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魉世界》)丁玲这次到北京，据她所回忆，是她计划逃离南京的一个步骤。在北京，她住在李达、王会悟家中。她在后来的回忆中，没有提到她在北京曾去看望过沈从文。
张兆和回忆她到过他们家中。
刘祖春这时已在北京大学念书，他说他第一次见到丁玲，就是1936年在沈从文的家中。他记得那是一个晚上，他去达子营胡同二十八号沈从文的家，他见到一个穿着黑色旗袍的女子，沈从文介绍说：这就是丁玲。(1990年5月29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这是沈从文和丁玲在1949年以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他们的再次见面，将是在13年后，那是一个他们的人生都将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
世事三十年(1)
中国新的历史开始了。
从1936年在北京的最后一次见面，到1949年丁玲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历史胜利而重返北京，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十几年风风雨雨，十几年各奔东西，沈从文和丁玲的生活，其变化，其差距，都会使对方惊奇。他们的情感，他们的观念，显然因为各自对人生道路选择的不同，而不可能再产生共鸣。
更何况当他们重新同在一个城市时，各自的命运反差竟会如此强烈。一个是历史凯旋者，一个是历史落伍者，甚或一度被视为历史的反动。
丁玲完全可以自豪地呼吸新生活的空气，可以高昂着头，带着胜利的微笑漫步在青年时代熟悉的胡同里。她和胡也频共同追求的理想，终于实现，她可以在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或者一个晚霞美丽的黄昏，走到当年和胡也频居住过的公寓，告慰英灵。新的时代开始，人们会时时怀念为这个时代而献身的人。
丁玲可以默默地告诉胡也频很多很多。的确，她经历了一段艰难却又兴奋的生活。在延安，在战争烽火中，她用笔参加了中国历史的创造，并且一直是解放区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尽管延安时期因为几篇文章曾受到过批评，但同未来的逆境相比，那只不过是过眼烟云。或者，在她看来，那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新的成就，新的荣耀会使她淡忘那几丝不愉快。
她的新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发表伊始，就被认为是她的创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据袁良骏编写的《丁玲生平年表》，丁玲在1949年7月重返北京城，这时她从莫斯科刚刚归来，在那里，她的这部新作已经被翻译成俄文，她为此撰写了俄译本前言。两年后，举世瞩目的斯大林文艺奖金，将第一次授予一个中国作家的作品。她，许许多多的中国文艺家，会把它作为殊荣。随后，这部作品，会被译成德、日、波、朝等12种文字。
带着胜利者的喜悦和荣耀，1949年7月，丁玲在北京参加了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在这次大会上，她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委、全国文协（全国作协前身）副主席。随后又当选为全国妇联常委、全国政协委员。1950年春天，她担任全国文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
丁玲真正成了在海内外声名显赫的人物，她是新的共和国文艺的一个公认的代表。
沈从文则截然不同，曾经在文坛耕耘多年成就卓著的他，因为一度卷入政治论争，因为他的轻率或固执、偏颇，此时正被左翼文化界作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反面人物而屡受批驳。当一个新的历史开始时，当昔日的朋友意气风发各领风骚时，他却陷入苦恼、恐慌的境地，他不知道自己该面临什么样的命运，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继续走下去。
左翼文化界对沈从文的批判，多年来或重或轻一直没有停止过。以前的论争大多局限于文艺观点的分歧，但1946年后，随着国共两党内战的爆发，因为沈从文发表一些被共产党人视为错误、反动的文章，对他的批评就自然而然变得愈加激烈。
沈从文并不像一般所讲，仅仅是一个性格淡泊、甘于寂寞、成日埋头于文学作品的创作之中的人。他也有一个不安分的灵魂，在文学之外，他时常也沉溺于对芸芸众生大千世界的思考。这种思考，总是深深地带有他特殊的对抽象人生的忧虑，并且由于个人色彩太浓而至于不合时宜。
他甚至太固执而又单纯，太看重他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来自湘西的“乡下人”的身份，他谈论政治，但未必深刻了解中国的政治，从人性角度谈论政治和社会，更容易引起误解而招致反驳。或者，他有些像唐·吉珂德，常常轻率地发表一些反映他的艺术家天性而不可避免招惹麻烦的意见，向许多风车挑战。30年代因他而发生的关于“京派海派”的争论、抗战时期“与抗战无关”的争论……左翼文化界与他积怨甚深，虽然只局限于文艺方面。
1946年之后，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
沈从文在1946年冬天，先后发表《〈文学周刊〉编者言》、《从现实学习》等文章，马上引起了左翼文化界对他的严厉批评。
在这些文章中，沈从文一方面继续坚持他的文艺观，强调作家就应该埋头于创作，用实绩来显示文学的伟大；另一方面，他对中国大地上进行的内战大发议论，随意评说。他认为，内战是“数十万同胞在国内各处的自相残杀”，作为一个文人，一个崇尚“知识和理性”的“乡下人”，他对战争双方都予以贬斥：国家既落在被一群富有童心的伟人玩火情形中，大烧小烧都在人意料中。历史上玩火者的结果，虽常常是烧死他人时也同时被焚烧了自己，可是目前的人凡有武力武器的都不会那么用古鉴今。所以烧到后来，很可能什么都会变成一堆灰。……因为在目前局势中，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情况中，凡用武力推销主义寄食于上层统治的人物，都说是为人民，事实上在朝在野却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在企图化干戈为玉帛调停声中，凡为此而奔走的各党各派，也都说是代表群众，仔细分析，却除了知道他们目前在奔走，将来即做国府委员，有几个人在近三十年，真正为群众做了些什么事？又曾经用他的工作，在社会上有以己见？在事实上，真正丰饶了人民的情感，提高了人民的觉醒，就还是国内几个有思想，有热情，有成就的作家。(《从现实学习》)沈从文的本意虽然是强调不能迷信武力能够治国平天下，但在复杂的历史现状中，他的书生之见，无疑会被视为“历史的反动”。他显然捅了一个马蜂窝！
世事三十年(2)
连他的朋友巴金，远在上海，也为在北京的他而担心。巴金责怪他不该对自己并不熟悉的政治问题发表见解。汪曾祺回忆，1947年他见到巴金时，巴金曾让他给沈从文带口信：埋头写小说吧！(1990年9月与作者的谈话)沈从文的文章1946年11月在《大公报》发表，第二年2月，林默涵就在《新华日报》上以杂文《“清高”和“寂寞”》予以批判。更集中激烈的批判，在1948年3月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上展开。这是中共领导的对当时国统区出现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思潮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批判沈从文的文章中，最著名的便是郭沫若的杂文《斥反动文艺》。这篇文章集中批判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三个“代表人物”。郭沫若在文章中对朱光潜、沈从文、萧乾作了犀利的批评，他用蓝、红、黄、白、黑几种色彩来勾画他们的政治面貌。其中“红”专指沈从文。郭沫若写到：什么是红？我在这儿只想说桃红色的红。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及某些“作家”自鸣得意的新式《金瓶梅》，尽管他们有着怎样的借口，说屈原的离骚咏美人香草，索罗门的雅歌也作女体的颂扬，但他们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斗争的情绪，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这些话见所作《一种新希望》，登在去年十月二十一日的《益世报》)这位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你看他的抱负多大，他不是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吗？
郭沫若把沈从文等划归到反人民的御用文人行列。
今天是人民革命势力与反人民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反人民的势力既动员了一切的御用文艺来全面“戡乱”，人民的势力当然有权利来斥责一切的御用文艺为反动。但我们也并不想不分轻重，不论主从，而给以全面的打击。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这一批“作家”。他们的文艺政策(伪装白色，利用黄色等包含在内)，文艺理论，文艺作品，我们是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的。
无情的批判。激烈的言词。一篇会影响他们三人后来命运遭际的文章。沈从文必然要尝到这个苦果。
就在丁玲以胜利者身份即将重返北京城的1949年春天，在北京西郊的北京大学校园里，沈从文正遇到历史的讽刺，政治的鞭挞。汪曾祺回忆：一天，北京大学贴出了一期壁报，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不知道这是地下党的授意，还是进步学生社团自己干的。……这篇壁报对先生的压力很大，沈先生由神经极度紧张，到患了类似迫害狂的病症(老是怀疑有人监视他，制造一些尖锐声音来刺激他)，直接的原因，就是这张大字壁报。(《沈从文转业之谜》)凌宇在《沈从文传》中也写到这一事实：“就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大学一部分进步学生，发起了对沈从文的激烈批判。一幅幅大标语从教学楼上挂了下来，上面赫然触目地写着：“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
沈从文的另一个学生马逢华的回忆可以证实，北京大学开始的对沈从文的批判，应是在解放军围城时期。除了抄写郭沫若的文章，还有其他批判性壁报。他写到：北平围城的后期，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已经半公开地在北京大学展开了活动。住在红楼的人，早晨起来开门，常会有一本小册子从门缝中掉下来，封面往往印的是老舍或周作人的什么作品，打开一看，里面不是《新民主主义论》，就是《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这个沉闷了好久的北大“民主墙”上那些壁报，忽然又热闹起来，并不知道为了什么，有几个壁报集中了火力向沈从文展开攻击。还有一份壁报把郭沫若从前在香港写的辱骂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人的文章，用大字照抄，有些壁报指责他作品的“落伍意识”，有些则痛骂他是一个没有“立场”
的“妓女作家”。(《怀念沈从文教授》，转引自台湾姜穆《“行伍”作家沈从文》)突如其来的这种阵势，沈从文害怕到了极点。一生中他经历过许多磨难，但眼前发生的情况却是他从未见识过的，他不知道他这片被卷起的枯叶，会飘向何处。
他显然更加恐惧在解放军进城之后，自己的未来更加难以预料。他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的信中这样说过：“北京傅作义都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城，三四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转引自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碎屑》)沈从文完全被多疑、恐慌所包围。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严重。楼适夷说，当时他和黄永玉都在香港，他知道沈从文害怕将来无路可走后，就要黄永玉写信告诉沈从文：共产党不会对他怎么样。(1990年5月18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然而，沈从文精神没有解脱，他逐渐出现汪曾祺所提到的精神失常现象。在家里，站在窗前，望着胡同里来往的人，他会紧张地说：“他们来抓我来了。”
世事三十年(3)
他的希望没有完全破灭。张兆和回忆，当时他们谈过，在共产党那里，有一些朋友和学生，他们寄希望于有人会帮他们说话。沈从文历来以非党非派自居，他批评过共产党，但也同样批评过国民党。虽然他与北大校长胡适关系密切，但没有离开北京到台湾去。
解放军进城了。丁玲进城了。
张兆和回忆，他们在得知丁玲回到北京的消息后，非常高兴，沈从文马上前去拜访，处在困境的沈从文，盼望着昔日的友人向他伸出热情的手。然而，这次重逢，却使他们感到失望。
沈从文第一次去看望丁玲，是由十二岁的二儿子虎雏陪同的。
虎雏记得是在1949年春天去看望丁玲，当时还穿着棉衣，因为打仗，学校没有开学，具体时间应是二三月之间。这就是说丁玲重返北京的时间不是1949年7月。
虎雏和父亲来到位于骑河楼的一个大院。铁门前，有解放军士兵在站岗。丁玲穿着灰布军装。在虎雏的印象中，丁玲不像他们预料的那样热情。她显得冷淡，说话没有老朋友的样子，像是礼节性地接待客人。(1990年11月16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虎雏写过他对这次父亲与丁玲重逢的印象：谁能负责呢？指望谁来解开他心上的结呢？我们都想到了一个人，她在大人的记忆里，在我们兄弟感觉到的印象里，是那样亲近，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同她商量、向她倾诉，只有她最了解爸爸，能够开导他。爸爸信任她，也在盼着见到这位老朋友。
终于，得到了丁玲的口信，原来这么近！
爸爸攥着我的手，一路沉默。我明白他的激动和期待。没几步，到了北池子一个铁门，穿棉军装的门岗亲切地指着二楼。暖融融的房间阳光充足，我看见爸爸绽开的笑脸，带一点迟滞病容……回来我一直纳闷，这相隔十二年的老友重逢，一点不像我想的。只如同被一位相识首长客气地接见，难道爸爸妈妈那些美好的回忆，都是幼稚的错觉？那暖融融大房间的冷漠气氛，印在我记忆里永远无法抹去。(《团聚》)这次见面之后，张兆和也和沈从文一起去看望过丁玲，张兆和说，本来她预料丁玲见到他们会感到兴奋的，因为自上次北京见面后她与丁玲已有十多年没见面了。张兆和特地带上当年看望幽居南京的丁玲时，为丁玲的儿子拍的照片。但她很失望，丁玲拿到照片，没有任何激动或高兴的表示，只是不在意地放在一旁。对他们的求助，也只是淡淡地敷衍几句。
沈从文不再寄希望于朋友能帮他摆脱困境。他只有独自品尝自己种下的苦果。1949年春末，在日渐严重的精神恍惚状态下，一天，他甚至选择了自杀，用小刀割破手臂上的血管。
被救活之后，沈从文仍然没有完全恢复理智，在病房里却认为是被关在监狱里。
他有许多困惑，他不理解他的朋友、学生在他需要帮助时，为什么不来看他。他对前来看他的马逢华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这个当过多年小兵的乡下人，就算是过去认识不清，落在队伍后面了吧！现在为什么连个归队的机会也没有？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过？共产党究竟要想怎样处置我？只要他们明白地告诉我，我一定遵命，死无怨言。为什么老是不明不白地让手下人对我冷嘲热讽、谩骂恫吓？共产党里面，也有不少我的朋友，比如丁玲；也有不少我的学生，比如何其芳，要他们来告诉我，共产党对我的意见也好呀！
——到现在都不让他们来。(转引自《“行伍”作家沈从文》)但陈明否认了丁玲没有去看沈从文的说法。陈明说当时他和丁玲曾一起去看过沈从文：“大概是在他自杀之前，丁玲和我约何其芳去看他。记得他们住在西单那边。是沈从文写信要丁玲去看他的，丁玲那时还不是作家协会的负责人。
“我们见到他神经很不正常，很紧张，说话也有点语无伦次。他说，今天早上我听到鸡叫，鸡鸣散，我的家就要散了。丁玲告诉他，共产党即使整再多的人，也不会整你的。
“在我看来，那时从公从私，丁玲和沈从文都没有芥蒂。政治上的因素，没有影响他们个人的友谊。”(1990年4月12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陈漱渝的文章《干涸的清泉》中则是说丁玲看望沈从文，是在沈从文自杀之后。
他写到，丁玲听说沈从文自杀的消息后，立即和陈明一道去看望。
为了使谈话更无拘束，还特约了一位“京派作家”何其芳。丁玲劝他不要疑神疑鬼，自恐自吓，要他把空洞的自大处和过分的自卑处统统抛掉，抛得越快越多越好。临行前，丁玲以二百万元相赠——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
老友的关怀和开导使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沈从文深受感动。1950年9月8日，他给丁玲写了一封三千余字的长信，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大陆解放后，他心中“生存全部失败感占了主位”，感到“什么都完了”。由于“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导致神经失常，“只觉得家庭破灭，生存了无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他“实在需要得到一点支持，才能够不再崩溃”。二、通过学习，检讨自己，“已深知个人由于用笔离群，生活离群转成个人幻态，涉于公，则多错误看法，近于病态而不健康，涉于私，即为致疯致辱因果”。三、他请求丁玲转告有关方面，希望能得到中共的谅解，安排他从事工艺美术研究，“为将来建设中的人民工艺美术的保存与发扬终生服务”；同时，希望丁玲劝他妻子留在他的身旁，因为他“目下还能活下去，从挫折中新生”，即因为有妻子和孩子。
世事三十年(4)
我不了解丁玲向有关方面传达沈从文请求的情况，只知道沈从文很快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陈列组工作。
陈漱渝还写到，到1952年，沈从文又曾致函丁玲，托她推荐自己的文章去发表，还向她借100万元。陈漱渝还认为，自1955年丁玲陷入逆境之后，自然无法再关照沈从文了。
张兆和与虎雏说他们当时、或者以后在家中从未见到过丁玲等人来访，如果在他们不在家的时候丁玲来过，那么作为家中的一件大事，其他人应该提到，但他们从不知晓。他们还否认向丁玲借钱的事情，认为根据他们当时的经济状况，不大可能去向别人借钱。他们说，解放后沈从文与丁玲两家的往来，主要是精神上的，不会是经济上的。沈从文希望的是精神上的安慰，而不是别的。至于沈从文希望丁玲帮忙联系安排到从事工艺美术研究一事，他们也认为不大可能，因为在1950年9月8日给丁玲写信之前，沈从文已经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了一年了。(1990年11月16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但是，沈从文此次写信时，正离开历史博物馆在革命大学学习。所以有可能向丁玲求助，以免重新分配时调离历史博物馆。
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依然维持着脆弱的联系。时光变迁，昔日的岁月不再重返，他们因为各自的志趣和选择而不会再产生友好的情意。在未来的生活里，他们将分别走自己的路。
康濯提到过一件往事：“解放以后，组织上派丁玲去看沈从文，动员他不要在历史博物馆。丁玲拉严文井一起去，谈了很深很久。沈从文说考虑后再定。后来沈从文写了一封信给丁玲，说他没法写，写不出来，还是搞历史研究。”(1989年12月15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严文井回忆，他记不得有康濯所说的这件事。他说，他早在30年代就认识了沈从文，所以去看沈从文，并不需要别人带着去。他分析，从1949年到丁玲开始跌入逆境的1955年，几乎每年文化界都有运动，这段时间，不可能想到让沈从文出来搞创作。1957年后沈从文参加了一些文艺界的活动，但那时丁玲已经被打成右派了，自顾不暇，怎么会去动员沈从文重新拿起笔呢？(1990年4月16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1955年，“肃反”的政治风云把一直处于顺境的丁玲，一下子推进了逆境。昔日的功劳、荣耀，顿时化为云烟散去。她不再是受人尊敬的革命作家，而是被定为“反党集团”的成员。1957年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又把她和冯雪峰并列，打成“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她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丈夫陈明也同遭厄运，都成了“右派分子”。
被自己所钟爱所为之奋斗的事业抛弃，丁玲是痛苦的，她纵然有对党对革命的真诚情感，纵然清醒地认为自己是蒙受冤屈，是党内宗派斗争的牺牲品，但她也不能一时间改变她的命运。她的作品，会一次次被人们拿出来批判，她的名字会久久地蒙上污垢弃之一旁，就如同沈从文曾经遭遇过的情形一样。她不再属于这个时代，她只能默默地坚守信念，在远离城市的北大荒劳动。
沈从文在经历过灵魂的洗涤之后，已经摆脱困惑，获得了对人生的重新认识。他自觉地泯灭了对文学的热情，转而迷恋古文物，在历史博物馆故宫的高墙大院里与沉寂的生命相伴，为祖国发掘文化遗产。
世事沧桑。两个人，从不同的路走到这个时代，又以各自的生活方式、生命寄托，继续走着他们的路。从表面形态而言，他们后来的生活已经相似，他们都被迫离开钟爱的事业，都被人遗忘，但他们内心的距离却依然遥远。现在，他们互相都不再需要对方的任何帮助，也永远不会如亲密朋友一样往来了。
陈漱渝说，丁玲在陷入逆境的20多年间，“生活相对安定的沈从文似乎也并没有在精神和物质上给沦为流囚的老友以些微的帮助”。其实，对于丁玲，即使她蒙受冤屈，她也不会将自己视为同沈从文一样的“天涯沦落人”。
林斤澜回忆他在60年代经历过的一件往事，那是在1960年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期间。林斤澜说这是反右之后中国文艺界遇到的一次短暂的“小阳春”，周恩来、陈毅等对文艺问题先后作了基调和缓的报告。这次文代会上，被打成右派放逐北大荒的丁玲，出人意外地受到邀请。回到北京参加会议。打成右派之后，她的中国作协理事一职仍然保留着。
会议期间，中国作协在东单总布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举行过一次作家联谊会，林斤澜在会场上同时看到了沈从文和丁玲。在这之前，林斤澜通过汪曾祺早已认识了沈从文，与丁玲则不熟悉。
林斤澜看到，仍然身处逆境的丁玲，在昔日熟悉的京城文学界人群中，显得孤单寂寞，无论她的同辈人或年轻人，似乎心里都罩着政治阴影，不敢或不愿意与她交谈。在他的印象里，只有老舍在休息时与丁玲寒暄过。好像为了避免节外生枝的麻烦，寒暄时老舍特地提高声调，询问丁玲的身体如何、北大荒的气候冷否。
林斤澜看到，对于老舍这样简单的问候，丁玲感到异样的兴奋，脸上溢出了笑容。这毕竟是珍贵的问候。
在会场上，沈从文无例外地同许多场合一样，悄悄地坐在一个角落。既没有发言，也没有与丁玲寒暄。但在联谊会结束后，在总布胡同附近的一个公共汽车站上，林斤澜却意外地见到了沈从文与丁玲见面的情景。
世事三十年(5)
散会之后，丁玲去车站等车，这时沈从文急急忙忙赶来。林斤澜不便站得太近，只是在一旁看着。他以一个小说家特有的细节和敏感，回忆他所看见的情景。
沈从文脸带笑容，在热情地谈着什么，一直看着丁玲，显然表露出一种关切。是询问北大荒的生活？是邀请丁玲前往家中一叙？(沈从文的家就在附近)……详情无法得知，但可以断定是沈从文关心着丁玲的近况。丁玲此刻没有丝毫老舍同她寒暄时的兴奋，始终板着面孔，而且不大愿意和沈从文交谈。眼睛不时望着别处。
后来，沈从文一个人离开车站，走回家去。
在沈从文与丁玲的交往中，这只是一个极小的细节，但似乎仍能反映出他们在当时那种情形下的某种心态。他们的谈话内容无法知晓，但从此时的具体环境来看，沈从文出于关心而询问一些情况的可能性极大。林斤澜揣测，沈从文的谈话至少有这样三个内容：询问丁玲的北大荒生活；邀请她到家中坐坐；打听好在北京的住处以便同夫人前去探望。
丁玲在沈从文面前表现出的冷漠态度，足以说明丁玲自觉到他们之间存在着矛盾，不管沈从文自己是否有同样的感觉。丁玲之所以这样，大概可以有这样的解释：她和沈从文的确有个人之间的纠葛，她不愿意再理睬沈从文。或者，尽管没有直接的个人矛盾，但在丁玲看来，她尽管被打成右派，但她和曾被认为是“反动文人”的沈从文还是有根本区别。对来自过去同志间的问候，她会感到兴奋，但对沈从文，则另当别论。她显然有着清醒的意识，不屑于同自己阵营之外的人表现出亲切，虽然她还在落难时。
这是两位昔日友人在特殊时代的一次重逢。但它只是一片落叶，没有生机，没有绿色的喜悦，仅仅点染出暮秋的萧瑟。
这是他们在中国发生更大历史动荡前的最后一次见面，在随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各自的命运会遭到不同折磨。沈从文被迫放下古代服饰研究工作，在湖北农村干校里劳动。丁玲受到的磨难则更为严重。自“文革”一开始，她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革命”的对象，1970年夫妇俩又被送进了北京的监狱。
受难的人们，不管他们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分歧，但对未来的愿望会是一样的，那就是磨难终会结束，祖国的春天会再一次温暖他们的心。
劫后重逢忽起波折(1)
悠长的等待，难耐的磨难，终于在1978年结束。
丁玲的“右派帽子”在这一年被摘去，这时，她和陈明还在山西长治农村的一个小村庄里接受劳动改造。几年北大荒，几年北京监狱，几年穷困山村，她的二十余年宝贵的时光，就这样在沉默中流逝得无影无踪。但生命的又一个春天，带给她创造新的未来的激情。1979年3月，她的《牛棚小品》公开发表，在文坛销声匿迹多年的名字，重又与世人见面。
沈从文继续开始他对古代文物的研究。他的工作，逐步引起人们的重视。多年来遭受的冷漠，也开始解冻，他的价值渐渐显露出光泽。但他依然顽固地坚守着他的堡垒，把文学摈弃门外。他早已经过了人生大的转折，尽管现在他可以坦然地如同所有作家一样重操旧业，可他生命之河已经流向另一个弯道，他迷恋业已与生命为伴的文物研究，在寂寞的事业里自有他的乐趣。
一场恶梦，一场浩劫，留给他们只有短暂的时光。人的生命，耀眼的光芒和灰暗的阴影，都已经在历史无情的流逝中成为过去，成为记忆中永远无法抹去也永远无法重温的幻影。
他们几乎与世纪同龄，当浩劫过去，纵然仍萌生青春一样的热情和希望，但时光匆匆，衰老毕竟无法抗拒。也许，他们愿意做出一两件雄心勃勃的壮举，但历史时钟旋转得如此之快，他们创造新的未来的热情，最终会转而成为对往事的凝眸沉思。当然，这沉思本身不会仅仅是怀旧性的，对未来它也能具有启迪。
老人往往会如此。虽然丁玲与沈从文在许多地方有着显著的差别，但历史留给她的也同样有欢乐与痛苦交织一起的体验。
近些年发生的一切，他们很难一一理出头绪。与他们有关的人和事的无规律的变迁，留给人们有着复杂的说不清是悲剧是喜剧是讽刺是幽默的意味。这些，只有让后人去梳理，去挖掘，去品味。
20年来，此起彼伏的政治、文化运动，他们各自熟悉的人，朋友或论敌，几乎无一幸免地在漩涡里沉浮。无论当年批判过沈从文的左翼文艺人士，或是1955年、1957年将丁玲置于逆境的文艺界领导人，他们同沈从文、丁玲一样，也受到过政治风云的无情冲击。或在五七干校里成为同沈从文相似的劳动者，或在监狱里与丁玲同时尝到铁窗的滋味。
如今，一切都成为过去，衰老已不可能使他们为未来而忧虑。他们都走过一段曲折的路，终于在1978年的冬日迎来一个难得的春天。不同遭遇的人，不同见解的人，相互矛盾重重的人，在那个春天，可以将灵魂赤裸裸地沐浴在阳光下，贪婪地呼吸自由清新的空气。恩恩怨怨，且让它烟消云散。
沈从文与丁玲，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在北京重逢。
张兆和回忆，他们与丁玲劫后的第一次见面是1979年在北京友谊宾馆的餐厅里。
大概是在春天。
陈明回忆当时重逢的情况：“1979年初，我们回到北京，是丁玲得到批准回京治病。当时我们住在文化部招待所。有一天晚上，我们到友谊宾馆吃饭，在餐厅里发现了沈从文夫妇。我们连忙去热情打招呼，许多年没有见了，大家都很兴奋。”(1990年4月12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张兆和说：“记得那时沈从文正在友谊宾馆修改《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或者是开一个有关的会。一天晚上吃饭时，一个人过来问在座的是不是有沈从文，丁玲同志想见见。我们一听非常意外地高兴，转身一看，丁玲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地方。我们高兴地谈了谈，打听了她的住处。后来，我们还特地去看过他们。
”(1989年10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这次重逢，虽然各自感到一些兴奋，但多年的距离，已使他们不可能再像几十年前那样密切。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要投入，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不会去回忆相互有关的往事了。这是一次平静的重逢。人的晚年，需要平静，一生风风雨雨，应该在一个开始稳定的时代，不再让任何风波冲击业已破损的人生风帆。
然而，波折突起，打破了重逢时的平静。两个老朋友多年前已经淡薄了的友谊，终于破裂，而且破裂得如此彻底，如此不可思议，留给人们如此深的遗憾。
这是在1980年的春天。
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沈从文便走出房门，在住地的院子里散步。这是北京东城的一个大杂院，居住着一批文化人。院子里很杂乱，但在天色黯淡时候，人们大多呆在家中，这院子便显得几分安静。每逢这个时候，沈从文就会独自一人，背着手，在树与树之间慢悠悠地踱来踱去，沉浸在对人生、对艺术的品味中。即使是在3月，北京还带着寒意的暮色里。
这些年来，他总是在寂寞中思索，在寂寞中消磨时光。对于他，寂寞是一种平静，也是一种幸福。
今天，他却没有往常的平静，他不能不为刚刚得知的事情而苦恼，且有一种悲哀之感。表侄、画家黄永玉给他送来一本《诗刊》1980年3月号，昔日挚友丁玲的文章，出人意外地把将近50年前的往事，以令沈从文不愉快的方式公开在人们面前。
在这期《诗刊》上，丁玲发表了纪念胡也频的文章《也频与革命》。从文章中，沈从文看到了丁玲对他将近50年前创作的《记丁玲》的严厉批评：四五个月前，有人送了《记丁玲》这样一本书给我，并且对这部书的内容提出许多疑问。最近我翻看了一下，原来这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是在1933年我被国民党绑架，社会上传说我死了之后，1933年写成、1934年在上海滩上印刷发售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编撰，……类似这样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十分自得于自己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是无法理解他的。这种人的面孔，内心，我们在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数千年的文学遗产中见过不少，是不足为奇的。
劫后重逢忽起波折(2)
沈从文不相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丁玲从未看过他这部当年轰动一时的作品，只是几个月前才第一次知道；他很纳闷，作为过去的朋友，丁玲为什么、又有什么必要在80年代的今天说出如此激烈的言语；他更疑惑，自己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方面，引起了丁玲的气愤。
施蜇存也不相信丁玲过去从未看过《记丁玲》。他说：“不过，我不相信丁玲到80年代才见到从文此书，她在南京时，肯定已见到了。早有人传言，丁玲对从文不满。”(1990年11月15日致本文作者信)陈明回忆丁玲看《记丁玲》的经过：“1979年丁玲回到北京，做过乳腺癌手术之后，住在友谊宾馆。那里的外国人很多，有些人来找丁玲，其中有一对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汉学家中岛夫妇。他们带着两本香港新出版的《记丁玲》，向丁玲提出一些他不解的问题。后来，他将这两本书送给了我们。这是丁玲第一次看到这本书。
“开始丁玲还没有心思翻阅，后来越看越生气，她认为有些东西是胡编乱造的。
有人建议她写文章辟谣，丁玲说，我在政治上背了许多黑锅也没有辟谣，沈从文说生活上的黑锅，我看就不必辟谣了。
“还有人建议丁玲写文章在海外发表，丁玲不同意。她还想到沈从文的年纪这么大了，怕他受不了，就算了。
“就在这段时间，丁玲陆陆续续在书上做眉批，她还曾对我说过：‘我最讨厌拿他的眼光和趣味看生活，还有他对左翼文艺的嘲笑。人家都死了，他还嘲笑。’“在写《也频与革命》前后，在山西大学任教的一个美国学者来访问丁玲，随同的还有翻译彭阜明和中文系的党总支书记。他们谈到了沈从文和斯诺夫人关于丁玲的叙述。丁玲说，斯诺夫人是好心，但她是外国人的趣味，而且当时她们的谈话是通过翻译，难免有不确切的地方。不过在革命这一点上，斯诺夫人和自己是一致的。”
正在这时，《诗刊》的编辑前来约稿。
当事人之一周良沛回忆：1980年，《诗刊》由大32开改为16开本。内容、版面都要有新貌。当时值班的负责人荻帆来约稿，我正在编《胡也频诗稿》，久未写诗，他就托我从编稿中选出几首诗来，再请丁玲同志写篇文章一起发。……不想，丁玲同志没有答应这件事，理由是，她不懂诗，写不了谈诗的文章。因为《诗刊》只是要篇纪念性的短文，既可以谈诗，也可以由作者选择任何角度写胡也频。这样商量了一阵，她也总算答应了下来。因为胡也频的忌辰是2月7日，《诗刊》就确定这组稿3月头见刊。
可是，该期的稿子有一半下厂了，而她的稿子还没动笔。于是，荻帆同志电话上催，也要我当面催一下。可是，她几次问我：“写什么呢？”看来，她还确实把这当件事在考虑。(《也谈所谓的丁、沈“文坛公案”》)另一个当事人邵燕祥说：向丁玲约稿时，我是随同三位主编即《诗刊》主编严辰、副主编邹荻帆、柯岩一起去的(当时我是编辑部主任)，约丁玲写一篇谈胡也频的文章，她答应了。当时在场的还有陈明和张凤珠。那是我惟一一次到木樨地丁家去。后来丁写成后可能是寄交严辰(因严辰、逯斐夫妇与丁玲关系较深，延安时同在“文抗”，胜利后在张家口逯斐与丁、陈明同写剧本《望乡台畔》，五五年逯又因丁案牵连受处分)。
稿子转到我手，由我编发。记得我和严辰、荻帆之间谈过此稿涉及沈从文，颇与我们介绍胡也频初衷相悖，但都无可奈何。(1990年3月4日致本文作者信)除了《也频与革命》之外，丁玲还在其他文章里和一些场合或多或少地对沈从文也作了批评。
在另一篇关于胡也频的文章中她写到：“他曾是一个金铺学徒，有劳动人民的气质。他不像有些绅士，或准绅士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把世界全看偏了，卖弄着说点有趣的话，把才能全表现在编纂故事上。甚至不惜造点小谣，以假乱真，或者张冠李戴，似是而非，哗众取宠。……他不是在革命高潮的时候涌上浪头，但却在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的时候，提着脑袋迎上去的，决不后退。难道这是盲目的吗？难道这应该被讽刺为简单无知吗？”(《胡也频》1980年10月)1983年4月18日，丁玲和刘宾雁访问巴黎，在接受采访时，丁玲谈到沈从文：他写的那本《记丁玲》全是谎言，是小说，着重在趣味性。不错，他曾陪我把孩子送回湖南，因为那时没别的人选，只有他陪着最安全。(转引自姜穆《沈从文的性格与婚姻》)面对丁玲尖锐批评、指责，沈从文感到惊讶。他不解，他困惑，继而气愤。熟悉他的朋友知道，他在许多时候是一个极为忠厚宽容的人，可是此刻，在丁玲的这件事情上，他却表现出很少有过的激烈。
他不解，这些年来，对丁玲的身心打击最厉害的并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些仍然活着的人。自己即使与她有过什么不快，但与政治折磨和冤屈相比，个人纠葛如何也是不值一提的，更不值得如此大动干戈。
这种烦恼和困惑折磨着沈从文本来平静如水的心境。
自从得知这篇文章的那个日子之后，尽管在许多人的面前，沈从文依然显得平静和从容，可是，在熟悉的亲友面前，他却无法掩饰他由此事引起的怨气。在当年7月写给老友、作家徐迟的信中，沈从文毫无保留地宣泄出他的怨气。他写到：当然还有“反面”的，也值得欣赏，即诗刊三月份上中国“最伟大女作家”骂我的文章，不仅出人意外，也为我料想不到。真像过去鲁迅所说“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狠得可怕！乍一看来，用心极深，措辞极险。但是略加分析，则使人发笑，特别是有人问及她这篇文章用意时，她支吾其词，答非所问，无从正面作出回答。她廿年来受的委屈，来自何方，难道自己不明明白白？嚷也不敢嚷一声，自有难言苦衷。却找我来出气，可见聪明过人处。主要是我无权无势，且明白我的性格，绝对不会和她争是非。自以为这一着够得上“聪明绝顶”，事实上，卅年代活着的熟人还多着，(即或过去和我不熟，也骂过我，但从近卅年种种印象，都会明白这文章用意的。)我对他们夫妇已够朋友了，在他们困难中，总算尽了我能尽的力，而当她十分得意那几年，却从不依赖她谋过一官半职。几乎所有老同行，旧同事，都在新社会日子过得十分热闹时，我却不声不响在博物馆不折不扣作了整十年“说明员”。所有书全烧尽了，也认为十分平常，并不妨碍我对新工作的信心，更不曾影响我对国家的热爱。在她因内部矛盾受排挤时，都是充满同情。到明白转过山西临汾时，还托熟人致意。可料想不到，为了恢复她的“天下第一”地位，却别出心裁，用老朋友来“开刀祭旗”，似乎以为如此一来，我就真正成了“市侩”，也就再无别的人提出不同意见。……除了此信之外，沈从文在给其他人的信中，以及相应的场合，他都私下表现出对丁玲的这篇文章的强烈不满。但是，他没有将自己的意见公开发表，像过去许多时候一样，对他人的批评或指责，他很少出面论争。聂绀弩回忆过一件往事。40年代，他看到一篇文章的观点和沈从文的差不多，就以为是沈从文所写，便写文章骂沈从文，后来才知道并不是沈从文的文章，聂绀弩这样说：“他这个人也有意思，你骂你的，他干他的，骂对了不做声，骂错了也不做声。”
劫后重逢忽起波折(3)
这次同样如此，除了在极小范围里宣泄他的不满之外，沈从文默默地忍受指责，明知许多读者会相信那篇文章而对《记丁玲》的作者产生误会。吴泰昌记述过当时经历的一件往事：1980年，一天上午，当时的《诗刊》编辑部主任邵燕祥来电话给我，我顺便谈起马上要去看沈老。燕祥说，正好，请你转告沈老，《诗刊》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她谈到沈老解放前写的《记丁玲》一书，不真实等等(至今我还不曾拜读过这篇文章)，他说，他们已听到一些反映，请我代他们作点解释。沈老有不同意见请写文章给《诗刊》。我见到沈老，就转告了燕祥的口信。我估计沈老和兆和已看过这篇文章了。沈老沉默不语神情严肃，严肃中带有几分压抑。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兆和在一旁连忙激动地说：“没有什么好说，没有什么好写。”在这压抑的氛围里，我坐了十分钟。到我自己也感到压抑时，我忘了礼貌，也忘了谈事先想请教的问题，突然起身开门离去。(吴泰昌：《紧含眼中的泪》)当时担任《诗刊》编辑部主任的邵燕祥证实了此事。他说自己为发表了丁玲的《也频与革命》而感到对不起沈从文。他说：“丁文发出后，我觉得没法向沈先生交代，每月我亲自给沈先生寄赠《诗刊》，那一期竟犹疑推迟了一段时间。后来正巧一次路遇吴泰昌，他说要去沈先生处，我便托他转致口讯，请沈先生谅解，并冒着胆子说沈先生不妨写点什么(我不敢保证沈先生如来稿能否发出，但我想有丁文在前，沈来辩诬当可争取发表)。”(1990年3月4日致本文作者信)就这样，沈从文没有写出文章为自己辩护。一年，两年，八年，一直到他1988年去世，在这件事情上他和丁玲的尖锐矛盾，从未公之于世，尽管丁玲在他之前的1985年就已逝世。
黄永玉在沈从文死后这样说过他的表叔：“一辈子善良得不近人情，即使蒙恩的男女对他反啮，倒是从不想到报复。这原因并非强大的自信，也不是没有还击的力量，只不过把聪明才智和光阴浪费在这上面，早就不是他的工作习惯。”(《这一些忧郁的碎屑》)彻底的破裂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他们之间。自沈从文看到丁玲的文章之后，他们的来往完全终止，只是偶尔在公众场合见上一面。到后来，沈从文说他是尽量回避丁玲，不同她出现在同一地方。
在一次接待南斯拉夫作家代表团的宴会上，他们相遇了。沈从文说，丁玲在会上特地来找过他，邀请他和她同桌吃饭。但是，沈从文躲开了。只是在宴会结束时，沈从文才和丁玲握手告别。之所以如此，沈从文说：“人家已经在《诗刊》上骂过我是‘市侩’‘胆小鬼’了，我怎么能跟一个骂过我的人同桌吃饭呢？但是面子上我还是照顾她了。”(转引自周健强《记沈老给我信的前后》)自这次宴会后，沈从文与丁玲不再相见了。有一次旅居海外的凌叔华来到北京，有关方面宴请招待。凌叔华提出请两位30年代的老朋友沈从文、丁玲作陪。沈从文得知有丁玲参加，就婉言谢绝。凌叔华后来只好单独前去拜访沈从文。
人们很遗憾，两位现代文学中的杰出人物，两位都来自湘西的作家和友人，在他们生命的暮年，却产生如此大的矛盾。他们各自的才华创作了辉煌的作品，他们把自己的人生脚印深深地留在中国的历史上，他们都属于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人们会不断地研究他们，从他们的作品以及人生历程中领悟生命的内容和意义。同样，他们晚年的这一风波，也会引起人们的极大疑惑和兴趣。他们用丰富的作品，也用丰富的生活，在人们面前铺开了一片又一片新奇的天地。
沧桑永无终结(1)
中国文坛两个重要的日子：1985年3月4日，丁玲逝世。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逝世。
两个生命消失了。快乐和痛苦，友谊和矛盾，等等，一切都随着生命的消失而化为云烟。
他们去世时，似乎都有一种超然于尘世的淡泊。接近他们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或强调逝世前的遗言、或强调葬礼的朴素无华，借此来渲染这种希望摆脱人世间烦恼的境界。
陈漱渝写到丁玲逝世前近乎于佛家的心态：这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弥留之际写下的最后一行字却是：你们大家高兴吧，我肯定能成佛。”直到神志不清时，她还清晰地一字一顿地对秘书说：“我早成佛了。”(《干涸的清泉》)张兆和这样说到逝世后的沈从文：“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静，看样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已尽了自己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转引自巴金《怀念从文》)特地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沈从文葬礼的李小林，向父亲巴金描述了葬礼的场面。
巴金用他朴质无华的语言记述下来：她告诉我她从未参加过这样感动人的告别仪式。她说没有达官贵人，告别的只是些亲朋好友。厅子里播放死者生前喜爱的乐曲。老人躺在那里，十分平静，仿佛在沉睡，周围几篮鲜花，几盆绿树。每个人手中拿一朵月季，走到老人跟前，行了礼，将花放在他身边。没有哭泣没有呼唤，也没有噪音惊醒他。人们就这样安静地跟他告别，他就这样坦然地远去。小林说不出这是一种什么规格的告别仪式，她只感觉到庄严和真诚。我说正是这样，他走得没有牵挂、没有遗憾，从容地消失在鲜花和绿树丛中。(《怀念从文》)80多年的人生旅途，多少奋斗的艰辛和喜悦，多少珍贵的记忆和遗产，多少生命的磨难和无谓浪费。在生命即将走到终点之际，荣耀、屈辱，等等一切，仿佛一下子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经历了太多的喧闹、波折，他们同许多老人一样，都需要在静谧之中告别这个世界。
他们去了。然而，因他们而开始的一切没有结束，他们之间的恩怨沧桑，留给后人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陈漱渝谈到人们议论“沈、丁公案”的事情时，说过这样的话：然而，幸而在莽莽红尘中的好事的人们却无法像已故者那样超然。由于立场、观点、情感的差异以及种种复杂错综的社会关系，他们不仅对于活人的是非功过争论不休，而且对于判断死者生前的恩怨也有着不疲倦的兴趣。(《干涸的清泉》)生活就是这样无情。名人的灵魂，永远不能摆脱尘世间的骚扰。他们编织了一个个人生故事，后人们就会根据各种情形或各种需要，以各种方式、从各种角度来一遍遍地叙述。如果，这些故事充满着谜，那么，人们就会试图一层层揭开谜底，哪怕永远也不会有谜底。
对于期望获得灵魂宁静的丁玲、沈从文，这是幸还是不幸？假如说他们生前真想达到一种超然，但又何必不在晚年保持对往事的宽容大度，特别是丁玲，又何必在沉寂20年后对一个并非敌手的昔日朋友大加贬斥？
他们超然与否，业已形成的一切，都不能不使后人将好奇但又并非无聊的目光注视他们的往事。人们谈论它，不仅仅着眼于名人的私生活的趣味，而是希望更准确更全面地理解他们。
其实，希望超然者，未必真能超然；希望宁静者，也未必真能获得宁静。
沈从文与丁玲晚年的矛盾波折，便在沈从文逝世之后不久开始为人们所提及，并且逐渐成为文坛一个引起人们兴趣的热点。随着各类文章的发表，沈、丁晚年之争的缘由，他们各自指责对方的详情，陆续公之于世。
1988年10月，凌宇的《沈从文传》出版，他第一次以较大篇幅集中叙述了沈丁的恩怨。根据自己的研究，他认为丁玲对沈从文的贬斥有很多偏颇。
1989年1月，徐迟在武汉《长江文艺》第一期上，公开了沈从文1980年写给他的信，使人们第一次得知沈从文对丁玲文章的态度。这封信很快经《新华文摘》转发，流传更广。
同年2月，邵燕祥在北京《散文世界》第二期上发表纪念沈从文的文章，其中也谈到有关丁玲文章的事情。他作为受过沈从文教诲的学生，将自己因为与发表这篇文章有关而感到的惭愧之情公开表露出来。
同年8月，《散文世界》第八期发表沈从文1982年1月致周健强的信，同时，周健强专门发表长文《记沈老给我信的前后》。周健强为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她将沈从文当年对她所讲述的与丁玲有关内容详细记录下来。
1990年4月21日，《文艺报》发表周良沛的文章《也谈所谓丁、沈“文坛公案”——与周健强先生商榷》，对周健强予以批评。同年10月，《人物》第五期发表陈漱渝的《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文中引用了丁玲在《记丁玲》上所作的一些批语。另外，在春天上海举行的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座谈会上，陈漱渝也曾在发言中谈到同一问题。
同年，李辉分别发表《与巴金谈沈从文》(《随笔》1990年第五期)、《湘西原本多侠气——沈从文的〈记胡也频〉与〈记丁玲〉》)，则是取与陈漱渝等人不同的见解。
一个个“好事者”， 不管情愿与否，相继闯入了文坛的纠纷。主人公业已作古，他们的故事却依然在研究者的笔下，在知情人的记忆中继续发展。
沧桑永无终结(2)
这是不会终结的恩怨沧桑。现在和未来的人们，如果他怀着浓厚的兴趣，那么，他就会再度将历史演绎，不管会有多少疑团或者因找不出结论而感到困惑。
人们无法作出定论，因为两个主人公在很多问题上的见解截然相反，对往事的回忆也常常各持一端。观点不同的“好事者”，也许因此而要无休止地争辩下去。
对丁玲为什么痛骂自己，沈从文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他对丁玲“举得不够高”
，二是他写出了丁玲所不喜欢的事情，即描写了她与冯达的同居。他在给徐迟的信中说：……方明白主要罪过是我不该提及对于现今还活在台湾一个人的“怀疑”，对于她也“举得不够高”。其实我当时既明白内中还有个“立三路线”复杂而秘密的问题，是某些人最担心到的问题，我还记得人十分亲切的提及立三立三，而后来却成为最大忌讳。这也是近几年才懂得点滴的。至于举得“不够高”事实上看来，我倒是把她举得过高，而由后来发展看，“降下”的却不应由我负责了，只宜由她本人行为负责。
陈漱渝则根据他认真阅读丁玲在书上所作的批语，认为丁玲对《记丁玲》的不满主要有四点原因：一，书中把丁玲跟胡也频的结合写成是出于单纯的肉欲，并用隐晦的笔触在丁玲的私生活上蒙上了一层桃色。比如说丁玲渴求的是“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受“肉体与情魔”一类影片影响，神往于英俊挺拔骑士风度的青年，然而胡也频却相貌平常，苦学生模样，“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青人的身体”。书中还虚构史实，说丁玲、王剑虹曾跟瞿秋白兄弟及施存统五人同住过一阵。这些描写使丁玲的人格蒙受了极大侮辱，名誉受到了长期伤害。
二，书中把胡也频写成是既无文学才能又无革命理智的人，“有的只是较才识三倍以上的热情”。事实上，胡也频早在跟丁玲结合之前就已经发表作品了，但书中却说胡也频的小说发表前常需丁玲修正，“必署丁玲的名，方能卖出”。对于胡也频的转变，沈从文认为“只是一种南方人单纯勇往的热情，并非出于理智的抉择”，是受了革命宣传的欺骗与迷惑。对烈士的这种歪曲，丁玲在感情上当然无法接受。
三，书中对左联及整个左翼文艺运动进行了否定、攻击和嘲笑。说什么左翼文学已经“过时”，是“博注上的冷门，无人关心过问”；甚至说成立左联反映的是“一二文人负隅固守的梦想，所谓左联文学运动也将转入空泛与公式情形中，毫无乐观希望可言”。丁玲对沈从文的这种态度最为反感，觉得这些文字除了表现出沈从文“对政治的无知，懦弱，市侩心理而外，没有别的”。
四，丁玲在眉批中指出多处失实，如把她父亲写成随意赠人马匹的傻子，把不爱说话的胡也频写成最喜欢在别人说话时插话，把外文程度根本达不到翻译要求的她跟胡也频写成准备着手翻译《茶花女》、《人心》和《父与子》，把鄙薄邵洵美的丁玲写成从邵先生那里借了一笔钱。书中援引胡也频从狱中写给沈从文的短简丁玲也认为是编造的，因为从内容到落款都有漏洞。(《关于左联的联想》)四条原因，究竟哪方面最为重要？究竟哪些文字刺痛丁玲的心，促使她写出贬斥沈从文的文章？是政治方面，还是个人恩怨方面？
沈从文批评左联和他对胡也频参加社会活动的态度，丁玲当年就完全清楚，不会是在几十年后才从书中得知。另外，在20多年的生活中，她蒙受冤屈，人们对她政治方面的指责、鞭挞的文章难以统计。劫后新生，完全可以对历史作深刻的反思，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驳50年代抛在她身上的各种论调。然而，她刚刚平反，第一篇批评性文章却是指向了沈从文——一个沉默多年的文人，一个旧时的朋友。难怪沈从文会感到气愤。
周良沛这样解释丁玲如此做的原因：她晚年，是把自己的政治节操放在一切之上的，这和她的倾向、信仰，以至于时代造就她很政治化的一面有关，也确实是对这几十年间有人老想从政治下手，把她置于死地，又为中央给她平反设置障碍的最敏感、最直接的情绪反映。于是，在她看到《记丁玲》中对她的理想、信仰和对左翼、普罗文学的诸多类似以上的那种评论时，其情绪，也就跟当时(知道)有人还从台报港刊上搜集她软禁南京时的材料作枪炮一样。(《也谈所谓的丁、沈“文坛公案”》)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完全说明症结所在。如果是为了洗刷政治污水，那就没有必要从《记丁玲》着手。从丁玲对沈从文的批评来看，沈从文的问题在于以市侩目光看待她和胡也频所热爱的左翼文艺事业。这就是说，沈从文真实描写了他们的革命工作，只是所持观点她不能赞同。除此之外，沈从文并没有写能够构成她的政治“罪名”的任何事情，相反，从丁玲所需要的角度，沈从文的不解和异议，恰恰可以增添她的光辉，成为反驳他人的重要历史资料。
那么，丁玲从政治方面批评沈从文，只能有另外的解释：她批评沈从文对左翼文艺的政治态度，是要向世人证明她鲜明的政治立场，表明她始终站在革命事业一边。这样，那些年对她的诬陷就不攻自破。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置信的原因，尽管只是推测。
沧桑永无终结(3)
其实，丁玲应该还有更内在更直接的原因，这就是她一再对人提到的对沈从文笔调趣味的不满。她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人，但她同时是一个女人，一个步入暮年的女人。女人，特别是到了这种年纪的女人，很难赞同将自己的私生活毫无掩饰地公开，更何况她认为有许多是“编造”的故事。
丁玲读《记丁玲》时对这些内容的反感，绝对更甚于其他方面。
严文井回忆，1980年他看到丁玲的文章之后，有一次去看丁玲，就对她说：“人家那么可怜，你何必再捎上一笔呢？”丁玲听后马上激动地说：“你可不知道，他写我们三个人睡一个被窝。”(1990年4月16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仔细读《记丁玲》，书中并没有写三人“同居共眠”的文字。早在30年代沈从文写《记胡也频》之前，文坛就有这样的传言，沈从文本人当时就斥之为谣言。丁玲对这样的说法深恶痛绝，并将罪责归于沈从文，显然是潜在心理的作用。
沈从文谈到他们三个人的生活时，历来采取“同住”的说法。
在写《记胡也频》时，沈从文就这样写过：在银闸一个公寓里，我们是住过同一公寓的，在景山东街一个住宅里，我们也住在同一公寓里，到后在汉园公寓，仍然又同住在那个公寓的楼上。
丁玲说她是第一次看到《记丁玲》，但《记胡也频》发表于1931年，她是早已看过，她当时并没有就“同住”的说法提出异议。所以，凌宇这样说：“同住”并非“同居”，二者的区别，在汉语的习惯用法里，应当是明确无误的。“同住”二字引起的一些海内外人士的疑问，大约是受了有关传闻的影响，企图从当事人那里寻找佐证的一种联想。沈从文用不着以有意的含糊来混淆视听，以损害丁玲的名誉，至少贬损别人的同时也脏污自己，即便对沈从文自己，也不是什么聪明之举。丁玲在“同住”二字上产生的未曾明言的惊讶，似乎同她直到80年代才读到《记丁玲》一书时的整体心境有关。其实，早在1931年，她就看过有着同样提法的《记胡也频》。由于时间过去了50年，她大约是早已忘却了。
在对严文井说“他写我们三个人睡一个被窝”时，丁玲对沈从文一定有着深深的误解。这误解如今永远只能是误解了。
丁玲对《记丁玲》的另外一个不满，是认为书中“全是谎言”。这显然是激愤之辞。沈从文当年创作这部作品时，说过它有时像小说，但“所记则多可征信”。
晚年他仍然认为是真实可信的。
如今，将书中叙述的一切一一加以证实，显然不可能了。就是对丁玲在该书上所做的批语一一作一论证也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沈从文和丁玲对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事情各持一端，后人又该确信谁是谁非？
譬如，沈从文写到胡也频“最喜欢在人说话中间说话”，丁玲则说胡也频“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在别人说话时，他常保持沉默”。
沈从文说当年写作《记胡也频》之前，曾写信征求过丁玲的意见，而且还引用了丁玲的回信内容。可是丁玲晚年则说“事先我根本不知道”。沈从文说这本书连载之后交出版社出版是丁玲在上海一手经办的(沈当时在北京)，丁玲则明确说“我未经手！”(以上均转引自陈漱渝《干涸的清泉》)一个个针锋相对的说法，只会困扰业已出现的和仍将出现的“好事者”。
但是，有些史料却会使人们觉得丁玲的指责难以令人信服。譬如她对沈从文对她父亲的描写的批评。沈从文关于丁的父亲有这样大段的描写：她的爸爸是个很有公子风度的人物，性格极好，洒脱大方，辛亥以前曾一度留学日本，按照当时风气，所学的自然是政治经济。回国后却似乎因为眼见到革命一来，由平民成为伟人的虽然不少，但由伟人地位而被别人把头割下的也很多很多。世乱方亟，不如坐以待时，这留学生因此就在安福家乡住下，并不作事。这人生平极其爱马，且极喜欢健壮的骏马，但驾驭辔纵之术并非所长，故把马买来时，就只为新的马匹，配上精美的鞍辔，派遣一个年轻的马夫，在前牵着，向城外官道上走去，自己则短装紧裹，手里拿了一条柔皮马鞭，在后边远远跟随，他的行为只在娱乐，行为中就有可爱的天真。把马牵到城外时，见有什么陌生人对于马匹加了些称赞的，他就同这个人来谈话，若这个人对于辔纵驰逐尚有些知识，他就请人上马试试。有时谈得十分投机，且见这个人对于这马匹十分称赏，他便提议把这马贬价出让。有时那骑马人决无能力购置一匹良驹，他便强迫把自己马匹赠给这个陌生的路人，以为事情皆极平常，毫不稀奇。
丁玲认为这些描写是夸大的、虚假的。她的批语是：夸大了，哪里有这样傻人。我父亲固然有些公子气，大方洒脱，但他的家境也不是随便可以强迫别人接受他的马匹的。(转引自陈漱渝《干涸的清泉》)沈从文是否任意虚构呢？
由袁良骏编写、丁玲、陈明审定的《丁玲生平年表》中，是这样概括介绍丁玲父亲的：“父名蒋浴岚，……是一个挥金如土的世家子弟，曾行医散药，造福乡里。”
沈从文的描写，显然与“挥金如土”相吻合。
姚蓬子也写过丁玲的父亲，同样是突出其洒脱挥霍的特点。他写到：在灯底下，她常常和我讲到她的家庭里的故事。她讲到父亲怎样爱讲究，爱漂亮，每天辫子梳得光光的，辫线自然也是最时兴的货色了。他的性格是最洒脱的，喜欢挥霍，不会管理家务，对于金钱从来不曾有过盘算和计较。有一次，他在外边看到别人骑着马儿过去，很羡慕他姿态，觉得非常的好看。于是出了重金，差人上外地去买回许多白马，每匹都给配上白缎子的绣花马鞍。时候正在春天，遍野都绿着嫩草。他邀请了许多邻居，各骑上马背，放到一片大草坪上去。但自己又是不会骑马的。只好背着一条光滑的长辫，站在草坪边，眼看白马的蹄子在绿草上奔驰着，心里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我们的朋友丁玲》)姚蓬子的文章写于1933年底，与沈从文写《记丁玲女士》几乎同时。他们一个在上海，一个在青岛，而且又是政见、文艺观点不同的人，不可能相互商量写作。
沧桑永无终结(4)
但他们的文字，除细节外，其情调，其情节，却出奇地相似。他们都曾是丁玲的朋友，各自的故事来源显然出自丁玲本人。
丁玲读沈从文的作品时，距他的写作时间、距他们交往的时间已经遥远，恐怕她很难断定自己早年对沈从文、对姚蓬子没有讲述过类似的故事。姚蓬子便说过“丁玲是很会讲故事的”。更何况沈从文的描述符合她晚年对父亲所下的定语。
无法理清一切纠葛，无法将历史还其本来面目。纵然沈从文、丁玲都在世，他们也难以做到。
河水每天都在流动，时间每时都不同于从前，阳光每天都闪烁不同的光芒。对于往事，即使每个人的记忆是准确的，也会因为情景的变幻，意识的变迁，而得出相反的结论。
生活就是这样，因其复杂才显得多姿多彩。人，也因其复杂，才引发出无尽的话题。
沈从文、丁玲，各自的文学成就和曲折的人生道路，本身就是独立的高峰，有各自的风景。他们即使从不相识，他们即使没有恩怨沧桑，他们的过去也可以作为独立的存在而丝毫不减其耀眼的风采。
但是，历史既然安排他们相识在北京，相识在他们开创未来文学生活的起端，他们的恩怨沧桑，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性格的复杂，反映这一代人的心境历程。
他们的人生是一部大的交响乐，相互的恩怨自然是密不可分的乐章，哪怕它最后发出不和谐的音。惟其不和谐，更显其重要。惟其重要，才诱惑人们去聆听，去欣赏，于欣赏之中，更深切地了解他们，感悟各自的性格。
他们的恩怨已成过去，但他们的恩怨沧桑却是他们写出的另一本作品，它属于未来。人们会像阅读他们其他的作品一样，时时翻开它，寻觅旧的痕迹，作出新的解释，获得新的领悟。
说不尽的沈从文，说不尽的丁玲，说不尽的恩怨沧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