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普森所做远比“规避”暴行要多：他试图阻止平民被杀，也履行了报告的责任。当天下午，他递交了一份行动报告给顶头上司和空军第123营2连的指挥官（他们都觉得他有点“夸大其事”）。他跟师炮兵部队的牧师讲述了这件事，后者许诺会通过“自己的渠道”将这件事公之于众。其实，汤普森并不反对杀人本身：就在大屠杀的早晨，他还看见一个自己疑为是越共的人，于是一直驾机追赶并向其射击。玛丽·麦卡锡，《麦地那》（纽约，1972），页74。但他认为，杀虐不能等同于战斗。面对虐杀，他义愤填膺，热血沸腾。
无论精通国际法的律师还是枪炮后面的士兵，要判定某一行为是否算得上暴行都不容易，但一般认为，近距离无端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是不对的，虽然对其发生军、民都有责任。不能否认，暴行在各个层级都有发生，但尤以杀害俘虏为多。尽管如此，战士一般还是能在虐杀和战场杀人间划出条界限，而且也无意把前种行为描摹成能欢快的战斗。其次，即使有人未参与施暴，他们也极少抗议。休·汤普森在美莱表现出的义愤带着种老派、稍显古怪的色彩，在当前讲求实际的军事体制下已不太合拍。在精明、讲求实际的军队里，漠然的旁观者虽只是在身体或精神上摆脱了那些骇人的场面，却直能成为“高尚”抗命者的代表。与之相比，那些积极干预、试图阻止屠戮的士兵反倒让人不安，他们的作为暴露了残酷环境中人的丑恶，并不时提醒我们，人虽能描述杀戮和漠然，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表达挺身抗命者的愤慨或无数冤魂的苦痛。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1
在那儿，可以尽情欢笑——
因为死成了荒唐，活着更甚。
我们拿刀剖肉露骨满是力量
不觉恶心，悔意更无从谈起。
威尔弗雷德·欧文，“自辩”，1917威尔弗雷德·欧文，“自辩”，收乔·斯托尔沃锡（编），《威尔弗雷德·欧文：诗全集及断片》，卷1（伦敦，1983），页124。
陆军中士布鲁斯·F.阿奈洛——朋友叫他“布迪老兄”——曾在越南驻扎，“特能打仗”。他先后获过紫心勋章、银星奖章、军功奖章、一枚南越陆军颁发的奖章和一次射击嘉奖。他性格有点反叛，一向穿着邋遢，口袋露着女友的红色吊袜带，铠装防弹背心后背画着个大而多彩的卒，意在称颂“和平”，也是为了纪念他最心爱的唱片：鲍勃·迪伦的《卒在棋中》。阿奈洛曾公开表示，他很高兴被派遣去搜查地道，看里面是否有藏匿的武器或食物，这样就可以避开地上的杀戮。他曾恳求自己的守护神“放松一小会儿，让我受点小伤”。所有可以躲避的方法他都考虑过，其中包括故意负伤。
经验告诉我，平日里行事要低调。经验还告诉我，受伤了要高调。被流弹击中能休息两个礼拜。只要两枚紫心奖章，你就能永别战场。
他甚至想过逃跑，但也知道这只是意味着得舍弃战友而并无法逃离整个部队。他看不起上级，嘲讽他们试图“亵渎（我们的）头脑”，自己“杀人成瘾”却让别人去冒生命危险。他说自己那些奖章不过是“这愚蠢的战争游戏”的一部分：“我是英雄吗？军功章买不来面包，也没有办法让良心稍安，”他在日记里坦承。
读阿奈洛的日记看不出他是个杀人高手，备受上级器重，虽举止“不像军人”，但“最能带兵打仗。脑子很清楚。”阿奈洛的问题在于他还年轻，对事情太敏感。他四岁就死了母亲，之后和兄弟一块被父亲送进孤儿院。由于少人关爱，他一接到女友的信就止不住啜泣。“这太美好了，”他在一次收信后写道，
我无法描述接信时的心情。我的高兴劲，再多的字也无法表达万一。光信封我就要读它三天。拆了信，把信头再读三天。然后每句话三天。这样就能撑到下封信。
但战斗慢慢改变了他；他变得“有点冷……甚至冲着小孩也大喊大叫。”当地一名妇女的米被缴了，他会可怜她，帮她讨公道，但也承认常常感到太累了，也就管不了枪口对着的是谁，特别是如果不声不响就可以了结人的性命。他的同伴回忆说，他们都觉得
手榴弹挺好……虽然也是杀人，却没那么直接。不是一枪一个那样打。你不必盯着具体的人，然后开枪把他撂倒。只消拉一下引线，把手榴弹扔出去，就炸开了。碰着谁准是非死即伤。阿奈洛就喜欢那样——手榴弹可以不直接地杀人。
阿奈洛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有战争，而且毫不掩饰对越共的仰慕：“他们的事业值得他们献出生命，这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能得到什么？我们又不垂涎这块地方，”他一语惊人。一次浴血奋战后，他在诗里写自己是个“傻瓜/……陷在/毁灭之眼”。他试图“诉说自己的感受/在地狱般的日子里”却不能：
其余留在了惊恐的眼里
以及每个人
空空的脑际。
“太多的血，”是他另一首诗的开头，诗的结尾是：“我没理由地杀人！”
从诗里可以看出，阿奈洛满是对杀戮的悔恨。他讲自己是怎么拿尸体胡闹，奸淫妇女，一个排怎样“逢人就杀”以超过别的排的“杀人记录”。一切都是“粗野、荒唐、无谓的杀戮。良心却安然不受谴责。”糟糕的是，他发现自己也无法摆脱这样的境况（见插图13）。在1968年5月2日的日记中，他记下了巡逻所见：
看到个20岁上下的小伙子，就喊，“看天”（意思是“过来”）。他转身看我，眼睛立时瞪大——然后撒腿就跑——我开了枪。他顺着条小道跑了有一百米，手里捧着流出的内脏。想起自己方才的举动我就想吐……并不自以为得意。
次日，他在日记里试着为自己的举动正名（却做不到）：
我还是我吗，抑或不是，我太紧张了——弦绷得太紧，太易受惊扰，容易生气，——嘘！别说了。我太紧张，因为再过几天我就要轮休了。
跟随罪感而来的是对报应的恐惧。阿奈洛不止一次梦见自己在像草间独自爬坡，走啊走，就是走不出越南。还有一次，他梦见自己和一个越共战士并肩站在山坡上。两人都“眺望远方，看远处的起伏，看碧蓝的天之类”。他对那个士兵说，“你的国家太美了”，越共兵回答说，“嗯，谢谢。我也觉得这儿不错。”然后，两人转身直视，突然意识到对方原来是敌人。梦中，阿奈洛说，“我们互相开了枪，因为我们是敌人。”几天后，在山间搜索一家手雷厂的过程中，他遇难了，在越南只呆了七个月，死时还不到21岁。陆军布鲁斯·阿奈洛中士的日记及与密友戴夫·朗的谈话，收印度支那课程组（编），《前线：越南士兵文集》（马萨诸塞，1975），页1—19。首载《工作刺激杂志》，1971年5月15日。
对布鲁斯·阿奈洛这样的战士来说，无法弥合血腥的战争和内心道德信念间的鸿沟使他们身心俱疲。然而也正是这些复杂甚至自相矛盾的努力使他们得以继续战斗。“不可杀人”的戒律声如洪钟、斩钉截铁，实际却成了杀戮的头条准许，至尊的禁令反倒激起了被压抑的欲望。在构成我们道德世界的诸多习常法则之外，还有宗教箴言和司法训令，后两者对塑造战场上的表现至关重要。战时，有的杀戮行为是被禁的；但不划出一块禁区，杀戮怎么能得到支持，最终被宽恕？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2
个 体 罪 感
个人悔罪在军事史上扮演了何种角色？极端暴行应受指责的看法在现代战史中已无立身之地。杀戮过后，公众恳求举国赎罪已成常例，要想寻求自我谅解只有在阴湿的教堂壁龛或遮暗的私人卧室里才成为可能。历史学家不愿提及个人在战争中的责任，甚至认为质疑在战争中大开杀戒的士兵的“良心”“颇成问题”。乔治·克伦，“纳粹大屠杀：口是心非”，收艾伦·罗森伯格、杰拉尔德·迈耶斯（编），《纳粹大屠杀回声：对黑暗年代的哲学反思》（费城，1988），页255。这样的顾忌本来正理应当，（我们下面会看到）倒是士兵自己不时提出个人应负责的问题。有的甚至强要回答。
与之相对的是军方发言人在谈到责任、悔罪时的坦诚态度。除非发生不必要的暴行，海军陆战队或步兵在越南执行合法命令时不必为杀人负责。军方一直认为，合理的杀伤不应有罪感。军中不少人甚至否认战士们或曾有过自责。R.吉勒斯皮，《战争对军民的心理影响》（伦敦，1942），页180；爱德华·斯特雷克、肯尼思·艾普尔，《精神病学与现代战争》（纽约，1945），页24—25；陆军埃德温·魏因斯坦少校，“美国陆军第五神经精神病学中心”，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134。罗伯特·威廉·麦凯纳一战时是军中的卫生官，他曾问同事有否见过有人因意识到自己在杀人而感到“任何不安”的。所有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随军牧师在被问到是否有士兵因为杀戮而良心过不去时，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103。美国心理学家查尔斯·伯德认为，进攻中士兵不再受一般平民道德规范的束缚：“不再质疑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从不想这些。”查尔斯·伯德，“离家上阵：士兵心理研究”，《美国心理学杂志》，28卷3期（1917年7月），页343。即使悔罪，也很少是因杀人而起。常有人提到“生者之悔”，它是指因战友遇害、自己独存而产生的罪感；因杀戮而起的“杀手之悔”因此受到了抑制。欧文·N.柏林在其“作为战争恐惧症病因之罪感”（载1950年《精神病学报》）中虽提出罪感是战争恐惧症的重要原因，却只提到悔罪作为对战友牺牲的反应（生者之悔），而没有论及其复仇天使的一面。欧文·柏林，“作为战争恐惧症病因之罪感”，《精神病学报》，111期（1950年1—6月），页239—245。另见泰蕾兹·班尼代克，《洞见和个性调整：战争对心理学效应的研究》（纽约，1946），页56。朱尔斯·V.科尔曼少校在1946年给出了关于生者之悔最明白无误的表述。他说，在本人死里逃生而战友不幸遇难的情况下罪感最易产生。相反，“杀敌不会带来多少罪感”，他总结说。陆军朱尔斯·科尔曼少校，“军事精神病学中的群体因素”，《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16卷（1946），页224。
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酣战之际士兵根本无暇体会罪感。许多战士在战场上体会到了与自我——包括道德自我——的阻隔。“我都不像自己了，”列兵约翰·多兰在1916年7月3日给母亲的信中反省说，其时他刚经历了平生第一次血战。列兵约翰·多兰，“书信集”，致母书，1916年7月3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伊冯·刻帕特里克的笔录更为详尽，他回忆自己的
身体和灵魂好像完全分离了，甚至觉得不再占据自己的躯壳。子弹完全自主，根本不受我控制，四处飞啸，中着即死，顺着膛线，穿过树丛，指挥着整个排的火力，一句话，与我一直以来领受的责任比拼高下。我的大脑好似一个独立、分隔的部分。我好像漂浮在自己躯体的上空，看它在做什么，看别人在做什么，超脱而不带感情。伊冯·刻帕特里克爵士，“自传”，页2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305—306。
也有人说过，打仗时大脑会呈一片空白，没有记忆，没有自觉。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76。另外，有些杀人方式不太容易生成罪感。不打照面的现代战争更是如此。以空战为例，罪感与海拔高低就直接相关：B52轰炸机的驾驶员和机组人员没有执行战斗轰炸任务的飞行员容易感愧，后者又不及武装直升机驾驶员容易产生罪感，因为他可以清楚看到受害者的模样。弗雷德·布兰弗曼，“蓝色机器时代：老挝”，《华盛顿月刊》，1971年6月，引自罗伯特·利夫顿，《战后归乡——越战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页349。因此，轰炸机驾驶员和炮兵可以屠杀“很多惊恐的非战斗人员”而毫无愧疚。J.格雷，《战士们：战场回想》（纽约，1959），页173。另类似的言论见泰蕾兹·班尼代克，《洞见和个性调整：战争对心理学效应的研究》（纽约，1946），页54—55；厄文·蔡尔德，“士气：相关书目”，《心理学报》，38期（1941），页411；罗伯特·加拉德，“战争悔罪反应”，《北卡罗来纳医学杂志》，10月9日（1949年9月），页489。这种“匿名”的杀戮方式甚至让在广岛上空扔下原子弹的B29轰炸机“伊诺娜·盖伊”号领航员有理由否认有任何不适反应：他说自己“和执行任务前没啥两样，草草吃了点东西，喝了几罐啤酒，打了会沙袋，之后的40年里从没哪个晚上因为扔下那颗炸弹而没有睡着过”。泰德·科克在《新闻周刊》，1985年7月，页44，引自伯纳德·费尔坎普，《中世纪早期和当代复员士兵的道德对待》（斯克兰顿，1993），页151。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3
但因违背十诫第六条而起的愧疚心理没那么容易打消。即使远距离杀伤也会引发罪感——哪怕罪感是因不愧疚而生。轰炸机驾驶员弗兰克·埃尔金斯就是这样来描述自己罪感的。他知道每次空袭的炸弹都会让数百平民丧命。他的悲苦在1966年7月1日的日记中表露无疑：
我引以为耻的是自己竟没有任何反应。我向来的反应都好像是在看一场电影。我还是没觉得自己亲手杀了人……我是不是已经完全麻木，以致非得看见炸飞的四肢、血染的地面、泥沼里散发着恶臭的尸块和内脏才会感到羞耻，意识到自己已杀害了很多同类？弗兰克·埃尔金斯1966年7月日日记，收印度支那课程组（编），《前线：越南士兵文集》（马萨诸塞，1975），页101。
有这样想法的不止埃尔金斯一人：训练和随后的战斗只能让多数人变得麻木，却不能抹煞他们对杀戮的悔意。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124。布尔战争中有诗为证：
我杀了个人在格拉斯潘，
杀了他光明正大；
帝国诗人、牧师想都不想
就说我做得正理该当……
但他们无法阻止那人的眼睛
死死盯住我的双眸。M.格罗弗诗，收迈尔文·史密斯，《鼓手霍奇：布尔战争诗集，1899—1902》（牛津，1978），页152。
心理反应可能会有一定的延迟。RH斯图尔特就是一个例子，那是他在索姆河一役用刺刀捅死一名德国兵后。他坦言，这是
我第一次近距离杀人，用刺刀。这很困难，况且他是个黑人，但我一扭刺刀，他就像只中了长矛的野猪那样叫了起来。直到回去的路上我才开始颤抖，整个后半夜我就像枝头上挂着的叶子，止不住地哆嗦。R.斯图尔特，引自菲利普·奥尔，《去索姆的路：北爱尔兰师沿途经历》（贝尔法斯特，1987），页155。
一名加入了法国外籍军团的美国人就记得，曾刺死“一个小伙子……他身体单薄得像支铅笔”。此后几个月里，他夜不能寐，“老是想那个小伙子长什么样，刺刀是怎么进去的，他倒下时是怎么尖叫的”。艾伯特·迪普，《炮手迪普》（伦敦，1918），页61。道德心有时会因害怕遭受报应而转变成罪感。“再隐蔽的散兵坑也没法使他免于报应”陆军埃德温·怀恩斯坦少校、加尔文·德雷尔中校，“对战斗引起的忧虑的动态研究”，《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年11月），页16。：喷火式战机驾驶员“魔怪”在击落一架德军飞机后就有这样的感觉。刚击落德军的飞机，他就看见两架ME109型战机“闪过”，像是要攻击他：“见鬼！！！！”他喊道，“他们看见我了！看见我干掉他们的同伴！看见他机毁人亡，肯定要找我报仇。”“魔怪”，引自空军阿索尔·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伦少校，《飞行员小伙子们》（伦敦，1942），页70。另见A.怀特豪斯，《身近天堂，如在地狱：皇家陆军航空队高射炮兵历险记》（伦敦，1938），页43；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132—133；无名空勤人员，引自马丁·米多布鲁克，《汉堡之战：盟军1943年对一座德国城市的轰炸》（伦敦，1980），页349。杰里·塞缪尔斯1968年10月加入美国陆军，决意要“让妻子和妈妈为我骄傲”。结果他不仅杀害过手无寸铁的平民，也奸淫过妇女。一次，他们在糟蹋一名妇女后把她杀了。塞缪尔斯急于强调他虽参与了轮奸，却没有杀人：
我感觉好像有个晴天霹雳，上面有山姆大叔的名字，要把我击倒。但终于没有……我其实希望有某种形式的斥责，有人站出来说，“你刚刚杀害了无辜的百姓”。但没人出来。杰里·塞缪尔斯，收菲利普·巴尔伯尼，“美莱不是孤例：每位越战老兵都知道的事”，《新共和》，1970年12月19日，页15。另见陆军一等兵雷金纳德·爱德华滋、阿瑟·伍德利（小），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12及243—244；乔·沃克，《教士、战争等战时文章集》（布雷福德，1917），页8。
当想象中某一军事行动的合法面罩被撕破时，他们更会觉得自己有错。一名专家1949年时评论说：
战士只要遵守战争规则，一般便不会有刻骨铭心的罪感。战争规则他们是接受的，集体的认可也会驱散罪感。只有在不按规则出牌时，罪感才会搅扰心绪。很多时候表面看是严重的抑郁症、记忆缺失或交织的神经官能症，其实根子还是因为备受罪感的折磨。罗伯特·加拉德，“战争悔罪反应”，《北卡罗来纳医学杂志》，10月9日（1949年9月），页489。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4
这样看，曾参与暴行的越战老兵常有悔罪之意也就不足为奇了。内奥米·布雷斯劳、格伦·戴维斯，“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战时紧张性刺激的病原特征”，《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44卷5期（1987年5月），页578—583；理查德·斯特雷尔、刘易斯·埃伦霍恩，“越南老兵：适应模式及态度研究”，《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85及87；“接触暴力及越战老兵慢性创伤后精神压力症的严重程度”，《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49卷3期（1992年3月），页333—336。这一点，“弗雷德”体会最深。他作为“海豹”（“海陆空力量”的首字母缩写）小队［从属于美国海军，专门执行特种任务，如海岸侦察、海底爆破、攻击船只、绑架营救等，装备轻便、反应快速、行动隐秘——译注］的一员，曾参加在柬埔寨的非法行动。这些行动常要求他杀害妇女、儿童，但“每次任务过后我都要呕吐好几个小时，请求上帝饶恕我们所做的一切”。“弗雷德”，其访谈收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30。书中有很多例子。另见与护士尤妮斯·斯布朗的访谈，收凯瑟琳·马歇尔，《身处战区：美国女兵越战口述实录1966—1975》（波士顿，1987），页95。有时即使无意违规也会有罪感，比如夏威夷来的大兵约翰·加西亚在二战中曾失手杀死了一名妇女和她怀中的婴儿。40年后，他承认“心下仍然不安，就像有人追债一样。还是觉得自己是故意杀人……因为这事直到现在还会辗转反侧，彻夜不眠。”约翰·加西亚，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23—24。另见理查德·纽曼，“战斗疲劳症：朝战回顾”，《军事医学》，129卷10期（1964年10月），页924。
这种良心上的不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一方面许多军事专家和心理学家都否认罪感很重要，另一方面他们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罪感有时会引发战争恐惧症。塞缪尔·法特曼、尤金·庞篇—迈因德林，“五年后看创伤性战争恐惧症”，《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08期（1951年12月），页401；理查德·纽曼，“战斗疲劳症：朝战回顾”，《军事医学》，129卷10期（1964年10月），页924；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15；查尔斯·斯特德文特，“战斗引起忧虑的后遗症”，《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03期（1946—1947年），页58；埃里克·维特考尔、J.斯皮莱恩，“战时恐惧症文献概述”，收伊曼纽尔·米勒（编），《战时恐惧症》（伦敦，1940），页6。忧虑和悔恨会抑制进攻的欲望。个人的道德心可能会严重威胁整支部队的表现，比如不再盲从命令，对战俘更多怜悯以至“部队不应继续背这个包袱”，陆军朱尔斯·科尔曼少校，“军事精神病学中的群体因素”，《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16卷（1946），页222。以及在漫漫长夜反复吟咏“不可杀人”以为自嘲。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3。退一万步讲，悔恨也不利于士气。厄文·蔡尔德，“士气：相关书目”，《心理学报》，38期（1941），页411。有时士兵甚至会因罪感而自残，比如在二战硝烟甫落的意大利。陆军艾伯特·格拉斯上校、陆军卡尔文·德雷厄中校，“意大利战役（1944年3月1日—1945年5月2日），精神病学在师级部队”，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105。这不是因为想逃避战斗（当时战役已经结束），这些士兵看上去并不抑郁，也没有自杀倾向，也不像是怕回国。所以，格拉斯和德雷厄只能猜想他们自残一定是因为战争的体验给他们带来了罪感。不难想象，军方一定想解决这些问题。在英、澳广为发行的美国出版物《战士心理研究》（1944）认为：战士应承认自己的罪感。该书认为，除非他们“能正视罪感，否则一定会有麻烦，因为士兵的主要职责就是杀人”。该书编委会的结论是：
要纾解因良心和理智冲突带来的忧虑，惟一的办法是去想它。如能意识到对自小就被教导要崇敬生命的美国人来说，这样的反应完全正常，就不会如此纠缠于这种担忧。噩梦也许无法完全驱除，但这不会影响士兵完成该做的事，尽管事情做来不那么让人愉快。《战士心理研究：美国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分会与科学研究为战争作贡献协会合作为战士本人准备》，第2版（华盛顿特区，1944），页287—288。
但要接受罪感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尽管我们努力使自己遵循因果的关系链，但道德感强的人在酣战中的判断难免混乱。一味遵从法律条文常常于事无补。法律条文本身就有自相矛盾、含混不清甚至微妙隐秘之处，对激战正酣的士兵助益不大。战士只能靠自己的“经验法则”来区分战时的合法杀伤和罪感缠绕的屠戮。这些经验法则未必与军法吻合；它们更灵活，更贴近心灵，也包含更多矛盾。尽管如此，它们还是无所不在。对战士来说，有五种方法可减轻他们的罪感。前四种不太经得起推敲，总称“文饰作用”，分别是忠顺服从、互易报复、人格解体和一笑而过。军方对这四种方式的认可和推介并非偶然。最后一种方式不为军方所容，但在士兵却是头等重要，那就是个人负责。下面我们会看到：第一，这些区分不是绝对的；第二，正是它们使战士得以沉静、“理智”地描述（即文饰）原本混乱的暴力场面，同时能在满心负罪的情况下保持道德自我的健全（即负责）。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5
文 饰 作 用
个人罪感常可获减，原因有二：一、士兵不过奉命行事；二、其命令均由合法的权力机构给出。这些机构可以是当地的指挥官（只消一句“命令就是命令”，炸弹就会被扔进防空洞，理由？“没有时间”俘虏敌人），也可以是国家（有越战老兵承认，有的事是他“本不该做的……但我可以这么说，在国家叫我做的事以外，我再没做过错事。我自己从不干坏事”），不过后者稍难服众。史蒂夫·哈珀（假名），收默里·波尔纳，《没有胜利游街：越战老兵回乡记》（伦敦，1971），页24及威廉·科尔，“加拿大士兵”，页10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指挥官总归比海牙或日内瓦的立法者来得亲近，所以军法的权威与军官的命令相比不太能减轻士兵道德或良心上的谴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凡被正式起诉的人大多强调自己只是忠实命令。就像越战中的威廉·卡利中尉，他在为“导演”美莱大屠杀的罪名辩解时就说“那天就我个人而言，我没动越南人一根毫毛：注意，这是就我个人而言。我代表的是美利坚合众国，那是我的祖国。”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106及玛格丽特·加耐基、弗兰克·谢尔兹，《寻找布雷克·莫伦特：叙事诗歌民谣编写演唱者和南部非洲灌木丛生地区马枪骑兵》（阿默代尔，1979），页5。“有命令”很容易就能减轻内心冲突，且能激发“合适的”反应，也即强烈的进攻欲。许多教官都了解这一点，尤其是需要下属不通过思考一味执行命令时。因为这样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睡得香，起来时浑身是劲——然后去杀人，而没有丝毫的害怕”。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3。至于其副作用——即军官会有比士兵更深的“集体罪感”——就鲜有人提及了。史蒂芬·格雷厄姆，《对逝者的挑战》（伦敦，1921），页78。只要是执行命令，杀人就可以想象成与杀戮完全无关。
即使不是执行命令，士兵也能通过互易的逻辑为自己的行为找寻依据，一言以蔽之，就是“不杀人就会被人杀”。这一准则的推演有高下之别，上至国家，下到某个陌生的人（“女性和弱者”）、到朋友，最后是自己。随着对象越来越具体，杀伤也就越来越有理由。所以，在现役军人（而不是后方的所谓“宣传家”）看来，为了国家而杀人是最站不住脚的。但（我们前面看到的）暴行是个例外。近一层的是一些具体可感的陌生人，他们死得冤枉，需要有人给他们报仇。二战时有名喷火式战机驾驶员绰号“魔怪”，就拿不定主意是否该向一名德国炮手开火，而后者正想跳伞逃离一架无人驾驶的飞机。见那人进退维谷的样子，他心头突然一热，罪感油然而生——但这时他脑海里浮现出了地上众生的景象，“老妇、年轻的妈妈和小孩，都蜷缩在掩体里，盼着防空警报能解除”，一想到这，他就决心杀了他。“魔怪”，引自空军阿索尔·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伦少校，《飞行员小伙子们》（伦敦，1942），页72。魔怪后来在一次飞行事故中丧生。
复仇对于减轻悔意有更大的意义。许多人只有在战友被害时才会取人性命。因为这给了他们“算账”的理由，让他们感到自己应该“赶快行动起来”。亚力克斯·卡姆斯蒂，“日记”，1915年11月29日，帝国战争博物馆及W.柯尔比，“1917康布雷之战”，页10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海克特·伯莱索，《战事报告：一战机驾驶员的故事》（伦敦，1943），页61；约翰·科迪，“我的一战回忆”，页18，帝国战争博物馆藏；F.德马格瑞，“从鞍囊到步兵步包”，页13—1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唐纳德·吉尔克赖斯特，《要塞突击队》（爱丁堡，1960），页7；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3；锡德尼·洛克伍德，“一战忆旧1914—1918”，页47及8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查尔斯·麦凯罗，“日记书信集”，1916年3月21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R.普林特，“自传”，页1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齐格弗里德·萨松，《1915—1918年日记》，鲁珀特·哈特—戴维斯编（伦敦，1983），页52—53，1916年4月1日及4日条；迪克森·斯科特，“书信集”，与A.蒙克豪斯书，1915年1月6日，曼彻斯特市政会本地研究中心藏；A.特纳，“总攻时刻”，页48—4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狙击手托马斯·欧文解释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杀人时说：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6
有人开枪打中我的腿。我回击，打中了那人的脸，看见血喷出来，有如泉涌，顺着脸淌下来。他还年轻，很英俊，但是个狙击手。要是不把他干掉，天知道他还会伤多少人的性命。托马斯·欧文，“未减的回忆”，收迈克尔·霍尔（编），《索姆河上的牺牲》（纽汤艾比，1993），页23。
同样，在越战中也有把复仇作为杀人理由的。一名士兵在看见战友遇害后这样说：
我的想法立时就变了……开始变得喜欢杀人，怎么也杀不够。每多杀一个人就会高兴些，这样我受到的伤害也会减少。每逢战友牺牲，我都会觉得是自己的一部分消亡了。我不管他们是谁，都要他们赔偿我的损失。无名越战老兵，引自乔纳森·谢，《越战泥潭：精神创伤以及性格崩溃》（纽约，1994），页78—79。另见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ⅩⅦ及231及陆军一等兵查克·芬克，其访谈收奥托·雷拉克，《非是金戈铁马——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口述实录》（堪萨斯，1992），页44。
或者就像另一名参加过越战的士兵所说，凡有战友阵亡，他都会亲自为之报仇，而且还要跟战友的亡灵说：“老兄，这人是为你杀的。我一定要干掉这个混账东西，把他的心挖出来祭奠你的在天之灵。”无名越战老兵，引自乔纳森·谢，《越战泥潭：精神创伤以及性格崩溃》（纽约，1994），页89。另见页96。类似的话下面的人也说过，一战中的美国士兵艾伯特·迪普，《炮手迪普》（伦敦，1918），页145及约翰·洛曼，受访于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34。在他们看来，对战友的无谓滥杀不能就这么算了。怎么办？“找他们报仇，不能如愿的话，就把无辜的农民当作凶手”。罗伯特·利夫顿，“战后的世界”，《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181—182。这样，悲痛就转变成了愤怒。
报复最得劲的是士兵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尼尔·J.斯迈尔瑟在研究毁灭行为的决定因素时指出：“邪恶的痼疾在于，为恶之人总是深信别人会对他行恶”。尼尔·斯迈尔瑟，“毁灭行为的决定因素”，收内维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编），《邪恶的惩罚》（旧金山，1971），页17。士兵再三申辩说，不取人性命就会命丧他人之手，除此以外别无其他选择。所有三次战争的例子见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240；诺比·克拉克，“西线狙击手”，页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科林兹比·道森，《战壕荣光》（伦敦，1918），页74及134；哈罗德·迪亚敦，《医疗和责任：战地日记》（伦敦，1928），页66—67；“纳尔逊”，其访谈收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19；斯蒂夫·哈珀（假名），收默里·波尔纳，《没有胜利游街：越战老兵回乡记》（伦敦，1971），页22；F.德马格瑞，“从鞍囊到步兵步包”，页13—1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杰拉尔德·丹尼斯，“厨子的珍馐（1916—1918）”，1928，页6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爱德华·福克斯，“一段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经历”，页13—1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菲利普·吉布斯，《战地快件》（马恩岛，1964），页131；陆军M.肯尼迪上尉，“他们的雇佣军召唤”，1932年，页15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W.柯尔比，“1917康布雷之战”，页98，帝国战争博物馆78/51/1；查尔斯·麦凯罗，“日记书信集”，1916年4月14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J.罗斯科教士，《战争伦理、谍报工作和强制训练》（伦敦，出版年份不详，当在1914—1918年间），页31；哈罗德·托马斯教士，“教士”，页4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战争部参谋处，《1916年刺刀训练》（伦敦，1916），页5。铁心杀手锡德尼·洛克伍德在拿掉一个德国兵的脑袋后冷冰冰地说：这“固然不好，但那天晚上不是他死就是我亡”。锡德尼·洛克伍德，“无人地带”，页1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狙击手维克托·里基茨也有类似的看法：
从瞄准具里注视你的同类可不好玩，那清楚得甚至能看清对方眼睛的颜色，更难的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几秒钟之后又有个生命就又要归天了。但你非得横下心不可，俗话不是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吗？
里基茨接着说，“不过，差点就是他生我死了”。维克托·里基茨，“从军记”，页3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类似的说辞越南也有士兵用过，比如一名年方20的澳大利亚列兵就曾跟一家报纸讲过自己用机枪撂倒当地一名妇女的情形：“不是她死就是我亡……要是摆骑士派头，我早就成鬼了。”列兵杰夫·波特，引自艾伦·拉姆齐，“我是如何射杀两名越共分子的”，载1965年8月3日某报，收巴巴拉·阿尼森夫人，“剪报集”，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另见W.埃尔哈特，“满月”，收拉里·罗特曼、简·巴里、巴兹尔·帕奎特（编），《情感与理智的胜利：越战老兵诗集》（纽约，1972），页14。事实上，这被用来作为任何暴行的借口——甚至包括美莱。比如1969年12月31日《旧金山新闻》就刊载了四名中士为暴行所做的辩解：“我想活着回去，要是只有杀了老人、妇女、儿童才能感觉‘安全’的话，我不会迟疑。”四名军士载《旧金山新闻》，1969年12月31日，引自爱德华·奥普顿，“这从未发生，再说也是他们活该”，收内维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编），《邪恶的惩罚》（旧金山，1971），页65。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7
除了“非他即我”这样的逻辑，敌方的暴行也可以开释残暴的行径。战士们总能得到这样的安慰，就是敌人邪恶至极，不配苟活人世。一战时，暴力故事的出版发行竟成了热门行业。不过这段时间英国发行量最大的一类宣传读物是揭露敌军暴行的。詹姆斯·里德，《暴力宣传1914—1919》（纽黑文，1941），页188。威廉·勒克厄兹《德军暴行：无耻行径全录》（1914）的结论是德国鬼子的“暴力记录让人震惊，读后心有余悸，血都冷了”。二战期间最残忍的暴力事件经由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的广播已广为人知。在前后共七次的广播谈话中，范西塔特向他的忠实听众描述德意志文明说它是退化的典型，并把德国人的性格总结为嫉妒、自怜和残忍。他说德国人是“屠夫鸟”［学名“伯劳”，喙强而锐利，尖端钩曲如猛禽，食大型昆虫以及蛙类、蜥蜴和小型鸟兽等，常将猎获物穿挂在带刺的枝头，以喙撕食——译注］，即使犯下最卑鄙的罪行也毫无悔意，还大肆渲染这一点。范西塔特说，德国人如果找不到小孩，甚至会用机枪射杀母牛！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黑记录：古今的德国人》（伦敦，1941），页4，9及19。到越战时，暴行更常由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来呈现给公众。《越共在南越暴行和破坏活动》（1966）就是本很典型的图录，曾由南越使馆广为散发。图片显示的是越共游击队员绑架、折磨、割伤、残杀南越居民的惨相。这些“暴徒”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不论有多残忍”，来“实现他们的目的。受苦的是百姓”。该图录每一页都充斥着血腥场面，包括被斩首的妇女、被砍死的男子、身上“缀满”弹孔的婴儿，大量的牧师尸体，还有一名“尽职的医生并且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尸体，护士身上割下的一双乳房，被折磨致死的老师的尸体，一名已死的母亲和她的婴儿。编者要读者在这“恐怖的画廊”中徜徉，“仔细看这些照片，想象南越居民无可逃脱的苦痛……共产党越共游击队员是这些恶行的根源，而越南正身受其害。”《越共在南越的暴行和破坏活动》（出版地点不详，1966）。
战士都认为，有关暴行的叙述使他们急于想上阵冲锋，同时还会减轻他们因杀人而起的愧疚。例见艾伯特·迪普，《炮手迪普》（伦敦，1918），全书各处；戴维·法伦上尉，《决战（加里波利至索姆河）》（伦敦，1918），页107—108及154—155；杰拉尔德·弗伦奇，《陆军元帅约翰·弗伦奇爵士的一生》（伦敦，1931），页304；玛格丽特·加耐基、弗兰克·谢尔兹，《寻找布雷克·莫伦特：叙事诗歌民谣编写演唱者和南部非洲灌木丛生地区马枪骑兵》（阿默代尔，1979），页76；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220；威廉·霍金，《士气及其敌人》（纽黑文，1918），页59；W.霍尔兹沃斯，“医院牧师”，《当代评论》，109卷（1916年5月），页638；哈罗德·拉斯维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伦敦，1927），页62及81；陆军J.内维尔上尉，《一名轻步兵的战地信件》（伦敦，1930），页51—52；陆军约翰·莱斯利少校，“日记集”，1915年3月8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哈罗德·皮特，《列兵皮特》（印第安纳波利斯，1917），页45—46；詹姆斯·里德，《暴力宣传1914—1919》（纽黑文，1941），页3；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156—157；陆军阿尔弗雷德·威廉斯少尉，“西线来信”，给家里的信，1916年2月8日，页4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一战中，敌军在西线第一次使用毒气后——一般认为这有悖战争规则（虽然这种想法很快就过时了）——许多士兵发誓一定要报仇。曾经受那次毒气袭击的加拿大分遣队的哈罗德·皮特这样说：
我们吸进毒气较少，但大家都急了，个个怒火中烧。我们拼尽全身力气，杀啊杀。不仅如此，我们杀人的方式还极端的野蛮。刺刀硬生生地扎进去，扭一下，拿枪当棍子使，不知哪个黑人丢下的小刀，拣起来就用……扎下去，直到没柄……让他们即刻就下地狱……满腔的仇恨……打仗的欲望……报仇……狂野！哈罗德·皮特，《未可原谅的谎言》（纽约，1923），页87—88。省略号为原文所有。
二战时，士兵在知道了集中营发生的事后也同样反应强烈。截至1942年11月，西方政府虽清楚地知道集中营的存在，但一直低调处理，直到战争后期才把它作为激发复仇情绪的有力武器。到那时，复仇的欲望已无可抑制。美军坦克师的黑人上尉约翰·朗清楚记得解放某集中营时的情景：
从那一刻起，德国人不再是和我不相关的敌人。他们简直就是禽兽！他们的所作所为无可辩护。在打开集中营大门前，我根本无法想象有人会这样待人，其他两座集中营也是一样。在此之前，我们只是肃清他们就完事，这以后非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不可。第761（坦克师）约翰·朗上尉，其访谈收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155。类似的叙述见蒂缪尔·布莱克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281。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8
澳大利亚战地记者约翰·本尼茨称，越南战争根本“不讲道德”，但他也说，“和一群用刀枪和喷火器来杀戮妇女儿童的游击队员打仗，也顾不上什么正大光明了”。约翰·本内茨，“一场奇怪的战争”，《年岁》，1968年1月25日，页5。有关敌军碎尸和折磨战俘的流言让人“胆寒”——“如果越南人的作为不像人，那也用不着以人道对待他们了。所有文明法则都可以搁在一边。瞄准时尽管放宽心，你不是在杀‘人’。”斯科特·凯密尔的证词，收弗朗西斯·菲茨吉拉德，《湖中的火：在越南的越南人和美国人》（波士顿，1972），页371。另见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106。这样就成了恶性循环：以暴易暴只会使暴力升级，且双方都义正词严。詹姆斯·里德，《暴力宣传1914—1919》（纽黑文，1941），页141—142及哈罗德·皮特，《未可原谅的谎言》（纽约，1923），页154—155。
对暴力的谴责是与人性的丧失联系在一起的。丧失人性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战士不再是“文明”人；二、敌人也甭想当人。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把战士想象成失去自控的人。战争叙事反复强调，战士并不是“真正”在杀人：他们“着魔”了，之后才会回到“真正的自我”。刺刀一旦沾上第一滴血，用学生士兵唐纳德·汉基的话说，就是
“见红了”。被爱好和平社会礼法压制的原始“嗜杀欲”喷薄欲出，好像要彻底改变他整个人，让他满脑子全是疯狂的念头，要杀，杀，杀！唐纳德·汉基，《持枪学生：二辑》（伦敦，1917），页65—66。另见菲利普·吉布斯，《战地快件》（马恩岛，1964），页131及陆军J.内维尔上尉，《一名轻步兵的战地信件》（伦敦，1930），页27。
士兵如杀了人，可以用“失去自制”来寻得宽慰，休·斯珀勒尔，“一战情形之我见”，页6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查尔斯·麦凯罗，《日记书信集》，1916年4月15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或者是“一时冲动”。陆军M.肯尼迪上尉，“他们的雇佣军召唤”，1932年，页153—15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锡德·肯普，“追念：西肯特皇家第六军团在1914—1916”，页19—2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一名士兵曾枪挑战俘，他对长官说：“长官，我没法住手，心气一下就上来了；我想止住，但没有其他路可走；最后还是杀了他。”引自密莱司·卡尔品，《战争与和平的神经官能症》（剑桥，1920），页75。对自己拿起步枪、刺刀时“有如恶魔附身一般的兴奋”，查尔斯·亚历山大是这样开脱的：“所有的原始冲动一下都上来了，但我却以为那是个美妙的上午”。查尔斯·亚历山大，“致兄弟姊妹书”，1917年11月3日，奥克兰学院与博物馆藏书室手稿92/70。杀戮被认为是人性固有的成分，不过只是在非常时刻才会压过我们身上“文明”的内核。
那些宣扬被杀者不是我们同类的小说同样值得鼓励。约翰·麦克迪，《战争恐惧症》（剑桥，1918），页35。他们是畜生——狒狒、田鼠、害虫或者野兽。威廉·巴赫（编），《明星游行集锦》（纽约，1942），页359；詹姆斯·法伊，《太平洋战争日记1942—1945》（波士顿，1963），页178，1944年6月27日条；约翰·弗洛赫蒂，《勇气与荣光》（费城，1942），页94；亨利·加利特，《不仅是职责所系：一个步兵的战争》（墨尔本，1976），页127；约翰·赫西，《进退维谷：海军陆战队的一次冲突》（伦敦，1943），页39—40；乔治·亨特，《珊瑚正高》（纽约，1946），页59及82；内维尔·贾森，“书信集”，从越南致姊罗兹书，1965年11月11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乔治·约翰斯顿，《世界上最难打的战争》（纽约，1944），页207；《前线士兵战争速写集——卷一：从纳塔尔之战到克伦佐之役》（伦敦，1900），页60；陆军R.波纳德上校，“澳大利亚第6师训练指针，第1部分：丛林战”，1943年3月27日，页1，收陆军中将F.贝里曼爵士，“书信文件集”，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弗雷德里克·特里弗，《一个野战医院的故事》（伦敦，1901），页12；韦德·威廉斯，《步兵进攻》（悉尼，1955），页52及93—95。他们不过是战术活动航程中的靶子，陆军查尔斯·派奇上尉，“回忆录”，页37—38，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肯尼思·库斯兰中校，“一次大战1914—1918：一名炮兵的回忆”，页61，利德尔·哈特中心军事馆藏。或只是暗淡的影子。E.威廉斯，“末章”，页8，利物浦档案局。另见陆军肯尼思·库斯兰中校，“一次大战1914—1918：一名炮兵的回忆”，未注明日期，页61，利德尔·哈特中心军事馆藏。他们是模模糊糊指认的“敌人”或是种“意识形态”。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240；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101及104—105；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259。就像澳大利亚伞兵西蒙·科尔说的，
我杀的不是敌人而是共党分子……噢，我第一次看到北越人尸体时也许还有点畏缩，但这以后他们在我眼里就成了死去的牲畜。不是他射杀我就是我射杀他。我瞄准的不是人，是一捆意识形态。伞兵西蒙·科尔，引自赛莉·威尔金斯，“回望”，《年岁》，1975年5月10日，页11。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9
不把对方当人看在针对明显是“异己”的敌人时最便当，比如日本或越南人，可以把他们想象成外国佬、越南佬或拉链头。用越战老兵哈里·奥康纳的话说就是，“‘外国佬综合症’在越南实有其事……我见过士兵围着人打，拿枪托敲他们的头，自己好像天主，却拿人不当人，为所欲为”。哈里·奥康纳（假名），收默里·波尔纳，《没有胜利游街：越战老兵回乡记》（伦敦，1971），页71。
越战中有一道程序是“清点尸体”，它使把人不当人看的心理变得正式了：正如一名澳大利亚炮兵在1965年12月写给姐姐的信中兴高采烈说道的，前一晚他要是杀死些越共分子就好了，“这样我们歼敌总数就能达到两百”。内维尔·贾森，“书信集”，致姊罗兹书，1965年12月13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另见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ⅩⅦ。歼敌数渐成军事实力的重要指标，做得好有赏，冰啤酒或休假都有可能。这样清点的尸体数有时甚至会虚报一倍（乃至更多）。比如威廉·卡利中尉就记得一次战斗后有人问他杀了多少人。他回答说“六至九”，但那人却给他记成六十九：卡利，《尸数》（伦敦，1971），页101。但对这一做法的依赖得到了像陆军朱利安·J.尤厄尔中将和艾拉·A.亨特少将这样有丰富经验的军官和顾问的强烈支持。他们在1974年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因为有批评说这样做会导致“无谓的杀伤”。尤厄尔和亨特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决意“迎头”反击，辩解说他们所谓的“常压理念”是有前提的，即动员一切力量对抗“整个共产主义体制”是击溃北越军队、保护南越人民最有效的办法。他们否认自己的主张会使战争“变得越发残忍”，相反，这样做反而能俘获更多的敌兵，引发更小的平民伤亡，并使安抚、和解更顺利地进行。陆军朱利安·尤厄尔中将、艾拉·亨特少将，《强化战斗优势：通过分析增进军事判断》（华盛顿特区，1974），页227—228。
“体育道德”常被用来为某些战斗正名。方法有两种。其一，杀人是一种运动——这可以自我证明——其二，因为它是运动，就有“公平竞赛”的可能。认为打仗是竞赛的看法很普遍，其代表是黑人土著士兵雷吉·桑德斯，他在看过自己平生第一个枪下鬼的尸体后觉得“特别可惜……但愿他能听见我说，‘嘿，哥儿们，起来，我们再大战三百回合。’”雷吉·桑德斯，引自罗伯特·霍尔，《边缘战士：澳洲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回忆二战》（堪培拉，1995），页72—73。另见W.布朗，“一次大战：日记描痕”，页14—1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肯尼思·库斯兰中校，“一次大战1914—1918：一名炮兵的回忆”，页61，利德尔·哈特中心军事馆藏及E.威廉斯，“末章”，页8，利物浦档案局；弗雷德里克·亨特也说过，“真心服役”，1980年，页2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查尔斯·派奇上尉，“回忆录”，页37—38，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威廉·普雷塞，“一天才一先令”，页132—13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维克托·里基茨，“从军记”，页3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迪克森·斯科特，“书信集”，与A.蒙克豪斯书，1915年1月6日，曼彻斯特市政会本地研究中心藏；陆军阿尔弗雷德·威廉斯少尉，“西线来信”，致兄书，1916年7月10日，页68—6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上文说过，在所有体育项目中，战争最接近的是狩猎。W.布朗，“一次大战：日记描痕”，页14—1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亚历山大·卡托，《与苏格兰军队在法国》（阿伯丁，1918），页35；杰拉尔德·丹尼斯，“厨子的珍馐（1916—1918）”，1928，页6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科林兹比·道森，《战壕荣光》（伦敦，1918），页12；H.黑斯克思普理查，《在法国放冷枪》（伦敦，1920），页37；爱德华·哈尔斯爵士，“书信集”，致迈叔叔书，1915年2月2日，页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狙击、侦察及巡逻》（奥尔德肖特，出版年份不详），页1；查尔斯·坦普勒，“一个老兵的自传”，页2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A.索本，《业余炮兵：一名业余士兵随皇家野战炮兵部队在法国、萨洛尼卡和巴勒斯坦的奇遇》（利物浦，1933），页155—157；陆军尼尔·蒂特莱中校，《法国境内的野战炮》（伦敦，1922），页90，131—132，落款1916年7月17日，11月10日及1917年5月8日。流血运动和战争的关系在1933年11月13日《晨报》一幅照片中表现得很清楚，照片中猎狐人在恭敬地向死者默哀。亨利·索尔特，《亲近的信条》（伦敦，1935），页34。陆军中士J.A.科原是加拿大商业银行的雇员。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10
1916年8月他在描述一次有“恶魔般快感”的杀戮时说：“就刺激而言，追活人比狩猎还有趣”。 陆军J.科中士的信，1916年8月，收《前线来信：（加拿大商业）银行官员在一战中所起作用之记录，卷一》（多伦多，1920），页143。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完美的步兵都有被描绘成偷猎者的。陆军戈登·凯瑟利少校，《志愿兵战前训练》（伦敦，1915），页75；A.沃克，《地方军战场秘笈》（格拉斯哥，1940），页13；陆军上将阿切博尔德·韦弗尔爵士，“战场规则和计策”，收韦弗尔，《泛泛之谈：战时广播、训示、演讲集（1939—1943年）》（伦敦，1946），页80，1942年7月发表。死去的日本兵被排成行，好像他们是“一次混合狩猎比赛‘猎获物’的一部分”。 陆军杰克·休坦布朗上校，“农民—士兵”，页154，利德尔·哈特中心藏。也有人欣喜地把在英国猎狐的经历比作追杀日本兵的体验。陆军杰克·休坦布朗上校，“农民—士兵”，页168。在关于越战的话剧《追踪者》中，一名黑人排长向观众直白，说的就是这两种体验：
他们管它叫巡逻。我叫它们猎宴。你知道，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个……追上他们，把他们杀了，再清点数目。要是有人跑了也要点数。然后把数字上报，算我们得分。这都汇总到哪儿去呢？可能是到一个电脑显示的大记分牌吧，那些大官们每天都看一下。看过点点头说，“嗯，伙计们战果不错啊。”我是什么感觉？是在和别的部队竞赛啊。杀一个人就好像持球触地［在美式橄榄球中，攻入对方端区、持球触地可得六分——译注］一次。约翰·迪福斯克、文森特·卡里斯蒂、理查德·夏维斯、埃里克·爱默生、里克·加勒文、默林·马斯顿、哈里·斯蒂芬森、谢尔登·赖蒂希，《追踪者》（纽约，1986），页55—56，引自戴维·德罗斯，“双重视角：越战影视剧中的第一人称叙述”，收欧文·吉尔曼（小）、洛丽·史密斯（编），《美国再瞥：越战题材文学、电影评论集》（纽约，1990），页114—115。
这种隐喻不独是步兵的专利。二战中甚至有把坦克战比成打猎的。敌军坦克好像待捕的“猎物”，在“捕猎”时足智多谋尤为重要：“这景象好比一只年老、丑陋的公猪被围在中央，一群猎犬在四周远远地站着，不愿冒险让它的獠牙咬上”，一名陆军少校说。 陆军托尼·迈勒少校，《机枪手》（伦敦，1944），页70。另见陆军阿瑟·史密斯少将（参谋部代总长），“中东训练备忘录第10号：消灭敌军坦克”，1941年4月19日，页1，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01/2588及“中东训练备忘录第3号：坦克搜寻分队”，1940年10月8日，收藏地点同上。连舰艇都会被描述成“对野物穷追不舍的猎手”或“死心塌地追踪野物的猎人”。罗伯特·休斯，《越洋：一个炮兵军官在皇家海军舰艇“斯库拉号”上，1942—1943》（伦敦，1956），页119。
真刀实枪的战士是颇看中捕猎的比喻的。通过隐喻把士兵和传统上层社会的消遣联系在了一起，使他们立时有了地位。再有，它可以使士兵在感情上与整件事保持一定的距离。此外，它还扣合了对人性和战争的一般看法：即杀戮是人的本能。既是人性固有的东西，也就无须感愧了。
把杀戮和运动相连还给“公平竞赛”的概念留出了余地，这样英国兵的举动也就有了荣光。也是因为这，在重大宗教节日——比如复活节、圣诞节，甚至（对某些人来说）礼拜日——大开杀戒，就自然有人蹙额了。埃德温·贝特，“自传——卷三：1914—1918”，页23—2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拉尔夫·科文顿上尉，“半百琐忆”，页28—29，利德尔·哈特中心藏；陆军W.罗准将，“自传”，第10章，页1，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也得给敌人“还手的机会”：一名参加过布尔战争的士兵如是说。他虽然干掉过“一二十人”，但只有一人常在他眼前盘旋，因为“这次不是碰巧打中，/距离千码或有余。/他没有机会作出反应；/我们只有一步之遥。” M.格罗弗诗，引自迈尔文·史密斯，《鼓手霍奇：布尔战争诗集，1899—1902》（牛津，1978），页152。睡着的人不能打，得先把他们弄醒。乔治·弗雷泽，《驻扎在这里很安全：缅甸战事琐忆》（伦敦，1992），页173。只有“对等”的人才可以杀——如飞行员对阵飞行员。J.B.S.霍尔丹［1892—1964，印度籍英国遗传学家、生物统计学家、生理学家，推进了种群遗传和进化研究，著有《遗传学的新途径》等书——译注］曾说过一个土耳其空军飞行员的故事，那人有枪击观测气球的嗜好。有英国军官为了报复，放飞了只充满硝棉的气球，结果把他炸死了：
他为此受到了当地皇家空军军官的责骂，因为这么做不合体育风尚。无疑，这位绅士并不反对轰炸土军运输队之类，因为那多是非战斗人员和动物……但他却反对不是飞行员的人去打飞行员的主张。 J.霍尔丹，《为化学战辩护》（伦敦，1925），页29—30。
同样，飞行员向地面开火也是令人不齿的行为。有位战机驾驶员，某次被迫向地面部队开火。他自己说，这“几乎让他作呕。杀人确是他职责所在，但他只愿和空中的对手较量。” 欧尼·派尔，《这是你的战争》（纽约，1943），页141。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11
生 者 之 悔
上面讲到的文饰作用即使一起作用也无法完全消除罪感：既无法承受军事冲突的暴力之重，也无法支持现代道德良心的弹性。战争其实与打猎无关，无论人们怎么想把它纳入平民或骑士行为的轨道。战争若果真像人们声称的那样可以狩猎做比，也是其中最生硬、最无趣的一种。正如有论者在1919年所说：“在这场战争中（战士）反对的是杀或被杀的具体方式，死亡的因在这里变得异常机械，而其果又大多出于偶然。这场战争没有风度好讲，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 麦克斯·普劳门，《战争和创造冲动》（伦敦，1919），页8。
所谓“不是他死就是我亡”的逻辑也显得牵强：远距离的炮火攻击、近距离的放冷枪、不许留活口的命令、对阵双方并不势均力敌的情形，这些其实是常态而非例外。某个士兵即使真正相信“非他即我”，也会为罪感吞噬——如列兵丹尼尔·约翰·斯威尼在1916年11月初在设法向未婚妻解释时就支吾其词：
我打死的那名德国兵是个英俊的小伙他死的时候我在场可怜的家伙。我很愧疚但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他在说着什么但我们没人能听懂，跟你说实话吧我心里也有泪，我思忖他也有父母也有爱人等等，我真后悔杀了他但老天可以作证我别无他法。 列兵丹尼尔·斯威尼给未婚妻艾薇·威廉斯的信，1916年11月初，引自迈克尔·莫伊尼汉（编），《更伟大的爱：家书1914—1918》（伦敦，1980），页84—85。
仅凭简简单单的“杀或被杀”是没有办法消除罪感的，至多只能稍稍减弱一些。
所谓服从上级命令也没有那么简单：什么是“合适的权威”？在威廉·卡利中尉回忆录的前言中，路易斯·黑伦试图厘清美莱屠杀的责任。他不讳言卡利应承担部分责任，但“不全是他的错”：
他上面师、旅、营、连的指挥官，选他去候补军官学校的人也都有责任。尽管我们的道德律令要求个人负责，但主要的责任应在时任的国防部长。毕竟，用百万吨火力滥杀无辜、设立自由射击区、要求清点尸体作为竞赛等不人道的做法都是他的决定。路易斯·黑伦序，收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另见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3—4。
虽然在暴行的宣传上，物质的投入和道义的支持都很可观，但这种宣传的广度和效用不应被过高估计，纵使在前线也是一样。在1943/1944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在驻太平洋和欧洲的美国步兵中只有13%曾见过日本或德国士兵使用在他们看来“卑劣、不人道”的方式打仗或对待俘虏，就算听过类似传言的人也不过一半。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162，在1943—1944年间调查了4495名美国步兵。“不把人当人看”在基本训练中效果尚可，但到了实战就不管用了。在战斗情况下，杀人到处都在上演，暴行难以界定，常常根本没有人管。罗伯特·约翰斯顿，“英军指挥官和一次大战”，页11，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所谓敌人与我们不同的不实之词也不可能长久维持：即使在越南，战士们也常常不得不承认“我们打仗是不得已，可他们也是不得已呀”。鲍勃·斯旺森，收J.汉森、A.欧文、迈克尔·迈登，《平行线：士兵掌握的知识和当代战事口述实录》（纽约，1992），页123。其次，就算我们的战士目睹了敌军暴行，他们打起仗来也未必就更凶狠。英国战争部散布传言说德国人把英军尸体收集起来，送到工厂转化成脂肪，但机关枪手乔治·科帕德就曾说过，“散布这种消息的人要是想让我们狂杀一阵，那他的如意算盘就彻底落空了。我们已经尽全力了——除了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保留。”乔治·科帕德，《扛着机枪去康布雷》（伦敦，1980），页116。
更糟的是，报告暴行可能会得到相反的效果。哲学家威廉·霍金在1918年曾说：
把对方想象成不是人类是不明智的。因为愤怒……是反向运作的；碰到没有生命的东西，它会将其拟人化并赋予一定的道德心。如果我们认为对手不是人，实际就是把它排除到我们本能仇恨对象的范围之外了。威廉·霍金，《士气及其敌人》（纽黑文，1918），页56—58。另见H.拉斯基教授，《德国人是人吗？答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伦敦，1941），页3—6。
换言之，把敌人看作低等生物会让战士觉得，他们可以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却忘了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正是给他们定罪的理由。在二战期间，尤其是在太平洋战场，关于日本人滥施暴力的传言反受到部分指挥官的质疑，因为这样的宣传会使士兵害怕与日本人作战，或在飞机被击中后不敢跳伞逃生。“（远东）各军种士气委员会——中期报告：第二稿”，1944年，页4，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195。另见“（远东）各军种士气委员会：1944年8月16日星期三在霍巴特大楼433房间召开的第八次会议”，页4及7，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195。把对手说成不是人会使他们被想象成“神秘的幽灵”，我们的战士反倒更害怕：战士需要别人安慰他们说，他们的对手也是“血肉之躯”，虽然这样说在杀敌之后他们自己心里可能会有内疚。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124。另见页109。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12
哪怕是为了减少会让人失去行为能力的罪感，把人说成不是人也有其局限。本书一再强调，在战斗中要把对手想象成人，只有这样才能下得了手。比如，有个年轻士兵在美莱看见一个小孩，有一条胳膊已被打断，他立刻想到这个小孩该和自己的妹妹一样大。他就想：“要是有外国军队到了我的国家，他们的士兵看我妹妹就像现在我在看着这个小孩。他们会杀我妹妹吗？”答案很清楚：“如果他会，那我也会，”于是他抠动了扳机。罗伯特·利夫顿，《战后归乡——越战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页52—53。另外，人格解体会剥离杀戮的道德价值。就像J.格伦·格雷在《战士们》（1970）中写的，把敌人看作兽类“会减弱毁灭对方时的满足感，因为毁坏物体不需考虑其价值”。J.格雷，《战士们：战场回想》（纽约，1959），页152—153。正是因为这种“灭绝人性”的做法无论在减轻罪感还是提供快感方面都完全没有作用，所以才要反其道而行之：即承担起个人的责任。这么说吧，上面我们讨论的几种常见的文饰作用，它有一个悖论就是，为了消减罪感几近毁灭性的影响，这样的做法恰恰给悔恨预留了空间。
个 人 负 责
高级军官试图削减因杀戮而生的罪感的努力并没有获得多数士兵的支持，因为在他们眼里，罪感恰是对其善心的肯定。如果杀人不包含心理斗争，士兵“反倒不乐意了”。约翰·康雷讲述一名年轻海军陆战队员的反应，收詹姆斯·霍兰、杰拉尔德·弗兰克，《丛林深处：海军陆战队员行动在太平洋战区——二十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口中的故事》（纽约，1943），页79。胜者比失败的一方有更大的罪感，不仅是因为他们杀了人，也是因为他们的举动得到了奖赏。爱德华·格洛弗，《战争，施虐狂及和平主义：群体心理学和战争随笔外集》（伦敦，1947），页251—252。这里有一个悖论：士兵之所以能一直杀人，是因为他们仍有道德的官能在。坚持人有因果和道德感非常重要。士兵有个信念，即杀了人是应该悔罪的：正是这个信念使他们还是个“人”，并保证他们日后回到社会能过上平常人的生活。人要是不会悔罪便总不像人，即使像也是精神错乱的人：没有罪感的杀手是不道德的。戴伦·盖茨，其访谈收J.汉森、A.欧文、迈克尔·迈登，《平行线：士兵掌握的知识和当代战事口述实录》（纽约，1992），页125—126。说到底，是人总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威廉·卡利中尉在拒绝为美莱屠杀负责时提出了三点：
我既已象征地“顶上”，就不该再承担道德责任；
作为士兵，我只是执行命令，不需要道德心；
如果再出现同样的情况，我还是会冷面杀死那些村民。
他遭到了汤姆·米希洛维奇下士的逐条反驳说：
我和卡利一样也是人。但如果我做一个步兵在越南抛开所有的道德观念，那是我个人的错，与部队、更与我的国家无关。陆军汤姆·米希洛维奇下士给《匹兹堡邮报》编辑的信，1971年4月7日，页10，引自彼得·卡斯坦，《法律、士兵及战斗》（康涅狄格，1978），页54。
或者看越战一退伍老兵的说法：“既承认了是你做的，也承认你做错了，那你就得承担部分责任”。无名老兵，引自阿瑟·埃根多夫，“越战老兵讨论小组和战后生活的主题”，《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121。
在本章开始时我们看到，军事心理学家总是鼓励士兵拒斥罪感，坚持认为退伍军人的问题仅仅是“不适应”造成的。彼得·马林，“与道德痛感共存”，《今日心理学》，15卷11期（1981年11月），页71。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人声称“不须担负任何责任”——也就是跟老兵说，他们的行为都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他们如果难受那是因为“生者之悔”或因有“进攻的冲动”而生成的自责，换句话说，有这样的自责是因为进攻欲比较强，而不是因为杀了人。彼得·马林，“与道德痛感共存”，《今日心理学》，15卷11期（1981年11月），页72。这样一来，就没法区分因为知道自己显现了不应表露的进攻冲动而生的罪感和因戮杀同类而产生的罪感了。伯纳德·费尔坎普，《中世纪早期和当代复员士兵的道德对待》（斯克兰顿，1993），页105。用一位随军牧师的话来说就是：“你要是杀了无辜的妇女、儿童且没有不好的感觉，那很好，说明没有问题要解决”。威廉·马赫迪，《走出黑夜：越战老兵的精神之旅》（纽约，1986），页105。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13
在下一章我们将看到，这个观点在军队精神病专家的圈子里很有市场是不奇怪的。政府给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研究提供经费，当然希望能把世人的注意力从没有道理可讲的战场暴力身上移走，并保证退伍士兵能尽快（且成本尽可能低地）“复员”。独立研究人员也发现，只要把老兵刻画成受害者而不是道义力量，争取经费原来是挺容易的事。当然，心理学的范畴在描述人的道德心时可能不够用。直到越战，弗洛伊德的理论仍主导着军事心理学界。按这一派的观点，伦理是一种社会干预力量，其形成取决于童年时所受的压抑，“同个人的自我完全分离”。按照这个逻辑，罪感就成了“要逃离的东西，而不能给人教益，是一种疾疫，而不是……一种对过去虽痛苦却颇适宜的反应”。彼得·马林，“与道德痛感共存”，《今日心理学》，15卷11期（1981年11月），页71及74。另见伯纳德·费尔坎普，《中世纪早期和当代复员士兵的道德对待》（斯克兰顿，1993），页79—80。
但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有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服务人员开始正视困扰着越战老兵的心理问题，并提出罪感可以帮助愈合战争创伤。这种强调个人负责的想法在战后成了救治有心理疾患的越战老兵的标准疗法。后来，阿瑟·埃根多夫、罗伯特·杰伊·利弗坦、彼得·马林、蔡姆·F.沙坦等专家又提出“谈话疗法”（或是与治疗专家一起，或是在一个小组内）还不够，罪感的消弭还有赖于公众场合的抗议集会。沙坦在1973年时说：
把因杀人而获得的奖章扔在国会台阶上，因为他们已开始憎恶当时的举止，这象征性地表明他们已摆脱了部分的罪感。这一举动除引人注目、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之外，于治疗也有深远的影响。这一次，他们不是在执行命令，而是在自主地行动，重新掌控了对事物的控制——和对自己的控制——而在越南这并不属于他们。蔡姆·沙坦，“士兵伤痛：越战老兵自助运动”，《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43卷4期（1973年7月），页648—649。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例见罗伯特·戴维斯，其访谈收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27。另见阿瑟·埃根多夫，“越战老兵讨论小组和战后生活的主题”，《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111—124；罗伯特·利夫顿，《战后归乡——越战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彼得·马林，“与道德痛感共存”，《今日心理学》，15卷11期（1981年11月），页68—80。
罪感，加上悔罪的仪式，把我们又带回了屠戮的原点：人又会去杀人。不同的是，这一次罪感得到了消化，且剔除了它让人无法忍受的刺痛。
战士不只是国家的复仇工具，也不仅仅是浩瀚的道德宇宙中的一颗棋子，无法与之抗衡。战士也有自己的道德宇宙，也担负起参与杀戮的应有责任。这与军方观点背道而驰。军方把罪感看作一种烦人（且危险）的搅扰，其影响哪怕不能完全消除，也要尽力消减。当然，战士虽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但应用时却没有一以贯之。且在战场上，惊恐的士兵可能无法按自己的是非观念来行事。但别忘了，正是关于杀戮对错的分野使他们可以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保持健全的心智，不致被让人揪心的罪感和使人麻木的暴虐所吞噬。战士们施用的标准未必见容于百姓、政客或非战斗人员，但在其他场合被人以恐惧、反感视之的战斗要想坚持下去、甚至最终被人接受，这些规则就不是可有可无。
第八部分：医者于役医者于役 1
而我——
又扮鬼脸、又瞎扯，像只猴。
但我能说什么，做什么？——
什么也没得说，没得做。
肖恩·奥利厄里，“炮弹休克”，1941肖恩·奥利厄里，“炮弹休克”，收《甘松香和刺刀：前线诗行》（墨尔本，1941），页20。
1916年7月7日，阿瑟·哈伯德痛苦地提笔给母亲写信，想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在法国了。他因患战斗疲劳症被抬下战场，送进了东萨福克和伊普斯威奇医院。据他自己说，之所以精神崩溃是因为看到“十分吓人的一幕，让他终身难忘”。他告诉母亲说
我们有严格的命令，不准俘虏敌人，哪怕伤兵也不能留活口。我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敌军铁丝网弄开，然后将满膛子弹倾泻到防空洞里出来的三个德国兵身上。他们都失了很多血，要解除他们的苦痛，只有送他们上天堂。他们呼天抢地求救，但我有令在身，上面不管我们下面做事的人处境有多难……一想 起这事我就心神难安。
阿瑟·哈伯德的家信与索姆河战役中数百名其他士兵的家书没有太大区别。他在第1伦敦苏格兰兵团的服役期只持续了三个月，从1916年5月到7月。从他开始的来信可见他心情不错，还要家里不要担心：“我的战友都很棒”，“我们会平平安安地回来，就在今年”。但伴随他离前线和战场越来越近，信的语调有了变化。雨、泥、虱子、沟鼠，还有“非常累人的工作”让他大失所望。艾萨克斯从战争一开始就和他在一起，这时也开始像个“老人了……他真不该变得这么容易紧张”。慢慢地，阿瑟开始把前线生活描绘成“炼狱……不亲历便没法相信”，一想到家人“早上八点半围坐在餐桌前享用丰盛的早餐，而几千里之外的我在这个倒霉的地方却被德国人炸得一塌糊涂”，言语中就又有了些许尖酸。
在重压下退缩的人不止他一个：他讲到战斗打响前几天去救助一名士兵，那人为了躲过屠杀打伤了自己的脚。哈伯德承认“心里很不好受”，也跟姐姐说
我不愿给你一筐谎言，但讲真话的机会实在太少，开始时我没准备要打仗的，但一到这儿，他们就控制了你的自由，想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
两天后，哈伯德终于上阵冲锋。他甚至打到了敌人第四条战壕，但到下午三点半，他所在的营部基本上全死于德军的炮火。他被埋在死人堆里，好不容易才爬出来，在紧接的撤退中又差点被机枪打中。面对一系列的恐怖景象，他崩溃了。
自己被活埋、目睹战友（包括好友艾萨克斯）被成批杀害，肯定促成了哈伯德的崩溃。但他自己在杀人时一马当先，因而产生的罪感也是部分原因。他的家人本来就很紧张了，读到信里说到敌人时语气的突然变化，一定会更心焦。此前在谈及面对面的杀戮时他一直用的是“德国佬”，但说到三名俘虏叫饶时则用“德国人”来代称了。列兵阿瑟·哈伯德，“1916年5—11月间的信件”，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给“妈妈等”的信，1916年7月7日；1916年5月20日；给“妈妈等”的信，1916年6月17日；给弟弟弗雷德的信，1916年6月13日；给“妈妈等”的信，1916年6月17日；给姐姐内莉和艾薇的信，1916年6月29日；给内莉和艾薇的信，1916年6月29日。
像阿瑟·H.哈伯德这样对杀戮有过激反应的士兵有很多。我们此前虽说过，多数军人能较好地对付要他们杀人的命令，但也有少数士兵（哈伯德就是一例）面对杀戮总是“心惊肉跳”。这些士兵以及负责照料他们的医务和军队人员都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试图理解心理崩溃给人带来的震荡。平民的价值观在这里毫无用处，只有好武的精神特质，也即着意于摧毁人的感情，才有足够的韧性给这些战士提供一种扭曲的秩序感，并愈合他们早已分裂的人格。
军方的态度
我们无法量化士兵在战场上需要承受多大的精神压力。即便可以量化，医务人员给出的数据也没有很大的用处，更何况他们常不给任何分析，只是给出以组织结构分类为依据的“可靠”诊断。艾伯特·格拉斯，“简介”，收彼得·伯恩（编），《压力的心理学和生理学：关于越战的一次专门研究》（纽约，1969），页ⅩⅪ。军官担心，士兵如在精神方面有任何不适，会暴露其在领导能力方面的缺陷，所以对医务人员的这种做法持鼓励态度。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31及艾伯特·格拉斯，“简介”，收彼得·伯恩（编），《压力的心理学和生理学：关于越战的一次专门研究》（纽约，1969），页ⅩⅩ—ⅩⅪ。军队在精神病方面的训练不是组织得非常差就是根本没有这样的科目，再加上战时诊断肯定是非常仓促的，所以医务人员很少愿意准确记录病情。伊莱·金斯伯格，《表现方式》（纽约，1959），页50。越战中，波来古［越南中部市镇，越战中许多激战在此发生，其中北越游击队在1965年对美军特种部队营地的一次进攻招致美军开战以来的首次持续空袭——译注］第71战地转运医院等就毫不掩饰他们没有受过精神病学或心理学训练的医务人员来诊治“精神伤员”的情况。萨拉·麦克维克，引自基思·沃克，《心里话：26位越战美国女兵的故事》（诺瓦托，1985），页114。病情记录常常不可靠（比如简单的头疼可能会被记录成脑震荡、战斗疲惫甚至诈病），这反映了各地在转院手续、气候及地形等方面（患战壕足的士兵如人数激增，则可能把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逐出医院）的不同，而且除精神崩溃外有人还同时负有外伤（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先治外伤）。梅耶·迈斯金，《精神病学》，9期（1946年5月），页133—141。
第八部分：医者于役医者于役 2
医务人员在诊断时常有意见的分歧。这在1947年显露得最明显，当时有一名叫伊西多尔·S.埃德尔曼的研究人员从一军医院中随机抽取了200名精神病患者，请14名精神病学家给他们重新诊断。结果他发现有四成的病人被诊断成了与原先不同的大类。有14%的病人被诊断的大类是相同的，但具体的小类却不一样。具体病象的判断与早前诊断相同的只有44%。最主要的分歧在病人患的到底是神经官能症还是精神错乱，有三分之一的病例便属于这种情况；有两例，一名专家诊为精神错乱，另一专家则说没有任何精神疾患。伊西多尔·埃德尔曼，《神经系统的疾病》，8期（1947年6月），页171—174。诊断的结果甚至还要受抚恤金的干扰。精神分析学家威廉·尼多尔斯二战中曾为海军陆战队服务，他记得曾有人要求他将某精神病患者诊断为“体质性精神变态”，这使他无所适从。他后来发现，这个要求的背后原因虽多，但“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国家债务”。尼多尔斯的同事说，
如某人的病根本治不好，干吗非得给他诊断成神经官能症，让他终生领取抚恤金呢？为何不说他是患了体质性精神变态，这样国家就不必掏钱了？威廉·尼多尔斯，“精神病学在军队的回归”，《精神病学》，9卷3期（1946年8月），页176。
换句话说，在诊断时精神病学家脑子里装的都是财政和行政方面的考虑。
精神崩溃的种类和原因
尽管有这些因素存在，但有一点很清楚：在战争中有许多士兵因精神崩溃而无法继续作战。其严重程度随战争、战区和部队的不同而不同。以1942—1943年与日本人在阿拉干［缅甸西部山脉，南北走向，西侧有同名的港湾——译注］的那仗为例，据说第14印第安师所有人都成了精神伤员，无一幸免。同样是二战，澳军精神崩溃的士兵据说只占5%。“精神病学——阿拉干战役”，未注明日期，页3，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1571及安玛丽·孔代，“‘适应的痛苦’：二战澳军精神伤员”，《战争与社会》，15卷2期（1997年10月），页61—74。再看大一点的数字，一战退伍士兵25%是“精神伤员”，二战在20—50%之间。朝鲜战争中，士兵患精神病的比率是被敌军打伤的两倍，有超过25%的战士被诊断患有“严重的”精神病，与此同时被打死的士兵只有12%。理查德·加布里埃尔，《疆场苦痛：现代战争于人精神之影响》（纽约，1988），页29。越战中开始时，精神病的比率出奇地低。现役士兵中只有不到2%的人有过精神崩溃，其原因很多，包括休假较为频繁、值勤次数有限、战斗本身的原因（小规模冲突，时间短，之后有休息）、伤员转移及时、没有长时间轰炸以及“早、勤、简、要”政策的到位。但与其他战争相比，越南的士兵在复员后出现精神问题的比率较高。估计的数字有高有低，相差很大，但对829 000名越战老兵进行的全美越战老兵调适研究发现，四分之一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创伤后精神压力症。15%的退伍男兵和稍过8%的退伍女兵有严重的创伤后精神压力症，另有8—11%的人虽不能确诊患了该症，但其病症已到了影响其生活的程度。 理查德·库尔卡等，《精神创伤及越战一代：全美越战老兵调适研究成果报告》（纽约，1990），页Ⅴ。调查还发现，奇卡诺人和黑人的患病比率要比白人高。阿瑟·埃根多夫等，《越南的遗产》（纽约，1981），页52。
第八部分：医者于役医者于役 3
对患者来说，每个人的症状都不同：每一次头痛的源起都是潜意识中某个独立、隐藏的部分；每一个幻觉都充斥着不同于早先却又分明清晰可辨的景象和精灵；每一个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都有其个人的律动。之前的杀人方式可能决定此时的迷乱程度。之前把刺刀戳进了敌人的脸庞，这时自己的面部肌肉会不住地抽搐；如果刺入的是敌人的腹部，自己会有腹绞痛。托马斯·萨蒙，《英军精神疾病和战争恐惧症（“炮弹休克”）的护理与治疗》（纽约，1917），页23—24。狙击手会失明。E.索萨德，《1914—1918年战争文献中589份病历里显现的炮弹休克和其他神经精神病学问题》（波士顿，1919），页408。战士会没完没了地腹泻。G.罗西博士、J.雷厄米特，《战争的精神神经症》（伦敦，1917），页105。在杀人过后很长时间里，还会做噩梦，想象刺刀陷在敌人身体里拔不出来的情形。“战士的梦”，《柳叶刀》，1915年1月23日，页210。这样的梦魇可能会出现在“普通的谈话过程中：那张德国佬的脸，仿佛就是我刺死的那个人，他脸上的笑意和怪相让人胆战，一睁眼就挤了进来”，一名步兵上尉的抱怨道。引自哈维·库欣，《摘自一份外科医生杂志1915—1918》（伦敦，1936），页489。另见约翰·麦克阿菲的越战诗，“战士的梦”，收J.托普曼（编），《越战文学选集》，增补本（费城，1990），页80。杀人过后常常是寝食难安。例见W.布朗，“一次大战：日记描痕”，页1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罗伯特·克拉克，“进攻欲望与军事训练”，《美国社会学杂志》，51卷5期（1946年3月），页423；密莱司·卡尔品，《战争与和平的神经官能症》（剑桥，1920），页63；C.胡德教士，“日记：加利波利1915”，1915年10月9日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罗伯特·约翰斯顿，“一战经历”，页1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F.莫特，“关于战争精神神经症的两次讲演（一）神经衰弱：恐惧的混乱与无能”，《柳叶刀》，1918年1月26日，页127—129；F.莫特，《战争恐惧症和战斗疲劳症》（伦敦，1919），页114—123；陆军E.里得雷上尉，“日记和书信”，1914年11月19日致母亲的信，剑桥大学图书馆手稿部，7065附件；E.索萨德，《1914—1918年战争文献中589份病历里显现的炮弹休克和其他神经精神病学问题》（波士顿，1919），全书各处。噩梦也会在战斗结束后出现。一战中，士兵罗兰·卢瑟就是在停战后才出现不适的，他称自己“精神垮了”，不想吃东西，神志错乱，脑海里总是回放战争中的情形。罗兰·卢瑟，“罂粟是血红的”，页3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二战中，一名23岁的步兵在刺死一名敌人后只能在歇斯底里中寻求情绪的避难所：“我很烦，”他断断续续地说，“我父亲不让我杀人”。引自埃德温·魏因斯坦，“美国陆军第五神经精神病学中心”，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135。另见页134。同样在二战中，威廉·曼彻斯特描述了杀死一名日本兵的经过。“我呜咽了”，他回忆道，还反复说“我很难过”：
吐得一塌糊涂。没有消化完的口粮从前胸流下，一片火药味，夹杂着秽物的恶臭。就在这时，我又闻到了什么异味：是我把尿撒在裤子里了。威廉·曼彻斯特，《作别黑暗：太平洋战争回忆录》（波士顿，1980），页7。
上面给出的例子并不“典型”。多数精神崩溃的士兵从未杀过一个人。一战时，有个患神经官能症的英国兵的样本显示，他们中只有两成曾遭受过炮火袭击。O.皮恩，“远征军中的精神病”，《精神科学杂志》，65卷（1919年4月），页101。在1939年9月到1944年6月因精神原因退伍的英国士兵中，据估计是“因为战时服役”的只占35%，因为“体质性”和“疾患”的倒分别占40%和15%。战争内阁，“有关军中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工作部长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报告”，1945年1月31日，页8，伦敦档案局公民来访接待处21/915。有一成的病例，“病因”一栏写的是“不一”。澳大利亚的情况见安玛丽·孔代，“‘适应的痛苦’：二战澳军精神伤员”，《战争与社会》，15卷2期（1997年10月），页61—74。澳大利亚的精神病学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澳大利亚医疗杂志》曾发表过194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新几内亚一役中60%的精神伤员从未与敌军接触过，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见过打仗或空袭。A.辛克莱，“目前这场战争的精神病学方面”，《澳大利亚医疗杂志》，1944年6月3日，页508及辛克莱，“士兵的心理反应”，《澳大利亚医疗杂志》，1945年8月25日，页229。该研究认为，精神疾患的病根都是在战前，如童年受到的压力、家庭或性方面的不适应等。此外，研究人员还认为，对打过仗的精神伤员来说，是对死亡的恐惧而非杀戮的罪感（或恐惧）促成了危机的发生。R.吉莱斯皮，《战争对市民和士兵的心理影响》（纽约，1942），页180。事实上，就像我们此前看到的那样，让多数论者感到吃惊的是士兵在杀人时竟能如此自然。有精神病学家在1918年说过：
眼下有数以百万计的士兵，原先都是规规矩矩的市民，性格中没有任何鲁莽或嗜血的因子，也很在意自己的舒适和安全，现在不仅将自己置于极大的危险中，而且心甘情愿忍受极端的困苦，并参与伤害自己的同类，且没有通常伤害猫、狗时的厌恶。约翰·麦克迪，《战争恐惧症》（剑桥，1918），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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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不堪杀戮的人倒是反常的。
精神病学家得出了一个骇人的结论，即士兵在战争中精神崩溃，很多情况下不是因为必须杀人引起的，而是因为战争没有给他们杀人的机会。不打照面的现代战争不能给他们以“个人的满足”，个性化的杀戮没有施展的空间。精神病学家约翰·T.麦克迪在一战结束时曾说：在此前的战事中，士兵身处死亡的边缘，但也得到了
某种形式的补偿，因为那样的战斗更带劲，短兵交接会让他们更频繁地得到满足，从个人英雄主义中得到欢欣。
一旦认识到“战争中没有张扬个性的空间”，士气会消沉下去，“再也没法激动起来”。现代士兵要面对无名的动因，他的侵略欲也会变得莫名。精神病学家告诫说，其结果可能是他们会对敌人心生怜悯（“这自然会动摇军心”）。约翰·麦克迪，《战争恐惧症》（剑桥，1918），页14及111。类似的告诫见G.史密斯、T.皮亚，《炮弹休克及其教训》（曼彻斯特，1919），页9—10。战斗中，战士的情感无法应对自己身份的迷失。
如果没有办法可以让士兵发泄其攻击欲，精神疾患便会找上门来：这是此后战事中许多精神病学家得出的结论。海军R.科恩少校、J.迪莱诺上尉，“战争引起的亚急性情绪紊乱”，《战争医学》，7卷5期（1945年5月），页285；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27；莫里斯·西尔弗曼，“和平时期英国远东驻军精神崩溃的原因”，《精神科学杂志》，96卷403期（1950年4月），页497；“心理医学专家的第三次会议”，1940年9月21日，页3，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1584；陆军埃德温·怀恩斯坦少校、加尔文·德雷尔中校，“对战斗引起的忧虑的动态研究”，《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年11月），页15—16；海军梅耶·齐利格斯少校，“战争恐惧症：在一个太平洋岛上的精神病学经历和管理”，《战争医学》，6卷3期（1944年9月），页168。陆军少校马文·F格雷伯发现，部队中倒是非战斗人员最常出现精神崩溃，因为其所从事的工作太平和，从中难以得到满足。陆军马文·格雷伯少校，“海外非战斗精神伤员治疗中的麻醉综合法”，《战争医学》，8卷2期（1945年8月），页85。可以让士兵释放其侵略欲的运动战如二战，给士兵带来的紧张要远比“静止”的战事少。陆军里斯上校，“备忘录：陆军中的精神神经症——1939年9月到1940年6月”，页1，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1584。有一种观点认为，战斗疲劳症的产生多半是因为士兵本能的“或打或逃”的反应受到了阻斥。要是打不能打、走又不能走，那他们一定会极度忧虑——这种思想状态是很不利的。海军R.科恩少校、J.迪莱诺上尉，“战争引起的亚急性情绪紊乱”，《战争医学》，7卷5期（1945年5月），页285。阿拉干战役中，就有精神病医生报告说“与猛烈轰炸相比，士兵们更适应追或被追”。“精神病学——阿拉干战役”，未注明日期，页6，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1571。适应力强的士兵可以通过消灭源头（即敌人）来宣泄忧虑和火气，但如无法发泄仇恨，就会出现神经病症状：这是两位研究人员1918年得出的结论。陆军埃德温·怀恩斯坦少校、马丁·斯泰因上尉，“战斗人员的上胃肠道心因性不适”，《战争医学》，8卷5期（1945年11—12月），页367。用一名军事观察家的话来说就是：“身受威胁而又无能为力是忧虑的根源”。唐纳德·霍尔，“捍卫民主行动中的压力、自杀和军役”，《战争医学》，161卷3期（1996年3月），页161。另见J.朗德尔、R.厄萨诺、H.霍勒韦、D.琼斯，“战斗紧张症与美国空军”，《战争医学》，155期（1990），页515—518。
在一战开始几年，战斗疲劳症被认为是神经受到了物理损伤所致，于是就自然地认为是身体的创伤，如被活埋或被狂轰乱炸等，造成了“神经”的崩溃，在其发展过程中恐惧和罪感几乎不起作用。但渐渐地，医疗人员开始认为，或许心理因素才是精神崩溃的充分条件。这些条件一旦得到满足，恐惧和杀人的行为本身就立刻变得十分重要。正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杰出普及者、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欧内斯特·琼斯所说：战争是对“文明准则的公然背弃”。在战争中，士兵不仅被允许、甚至受到鼓励
去做一个文明人自始至终摈弃的行径……各种原先被禁止或藏匿的冲动，残忍的、暴虐的、嗜杀的等等，都被煽动起来了，早先的内心冲突，即弗洛伊德认定的所有精神病症的缘起，原先一直是通过“抑制”冲突的一方来解决，现在都得到了加强，而生命体本身也不得不重新面对它们，而这时环境已完全改变了。欧内斯特·琼斯，“战争休克和弗洛伊德的神经官能症学说”，收S.弗伦齐、卡尔·亚伯拉罕、欧内斯特·西梅尔、欧内斯特·琼斯（编），《精神分析学和战争恐惧症》（伦敦，1921），页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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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一旦“回到常人的精神状态”，心理就会受到严重的冲击。约翰·麦克迪，《战争恐惧症》（剑桥，1918），页11。这种现象在步兵中尤其严重。他们能更多地感受到毁灭欲的后果，这一点和比如说海军人员等比有很大差别。海军弗兰西斯·布雷斯兰中校、霍华德·瑞姆少校，“海军的精神病学问题”，《战争医学》，6卷4期（1944年10月），页219。
尽管杀人还没有被认为是情绪失控的原因，但一些精神病学家，特别是倾向于精神分析学的精神病学家，已经开始把两者联系起来。如在美（他在一战中是康奈尔大学医疗心理学系的讲师）英（二战时他在英国剑桥教过精神疗法）说话都很有份量的约翰·T.麦克迪，在他的《战争心理学》（1917）中突出讲了升华在消除人杀戮时恐惧心理方面的作用：
敏感的人无法从杀戮中获取乐趣——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吧，敏感的人必然会承载双重的压力，很快就会痛恨自己所要担负的任务，这种仇恨不久就会化成恐惧。一旦出现了恐惧，就只有投降或者生病两条路了。约翰·麦克迪，《战争的心理学》（伦敦，1917），页53—54。
也有其他精神病学家持类似观点。1919年，爱德华·W.拉泽尔博士对华盛顿神经和精神疾病学会说，纵使士兵能说服自己杀人是对的，他“尚不成熟的自我理想”也会拒绝接受如此突然的转变，进而与其意识产生冲突。在战斗中，这样的士兵将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本性是嗜杀的。对攻击和暴虐冲动的禁锢一旦解除，再加上当事人无力升华或压抑死亡的意识，就会产生个体无法承受的压力。约瑟夫·D泰希尔（1953）和格雷戈里·齐布尔克（1943）曾强调过俄狄浦斯幻象的重要性，不过儿子因父亲和自己争夺母亲的爱而对其充满杀欲、罪感纠缠的仇恨，被战时杀戮的要求打乱了。爱德华·W.拉泽尔博士，“战争的心理学和精神分裂症”，《精神分析评论》，7卷（1920），页227-228。二战的论据见爱德华·斯特雷克、肯尼思·艾普尔，《精神病学与现代战争》（纽约，1945），页24。士兵在上战场时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满心罪感，总在想象一次的谋杀，这样的罪感早在他参军之前就有了。如有士兵心怀强烈的俄狄浦斯式的罪感，就会更加认同死去的人。如果再担心自己会受惩罚，被阉割或处死，他在战场上就会退缩，不事抵抗，终日沉浮于幻想。约瑟夫·泰希尔，“‘战斗疲劳症’或死亡忧虑症”，《神经和精神疾病学刊》，117期（1953年1—6月），页240—241及格雷戈里·齐布尔克，“对死亡的恐惧”，《精神分析季刊》，12期（1943），页465—467。
人有时没法升华或抑制对杀戮的恐惧，在某些情况下或人群中的几率要大些。既然多数士兵坚持杀敌是为了效忠战友，要想精神伤员尽可能地少，就只有把士气和“进攻欲”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供所有医务人员传阅的函件，“士气、纪律和精神健康”，未注明日期，页4，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218；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17—18及31；艾伯特·格拉斯，“简介”，收彼得·伯恩（编），《压力的心理学和生理学：关于越战的一次专门研究》（纽约，1969），页ⅩⅩ—ⅩⅪ；陆军W.林德塞尔少校，“战争疲惫”，《皇家炮兵杂志》，53卷（1926—1927年），页462；查尔斯·米尔斯，《战斗疲劳症在法国1914—1918：据战地日记》（剑桥，1940），页38—39；“心理医学专家的第三次会议”，1940年9月21日，页3，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1584；陆军埃德温·怀恩斯坦少校、加尔文·德雷尔中校，“对战斗引起的忧虑的动态研究”，《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年11月），页12。睡眠不足、精疲力竭、思想幻灭，都容易减弱人对杀戮压力的承受能力。在某些战区，睡眠成了严重的问题——在1945年的意大利，三分之一的步枪手每晚只能睡（不到）四个小时。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79，据对1766名步枪和重型武器连队士兵的调查。另见伊莱·金斯伯格，《表现方式》（纽约，1959），页38。研究发现，他们如果可以定期撤出前线好好休息，则作战时间可以翻番，且不会产生严重的精神问题。“预防精神病学”，《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6卷5期（1946年11月），页493。爱国理想的幻灭也使战士的情绪易出问题。二战时，这个问题在空军特别严重，那里的实际情形和一般人对于空战罗曼蒂克的想象相差太多，使得许多年轻飞行员的心理落差很大。陆军查尔斯·米勒少校，“空军人员延缓的战斗反应”，《战争医学》，8卷4期（1944年10月），页256。最后，实际参与——而不只是旁观——施暴会大大增加严重精神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内奥米·布雷斯劳、格伦·戴维斯，“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战时紧张性刺激的病原特征”，《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44卷5期（1987年5月），页578—583及雷切尔·耶胡达、斯蒂文·萨斯韦克、厄尔·吉勒，“接触暴力及越战老兵慢性创伤后精神压力症的严重程度”，《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49卷3期（1992年3月），页33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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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有两种人容易精神崩溃：懦夫和“女子气”的男人。许多随军卫生官员都认为之所以会发生心理崩溃，是懦弱的表现。建筑业工人统一工会，《塞珀·黑斯提斯案》（伦敦，1943），页3；“诈病”，《英国医学杂志》，1917年7月28日，页117；“战争抚恤金委员会代表与部长会议：1930年4月25日布里斯托尔会议纪要摘录”，收伦敦档案局PIN15/2946；查尔斯·米尔斯，《战斗疲劳症在法国1914—1918：据战地日记》（剑桥，1940），页51—53；托马斯·萨蒙，《英军精神疾病和战争恐惧症（“炮弹休克”）的护理与治疗》（纽约，1917）；《精神健康》，1卷4期（1917年10月），页516；R.威廉姆森，“炮弹休克之后神经衰弱和精神衰弱的治疗”，《英国医学杂志》，1917年12月1日，页714。靠装疯买傻逃避战争的也大有人在。“前列兵某某”，《战争就是战争》（伦敦，1930），页97—98；J.哈钦森，“一名皇家爱尔兰步枪手的早年回忆，1917—1919”，1982年，页33，收北爱尔兰档案局D3804；《战争部“炸弹休克”调查委员会报告》（敕令书1734），下议院，1922年，Ⅻ卷，页43，威廉·布朗的证词；E.索萨德，《1914—1918年战争文献中589份病历里显现的炮弹休克和其他神经精神病学问题》（波士顿，1919），页103及643。请注意，有的定义把任何伪装疯癫的人也界定为是疯子：德·麦肯齐，《士兵无枪》（费城，1945），页30。爱德华·凯西就是一诈病老手，一战时靠假装战斗疲劳症竟推迟了服役。他介绍了医生是怎么给他施催眠术的：
我得告诉他枪炮齐发前发生的一切。我满嘴假话，他却把我的话一五一十记在本子上，还讲像我这样的病例正越来越多。爱德华·凯西，“格格不入的士兵”，页3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见我的打印稿（附介绍），乔安娜·伯克，《格格不入的士兵》（科克，1999）。
越战期间，有个叫“羚羊”海伍德·T.柯克兰的黑人步枪手在装疯后成功逃脱，荣归故里。海伍德·柯克兰，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104。
这样的作假者虽只是个例，但一般认为像炮弹休克这样的诊断给了“恐惧以受人尊敬的名声”，且会鼓励“胆小鬼不顾一切地”装病。洛德·莫兰，《勇气的解剖》（伦敦，1945），页186。正规部队的军官最痛恨这样的事。有“老手”曾对第4军某神经病学家说：“要是谁让战友失望，就该把他毙了。他要是个疯子，那再好不过！”H.威尔斯博士，“医学史脚注……一般方面：炮弹休克”，未注明日期，页2，利德尔收藏。随军医务人员深知，在部队里生病没准倒是好事。夸大症状甚至无中生有，或许能躲过危险的任务，甚至终止服役也未可知。见“前线地区一次精神病学会议的报告”，加尔各答，1944年8月8—10日，页2，陆军坎特利少将的讲话，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550。一名心理咨询师曾在1947年告诫英国皇家海军：
神经精神病学家总要面临这样的困境，是让士兵坚持岗位，虽然知道他可能无法完成任务呢，还是批准其退役，让他们轻松逃脱，从而开创不好的先例呢？军医D.卡兰上尉，“官能性神经症与皇家海军服役的关系”，收陆军少将亨利·泰迪爵士（编），《战争医学盟军之间会议1942—1945》（伦敦，1947），页220。另见“情况调查”，1943年3月9日至5月31日，页8，（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
怎样将诈病的士兵和神经确实有毛病的人区分开，一直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取舍，如对兵力的需求和部队的士气等。详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第2章。
最后，精神病学家总是不厌其烦地暗示受不了打仗压力的战士不是“男人”。在其经典教科书《战争恐惧症》（1918）中，约翰·T.麦克迪讲了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列兵的悲惨遭遇。麦克迪注意到，这个小伙子在战前尽管没有任何“神经病症状”，但“待人接物不同于常人”。能证明这一切的是他
心肠很软，从不愿见动物被杀。与人交往时有点害羞，喜欢独处，且不像一般这个年纪的男孩那样顽皮，总和同伴有点不同，要比他们文雅。和女孩子交往有点忸怩，且从没想过要结婚。约翰·麦克迪，《战争恐惧症》（剑桥，1918），页7—8。
换句话说，“正常”男人在心理上是能接受杀人的，因为他们粗犷，不在乎看见动物被杀，合群、调皮，像年轻人的样子，且对异性很主动。
到二战时，有这样看法的人就更多了。“在社交和情感方面不成熟，躲避战斗就好像绝望的女人，满肚子愤慨的男兵”是广受尊敬的麦迪逊精神病学家菲利普·S瓦格纳在1946年的评语。他认为，这种消极的“隔离”做法和纳粹的自我中心主义同样自私。瓦格纳说起他们来用词很尖刻：自恋，装腔作势，对母亲般的人过分依赖，只在乎自己高兴。他想象这些“在社交和情感方面发育受阻”的士兵可能逃过打仗，因“祸”得福，于是建议要他们立刻回到战场，且如有如先症状就应军法处置。菲利普·瓦格纳，“1944年6月20日—8月20日诺曼底攻势中的精神病活动”，《精神病学》，9卷4期（1946年11月），页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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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学家的作用
士兵如果因自身的缺陷（无论是怯懦、柔弱，还是“当真”神经错乱）而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那精神病学家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起作用：有他们在，可以从道义上说明战争的合法性；他们于“治愈”持异见的士兵也有着关键的作用。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第一个用场不应被低估。他们不会避开道德教诲，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道德的化身。传统上，这一职责是由神职人员来完成的，现在却越来越多地由社会科学工作者承担，后者有意识地扮演牧师的角色，用他们的语言。例见陆军弗朗西斯·普卢伊特上校，“军中医患关系”，《美国三军医疗杂志》，5卷2期（1954年2月），页204。另见本书第9章。军事训练成了“转化不曾适应的道德心”的手段，美全国科学研究会1944年编写的教科书《部队心理学》说。《部队心理学》（华盛顿，1945）。朝鲜战争期间，是医务人员提供了“精神指导”。陆军弗朗西斯·普卢伊特上校，“军中医患关系”，《美国三军医疗杂志》，5卷2期（1954年2月），页204。到越战时，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已经基本揽下了原先属于宗教的职能。斯科特·纳尔逊、E.托里，“精神病学的宗教职能”，《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43卷3期（1973年4月），页362。用“退伍军人扩大服务计划”协调员的话说就是：“我们不仅是顾问；我们的所做已几近牧师。士兵来找我们，既寻求帮助，也是为了求得宽恕。”引自彼得·马林，“与道德痛感共存”，《今日心理学》，15卷11期（1981年11月），页68。
在军方看来，把某些道德责任从牧师肩头转到数据收集者和“心智医生”身上自有其好处。当时，心理学家在平民社会的根基尚不牢固，所以很愿意到军中做事。有社会学家在《陆军战斗部队杂志》（1955）中沾沾自喜地说，社会科学工作者向军方提供的信息须时刻“处于职业军人的监控下，后者会小心裁断、取舍有度的”。与编辑书，弗朗西斯·约翰斯顿，“同仇敌忾——社会学家的见解”，《陆军战斗部队杂志》，5卷10期（1955年5月），页7。社会科学家愿意遵从军队的道德标准，军队也急需这样的人来对付（英国心理学家查尔斯·斯坦利·米尔斯的原话是）“不愿轰炸妇女、儿童的飞行员”，或为拒绝向因战斗而心神不定的士兵发放抚恤金的决定（理由是，给他们抚恤金实际是奖励心理缺陷）辩护。查尔斯·米尔斯博士在退伍军人福利协会医疗年会上讲话的报告，“战争恐惧症”，《柳叶刀》，1939年7月15日，页153。士兵如果因参战而出现心理问题，则不应获抚恤金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澳大利亚方面的例子，见R.埃勒里，“一个为争取和平而进行的精神病学项目”，《澳大利亚医疗杂志》，1卷14期（1946年4月6日），页459；C.麦卡锡，“战争恐惧症患者的康复”，《澳大利亚医疗杂志》，1卷26期（1946年6月29日），页911；H.威利斯，“战争恐惧症患者的康复”，《澳大利亚医疗杂志》，1卷26期（1946年6月29日），页915。二战时有个心理学的巡回讲座，题目是“应对杀戮”，就为其道德职责提供了很好的注脚。该讲座认为，杀害战俘是理所当然的；军事心理学家和其他军官得到的指令是，如有人对杀战俘持保留意见，只须告诉他不必为此背上心理包袱，道德责任自有上级来承担：也就是“服从命令”。有心理包袱的人，只消对他们说，杀害战俘的责任“由集体来负”，而且杀死战俘不仅保护他们自己和战友，也维护了“文明的理念”。不管怎么说，就是不应有任何想法说处决战俘是“杀欲”的表现。“战争的心理学方面讲座摘要”，讲座题为“应对杀戮”，页5，伦敦档案局公民来访接待处21/914（附录）。在军事心理学家的眼里，杀害非战斗人员不是道德问题，只是现代战争的一个基本事实而已。部队的宗教顾问无论怎么为杀戮正名，他们都清楚神学上“正义战争”的概念。社会科学没有如此权威的道德律。实际上，社会科学的主流——如本能学说、精神分析学说——都把杀戮看成人类心灵中不可或缺、无法避免的一部分。其他学派——如行为主义——所宣扬的实用伦理也很受军方的欢迎。这样的观点不见于宗教典籍，虽然通过阅读随军牧师的日记我们也看到，他们中很多人也接受了一些心理学理论，进而丢弃了部分忏悔、宽恕之类的传统说教。详见本书第9章。
但与救治无法临战的士兵比起来，为战争正名并不十分重要。精神伤员的数目之多让负责抚恤金发放的机构不得不向精神病学家求援，好（用英国一战时国务大臣的话来说就是）“为国家省下一大笔原本应该偿付给退伍军人的抚恤金”。国务大臣的备忘录，1915年6月30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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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疗 方 法
治疗一直以让尽可能多的士兵尽快地回到战斗岗位为目的。一战因患战斗疲劳症而入院治疗的士兵中，最终回到战场的只有两成：反过来说，一定要把这么高的“永久丧失战斗力”的比率降下来。对截至1917年6月30日的一年中从马格亨红十字军医院出院的731名士兵的研究，收托马斯·萨蒙，《英军精神疾病和战争恐惧症（“炮弹休克”）的护理与治疗》（纽约，1917）；《精神健康》，1卷4期（1917年10月），页525。在这个背景下，有了一次大规模动员，请医务人员除了减轻士兵的苦楚外还指导军官的工作。这样到二战爆发时，全美执业医师中有近四成都应召到了部队，为1 200万军人也就是全美8%的人口服务。历史情况见罗伯特·阿伦费尔特，《精神病学在二战中的英国陆军》（伦敦，1958），页17。另见伊莱·金斯伯格，《表现方式》（纽约，1959），页13。注意，越战中澳军没有长期雇佣精神病学家。
在一战期间，对精神崩溃是因器质性失调到心理失调的认识改变，当然影响到治疗手段的选用。如是因“神经瘫痪”引起的崩溃，就会施用按摩、休息、电击和调整饮食等疗法。如是由心理原因造成的，那“谈话疗法”、催眠和休息会有助于患者早日康复。但不论何种情况，作业疗法（一战中近30%的治疗都采用了这种方法）“1921年6月17日周五在总部召开的医疗服务神经病学代理专员会议备忘录”，1921年，页1，伦敦档案局PIN15/56。和“灌输阳刚气”总是在推荐之列。就像英国约克郡布森炮场的医务主管在1920年所说的，医务人员虽要表现出同情，但患者“一定要学会像男人那样正视自己的疾病”。乔治·杰弗里，“与战争精神神经症相关的一些有趣的问题”，《精神科学杂志》，66卷273期（1920年4月），页140。男人要变得“硬朗”起来，就得干体力活。J.H.海布，“神经衰弱者的硬化”，1923年12月6日，伦敦档案局PIN15/2946。另见伦敦档案局PIN15/57，落款1922年6月20日的备忘录。
前面讲过，到二战时人们已经把身心疲惫视作精神崩溃的主要原因，这直接促成了军方自1942年起开始设立疗养所，以及用政策来限制士兵不经休假连续作战的时间。陆军J.斯帕罗中校（辑），《士气》（伦敦，1949），页13及陆军C.肯顿少校，“战争的医学史……1944年第2季度报告”，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1458。与此同时，面谈和精神疗法等也被广泛采用，日渐流行。从这时起，人们开始认识了胰岛素、巴比土酸盐等药剂的疗效。菲利普·瓦格纳，“1944年6月20日—8月20日诺曼底攻势中的精神病活动”，《精神病学》，9卷4期（1946年11月），页343。麻醉精神分析是指在对病人施用阿米妥钠、硫喷妥钠等催眠药的情况下与之面谈，对其言语进行精神分析。医生会跟患者说明，刚才给他服了催眠药，是为了帮他回想已经淡忘的事。等患者镇静下来后会给他明显的暗示，使他坚信自己完全可以康复。有个统计表明，这种方法在95%的患者身上都有效，尤其是区分起“真正的”癔病患者和诈病的士兵来更是灵验。陆军阿尔弗雷德·路德维希少校，“战士诈病”，《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年11月），页30及97。“暗示”还有更微妙的用途，可以让士兵重回战场。比如在一家疗养所，一名狂躁的士兵被留了下来，因为他总是兴奋地要求回前线，杀“坏蛋”。这种情绪传染了其他未必有这么急切、却特别容易受暗示影响的患者。菲利普·瓦格纳，“1944年6月20日—8月20日诺曼底攻势中的精神病活动”，《精神病学》，9卷4期（1946年11月），页348—349。
电击疗法也有使用，或是单用，或是配合药物治疗，特别是像对精神失常、分裂和情感性精神病等。这种疗法要用到便携式电机。列兵弗雷德里克·布拉顿是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的一名士兵，他说这“非常痛苦，因为不给你麻醉……电压很高，所以不时有颌骨、腿骨或臂骨断裂的事发生。”列兵弗雷德里克·布拉顿，“被强征的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员”，页29—30，（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据说，这种治疗不只对患者有好处。陆军中校路易斯·L.特里恩和马丁·施泰因少校1949年时曾说，这
使精神病患者可以得到治疗而无须冒太大危险，而且不需复杂设备。它把对物件的损坏以及对医、患人员的损伤都降到了最低程度，大大降低了转运病人的难度，显著减少了药品和关押措施的使用频度。陆军路易斯·特里恩中校、马丁·施泰因少校，“后方精神病院”，《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年11月），页127。
澳大利亚的精神病学家仍严重依赖处方药，特别是抗抑郁药和镇静剂，还有精神疗法。杰弗里·斯特莱默、克里斯托弗·坦南特，“越战的精神病学方面：对战士的影响”，收肯尼思·迈多克、巴里·赖特（编），《战争：澳大利亚和越南》（悉尼，1987），页236。自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在越战中，治疗方法大致可分三种：立即治疗、不离战场（当时认为，士兵离战场越远，以后再度上阵的几率就越小）和给予不日即可康复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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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和医务工作者的态度
士兵一旦精神崩溃就似乎别无他选，只能咽下怯懦的耻辱，眼看自己作为士兵和男人的名誉接连经受重创：同情几乎是奢望。F.莫特，“关于战时精神神经症的两篇演讲：（一）神经衰弱：因恐惧而起”，《柳叶刀》，1918年1月26日，页129及菲利普·瓦格纳，“1944年6月20日—8月20日诺曼底攻势中的精神病活动”，《精神病学》，9卷4期（1946年11月），页345。狂轰滥炸、血雨腥风中，他们要是英勇过人，在战斗过后，其“脆弱的地方”就不会有人注意到。A.亚伯拉罕，“1914—1918：一名反英雄的回忆”，约1973年，页84，帝国战争博物馆及海勒姆·斯特迪，“与皇家炮兵团在西线的插图岁月”，页25—26，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但酣战之时，旁人的态度就远没有这么体谅了。“躲一边去，胆小鬼！”一战时有英国士兵对惊恐的战友说。詹姆斯·霍尔，《基钦纳的手下：一名美国人在英国部队中的不凡经历》（伦敦，1916），页184。二战的例子见奥迪·墨菲，《地狱归来》（伦敦，1956），页24。在越南，谁要是敢哭，那战友一定会拳脚相加，以防怯懦像病毒般吞噬在场的每一个人。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289。精神伤员即使回国也得不到多少同情。一战中的英国，英国内特利医院专门收治战斗疲劳症的患者。可等患者到达时，迎接他们的只有寂静，人都垂着头，好像有“莫名的耻辱”。W.埃斯普林的打字稿，无日期，无标题，第1段，收伦敦档案局PIN15/2502。二战中有人注意到，精神伤员的家人、朋友都
对其处境不抱同情。他们还满脑子传统观念，认为成为“英雄”是所有参战士兵的天职。只要国家需要，就不应有任何迟疑，要么杀人，要么被杀。罗伯特·克拉克，“进攻欲和军事训练”，《美国社会学杂志》，51卷5期（1946年3月），页423。
跟下章的主角随军牧师一样，精神病学家也会对罪感加身的士兵冷嘲热讽。陆军上尉詹姆斯·亨利·迪伯写过，神经衰弱的士兵让他“恼火”、“无法忍受”，恨不得“把这些世俗的家伙踢开”。陆军詹姆斯·迪伯上尉，“日记和帐单”，1914年8月24日条，页2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美国陆军医疗部二战时承认，医生对患神经病的士兵一般态度都不好。这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讨厌呆在军队里：曾有医生诅咒说，“妈的，我要是陷在这儿，也一定不让你好受。”战争部，《陆军医疗部简报第36期》（伦敦，1944年6月），页5，引自《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第71期，1943年12月，页31。有越战老兵曾解释自己为何不愿求医：
是这样的，我怕得要死，怕挨罚……我怕什么呢：“好家伙，要是我说了……实话，还不得到莱文沃思堡［军事基地，在堪萨斯州东北部城市莱文沃思旁，内有军校和监狱——译注］炸石块去……甚至被处绞刑或枪毙也未可知。”我怕，因为……我毕竟杀过人啊。无名越战老兵，引自罗伯特·利夫顿，《战后归乡——越战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页165，省略号原文就有。
以精神病学家为代表的医务人员对因受不了战争压力、精神出现问题的士兵态度越来越差。一战时，医生还稍有点同情。一本关于战斗疲劳症的权威著作甚至指出，神经出了问题的士兵并未失去理智，反而是太多理智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的理性在“痛苦地高速运转”。G.史密斯、T.皮亚，《炮弹休克及其教训》（曼彻斯特，1919），页2。精神出了问题的士兵其实“开化”程度更高，是本能学说的论点。但到二战时，不能英勇杀敌也成了一种病症。当时的观点是，一个大男人连杀人都干不了，那一定是“无趣加羞怯”的典型。这样的人不能理解像“爱国、胜利、传统等复杂的观念”，从小就受“文明观念”的熏陶，以致“不能适应……其对立面”。“前线一次精神病学会议的报告”，1944年8月8—10日，页13，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550。杀人时情绪失控的人“心理不健全”，“不称职”，不救就“没治了”。陆军J.兰特里少校，“人力因素之于战争的影响”，《澳大利亚陆军军报》，107期（1958年4月），页14及陆军H.帕默尔少校，“伤员问题——对12000人的研究”，1944年，页3，（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要是因为承受不了压力而精神崩溃，那一定是“不沉着”、“自恋”、“像个女孩子”。安德鲁·麦克菲尔爵士，《一战中加拿大军队的官方历史：医疗服务》（渥太华，1925），页278及菲利普·瓦格纳，“1944年6月20日—8月20日诺曼底攻势中的精神病活动”，《精神病学》，9卷4期（1946年11月），页356。和平主义是“恐怖的……是对自我毁灭欲望的文饰，”弗朗茨·亚历山大说。在1941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
任何人如对人类过去和现在无处不在的侵略欲视而不见，那我们满可以说，他没有正视现实。如果他智力没有问题——不是没有把握周围事物的能力——那心理就一定有问题，只能把他视为神经病患者。弗朗茨·亚历山大，“战争与和平的精神病学方面”，《美国社会学杂志》，46卷4期（1941年1月），页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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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让这样的士兵“摆脱”困境，强迫他以“人而不是动物的方式”来审视杀戮。约翰·麦克迪，《士气的构造》（剑桥，1943），页44—45。士兵不单要为国捐躯，还要时刻准备献上自己的“意志”和“胆力”。陆军H.帕默尔少校，“伤员问题——对12000人的研究”，1944年，页11，（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精神病学家不仅要考虑躺在医院里的士兵，还要挂念“仍在山里继续作战的小伙子们”。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尤金·R.黑林上尉这样介绍他的医生同事在朝鲜战争中的态度：
海军医疗部的口号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坚守尽可能多的岗位，且撑得越久越好。”陆军的目标更简洁：“保持战斗力”。空军的是“继续飞下去”。这些不是空洞的标语；我们每日对待伤员时都应记住这些，任何情况下都是。海军陆战队尤金·R.黑林上尉，“医务官对上司的责任”，《美国三军医疗杂志》，4卷2期（1953），页1496—1500。
为这种态度正名不算难。国家在战时显然有权要求军人不只为祖国贡献四肢、眼睛或生命，而且也献出其“胆识”。与一般的做法不同，“主观抱怨”是不能听的：如果不能依据“可靠的病理学和生理学概念”作出诊断，就没有理由不让这些士兵即刻回到他们的岗位上去，这是名美国医生的见解。陆军罗伯特·奥古斯丁中校，“内科医师和理疗师之间的关系”，《美国三军医疗杂志》，4卷2期（1953），页1515。强迫患战斗疲劳症的士兵回到前线也符合他自己的利益，因为如给他转诊，“他就会继续病下去，为不能回到部队或岗位做出带有受虐色彩的悔过”。菲利普·瓦格纳，“1944年6月20日—8月20日诺曼底攻势中的精神病活动”，《精神病学》，9卷4期（1946年11月），页358。
重要的是集体，不是个人。陆军中将尼尔·坎特利爵士，“书信文件集”，页1，对战争部问卷调查的回复，1946年，（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马尔克·克劳提尔，“敌后医护：秘密医院的历史研究”，《战争医学》，158卷12期（1993年12月），页817；乔治·戈德曼，“精神病医生在战时和平时的作用”，《精神病学》，9卷3期（1946年8月），页265；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19。“医务人员的首要任务是不鼓励人开小差，”J.C.邓恩上尉说，这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哪怕在执行过程中会“暂时伤害到某个个人”。陆军J.邓恩上尉，《步兵眼中的一战》，1938年首版（伦敦，1987），页585。十年后，麦迪逊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佩里点退伍军人医院的顾问菲利普·S.瓦格纳中尉也说了类似的话。他告诫读者，军队精神病学家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看一个人还有没有“剩余战斗力”，他们管的不是“‘怎么治’，不是（患者）多打几天仗而可能有的精神上的痛苦，也不是最终会怎样影响其性格”。菲利普·瓦格纳，“1944年6月20日—8月20日诺曼底攻势中的精神病活动”，《精神病学》，9卷4期（1946年11月），页348。伊莱·金斯伯格的表述最为完整，他建议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战争环境下要“牺牲他们对患者个人的人道主义态度，代之以对其诊断会对士气和战斗力产生何种影响的考量”。伊莱·金斯伯格，《崩溃和康复》（纽约，1950），页86。另见哈里·特罗斯曼、I.魏尔兰，“心理动力学原则在军队精神疗法中的应用”，《美国三军医疗杂志》，8卷9期（1957年9月），页1359。
医疗队的军事化
即使医务工作者愿意，他们能与患者为善的程度也是有限的。在军队里，心理学家能拿主意的时候很少。对心理学研究的经费支持与军方的需要直接相关，连有很大影响力的人力资源研究组织也被威胁，如果偏离了狭窄的“军事”目标，他们的经费就会无着落。梅雷迪思·克劳福德，“军事心理学和普通心理学”，《美国心理学家》，25期（1970），页335。美国陆军部新闻教育司（该司负责聘用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将研究限于“具体问题”，要能有“具体成果，和后勤政策、实务有确定、直接的关系”。罗宾·威廉斯，“二战期间政府内社会学研究评论”，《美国社会学评论》，11卷5期（1946年10月），页573。心理学家不得对有违军令者的量刑作任何评论，除非当事人“确实”因精神原因而不适于受审。陆军J.威斯哈特少校，“一名精神病医生的随军经历——1943年1月至1944年1月，尤其提到在前线工作经历”，1944年1月23日，页7，收陆军少将欧内斯特·考维尔，“书信文件集”，（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军队社会学家莫里斯·詹诺维支对研究有所谓的“启蒙模式”和“操纵模式”之分，两者间没有竞争。詹姆斯·伯克，“莫里斯·詹诺维支和军队和社会的社会学研究的起源”，《部队和社会》，19卷2期（1993年冬季），页179。
再有，军方听到刺耳的言论，会责令其封口。军医和其他军人一样，要是工作“马虎”也会受军法处置。比如陆军G.N.柯克伍德中尉，一战时在第11边境团第97步兵营做军医，就支持士兵说自己身心疲惫，没有能力再发动进攻。因为这，他挨了骂，还被解职、除名。第32师指挥官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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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病人、伤员，在医生是美德，但军医的任务不是向司令报告他的下属不适宜执行某项任务。士兵只要在前线，就是能执行任何命令的最好凭证。“炮弹休克”，1915年7月，收查尔斯·伯彻尔爵士，“文件和报告”，（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
在1943年年初，因精神问题而被遣返的士兵超过了征召的士兵人数，于是颁布了一道命令，规定精神病医生不得建议遣返有精神疾病的士兵，惟一的例外是精神错乱的人。引自唐纳德·彼得森，“讨论”，《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23卷7期（1967年1月），页819。到越战时，军方的强硬态度使像唐纳德·B.彼得森这样的海军陆战队员要求精神病学家采取强硬措施。他们要是手软的话，就会有非医务人员的军官来“保持战斗力”。同上，页819。越战期间，当激进的军医试图反抗、帮助士兵躲避兵役时，军队指挥官干脆只把自己想开除的士兵送到他们那儿。L.克什纳，“对待军中异见者时的反移情问题”，《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43期（1973），页657。
但实际操作中，这些很少能约束住心理学家。军队心理学没有一套专有的技术（这一点不像实验心理学），关注的也不止一些共有的问题（这与发生心理学不同）。它只与军队相关，是它的一个下级学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有机会进入一个庞大的“实验室”进行应用研究，而且有这么多驯服的实验对象，心理学家自然非常欣喜，也愿意听从部队的要求。詹姆斯·德里斯凯尔、贝克特·奥姆斯特德，“心理学和军队：近期的应用和发展”，《美国心理学家》，44卷1期（1989年1月），页45。虽然有论者试图从工作划分的角度解释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军方需要间的矛盾，例见陆军罗伊·克劳森上校、阿琳·丹尼尔斯，“军队精神病治疗中的角色冲突及其解决”，《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23卷3期（1966年9月），页281；阿琳·丹尼尔斯，“束住手脚：军队精神病治疗中的行政限制”，《健康和社会行为杂志》，10卷4期（1969年12月），页257；阿琳·丹尼尔斯，“军队精神病学：一门分科的兴起”，收埃利奥特·弗雷德森、朱迪思·洛伯（编），《医务人员和他们的工作》（芝加哥，1972），页160。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两者间其实没有“角色冲突”。社会工程正是他们要做的。
实际上，医务工作者就好战而言不逊于别的军官。虽然有人说“当别人都在毁灭生命时，挽救生命给了他们极大的满足”，《红魔：一支空降野战救护队在诺曼底》，1944年，页45，（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但也有很多医生向往在战斗中扮演更具攻击性的角色。至少，他们都认为救助伤员是为了能让他们继续去杀人。戈登·利文斯通博士，“在越南救治”，收理查德·福尔克、加布里埃尔·科尔可、罗伯特·利夫顿（编），《战争罪行》（纽约，1971），页436—437及罗兹·桑代基，其访谈收基思·沃克，《心里话：26位越战美国女兵的故事》（诺瓦托，1985），页9。在训练中不断有人提醒他们，“你们到部队，是杀德国人、日本人的，是来赢得战争的。别忘了这一点！”列兵弗雷德里克·布拉顿，“被强征的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员”，页9，（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在有机会扛武器时（如二战伞兵团），大部分医务官都乐意全身武装，以“尽其所能，进入战争状态”。《44印度空降师：第一份训练手册：医疗服务》（出版地点不详，1944），页8及14。另见A.沃克，《澳大利亚海空军的医疗服务：有一章专讲医疗队中的女性》（堪培拉，1961），页512，有关于“前线”、“后方”界限日渐模糊，可能会导致医务人员武装的叙述。据二战时一份报告讲，他们“希望成为战士”，这种想法与他们职责间的冲突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而且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经常粗暴对待或极度纵容士兵的原因。给所有医务官的通报，“军心、纪律和精神健康”，二战中但未注明日期，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218。另见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18—19。在整个越战期间，全副武装的医务官是大头，不是少数。就像杰克·斯特拉汉回忆的，那些“既乐于被当作杀手也乐于当医者”的医生，并不认为这两个世界在道德上是互相排斥的。杰克·斯特拉汉，“医疗队员”，收J.托普曼（编），《越战文学选集》，增补本（费城，1990），页37。另见医疗队员李·雷诺兹的话，收埃里克·伯哲鲁德，《电闪雷鸣：一战斗师越南体验》（新南威尔士，1993），页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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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多数医务官在战时没有体验过职业和个人道德准则间的冲突，但有不少人试图弱化其工作的残酷一面，这种作为在军方看来与造反无异了。竟有少数医务官答应把持异见的士兵（英国有齐格弗里德·萨松，德国有恩斯特·托勒尔）送进疯人院或精神病院，以使他们不被送上军事法庭。向军方隐瞒实情的也大有人在。比如二战期间在瓜达卡纳岛某师做军医的M.拉尔夫·考夫曼，他的指挥官对情绪不稳定的士官态度之凶暴是出了名的。作为报复，考夫曼为苦恼军官做出的诊断都是器质性失调。M.考夫曼、林赛·比顿，“南太平洋区”，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461。在越南战争中，部分医生拒绝为部队培养护理人员，且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慷慨地开出缓役证明。J.盖革，“隐藏的职业角色：作为反动派、改革家、革命者的内科医师”，《社会政策》，1期（1974年3—4月），页28。加里·吉安尼诺托在越战中是海军的一名军医，他就向勉强参军的士兵传授打身体的什么地方为好，甚至还提供吗啡以帮助他们减轻自残的痛苦。加里·吉安尼诺托，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214。还有医生对违反军规者不理不睬。
更多的心理学家不愿意“治愈”士兵的“妄想”：即敌人也是有知觉力的。例见H.谢泼德，《说“不”：普通人的反战手册》（伦敦，1935），页68—69。萨拉·哈利越战中为波士顿退伍军人后勤医院工作。她工作不久就收治了一个曾经参与过美莱屠杀的病人。当听到这人被诊断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时，她不禁大吃一惊：
我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但他们告诉我这人明显在妄想，绝对有精神病。我争辩说，仔细的观察表明他没有其他病征。在哄笑声中，我夺门而出。
“这些所谓的专业认识竟无视战斗的现实！”她咆哮了，“竟把现实叫做精神病！”哈利坚决反对这样的诊断，是因为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她父亲曾讲起过他二战时在北非作战遇到的类似情况。萨拉·哈利，引自威尔伯·斯科特，《重新适应平民社会：越战老兵的战后生活》（纽约，1993），页5。
别的激进的医务官也给出了回击。1946年，美国陆军威廉·尼德尔斯少校就说有“相当一部分”的军队精神病学家，在其个性中有专制的一面（甚至是施虐倾向），他们认为人人都在诈病，以把士兵送回前线的数目多为荣（尽管不知道他们回去以后能否适应战斗的情形），滥用麻醉剂，且从身体、感情和心理上惩罚那些有神经精神病症状的人。他精选了些讽刺的话，来描述看一名“精悍有力、捶胸顿足的精神病学家、玩具手枪已经是其所见极限的人”跟战士大谈“站如松”的道理，真是次“难忘的经历”。尼德尔斯认识到，军队精神病学家有两个老板，但多数医生对患者甚至没有丝毫的关切。威廉·尼德尔斯，“精神病学在军中的倒退”，《精神病学》，9卷3期（1946年8月），页167—185。
最后，还有少数持和平主义立场的精神病学家，不愿与军方合作，他们的目标是结束战争而不是帮士兵去打仗。R.吉文斯、马丁·内托希普（编），《有关战争和人类侵略欲望的讨论》（巴黎，1976），页8。在越战中，最重要的非主流心理学运动是由退伍军人组织的讨论小组，激进的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都有参与。这些人让老兵通过相互交谈、而不是与专家沟通来找到对症的疗法。见阿瑟·埃根多夫的大文，“越战老兵讨论小组和战后生活的主题”，《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111—124。传统的男性角色认同被一种新的、“较为温和”的阳刚气所取代。专家不仅鼓励老兵检视自己的心灵，也支持他们通过反抗军国主义来救自己。
“缝合”士兵的心理创伤，让他们早归战场，在民事精神病学某些领域（尤其是当精神病学家受雇于雇主而非患者时）也有应用。在战争时期，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地位就更不确定。他们满嘴和平，却在为战争贩子提供各项数据；他们治愈伤者，却是为了他们能回到战场被人杀掉；他们和军方有冲突，却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利用其提供的研究可能。另一方面，医疗队就彻底地融入了军方，承认自己的“上帝”是指挥官而不是患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成了“俘虏”了。例见诺曼·巴尔、伦纳德·祖宁，“军中精神病医生的难题澄清”，《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41卷4期（1971年7月），页672—674；阿琳·丹尼尔斯，“束住手脚：军队精神病治疗中的行政限制”，《健康和社会行为杂志》，10卷4期（1969年12月），页255—265；L.克什纳，“对待军中异见者时的反移情问题”，《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43期（1973），页654—659；马尔克·皮利苏克，“越战老兵的遗产”，《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6—7。反精神病学运动的发展史见诺曼·戴恩，“批评者和异见者：关于美国“反精神病学”的思考”，《行为科学史杂志》，25期（1989年1月），页3—25。临床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在战争中发展了与原先截然不同的做法：不去抑制士兵的暴力倾向，而是挑起他们的杀人欲望。这样，精神病学家在军中的作用就显露无遗了：激励士兵去行凶，不用生悔。
第九部分：随军教士随军教士 1
人都知道，惜命的
上帝坚决反对冲突
最讨厌的就是刀枪
英国人的是例外……
新戒律是“杀人吧
为实现上帝夙愿”。
伊恩·塞瑞里亚，“新学问”，1966伊恩·塞瑞里亚，“新学问”，收布赖恩·加德纳，《可怕的雨：战争诗人1939—1945》（伦敦，1966），页30—31。
一位年届30的天主教牧师，人称“矮妖精和少年先知的混血儿”，因支持造成广岛140 000人和长崎73 900人死亡的原子弹而“名扬天下”。两年前，这位年仅28、很理想化的乔治·扎贝尔卡神父参了军。他以能继承其澳大利亚籍父亲的事业而自豪，并且希望别人都知道他在勉力卫国。作为提尼安岛投弹手所在教区的牧师，他的“孩子们”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向日本军民扔下了凝固汽油弹、传统炸弹，以至最后被他们称作“噱头炸弹”的原子弹。
“是，他们打了也杀了，”扎贝尔卡回忆说，“但人们没有记住这些。我觉得他们没做错什么。”事情过去几十年了，他一直坚持自己祝福的是“美国的孩子们”而不是扔炸弹，但似乎没人愿意听他的辩解。他说自己熟稔圣奥古斯丁的“正义战争”理论，应该更敏感于杀戮平民的事件中牵扯的神学问题，但也通过归罪他人给自己开脱：他曾辩解说，上级教会不是一直对此三缄其口吗？事实上，二战行将结束时斯佩尔曼主教［1889—1967，美国天主教会枢机主教，纽约大主教，曾任美国军队随军神父代理人，为越战中的美国政策辩护——译注］在提尼安岛主持大型弥撒时他也在场，其时斯佩尔曼大力鼓吹应为自由和公正而战。当时在岛上的宗教界人士也没有对轰炸是否道德提出异议：轰炸虽然残忍，但为了上百万美国士兵的性命也只有这么做了。炸弹落下后，扎贝尔卡惊呼：“我的天，这太可怕了，但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这帮孩子终于可以回国了。”只是后来发现长崎市民绝大多数信奉天主教徒时，他才开始有悔意，想着他也信天主教的“孩子们”竟一直在“从飞机上扔炸弹，轰炸别的天主教徒”。
扎贝尔卡神父后来终于后悔自己当时太过逞凶，那是轰炸过后他向幸存者讲话的时候。他去了一些医院，无辜的孩子在病床上等死。“许多小孩都很安静，没有一点声音。他们就这么静静地躺着，在死去，”他注意到，心中满是震惊。之后，扎贝尔卡放弃了回国，在日本北部做了名牧师。当他最后回到美国时，发现没有人愿意再提及那段往事。“战争结束了，忘了它吧，”别人说。但他没法忘记。先是朝鲜、后来是越南的战报使他忆起曾经目睹的恐怖，让他决定自己不能再保持沉默，从此积极为和平奔走。乔治·扎贝尔卡神父，其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531—536。
在一番思想斗争后，扎贝尔卡神父最终接受了战事过程中的大规模屠杀。这并不罕见，少有的是他投身和平事业的决定。英、美、澳三国的宗教界人士都认为，很难把对上帝的爱和满心杀欲的士兵这两者调和起来。宗教人士难以把握自己的立场，其社会地位又加剧了这种困难。世俗、宗教领袖都把神职人员视作道德的代言人，自有一套办法来激发“胜利精神”、给予宽恕。尽管他们中虔诚的人——像扎贝尔卡神父——选择了反战，但多数还是接受了军队的作为，并把这视作宣教的好机会，而且还希望扮演更积极、血腥的角色，这也使得有些人对他们冷嘲热讽。教士一方面积极鼓励别人去持刀杀人，一方面又不愿让自己的双手沾上鲜血，所以有人笑他们是“一群地道的懦夫”，乔·沃克，《牧师、战争和其他战时杂文》（布雷福德，1917），页3—4。但同时有人说他们心怀可怕的杀欲；在杀戮后祈祷只会让人觉得恶心。“飞行队一员”，《死在空中：飞行队员的战地日记和照片》（伦敦，1933），页69及查尔斯·拉文，《默想与回忆》（伦敦，1931），页166—167。一些德高望重的宗教界人士公然站出来为杀戮辩解，这使得有些人开始质疑教会是否有权利代表教规。伊迪丝·肖克劳斯，“摇篮的手”，收肯尼思·布赖恩特、莱亚尔·威尔克斯（编），《我会打吗？》（牛津，1938），页99—100。但直到越战前，只有少数异见者曾经有过抗议。
基督教与战争
“上帝既许人为圣物，则杀人无论何时都是非法的，” 给君士坦丁大帝的儿子做过老师的莱科坦提乌斯（卒于公元320年）说。莱科坦提乌斯，《神学摘要》，6卷，页20，引自艾伯特·马林，《最后的圣战：英国国教教会在一战中》（达勒姆，1974），页120。基督教早期作家，如查斯丁、塔蒂安、艾勒尼亚斯、德尔图良、奥利金、亚大纳西和西普里安等都同意莱科坦提乌斯的说法。公元四世纪，随着基督教在整个罗马帝国的胜利和政教渐近一统，基督教的反战立场有所减弱。公元313年阿尔茨会议后，拒绝出战的基督徒甚至可以被逐出教会。到416年，只有基督徒才有权参军打仗。
第九部分：随军教士随军教士 2
13世纪时有牧师开始加入英国陆军。此后，宗教人士一直随军出征，虽其数量不多（一战时，每1 000名英军和美军才摊得上一名神职人员）。《随军教士：“美国”总统军队宗教福利委员会呈给总统的报告》（华盛顿特区，1950年10月1日），页7及战争部，《英帝国一战中统计数据1914—1920》（伦敦，1922），页91。教会在战争中的情况，见唐纳德·克劳斯比，《战场上的教士：天主教牧师在二战中》（劳伦斯，1994）；汤姆·约翰斯通、詹姆斯·哈戈提，《剑上星：军中的天主教牧师》（伦敦，1996）；迈克尔·麦可南，《战争中的澳大利亚教会：主要教会的态度和动作1914—1918》（悉尼，1980）；艾伯特·马林，《最后的圣战：英国国教教会在一战中》（达勒姆，1974）；陆军准将约翰·史密斯爵士阁下，《以这个标记的名义征服：军中牧师的故事》（伦敦，1968）；艾伦·威尔金森，《英国国教教会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伦敦，1978）；艾伦·威尔金森，《反对还是同意？战争、和平和英国各教会1900—1945》（伦敦，1986）。稍小一些的教派（如贵格会、基督弟兄会、耶和华见证人、门诺派、普利茅斯兄弟会等）虽一直大力反战（也为此遭受了惩罚），也有许多神职人员以个人的名义反对介入布尔战争和越南战争，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有主要教派的神职人员都戮力同心，同仇敌忾。一战被说成是圣战；二战则是一场正义之战。两次大战中为战争开脱的理由几乎一样：战争为和平铺就了道路；推动了文明的进程，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只有在危机中力量、耐心、自我牺牲等美德才能得到宣扬；只有整个国家经受了精神的洗礼，才能走出物质至上的误区。还有，教会有责任关注那些或可导致冲突解决的道德问题。J.克鲁克斯通教士，“牧师的作用”，页5，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及吉尔伯特·怀特主教大师，“不抵抗的教义”，《英联邦军事杂志》，4期（1913年10月），页723。
我们发现：等神学家直面杀戮（而不仅仅是“宣战”或“打仗”）时，其意见和世俗的观点几乎没有不同。例见乔治·贝德巴勒，《军队和牧师（1914—1918）》（伦敦，1934）。1917年时，信奉基要主义的传道士比利·森戴曾一言中的，说基督教和爱国是同义的，就像地狱和叛徒的关系。引自乔治·马斯顿，《基要主义和美国文化：二十世纪福音派教义的形成1870—1925》（纽约，1980），页142。耶稣不是只讲和平、声嘶力竭、虔诚可嘉的战争贩子。弗兰克·巴拉德，《和平主义的错误或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和战争发生关系》（伦敦，1915），页27及陆军E.沙拉拿上尉，《和平主义的谎言：给海员和士兵的书》（伦敦，1918），页1—3。如果杀人可以阻止“更大的恶”，如听任“一队绝望的杀手四出胡作非为，侵害文明的各个阶层”或“在尊贵的男士和温婉的女子”身上演练枪法，那战场上的杀戮就站得住脚。亨利·特威迪，“牧师和战争”，收E.斯尼思（编），《宗教和战争》（纽黑文，1918），页85。另见威廉·坦普尔（约克大主教），《战时杂想》（伦敦，1940），页34—35。杀人也许够不上基督徒的德行，但“任暴君仗势杀人也不是基督徒所为”，罗兰·W.施略伯1943年跟美国会众这么说。罗兰·施略伯，“因杀戮而良心不安”，收德威特·霍兰德（编），《美国历史上的布道：美国讲坛上的问题精选1630—1967》（纳什维尔，1971），页316，引自《讲坛》，1943年9月。士兵不是在谋杀，因为他们是依合法指令，且是为整个社群的利益在拼杀。亨利·霍兰德，《如在火旁：战争笔记》（伦敦，1915），页24。他曾担任牛津大学神学钦定讲座教授、耶稣堂教士。保罗·B.布尔1917年时曾在英国米亚菲尔德的耶稣复活教友会跟堂区居民说，既然杀人放血与战争的真正目的（“征服”）相比是次要的，那“只要德国人服膺了我们所谓的正义意志，那杀戮就应停止，因为正义战争的目的只是在于合理地使用武力，以阻止个人或国家行恶”。保罗·布尔，《和平与战争：布道、演讲笔记》（伦敦，1917），页33—34。一战将开之际，坎特伯雷教长曾给国王海军和陆军部队做过一次布道。他说，杀人之站得住脚，就像处死谋杀或叛国的重犯那样正理该当：都是为了实现一个公平的世界。上帝不是亲自把正义之剑放到了权势之人的手中，让他们去惩治罪恶吗？亨利·瓦斯，《基督教对战争的认可：在代国王海陆军部队祈祷仪式上的讲话，坎特伯雷教堂，1914年8月9日》（伦敦，1914），页7—8。1915年，伊灵圣救世主教堂的主管牧师A.C.巴克尔就把合格的士兵比作善良的基督徒，因为两者都要养成服从的习惯，只有这样才能“在危急时刻靠惯性就本能地做出正确反应”。A.巴克尔教士，《最伟大的战争：六篇演讲》（伦敦，1915），页55—56。在“正义战争”中，杀人无可厚非。有一位新教牧师曾这样说：
第九部分：随军教士随军教士 3
我真想和其他美国人一道冲过战壕，把刺刀插进德国兵的喉咙、眼睛或小腹，没有丝毫的犹豫，良心也不会为此受到谴责。乔治·唐斯1917年11月在匹兹堡阿斯伯里循道宗主教堂的讲演，引自雷·艾布拉姆斯，《教士讲武》（费城，1933），页67。
杰弗里·安克泰尔·斯塔德特·肯尼迪教士在布道中有把百姓的说法拿来为杀戮正名的有趣例子，他的布道在一战时极受欢迎，且是随军牧师在二战时争相模仿的对象。他在二战中非常受欢迎：见琼·克利福德，《谢谢您，牧师大人：二战回忆》（伦敦，1989）及约翰·沃利斯教士，《上帝保佑，还有绿色贝雷帽：一次朝圣经历》（普尔，1994），页16。肯尼迪教士曾在训练营面对只以杀死多少德国鬼子论英雄的士兵宣讲。威廉·普赛尔，《英国人威利：一个英国个例：杰弗里·安克泰尔·斯塔德特·肯尼迪（诗人、先知、不懈探求真理的人）的生平和时代》（伦敦，1962），页109。一战中，他一直为体能和刺刀训练总部的士兵传授简洁、实用的刺刀杀人技巧。布道中，他曾满面红光地复述自己听过的一个讲座，是赞颂“刺刀精神”的。肯尼迪也认为这种“精神”对战胜敌人至关重要。他跟士兵说，战争不过是“杀！杀！杀！”。在这个意义上，那次讲座是“诚实的……（而且）也很实用。言真意切，没有半点虚言。”要中和“刺刀精神”和标志耶稣受难、赎罪的“十字架精神”固然不容易，但正如肯尼迪所说，在目睹了几名厌战的英国士兵抬一名德国伤兵到安全的地方后，他就成功地解决了其间的矛盾。
这两种精神在他们身上合为一体，他们是最完全意义上的健儿和运动家。这种堂正大度就是基督教精神在我们目前阶段所能达到的极致。
换言之，“刺刀精神”要有“十字架精神”的支撑才能长久，英国人良好的运动家风度代表了基督教的至高伦理。G.肯尼迪教士，《牧师峻语：说给英国远征军官兵的话》（伦敦，1918），页25—26及29—30。
并非所有宗教界人士都赞同这番世俗的见解。有些以神学为杀戮辩解的具体理由也间或从讲坛传出。容易理解的是，旧约的说教因强调“以眼还眼”，所以要比山顶布道或十诫引用得频繁得多。无名加拿大士兵的访谈，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233；A.胡佛，《一战中的上帝、德国人和英国人：牧师的民族主义研究》（纽约，1989），页6。圣经中关于杀人的禁律（比如十诫中的“不可杀人”）很容易回避，比如“杀生”在这里是指没有合法理由的滥杀或谋杀，打仗中的杀人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啊。例见保罗·布尔，《和平与战争：布道、演讲笔记》（伦敦，1917），页34—35及托马斯·斯普罗特，《基督教和战争：在学生基督教运动会议上的五篇演讲稿，1916年1月》（惠灵顿，1916），页7。同样地，圣徒保罗的指令，要宽恕自己的敌人“七十个七次”，也可以被诠释成只有在敌人有悔意时才适用。“我们和我们的敌人”，《卡配拉讷斯》，1944年11月，页2。战争虽然是恶的，但上帝自有他的考虑，就像他也安排了天罚、饥谨和瘟疫一样（以激起基督教美德的复苏）。所以J.E.罗斯科教士在其《战争伦理、间谍密探和强制训练》（1914—1918）里提出，伏击是正当的，因为它体现了基督教所谓的先见和审慎。J.罗斯科教士，《战争伦理、谍报工作和强制训练》（伦敦，出版年份不详），页26。哈里·爱默生·福斯迪克（一战中他属于基督教青年会）和威廉·坦普尔（在二战时任约克大主教）试图通过区分“人格”（是指上帝对每个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信任”）和“实体存在”来调和暴力和基督教义之间的冲突。为了更崇高的事业，可以放弃后者。福斯迪克在《当下危机的挑战》（1917）一书中写到：
危机任何时刻都会降临，我不会降低自己对绝对个人准则的评价以及它无可匹敌的价值，但我会为了一个女人的安危或孩子的生命而不惜剥去任何伤害者的实体存在，并且相信上帝在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世界里会将其恒久人格剥离他所犯下的罪……刺刀无法触及人格，只能到达实体的存在，而人格远远超越了地上的征战。哈里·福斯迪克，《当下危机的挑战》（纽约，1917），页38—39。
第九部分：随军教士随军教士 4
类似的话，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后也从约克大主教的嘴里说出，他反复说明既然舍弃个人生命不是人生在世所要承受的最大伤害（因为它代表着个体人格的实现），那也不可能是所能予人的最大伤害。威廉·坦普尔，《对战争的有条件辩护》（伦敦，1940），页29及32—34。
挥舞着刺刀的士兵当然应该保持自己的灵魂和人格的纯洁，使其不被仇恨所吞噬。如此则一名士兵采用何种方式取人性命就很重要了。惟一避免罪恶的方式就是呵护“怜悯的精神”，哪怕这仅仅意味着遵守海牙公约或“绅士风度”的宽泛概念。罗伯特·霍顿教士，《战争的原因和打法》（伦敦，1914），页31—32。另见查尔斯·普雷特，《和平与战争的粗浅读本：国际伦理原则》，为天主教会社联合会编（伦敦，1915），页86及阿瑟·英格拉姆主教大师，《战争中的教会》（伦敦，1915），页33—34。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基督徒如想在战场上保持操守，就要做到杀人而不生恨。因此才有格雷森神父越战时跟士兵讲的：杀人是合法的，“只要你心里没有恨”。格雷森神父，引自琼·奥普林格，《一个步枪排长的越南山地回忆》（北卡罗来纳，1993），页91。一战时，爱德华·因克里斯·鲍斯沃思也在其《战争中的基督教目击者》（1918）一书中给了同样的劝诫，他提醒读者说“信奉基督教的士兵是伤敌时是怀着友好感情的。也是带着情谊的……他在心里从不把敌人送进地狱。他不知仇恨为何物。”爱德华·鲍斯沃思，《战争中的基督教目击者》（纽约，1918），页8—10。另见马歇尔·布卢姆霍尔，《“我自己的葡萄园”：个人的宗教和战争》（伦敦，1916），页45—46；查尔斯·普雷特，《和平与战争的粗浅读本：国际伦理原则》，为天主教会社联合会编（伦敦，1915），页87；亨利·瓦斯（坎特伯雷教长），《基督教对战争的认可：在代国王海陆军部队祈祷仪式上的讲话，坎特伯雷教堂，1914年8月9日》（伦敦，1914），页8—9；克莱门特·韦布，《战争时代：在若干场合的讲话》（牛津，1918），页21；吉尔伯特·怀特主教大师，“不抵抗的教义”，《英联邦军事杂志》，4期（1913年10月），页722。要不就像E.格里菲思·琼斯在1915年时对集会的卫斯理宗教徒说的那样，士兵应像牧羊人——一心驱狼却丝毫不染“狼性”。E.琼斯，《基督教义挑战战时世界》（伦敦，1915），页186。另见J.威尔逊教士，“基督对战争的支持和谴责”，《希伯特杂志》，13卷4期（1915年7月），页839—858。神职人员总是要士兵在将刺刀插入人体的一刹那嘴里默念，“是我的身体为你残破”，或者做爱的祷告。一无名的“有影响力的牧师”，引自罗伯特·库珀，《我该参军吗？一篇关于战争、和平和个人的文章》（伦敦，1935），页16及马歇尔·布卢姆霍尔，《“我自己的葡萄园”：个人的宗教和战争》（伦敦，1916），页45—46。曾有布道一方面要士兵们去爱德国兵，一方面要他们“把刺刀插进他们的腹部”，有人为此抗议，见G.霍尔，“士气在战时及战后”，《心理学报》，15期（1918），页384及莫里斯·科泽尔，《身份识别牌上有个H》（纽约，1947），页44。
这样似乎就可以只杀人而不犯罪了。可神职人员还不满足，他们要更进一步论证基督本人是赞成杀伤的——哪怕（就20世纪的武器装备来看似乎不太协调）是用刺刀。曾有和平主义者问听众，能不能想象基督把刺刀插进另一个人的身体，例见费纳·布洛克韦，《伯孟德赛故事：阿尔弗雷德·索尔特的一生》（伦敦，1949），页59及哈里·品克汉姆，《基督是个和平主义者吗？》（马萨诸塞，1917），页14。不止是和平主义者在问这个问题：见菲利普·吉布斯，《战争的现实》（伦敦，1920），页82。有人喊出了响亮的“能”。在一本名为《友谊的做法》（1918）的书里，乔治·斯图尔特中尉和亨利·B.奈特（基督教青年会会长，曾是耶鲁神学院的教授）就像他们一贯的那样，坦然承认更愿意把基督想成手里拿的是剑、而不是刺刀。但再一想，在基督生活的时代，剑才是砍杀的主要武器，而不像现在，只是当代人想象中的装饰品。现在，刺刀已经取代了剑。基督被剥去了白袍，利剑外面是“草黄色的，沾满了血污和泥沼，在他手里是枪口伸出的刺刀”。正是这一“幻象”驱策着他们以高昂的斗志走上战场。乔治·斯图尔特、亨利·奈特，《友谊的做法》（纽约，1918），页22—24。另见锡德尼·阿尔斯特罗姆，《美利坚民族的宗教史》（纽黑文，1972），页885。杀人不仅没错，反而有功。
第九部分：随军教士随军教士 5
但这并不是要抵消许多宗教界人士真心热爱和平的事实。尤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里，多数神职人员一直在谴责战争（和平主义），尽管愿采取鲜明反战立场的人要少得多。其间（按教派的分野）成立了无数以反战为宗旨的宗教机构，比如基督教和平圣战组织、循道宗和平联谊会、一位论派和平联谊会、苏格兰长老会和平会、长老派和平团、英国圣公会和平联谊会等。一战的经历使许多牧师转向了和平主义，因为他们发现自己被骗了，其大力鼓吹的许多暴行竟是言过其实（甚至完全是虚构的）。与此同时，许多战争收益也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不过他们的和平呼声在政治上一直没有造起势来，英国各教派的和平组织成员总数最多时也不过15 000人。马丁·西德尔，“在两次世界大战年代的基督教和平主义”，收W.谢尔斯（编），《教会和战争》（伦敦，1983），页404。此外，随着二战的日益临近，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发现像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这样的神学家正日渐对自己形成围攻，指责他们沉迷于牺牲的爱，却忽视了社会责任。二战很轻松地就被描画成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等到越战开打时，连原先最洪亮的反战声音也倒向了战争支持者的一方，特别是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1960年成立，旨在推翻南越政府，统一越南全境——译注］为代表的一方。这则精彩的故事，见格文特·卢伊，《和平与革命：美国和平主义的道德危机》（大瀑布城，1988）。虽然在三次战争中都有德高望重的教士站出来反对某一具体行为（最臭名昭著的得数灭绝轰炸和投向日本的原子弹），G.贝尔，《教会和人类（1939—1946）》（伦敦，1946），页129；G·贝尔，《基督教义和世界秩序》（哈蒙兹沃思，1940），页81—82；圣阿尔班斯的希克内瑟教长来信，《泰晤士报》，1945年8月16日；戈登·查恩，《英国皇家空军的随军牧师：角色紧张之研究》（曼彻斯特，1969），页118。虽然有些宗教机构和个人（如1968年以前美军中的犹太教牧师）克拉伦斯·阿伯克朗比，《随军教士》（贝弗利希尔斯，1977），页142。在1968年前，犹太教领袖曾把拉比选入军队，这样就避开了通常的自选过程，也确保了军队里总有与基督教对立的文化存在。一直站在军方的对立面，宗教界人士不论男女对战争的态度一般是既痛惜非得打仗，同时又为能参加所谓的“正义”之战大声鼓吹。
“教士上阵”
教职人员不参与作战，已是20世纪的定规。实际上，在我们讨论的这三个国家——英、美、澳——都有明文禁止教士携带武器。但不是自古就是这样的。教职人员不能用剑是中世纪以来的规矩，但他们可以用狼牙棒。直至1350年“教士上阵打仗”才被明确禁止。到1899年，又被写进了海牙和会的战争法。
尽管军队许多部门的牧师不能持械，但他们仍可参军。许多小一些的宗教团体把是否入伍的选择权交给了个人去裁断。这样，虽然坚决反战，但英国还是有三分之一强的适龄贵格会徒参了军。艾伦·威尔金森，《反对还是同意？战争、和平和英国各教会1900—1945》（伦敦，1986），页53。循道宗、浸礼会和长老会的许多未授神职的牧师也选择了入伍。救世军的成员不过变了变服装的式样：“血与火……以血除污，以火鼓劲”是他们响彻伦敦海德公园的战斗号召，后来又飘荡在血迹斑斑的战场，那里有步枪、火炮在“喷火”。弗雷德里克·斯珀尔，《着军装的牧师：联合海军和陆军委员会牧师工作一览》（伦敦，1916），页52。另见查尔斯·贝特曼，“救世军和战争”，《当代评论》，109卷（1916年1—6月），页106。
罗马天主教会和英国国教教会就不太愿意让牧师和传道士自己拿主意了。宗教领袖对教士志愿上战场的做法是否合适一直争论不休。1916年，雷金纳德·约翰·坎贝尔教士（他是一名广受尊敬的不信英国国教的新教徒，但在游历西线的同年就加入了国教）就承认自己“不忍心拒绝任何体格健全的教士，他们不过想拿黑色法衣换卡其布的军装，以在血腥的战场上以战友的身份传道”。雷金纳德·坎贝尔教士，《随军在法国》（伦敦，1916），页12。耶鲁大学神学系的亨利·哈勒姆·特威迪也为那些觉得不参军就不行的牧师作辩护。1918年时，他满怀钦羡地写到了一个“我们所有人的兄弟”，不愿“受自己妆饰的羁绊：好像不和前线士兵同喝一壶水、不经历他们泥与血的洗礼就无法向他们讲道”。他认为，“只有牧师同信徒一道‘出生入死’，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精神”。这种共患难时的亲近“不分世俗与神圣”，他说。亨利·特威迪，“牧师和战争”，收E.斯尼思（编），《宗教和战争》（纽黑文，1918），页86—87。在他看来，参战的牧师绝不会给教会脸上抹黑。有人曾注意到，法国的入伍牧师反给教会带来了夸奖和荣誉。汤姆·凯托尔，《战争的方式》（伦敦，1917），页188—205；威廉·雷德蒙，《法国的堑壕照片》（伦敦，1917），页128—129；“朱尼厄斯再生”，《圣战：恶之极端：慷慨与贪婪：讽笔》（伦敦，1915），页3；爱德华·温顿，“神职人员和军队服务”，《当代评论》，109卷（1916年1—6月），页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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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教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退而求其次，还是希望阻止其牧师携带武器，哪怕这意味着给一些宗教领袖的军事热情泼冷水。对J.G.辛普森（圣保罗大教堂教士、赞美诗领唱人）来说，问题很简单：牧师的“行规”就包括了不能当兵。这不是出于道德的考虑：基督教只有一套准则，施用于所有人，神职和世俗人员都得遵守。这一禁令其实源于牧师这一职业自身的特点，即在任何情况下，面对任何诱惑，都要一以贯之地宽容他人，并身体力行人类的道德良知。战争只属于世俗社会，在天国没有它的位置。虽然牺牲个体的生命是符合基督教教义的，但杀人却不是，辛普森说。牧师实际上身兼两职，既要展现人类最美好的一面，又要分担亡灵的苦难。他既是精神世界的代表，就要躲过杀戮，以带来持久的和平。辛普森还说，神职人员既已受命，有了口头上的生杀大权，就无权把任何人送到造物主面前而“在临终前不予他圣餐，让他失望，不给他行最后的涂油仪式”。J.辛普森，“教职人员在战争中”，收G.贝尔（编），《战争和上帝之国》（伦敦，1915），页104—109。1915年，辛普森的观点就得到了伦敦主教阿瑟·福里·温宁顿·英格拉姆神父的支持，后者拒绝授予正值参军年龄且符合入伍条件的年轻人以圣职。阿瑟·英格拉姆教士，《教会时报》，1915年6月4日，引自艾伯特·马林，《最后的圣战：英国国教教会在一战中》（达勒姆，1974），页189。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温宁顿·英格拉姆又得到了卡莱尔、切斯特和曼彻斯特等地主教的支持。
牛津主教查尔斯·戈尔也赞成辛普森的观点，只有一点例外。1914年，知道属下许多牧师心有不安后，他要他们记住自己的誓言，并重申战士和牧师的身份是不能兼容的。但他也承认对那些只是候选、未被授职的牧师，情况要复杂一些。他们既以牧师为业，是否可以推迟授圣职，穿上军装杀敌呢？戈尔主教注意到，传统上这样的人是不准参军的：古代的教规禁止当过兵的人（及判死刑的地方法官）接受圣职，被迫参军的候选牧师接受圣职也要有罗马教廷的特许状才行。在权衡所有因素之后，戈尔作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决定候选牧师从战场归来，只要对圣职没有二心仍可授予圣职。但他也反复鼓励牧师候选人“遵从圣职的召唤并为之准备”，不要理会那些说他们怯懦的指责。查尔斯·戈尔，《战争、教会和其他演说》（伦敦，1914），页60—65。
到1916年，战事走向的不利和征兵工作的开展使这场辩论有升级之势。无数牧师参与到这场辩论中来，无论是在教堂讲坛上还是在定期出版物上。其中就有约翰·辛克神父，他在利森堂区教堂的布道中展现了年轻一代牧师对战争的向往，希望与同龄人一道出生入死，并享受战争给人的刺激。但他不同意把这种热情变为行动，并提醒举棋不定者应用精神而不是实体的武器来抗敌。约翰·辛克教士，《战争、其作为及教训：在利森堂区教堂的演讲》（伦敦，1916），页104。爱德华·温顿在《当代评论》（1916）上的文章更中肯，他指出关键在应如何评估祷告与打斗的相对价值。如祷告受到推崇，那多几千人上阵不过是杯水车薪，是短视的行为。如何安慰阵亡烈士的家属，为将至的和平作准备，为战士提供精神上的帮助，都是些很重要的问题。牧师如果只是一介“匹夫”，那就应该上阵冲锋。但牧师毕竟不是“凡人”，他们有其“特殊的使命和天职”，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是理想中基督之邦的鲜活写照。爱德华·温顿，“神职人员和军队服务”，《当代评论》，109卷（1916年1—6月），页153—160。其在后方之重大责任，见阿瑟·英格拉姆教士，《伦敦主教向伦敦教区集合牧师宣讲至上时刻，1915年11月23日，在野地圣马丁教堂》（伦敦，1915），页10。
世俗的意见却是指向另一个方向，这对这些宗教代言人是不利的。在1916年以前，参战的主要是常备军和志愿军，牧师可免于服役而没有人质疑。但在一战的征兵辩论中，许多公众对牧师免于服役的议会法案表示不满，从1916年9月伯明翰召开的英国职工大会便可见一斑。当时，本·提利特在力主大会通过一项谴责牧师可免兵役的决议时得到了许多支持。见《卫报》，1916年9月14日。
到1918年，传统主义者节节“败退”。英国1918年4月9日颁布了兵役法，允许牧师参军。后因担心让天主教牧师参军会使爱尔兰再度造反，遂收回了该法案。但坎特伯雷大主教既已首肯，牧师的处境就十分尴尬了，因为这时他们无法再仰仗其上级的表态来免服兵役。为应付危机，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与十七名主教会面后，于1918年4月22日宣布鼓励牧师自主从军，既可作为非战斗人员也可上阵打仗。其实到这个时候，多数适龄、壮硕的牧师早已自愿入伍，以非战斗人员的身份编在了牧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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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中 牧 师
牧师局的牧师名义上是非战斗人员，但并不是说他们就接触不到军国主义及其毁灭仪式了：他们佩带的是军官证，只有在加拿大军队中才按军阶（如上尉、少校、上尉等）称呼随军牧师。其他国家军队中的牧师有官阶但士兵一般只叫他们 “牧师”。见哈里·布莱克本教士，《西线也有此事发生：教士的故事》（伦敦，1932），页103—104。坐的是吉普车，配备的是维科斯式机枪，还有勤务兵持枪保护其人身安全。J.麦克拉斯基，《伞兵牧师》（伦敦，1951），页136。许多牧师随身带有左轮手枪，自卫时可以开枪，这一点和医疗队成员是一样的。例见欧内斯特·梅林顿的话，收迈克尔·麦可南，《随军牧师：澳大利亚教士在加利波利和法国》（悉尼，1986），页82。
外表上虽逃脱不了军国主义的阴影，但每一名牧师还是要对自己在军中扮演何种角色做出决断：在审视良心后决定是作为牧师还是战士来加入军队。这样的决定很难做。一战期间广受欢迎的J.法伊神父、约翰·J.卡兰教士、丹尼斯·琼斯教士等都惭愧地承认，参战的想法实在激动人心，但他们也劝诫跟自己有同样想法的牧师一定要抵挡住诱惑，因为他们担负的精神责任要更重大。约翰·卡兰，《兵车行：炮兵部队随军牧师的一天》（伦敦，1918），页7；迈克尔·麦可南，《战争中的澳大利亚教会：主要教会的态度和动作1914—1918》（悉尼，1980），页54；丹尼斯·琼斯教士，《苏吴拉湾教士日记》（伦敦，1916），页17。虽有很多传言说法伊曾带人冲锋，据麦可南说此事不确。另见“临时牧师”，《随军教士》（伦敦，1916），页9。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二战中，J.弗雷泽·麦克拉斯基（人称“伞兵牧师”）曾被自己到底是应该以教士的身份参军、还是接受战斗训练“以不辜负29岁的大好年华和180多斤的体重”的问题长期困扰。当朋友最终劝服他，做牧师能起到更大作用时，他非常地扫兴。J.麦克拉斯基，《伞兵牧师》（伦敦，1951），页16。R.L.巴恩斯教士属于耶稣复活会，他披露自己曾十分嫉妒那些为上战场不惜放弃教职的好小伙：他悲叹“自己的孤独、恍惚与不安”，羡慕那些参战的牧师是“牧群的当然领袖”。R.巴恩斯教士，《战时牧师》（伦敦，1939），页69。约瑟夫·麦卡洛克教士在二战进行一半时终于不能继续调和军队与宗教的双重身份。他认为，作为一名基督徒竟要受雇于一个致力于杀戮的组织实在是伪善。这一想法促使他辞去了在军队的职务。约瑟夫·麦卡洛克，《我们自有命令》（伦敦，1944），页176。
也有神职人员做了不同的选择，他们更多地从支援生者而不是掩埋死者那里汲取了力量的源泉。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203；唐纳德·克劳斯比，《战场上的牧师：天主教牧师在二战中》（堪萨斯，1995），页ⅩⅩ—ⅩⅪ，48及189；乔治·弗雷泽，《驻扎在这里很安全：缅甸战事琐忆》（伦敦，1992），页110。这些暴虐的上帝子民在一般人想象中竟带上了某种传奇色彩，被称为“战斗的教士”。二战中有首军队歌曲广为流行，写的就是参战的教士：一个“空中领路人”（多半是威廉·A.迈加亚教士）1941年和战友一同打退了日军对“加利福尼亚”号的袭击：
掉下去的是枪手，然后是他的战友，
跳起的是空中领路人，瞄了他们一眼，
他放下圣经，端起枪，大叫三声，
赞颂上帝吧，给他们一枪！
赞颂上帝吧，给他们一枪！
赞颂上帝吧，给他们一枪！
然后我们都得解放！引自唐纳德·克劳斯比，《战场上的牧师：天主教牧师在二战中》（堪萨斯，1995），页13。该牧师据说是威廉·A.迈加亚，但他矢口否认。
同样超水平发挥、但远没有这么辛辣的是：在此后一些战事中，上阵的牧师竟引得别人诗性大发。即以拉里·罗特曼写一名在越南牧师的紧促诗行为例：
第25飞行营的牧师
在苟知
为敌人的灵魂祷告
在每个周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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