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光倒影]惟一的星空，惟一的上帝
王书亚
我试着给民族两个定义。首先，民族指向共同的时空观念系统，春节后是元宵，过不久是清明。在深层，民族是价值观的分享，是众多灵魂的大锅饭。在日常经验，就体现为一套时间的刻度，文化、信仰、心理，乃至政治，都是这一刻度中互相映衬的K 线图。同一民族的意思，就是一起吃饭，一起哈欠，一起欢喜，一起忧伤。常常肚子饿了不觉得，一看石英表，才知道自己饿了。就像常常不觉得自己站起来了，一看报纸，才知道自己早就站起来了。
信徒的意思，就是隐藏在各族人民中的另一个族类。他们拥有另一套时空观念的系统。他们倾向于以灵魂的信念来区分民族。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信仰的普世性，势必构成对民族主义最严重的威胁。
这和我的第二个定义有关。民族不是一个人类概念，而是一个亚人类概念。民族主义要求对一个亚人类共同体的忠诚和奉献；要求其成员在其他民族面前，优先忠诚于同一套地方主义的时空观念。这一亚人类概念，因此在最高层次上与人类共同体对立。
民族犹如善妒的情人。在《旧约》中，耶和华神向摩西宣告说，他是" 忌邪的神".而民族主义的意思，则是" 忌邪的国家".耶稣诞生之后的人类史，几可归结为" 一位忌邪的上帝" 与" 无数忌邪的国家" 的争战。人类在残酷的经验中，试图去回答、澄清、接受或拒绝一个追问，即在民族这一亚人类观念之上，是否还存在着更高的人类概念？
《世界人权宣言》的出现，意味着经过布满骸骨的荒原，不但有一部分" 忌邪的国家" 向着另一部分" 忌邪的国家" 投降。而且地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被迫同意向着一个更高的、忌邪的、时空观念的价值体系投降。这是整部人类史的转折点，人类透过一部文献，宣判了民族主义的反人类性质。它的政治哲学涵义，是承认一系列关于人的灵魂、思想、身体的权利与尊严的正当性，先于国家也高于国家。这正是现代宪政主义的起点。
但当初，苏联代表团投了弃权票。他们说，" 我们不承认获得一个国家公民地位的人，先在地、独立地拥有个人权利这样一种准则。" 作为一个亚人类共同体，他们宁愿等到政权灭亡，也不愿在更高的价值面前破碎自己。
这部西班牙影片，以惊心动魄的、不公允的方式，描述了希帕提娅，这位被誉为人类第一位女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的人，如何被一群基督徒杀害；神庙和图书馆，又如何因此遭受重创。导演复制了亚历山大城。罗马的文化中心从公元前3 世纪以来，转移到这座伟大的北非城市。5 世纪初，希帕提娅在图书馆教授天文学。众弟子中有许多早期基督教领袖，最有名的，是片中成为利比亚主教的Synesius. 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记载说：在基督徒间谣言悄悄散开，他们说席昂之女是罗马提督（她的另一位基督徒学生）与西里尔主教之间握手言和的惟一绊脚石。在一个致命的日子，希帕提娅从她的两轮车中被扯出，衣物撕得稀烂，一路拖到教堂。诵经士彼得领着一群残忍的狂热分子，以徒手毫无人性地将她屠戮致死。西里尔宣称不知此事，但这一谋杀案已在他的人格与信仰上，印下无法拭除的污点。
这是一部少有的、谴责基督教狂热分子的影片。亚历山大城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宗教、哲学与国家纠葛之地。
从宗教上说，这是以色列被掳之后最大的犹太教聚居地。埃及的神、雅典的神、犹太教的神、罗马的神，都是典型的" 民族主义宗教".它们与基督教的冲突，本质上是普世信仰与民族主义在人心中的争战。
从哲学上说，希帕提娅是罕见的女" 哲人王".雅斯贝尔斯曾说，希腊人的心灵被自己的创造迷住了。新柏拉图主义在帝国晚期成为缝补哲学危机的宗教，因此" 奖励并吸收流行在一个衰颓时期的一切民间迷信、巫术和占星术" 及一切对神灵的病态渴望。
事实上，希帕提娅并非现代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亚历山大图书馆也不是现代概念的图书馆，而是献给缪斯女神的神庙。她的思想，既与宗教有关（试验室中的巫师），又与政治有关（议会中的国师）。
柏拉图的最大缺陷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是" 不了解他那无法回避的、可怕的现实中的恶".悲伤而吊诡的是，尽管那些宣称相信基督的人邪恶地杀死了希帕提娅，但正是基督教信仰，而非柏拉图主义，了解并宣称了人的全然败坏。欧洲文明也并非像影片渲染的，遭到了基督教时代的摧毁。相反，是奥古斯丁的忏悔拯救了新柏拉图主义；是耶路撒冷的信仰，复活了雅典的灵魂；也是随后兴起的修道院，在战乱中保存了罗马和北非的文明。
影片中，成为提督的学生爱上希帕提娅，公开以音乐求爱。第二天，希帕提娅将自己的月经布条，回赠给他，显示自己天生的不洁。她说：" 你真爱这东西吗？它一点也不美。" 某种意义上，导演对希帕提娅的美化和这位求爱者一样。
千年以后，在梵蒂冈，这位睿智而不幸的白衣女子，出现在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园》中。如果任何民族抬起头来，看见的都是同一枚太阳和同一颗月亮，那么地上就只有一个人类。为这个缘故，我
情愿死的是我，而不是希帕提娅。
[电光倒影]为什么带他回家
王书亚
23岁的迈克尔奥赫，2009年荣膺全美橄榄球明星选秀第一名。这个孟斐斯市的黑人孤儿，一旦发光如星，成就了一段比奥巴马更动人的美国梦。一年前他尚未大红大紫，作家迈克尔刘易斯了解到他被一个基督徒家庭收养的故事。等电影拍出来，奥赫在美国已家喻户晓。于是，这部小制作影片，成为了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体育题材电影、票房最高的女演员担纲主角的电影以及票房最高的家庭题材电影。
奥赫出生在贫民窟，父母因吸毒被褫夺抚养权。他上学后，9年换了11所学校，主要功课都不及格。上高中时，他父亲被谋杀。他流落街头，被安排到一所教会学校。电影中，奥赫仰首望着学校大门的镜头，在他人生的关键时刻反复出现。门楣上，写着一句惊人的格言：依靠人，或有可能；依靠神，一切成为可能。
桑德拉布洛克出演奥赫的养母安妮图奥西。安妮的丈夫是位富足的商人。他们一家开车接孩子，在校园中遇见奥赫在寒冬夜里瑟瑟发抖。奥赫壮硕木讷，鼠目寸光，在这个夜晚之前，他只能得见距离自己3米以内的梦想。安妮下车，请他回家。
这一幕似曾相识，又迥然不同。使我想起自己偶尔停下给乞讨者几元钱，使良心受到嘉奖。但多年前，省高级法院门口有个上访妇女约我拿她丈夫的材料，我答应了。临走时她朝着围过来的访民喊，“他可以帮你们。”他们涌过来，我慌了，一连串地说，“我还有事，我帮不了你们，你们去找律师。”
这是我生命中极其羞辱的一幕。因为我落荒而逃，失去了良心的奖状。依靠人有可能，依靠人也不可能。我可以帮一个上访者写文章，我不能帮一群上访者继续生活。我可以不歧视艾滋病人，我不能当他是亲人。我可以给乞讨者二两牛肉面的钱，我不能带他回家，也从未带过他们回家。
但奥赫，从此就在图奥西一家住下。直到安妮想给他买辆车，了解到他的身世，一家人商议后，问他说，你愿意成为我们家的一员吗？若不是数年后，奥赫意外成为全美瞩目的橄榄球新秀，这句话，实在太像一个童话。寄钱到灾区，和收养一个孤儿，其间的差别，就像鸡公车与保时捷。收养的意思，是把自己的姓氏和继承权，与血缘以外的人分享；把自己最亲密的关系、最隐秘的空间和最私人的时间，向着一个缺乏身体之亲密的人（夫妻或亲子）敞开。
中国人熟悉的收养，是对血缘关系的拟制（过继），是对生育能力之匮乏的补充。而安妮夫妇对奥赫的收养，是对“血缘家庭”这一概念的扩大。家庭立足于非血缘的婚姻关系，并扩大于血缘和非血缘的子女之间。这就是英美式的收养观。
1954年，俄勒冈州的乡村，已有6个孩子的哈里和霍尔特夫妇看到一部纪录片，描写朝鲜战争后孤儿院孩子的苦境。他们决定收养8个朝鲜孤儿。当时美国法律阻碍对外国孤儿的收养，霍尔特夫人为此写信给国会议员。两个月后众议院通过了容许美国家庭收养外国孤儿的《霍尔特法案》。
霍尔特夫人2000年离世，享年94岁，被称为全世界收养外国孤儿的祖母。她有一句名言，“所有的孩子都是美丽的，只要有人爱他们。”
现在，美国是全世界收养外国孤儿最多的国家，其中每年约有5000-8000名中国孤儿，大多是女孩。好莱坞明星和政界人士的收养，尤其受新闻界关注，如导演伍迪艾伦（收养12个孩子，其中有两个中国女儿）、梅格瑞恩（收养中国女儿）、驻华大使洪博培（收养扬州女儿）、《华尔街日报》主笔威廉麦克格恩（收养3个湖南女儿）……
我翻阅国内对美国人收养中国孤儿的诸多报道，看到许多基于“经济人”的评断，却看不到一个令人怦然心动的发问：
为什么带他（她）回家？
奥赫显露出橄榄球天分后，不知如何选择，怀疑安妮对自己升学的安排是利用他。安妮和主妇们定期聚餐，影片藉她们的交谈，透露了安妮作为一个非血缘、非姻亲母亲的内心世界。一位主妇赞叹说，“多么伟大，敞开你的家庭，拯救了那孩子的生命。”安妮回答，“不，是我的灵魂经历了改变。”
桑德拉对角色的体会，十分贴近这句台词。她说，“安妮的家庭，在世人眼里近乎完美，其实未然。奥赫也为他们家带来他们从未意识到曾失去的东西。当他出现，好像他就是漂亮拼图的最后一块，有了他，才有了真正的成功与欢乐。”
多年来，我总想保卫自己的私生活，长期选择丁克主义，甚至不愿生一个孩子，破坏当下的拼图。但每一次，封闭的生活场景被打破后，我才看到原本的残缺。当你重新愿意敞开时，漂亮拼图上缺失的，就一小块一小块地回来了。我的小书亚，是已回来的一小块。一个公民、一间教会、一个社团，直至整个民间社会，对国家而言都是正在回来的一小块。
为什么带他回家？我想，十字架上的那一位会反问：我为什么带你回家？
我知道我的弱点，大于我的想象。我也相信我的一家，若有一天能像图奥西一家，我们的幸福，必将远胜今日的光景。我知道这是信仰，不是童话。我若还有最后一口气说话，我就说，我若不怜悯孤儿寡母，上帝自会怜悯他们。但是，请怜悯我吧。
[电光倒影]你有信仰吗，达尔文先生？
王书亚
去年是达尔文200周年诞辰。美国没引进这部英国片，因为他们看到盖洛普2009年2月的民意调查，只有39%的美国人，相信进化论是一种可接受的关于世界与人类起源的科学理论。相同比例的美国人摇头说，没听过这位大人物。
这世界也真荒诞，我们花了100年让每个小学生都相信人是猴子变的。结果大半美国人，竟像桃花源的乡巴佬，说自己不知有汉，也不知道达尔文。
导演说，拍的就是信仰与理性的纠缠，拍的就是在爱与痛的边缘挣扎的达尔文。他的焦点不在进化论，但有许多汲取天地精华的画面--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各样活物。惊人而无言的美，可触摸的动作、存留，镜头充满了《创世纪》的气质，而非《物种起源》的冰冷滋味。
大女儿安妮夭折后，达尔文出现幻觉，在精神疾病中梦游。牧师诵读《创世纪》时，他起身，离开了教堂。他与敬虔的妻子艾玛，开始陷入形而上的婚姻危机。艾玛坐在床边，对丈夫说，“你要和上帝作战，我们都知道失败的是你。你难道真不在乎，我和你可能会永生永世分离吗？”艾玛的忧伤，比一切青春恋人的忧伤更深入骨髓，碰痛了与灵魂最接近的那个细胞。
最悲惨的婚姻，是两具肉体缠绕的时候，两个灵魂互不相识。我给一位独立导演讲一个天堂相认的构思：两个陌生灵魂在天堂见面，似曾相识，一路同行，直到最后才认出他们原本是夫妻。那一刻的惊诧、激动，与羞耻、悔恨的糅合，达到他们一生爱与痛的巅峰。那位导演沉默了一会说，你说得我毛骨悚然，真的把我吓到了。
因为最形而上的危机，也是最具体生动的危机。达尔文在数年的犹豫和争战中，隐忍自己的观点，一半也出于对艾玛的爱。托马斯赫胥黎盛气凌人来找他，说，“快动笔吧，你已经杀死了上帝。”达尔文痛苦得瘫倒在地。他最在乎的不是进化论对整个世界的冲击，而是对艾玛的伤害。他在日记中写道：假设全世界都不再相信恩典、爱和荣耀，不再相信上帝为我们安排了命运，艾玛将陷入怎样的痛苦，去承受这世界千年未有的绝望呢？
最打动我的就在这里。好像海子绝唱般的句子，“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我也不操心进化论与世界的关系了，我只关切这种摒弃了设计论和目的论的世界观，对这个家庭的打击。事实上，达尔文的理论等于否定了他和安妮当初的婚姻盟约及其誓言。这个家，如果放大看，就是整个人类。曾经，对上帝的信仰犹如灵魂的婚姻，把欧洲结合起来。如今，从他们一家开始，人类同居一床，却一半是达尔文，一半是艾玛。
如果生命只是一切意外的总和，达尔文一家，就是这理论的第一个受害者。尽管每个孩子出生后，他都详细记录和观察他们的生长。但安妮的夭折，对一个父亲而不是科学家而言，只能是生命事件，而不是科学事件。因着女儿的死亡，父母的结合在灵魂深处被撕裂了。伟大的科学家心中长满了草，堵在里面，叫他无法呼吸。医治了他精神疾病的水疗医生把他堵在门口追问：宗教不能给你慰藉，那么你有任何信仰吗，达尔文先生？若没有，世上所有的水都不能医治你。
赫胥黎是达尔文的主要辩护士。他发明了一个词，叫不可知论。这个词从《新约使徒行传》来。保罗在雅典讲道，说我看见城中敬拜的神明，其中有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他说，“你们不认识却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
这也是荒诞。西方思想经过基督教2000年的浸润，却在达尔文和赫胥黎那一代，重新回到了“未识之神”的希腊传承。耶路撒冷有话对雅典说，2000年后，雅典终于捂住了耳朵。
只是达尔文的理论，全然不顾它主人的痛苦。在达尔文的幻觉中，安妮不断缠着爸爸，讲英国从非洲贩来第一只猿猴的故事。安妮临死前，蒙太奇镜头，将猿猴死在管理员怀中松开手的场面，和安妮在父亲面前闭目撒手的一幕，交错起来。一种无法抑制的悲哀，从150年前的达尔文，传染给后现代的观众。在达尔文的世界观中，他的女儿，就像一只猿猴那样死了。
如果人的来源，与猿猴相同，人的死，也不能比猿猴的死多出任何价值。
这是最残忍的镜头。之后，达尔文决心动笔。100年后，达尔文的曾曾孙凯恩斯，写了一本传记《安妮的盒子：达尔文、他的女儿和进化论》，这部电影的原著。
导演很有想法，尽管达尔文在书中把人称为“客体”，他却用“被造物”来为这部传记命名。他还模仿米开朗基罗的湿壁画《创世纪》，将达尔文伸出去的手，和猿猴的手遥遥相连。意思是说，上帝创造了一个有着神的形象的亚当，达尔文也创造了一只后来会变成人的猿猴。
罗素是达尔文的信徒，他说人的一切盼望、信仰和喜乐，都是无数原子意外碰撞的产物。他欣赏达尔文，有一种不投降的绝望。问题是，在这骄傲的绝望背后，投降是向着谁举手，胜利又要在谁面前显耀呢？
就像没有父亲的人一辈子都在与假想的父亲作对。最后，艾玛亲自写好包裹，把书稿递给丈夫，说，“去吧，你有权利出版。愿上帝饶恕我们。”她继续和他生活，继续每天祷告，直到达尔文也死了，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墓地。
[电光倒影]我们这个悲惨世界
王书亚
1885年过后，那些描述苦难的杰作，人们最高的评价，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悲惨世界》。我在雨果的巴黎故居参观，发现他是一个站着写作的人。因为脊椎病，他总是站在写字台前--其实有点像梳妆台。想象这幅画面：面对世界，雨果握笔，站着；就像士兵站着握枪，或一个摄影师站着扛机子。
有作家对我说，冉阿让那点事，也算悲惨。我说，区别在这里，你知道雨果是站着写作的吗？他写的冉阿让也是站着的，我们是趴下的。因为苦难只能让人瘫软，不能让人站立。
雨果对他的世界有3个描述，“男人因贫穷而沉沦，女人因饥饿而堕落，儿童因黑暗而愚蒙。”但这不是最终的悲惨；悲惨世界，是雨果对一个不敬畏、不祈祷、不相信、不悔改，并拒绝恩典的世界的定案。世界如草，被时间收割。世界如风，我们都是捕风的汉子，都是被倒空的口袋。或者说，我们就是伊朗导演莎米拉马克马巴夫的这部影片，一个残酷的儿童世界。在阿富汗，灵魂输给了魔鬼，我们输给了苦难，还有什么比这个结局更悲惨？
战后的废墟，一个面瘫的孤儿，住在下水道里，天天从洞口仰望。就算没有后面的事，他如何在眺望大雁的同时，相信自己的尊贵呢？一个富家小孩，双腿被地雷炸飞。管家来废墟寻找背夫，喊道，“一美元一天。”无数孩子从下水道里爬出，随他涌入院落。
你怎能不怀念雨果笔下的比安维尼神父。世界日新月异，但在他看来，世界不过是一种广泛的疾病。不要怕，因为亚当之后，人类就是一种末期癌症。不要怕，因为真正的理想是杀不死的。真正的理想不会因饥饿而堕落，或因死亡而虚空。真正的理想，是可触摸、可呼吸、可饮食的。真正的理想，不是关于自由的想象，是关于自由的经验。惟有真正的理想，彷佛有个声音，在人类一无所有时响起，“吃吧，这是我的肉；喝吧，这是我的血。”
这是一个让地上君王站着听命的声音。这声音，在影片中的阿富汗废墟上空，却不曾被听见。那个从下水道反复钻出来又钻进去的孩子，成了无腿少爷的一匹马。两个孩子的相似，远远多过他们的不同。只是一点富足与赤贫，就在他们的灵魂之间，造成了广大的无人区。就像在君王与臣仆、国家与公民、雇主与雇员、丈夫和妻子、公婆与媳妇之间一样。
那个无腿的富家孩子，他在母亲坟头的哀号，他双手如飞在地上行走，心肠却日益冷酷，直到模仿他的管家，用金钱吸引了行乞的女孩，把自己的仆役扔进马厩。两位主角都是街上找来的残疾儿童。面瘫少年的表情，每一丝抽搐，都牵动我心里那个可触摸、可呼吸的理想。因为大学期间，我也患过面瘫，后来针灸好了。
没有腿，你不能去想去的地方；没有表情，你甚至无法流露忧伤。影片用了一个长镜头，记录他在街头，远远望见那个女孩。那奇怪反覆的面容，你无法看出他的“喜欢”，无法识别他遇见的是女子，还是豺狼。直到镜头移往那个行乞的女孩。她转眼过来，我才明白方才的镜头，碰触到一个被囚禁在面容后面的灵魂。
他很好动，他只能用动作替代表情。譬如倒仆在地，表达绝望。但小主人抢走了他喜欢的女孩，面瘫少年连钻出洞口、仰望大雁的心意都被消磨了。他心如死灰，任凭摆布。活下去的惟一的合理性，是真的从内心把自己当做一匹马。当马鞍安在他背上，马掌钉入他的脚，他已学会像马一样嘶叫，而不像人一样抗议。
但电影不是关于贫穷的。人类住在一个丰盛的园子里，不是因为贫穷才堕落。人类是因为堕落，才承受了劳苦叹息、汗流满面的诅咒。所以人在生活中对肯定的依赖，胜过对面包的依赖。面瘫少年的悲惨，不在于他失去了最后一块面包，在于他失去了对自己作为人的最后一个肯定。
这也不是关于战争的。人们常说，战争扭曲了人性。为什么不反过来说，是人性扭曲了战争？这世界已被我们扭曲得不成样子，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扭曲我们？水不能点燃，钻石不会腐蚀。尽管这么说有些残忍，奥古斯丁还是坚持认为，儿童最大的美德，不是缺乏行恶的意愿，是欠缺行恶的能力。
这也不是关于人权的。在《悲惨世界》中，雨果说，“在人权的附近，至少是旁边，存在着灵魂的权利。”在人权的失丧之前，我们已听不到一句近乎神圣的孩子气的话，得不着一个近乎圣洁的亲密的爱人，也看不见一幅近乎乐园的世界的远景。
残酷的故事背后，一定是信仰的荒芜，和灵魂的失败。不然残酷就不成立，残酷就还有转机。所谓信仰，就是相信我们尚未看见的；所谓信仰的确据，就是看见我们所信仰的。
人或说，废墟之上，还谈什么信仰。真正的信仰恰恰都从废墟或废都开始。生命是白白赐予的，不是我们从废墟中抢救出来的。在信仰中，任何事物，即使被苦难缩减到最低的水平，“与虚无相比，都显得壮丽动人”。
这是C . S路易斯的精神导师、英国作家切斯特顿说的。他曾与萧伯纳公开论战，用近乎黑色的喜乐与幽默，和深深的省察，为身体残缺之人的生命价值辩护。当时，《伦敦时报》邀请一群作家撰文，论述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切斯特顿为我们这个悲惨世界，写出了人类史上最短的征文，他说：
“尊敬的编辑先生，是我。”
[电光倒影]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
春节假日，我和妻子，陪伴一对再婚夫妻，预备他们的婚姻更新礼。老话说百年好合，他俩加起来已超过百岁了。在周围，见过许多不成功的再婚者和调低期望值、筹划好财务清单的黄昏恋。那天，陈弟兄在上帝和众人面前说出誓言，“从此委身于你、爱护你，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几位初次参加教会婚礼的朋友都流泪了。在场的基督徒夫妻一起上台，围着他们祷告。我和他们都相信，这是真实的祝福，不是讨一个口彩。
给他们推荐了几部电影，就有《非诚勿扰》。冯小刚的好处，是他对时代精神（病）气质的敏锐。冯氏电影大都以缺乏道德担当的手法，抓住一个时代的道德症候。这正是好莱坞精髓。首先，他们对时代的嗅觉，不输给哈佛大学或华尔街；然后，他们用一部好看的影片，与某个时代性的议题擦肩而过。把票房空间留给自己，把评论空间留给《纽约时报》。冯小刚的嗅觉，几乎和贾樟柯、李杨等人一样棒。但只有他最接近这一好莱坞模式。所以有大学生问，你的《天下无贼》是否充满了人文关怀？冯先生大咧咧地回答，我从不知道什么叫人文关怀。
只要嗅出问题在哪里就好。《非诚勿扰》延伸了《天下无贼》的两个议题。一是由“盗亦有道”的诚信延伸到了婚姻中的委身。这世代最大的难处不在政治，也非商业，而是婚姻。这世代最大的合法性问题，也不是知识分子乐道的政体合法性，而是包括乐道者在内的婚姻合法性。在越来越多的婚礼上，开始宣读政府颁发的结婚证，“我宣布他俩的结合是合法的、有效的。”两个合法性危机就凑在一块了。
年前回老家，小小县城，单论市面繁华，胜过欧美大多数城市。可两样东西越来越贵，几乎买不回来了。一是文化。20年前，县城书店可以买到徐志摩，县城报摊可以看《南方周末》，县城电影院有同步上映的凯文科斯特纳。而今反倒全没了。低俗的歌舞团、五颜六色的书摊，还有惟一占领县城，向着全世界叫板的《环球时报》。“开放”二字，叫人怎么说呢，幸好有网络，不然满大街都成白痴了。
也是节前，和媒体朋友闲聊。我一胆大，出个馊主意，建议他们做一个精神病院专题，调查全国1000名精神病患者，他们最喜欢的电视栏目、最爱读的报刊、最喜爱的主持人，都是哪些。我的猜想不一定对：他们更喜欢张艺谋，而不是冯小刚。
第二样买不回来的，就是婚姻。《琵琶行》里琵琶女娓娓道来，说自己“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这里的“委身”，有一种万般无奈的哀怨。并单单指向肉身的交付，就像付款一样。今天的问题有相似，也有不同。相似的是，灵魂的委身，仍然是与肉身割裂的。不同的是，古代妇人期望值低，一咬牙就委身了；今天的舒淇，却连一锤子买卖也难以付出去，难到蹈海自杀的地步。
葛优的朋友邬桑开车唱歌、泣不成声的长镜头，最有意味。镜头要停在这里，就成日本电影了。邬桑的哭泣，显明故事不单是舒淇和葛优的，那种在世间行走、委身不得的孤独，正是这时代的症状。葛优说，我不缺钱，就缺朋友。这不也替我老家说出真相了吗？缺的不是钱，是彼此委身的生命关系。
《圣经》中说，婚姻是上帝设立的。亚当在乐园美滋滋的，以为自己一无所缺。上帝却指着他说，“那人独居不好。”婚姻不是我们想要的，因为我们骨子里想自立为王。一个法国哲学家说，所谓爱情就是你拥有全部的权利，我拥有全部的义务。听一遍很浪漫，听两遍很恐怖。因为婚姻的实质，就是打碎我们自立为王的梦想。但婚姻的悲剧就在于这一梦想的顽固，甚至胜过身体的情欲。我们惟独在性爱中，有全然的委身。因为天然地，没有委身你就没有快乐。但在性爱之外，两个自立为王的男人和女人，怎么可能彻底弃绝那自立为王的骄傲。
《圣经》对婚姻的描述，可称为盟约式婚姻。上帝与人的立约中，基督的十字架成为一个担保。上帝作为立约的那一方，先向我们无条件地委身，为我们死了，以此呼唤我们在信心里向他委身，也在婚姻盟约中向着对方委身。
这是有神论的婚姻。它和无神论的婚姻观至少有3个迥异。一是婚姻的合法性。自古以来，结婚的意思有4种，一是在祖先和父母面前结婚；一是在国家和法律面前结婚；一是在上帝和众人面前结婚；最后一种，是只在自己面前结婚。但这等于取消了婚姻的合法性，当代称为同居，古代称为野合。婚姻的合法性影响着夫妻的委身，就像政治的合法性影响着公民的委身一样。
第二是灵魂。无神论的意思是不承认灵魂。舒淇和葛优在身体与情感的断裂中，无法看见婚姻的实质，首先是灵魂的合一。用社会学语言说，就是信仰、价值和人生观的合一。若是一男一女对“人为什么活着”持不同的信念，他们的身体合一就叫“同床异梦”，从此分不清爱情和淫乱，也分不清盟约和契约。
第三是重生。这是冯小刚从《天下无贼》延伸出的第二个议题“信仰”。教堂替代喇嘛庙，成了他触碰议题、始乱终弃的文化符号。导演给舒淇、葛优的爱情救赎安排了两条道。舒淇是蹈海自杀未遂，仿佛一次死而复生的洗礼。葛优则走进小教堂，从幼儿园偷东西开始，没日没夜地忏悔，直到神父累趴在地上。
那天，我对陈弟兄和他妻子说，委身的前提是重生。感谢神，你们不用去跳海，因为基督已经为你们死了。你们的婚姻因此在任何人面前都是圣洁的。无论你们年龄多大，一生一世的盟约都从今天开始。从此，你们就如摩押女子路得所说的：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闭上眼睛就是中国的明天
王书亚
张学友饰杨衢云，梁家辉饰陈少白，眉目间都颇为神似。
陈可辛用荡气回肠的故事，提醒我们香港的另一个角色。自晚清革命以来，港九之地，" 不但有金银气，且有革命气" （《辛亥文献》之马小进《香江之革命楼台》）。但两岸对1905年之前的革命史，都有意无意地裁剪了两样主导性力量，即孙中山和几乎所有早期革命领袖兼而有之的两个身份：基督徒和洪门弟子。
晚清革命，一言以蔽之，是基督徒与三合会的革命。不过投资过大的电影，不敢拂逆主流意识形态，不然就对过亿票房构成妨碍。用钱投票的观众，和拿命投票的公民，都需要简单而脍炙人口的理由。所以最不可饶恕的电影，都是关于历史的。通常一部大片，就是对民族记忆的一次强制拆迁。
陈可辛坦言，也拍过洪门段落，但为稻米计，还是尽数删了。三合会背景，只隐含在少林僧" 王复明" 的名字中。基督教因素，也只有孙母家里一闪而过的十字架。
商人李玉堂与众义士慷慨赴死，之前饮血酒，戴护身符。若是围在一起祷告，票房可能就砸了。其实这个角色大概有3 位原型人物，都是基督徒。论地位相似，革命的第一赞助商，非香港的" 太平绅士" 、立法议员何启爵士莫属。他父亲何福堂，是梁发之后，中国第二位被按立的传道人，著有《马太福音注释》。何启承继万贯家产，攻读法律，成大律师。妻子雅丽去世后，他于1887年创办香港第一间西式教会医院，附设香港西医书院，李鸿章亦是赞助人之一。孙中山、陈少白都是何的学生。
何启多方支持孙的革命，一向只出钱、不出面。1895年香港兴中会成立，他代理法律事务，并推荐自己的亲戚、另一位大商人黄咏商任兴中会会长。黄也出身基督徒世家，其父黄胜曾与容闳一道赴美留学，是香港道济会的平信徒领袖。黄先生为革命倾囊而出，卖掉香港银楼，充作第一次广州起义军费。另一半军费，则多由孙的未来岳父、" 革命牧师" 宋耀如代为筹集。宋牧师一家，对百年中国影响至深。他也同时是洪门弟子。
论姓名相似，第3 位原型应该是商人李纪堂。他也是基督徒，与陈少白交往甚密，对革命捐输甚丰。庚子起义失败后，他以赞助革命的剩资在屯门开设农场，作为孙中山在港的接待站，内设军火库和射击场。1901年，李纪堂和太平天国后裔洪全福结识。洪也有两种身份，既是领洗之信徒，又是三合会头目。李纪堂散尽家产，与他筹划" 大明顺天国" 的广州起义。这个国号，形象地说明了末代皇权体制下，洪门和基督教在华侨社会中的怪异组合。事实上，迄今为止的海外唐人街，仍隐约可见这两种华人移民社会的底色。
电影刻画一群贩夫走卒在革命叙事下的群像，如几十把刀，在日光下" 哗哗 " 作响。某种程度上，也还原了晚清革命的真实场景，即埋伏在民主和信仰之下的绿林、会党与游民的底色。" 大明顺天国" 被学界称为" 第二次太平天国".这是头一回，具体提出了共和政制和总统直选方案的革命。何启参与了策划，他与李、洪等人共同推举容闳为临时大总统。可惜举事前3 天，泄密失败。
在《基督徒与晚清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中，香港学者梁寿华称1905年前的晚清革命为" 基督徒革命".因为无论领袖还是资源、动力、赞助，均由基督徒群体主导。片首被刺杀的杨衢云，是当时香港基督徒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他组建的辅仁文社，也是香港第一个革命团体。后来的香港兴中会有一文一武两员大将：拿笔的陈少白是会长，创办《中国日报》，和孙中山在同一间教会受洗，后也加入洪门，被封为" 白扇" （军师）。拿枪的邓士良，本是三合会头目，后在礼贤会受洗。他是第一个劝说孙中山与洪门结盟的，对革命之暴力走向影响至大。
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基督徒占到一半以上（苏德用《国父革命运动在檀岛》）。会议在信徒何宽家举行，随后转到一个牧师家里举行入会仪式。孙中山带领众人，各以左手按《圣经》，右手举起宣誓。从此，晚清各革命团体的宣誓仪式，均" 由基督教的受洗之礼脱胎而来"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孙中山的孙女也说，" 祖父建立革命组织，是受到基督教会组织方式的启发" （孙穗芳《我的祖父孙中山》），兴中会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的社团。
随后第一次广州起义，设计出青天白日旗的陆皓东，也是基督徒。他被称为 " 为共和国殉难之第一健将".受刑后写下绝笔" 我肉痛心不痛，汝其奈我何".第二次广州之役中被处死的刺客史坚如，被誉为" 为共和国殉难之第二健将".亦为信徒，曾撰文表述其革命信念，" 我是耶稣信徒，一向相信惟一主宰之上帝，知道四海之民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极表厌恶，想要阐明自由平等的大义。" （宫琦滔天《三十三年之梦》）
直至惠州起义，基督徒仍占3 成。1906年后革命浪潮蔓延，华侨信徒不再是惟一的领袖群体。但直至1924年的广州军政府，尽管基督徒的人口比例不足千分之一，他们却占到了公务员的40%.在内地，他们也是举足轻重的革命士卒。两湖的第一个革命团体" 日知会" ，就由美国圣公会华人牧师黄吉亭创办。随后，陈天华、宋教仁、刘睽一等人相继加入。每逢黄牧师主日讲道，人满为患，深受学生和军人欢迎。黄兴回国后，上海圣公会的吴国光牧师特意致函黄牧师，介绍转会，请求将尚未领洗的黄兴列在会友之中。
1904年，长沙起义败露的那一日，黄吉亭牧师挺身而出，护送宋教仁出城，野外相赠旅费。随后，他连夜赶往黄兴家，以" 美国圣公会" 的轿子掩护，将他藏匿于圣公会教堂阁楼十余日。黄牧师又将黄家妻儿接来教会，向外界宣示黄兴一家乃本会教友。最后，武昌圣公会的胡兰亭牧师赶来长沙，带着黄兴乔装出城。这一幕逸事，倒和电影中那一个小时的护送，颇为相似。
对我而言，知道电影中倡言革命之名士其实多为信徒，是一件很难过的事。基督徒与晚清革命之关系是尚未被清理的历史题目。准确地说，晚清以降，现代革命的渊薮，的确来自" 具有三合会背景的基督徒".换成《新约》的背景说，这是一群相信上帝的" 奋锐党人" （犹太教派激进信仰者，行动上采取武力手段）。当时的信徒，多为受西学浸染的文化精英，他们将基督信仰与西方民主观念一并领受，尚未分清地上之自由与基督之救恩的殊别。
宋庆龄曾接受斯诺访问，说，先夫革命的实质，是" 将基督教付诸实践".孙中山本人确也有过真切的信仰体验。在《伦敦蒙难记》中，他陈述自己在狱中" 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出狱后，他致函自己的属灵导师、广州传道人区凤犀，请他" 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 ".民国建立后他公开作见证说，" 我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乃完全仰赖上帝的恩助。" 然而，地上的民族主义立场，始终制衡着他们对普世信仰的领受。如孙中山要求兴中会成员悉数加入洪门，由此造就了一大批" 三合会的基督徒".之后，他的暴力革命之途，越发偏离《圣经》教导。越到晚期，个人专制、对暴力手段的沉迷等，均使" 从神道而入治道" 的断裂贻害至今。电影中杨衢云被清廷暗杀一案，被称为" 香港第一起政治谋杀".但另一个事实是兴中会一旦成立，就率先图谋暗杀清廷督抚。中国近代史上，以政治暗杀的手段颠覆政权，恰恰是由相信上帝的孙文一党开创的。
遗憾的是，直到今日，一方面，公共学界对基督信仰之于中国现代史的影响长存偏见，形成无知之空白；但另一方面，教会界的学者如梁寿华先生等，亦对革命情怀之谬种流传，缺乏基本认知。对晚清这一批民族主义基督徒的革命作为，亦缺乏起码反思。
晚清的基督徒革命及上述孙的公开见证，在我看来，不过是另一版本的口含天宪、" 替天行道" 罢了。从普世性说，他们这一代" 奋锐党人" 多是启蒙运动及" 天赋人权" 观的后代，而非" 惟独圣经" 的宗教改革的后代。从地方性说，他们真正的信仰对象，除了今天的中国，就是未来的中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陈少白的叔叔陈梦南。他是教会史上一位著名传道人，对侄儿影响至深。陈梦南说，" 堂堂中国绅士，怎好在外国人手里受浸？" 所以直等到遇见被按立的中国传道人后，才肯受洗。
对皇权专制下的第一批现代革命者来说，上帝是必须的。不过革命需要的，并不是《圣经》中的那位耶和华神，而是另一尊经过了人文主义的浪漫化想象的 " 自由女神".革命者心中的上帝，只是某种普遍真理的化身。在晚清革命早期，只有这一化身才能为革命提供合法性和灵魂的范式转移。所以，革命的先行者们，需要一个能够为革命背书的上帝。这个上帝，一定要大过皇帝，不然他们就算是叛逆。
但在另一群基督徒，也是当时中国教会主流的眼中，孙中山们仍旧还是叛逆。基督教在晚清，不但为中国催生了激进的革命派，也为中国养成了保守的维新派。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成为康梁一党的精神温床。维新派的信徒也认同并竭力追求自由、民主价值，但和革命党相反，他们是" 属基督的中国人" ，而非 " 属中国的基督徒".因此他们的刊物用了比清廷更严厉、更有说服力的笔杆子，猛烈抨击孙文的街头暴动。
主持《万国公报》的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维新时做过梁启超的秘书。他和孙有两次会晤。一次在伦敦，孙被英政府释放后不久，第二次在1900年的横滨。两次都不欢而散，分道扬镳。主张维新立宪的李提摩太，仍然持守两条最基本的《圣经》教导，" 不可杀人" 和对基本政治秩序的顺服。他的报纸继续宣称孙文一党不但是清廷的叛逆，更是背叛上帝、自立为王的撒旦。
陈可辛的聪明，是在意识形态边疆打擦边球；陈德森的精彩，是描写了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绿林、会党与游民，在陈少白对孙中山" 救世主" 般的烘托下，如何割舍了自家的性命和梦想。最后，孙在船上那一滴眼泪，令我在影院中一连打了两个寒战。
这一幕的讽刺意味，使我羞愧莫名。不久前，一位我所敬重的台湾传道人，在一个研讨会上抨击拥有" 基督徒总统" 传统的台湾，大意是说，" 有人问我，蒋介石也是基督徒，我无言以对。如果他是基督徒，为什么几十年来，……处处挂着他的画像，人人要向他鞠躬；为什么大搞一党专制、言禁党禁、白色恐怖，他身边却没有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去告诉他这是不对的，是上帝恨恶的；若不悔改，是要被咒诅的？" 回到1906年的香港中环，电影中，车夫阿四拉着少年重光走在赴死的路上。这一票人，只有重光真的崇拜孙中山。他无限憧憬地说，阿四啊，你一闭上眼睛就是阿纯；我一闭上眼睛，就是中国的明天。
为这句话，我买票、写字，认罪、悔改，忧伤、流泪。我除了祈祷，已别无力量。
2009年12月25日圣诞夜
[电光倒影]然而，这就是人生
王书亚
世上最大的冒险，是观念的冒险。
小时候听骂人，说你不是抽了脊髓吧？这部荒诞派的、考夫曼式的、欧化的美国喜剧则问，今天你抽了灵魂吗？
12年前有个夜晚，我提笔，绝望地写下一首诗《今天晚上有大火和掠夺》。我说，“我是夜晚的浪人、王子、强盗和僧侣/我在想象中犯下罪孽/而将因此万劫不复。”那时我有个猜想，如果男人闪过情欲的念头，然后去称重，会不会因此胖了一克？如是，我的体形，就透露了我罪孽的秘密。
但人会狡辩，说那些念头，只在内存中，不在硬盘上。就像电梯超载，有人问，谁带电脑了，拜托先删两个G。信息之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灵魂不能承受之轻，如披萨店外稍纵即逝的麦香。还不如钱扔在水里、烟花燃在夜空。
演员保罗吉亚马提，演他自己，排演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剧中那个失丧理想的知识分子角色，拖累了吉亚马提。他不在状态，内心干旱疲乏。一天翻《纽约客》，看到“灵魂寄存公司”的报道，说他们发明了一种抽取灵魂的技术。
老板用一个比喻，打动了吉亚马提。他说，马戏团的大象，从小被拴在木墩上。等它长大了，以为自己一上木墩就是被拴住的，所以老老实实配合表演。“灵魂就是那根拴住我们的、看不见的绳子，”老板说，你可以抽出来，寄存在这里。为了避税，也可以运到马里兰州的仓库。
吉亚马提抽出了95%的灵魂。他仍然有思想、有记忆、有意识。但日渐失去的，是一种又真又活、深入骨髓与骨节的情感。年前，一位老朋友突发脑血栓，半身瘫痪。他在病房中恐惧忧伤，于冥冥中听见呼唤。就像在帕斯卡尔的“火之夜”，杨老师说，最感恩的是意志、思维和语言，这最珍贵的“三大件”保存下来了。当时我以为他所言正是指向灵魂。但吉亚马提抽取灵魂后，表面仍拥有这“三大件”，却又若常若断，俨如赝品。可知灵魂的真义，更隐藏在意志、思维和语言的背后。
按道教说法，人是“形、气、神”之融合。吉亚马提的例子，可称为有气而无“神”。葛洪在《抱朴子》中，将修身之道，延伸到治国之途。他说，“神犹君也，血犹臣也。”吉亚马提失去灵魂，犹如一国无君，他的生活和表演，从此有气无力。
佛教的基石，则在“无我”。虽然“中阴”之说通常被视为灵魂，但“灵魂不灭”的观念，其实是希腊形而上学的特产。中阴并不永久存在，更非超越于身体之外，并引导、统摄肉身生命之行为的绝对精神。所以圣严法师在《正信的佛教》中，开宗明义地宣告，“佛教不相信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如果相信了灵魂的存在，就不是正信的佛教徒。”
很简单，灵魂的实体性与永久性，与“缘起”、“无常”的宇宙观无法兼容。灵魂若是一种实在，超凡入圣的涅槃就不可能。佛教事实上是无神的宗教，既然人的肉体，没有可以引领、指挥其活动的不灭灵魂；那么整个宇宙，也没有能创造它、引领它、爱它及审判它的造物主。因此，除了个人的修行自渡，也不可能有救赎众人灵魂的救主。如果契诃夫也这样想，他就不会写出《万尼亚舅舅》。
事实上，在写这部剧作5年前，契诃夫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口气凄凉，比我那个夜晚更甚。他说，“我们既没有切近的目的，也没有遥远的目的。我们的灵魂是狮子大张口的空洞。我们不相信革命，我们没有上帝，我们不怕鬼魂。拿我个人来说，我甚至不怕死亡和盲瞎。一个没有欲望、没有希望、无所恐惧的人当不成艺术家。必须承认，我们的情形没有一点可以叫人羡慕的地方。”
这是对吉亚马提的角色最好的解读。剧中这家公司从俄罗斯走私灵魂，吉亚马提的灵魂，被偷到了俄罗斯一个女演员身上。他也租用了一个俄罗斯诗人的灵魂。结果那是奸商用一个穷困的俄罗斯女工的灵魂假冒的。吉亚马提在海边，感受到内心的强大。他说，这是很美的灵魂，她不该捐赠出来。等他来到俄罗斯，女工已经自杀。
柏拉图的灵魂观有两个要义，一是灵魂不朽，二是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就如伊特鲁利亚的强盗，将幸存者与死尸面对面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亚里士多德曾用这个比喻，来描述不朽的灵魂如何被囚禁在必死的身体中。但他后来在《论灵魂》一书中改变了看法，认为灵魂是肉体的形式，“灵魂是潜在具有生命的自然物体的第一现实性”。这看法影响到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奥古斯丁说，“人是由灵魂和肉体构成的理性实在。”人不仅仅是灵魂，也不仅仅是肉体，而是同时拥有二者。阿奎那进一步解释说，“灵魂就是使肉体成为人的肉体的那种东西。”就像盐同时有氯和钠的成分，但只要盐存在，就看不到氯，也看不到钠；氯和钠个别存在，就没有盐。
几年前，邵燕祥先生写过一本忏悔录，叫《找灵魂》。奥古斯丁说，“精神如何和肉体结合成一个生命体，这是极其神秘的、人不能理解的；然而，这就是人生。”影片最后，灵魂被资本化，装在玻璃瓶里，看好巨大的投资前景。
这是似曾相识的一幕。最近，赵启正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从来只有物种适应环境，没有环境适应物种的。”但他忘了解释，他指的是抽取了灵魂之前的物种，还是抽取了灵魂之后的？
　　
[电光倒影]后现代社会的安息
王书亚
独立导演甘小二，喜欢克尔凯郭尔这个书名。如用两个短语，总结伯格曼的电影世界，较文学性的表达是" 细雨与呼喊" ，较哲学化的描述就是" 恐惧与颤栗".很多基督徒讲信仰，以飞快的速度，省略了恐惧与颤栗，端出平安与喜乐。弘一法师倒很实诚，临终手书" 悲欣交集" 四字，显明了一个无神论世界中自我开悟的极点。是交集，而非圆满；是二元，而非独一；是退潮，而非盼望；是瞑目，而非安息。
如果凑个对子，我会用" 三位一体" 对" 悲欣交集".基督教对二元的超越，对圆满的成全，对盼望的牵引，对安息的应许，是人与上帝的" 团契" （fellowship）或联络（bond）。这种联合的源头，是一位上帝在祂自己的三个位格（父、子、圣灵）中的团契。人与终极真理，不可能直接" 天人合一".那种独自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理想预设了两个前提。一是人的灵魂，具有认识终极真理的无限性。尽管孽、债、恶、魔也被重视，但人类自带杀毒软件的能力，仍被无限高估了。二是真理及其力量，处于一种自动甚至是被动向人类敞开的状态。彷佛人可以靠着他的自由意志（修身、冥想、行善）得救；真理本身，反倒没有自由意志，像一台灵魂的提款机。
如果人是被造的，人就不能成为不是人的一种存在。人不能决定自己是谁；人是谁，反而是被决定的。就像小书亚是被生下来、被创造、被决定是我的儿子。他的全部意志对此无能为力。一旦他决心否定他是我儿子，他就犯了煽动颠覆家庭罪，一生的苦难从此开始。
承认被造的地位，也是我寻求信仰的起点。人类的全部苦难都来自一个错误梦想。就是在灵魂、生命、历史、国家和宇宙中的谋反。如果没有上帝，信仰只是一种文学性的生活方式，是自娱自乐的精神鸦片。但真有上帝，我就不能不说，整个世界，都是敌占区。
这就是基督事件在地球史上令人无限惊讶的地方。好比一位强盛的君王，向一个叛乱的村子派出许多招安的使者，都被杀了，最后派自己惟一的儿子去，不带一兵一卒，任凭他们杀死。慈爱的君王认为，这是最好的招安方式，让帝国的皇位继承人，先用自己的血替谋反者洗去叛国罪。随后，这位尊贵的王子从坟墓中走出来，身上带着鞭伤，手上带着钉痕，在细雨中呼喊相信他的爱的人，向他的父王悔改投诚。
这是大军压境、审判遍地之前的，最后的救赎，最后的宽限，和最后的警戒。在我的阅读里，没有任何战争，比十字架上的招安更惊魂夺魄。最伟大的小说家也不能想象这位王子的存在。因为人无法写出一个比他的灵魂更伟大的故事。
如果这只是故事，人活着就太可怜了。就像明明看见一个面包，直到饿死都吃不到。基督教相信这位王子的牺牲和呼喊。人与天的" 团契" ，必须藉着他的救赎之血。救恩，是一个媒介。媒介的必要，意味着人可以进入" 三一上帝" 的团契；但人仍永远是人，上帝仍永远是上帝。
媒介的必要，也显明救恩之于我的可能性，在于上帝的自由意志，不在于人的自由意志。年前在香港，和龙应台女士分享信仰。她说和儿子看《达芬奇密码》时，有句台词令她震撼。神父说，" 我之所以相信上帝，不是我的选择，而是上帝的恩典。" 龙女士说，这话中有一种她陌生而难以想象的观念，着实出人意外。
这出人意外的一刻，若存留心中，就是" 恐惧与颤栗".克尔凯郭尔说，颤栗之路的尽头，需要" 信心的一跃".这一跃，就寻求者来说，是一个冒险的回应。就施恩者而言，首先是一个辽远而切身的呼喊。就像在街头，有人喊我的名字。回头一望，人群都漠然看你。那一刻，仿佛灵魂出窍、精神移民、思想下线。那一刻的颤栗，我是一辈子都忘不了。
早上大雾封城，飞机延误。和修佛的出租车司机交谈，他说这世界已败坏到一个地步，菩萨都自身难保。释迦牟尼不是最高境界，今天需要更高的觉悟来挽救世界。我说是你的心得呢，还是禅师的讲法。他说，就是乱看书、瞎琢磨。我就肃然起敬，用净空法师的语录，再和他聊了聊。我说，《圣经》中那位上帝，对弟子来说，也是一声恐惧与颤栗的呼喊。所以净空说，上帝是父亲，佛陀是师傅。我说，师傅也是一个媒介，是从人中修出来的，而基督是从天上来的。你贵姓呢？司机说，免贵，姓杨，有空给你电话。
甘小二拍了一部半小时的实验短片。一群后现代的90后少年，在柴米油盐的场景中被呼召，每人得到一样不趁手的工具，斧头、木锯、锤子等。他们扮相各异，象征着多元相对的文化力，有动漫人物、希腊诸神、动物生肖、日本武士。他们聚在一起，以笨拙的方式，在山上劳动了一晚上，制造出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一个哑巴女孩，开口唱起赞美诗。观众也和他们一起，经历恐惧与颤栗之后，进入满足与安息。
解读这个故事，要另一篇文字。导演以前卫的影像风格，并以我想象不到的一种演绎法，表达了十字架之于后现代社会的穿透力，以及劳动与安息的关系。
正如我等了5 个小时，飞机还没接到指令。我吃的盐，没有走的路多。我努力工作，喂不饱灵魂。我飞到天上，还是要下来。
直到听见细雨中的呼喊。恐惧变成颤栗。劳动有了安息。
　　　　
灵魂的钉子户
王书亚
政治哲学领域对沃格林越来越推崇。1950年代这位德裔政治哲学家就在《新政治科学》中提出一个陌生突兀的命题：现代性的本质就是诺斯替主义。
我说过，好莱坞电影的属灵地图，大而化之，是清教徒传统与诺斯替主义的划江而治。在沃格林眼里，整个世界应作如是观。所有活着的人，都对活着不满意，于是带出对自我的两类评价：" 我" ，或者是肇事者，或者是受害者。政治观念则由自我认知决定，所以也有两种基本模式：要不世界原本美善，是我拖累了世界；要不卿本佳人，但世界在本质上太拙劣，宇宙就像装修简陋的小户型。现代性的本质，是我们能够想象一个配得上我们的世界；清教徒的本质，则是我们必须被拯救，才能配得上这个世界。
总的来看，卡梅隆给我们的，是一个发生在外太空的、左翼的、诺斯替主义的和泛灵论的群体性事件。诺斯替主义是希腊哲学晚期的思想。他们将一种隐秘的、关乎拯救的智慧，称为" 诺斯" ，相信人通过努力可以拯救自己，把高超的灵魂拆迁安置到更美好的世界。
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有一段极富诺斯替色彩的对话。有个女巫，叫狄俄提玛，她教导苏格拉底什么是哲学的智慧。她说，只有极少数人，有属灵的情欲，就如大多数男人对女性的情欲一样。他们对真理的奥秘动情，成为上帝与世人之间的精灵。这段话，可称为" 文曲星下凡" 的一个泛灵论版本。
在《新约》教会初期，诺斯替主义者曾借用基督信仰来表达这种隐秘智慧的求道方式，被教会的大公会议判为异端，在思想史上隐忍了一千年。沃格林认为，当近代启蒙运动世界观开始抗衡清教徒世界观，诺斯替主义在思想史上重新展开，形成了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
诺斯替主义并非完整的思想或宗教，而是思想史上的幽灵、一种灵魂的寄生物。希腊哲学、基督教都曾是它的寄主。近代以降，科学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了新的寄主。
最近发现带孩子也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我妈妈的。孩子磕碰在桌子边，就狠狠打桌子；摔跌了，就顿足跺地。然后告诉他不要哭。这里既有一种理性主义因果论，显明肇事者已受到惩罚；也有一种神秘主义感应观，在人与自然的泛灵秩序中，已破除咒诅，获得补偿。按我说，这是儿童教育中的一种巫术。按沃格林的观点，我妈妈也应该算是现代主义者。因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经过了合理化的巫术。
好莱坞的科幻电影是比我妈妈更好的例子。《超人》和《星球大战》后美国几乎就没拍过单纯的、基于" 科学幻想" 的电影。" 科幻片" 卖座的重要前提就是还原科学的巫术气质。
原始巫术认为，万物间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当牛顿宣称地心引力时，曾被同行视为向巫术观念妥协。人们批评他，找不到真正原因，就用神秘的引力来搪塞。后来，可观测和重复的数据得到肯定，" 万物间的引力" 才正式从巫术观念升级为科学理论。
换言之，所谓巫术，是尚未得到理性验证的科学；所谓科学，是尚未证伪的巫术。巫师的信仰是，只要咒语可靠、仪式恰当，连神也不能拒绝作法者的要求。这差不多也是大多数非基督徒科学家的信念。
卢卡斯的《星球大战》中，真正的高科技不是数理逻辑能涵盖的太空舰船，而是成为宇宙间隐秘智慧之终端的" 绝地武士".《阿凡达》也是，卡梅隆为潘多拉星球的隐秘智慧提供了两种解释系统。一是科技版的，生命树和哈利路亚山（和当初的诺斯替派一样，借用《圣经》叙事框架）乃至整个星球，说到底是一个远超过人类智慧的自然之脑。纳维人的辫子，就是他们的USB 插槽。这是" 天人合一" 的数码版。纳维人不要十字架，只要USB ，就能与自然之脑链接，上传、下载，共享生命信息与能力。这是精致透顶的诺斯替主义，人与神的生命关系，以一种科学巫术的方式，被剔除了伦理性。最终，这种自然主义的智慧在电影中胜过了人类的高科技。
另一个解释体系是纳维人对圣母的信仰和敬拜。地球人不是来拆房子，而是来拆庙子。这个宇宙性强制拆迁事件，焦点不再是财产权，而是宗教自由。或者说，财产权原则，本身就内涵着信仰、思想和良心的自由。这也是英美的财产权观念和德法的差异。表面上看，财产权在美国宪法中的地位，低于宗教、思想和言论自由，至少不如德国基本法的表达那么显赫。但这恰恰体现了洛克式财产权观念，即财产权从来不只关乎经济利益，而关乎人的尊严、记忆、信仰及整个生活方式的承载。也就是说拆迁首先不是一个补偿问题，而是一个自由意志问题。
纳维人是另一个版本的绝地武士，我相信在续集中，他们能从圣母树中下载安装更强的能力。他们是洛克式的钉子户，是灵魂的钉子户。
最后抄一段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谈论修道院的话，献给灵魂的钉子户们： " 一些人聚集拢来，住在一起。凭什么权利？凭结社的权利。
" 他们闭门幽居。凭什么权利？凭每人都有的那种开门或关门的权利。
" 他们不出门。凭什么权利？凭每人都有的来和去的权利。"
　　
[电光倒影]怕你一万年
王书亚
蓝宝石的眼睛，黄金的面颊，王尔德的快乐王子，他的塑像甚至高过教堂尖顶。王子俯瞰城中的不义与贫穷，流出眼泪。一只燕子帮他，将蓝宝石眼睛和身上的每片黄金，衔去给困苦的人。
每个人心中，都曾住着一位泪王子。看见不义，所以流泪。地上的每座城，也都有一位流泪的先知，在盼望之先，说咒诅的话，在咒诅之先，先付出自己。每个时代，也都有写一篇童话的权利，将那永恒的故事，说了再说。
我心底，一直喜欢童话，又害怕真正的童话。怕自己配不上那个童话，怕在那个童话面前，我的理想无地自容。因为公义的童话，颠覆不义的现实；良善的童话，颠覆邪恶的制度；完美的童话，颠覆不完美的政治。
其实知识分子的角色，不是牛虻，而是泪王子。无泪可流的时候，就该无话可说。有言无泪的批评，不如沉默。因为在童话里，惟一能改变世界的，只有快乐王子的眼泪。血一样的泪，汗一样的泪。
真正的爱是血泪之间的爱。爱的实质就是赦免，赦免一个不能与爱相称的世界。当一个时代辜负你，当一个手足背叛你，你付出的，多过对方应得的那一部分，就是爱。一个公平的世界不需要爱，只需要交换；一个不公平的世界，才渴望被爱充满。世界犹如婴儿，需要给予和照顾。如果孩子生下来就和父母一样有力，爱就不是必需品。一个堕落的世界，一定是不公义的。因为施救的人伸出手时，被救的人已一无所有。
西方最好的童话，都关于爱。而关于爱的童话，都不可避免地关于灾难、饥饿和死亡。我们的童话肤浅是因为不敢让孩子接近血泪之爱。我们不敢，是因为我们不信。一个不信的世界，怎么可能有童话？
杨凡这一次，竟然借用王尔德的童话，来白描国军播迁来台那段白色恐怖的岁月。就这个念头，已如龙应台《大江大海》的书名一般，牵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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