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光倒影]我们曾经哭泣过的
王书亚
美国科伦拜恩中学校园枪击案，已过去10年。2003年，格斯范桑特的《大象》，在戛纳，同时得到金棕榈和最佳导演奖。大量的跟拍长镜头，网状的叙事。4月的阳光，有毒的日子；无序的青春片段，像雾一般，向着最后半小时的凶案笼罩过去。桑特的焦点，不在社会伦理层面，在对校园这一世界观场景的白描。孩子们走来走去，像一根根散发麦香的新鲜面包。校园，是对世界的一种模仿。教师，是世界派驻的使节。起初，人类在这里培植理想，也在这里防范未来。而枪击案发生在校园，是以一种残忍的方式将校园和世界拉平了。就像新娘的婚纱被暴徒扯下，就像医生边开处方边拿红包。校园成为街头，意味着人类失去理想，人类的未来也不再设防。
校园这一世界观场景坍塌的另一个标志，是自杀。美国每年自杀的大学生超过1300人。去年广东有31位大学生自杀，上海有23人，全国有数百人。离我家最近的一所大学，去年有3位女学生从楼上跳下。校园的存在，或为了解世界的真相，或为遮盖。但送孩子去学校，大都为着要在孩子的灵魂中，描写一个理解世界的模型。但在这时代，比校舍更容易坍塌的，是校园意图传递的世界观。
为什么还要看一部关于科伦拜恩的电影？一是看见介绍说导演是枪击案幸存者。10年之后，孩子进入世界，拍这片子，追溯枪击案对他和伙伴们的冲击。我本无所期待的心，一下就受安慰了。又一发不可收拾地想起马加爵。5年了，关于这个年轻人和他失丧的灵魂，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一个早晨，读穆旦的诗。这个王佐良称为“作品中一切非凡的品质都与中国古典传统无关”的现代派诗人，在“一种浓郁信仰的气氛”中写作。在他笔下呈现出中国诗人从没有过的世界场景。即一个“神-魔-人”的宇宙架构、一个“罪孽-审判-救赎”的历史观。读他写于1976年的最后几首遗作，世人以为春回大地时，他写下《冬》，每段都以“严酷的冬天”结尾。当世人再次走出户外时，他写道：你那一本小说躺在床上，/在另一个幻象世界周游，/它使你感叹，或使你向往，/因为冬天封住了你的门口。
在《神的变形》中，穆旦再次以“神-魔-人”的宇宙图景书写那个时代。最后一段，以“权力”的口吻，写下：而我，看不见的幽灵，躲在他身后，/不管是神、是魔、是人，登上宝座，/我有种种幻术越过他的誓言，/以我的腐蚀剂伸入各个角落，/不管原来是多么美丽的形象，/最后……人已多次体会了那苦果。
就这一首，超过了北岛30年。朦胧诗是一种先锋写作，而58岁的穆旦，是一种先知写作。穿过今天的朦胧，在异象中看到未来。但对那些看不见未来的人来说，异象中的未来更加朦胧。穆旦的遗作，是对这30年的惊人预言。他在一个超越的场景中，预言了地上场景在伟大变迁中的、本质上的衰败。不触及灵魂的变革不过是一次又一次蛇的诱惑。当一切的可能还不可能的时候，58岁的穆旦，如同先知以西结一样在那坍塌的顶峰默默哭泣。
“四月的阵雨，五月的风暴。”这是英文中关于气候的民谚。这部电影，始终将对枪击本身的描述，束缚于监视器中几个零散的镜头，而将全部的胶片倾覆在几个孩子青春的脸庞上。友谊、初恋；歧视、惊慌、恐惧。基督受难的符号不断出现，项链、鱼和十字架的汽车尾贴，以及12个被高高举起的木十字架。导演想描述的，不是一场枪击案，而是整个青春期的挽歌。在世界面前，青春沦陷，校园坍塌。如马加爵事件一样，教育在本质上，已变成对人类未来的谋杀与自杀。片末，几分钟字幕，列出美国从1960年代开始，所有校园枪击案的死者名单。我也在网上，搜到几个2001-2007年中国大学生自杀的不完全统计名单。
起初，大学在欧美出现，牛津、剑桥、哈佛、麻省、巴黎，是人类关切信仰、理性与良知的一个又一个团契。但现今这些长长的名单，枪击案，自杀者，校舍坍塌的死难学生，仿佛呈堂证供，向这世界宣告校园已不构成社会理想的一部分。校园不再是山上之城，不再是孩子们的磐石和避难所。这也是我脱离教职的原因。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最大的缺陷是将思想知识化，不敢、不愿也不能触及灵魂。
1941年，穆旦和马加爵一样，刚好23岁。他写了两首诗，就像是为马加爵写的。一首叫《控诉》：我们为了补救，自动流放，/什么也不做，因为什么也不信仰，/阴霾的日子，在知识的期待中，/我们想着那样有力的童年。……/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啊，谁该负责这样的罪行：/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
谢谢这位幸存者的作品，让我想起了他。因为在某个国度，每个人的死亡都牵动另一个人的死亡。就像在另一个国度，每个人的盼望都取决于别人的盼望。我们曾经哭泣过的，已被遗忘。这荒凉世界上，有许多声音却没有真理，有一颗良心却各自藏起。1947年穆旦写下的诗句，也是我此刻的祈祷：主啊，我们生来的自由失散到哪里去了，/主啊，生命的源泉，让我们听见你流动的声音。（《隐现》）
[电光倒影]像土豆一样的信仰
王书亚
安格斯是南非一个著名的农场主。当年他和妻子从赞比亚迁来南非。这国家一年发生1200起黑人攻击农场主的骚乱，有600个白人被杀。在镇上，农夫们腰间别枪，对祖鲁人又藐视又惧怕。安格斯的妻子望着丈夫刚买下的荒野说，叫沙龙（shalom）农场吧，希伯来文，意思是平安。
近年来，南非电影开始引人注目。他们的故事里，信仰与救赎总是突出的主题。这片子据安格斯的真实见证改编。“见证”是一个很基督教的词汇。从《旧约》始，“两三个人的见证”，构成了欧美国家一个基本的司法原则。英美法上，叫做“直接原则”或“言辞原则”，人要面对面，话要一句一句说。真相不在逻辑里，而在音容笑貌、抑扬顿挫里。在信仰的意义上问“什么是真理”，和在司法的意义上问“什么是事实”一样，关键都在“见证”上。
有人争侯耀华的遗产，郭德纲说，“我写一份证词，出不出庭都一样。”这话背后，正好是个相反的原则。不出庭的证人就不是证人，不当面说的话就不算话。所以英美的法庭，和他们的议会一样拖拉，一份起诉书要念一天。中国的司法传统是“肉身成道”，所以书面证据永远是“证据之王”。英美的司法传统是“道成肉身”，无论科技多昌明，他们的“证据之王”永远是出庭证人。
这不是制度差别，而是认识论迥异。在我看来，司法败坏的源头，不在制度，而在这里。我们就是无法建立以“见证”为中心的司法实践。我们怎么敢把司法的公平，建立在“见证”的根据上呢？你嘴里有见证，我心里无保证，宣誓有个屁用。人写的东西，多少比人本身还可靠一些。基本上，这就是中国人对司法的信仰根基。
警察不作证、证人不出庭、律师只看卷。离开了见证的书证等于刻舟求剑。结果很大程度上，司法实践变成了文字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几十年来我们从来就只有过模拟法庭。我们最大的困境，还不是司法腐败，是无法找到一种方法论，替代刻舟求剑的司法模式。
有两种认识论，一种是神秘主义的，以主观体验来获得和验证知识。“天人合一”就是这个路线。一种是理性主义的，通过把世界客体化来获得知识。前一种膜拜一个莫名其妙的世界，一泡尿、一朵花，都成了上帝。后一种是膜拜人的理性。因为世界被物化之后，人就是惟一的观察者和审判者，人就成了上帝。而在基督教中，知识在本质上是位格之间的关系。换言之，知识是一个温暖的，与亲密感、真实的行动、见证有关的概念。这种以见证和关系为中心的知识论中，才有“知行合一”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人对上帝的认识，就是人与上帝的友谊。
若非如此就无法理解安格斯的故事。他和妻儿一起劳动，用红泥涂墙。那时天天天蓝，叫我不想你也难。转眼，困窘的生活就让安格斯歇斯底里了。他不情愿地跟妻子去教堂，听到一个农夫信主的见证，想起小时家里的信仰传统，如遭雷击，拉着全家走到台前，决志信主。
之后，安格斯经历了许多奇迹。朋友说，实在看不下去，哪有这么神神叨叨的。我说很抱歉，我也没有遇过这些不可思议的事。但安格斯的故事是真的，你不能在事实层面不信，你要开动脑筋，在世界观的层面对这些事作出另外的论证。
转眼到1997年，南非遭遇罕见的干旱，“圣婴”现象肆虐，农夫纷纷破产。安格斯已是兼职的传道人。他翻到一句经文，“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决心租下当地最大的体育场，呼吁农场主们，一起来为这个国家的种族矛盾认罪、祷告，祈求上帝的赦免与祝福。祷告会很成功，数万人涌进了体育场。安格斯说，《传道书》中，“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是指责那些只观气象、却不相信上帝有护理之恩慈的人。于是他宣布，今年要种土豆。
土豆需要大量的水，牧师也劝他，说信心和愚昧在一线之间。但安格斯不是失去理性，他只是不依赖理性的判断。他的理性选择了放弃判断而信靠上帝的应许，就像有人打心眼里相信“邪不胜正”一样。他将150亩地都种上了土豆。南非全国的农场主，都在观望这一场见证。电影中挖出土豆的那一幕，实在像安徒生童话。不过安格斯的确在那一年，收获了南非仅有的一批土豆。
这批土豆让他暴得大名。他买了一辆20吨重的奔驰超长型四驱货车，可以放下一面做讲台，装有音响以及灯光。他开着这车，全国巡回见证、布道。他在农场设立孤儿学校，收养了几百个祖鲁人的孩子。每年，他还在农场举行一个叫“Mighty Men”的特会，意思是有信仰的男人，才是有力量的男人。这电影获的奖也很特别，叫做“亚当奖”。多少因为这部电影，特会一年比一年人多。2009年4月，20万男人来到平安农场参加安格斯主持的弟兄会，学习做一个真男人。
是神迹，是偶然；或信则灵，不信则不灵；是慈爱上帝的护理，还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古人的智慧说，“谦受益,满招损。”奇妙的事，每天都有。我活在哪一种解释里，就活在哪一种人生里。我要么在信心中解释，要么在理性中解释。要么在关系中解释，要么在孤独中解释。
[电光倒影]筑山上之城
王书亚
难得有机会，上庐山，和妻子搞一次婚外恋。和这山一样，连我们的姓氏，也与百年风云脱不了干系。3岁时，孩子们就排队，指着我妻子的鼻子，大喊3声：“蒋介石。”几条街外，另一群孩子也排着队，指我的鼻子，大喊3声：“王洪文。”我们还不认识，已共同经历第一次政治迫害。或许在相同的一刻，我们一齐哭了出来。
我没有蒋先生的手笔，给妻子买一座美庐。也没有毛先生的狂狷，跨进美庐大门，美滋滋地说，“委员长，我来了。”广告说，这是惟一国共最高领袖都住过的卧室。这话穿过庐山的云雾，也穿过革命叙事的端倪，直达摩西十诫的第十诫：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30年了，在庐山看《庐山恋》，或许是最好的缅怀方式。30年来，中国惟一没有改变的地方，大概只有牯岭的这家电影院。1979年1月，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说国家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9月29日的国庆30周年大会，叶剑英的讲话其实是一份正式的改革宣言。
他提出全面的“现代化”目标，把“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并列为改革方向，涵盖3个方面，“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
随后《庐山恋》开拍。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好莱坞模样的大片。爱情、风光、两岸局势、青春偶像，熔于一炉。无论哪个层面，都开风气之先。1980年，该片在庐山首映后，就从未下片。影院也从一而终，日夜只放这一部。
30年前的电影，30年前的椅子，30年前的海报，30年前的张瑜和郭凯敏。我们不是回到过去，我们是去看一部首轮放映尚未结束的电影。想起1927年传教士李德立离开中国，庐山的“乡村共和国”回到国府手中。有的人只取了一瓢，花钱买下一座。有的人带着人上山，800余座别墅一人住一栋。但不知赛珍珠那一座分给谁了。她房间里还摆放着钢琴和《圣经》。
抛开政治，每一回张瑜在银幕上抬头、甩肩、转圈，年轻游客们就笑得前俯后仰。她扮演一位国民党将军的女儿，中美建交后回来，遇见一位被批斗的共产党将军之子。他们的父亲当年也在庐山相识，终在庐山决裂。张瑜一连换20几套裙子，连她的皮包、高跟鞋，都在1980年前后，风靡南北。
第一层元素是张瑜的美式时尚。第二层是1949年之后的第一次银幕接吻。张瑜主动亲吻恋人脸颊，30年前啊，叫我母亲面红耳赤。奔跑，拉手，晕眩，成为新时期爱情电影的典范。只是他们恋爱不说“我爱你”，却一起高呼“我爱我的祖国”。第三层是被恢复的传统文化。导演选景，用心良苦。几乎只在如琴湖一线，绝不往上走。因为牯岭之上，布满了历史的伤口，只会引发家国情仇，无法传递统战信息。牯岭以下的自然风光，和历代文人的诗词，才能将国共的后代情牵一线。他的镜头里，只要1886年以前的庐山。
《天津条约》后，九江通商，成为基督教进入内地的门户。1886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上庐山，寻找避暑的清凉之地。与山间寺庙道观商谈无果，最后登上山顶，发现牯牛岭，激起筑山上之城的雄心。这位极精明、干练的传教士，后来曾参加南北和谈，被孙文誉为“和平使者”。商界人士津津乐道，说他是中国第一位谈判高手、地产大王。既能说动清帝逊位，自然也能周旋乡民官府之间，转眼在庐山之巅，兴建了一座天上街市。
他将土地编号出售，要求每块土地上建一座别墅。1883年美南长老会传教士赛兆祥来到九江，条件艰辛，接连3个孩子夭折。回国生下第4个孩子赛珍珠，4个月后回到庐山，成为李德立第一批客户，买下编号86A的地皮。30年后赛珍珠在庐山别墅中写出了描述中国农民的史诗《大地》。
另一位客户哈特医生出生在中国，是美国传教士的儿子。他在1901年买下编号112号的地皮。几年后，他的夫人和几位来牯岭避暑的外籍护士、医生，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护理组织，就是今天“中华护理学会”的前身。
庐山像一个人文的地层标本，山上到山下，儒释道到基督教，国民党到共产党，100年来，各种“筑山上之城”的梦想，都在这里留下化石。到1927年，牯岭上有14座教堂。每年夏天，数百传教士云集庐山，为下一年含辛茹苦的服侍，退修安息。李德立卖完地皮后成立了市政董事会。高山之巅，衍生出中国第一个城邦共和国，却主要由外国人组成。
也是奇耻大辱，也是蒋毛二人庐山情结的一部分。1927年后，一个宣教士主导的天上之城，成为达官贵人的夏都。那时大儒陈三立住在山上，蒋先生登门求见，却被婉拒。1949年到1966年，庐山之巅又成了全国惟一一个充满资产阶级想象空间的城邑。不去那里开会，还能去哪里呢？
放映《庐山恋》的电影院，是当年宋夫人常去的礼拜堂，1960年改造为影院。电影中，郭凯敏在庐山的风景素描中，画出一座现代化的山下之城。30年来，山下之城日新月异；山上之城，却像张瑜和郭凯敏，在一部老电影中整整被囚禁了30年。
[电光倒影]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上回学人聚会，流沙河先生论民间信仰，一语既出，众人叫绝，好像在说自己，又像说这时代。他说，“吾人的世俗宗教，一言以蔽之，就是36（计）加72（变）等于108（将）。
自我救赎就是先智谋加权变，最后忍无可忍，就拜关公、宰鸡头，该出手时就出手。
青年马克思，对父亲为了生意而改宗加入路德教会生出无限的憎恶与绝望。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针对犹太人的信仰，写下了最尖酸刻薄的句子：“我们不要观察安息日的犹太人，而要在现实中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
耶稣之后，几乎没有一个犹太人这么强烈地责备过他们的同胞。不过耶稣的选择，是流自己的血，为他们去死。马克思的选择，是流他们的血，让别人去死。
如果化繁为简，基督之后的西方史，基本就是这两条道路的竞赛。美国内战时期，有一位华莱士将军（Lew Wallace），经历战火，后来归信了基督，写下长篇小说《宾虚：基督的故事》。叙述的主线是耶稣时代的一位犹太王子宾虚。宾虚有点像基督山伯爵，他的童年玩伴、罗马军官米撒拉出卖了他。宾虚在罗马舰船上做奴隶，意外搭救了海军将领阿里士。阿里士收养他为继承人，宾虚得到罗马贵族的姓氏与财产，回到故乡复仇。
到此为止，这只是一个36加72等于108的故事，或一部命运无常的希腊式史诗。但小说有根暗线，就是耶稣的第一条路，隐隐约约与宾虚的第二条路平行。在被罗马士兵鞭打时，一个年轻的犹太人不顾危险，将水袋递给了他。回耶路撒冷后，宾虚听说有位先知在传讲悔改与赦免的信息。最后他在一场马车赛中得报大仇。米撒拉临死前说，宾虚的母亲和妹妹没有死，她们患了麻风，被遗弃在山谷里。
内战前后，美国有3部最畅销的通俗小说，一是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二是《宾虚：基督的故事》，一出版就超过前者，直到1936年《飘》出版后将它挤下榜首；三是贝拉米的《从2000回望1887》。前两部浸透基督教信仰，最后一部则带着左翼乌托邦色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1890年翻译了最后一部，译名《百年一觉》。随后，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都读到这部小说。谭嗣同感慨道，“若西书《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
我顺着就想，如果当初李提摩太翻译的是《宾虚》，光景又将如何？到1901年，林纾翻译了《汤姆叔叔的小屋》，却取了一个接近第二条道路的名字，叫《黑奴吁天录》。到2009年，《宾虚》在美国已4度搬上银幕，我又意外看到这部法国大型舞台剧版本。全剧在法兰西国家体育场演出，8万巴黎观众挥舞着红黄两色的布，也成为舞台剧的群众演员。在我的观影体验中，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规模的户外舞台剧。可惜到此为止，《宾虚》仍然没有中译本。
1925年《宾虚》第一次搬上银幕。威廉怀勒当时是导演的助手。1959年他重拍《宾虚》，囊括11项奥斯卡奖，这个纪录一直保持到1998年。2008年4月5日，宾虚的扮演者、伟大演员查尔登赫斯顿去世，他也是另一部《圣经》史诗电影《十诫》中摩西的扮演者。《时代》周刊哀悼说，“上帝死了。”他们用这样的表达，预测一个《圣经》史诗电影时代的结束。
巴黎骚乱之后的法国，一个白发苍苍的导演，想起孩提时代看过的1925年版，立志排演了这部法国史上最宏大的基督教题材的舞台剧。
某种意义上这个版本超越了1959年的电影。6辆马车在舞台上竞技的场面令人瞠目。基督在空阔场地的一角，对门徒讲迷羊和浪子的比喻。这画面美得惊人，这比喻更被狄更斯称为人类文学比喻的最高峰。而一切都为着最后那惊世骇俗的一幕。宾虚在麻风病人中找到母亲和妹妹，他们看见耶稣背着十字架走向各各他。宾虚发现被钉十字架的死囚就是当年将水递给他的年轻人。耶稣被举起那一刻，所有麻风病人奇迹般地洁净、康复了。宾虚的传奇一生，也经历了从复仇到救赎、从雅典到耶路撒冷的路。
想起另一个故事。二战时，美军轰炸日本，德沙哲中士被高射炮打下来，在战俘集中营的单人牢房受到各种折磨。就如犹太王子宾虚，或南部联邦的华莱士将军，复仇成为他活下去的勇气。直到有一天，有本《圣经》在俘虏之间流传，德沙哲读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战后，德沙哲先回老家，又去日本，成了一名宣教士。有一天一个叫渊田美津雄的日本退伍军人，在街头得到传单，上面讲了德沙哲的故事。他是 1941 年偷袭珍珠港的指挥官之一，也就是那位在电影中带头大喊“虎！虎！虎！”的人。他竟也成了宣教士。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渊田回到珍珠港，参加了珍珠港遇袭25周年纪念日。他将一本《圣经》送给幸存者代表，在扉页上亲手写下了这句经文，“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这也是宾虚的故事。罗马人与犹太人，黑人和白人，日本人与美国人，或者加上士农工商官、汉满蒙回藏。我在7月5日之后看到这出戏。我若不期盼这样的事也发生在我们中间，我看了也是白看。
[电光倒影]天使已经出发
出门找碟，老板指着封套说，“就是这个，一个男人走在山坡上。”我说，“不是男人，是女画家。”萨贺芬路易很中性，邋遢、臃肿、迟缓，一个法国乡下的钟点工，在不同雇主那里洗衣、做饭、酿酒。女主角演得太好，神情懵懂，透出一种智商不高的天真，没受什么教育，没出什么远门，没爱过男人，也没被男人爱过。开头20分钟，有点想不通，女画家就是她吗？世界对她来说，只开了一条缝，她拥有的那部分，最多巴掌大。那她又如何画出，一个比她经历过的世界更加长阔高深的世界呢？
我到乡村，发现村民们对时空的记忆，都很含糊。若问远不远，他说很近，10分钟就到，结果我要走3小时。若问这东西多少年了，哦，怕有几百年了。若问1990年代的事，他说，很久很久以前。我的观察不够丰富，但许多村民的感知大致如此，空间都要朝近处拉，时间都要往远处推。想来也是因为“世界”对他们来说，过于逼仄。譬如对我来说，做2000万美元的梦，还是做2亿美元的梦，并没有差别。我从眼睛到灵魂，看起来一样，想起来也一样。
“当下”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概念。绝望的意思，是没有意义的受苦，或没有意义的享受。有人的当下眼花缭乱，有人的当下死水微澜。人若活在劳苦愁烦中，世界过去了50年，还是过去了2000年，又有什么分别。我们活在一个很小很确定的“当下”，却无法确知这一刻的意义。其实这片子不关乎艺术，关乎终极的追问。一个洗衣妇，和这个宇宙有什么关系呢？她白天邋遢，生活委琐，被人唤来使去。世界对她而言，只有20英里，世界到底有多大，关她何事？对她而言，宇宙被造得这么浩瀚，纯属铺张浪费。但一到晚上，萨贺芬变了，她哼着赞美诗，拿着各种自制的颜料，关起门来，世界一下子就打开了。她画的内容也很简单，无非是她触摸的那些，花朵、果实和树。她就在这些东西中，去一个不止20英里的世界。
一次朋友和我讨论，到底地球的历史、宇宙的起源，离我们有多远？我说，“容我说句粗俗的话，地球有1万年还是100亿年，到底关你屁事？你的真正问题是，如何接纳，如何拒绝；如何妥协，如何抗争；如何爱，如何被爱。如果宇宙长短对这一切并无影响，容我换句有点文化的话，就是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若不是德国艺术评论家伍德，偶然住在桑利斯小镇，在另一家人餐桌边，看见了自家佣人的画，萨贺芬的世界，也许永远不会被20英里外的世界知晓。伍德在一战前夕，面对现代文明的崩溃，挖掘了被他称为“现代原始艺术”的卢梭（画家，1844-1910）和毕加索。接着他发现了洗衣妇萨贺芬，敏锐地看见了一种天才：这个傻乎乎的卑贱妇人，她那近乎无知的脑袋里，有一种近乎得救的智慧。她的画中，住着一个广大的灵魂。看她的人，像一个褴褛的乞丐；看她的画，像一位荣美的公主。这使人不禁怯怯地问，只是萨贺芬有独特的天赋呢，还是人人都是如此。我们不是乞丐，我们其实是王子？
萨贺芬没有一丝艺术气质，一点不比我家的钟点工小谢更有文化。但你不可能轻视这个灵魂，她的画，天真中有诡异，夸张中有拘谨，花朵像虫一样在动，果实像受伤的眼睛，繁茂的树像亚当的族谱——你只能有两个结论，要么萨贺芬是全能的上帝创造的，要么萨贺芬是一位再就业的女神。
萨贺芬回答伍德为什么开始作画。她说，1905年，守护天使在梦中告诉她拿起画笔。从此，她的夜晚比白天更长。她一作画，就脱离了她的“当下”。她的灵魂就从一个不到20英里的世界，开始移民。她的生活，也从此和银河系、太阳系有了关系，就像世界大战以另一种方式使全世界都有了关系。不管地球历史到底多长，她的一生这才和地球的历史有了关系，和起初大地上的第一个人有了关系，也和将来大地上的最后一个人有了关系。
萨贺芬是否被这个世界知晓，对她和她的守护天使而言并不重要。但透过伍德，她被世界知晓，透过这部电影，她被我知晓。在我看来，这就是天使催促她作画的原因。萨贺芬若不是画家，她里面的世界，也一样尊贵而丰盛。但萨贺芬若不是画家，这个可怜的世界就看不到这种尊贵和丰盛，就不认账，就继续藐视她，藐视所有和她一样的人。
对萨贺芬的精神失常，我无法完全理解和解释。透过伍德，她开始被世界知晓，她的画展在巴黎筹备。不料大萧条朝夕来临，画展被无限推迟。伍德和这个世界一样无暇也无力去承认和欣赏萨贺芬的尊贵。一辈子独身的萨贺芬，为自己定制了华丽的婚纱，像新妇一样预备自己，献上自己的画。她对伍德说，画展不能取消，因为所有的天使都已经出发，走在去画展的路上。不只是这世界要看她的画，那个眼睛看不见的世界，也要来看她献上的画。
萨贺芬说，她的画是从天上来的，所以拍照时，坚持将头仰起，闭目不语。但她终于疯了。她说，我的画受伤了，你们来看我的画，不是来看艺术，是来看灵魂的丰盛。艺术可以被经济打断，灵魂怎么可以被经济打断呢？萨贺芬被送入精神病院，死在那里。
如果说我们这30年的关键词是经济，更早的30年是政治，再早的30年是文化，那么接下去30年的关键词就是信仰。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失魂落魄的时代。感谢这部电影，它让我更尊重家里的钟点工了，虽然小谢可能永远不会成为画家，但她的灵魂和萨贺芬一样尊贵。我也不怨恨守在楼下的居委会老太，因为我永远不知道，她的世界将在哪一刻被照亮。她的灵魂一旦苏醒，就要把这世上所有的财富都比下去。
我不知道，所以我祈祷。
[电光倒影]做个聪明的小丑
埃塞俄比亚有句谚语，“当伟大的统治者经过的时候，明智的农民会深深地鞠躬，并默默地放屁。”60年来，从餐桌围炉，到手机网络，讥讽、调侃政治人物的笑话，粮食断绝时也从未断绝。但在舞台上，钱越多，赵本山们就越嘲讽弱者不嘲讽强者。范伟们就只忽悠江湖，不指向庙堂。郭德纲们也只贬低道德，不贬低政治。他们不是小丑，而是在努力扮演一个蹩脚的小丑。滑稽列传写到现在，实在写不下去。马季先生当年说“宇宙牌香烟”，还带着一股启蒙时代风尘仆仆的味。略微结合了天桥上的相声和西方的talk show，一炮而红，也一炮而猝。先生去世后好事者作“滑稽列传之马季列传”，其中两句令我扼腕：“然季之术讽刺者寡，而颂扬者多，沉积既久，渐亦为人所轻。季显知时移势迁，非独力堪支，遂乃垂钓京师之北，退求一己之安逸。”
上海滑稽演员周立波，久已离开舞台。他弟兄劝他复出，一起看了香港的talk show节目“栋笃笑”。许冠文和黄子华，每天在电视上嘲讽时政人物，惟妙惟肖，优雅的刻薄大有英伦之风。尚未成为特首的曾荫权，坐在下面，脸上阴晴不定，手上使劲鼓掌。周立波看了说，其实我能做得更好。于是有了今年红遍上海滩、一票难求的“笑侃三十年”。
虽然段子参差不齐，但分头调侃布什和温家宝被扔鞋典故，立场褒贬不定，风格庄谐不分，脸上要笑不笑，首开了这个国家60年来小丑戏仿领袖之先河。其他瑕疵都不重要，周立波说，他的“海派清口”的特点，就是关注时事。制片人说，只要我们避开政治、宗教的敏感话题就没问题。这是古人的滑稽列传绝种多年后在上海的复燃。上海的正副市长，也效法曾荫权看“栋笃笑”去美琪大戏院听清口。周立波不是用上海话，而是用对现实的嘲讽，尝试将自己与当代所有笑星，区分开来。
小丑的任务就是在台上放屁，虽然放得还不够响。但这恰好也是中国滑稽列传和英美talk show的差异。“滑稽”的原意是指转壶吐酒，一泻而下，不中断，不梗阻。可以有两重解释，一是出口成章，应对自如；二是言论自由，不阉割，不屏蔽。所以针对滑稽这个词，也有两种口若悬河，一种是言论自由的产物，一种是言论不自由的帮凶。
上海学者李天纲说，赵本山可以不谈政治，周立波不能不谈政治。但就如齐国的淳于髡、楚国的优孟、慈禧跟前的刘赶三，谈政治要有小丑的聪明，先唾面自干，谁要和小丑较真，就不是一个民主问题，而是一个智商问题。我很小就看过刘赶三的故事。说他在台上演皇帝，瞥见光绪站在慈禧背后，就拖足腔调，指着光绪说：“我这个假皇帝还有座儿呢，你这个真皇帝啊，连个座儿都没有。”全场吓得大气不出，过了一万年，慈禧才慢悠悠地说，“给皇帝摆个座儿吧。”
自古只有滑稽演员，有这个特权。所以当了笑星不放屁，就如蹲着茅坑不拉屎，都极不仗义，因为直言批评风险实在更大。当年邓拓在《燕山夜话》中说，有次京城干旱，皇帝问为何郊区有雨都城无雨。一个叫申渐高的弄臣答曰，“雨怕抽税，不敢入城。”邓拓说，时代不同了，今天不需要拐弯抹角。说完，就进了牛棚。
周立波调侃上海的磁悬浮，说我们花了100亿，解决了30公里的交通难问题。随后就用招牌式的假严肃，夸奖政府眼光长远。周立波是个聪明的小丑。但这一路上，他还能走多远呢？若这时代称得上伟大，他的海派清口就有可能不像上海滑稽戏一样，“始于江湖，毁于庙堂”。
Talk show却是另一种传统，幽默之后依然直言，灵巧如蛇也锐利如刀，如旧约中先知的角色。和滑稽列传相比，是两种说话的极端。如大卫王害死了自己手下，娶了人家老婆。先知拿单来见他，先说一个故事：城里有一个富户、一个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羊，穷人除了一只小母羊羔，别无所有。有个客人来到富户家里，富户却舍不得杀自己的牛羊，去取了那穷人的羊羔，杀了给客人吃。大卫王听完大怒，说我指着神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于是先知一翻脸，指着君王的鼻子说，“这个人就是你。”
这就是先知和滑稽的区别。说到底，知识分子若不敢做先知，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小丑来赌一把？所以放下身段，欣赏周立波，笑侃30年的衣食住行，偶尔擦枪走火，放个响屁。你除了感恩，又能说什么？就如一家媒体说，人民已忘了先知是什么意思，人民需要周立波。
只是“清口”也有两种解释，一是清心、优雅，不自我贬低，二是自我阉割与审查。前者是剧场版，后者是删节版。当赵本山克隆出小沈阳后，周立波的走红，有望扭转当代小丑文化的方向，从嘲讽弱者转向嘲讽强者；从媚俗转向刺秦；从忽悠百姓转向针砭时弊；从央视的形式主义方言转向舞台的地方主义本位。
广大的民间，胜过周立波的大有人在。如西安作家狄马擅长搜罗未经删节的民歌，经他的陕西腔一唱，每每语惊四座。我爱狄马唱的一首情歌，这是自古以来不被庙堂污染的真正声音，幽默之中，有令人尊敬的价值观：
“六月的日头腊月的风，老祖宗留下个人爱人。天上的星星成对对，人人都有个干妹妹。”这是前两段，狄马说，意思是男女相爱，天赋人权。
“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忘了娘老子忘不了你。宁让皇上的江山乱，不要咱俩的关系断。”这是后两段。我说，意思是婚姻盟约，优先于一切垂直关系，也优先于国家大事。改革30年，开始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家庭复兴，现在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家庭衰败。可怜我们既缺乏聪明的小丑，更缺乏勇敢的先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