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模糊地想象出那是怎么回事。“哦……”
“如果边线色彩不匀，你马上就能发现。如果要清除录像带上几秒钟的镜头，要花好几个小时，就像处理商业广告那样。不过，要是你不这样做，那么差别一眼就能看出。”说罢，他啪的打了一个榧子。
“这么说，即使他们复制了录像带，他们也不可能作删改啦？”
“5个小时可是来不及的，”桑德斯说，“他们没那么多时间。”
“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事情发生的真实经过啰？”
“这毫无疑问。”桑德斯说，“不管怎样，你走后，我们会反复琢磨这些图像的。特里萨想再好好看看。我知道她会那样做的。我也如此。今天晚些时候你再来找我们。到时，我们会告诉你这里是否有什么蹊跷。不过，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他们没在我这里做什么手脚。”
29
当我把车驶进日落山乡间俱乐部的圆形停车场时，我看见康纳正站在俱乐部的高大水泥建筑前。他向站在身旁的三位日本高尔夫球伴鞠了一个躬，三位日本球伴也鞠躬回礼。随后，他跟他们一一握手，把球棒往汽车后座一扔，便钻进我的车里。
“你来迟了，后辈。”
“对不起。只迟了几分钟嘛。我在南加州大学那边耽搁了一会儿。”
“你一迟到，大家都受累。他们出于礼貌，觉得非在俱乐部门前等你不可。像他们那样地位的人站在那儿可不舒服。他们忙着哪。可他们又觉得那是他们的义务，不能离我而去。你搞得我好尴尬，而你却几乎无动于衷。”
“对不起，我没意识到。”
“那么你现在就好好思量一下，后辈。世上并非就你孤身一人。”
我把车挂上挡，驶离了俱乐部。我从汽车后视镜里看了看那几个日本人，他们正朝我们挥手告别，并没有流露出不快或者急着要走的神情。“你跟谁在打球？”
“青木是温哥华的东京海运公司老板，花田是伦敦三井银行的副董事长，安坂健一掌管着丰田公司设在东南亚吉隆坡至新加坡一带的所有工厂，他的大本营设在曼谷。”
“那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他们来度假，”康纳说，“到美国休个短假，打打高尔夫球。他们觉得，到一个像我们这样慢节奏的国家来轻松一下，不失为一件乐事。”
我驱车沿着弯曲的车道驶上日落大道，停车等候绿灯放行。“到哪儿去？”
“四季饭店。”
我把车向右拐去，直奔贝弗利山。“为什么这些人和你一起打高尔夫球？”
“哦，话得从头说起，”他说，“几年来，我这儿那儿给过他们一些好处。我并非什么大人物，可关系得保持。只要他们来这儿，就给他们去个电话，送件小礼品，或者打场球什么的。因为，你压根儿说不上，什么时候得用上这个关系网。关系就是信息源、安全阀和预警系统。这就是日本人看世界的方式。”
“那么是谁要打这场球的呢？”
“花田早已打算去打球，我只是加入而已。你知道，我的球技相当不错。”
“那你为什么要和他们打球？”
“因为我想更多地了解周六例会的情况。”康纳说。
我想起了周六例会。我们在新闻编辑室所看的录像中，坂村曾一把抓住谢里尔·奥斯汀说道：“你不明白，这全是关于周六例会的事儿。”
“他们告诉你了吗？”
康纳点点头。“显然，这个例会他们已保持了很长时间，”他说，“从1980年前后开始的。起初，会议在世纪广场饭店召开，后来移到谢拉顿饭店，最后改在比尔特摩饭店。”
康纳凝视着窗外。汽车在坑坑洼洼的日落大道上颠簸行驶。
“几年来，周六会议成了常规活动。那些偶然来城里的著名日本实业家们也会参加正在进行的会议，一起讨论如何对付美国或者美国的经济应当如何管理等议题。”
“是吗？”
“是的。”
“太可恶了！”
“为什么？”康纳问道。
“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怎么能让一群外国佬在这儿举行秘密会议，并决定应当如何治理我们的国家！”
“日本人可不这么看。”康纳说。
“我就知道他们不会这么看！我知道他们自认为有这种权利！”
康纳耸了耸肩。“事实上，他们正是这么认为的。日本人相信他们赢得了某种权利，可以决定——”
“天啊——”
“因为他们在我们的经济中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借给我们很多钱。彼得，还真不少呢。数千亿的美元！在这15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每周高达10亿美元。正是这每周10亿元，决定了他们必须采取某些行动。钞票源源不断地流向他们。他们并无特定用途需要如此之多的美元。他们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
“他们决定把钱回借给我们。我们的政府年复一年地背上了预算赤字。我们拿不出钱来实施自己的计划，于是日本人为我们的预算赤字提供资金，向我们投资。他们借给我们钱，当然，是以我们政府的某些保证为前提。华盛顿向日本人保证：我们将把自己的家理顺，我们要削减赤字，我们要改进教育，重建基础设施，必要时甚至要提高税收。总之，我们要清理我们的法案。因为只有这样，在美国投资才有意义。”
“唔——唔。”
“可是这些事我们一件也没有做。我们听任赤字恶化，我们宣布美元贬值。1985年，美元的身价贬低了一半。你知道这对日本在美国的投资产生了什么影响？它使日本人陷入窘境。日本在1984年进行的任何投资，现在只能得到以前的一半利润。”
关于此事，我还依稀记得一二。我说：“我认为我们那样做旨在减少贸易逆差，刺激出口。”
“这是我们的意图，但并未如愿以偿。我们对日本的贸易平衡益发恶化。通常说来，如果你的货币贬值一半，进口物品的费用就会翻一番。但是日本人对其氯乙烯合成橡胶和复印机大幅度削价，保持了他们的那块市场。记住，商场就是战场嘛。”
“我们的实际效果无非是使美国的土地和公司贬值，供日本人购买，因为日元如今双倍坚挺于往日。我们使得世界上那些最大的银行都变成了日本人的银行。我们把美国变成了一个穷国。”
“这与周六例会有什么关系呢？”
“噢，”康纳继续说道，“假如你有一个酒鬼叔叔，他说，如果你借钱给他，他就戒酒。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喝酒，而你又想把钱取回。你想竭力从这笔倒霉的投资中追回部分款项。再说，你知道，你叔叔既然是个酒鬼，就会醉酒伤人。你叔叔已经失去自制力啦，因而不得不采取措施。于是，全家人一起坐下来，商定对这个惹是生非的叔叔采取什么对策。这就是日本人决定要做的事。”
“唔——唔。”康纳肯定听出了我不以为然的情绪。
“喂，”他说，“你别以为这是在搞阴谋诡计。你想接管日本人吗？你想掌管他们的国家吗？当然不想。任何理智的国家都不会去接管另一个国家。做生意可以，拉关系可以，但不会是接管。没人想承担责任。没人想自找麻烦。就跟对付那醉鬼叔叔一样——迫不得已时才开开会而已。这是最后一着。”
“日本人就是这么看的吗？”
“日本人看到的是他们的成千上万亿的美元，后辈。这些钱投资在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里。这个国家里充满了古怪、自私的人：他们成天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地你争我斗，一刻不停地争吵；他们文化教养低下，对世界孤陋寡闻，只知道从电视里获取信息；他们干活不使劲儿，对暴力和吸毒听之任之，似乎对此并不深恶痛绝。日本人在这块古怪的土地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总想捞回可观的利润。尽管美国的经济江河日下——很快就会落在日本和欧洲之后，变成世界第三位——竭力稳住美国经济仍不失为一件要事。这就是日本人要做的一切。”
“是吗？”我问道，“如此说来，日本人是在做拯救美国的好事了？”
“我们需要有人这样做，”康纳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们自己能对付。”
“这是英国人常常讲的话，”他摇摇头，“可是现在英国人破落了，美国人也正在破落。”
“为什么会破落下来的？”我发问道，嗓门不知不觉提高了。
“日本人说这是因为美国变成了一个物质匮乏的国度。我们放弃了制造业。我们不再生产任何物品。你在制造产品时，你就是在赋予原料新的价值。从字面上讲，你就创造了财富。可是美国人不再做这事了。如今美国人挣钱是靠玩弄纸面上的东西，对此日本人说，他们肯定会赶上我们，因为纸面上的收益并不反映真正的财富。他们认为我们对华尔街和无用的债券的迷恋简直发了狂。”
“因此就该日本人管理我们？”
“他们认为该有人管理我们。他们倒情愿我们自己管理自己。”
“我的上帝。”
康纳在座位上挪了挪身子。“少来点义愤吧，后辈，因为据花田先生说，周六例会已于1991年休会了。”
“是吗？”
“是的。那是因为日本人决定不再为美国是否清理其法案而操心。他们看出了美国现状中的有利可图之处。美国在酣睡，一切出价低廉。”
“所以周六例会就不召开了？”
“偶尔也举行几次，是为了维护日美关系。如今两国的经济已紧紧地挂在一起，即使有一方想脱离另一方，也无能为力啦。不过，周六例会再也不是至关紧要的了，基本上成了一般性的社交聚会。所以，坂村对谢里尔·奥斯汀说的那些话并非如此，她的死亡与周六的例会也毫不相干。”
“那么与什么相干呢？”
“我的朋友们似乎认为这是个人原因。一种感情冲动导致的犯罪，牵涉一个漂亮疯狂的女人以及一个妒忌的男人。”
“你相信吗？”
“噢，问题是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3位商人都是这么看的。当然喽，日本人是不愿意在他们内部表示不同意见的，甚至在一个农业落后国的高尔夫球场上也是这样。不过我听说对外国人表示一致，可能包藏着各种各样的罪孽。”
“你认为他们是在撒谎吗？”
“也不尽是。”康纳摇摇头。“不过，我有一种印象，既然他们不说，也就是在告诉我某件事情。今天早晨打的是一场不愿袒露胸怀的球赛。我的朋友们不乐意直说嘛。”
康纳跟我聊着今天的这场高尔夫球。整个上午常常是长时间的沉默。4个人全都彬彬有礼、体谅对方、互相偶尔说上几句话，即使发表意见也都十分含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只是一声不吭地在场上走来走去。
“你不是去那儿搜集情报的吗？”我说道，“你怎么受得了？”
“哦，我一直在搜集情报。”可是当他解释时，又没说出个所以然来。从根本上说来，日本人之间有上千年的共同文化，使他们得以相互理解，因此他们用不着开口就能互相心领神会。在美国，父母和子女之间也有那种默契——做子女的，常常只要看到父母亲使一个眼色便能理解一切。但总的说来，美国人不依赖无言的交流，而日本人却相反。仿佛所有的日本人都属于同一家庭，都能进行无声的交流。对一个日本人来说，沉默也有其意义。
“这并不神秘，也不奇妙，”康纳说，“这多半是因为日本人被规矩和习俗死死地捆住了，到头来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出于礼貌，同时也为了要面子，其他人不得不去意会这个处境、这种内涵、体态的细微信号以及没有用语言来表述的情感。因为前者觉得，他实际上无法用语言表达任何事情，任何事情一经出口便粗鄙不堪。这样，就得用别的方式让别人领会你的意图。”
“你就是这么度过一个上午的吗？互相不吭声？”
康纳摇摇头。他觉得他同日本的高尔夫球伴们明确地交换了意见，压根儿没有受到沉默的困扰。
“因为我在请他们谈论其他日本人——他们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我的问题就必须提得十分巧妙，就像我在询问你妹妹是否关进了监狱或者任何会引起你痛苦或使你尴尬的问题时那样，我得细细推敲。我会留心你考虑多久才开始答复，留心你言谈中的间歇、你的声音语凋——所有这一切。远远超出了字面意义上的交流，对不对？”
“对。”
“这意味着要你凭直觉去感受。”
“那你的直觉是什么？”
“他们说：‘你过去帮过我们不少忙，我们铭刻在心，因此，现在总想帮你一把。不过这次谋杀与日本人有关，因而我们想说也没法说出口。你看我们欲言又止的样子，就可以知道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
“卖的什么药？”
“噢，”康纳说，“他们几次提及微电脑公司。”
“那个高技术公司？”
“对。就是那家正在拍卖的公司。那是硅谷的一家小公司，专门生产数控机械的。这场买卖牵涉到政治方面的问题。他们几次提及那些问题。”
“这么说这一谋杀案与微电脑公司有关喽？”
“我想是的。”他在座位上挪了挪身。“顺便问一声，关于录像带，南加州大学了解到了什么情况？”
“首先，那些录像带是复制品。”
康纳点点头。“我猜到了。”他说。
“你猜到了？”
“石仓先生绝不会把原始带给我们。日本人认为，除了他们之外，其余的人都是野蛮的人。他们确实就是这么认为的：野蛮人。卑鄙无耻、粗俗不堪、笨头笨脑的野蛮人。他们对此并不溢于言表，因为他们知道你对自己无缘成为日本人是无可奈何的。不过他们依旧是持这种态度。”
我点点头。桑德斯大致上也是这么说的。
“另一方面，”康纳说，“日本人虽然一帆风顺，但他们并不鲁莽。他们既诡计多端，又讲究务实。他们不打算给我们原始带是因为他们不想冒险。那么，你还了解到关于录像带的别的什么情况吗？”
“你为什么认为还有别的什么情况？”我反问道。
“当你看这些录像时，”他说，“我相信你会注意到一个重要细节的——”
恰在这时，我们的交谈被电话铃声打断了。
“康纳上尉，”一个兴致勃勃的声音从话筒里传了出来，“我是杰里·奥尔，正在日落山乡间俱乐部呢。你离开时没有将材料带走。”
“材料？”
“就是那份申请表，”奥尔说，“你必须把表填好，上尉。当然这仅仅是例行手续。考虑到你那些担保人的身份，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事不会遇到麻烦的。”
“我的担保人？”康纳说。
“是的，先生，”奥尔答道，“祝贺你！你知道，近来要加入日落山乡间俱乐部简直比登天还难。不过，花田先生的公司不久前已买下了一个团体会员名额，并决定把它置于你的名下。我得说，你的朋友们表示了一个十分友好的姿态。”
“是的，没错。”康纳皱着眉头说。
我看了看他。
“他们知道你喜欢在那儿打高尔夫球。”奥尔说，“不用说，你知道那些条件。花田将买下5年的会员资格，5年之后，会员资格将转到你的名下。这样，等你从俱乐部退休时，你就有权把名额卖出去。现在你是来这儿取表格，还是要我把表格送到你家里？”
康纳说：“奥尔先生，请告诉花田先生，我对他的慷慨大方表示衷心感谢。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不过，关于这件事，我一定再给你去电话。”
“那好，你只要告诉我表格往哪里送就行。”
“我会给你去电话的。”康纳说。
他揿下按钮，结束了通话，皱起眉头凝视着窗外。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一个名额值多少钱？”我问道。
“75万。也许100万。”
“你那些朋友的礼物真不赖。”我再次想起了格雷厄姆，以及他暗指康纳是日本人的工具时的那种神态。对此，现在似乎无须多疑了。
康纳摇摇头。“我真不懂。”
“有什么不懂的？”我说，“天哪，我的上尉！在我来看，再明白不过了。”
“不，我真不懂。”康纳说。
这时，电话又响了。不过这一次是我的电话。
“史密斯中尉吗？我是路易丝·格伯。我真高兴，终于跟你联系上了。”
我没有听清她的名字，随口问道：“你说什么？”
“明天是周六，我想知道你是否有时间去看一下房子。”
这时我才想起她是谁。一个月之前，我跟一位经纪人一起去看了房子。米歇尔慢慢长大了，我想让她搬出公寓，如果可能的话，给她搞个有后院的房子，但结果令人失望。尽管房地产业不景气，买一套最小的住宅也得花四五十万美金。靠我的薪水，住这样的房子根本不够格。
“这次情况很特殊，”她说，“所以我想到了你和你的小姑娘。那是坐落在帕尔默斯的一所小房子，面积很小，但位于角落上，带一个迷人的小后院。院里种着花，还有一块可爱的草坪。要价是30万。不过，我之所以想到你，是因为卖主愿意收回所有的字据，你买的时候也许还能降点价。你想去看看吗？”
“卖主是谁？”我问。
“我也说不上。这是个特殊情况。房子原为一位老太太所有。她现在已进了老人疗养所。她那住在托皮卡的儿子想把房子卖掉。可是他不想全部出手，而是让财源细水长流。房产还未正式清理列价。不过我知道卖主已动了这个念头。如果你明天能赶来，也许还能拿下来。那个后院可美啦。我都能想象你那小女孩在那儿会是什么模样。”
康纳看了我一眼。我说：“格伯小姐，我得进一步了解一下。比如卖主是谁，等等。”
她听上去大吃一惊。“哎呀，我还以为你会乐得蹦起来呢。像这样的情况可不是常有的。你难道不想去看看吗？”
康纳望着我，点了点头。他做个鬼脸，说了声可以。
“看来我得找你一下。”我说道。
“好吧，中尉，”她说道，听上去好不情愿，“来时请告诉一声。”
“我会的。”
我挂上了电话。
“到底怎么啦？”我说。因为这等于有人奉送给我们一大笔钱。一笔数目可观的钱。
康纳摇摇头：“我不知道。”
“这与微电脑公司有关吗？”
“我不知道。我曾认为这家公司是个小公司。这毫无意义。”他显得很不安。“这家公司究竟是个什么公司？”
“我想我知道该去问谁了。”我说。
30
“微电脑公司？”罗恩·莱文问道，点燃了一支长雪茄。“当然喽，我能告诉你有关这家公司的事。这是一段丑闻。”
我们坐在美国金融通讯网的新闻编辑室里，这是位于机场附近的一个电缆新闻操作室。透过罗恩办公室的窗子，我可以看到邻近的飞机库屋顶上白色的抛物面卫星接收器。罗恩吸了一口雪茄，朝我们咧嘴一笑。他在从事电视新闻工作之前，是《纽约时报》的金融记者。美国金融通讯网是为数甚少的几个电视操作室之一。这儿的电视播音员不是照本宣读新闻稿的，而是必须十分了解自己这一行的内情。罗恩就是这样的人物。
“微电脑公司是5年前由一些美国计算机商合伙创办的，”罗恩说道，“成立此公司旨在发展生产计算机芯片的下一代X光平版印刷机。微电脑公司开办之际，美国没有平版印刷机制造商——他们在80年代时就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日本人逐出了这一行业。微电脑公司发展了新技术，并一直在为美国公司生产机器，明白吗？”
“明白。”我说道。
“两年前，微电脑公司卖给了达利—希金斯公司——佐治亚州的一家公司。达利公司的其它业务每况愈下，因而决定出售微电脑公司来筹集现金。他们物色到赤井陶瓷公司这个买主，那是大阪的一家公司，他们已经在日本生产平版印刷机。赤井公司有的是现金，而且愿意出高价买下这家美国公司。然后，美国国会提出动议，要求停止出售这家公司。”
“为什么？”
“美国经济的衰退甚至已开始引起国会的不安。日本夺去了我们太多的基础工业，60年代的钢铁工业和船舶制造工业，70年代的电视工业和计算机芯片制造工业，80年代的机床工业。有朝一日，人们一觉醒来，会认识到这些工业对美国的防卫来说是生死攸关的。我们丧失了制造国家安全所必需的部件的能力，完全依赖日本提供这类产品。所以，国会开始担忧了。不过，我听说，不管怎么说，交易还是在进行。怎么啦？你们这些家伙与这桩买卖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康纳答道。
“真幸运，”罗恩说着，吸了一口雪茄，“如果你们参与一桩与日本人做的买卖，就好比发现了油矿一样。每一个人都会腰缠万贯。我想，你们两位可望得到厚礼喽。”
康纳点点头：“可不是。”
“我敢肯定，”罗恩说，“他们会为你们想得很周到，给你们买幢房子或者买辆车子，或者给你们低息贷款，反正是这一类的好处。”
我问：“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罗恩笑了起来。“他们为什么要吃寿司？这是他们的经营方式嘛。”
康纳说：“嗯，微电脑公司不就是桩小买卖吗？”
“是的，很小一笔买卖。公司的价值为1亿美元，赤井公司花了1.5亿美元来买它。除此之外，他们很可能另花了2000万美元去刺激目前与他们合作的官员，也许1000万用于合法支付，1000万用咨询费的名义撒在华盛顿的各个部门，还有1000万用来购买种种礼物打发像你们这号人。所以，总共花费算它两亿美元吧。”
“花两亿美元买个价值一亿美元的公司？为什么他们的支付超出公司的实际价值？”我问道。
“他们并没有多付钱，”罗恩说，“对他们来说，他们是在做一笔大买卖。”
“为什么？”
“这是因为，”罗恩说，“如果你拥有可以用来制造某种东西的机器，譬如说计算机芯片的机器吧，你就拥有了依靠这些机器才能运转的后几道程序的工业。微电脑公司使他们得以控制美国计算机工业。与通常一样，我们对此听之任之，就像我们丧失电视工业和机床工业一样。”
“电视工业发生什么情况啦？”我问。
罗恩看了一下表。“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电视机的主要制造商。像齐尼思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埃默森公司等27家美国公司在技术上远远领先于外国制造商。除日本之外，美国公司在全世界取得了成功。但他们无法钻进封闭的日本市场。他们得知，如果想在日本推销产品，他们必须同意日本公司可以使用其技术。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他们无可奈何地照办了，而此举意在拉住日本作为反对苏联的盟友。”
“现在看来，同意转让技术是个坏主意。这意味着日本可以把我们的技术据为己有，而我们却失去了日本这个出口市场。不消多久，日本着手制造价格低廉的黑白电视，出口到美国——而我们在日本却无法这样做，对不对？到1972年，美国市场上销售的黑白电视60%成了进口货。到1976年，黑白电视百分之百成了进口货。我们丧失了黑白电视机市场。美国不再制造黑白电视机了。这个行当从此从美国消失了。
“我们说，这无关紧要：我们的公司已经转向生产彩色电视机。然而日本政府提出了一项发展彩电工业的精密计划。日本又一次获得了美国技术转让，并在其予以保护的市场中对技术加以改进，反过来又洪水般地向我们输出产品。这些产品再次挤走了众多的美国公司。与原来的情况一模一样。截止1980年，仅有3家美国公司仍在生产彩色电视机。到了1987年，只剩下了齐尼思公司。”
“可是日本电视机物美价廉。”我说。
“日本货可能是更好些，”罗恩说，“然而它们价格便宜仅仅是因为他们的销售价低于成本，从而可以清除美国的竞争对手，这叫倾销。按美国的法律和国际法来看，那是非法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加以阻止呢？”
“问得好，尤其是因为倾销仅仅是日本人众多的非法销售术中的一种。日本人还统一售价：他们有一个称之为‘旬末恳谈会’的例会。经理们每隔10天在东京的饭店里聚会一次，确定商品在美国的售价。我们提出了抗议，但会议照常进行。他们串通一气做出安排来促进产品的批发销售。日本人向西尔斯等美国批发商支付了数百万美元的佣金。他们在关税上大肆舞弊。他们摧毁了美国的工业，使得美国工业无法与之竞争。
“当然喽，我们的公司提出了抗议，并提出诉讼，要求给予补偿——联邦法院中对日本的倾销、舞弊等垄断行为进行起诉的案子有数十件！倾销案通常在一年之内得到解决。但我们的政府不提供任何帮助，而日本人又是拖延的能手。他们用数百万美元收买美国院外活动集团中的说客们为他们辩护。等到12年后审判案子时，市场之战已经结束。当然，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公司根本不可能回击日本，甚至连一只脚都跨不进日本的大门。”
“你是说日本人非法接管了电视工业？”
罗恩耸了耸肩。“没有我们的帮助，他们根本不会成功，”他说，“我们的政府在纵容日本，他们把日本看做一个刚露头的弹丸小国，而美国的工业被认为是不需要政府帮助的。在美国，始终存在着厌恶商务的倾向，但我们的政府似乎从未意识到这一点。而在日本则不一样。当索尼公司开发移动电话时，我们没有说：‘多好的产品，现在，你得向通用电气公司发放技术许可，通过一家美国公司把它卖出去。’当他们寻找销路时，我们没有对他们说：‘噢，对不起，美国的商店都事先与美国的供应商签订了供货协议。你得通过这儿的一家美国公司进行销售。’如果他们寻求专利，我们没有说：‘申请专利需要8年，在这期间你们的申请必须公开，以便我们的公司能够了解你们发明了些什么，并可免费复制，这样，等我们给你们颁发专利证书时，我们的公司已经以自己的方式掌握了你们的技术。’”
“这些事我们一件也没有做，而日本人却全做了。他们的市场关闭，而我们的市场敞开。这不是一个公平的竞技场，事实上，甚至连竞技场都不是，而是一个单向的通道。”
“目前，这个国家出现了一种商业上的失败主义趋势。美国公司的资产是以黑白电视来估价的，日本公司的资产则是以彩色电视来估价的。美国政府不愿帮助我们的公司反击日本人的非法贸易行为。所以，当安派克斯公司发明了盒式录像机后，他们甚至没有去尝试正式投产，而是把技术转让给了日本，又另谋它业了。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美国公司并不搞研究。要是你自己的政府如此敌视你的努力，使得你无力把研究的成果投入市场，那么又何必要开发新技术呢？”
“不过，难道这不是因为美国的企业软弱无力、经营无方吗？”
“那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罗恩说，“正如日本人及其在美国的代言人所宣传的那样。不过，只要摆出几个例子，人们对日本人的穷凶极恶便可略见一斑。拿霍戴利公司一案来说吧。你知道这桩案子吗？霍戴利公司是一家机床公司，他们声称其专利和技术许可被日本公司侵权。联邦法院的一位法官派霍戴利公司的律师去日本搜集证据，但日本人却拒绝发给入境签证。”
“你在开玩笑？”
“他们在乎什么呢？”罗恩说，“他们知道我们决不会报复的。当霍戴利诉讼案提交给里根政府时，里根政府毫无反应。就这样，霍戴利公司退出了机床业。因为没有人顶得住产品的倾销，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要害所在。”
“如果他们进行倾销，难道不亏本吗？”
“短时间是亏本的。不过，你售出了数百万套后，你就能够改进你的生产线，降低生产成本。几年之后，你就真的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同时，你扫除了竞争对手，控制了市场。日本人以战略眼光考虑问题，他们放长线钓大鱼，着眼于50年后局势的展望。而美国公司却必须每个季度都有盈利，要不然总经理和高级职员就会流落街头。日本人压根儿不在乎短期利润。他们要的是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对他们来说，做生意就跟打仗一样。争夺地盘，扫除竞争对手，控制市场。这就是他们近30年来从不间断的工作。”
“所以，日本人倾销钢材、电视、家用电器、计算机芯片、机床——无人阻止他们。我们丧失了这些工业。日本公司和政府瞄准了某些特殊工业，而且屡屡得手。就这样，年复一年，一个行业接着一个行业落到他们手中。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坐在那儿侈谈自由贸易。除非同时提出公平贸易，否则，自由贸易是毫无意义的。日本人根本不相信有什么公平贸易。你知道，日本人喜爱里根是有原因的。在里根执政期间，他们生意兴隆，财源亨通。在自由贸易的名义下，里根着实把我们搞垮了。”
“为什么美国人不明白这一点呢？”我问道。
康纳哈哈大笑。“为什么他们吃汉堡包？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嘛，后辈。”
这时，一个女人在新闻编辑室那头叫道：“康纳在这儿吗？四季饭店有人打电话找你。”
康纳看了一下手表，便站起身来。“对不起。”他离开我们进了新闻编缉室。透过玻璃，我见他正对着话筒讲话，一边还做着记录。
“要知道，”罗恩说，“这种情况仍在继续。为什么日本照相机在纽约比在东京还便宜？他们绕过半个世界把货运来，还要支付大量关税和销售费用，结果价格却更加便宜？这怎么可能呢？日本游客在纽约购买自己国家的产品，是因为在纽约这些产品更加便宜。与此同时，美国产品在日本售价比在纽约高70%。美国政府为什么不采取强硬的态度？我不明白。其答案部分就在于此。”
他指了指办公室里的监视器。荧光屏上，一个仪表出众的男人正在慢慢移动的录音带上录音，声音很低。“你看见那家伙了吗？他叫大卫·罗林斯。他是斯坦福大学的商学教授，太平洋地区事务专家。他是个典型的——把声音开大些，好吗？他也许正在评论微电脑公司的事呢。”
我旋转监视器上的旋钮，听到罗林斯在说：“……认为美国的态度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毕竟日本公司为美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而美国却把就业机会移到了国外，剥夺了本国百姓的就业机会。日本人无法理解究竟我们在抱怨什么。”
罗恩叹了口气。“一派胡言。”他说道。
荧光屏上，罗林斯教授正在说：“我认为美国人对我们国家从国外投资者那儿得到的帮助毫不领情。”
罗恩大笑起来。“罗林斯是我们称之为‘菊花亲吻团’的成员之一，是为日本宣传架设线路的学究式专家。他们的确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他们需要前往日本工作的通道，如果他们的言论听上去有批评日本的味道，他们在日本建立的联系就会中断，去日本的大门就会随之关上。而在美国，日本人总是悄悄地在某些人耳边嘀咕，说什么冒犯日本的人不可信，或者说他们的见解‘过时了’，更有甚者，说他们是种族主义者。要不多久，这些学究就会逐渐失去讲演的机会和咨询工作的职务。他们知道这种后果已在他们那些越轨的同事身上发生，而他们不想重蹈覆辙。”
康纳又回到房间里。他问：“在出售微电脑公司的交易中有什么非法行为吗？”
“根据华府方面的决定来看，”罗恩说，“肯定里面有文章。赤井陶瓷公司已经拥有60%的美国市场，微电脑公司的出售将给赤井公司以实际上的垄断。如果赤井公司是家美国公司，我国政府就会以反垄断为理由而加以阻止。但由于赤井公司不是美国公司，因此这笔买卖不会受到仔细审查，到头来很可能会获准出售。”
“你是说日本公司能在美国进行垄断，而美国公司却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