非经纶济世之才也。”水镜先生的话阐明了一个有关用人的重要思想：有了人才，并不等于会用人；不善于使用人才，就不能发挥人才的作用，他说刘备“左右不得其人”，是指没有使用人才的大才，即缺乏统筹全局的人才，也是他所说的“经纶济世之才”。刘备的“命途多蹇”，证实水镜先生的话是对的。
从逆境走向顺境
“桃园结义”之日，刘备兄弟三人就立下替言：“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尽管他们怀有雄心壮志，却不能如愿以偿。虽然虎将关、张、赵云拼死效忠，孙乾、糜竺、简雍等竭能尽力，也无济干事，仍颠沛流离，寄人篱下。他转战沙场，经千辛万昔，才得徐州作为安身之地，却又被吕布夺了；只好附属曹操，因恶其为人，乃设计脱身，借截击袁术之机回师徐州；后被曹操打败，仅以身兔投靠袁绍，因失公助曹轩了颜良、文丑，险些被袁绍杀了：后依刘表，又被蔡瑁和蔡夫人暗算，几乎送了性命。
刘备此时的景况是凄凉的，故他见已身髀肉复生，感到”日月蹉跎，老将至矣，而功业不遂”，不觉悲从中来，长叹不已。而当他得孔明相助，高兴地比之为”如鱼得水”。鱼没有水，寸步难移：鱼有了水，便可游泳自如了。
从此，刘备从逆境走向顺境：联合东吴，打败曹操；取荆益二州，称帝西蜀。
孔明何以有如此扭转乾坤的力量？
待机而动的决策
当对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无所了解的时候，人们是无所作大的，如果与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背道而驰，任何人都会碰壁，遭到失败，掌握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人们就主动了，就可改天换地。杰出的人物能在历史上起伟大的作用，并非他们有三头六臂，或先知先觉，而是因其能从实际出发，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实事求是地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孔明的”隆中对”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要了解孔明所起的杰出作用，有必要从研究“隆中对”
入手。“隆中对”是什么？这是刘备”三顾草庐”时，孔明跟刘备的一段重要对话，即孔明为刘备制定圄天下的战略决策。孔明指出：“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予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以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只有荆益二州可取，”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因主客观上的种种原因，孔明的“汉室可兴”的愿望虽没有实现，但他的联吴抗曹、取荆益二州、待机而动的决策，在实践的过程中证明是正确的，它使弱小的蜀国能鼎立近半个世纪之久，故有“千古奇策”之誉，孔明未出草庐已预见天下三分。不愧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而他能制定”隆中对”，是由于他对当时天下大势有全面的深刻的了解，对各个政治集团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故能明确打击的对象和团结的力量，确定短期和长期的奋斗目标。
依形势，定谋略
“隆中对”是孔明在建安十二年，即公元207年提出来的。这一年天下大势是：在北方，曹操凭着其挟大予以令诸侯的优越地位，先后消灭吕布、袁术、陶谦、张绣、袁绍等军阀势力，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他带甲百万，是当时中国最强者。在这一年春2月，曹操发布的丁酉令说：“天下虽未悉定，吾当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这表明他决意南征。在东南地区，孙权继承父兄之业已7年，在残酷地镇压越族的反抗后，政权基本巩固，加以有长征之险，并得到顾雍、陆逊为首的吴郡士族的支持；且能举贤任能，有周瑜、鲁肃等文武全才为之辅佐，国力日益强大，在当时其势力仅次于曹操。在西南地区，荆州的刘表、益州的刘璋都是软弱无能之辈，难于与曹操抗衡，迟早必被人所并。只有刘备，他虽寄托于刘表，但很得人心，故荆州豪杰多归之，事实上他已成为荆州地区的新兴势力的代表，具有一定的实力，很明显，当时力足以争天下的只有曹操、孙权、刘备三人而已。而三人中，曹操势力最大，刘备要与曹操对抗，只能联合孙权。故刘孙联盟抗曹，是形势使然。这时，孔明已“躬耕南阳”有12年之久，且由于荆州是当时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和军事咽喉，这给他提供了观察政治风云的有利条件；他经常与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等谈仕迸，议时政，在刘备“三顾草庐”前，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对天下大势已成竹在胸。故在刘备屈身求教下，能提出正确的战略决策——“隆中对”。
下对了关键棋子
譬如下棋，关键性的一着下对了，就全盘皆活；关键性的一着下错了，就着着被动。“隆中对”对于蜀国的形成和发展来说，是关键性的一着棋，自从制定了这一正确的战略决策，便把刘备集团内部潜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各种人才的智慧、力量都充分发挥出来，因而取得了节节的胜利。
而“隆中对”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孔明智慧的结晶，足见刘备得孔明对于他事业的发展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刘备未得孔明前和得孔明后的不同处境，给用人艺术添加了一些什么新内容呢？它说明：大凡干事业，必须有各种各样的人才，但更重要的要有掌握全局的、具有战略眼光的人才。刘备也是个会用人的人，他的用人特长是善于识贤、集贤、信贤，但对于如何使用人才，则非其所长，这是因他缺乏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才智，故虽有关、张、赵云之勇，也不免屡战屡败。
以智谋折服众将
孔明则既能从大处着眼，也能从小处着手，即既有正确的战略决策，也有出入预料的“神机炒算”，他的才智使关、张、马、赵、黄五虎大将如虎添翼，大显神咸，张飞，原是个有名莽汉，丛不懂使计，只一味恃勇。他快人做快事，敢于鞭打督邮，屡揪“三姓家奴”吕布：他嗜酒如命，醉后鞭打部属，致失掉了徐外。后来在孔明的领导下，他变了，不再是老粗，而是粗中有细，他义释严颜，使严颜所管的45处关隘，皆望风归顺；他假醉赚张郃，智取瓦口隘。韦中虽不说是孔明所教，但既在其指挥之下，显然与孔明的军事部署有关。不服老的黄忠，也是在孔明的激将法的推动之下，勇挑重担，计夺天荡山，勇斩夏侯渊。孔明的智慧折服了众将，连目空一切的关羽，在他面前也服服贴贴，俯首听令，因而能调动三军，沿着他的羽毛扇指的方向，奋勇直前，去夺取胜利！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千才易得，全才难求，如何在众才之中，选拔具有全局之才的人才，这是取得事业成功的至为关键的一环，也是用人艺术的一大学问。
2.统一北方：曹操听荀彧之策
一统北方成为一代之雄的曹操，虽因时势造成，但他的雄才大略是其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而他的雄才大略的具体表现之一是：善于用人。故济济人才，奔集于曹氏，宛如众星伴月。他们出谋献策，为曹魏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其中，以荀彧的贡献最大，曹操能统一北方，雄视中国，实有赖于苟或的英明决策。
备受赞誉的荀彧
曹操一见荀彧来投，便给他高度的评价，“吾之子房也。”魏晋南北朝时期，评点人物的风气很盛，许多人因此而以知人见称，其事迹多记于《世说新语》之中。他们评点人物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其言多中，这很值得研究，因用人要从识人始，不识人就难于用得其人。三国时代，逐鹿中原的群雄都懂得：要打天下，要有人才，故大部谦恭下士以搜罗人才为己用。而用人才要先了解其人之才，始能量才录用。曹操说荀彧是“吾之子房也，”并非出于印象之言：或因“或为人伟美”，或因其能说会道，而是根据其过去的表现下的结论。《三国演义》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材料，陈寿著的《三国志·魏书·荀彧传》却有记载，说得很明白：在他未投奔曹操前，其才智已为时人所重，南阳何颙就赞他。“王佐才也”。他料事辄中：董卓乱起，为亢父令的荀彧便弃官归乡，谓父老说：“颖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乡人多因留恋故土犹豫不去，荀彧便率领其宗族迁居冀州。后颖川果为“四战之地”，乡人多遭难，独荀彧宗族得以保存。袁绍占据冀州后，很重视荀彧，待以上宾之礼，但“或度绍不能成大事”，乃弃绍投曹。后来袁绍的下场果如荀彧所预料。上述两件事，已足可显示荀彧有超人的才智。曹操赞为“子房”并非过誉。他投奔曹操后，始为曹的司马，后升为汉尚书令，曹操有重要事决策不下，都向他请教，即使“太祖（按：指曹操）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荀彧多奇计，不下于汉之子房。
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彧别传》记载：“彧自为尚书令，常以书陈事，临薨，皆焚毁之，故奇策密谋不得尽闻也。”虽“不得尽闻”，但他给曹操提出的三大决策，史书是有记载的，《三国演义》也如实描述了。
深根固本才可制天下
曹操起事之初，兵力不多，占地也仅有兖州。曹操拟兴兵攻打徐州，这时陶谦已死，刘备领徐州牧，其实力也不弱，曹操想攻入徐州并非易事：而曾经被曹操打败的吕布也不甘心罢休，他驻军山阳，仍对兖州虎视眈眈，如曹攻徐州，吕布必乘虚偷袭，故荀彧坚决反对。他入谏说：”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终济大业。明公本首事兖州，且河、济乃天下之要地，是亦昔之关中、河内也。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则不足用，少留兵则吕布乘虚寇之，是无兖州也。
著徐州不得，明公安所归乎？今陶谦虽死，已有刘备守之。徐州之民，既已服备，必助备死战。明公弃兖州而取徐州，是弃大而就小，去本而求末，以安而易危也。愿熟思之，”荀彧之言，确是“药石之言，洞见利害。”故曹操深服其言，罢攻徐州之举，先巩固兖州，徐图发展。”深根固本以济天下”，不仅高祖、光武因此而“终济大业”，曹操行此策，也日益强大。荀彧总结两汉”深根固本以制天下”的图天下的经验。不仅是对曹操提供正确的战略决策，也是”济大业”必须遵循的一条规律。
奉天子以服众望
由于曹操遵从荀彧”深根固本以制天下”之策，驻军山东，养精蓄锐，兵强将盛。这时，李傕、郭汜混战，百姓遭殃，献帝受苦，经颠沛流离，又移驾返洛阳。曹操知此消息，立即召集谋士商议。荀彧进言说：“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也。”曹操听了大喜，决定克日兴师。荀彧是忠汉派，他之所以投曹操，是因曹操有过为国除奸的壮举，他劝曹操“奉天子以从众望”，实出于对汉朝的忠心.而曹操采纳此策，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此之前，田丰也对袁绍有类此建议，袁绍却不接受，而曹操却能采纳这一决策，足见曹操比袁绍高明得多。当时，东汉王朝虽已名存实亡，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汉臣仍多不忘汉，即便是割据者大多也表面“尊汉”，由于群雄混战，饿殍遍野，因而人心思定。故曹操一扯起“尊汉”的旗帜，以进行统一战争，不仅能令诸侯，且得人心。桓、灵二帝先后两次掀起的党锢之祸，士族受害最惨，所以士人最恨宦官。曹操是宦官家庭出身，素为士族所轻，他要搜罗士人则很因难：从他“奉天子以从众望”，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士人逐渐归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重用什么样的人会带来什么样的人，在荀彧的推荐下，郭嘉、司马懿等才智之士纷纷来投，仅几年之间，曹操得士之多远远超过孙权和刘备。曹操采纳荀彧的这一决策，不仅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且取得了士族的广泛支持，这就为他统一北方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坚守官渡以待变
官渡决战，是袁、曹谁胜谁败的生死关头。曹操守官渡，自8月起至9月终，军力渐乏，粮草不继，意欲弃官渡退回许昌，迟疑不决，乃作书遣人赴许昌问荀彧。彧以书报之，略说：“愚以袁绍悉众聚于官渡，欲与明公决胜负，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绍军虽众，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济！今军实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曹操得书大喜，令将士效力死守。果然，“情见势竭，必将有变，”由于袁绍内部分裂，许攸来投，授以烧敌粮之策，曹操乃亲率精兵往乌巢劫粮，使袁绍军心大乱，于是乘机出击，大败袁军。如果曹操不听荀或的决策，弃官渡退回许昌，袁绍乘虚追击，曹操必败。对此，后来曹操也承认。他上的表说：“向使臣退于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有倾覆之形，无克捷之势。”（见《三国志》裴松之注《彧别传》）
为三大战略家之一
荀彧并不象孔明、鲁肃那样给刘备、孙权描绘国天下的蓝图，但他的“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奉天子以从众望”和”坚守官渡以待变”的三大决策，是属于战略的范畴，是有关曹魏生死存亡、兴亡盛衰的大事，其贡献不亚于孔明的“隆中对”之于西蜀，鲁肃的：“榻上策”之于东吴。故笔者把他和孔明、鲁肃并列，誉之为三国时代三大战略家之一，也正是据此：“而荀彧的三大决策，若非雄才大略的曹操也不能采用。庸主不能用奇才，明主始能用奇才，古今如此！
3.鼎足江东：孙权行鲁肃战略
孙权继承父兄之业坐镇江东之后，善于举贤任能，故人才济济。鲁肃便是其中佼佼者之一。鲁肃是周瑜所荐，周瑜说他“平生好击剑骑射”、“胸怀韬略，腹隐机谋”，是文武全才。他投依孙权后，甚得敬重。一日，众官皆散，权留鲁肃共饮，至晚同榻足而卧，夜半，权问肃说：“方今汉室倾危，四方纷扰；孤承父兄余业，思为桓、文之事，君将何以教我？”肃说：
“昔汉高祖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项羽，将军 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今乘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祖之业也。”权闻言大喜，披衣起谢。因此策只在榻上谈的，故史称之为“榻上策”，因鲁肃献“榻上策”
引起孙权的重视，老臣张昭力加反对，认为鲁肃“谦下不足”、“年少粗疏”
不可用。孙权并不因张昭的訾毁而疏远鲁肃，而是相反，更加敬重之。
认清首要敌人
“榻上策”提出于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那时，“北方多务”，曹袁两大军事集团正准备决战，袁绍比曹操兵力强，曹操并未具有必胜的条件，而鲁肃却能断定东吴的主要敌人是曹操，这是很有见地的。他主张乘曹操无力南顾之机，占领荆州地区，“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因为荆州处于扬州上游，如果将来让曹操占领荆州，东吴前线将遭到严重威胁。如果全据长江，凭着这条不易逾越的天堑，则可保卫东吴的安全，然后伺机以图天下。鲁肃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完全符合当时的客观形势，是东吴所能采取的最佳决策。此策后来成了东吴的国策，孙权能雄踞江东，三分鼎足，实有赖于此。
坚持联盟以抗曹
鲁肃为实现其政治蓝图，始终奋战不息。他给孙权制订的其他战略决策，也以”榻上策”为据。曹操统一北方后，决意南征，南北矛盾开始激化，孔明、鲁肃己先后预见天下三分，因此如何处理曹、孙、刘三方的关系，已成为当时急需思考的重要议题。由于曹操势大，孙、刘要想与之抗衡，除了联盟之外别无他策。”智者见诸未萌”，杰出的战略家孔明、鲁肃不约而同提出孙、刘联盟抗曹的主张。刘琮以荆州降曹后，江东上下震惊，张昭等谋士都主降，只有鲁肃坚决主战，并向孙权陈述”诸人可降曹，独将军不可降曹”
的理由，使孙权深为感叹说：“诸人议论，大失孤望。子敬开说大计，与吾见相同。此天以子敬赐我也！”在鲁肃的策划和奔走下，促成孙、刘联盟抗曹，最后打败了曹操，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辉煌胜利。当鲁肃从前线还，孙权与诸将出迎，孙权说：“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肃说：愿至尊咸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软轮征肃，始当显耳。”可见其志不凡。
鲁肃始终坚持孙、刘联盟抗曹，至死不渝鲁肃懂得：孙刘双方有如唇齿关系，唇亡则齿寒，故他不象庸瑜那样，只从国家眼前利益出发，千方百计拆盟，也不象孔明那样，使尽诈谋以拖延交还荆州，促使双方矛盾激化，而是既坚持国家利益，又保持孙、刘联盟。因此，他不仅比周瑜看得远，比孔明也高明。
借荆州、存人才为了全据长江，保卫东吴的安全，他三次前往索还荆州，并以理力争，虽然对方屡次使计推辞，他也耐心等待，避免动干戈。甚至孔明为拖延时间，使刘备立下”暂借荆州”的文书，他也被哄作保人押了字。在与关羽相会时，他好言相劝，指出借荆州是为使刘备有所托足，今“已得西川，又占荆州”，是“贪而背义”。《三国演义》把这次会见，说是“关云长单刀赴会”。把关羽写得威风凛凛，鲁肃则被描绘得呆相十足。史实却不然，是鲁肃前往会关羽，他理正辞严斥关羽，关羽无言以对。至于说“暂借荆州”是鲁肃上了孔明的当，史实也并非如此。据《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记载：赤壁之战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裴松之注《汉晋春秋》记载：”吕范劝留备，肃曰： ‘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 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可见借荆州是出于鲁肃本意，是为“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以共同抗曹，不仅如此，鲁肃还向刘备推荐人才。鲁肃向孙权力荐庞统不被录用后，他担心庞统投曹操，便劝庞统投刘备，作书推荐，并嘱之说：”公辅玄德，必令孙、刘两家，无相攻击，同力破曹。”可见，鲁肃所为，都是服从于“孙、刘联盟抗曹”这个战略决策。因此，鲁肃在世时，吴、蜀两国基本和洽。这对两国有利，只对曹操不利，使曹操不能行其”分而取之”之策，在两国同盟面前，无所作为。吴、蜀两国能与曹魏三分鼎足，鲁肃所做的贡献是不亚于孔明的。
人才须有识者赏识
历史上，杰出人物之所以得行其志，或因得遇机缘，或因得遇明主。韩信在楚，不被知名：后归刘邦，始得施其才。同样，鲁肃如不遇孙权，“榻上策”将不诞生，鲁肃也将默默无闻。故有伯乐才识千里马，善用才者才识大才。所以说有大才的固然了不起，善用才的也了不起，孙权有识见，听了鲁肃的”榻上策”才大为赞赏：听了鲁肃的主战理由，才认为“正与吾见相同。”正因君臣相得是建立在共同认识的基础上，故张昭的流言蜚语，毫不影响孙权对鲁肃的信任。有充分的信任，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反之，纵有大才也会湮灭。鲁肃能成为一代名将，并能充分发挥这个杰出的战略家的作用，不正是因得到孙权的充分信任和支持吗？
4.政权转移：曹爽昏归司马氏
魏主曹睿临危，托孤曹爽、司马懿，辅佐年才8岁的幼子曹芳。为争权，曹爽和司马懿激烈搏斗，昏庸的曹爽当然不是奸滑的司马懿的对手，结果落得灭族之祸。而曹魏政权也就掌握在司马氏的手里，为司马炎篡魏打下基础。
所用非人。
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都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清除异己。曹操虽以善用人著称，但有不从已的大都被其所杀。在他决定立曹丕为太子后，不惜清除曹植的党羽，为曹丕继位扫清道路。曹丕篡汉后，其文武大臣大都是曹氏的心腹，故曹魏政权是巩固的。及曹魏第三代，即曹睿继位时，功勋之臣多数亡故，而其后代都是花花公子，庸碌无能，只知吃喝玩乐。曹爽就是这样的人。他凭着其父曹真的余荫，得到了曹睿的重任。曹睿病重时，曾在曹氏宗族中物色辅政人才，结果还是落到曹爽身上，可见曹氏第三代都是些什么样的庸人了。曹爽在其心腹何晏的启发下，懂得兵权的重要，于是以“司马懿德高望重”为名，请魏主“加为太傅”，太傅地位虽比太尉为高，却不掌兵权，曹爽请封司马懿为太傅实是为削去其兵权。曹爽乃以其心腹统率各军，自是兵权皆归于已。爽掌握兵权后，认为可高枕无忧，便与其心腹纵情淫乐，其衣食住行，奢侈豪华，不下于朝廷。
以“阴”制“庸”得政权
司马懿是个既很有才智又非常阴险的人，他辅佐曹氏四代，辅政二次，曹魏统治者都被他假装的表象所惑，都以为他是心腹，连善于识人的奸雄曹操也被他瞒过了。司马懿被罢兵权之后，便推病不出，二子亦退职闲居，以伺机反扑。当曹爽派新任荆州刺史李胜去向他辞行，以探听其虚实时，司马懿早料到其来意，乃去冠散发，上床拥被而坐，又令二婢扶策，方请李胜入府。在对话时，他语无伦次，牛头不对马嘴，尽装耳聋说是听不清对方的话。
侍婢迸汤，他将口就之，汤流满襟，乃作哽噎之声说：“吾今衰老病笃，死在旦夕矣。二子不肖，望君教之。君若见大将军，千万看觑二子！”言讫躺在床上，声嘶气喘。李胜回言曹爽，爽大喜说：“此老若死，吾无忧矣！”
这确是庸人庸话。司马懿见李胜去了，遂起身谓二子说：”李胜此去，回报消息，曹爽必不忌我矣。只待他出城畋猎之时，方可图之。”果然，不一日，爽引三弟，并心腹人何晏等，将其总管的禁兵，保护魏主前往狩猎。司马懿一俟曹爽出城，即发动政变，控制军营，然后引兵出城屯于洛河，守住浮桥。
曹爽的智囊桓范设法逃出城外告变。司马懿知道了大惊说：“‘智囊’泄矣！
如之亲何？”太尉蒋济说：“弩马恋栈豆，必不能用也。”这是说劣马只惦着马棚里的饲料，譬喻无能的人贪图安逸，缺乏远大的志向和谋略，桓范见曹爽后，建议他调外兵以讨伐司马懿。接着司马懿派人来告知曹爽：只是削去他的兵权，别无他意。是夜，曹爽左右思考，意不能决，自黄昏直流泪到天晓，还是狐疑不定。桓范入帐催之说：“主公思虑一昼夜，何尚不能决？”
爽叹说：“我不起兵，情愿弃官，但为富家翁足矣！”范大哭，出帐说：”
曹子丹以智谋自矜！——今兄弟三人，真豚犊耳！”就这样，曹爽被司马懿诱骗回城里，以“莫须有”的谋逆罪，将曹爽三兄弟及其党 徒，皆斩于市曹，并灭其三族。在你死我活的搏斗中，曹爽仍幻想让出兵权后做”富家翁”，其愚如此，其死也活该！曹氏后代庸碌如此，司马氏取而代之是必然之事。
5.断送西蜀：刘禅宠宦官黄皓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这是孔明《前出师表》总结前后汉兴亡的原因，用以告诫刘禅，确是语重心长，言真情切。而刘禅并没有如孔明所希望的，亲贤臣，远小人，以兴汉室；而是亲小人，远贤臣，重踏桓、灵覆辙，断送了蜀国江山。
昏庸无能的阿斗
刘禅是少有的昏君，是个不朽的”阿斗”。平心而论，刘禅也不尽坏：
他老实得可怜，昏庸得出奇，陈寿给他形象的评价是：“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传曰 ‘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 孔明执政时，他遵其父刘备所嘱：“事丞相如父”，且实权在孔明，他不听也得听。孔明操劳国家大事，整天忙得汗流浃背，食不甘味，睡不安席；刘禅却可不费脑筋，饱食终日，乐其所乐。当然，他不是整天在昏睡，遇到国家有事，他有时也有所用心。如刘备逝世后，曹魏乘机兴师五路侵蜀，因这时孔明闭门不出，他不知如何是好，急得团团转，后来他到相府探望孔明，孔明告诉他退兵之策，他才如梦初醒。他对孔明也不尽放心，当孔明与司马懿斗兵斗阵连续大胜，正欲乘胜直取长安的时候，他中了司马懿的反间计，听信流言——孔明自倚大功，早晚必将篡国，宦官为之画策，他便遣使资诏星夜宣孔明回。孔明奉旨回成都问他何故诏还？他无言可对，良久，乃说：
“朕久不见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诏回，一无他事。”真是憨人憨话， 憨气十足。不过，总的说，孔明在世时，还是贤臣当道、小人远避，刘禅基本上是听孔明的话的，宦官也不敢出面干政。孔明病逝五丈原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蒋琬、费祎等贤相相继去世后，他被宦官黄皓等小人所左右，溺干酒色，不理朝政，政事、军事弄得一塌糊涂。
小人弄权，将士难为
深得孔明兵法的姜维是蜀国后期的“擎天柱”，是个赤胆忠心的人，他秉承孔明遗志，九伐中原，虽天大胜，但也挫伤敌胆，使之不敢正窥西蜀。
当姜维正在前线浴血奋战，困魏国名将邓艾于祁山时，忽连接后主的三道诏书，促其班师。原来是后主听黄皓谗言：“姜维屡战无功，可命阎宇代之。”
阎宇何人？他身无寸功，只因阿附黄皓，遂得重爵，官至右将军。黄皓本想用阎宇代姜维，后知邓艾善用兵，恐阎宇非其敌手，又寝其事。任用大将，如此儿戏，是撤是用，全凭一宦官作主，确是超级庸主。姜维回，得悉此事，入奏后主说：”黄皓奸巧专权，乃灵帝时十常侍也。陛下近则鉴于张让，远则鉴于赵高。早杀此人，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复。”后主笑说：“黄皓乃趋走小臣，纵使专权，亦无能为。”姜维因不能杀黄皓担心被其所害，乃听从郤正之言，领军前往沓中屯田，以充军实，徐图进攻。自古以来，庸主当政，小人弄权，大将在外难于立功。昔”乐毅伐齐遭间阻，岳飞破敌被谗回。”姜维岂能例外！
西蜀之亡必然也
刘禅昏庸透顶，黄皓专权胡为，西蜀之亡是必然之事。钟会、邓艾大举兴兵入侵西蜀，姜维即起沓中之兵前往拒敌，并上表请派精兵分守战略重地阳安关和阴平桥，并指出“若失二处，汉中不保矣。”在这危急关头，刘禅竟听黄皓之言，召师婆入内殿问吉凶，她以“西川土神”附身，胡说什么“陛下欣乐太平，何为求问他事？数年之后，魏国疆士亦归陛下矣。陛下切勿忧虑。”自此，刘禅深信师婆之说，遂不听姜维之育，每日只在宫中饮宴欢乐。姜维累申告急表文，皆被黄皓隐匿。因此，使钟会轻取阳安，邓艾偷渡阴平，姜维虽仍和诸将死守剑阁，使钟会受挫，不能前进，可是邓艾已直趋成都，刘禅已面缚舆梓出阵，姜维纵有“回天力”也无济于事了。
6、国破家亡：孙皓罢名将陆抗
封建末朝，大都是小人弄权，贤臣遭殃，其亡之因，多源于此。蜀国如此，吴国亦然。无独有偶，刘禅宠信宦官黄皓，孙皓宠信中常侍岑昏。刘禅、孙皓两人性格虽各异，但其用人之道则相同，刘禅昏庸，故被黄皓摆布，孙皓“才识明断”，但为人凶暴，残杀忠良，致使众叛亲离，他所能依靠的只有岑昏等一小撮佞臣而已。而这些人不学无术，好事不做，坏事做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且孙皓暴虐远超刘禅，岑昏之恶甚于黄皓，在暴君、佞臣朋比为奸之下，朝政比蜀国还糟，吴民比蜀民更苦，国弱民穷已到了极点。
蜀国亡后，吴国内政如此腐败，其被消灭之日已屈指可数。
残暴愚昧失江山
在历史上，有的封建统治者，能善始善终，被赞为明主！有的则不然，善始而恶终，成为暴君。孙皓正是后一类的暴君。据 《三国志》裴松之注《江 表传》记载：“皓初立，发优诏，恤士民，开仓凛，振贫乏，科出宫女以配无妻，禽兽扰于苑者皆放之。当时翁然称为明主。”可是，在他的统治地位巩固后，志得意满，专横日甚，有谏已的动辄杀戮。孙皓是靠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二人扶上帝位的，后濮、布见皓所为，十分后悔，并向他力谏，孙皓大怒，斩二人，灭其三族。丞相万或、将军留平、大司农楼玄三人见皓无道，直言苦谏，皆被斩杀。由是群臣缄口，不敢再谏。前后10余年，杀忠臣40余人。皓酷溺淫色，后宫数千，仍采择无己。宫人有不合意的，或剥面，或凿目，残忍之极。他出入常带铁骑5万，臣民恐怖，莫敢奈何。
孙皓为人好大喜功，尚穷兵默武。他拟伐魏以一统天下，便召术士广尚问吉凶，尚对说：”陛下篮得吉兆：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他把术士的话当真，便决意伐魏，可见孙皓其人既暴且愚。中丞华核劝他“先修德以安民”，被他驱逐。于是，皓令镇东将军陆抗部兵屯江口，以图襄阳。陆抗是吴国名将，镇守襄阳的魏国名将羊祜知他足智多谋，坚守不出。陆抗也因羊祜善用兵，不敢轻动。故二人彼此修好，以保边境安宁。孙皓命陆抗急速进兵，陆抗上疏备言晋未可伐之状，劝他修德慎罚，以安内为念，不当以黩武为事。孙皓以抗违己命大怒，降为司马，令左将军孙翼代领其军。孙翼是无才之人，当非晋军敌手。未修内政而欲攘外，未有不败的，故东吴有识之士早料到”东吴锦绣江山，不久属于他人矣！”
失去人心天堑变通途
长江自古称天堑。而它之所以成为天堑，是因为人民在后做靠山；若无人民协力，它只不过是条“小溪”，一跨便过。孙权雄踞江东时，国富兵强上下齐心，军民协力，曹魏视长江为畏途。曹操与孙权在孺须对阵，见吴军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长叹：“生子当如孙仲谋！”知不能胜，乃撤军，魏主曹丕领兵到广陵，隔江遥望，见吴军兵强马壮，叹说：”魏虽有武士千群，无所用之，江南人物如此，未可图也。”曹操父子如此惊怕东吴，因有前事为鉴。曹魏犯吴界，大多以失败告终。而东吴不可犯，是因人心归附，故能组成攻不破的铜墙铁壁。迄孙皓继位，残杀贤臣，掠夺百姓，人心已离散，恨不”吾与汝偕亡，”长江之险，无人为之守，已失去其天堑作用，吴国臣民，对“助纣为恶”的岑昏恨之入骨，北兵临近，近臣认为“今日之祸，皆岑昏之罪。”不等孙皓首肯，数百人一齐拥入宫中，碎割岑昏，生啖其肉。
由于人民厌弃吴主，故晋将杜预率兵南征，虽有横江之锁、沉水之锥为阻，也一跨而过。江南军民不战而降，剩下孙皓这个孤家寡人，只好效刘禅之样，舆梓自缚，向晋军投降。
二、风格
形成一国执政者的用人特点，这与其人个性、爱好、道德观念及其处境和所处的时代都有关系。孔明是荆州名士，以才名和德行见称于时，其用人也就具有个人的个性：他选拔人才始终坚持一个准则，即德才兼备。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难得士族的支持。因士人秉承儒学以忠孝相标榜，故多不愿投靠曹操。曹操为了搜罗人才帮他打天下，不管有否德行，只要有才就要，形成了他“唯才是举”的用人特点。孙权是个慎重、果断的人，他选拔人才是经过认真考核、反复考虑的，当他确定了，便充分信任，做到疑之不用、用之不疑。孔明、曹操、孙权的用人准则，虽为他们带来了许多英才，但却不是尽善尽美，在长处中亦见其短，否则蜀中怎会无大将，曹魏奸逆萌生，而东吴无能臣呢？究竟用人的上上策为何，从三国用人风格的比较中，我们或可悟出一些道理来。
1 .德才兼备：孔明的用人特点
刘备死后，孔明执政时，他十分注意物色后起之秀，加以培养和大力提拔。他选拔人才不仅重视才干，也极重视德行，如他在《前出师表》里推荐费祎、董允时，特别强调他们为人“良实，志虑忠纯”，并告诫后主要”亲贤臣，远小人。”古人所谓“贤臣”一般是指德行高尚，有济世之才的人。
孔明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又说：“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为人择官则乱，为官择人则抬，是以聘求贤士。”（见《诸葛亮·便宜十六策·举措第七》）故孔明把择贤做为其重要职责，把德才兼备做为其选拔人才的准则.他培养和提拔的后继者姜维、费讳、董允和姜维都是德才兼备之士，为时人所淮重，当时蜀人把他们四人并列，称为‘四相”，赞为“四英”（《三国志，蜀书·董允传》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除了姜维外.
《三国演义》对蒋琬、费祎、董允仅简略提及，《三国志·蜀书》有关他们 的传记则写得较详。他们都是蜀国后期的实际执。政者，了解他们的为人及其对蜀国的贡献，始能理解孔明用人的特点。
有才无德不能结人心
孔明用姜维做为继承人，而不用时人认为“必代亮”的魏延，便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三国演义》说魏延脑后有反骨，而史实并非如此。魏延是蜀汉一员猛将，其武艺和才能都不在“五虎将”之下，刘备在世时对他是很重视的，如他从曹操手里夺取汉中后，需大将镇守，众论以为必用张飞，张飞也认为非已莫“属。岂料刘备却破格选用魏延，把他从牙门将军提升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使“一军尽惊”。刘备死后，诸葛亮执政时倚他为军中支柱，由于他屡立战功，提升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时人都认为他是孔明的当然后继者。可是事情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孔明早就选定蒋瑰为他的后继者了。他在给后主的密信中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瑰。”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孔明选拔后继者，是根据其德才而定的。魏延虽有才干又勇猛过人，但“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因此，不能团结人。如他与杨仪是孔明军中的左右手，却闹得水火不相容，甚至与杨仪争论时，“举刃拟仪”，使“仪泣涕横集”。显然不能团结人的人，是不可能把一国治理好的。孔明只用魏延的才能而没有托之以重任，这说明他是善于用人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孔明不把后享托付与魏延是正确的。孔明一死，魏延就不顾大局，为个人私怨和权力，与杨仪火并，结果被其部属马岱所杀 （《三 国志·蜀书魏延传》）。
蒋琬以德服人
孔明把后事付给蒋琬是对的。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他随刘备入蜀，任广都长。刘备因事到广都，误以为他不理事，当时又恰逢他酪酊大醉，心里很火，准备加罪把他杀掉。孔明对刘备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听信孔明，便不加死罪，仅把他撤职。后来，由于孔明的推荐和提拔，由尚书郎至参军，后又升为长吏兼抚军将军。孔明率军出征，他都能做到足兵足食以相供给，对支持孔明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孔明很赞赏他，认为“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孔明病逝，后主遵其所嘱，任蒋 琬为尚书令，主持国政。当时，蜀国新丧元帅，远近危悚，可是蒋琬既无戚容，又无喜色，日理万机，镇静如常，因此，深得众望。蒋琬为人度量宽宏，肯纳忠言，秉公办事，不计恩怨。蒋琬跟东曹掾杨戏谈话，杨戏常不回答。
有人对蒋琬说杨戏对上太傲慢了，蒋琬反表扬杨戏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古人之所戕也。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又如督农杨敏曾对人毁谤蒋琬说“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有人将此告诉蒋琬，主者主张“推治”杨敏，蒋琬不同意说，”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主者问其“愦愦之状”，蒋琬说，“苟其不如，则事不当理，事不当理，则愦愦矣，复何问邪？”后杨敏因事 下狱，人们都担心他被处死，可是蒋琬秉公处理，杨敏得免重罪。由于蒋瑰为人忠心耿耿，大公无私，度量宽宏，故深得众望。在他执政期间，做到人和国安，没有辜负孔明的重任 （《三国志·蜀书·蒋琬传》） 保卫蜀国达29年之久。
费祎、董允和姜维也对蜀国做出杰出的贡献。费伟是个很存才干的人，他奉使东吴，吴人“论难锋至”，而费伟“据理以答，终不能屈”.孙权赞他是“天下淑德”。他后代蒋瑰为尚书令，日理万机，应付自如；处理军务，指挥若定，使边境无虞。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董允任侍中守尚书令，他为人“秉心公亮”，守正下士。后主溺于酒色，要采择民女以充后宫，他据理直争，坚决反对，后主无可奈何。得到后主宠爱的宦人黄皓也很怕他，终允之世，黄皓不敢为非作恶。他不图名利，蒋瑰认为他辅佐后主有功，上疏建议“宜赐爵士”，他固辞不受（《三国志·蜀书·董允传》）.孔明对姜维甚为赏识，认为“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才兼于人”。蒋琬、费伟相继逝世后，由姜维负起保卫蜀国的重任，他继承孔明的遗志，坚持北伐，互有胜负。由于后主昏庸。对姜维派重兵守卫阴平等地的建议置之不理，使邓艾得以偷渡阴平，直捣成都，蜀汉终于灭亡。
蜀之亡，不能归咎于姜维，除了形势所趋外，后主昏庸是主要原因之一。司马昭说：“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
孔明逝肚后，蜀国军国大政先后由蒋琬、费祎、姜维主管，时间长达29年，比之刘备、孔明两人治蜀时间还多9年。在蜀魏对峙中，蜀弱魏强，对手又都是杰出的人才，客观上不存在蜀胜的形势。孔明曾竭尽全力，也劳而无功，单靠姜维等的主观努力是不可能扭转这种局面的。而蒋瑰、费祎、姜维等竟能保卫蜀国达29年之久，如他们没有非凡的才能和无限的忠心，何能如此！这不仅说明孔明善于”任贤举能”，也证明了孔明以德。才兼备做为选拔人才的准则是完全正确的。
重操守，以身作则
孔明重用之人，皆德才兼备，这与他个人风格有关。孔明本人就是个德隆才高的大贤人，他未出草庐已预见天下三分，为刘备制订正确的战略决策——“隆中对”；为北图中原，统一中国，他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具有如此崇高风格，是由于他公而忘私，不谋私利，他病危时自表后主说：”臣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随身所需，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产。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以负陛下也。”孔明病逝后，经人了解，确如其所言。在孔明以身作则的影响下，其僚属大都清廉自持。如费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姜维也是“宅舍弊薄，资财无饰，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
2.唯才是举：曹操的用人特点
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发布《求贤令》，第一次提出“唯才是举”的方针：“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建安十九年和二十二年又先后发表《取士无废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进一步指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主张对于有缺点的人，不能废弃不用，不管是卑贱的，甚至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都要推荐，《三国演义》没有提及这些《求贤令》，它通过对曹操用人事迹的描述，把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特点反映得很具体。
各路人马前来效命
由于曹操采取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有本事的人大都投靠他，故魏国人才甚众，谋臣有荀彧，荀攸、郭嘉、程昱、崔琰、毛阶、贾翊：武将有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五名将及许褚、典韦等猛将。这些谋臣、武将有不少是三国时代的第一流人才。其中谋臣的佼佼者，除了前面谈的杰出战略家苟或外，郭嘉也是个很了不起的谋士。他为曹操多出奇计，而每计必中。在第三十三回”郭嘉遗计定辽东”里，特别谈及他的超人智计。袁熙：袁尚被曹操打败后，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夏侯谆等将主----------------------- Page 37-----------------------
张乘胜追击，曹操笑说：“不烦诸公虎威。数日之后，公孙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诸将皆不肯信。数日后，忽报公孙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级至。众皆大惊。使者呈上书信。操大笑脱，”不出奉孝所料！”众官问其故，操遂出郭嘉遗书以示之。书略说：”今闻袁熙、袁尚往投辽东，明公切不可加兵。
公孙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在投必疑。若以兵击之，心并力迎敌，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必自相图，其势然也。”这便是郭嘉的”急之贝“合，缓之则离”的定辽东策略。“典韦寨门死拒敌”（第十七回），“许褚裸衣战马超”（第五十九回），”张辽威震逍遥津”（第六十七回），“徐公明大战沔水” （第七十六回），生动地描述了典韦、许褚、张辽、徐晃等猛将 的英勇事迹。这些猛将，有的原是俘虏，有的是亡命之徒，有的是出身于行伍，都因得曹操的赏识而被捉拔为大将。上述的谋士、广将来自“五湖四海”
聚集于曹保身边，为他出谋献策、效命沙场，故曹操能统一北方，雄视中国。
虽不得关羽其人，但得其心
曹操十分重视人才。他千方百计争取关羽便是典型例子之一。关羽温酒斩华雄时已为曹操所赏识，故能接受关羽三事之约，以促其归降。尔后，封官爵，赠美女，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极尽其笼络之能事。曹操如此敬重，关羽便以斩颜良、文丑以报之。关羽之去，曹操遵约“开绿灯”，并亲往赠袍送别。如非曹操放行，关羽纵有天大本事，能过五关斩六将，最后也走不了。正因曹操如此爱才，他不得关羽其人已得其心，故关羽在华容道甘犯军令状，义释了曹操。关羽不感其知遇之恩，曹操是逃不脱华容道的，他早已成为刀下鬼了。
不念旧恶，唯才是用
只要是人才，且能为己用的，即便是仇人，或骂过自己的人，他也能“矫情任算，不念旧恶”。陈琳曾为袁绍写讨曹操檄。这篇檄文把曹操及其祖宗三代骂个透，曹操见了，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操破翼州获陈琳，他不加责备，仅问道：“汝前为本初作檄，但罪状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
琳答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意思说为袁绍所使，不得不然。左右劝操杀之，操怜其才，乃赦之，命为从事。降将张绣叛变，夜袭操寨，如无典韦以死拒敌，操将无法逃脱。这次战役，操折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和爱将典韦，史称”清水之难”。曹操对此痛恨不已，终生难忘。后张绣又降，操因用人之际而宽恕之。曹操能不记私仇，这是因他能以事业为重。因要图天下，就要搜罗人才以扩大自己的力量，这就不能老是计较个人的恩怨，只要对事业有利，尽力化敌为友。不仅曹操能“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古之明主也都如此。唐太宗并不因魏征曾是敌人之臣而对他有所疑虑，因其敢于直谏，切中己弊，对他十分敬畏。诤臣遇明主，传为千秋佳语。雍齿曾助项羽，几置刘邦于绝地，而刘邦统一天下后，为显示其宽宏大量，先封雍齿为侯以安众心。武则天读骆宾王的 《为徐敬业讨武瞾檄》，并不因其极力贬己 而恼怒，反而怜其才说：”此人不用，宰相之过也，”但唐太宗对魏征，刘邦对于雍齿，不如曹操对于张绣的怨深；武则天愤骆宾王之才，而不能使之为己用，而曹操则能用陈琳。故说曹操善用人才不下于古代其他明主。
不论出身，全凭本事
曹操因重视人才，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这对于曹魏事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对封建社会人事制度也是一个重要改革。东汉未年，封建统治者取士大都以门第、品行作为首要条件，士人分品作官，已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特别是由于外戚、宦官两大帮派争权夺利，取士只讲派别而不问贤愚，那个帮派掌权，就都用那个帮派的人，一律排斥另一个帮派的人。
当然对自己帮派的人仍分品做官。曹操实行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这就突破了分品做官的人事制度，不管出身于什么门第，或有否品行，只要有本事建功勋就有官做。这就为下层士人及广大平民广开仕进之路，但是，曹操用人不讲门第，并不是不重视“衣冠望族”（指世代做官的），不拘品行，并不是不重仁孝。曹操终归是个封建统治者，他的思想意识必然受到时代的制约，虽然任用一些出身”微贱”的人，也竭力争取“衣冠望族”的支持。如司马懿出身于“衣冠望族”，他起初看不起曹操，诈装患风瘫病，拒绝征召，后在曹操威逼利诱之下，他怕被杀头，只好出来任职。又如张邈叛变时，劫毕湛（是时为操别驾）母弟妻子。操对毕湛说：“卿老母在彼，可去。”湛表示无二心，攥为之感动得流泪。可是，毕湛一转身，便溜了。后毕湛被生擒，人们都认为他必死，谁知操不仅不杀他，反任他为鲁相，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因此，对曹操的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应作如此理解：不管贵贱，不论品行好坏，只要有才能的，都要推荐。这就是曹操的用人特点。不过，这种用人方针仅在曹魏初期施行，随着曹魏政权的巩固，北方士族己都归附，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士族势力，迄曹丕继位，明令规定九品官人法，规定士人等第，微贱的人被排挤不能入品，也就是说微贱的人是没有资格被推荐做官的。这已不是”唯才是举”，而是又走”唯品是举”的老路了。
3.疑之不用，用之不疑：孙权的用人特点
孙权不信任的人，决不重用；信任的人，始托以重任。曹操举兵南征，张昭极力主张投降，反复陈述曹军势大难敌，降曹始安，孙权听了，口虽不说，心甚反感。他是不肯轻易把继承的父兄之业奉送他人的，故听了鲁肃的主战理由后，很为赞赏。对比了张昭主降和鲁肃主战的动机，他认为张昭是”
顾妻子，挟持私虑。”是为个人安全打算，而鲁肃是为公，主战是保卫江东的良策，”正与吾见相同”。赤壁之战取胜后，他对鲁肃十分敬重，周瑜病逝，提拔鲁肃为东吴主将。对于张昭，从此不加重任。
充分信任所用之人
孙权对于其所重用之人，都能做到深信不疑，让其独当一面，不加以掣肘，放手让他们大干，故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和力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如在赤壁之战前夕，当他做出抗战的决定后，立即让周瑜挂帅，自己则甘当后援之职。故周瑜得行其志，使其计，”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彝陵之战，东吴取得重大胜利，也是因孙权对陆逊的充分信任。当他提拔陆逊前往迎战沙场老将刘备时，东吴大臣都为其年少而轻之，诸将也多不服，孙权乃设坛拜陆逊为大将，赐以所佩之剑，说：”如有不听号令者，先斩后奏。”
陆逊始能指挥如意，执行其坚守待机反攻的战略部署，终于以一把火几乎将刘备全军烧个精光。
孙权用人能做到疑之不用、用之不疑，这主要是建立在对将领的深刻了解和经过考验的基础上。用人，是疑是信，要有据，决不能主观用事，轻信轻疑。因为轻疑，将会埋没人才，将会误事，轻信，会错用人，也足以误事。
孙权用人很慎重，既了解其过去，也了解其现在，既倾听其言论，也观察其所行所为。周瑜曾与孙策生死与共，孙策对他很了解，认为他能胜任外事，临危时留下“外事不决问周瑜“的遗言。孙权也了解周瑜其人，故当他对抗操能否取胜仍有所疑虑时，乃请周瑜裁决。周瑜对敌情分析及抗操必胜之理，孙权深为折服.便委之全权，让他将兵出战。孙权之能信陆逊，是因陆逊策划袭取荆州之策已显其雄才大略，故当诸大臣反对陆逊为将时，孙权说：“孤素知陆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决，卿等勿言。”
关怀将士如骨肉
孙权用人能做到”用之不疑”，给予充分的信任，还由于他把将士视如“骨肉”。他曾对众将说：“今日诸君与孤从事，虽君臣义存，犹谓骨肉不 复是过。荣福喜戚，相与存之。”这方面材料，《三国演义》谈的很少，《三国志·吴书》关于吕蒙、朱然等人的传记谈得较多。孙权对将士确是关怀备至。吕蒙病重，孙权迎置内殿，出千金募医治蒙病，并亲自监护，“时有鍼加，权为之惨戚，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唶，夜不能寐。”吕蒙既死，“权哀痛甚，为之降损。”
朱然”寝疾二年，后渐增笃，权昼为减膳，夜为不寐，中使医药口食之物，相望于道。”
由于孙权用人能充分信任，视诸将如”骨肉”，诸将也对他推心置腹，甘为效命沙场。如孙权为山越所困，周泰拼命相救，“身被十二创”，如“是日无泰，权几危殆。”赤壁决战前夕，曹操派蒋干来做说客，周瑜对这位老同窗说：“大丈夫处世，遇知已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仪、陆贾、郦生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
发挥“众智”“众力”
孙权用人能做到“用之不疑”，给予充分的信任，还由于他认识到“众智”、“众力”的重要作用。因为他懂得：疑人不给予信任，则不能发挥”
众智”、“众力”的力量。在三国时代，能在理论上阐述“众智”，”众力”
的重要作用的，唯有孙权一人而已。这种认识在今天还是难能可贵的。他说：”
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夫能以驳致纯，不惟积乎？
故能用众力，则无故于天下；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也正因东吴上下一心，出智拼力，故孙权能鼎足江东，魏、蜀都曾屡次倾力来犯，吴国仍岿然不动。
4.破格用人，赏罚分明：三国用人共同点
前面已对孔明、曹操、孙权的用人特点分别作了叙述，在此特归纳其用人共同之处，将可使我们悟出一些用人之理。
不论资排辈
孔明、曹操、孙权用人不是看其资历长短、辈份高低，是否亲人好友、同乡同学，也不因其会阿谀奉迎，能说会道，而是根据其人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胆识、才能，以及功勋大小，给予官职。
孙权提拔的东吴四督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都是因他们才智超人、战功卓著而被重用，其中，除了周瑜早被孙策所倚重外，其他三督都是孙权提拔于“凡品”，破格录用。孙权继承父兄之业时，年才15岁。也许是青年人重视青年人吧，孙权重用的大多是青年人，东吴文武老臣对此多不服气。
周瑜33岁就挂帅，孙氏三世老臣，在诸将中资辈最高的程普则只被任以副将之职。程普见周瑜爵居其上，心中不服，故当周瑜点兵时，他托病不出，令长子程咨自代。程咨回来告诉程普说周瑜调兵如何动止有法，程普大惊，乃亲诣行营谢罪。在事实面前，程普不得不服孙权用得其人。鲁肃出身于地主家庭，是一般平民，他投奔孙权时才20来岁。孙权并不因张昭进谗言而影响对他的重用，故鲁肃才能充分发挥其才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吕蒙出身于行伍，因作战勇敢， 20来岁便被孙权提拔为横野中郎将。但其人粗野，缺乏文化，连鲁肃也看不起他。后孙权鼓励吕蒙读书，蒙折节好学，谋略大进，鲁肃与谈，觉其学识英博，大惊说：“非复吴下阿蒙。”后代鲁肃，袭取荆州，建立大功。陆逊原是一个书生，年少未被人所知，但孙权却知其有奇才。
故不因众人反对而影响他拜陆逊为大将。
孔明先后破格提拔庞统和蒋琬也是破格用人的典型例子。庞统和蒋琬两人原都是小县官，开始都不被刘备所重用。而孔明认为他俩都“非百里之才”，而是王佐之才，在孔明的推荐或提拔下，庞统被封治中从事，亲待仅次于孔明，与孔明并列为军师中郎将；蒋琬从被任为相府东曹掾一直官至尚书令。
姜继原是魏将，孔明攻天水郡，其玄机屡被姜维识破，姜维还将计就计，屡败蜀军。孔明对具有文武全才的姜维十分赞赏，乃用反间计，使姜维欲归不得，只好投降，孔明高兴地执维手说：“吾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者，欲传授平生之学，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约，吾愿足矣。”孔明培养“接班人”的迫切之情，溢于言表。是时，姜维才27岁。孔明写给蒋琬的信说：”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 （李永南）、季常（马良）诸人不如 也。其人，凉州上士也。”孔明确慧眼识人，姜维后成为西蜀后期的”擎天柱”。
曹操所用谋士、武将也大多是少年英俊之辈，荀彧来投曹操时年才 29岁，因其屡立功勋，从司马升至尚书令。操认为“天下之定，荀之功也。”
乃表荀彧为万岁亭侯。郭嘉27岁就被曹操表为空军祭酒。曹操与郭嘉论天下事，深为其才智所折服，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追随曹操十有一年，多立奇勋。后随征乌桓途中病逝，亡年38岁。《三国演义》引“后人”诗，对他评价很高：“腹内藏经史，胸中隐甲兵，远谋如范蠡，决策似陈平。”曹操对郭嘉之死很为惋惜，他对众将说，“诸君年齿，皆孤等辈，惟奉孝最少，吾欲托以后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肠崩裂矣！”以后每提起郭嘉，仍伤心不已。被曹操赏识而成为名将的，有的是提拔于行阵之间，如于禁、乐进；有的则取于亡虏之内，如张辽、徐晃。
不论亲疏，以功过定赏罚
孔明、曹操、孙权用人，是根据其功过来酌情赏罚，而不管其是否亲疏。
故将士用命，官吏不敢怠于职守。孔明赏罚不计恩仇，有功者赏，有罪者罚。
马谡违背孔明军事部署致失战略要地街亭，虽然孔明和他情如父子，也挥泪斩之。蒋琬曾加以劝阻说，“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士，岂不可惜乎？”孔明流涕而答说：”昔孙武所以能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纷争，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孔明也因其用人不当而自责，上表奏后主，请自贬丞相之职。并要求费祎等“勤攻吾之缺，责吾之短。”魏降将王平是守街亭的副将，他反对马谡的错误指挥，且坚守阵地有功。被加拜参军，从稗将军进位为讨寇将军，封亭侯。刘巴与孔明有宿怨，孔明认为刘巴是个人才，数称荐于刘备，乃得重用，位至尚书，董恢出使东吴，能正确回答孙权提出的难题，显示其见识卓越，回蜀未及三天，孔明便调他到相府，不久提升为巴郡太守。孔明处分下属，用心甚平，且谁有罪处分谁。决不株连家族，故受罚者多无怨言。建兴九年春二月，孔明出帅伐魏，李严负责供应军粮，他因军粮不济，为遮饰罪责，便使奸计：一面发出告急，说东吴将兴兵寇川，促使孔明回师：一而向后主奏称军粮已办，丞相却无故回师。孔明回师后知道此事，大怒说：“匹夫为一己之故，废国家大事！”欲斩之，后因其同已都是托孤大臣，便上疏后主废为庶人，仍让他过富裕生活。但孔明并不因李严有罪而连及其子，反而任其子李丰为丞相府长吏。孔明病逝五丈原，李严闻之，大哭病死。因严尝望孔明复收己，得自补前过；度孔明死后，人不能用之故也。
孙权，时人赞他“赏不择恩仇，罚必加有罪。”虽然他曾冤杀和错误处理了一些人，但一般来说确是如此。甘宁英勇善战，曾有功于黄祖，而黄祖以他曾是“劫江贼”不予重用，他拟投东吴，又恐江东恨其救黄祖杀凌操之事，不被东吴所容。后得吕蒙推荐，乃投东吴，孙权见他大喜：”兴霸此来，大获我心，岂有记恨之理？请无怀疑。愿教我破黄祖之策。”甘宁乃陈述先破黄祖后取巴蜀的策略，权认为是”金玉良言”。后果破祖。之后，他又多立功勋，拜折冲将军。周瑜在赤壁之战中建大功，孙权立即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从此，对他的功勋念念不忘。瑜病死，孙权流涕说：“公瑾王佐之资，今忽短命，孤何赖哉！”后孙权称帝，对公卿说：”孤非周公谨，不帝矣！”对周瑜遗下两男一女，都予照顾；但对于他们的不法行为则绝不纵容，据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载：都乡侯周胤是周瑜次子，他自恃是 功臣子弟，“酗酒自恣”，横行不法，孙权曾“前后告喻”，却毫不改悔，孙权不因周胤是功臣子弟而宽恕他，便将他徙庐陵郡。诸葛瑾、步骘因胤是功臣之子不忍他因罪见徒，便上疏为他求情，要求复他原职。孙权不同意说：
“孤于公瑾，义犹二君，乐胤成就，岂有已哉？迫胤罪恶，未宜便退，且欲 苦之，使自知耳。”这就是说，周胤有罪，不能不处罚，要让他吃点苦头，使能改过自新，才能挽救他。由于孙权能赏功罚罪，故将士肯为之卖命。
曹操，《魏书》称他：”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曹操统一北方后并没有把功劳全归自己，而是充分肯定部下的功劳，说：”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攻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便于建安十二年，下令大论功行赏，封功臣20余人为列侯，其余各以次受封。如果拿袁绍和曹操的赏罚相比，更显得曹操英明。袁绍决定出兵与曹操一决雌雄，田丰力加劝阻，认为现时出战非宜，应积蓄力量以伺其机。袁绍不听，后兵败大悔说：“吾不听田丰之言，兵败将亡，今回去有何面目见之耶！”
因羞见田丰乃杀之。曹操拟西击乌桓，曹洪等将谏之不从，后历尽险阻始胜。
曹操定乌桓后回师，重赏先曾谏者，谓诸将说：“孤前者乘危远征，侥幸成功。虽得胜，天所佑也，不可以为法。诸君之谏，乃万全之计，是以相赏。
后勿难言。”对此，毛宗岗引用苏老泉的话说：”此孟德、本初之所以兴亡乎！”“为明主谋而忠，其言虽不验而见褒，为庸主谋而忠，其言虽已验而见罪，何其不同如此哉！”言验见罪，故人不敢言，言不验反见褒，故人不难言。人不敢言，将使己闭塞无知；人不难言，则可用“众智”。赏罚明与否，效果大相径庭，也是曹、袁之所以兴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5.各有短长：三国用人不同比较
孔明与曹操、孙权虽都是一时之“伯乐”，但其用人并非尽善尽美，而是各有短长，优劣互见。且事物是辩证的，其用人之优点也往往含着其用人之短处：其长处从某方面看比别人优，从另方面看则劣于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