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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

杰弗里•罗伯茨(英)
<朱可夫>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早年的磨练(1)
莫斯科西南的卡卢加省斯特烈耳科夫卡村,是一个普通的穷村落。一条没膝深的小河从村旁潺潺流过,水上长满了绿藻,一到夏天这里便成了孩子们的天堂。村北有一片桦树林,远远望去,仿佛是一片连绵的山丘。在这个村子中央,有一幢很破旧的房子,房子的一个屋角已几近坍塌,墙壁和屋顶长满绿苔和青草。然而就在这间不起眼的农舍里,诞生了一位后来赫赫有名的军事家,他对苏联乃至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1896年12月2日,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在此呱呱落地。据母亲讲,这孩子出生时嗓门十分宏亮,仿佛在告诉村里人,他已来到了这个世界。
在这所房子里,早先住着一位名叫安努什卡·朱可娃的寡妇。朱可娃无儿无女,生活十分凄凉和寂寞,于是,她从孤儿院领回了一个两岁的男孩。这男孩的亲生父母是谁,大家都说不出来,只是听说,他是在3个月的时候,被一位妇女放在孤儿院门口的台阶上,身上还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儿子名叫康斯坦丁。"善良仁慈的朱可娃把孩子收养后,取名叫康斯坦丁·安德烈维奇·朱可夫。这个男孩就是朱可夫的父亲。
康斯坦丁是个苦命人。他刚满8岁时,与之相依为命的朱可娃就去世了。为维持生计,年幼的康斯坦丁被迫到乌戈德制鞋厂一个鞋匠那里当学徒。在当时的俄罗斯,没有关系是学不到手艺的。所以康斯坦丁说是当学徒,实际上主要是干家务活,替老板抱孩子、喂牛、打扫卫生。三年"满师"后,他四处找活干,几经周折,终于在莫斯科的维义斯制鞋厂找到了工作,在那里他才真正学到了鞋匠的手艺。
朱可夫的母亲叫乌斯季尼娅·阿尔捷米耶芙娜,出生在邻村一个很穷的人家。朱可夫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母亲的:
"母亲身体很强壮,她能不费劲地扛起五普特重的一袋粮食走好远一段路。据说,她身强力壮,是因为她父亲——我外祖父阿尔乔姆的体力好。我外祖父能钻到马肚子下面一头把马顶起来,还能攥住马尾巴,一把把马拉得蹲坐地上。"
朱可夫的父母都是第二次结婚,而且都是第一次结婚后不久就丧偶了,没有留下孩子。他们结婚那年,康斯坦丁已经50岁,乌斯季尼娅也35岁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名叫玛莎,比朱可夫大两岁。朱可夫5岁时,又有了一个弟弟,叫阿列克谢,但由于饥饿,不到一岁就死了。
卡卢加省的农民生活是很苦的,地少而薄,连糊口都无法做到。于是,男人们普遍去莫斯科、彼得堡等大城市做零活,田间活计主要由妇女、老人和孩子们干。朱可夫一家也是很穷的。康斯坦丁当皮匠,因为乡亲们都很穷,大多付不起钱。他为人宽厚,每次工钱要得很少,所以挣到的钱极少。乌斯季尼娅除种地外,每年晚秋农闲时,就帮人送货,报酬很微薄,但付出的代价却很大。阿列克谢出生刚几个月,乌斯季尼娅就又决定进城挣钱。邻居们都劝她在家带孩子,因为孩子太瘦弱了,需要多喂奶。但饥饿威胁着全家,她不得不把阿列克谢交给7岁的玛莎照看。结果,阿列克谢不到一岁就死了。为此,全家都很悲痛。
真是祸不单行,就在那一年,朱可夫家的那间房子终因年久失修倒塌下来。冬天就要来了,全家怎么生活呢?乌斯季尼娅哭了,康斯坦丁也一筹莫展。最后,乌斯季尼娅想了个办法,把母牛卖了,换回木料盖房子。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房子很快盖好了。这样,尽管往后的日子更困难了,但在寒冷的冬季到来之际,全家毕竟有了一个栖身之地。朱可夫从小就感受到了乡亲们的温暖。
朱可夫很爱他的母亲,也很体贴母亲。他在《*》中写道:
"我们这些贫农家的孩子,都看见过妈妈们日子过得多么艰难。每当她们流泪时,我们心里也十分难过。而每当她们从小亚罗斯拉韦次给我们带点小面包圈或甜饼干时,我们又是何等地高兴啊!如果在过圣诞节或者复活节时,妈妈们能积点钱给我们买大馅饼,那我们更是高兴得不得了。"
俄罗斯民族,有着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友好团结的传统,这使幼小的朱可夫受到很大的熏陶。村子旁边的奥古勃梁卡河水很浅,却有很多鳊鱼、鲈鱼和冬穴鱼。在开春以后,朱可夫常和小伙伴们来这里用篮子兜鱼。捉到鱼后,朱可夫就主动送些给邻居们,感谢他们时常给家里送的菜汤和粥。
朱可夫8岁的时候,就已经到田里干活了。第一次干农活是跟着父亲去割草。当时,朱可夫很自豪,觉得自己已成了一个对家庭有用的人了,所以,干得十分卖劲。大概是用力过猛,手上很快打满了血泡,但他不声不响,一直到血泡破了,不能再耙了为止。父母很心疼,用破布把他的两手都包扎起来。由于不能用耙子了,他只好和姐姐一起拾草,结果惹来了伙伴们的嘲笑。朱可夫憋不住了,他又参加了割草的行列,而且干得比谁都好。后来在割麦子的季节中,他又抢着往前赶,结果镰刀割破了左手的小拇指,把妈妈吓坏了。直到他成为元帅后,左手小拇指还留有这块伤疤。朱可夫这种从小磨练出的吃苦耐劳精神,使他身体锻炼得很结实,后来他在各种紧要关头那种令人咋舌的旺盛精力大概就得益于此。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早年的磨练(2)
8岁时,朱可夫进了一所教会小学。他背着用粗麻布缝的书包,和附近几个村里背着洋书包的小朋友一起走进了这所学校。刚开始他有些自卑,但不久,这种自卑感便烟消云散了。朱可夫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他的嗓子很好,被吸收到学校的合唱队。他的老师名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雷米佐夫,教书很有些经验,从不无缘无故惩罚人,也从不提高嗓门训学生,为人很好。同学们都很尊重他。朱可夫在成人之后,常常以十分感激的心情怀念这位老师,感谢他引导自己热爱读书。
通过读书,朱可夫懂得很多道理,他说话也渐渐在家中有了份量。玛莎学习不好,在二年级留级了。父母亲也和中国许多父母一样,认为女孩无才便是德,于是决定不让她上学了,要她留在家中做家务活。玛莎伤心地哭了。朱可夫替姐姐申辩说,她之所以留级,就是让她留在家里干活太多了,他还旁征博引说,别人家的父母也干活,也外出拉脚,但谁也没有以此为理由把女儿拴在家,都支持女儿学下去。父母最终被说服,同意玛莎继续上学。玛莎对弟弟很感激,朱可夫也有了一种长大了的感觉。
朱可夫不仅从课堂学习,而且从社会这个大课堂汲取丰富的营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大舞台上,朱可夫总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而且他的花花点子,总是出人意料,这与他丰富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村子里有一个茶馆,是一个财主开的。村民们,特别是年轻人都爱到茶馆喝茶。借此机会,说说新闻,打打扑克,高兴了还可以喝上两盅。在朱可夫的央求下,父亲常带他去那里喝茶。这是朱可夫最高兴的时候。他坐在大人们当中,听他们谈论关于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各种趣闻,听乡村"政治家"们谈论各种政治主张和"小道消息"。1905年春天,村子里越来越经常地出现一些陌生人,他们号召人们起来同地主、同沙皇的专制*制度作斗争。从他们和在城里打工的乡亲们口中,朱可夫和村民们得知莫斯科发生了政治大*、街垒战斗和十二月武装起义;得知工人起义遭到了沙皇的残酷*。那时,朱可夫第一次听到列宁的名字,知道他是工人农民利益的代表者,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这对朱可夫幼小心灵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朱可夫后来所说,"我们村的形势没有发展到农民起义那种地步,但引起的震动是很大的。"
父亲对朱可夫的成长起过重要的作用。康斯坦丁是个敢于斗争的人。乌斯季尼娅有时劝他不要多管闲事,不然,会被宪兵流放到连放牛都没人肯去的地方。但康斯坦丁说,"我们是工人,大家到哪里,我们也到哪里。"1906年,康斯坦丁由于参加*,被警察驱逐出莫斯科。回到乡下后,他继续当皮匠。由于康斯坦丁常到莫斯科、彼得堡等大城市打工,是个见过世面的农民,村里人都很尊重他,遇事都愿找他拿个主意;村里的大小*,最后也都是由他来拍板定音。这种"领头羊"的位置,使他形成了一种富有主见但过于固执的个性。朱可夫在这方面或多或少受到了父亲的遗传。康斯坦丁很喜欢朱可夫,儿子也很喜欢父亲,但两人固执的性格,也难免会"撞车"。有时,朱可夫有了过错,父亲就用皮带吓唬他,但朱可夫十分固执,任父亲怎么打,也决不求饶。但朱可夫不是"一头撞到南墙上"的孩子,还是很讲策略的。有一次,朱可夫挨了打,便从家里跑了,在一片大麻地躲了三天三夜。他和玛莎讲好,由玛莎给他送饭,不告诉任何人。结果,家里人四处寻找,总是不见踪影,十分焦急。后来,朱可夫回到家时,父亲特意表示,他以后不再打儿子了。
朱可夫是个爱动的孩子。一有空,就把自己置身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冬天,没有家务事的时候,他常去捉鱼,有时还穿上自制的冰鞋到奥古勃梁卡河上溜冰,或去米哈列夫山上滑雪。不过,朱可夫最喜欢的是打猎。茶馆有个跛脚的跑堂,人称瘸子普罗什卡,他腿虽然瘸,却十分喜欢打猎。普罗什卡常带朱可夫去打猎,当地野鸡、野兔特别多,普罗什卡又百发百中,每次总是满载而归。引出猎物,击中猎物,收获猎物这一系列"战斗"过程,使朱可夫如痴如醉。60年后,朱可夫说:"我至今还非常喜欢打猎,这可能与普罗什卡在我童年时就培养我打猎的兴趣有关。"
1906年,朱可夫小学毕业。他每年成绩都是优秀,最后得到一张奖状。全家都很高兴。母亲专门为他做了一件新衬衣,父亲亲手为他制作了一双新皮鞋。尽管朱可夫成绩是优秀的,但由于家里经济拮据,无法再读下去,然而他那强烈的求知欲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旺盛了。也许正是这种尝到知识的甜头却又无法享有的欲罢不能的矛盾心理,促使他像一块大海绵一样,贪婪地汲取各种精神营养,为自己成为一代名将而积累了一座知识宝库。
小学毕业标志着朱可夫童年的结束。父亲在给他穿上自己亲手做的皮鞋时说,现在你是有文化的人了,可以到莫斯科学手艺了。为此,朱可夫有些紧张。将来会是什么样呢?
20世纪初的俄国,国内经济急剧下降,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特别是广大农民,在富农的压榨下,处于饥寒交迫之中。为了寻找一线生机,农民经常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城里学点手艺,朱可夫的父母也有同样的考虑。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早年的磨练(3)
父亲问朱可夫想学什么手艺。朱可夫说想学印刷。但由于没有熟人介绍进印刷厂而未能如愿。朱可夫诚恳地告诉父亲,他什么工作都愿意干,只要对家里有益就行。乌斯季尼娅决定找他的兄弟米哈伊尔帮忙。
米哈伊尔是一个毛皮匠兼皮货商人。朱可夫这个舅舅在俄罗斯是比较典型的。他小时很苦,11岁就被送进毛皮作坊做学徒。出师后,自己开了个小作坊,通过倒买倒卖,小作坊逐渐成为有8名毛皮匠师傅的大作坊。乌斯季尼娅求兄弟收朱可夫做学徒。米哈伊尔在见过朱可夫之后答应了。从此,朱可夫跟着他干了8年。不过,朱可夫对这个舅舅一开始就印象不好。朱可夫在*中描绘了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快到米哈伊尔乡下避暑的家门口时,父亲嘱咐朱可夫说,你要忘掉他是你舅舅,他是你未来的老板,千万要记住,阔老板是不喜欢穷亲戚的。进院中一看,"舅舅躺在门口台阶上的一张藤椅上。父亲走近台阶向他问好,然后把我推到前面去。米哈伊尔没有答理父亲的问候,也没有握手,转身看着我……"康斯坦丁回家后很生气。乌斯季尼娅问倒茶没有,他气愤地说,"谁稀罕他的茶,我马上带儿子上茶馆,用我们劳动得来的钱去喝茶。"父亲的话给朱可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07年夏天,朱可夫离开家乡,前往米哈伊尔在莫斯科的毛皮作坊。临行前,一家人亲密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全家都为朱可夫祈祷,还按俄罗斯传统在长凳上坐一会儿,以示永不分离。母亲伤心大哭,父亲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但朱可夫忍住了眼泪。这并不是说朱可夫感情不丰富。当妈妈说有的孩子出去后往往忘记了自己的妈妈时,朱可夫十分坚定地告诉妈妈,他绝不会那样。
他带的行李很简单:两件衬衣、两副包脚布和一条毛巾。就这样,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第一次前往莫斯科——这个后来留下他光辉业绩的伟大城市。
朱可夫第一次坐火车,心中十分新鲜。他一直趴在车窗旁,观看窗外灯光闪烁的工厂及城镇,他由衷地感到,世界真广阔,真奇妙。经过一夜的颠簸,火车在黎明时分到达莫斯科。
那时的车站和周围很破旧。木头房子又矮又破,路面坑坑洼洼,到处是泥水和垃圾,到处是衣衫褴褛的人们和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醉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臭气。这是朱可夫所没有想到的。然而,当马车走过市中心的时候,只见到处是高大的房屋,华丽的商店,豪华气派的马车以及衣冠楚楚的人群。这一切使朱可夫惊奇不已,他不理解一个城市里竟有这样两种迥然不同的世界。
米哈伊尔的作坊在季米特洛夫大街(后称普希金街)卡美尔格尔的巷口(后称艺术剧院胡同)里。作坊里有4个徒工,朱可夫是最小的徒弟。他的职责是打扫房间,为大小主人擦鞋、点灯、熄灯,帮厨师洗餐具和生茶炉子,还要经常帮师傅们外出买烟打酒。徒工处于作坊里的最下层,十分的辛苦。朱可夫说,"徒工们经常是早晨6点钟起床。我们很快地洗完脸,就去收拾作坊,准备好师傅们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晚上等打扫完毕,为第二天作好准备后,要到11点钟才能睡觉。就睡在作坊里的地板上,天很冷的时候,才让睡后门楼道里的高板床"。不仅工作劳累,还要挨师傅的打,挨工头的打,挨老板娘的打。当然,更多的是挨老板的打,当老板不高兴的时候,他会毫无道理地痛打徒工一顿。
如果朱可夫是成年人,这些也许还可忍受,但朱可夫仅仅11岁,他所遭受的磨难是可想而知的。起初,朱可夫累得晚上直呻吟,实在受不了。他很想家,想过去的一切。徒工要到第四年才给几天假回家探亲,朱可夫觉得,这个时间好像永远也不会到来了。但是,他很坚强,也很有韧性,咬紧牙关硬是坚持下来了。一年过去后,他顺利地学会了毛皮匠的初步手艺。到第三年,朱可夫当上了徒工的工头,指挥着6名徒工。
在这三年的磨练中,朱可夫也有过少许快乐的时候。每个星期六、星期日及大的节日,老板都要求大家去礼拜堂做彻夜祈祷、晨祷和弥撒。这时朱可夫就找出各种借口从那里逃走,高高兴兴地赶到乌斯平斯大教堂去听美妙动听的大合唱。尽管生活很苦很累,他仍然挤时间读书,并以此作为人生最大的乐趣。老板有两个儿子,亚历山大和尼古拉。亚历山大对朱可夫还算好,帮助朱可夫读书。开始时,朱可夫主要读小说,诸如《护士》、《福尔摩斯笔记》和其它许多廉价的冒险故事。后来,他意识到这些东西尽管很有趣,但没什么教益,便开始进一步学习俄语、数学、地理以及一些通俗科学读物。当然,学习是"地下"活动,主要是利用老板不在家的时候和星期日学习。厕所里有一支小电灯,他的功课都是在夜间爬到高板床上借厕所光线做的。由于老板对朱可夫工作很满意,加上两个儿子极力游说,老板终于同意朱可夫上了课程相当于市立中学的文化夜校。老板这么做,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主要是想给儿子找一个勤奋好学的伴读,尽可能影响他那两个肥头肥脑的"小强盗"。有一个星期日,老板出去看朋友了,朱可夫和亚历山大、尼古拉就坐在一起打牌。结果,老板突然回来了,看到这情景,脸都气得发白了。他重重打了朱可夫一记耳光,再也不许朱可夫同他儿子们在一起了。一般人通常容易知难而退,朱可夫则不同,迎难而上是他的性格的鲜明特色。学习条件更困难了,但他更用功了。他开始关注一些政治问题。他常拾师傅们读过的报纸看,从垃圾堆捡杂志看。有时老板派他到莫斯科南岸去送货,给了几个戈比的车马费,他就一路小跑去,把钱省下来买书看。最后,他参加了市立中学的全部课程考试,成绩很好。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早年的磨练(4)
经过三年的锻炼,朱可夫对莫斯科的情况已十分熟悉,全市大街小巷他都跑了个遍。由于他为人诚恳,身体健壮,老板就挑上他去下诺夫哥罗德参加有名的集市。老板在那里租了一间小门面批发毛皮。下诺夫哥罗德的集市非常大,全俄罗斯的客商都到这里进货。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世界大了什么人都有。像所有发达集市一样,这里不仅有各种各样道貌岸然的奸商,也有小偷、*、骗子等社会最下层的人。这一段时间里,朱可夫的阅历大大增加了。
在这里,朱可夫见到了俄罗斯的象征——伏尔加河。他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美,感受到了俄罗斯的荣誉和自己的责任,爱国主义思想油然萌生。他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的:
"我第一次看到了伏尔加河,她的伟大和瑰丽的确使我倾倒。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普罗特瓦河和莫斯科河更大、更深的河。这是一个清晨,伏尔加河整个儿沐浴在初升的太阳中,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我看啊,看啊,久久不愿移开留恋的目光。我认为到现在我才懂得,伏尔加河为什么被人们尽情讴歌,为什么被人们比做自己的母亲。"
在这里还发生了一件让朱可夫很后怕又很自豪的事。这个小门面掌柜的叫瓦西里·丹尼洛夫,这是个很残忍、很凶狠的家伙。他常常因为一点点小事,就以一种暴虐狂的方式把一个14岁的徒弟往死里打。一次,他嫌小徒弟没有把他的皮鞋擦亮,就又开始毒打。朱可夫实在忍不住了,抓起一根杠子,使尽全身力气照掌柜头上打去。结果,一下子就把他打倒在地,无声无息了。朱可夫以为把他打死了,急忙从店里逃走。其实,掌柜只是晕了过去,醒来后,他立即向老板告了状。过了几天,朱可夫回到店里,被老板狠狠揍了一顿,但朱可夫丝毫不感到难过。
离家的四年里,朱可夫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回家看一看。1911年,朱可夫终于有了10天假回家探亲。他乘的是小亚罗斯拉韦次郊区火车。他一直站在车窗旁,饱览了沿途各车站和莫斯科近郊美丽迷人的风光,也听到了旅客们关于*主义的议论。无论走到哪里,他总是这样以极大的兴趣注视、观察周围的一切。他到家感到父母苍老多了,父亲背驼得直不起来了。姐姐已长成大姑娘了。母亲紧紧搂着长大了的儿子,反反复复地说,亲爱的儿子,我以为我死以前看不到你了。父亲也深有感触地说,我终于活到这一天,看到你长大成人了。朱可夫给全家每人送了一份礼物,还额外给母亲3个卢布,2俄磅糖。母亲脸上洋溢着幸福、满足的光彩。
最令朱可夫兴奋的还是和儿时的伙伴们的重逢。他见到许多朋友,特别是见到列什卡·科罗蒂尔内。他们白天一起干活,晚上又聚集在月光下的桦树林里。开头是唱歌,唱着一支又一支动人的歌。姑娘们用优美的嗓音唱出温柔的曲调,小伙子们则用正在变声的嗓音憨声憨气地伴唱,然后就跳舞,一直跳到累得倒下。刚睡一会儿,天就亮了,便起来干活,晚上再重新玩起。朱可夫很喜欢玩,而且很会玩,常常被姑娘们起哄,亲昵地叫他小叶果尔。就在他假期的最后一天,邻村科斯卡村发生火灾。当时,正赶上刮大风,火势很快蔓延开了。正在和同伴们一起玩的朱可夫,带着同伴立即奔向邻村。尽管火势很大,朱可夫硬是从将要倒塌的房子里救出一位吓得半死的孩子和一位生病的老大娘。早晨回到家里,母亲发现朱可夫的新上衣烧了两个铜板大的洞,这上衣是休假前老板借给他穿的。母亲很担心,怕儿子回去挨揍。朱可夫心情很沉重,他倒不是因为衣服烧了洞,而是看到妇女、孩子们在废墟里刨来刨去想找点未烧尽的东西而心里难过。许多人的牛都烧死了,没有牛将意味着什么,朱可夫是十分清楚的。
1911年底,学徒期满,朱可夫当上了师傅,月薪10卢布,这在工人阶层来说算高的。这时老板对朱可夫很信任。连老板都认识到,朱可夫是一个守信用、忠诚老实的人。老板常派他到外面联系业务、办理托运。这给朱可夫接触外界、开阔视野提供了很好的条件。那时,毛皮工人都不问政治,大多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各有各的小天地。他们的理想往往是攒钱,开一个自己的店,由自己当老板。在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很浓的空间里,朱可夫连报纸都看不到,也听不到大家对形势的议论。所以,朱可夫十分注意外出的机会,了解各种人及各种政治见解。1910年至1912年,俄国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莫斯科、彼得堡和其它工业城市*浪潮此起彼伏。大学生们也经常举行*和*。朱可夫对形势很关心,他千方百计找进步报纸看。他的好友桑德尔·伊万诺维奇·科列索夫有时能搞到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和《真理报》。朱可夫百看不厌。他从这些报纸上知道了为什么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并证明了工人和农民有着共同的利益。朱可夫不但自己学习,而且开始宣传,特别是利用回家的时间向农民宣传。
许多事情既是偶然的,同时也是必然的。如果生活就这样下去,朱可夫那过人的军事才华可能永远就显示不出来了。然而,社会的发展是丰富多样的,人的成长轨迹也不是一条僵死的直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当时在沙俄的宣传下,许多青年,特别是有钱人家的子弟,都志愿上前线打仗。老板的儿子亚历山大·别利欣也决定去,并极力劝朱可夫去。朱可夫一开始的确动心了,后来他找他最尊重的好朋友桑多尔·伊万诺维奇商量。伊万诺维奇说,有钱的子女是为了保住家中的财产去的。你呢,你为什么打仗?是不是因为你父亲被赶出了莫斯科,你母亲被饿得发肿?等你变成残废回来,就没人要你了。这些话把朱可夫说服了。他把这些话告诉了亚历山大,招来一顿痛骂。亚历山大独自从家里出走,上了前线。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早年的磨练(5)
朱可夫继续在作坊干活。这时,他与房东的女儿玛丽亚正在恋爱,并开始商量结婚。但战争的急剧变化,使他们的希望和打算化为泡影。1915年7月,沙皇政府决定提前征召1896年出生的青年。这下轮到朱可夫上战场了,但他的热情并不高。他离开莫斯科时,只见一面是从前线运回来的伤兵,一面是阔少爷仍和从前一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两种鲜明的对比,使他茫然。可是,他还是想,既然叫我入伍,我就要忠诚地为俄罗斯打仗。
第一部分 第二章 步入军营(1)

1915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激烈进行的关键时期。参战各国政府都在拼命扩军,就连最后参战的美国也不甘示弱,由国会颁布了一项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兵员动员令,凡年龄在21岁至30岁之间的男子都要进行登记应征。一开始就卷入战争的俄国更是如此。据统计,一战期间,俄国40%的男子被征入伍。这导致了许多工厂停工,大片土地荒芜,人民生活极其困难,反抗的浪潮此起彼伏。沙皇军队的情况也不妙。1914年底,俄国士兵在前线同德奥士兵联欢,长时间休战。1915年10月,又发生了主力舰"甘古特号"水兵起义事件。在此期间,成千上万的士兵开小差,不愿当沙皇的炮灰。士兵们正在觉悟,他们不仅打仗,同时也在思索为谁打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15年8月7日,朱可夫从卡卢加省小亚罗斯拉韦次县应征入伍。
军营对朱可夫来说就像一张白纸,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连最习惯的走路、吃饭、解手、睡觉,都有了新的约束和规定。第一次体验军营生活,他既感到新奇,又觉得那么不可思议。当兵第一天,朱可夫和同伴就被装上闷罐车,每个车箱40个人。新兵们一路上都只能站着或者坐在肮脏而冰凉的地板上。车箱里气味很难闻,臭气、汗味、烟雾,加上车箱原来不知拉什么东西留下的霉烂味交织在一起,使新兵们连饭都吃不下。有的人在打牌,有的人在悄悄落泪,还有的人呆呆地坐着,想象未来的士兵生活。列车穿过一座座城市继续不断地向前开,有个新兵忍不住问上等兵,我们要上哪儿?上等兵严肃地说,永远不要向长官提出这类问题,当兵的应当默不作声地执行命令和口令。大家顿时都不敢吭气了。朱可夫也在暗暗问自己:我吃得了当兵的苦吗?如果去打仗,我能行吗?尽管此时他对自己军事方面的天赋还一无所知,但他相信,自己经过生活的锻炼,一定能当个好士兵。这就是朱可夫的个性,干什么就干好,并且坚信一定能干好。
令朱可夫高兴的是,到部队后,他被编入预备步兵第189营,这个营主要是为预备骑兵部队训练新兵。朱可夫一向很喜欢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兵种。同来的老乡们大多当了步兵,他们很羡慕朱可夫,临别时,他们喊着:"康斯坦丁,我们遇到危险,可全靠你了!"朱可夫和新兵们很快领到了教练步枪,开始学习各项内务制度和士兵的职责。俄军等级十分森严,"新兵蛋子"总是受到老兵们的欺负。朱可夫他们一到,所带的香烟和零花钱就被老兵们"保管"起来了。老兵们还吓唬他们说,除了"解手"以外,任何地方都不准去,否则就押送惩戒营。新兵们都很紧张。第一次队列训练时,每个新兵都一丝不苟,严格按口令努力做好每一个动作,争取给长官留个好印象。但长官们给新兵们的印象却不好。长官们吹毛求疵,而且不讲道理。一个新兵走路顺拐,被排长踢了一脚;一个新兵踏错步,就罚全排重做,结果,把晚饭耽误了。好不容易盼到该睡觉的时候,排长又偏偏命令集合起来学国歌《上帝啊,保佑沙皇》,直到深夜才睡。许多新兵都累得直哼哼。这就是入伍训练的第一天。
终于到星期天了,大家都想休息一下洗个澡。但一大早起来,就被叫去清除操场、打扫卫生,然后擦枪、给长官擦皮鞋,一直忙到夕阳西下。大家一肚子的牢骚,想坐下写封信发泄一番。但班长好像猜透了大家的心思,警告说,不得在信里对任何事情表示不满,因为这样的信件无论如何要被扣下来的。朱可夫和新兵们听到后目瞪口呆,他们这时才真感到适应士兵生活真不容易。
1915年9月,朱可夫被派往乌克兰境内的预备骑兵第5团。该团驻扎在哈尔科夫省巴拉克列亚城内。骑兵当时分为骠骑兵、枪骑兵、龙骑兵三种。朱可夫被分到枪骑兵连。他很为没有被分到骠骑兵连而遗憾,一方面是因为骠骑兵的军服漂亮,年轻人爱美心切;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是因为那些连队比较讲人道,打骂士兵的现象不多。这时的朱可夫已清楚地看到,在沙皇军队里,士兵只是一只木偶,命运完全掌握在军士手里。在后来的军旅生涯中,凡是他接触过的讲道理、体贴士兵的军士及军官,朱可夫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对他们怀着一种奇妙的感情,这是后话。
到了连里,朱可夫不仅领到了军服,还得到了一匹深灰色的烈性牝马,名叫"恰谢奇娜娅"。
人们都知道骑兵驰骋在疆场,威风凛凛,但没有多少人知道骑兵的艰苦。他们除了学习步兵的科目外,还要学习马术,学会使用马刀等冷兵器,每天还要刷三次马。与步兵相比,骑兵每天要早起一小时,晚睡一小时。最要命的算是乘马训练,即骑乘、特技骑术和使用冷兵器等。每个人两条大腿都磨出了血,刚结了疤,又磨破了。每次训练后,马鞍上都血迹斑斑。朱可夫十分坚强。"恰谢奇娜娅"最初看不起这个矮壮的年轻人,重重地摔了他几次,但越摔这个年轻人训练时间越长,"恰谢奇娜娅"终于被驯服了。仅仅两个星期,朱可夫就在马鞍上牢牢坐稳了。
在这里,朱可夫遇到了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军士。一个是上士杜拉科夫。虽然他的名字俄语意思是"傻瓜",但他实际上并不傻,而且还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他外表上很严肃,心地却很温和很善良。他对下级要求很严格,有时会因为一个动作做得不规范而大加指责,但他从不冤枉一个士兵,处理问题总是十分谨慎,尽可能地做到公道,而且,他很关心每个士兵的前途。训练结束时,按照惯例,要从训练成绩优秀的士兵中选拔一些进教导队,准备培养今后当军士。出类拔萃的朱可夫当然被选中了。但朱可夫很矛盾,他想上前线。这时,杜拉科夫竭力说服朱可夫上教导队。他说,不要急着到前线去,我在前线呆过,感到很困惑。我们许多人都在糊里糊涂地死去,这到底为什么?杜拉科夫流露出对沙皇政府的厌倦。他语重心长地对朱可夫说,前线你早晚会去的,但事先一定要更多地学习军事,这对你将来的成长会大有好处。朱可夫被说服了。杜拉科夫的这种带兵方法对朱可夫有一定的影响。在后来带兵中,朱可夫始终认为,军官必须替士兵着想,把士兵当成自己的亲人,这样士兵才会把命运放心地交给军官。这种相互信任的官兵关系,是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第一部分 第二章 步入军营(2)
与杜拉科夫截然不同的另一个军士是博罗达夫科,这是个下士。此人性格暴躁,留着小胡子,像头动不动就尥蹶子的骡子。朱可夫听老兵们说,这家伙曾经打掉过好几个士兵的牙齿。不久,朱可夫他们就亲身领略到了这家伙的残暴。白天操课时,他违背条例想方设法地折腾大伙,大家累得爬都爬不起来,他却得意地哈哈大笑,两撇胡子直颤抖。晚上查哨,一遇见哨兵打盹,他就不问青红皂白狠揍一顿。而且,他很嫉妒那些读过书的人,认为那些人太聪明了,因此,他特爱整入伍前在莫斯科住过和工作过的新兵。朱可夫十分气愤,便和几名同伴商量好,要教训一下这头"骡子"。他们用了两天的时间,仔细观察博罗达夫科的行动规律,随后制订周密的计划。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晚上,他们悄悄埋伏在下士必经之路旁的草丛里。果然,下士和往常一样,嘴里骂骂咧咧地走了过来。他刚一走近,朱可夫就用雨布蒙上他的头,几个人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当时,朱可夫做好了可能要上军事法庭的心理准备。还是好心的杜拉科夫站出来打了一个圆场,把事情搪塞了过去,而且他还请求上级把博罗达夫科调到别的骑兵连去了。
可是朱可夫的运气不佳,到教导队以后,他又碰上了"坏头"。这个上士比博罗达夫科更坏。朱可夫在他手下经受了百般的刁难和挑剔,受到常人难以受到的"严格训练",促进了朱可夫各方面素质的提高,这倒是那家伙没有想到的。因为这家伙右手食指短了半截,士兵们都叫他"四指半"。他对士兵动不动就动拳头,但他看朱可夫身体结实、性格刚强,便收起了拳头,转而千方百计地挑朱可夫的毛病。只要抓到朱可夫一点点过错,他就抓住不放施以各种各样的惩罚。为此,朱可夫多次被责令穿戴全副战斗装备、头顶马刀罚站。朱可夫许多时候背着沙袋行军;许多次别人休息,朱可夫却担任节假日值班。朱可夫并不屈服,反而加倍把工作做得更好。后来,"四指半"在操课、平日生活制度方面实在挑不到朱可夫的毛病,便改变策略,准备拉拢朱可夫。一个星期天,"四指半"十分客气地把朱可夫叫到他帐篷中,先吹捧说,朱可夫是一个有个性、有文化的青年,天资聪明,学什么都不费劲,随后提出,朱可夫可以不参加操课,不再吃苦流汗了,要朱可夫当他的非编制的抄写员,帮他填表、搞统计,替他干私事。朱可夫拒绝了,并坚定地说,他到教导队来,不是为了当一名抄抄写写的职员,而是为了要认真地学习军事,当一名军士。"四指半"恼羞成怒,让朱可夫等着瞧。
按照当时沙俄军队的规定,教导队中学习成绩的第一名,毕业时要被授予下士军衔,其余的学员,只授予准军士。同学们都公认朱可夫学习最好,认为他肯定会被授予下士军衔。这时,"四指半"的报复行动开始了。毕业前的一个星期,教导队宣布了一个意外的决定:由于不守纪律和冒犯直接长官,朱可夫被开除出教导队。朱可夫认为没办法挽救了,一切都成了泡影。尽管他很失望,但毫不后悔。好在吉人自有天相。朱可夫同排有个士兵的哥哥和教导队长是战友。这位士兵也是"四指半"的受害者,他很替朱可夫鸣不平。于是他去找了教导队长,报告了朱可夫所遭受的不公。队长是一位靠勇敢从士兵提起来的军官,人很正直,也很温和。他把朱可夫叫去,仔细地弄清情况后,主动撤消了决定,让朱可夫参加了毕业考试。让人感到可惜的是,由于这一折腾,影响了朱可夫的功课,毕业考试朱可夫没有取得第一名,因而成了一名准军士。
8月上旬,朱可夫和其他14名同伴被直接分配到了前线的骑兵第10师。当时第10师正驻扎在德涅斯特河岸,担任西南战线的预备队。朱可夫是乘火车开赴部队的。一路上,他看到了许多从前线运回来的伤兵,他们虽然负了很重的伤急需治疗,但还要停下来为开往前线的部队让路,他心中有些伤感。他还从伤员那里听到各种消息。有的说俄军装备落后,伙食很差,根本打不过敌人;有的说,指挥官特别是高级指挥官名声很坏,常常为了个人利益不顾士兵的死活;还有的说最高统帅部里有敌军奸细,这仗没法打。这些消息,严重影响了朱可夫的情绪,他一声不吭地回到车厢。他再次深深地体会到,指挥员的一言一行,以及能否与士兵同甘共苦,对军心的凝聚是多么的重要。
朱可夫经受了第一次战斗的洗礼。那是他们到卡缅涅次-波多利斯基下车时,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大家迅速隐蔽起来。敌人来了一架侦察机,扔了几颗炸弹就飞走了。结果炸死了一名士兵和五匹马。
1916年8月,罗马尼亚对德国宣战,并与俄军一起对德军作战。这时,俄国人开始盲目乐观,准备发动新的进攻。9月初,骑兵第10师到达比斯特里察山林地区集结,并从这里直接进入战场。在这里,第10师的优势丝毫没有被发挥,因为这里是山地,不容许乘马追击,只能采用徒步队形,对部队机动性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不久,整个战线都处于劣势。一方面,俄军损失很大,新兵来不急补上。另一方面,友军罗军由于参战前训练差、装备不足,还没怎么打,就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这样,俄军便由进攻转入了防御。
第一部分 第二章 步入军营(3)
俄军的后方也不稳定。由于饥荒和战争的破坏,加之沙皇政府的庞大军事开支,国内人民生活极端困难,而那些资本家和地主富农利用这一时机,大发战争横财,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这种现象引起了前线士兵的强烈不满。他们渐渐明白了这场战争不是为祖国而战,而是为富人们而战,为沙皇*统治而战。他们不想继续战争,不愿效忠沙皇,他们想要的是土地、和平和亲人。这时,布尔什维克也秘密地在军队中建立组织,传播革命道理,宣传革命的形势。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的发展,使士兵们迅速觉悟,这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就要到来。
这一段时间,朱可夫并不走运。他在一次侦察时,踏上了地雷,被爆炸的气流从马上掀下来,受了严重震伤,同伴还有两个受重伤的。朱可夫昏迷了一天一夜才苏醒过来。后来,他被送到哈尔科夫,在医院里呆了两个半月。朱可夫是躺不住的人,尽管他的伤还没痊愈,特别是听力还很差,但他还是要求回到了部队。医院从他身体考虑,不让他回前线,把他调到他刚入伍时接受训练的骑兵新兵连。这时的朱可夫已是一位获有两枚乔治十字勋章的军士了,一枚是因为俘虏一名德军军官被授予的,另一枚则是因为受重伤奖给的。由于朱可夫为人忠厚,待士兵如兄弟,士兵们都很信任他,常对他说些心里话。此时朱可夫也敏感地感觉到,只有布尔什维克才能给俄罗斯人民以和平、土地和自由。他不仅自己常常思考这些问题和革命道理,还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向士兵灌输这些思想。他隐隐约约感到,已到了挽救国家命运的时候了。
1917年2月中旬,彼得格勒部分工人开始*。几天后,*浪潮席卷全城和临近的城市,*人员达20万人,并且势如潮涌,不可阻挡。2月26日,布尔什维克决定举行总起义,成立临时政府。工人、士兵群起响应。经过短暂的激战,起义士兵、工人很快取得了胜利,并于27日晚举行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此次胜利推动了全国各地的起义。统治俄国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终于被推翻。
朱可夫也置身到革命洪流之中。1917年2月27日凌晨,朱可夫所在的骑兵连突然集合。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朱可夫问排长,排长也不知道。队伍集合后,连长冯·德·赫尔查命令沿公路向巴拉克列亚城预备骑兵第5团司令部前进,其实,连长也不明白上级让到那里干什么。不过,事情很快就明白了。全团的部队都到达团教练场后正等待命令,突然,操场那边有人举着红旗*示威。冯·德·赫尔查大尉一看情况不好,朝马猛抽一鞭,向团部驰去,其他连长也跟着跑去了。这时从团部走出了一群军人和工人。一个高个子军人走到队伍前面进行演讲。他说,俄国的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不再承认沙皇尼古拉二世了,不承认资本家和地主。俄国人民不愿意继续进行流血的帝国主义战争,人民需要和平、土地和自由。他结束演讲时,高呼:"打倒沙皇!打倒战争!各国人民和平万岁!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万岁!乌拉!"广大士兵从内心里拥护他讲的这番话,四处都响起了"乌拉"的欢呼声。随后,士兵们都加入到了*的工人队伍当中。
不久,朱可夫得知他们的连长和其他一些军官被士兵委员会逮捕了。这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士兵委员会过去是地下组织,这时已公开了,它暂时负责军队的指挥权。士兵委员会的负责人叫雅科夫列夫,就是那个大高个军人,他是一个很有水平的布尔什维克。起义后,全团都在等士兵委员会的命令,雅科夫列夫很果断,第二天,他就给朱可夫所在连派去了一名军官。新连长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选举出席团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和本连士兵委员会。朱可夫被选为连士兵委员会主席,并出席团苏维埃代表大会。
团苏维埃代表大会是3月初在巴拉克列亚城召开的。在会上,雅科夫列夫讲了苏维埃的任务和巩固士兵、工人、农民团结的重要性。大家都很受启发。但后来一个准尉的发言却令朱可夫很不满。这家伙开始讲得很漂亮,满嘴的革命词句,但讲着讲着,便露出尾巴来了,竟吹捧起临时政府,并要求继续帝国主义战争。这家伙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愤怒。这里有一个原因,就是革命后的最初阶段中,由于许多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还被关在牢狱里或仍在流放中,来不及回到各大城市,致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窃取了领导权。这些人同资产阶级代表达成协议,成立了以李沃夫大公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尽管列宁当时在国外,但他对这个临时政府的本质看得很透彻。他称这一群人"已经上升为执掌俄国政权地位的新阶级,即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同时,与此临时政府相对立,还存在着苏维埃政府,俄国出现了两权并存的情况,反映到群众及下层军官中,也存在两种意见。朱可夫和大多数士兵对临时政府很反感。在选举团苏维埃成员时,大家只选那些拥护布尔什维克立场的人。选举结果很令朱可夫满意。他认为他们团的苏维埃是真正布尔什维克的。
当时全国的形势很复杂,朱可夫那里的情况也发生了曲折。5月初,雅科夫列夫调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走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趁机在团里掌了权,宣称拥护临时政府的方针。不久,连士兵委员会决定解散这个连。朱可夫和其他委员给士兵发了退伍说明书,并让他们带上了马枪和子弹。由于朱可夫是该连负责人,所以,投奔到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方面去的一些军官到处搜捕他,他一连几个星期不得不躲了起来。
第一部分 第二章 步入军营(4)
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临时政府盘踞的冬宫进行炮击,标志着起义的开始。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率领下,成千上万的革命军队和赤卫队包围了冬宫及政府各部门。反动军队兵败如山倒,起义很快获得了胜利。当晚10点45分,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由于工人和士兵的胜利起义,"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11月30日,朱可夫终于平安地回到莫斯科。12月初,他回到了家乡,一方面是看望父母,另一方面是过度疲劳需要休息。休息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觉得各方面的状况好多了。1918年1月份,朱可夫准备报名参加赤卫队。当时,各地忠于革命事业的工人武装都称作赤卫队,这是苏维埃政权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统一领导。由于赤卫队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以当时名声很响,青年工人十分踊跃地报名参加。但朱可夫这一愿望落空了,因为不久他得了斑疹伤寒,4月份,又得了回归热。整整几个月,朱可夫是躺在病床上度过的,这是他一生中在病床上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在朱可夫生病期间,革命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出于巩固新生政权的迫切需要,苏联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开始着手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艰苦工作。1918年1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一致赞成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列宁也在《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中写道:"为了保证劳动群众掌握全部政权和根除剥削者的政权复辟的一切可能,特命令实行劳动武装,建立社会主义工农红军。"当时,大规模地复员旧军队与建立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军队在同时进行。新型军队的新,不只是表现在成份上有所变化,更主要是军队的一系列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最显著的表现是军队内部实行了广泛的*。当时的规定是,各部队的领导权都由士兵委员会和苏维埃掌握;军队内部官兵一致,人人平等;团级以下军官由军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些新政策、新制度在建军史上是空前的,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士兵的积极性,促使一大批优秀的指挥员从士兵中脱颖而出,缓和了建军初期工农干部极其缺乏的局面,使大批旧军官被逐步淘汰出人民军队。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当时的一份总结报告对军队*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报告指出:不管任何时期,只要是公正地研究我国军队在革命时期的情况,谁都会明白,正是军队的全面*化和承认广大士兵群众选举产生的军队组织的权力,以及人民委员会实行的和平政策,使得各战线的军队能够坚持到1918年冬季的中期,并且拯救了国家,避免了军队自发的向后方的退却。
政治委员制也是一项崭新的制度。这项制度的萌芽产生在十月革命前夕。当时布尔什维克革命军事委员会曾向旧军队的许多部队和军事机关派出政治委员,对旧军队进行监督和改造。1918年1月的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法律的形式对政治委员制度予以确认。当时政治委员的任务被明确为:依靠部队中的党的基层组织,负责教育士兵;监督军事专家们的行动;同时教育红军士兵信任那些忠诚老实的专家。选拔政治委员的条件很严格,所以,政治委员的威信一般都很高,说话都很有号召力。朱可夫在后来的回忆中是这样评价政治委员的:"他们通常都是一些无可责难的人,都是一些纯朴诚挚和勇于自我牺牲的共产党员。"
军队还实行了志愿兵制度。具体是,要参加红军的每个志愿人员必须持有士兵委员会、党组织或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其他社会组织的介绍信。如果是一批人整体加入,那么还要求实行集体保证。入伍后,士兵享受全面的供给制,每月还有津贴费作零花用。开始每月50卢布,后来,单身的150卢布,有家眷的250个卢布。逐渐地,苏共认识到实行志愿兵制度的不足,如,训练差、纪律差、缺乏预备兵员,没有大战役需要的兵员保障等。为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命令,要求在全国建立普训制,即对公民实行普及性军事训练,每个18~40岁的公民应不脱产学完96小时的军事训练课程。然后,转入预备役,一旦发生战争,政府一声令下就可以参军,弥补了志愿兵制度带来的缺陷。当然,这是后话。
这些新制度的实行,扩大了军队的影响。到1918年春季,红军就扩大到20万人。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十分重视扩红运动,1918年1月,从彼得堡向西部战线派出了以赤卫队为骨干的第一批新的军队。列宁在欢送大会上做了著名的演讲,他指出:"我向你们第一批社会主义军队的志愿人员英雄们表示祝贺,你们一定会建立起强大的革命军。"红军发展到1918年8月,已达50多万人。
话又说回来,这时的朱可夫经过几个月的调治,已渐渐恢复了健康。他殷切地希望加入红军。1918年8月,朱可夫终于参加了红军,编入了莫斯科骑兵第1师第4团。团长是塞米扬·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布琼尼将军。这是一支十分杰出的部队,朱可夫后来常为曾是布琼尼骑兵部队的一员而感到光彩。
第一部分 第二章 步入军营(5)
这时苏联的形势仍是十分严峻的。国内有旧沙皇军官、士官生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组成的白匪军,国外有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的处境十分困难。1918年下半年在俄罗斯领土上共有帝国主义国家军队和白匪军近100万人,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有很强的战斗力。苏共看到了形势的极端危险性。9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命令,号召要把共和国变成统一的军营。11月,组成了以列宁为主席的国防委员会,制定军队建设的重大政策。苏维埃全党、全国上下此时此刻都在为实现建立一支大规模正规部队的计划而竭尽全力地工作。成绩是很明显的。到1919年初,红军已有42个步兵师,骑兵4万人,大炮1700门,军用飞机约450架,作战军舰有50多艘,训练指挥干部的学校已形成网络。尽管与敌人相比,这些武装力量还是相当弱小的,但毕竟标志着一支新型军队诞生并逐步成长起来了。
1919年春,敌人形成了对苏维埃政权的包围。东部有高尔察克的军队,占领了彼尔姆-奥尔斯克一线;邓尼金的白匪军在捷列河两岸;乌克兰方向是乌克兰反革命政府(即所谓"执政府")的军队及帝国主义的干涉军;拉脱维亚白匪占据着西部的沙夫里-朱塔夫地区;北面则是芬兰白匪军及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军。在国内各路匪军中,高尔察克的力量最大,他的军队大约有30万人。高尔察克本人也被西方各国公认为"最高执政者"、"最高统帅"。其次就算邓尼金了,他被称为"最高副统帅"。当时白军的作战目标是:邓尼金扫清北高加索,进入乌克兰,和从东边进攻的高尔察克会师,共同进逼莫斯科和彼得堡。
在强大的压力和全党的共同努力下,红军又迅速发展到了180万人,其中,有40万是装备齐全、富有作战经验的部队。但是苏维埃共和国内部的困难更为加剧,特别是一些最为需要的东西,如金属、燃料、衣服、谷物都极为缺乏。朱可夫回忆当时部队从莫斯科调到耶尔朔夫的情景说:"在莫斯科饿得够呛的红军战士从车厢一下来,就一直拥向市集,买了大圆面包,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这样,不少人得了病。"这种困难的境况,也使红军的意志更加坚强,他们已充分认识到,只有取得胜利,才能彻底改变这一切。
1919年3月,高尔察克在东线向苏维埃政权发起全面进攻。当时,苏军在东线不足10万人,而且分散在广阔的战线上。在强大的进攻下,苏军第5集团军步兵第26和第27师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由于兵力相差悬殊,加上社会革命党人策动富农叛乱分散了苏军的力量,第5集团军未能顶住高尔察克的进攻,遭到了重大损失,几乎有50%的人员伤亡和失踪。红军被迫向伏尔加河退却。这时,图哈切夫斯基接替勃留姆别尔格任第5集团军司令。
4月中旬,形势变得更加严重。敌军已进攻到距喀山只有85公里,离辛比尔斯克只有100公里。在其他所有战略方向上敌军也都处于有利的形势。如果红军再往后撤,就退过伏尔加河了,那样,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两股敌人就会合在一起,形成对莫斯科的正面进攻。在这种严峻的时刻,苏共中央决定动员全部力量,首先对付高尔察克的部队。聚集在东线的红军部队分为北部军队集群和南部军队集群。同时,加强了前线的指挥力量。米海尔·华·伏龙芝被授权指挥南部军队集群。这一集群包括第1、第4和第5集团军,是东线的主力军。
具有统帅秉性的伏龙芝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华。朱可夫所在的莫斯科骑兵第1师,是伏龙芝部队的一部分,他亲身感受到了伏龙芝上任后战场及红军士气的变化,伏龙芝成为他心中的偶像。朱可夫认为,伏龙芝的统帅才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伏龙芝富有远见。他一上任就提出,在当前的困难条件下,应当尽快从敌军手中夺取战略主动权,打击敌军的士气,在我方部队确立对敌军必胜的信心。他更深入地分析到,即使在敌人获胜的情况下,如能给敌人造成某些挫折,并加以适当利用,这些挫折就可能成为高尔察克部队崩溃的开始。后来的战役充分证明这一决断的正确性。
二是伏龙芝讲究知己知彼,用己之长对敌之短,牢牢把握战场主动权。面对战场形势,他认为,应当从正面拖住高尔察克的军队,用红军的精锐部队对其伸得过长的左翼实施迅速的突击,然后,进一步把反突击变成为红军东线全面强大的反攻,进而解放乌拉尔和西伯利亚。伏龙芝还充分估计到,高尔察克的左翼是弱点,其主力正在正面作战,不可能会对左翼实施有效的支援。伏龙芝的建议受到了列宁很高的评价,实施后取得了重大胜利。
三是伏龙芝和军亲众、关心士兵。伏龙芝在保卫乌拉尔斯克的战斗中,来到朱可夫所在团。和战士拉家常、说知心话,关心战士的情绪、给养和武器,询问战士们家乡亲人来信说什么,战士们有什么要求,还谈起列宁对战斗的关切。他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赢得了战士的心,鼓舞了战士的斗志。朱可夫后来说,他和他的同伴们常常回忆起这一次难忘的会见。
在伏龙芝的领导下,红军逐渐掌握了主动权。高尔察克主管国防部的头目阿列克赛伊男爵在1919年5月的日记中记述道:"毫无疑问,在西集团军方面主动权落到了红军手中。我们的进攻枯竭了,部队连滚带爬地向后撤,什么也守不住……"6月,红军夺取了乌拉尔山麓的重要城市乌法。紧接着,莫斯科骑兵第1师开往希波沃车站。在那里,朱可夫所在团与敌人第一次交锋。由于敌人数量比红军多,而且很顽固,所以,战斗进行得很激烈,阵地像拉锯似地被反复争夺。红军士气高昂,终于以顽强的意志取得了胜利。这次战斗给朱可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一部分 第二章 步入军营(6)
在这期间,朱可夫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入党之前,朱可夫参加了所在连的党的同情小组,理解党章党纲,由团党委书记和政委每星期谈两次话。这些谈话的时间既长而且有趣,使朱可夫从中学到了许多政治知识。1919年3月1日,朱可夫被吸收入党。当时,他表示,要把自己的思想、愿望和行动服从于党员的义务,当投身于同祖国的敌人进行搏斗的事业中时,牢记党的要求,要成为无条件服务于人民的榜样。他后来在*中写道,"现在,许多事情都记不得了,但我被吸收入党的这一天,却终生难忘。"
1919年8月,朱可夫所在的四团被调到弗拉基米罗夫卡车站,进行军事训练。在那里,他结识了与自己同一姓名的师政委格奥尔基·瓦西利耶维奇·朱可夫。朱可夫的这位"一家子",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当骑兵当了10年,1917年就入了党,他从旧军队拉过来一个骑兵团加入了红军。在当时,政委的称呼和形象本身就象征着荣誉和才干。朱可夫通过师政委对政治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师政委建议他去做政治工作,但朱可夫谢绝了政委的好意,说明自己更乐意干军事工作。于是,师政委赞同朱可夫进红军指挥员训练班学习,并积极地推荐。但由于战斗很快又开始了,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1919年9月,争夺察里津的战斗爆发了。在扎普拉夫诺耶和阿赫士巴之间进行的一场白刃战中,朱可夫被手榴弹炸伤,弹片深深地嵌入他的左脚和肋部,他被送到了后方的医院。伤好后,朱可夫被给予一个月假恢复身体,利用这个机会,他回家乡看望了父母。家乡的形势令人鼓舞,农民们尽管生活困难,但情绪都比较高昂,群众们越来越倾向于苏维埃政权。这种气氛,使朱可夫坐不住了,假期刚满,他就向军事委员会要求把他派到前线部队去,但由于他身体还比较弱,被送到特韦尔的一个后备营,准备以后到红军指挥员训练班去学习。朱可夫的士兵生涯就要结束了,他将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在更能发挥他的军事才能的新岗位上。
朱可夫亲身体验了沙皇军队与红军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军队的生活,有许多感触,这种特殊的经历使他对治军之道有了更深的理解。他认为,沙皇军队最大的弱点,首先是士兵群众和高级军官缺乏团结一致。军官们特别是高级军官同士兵从不接触,不了解士兵的生活和思想,和士兵格格不入,进而视士兵的生命如草芥,把自己置于与士兵相对立的集团。其次是高级军官们相当普遍地不懂战役法和战术,在士兵中没有威信。士兵们信不过他们,不愿意为他们赴汤蹈火。但朱可夫对旧军队的军士所起的作用是肯定的。他认为,旧军队赖以支持的主要基础是军士。担任军士要经过严格的挑选,选中的人再经过专门教导队训练,各方面很严格、很正规。军士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负责训练和教育士兵,并且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下层的军官对军士的工作是十分信任的,这种信任对培养军士的主动性、责任感、首创精神是十分有利的。朱可夫在许多年以后,谈到这点时仍深有感触,他说,"哪里的上级军官对下级指挥人员不信任,哪里的上级军官老是监护着下级指挥人员,哪里就永远培养不出真正的下级指挥人员,因而也不会有好的分队。"
朱可夫是个思维敏锐的军人,看问题很准,也很爱思考。他从军事实践中领悟出来的规律性东西,为他的军事才能提高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在激烈的战斗中,朱可夫的战剑得到了磨练。
第一部分 第三章?崭露才华(1)
清剿匪徒历劫难,真情带兵屡立功;两进军校细研读,年轻团长露峥嵘。
1920年1月,朱可夫被派到位于梁赞省的斯塔罗日洛沃的第1骑兵训练班学习。学员都是从各部队中遴选出的战斗中表现突出的骑兵,军事技术比较过硬,但多数文化水平不高,有不少人根本就没有文化。由于朱可夫在旧军队干过军士,又有文化,训练班便让他兼任司务长,并委托他教学员掌握冷兵器。队列指挥课程主要由旧军事专家、旧军官担任,学员的思想教育由政工部门负责。学员们学习十分努力,因为他们都懂得,学习的时间很短,而要成为称职的指挥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他们以惊人的毅力用半年时间学习了正规军校两年的课程。到了8月份,各地的学员混编为学员旅,集中到克拉斯达尔,开始与弗兰格尔匪军作战,以提高实战能力。指挥部给学员们配发了崭新的装备和马具,朱可夫和同学们感到很帅气,一心想到血与火的战场上去表现一番。
值得一提的是,在学习期间,训练班开到了莫斯科。在这里,朱可夫有不少朋友和熟人,还有他的女友玛丽亚。朱可夫当时的心情十分激动,毕竟很久没有与女友相会了。朱可夫在日记中写道:"真想在开赴前线以前去看看他们,特别是我日夜想念的女友。"但由于连首长经常外出,朱可夫作为司务长总是被点名留下来负责,结果,一个朋友也没看成。他只好给他们各自写信说明理由。因为这件事,朱可夫与玛丽亚之间出现了不和,几经通信,未能协调。不久,玛丽亚就嫁给别人了,从此后,朱可夫再也没有见过她。在这件事上,朱可夫的表现算得上是像样的军人,却不是称职的情人。他对失去玛丽亚很难过,但他深知,爱情是理解的产物,来不得半点勉强。失恋尽管对朱可夫是沉重的打击,但并未影响到他的工作。几年以后,他又遇到一位温柔的姑娘,名叫亚历山德拉,终于结为眷属。婚后,生了两个女儿,名叫埃拉和耶拉。这是后话。
对弗兰格尔的战斗不是很艰巨。弗兰格尔是克里木地区的一个男爵。他在协约国的支持下,组成了一支拥有13万步兵和4500名骑兵的部队。弗兰格尔也清楚,想依靠这样一支力量重新展开反苏维埃的大规模行动是不够的。因此,必须大量地补充军队。弗兰格尔认为,补充军队的唯一来源是哥萨克居住的地带,因为邓尼金的部队被红军击溃以后,几万名哥萨克军队带着马匹、装备流散回家。因此,他决定把斗争转移到哥萨克人的地域。红军看透了弗兰格尔的用心,下令尽一切努力做好哥萨克人的思想工作,帮助贫穷的哥萨克人渡过困难。学员旅也抽出大部分时间做当地哥萨克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修理房舍和农具,还给他们一些粮食和衣物。效果是很明显的。全部工作结束后,哥萨克人邀请他们参加欢宴,对他们说了许多知心话,并对他们的大力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学员们情绪十分高昂,对哥萨克的老百姓更加尊重爱护。朱可夫明显地感到老百姓对红军与沙俄军队态度的不同,深深体会到军民关系对作战的巨大影响。8月份,学员混成团被派去攻打弗兰格尔的乌拉卡伊将军的登陆队。不久,又去攻打弗斯基科夫和克雷扎诺夫匪徒,在当地人民的大力配合下,很快就消灭了这股匪徒,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
由于在与弗兰格尔部队的战斗中红军骑兵部队指挥员伤亡较大,亟待补充,上级指示从学员旅中挑选一批优秀学员提前毕业,迅速到部队任职,朱可夫也是其中之一。9月上旬,提前毕业的学员的毕业典礼在第9集团军野战司令部所在地阿尔马维尔城举行。自此,朱可夫成了一名红军正式军官。随后,朱可夫和其他毕业学员一起开赴部队,学员旅剩下的学员则受命追剿高加索山里的匪徒。
后来,朱可夫才得知,就在他走后不久,学员旅遭受到敌人的伏击,损失很大,很多战友还受到敌人非人的折磨。特别令朱可夫难过的是,深受他爱戴的团政委克雷洛夫就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
在朱可夫眼里,团政委是个十分优秀的干部。在帮助哥萨克的劳动中,团政委主动承担了最困难、最危险的工作:清理公用井。俄罗斯山区的井都相当深,团政委下到井底,憋得透不过气来,但他咬紧牙关,一点一点地清理。当把他拉上来时,差一点快憋死了。但他休息一会儿后,命令再把他放下井底。过一段时间,又把他拉上来。这样几下几上,一直坚持到把井清理干净为止。第二天,全团及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谈论着政委的英勇行为。什么是一名军官的权威?爱护士兵、身先士卒就是权威,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榜样。这个团政委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朱可夫的脑海里。
毕业后的朱可夫被派往独立骑兵第14旅第1团。这个团当时驻在诺沃热列利耶夫斯卡亚镇附近,负责肃清芦苇地带的乌拉卡伊匪徒的残部。团长是一名顿河哥萨克老战士,叫安德列耶夫,人称勇士和侠客。俗,有起错的名字,没有叫错的绰号。从安德列耶夫的绰号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勇敢、很豪爽的人。
朱可夫到团里报到时,安德列耶夫接见了他们。他看了看朱可夫的红裤子(当时学员的着装),很不以为然地说,"我的战士可不喜欢穿红裤子的指挥员。"接着,他更不客气地说,"我们的战士多是过去的老兵,我们可不赏识没经过炮火考验的家伙。"当他得知朱可夫不仅经过战火考验,而且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算放了心。
第一部分 第三章?崭露才华(2)
但是,"红裤子"的事还没有结束。朱可夫到了他的排后,命令全排成乘马队形集合。朱可夫开门见山地说:"同志们,我被任命为你们的排长。我是好排长还是赖排长,你们是好战士还是赖战士,咱们将来走着瞧吧,而现在我想看看你们的马、战斗装具,和每个人认识一下。"
战士们没有什么反应,有几个战士还故意盯着朱可夫的红裤子看。朱可夫明白他们的用意,立即说:"团长已给我打过招呼了,说你们不喜欢红裤子,可你们知道,我没有其他裤子,苏维埃政府发什么,我就穿什么。你们应该喜欢红颜色,这是革命的颜色,它象征着劳动人民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代理排长阿加波夫是个善良的老实人。在会后他拿个花名册,给朱可夫逐个介绍全排30个战士各自的情况,特别是特点、脾气等,介绍得很详细、很诚恳。比如,戈尔什科夫游击习气很重,但很勇敢,冲锋陷阵总跑在前头,对他不能提高嗓门,要常给予表扬,可以同志式地指出他不正确的行为,但必须个别说,不能当众批。卡扎克维奇、科瓦廖夫、萨普雷金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三人都是能干的好战士,但比较调皮,而且贪玩,对他们可以而且有必要在队列前加以训斥,偶尔还可以吓唬他们一下,说把他们交给团政委。
对这些战士各自特点的介绍,使朱可夫受益不浅。他和战士个别谈话中,特别是与几个脾气古怪的战士谈话中,善于把握特点,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逐步消除战士们的戒备心态。到排里后的第5天,朱可夫率领全排参加肃清滨河地域残匪的战役。战斗中,朱可夫身先士卒,英勇果断,指挥有力。最后,匪徒全部被歼或被俘,而朱可夫全排没有遭受任何损失。这次战斗后,战士中再没人讨论朱可夫的红裤子了。不久,朱可夫即被任命为该团二连连长。
1920年12月底,第14旅被调往沃罗涅日省,*当地富农的暴动和科列斯尼科夫匪徒。这股匪徒很快就被打垮了,其残余分子逃到了坦博夫省,和以安东诺夫为头子的富农及社会革命党匪徒会合在一起。
安东诺夫青年时就曾因刑事罪流放西伯利亚,在1917年2月革命期间,他混上了一个县的警察局局长,他利用职务之便,到处安插亲信,培植个人势力。十月革命后,他对苏维埃政权十分仇视。1920年8月,他纠集一大帮匪徒,组成"安东诺夫集团军",主要目的是破坏苏维埃政府规定的余粮征集制;杀害俄共(布)代表和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袭击小股红军部队;破坏铁道、仓库和基地,等等。由于安东诺夫的部队不与红军大部队作战,常常化整为零进行破坏,所以,红军部队几经围剿都未取得明显的成果。
1920年12月,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坦波夫省清匪司令部,下辖的兵力有32500步兵,近8000名骑兵,还装备有60多门大炮和400多挺机枪。在清匪司令部成立初期,敌人仍很疯狂。1921年4月初,安东诺夫亲率5000人,歼灭了红军腊斯卡左沃的守备部队,其中有整整一个营红军被俘。考虑到形势的严重,5月初,苏维埃政府任命图哈切夫斯基将军为清匪司令部司令。朱可夫和其他下层军官都听到过许多赞扬他的话,特别是赞扬他的战略才能。大家都为有这样一位有才干的统帅来领导而感到非常高兴。
朱可夫第一次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将军,是在坦波夫的热尔迭夫卡火车上。当时,图哈切夫斯基正在与14旅旅长谈话,朱可夫也在场。在讨论了14旅当前的行动后,图哈切夫斯基又和指战员们谈话,他对于谁在哪儿打过仗,部队和居民的情绪如何,红军在当地居民中做过哪些有益的工作等情况,都十分关心。从他的谈话中,朱可夫看出他具有指挥大规模战役的丰富知识和经验。对他很佩服,认为高不可攀。朱可夫在*中讲述当时的情景时感慨道:"当时我哪能想到,几年以后我会在国防人民委员部里讨论苏军战术理论原则时见到图哈切夫斯基!"
1921年5月底,歼灭安东诺夫匪军最激烈的战斗在沃罗纳河地域众多的居民点里打响了。清匪司令部副司令乌鲍列维奇,负责指挥混成骑兵群的行动。他亲自带领部队在谢尔多勃斯克、巴库拉、耶蓝地域,给敌人以重创。朱可夫所在的14旅打得也不错。这次清匪战斗打得十分艰苦,有不少令人难忘的苦战。朱可夫印象最深的是发生在距热尔迭夫卡车站不远的维亚佐瓦亚·波奇塔村的一次战斗。
那是一个薄雾萦绕的清晨。根据侦察兵的报告,距村10~15公里地方发现敌人3000名骑兵。按照作战部署,朱可夫所在的第1团离开村子在左侧成纵队前进,2团在右面相距4~5公里向前并进。朱可夫受命带领全连作为前队沿大路前进。
走了不到5公里,朱可夫连就与200多名安东诺夫骑兵相遇。在白刃格斗时,一个匪徒从侧面射倒了朱可夫的马,马压在朱可夫的身上,敌人乘机过来砍朱可夫的脑袋。指导员诺切夫卡及时赶来拼死相救,一刀劈死了那名匪徒,把朱可夫拖了出来。刚缓了口气,又发现敌人一队骑兵企图迂回到连翼侧,朱可夫下令展开全部火力阻止敌人,同时派人向团长报告。大约20分钟后,第1团奋力赶到并投入战斗。
第一部分 第三章?崭露才华(3)
令人意外的是,第2团遇到优势的敌人被迫后退,敌人利用这一机会,进攻第1团翼侧,第1团处在了腹背受敌的困难境地。团长当即决定撤回维亚佐瓦亚·波奇塔村,将敌人诱至对其不利的地形,再展开攻击。朱可夫受命掩护全团退出战斗。敌人很快发现了红军的意图,便竭尽全力向朱可夫连猛扑。敌人原认为朱可夫连人很少,很快就会解决战斗,但事实证明他们错了。朱可夫连配了4挺重机枪和1门76毫米的火炮,他们不断地变换机枪和火炮的位置,对敌人平射或抵近射击,把武器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敌人尸横遍野,朱可夫连也有较大的伤亡。
在后撤时,朱可夫亲眼看到他手下一名精干的排长重伤后从马上跌落下来。他强忍悲痛把连里所有伤亡人员装在拖机枪的爬犁和炮架上,带着一起后撤,以免战友的遗体被匪徒们糟踏。敌人咬得很紧,朱可夫连一直退到村里,还是撤不出去。朱可夫抱着一挺机枪向一股匪徒冲去,不巧的是,一发子弹又打死了他的马,成群的匪徒涌过来企图活捉朱可夫,朱可夫只能用手枪自卫。在这危急时刻,又是指导员诺切夫卡带着几名战士硬冲过来拼死把他救了出去。在这次战斗中,全连牺牲13人,受伤12人。
1921年夏季,安东诺夫的军队被彻底歼灭。这标志着敌人对苏维埃政权大规模有组织抵抗的终结。这场战争的胜利,对苏维埃政权来说,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政治上的胜利,苏维埃政府已深得人心。英国的霍克斯将军曾在当时写给英国政府的信中说到,打垮布尔什维克的百万大军是可能的,但是,当15亿俄国人不要白军而欢迎红军时,则对白军的援助是徒劳的。事实证实了霍克斯将军的观点。
胜利是来之不易的。苏共领导层及红军指战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同时也在战火中更加成熟。后据历史学家查证,从1918年12月1日至1920年2月27日,苏维埃国防委员会召开了101次会议,讨论了2300个有关组织国防及保障红军和海军的技术兵器、武器和给养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除2次外,都是列宁主持的。此外,列宁与总指挥部、各方面军和集团军亲自联系,在此期间,列宁起草的信就有600多封。但列宁和苏共中央又不包办下面的行动,给各方面军充分的自主权。
朱可夫印象较深的就有两件事。一是当列宁得知,某些军事工作人员对总司令加米涅夫所拟订的与邓尼金作斗争的计划有疑问时,他便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写信给红军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说:"政治局完全承认总司令在作战方面的权威,请你对所有负责人员作适当的解释。"二是当总司令加米涅夫向列宁要求,事先能让总指挥部看到政府关于军事作战问题的一切训令草案时,列宁在报告上批道:"我认为可以同意这一要求,并确定或者请总司令个人来,或者将训令草案交给他,以便迅速得出结论。"
国内战争结束后,苏共和苏维埃政府即着手和平建设。战后,苏联国内经济处于瘫痪状态,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处于极端衰落的境地。为此,苏共中央决定,减少军费开支,裁减军队员额,支援国家建设,并专门成立了委员会,由加里宁和捷尔任斯基负责这项工作。截至1924年底,整个武装部队数量将由550万人急剧缩减到56万人。
苏共中央意识到如此大规模的裁军可能会"冲掉"军队中的精髓,于是,在1921年2月,苏共中央组织部决定,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停止复员。这样,就在军队中基本保留了一大批有能力、有决心献身军队建设的骨干。在大裁军中,朱可夫毫不动摇地留在了军队,他认为军队需要他,他也更适合在部队工作。
1922年6月,朱可夫担任骑兵第38团一个连的连长,不久就提升为萨马骑兵第7师第40团的副团长。这时,多数红军部队的条件还是比较差的,没有专门的兵营、首长住房、食堂,也没有俱乐部、训练场等活动场地。部队都分散在村里,住在农民的家里,做饭用行军灶,马匹拴在院子里。但朱可夫和其他年轻干部一样,不在乎这些物质条件,他们基本都是单身汉,年轻力壮,精力充沛,干起工作来充满朝气,"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每天都工作15~16个小时。
朱可夫的责任心和军事才能逐步为红军领导层所注意。1923年4月的一天,朱可夫接到师司令部的通知,说师长要见他。朱可夫不明其中原因,他甚至有些紧张,怀疑自己在工作中出了错。没想到师长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在寒暄之后他突然问朱可夫,对未来战争怎么看,骑兵部队的训练是否符合未来战争的需要。
朱可夫有点脸红地回答说:"如果按现代要求来训练部队,我们指挥员还很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我们现在是按在旧军队所学的东西来教导部属的。为了能更好地训练部队,必须用现代军事知识武装领导干部。"
师长完全赞同他的看法,在房间里激动地走了几步后,很庄严地宣布,任命朱可夫为布祖卢克骑兵第39团团长。此时朱可夫年仅26岁。
同师长分手后,朱可夫很激动。因为这个岗位很重要,责任也很重大,特别是对立志从戎的人来说,团长岗位是取得成就必经的一个台阶。在苏军中,指挥一个团始终被认为是掌握军事艺术的最重要环节。团是基本战斗部队,团一级战斗需要各兵种协同动作。团长必须熟悉下属各个分队,必须着手在战斗中选择主攻方向,必须善于集中优势兵力于主要方向。朱可夫认为,一个团长,如果能熟练地掌握对团的指挥方法并能使团经常保持战斗准备,那么无论平时或战时,他在以后的各级指挥岗位上都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第一部分 第三章?崭露才华(4)
朱可夫刚任团长就碰到一道难题。该团正准备出去野营,而且这是国内战争以后红军骑兵部队第一次进行野营训练。如何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搞好这次训练,上下都很关注,许多指挥员对此感到无从下手。朱可夫接任团长后,立即深入到连队调查研究,他发现部队比较松懈,战斗准备不足,而且射击训练、战术训练特别差。所以,他在布置野营基地建设时,要求各分队特别注意野营的训练设备和器材的准备工作。
事实证明,朱可夫抓住了要害。5月底,营地基本建成了,全团有了一座构筑良好的帐篷营房区,特别是进行射击训练的场地堪称一流水平。由于设备齐全,经过紧张的战斗训练,全团战斗力有了明显增强。
国内战争时期的著名英雄盖伊这时已担任朱可夫的师长,他在上任后不久,就提出观摩朱可夫团的乘马队列训练和战术训练。对此,朱可夫"十分荣幸",感到他们团"受到了重视"。
校阅那天,盖伊骑着一匹全身乌黑四蹄皆白的马登上山岗。马的性子很烈,但盖伊用手和小腿不动声色地控制着马,很平静地观看团的演习,样子十分潇洒。朱可夫亲自指挥部队,起初用口令,随后用马刀,后来用号音。全团动作准确整齐,流动着一种铿锵有力的节奏。最后,全团展开成散兵线向"敌人"进行冲锋包围,朝师长所在的小山岗冲去。盖伊十分满意,还没等朱可夫报告演习结束,就高举双手哈哈大笑:"我投降、投降。"他认为朱可夫团尽到了红军战士对祖国的职责,对演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朱可夫是个比较谦虚的人,面对师长的赞扬,他考虑的是应该怎么做才能防止由于获得成功而头脑发胀;如何才能学会师长对普通红军战士的那种平易近人的同志式的态度,等等。别人是"吃一堑长一智",朱可夫不仅如此,而且成功一次也"长一智"。在9月的军区演习中,朱可夫带领全团及时准确捕捉战机,迅速猛烈地展开攻击,表现十分出色,受到了总指挥图哈切夫斯基的高度评价。
随着红军建设正规化的深入,一大批红军指挥员的现有素质与军队建设需要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就拿朱可夫来说,26岁就当了团长,学历上只是上过沙皇军队的士官教导队和红军的骑兵指挥员训练班。朱可夫和一批从普通红军战士成长起来的指挥员,都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理论上的不足。朱可夫压力很大,决心更大,他每天在团里的工作要用12个小时,此外,他又在每天的日程上再加上3~4个小时自学理论,常常顾不上休息。采取有力措施提高指挥员现代素质,已是军队建设的迫切需要和广大指挥员的强烈要求了。
1924年,苏共开始改组红军。主要目标是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并把军事科学的新发展吸收进去。在军事改革过程中,还改组了中央和地方的军事指挥机关,以伏龙芝为首的红军总参谋部真正成了红军的首脑机关。1925年1月,伏龙芝担任了陆海军人民委员及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军事改革的关键人物。他开始分步骤地起用内战时期作战积极的青年指挥员以代替一些保守的旧军官。他十分重视院校教育,并将其看成造就指挥员的主要摇篮。
朱可夫利用这个机会提高了自己。1924年7月底,盖伊师长建议朱可夫到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学习。朱可夫很轻松地通过了考试,并且名列前茅。和他同时入学的还有罗科索夫斯基、巴格拉米扬和叶廖缅科,这些人都在二战时期成为著名将领。这次上学,使朱可夫第一次来到列宁格勒。他怀着浓厚的兴趣走遍了十月革命战斗过的地方,看遍了全城的名胜古迹。当时,他绝不会想到,17年后他会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抗击强大的德军,保卫了这座伟大的城市。
在一年的学习时间里,课程安排得十分紧张,大家都拼着命学。这些战场上过来的人知道,多学一分,部队就会少一分损失,战士就会少流一滴血。朱可夫在*中写着,"现在,当上了年纪的时候,回想当时学习军事知识的那种坚忍不拔、狂热执著的劲头,真是有些吃惊。"学习期间,军事科学学会让朱可夫做一个《影响军事学术理论的基本因素》的报告,这件事使他很为难。他没有干过这方面的事,不知如何论述。后来,在教员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朱可夫完成了他的第一篇军事学术报告。这篇报告登载在学校的刊物上。在这里,朱可夫不仅学习了军事理论,还通过沙盘作业、野外战术训练等活动把理论学以致用。
学习之余,朱可夫和同学们经常进行骑马竞赛。这些骑兵部队指挥官的精彩表演引来了众多的列宁格勒人前来观看,朱可夫的特技骑乘、障碍跳跃、砍劈动作特别受大家欢迎,赢得了围观群众的阵阵喝彩。为此朱可夫十分得意。
朱可夫不爱循规蹈矩,总爱出些新花样。学习毕业时,他和其他三名同学给学校领导写了一份报告,要求不乘火车而是骑马从列宁格勒返回明斯克。这之间的路程为963公里,计划走7昼夜,这么远路程的集体乘马行军当时在世界上还没有过。朱可夫说他们准备创造一次集体乘马远行的世界纪录,主要目的就是检验一下自己所受的训练是否足以进行远距离的乘骑强行军。领导批准了他们的要求,但说明不能提供沿途的保养和食宿。但他们还是克服困难出发了。
第一部分 第三章?崭露才华(5)
路途中,他们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特别是朱可夫那匹纯种的牝马"季拉"跛了,他只得骑一段马,再步行一段。第七天,他们终于到达了明斯克附近。当地的群众和朱可夫的战友举着红旗、打着标语,热情地迎接了他们。这次行动他们吃了不少苦,马匹减重8至12公斤,人员减重5至6公斤。他们的行动得到了肯定,获得了政府的奖金和首长的嘉奖,并准许短期休假。利用这一机会,朱可夫回乡看望了妈妈和姐姐,他的父亲这时已去世了。
回到师里后,部队的编制有所变化。师下辖的团由6个改为4个,其中朱可夫的39团已合并到第40团,而原41团和42团则合编为新的美列克斯-普加切夫骑兵第39团。这样一来,朱可夫和第42团团长萨维利耶夫两人中只能有一个留下任新编39团团长,另一个需调其他师。当时两人都希望留在本师,这一方面也是人之常情,另一方面上下都比较熟,便于开展工作。最后师长决定让朱可夫留了下来,他舍不得这个精干的团长走。朱可夫没有辜负师长的厚望,到了团里,和全团人员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朱可夫明显地感觉到,从骑兵学校学习归来后,能应付自如地处理军政训练和团的指挥方面的问题,工作胜任多了,感到更有信心了。事实也是如此,朱可夫这一段的工作得到上级的充分肯定。
1926年初,骑兵第3军军长铁木辛哥和政委克罗赫马尔召见了朱可夫。朱可夫的师长、政委和政治处主任都在场,场面很严肃。铁木辛哥说,他们想让他除担任团长职务外同时兼任团政委的职务,也就是成为团的单一首长,问朱可夫有没有意见。
朱可夫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在师首长和政治处的大力帮助下,他希望能胜任这个职务。
几天后,朱可夫被任命为团的单一首长。单一首长制在苏军建设史上是一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这里有必要介绍几句。1918年红军创建时,实行政委和司令员的双重领导,一切指挥及作战命令都要由指挥员和政委两人签署。这称为"双长制"。1925年,伏龙芝主张军事改革,提出废除双长制,建立一长制,得到了军事委员会的认可,并下令执行。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项新制度并未全面实行,下面的抵触很大。因此,一长制只在指挥员为党员的部队实行,即:如果指挥员是党员,那么他同时兼政委,把对军事训练、行政管理和党政工作的领导集中在一人手中,此外再给他配一名管政治工作的助手。如果指挥员不是党员,他只担负军事训练和行政管理工作,而党政工作仍由政委领导,政委和指挥员共同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和战备情况负责。朱可夫就属于第一种情况,而且这也是骑兵第7师的第一次尝试,可见苏军对单一制是很慎重的。从整个苏军历史看,苏军共采用过3次双长制,分别是1918年、1937年、1941年;采用一长制也是3次,分别是1925年、1940年、1942年。双长制与一长制的争论一直存在。
朱可夫担任团的单一首长后,滋味并不好受。他过去没有搞过政治工作,政治教养也距工作要求有较大的差距,但朱可夫十分信任党组织书记和政治副团长,善于推动他们去做工作,而且他本人也抓紧学习政治理论,提高政治修养,这使得他的素质更加全面。苏联传记作家斯维特里辛在说到朱可夫的成长过程时写道:"朱可夫杰出的指挥才能,不断刻苦地提高自己的修养,和经常关心提高他部队的战斗和政治准备,不能不受到注意。"
1927年春天的一天早上,朱可夫被告知布琼尼要到他们团来。朱可夫听后很高兴,也有些紧张。虽然朱可夫在布琼尼手下干了许多年,对这位骑兵第1集团军司令员的事迹很熟悉,但一直没有见过布琼尼本人。朱可夫问师长,他们应当怎样欢迎。师长让朱可夫自己定。朱可夫马上领会了师长的意思,即不搞什么隆重的仪式,按条令规定的仪式来迎接。
布琼尼来的时候,朱可夫和其他团领导都等候在司令部门口。朱可夫向布琼尼报告后,又介绍了他的助手,然后问布琼尼,首长还有什么指示?
布琼尼反问朱可夫道:"你说呢?"
朱可夫立即领他看了战士的生活和工作。布琼尼表扬了朱可夫便离开了。
重要人物接踵而至。不久,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叶果罗夫也来到朱可夫团。他对朱可夫的带兵方式及团队的状况很满意,他还向朱可夫提了一些高层次的问题,朱可夫的回答也很令他满意。临别时,他对朱可夫提了希望,他告诉朱可夫,仅仅让指挥员学习战术是很不够的,他们必须学习战役学,必须考虑到,敌人一旦挑起战争,就要求许多指挥员有战役学方面的知识。叶果罗夫的话是有深意的,可以说是一种暗示。不久,朱可夫就提升了。这是后话。
作为团长的朱可夫,素质不仅全面,而且是有特点的。在所有军事课目中,他最喜欢战术,并"常常怀着特别喜爱的心情钻研它"。他带领全团军官多次进行示范作业和示教作业,提高军官的战术素养。朱可夫还特别重视在士兵中开展体育和锻炼。他从残酷的战争中深深地感受到,只有经过锻炼的体格健壮的战士才能承受战争的艰苦,整个部队的胜利取决于对每个战士的训练。朱可夫本人就十分注意参加体育锻炼,直至晚年,他都保持着健壮的体魄。这些特点使朱可夫更加引人注意。
第一部分 第三章?崭露才华(6)
1928年4月,塞尔基奇担任了骑兵第7师师长,这是一个很能干的指挥员。他接任后,立即全面展开工作,各方面都很有起色,赢得了全师上下的一致拥护。朱可夫感到,参加塞尔基奇领导的各次演习都使他深受教育,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在较短的时间里在战役战术方面有很大提高,应归功于师长。朱可夫特别欣赏塞尔基奇对部队严格要求、对部队战斗训练和政治教育深切关注的做法。他称塞尔基奇是"一个称职的教员,一个杰出的教师"。
塞尔基奇对朱可夫怎么评价呢?他在关于朱可夫能力的报告中写道:"朱可夫同志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果断的指挥员。由于他在教育和作战训练方面的工作,该团在各方面都达到了要求的水平……作为一个团长和单一首长,他有良好的训练,应提前晋升为旅长。"
1930年5月,朱可夫被任命为萨马骑兵第7师骑兵第2旅旅长。他的好友、在列宁格勒学习时的同学罗科索夫斯基在此之前已被任命为7师师长。他们之间很了解,关系也不错。朱可夫任旅长的第2旅由39团和40团两个团组成。朱可夫一上任就对两个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意识到,39团是自己的老团队,自然比较熟悉、亲近,优点了解得多一些,但如果把39团作为40团学习的榜样,40团的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会不高兴的。于是,他努力去发现骑兵第40团的一切优点,即使是很微小的地方,也作为其他部队学习的榜样。他常常组织这两个团一起进行战术、射击及政治教育等活动,交流两个团的工作经验。
比如,有一次,两个团的党组织联席全会决定,通过进行训练法指导课,示范如何帮助落后战士转变思想。第一课由39团一个政治副连长主讲,他示范了与战士谈心等问题。然后,40团的政工人员把一群最不守纪律的战士召集在一起,通过开诚布公的谈话了解这些战士不守纪律的原因。结果发现有相当数量的战士不守纪律不是自身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不了解战士的性格和特点,不能公正合理地对待这些战士的行为而造成的。朱可夫运用这种示范作业的方法,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朱可夫旅成了先进旅。
1929年底,朱可夫被派往著名的伏龙芝学院的高级干部深造班学习,这是朱可夫第二次入正规院校学习。这次学习朱可夫受益颇大,令他终生难忘。当时高级干部的课程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教员们都是战术、战役方面很有修养的专家。这时,正是苏联军事学科的形成时期。在这里,朱可夫得以读到了大量的军事著作,如,刚刚出版的伏龙芝遗作《伏龙芝选集》(伏龙芝已于1925年去世,年仅40岁),沙波什尼科夫的巨著《军队的头脑》、《骑兵》,叶果罗夫的《消灭邓尼金》,特里安达菲洛夫的《现代军队的作战特点》及图哈切夫斯基的著作。特别是《现代军队的作战特点》一书中对坦克在未来战争中作用的描绘,引起了朱可夫浓厚的兴趣。
在学校里,朱可夫仿佛掉到了一个广阔无垠的知识海洋之中,在兴奋之余又感到精力的不足,他描绘说,精神粮食已足够了,只是来不及消化。除了谈书外,高干班课堂还经常组织旨在培养创造精神的讨论,讨论会上常常爆发激烈的争论。同朱可夫争论最多的是戈尔巴托夫,他是骑兵第2军的一个旅长,是一个知识渊博、思维敏锐、富有辩才的指挥员。同他辩论,使朱可夫获益匪浅。在高干班里,朱可夫和同学们一起深入地研究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战役战术题目,进一步熟悉了现代武器及技术。
1930年春,朱可夫从高干班回到了自己的部队。他把所学到的理论用于实践,不断验证,不断溶进自己的创造,军事素养更趋成熟。1930年底,朱可夫被任命为红军骑兵监察部的助理,他得以从更高层次认识战役战术问题。但朱可夫得到通知时并不高兴,尽管骑兵监察部在红军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朱可夫认为他和第7师太有感情了,他已是这个和睦的萨马人家庭中不可分离的一员。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朱可夫最后还是服从了上级的安排。临行时,39团、40团的全体军官为他举行了欢送宴会,师首长也应邀参加。会上,大家说了许多赞扬、肯定的话,令朱可夫深受感动。之后,朱可夫把全部家当装进一个手提箱,带上妻子和两岁的女儿前往莫斯科。
这时的骑兵监察部由布琼尼领导。朱可夫被指令分管骑兵战斗训练,主要是考虑到他有这方面的丰富经验。1937年3月,陆海军人民委员部下辖的各监察部和军训部共同召开了党员大会,朱可夫当选为党组织书记。
当时骑兵监察部除进行日常工作的检查外,还组织首长-司令部演习、野外演习以及交流军事训练先进经验的各种集训和作业。在监察部,朱可夫参加了制定各兵种和勤务部门的条令和教令的工作。这些条令属于红军的第二代条令,它们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要求把战斗看成是诸兵种协同战斗,认为战斗的胜利取决于诸兵种协同作战。同时,还规定了使用坦克、组织对坦克防御、对空防御和对化学武器防御,以及使用航空兵和工程兵的方法。这些条令反映了苏联军事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现代技术发展水平。
在监察部工作期间,朱可夫进一步接触到了当时任第一副人民委员的著名军事家图哈切夫斯基。1921年他见到过图哈切夫斯基,但那次没有交谈。经过几次接触,朱可夫对图哈切夫斯
第一部分 第三章?崭露才华(7)
基十分敬佩。他发现,图哈切夫斯基对军事科学的广泛知识是常人无法比拟的,他尤其对战术和战略问题有十分深刻的见解。比如:在1930年初,他就提出,苏联的头号敌人是德国,它正在准备大规模战争,矛头首先是针对苏联的。他之所以看问题入木三分、符合实际、富有远见,一是他对苏联武装力量各个不同的军兵种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十分了解,实践经验非常丰富;二是他在战略和战术方面得出的一切原则性结论,都是以国内外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依据的。他始终认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对武装力量的组织和未来的作战方法有决定性影响。
在1931年的一次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朱可夫听了图哈切夫斯基作的国防形势报告。在报告中,图哈切夫斯基把他正在写作的论文的一些观点提了出来,朱可夫听得如痴如醉,他称图哈切夫斯基是"伟大的军事思想库",是"军事界杰出人物中的一颗灿烂的明星"。
朱可夫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有一次,他把拟制好的《骑兵战斗条令草案》提交图哈切夫斯基审查。图哈切夫斯基提了不少意见,朱可夫不止一次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最后,朱可夫不得不举手"投降",因为图哈切夫斯基的意见太有份量、太有说服力,让人口服心服。经过图哈切夫斯基修改的这个草案,下发后受到部队的赞扬。
骑兵监察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决定将骑兵编制进行变动。新的编制是:骑兵师下辖4个骑兵团、1个机械化团和1个炮兵团。骑兵团下辖4个骑兵连、1个机枪连、1个团属炮兵连、1个独立防空排、1个独立通信排、1个工兵排、1个防化排和有关后勤机构。机械化团配有BT-5式坦克。这样,骑兵部队的技术兵器和火器大大增强,已能用自己编成内的火器和用坦克突击的方法为自己开辟前进道路。
这一时期,苏联军事学术取得了一项重要成就,即纵深进攻理论的诞生。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是:首先对敌人的整个战术纵深同时实施突击,以突破敌人正面;然后,立即将机械化部队投入突破口,并在空军协同下向敌整个战役防御纵深进攻,直至全部消灭敌军集团为止。这一理论的特点就是大量使用坦克、航空兵、炮兵、空降兵实施全空间、多方位的立体战争。这一理论在当时世界军事领域中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朱可夫熟练地掌握了这一理论,并把它体现在新的战斗条令之中。
朱可夫在监察部的这几年,正是骑兵受到高度重视的时期。因为当时骑兵部队机动性好,军事素质高,战斗力强,大多数骑兵部队都驻在极为重要的战略方向上,责任十分重大。这样,朱可夫得以较快地掌握到现代战争的理论及技术,取得总部工作的丰富经验。
对朱可夫来说,又一个重要的时刻降临了。1933年3月的一天,监察部副部长科索果夫告诉朱可夫,已向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推荐,准备任命朱可夫为骑兵第4师师长,问朱可夫意见如何。朱可夫十分兴奋,他说担任这一著名的骑兵师师长职务,他感到非常荣幸。他内心知道,这个任命意味着领导层对他的信任和赏识。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骑兵第4师的情况。这个师的首任师长是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该师是著名的骑兵第1集团军的核心,并且以伏罗希洛夫的名字命名,所以,伏罗希洛夫对该师的声誉备加珍惜。伏罗希洛夫在该师的继任就是布琼尼,布琼尼曾率领此师出生入死,立下了赫赫战功。他曾写了一本名为《光辉的路程》的书,详尽描述了骑兵第4师取得的辉煌胜利。这个师还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有才干的指挥员和政工干部。
更换4师现任师长是有一定原因的。1931年以前,该师在列宁格勒军区。1932年,该师匆忙被调往白俄罗斯军区。由于换防仓促,各方面的设施都没建立,对全师的总体状况和战备造成了极严重的影响,因此出了若干次事故。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乌鲍列维奇没有好好分析原因,就把此事报告了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很不高兴,把这一情况转告了布琼尼,要他物色一个新师长。布琼尼对朱可夫十分赏识,力荐朱可夫,得到了伏罗希洛夫的认可。任职仪式是布琼尼主持的。临结束时,布琼尼激动地对朱可夫说:"第4师过去一直是最优秀的骑兵师,它将来也应当是最优秀的骑兵师!"
于是,朱可夫又带上全家,在阳春三月里,走上了新的征途。
第一部分 第四章?热爱坦克(1)
1943年5月,苏军缴获了一份德国军事文件。文件这样评价朱可夫:"朱可夫是个说话坦率勇于行动的人,他的特点是毅力胜过智力。在苏联军界很受重视,被认为是非常能干的军官和优秀的组织者。他第一个主张大规模使用坦克,并在实践中成功地加以运用。"
在军事上,也许只有对手才会准确地了解对手。这份文件的评价基本是准确的,特别是关于朱可夫应用坦克的论断。让我们回顾一下朱可夫指挥机械化部队的最初经历。
1929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指出:由于装甲武器是一种新式武器,我们对它无论在战术运用上(单独使用或与步兵、骑兵协同使用)或是最有利的组织形式上都没有充分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在1929~1930年组成常备试验机械化部队。
按照这一决议,在1929年首先就从白俄罗斯军区的骑兵军开始,每个师配置一个试验机械化团。朱可夫任团长的第39团被选中改为机械化团,他本人也成为第一批机械化部队的指挥官。
担任这样一个团长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机械化部队的一切都是新事物。组织指挥、开展训练、处理问题,不能求助于军事手册,更多要依靠自己的直觉。朱可夫完全理解这一岗位对他的要求,他以极大的热情和上进心投入了这项创造性的工作。
他认为,坦克是复杂的机器,在使用坦克的部队,对后勤、维修、操纵等细节要特别地注意。他下决心要培养一种严谨细致、工作力求尽善尽美的坦克兵作风。他要求,除了在车间、汽车房或是坦克停放场外,禁止任何人穿工装,在任何时候都始终要穿规定的制服。作战车辆演习回来后必须立即擦洗得干干净净,不管什么时候都是这样。他还要求全团每个成员都必须把皮鞋擦得雪亮。
提了要求之后,朱可夫就狠抓落实。但抓落实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需要下细功夫、深功夫、苦功夫,朱可夫以罕见的耐心和克制态度来做到这些。他既坚定不移,又很讲究方式。他从不对谁大吵大嚷,从不斥责任何人,没人见过他发脾气或是勃然大怒,他靠得是以理服人、以自己的行动带动别人。但如果认为朱可夫心慈手软,那就大错特错了。传记作家鲁斯兰诺夫说:"如果规劝无效,为了维护部队的利益,必要时朱可夫会毫不犹豫地把一个人交给军事法庭。"朱可夫采取的原则很简单又很坚决,就是:"如果你不会干,我们可以教给你;如果你不想干,我们就要迫使你干。"朱可夫的这种带兵之道,使他赢得了具有钢铁般意志的指挥员的名声。有几个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
一天夜里,一个坦克连演习回来,大家都疲劳不堪,于是,连长请值日军官高抬贵手,允许将简单擦洗过的坦克停入场内,并保证第二天早晨一定彻底擦洗。值日军官经不起"蘑菇",只好同意了。一个钟头之后,朱可夫来检查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值日军官竭力辩解说,战士们都已精疲力尽了。朱可夫气愤地训斥他,并说了一段很精采的话:"愿意帮助同志是非常值得赞扬的品质,但是,你知道,你并没有帮助他们,相反,你违抗了指示,还让他们违反军纪和命令。我和你一样清楚,他们确实很疲乏,擦洗有困难。但你知道,他们应征入伍正是为了经受训练,为未来经受严酷的战争作准备。演习之后的疲乏,和我们每个人在战时将要经受的体验比起来,简直是儿戏。你应当受到撤职和军法制裁,但我今天破例不这样做。党组织将审查你的行为并作出裁决。那样可能对你有好处,然后再看还应给你什么处分。"
朱可夫把连长叫来,让他负责要大家把坦克擦好报告他。两小时以后,坦克擦好了,朱可夫经检查认为合格后才让战士回去休息。他把连长留下,很严肃地指出他还不够成熟,不足以担任连长。并警告说,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绝不这样轻易放过他。
朱可夫提醒士兵擦皮鞋的招数更是新奇、有效。有一次,朱可夫在路上遇到一队哨兵,值日官向他报告后,他决定检查一下值勤哨兵们的军容。经检查他对大家的军容基本满意,但发现有一人皮鞋擦得不亮。他问带队的值日官认为那位哨兵的皮鞋行不行,值日官便命令这个士兵解释他的皮鞋为什么没有擦。
朱可夫打断他的:"我问的是你,而不是他,我感兴趣的不是你的反应,而是你的意见。光让战士解释一下,鞋也不会干净起来!"
值日官不知所措。朱可夫耐心地解释说:"在这件事情上,重要的不是鞋没有擦,而是你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他可能由于疏忽没擦鞋,但你应当要求战士在值勤巡逻之前一律把鞋擦干净。问题是,看来团里除了团长就没有别人去帮助他擦鞋了。"
然后,朱可夫拿来一张小凳和擦鞋的东西,让这位战士把一只脚放在凳子上,十分认真地擦了起来,不一会儿,这只鞋就擦得锃亮了。朱可夫把刷子递给那位士兵,要他照这个样擦好,请值日官检查合格后,再向他报告。值日官这次认真极了,把两只鞋反复比较,认为确实合格了,才把鞋拿到团部请朱可夫看。这件事在全团传为佳话。此后,士兵们擦皮鞋就更卖劲了。
第一部分 第四章?热爱坦克(2)
朱可夫这么严厉地要求部属,会不会造成官兵不团结呢?不会的。鲁斯兰诺夫写道:"这样管理,朱可夫逐渐在团里造成了一种有秩序的气氛。团里的士兵并不害怕他,但大家都感到他有威信。他们常常不自觉地依靠他。"他这样做,使全团的凝聚力反而增强了。"大多数人都不愿离开这个团。因为和朱可夫在一起比和别人在一起工作好干。他们可以向他学习,同时,他是有名的公正的指挥员,他对自己和对部下的要求一样严格。"
朱可夫的才能加上努力,使这个机械化团训练有素,作风优良,出现了勃勃生机,也为机械化部队的大规模建立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他的师长、也是他的好友罗科索夫斯基专门写了一篇赞扬他的报告说:"他是一名意志坚强行动果断的指挥员。他有充沛的创造精神,并很好地倾注于工作之中。他重视纪律,对部下要求严格,始终如一。在军事方面他有良好的训练。他热爱军事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由于他在作战训练方面的得力领导,整个部队在操练和战术射击及在全面进展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再从朱可夫接到命令任骑兵第4师师长说起。对于担任第4师师长,朱可夫的心情是十分兴奋的。他和妻子女儿坐上火车,回到了他所熟悉的白俄罗斯。白俄罗斯有优美的自然景色,有奇异的森林,有湖泊、河流。朱可夫喜欢打猎、钓鱼,他们十分乐意回到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在路途中,正是春季泥泞季节,妻子的套鞋不断地陷入泥中。女儿说不喜欢这里,这里没有人行道。朱可夫很动感情地说,这里多好啊,人行道和漂亮的广场只是暂时没有,将来会有更好的。
4师所在的白俄罗斯军区是苏联责任最重的军区之一,也是将来许多战时领导人的培养场所。它的花名册上有许多军官成为二战中最杰出的军事领导人。如:铁木辛哥担任过军长;朱可夫、科涅夫、索科罗夫斯基都曾担任过师长;巴格拉米扬、马林诺夫斯基、库拉索夫都在这个军区担任过职务。
担任一段时间的师长后,朱可夫更加认识到建立大规模坦克部队的重要性,认为应独立发挥坦克部队的作用。这时,苏军已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批机械化军。每个军编成内有2个机械化旅、1个步兵机枪旅和1个独立高炮营。一个军当时大约有500辆坦克、200辆汽车。
尽管组建了机械化军,但苏军内仍有一种意见,反对建立专门的装甲部队,认为装甲部队只有分散在步兵及其他部队中才能发挥作用。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少是国内战争时期的著名将领,因此,对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影响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朱可夫通过红军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向最高领导层反映。他反复阐明,在现代战场上坦克可以起独立的作用,这个新的强有力的武器不应和行动缓慢的步兵部队一道展开,这样会降低它的威力。朱可夫在坦克部队管理上是有一套的。埃里克森曾这样说:"在早期的试验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解决快速的坦克部队和速度较慢的步兵在时间上协调起来的难题。朱可夫对机械化部队的处理对他的成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除了在一起配合作战的坦克和炮兵之外,第三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就是摩托化的步兵,没有它,就不能利用在远距离作战的机械化部队所取得的成果。"朱可夫对坦克部队的战术使用及管理的深层研究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使他的意见很有说服力,曾一度说服了最高领导层,占了上风。后来,斯大林又被另一种意见说服,解散了大的坦克部队,把坦克部队以团或营的规模编到了步兵师或骑兵师里。对此朱可夫也无可奈何。只有到了1941年苏军大规模溃败时,朱可夫的正确意见才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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