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余日子做机载枪手
还有部队薪金。拉里·罗特曼，“上帝的孩子”，拉里·罗特曼、简·巴里、巴兹尔·帕奎特（编），《情感与理智的胜利：越战老兵诗集》（纽约，1972），页24。
就算这些都是“神话”，有一点是许多人都认同的，那就是年轻牧师（尤其是那些符合其他斗士传统的人，如不信英国国教的威尔士牧师）陆军弗兰克·克罗热准将，《都是我杀的》（伦敦，1937），页76—77。都想一试身手。阿瑟·英格拉姆教士，《伦敦主教向伦敦教区集合牧师宣讲至上时刻，1915年11月23日，在野地圣马丁教堂》（伦敦，1915），页9—10；查尔斯·蒙塔古，《从幻想中醒来》（伦敦，1922），页67—68；爱德华·温顿，“神职人员和军队服务”，《当代评论》，109卷（1916年1—6月），页153。牧师到了战场上就会不断被人提醒：不能携带武器（美国牧师长担心任何持械牧师如被俘虏，则可能因违反《日内瓦公约》而受到严厉处罚，且可能被用作其他不齿行径的替罪羊）。罗伊·哈利韦尔，《美军教士》（华盛顿特区，1958），页253。陆军中尉罗伯特·弗利·卡勒维就是一个例子，他原是名温和的牧师，是战地经历使他请求上阵作战。1916年受训时，这位前牧师记述了不久前听过的一次讲座。“好得没法说，”他给妻子复述道，
但我的兴趣倒不在讲座本身，而在其象征意义——我们整个民族心态的转变。讲座是关于怎么（用刺刀）杀人的，凡经验所及任何可能的杀人方法都教给我们了。记笔记时，这些听起来好像特别残忍， 但昨天在场的人无不同意，要想赢得战争，就得去打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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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然不喜拿刀刺人，但听过讲座不再觉得这样做有悖道德了。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改变看法，不是因为什么精神直觉，而只是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有的“自然本能”。在写下这些话11天后他就牺牲了，死时年仅44岁。舍伍德·林务部队罗伯特·费利·卡勒维中尉1916年9月2日与妻书，引自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58—59。
卡勒维是为了战争早点结束不惜双手染血的牧师中不幸的一例，但不是仅有的一例。在本书讨论的三场战争中，牧师局把牧师派上战场的速度太慢，以至教士们很快就心下不爽，他们的热情又反过来给宗教领袖们提出了难题。P.布朗韦尔教士，《随军牧师：皇家陆军牧师局：牧师的责任和品行》（伦敦，1943），页38及罗纳德·赖特，《推荐牧师：军中生活探讨》（爱丁堡，1944），页19。许多牧师根本等不及宗教领袖做出决断。1914年刚宣战，英国国教神学院的1 274名学生就有近400人退学。整个一战期间，英国牧师人数持续下降，从1914年的600出头减少到1918年的114人。艾伯特·马林，《最后的圣战：英国国教教会在一战中》（达勒姆，1974），页188。同期在澳大利亚也有51名圣公会牧师参军。考虑到澳大利亚全国只有1 400名牧师（年龄有大有小，能力有高有低），这51名牧师的流失就显得相当扎眼了。迈克尔·麦可南，《战争中的澳大利亚教会：主要教会的态度和动作1914—1918》（悉尼，1980），页95。二战中，“能干的年轻人”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火箭筒而不是圣经，各个神学院因而门可罗雀。“战时神学院学生的训练”，1950年4月18日，伦敦档案局DEFE7/46。
牧师向往打仗有许多原因，其中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生活无聊乏味，二是要证明自己。在《从幻想中醒来》（1922）一书中，查尔斯·爱德华·蒙塔古把典型的从军牧师描绘成出身助理牧师、讨人喜爱的年轻小伙，是“村中板球队的主力”。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解脱，让人兴奋：“在一个不加鉴别的教区，以职业的光亮和乐天参加乏味的仪式，其了无生气、冗长单调和让人倒胃的安全感，还有让人困惑的道德迷题，在这之后，战争好比是天堂”，蒙塔古说道。查尔斯·蒙塔古，《从幻想中醒来》（伦敦，1922），页67—68。这无疑是J.E.盖辛琼斯教士摘下项饰、证章，拿起手枪这一系列举动背后的动机——当然，除此之外他还想要“向自己证明自己”。J.盖辛琼斯大教堂教士，《战争与和平中的英国本土防卫义勇军随军牧师：一个乡间牧师的军旅生涯1938—1961》（西萨里郡，1988），页32—33。
教士成为战士，还有外部压力在起作用。曾有名苏格兰牧师（他后来在卢斯带兵时战死）在解释自己为何参军时说：他要是不参战，则根本不能直视会众中“年轻小伙们”的脸。见雷金纳德·坎贝尔教士，《随军在法国》（伦敦，1916），页10。虚伪的指责——说教士一面鼓励别人去杀人，自己却故作高尚，不愿染上鲜血——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忘却的，而教会所谓“禁止参战的责任完全由上级主教来承担”的说辞并没有人会相信。斯潘塞·休斯，《不管用的事》（伦敦，1916），页34—35及阿瑟·英格拉姆教士，《伦敦主教向伦敦教区集合牧师宣讲至上时刻，1915年11月23日，在野地圣马丁教堂》（伦敦，1915），页10—11。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神学强调“参与型牧师”，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许多英国牧师视参军为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参与伦敦东区街坊文教运动的一个延伸。换句话说，敬奉上帝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自己融入“普通”人的生活中去。R.巴恩斯教士，《战时牧师》（伦敦，1939），页69。打仗似乎成了“做真正意义上基督教牧师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约翰·伯里亚，《炮边草记和牧师》（伦敦，1917），页13。这就是天主教牧师R.M.希吉和英国第二军资深随军牧师J.R.尤恩斯（在二战期间）为什么再三强调牧师也应和战斗部队一道进行体能、射击训练的原因。他们相信这将有助于把牧师和士兵拉得更近，这样牧师就可以更好给士兵以精神指导。R.希吉教士，《猩红的黎明》（内布拉斯加州，1949），页52及陆军准将约翰·史密斯爵士阁下，《以这个标记的名义征服：军中牧师的故事》（伦敦，1968），页245。在越南，随军教士戴维·奈特坚持认为，牧师在军中的“任务”就是“抓或是杀敌。所以执行任务时要和他们合作……我……见识了其对上帝的爱。”戴维·奈特教士的访谈，收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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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战争开始前是希望介入教徒每日生活的想法促使一些牧师拿起武器的话，那战争的实际体验就更让他们急于放弃自己非战斗的角色了。在战斗狂野的兴奋中，有的教士拾起了别人丢下的武器，顶上了机枪手的位子，把一切规矩都忘了。默文·埃弗斯教士，“自传”，页66，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罗伊·哈利韦尔，《美军教士》（华盛顿特区，1958），页193；约翰·法伊教士致佩思大主教帕特里克·克鲁恩的信，刊1915年《基督》，引自迈克尔·麦可南，《随军牧师：澳大利亚教士在加利波利和法国》（悉尼，1986），页49—50。有时人手不够，指挥官也不得不让他们扛武器或领人进攻。P.布朗韦尔教士，《随军牧师：皇家陆军牧师局：牧师的责任和品行》（伦敦，1943），页38。布尔战争中的例子，见J.芬得利教士，《牧师于役（一名随军牧师的回忆）》（伦敦，1941），页26。新教牧师在不知不觉中——惊奇地——发现自己在酣战中正如饥似渴地向逃窜的德国兵扫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不要怎么劝说就会放弃他们的职业，转而从军。陆军弗兰克·克罗热准将，《都是我杀的》（伦敦，1937），页76—77。报仇欲也是牧师好战的原因之一。二战中在得知弟弟阵亡的消息后，一名联合会牧师全没了干牧师所必需的“仁爱之心”，只想“赤手”去杀德国人，他转到战斗部队的请求也得到了批准。无名加拿大士兵的访谈，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328。尤其是在和欧洲以外的人（如日本或越南人）打仗时，敌人的凶残和不驯常会被牧师用作为违反日内瓦公约规定、拿起武器战斗辩护时的说辞。罗伊·哈利韦尔，《美军教士》（华盛顿特区，1958），页253及威廉·鲁克大教堂教士，“访谈”，1989年4月21日，页14—15，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左轮上手，教士也疯狂”是越战时的一条新闻标题。“左轮上手，教士也疯狂”，越战剪报，出处不明，收巴巴拉·阿里森夫人，“剪报集”，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就像新西兰战机驾驶员布赖恩·考克斯在二战时所说，欧洲战场的牧师可能难以接受拿机枪扫射，但在布干维尔岛（所罗门群岛）“你不杀敌就会被敌人杀，所以我们看到日本兵的尸体已经没什么感觉了”。布赖恩·考克斯，《英年早逝：太平洋战争中一名新西兰战机驾驶员的故事》（衣阿华州，1989），页157。另见麦考斯克阁下，“访谈”，页33—34，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
一些牧师也不能免于战斗前夜一般人都会有的兴奋。牧师欧内斯特·N.梅灵顿一想到“出入枪林弹雨”就立刻兴奋起来，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1922年即将登陆加利波利半岛的前夕，他和战友都在脑子里“摩拳擦掌，为了终于能经历‘不折不扣’的困境而有一种既奇怪又畏惧的兴奋劲”。欧内斯特·梅灵顿教士，“和澳新军团在一起，1914—1915”，1922年，页1，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
威廉·多伊尔神父也分明痴迷于战斗的血腥，在给父亲的信中就有对辖内士兵残杀行径的大肆渲染。阿尔弗雷德·奥拉希利教授，《耶稣会威廉·多伊尔神父：宗教研究》（伦敦，1925），全书各处。事实上，没有这种感觉或受不了杀戮的牧师在部队里是混不下去的。正如J.史密斯教士所说，要是哪个牧师“对打仗有所保留”，就“不适于在军队工作，部队里的宗教和医疗工作也不例外”。憎恨“放血”只会使人“跟牧师一样没出息”。J.史密斯教士，“黑龙骑兵”，日期不详，页码不详，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
也有很多牧师并不觉得协调自身的宗教信念和军队的道德要求间有什么问题。贯穿基督教的整个历史，战斗的话语在其典籍中无处不在。详见艾伯特·马林，《最后的圣战：英国国教教会在一战中》（达勒姆，1974），页153。宗教是人类灵魂的“远征军”，基督是“伟大的领袖”，像在呼唤英国兵听从他的号令。阿瑟·格雷教士，《领袖》（伦敦，1921），页15及“1922年5月14日周日”，《磨坊山杂志》，1922年6月，页6。在《“我也打仗”：凡人皆得参与、无人可以中立之战事遐想》（1917）中，G.C.布里奇教士讲，有个连老是被一名狙击手骚扰。一名下士终于发现那人的藏身地，那块地方立刻被炮兵夷为平地。这件事在布里奇教士的叙述中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探险：
敌人被发现、消灭了。你有否训练过你的灵眼，使它可以辨别敌人？上帝教你用心观物，能在貌似平和的事物中发现危险；但不管怎样，也不管是好是坏，如果它会伤及你的灵魂，那就毁了它。把它当作练枪的靶子。毁掉那习常、嗜好和影响，免得它危及你的灵魂。基督会为你寻到靶场！G.布里奇教士，《“我也打仗”：凡人皆得参与、无人可以中立之战事遐想》（伦敦，1917），页17。
不经意间，消灭精神敌人的言辞就变成了要宰杀实实在在的宿敌。
军方和牧师所共享一种“伦理”，那就是男子气概。和平时期，要接受“阳刚”即为禁欲、温顺、忍耐、养心不是什么难事。可一宣战，兄弟情谊就要扩大，所标榜的自然也就成了好战、爱国、体魄——而牧师是最容易被指为纤柔的，这不是没有道理。从一战到越战，牧师作为非战斗人员的身份总使他们成为笑柄。在《圣战》（1915）一诗中，前线一位中年、携子的牧师就语锋直指他的同僚，说他躲在非战士的躯壳里。他指责“明哲保身”的大主教鼓励牧师在门可罗雀的堂区里终日无所事事。对（有“围裙、绑腿和高帽”的）牧师来说，他质问说，还有什么更不光彩吗？该诗恳请他们转变一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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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弟兄们，首先要像个男人，
你们还当自己是英国人吗，是
就要精忠报国，像法国人那样。“朱尼厄斯再生”，《圣战：恶之极端：慷慨与贪婪：讽笔》（伦敦，1915），页4—5。
尽管可能很少有牧师读到过这首诗，诗中表达的情绪却是触痛了许多“结实的年轻牧师”的神经，他们不愿年老的上级告诉他们上阵打仗是不允许的，斯潘塞·休斯，《不管用的事》（伦敦，1916），页40。不愿吞下“软弱”、怯懦的指责。他们（用刚毅的基督教语调）宣布，“不论有没有手套，他们都可以出色地表现”，还辩驳别人对他们“口齿不清，只会诵经，或和女孩子打槌球”的指责。此外，他们还抵制有首歌“我那时是个苍白的年轻牧师”给人带来的遐想。斯潘塞·休斯，《不管用的事》（伦敦，1916），页40；“朱尼厄斯再生”，《圣战：恶之极端：慷慨与贪婪：讽笔》（伦敦，1915），页5—6；爱德华·温顿，“神职人员和军队服务”，《当代评论》，109卷（1916年1—6月），页153及158。他们认为参战的牧师要有“男人的长相、男人的勇气（和）男人的心灵”。J.史密斯教士，“黑龙骑兵”，日期不详，页码不详，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另见爱德华·温顿，“神职人员和军队服务”，《当代评论》，109卷（1916年1—6月），页154。即使在神学院这样的圣地，勇武和男子气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在H.M.B.里德教授给格拉斯哥大学神学高级讲习班的学生做的最后一次演讲中，提到神学院许多学生业已参军时他的语气就是赞许的：这“才像男人”。这些学生的行动表明神学堂并非“逃避兵役或不受欢迎的人的避难所，就相对比例而言甚至可算是格拉斯哥大学最勇武的一个系”。里德教授还“恭切地盼望这些学生战士的归来能在这里的长椅间集聚一种不寻常的力量”。H.里德教授，《神学在战后》（格拉斯哥，1916），页4—6。约翰·史密斯是一名澳籍长老会牧师，他参加了一战并上阵打过仗。他就看不起那些抱着“教区母亲聚会态度”的牧师，并以浑厚的语气卫护了像他一样上阵杀敌的牧师们：
战事的爆发调集了民族的精英。没错，教会也意识到这实际也是上帝的事业，于是派了上帝的子民上阵杀敌。牧师脑中的肌肉也该坚挺起来，他的情绪、他的谈话和讲道都应带上一丝锋利，至少应与他要激励的对象所要从事的事业有关。约翰·史密斯，引自迈克尔·麦可南，《战争中的澳大利亚教会：主要教会的态度和动作1914—1918》（悉尼，1980），页132—133。
在一个强调“刚毅的基督精神”的环境中，牧师身上的“阳刚气”是大家一致推崇的。最有名的战斗牧师（E.肯尼迪教士）受到的赞扬，见温切斯特主教序肯尼迪的《与不朽的第七师》，第2版（伦敦，1916），页Ⅴ。另见唐纳德·克劳斯比，《战场上的教士：天主教牧师在二战中》（劳伦斯，1994），页48。
道德和士气
也有意见认为部队里没有牧师的位置。这些人担心，战士信教可能会减弱其攻击欲，论辩见乔治·巴塞特，《这也有发生》（伦敦，1947），页23—24；亨利·霍兰德，《如在火旁：战争笔记：二辑》（伦敦，1915），页23—24；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104。他们会被牧师调教得“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琼·克利福德，《谢谢您，牧师大人：二战回忆》（伦敦，1989），页90—91。有军官认为部队根本不需要牧师，在战时基督教国家不该再信仰基督了。陆军准将弗兰克·珀西·克罗热就公开说，牧师虽然可以帮着发香烟，但他们“于战争并不适宜”。F.克罗热，“随军牧师的用处”，《每日镜报》，1930年4月25日。
总的说来，牧师于杀人的事业并非可有可无：他们是道德仲裁人，士气的推进器，忏悔、告罪的对象。英国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甚至认为一个受士兵欢迎的牧师对于打胜仗的意义不亚于一个厉害的将军。S.麦肯齐，“士气和事业：改变一战英国远征军看法的运动”，《加拿大史学杂志》，25期（1990），页215—232。在全英各地，布道讲坛都成了应征地。一战时伦敦主教就自夸，仅他一人就鼓动了上万人参军。见艾伯特·马林，《最后的圣战：英国国教教会在一战中》（达勒姆，1974），页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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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了这种观点，宗教界的用途便不止一端——从训练营（“基督教会是我所见最嗜杀的造物主，我们对他们非常倚重”，一名负责训练的高级军官夸口道）到战前准备（牧师祷告“我的孩子们都能顺利地‘放掉’敌人的血”）都有他们的身影。陆军F.克罗热准将，《一个高级军官在战场无人地带》（伦敦，1930），页43；约瑟夫·欧卡拉汉神父，《我在“富兰克林”号上当牧师》（纽约，1961），页40；W.塞勒斯，《从奥尔德肖特到比勒陀利亚：驻南非英军的人道工作》（伦敦，1900），页113。鼓舞士气是牧师的重要工作。一战时，陆军上将R.C.B.黑靖爵士就曾对一群牧师说过，有他们在，部队“可以提升士气，并强化士兵的道德底气，以便更好地完成任务”。引自循道宗牧师约翰·伯里亚，《炮边草记和牧师》（伦敦，1917），页78。同样地，美国总统宗教委员会在1950年年度报告中也称赞了牧师们的工作，在他们的激励下士兵“表现得更好了”。《随军教士：（美国）总统军队宗教福利委员会呈给总统的报告》（华盛顿特区，1950年10月1日），页18。另见页13潘兴上将和布雷翰·萨默维尔上将的话。他们帮士兵战胜了绝望，且帮他们培养了“征服的意志”，杰弗里·安克泰尔·斯塔德特·肯尼迪教士在他的《峻语》（1918）中说。G.肯尼迪教士，《牧师峻语：说给英国远征军官兵的话》（伦敦，1918），页31。除了纪律、求胜欲、自尊、忠诚、荣誉感，1943年出版的一本随军牧师官方教材还提到塑造“斗士品格”，认为这也是随军牧师的职责所在。P.布朗韦尔教士，《随军牧师：皇家陆军牧师局：牧师的责任和品行》（伦敦，1943），页51。英国陆军第八军上将B.L.蒙哥马利很欣赏一篇文章，是讲牧师在战争中作用的。文章发表在《随军牧师杂志：中东》（1943），告诫牧师们要
突出……善恶之争、对错之辩、我们事业的正当性、基督的无处不在、祷告的作用、牺牲的荣光、永生的幸福等，以加强士兵响应上帝召唤、上阵杀敌的诚意和信心。
在战斗前夜，牧师们被要求“选用大调而非小调”来说教，要把战气说得很神圣，鼓励士兵使出全身气力，提醒他们基督已“征服了整个世界”，要灌输这样一个正确信念，即“让上帝降临，他的敌人应被驱散”，主题应是“颂扬我们正义的事业，祈祷它值得我们付出一切，托付给上帝我们所有的问题和我们自身。”“牧师在战争中的职责”，《随军牧师杂志：中东》，1卷2期（1943复活节），页65—66。文末有B.L.蒙哥马利将军的批示，要让所有牧师都知道这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在越战中，随军牧师都起了同样一个作用，那就是教导士兵要正确理解十诫中“不可杀人”的那条。越战的例子见海伍德·柯克兰，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94—95。
就士气而言，随军牧师的首要任务就是抚慰向其诉说杀人后内心不安的士兵。罗纳德·赖特，《推荐牧师：军中生活探讨》（爱丁堡，1944），页33，电台节目。士兵从不询问牧师杀人是否正当的例子我只见过一个：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103。牧师应“给军队注入些血性”，“要让自己、也要让任何与他接触的人心中的热血沸腾……胸中充满正义的仇恨”。J.史密斯教士，“黑龙骑兵”，日期不详，页码不详，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连“棒小伙”也可能需要别人来安慰他，告诉他把刺刀扎入另一个人的身体没什么不对：“要是把一个德国兵交给我处理，我是不是应该毫无怜悯地用刺刀把他戳穿？”一战时有士兵这样问A.欧文·戴维森教士。戴维森充满信心地答道：
你上前线有一个崇高的目标，就是要履行一名士兵对国家的义务。你学过当兵应该怎样，如何去打仗。那就投身进去吧，怀着这个高尚的目标和国家教给你的其他志向，等要你作决策时，应该完全清楚自己的职责是什么，接着就应该去完成它。
那名年轻士兵很满意这个答案，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成了名“非常优秀的战士”。戴维森也很高兴自己很好地“把握了分寸，并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劝服士兵坚持这些高尚的目标”。A.戴维森教士，“一个牧师的回忆”，页12，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半个世纪过后，英国皇家空军一名牧师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要向所在部队的投弹手解释屠杀为什么是对的。他记得自己无意中曾听到有年轻的皇家空军学员表示，他们对驾驶载有核武器的飞机执行轰炸任务有保留意见。这使他很吃惊，觉得有必要向这些年轻飞行员讲解“威慑的道德意义”。之后他又为其他牧师安排了一个特训科目，研究如何应对类似的异议。戈登·查恩，《英国皇家空军的随军牧师：角色紧张之研究》（曼彻斯特，1969），页114。二战时的例子，见麦考斯克阁下，“访谈”，1989年6月，页20，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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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也承担起了为实际战斗提供道德指导的责任。前面说过，布道坛上空总是回荡着“参与这场游戏”，为上帝、祖国而战的劝诫。牧师会提醒体能和刺刀训练总部的参训士兵说，运动家总是“把公理置于强权之上。他会出手，且会狠狠地打，但从不攻击对方腰带以下部位”。G.肯尼迪教士，《牧师峻语：说给英国远征军官兵的话》（伦敦，1918），页26。另见S.亚历山大，“和平与战争”，《卫报》，1915年2月11日。有意思的是，要士兵“堂正大度”的劝诫只是表面文章，说说而已。虽勾画出了“正义战争”的概念（是否按规矩宣战？是否为了正义的事业？是否别无他法，不得不打？），许多牧师仍对战争期间一味守“规矩”是否适宜有很大的怀疑。正如澳大利亚武装部队一随军牧师所说：“能打哪儿就打哪儿，能打多狠就打多狠……真的，战争不可能有什么规则，有也就一条：适者生存。很明显，这是种亡命法则。所以，无论做了什么都不用忏悔。”威廉·穆尔教士，“一名牧师在澳大利亚武装部队的经历”，页10，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
正是因为这种陈腐的神学说教，澳大利亚历史学家迈克尔·麦克南才不动声色地批评说，牧师“用他们的烦琐哲学得出了正义战争的构成要件，却不愿将其理论施用于某一具体的战争环境”。迈克尔·麦可南，《战争中的澳大利亚教会：主要教会的态度和动作1914—1918》（悉尼，1980），页2。约瑟夫·麦卡洛克教士在《我们自有命令》（1944）中忧心忡忡地写道：“我担心的是，牧师反会被军队洗脑了。”约瑟夫·麦卡洛克，《我们自有命令》（伦敦，1944），页171。
随军牧师在一个方面未能提供足够的道德指导，是关于杀害战俘和平民的。随军牧师很清楚，滥杀非战斗人员是法律条文和宗教规章都不见容的，但三次战争中他们对此的谴责都只是轻描淡写。随军牧师在初到越南时常讲些无边的故事，说越南的妇女和儿童伏击粗心的士兵是“背信弃义之举”，却只字不提边上还有无辜平民在场。莱昂内尔·海明，“天上掉下个龙骑兵”，页22，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越战自始至终，E.W.布莱热顿教士（埃塞克斯郡霍林伍德的教区长）半个世纪前说过的话仍被一再提及：
我们是为自己宝贵的生命而战，我们的敌人不是基督徒，他们甚至不是人，是爬行动物。我们有权粗暴地对待这些恶魔。对那些反对报复的人道主义者，我只有鄙视。E.布莱热顿教士的布道，收《约翰牛》，1915年7月10日。
宗教领袖对战士们说，敌方百姓是支持其军队暴行的，所以也是合法的进攻目标：连小孩都可以格杀勿论，因为无法把他们和有罪的双亲分割开。威廉·坦普尔，《对战争的有条件辩护》（伦敦，1940），页34。1917年时，现代主义神学家、《当代教士》一书的编者H.D.A.梅杰教士说得更直白了，
要是保护我国婴儿的惟一办法就是把杀尽德国的婴儿，那杀婴就是军方的责任，不管这事本身多让人反感。尤其是考虑到那些天真的德国婴儿长大多半会成为婴儿的杀手，就更没有商量的余地了。H.梅杰教士，“感伤主义者和决疑论者”，《当代教士》（1917年8月），页212—213。
随军牧师对杀害非战斗人员能有多容忍？上世纪60年代，戈登·C.查恩曾访问了73名牧师，问他们对滥杀敌军战俘的看法，顺带检讨了一些随军牧师在这方面的态度。他的书在宗教界广有评论。例见《对讲机：澳大利亚防务部队教士杂志》，第2、3期（1972年11月及1973年3月），分别见页14—17及5—9。有四人拒绝回答或说自己不“合适”回答这个问题。其他69名牧师虽然认为杀害战俘是错的，但有四人表示，只要可以找到一个能让自己接受的“理由”，他们就能接受这样的命令。一名担任教职15载的牧师说，“只要是军事上万不得已或可以救我们的人的性命”，他就能接受。有七人说他们会反对，但最多也就是跟指挥官本人说一下。换言之，这些牧师虽强烈反对杀害俘虏，六分之一的人只是把事情囿于很小的范围，且愿意服从指挥官的命令。在那些要向上反映的牧师中（46人），有半数只是想向管自己的上级反映。克拉伦斯·阿伯克朗比，《随军教士》（贝弗利希尔斯，1977），页97给出了不同的结果，但他没有问牧师会把什么样的行为当真，这削弱了他对查恩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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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恩没想到会有如此程度的共谋存在——须知这样的事在教会、在军队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就问，战士如果受命不准留活口，他们作为牧师认为应如何应对。有42%的牧师愿意接受指挥官的决定。要是加上那些愿意以“军事需要”为理由接受和只会“在体制内表达反对意见”的牧师，90%的人对这一违反战争法的行为都只是良心稍有不安而已。有牧师为这样的行为辩护说，要是受降，部队就得要照看好这些俘虏，而部队常不乐意。他还说，“对日战役”中的经历使他开始能“体会”指挥官这一决定的用心，他们只是不想背这个包袱。这名牧师的建议简洁且到位：“主意还得那些指挥官去拿。但我们应该知道，这样的决定是免不了的，而且一定很痛苦。”有这样的态度在，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查恩访问的牧师中有近半数都无法想象什么场合需要他们以牧师的身份建议士兵，因为有基督教道德观在，而不要去遵守命令。另有15%的牧师“想过”这样的情况，但认为这不太可能。其他受访者回答时都有迟疑，用词也很谨慎。戈登·查恩，《英国皇家空军的随军牧师：角色紧张之研究》（曼彻斯特，1969），页139，144—145及199—200。研究结果和查恩相同的，见沃尔多·布查德，“随军牧师的角色冲突”，《美国社会学评论》，19卷5期（1954年10月），页531。
这样态度的后果非常糟糕——尤以越战为甚。就在皮尔斯委员会调查美莱屠杀时，有人披露参与者之一（汤普森准尉）曾听命于时在炮兵师担任随军牧师的卡尔·克雷兹韦尔教士。克雷兹韦尔承认，屠杀结束时汤普森显得“十分苦恼”，曾向他求教该怎么办。克雷兹韦尔建议他通过官方渠道向上申诉，并答应自己也会过问这件事，不过是通过“牧师的渠道”（这不太合适：因为牧师渠道只是用来传递技术性问题的）。克雷兹韦尔倒是和师级牧师路易斯教士说了这事，但事情到此再没有进展。在广泛调查后，委员会的结论是，路易斯本可以在非正式拜访指挥部时提到此事，但他没有“把情况及时传递”给驻越美军指挥部。据路易斯自己说，在他第一次“非正式”拜见参谋长的十天前，就有人给他吃定心丸，说那些平民伤亡“不是故意为之”，不过是“战斗部队在居住区常遇见的情形，是很自然的”。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怒不可遏，指责这两名牧师都没有采取足够措施使问题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他们的结论是：“他们俩应该知道，通过牧师渠道调查战争罪的想法本身就很荒谬。”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266—268。
牧师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任务或者说是责任，是在军人从血腥的战场回到家乡后帮其赎罪。宽恕是没有限量的。教士为杀戮减罪的权威颇为一些战士所推崇。比如基思·欧文就记得在1942年的圣诞在新几内亚岛澳大利亚第36步兵营服役。当时士气低落，大家都蜷缩在战壕里，没吃也没喝。突然，随军牧师闪进了他们的藏身所，给他们带来了一瓶圣餐上用的酒，同情地说“上帝应该不会怪罪吧。”欧文心底即刻塌实了，并觉得自己“曾对日本人做的那些事”已然得到了宽恕：“对人性的信念重又燃起”，这是他的原话。戴维·格里菲思，“上帝派来的人”，《对讲机：澳大利亚防务部队教士杂志》，33期（1986年10月），页14。1945年时，炮兵约翰·格斯特随某高射炮兵连在意大利，他满心罪感，每时每刻都在想死于他炮弹的冤魂。但就像他在日记里所写，他“特别高兴，在今晨的礼拜中，牧师祈祷我们都得宽恕和悔过”。只有这时，他心里才有一丝的安慰。约翰·格斯特，《损毁的印象：日记》（伦敦，1949），页214。
宽慰的作用连精神病学家也承认。罗伯特·L.加拉德在1948年5月（美国精神病学会）全国私立精神病院联合会上讲过，应寻求“牧师的帮助”以减轻士兵杀人过后的罪感。他注意到
有的患者在忏悔后罪感有所减轻。哪怕没有相应的惩罚，忏悔也是正当的，而且可以减轻罪感。它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可以把责任转移给别人，让别人来分担。
加拉德个人认为精神分析疗法要更有用些，但也承认，对许多战士来说“宗教也有一定的疗效”。罗伯特·加拉德，“战斗悔罪反应”，《北卡罗来纳医学杂志》，10卷9期（1949年9月），页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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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道德与军事权威
随军牧师为何要让自己作为道德向导的作用受制于军方的需要呢？常有人提到，皇家陆军牧师局的名号如此强调“皇家”和“陆军”（而不是“牧师”）的，部分与教会在阶级社会中的位置有关。这种说法或许有道理。在英国，教会（以及每一名牧师）的社会地位是由政府维持的。大主教和主教是首相任命的，且须经皇室认可，他们同时还是上院议员。圣公会的领袖更一定来自统治阶级（1920年，上议院中半数以上的主教都与贵族或拥有土地的士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据一名历史学家统计，在1860年以后的一百年里，总共242名主教中除20人以外都是公学出身）。安德鲁·钱德勒，“英国国教教会和二战中对德国的灭绝轰炸”，《英国历史评论》（1993年10月），页922及艾伯特·马林，《最后的圣战：英国国教教会在一战中》（达勒姆，1974），页16。不遵从英国国教教会者和天主教徒虽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但他们急于摆脱边缘地位（如爱尔兰和意大利的天主教会），并且希望巩固在社会和军队里的新得权力（只是在1915年以后，他们才有权向部队委派牧师）。所有主要教派都认为他们在体制内的作用要比体制外大。而且他们也担心，如果站到政府的对立面可能会受到国家的迫害。个人如此，教会亦然。抗议可能不利或阻断本人在宗教里的升迁（G.K.A.贝尔主教反对二战中的灭绝轰炸，便是一例）。贝尔的遭遇见艾伦·威尔金森，《反对还是同意？战争、和平和英国各教会1900—1945》（伦敦，1986）。另见戈登·查恩，《英国皇家空军的随军牧师：角色紧张之研究》（曼彻斯特，1969），页118。历史学家艾伯特·马林研究了一战中的英国国教会。他认为，教会
寄宿在社会母体之中，生计都靠国家……其权势并非无条件的。国家之所以给他们这些是有一个默契，就是他们永远不能和社会的主流价值和利益背离太远。艾伯特·马林，《最后的圣战：英国国教教会在一战中》（达勒姆，1974），页245。
同样关键的是，教士还担心，如果他们反对军国主义，无形中就会加重普通士兵的良心负担：这些士兵就得在国家和教会中作出选择，且势必不得不站在国家一边。
但正如历史学家安德鲁·钱德勒在分析英国国教会二战中对空袭的态度时尖锐指出的，不应太过强调教会是国家机器一部分的事实，这很重要。钱德勒虽然也承认教会领袖认可了现实的状况，但他们仍认为自己仍有道义责任，且从伦理上讲有义务提供精神上的导引。在许多重要历史时期，神职人员是有过抗议的（最显著的例子是1909年的人民预算案和1911年的议会法案）。钱德勒还强调，牧师不论其阶级如何、与国家有怎样的联系，其在道德上应站得住脚。英国国教教会一直以来都很重视个人——包括牧师——“言为心声”的权利，所以牧师还是有相当言论自由的。安德鲁·钱德勒，“英国国教教会和二战中对德国的灭绝轰炸”，《英国历史评论》（1993年10月），页920—924。要解释他们为何没有更多使用这一权利，还有其他因素要参考。
尽管无数官方声明都说随军牧师首先要对教会负责，例见R.巴恩斯教士，《战时牧师》（伦敦，1939），页7；《随军教士：（美国）总统军队宗教福利委员会呈给总统的报告》（华盛顿特区，1950年10月1日），页11；乔治·韦林教士，《牧师的职责以及如何最有效地完成它》（华盛顿特区，1912），页2—3。军方的影响显然还是无处不在。牧师即使有心抗议践踏道德的行为，也因自己“军中贞女”的身份而断难实行。在去军队前，他们很多时间都在给婴儿施洗或安慰奄奄一息的老者。突然间，他们被送到了一个骇人的环境，那里又需要无尽的慰藉：在这种情况下掉转枪头，指责惊恐、疲惫、后悔的士兵在战场上不应“火冒三丈”，不是近乎猥琐吗？再有，牧师对军事懂的太少，也不利于他们开展工作。对他们的培训已经非常少，而对军中规程的培训更是几乎没有，虽然一战后一直有人呼吁要成立一所“牧师轰炸学校”。哈里·布莱克本教士，《西线也有此事发生：教士的故事》（伦敦，1932），页87；琼·克利福德，《谢谢您，牧师大人：二战回忆》（伦敦，1989），页17—19；汤姆·约翰斯通、詹姆斯·哈戈提，《剑上星：军中的天主教牧师》（伦敦，1996），页101；莱斯利·斯金纳教士，《“周日也工作的人”：个人战史》（萨里郡，出版年份不详），页5。没有人告诉他们应如何解读军事命令。多数牧师是从教区直接派到部队的，“根本不懂军事规程、操练、习俗，更不知道该怎么和士兵打交道”。他们尽管日渐融合到军队里去，但是在损害其精神导师地位的基础上形成的。罗杰斯致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馆长的信，1921年12月5日，收E.罗杰斯大教堂教士，“信件”，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多数牧师根本就不考虑打仗的因素：这方面自有严格意义上的军官和政治家“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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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相对其他军官，牧师在军中的地位也很模糊。1939年，耶稣复活会的R.L.巴恩斯教士在《战时牧师》一书中提醒读者注意，随军牧师虽然要对两方（上帝和部队）负责，但还得保证自己的行为不会影响战事的推进。随军牧师是军中的一员，就得守军中的规矩；他是附着于部队的，要和战友建立友情；他又是名军官，和其他军官交往就得“按规矩来”。R.巴恩斯教士，《战时牧师》（伦敦，1939），页17—18。在这么多角色中保持平衡非常难，埃弗拉德·迪格比在他的《给牧师的忠告》（1917）里提到：随军牧师和其上级的关系“让人费解”，且多半是建立在牧师是“正人君子”的前提上。一方面，迪格比建议随军牧师一定要牢牢捍卫自己的宗教权威，不能让指挥官夺了去。另一方面，也得尊重上级军官：布道时不谈政治；平日不干涉军纪；时刻记住自己对战争的“技术性话题”是外行。埃弗拉德·迪格比，《给牧师的忠告：牧师手册》（伦敦，1917），页15—17。
不光牧师所受的军事训练不足以应付其所要承担的责任，就是他们在宗教方面的修为也不够用。举一例来说，二战开始前，神学院教给牧师的净是些心理学用语：他们以后更多要用心理学而不是神学的话语来解决士兵关于杀戮的种种问题。伯纳德·费尔坎普，《中世纪早期和当代复员士兵的道德对待》（斯克兰顿，1993），页80及威廉·马赫迪，《走出黑夜：越战老兵的精神之旅》（纽约，1986），页7。正如历史学家艾伯特·马林在《最后的圣战》（1974）中所说，多数牧师根本不具备随军牧师所需的哲学和神学知识。道德教育在神学院的课程表上几乎找不到。即使受过良好教育、非常博学的温宁顿·英格拉姆主教（人称“战场主教”），布道时也不得不引用《每日邮报》上的说法。更糟的是，牧师的宗教训练反倒使他们容易把问题“神学化”，在解释时总是用“不容置疑的、充满道德意味的神的语言”。宗教训练加上“对完美的狂热”，使他们看世界时不免落入非好即坏的窠臼：善恶的争斗总是永恒的。一旦把敌人视作基督的敌人，把己方当作善的力量，那回旋余地就很小了。艾伯特·马林，《最后的圣战：英国国教教会在一战中》（达勒姆，1974），页98—103，140—141，245，251—253。
最后，随军牧师还会不可避免地遭遇社会学家所谓的“角色紧张”。戈登·查恩认为，在宗教习惯和军事传统的冲突中，占上风的总是军方。牧师是为士兵提供宗教服务的，就要首先和他们达成同一，因此更多的是适应士兵的需求，而不是遥远的教会（本章开头提到的乔治·扎贝尔卡神父把他服务的士兵称作“我的小老弟”）。或见约瑟夫·欧卡拉汉神父，《我在“富兰克林”号上当牧师》（纽约，1961），页40。于是，我们可以发现牧师可以有三种选择来调和其几种身份间的冲突：他可以放弃某个角色，或文饰其中的一个，或将这些相互矛盾的行为隔离开。若做不到这些，就会出现反常的行为。沃尔多·W.伯尔夏德访问过61名在二战中追随美军的牧师，他们现都住在圣弗朗西斯科湾地区。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在军队要求和宗教间不存在矛盾。有三名受访者甚至否认军队的规章有任何的道德标准。换言之，他们把角色进行了隔离：在执行宗教任务时，他们判断自己（和他人）行为的依据是宗教律令；而在扮演军官的角色时，就按照军队的要求来判断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受访牧师中有近一半认为杀敌是正义举动，其余的也认为无可厚非。没有一个牧师认为个人应为此承担除为国效忠以外的任何道德责任。只有7%的人认为杀人包含有道德意义。哪怕是这样，他们也认为应由整个民族、而不是士兵个人来承担这些责任。在提及圣经时，受访者就没那么自信了。的确，没有哪个牧师认为这和“汝不得杀生”的训诫冲突，因为它禁止的是“谋杀”，而不是战场上的杀戮。但两成的牧师认为，战争实在与“挨揍后把另一面颊凑上”的训诫不合。其余的牧师采取了相对主义的态度，他们区分了个人和国家，强调自卫的需要压倒一切，并认为在当代世界和平主义是走不通的。最有意思的是，没有一个牧师（主动）提及战时杀戮会让宗教难堪，当被问到时，他们的回答也很务实，而没有过多地纠缠于神学。用伯尔夏德的话说，他们的对答
动摇了研究的前提之一，那就是牧师既受过良好教育、素来言行一致、且讲求哲理，那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找到问题的解答。实际情况是，问题越复杂，牧师逃避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把各种角色的行为分离开，然后拒绝承认它们间有冲突。
换了“文饰作用”，可能会要求我们要直面问题，但“分而视之”只是要我们去回避它。沃尔多·布查德，“随军牧师的角色冲突”，《美国社会学评论》，19卷5期（1954年10月），页528，531，53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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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虽各有其意义，但都忽视了一点，而这一点又非常之重要。伯尔夏德和查恩都是站在部队的对立面做这些研究的，所以想象牧师和教会对什么是合道德行为标准的看法和军官、部队不一样。但正如本章试图说明的，就道德信念来说，在宗教和军界间并没有可感的差别。克拉伦斯·L.阿伯克朗比上世纪70年代对随军牧师进行的一次调查证明了这一论点。在调查中，他要求教区和随军牧师标明他们认为理想的军官和理想的牧师将如何看待30项涉及价值观的品质。虽然在某些点上有不同意见，但每一名牧师都认为好牧师和好军官的素质是基本一样的。换言之，他们真的没觉得这两种角色间有冲突。克拉伦斯·阿伯克朗比，《随军教士》（贝弗利希尔斯，1977），页52。在这种情况下，不难想见在一战中有30%的军官的父亲都是牧师，艾伯特·马林，《最后的圣战：英国国教教会在一战中》（达勒姆，1974），页187。且他们中许多人相当适应军队生活。实际上，教会和军队生活有很多相似之处，刚从神学院出来的天主教牧师对此体会尤深；长期服役的正规军官和随军牧师都遵从他们的上级和职业，都关心他人安康，都适应了生活中只有男人。对这点最有力的表述见汤姆·约翰斯通、詹姆斯·哈戈提，《剑上星：军中的天主教牧师》（伦敦，1996），页103。宗教里的一些观念，如牺牲自我、勇气、纪律，也是军队推崇的。换句话说，神职人员无须改变想法，也不必分割角色。在随军当牧师前，三分之一强的牧师都在军队呆过，所以对军队的要求很熟悉，也赞同军队的那一套观念。克拉伦斯·阿伯克朗比，《随军教士》（贝弗利希尔斯，1977），页126。至于随军牧师抗议的问题，是应找教会还是军方，这直到越战前都不是问题，因为当时的观点认为教会的道德准则与军队并无二致。
有一点不得不提，倒是许多战士认为在随军牧师的两种职能间有冲突。在士兵看来，长官刚做过煽情的动员，要他们去大量杀害德国士兵，牧师就跟他们讲仁慈，这样的事不是闹剧就是伪善。T.比克顿，“一名普通英国兵的战时经历”，1964年8月，页1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弗兰克·沃伦中尉，“日记和信件”，1916年11月11日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丹尼斯·吉钦，《征战宝瓶宫：一美国步兵越战期间柬埔寨边境战记》（北卡罗来纳，1994），页132；列兵彼得·麦格雷格，“书信集”，1916年7月7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安德鲁·特雷弗里，“与未婚妻书”，落款1968年2月12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不是每个人都无法调和宗教服务与好战：见爱德华·查普曼，“法国来信”，致母书，1916年9月24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讲坛专业人士”漠视基督教戒律的“熟练”让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大为吃惊（他因战斗疲劳症被幽闭于第41非流动医院，这是他写信跟母亲说的）。威尔弗雷德·欧文致母书，1917年5月16日，收哈罗德·欧文及约翰·贝尔（编），《威尔弗雷德·欧文书信集》（伦敦，1961），页461。甚至随军牧师向拒服兵役者施压、要他们入伍，也有人加以指责。理由见S.爱德华兹（爱德华·格里格斯爵士的私人秘书）给议员塞西尔·威尔逊的信，1941年5月30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5272。如果忧心忡忡的年轻士兵听牧师说杀人是对的，他会“思怵宗教关于罪过的观点，甚至容忍伤人性命的做法”。罗兰·施略伯，“因杀戮而良心不安”，收德威特·霍兰德（编），《美国历史上的布道：美国讲坛上的问题精选1630—1967》（纳什维尔，1971），页314，引自《讲坛》，1943年9月。另见威廉·马赫迪，《走出黑夜：越战老兵的精神之旅》（纽约，1986），页7。诚心的基督徒会因为正在学着杀人而拒绝领受圣餐。罗兰·施略伯，“因杀戮而良心不安”，收德威特·霍兰德（编），《美国历史上的布道：美国讲坛上的问题精选1630—1967》（纳什维尔，1971），页314，引自《讲坛》，1943年9月。
杀人引发的复杂内心斗争在记者查尔斯·爱德华·蒙塔古的书信和日记里有记述。他1917年11月26日写信给妻子说，自己无法理解基督的反战立场：“不是敌人赢得战争就是我们取得胜利，要是敌人赢了，那‘人间天国’的实现就遥遥无期了”。他在1917年底的日记里坦承，不再相信参战和基督教义可以调和了：
但相比认为基督每一句话都是对的——虽没人像他那样凡言必中——我更相信自己有责任去赢得这场战争。因此我会努力，努力争胜。在这过程中，不会假装还要遵从基督的指令。战争结束后，我会更努力地去顺从他的每一条指示——只要我相信他是对的。在此期间，愿上帝褒奖我没有骗人骗己，且原谅我可能会犯下的过失。蒙塔古与妻书，1917年9月26日及“1917年后半”日记条，均引自奥利弗·埃尔顿，《C.E.蒙塔古：回忆录》（伦敦，1929），页167及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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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未能挺身而出、反对无谓的杀伤，对有些人犹如当头棒喝。某无线电发报员参与过轰炸汉堡，他写信给科林斯教士：
俯瞰下面的城市一片火海，有如噩梦一般。一想到下面的妇女、儿童被截肢，被烧，被杀，在人间地狱里为恐惧所侵袭——而我也逃不了干系。为什么，约翰神父，教会为什么不说我们在行恶？为什么随军牧师坚持认为我们进行的是伟业，是在护卫基督教文明？我知道一定要打败希特勒，也准备尽我所能。但别跟我说我们是高尚的事业。我们是在行恶，哪怕是不得已而为之，可也是恶呀。一无名无线电发报员在其后的一次作战飞行中丧命，引自L.柯林斯大教堂教士，《浴火的信念》（伦敦，1965），页85—86。
越战中，战争从政治、宗教来说越来越站不住脚，所以士兵对随军牧师的态度也趋于强硬。迈克·皮尔逊特别愧疚自己手刃了一名身上只有一把折刀的八岁男孩，但有天主教神父跟他说不用担心：因为他只是在执行任务。迈克·皮尔逊，收默里·波尔纳，《没有胜利游街：越战老兵回乡记》（伦敦，1971），页82。黑人步枪手“羚羊”海伍德·T.柯克兰不屑于牧师所谓的有许人杀生的权力：“只要不是蓄意杀人，满可以认为是会得到牧师赞许的。但你也知道，这不是蓄意杀人是什么？”海伍德·柯克兰，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95。另见丹尼斯·吉钦，《征战宝瓶宫：一美国步兵越战期间柬埔寨边境战记》（北卡罗来纳，1994），页132。或者用皇家澳大利亚兵团轻械部队安德鲁·特雷弗里1968年给未婚妻信中的话说，“看到一群训练有素的杀手中竟有牧师，你一定会糊涂，想想这真是虚伪。”安德鲁·特雷弗里，“与未婚妻书”，落款1968年2月12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部队下层对随军牧师尤其不友好，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杰伊·利弗坦就发现：
士兵们觉得每天在越南受命行暴是一码事，牧师为这一行为正名、开脱又是另一码事。他们认为这实际是对灵魂的最大腐蚀。罗伯特·利夫顿，“战后的世界”，《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186。
在这样一场乌烟瘴气、没有仁义可讲的战争中，连随军牧师也开始反省自己的角色（这“有点像纳粹德国统治下牧师的作为”，一名随军牧师思怵道）。无名牧师，引自罗伯特·利夫顿，《战后归乡——越战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页336。
平民社会里，牧师拥有无可争议的道德裁判权，到了战时其地位就空前地衰落。虽有宗教人士坚持反对嗜杀，也有人对与敌国宗教界断绝交往也感到惋惜，总的来说，调和战争和基督教义进行得异常顺利。在战时，许多牧师都向往上阵杀敌，壮志难酬的情况下只有认可战时杀戮，并连自己也崇拜起武器来了。他们对士兵说：杀人可以无罪，可以无悔。他们在精神上对士兵的关照与军队的需要天衣无缝。有些牧师走得更远，甚至离开神职，入伍参军。在他们看来，当兵不仅可以摆脱每日的必修课，还可以显示自己的男子气概，还能（顺带）张扬教会刚毅不屈的一面，多好。
第十部分：木兰从军木兰从军 1
呸！见鬼，那性别
的区分！上帝知道我们本应平等，
凭什么男人赴死，独留女人
去苟活，叫笑，迎接每天的朝阳？
诺拉·邦弗德，“征兵令”，1914—1918诺拉·邦弗德，“征兵令”，收凯瑟琳·瑞利（编），《心口的伤》（伦敦，1990），页12。
“准备！”
塞尔维亚军第2步兵团一名英国兵瞄准了目标。
“开火！”
她开了枪。子弹飞了出去，正中敌人；弗洛拉·桑德斯也永远告别了她作为红十字会护士救死扶伤的角色。她是退休牧师的女儿，健康、活泼；家在萨里郡乡间一个叫桑顿原的小村庄，平和、安静。本不该征她上战场的，但战事爆发了。她所在的妇女急救义勇骑兵队和圣约翰救护队受过基本医护和军事训练，于是有机会体验战争的刺激。1914年8月12日，38岁的桑德斯和其他6名护士一道，坐船离开了伦敦，目的地是塞尔维亚。她从护士到士兵的角色转换用了18个月，在向阿尔巴尼亚的撤退中，她终于放下绷带，拿起心仪已久的枪。这象征着她道德世界的彻底颠覆： 对别人的苦难不再感同身受；她扔出手榴弹，听到爆炸后“有人呻吟不已，然后是沉寂”，心里止不住得意，因为这“闹腾劲”表明手榴弹“只是造成了些擦伤，不知是谁的指尖……被炸飞了”。她特别喜欢“追踪”敌人，而且承认在七载军旅生涯中，“浪漫、历险和战友情”远比“连绵不断的战火和无法形容的疲惫”更让人留恋，值了。最重要的，她觉得战友接受了自己。她一会儿是“我们的英国老姐”，一会儿是“哥儿们”。整个兵团都乐见她的到来，将她视作英格兰的代表。可见，国籍远比性别重要： 在她报名参军那天，有一名希腊小伙也希望能加入，却被拒绝了，理由是英国的兵团“不收外国人”。她在每次浴血奋战后拍的照片，都是这种归属感的写照。
这种满足感从何而来？据她自己说，当兵实现了她想成为一个男人的愿望——这种想法她从小就有，那时她会跪在床头，祈祷第二天一早自己就能变成小男孩。桑德斯的女性身份很快引起了当局和民众的兴趣，但最后他们都支持她了。偶尔有人要她继续做护士，她总会被激怒。1916年11月10日，她就三言两语打发了这样一个问话者，说有人如果觉得她不该当兵而应满足于当一名护士，那她要提醒这些人“红十字会里做急救的也有男人”。她坚持以士兵的标准要求自己，也要求别人这么对她。跟男性战友一样，她也会照顾伤员，不过那是在“战争间隙”。
外界对她的性别很感兴趣，但军队里几乎没人注意她的性别。指挥官虽然也从把她当作普通士兵对待变成把她当作女人以俯就她，但这可能是因为她是英国女人，而不只是因为她是个女人。毕竟，军方对塞尔维亚女兵与其他士兵并没什么区别。少数性别歧视的例子，只会使她比男性战友站更长时间的岗以证明自己不比人差。她很勤奋，但负伤后还是差点被送进伤病护士医院，而不是军队医院。但她的战友是向着她的： 送她去医院的士兵坚持她是“受伤的军士”而不是“负伤的姐妹”。此外，惟一的区别是她自找的： 她用的是轻型卡宾枪，而不是战友使的那种更长、更重的法式步枪。虽然偶尔会出问题，但她坚持认为这杆卡宾枪一直都很听话。她的“武功”在1919年6月得到了承认，一项议会特别法案使她成为塞尔维亚军队第一位授衔的女兵。
桑德斯的军旅生涯是美妙的，使她有了此前无法想象的自由。回归平民生活倒让她很不适应：
我无法描述现在是什么感觉，正试着重新适应女性的生活、穿女式的衣服；试着回到常态的社会，这么多年来，一直和男性生活在一起。真是“红装变戎装易，戎装变红装难”啊。
她还说，好像“一下子什么都失去了，只能试着找寻生活的方向，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弗洛拉·桑德斯，《塞尔维亚军队中的英国女兵》（伦敦，1916），页17—18，34，72，115—116，131，139，140，154及220及弗洛拉·桑德斯，《女兵自传： 与塞军历险简记，1916—1919》（伦敦，1927），页9，12—14，16，18—19，23，25，30—31，72，82—83，100，156及220。另见艾伦·伯吉斯，《可爱的军士》（伦敦，1963）。
弗洛拉·桑德斯的经历很特殊，但她对战斗的道德回应却并不奇怪。女性虽然一般没机会深入前线，但有许多其他方式使她们得以成为杀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们不仅仅是侍女、夫人或爱国母亲，她们不会把刺刀插进血肉之躯，但会在想象中手刃敌人。军队如果不发给她们武器，她们会抗议： 要求给她们安排训练，主动学习怎么用武器。最重要的是她们这么做都是以“女性”的名义。部队向男兵保证，战争会使他们“更像男人”，但给女兵的保证正相反： 部队不会使她们“变得阳刚”，而是会强化她们的女性气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部队虽无法兑现对男兵的承诺（许多男兵被战争弄得身心俱疲），对女兵的改造倒很成功。整个20世纪一直有这样一个问题： 性别认同要比当时社会所允许的不确定和无序得多。虽然大家都认为没有一个清晰可辨的“男性气质”可以保证理想的战斗力，但军方可以依靠传统的定见，这样大家既熟悉，又有一定的多样性。但如果女兵吵着要争取更积极的角色，那历史上的陈见就有麻烦了，男性社会也会感受到来自她们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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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气质与和平态度
战斗叙事不同于其他战争故事，尤其是所谓的“大后方”文学。它会把女性对和平的热爱和男性的好斗气质对立起来，比如有学派认为男女差异是生理决定的，其他论者则认为这是因为传统势力使然。近来虽有人试图打破这种两分法，海伦·库珀、艾德丽安·缪尼西、苏珊·斯奎尔，简介，收其（编），《武器和女人： 战争、性别和文学表现》（教堂山，1989），页ⅩⅢ；琼·埃尔施坦，《女人和战争》（芝加哥，1995），页10；南希·尤斯顿，“战争的故事和女人的眼泪”，《女性研究国际论坛》，5期（1982），页280；C．塔弗里斯，“女性的误读”，收J．古德查尔兹（编），《美国人类多样性的心理学研究》（华盛顿特区，1991）。但截然划分男、女战时“界限”的讨论仍是主流。比如阿历克斯·斯特雷奇1957年关于战争的精神分析就认为，妇女在公共和政治领域的崛起能在很大程度上杜绝战争。阿利克斯·斯特雷奇，《战争的无意识动机： 精神分析学的贡献》（伦敦，1957），页266。琳·B．伊格利钦曾对战争和男子气做过女权主义的分析，且起劲地重复前人的话： 虽然许多人都有发狠的时候，但“能打仗的只有男人”。在我们的社会（“一如其他许多父权社会”，伊格里钦特别提到），“好战和暴力已成了男子气的代名词”。琳·伊格利钦，“战争、性、运动和阳刚”，收（小）L．法拉（编），《战争： 历史、政治、社会研究》（圣巴巴拉，1978），页63。或者像海伦·考尔迪科特在《飞弹嫉妒》（1984）中所说，女性比男性平和，是因为她们要生育。海伦·考尔迪科特，《飞弹妒忌： 军备竞赛和核战争》（纽约，1984），页296。另见约翰·阿切尔（编），《男性暴力》（伦敦，1994）；阿尔弗雷多·博纳迪奥，《兽迹： 一战文学中的死亡和堕落》（列克星顿，1989）；马利恩·布罗姆利，“女权主义和非暴力革命”，收帕姆·麦克埃利斯特（编），《重织生活： 女权和非暴力》（费城，1982），页154；艾德里安·西泽，《像男人一样去应对： 苦难、性欲和战争诗人》（曼彻斯特，1993）；艾丽斯·艾寇尔斯，“阴和阳的新女权主义”，收安·斯尼陶等（编），《欲望和力量》（纽约，1983）；克劳斯·特韦莱特，《男性幻想》，2册（明尼阿波利斯，1987）。军国主义会在子宫中被扼杀。
20世纪上半叶，像这样在女性与平和心态间划等号的还是少数。当时的主流意见认为女性的育人本性或者是其生育能力的“当然”结果，或者是在母亲的膝盖上习得的。小册子《小母亲》（1916）面世不到一周就卖出75000册，风靡一时。该书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念，即：“女性生来就是要孕育生命的，而男性就是要接受它”。“小母亲”，“一个母亲对‘普通士兵’的回应”，首刊《晨报》，引自罗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1929年首版（伦敦，1977），页203—204。前线记者在观察性别角色时也有相同看法。有本讲英国士兵生活的书叫《朝气小子》（1916），其作者阿瑟·格利森比较了男兵在吹嘘自己“手起刀落”了多少多少敌人人头时的傲慢与英国妇女悉心照看德国伤员时的谦恭。格利森注意到，一方面她们和男性同胞一起忍受苦难，另一方面却“没有任何复仇的欲望，不愿拿别人的性命撒气”。虽然生活在危险中，但“她们没有头脑发热，拿了枪就去射人”。阿瑟·格利森、海伦·格利森，《朝气小子》（纽约，1916），页175。阿瑟·格利森为该章作者。女权主义者、同时也是和平主义者的海伦·马纳·露西·斯旺韦克在1915年注意到，纵使女性可以支持战争，也是出于她们对家庭的忠诚和不愿回避自己男人为战争所做的牺牲。海伦·斯旺韦克，《女性和战争》（伦敦，1915），页10—11。二十多年后，布卢姆斯伯里的弗吉尼亚·吴尔夫在书中写道，“历史上几乎从未有人倒在女人的枪下”。妇女参政运动领袖卡丽·查普曼·卡特更是高兴地宣称，女人“不好战”。玛丽·比亚德，《作为历史动力的女性》（纽约，1962），页48及弗吉尼亚·吴尔夫，《三个几尼》（伦敦，1938），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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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者（如吴尔夫）加入保守分子（如《小母亲》的作者）的阵营，强调性别差异——生物上的也好，文化上的也罢——不是毫无由头的。双方都觉得女性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前途受到了威胁。中产阶级妇女在家庭和道德上的裁判地位源于她们和外界的隔绝，在那个贪婪的世界里。人们只知道挣钱、杀人（尽管这样说的理论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另一方面，上阵打仗和公民权利（尤其是选举权）间的直接相关又成了上世纪初女权主义者最放不下的事情。当代的论争见戴维·西格尔、诺拉·金泽、约翰·沃尔菲尔，“公民权的概念和对女性参战的态度”，《性别角色》，3卷5期（1977），页469—477。当代的论争和激进分子的各执一端受早期女权运动发展的影响颇深。主张妇女参政的激进分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她们的激烈言辞变成鼓励妇女参军的讲演，另有人则试图歪曲任何认为战争和选举权间存在负相关的言论。一战时有幅漫画（刊登在《妇女杂志》首页），就是后一种人的绝佳写照，画的是一名抱着婴儿的妇女，嘴里说“给女性投一票吧”。近旁有名全副武装的战士，说“女人不能拿枪”。而对此一名妇女参政运动的支持者反驳道，“是不能，但整个军队里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女人养育的。”梅·休厄尔，《女人、世界大战和永久和平》（旧金山，1915），页172。尽管这种态度比较极端，但这幅漫画并不是要否定战争，而是伸张男女分工不同，要区别、平等地对待，要看到暴力和牺牲都有其合理性。
与这种强调性别差异的观点唱反调，宣扬女扮男装、毅然从军的也大有人在。一般认为，“适合”女性的行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急剧变化，也可以因地域而变（最惊人的例子是在美国拓疆时期，那时与印第安人徒手搏斗被视为完全符合为人妻母者的行为标准）。琳达·普，“女性参战： 革命战争经验”，《部队和社会》，7卷2期（1981年冬季），页222—223。从军的 “木兰”有很多让人敬畏的故事。至今仍有人为“水壶莫莉”［1754—1832，美国独立战争著名女英雄，在蒙默思一战中为丈夫和另外三十名干渴的士兵运水，据说在丈夫昏厥后替他战斗直至战争结束，1822年，为奖彰她的英勇，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给她颁发抚恤金——译注］（独立战争）、露西·布鲁厄（美英战争）、萨拉·博吉尼斯（美西战争）和萨拉·爱德华兹（南北战争）作传。无论是聚焦浮雕式的人物，如亚马孙族女战士［希腊神话中一族女战士，据说住在黑海沿岸一带，境内禁男子居留，她们骁勇，善骑射，征略所住附近各地——译注］、包迪西亚［？—62，古不列颠爱西尼人王后，夫死后领导反罗马人的起义，战败后服毒自杀，英国诗人威廉·柯珀有诗颂她——译注］、圣女贞德，还是关注玛丽亚·冯·克劳塞维茨等女性经年累月的伏案工作——她编辑完成了丈夫克劳塞维茨700页的遗著《战争论》——我们都可以看到女性的好战和战争遐想可谓历史久远，绵绵不绝。弗恩·布洛赫、邦妮·布洛赫，《穿异性服装、性和性别》（费城，1993），页99—102，134及157—164；卡尔·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迈克尔·霍华德、彼得·帕里特编译（伦敦，1993），页73—76；考特尼·库珀，《安妮·奥克莉： 女神枪手》（伦敦，1928）；黛安·达戈，《女战士和流行歌谣1650—1850》（剑桥，1989）；弗朗西斯·格里布尔，《女人于战》（伦敦，1916）；雷金纳德·哈格里夫斯，《女战士： 几个世纪的勇武传说》（伦敦，1930）；约翰·拉芬，《战斗中的女性》（伦敦，1967）；C．汤普森，《淑女还是绅士？女扮男装和男扮女装》（纽约，1993）。参战的女性依然是某些军队传统的重要成分： 见米里亚姆·库克，《女性和战争故事》（伯克利，1996）。
同样在上个世纪，女性比男性热爱和平的观点也受到了挑战。世纪初的女权运动给女性生就温和、婉约的印象蒙上了一层阴影。几次大战中，很多论者都注意到，女性在其男性同胞的暴虐行为外又编织了复杂的快意想象。我们在第五章讲过，很多论者都担心女性从杀戮间接获得的愉悦或许胜过真正打仗的男性。既是女权主义者也是和平主义者的海伦·马纳·露西·斯旺韦克曾追悔，虽说打仗的是男人，但如果没有女人的钦慕，那他们也打不起来。海伦·斯旺韦克，《我也年轻过》（伦敦，1935），页246。卡罗琳·普雷恩同意斯旺韦克的观点，上世纪30年代初她写道，“女性的心灵也和男性一样，为（战争）激情所盘踞”。卡罗琳·普雷恩，《战时社会1914—1916》（伦敦，1931），页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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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20世纪，小说、故事、杂志和传记不断撩拨人们的欲望，希望看到更多有关女战士的描写。女性似乎“渴望在战场上扮演某种积极角色”的观点也得到了普遍认同。维多利亚（澳大利亚）英联邦军队主要医疗官查尔斯·赖安上校的原话，收F．斯顿伯格，“战时女性的角色”，《淑女必读杂志》，1916年9月6日，页555，引自卡梅尔·舒特，“女英雄和英雄： 性神话在澳大利亚1914—1918”，收乔伊·达牟西、玛里琳·莱克（编），《性别和战争： 澳大利亚人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中》（剑桥，1995），页32。媒体渲染女性的爱枪癖。二战时，澳大利亚陆军妇女服务队澳大利亚妇女陆军服务队在1941年前的名称为澳大利亚陆军妇女服务队。年仅17岁的玛乔丽·斯蒂文斯就希望到海外服役：“我也想和敌人过招，”她恳求说，“给我杆步枪，哪怕只能干掉他们一个我就心满意足了！” （悉尼）国王十字区的琼·巴克利也说，“为什么总是让我们女人去烧饭？我要去海外，和男人并肩战斗。大家都看见了，俄国妇女都挺能打仗，澳大利亚的女人也一样能干！”均引自安·霍华德，《你会后悔的！》（悉尼，1990），页155。另见帕特丽夏·皮特曼，“列兵仇恨先生”，收梅维斯·尼科尔森（编），《妈，你在战争中做了什么？女性在二战中》（伦敦，1995），页172及维·罗宾逊，《中靶》（韦克菲尔德，1991），页44，页40及44。此外，弗洛拉·桑德斯等人的自传也表现了做战士的乐趣。佩吉·希尔二战时是英国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的一员，但她从没机会射杀敌人，但她却很想。她主动要求接受步枪训练：“我打得还挺准呢，”她回忆说，“这在我看来跟投飞镖没什么两样！而我根本就没想前面可能有人在那儿。”佩吉·希尔，“战时新娘”，收梅维斯·尼科尔森（编），《妈，你在战争中做了什么？女性在二战中》（伦敦，1995），页131。这些女性其实可以变得更好战，就像她们丈夫一样。乔伊斯·卡尔二战中在某高射炮阵地当兵，战后她承认：
我一看到火炮后就不再想杀人的问题了： 确切地说，我不是在杀德国人，我只是打下那些带着炸弹的飞机。我觉得这样挺好，真的。汤姆（她丈夫，是一名轰炸机驾驶员）惟一担心的就是看到他造成的毁灭，炸死的德国人。不过既然打仗总要有无辜的死者，不是吗？乔伊斯·卡尔，“就像威廉”，收梅维斯·尼科尔森（编），《妈，你在战争中做了什么？女性在二战中》（伦敦，1995），页112。
虚构文学也颂扬那些装备精良、英姿飒爽的女战士（在1945年一期《女孩自己的报纸》上，几名刚从英国空军妇女辅助队退役的军官就冷静地说，她们曾用枪威胁不让她们给飞机加油的人）。陆军W．约翰斯上尉，“野地战士”，《女孩自己的报纸》（1945年11月），页12。提姆·奥布赖恩讲过一名妇女（玛丽·安）到越南去见情人的故事。在越南，妇女是可以随身携带防卫武器的，例见凯瑟琳·马歇尔，《身处战区： 美国女兵越战口述实录1966—1975》（波士顿，1987）。但玛丽·安远不止是携带武器而已： 她最后竟成了一名骁勇的特种兵。她曾跟原来的情人（他在后方安全区做事）讲过战斗的乐趣：
你是不会明白的……你一天到晚躲在这里，又是铁丝网又是沙袋的，不知道外面事情的进展，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在战场上是什么感觉。有时我都想把这地方吃了，对，把越南吃了。我想吞掉这整个国家——硝烟、尸体——我想吃了它，让它在我肚子里……晚上在外站岗时，好像特别能贴近我体内的运动。能感觉到血在身体里流动，我的皮肤、指甲，所有的一切，就像全身带电，在黑暗中通体透明——几乎要烧着了——烧到虚无，什么也不剩——但这不会影响到我，因为我清楚知道自己是谁。在战场以外的其他地方，你不可能有这样的感受。提姆·奥布赖恩，《他们那代人》（纽约，1990），页121。
就像男人们体会到的一样，对女性来说，杀人也有极强的性意味，让人兴奋。在一篇题为“战机驾驶员的狂喜，1939年10月”的文章里，F．丁尼生·杰西津津乐道于一位喷火式战机驾驶员是多么漂亮地干掉了对手，并说这种壮举“让我们都很高兴”。杰西比较了战时杀戮行为和人的欲望。“爱情之所以美好，部分是因为里面有情欲纠缠”，她说，所以“战士的高贵品质”也离不开“追杀过程中体会到的狂喜，哪怕猎物是我们的同类”。F．杰西，“战机驾驶员的狂喜，1939年10月”，收其《伦敦前线： 写往美国的信，1939年9月—1940年7月》（伦敦，1940），引自詹妮·哈特利（编），《壮志依然： 女性笔下的二战》（伦敦，1995），页218。F．丁尼生·杰西应该会赞同玛格丽特·W．格里菲思斯的小说《穿军装的黑兹尔》里女主人公的怨言。小说的女主人公闷闷不乐地对弟弟说自己很不开心，因为“爸爸在陆军服役，你在空军，而我……不过是个居家的小女孩”。玛格丽特·格里菲思斯，《穿军装的黑兹尔》（伦敦，1945），页8。省略号为原文所有。黑兹尔一定会同意女诗人罗兹·麦考利的哀叹，如果她能读到这首诗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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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瞧你多幸运，
一身血，一身泥。罗兹·麦考利，“许多姐妹给许多兄弟的”。
女性的战时角色
尽管希望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女性在战争中的行为仍旧算不上暴力。即便如此，传统的非战斗角色仍会遇到反对意见（反对最激烈的是像薇拉·布黎顿的父母那样的中产阶级）。薇拉·布黎顿，《年轻的证言》，1930年首版（伦敦，1960），页156。上世纪90年代初，曾有人就她们在二战中的从军经历访问了706名退伍女兵，41%说曾有近亲反对她们参军，只有半数的人说她们最亲密的男性朋友支持她们的选择（而亲密女友支持的占80%）。邓南·坎贝尔，“二战女兵”，《部队和社会》，16卷2期（1990年冬季），页254。女性的战争经历仍主要是试图说服男性战友，牺牲沙场要比被人奸污好得多，其次就是向他们的心理（包括真正的）铠甲施压。托马斯·提普雷迪，《火山口的猫和其他前线琐忆》（伦敦，1917），页63。正如弗吉尼亚·吴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1929）里所说，女性是一面镜子，“男性在镜中的影像是实际的两倍。没有这面镜子……一切战争的荣耀都将不复存在。”她还写到，这样的镜子“对一切残忍或英勇的行为都是必须的”。弗吉尼亚·吴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1929年首版（哈蒙茨沃思，1945），页31。
但有的女性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要比男性大。在1944年3月10日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宁愿派到前线的30万非战斗人员是未婚女性，而不是年轻父亲。乔治·盖洛普，《盖洛普民意测验》，卷1（纽约，1972），页435。类似的，有人曾对驻在塞班岛和瓦胡岛的美军护士做过调查，结果发现她们绝大多数都认为有必要安排女性医务人员在前线。德斯蒙德·威尔逊、杰西·霍拉克，“军旅经历作为决定退伍士兵态度的一个因素”，收《为志愿部队总统委员会准备的报告》（华盛顿特区，1970），卷2，第3部分，研究7，引自邓南·坎贝尔，“二战女兵”，《部队和社会》，16卷2期（1990年冬季），页264。作为医务人员，女护士无须装备武器（除非直接受到攻击），这和她们的男性同事是一样的。除了护理伤兵，女性非战斗人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可以在工厂、农场干活，收庄稼，照顾休假的士兵，等等。她们也是参了军的。一战时，约有8000名女兵在英军服役。美军有25000多名女兵被派往海外战场。二战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要求女性服兵役的战争。于是，英军中女兵的比例从1940年12月时的2.3%（66900人）一度攀升到1943年12月的9.2%（449100人），战争结束时回落到8%（415800人）。南希·戈德曼、理查德·斯泰兹，“英国和世界大战”，收戈德曼（编），《女兵——战士还是非战士？历史情况和当代视角》（康涅狄格，1982），页26及31。上述数字包括一战时的英国陆军妇女辅助队、英国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和英国皇家空军妇女队，以及二战时的英国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英国空军妇女辅助队和本土防卫后备队。二战中，澳军有约40000名女兵服役。美军1939至1945年间的三军估计数字超过350000人，其中越南的女兵人数在7500到15000之间。琳达·迪凡特、琼·法黎（编），《战争梦、和平梦： 越战女性文丛》（纽约，1991），页ⅩⅤⅡ；凯瑟琳·马歇尔，《身处战区： 美国女兵越战口述实录1966—1975》（波士顿，1987），页4；卡罗尔·米瑟斯，“战斗中失踪： 在越南的女战士”，《文化评论》，3期（1986年春季），页79。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女性在三军中的比例是不同的。空军中女性比例要高些，部分是因为空战在“道德”上较说得过去，但更多是因为在空军，勤务兵对战斗人员的比例是全军最高的。有人估计，空军中约76%的工作属“非战斗”性质，陆军和海军的相应数字为50%和38%： 乔治·奎斯特，“问题”，收南希·戈德曼（编），《女兵——战士还是非战士？历史情况和当代视角》（康涅狄格，1982），页222。另见M．卡索尔，“女性在部队中的角色”，《澳大利亚防务研究杂志》，2卷2期（1978年11月），页116。除个别例外（如“特别行动执行部”就曾送50名女兵进入被占法国），女性还是没有被当作“战士”。其实很难界定什么是“战斗”的角色。例如牧师和医务人员是穿军服的，却受法律保护免于战斗；再如高射炮手虽然攻击敌人，自己却（几乎）没有危险；还有的人对敌发起进攻，自己也可能成为直接攻击目标，或是远距离的（如炮兵和在许多空战中）或是近距离的（如步兵）。这方面的讨论，见休·史密斯，“出于道德原因抗拒某些战争： 澳大利亚在越战中，1965—1972”，《战争与社会》，8卷1期（1990年5月），页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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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们认为恳求即将开赴战场的男兵“杀那些狗娘养的”约翰·默瑟，《话筒靶子》（刘易斯，1990），页13及爱德华·默罗，《我们从伦敦向您播音》（伦敦，1941），页116书中的女人也是。、甚至爱听男兵杀了多少敌人的故事齐格弗里德·萨松，《1915—1918年日记》，鲁珀特·哈特戴维斯编（伦敦，1983），页175，1917年6月19日条。，和本身希望去杀人是不一样的。本章开头所引诗中批评因为“性”把女性排除在战斗以外的诗人诺拉·邦弗德，参与了更大范围的关于战地女性在战争中地位问题的讨论。女性可不可以使用武器？一般而言，女性比男性温和（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民意调查一直表明，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女性没有男性爱用暴力），邓南·坎贝尔，“二战女兵”，《部队和社会》，16卷2期（1990年冬季），页264及南希·加拉赫，“民众对于使用武力态度的性别差异”，收鲁思·豪斯、迈克尔·斯蒂文森（编），《女性和使用武力》（博耳德，1993），页23—37。 但这一点上一定要进行审慎的分析。邓南·坎贝尔访问了706名二战退伍女兵（221人是护士，其余的人在其他部门工作），发现四分之一的人认为应当允许女性上阵冲锋。三分之一的护士、一半的非护士认为女性不应打仗，另有志愿兵、三分之一的护士和五分之一的非护士对此不置可否。老兵组织的成员最赞成女性进入战斗部队，这不奇怪。邓南·坎贝尔，“二战女兵”，《部队和社会》，16卷2期（1990年冬季），页264。如果再注意到坎贝尔采访的是退伍近半个世纪的女兵，这些支持女性成为战士的数字就显得相当高了。
有历史学家一般把这视作反对打破性别界限的论据。马里兰大学和美国陆军研究所的三位研究人员调阅了二战时的一次调查和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调查，得出反对女性参战的观点在当时有普遍的认同。戴维·R．西格尔、诺拉·斯科特·金泽和约翰·C．沃尔菲尔在这篇发表于《性别角色》（1977）杂志的文章中，仔细审视了英国1941年11月举行的一次调查，要求受访者回答是否同意女性成为战士。反对的有65%，支持的25%，其余的人没做表态。当然，这些数字也可以反过来读，即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是赞成妇女参战或倾向于这样的，不然不会有未置可否的情况出现： 他们至少没有明确反对妇女上阵。这三位研究者征引的第二份调查是32年后在美国底特律地区做出的，调查要求受访的576名成人回答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如果非得有人上阵杀敌，那应是男性而不是女性”的表述。四分之三的受访民众表示赞同或非常赞同这句话。当然，这也可以反过来看，即四分之一的受访者不认为男性应理所当然地出战。此外，这一回答没法体现如出现男性兵源枯竭或外敌入侵时人们对女性参战的态度。他们征引的第三个调查是1974年对724名美国陆军人员作出的。约六成士兵觉得女性不应上前线；约半数的人认为女性即使经过训练也不适于上阵；半数多的人认为如果把女性分到战斗部队，那战斗力一定会下降。四分之三的人觉得女性不应当步兵。同样，反过来判读这些数据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约四成人认为女性应该上前线，约半数的人认为女性会在前线大显身手，且不会减弱（甚或会加强）部队的战斗力。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有四分之三的人认为女性不应加入步兵战斗部队，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把她们排除在外是因为其女性特质。这样认为是因为一般观念认为女性的体能和耐力不如男性。戴维·西格尔、诺拉·金泽、约翰·沃尔菲尔，“公民权的概念和对女性参战的态度”，《性别角色》，3卷5期（1977），页471—473。不论如何解读，这些调查结果都不能得出应为女性上阵设置障碍的结论。
女性战士？
女性一旦杀人，有两个互相独立的理由可做解释： 一是意淫混乱，二是母性本能。弗洛拉·桑德斯应属于第一类，因为她书里的第一句就说自己一直想做个男孩。弗洛拉·桑德斯，《女兵自传： 与塞军历险简记，1916—1919》（伦敦，1927），页9。19世纪末已有人钩摹出女同性恋的病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对性学的兴趣日益浓厚（尤其对性倒错过分关注）。尽管这样，桑德斯说这话时没有任何的窘迫。她谈起和两性交往时同样的兴高采烈，也没有刻意强调自己最后是和一名俄国中士结的婚。她想当男孩；她参了军；她和心爱的男人结了婚： 桑德斯似乎觉得自己的人生轨迹并不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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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涂上“男性色彩”不止桑德斯一个人。提姆·奥布赖恩在他关于特种部队女杀手的记述中，提到玛丽·安在开始扛枪、扔手雷后身材发生了变化。她的身体“有点不像自己的了——原先柔软的地方现在变得太硬，太厚实……声音似乎也变了，声调低了许多。”提姆·奥布赖恩，《他们那代人》（纽约，1990），页101。战斗在身体和性格上留痕的例子二战中也有。1945年时，梅根·卢埃林·麦卡姆利（英国本土防卫后备队的积极成员，自己说最恨针线活）回忆起所在部队中女兵南希·布朗的故事。列兵布朗，单身，来自格拉斯哥的贫民窟，家里已经没有人了。传统上女性在军队里的活计她是做不了了，因为对家务她“一窍不通”。布朗生就一副好身板，大大咧咧的，于是只能铲煤、挖沟。她“喜欢和男人一块干活，没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适应。她是他们的‘伴儿’，但这样说没有任何性的意味在里头，”麦卡姆利说。列兵布朗很快就厌烦了铲子，没告假就走了，从此再没人见到过她。一天，麦卡姆利去电影院，当认出屏幕上“英勇的游击战士”就是布朗时不禁大吃一惊。她心底一阵骄傲，脸也红了，自此知道布朗“必须生活在危险中，这我们都做不了，本土防卫后备队也没法满足他。”麦卡姆利真想大声说：“那是我的姐妹啊，是后备队的一员！”梅根·麦卡姆利，“无假缺勤”，收《“不值班”： 军人的诗行和故事选——（英语演讲协会）战争服务妇女俱乐部成员作于切斯特斯坦利宫》（切斯特，1945），页44—46。 麦卡姆利急促的叙述很多论者可能不喜欢，也正是这些论者看不惯列兵布朗这样不会做家务的女人。实际也是，越来越多的人把这种“男人婆”说成是变态，是同性恋，“只有法国大革命才熏陶得出来的怪物”。威廉·福斯、塞西尔·吉拉提，《西班牙角斗场》（伦敦，1938），页304。另见玛格丽特·格里菲思斯，《穿军装的黑兹尔》（伦敦，1945），页95及伊迪丝·肖克劳斯，“摇篮的手”，收肯尼思·布赖恩特、莱亚尔·威尔克斯（编），《我会打吗？》（牛津，1938），页94。
女兵的支持者自然要反对这种粗俗的指称，这样的成见不仅无利于士气（它会让本土防卫后备队的女兵忙于关注自己的女人味或生殖力，从而会影响战斗效率），而且会影响征兵。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94—95。他建议部队开设基本卫生课，这样女兵就可以宽心了，知道其他人也会在服役期间怀孕（“以表明绝育不是战斗的当然组成部分”）。妇女部队的女发言人总是一再强调她们对传统女性价值观的认同： 部队不会把她们“男性化”，反会重申其女性特质。海伦·格温·沃恩夫人1941年被免去本土防卫后备队总管的职务，就是过于直白地认同“男性”价值观会得到什么下场的最好例证。表面上看，沃恩是因为年龄原因离职的（她已经六十多了），但她的继任者莱斯利·惠特利夫人却有着不同的说法。据她说，沃恩之所以逐渐不受欢迎，是因为“她浸渍了太多的军队精神，以至想不通为何不把女性当做男性对待”。而她自己的观点正好相反：“我们首先是女人，应不顾一切保持女人的品质。”在这一点上，惠特利甚至有点走极端： 她在自传（1949年出版）中反复说自己不会使步枪，且再三跟读者说，自己“对手枪有很大的戒心”。莱斯利·惠特利夫人，《幸存的想法》（伦敦，1949），页20。
女性部队的“女人味”也在其他宣传家的嘴边提及。J．B．普里斯特利等作家就曾受人之托，撰文反驳女兵会被“去女性化”的说法。在《英国女性走上战场》（1943）中，他反复强调摸枪弄炮的女人自有其韵味。他告诉读者，在英国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中服役的女子在鱼雷快艇上操作机枪时都戴着“非常女性化、非常漂亮、别致的”帽子。他的原话是：
这也是我们这个奇怪时代的一大诱人讽刺了，一位皮肤白皙、若有所思的少女，那神态好像在痴视着春天树林里的丛丛圆叶风铃草，谁曾想她正在为一次危险行动作准备，正要在敌船的舷侧炸开一个大洞，把船上数百人送上西天。J．普里斯特利，《英国女性走上战场》（伦敦，1943），页24。
罗伯特·威廉森在为妇女志愿预备役辩护时一语点破： 这些女性“把对家庭生活的爱好带上了火线”。她们既不是“一群亚马孙女战士”，也并不“古怪”。罗伯特·威廉森，“女性动员”，日期不详（二战）。他指的是妇女志愿预备役。
有一种看法更合女兵心意。它没有含沙射影，说女战士“其实不是”女人，而是指出，正是因为她们极具女性气质才杀得了人。虽然不时被人嘲讽，常是别人害怕的对象，女战士作为一个整体还是有着很高的社会声望。几乎没有人怀疑，女性在为了保护丈夫、情人和孩子时是不惜去杀人的。和平主义者认为女性下不了手，因为她们有母性。同样，在解释她们为什么能下得了手时，也要回到她们的母性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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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女性在保护弱者时会显现出进攻欲的观点，大多源于当代心理学，尤其是本能学说。该理论认为，男性之所以敢去杀人是因为他们有“杀手”或好战本能，而这是在若干世纪的战斗中进化得来的。在这个层面上，本能学说让论者可以轻松解释战斗为何要把女性排除在外： 因为进化的原因，女性根本不具备这一本能，威廉·麦克杜果说。威廉·麦克杜果，《社会心理学入门》，9版（伦敦，1915），页59。克莱德·B．穆尔在“战争的心理学方面”（1916）中持相同观点，他指出自古以来就是男人在打猎、争斗，而不是女人。不仅人是这样，“高等动物”亦然，如水牛、野马、驯鹿和猿猴。因为缺少这种本能，所以女性比男性矮小，不如男性强壮。克莱德·穆尔，“战争的心理学方面”，《教学法研讨会： 季刊》，23卷（1916），页141—142。但他们有一点自相矛盾，那就是女性虽然没有“杀手本能”，却另有本事可以助她们杀敌——母性本能。随军当牧师、同时也是业余心理学家的W．N．麦克斯韦尔在一战刚结束时就认识到，许多女性本可以上阵杀敌，“因为她们有母性在，有一种保护人的冲动，有一股柔情，一看到伤员或听到暴行，这种本能就会被激发”。W．麦克斯韦尔，《心理学角度回顾一战》（伦敦，1923），页49。“原始的穴居女人”在受刺激后是会去拼杀的，麦克斯韦尔说。本土防卫后备队的海伦·格温·沃恩夫人非常支持这种观点，她说与男人相比，女性虽然更可能“止于伤害别人”，可一旦必须保护自己或孩子，或有弱者处于危险中时，那这种不情愿就会立刻消失。海伦·沃恩夫人，《从军》（伦敦，1941），页138。
这种好斗的女性特质反映在女兵杀人上，会有种独特的“风格”。在这点上，文学叙述特别到位。在弗雷德里克·塞德莱尔·布瑞亚坦上尉的小说《步枪加刺刀： 布尔战争纪事》（1900）中，几位勇武的男子和一位叫艾琳的羞怯女子被围困在一个小木屋里。他们中一个人给了艾琳一杆枪，转眼间就有一堆非死即伤的布尔人“挡住了通向这座家常英式花园的道路”。其中一名叫弗兰克·拉塞尔的男子“声嘶力竭地”为之辩解，说“杀了这么多人固然不好”，但“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更何况我们是为正义而战”。血战之后，艾琳在压力之下突然垮了，昏了过去，嘴里嚅嗫着“我再也不想听他们的呻吟了！”在她缓过来之前，作者插进了一段关于女性和战斗的讨论，提醒读者让一个“易受惊吓、温文尔雅的女子去摆弄步枪，还要用它去杀人”，自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布瑞亚坦指出
这么一场恶战，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力气啊，她竟然挺了下来。但战斗一结束……她见到了伤者，听到了他们的哀号。眼前的悲惨景象和平日里听不到的哀吟，让她一时不知所措，昏了过去。
小说中的人物在对布尔人大开杀戒时可没有心慈手软。但女性的敏感并不能盖住她们胆小的事实。后来，有感于父亲和那两名英国男子的“大无畏精神”，艾琳拒绝了布尔人为她提供的安全通道，而是选择了继续战斗（“和许多布尔人算总账”）。陆军弗雷德里克·布瑞亚坦上尉，《步枪加刺刀： 布尔战争纪事》（伦敦，1900），页196—197及206。这样，艾琳就成了英国女性的代表： 在殊死战斗中，她既有男人的勇敢，论敏感也不比任何“真正”英国女人差。
这一理论更深的一层在于，男人打仗是因为意识形态（弗兰克·拉塞尔所谓的“光荣事业”），女性拿起武器是因为不能忍受和她们信仰的男性分开（艾琳就不愿离开她的父亲）。玛格丽特·格里菲思斯，《穿军装的黑兹尔》（伦敦，1945），页94。西班牙内战中，女战士被认为是男性意识形态的延展，不过是给“实战部队做个表率”，是“用来宣传的，制造几个女英雄，煽动战士的复仇欲”，这是支持佛朗哥的威廉·福斯和塞西尔·吉拉提在《西班牙角斗场》（1938）里的话。威廉·福斯、塞西尔·吉拉提，《西班牙角斗场》（伦敦，1938），页304。连反对佛朗哥的女权主义者伊迪丝·肖克劳斯也服膺这种解释，并认为论者应勇敢地去面对女性的心理。肖克劳斯哀悼在西班牙内战中牺牲的一名女性和她的男友，并质问如果她的爱人留在国内，那她还会不会“因为原则”主动要求上前线。伊迪丝·肖克劳斯，“摇篮的手”，收肯尼思·布赖恩特、莱亚尔·威尔克斯（编），《我会打吗？》（牛津，1938），页94。下面我们会看到，正是因为女性愿意为情人、丈夫和孩子殊死战斗，她们才成就了令人生畏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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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家园”
在20世纪，女性拿枪上阵只是在革命或大规模侵略时才出现。既然英、美、澳三国都未曾受过这种冲击，也就没有必要由女性来全身卫国了。战场上虽没有她们的身影，但现代科技正日益缩小弹坑和近郊的距离，且速度越来越快，以至和平主义者如A．贝尔登教士1935年时要告诫妇女国际和平运动的成员，（考虑到现代军事冲突的技术发展）女性上阵打仗只是一个时间问题。H．谢泼德，《说“不”： 普通人的反战手册》（伦敦，1935），页81。二战爆发前夕，年轻的牛津学者伊迪丝·肖克劳斯也说，西班牙和中国的战事已经充分证实，到了把所谓保护妻儿的“罗曼蒂克屁话”扔到窗外去的时候了。在西班牙和俄国，女性已经在和男人并肩作战了。如果敌人选择把身强体壮的人，不论男女，都送上战场的话，那英国政府也一定会照做。伊迪丝·肖克劳斯，“摇篮的手”，收肯尼思·布赖恩特、莱亚尔·威尔克斯（编），《我会打吗？》（牛津，1938），页84。
在世界大战的许多时期，外敌入侵分明是可能的。且如果要为女性上阵辩护的话，民防是当然的理由。许多论者都注意到这一点，有时不免唏嘘一番。在澳大利亚，广受民众欢迎的爱国英雄伊恩·艾德里斯在他的《游击战术》（1942）中就理论到，如发生外敌入侵，那能否把女性武装起来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他还提醒读者，“不是……只有巨人才能打游击”。伊恩·艾德里斯，《游击战术》（悉尼，1942），页14。在英国，枢密院长约翰·安德森爵士在1942年3月24日的议会讲话中总结了民众的一般意见：
如果有人入侵我们的国家，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只想着一条： 那就是把侵略者赶出去或者把他们就地消灭。每一个人都会尽其所能实现这一目的……从政府这方面讲，我们一直希望英伦三岛的人民能够团结起来，共同抵御来犯的敌人，希望每一个公民都能以能想到的任何方式来延缓或阻止敌人的进攻，并将这视作你们的职责所在。约翰·安德森爵士（枢密院长），《英国议会议事录》，1942年3月24日，5辑，378卷，1812—1812行。
或者用本土防卫后备队总管1941年的话，打仗是男人的事，“但他们要是不在，女人还是挑起这副担子为好，不然男人们的事业就会衰败”。海伦·沃恩夫人，《从军》（伦敦，1941），页138。
这就是需要女人上阵打仗的原因——好保家卫国。在战争的实际中，由庄园女主人教男女雇工如何射击也是常事。戴维·兰姆珀，《最后的壕沟》（伦敦，1968），页6。无数妇女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以打造一个随时能够投入战斗的“大后方”。一战时在澳大利亚，其本土志愿军就对成员进行了培训，使她们成为“合格的枪手和士兵”。然后每个州都有妇女兵团，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卡梅尔·舒特，“女英雄和英雄： 性神话在澳大利亚1914—1918”，收乔伊·达牟西、玛里琳·莱克（编），《性别和战争： 澳大利亚人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中》（剑桥，1995），页32及克莱尔·斯蒂文森、奥纳·达林（编），《空军妇女辅助队手册》（悉尼，1984），页83。来自多伦多的例子，见巴巴拉·威尔逊（编），《安大略和一战1914—1918： 文件集》（多伦多，1977），页ⅩⅩⅩⅥ—ⅩⅩⅩⅩⅧ及《环球》，1915年7月30日，8月2日、27日，页6。一战中的英国因为基钦纳勋爵和罗伯兹勋爵（妇女步枪协会主席）的强力支持，成立了妇女防卫救援队。这支救援队包括两部分： 让女性接替男性工作以把男性解放出来的“民事部分”和对入伍女兵进行操练、行军、收发信号及户外侦察等训练并教她们使用武器的“半军事或优秀国民部分”。后一部分的每名成员都被要求不仅要自保，还要尽力保护“自己的亲人”。道森·斯科特夫人（编），《妇女防卫救援队官方手册》，3版（增补版）（米德尔塞克斯郡，1915），页11及15。二战时也有类似的例子，那是在伦敦德里女侯爵领导下的妇女志愿预备役，它在当时十分受欢迎。在预备役中，他们鼓励（虽不强制）女性练习射击，否则是无法驱逐入侵者的。查尔斯·亨德森夫人，“妇女志愿预备役”，未注明日期，单页纸。她是农村支部秘书。另见罗伯特·威廉森，“女性动员”，日期不详（二战）。
在既成的（男性）本土防务部队中，女性就没那么成功了。二战爆发前，地方防务志愿军（地方军的前身）一方面请了女能人来训练男兵射击，另一方面却不愿吸收女性加入。1930年时，她们受够了。其中50人（包括比斯利步枪靶场1930年国王奖得主、女汽车司机组织的玛乔丽·E．福斯特）组建了亚马孙防卫队，要地方防务志愿军招收女兵。她们呼吁所有女兵都应接受轻型火器的训练，且给自己规定了目标，要让所有的女性都有一种“尽一切可能抵抗侵略者的精神”。引自戴维·兰姆珀，《最后的壕沟》（伦敦，1968），页5—6。军方没有接受这一点，所以在1941年10月时，当战争部再次拒绝了扩大女性在地方军中的角色、使之不仅局限于厨娘、护士、司机、电话接线员的要求时，她们组建了妇女本土卫队，以教授女性一系列军事技能，包括开枪和扔弹。用创办者之一、工党议员伊迪丝·萨默斯基尔博士的话说就是，
在法国陷落后，我突然觉得自己与形势不太相称： 丈夫在军中，孩子被转移了，而我连一点自保能力都没有。试想，要是真到了政府下令全民抵抗的那一天该怎么办呢？伊迪丝·萨默斯基尔，《女人的世界》（伦敦，1967），页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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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妇女武装的理由之一是没有足够的武器弹药，这条站不住脚： 因为“假使有男性地方军士兵倒下了，那一定是谁靠他最近就拿起武器继续战斗，不管这人是男是女”。妇女本土卫队对希特勒不抱幻想，不指望他“会体谅对手的性别”，因为希特勒“在毒气室里从不问男女”。伊迪丝·萨默斯基尔，《女人的世界》（伦敦，1967），页73。有数千妇女相信了她们的宣传。截至1943年2月，卫队已聚集了20000人，分布在全英的250支部队。薇拉·杜伊，《英国的女儿》（牛津，1949），页47及弗兰克·桑德森爵士，收《英国议会议事录》，5辑，1942年10月13日，383卷，1467行。
地方军不愿招收女兵，但经过妇女本土卫队和皇家联合勤务学院的不懈努力，再加上诺克斯夫人和萨默斯基尔博士等人的不断游说，其立场终于有所松动，且至少有一支部队被说服了。《地方军全书》（1942）说：
为什么不（训练妇女）呢？她们从未让祖国失望过，很多还经受过最猛烈战火的考验……想象妇女不能或不愿打仗，简直是愚蠢至极。在俄国，在西班牙，在世界其他地方，她们不都在作战吗？在这场战争中，她们也当然有权出力。而且我敢保证，她们很多人也会出力，英国女性论勇猛不会输给任何人。
据《全书》说，国际上关于不得武装平民妇女的禁令是在“文明战争”的情境下制订的，因此在反对纳粹战争中没有意义。女性不能（也不会）坐视家园被侵略者糟蹋。男女两性都会不约而同地接受“不饶人，也不告饶”的箴言。安德鲁·埃利奥特、“J．B”、“科学工作者”，《地方军全书》（伦敦，1942），页71—73。
既然地方军内部有这样鲜明的支持，有部队的确给妇女安排了战斗训练就不足为奇了。总指挥部西区指挥陆军M．詹金斯少校致总司令部地方军G．沃克少校的信，1942年12月17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401。1942年12月14日，《每日邮报》透露说在弗林特郡霍利韦尔，有20名女性空袭警报哨正在接受手雷、步枪和斯特恩式轻机枪的训练。《每日邮报》，1942年12月14日。战争部在知悉后无比惊愕： 他们虽允许女性担任文书、话务员、厨娘、侍者、司机等公职，但仍坚决反对妇女扮演任何战斗角色。战争部在1943年4月15日印发的一份紧急备忘录中严禁教妇女使用武器。战争部，“紧急备忘录： 关于雇佣妇女支援地方军”，1943年4月15日，页1，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401。一位军官解释说： 妇女可以“给步枪去污或者擦拭轻武器，但就是不能用它们”。薇拉·杜伊，《英国的女儿》（牛津，1949），页47。她们可以“登记备案”，却不是地方军“征募”的人员，除了一枚塑制徽章外，也没有任何统一的着装，而且比例也不得超过男兵的5%。尽管限制很多，不到一年，她们还是争取到了地方军支援部队的名号，且迅速吸引了30000多人加盟。薇拉·杜伊，《英国的女儿》（牛津，1949），页47。
在后方，英、美、澳都认识到有一个岗位可以用得上女性，那就是高射炮台。高射炮组的主要任务是远程瞄准、射击、摧毁敌机。在多数国家，妇女只是做其中的第一步： 只有美军系统教授女性如何开炮。1942年底，美军将女性完全整合到它的高射炮部队，以保卫华盛顿不受任何袭击。这一实验（因怕国会否决，是秘密进行的）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它高效完成了对妇女的培训，使她们可以开炮及协调进攻。乔治·奎斯特，“问题”，收南希·戈德曼（编），《女兵——战士还是非战士？历史情况和当代视角》（康涅狄格，1982），页220—221。当然，因为北美没有受到攻击，所以这没有受过实战检验。另见马蒂·特雷德韦尔，《美军在二战中： 特殊研究： 妇女陆军队》（华盛顿特区，1954），页301—303。
在英国，女性在（既有男兵也有女兵的）“混编炮组”工作，负责测距和协调进攻。她们堪称“炮眼”。薇拉·杜伊，《英国的女儿》（牛津，1949），页41。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与西线炮兵部队的（男性）测距员没什么不同，都可以算做战士。在英国，在高射炮和探照灯部队使用女性的想法始于1939年10月，当时陆军上将弗雷德里克·派尔爵士任高射炮部队总司令，即使这样也等了一年半才得到战争部的最后批准。混编炮组第一次开火是在1941年11月1日，一周后，女性终于第一次协助“完成了一次大捷”。陆军M．米灵顿少校，“女炮手”，收《中靶： 高射炮指挥的伟大故事： 官方纪念品》（伦敦，1955），页41—42。新闻界误报说早在1941年9月就有混编炮组投入战斗。到1942年，在高射炮部队服役的女性已经超过了男兵；在一年内，60000名英国妇女被分到了这些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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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编高射炮组虽然取得了成功，却并没有立刻被正规部队接纳。高射炮部队的M．S．F．米灵顿少校原先以为那里的女兵情绪可能会不稳，但他仍然记得“高射炮部队中的本土防卫后备队员在战争期间仅有的几次落泪，不是因为未能‘命中目标’就是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让她们打炮”。至今说起这一点，他还唏嘘不已。同上书，页42。另见维·罗宾逊，《中靶》（韦克菲尔德，1991），页2及29。一名驻英格兰的炮兵连指挥官也承认，最初让他管理一支混编炮组的时候，他“老大不愿意”。因为此前他只带过男兵，而且“特爽”，所以希望重新任命（但没成功）。指挥混编炮组的实际经验让他终于认识到自己原先的短视和偏见。他告诫同事不要把女性高射炮兵当作“音乐喜剧中的‘女兵’”： 你要是这么待她，她也就那样了。回首往事，他承认自己“从没像现在这么高兴过……我手下的这帮兵太棒了”。“J. W. N”，“混编炮组”，1942年，页3及7—8，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另见薇拉·杜伊，《英国的女儿》（牛津，1949），页41；伊迪丝·萨默斯基尔，《女人的世界》（伦敦，1967），页76；马蒂·特雷德韦尔，《美军在二战中： 特殊研究： 妇女陆军队》（华盛顿特区，1954），页191。
海岸炮兵部队——它直接面对敌人进攻的危险要大一些——就是另一回事了。澳大利亚漫长的海岸线使得用妇女保卫海疆几乎没遇到什么阻力，且给她们配备了303毫米口径的步枪，枪上有刺刀，还鼓励她们练习枪法。安·霍华德，《你会后悔的！》（悉尼，1990），页133—134。英国当局没这么有信心，二战时没有让女性进海岸炮兵部队。原因有三： 如有人进犯，那她们就有卷入战争的危险；妇女的数量无法满足高射炮部队的需要；在边远炮组安排单独住宿有困难。但50年代的人手短缺为克服这些困难提供了动机。大家意识到，海岸炮兵的责任和英国皇家陆军妇女队（属于本土防卫义勇军）已经在做的区域管辖、向海防御、防空演练、混编炮组等没太大的差别。受过海岸火炮训练的皇家陆军妇女队（本土防卫义勇军）成员可以操作高射炮，因为原理基本是一样的。当局也承认，男女混编的困难也被夸大了。此外，耳熟能详的总体战论点也有人提及： 所有人，不论军民，都可能置身实战。现代战事的这一动向也应在军方政策中有所反映。让女性和男兵一同作战，不仅不是征兵的抑制因素，反而对本土防卫义勇军的招募有很大的刺激（不清楚的是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抑或是两方都愿意混编）。“陆军委员会的执行局： 英国皇家陆军妇女队（本土防卫义勇军）受雇于海岸炮兵部队”，1950年10月5日，页1—2，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4100。这样使得女性被史无前例地雇作海岸炮兵部队的测距员。
决 战 海 外
高射炮组和海岸炮兵都完全是为了保家卫国。至于或会被派驻海外的正规部队是否应该允许女性加盟，就见仁见智了。在二战中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是惟一正式教导女兵使用武器的部门。陆军妇女队美国陆军妇女队在1943年9月改名为美国陆军妇女辅助队。的成员虽属于非战斗人员，且直到1975年才正式允许其进行武器训练，但她们私下进行的训练倒也一直没被禁止。战争部对此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报界捅出来，才发生了陆军妇女队顾问所谓的“严重的公关失误”。人们就问了： 是不是缺人啊，不然怎么会要妇女去打仗？陆军妇女队是不是闲着啊，不然怎么会有时间练步枪？她们这样是不是浪费军队资源啊？是不是不尊重造弹工人的劳动啊？陆军妇女队负责人（得克萨斯州厉害的女商人，奥维塔·卡尔普·霍比上校因此签署命令，禁止陆军妇女队任何人员携带、练习或使用武器（及其仿制品）。这立刻就产生了问题： 空军的女教官一直是用枪形训练器械的；陆军妇女队的财务官员一定是要带枪的，或者是一定要有枪在手头；负责通信事物的女兵（按规定）是要在电码室放把枪备用的；海外行动禁止出动任何不带任何武器的车辆，等等。霍比不得不收回成命，规定在“任务合适、无须战斗且执行任务的女兵受过适当训练”的情况下允许持枪。但陆军服务部队的人事主管推翻了她的决定，这位人事主管坚持认为妇女不应接受怎样使用武器的训练。霍比在调到陆军总参谋部后仍坚持斗争，争取在妇女持枪的禁令上有一些例外，不是一概而论。该部门起草了一个公告，指示指挥官可以准许具体、个别的女性携带枪支。但陆军妇女队的官方记录却写着“该授权被许多战地指挥官滥用，因此陆军总参谋部后来将其收回”。总参谋部还批评战地司令部有鼓励“陆军妇女队全体成员熟悉、使用武器及军火”之嫌。马蒂·特雷德韦尔，《美军在二战中： 特殊研究： 妇女陆军队》（华盛顿特区，1954），页337及552—553。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妇女武装服务部队整编法案，禁止女兵领受战斗任务。
第十部分：木兰从军木兰从军 12
类似的紧张关系在澳大利亚军队里也存在。1942年，军训局局长通知澳大利亚妇女陆军服务队，不许她们学习使用武器。只有可能受到进攻或破坏部队的成员才能学习使用武器，且也只能用于自卫的目的。高射炮和探照灯部队的女兵可以带枪，但只能是310毫米口径的步枪，而不能是较重的303毫米口径步枪。对站岗女兵要严加观察，（一份官方报告说）“个性不适合做这种事的人”应“即刻遣返，这不影响其服役记录”。但战争一结束，澳大利亚妇女陆军服务队员就没有机会学习使用武器了，以前的武器也都上缴了。“影响陆军妇女服务的事务一览”，人事行政参谋主任助理编，1947年8月，页293及“澳大利亚陆军妇女服务史”，1947年1月7日，页76，收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54，88/1/1（2）。
上述争论表明，问题不在于高射炮或其他远程、遥感武器的操作，而在于便携武器的使用。1949年，战争部重又讨论这个问题，并把结果写到了一份叫《女兵在战争中的防御角色》的文件里。他们认为，打仗是士兵的天职，（除小型非战斗部队外）所有军人都应当学习使用武器。随着女性全面融入部队，武器训练变得异常敏感。是不是海陆空三军女兵都要享受和男兵同等的待遇？报告还提到，与一般人想象的不同，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女兵学习使用武器。在过去，这只是一个政策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
军方也考虑了反对女兵持枪的理由。第一，女兵携带枪支难以得到公众的认同。男性士兵和装备精良的女兵打交道“会觉得有些格格不入”。他们一再强调，不应把女性放到男兵“无法保护的地位”。部队本来就缺人手，要是让女兵拿枪，那征兵工作就会受到进一步的影响。不光现在和潜在的女兵队成员会反对，就连他们的父母也不会同意。他们还考虑了钱的问题，一方面女兵用枪的机会极少，另一方面给她们提供武器对财政和时间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最后，军方还担心如教会妇女用枪，那她们会“失去女性在没枪情况下的必要保护措施，这只会受到对手的欢迎”。
在英国皇家陆军妇女队，有很多呼声要求对妇女进行武装。她们提出至少有国家（当时的苏联）已经这么做了。女性有自卫的权利： 军方要是把她们安排到危险的地方，就应当教导她们怎么使用武器、保护自己。这在亚洲尤其重要，因为那里的人经常不顾“习俗和对女性应有的尊重”，这使得“多数女性宁愿被杀也不愿被强奸”，1949年一份报告有根据地说。最后一点，现代战争的推进速度表明，没有任何行动区域可以免于攻击。
这份文件结尾说，既然妇女队是战斗部队的一部分，那其成员就不应被剥夺自卫的权利。在战时，皇家陆军妇女队成员一直要坚守岗位，直至条件恶化或敌人逼近以致无法坚守才开始撤退。要是已经无路可退，就要允许她们尽力防守，谁在此前学过使用武器，就会发枪给她们。和男兵不同的是，部队不会强迫女兵携带武器或者受训，即使发放个人武器也只是用于防守（而不是进攻）的目的。“女兵在战争中的防御角色”，1949年，页1—3，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3689。
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的情况稍有不同。其成员不是战士，所以就给妇女武装出了个难题。该队担心，如果教给她们怎样使用个人武器，那一旦被俘，其本应享有的特殊待遇可能就会丧失。陆军军医服务队的总干事就警告过地方指挥官，如在不得已时允许妇女武装，那就应为增大其被射杀的可能负责，而在被杀害前她们是否被强奸还很难说。他建议，就武器的发放和使用来说，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英国皇家陆军牙医队和英国亚历山德拉王后皇家海军护理队的女兵不宜和男兵一样对待。因为这些部队的女兵“忙于为患者提供专业医疗服务”，应把她们视作“和患者是一类”，同样应受到男性医务人员的保护，而他们在危急时刻是可以持枪的，这样才能自卫及保护患者。这名总干事说话很直： 比如，既然皇家陆军军医队的男医生可以用武力保护患者，“那我们可以认定在（紧急）关头，军医队的女性医护人员会和患者一样处于其保护范围内”。因此，“女医生或牙医在医院或专业服务的过程中就不会遇到需要携带或使用武器的机会了”。陆军军医服务队的总干事签署的议事录，1949年10月5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3689。
尽管有意见认为三军应在女兵武装问题上协调一致，但实际情况却不尽相同。英国海军部承认未曾考虑过武装女兵，但认为以后会对她们进行某种形式的强制训练。空军部也没考虑过这事，但说迄今没有任何强制皇家空军妇女队的女兵接受武器训练的想法。
这些声明多是一副傲慢态度，这颇让人吃惊。人事部门的主管甚至问，有什么办法能既教女兵射击“又不让她们流泪”？人事服务部门主管的议事录，落款1949年6月8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3689。还有人琢磨女性是不是宁愿被杀也不愿被强奸。该主管的意见摘要，AG16/BM/5007，第6段，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3689。在1949年6月14日的备忘录中，人事主管R．A．赫尔说应该依靠骑士般的行侠仗义，并认为
教会女兵使用武器在心理学上说不过去，而且对器材、弹药和时间都是一种浪费。“小奥尔加”被训练成杀手，并以左轮枪托上刻痕的数目作为骄傲的资本，并不代表我们也要叫嚷“安妮拿枪”。就算不穿铠甲了，我们的战士仍有义务保护他的女人。虽然到了总体战的时代，让我们还是多少保留点骑士的风度吧。人事主管R．赫尔的议事录，1949年6月14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3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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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总管对此表示同意，并说武装妇女就好像教狗直立行走一样：“虽然很难；但你会惊奇这事竟然能做成。”财务总管麦格雷格的议事录，1949年7月26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3689。皇家陆军妇女队的负责人知道有这么多的敏感意见，她主要担心在关于妇女武装的报告里“手枪”一词的使用，不愿滑稽演员或者漫画作者拿她们开涮，说什么“放下那枪，宝贝，放下那枪”，或者叫她们“装枪老太婆”。皇家陆军妇女队负责人的评论，1949年7月26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3689。
让妇女远离战斗
为了不让妇女上战场，各式各样的理由都出来了，日常管理方面的、战略方面的、意识形态上的，不一而足。不便管理是最常用的理由，也是最站不住脚的。它是说妇女如果武装起来的话，无论是地方军还是正规军，其组织和管理都会变得异常复杂。备忘录，1941年1月15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9423。把武器发给妇女意味着给男兵的武器就少了，这会危及“正规”战士的性命。J．伊斯伍德，“地方军雇佣女性”，1940年12月27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9423。另见战争大臣（詹姆斯·格里格爵士）的评论，收《英国议会议事录》，1942年9月29日，5辑，383卷，690—691行。住宿、卫生设施都要加倍（以保证两性的需要）要花很多钱，而且在战场上也难有效用。没有“女厕”成了不让女性上战场最常见的理由（以致一位实在的女战地记者反驳道：“怕什么，越南有的是灌木丛！”）。玛格莱特·希金斯，《朝鲜战争》（纽约，1951），页100。另见迪吉·舍派拉，《一个女人在这儿干吗？》（纽约，1962），页53；弗吉尼亚·埃尔伍德埃克斯，《越战中的女性战地记者，1961—1975》（新泽西，1988），页3—4；格洛里亚·爱默生，“嘿，小姐，你在这儿干吗？”，《麦科斯》，98期（1971年8月），页108。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现实”的考虑。举其要者，据说女性无论体力还是精神都受不了男兵那样伤筋动骨的训练。（下议院）E．贝内特致编辑书，“本土防卫后备队的作用”，《泰晤士报》，1942年1月19日，页5。在越战中，威斯特摩兰上将就说，女性要是上阵打仗那一定是“怪物”： 他想象不出女人能扛得动沉重的背包，能在散兵坑里呆下去，或者能一个礼拜不洗澡。引自弗吉尼亚·埃尔伍德埃克斯，《越战中的女性战地记者，1961—1975》（新泽西，1988），页3。女性在身体、心理和情感方面的弱势肯定会影响战斗力。议员E．N．本内特1942年1月19日在《泰晤士报》上撰文说，把妇女武装起来固然是一种宣传攻势，但“任何有经验的指挥官”都会知道真正让女兵上战场，那更多是一种负担而不是益事。 （下院）E．贝内特致编辑书，“本土防卫后备队的作用”，《泰晤士报》，1942年1月19日，页5。身体上，女性上肢力量不足，耐力也不够——而这些都很重要，哪怕现代战争是由技术驱动，地面战斗部队仍很重要。心理上，据说女性侵略欲没有男性强，而且更容易受到惊吓。因为被女人抓住总是件不光彩的事，所以敌人束手就擒的可能性会减小。另外，一旦女兵被擒，多半会被强奸或虐待。男兵的配偶，尤其是在海军，就极力反对妇女在战争中担当非传统角色。M．卡索尔，“女性在部队中的角色”，《澳大利亚防务研究杂志》，2卷2期（1978年11月），页126及克莱尔·斯蒂文森、奥纳·达林（编），《空军妇女辅助队手册》（悉尼，1984），页219。
管理方面的反对意见其实和战略考虑相关。如何合理安排人力，是军事计划制定者和政治家头疼的问题。在战时，劳动力尤其匮乏： 调遣就要特别经济、高效。这一考虑连女权主义者和现役女兵都赞成。比如在1920年，妇女后备急救队的伊丽莎白·克劳斯比就承认，战壕里虽然还用不着女兵，但她们可以极大地帮助那里的男兵。他们“希望很多事都是现成的”，而在克劳斯比看来，有的活只有女人能做。伊丽莎白·克劳斯比，《一位戎装女兵的冥想》（白金汉郡，1920），页3—4。一向主张妇女参政的米莉森特·加勒特·福塞特也持类似观点，她强调尽管社会发展已经超越了女性上阵冲锋的阶段，但她们在后方的作用对国家利益而言仍是至关重要的。米莉森特·福塞特，“妇女在战时的工作”，《当代评论》，106卷（1914年6—12月），页775。二战的情况见备忘录，1941年1月15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9423。当然，军方对高效调拨劳力的重要性也非常清楚。
反对妇女武装的理由主要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虽然不同国家的情况也不太一样。比如在美国，乔治·H．奎斯特就认为不让妇女上阵冲锋是受了国会的压力，与军方无关。如果不是国会施压，军方固不会立刻让妇女去参战，但也会不置可否，以备万一。国会反对妇女打仗的压力主要来自南方议员，尽管地区差异不应夸大。奎斯特注意到，“南方的议员因为资历较老，所以势力要大一些，为同事说起话来也更活跃”。现任的议员不太可能因这个问题丢掉议员宝座，而且民意调查也表明，公众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要比政客开明得多。乔治·奎斯特，“问题”，收南希·戈德曼（编），《女兵——战士还是非战士？历史情况和当代视角》（康涅狄格，1982），页219—220。有证据表明，英、澳两国的议会不像美国国会那样反对女兵打仗，部分是因为他们更担心外敌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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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类： 对和平的渴望和希望保持传统的性别角色。在许多人看来，似乎应强调女性对杀戮的厌恶，因为这对避免战争很重要。许多女权主义者就持这一立场，就连极端保守势力也能嗅出这一论点的政治价值。因此，约翰·拉芬认为，“要求结束战争的最大动力”就是
男性做梦也想回家，回到女人身边，回到温暖的床笫。要是战场上的男人有女人做伴，要是他们视女人为战友而不是“床友”，那结束战争的动力就没了。约翰·拉芬，《战争中的女性》（伦敦，1967），页185。
更重要的是，有人担心要是武装了妇女，那两性关系就会出问题。要是让女性完全平等地和男性一道作战，那对阳刚的理解就会受到威胁。在社交上，女性在前线出现会大大挫伤士气： 会毁掉男性之间因经常交往而形成的亲密关系，会破坏一套自觉的“男性”作战准则。战斗是男子气概最好的象征： 女性的出现会象征性地阉割整支部队。1978年时，M．D．菲尔德就曾指出，如果女性在军中占了相当比例，会危及士兵的社会地位，并且抹煞“上流社会”和军营的区别。男性非战斗人员会因此被指为柔弱。与此同时，军队会变得更像一个小社会，而失去它的精英色彩。这一点害处尤其大，因为正是这些“精英思想”保证了“战场上的英勇搏杀”和“为之牺牲”的价值。M．菲尔德，“武器和女人： 一些大的考虑”，《部队和社会： 一本跨学科杂志》，4卷4期（1978年夏季），页565。允许女兵加入战士行列，会破坏男性原先独享的战斗权利及其原先垄断的任何战争知识。
此外，女兵的出现还会贬低其男性战友所作的牺牲。这一点千真万确，从战争之间的那些年里大众文学中难见女兵的身影就可以看出来。好些女兵甚至根本不见于任何文学记载： 以约翰·菲纳莫的《两个小孩的战时历险》为例，在该书1900年和1908年的两个版本中，漂亮的卡特琳娜和她的姑妈和敌人血战都是因为传统的原因，也就是保护家人。她们凭一杆老式大口径短枪杀死了许多（“嗜血且嗜杀”的）南非黑人，全因为那些人要洗劫她们的家园。1928年，小说又一次印刷，但这一章被删去了。约翰·菲纳莫，《两个小孩的战时历险》（伦敦，1908），页245—248。1908年的版本和1900年的版本同： 1928年的版本则删去了这章。另外，在一战以后的小说中，只要有女战士的形象出现，那总是在“荒蛮之地”或美国边疆（泰伦斯·T．丘尼欧1943年发表题为“铁马迹”的故事，讲的是几名女性和“她们的男人一道”抵御印第安人对其所乘火车的进攻）。泰伦斯·丘尼欧，“铁马迹”，收《勇和猛： 男孩的故事》（牛津，1943），页12。
女人也可以成为战士，这对许多男人犹如挥之不去的梦魇。这无论是在身体方面还是军事方面对他们自己的阳刚气都是个威胁。试想，他们连看见女人穿军装都会顿时觉得气短，要是看到她们还拿着枪会做何观感！泰蕾兹·班尼代克，《洞见和个性调整： 战争对心理学效应的研究》（纽约，1946），页270—271。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国人曾在1940年5月25日说过：“几百万拿枪的女人，是对男人莫大的打击”。爱德华·默罗，《我们从伦敦向您播音》（伦敦，1941），页118。尤其是在越战，女战士的身影真可谓对战争阳刚气不再的最佳诠释。在电影《全金属外壳》（1987）中，一名瘦小的女子竟能干掉整支部队，并让别人生不如死，哀号不已。此外，军威也受到了威胁。1944年时有传言说有女性狙击手把成群的士兵从主战场引开，引到“荒郊野外”，这消息虽然不经，但也使得战争部下令，让士兵以后不要“费时追赶女枪手。这样的枪手或许存在，但更大的可能是不存在。”“给增援和残余部队的便笺”，1944年7月，页1，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3092。
女战士不仅能搅乱战争是男性属地的传统观念，还会危及后方，使其变得不再为女性专有。据传，在佛罗里达州代托纳海滩陆军妇女辅助队基地受训的女兵“四处结伴游走，抓捕和强奸海员及海岸警卫队员”。因此有人担心，一旦准许女性成为战士，那她们会不再满意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女权运动会因而兴起，挡也挡不住，且极具扩张性。麦林·米切尔，《西班牙上空的暴风雨》（伦敦，1937），页35及马蒂·特雷德韦尔，《美军在二战中： 特殊研究： 妇女陆军队》（华盛顿特区，1954），页209。处于危险境地的还有整个人类。（下议院）E．贝内特致编辑书，“本土防卫后备队的作用”，《泰晤士报》，1942年1月19日，页5。约翰·拉芬在《战争中的女性》（1967）中就指出，“女人的位置应是在床上而不是战场，她们应该穿着硬衬布或涤纶的裙子，而不是战斗服；她们应去推童车而不是开坦克；她们应该阻止男人打仗，不是上阵一块儿打”；约翰·拉芬，《战争中的女性》（伦敦，1967），页185。“她们应成为孩子的母亲、重建澳大利亚的重要力量，而不是杀害别人孩子的元凶。”澳大利亚妇女陆军服务队调度员多里·欧文上校，引自安·霍华德，《你会后悔的！》（悉尼，1990），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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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战士的巨大恐惧主要源自对其性和生育能力的担忧。杀手本能虽是暗藏在男性体内，但暴力却是母体中孕育的。连一贯强调侵略和战争的文化起源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例见玛格丽特·米德，“战争不过是桩发明——不是人类生存的必需”，收利昂·布兰森、乔治·格瑟尔斯（编），《战争： 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纽约，1964），页269—274。在（1968年）考虑侵略欲在两性中的根源时也转向了其生理的区别。“只有在争夺食物和保护幼体时女性才会动手，而且一出手就是致命，”米德一针见血。生理上的不同为何如此重要？米德较坏的推测是，女性可能生就缺乏“对同类谋杀的抑制心理，而这种心理是男性原本就有或后天习得的”。她警告说，把妇女武装起来可能是一个自杀性的选择。玛格丽特·米德，“战争以外”，收莫顿·弗里德、马文·哈里斯、罗伯特·莫菲（编），《战争： 武装冲突和侵略的人类学研究》（纽约，1968），页220。
一般人认为，女性战士不是没有女人味，就是有太多的母性冲动，因而变得不好控制、凶残，而且不如男兵诚实。这不独战争才有。琼·埃尔施坦在她颇富争议的小说《女人和战争》（芝加哥，1995）中就说女性暴力是无形、野蛮的，无法抑制，而且这样的想法很普遍。她们的行为不像男兵那样受限制，所以很快就沦落到一种“泼妇”状态，“没有情感也没有理性”。卡罗琳·普雷恩，《战时社会1914—1916》（伦敦，1931），页140。一般的文学作品强化了这种印象。约翰·菲纳莫以青春期少男为读者的小说便经常把女战士描绘得面目狰狞。他的《突袭加打斗》（1906）记述的是一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在马其顿的“奇遇”，其中有对女杀手的描写。菲纳莫在她们身上灌注了大量的女性特征。在一个高潮迭起的营救场面中，小说中的英国青年莫里斯，就在他要被一名狂野的库尔德人刺中的一刹那，那人“贪婪的”胜利吼叫因一个“奇怪的战士”戛然而止，而他的面部有“飘衣”拂过。这个女人（莫里斯“在村里的最后一夜就是她招待的”）抓住了库尔德人的头，“敏捷地一抹”，“尖刀”就穿透了他的喉咙，“划”了道口子，登时“血如泉涌”。菲纳莫告诫他的年轻读者不要“小瞧”了这些女性：“不把护崽的野猫当回事”是要吃苦头的。这些女人“身强力壮、肌肉结实，是多年下地劳作的结果”，而且（更在点子上的是）支撑她们的是“心头的怒火，在她们面前，男性的锐气不免像阳光下的蜡烛那样暗淡无光”。佩着宽刀的她们“是为了孩子不受难以言状的痛苦而战斗的”，因此“一上战场就好像出笼的母大虫”。约翰·菲纳莫，《突袭加打斗： 英美战士马其顿奇遇记》（伦敦，1906），页123—124。母性的力量让女人成了人见人怕的杀手。
换句话说，生物的冲动让女性不太敏于所谓的骑士战争的规则。在西班牙，据说女战士对战俘比男性还要生硬。彼得·凯姆普，《我的有麻烦》（伦敦，1957），页23。对西班牙内战中女战士表现的精彩论述，见玛丽·纳什，“‘保安队士兵’和后方女英雄： 西班牙革命浪潮（1936—1939）中的女性形象”，《欧洲思想史》，11期（1989），页235—244。二战中也有人责怪女兵要比她们的男同胞厉害许多，因为她们没有“男性那种对公正和忍耐的超乎个人的追求”。柯利·诺克斯，《都是英雄》（伦敦，1941），页156。另见W．麦克斯韦尔，《心理学角度回顾一战》（伦敦，1923），页48—49。在朝鲜，女性突击队员“向来不妥协”，“甚至比其男性战友还要让人害怕！”莱昂内尔·海明，“天上掉下个龙骑兵”，页151，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客观地讲，没有证据表明女战士的手段更不道德。弗洛拉·桑德斯就记得至少有一次，她训斥自己的男性战友做事不够堂正大度（他们要拿一个受了伤的保加利亚人和她比枪法），她一把扔下枪，讽刺说：“你们这帮人胆子真够大的！干吗不挑个能还手的？”弗洛拉·桑德斯，《女兵自传： 与塞军历险简记，1916—1919》（伦敦，1927），页156。 当然，女人要是“撒起野”来，要比男性部队“放手”时更加骇人。例见威廉·福斯和塞西尔·吉拉提在其《西班牙角斗场》（伦敦，1938），页304中对女民兵把戏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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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度 转 变
只是到了越战以后，英、美、澳军中女性的地位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70年代开始，和平时期女性在军中的比例有了迅速的增长。从1979年到1990年，澳大利亚防务部队中女性的比例从不到6%增加到11%。到1990年，澳大利亚女性已经可以到靠近前线且“与战斗相关”的岗位工作，但仍不能做可能导致贴身近战的工作（比如装甲、炮兵、步兵部队）。在美国，美军中的女性比例从1970年代头两年的不到2%上升到中期的近5%，再到1990年的7%。在英国，截止1980年代末，女兵占到了部队人数的10%。伊丽莎贝塔·亚迪斯，“女性和当兵的经济后果”，收亚迪斯、瓦莱里亚·拉索（编），《女兵： 想象和现实》（巴辛斯托克，1994），页7—10；乔治·奎斯特，“问题”，收南希·戈德曼（编），《女兵——战士还是非战士？历史情况和当代视角》（康涅狄格，1982），页232；休·史密斯，“出于道德原因抗拒某些战争： 澳大利亚在越战中，1965—1972”，《战争与社会》，8卷1期（1990年5月），页125及131。英国皇家陆军妇女队自1981年起开始向女兵发放武器，但如果她们个人“确实不愿意”，又另当别论。空军女战士可以选择是否学习使用武器，但海军就没得选了。英国女兵（因为在电波里调门很高，所以人送外号“金翅雀”）的真刀真枪更可能是在北爱尔兰。那儿有北爱尔兰妇女防务兵团，是专门对付女性恐怖分子的。南希·戈德曼、理查德·斯泰兹，“英国和世界大战”，收戈德曼（编），《女兵——战士还是非战士？历史情况和当代视角》（康涅狄格，1982），页38及45。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在军队中日渐被接受，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恐怕就是适龄的男性人数不够。此前5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率的陡降严重影响了男性的兵源。在英国，从1982年到1994年，15到19岁人口的比例下降了30%。就在同一时期，强制兵役已不能为多数人所接受。在美国，越战中因为强制征兵而引起的政治危机使得这种做法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再实行。三军都急需召人： 所以女性作为人力资源就很宝贵。实际情况呢，正是因为一些著名将领（如美国空军的H．H．阿诺德上将和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埃尔莫·聪姆瓦特上将的鹰派政策，使部队更愿意招募此前被军方边缘化的一些群体。桑德拉·斯坦利、梅迪·西格尔，“北约中的女兵： 最新消息”，《部队和社会》，14卷4期（1980年夏季），页560及乔治·奎斯特，“问题”，收南希·戈德曼（编），《女兵——战士还是非战士？历史情况和当代视角》（康涅狄格，1982），页230—231。
妇女解放运动、更多的性自由、两性在工作场合和闲暇时的更大融合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歧视妇女的法律不断遭到削弱，英国1975年通过的性别歧视法案就是一个佐证。尽管没有提到军队，欧共体一年后的指令质疑了不让女性当兵的法律基础。自此以后，不让女性参战只能从战斗力方面找理由，而不能仅仅因为性别原因就把女性排除在外。即便是前一方面也越来越难坚守，因为技术的进步已经降低了体力差别在战斗中的比重。
更何况，许多女性都越来越热衷于亲上战场。琳达·L．布雷曾率领一支警察部队参加了入侵巴拿马的战斗，这事虽引起了轩然大波，但对女性参战的支持率还是相当高的： 据《纽约时报》1990年1月的调查，七成的美国人赞成女性参战。《纽约时报》，1990年1月25日，页A1。这是《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合做的民意调查。在新西兰，支持率要低一些——但仍相当高——1986年一次民意调查发现，近半数的民众认为应该允许女性参战。虽然男女两性的观点相差不大，但35岁以下的年轻人赞成的要更多一些（59%赞成），年纪较长的就没这么高了（赞成者不到三分之一）。《防务和安全： 新西兰人要什么？》（惠灵顿，1986），页58。女性士兵赞成的比例更高。在上世纪80年代的澳大利亚，有一个调查涉及了两成的女兵，她们中87%的人赞成女兵接受战斗培训。77%的受访女兵认为，接受过此类训练的女兵应被允许做和战斗有关的工作，57%的人认为她们应该可以上战场。当被问及她们自己愿不愿意上前线时，61%的女兵表示愿意做和战斗有关的工作，45%的人表示愿意上前线。那些更倾向于上阵的女兵年纪都较轻，都把参军视为自己的职业。陆军凯瑟琳·奎恩少校，“女性和军旅”，收休·史密斯（编），《澳大利亚的军队》（堪培拉，1988），页63—66。很多人都相信，部队中的女性（尤其是女性军官）查尔斯·莫斯考斯，“女兵”，《大西洋月刊》（1990年8月），网上。服役女兵中有四分之三认为女性不应进入战斗部队，余下的女兵认为应允许体能好的女兵志愿加入战斗部队。无人认为应强制女兵加入战斗部队。但女性军官有四分之三认为合乎要求的女兵应可以志愿加入战斗，余下的甚至认为应强征女性加入战斗部队。 “向来希望”扩大自己的舞台，以获取更大的认同和更高的地位。乔治·奎斯特，“问题”，收南希·戈德曼（编），《女兵——战士还是非战士？历史情况和当代视角》（康涅狄格，1982），页223。
第十部分：木兰从军木兰从军 17
女性不是（像有些历史学家宣称的那样英、美、澳三国持这种观点的历史学家，见米里亚姆·库克，《女性和战争故事》（伯克利，1996），页113；艾德里安·豪，“澳新军团神话和女权主义挑战”，收乔伊·达牟西、玛里琳·莱克（编），《性别和战争： 澳大利亚人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中》（剑桥，1995），页305；莎伦·欧迪特，《打敌人，写女人： 一战中的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伦敦，1994），页217。）战争中的“异类”；恰恰相反，她们是战时杀戮和相关神话不可或缺的部分。历史上，军方反对女性拿枪，是因为担心传统的性别区分一旦打破会引起混乱；还有就是担心女性的好战心理一旦释放出来对男女两性都会是打击。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这一时期的许多女性开始意识到，军方的说辞和现代战争的特点（“前线”和“后方”的界限模糊了）及战斗部队的心理（女性战士更会因为要保护其男性战友，而不是像骑士般呵护那些“无助的”妇女而去杀人）实际都是脱节的。男性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战斗中身心都会受到打击。女性却能通过表现自己的好战欲，依照自己的想法来重塑女性在战争中的性别角色。暴力给人的快感女性也有体会，但（因为她们无法参战，也就没机会进入文学的视野）她们的反应是鼓励自己的孩子、男友和丈夫去捐躯沙场。惟其如此，她们才有了悲伤的权利。
第十一部分：解甲归田解甲归田 1
我现在最怕拿枪。
怕自己在这市郊一时失去控制
冲上街头大喊大叫
“终于空降！”
杀了送牛奶的人。
查尔斯·M．普赛尔，“……那时我们还年轻”，1972越南勇武十字勋章，查尔斯·普赛尔，“……那时我们还年轻”，收拉里·罗特曼、简·巴里、巴兹尔·帕奎特（编），《情感与理智的胜利： 越战老兵诗集》（纽约，1972），页109。
整本书看下来，其中的男女都试图在战场的血腥之上强加自己的意志，这虽然很难解释清楚，却常能给人以快乐。哪怕原本就很混杂的环境，他们也试图建立某种秩序，同时也不放弃自己经历的独一无二和确证无疑。这种混杂随杀戮而来，在考察战争对于战士、其家人和朋友的“冲击”时也脱不开。日记、书信、自传、调查数据和其他对过去的构建都向历史学家提供了关于战争影响的快照或者“静物”的素描。小说、戏剧也同样有用。
埃米莉·曼的话剧《静物》，编、演都在1981年，据说是“作者以和别人的聊天为题材写出，叙写他们的经历”。这部戏不只是“关于”超越混战的努力，它表现了战争给人的冲击。本书中许多人的影子在剧中三位主人公身上都有体现： 老兵（马可）、他的妻子（谢丽尔）和情人（纳丁）。马可在剧中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愣头青，二十出头，自愿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去了越南。他原以为战斗能证明自己是个“男人”。可用他自己的话说，却成了“畜生”。像本书第五章“爱恨情仇”中的战士那样，他并不愤恨共党分子。相反，是他的父母“把他往里推。那些鬼话，他们竟然都信”。但在看到战友被杀害、阉割、碎尸后，他立刻成了疯狂的杀人机器。他搜集战利品，甚至还从被杀的敌人身上取下骨头，寄给母亲。他相信如果赶上二战的话，他也会如此凶残。虽然他也承认，杀“越南佬或者亚洲人”要比杀“白人”容易，但他坚持认为“对任何人都能下得了手”。他喜欢杀人，承认自己一杀人“就兴奋”：“那感觉太美妙了”，他回忆说。同样的意思布洛伊勒斯在第一章“战争欢愉”里也表达过：“我手中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吸毒、做爱的感觉不过如此。”
但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合法杀戮和暴行是截然不同的。正是一次在“残酷”杀害了三个孩子和他们的双亲后，马可的快感变成了痛苦。他明白，自己本可避免这种无谓的杀戮：“我完全可以说： 我不干，或者： ‘我牙疼’，然后脱身。”但命令毕竟是命令，他开了枪。杀人后一段时间他想给自己找一个理由。这也不成之后，便是让人窒息的悔恨。他说
别人能做的就是拿话来安慰我，但我知道自己的所做跟让犹太人排队就戮没什么区别……我知道，做下这种事的不只我一人，还大有人在。比我痛苦的人也有的是……但他们没有杀害无辜啊。我不知道……不知道……这是不是我自己的致命伤，我想，我骨子里大概都坏透了吧。
这些内心冲突在他荣归故里后反而加剧了。虽然作为一名“武士”他是成功的，但回乡时没有任何仪式。“我从战场回家，进了门，没人说话。我要了杯咖啡，我妈就开始说喝咖啡怎么怎么不好。”回乡后，他开始到大街上、酒吧里找人打架。他对妻子施暴，还照下妻子被绑在木桩上、四周全是刀片和碎玻璃的照片，并把它们摆放成施虐的样子，算是自己所谓的艺术。他有时虽然天不怕地不怕，想自己哪怕在大街上杀了人，法庭也不会判一个越战英雄有罪。但更多的时候，他却害怕自己、或是自己的孩子，会因为在越南的罪过受到惩罚：
我想别人会……嗯……我是说我有点多疑。我以为每个人都知道……我想，每个人都知道我在越南做了什么，他们都想害我。我怕极了。浑身是罪感。
承认自己有罪，就在自毁的路上设置了障碍。像第七章“悔过之思”中的人物一样，马可也一再坚持“服从命令”的重要性。他还笃信，一旦向情人承认自己的过去，就永远不能“免于罪感了，因为我的确在越南做过坏事”。战争给马可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回家后他就以伤害其他人作为报复。但既承认自己有罪，并有一个母亲似的人在身旁听他告罪，他的伤口慢慢开始愈合。
谢丽尔是马可的妻子，也被描绘成“战争的受害者”，她虽没杀过人，但给“屠场”画的图却分毫不差。谢丽尔深知暴力不独在战场上才有。她的兄弟是平民百姓，好几次差点杀了自己的妻子。最后，他妻子终于“崩溃”，杀了儿子。与马可不同，谢丽尔对待暴力的方法是视若无睹。她恳求马可“忘掉那一段”，马可跟她说自己是个杀人犯，她却说马可“能是个好丈夫”。“他把什么都归罪于战争”，她说，然后转向观众：“但我要告诉你们……不能让他这么想。”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
第十一部分：解甲归田解甲归田 2
谢丽尔想忘掉杀戮，纳丁（马可的情人）却是直面暴力，甚至是迎上去。马可的杀人冲动在她看来是因为“卑怯”和“调皮”： 他带施虐性质的作品是“绝妙且诙谐的”。马可跟她说杀人时“感觉特好”，纳丁全都理解（“我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她回忆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换句话说：“马可做的每件事都无可指责。类似的事我们都做过。谋杀我们曾经的爱人，或我们自己。”“世故”在纳丁看来就是“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奇”。在她看来，马可没什么不对劲的——是，他愤世，可她的朋友里谁又不是呢：“马可不过拿起了武器，把这种愤怒形之于外了……带着人群交、涂鸦、盗窃。这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少见啊，”她吐露说。就像本书中提过的女性，她认为暴力不过是这个两性世界的一部分，（男人）打仗不过比（女人）分娩糟糕若干倍而已。对纳丁来说，战争对人的影响并不难解：“他叫自己是定时炸弹。我想你也是吧，嗯？”
虚构的人物如马可、谢丽尔、纳丁，对杀戮有不同的反应： 悔罪、否认和接受。马可的杀人之举——无论是“合法的”（比如战场上酣畅淋漓地厮杀）还是“非法的”（比如针对平民的暴行）——也牵动了两位没上过战场的人。在该剧结尾，观众的目光被吸引到一张照片上： 两个葡萄柚、一个橙子、一个破鸡蛋和新鲜的面包。这些“静物”间躺着一颗手榴弹。埃米莉·曼，《静物》（纽约，1982）。
像马可这样有暴力倾向的老兵，现代人看后良心会不安。他会让我们想起“心中的恶狼”，既无法引导它转向有益的方面，又不能完全根除。人血飞溅的负面影响之一是会生成一个巨大的神话，既被用来解读军人的行为，又被反战言论利用作为自己论点的支撑。毕竟，如果可以证明战斗的血腥对幸存者没有长期的负面影响，那关于战争的又一不利因素就可以不予考虑了。但与之相关的、在“战争使人残暴”的理论背后的意识形态同样令人不安。战士和非战士有如此大的差别吗？谢丽尔和纳丁都问。这两类人的性别、年龄和（在战争初期）身体的强壮程度当然不同，但在“他们”和“我们”间真有这么大的差别吗？在战争影响的“静物”图上，我们发现，退伍军人面临的诋毁和恐惧竟和我们内心深处的黑暗有极大的关系。
“心中的恶狼”
历史学家和其他论者一直喜欢强调战斗怎样使参与者变得残暴： 战士为了他们可怖的职业常要付出巨大的道德、精神代价，人格常会被战争“贬低”，阿弗利多·博纳迪奥在他题名一针见血的《兽迹》（1989）一书中说。阿尔弗雷多·博纳迪奥，《兽迹： 一战文学中的死亡和堕落》（列克星顿，1989），页2。另见玛丽亚·塔塔尔，《魏玛德国的性谋杀》（普林斯顿，1995）及克劳斯·特韦莱特，《男性幻想》，2册（明尼阿波利斯，1987）。在本书考察的三次战争中，一般民众都十分担心年轻的士兵能否适应杀戮，怕他们因政治形态而不愿杀人，而因此被敌人所杀。把“孩子”送上战场，他们中的一些人杀了别的“孩子”。等战争幸存者回家时，他们已经“成人”，需要重新面对家人、朋友、爱人、情侣，学着和他们相处。没有人会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事。
不能一回归平民生活就把战斗经历抛在身后，在事后回溯、试图理解这些经历的过程中，有必要把它们和普通民众分享，并接受他们的修正。战士的叙述引发了各种反响——有同情，有嫉妒，有遗憾——也有恐惧。任何人要是杀了人，怎么会清白？这些战士身上久经压抑的侵略性会不会在无意中“流露”？老兵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他们确实杀过人”，弗朗西斯·罗利博士在英国防止虐待儿童和动物协会的一份杂志上鼓吹说，“杀人者喙上的鲜血让一切都变得明了。杀戮让人对生命的神圣失去了敏感。这些都是战争孵化出的雏鸟，并在战争的邪恶翅膀下养大。”弗朗西斯·罗利博士在一期无名、无日期的防止虐待儿童和动物协会杂志上，引自迪克森·韦克特，《咱们的小伙凯旋时》（马萨诸塞，1944），页414。 精神分析学家就想，在军中养成攻击脾性的这些老兵，在妻子或女友拒绝“听命”或对其攻击意图有任何抵触时，如果真的失手杀了她们，难道有什么奇怪吗？泰蕾兹·班尼代克，《洞见和个性调整： 战争对心理学效应的研究》（纽约，1946），页90。另见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308及362；G．菲尔德，《和平主义和良心抗拒》（剑桥，1945），页23；威廉·霍金，《士气及其敌人》（纽黑文，1918），页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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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入伍时“满怀激情”的战士，在理想幻灭后再回到平民社会时已经不会同情人了吧？雷蒙德·英格利什，《对目的的追求： 论社会士气》（伦敦，1947），页16—17。一战中一名卫生员曾说，在“人成为杀人和被杀的机器”的过程中，其作为人的敏感已经荡然无存。欧内斯特·施亚德，“手稿自传”，页436，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有人认为，这种转变甚至镌刻在了他们的身体上： 他们像狗一样狂吠，叫嚣着军国主义；双手已经退化成狗爪模样；眉宇下沉，已形近猿猴。史蒂芬·格雷厄姆，《对逝者的挑战》（伦敦，1921），页121。退伍军人回归故里，却发现家人、朋友、相识的人都小心地看着自己：“似乎觉得你会突然发疯……就好像你是个怪物，嗜好杀人一样，”一名老兵抱怨说。无名老兵，引自海恩斯·约翰逊，“老兵——自己国土上的外星人”，《华盛顿邮报》，1971年1月27日，页A12。另见乔恩·诺德海默，“战后不适困扰越战老兵”，《纽约时报》，1972年8月28日，页20。越战老兵尤其惨，总得面对有敌意的人群，骂他们是“杀人犯”、“屠夫”：“你真的觉得杀害婴儿和平民很有意思？”路人咆哮说。哈里·威尔默，“噩梦愈合： 越战老兵的战争梦魇研究”，收里斯·威廉斯（编），《解剖越战： 由战争到和平》（西雅图，1987），页75—76。
在二战后的英、美、澳，民众都表示了一种担忧，害怕退伍战士会把暴力带回太平社会。有人预测，政府面对退伍军人如炽的目光时会不知所措。在《重塑心灵》（1920）中，亨利·德·曼向国家发出了让人心寒的警告，他说：
如果在这些退伍军人的生活中条件成熟了，杀人或对他们有益，或是他们在一起有了集体恐怖主义的意愿，那他们也许会记起取人性命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在做的过程中又有着多么大的乐趣。亨利·德芒，《再造心灵： 一个士兵对战争和重建的见解》（伦敦，1920），页200。
犯罪学研究也表明会有大问题出现。在二战过程中，克拉伦斯·达罗一直在说，“多数西方国家没做别的，就是杀戮”。如果谁有“更新、更好的办法”来取人性命，会得到奖励。每所学校、每座教堂“都不能置身事外”。战后的刑事案件“大丰收”难道有什么奇怪吗，达罗问道？克拉伦斯·达罗，《犯罪： 原因和惩处》，1922年首版（蒙特克莱尔，1972），页215—216。加拿大国民健康部副部长，国家精神卫生委员会主任G．B．奇泽姆少将也同意这一警告，他在1944年时说
（军人）存在的全部价值和一切行动的指向都是杀人。在部队的这些年里，高效的滥杀一直是他们的最高道德准则，最可钦佩的品质……这些攻击的冲动是这么多年里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而现在竟要让它们即刻消失，让战士在一夜之间成为平和的百姓，不用去面对非得杀人的压力，也无须为这种冲动寻找发泄的渠道……记忆中还残留着……亲朋被杀、被碎尸，甚至被敌人折磨的片段，犹如自己刚刚经历过一样，依然历历在目，不断刺激着其攻击欲。在这种情况下，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态度，其难度可想而知。陆军G．奇泽姆少将，“复员的情感问题”，收《军队神经精神病学： （神经及精神病研究）协会会议记录，1944年12月15、16日，纽约》（巴尔的摩，1946），页63—64。
这些老兵对国家和社会的潜在威胁甚至需要我们对其行动加以限制。二战刚结束，纽约一知名女士便建议，设立“重新适应营地”（比如在巴拿马运河区）收留遣返的士兵。甚至在老兵回到美国社会后，她还建议他们必须佩带臂章作为标识，比如骷髅头什么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员闻言大怒，直言说这实际是警告民众“我们本性就爱杀人，像带着黄星布［纳粹分子强令犹太人佩带的由两个等边三角形重叠而成的六角星——译注］一样”。威廉·曼彻斯特，《作别黑暗： 太平洋战争回忆录》（波士顿，1980），页273。老兵津贴——被认为可以贿赂他们，抑制其攻击冲动，进而保护平民莫里斯·阿德勒、菲利普·盖茨，“老兵身份不利于精神疗法”，《神经及精神病学杂志》，119期（1954年1—6月），页58。——无法安抚满是仇恨的老兵。奥古斯特·B．霍灵斯肖1946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不带感情地评论说：“（老兵）无法向公众传达从事杀人这一曼妙事业内心巨大的成就感。”奥古斯特·霍灵肖，“适应军队生活”，《美国社会学杂志》，51卷5期（1946年3月），页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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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担忧直到越战过后还没有平息，而且反被夸大了。其时，又有人注意到，“训练有素的杀手”可能危及市民社会。吹嘘自己是“神枪手”在军队履历表上可能很管用，但就像美国文官委员会一名职员所说的，“在求职表上一点用都没有”。委员L．安多塞克，“在家，希望……越南时代的老兵”，《公务杂志》，8卷4期（1968年4—6月），页12。有也是反作用： 这可能不利于退伍后的生活。杰罗姆·约翰斯特别担心这，他曾在藩朗给刚到越南的美国新兵做过五天的艰苦训练。约翰斯特坦承，“每当我在报纸上看到枪杀事件，就要看是不是越战老兵干的……如果有人记得我们费了多大的劲才让这些孩子去杀人的；老天，我们把杀人指令输进了他们的脑子……而现在，没人能把这些指令再拿出来。”杰罗姆·约翰斯，其访谈收彼得·丘斯，“被遗忘的士兵，黑人老兵说他们被忽视了”，《国家观察家》，1973年3月10日，页15。 类似的警告不应被当作耳边风，马尔迪·J．霍罗维奇和乔治·F．所罗门在1975年提醒说——毕竟，战士和有伤害别人想法的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还不同。和这些“有过想法但没有行动”的人比起来，老兵
可能亲见过暴力，或者参与过。他们自己做过，所以知道这样的暴力不仅可能，而且做时特别让人快活，事后还会给人留下罪感。
“缩短冲动和行为、想象和现实在人脑中的距离”，就意味着减弱了“对毁灭性行为的阻力”，而“这种阻力再重新施加会很困难”。马尔迪·霍罗维奇、乔治·所罗门，“对越战老兵延迟压力综合症的一个预测”，《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73。
这样的担心在美国黑人士兵体现得非常明显。一战后有人担心： 退役的黑人士兵会要求获得所有公民权利，要是拒绝他们的话，整个社会秩序就会被搅乱。梅尔维尔·黑斯廷斯中尉（英国人，但住在加拿大）在1917年的一封信中说，自己担心“这些黑人和黄种人回国后会要求帽子也要比原来的大两倍……作为主导的种族，我们很可能会失去现有的地位。他们挖战壕或者修路或许还行，但我真的担心英国正在做……不利于自己的事。”陆军梅尔维尔·黑斯廷斯中尉致威克里夫学院院长的信，1917年9月，引自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125—126。另见查尔斯·威廉斯，《黑人士兵的侧面情况》（波士顿，1923），页17—18。 这些担心在越南战争中和战后再度浮出水面。毕竟这是20世纪美国第一次把黑、白人种彻底混编执行作战任务。更何况在战场上，黑人士兵一般和白人士兵有更亲密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国内是不可能有的。
等刚刚获得自尊和平等，知道各种杀人、毁物方式的黑人老兵，回到原先居住的贫民区，面对他们离开时就有的肮脏、失业和偏见时，会做何反应？
《国家》（1968）杂志一名记者问到。桑迪·古德曼，“隐身老兵”，《国家》，1968年6月3日。另见琼·卡斯特里，“社会和越战老兵”，《天主的世界》，1971年1月；索尔·斯特恩，“当黑人士兵从越南回国时”，《纽约时报杂志》，1988年3月24日，页190；“越战老兵： 没人在乎”，收《新闻周刊》，1971年3月29日。黑人士兵在部队里学了很多东西，“其中就包括游击战术和杀人技巧”。惠特尼·杨，“在越南的黑人士兵回国时”，《哈珀斯杂志》，1967年6月，页65。这些关于黑人士兵会把目标从越南人转移到偏执的美国人的预言并没有成真，但随着黑人初获自信和技能，他们也的确不愿意再被视作低人一等。“越战老兵： 没人在乎”，收《新闻周刊》，1971年3月29日，页27—30。戴维·帕克斯在越南服役时曾在日记里愤怒地写到，“白人战友比越共还让人讨厌。我算是见识了他们的龌龊。”戴维·帕克斯，《美国兵日记》（纽约，1968），页87，1967年2月2日日记条。
在所有三次战争中，对退伍士兵的担心因对步枪、手雷和炸弹的恐惧而加深，人们害怕这些武器也会从战场流散到民间，于是政府不得不掀起缴械运动，鼓励退伍军人上缴非法持有的武器。对二战中这些战役的描述，见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675。此外，电影制片人执迷于暴力的老兵，一时间市场上尽是因战争而残暴的战士影像。关于数百部该主题影片的描述，见琼雅克·马罗、托尼·威廉斯（编），《越战电影》（北卡罗来纳，1994）及迈克尔·弗莱明、罗杰·曼韦尔，《疯癫的镜像： 疯癫在故事片中的表现》（伦敦，1985）。任何一部全面反映越战的“B级情节剧”都少不了“典型老兵——精神错乱、挥舞着斧头的强奸犯形象”。曾有论者挖苦说：
疯狂的老兵形象已是如此不经、如此常见，以致我们都能想象，这些老兵的孩子睡觉前一定会在毯子下面瑟瑟发抖，不知道老爹进来是要以吻道晚安呢，还是会提着一把链锯。乔治·斯威尔斯，“《疯狂的老兵》及其他离奇故事： 老兵的道德责任”，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编），《越南再回首： 战争中得来的教训》（纽约，1985），页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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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刑事犯罪报道会夸大退伍军人的暴虐程度。新闻记者对任何当过兵、后来又“犯过事”的人都会径以“老兵”相称，不管他是什么兵或犯事与当兵间是否有任何联系。莫里斯·阿德勒、菲利普·盖茨，“老兵身份不利于精神疗法”，《神经及精神病学杂志》，119期（1954年1—6月），页58。吸引人眼球的谋杀案件多和家庭暴力和强奸有关，每次战争结束后都会成为头号标题，且总被描述成军事训练和战斗体验的当然结果。1977年的纽约，曾有老兵被控恶性强奸并谋杀一名越南姑娘。就像他律师辩解的，这位前海军陆战队员不过做了他一直以来被“要求做的事”，换句话说就是“杀女人”。他的律师提醒陪审团说：“再做一次又有何难……再杀一个越南女孩？”该老兵因为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而被无罪释放： 杰奎琳·劳逊，“‘对亚洲人来说……她是个漂亮女人’： 越战的厌女症”，收菲利普·贾森（编），《十四个起降区： 如何看待越战文学》（衣阿华州，1991），页15—16。
本书一直试图证明，“有效战斗行为”就要求士兵行事要残暴、血腥。战斗中，士兵一般会失去震惊或不安的能力，而开始时尚厌恶战争的士兵会逐渐“适应所有这些……甚至开始喜欢战争”： 这常被引为战争让人残暴的证据。在法国的一个年轻列兵，见约翰·麦克迪，《战争恐惧症》（剑桥，1918），页99。第一次“杀人”会被详细记录下来，事后会反复琢磨，欧内斯特·雷蒙德，《告诉英格兰： 一代人的研究》（伦敦，1922），页265—266。 但很快，杀戮就变得稀松平常了。血腥的战斗描写能让民众震愕，士兵却无动于衷，已成了无数自传作者必用的文学手法，比如理查德·特莱加斯基斯的《瓜达卡纳日记》（1943）。书中详细描述了特氏协助杀害的日本军人：
哪儿都是成堆的尸首；一个脊骨从正面看得一清二楚，其余的骨头和肉都从头顶剥落了，像洋蓟的叶子；那边是一个烧焦的头颅，头发都没了，但熏黑的眼珠还在；粉色的、蓝色的、黄色的内脏都垂了下来；一个人的眼睛里有个红色的弹孔；一个死去的日本兵，戴着黑边玳瑁眼镜，龅牙龇在外面，似笑非笑地仰面躺着，胸口是一堆烂肉。
特莱加斯基斯接着冷冷地写道，看到这些“没什么可怖的”。入眼的第一具尸体很怕人，其他“不过是重复”。理查德·特莱加斯基斯，《瓜达卡纳日记》（纽约，1943），页148。或者就像戴维·H．海克沃思上校所说，他1971年退伍时可是美军受勋最多的军官，打仗“就像在屠宰场工作。刚开始时，血啊什么的你看了难受。但过了一段时间就熟视无睹，嗅而不闻，完全没感觉了。”陆军戴维·海克沃思上校、朱莉·莎曼，《逆转》（悉尼，1989），页63。
这种一度的麻木会不会形成终生的残暴？军方一定想驱除这样的担心的。宣传家如1917年上战场走了一遭的威廉·欧内斯特·霍金和随军医务人员的代表等，都急于向公众传递这样的信息，那就是凡是“必要的工作”都不可能让人变得残暴。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例子，见威廉·霍金，《士气及其敌人》（纽黑文，1918），页113及陆军马丁·施泰因上尉，“神经官能症和集体诱因”，《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7卷3期（1947年3月），页319。军事题材的电影、海报、宣传手册等，突出的都是正大光明、通情达理、“文明高雅”的战士形象，绝少提及他们沾满泥尘和血污的双手。到越战时，连正规老兵组织的态度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它们原来的论调是说因为越战极其血腥，给参战士兵造成了极大伤害，所以政府要给它们更多的经济、社会资源来解决这一问题。现在，它们鼓吹说，新近退伍的士兵受战争损伤的程度并不比此前退伍的老兵为甚。例见老兵管理局心理学家查尔斯·斯坦格的话，收B．艾尔斯，“越战老兵： 安静，困惑，无闻”，《纽约时报》，1970年11月8日，页32；琼·卡斯特里，“社会和越战老兵”，《天主的世界》，197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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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并不总相信这样的说辞，于是去找统计数据，希望可以将战争对退伍军人的长期影响量化。所谓“使残暴化”可从两方面来检验： 其一，看犯下暴力刑事案件的男人中是不是老兵比例特别高（从“个体”角度）；其二，看大战过后暴力犯罪是不是有很大攀升（从“群体”或“社会”角度）。例见理查德·库尔卡等，《精神创伤及越战一代： 全美越战老兵调适研究成果报告》（纽约，1990），页180—186。这些调查本身很复杂，解读起来又容易各说各话，所以结论常大相径庭。虽然有几项研究发现，在犯罪率和从军经历间存在正相关，但多数调查却并没有发现两者的关系，甚至发现存在负相关（也即战争过后犯罪率甚至有所降低）。戴维·莱斯特，“参战和死亡人数间的关系”，《社会心理学杂志》，131卷6期（1991），页893—895；戴维·莱斯特，“战争和个人暴力”，收G．奥森达（编），《战争对社会的影响》（圣马力诺，1992），页213；陆军约翰·麦伦上校，“朝鲜战争期间及战后部队中的精神病学问题”，《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5期（1956年5月），页725—726；杰弗里·斯特莱默、克里斯托弗·坦南特，“越战的精神病学方面： 对战士的影响”，收肯尼思·迈多克、巴里·赖特（编），《战争： 澳大利亚与越南》（悉尼，1987），页230—261；里根总统的助理国防部长、负责预备役事物的詹姆斯·韦布，引自提默西·朗沛里斯，《“读风”： 越战文学： 一种阐释性评论》（北卡罗来纳，1987），页17。海军罗伯特·R．斯特兰吉中校和达德利·E．布朗上校在1970年曾说过：
尽管抑制公然的侵略行径——无论是向内还是向外的——可能会暂时被集体认可和求生欲等战争因素冲破，但战场经历并不能完全消解这种抑制……攻击欲引发的问题在越战老兵身上甚至比非战斗群体身上还要少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海军罗伯特·斯特兰吉中校、达德利·E．布朗上校，“战后归乡： 越南回来士兵的精神病问题研究”，《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27卷4期（1970年10月），页492。
统计数据虽然既无法证实也不能证伪所谓“使残暴化”的理论，但现有证据表明，老兵们是“清白”的。
甚至在某些确有残暴化倾向的案例中，结果也有反复，无论从“个体”还是“群体”角度都是这样。很明显，并不是每个在战争中杀过人的老兵都有过持久的心理创伤。参与美莱屠杀的士兵在越、美各呆了一年之后才出庭。在这期间，他们的行为举止和其他驻越美军或老兵没什么区别。大范围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学家戴恩·阿切尔和罗兹玛丽·加特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虽然调查表明暴力犯罪和战争有关系，但他们搜集的证据却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比如，杀人案的增多只发生在一战后的苏格兰和美国以及二战后的澳大利亚、英格兰和苏格兰；在一战后的英格兰没有变化，一战后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二战后的北爱尔兰、美国甚至有所降低。戴恩·阿彻、罗斯玛丽·加特纳，《从跨国角度看暴力和犯罪》（纽黑文，1984），页79。
许多此类研究的概念范型也不统一。一个理论认为战争会提升犯罪率，“因为战争中人的情绪不稳定”；另一个理论就说战争结束后犯罪反而会减少，因为“战后爱国热情会高涨”。一个理论说犯罪率攀升是因为“暴力得以传播”，另一个理论则说犯罪会减少，因为“战争取代了对暴力的诉求”。详见埃德温·苏瑟兰，“战时罪行”，收苏瑟兰，《关于分析犯罪》，1943年首版（芝加哥，1973），页120—121。此外，收集到的数据也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因为没人知道如果没有战争犯罪率有多高。犯罪数据也不区分罪犯是否有过从军经历。征兵时，几乎所有身强力壮的人都会被拉进部队，这样的人犯重罪的可能要比瘦弱的人大些。另外，战后暴力犯罪的上升可能根本与战场的杀人经历完全没有关系。可惜的是，多数大型调查对“军人”和“战士”没有区分，而“残暴化”理论又不适用从未离开过办公室或帐篷的军人，他们离战区有十万八千里。
战争如何导致犯罪率升高？其具体过程也难以界定。纵使两者间存在着正相关，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的，不一定可以归于战场上的杀人经历。比如在美国，老兵拥有枪支的比率要大些，但这是因为乡下人（他们有更多的枪支）参军的比例高。换言之，他们持有枪支最终是因为早前就和武器打过交道，而不是军队训练的结果。艾伦·利佐特、戴维·波杜瓦，“军事社会化，童年社会化和当前形势： 老兵的枪炮所有制”，《政治和军事社会化杂志》，8卷2期（1980年秋季），页243—256。还有一些“役前”因素也很重要。在澳大利亚关于越战老兵的调查中，就发现有暴力倾向的老兵不同于没有此类倾向的老兵。前者有
不少战前或早年经历，导致了其战后侵略成性；这包括家族酗酒史、和父母关系紧张、早年失去单亲以及童年受过暴力等……这些肇因在越南继续发展，但这些人如果行凶，就总会被认为是战争惹的祸。杰弗里·斯特莱默、克里斯托弗·坦南特，“越战的精神病学方面： 对战士的影响”，收肯尼思·迈多克、巴里·赖特（编），《战争： 澳大利亚与越南》（悉尼，1987），页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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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战斗疲劳症、无人欣赏其作出的“牺牲”以及在退役中经历的无数挫折、沮丧，都常会使老兵行事乖戾。暴力还可能起源于社会控制体系的崩溃和战后人们的不安全感。但阿切尔和加特纳的结论却是：“暴虐的老兵”不应为战后暴力犯罪的激增负责，因为这些都是由非战斗老兵犯下的：
在十年越战期间，美国逮捕的杀人犯大幅增加——男性增加了101%，女性增长了59%……且各年龄层都有增加——包括45岁以上的人。“暴虐老兵”模式无法解释杀人率的攀升，至少在越战是这样。
他俩还证明，二战后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不提“暴虐老兵”模式，却强调战争会让暴力变得合法： 这种合法外衣在战后被保留了下来。
在战争中，国家的最高权威保证了杀戮的合法性。在许多战争中，杀敌不只被视为一种没有办法的选择，而是一种颇可奖赏的壮举……这种合法化不只适用在前线卖命的士兵，在后方也一样；但它在百姓眼里可能比在亲身经历过战争残酷的士兵看来更为可信。戴恩·阿彻、罗斯玛丽·加特纳，《从跨国角度看暴力和犯罪》（纽黑文，1984），页92及其“暴力举止和暴力时代： 战后凶杀率的比较研究”，《美国社会学评论》，41卷6期（1976），页958。
换言之，战争剥去了杀戮不寻常的外衣，不只对战士，对平民亦然。但我们不应忘记，真正体验杀戮的残酷可能会驱散对其合法性的任何浪漫想象。
越战后遗症
历次战争中老兵都被边缘化，但到上世纪60年代末，流行文化却把愤怒、受伤的越战老兵视作战士的范型。关于他们的大量历史都是在伤兵口述的基础上写成，但其实他们的经历并不具有代表性。这种“神话和主观感受间的脱节”在澳籍越战老兵身上最明显，他们归国时受到了人群的热情欢呼。澳大利亚的媒体上，反战人士的声势很大，但他们实际上人数很少，就是游行、示威也不会选在欢迎老兵的场合。美国版的神话，即对老兵先是不欢迎，然后变成愤怒的态度竟慢慢转成了澳大利亚人“印象中的态度”。史蒂芬·加顿，《战争的代价： 澳大利亚士兵回国》（墨尔本，1996），页230—231。
在美国，受了惊吓、满心愤恨、侵略心强的老兵在越战后一下子多了起来。一方面，越战老兵的战斗经历是参加过前几次战争的人所不能比拟的。要是谁在珍珠港事件后才参的军，那也许只服了几周的役；甚至二战中在太平洋战场服役的海军陆战队员也只在军中呆了六个礼拜。而越战士兵在战场上动辄就呆几个月。海军陆战队员一次要坚守80天，很多人都是守了三四轮才被换下来。D．谢弗，“越南战斗经验： 人类的遗产”，收谢弗（编），《遗产： 美国人想像中的越战》（波士顿，1990），页86。但我们说过，战斗经历本身并不一定伤害到士兵。要说他们有敌意，更多是因为其归国时感到自己被军方或民间“利用”了，不是因为训练、战斗向他们灌输了“暴虐的作风”。R．艾森哈特，“小姑娘，这你不该容忍： 现代战斗训练隐藏的心理事项探讨”，《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21。越战老兵易受不好的影响，因为他们还很年轻、战场上经常指挥不力、部队缺乏凝聚力、战争有游击性质、回国后也漫无目的。D．谢弗，“越南战斗经验： 人类的遗产”，收谢弗（编），《遗产： 美国人想像中的越战》（波士顿，1990），页92—94。像我们在讨论暴行那章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应注意不要在越南身上附加太多的东西： 士兵一般来说比较年轻，战场的指挥一般不力，部队凝聚力常常并不稳定，游击战此前也打过，战时为之拼命的理念战后普遍受到幻灭，是三场战争的典型反应。越南和其他战争不一样，它不许任何人成为英雄。士兵参战时满脑子的英雄形象，在越南没有一丁点的实现可能。
在“凝固”外向行事准则的过程中，更重要的还是复员后的这段经历。对某些群体来说，如美国印第安人，他们有非常繁复的涤罪仪式帮他们平缓这一过程，或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详见托马斯·霍姆，“美国印第安士兵和越战”，收沃尔特·凯普斯（编），《越南读本》（纽约，1991），页191—204及霍姆，“被忘却的战士： 美国印第安士兵在越南”，《越战一代》，1卷2期（1989年春季），页56—68。在别的战事中，哪怕是朝鲜战争，从战场到平民生活的转变都是从容进行的，一般是在运兵船上。在那里，士兵们有的是调整、适应的时间，可以和别人交换经历和哀愁，还有许多涤罪的仪式。但对驻越美军来说，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从战地出发，经由设在越南金兰湾的中转站，到达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再从那儿回家，全程不过几天。美国士兵是单独回国，不是和部队一道。在其他战事中，等待回国士兵的是友好且心存感激的人群，这就证明了其杀戮的正当性。抚慰他们不安良心的是理解和谅解，阵亡的孩子也是当“成人”一样迎接的。但在越战结束后，回国的美军见到的是不友好的面孔，且常常受到辱骂，说他们是麻风病人，避之惟恐不及，是杀害孩子的凶手，是白痴。澳大利亚老兵是按班组轮换的，回国乘的是运兵船，所以更容易受到英雄般的礼遇： 见简·罗丝，“老兵在澳大利亚： 寻找融合”，收杰夫·多伊尔、杰弗里·格雷（编），《闲适的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参与越战的表现和再读》（马里兰，1991），页5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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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越战期间，老兵再无法独享杀戮的污名（或荣光）： 平民坚持他们也有罪感，也要负责，无形中把那些出生入死的士兵晾到了一边。平民既躲避“婴儿杀手”，也为自己应为延长战争所负的责任而惭愧。一战、二战后都没有这样的反应。总的来说，当时的军人仍有为国成仁的气概，这在实际生活中虽不能给他们带来福祉，却赋予了幸存者某种程度上的正义感。越战以后，战士竟听到平民百姓说自己在经历过战争后变得更凶残了。对那些双手在战争中沾染了鲜血的士兵来说，这彻底搅乱了他们的道德坐标。
与之相连的是他们刚从越南回国，一下很难适应。迷失方向和幻想破灭最为常见。海军陆战队的维托·J．拉瓦卡下士说这种转变之剧烈是他无法想象的：
好不容易挺过了越南，回到纽约……可这变化实在让人震惊。简直是调了个个儿。服饰变了。人的态度变了。好朋友走的时候还是干净清秀、身手敏捷的小伙，现在竟长发过肩，项上挂着硕大的圆形饰物。还……蓄须了。老天……还有耳环。喇叭裤，高跟靴。还……做着和平的手势。陆军维托·拉瓦卡下士，其访谈收奥托·雷拉克，《非是金戈铁马——海军陆战队在越南： 口述实录》（堪萨斯，1992），页1。
年轻的士兵冒着生命危险捍卫的价值观在一夜间竟全消失了。对越战老兵来说，从混沌中寻到意义尤为困难。唐·勃朗宁在一篇题为“精神病学和牧师劝导： 道德实心还是道德空虚？”（1974）的文章中详论了这个问题。
你如果相信自己在为社会、为先辈、为人类的未来做出持久的贡献，那杀人和被杀是一回事，（但）……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贡献任何东西，甚至是在帮倒忙，那杀人和被杀就可以等同了……在越南，没有有意义的牺牲。唐·勃朗宁，“精神病学和牧师劝导： 道德实心还是道德空虚？”，《基督世纪》，1974年2月6日，页161。
勃朗宁有点夸大其辞： 许多越战老兵即是通过暴力和复活的梦想获得了重生。但满身血污、浴火重生的他们却在祖国的大地上被抛弃了。
幸存者
战士口述的故事对其道德和情感存在都极为重要。老兵时常需要说服自己和别人，自己并没有因战斗而变得粗暴。当然，我们不是要否认非常不同的几个人——弗兰克·沃伦中尉（1917）、威廉·欧内斯特·霍金（1918）和约翰·B．多伊尔（1944）——都曾说过，他们在短期内或许变得更“冷酷”、“严厉”或者“漠然”，但这并不是残暴。海军陆战队员B．多伊尔的家书，引自迪克森·韦克特，《咱们的小伙凯旋时》（马萨诸塞，1944），页493—494；威廉·霍金，《士气及其敌人》（纽黑文，1918），页113；陆军弗兰克·沃伦中尉，“日记书信集”，1917年10月20日致“面包”的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A．索本，《业余炮兵： 一名业余士兵随皇家野战炮兵部队在法国、萨洛尼卡和巴勒斯坦的奇遇》（利物浦，1933），页154—157。迪克森·韦克特在他的获奖图书《咱们的小伙凯旋时》（1944）中，以惯常的手法批评了那些指责军事训练把人变了成杀手的人，说这是在“胡扯”：“教导战士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射杀日本人或德国人，和他们回国后射杀自己的邻居是两回事”。迪克森·韦克特，《咱们的小伙凯旋时》（马萨诸塞，1944），页413。
有的战士得寸进尺，说战争让他们变得平和。阿尔菲·福勒1952年曾在朝鲜服役，他说那段经历使他变得“更镇静”了。阿尔菲·富勒，其访谈收艾德里安·沃克，《一个荒蛮去处： 国家士兵在朝鲜，1950—1954》（伦敦，1994），页69—70。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杰伊·利弗坦访问的越战老兵常声称，战争让他们变得更“温柔”，更愿意表达自己的情感。罗伯特·利夫顿，《战后归乡——越战老兵： 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页255。另见乔治·巴塞特，《这也有发生》（伦敦，1947），页16。也有观点认为战斗可以“加深人的敏感”： 士兵们常会经历一种“庄重的温和，就像死亡天使那般”。威廉·霍金，《士气及其敌人》（纽黑文，1918），页113及192及G．霍尔，《军心： 一举一动的至高标准》（纽约，1920），页145。战士与敌人的疏离可以通过对朋友更加温柔来补偿。详见G．霍尔，《军心： 一举一动的至高标准》（纽约，1920），页145。另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 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战争甚至能让士兵“对受难者过分敏感”。H．哈维，《战线记事1915—1918》（伦敦，1928），页14。实际上，温柔之于战士的重要性是许多人都承认的。英国陆军元帅、帝国参谋部长（1948—1952年）威廉·斯林爵士在英国广播公司一次广播中承认，温和是“士兵必备的品质”。陆军元帅威廉·斯林爵士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讲话，《勇气和其他广播》（伦敦，1957），页51。另见陆军J．德瓦恩少将，“强悍的士兵是怎么样的？”，《加拿大陆军杂志》，3卷6期（1949年9月），页1。温和、有自制力的人是战场上最需要的。一位越战老兵讲过：“在暴虐的战争环境中仍能保持和婉的人”是战斗部队“最可宝贵的财富”，因为他们（虽然“杀起人来不眨眼”，却）有着“牧师的素质”。无名越战老兵，引自乔纳森·谢，《越战泥潭： 精神创伤以及性格崩溃》（纽约，1994），页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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