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信简直写不下去，小家伙古怪得很，只麻烦我，其实他早就应当来麻烦姆妈了！……崇 轩敬禀
(《记丁玲女士》)在陆续寄出类似的信之后，丁母仍然屡屡来信催女儿女婿带外孙回来。这时，丁玲带着孩子在上海也极不方便，最后她和沈从文商量，决定回家。
丁玲决定把孩子送回常德，沈从文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她不愿意孩子为胡也频家中接走。
胡也频的父亲知道胡也频遇难的消息后，曾千里迢迢从福建赶到上海。他打听到沈从文的地址，便找到了他，希望能通过沈从文去见丁玲。沈从文把这消息转告了丁玲：丁玲明白这是为什么来的，虽一月以来成天只在打算把这小孩子交给一个什么地方去抚育教养，但却不预备把他交给家中人。她知道若果小孩子送回福建，将来就不容易见面，且小孩子的教育，将来也难过问。但如果抱了小孩子去见那老年人，那时若说及这件事，或一被挟持，小孩子就会被他们拿走。
(《记丁玲女士》)丁玲一个人去见了胡也频的父亲。她告诉他，孩子不能带回福建。他同意了，但提出离开上海之前，能与孩子见上一面。然而，还不等这个愿望实现，福建就来了电报，说胡也频的母亲病重，胡父不等见到孙子就只得匆匆离去，也带去了深深的遗憾。
现在，她和孩子要离开上海了，家乡的亲人，家乡的气息，等待着她。
此时的长江一带正是战事频繁的时候，丁玲孤儿寡母千里奔波非常艰难，且时时有生命危险。沈从文不放心让她去冒这种险，他放弃自己的创作，决定陪伴她，护送她和儿子回家乡。为了一路上通行的方便，他们以“夫妻”的名义走上了返回故里的旅程。
姚蓬子证实了他们一同回湖南的事：“决定由沈从文作伴，将小频送回外婆那里去，藉口也频被繁忙的事务牵住身子，不能片刻离开上海。”(《我们的朋友丁玲》)沈从文许多作品总是给人以淡泊静远的印象，熟悉他的人，也常常看到他的性格中的平和。但是，自胡也频被捕以来，他的性格中的另一侧面便充分得以显示。
营救、探监，乃至此时决定护送母子千里远行，他似乎已变成了另一个人，那个与湘西古朴民风、与军人世家的特点更为吻合的人。能够使他这样的，只能是与胡、丁的友情，以及他做人的良知、热诚。而丁玲，此时也是以她真诚的友情接受沈从文伸出的援助的手。她需要他的帮助，同时，她也充分相信他，依靠他。
这是后来谁也不会否认、不会淡忘的友谊。丁玲80年代指责沈从文所写的《记丁玲》时，也仍然提到沈从文当年的侠义之举。
丁玲谈到这次远行：一九三一年二月，胡也频死难后，我先住在李达家里，后来搬到沈从文兄妹的宿处。四月初，向《东方杂志》郑振铎先生借了二百元钱做路费，由沈从文先生陪我回到了湖南。(《魍魉世界》)关于回家路费，沈从文的记述有所不同。他说：“那时她恰好得徐志摩先生为向中华书局卖了一本书，得了一点钱，又从邵洵美先生借了一笔钱，我又从朋友王际真先生处得到了一笔钱，因此商量着，为图一劳永逸计，不如就冒一次大险，两人把小孩子送回家乡……。”(《记丁玲》)沈从文的说法比较可信。但书稿通过徐志摩不是卖给中华书局，而应是新月书店。新月书店在1931年5月出版了丁玲的短篇小说集《一个人的诞生》，书中收入丁玲和胡也频的作品各两篇，但因为胡也频不能公开，便只署上丁玲的名字。
丁玲为这本书写的序，也证明了沈从文的说法，并且说是他帮助与新月书店联系的。在序中她说：原来《一九三○年春上海》在计划中一共是五篇，愿意集在一起，讲好归春秋书店出版，除《小说月报》已登载的二篇，和未曾登载的一篇，还有一篇未完，一篇刚开始，但是事变仓猝的看来，没有思虑的余地，便火剌剌地将手边所有的一些稿子凑拢来请从文卖给新月了，便成了这样的一部书。(《作者记》)丁玲和沈从文大约是在1931年4月左右踏上回乡之路的。离开上海之前，为了不让丁母见到没有胡也频同归而起疑心，沈从文和丁玲又以胡也频的名义写出七封信，交给沈的妹妹。嘱咐她在他们离开后，陆续寄给丁母。同时，还拟好三封电报，让按照秩序拍发。第一封电告动身时间，第二封祝贺到家快乐，第三封催丁玲回上海。他们所设计的一切，都是为了造成胡也频仍在人间的假象。
千里旅途是艰辛的。一路上，沈从文帮助丁玲照料孩子。他们走的路线是由上海坐船到汉口，再从汉口经洞庭湖到常德，差不多用了10天时间。
路途上的困难，两人都不曾作过叙述。但仅仅在船靠常德之后，他们就遇到多次士兵的搜查，整个旅行就可以想象了。沈从文下面写到的情况，在出书时把后面几句删除了：从离船到进城，总计不到一百步远近，便受当地驻防兵士施行过六次严密的检查，先还以为他们防匪防共那么办事认真，后来知道他们注意的，还只是烟土同吗啡，以及私行贩运的军械。(《记丁玲女士》)回到丁玲家中，他们编造的谎言果然使丁母相信了。他们在常德住了三天。为了让母亲高兴，丁玲强忍痛苦，极力装着快乐的样子，做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子。
风雨故乡行(3)
她像一个中学生一样把头发分开，穿上母亲喜欢的衣服。她还要沈从文吃饭时，尽量和母亲喝酒，有时甚至还故意发发小脾气，引得母亲的欢心。
三天间，沈从文一直担心丁玲会当着母亲的面，失去感情的控制，而暴露实情。
但丁玲自始至终表现得如在上海朋友面前一样镇静。当离开家乡后，她才告诉沈从文，她一直想哭，但不敢哭出声，每天晚上都是用齿咬着被角哭。
按照他们事先的计划，提前写好的信和电报相继到了常德，这些信以胡也频的口气说，“姆妈，莫太自私，把女儿留下！快放冰之来上海，同我见见面，我们一别必需三两年方能见面，我走后，她回来陪姆妈的日子长！你再不放她出来，我真的不高兴了！”
丁玲的母亲相信了他们所说的一切，他们只在常德住了三天就启程回沪，把孩子留在丁母处。对于沈从文或丁玲，都可以把这次称作既短暂又漫长的旅行。两人都以各自的举动，闪现出他们灵魂或感情的光彩处。
“我们一切的安排，就正是不让那老年人知道那一家人所遭遇的真实的不幸！”
沈从文的这句话，可以说包含了他对胡也频遇害的态度，也包含着他对丁玲的友情。在晚年，如果他回忆起这次特殊的旅行，应该还会有苦涩和温馨混合一起的滋味。
回沪途中，他们在武昌停留了数日。由沈从文带着丁玲去武汉大学探访了在那里任教的陈西滢、凌叔华夫妇。
凌叔华回忆，他们来去匆匆，只在她家住了一天。她和丈夫曾陪他们在东湖浏览一番，第二天他们就上船了。她的印象中，丁玲的样子很憔悴，情绪也不高。在谈话中，大家都避免谈论令她不畅快的事情。沈从文则顺便打听了继续任教的可能性，结果自然失望。(1989年12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回到上海，本来沈从文曾答应去南京办一个刊物，想把它办成一个在精神方面具有独立性的刊物。但丁玲反对他这么做，认为他去南京不啻“与虎谋皮”。沈从文听从了丁玲的意见，放弃了原来的计划。
正在经济上开始遇到困难时，沈从文收到徐志摩来自北京的信。
自1925年以来，徐志摩成了沈从文的文学知音和支持者，是他最早在报刊上撰文高度评价沈从文的才气。随后几年间，除了《小说月报》外，《新月》以及新月书店，是沈从文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同时，因为沈从文的缘故，胡也频和丁玲的作品，也在《新月》或新月书店发表、出版。
徐志摩这次来信是邀请沈从文到北京。他在信中说：北京不是使人饿死的地方，若在上海已感到厌倦，尽管来北京好了。北京各处机关各个位置虽仿佛皆填满了人，地面也好像全是人，但你一来，就会有一个空处让你站。你那么一个人吃得几两米？难道谁还担心到你一来北京米就会涨价？(《记丁玲女士》)沈从文听从了徐志摩的建议，于5月中旬离开生活三年的上海，又回到了北京，丁玲则留在上海，仍和沈从文的妹妹住在一起。她以一种崭新的精神状态投入了胡也频未竟的事业。
沈从文走了。上海留在他的身后，他和胡也频、丁玲最美好的友情也留在他的身后。
情涌笔端记也频(1)
沈从文到北京后，仍然关心着丁玲的现状。他走后，丁玲仍然和她的九妹住在一起。从丁玲和九妹的信中，从报刊上，他知道一些关于她参加政治活动的消息。
这时，沈从文正继续着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时开始的对张兆和的追求。在一封情书中，沈从文提到了丁玲最近在中国公学的一次演讲：听说到过你们学校演讲，不知说了些什么话，我是同她顶熟的一个人，我想她一定同我初次上台差不多，除了红脸不会有更好的印象留给学生。(《新费邮存底》)丁玲的这次演讲，是在1931年5月28日，她和当时左联另一位作家韩侍桁，应中国公学青白文艺社邀请前来，6月8日出版的《文艺新闻》第13期，发表了记者罗菲关于丁玲演讲的记录稿，沈从文可能就是从这里得知的。
丁玲演讲的题目是《死人的意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她谈到了胡也频的死，谈到她对他的死、对小报关于她的谣言的态度。
死的原不只是一个好朋友；不过一个人与丁玲生活很接近，而大家只为是这一个人，而发生趣味；同时也以为一个人的死，只关系一个人，小报的造谣，说是无别人来追随死者的志趣；假如是同情这一个或许宝贵！但他们的态度可以找一点证据；大概他们以为哭，或比哭更无聊些。有人说：死去了一个朋友，仿佛丁玲应该努力；也有人对我有善意的勉励。但死人的意志，只在一个人身上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
丁玲四处演讲，曾使沈从文为之担忧。他不主张她这样做，甚至认为，她的演讲的激烈，将来有可能累及邀请她的学生们。同时，他觉得丁玲的习惯并不适宜演讲，“她喜欢的是二三知己毫无拘束的谈天。一切应对皆浸透了亲昵与坦白，且许可随随便便的，继续不一的谈下去。”尽管如此，他依然认为，人们可以越过她所不擅长的演讲形式的樊篱，从中看到丁玲富于感情的气质，从那些表达得并不流畅并不动人的话语里，体会到她所蕴藏的一颗“对于人类博宽容忍与爱好的心”。
沈从文是在1931年5月中旬来到北京的，月底便收到了丁玲的来信。她谈到自己对创作困惑，谈到在上海的活动以及下一步的打算。这封信，沈从文引录在《记丁玲女士》一文中。不能断定这信，包括其他引录的丁玲的信，都是原件，但至少在内容上是可信的。
丁玲在5月底的这封信中写到：……都说我可以同白薇一样，不妨教一点书。我明白这种事情在某种人来说算不得坏打算，但我却太不行了。我不教书！倘若我当真还应当放下这枝笔，转到一分新的生活里面去，对于我相宜的，恐怕不是过大学去教人，还是到下层社会里去得点教训。
我这些日子东奔西走，忙于演讲，来听讲的照例总那么多人，话说完时还得被年轻大学生围着，询问这样那样。他们皆那么年青诚实，和谦虚。可是人却非常感到疲倦了，尤其是当我从台上走下来，离开那些大学生时，说不出的一种空虚压在心上。“这样年青人能从我这方面得到些什么呢？我又能给他们些什么呢？”
我不高兴！我觉得演讲已够无聊了。
“想象我这样的性格，真是使自己难过的性格。从明天起打算多写些文章，没有人印，没有人看，也得写，我最相宜的工作，还是不放松这枝笔！社会是那么宽泛的，需要各样的人在各样各式的工作中，极诚实的干下去。勇敢的死需要人，坚忍的活下去更要人，我们只能尽我们的力，报酬再少，环境再坏，也必需支持下去！
…… ……不管环境如何艰难，沈从文和丁玲，都以各自的方式，开始新的生活。
刚到北京，沈从文住在燕京大学的达园。在这里，他结识了年轻的萧乾，正是萧乾使他写出了《记胡也频》，由他第一次把他和胡、丁的友谊见诸文字，并成为他的众多作品中独具特色的一部人物素描。
他是在杨振声的家中认识萧乾的。年轻的萧乾此时正在辅仁大学英文系本科学习，在此之前，他曾在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读书时认识了老师杨振声，从这位老师这里，他得到了对一些当代作家的理解。在通过杨振声介绍认识的作家中，也许可以说沈从文是对萧乾后来的人生道路最有影响的一个。他们之间的友谊以及晚年的矛盾，同样是既充满美好最终又令人遗憾的事情。
他们的结识，应该是在1931年六七月间。这时萧乾刚刚与一位美国青年安澜合作，创办英文周刊《中国简报》。这个刊物由安澜出资创办，主要是将中国发生的政治文化动态，介绍给在中国的外国人，萧乾主要负责文学部分。在发表关于沈从文的介绍之前，他已陆续介绍了郭沫若、鲁迅、闻一多、郁达夫。
在7月29日出版的第8期《中国简报》上，发表了萧乾写的沈从文的专访，同时刊有由萧乾翻译的沈从文的作品《一个蠢人的日记》、《阿丽丝中国游记》片段。
通栏标题是《今日中国一个伟大的幽默家》。
与这一期同时，编者发行了一份单页中文宣传广告，谈到以后的设想。在以后的刊物上，将继续介绍一批中国作家，其中就有丁玲和胡也频。萧乾写到：每期介绍作家一人，述其身世、性格、风格，并选其短篇代表作。……待介绍者有志摩、沫若、光慈、叶绍钧、张资平、周作人、冰心、丁玲、胡适、冰莹、苏曼殊、胡也频诸作家。
情涌笔端记也频(2)
萧乾的这一设想并没有成为现实，《中国简报》在第8期之后，因为亏本而停刊。
尽管如此，他的设想却促使沈从文写出了《记胡也频》。沈从文在《记胡也频》和《记丁玲》中，都提到了萧乾约他写文章纪念和介绍胡也频的事情：我还在北京住下时，有个在辅仁大学念书的小朋友，同一个很爱重中国的年青美国人，为了他们所办的英文简报，平时即专以介绍点中国文学作品以及关于文学消息为目的。海军学生等失踪，中国人在麻木中忽视过去了，他们却觉得是一件不能过分忽视的事情，想为几个在中国混乱情形中死去的作家，特别出一期专号，要我为他们用中文写点关于海军学生的一切，以便翻译成为英文。我答应了他们这种委托，因此写成了《记胡也频》那篇文章。(《记丁玲女士》)沈从文在答应萧乾的请求之后，曾写信给丁玲，征求她对写作的意见，还建议由她自己来写。丁玲回信说：我目前不能写这种文章，我希望你写。可以少写些，这个人你明白的，三句话就可以说完。还有写时得小心一点，因为家乡那一个，我们还不适宜于把这个人的真实消息送回去！她还以为他在俄国，寄了一张小孩子的相片，要我转寄过俄国！
8月，沈从文离开北京，前往青岛大学任教，《记胡也频》就在这个海滨城市开始写作。在快写完时，他又给丁玲去信，把文章的内容和字数告诉她。丁玲于9月29日写来第二封信：……记也频能准我看一看吗？我也常常想为他一生做一长传，然而一想到效果，便觉得太费力了。我这人真是个不合理的人，讲实利讲到这样子！不过我想我可以写一点出来，在我个人对于他的纪念。但这是以后的事。所以如今你能写，我非常高兴。
沈从文的文章于9月初结稿，这时《中国简报》已经停办，他便把文章寄到上海，在《时报》上连载。
10月4日，《时报》在第6版上开始连载《记胡也频》。很有意思的是，《时报》此时已经将巴金的名著《激流》连载至141次，沈从文的作品正好与巴金的作品同时与读者见面。从这一天开始，在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两人的名字或者同在一日，或者同在一版出现，也可谓一个佳话。
沈从文的这篇文章，最初发表时的题目为《诗人和小说家》，连载至第十一次(10月15日)时才改为《记胡也频》。
《记胡也频》分34次连载，前11次由编者加有小标题，后面部分则取消了标题，题图一直为一位女子头像。在开始连载时，编者加了按语。按语写到：沈从文先生的小说，大家多已读过了罢，幽美的精致的描写能如诗一般含蓄着不少韵味使你可以耐久地咀嚼，我们认识了这层，所以特别请求他为《时报》作稿，现在承他一口允许，先就寄下这篇长凡二万字的写实文章来。他与胡也频的过去，胡也频和丁玲女士同居的情形，而且还加着他自己写作生活，有历史意味，亦有小说意味，比他平常发表的作品，我们相信这篇更为难得，在那里显示出现代文艺界生活是何等困难，不过我们也在那里可以看出因为许多困难便就产生了不少青年作家，我们是十分钦仰青年作家，我们更感谢沈从文先生在百忙里许为我们《时报》作稿。
《记胡也频》连载至11月29日结束。丁玲就在这一天给沈从文一信：《时报》上的文章我觉得你太主观了。尤其是关于《一幕悲剧的写实》那一段。
当日也频写时原本全是臆造，我不愿小气，不同他计罗。而你又忘却你自己，用这作材料，无乃冤枉丁玲之至！(《记丁玲女士》)丁玲所不同意的这一段，主要叙述丁玲、胡也频与一位房东太太发生的故事。在1932年出书时，沈从文将这一部分给删去了：两人搬去了不久，又到了有眼睛的就应该放肆的流泪，有口的就应当骂人赌咒了，这原因就是那个女房东太好了一点。
另一个人也到了把感情散布到习惯以外的趣味时节，相随而来的，就是多少青年人的孩气。这些眼泪同盟誓，若果两人不迁出这个房子，不是容易结束的。
这故事，在也频一个中篇小说上，似乎描写到过一点点。人心原来全是脆弱不过的东西，何况又正年轻的时节，温柔体贴的言语，都愉悦人的身体，摇动人的兴味，正如同一阵大风摇动小小芦苇，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这类事属于年青人应有的一份，所以任何任性处，皆能使人觉得青春的力的可爱。在他们两人之间，没有比“任时间过去”一种方法来处置这事还好的方法，因为时间将使糊涂的成为清醒，先一件事已经有了明白的证据，同一事情可以希望在同一情形下结束，这是我预先料得到的。
但在另外房东那一方面，似乎不久也就有了眼泪同口舌了，……胡也频的《一幕悲剧的写实》，以日记体形式，记述男主人公同一位房东太太的婚外恋。从刚刚接触时的感情微妙变化，一直发展到两人偷偷到杭州西湖同居，随后又大彻大悟，放弃了各自的幻想。小说甚至明确写明主人公和房东太太感情发生关键变化的那一天，是1928年10月30日。
这个日子，是《红与黑》副刊停刊的前一天，也是胡也频和丁玲即将同沈从文一起搬到萨坡赛路二百零四号的时候。胡也频的这部长约4万字的中篇小说，就创作于这一时期，并在1929年2月出版的《人间》第2期上开始连载。在他的所有小说中，这部作品极为特殊，它最无政治色彩，只是描写狭窄的一己情感。
情涌笔端记也频(3)
由徐志摩主编，《一幕悲剧的写实》1930年为中华书局出版。自那以后，这部作品极少为人提及，即使研究胡也频创作的文章，也未见论及。1949年后出版的所有胡也频作品集，包括由丁玲编选的集子，都没有将它收入。
《记胡也频》约4万字，沈从文以一个小说家的多彩笔调，生动地描述了他所认识、所理解的胡也频，而这种描写，始终贯穿着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友谊，可以把它看成两年后《记丁玲女士》的雏形。
对死去不久的朋友，沈从文怀着深厚的感情。虽然在生活中，他未必同意胡也频的政治见解，但在这篇作品里，他对胡也频却表现出敬意，活泼而生动的文字，流露出由衷的赞美。他把自己与胡也频进行比较，感叹自己性格的弱点，而胡也频在他看来，则是一个时时充满自信心的强者。他下面的一段叙述，正是从人的角度以他独特的理解而对胡也频所作的评价：至于那个海军学生却与我完全不同了。他是一个有自信的人。他的自信在另外一些人看来，用“刚愎”和“固执”作为性格的解释，都不至于相去太远。但这性格显然是一个男子必需的性格，在爱情上或事业上，都依赖到这一性格，才能有惊人特出的奇迹。这种性格在这个海军学生一方面，因为它的存在，到后坚固了他生活的方向。虽恰恰因为近于正面凝视到人生，于是受了这个时代猛力的一击，生命与创作，同时结束到一个触目的情境里，然而敢于正视生活的雄心，这男性的强悍处，却正是这个时代所不能少的东西。
沈从文在文章中不提名地谈到了当年“鲁迅误会”的事情，这也许是他最早见诸文字的地方。他说：“同时丁玲女士，有继续了这一方法，用同一式样的纸，写同一式样的字，所以有一次，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
说是记述胡也频，其实关于丁玲的篇幅甚至还要多。这里对她的描写，同样充满着友好，更是把她作为一个亲密的朋友而毫无掩饰地来写。他认为，正是胡也频的影响，才使丁玲走上了文学的道路。这与他后来在《记丁玲女士》中所作的分析，可以互为补充：就是由于那个有男性的同伴三年来给她的影响，心灵的智慧，成熟到透明如水，由于凝静看到的百样人生，看到某一种生活里最微细的一部分，生活培养到这作者的灵魂，她不能再狐疑了。她除了运用她的最明澈的智慧，写出了作品，使荣誉伴同感谢，从一切读者方面获得，她不能再有更适宜她的事业了。
沈从文的这部作品，本来一直写到胡也频被捕、被害，但发表时却被当局删去，目前所见到的，只是写到胡也频被捕当天，到沈从文处请他写挽联的事情。文章正文留下的最后一句，正好是写丁玲：“那种镇定，在2月9日，我们从南京方面朋友左恭家里赶回来，10号得到一个消息时，还依然保留在孩子母亲的脸上。”
被删除的部分，显然是当时犯忌的内容。后来出书时沈从文没有补充，我们无法了解它们的面貌，无法知道他是以何种方式和语言，控诉对友人的杀害，表达对死者的悼念之情。但是，在写完全文后，沈从文曾补加了一个“附志”，说明写作此文的缘由，更重要的是他以深沉的哀痛和激愤，抒发了对胡也频的死的感慨。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他能说出这类话，又一次显示出他的性格的另一面。他说：总而言之，到这个时节，他是用不着别人来想象他的如何存在，关心到他的本身了。但一个活人，他倘若愿意活下去，倘若还能活下去，他应当想到的，是这个人怎么样尽力来活，又为了些什么因缘而死去。他想到那些为理想而活复为理想而死去的事，他一定明白“镇定”是我们目下还要活着的人一种能力，这能力若缺少时，却必需学习得到的。一个人他生来若并不觉得他是为一己而存在，他认真的生活过来，他的死也只是他本身的结束。一个理想的损失，在那方面失去了，还适宜于在另一方面重新生长，儿女的感情不应当存于友朋之间，因为纪念死者并不是一点眼泪。
我觉得，这个人假若是死了，他的精神雄强处，比目下许多据说活着的人，还更像一个活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我们像一个活人，是些什么事，这是我们应当了解的。
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的遇害，是当年震惊海外的大事件。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情形下，极少有人能出来为他们公开控诉国民党的残暴。沈从文作为一个作家，自然没有后来人所认为应该有的明确政治态度和激烈言辞，但他仍能于艰难之中秉笔直书对友人的情意，字里行间也充溢着正义和对专制强权暴行的愤慨。《记胡也频》让人感受到一股侠气，这或许来自湘西人特有的性情，或许来自沈从文早年行伍经历的磨练。不管如何，它源于一种真诚的情感，和他的许多文字一样，也是他的艺术心灵的独特创造。
《记胡也频》1932年6月由光华书店出版，1984年在《沈从文文集》第9卷中再次与人们见面。最后一次出版时，由沈从文本人作了一些修改。
初版本中被删去的主要有两处。
第一处是涉及鲁迅：“用一个泼辣无赖精神，继承了革命文学的骂人兴味，有名为鲁迅负责的《萌芽》。这刊物事实上的编者为蓬子，同他们两人都熟习。”
情涌笔端记也频(4)
第二处是写他1930年秋天到武汉后，在那里观看杀人场面的情况和感受。引文括号内即为被删除部分：或插在一堆肮脏群众里面去，看一件新发生的事体。(我为了证明我也是他们的同伴起见，既接受那些面生的笑容，还报之以一种和悦的笑脸。)那个为刀切下血淋淋的人头，同那些还安置在许多人的脖颈上的肮脏人头，总使人感到一种极其深刻的痛苦影响。在那种情形下，我的忧郁就是我的娱乐，(我欣赏那个世界的一切，享受那个世界的一切，那个世界的现象，营养到我的感情，我因此也年青了许多。)新增加的内容主要也是数处。其中两处如下：第一处是在谈到他们三人办《红黑》时，从不打算在刊物上攻击他人而揄扬自己：“尽人制造点有关我们的文坛消息，总是付之一笑，不作理会。”
第二处是谈到他对胡也频的性格变到强悍的看法时补充了一句：“尽管我从来不觉得我比那些人有丝毫高尚处，而且居多还感觉到自己的充满弱点性格的卑微庸俗，可很难和另一种人走同一道路，我主要就是在任何困难下，需要有充分自由，来使用我手中这枝笔。”
《记胡也频》当年在光华书店的初版，沈从文说是由丁玲一手经办的，虽然她对某些细节曾提出过异议，但最终她没有作任何修改。尽管这部作品是沈从文创作的，但同样可以将它看作他与丁玲共同的成果，上面凝聚着他们各自对胡也频的情感。
这是他们的友谊的一块碑石。
丁玲主编《北斗》时(1)
没有痛苦，没有绝望，也没有丝毫的凄婉和柔弱，这些，都不属于丁玲。她需要的是胆量和勇气，需要的是斗争的激烈和兴奋。
从湖南重返上海后，丁玲找到了冯雪峰，她需要马上改变生活，希望投入到实际斗争中去，继续走胡也频的道路，1980年她回忆说：胡也频牺牲后，潘汉年、冯乃超、钱杏、冯雪峰，都来看过我。我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后，便要求到苏区。为此冯雪峰介绍我去见党中央的张闻天同志，我在兆丰公园与张闻天碰头。我对他说了我的愿望。我说，我是搞创作的，只有到苏区去才有生活，才能写出革命作品。张闻天答应了，叫我等消息。过了一段时间，冯雪峰对我说，中央宣传部研究了，说有个工作要我来做比较合适。他说，现在有的人很好，太暴露，不好出来公开工作，说我不太红，更可以团结一些党外的人。中央要我主编《北斗》杂志，这是左联的机关刊物。在这之前，左联也曾出过《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文化斗争》、《巴尔底山》等，但都被国民党查禁了。冯雪峰说，《北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关于左联的片段回忆》)丁玲接受了编辑《北斗》的任务。她回忆，同时由姚蓬子、沈起予协助她。大致分工是丁玲负责联系作家，组织稿件；姚蓬子负责印刷业务和部分编辑工作；沈起予则因为懂得日文、就负责翻译。
把刊物办得“灰色”一些，这是“左联”新的方针。要完成这一任务，丁玲想到了沈从文。她知道在当时的文坛上，沈从文与很多政治色彩不太明显的作家，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而这一点，正是办《北斗》的方针所需要利用的。于是，尽管在政治和文学倾向上他们已经有了显然的分歧，但她仍然写出了恳切的求援信。
根据组织的意见，6月23日，她给沈从文写出一封长信：……上海实在也住腻了，心飞的很远，但只是一个折了翅膀的鸟，成日困在抑郁中。不过想到能飞去的地方，也不会成为怎样了不起的地方，所以也就用“算了”作为安慰。只有任时间流来流去，流到完了那天就完了吧。下半年你教书我决不想教书，我觉得无味。现在有个新的小书店，请我替他们编一个杂志，我颇想试试。不过稿费太少(元半千字)，但他们答应销到五千时可以加到二元或二元半，因此起始非得几个老手撑台不可。我意思这杂志仍像《红黑》一样，专重创作，而且得几位女作家合作则更好。冰心，叔华，杨袁昌英，任陈衡哲女士等，都请你转请，望他们都成为特约长期撰稿员。这刊物全为我一个负责，我不许它受任何方面牵制，但朋友的意见我当极力采纳。希望你好好的帮我的忙，具体的替我计划，替我写稿，拉稿，通稿。我们自己来总比别人的好一点方好，你说是不是？！
我现在把我的计划告诉你：杂志为月刊，名还未定，(你替我想想看！)每期约八万字左右，专重创作和新书介绍，最好能常常有点有“趣味”而无“下流气味”
的小文章。坐庄的人全靠我自己(我愿将全力放在这上面)和你。
想多找些老文人的文章，尤其想多推出几个好点的女作家，如上述的几个，还有沉樱也很好。八月若赶不及出创刊号，则九月也好。第一期或出一特大号，这样一定要有几篇长的好的大创作。我自己愿来一篇。你顶好也来一篇。你再好好的做一篇批评；单论一部书或一个人；这书这人都要有影响的才好。第一期，一定希望冰心或其他一人有文章登载。你最好快点替我进行，过几天便可登一预告，说是：丁玲主编的杂志，已有了这些已成名的有地位的女作家，来合作。这真是动人的新闻。我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同意的。事情还刚刚开始，一切计划皆不落实，你可多多为我想一想。上海的施蛰存我也想要他的稿子。北平有什么新的诚恳的小文人，我们愿意不放弃他们。
我已在开始写文章了，我想有个刊物必可逼迫自己多写一点……(《记丁玲女士》)沈从文收到信后，很高兴丁玲有了充实的生活，并且还开始了新的创作。他答应她的请求，四处为之约稿。在北京，他找到冰心、林徽因、徐志摩、陈衡哲，还给政治大学的凌叔华写信约稿。他依然看重他们的友谊，他愿意在丁玲需要的时候伸出援助的手。
沈从文一边帮忙约稿，一边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如实地告诉丁玲。他按照她的意思，还真的与她在信中就刊物的编辑方针作了认真的讨论。他完全知道丁玲正热心于左翼文学，但在朋友面前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态度。在一封信中，沈从文写到：绅士玩弄文学，也似乎看得起文学，志士重视文学，不消说更看得起文学了。两者皆尊敬文学，同时把文学也俨然近于溺爱的来看待文学“是什么”。虽各有解释，文学究竟“能什么”却皆糊涂了。我既不是绅士又不作志士，对于文学则惟只知它的产生，与产生技术，以及产生以后对于它在社会方面的得失而加以注意。我且注意到它的真实分量同价值，不许它把价值开的太大，也就是不许人对它希望太大。一切基础皆固定在我知识上，而不在权威或时髦理论上，目前大家所争持的似乎同我毫无关系。他们既称为作家，我想想，是不是还宜于来接近文学事业，真成为问题了。
绅士骂不绅士，不绅士嘲笑绅士，这算是数年来文学论战者一种永不厌倦的副题，我觉得真不必需！其实两者正差不多，就因为两者还是人，坏的一样的坏，懒的一样的懒，至于好的，也还是一样的好。造谣谩骂对于根本问题有什么益处？
丁玲主编《北斗》时(2)
但若干人的成败，显然皆有从此处下手的情形，我觉得对于这风气无法攀援，故预备不再让自己在这事业上鬼混了。照理来说，使一个人阔大不凡，实不在乎如目前一般人所谓有无思想，却只看这人有无魄力。一些无用的人，即或从小到大吃长斋，生来既无补于佛教的兴衰，死后也不会成佛，有些人毫无一个君子的品德，他却可以做出一些有益于社会人类的事业来。有气魄的人沉默，比小小东西呐喊还动人的多了。你不觉得吗？为了社会正需要小麻雀吱吱喳喳，正欢迎小丑，我想离开这分生活，过几年再看看一堆日子能不能帮我们把习气修正一些。……丁玲的回信说：不要发牢骚，把自己的文章抄好，把熟人的文章逼来吧。这刊物，就正是想用成绩来修正一切上海习气的一个刊物！为什么不赶快把文章寄来？我问你。稿件你一定为我催催，顶好在七月二十号以前能寄来。我还欢喜同他们能够直接通信，你可不可以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我更希望他们能对丁玲和善一点，亲近一点，没有事的时候，将丁玲当个朋友，同我在纸上说些不客气的空话。自从九九走了后，我连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了！要人爱容易，找人玩也容易，然而要得到几个那么熟悉，那么不拘束，那么可以发点小脾气的朋友实在太难了。九九到了北京不为我写信，我难过得很！刊物取名曰《北斗》，这个名字你以为怎么样？
天气热，流汗使人生气。既预备过青岛，到了那里你看看，住得安稳，我想想我要来青岛玩时也容易多了。青岛海滩真美丽，抓起一把砂子，你可以看出若干螺蚌的残骸。那是一本真的历史，不过只是用这些小小生命写成的历史罢了。我到过青岛，忘不了那个地方……从这些通信来看，他们两人此时虽然思想有分歧，但友谊还是依然如旧。
沈从文替丁玲约稿十分顺利，这些文坛著名作家都先后送来了新作。冰心回忆，当年是沈从文前来找她，把丁玲的请求转告她，还留下丁玲的地址，由冰心直接寄到上海。她于七月底写出一首诗《我劝你》，寄给了丁玲，成为《北斗》创刊号的重头之作。接着，她又为第二期创作了另一首诗。(1989年10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沈从文的得力帮助，使丁玲感到非常高兴。沈从文在离开北京前往青岛大学之前，收到了她的又一封充满感激和自信心的来信，她把沈从文的功劳和《北斗》的顺利创刊联系在一起：……看见她们一些奶奶们都将要为我们这个杂志而重新提起创作的趣味，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的事。她们或许要更来认真一下，努力一下，假使她们有了什么一点可贵的成绩，我觉得这也还是我们的成绩呢，所以我很快活。假如我能将她们一切已成的，过去的女作家们，已经为一种好的生活营养着，无须乎怎样努力了的，还和一些新的，充满着骄气和勇气，但不知道怎么样去努力的年轻的女作家们联结在一块，于一种亲切的友好的形式下握起手来，无间无忤的往前去，大家会在里面感到充实有意义一点！
我自己呢，自然得分外努力！我觉得，真是常常觉得，对我好的人太多了。我常常会为这些难过，会觉得太对不起这些人；这些并不在我前面，而感到很切近的一群。他们爱我，他们希望我；希望我更能写出些好的东西。而我呢，我觉得过去简直骗了这一批人。我的成绩还不应当得到朋友那么多的尊敬与友好。我的力量有限，生活又那么一个样子，只能让别人失望！我看我自己的缺点，比什么皆还看得清楚，我只是个纸扎的老虎，现在好像完全怕人拆穿，怕失去一群人的好意，勉强把这纸扎的空虚皮囊填满起来，填的大部分却是稻草！一个人经验太少读书太少怎么行？我还得去学，若我有一分勇气，还应当放下这枝笔，再到另外一种人群里去学习！你说“我担心你在绅士方面的成功，将使你成为另外一个人”。我觉得没有一句相当的话可以表示我感谢你的意思。你说的是。不过，你放心，我不是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成功的，我正惭愧在这方面的小小成功！
……生活就是工作，工作也就是生活，把自己精力凝聚在某一点上面去，是的，人人皆应当那么办！你且等着看，倘若我过去日子，真如你所说的“那不幸的命运绊了一跤”，那么，“应当爬起来再走”的气概，又回到我身边来了。我预备走。我明白，不走也不行啊！
经过丁玲三个月的努力，《北斗》终于问世了。1931年9月20日创刊号与读者见面。在创刊号上，因沈从文的关系而发表作品的有：冰心、林徽因、徐志摩、陈衡哲等人。在编后记中，丁玲特地提到了朋友沈从文的帮助：现在第一期是出版了。使我高兴的，就是各方面拉稿，不算困难。都愿意为这刊物写了一些稿来。我自己觉得这里是很有几篇可看的东西。至于关于每篇的内容，我想不必详细的介绍了。不过这期创作小说我认为少了一点，因为我的朋友沈从文先生答应的稿子，寄来得太迟了一点，不能等他便付印了。不过第二期一定可设法再弄丰富一点。现在可以预告的是还有冰心女士的诗，叶圣陶先生，沈从文先生的小说，……和以往左联的其他刊物相比，《北斗》显然有所区别。诚如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左联常委的指示，《北斗》的作者阵容和《萌芽》、《拓荒者》、《巴尔底山》等刊物比，的确“灰色”了一些。沈从文也好，徐志摩、冰心等也好，恰恰就是左翼文艺曾经激烈批评过的人，可是如今，他们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左联机关刊物上，对于扩大左翼文艺的影响，不能不说起到了重要作用。
丁玲主编《北斗》时(3)
然而，这一面貌很快被改变了。在第2期(10月29日)、第3期(11月20日)上，还刊有冰心、凌叔华、沈从文的作品，第4期他们的名字便消失了。丁玲的一番努力，忽然受到了扼制。她如此醒目地集中地发表为左翼文艺所批评的作家的作品，完全可能受到指责。
就在《北斗》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署名“读者之一”的致编者的来信。许多年后。从阳翰笙等人的回忆中，人们才得以知道这位读者即是曾任左联党团成员的耶林。
耶林的信主要批评一、二期中的小说作品，认为这些作品“描写技术上固然获得了较满意的成功，具体意识则不免颇多不正确的倾向……”他甚至说有几篇的取材对象“更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性”。他几乎对每篇小说都作了分析，他这样批评凌叔华的《晶子》：《晶子》的技术十分圆熟。毫无意识可言，却读得不感晦涩。它写着一般小家庭的美满生活，现社会与这小集团不起任何冲突，他们的生活程序契合着规律。这类非社会化的文学作品，我以读者之一的资格敢说，大多数人已不欲接近了。
耶还批评了冰心、徐志摩等人的诗：“诗多旧派，倾向太坏。”他还希望编者重视文学批评专栏，“批评给予作者的指示是很大的，可以叫现在倾向坏的作者不再重蹈覆辙，同时可以使文艺界一般走上轨迹。”
耶林的来信并非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在此之前，他曾以一个工人工作者、文学青年的身份给丁玲写过三封信，而且都是在《北斗》出版之后。在其中的一封信中他谈到他和刘风斯、繁市等人，每礼拜有一次集会，讨论有关文艺问题，他说过：“我们讨论过林风眠，郁达夫，日后可以把我们的结论写出来，寄给《北斗》。”他批评《北斗》的这封信，完全可以看作他们讨论的一个结论。
在发表耶林的来信之后，《北斗》上对“灰色”作家的批评就逐渐多起来。第二卷第二期(1932年5月20日)上司马今(瞿秋白)的杂文《老虎皮》，就是借冰心的小说而展开议论，其中就有贬斥的言辞提及冰心：“固然，冰心那种自由主义的伤感口气，证明她自己也只是一个市侩。”
对左联以外的作家作出更严厉而普遍的批评，是钱杏的文章。在1932年1月20日出版的《北斗》第二卷第一期上，他发表了《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钱杏此时任左联负责人，他回忆曾有三期《北斗》是由他编辑的，但丁玲否认过这一点。(1990年4月12日陈明的谈话)钱杏在这篇长篇论文中，几乎对左联以外的所有当时重要作家，都一一作了批评，其中自然包括沈从文，以及他为丁玲所联系的那些作家。这是一大段值得重视的评论：既成作家中，除已经论及的外，没有什么新的开展。在惨死的诗人徐志摩所领导的“新月诗人”的一群中，虽产生了一个陈梦家(有《梦家诗集》)，但《雁子》(梦家的诗)和《雁儿们》(志摩的诗)原是一样的货色，青出于蓝，而青不胜于蓝；徐志摩的《猛虎集》除假借了哈代的一个雄壮的诗题(《猛虎》是志摩译的哈代诗)外，是没有新的特色。冰心只印了一个回忆《南归》，依旧在那里发展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他们在努力的创作传记文学，但胡适的《四十自述》，并没有展开什么成就和特点。巴金，虽写作甚多(如《死去了的太阳》，《激流》，《雾》，及其他短篇)，老舍虽发表了《小坡的生日》，可并无新意。矛盾(原文如此——引者)的《三人行》，依旧是过去的《幻灭》，《追求》，与《动摇》的类型的作品，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已显示了作者若干的进步。冰莹的《清算》，虽然表示了一种新鲜的风，但这一种风还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风，她还是在“革命与恋爱”定型的观念的题材里兜圈子，而没有实际的理解左翼作家的当前的主要的任务。袁殊的《工场夜景》虽有相当的成功，但对话太多是大缺陷。周作人的散文小品，还是“古色古香”，“进步毫无”。其他一些作家，如沈从文，鲁彦等，那是更不必说的，是“依然故我”，一贯的发展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知识分子所具独浓的理想主义的倾向，虚无主义的倾向。
如果钱杏没有编辑过《北斗》，那么他的这篇文章就是经丁玲之手发表的。对于这种对朋友的批评，刊物上没有作任何解释和编后说明。对他发表在第二卷第二期的另外一篇《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编后”里面倒认为有不赞同的地方：“杏的论文，批评了我们平时不很注意的那些文艺，于工作是很重要的。
不过杏的文章还有缺点，他的分析没有触到阶级的根底，没有强调指出‘鸳鸯蝴蝶派’的关于上海事变的文艺的政治意义，这些问题是我们可以讨论的。”这个“编后”是否为丁玲所写，尚未确定。
丁玲处在两难之间。她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人，对文学有着特殊的敏感和爱。她给沈从文的信中所呈现的感情，不能看作是虚假的，她所表示出的对冰心等人的喜爱与感激，也不能说只是出于工作的需要而故意写出的。
革命与文学之间，事业与友谊之间，集体与个人之间，丁玲回旋着，徜徉着。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便是私下通信中与刊物上两个不同的、甚至矛盾着的丁玲。在事业和集体中，仍然想保留一点个人的特点，也许正是丁玲性格的魅力，后来的生活以及种种坎坷遭遇，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丁玲主编《北斗》时(4)
对《北斗》最初宗旨的变化，沈从文是从另一角度分析的。他说：《北斗》的产生与它此后的发展是截然不同的。这刊物若在北平出版，则这刊物将如最初计划的形式，对于女作家一方面或者逼得出一些好成绩来。但这刊物却在上海出版，距离她所需要合作的几个人那么远。并且我不久又离开了北京。故这个刊物开始几期，虽然还登了些北方的文章，到后自然就全以上海方面作者为根据，把这刊物支持下去了。
尽管《北斗》以后几期的面貌并不与沈从文的见解一致，但他从个人的角度仍然首肯了丁玲的努力：“然刊物虽极难得到使编者满意的稿件，出路又窄，但刊物给人的印象，却为历来左翼文学刊物中最好的一种。尤其是丁玲自己，对于这刊物的支持，谨慎的集稿编排，努力与耐烦处，皆留给一般人一个最好的印象。”
从第三期开始“红”起来的《北斗》，马上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出至第二卷三、四合期(1932年7月20日)被查禁。
丁玲和沈从文最后一次的合作，就这样结束了。
冯达的出现(1)
冯达走进了丁玲的生活。好似一阵轻微的风，在经历过暴风雨之后的湖面上轻轻拂过，没有激起水花，但却有一圈圈平静的涟漪慰藉破损的心灵。
丁玲是在创办《北斗》前后与冯达结识的。冯达当时为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当私人秘书、翻译，史沫特莱通过他与丁玲取得联系，作过多次谈话。
刚刚失去胡也频的丁玲，在经历了感情的痛苦和生活的磨难之后，此时或许感到苦闷和疲倦，需要温存，需要慰藉。丁玲后来回忆，在认识冯达之前，她已经对爱情感到心灰意懒。她说：我这时的生活实在狼狈。关心我的左联的朋友们有人认为在如此处境下，一个人生活太艰难，不是长久之计。但我这时对于恋爱实在心灰意懒。我相信不会有谁能像也频那样的纯朴热情，因此我只愿一心写作，或做一点工作，不愿用什么爱情来分占我的心思，我的精力，我的时间。我需要一个爱人，一个像也频那样的爱人；但又不想在生活中平添许多麻烦。有时我甚至以为一生一世最好是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也频的影子老在我心里。(《魍魉世界》)丁玲对爱情的失望而产生的寂寞，应该与她无法实现同冯雪峰的爱情也有关，《不算情书》中的两封信可以证实这一点。丁玲在1931年8月11日的信中说，她为忍受对冯雪峰的爱而承受着痛苦，她的这种心境，对好几个人说过，但她说人们都不理解。理解她的只有姚蓬子。她说：“只有蓬子知道我不扯谎，我过去同他说到这上面，讲到我的几年的隐忍在心头的痛苦，讲到你给我的永生的不可磨灭的难堪。”
姚蓬子记述过丁玲对他所谈及的内容。
也频走后的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我和丁玲是天天都见面的。常常在夜里一盏套着一个大的磁灯罩的电灯底下，两个人靠近炉边，对着红红的炉火，什么都谈，谈不完的谈不厌的谈下去。我抽着烟，不久这小小房间里便被白雾所塞住了。在这烟雾中丁玲似乎感到窒闷，站起身来去打开窗户了。
我们的谈话，终于在某一夜里，谈到丁玲久已要告诉我的而终于隐忍下去的话上了。这话，仿佛一团长久塞在她心头的淤血，现在才一口气吐出来了。虽然是感到剧痛的烦乱的心。她是那么孤傲的一个人，有勇气去蔑视别人的一切尊重和好意，此刻是低着头，垂下眼睛，幽幽的带点颤抖的诉述着。虽然映着红红的炉火，仍旧可以看出她的脸色有着一种不常见的奇怪的惨白，一种说不出的悲伤的紧张和兴奋。她的眼光望着地板，不敢抬起头来看我。有时会说到半路上又突然停住了，跑去倒在床上，低低的，可是伤心的哭泣着。
她告诉我的是，和我那朋友，虽然后来决心写信和他决绝了，但她是不能忘记的。这二年中，因为想到他而瞒着也频独自伤心着的事情是有过。想给他一封信，而终于忍下去了，或者正在开始写着而又终于毁去了的事情也有过。刮着风的奇冷的冬夜，偷偷的跑到他住着的那房子的周围，徘徊着，希望能够偶然见他一面的事情也有过。……她说她是不能忘记的，然而没有一个人知道她这秘密地受着苦的心。(《我们的朋友丁玲》)胡也频的遇难，困扰心境的感情，都完全可能使丁玲处于她所说的寂寞之中。同时，丁玲现在对冯雪峰的感情，也不同于从前。她知道一切都成为过去，梦想，只能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她愿意把感情埋在心底，由她独自品味它的苦涩。
她现在有了战斗的事业，有了每日充实生命的工作，同时她和所爱的人又拥有着同一个信仰和理想。对于她，这也许就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就在写出《不算情书》中的第一封信的同时，1931年8月上旬，丁玲创作了一首诗：《给我爱的》。诗中没有明确说是为冯雪峰而写，但和《不算情书》以及人们的回忆相参照，可以确信它是为冯雪峰而写，真实地袒露出丁玲的心境。
没有机会好让我向你倾吐，一百回话溜到口边又停住，你是那末不介意的，不管是我的眼晴或是我的心。
…… ……我们不是诗人，我们不会讲到月亮，也不讲夜莺，还有那些所谓爱情，我们只讲一种信仰，它固定着我们的心。
……
……只有一种信仰，固定着我们大家的心，所有的时间和心神却分配在一个目标里的各种事上，你不介意着这个，我也不要机会倾吐，因为这在我们，的确是不值个什么了。
一种感情的折磨，消融在对理想的理性追求之中，尽管其中可能有种种外人永远无法领会的原因。
就是在丁玲的生活带有这种孤寂色彩的时候，冯达，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决定丁玲未来命运的人，出现在她的面前。丁玲说：谁知就在这寂寞孤凄的时候，冯达走进了我的生活。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是一个独身汉，没有恋爱过，他只是平平静静地工作。(《魍魉世界》)这是一个平稳的、不使丁玲时时感到骚动的人，与沈从文笔下的胡也频，完全不同。胡也频充满热情，高兴时可以哄她，服侍她，不高兴时又会生气，挥起拳头吓唬她。现在，胡也频去世了，丁玲该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呢？
沈从文写过，当朋友就生活问题询问丁玲时，她曾这样开玩笑地回答：“我也要讨个太太。同男子一样，要一个肯同我过穷日子，不嫌恶我，知道爱我能敬重我的人。你们男人图方便，找情人时多就熟人中去选择，我却预备要一个生人。”
冯达的出现(2)
正是从这一角度分析，沈从文得出一个结论，丁玲“并不是要个太太，却实在需要一个女孩子作为朋友。倘若真有那么一个同伴，与她能在一处过日子，这女子既了解她，明白她的短处，尊重她的长处，又信托她，帮助她，且能用青春的美丽与天真来温暖她，两人合住下去，成为她感情的尾闾，她此后性情会不同一些，此后生活与命运也会不同一些。”
丁玲自然没有如沈从文所说，和一位女性共同生活，但是，她接受冯达并很快一起生活的原因，却从某些方面多少印证了沈从文的看法。在当时丁玲的眼中，冯达的确带有女性的温顺和体贴，对于她恰恰是一种生活的补充。
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因为从事秘密工作，为了迷惑敌人，他穿戴整齐，腋下常常夹几张外文报纸。他没有傲气，也不自卑。他常常来看我，讲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的红色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
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有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作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的亭子间。
这年十一月，我们就一同搬到善钟路沈起予家。
当沈从文在青岛刚得知丁玲与冯达的事情时，曾觉得有些太突然。他给丁玲写信，希望她在这件事上谨慎一点。对她说，她已不是一个小孩子了，应该明白生活中处处布满陷阱，对于突兀而至的爱情，即使不是一个陷阱，也应该多花时间予以考虑，而不能草率决定。他的意见自然没有起到作用。
后来，沈从文正是根据他对丁玲的理解来看待冯达的，他把冯达归于带有女性特点的男人。他写到：那翻译恰好是有着一个女性型范的青年，脸色白皙，衣帽整洁，缺少广东人的火气，却不缺少受过相当绅士教育的谨饬。躯干适中。不爱放口说话。办事时见得大有条理，爱人时则显得忠厚无二。这种人若还有可以称为特别长处的地方，即是为人“稳重可靠”。这分长处若用在生活事业上，则可以“办事”而不能“创业”。这分长处若用在爱情上，则可以称为一个妇人合用的丈夫，而不适宜于作一个女孩的情人。
从这一方面考虑，对丁玲与冯达的同居，沈从文毫不感到惊奇，相反觉得非常自然。因为冯达虽然没有胡也频的那种热，但他能够给予丁玲生活所需要的温存。
在他的笔下，他突出强调冯达的柔顺。
然而，沈从文并不认为丁玲的这一选择是无懈可击的。在他看来，丁玲不是温室里的小草小花，他用了一个比喻：“十围的松树，百尺的楠木，不在大气中严寒酷暑里长养，却移到温室里去，实在是一种不可修正的错误！”他甚至明确地说：温室实在不是这个湖南女子应住的地方。
沈从文本人与冯达没有交往，他见到冯达应是在1932年夏天，这时丁玲与冯达同居已有半年多。
沈从文这次利用暑假从青岛前往苏州，看望追求数年而不得的张兆和。途经上海时，他去看丁玲。他先找到了冯达。在见到冯达之前，沈从文已经多少知道一些他的情况，这次见面，冯达留给沈从文的印象便使他得出了上面的结论。
他在《记丁玲女士》中记述了这一次见面：穿一件白纱反领短袖衬衫，身个子不高不矮，肩膊宽宽的，手臂短而结实。这人既衣履整洁，脸儿又白白的，一眼望去，还以为是一个洋行中的写字先生与售货员。从身材上与眉眼间看去，则不必开口，就可知道他的籍贯不出福建广东。我把我的名字告了他以后，他便显得十分高兴，问了我一些青岛方面的话。当我同他说话时，一面我便思索我在什么地方或者会见过他。先施公司？永安公司？丽华公司？惠罗公司？……中国旅行社？是的，我一定记错了人。但无论如何，把这一个放到那些地方去做点什么事情，个人实在是不怎么不相宜的。……可是不知为什么原因，一见了他我就有点疑心。仿佛这人脸就白得使人惑疑。
沈从文对冯达的疑惑，所用的言词，也许可以看成他对冯达的苛刻。在《记丁玲》出书时，他又补加了这样一句：“‘脸那么白，如何能革命？’是的，我真这样疑心那个人。照我的经验看来，这种人是不宜于革命的。”沈从文写这些话时，丁玲已经失踪，他并不知道冯达的自首，他只是凭一种感觉来写出他的印象。
见过冯达之后，第二天，沈从文在住处等候丁玲前来。这将是丁玲失踪之前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丁玲出现在他的门口，他们已有将近一年没有相见了。丁玲穿一件淡蓝色薄洋纱长袍，一双黄色方头皮鞋，比一年前更胖了。沈从文几乎不能相信，她一年的变化会这么大，“若非事先预约好，我真想不起就是她。若这人在大街上粗粗的一眼瞥过，我是不会认识了的。”他们谈了许多，冯达显然是一个主要话题。关于冯达，丁玲除了在《魍魉世界》里集中谈到一些看法之外，尚未见到其他的记述。沈从文下面叙述的他们此次的对话，或许从另一侧面反映丁玲的态度，至少是她在沈从文面前所表现出的态度。对照她对冯达性格的描述，这段对话基本可信：我又问她日子过得怎么样，且说及那个只见一面的白脸少年，他给我的印象并不坏。她就轻哂着说：“一个忠厚本分的人，一个正派人。”
冯达的出现(3)
“一个体面人，一个绅士风度的——”
“不，许多方面还像小孩子呢。”
“那么，生活必很像个样子了。老实说，远远的想象着，我们为你很担心。”
“你如今见我那么胖，便应当放心了。”
“还是不很放心。日子就当生活方面说来，过得怎么样？”
“同住公寓一样，各人每天有各人的事务，把时间安排到自己那份工作上去，晚上在一处。”说到这里她似乎有了些害羞处，停了一停便轻轻的说：“我们都异常客气，同朋友一样！”
沈从文还和丁玲谈到她的工作，谈到《北斗》。丁玲所表露出来的政治热情和性格刚强处，同样使他感到她的变化。对左翼文艺曾经心存芥蒂的沈从文，他审视丁玲，愿意根据自己的理解，从热情、干练、兴奋的外表，看到她内心的寂寞。
他认为即使新的生活——自然包括和冯达的同居——能使她温暖，但仍然不能不使她感到寂寞。
同过去一样，沈从文还是从人生、从性格的角度分析丁玲。
但是一切人皆各有自己一分命运，性格强一点，所负的重要也就多一点，性格随和一点，便无往不宜了。她的性情表面上看来仿佛十分随便，灵魂却是一个地道农人的灵魂。为了服从习惯重义而轻利。为了与大都市的百凡喧嚣趣味不和，故大都市的一切，凡所以使一般人兴奋处，在她便常常感到厌烦。她即或加入了左翼运动，把凡是她分上应做的事，总好好的尽力作去，但到了另外一时，使她能够独自温习她的一切印象时，觉得浅薄讨厌的人，也许就正是身边那几个人。她认识这个社会制度的错误处与矛盾处，以及这个社会中某一阶级，某一问题，某一种人心灵，所有的错误与矛盾，控制支配她的信仰与行为的，还是她那一分热情。她自己便是一种矛盾，这矛盾就如同每一个农民把生活改移到都市住下时同样的情形。即或活得再久，即或在那里有作为，这工作是不是她真正要做的，总留下一个疑问！
他们还谈到上海一二八抗战以及其他事情。丁玲兴奋地向沈从文追述徐家汇的罢工等上海发生的斗争。听她谈论这些，沈从文不免产生一种忧郁。在他看来，丁玲的性格与所热衷的活动，是非常不协调的。他甚至认为，丁玲是在演出生活的悲剧。他的这些见解，显然以后会为丁玲所贬斥。
这次见面之后，沈从文再也没有见到过冯达。这个出现在丁玲生活中的人，留给他的，只是一种无法说清的感受。他为丁玲的生活和未来忧虑，这种忧虑还带有只有沈从文才有的淡谈的悲哀。丁玲，或左翼文艺界人们也许不理解他的这种忧郁和悲哀，更不会赞同他。他对冯达的评述，对丁玲爱情生活的分析，必然会引起他人的异议。特别是丁玲，许多年后，她读到这些文字，不能不感到某种不满。但是，沈从文却是真诚的叙述着这一切，以一个朋友的友情，也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和直觉。
这次在上海的见面，短暂而匆匆，沈从文和丁玲的思想之间，显然隔阂更大，尽管昔日的友谊还维系着他们。他们都不曾预料，丁玲很快就会被国民党绑架，在三年的时间里，消失在无从知晓的角落。随后，他们虽然屡次重逢，但恩怨沧桑，昔日友谊不复存在，这次见面也就成了一曲绝唱。
很快，丁玲失踪的消息将使沈从文最后一次表现出他的侠义和情谊。
丁玲失踪(1)
丁玲失踪了。消息震动了上海，震动了整个中国文坛。
沈从文在青岛知道了这一消息。5月的海滨，正是美丽的时节。张兆和刚刚来到这里，沈从文对她长达数年的追求终于如愿以偿，他们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从此开始。然而，平静和喜悦顿时打破。
丁玲的消息来得太突然，太令人难以置信。
在3月前后，沈从文还和丁玲有过通信。他收到丁玲的信，信中丁玲谈到她近来的心情，还谈到她对正在构思创作的一部作品的想法，这部作品应是后来出版的长篇小说《母亲》。丁玲信中写到：爱情是一个可笑的名词，那是小孩子的一些玩意儿，在我看来感觉得有些太陈旧了。一个二十五岁以上的人，若还毫不知道羞耻，把男女事看得那么神秘，男的终日只知道如何去媚女人，女的则终日只知道穿穿衣服，涂脂抹粉，在客厅中同一个异性玩点心灵上的小把戏，或读点情诗，写点情诗，消磨一个接一个而来的日子，实在是种废料！这些人不敢去思索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有的由于愚蠢，有的却由于狡狯，亏他们总找寻得出一个逃脱责任的理由，说出来时却又俨然极其合理！我正想写一本书，写一个与这种通常人格截然相反的人格，这个人比目下许多人还更懂得做英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同时她也看得极其清楚在如今的中国，作一个真的好公民，义务还有一些什么事。我预备把她坚实卓大的性格写出来，且很残忍的让她在一切不幸的下贱生活里去受折磨，还让她在那一点为真理而寻觅的路途中死去，你能不能贡献给我一点意见？
沈从文回信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丁玲。他鼓励丁玲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下去，他也认为这个社会这个民族，正需要丁玲所说的女性：朴素、单纯、结实、坚强，不在物质下低首。“她即或不能如贵妇人那么适宜于在客厅中应对酬酢，只许可她贴近这个社会最卑贱的一方面，但因此却见了多少日光下的事情，自己的心也就为这真实的大多数的人类行为而跳着……”
5月传到青岛的不是新的作品的成功，却是丁玲被绑架的消息。
丁玲是在5月14日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的。丁玲回忆，是冯达供出了他们的住址，并带着特务前来。
这天上午，她和冯达分别出门，冯达说是去看望两位同志，丁玲则去参加一个文艺团体的会议。头一天晚上，冯达在回家途中，便怀疑有特务跟踪他，所以两人约定，在中午12点以前都必须回家，如果一个人未能按时归来，另一位就应该立即离开，并设法通知组织和有关同志。
丁玲提前回到家中：从正风文学院出来，我回到家里是上午十一点半，果然冯达未回。我认为这不平常。因为他说只是去两个记者那里看看的，应该比我回来得早。我稍微等了一下，就去清理东西，如果十二点冯达还不回来，我就走，正在这时，潘梓年同志来了，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这个人向来是从从容容、不慌不忙的，他拿起桌上的一份《社会新闻》，坐在对着门放置的一个长沙发上；我坐在床头急于要按规定及时离开，但看见潘梓年那样稳定、沉着，我有点不好意思再催。
不该有的疏忽。白色恐怖下难以避免的灾难。
由冯达带领特务前来家中，却是丁玲万万没有预料到的。她承认，在被捕之前，她一直认为冯达是个好党员，工作负责耐劳，生活上也没有别的嗜好。当在被捕现场看到与特务站在一起的冯达时，她不能不感到惊奇和疑惑。
不管丁玲后来多么痛苦或懊悔，这毕竟已成为难以避免的现实。冯达的这一举动，倒是证实了沈从文对他的直觉的合理性。沈从文当年写出前面那些对冯达的评说时，并不知道丁玲被捕的事情，更不知道冯达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这也许可以看作他作为一个作家，在观察人物性格方面所具有的特殊能力。
丁玲这样写到被捕的现场经过：“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我立刻意识到：不好了。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我明白了，潘梓年也明白了。我们都静静地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丁玲见到冯达。
“他一看见我和潘梓年，猛的一惊，然后就低下头，好像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潘梓年，他木然地、无神地往床头一坐，我立刻就站起来走到立柜边去了。我瞪着他，他呆若木鸡。我心里想，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丁玲和潘梓年被带走了。第二天，丁玲便和冯达一起，被送上火车，前往南京，开始了她的一段特殊的生活——人们常说的“三年囚居”生涯。
从报纸上、从朋友的信中，沈从文得知了这一消息。胡也频的悲剧，眼看又在丁玲身上重现，这不能不让沈从文为朋友的遭际而痛苦，为国民党当局的行径而愤慨。5月25日，沈从文写下第一篇关于丁玲被捕一事的文章《丁玲女士被捕》。
据当年7月立达书局出版的《关于丁玲女士》中《丁玲失踪考》一文介绍，报界对丁玲失踪的报道，最早见于5月24日上海《大美晚报》，由此看，沈从文可以说是较早对丁玲被绑架事件作出反映的作家。
沈从文在文章中，以极其愤慨的心情，控诉和指责绑架丁玲的行为。时常被人们视为温和且对左翼文艺持批评态度的沈从文，这里却判若两人，对友人的情谊，使他如同一个战士一样，用笔向社会发出自己正义的声音。他写到：政府对于这类事情，按之往例，便是始终一个不承认。对于捕去的人，常常不经由正当法律手续，多用秘密手段解决。如往年胡也频君，因左翼作家运动失踪后，至今犹无人知道他所犯何罪，且不明白他的死去，究竟如传闻所说，用麻袋沉到黄浦江心呢，还是活埋地下。
丁玲失踪(2)
……
……在极愚蠢的政策下，死者死矣。然若果稍能自强不息，知对现状有所不满，敢为未来有所憧憬的作家，皆如此一去无踪，生存的，则只剩下一群庸鄙自熹之徒，……政府于积极方面既杀尽有希望的作家，于消极方面，则由政府支出国库一部分金钱，培养这种闲汉游民，国家前途，有何可言！
沈从文的这篇文章6月4日发表在北京由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时，文后有胡适于6月1日写的附记。胡适说：“排成后，已校对上版了，今日得着上海市长吴铁城先生来电，说‘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此间凡关于一切反动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万目睽睽，决不敢使人权受非法摧残。’此电使我们很放心。因版已排成，无法抽出此文，故附记此最近消息于此，以代更正。”
沈从文却不相信吴铁城的这一说法，6月4日，他又写出《丁玲女士失踪》一文，发表在6月12日的《大公报》上，他说：上海公安局乃申明被捕者并无丁玲其人，然事实上则人业已被捕，且非由法律手续捕去。十几天前，她曾从另一人传出一个口信：“我已被人诱捕，不自由。”
被“捕”被“绑”不过是词义上的分别，她的失踪由于政治关系，毫无可疑。……上海绑票固已成为某种人的专业，但总想不到在政治方面，也居然有人采用这种手段，对于一个作家，使其忽然失踪。
……
……为这件事情抗议的作家，人已不少，其他暂时沉默的，也正在等候政府一个合理的处置。这个人不能用“失踪”作为结论，她若因此失踪，我的预言是，将来还会有若干作者，相信除了告年青人“自卫”且指示出自卫方法以外，别无再好的话可说。
除了撰写文章之外，沈从文与此同时还参加了文化界集体营救丁玲的活动。他与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等38位文化名人，联名向南京政府致电，要求释放丁、潘二人。电文如下：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汪院长司法部罗部长钧鉴，比闻作家丁玲、潘梓年突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虽真相未明，然丁、潘两人，在著作界素著声望，于我国文化事业，不无微劳，元培等谊切同文，敢为呼吁，尚恳揆法衡情，量予释放，或移交法院，从宽处理，亦国家怀远右文之德也。
人们等待着，人们奔波着，左翼作家也好，左联之外的作家也好，几乎所有有正义心的作家都关心着丁玲的命运。
6月25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一则消息，称丁玲已于6月15日被枪杀。这一报道很快被证实为谣言，但丁玲被杀的谣言，却促使沈从文于失去朋友的痛苦之中，创作了短篇小说《三个女性》。
张兆和回忆，丁玲被捕的消息传到青岛时，她已经从苏州到了那里，准备同沈从文结婚。他们曾收到上海友人的电报，告知丁玲已被杀害，沈从文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写出《三个女性》的。这篇小说大概只用了一两天的时间便写出了。
小说基本上以沈从文所熟悉的生活为背景，张兆和则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黑凤的生活原型。沈从文把小说的地点放在一个海滨避暑地，借三个在海滨游玩的女性的谈论，来写在远方受难的另一个女性孟轲。孟轲即丁玲一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可看作借指丁玲。
小说在前半部分以优美而抒情的笔调，描述三个女性的悠闲、浪漫。她们在风光秀丽的海滨，谈论诗，谈论美，谈论黑凤与未婚夫璇若(沈从文用过的一个笔名)的爱情，俨然是充满诗意、没有烦恼与忧愁的天地。但是，很快孟轲成了她们的话题：“我们在这里，若照树木意见说来，已经够俗气了，应当来个不俗气的人，——
就是，见了这黄昏光景，能够全不在乎谈笑自若的人，只有孟轲女士好。璇若先生能够把她保出来，接过来，我们四个人痛痛快快玩个夏天可太好了。”
“她不俗气，当真的。她有些地方爽朗得像个男子，有些地方男子还不如她！”
仪青又说：“我希望她能来，只有她不俗气。因为我们三个人，就如蒲静，她自以为有哲学见解反对诗，就不至于被树木所笑。其实她在那里说，她就堕入‘言诠’了。”
蒲静说：“但她一来我想她会说‘这是资本主义下不道德的禽兽享乐的地方。’好像地方好一点，气候好一点，也有罪过似的。一定要弄得乱七八糟，才像个革命环境。这里树木虽不嫌她如我们那么俗气，但另外一种气候我觉得也不很雅。
也够人受！”
仪青说：“这因为你不认识她，你见过她就不会那么说她了。她的好处就正在这些方面也可以看出。她革命，吃苦，到吴淞丝厂里去做一毛八分钱的工，回来时她看得十分自然，只不过以为既然有百十万女人，长年在那里做工，自己要明白那个情形，去做就得了。她作别的苦事危险事也一样的。总不像有些人稍稍到过什么新生活里荡过一阵，就永远把那点经验炫人。她虽那么切实工作，但她如果到了这儿来，同我们在一块，她也会同我们一样，为目前事情好笑，她从不乱喊口号，不用诅咒代理论，不矜张，这才真实能够革命的人！”
黑凤因为蒲静还没有见到过孟轲，故同意仪青的说明，且说：“是的，她真会这样子。她到这儿来，我们理解她，同情她那份稀有的精神，她也能理解我们，同意我们，甚至于欣赏我们的种种。这才是她的伟大处。她已经很出名，事情又做得多，但是你同她面对面时，她决不会让你感觉到什么压迫。她处处像一个平常人，却又使你们爱她而且敬她。”
丁玲失踪(3)
蒲静说：“黑凤，你只看过她一面，而且那时是她过去替璇若先生看你的！”
“是的，我见过她一面，我就喜欢她了。”黑凤好像有一个过去的影子在心头掠过，有些害羞了，便轻轻的说：“我爱她，真是的。革命的女子性格那么朴素，我还不见过第二个！”
沈从文正是借这些女性对孟轲的溢美之词，表明了他对丁玲的友谊，其中自然也包含了他对丁玲的性格的某些评价。
小说后面写到，黑凤收到未婚夫璇若从南京拍来的电报：“孟轲已死，余过申一行即回。”这一噩耗，使黑凤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她本来刚刚给璇若写信，让他想办法保释孟轲，并把她带到这里来，她们三人希望见到她。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她们的梦，只是海滩上弥漫的雾。
沈从文此时以他小说家的虚构，设计了一个带有诗意的、与鲁迅的《药》相似的结尾。他对丁玲的评价，他对丁玲被捕事件的态度，可以说在这一构思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仅仅这一处，也足够证明他在当时的思想和感情。
小说这样结束：因为仪青说即刻还要去梦中驾驶那小白帆船，故黑凤依然把那电报捏在手心里，吻了一下仪青的额角，就同她离开了。
她从仪青房中出来时，坐在楼梯边好一会。她努力想把自己弄得强硬结实一点，不许自己悲哀。她想：“一切都是平常，一切都很当然的。有些人为每个目前的日子而生活，又有些人为一种理想而生活。为一个远远的理想，去在各种折磨里打发她的日子的，为理想而死，这不是很自然么？倒下的，死了，僵了，腐烂了，便在那条路上，填补一些新来的更年青更结实的家伙，便这样下去，世界上的地图不是终究就会变换颜色了么？她现在好像完了，全部的事并不完结。她自己不能活时，便应当活在一切人的记忆中。她不死的。”
她自己的确并不哭泣。她知道一到了明天早上，仪青会先告她梦里驾驶小船的经验，以及那点任意所之的快乐，但她却将告给仪青这个电报的内容，给仪青早上一份重重的悲戚！她记起仪青那个花圈了，赶忙到食堂把它找得，挂到书房中孟轲送她的一副半身像上去。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这篇不能算是出色的，但它却是一个特殊的创作，对于了解他对丁玲的友谊，尤其显得重要。1980年将此篇收入文集重新出版时，因为已经发生与丁玲的矛盾，沈从文便在名字上作了改动。《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说：“丁玲在1980第4期《诗刊》上发表《也频与革命》一文，很伤沈从文的心，遂在这以后出版的文集和选集上，一律改用
取代小说中的孟轲与璇若。”
社会各界声援、营救丁玲的努力，没有改变丁玲的厄运，她的生死之谜，从此在三年时间里折磨着每一个友人。
写出《三个女性》之后，沈从文仍然难以忘怀和胡也频、和丁玲在一起的日子，他决定像当年写《记胡也频》那样，用多彩的笔勾画一个他所认识所理解的中国新女性，记录下他们共同奋斗和友谊。
他该用什么样的笔调，什么样的心境，来描述他虽然熟悉但也许从未完全理解的丁玲？
即将创作的这部作品，对于他，对于丁玲，在未来的岁月里会带来什么？
他无从知道，然而，他真诚地提起了笔。
湘西原本多侠气(1)
丁玲是否仍在人间，一时间成为一个谜。
写完《三个女性》之后的沈从文，于1933年六七月间和张兆和来到北京。他们结婚了，新家安在达子营胡同。
他们刚刚住下，巴金也来到北京，就住在他们的新家中。这是一个小四合院，院子里种着一棵枣树，几棵槐树。两位作家便在同一小天地里，创作各自的、风格极为不同的作品。张兆和回忆，当时，巴金坐在客厅里写，沈从文则端一个小桌子，在院子的树阴下写。巴金回忆，他此时正在写《爱情三部曲》中的《电》。
沈从文这时便开始写记述丁玲生活的长篇传记——《记丁玲女士》(后来出书时更名为《记丁玲》)。他是怀着对友人的深切感情，来记述他们之间的交往，同时，他又以他自己的观察和理解，来形象而生动地勾画出一个著名女性的人格、精神历程。
沈从文的笔是多彩的，他的创作心境也是多样的。和许多作家不同，他能如同一位迷恋景致的游人，在文体的千姿百态的山水之间徜徉。他不愿把自己的艺术触角，囿于狭小的范围，而是乐于尝试，乐于探险，在适合自己才情的广阔天地里漫游。
过去人们说沈从文是文体作家，往往带有几丝贬义，其实，沈从文并不是一位“唯形式主义者”。他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尝试各种文体，不仅仅是出于他本能的对艺术形式的喜爱，更多的则是根据内容的需要来选择合适的形式。他对文体有一种超乎于其他作家的清醒意识，他的作家论，他的散文，他的各类结构的小说，都以不同于他人的特色而显示出他的艺术个性。他的这种意识，并非是一种“游戏意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感情因素置于一旁而去作文体的尝试，把沈从文当作一个单纯写作意义上的文体作家，完全是一种误会。
非常明显，沈从文选择纪实文学的文体来写胡也频和丁玲，以及后来写自传，绝对不会是写小说太久而突然心血来潮尝试一下新的文体，而是他所想表达的情感，他所要描写的人物，必须采用这一形式。
由于沈从文历来强调艺术的节制，情感的节制，使得人们时常注意到他与作品之间的距离，以及他的超然。《边城》一类小说成功地表现出的淡泊、悠远、平静，更加加深了这一印象。然而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一个侧面，和别的作品相比，《记胡也频》、《记丁玲女士》似乎就突出地表现了沈从文创作中感情因素的影响。这两部作品的创作冲动，作品中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描写，以及流露出的作者的情感，都不同于他的很多常为人们提到的作品。他没有超然，没有拉开自己和作品的距离，而是时时将自己的主观意识和传主的现实生活交叉在一起，这大概是他对纪实作品文体的一种理解。至于他的难以掩饰的真诚而热烈的情感，使人惊奇，但却不能不说：这也是沈从文。
7月24日，由王芸生编辑、在天津出版的《国闻周报》十卷第二十九期，开始连载《记丁玲女士》，在目录中，这部作品被列“小说”类，署名“从文”，到第三十四期时，署名方改为“沈从文”。
在第二十九期《国闻周报》的“编辑后记”中，王芸生写到：……这一期的文章，特别值得介绍的是沈从文先生的《记丁玲女士》。丁玲女士之死，已成一谜，我们从这篇类似小说的文章，可以深切认识这位女作家的身世，人格，及其时代背景。自从五四新潮，直至近今的革命洪流，多少青年男女滚滚浮沉，丁玲便是其中的一个。所以这篇文章，不仅可作丁玲女士小传读，简直是为这时代的一般青年男女写照。沈先生是新文坛上的健将，这篇长文尤其是他的成功作品。
《记丁玲女士》全文约11万字，从与丁玲初次相识开始，一直写到丁玲失踪，是1931年的《记胡也频》的进一步充实和延伸。关于胡也频被捕前后生活的描写，是1931年被禁止发表的，这次则作了充分的叙述。
在作品开始发表后，沈从文曾给王芸生写信谈到他写《记丁玲女士》的一些想法。他称这部作品类似于小说体的传记，同时，还有他对丁玲作品的理解。王芸生在8月14日出版的第三十二期以《关于〈记丁玲女士〉》为题，摘要发表了沈从文的这封信，王芸生写到：《记丁玲女士》一文，已博得读者的欢迎，当无疑问。近得作者沈从文先生来函，谓“拙作续写下去，便为胡也频死前死后种种，惟涉及此类事时，照所经过记下，字数或较之预期者为多。因之对于贵刊久载此文，是否能引起读者兴味，思之颇为疑惑”。这我可以告诉沈先生，是无须疑惑的。函中又有一节论此文的体裁，可当做此文的“读法”，照录如后：“此文因综合其人过去生活各方面而言，间于叙述中复作推断与批评。在方法上，有时既像小说，又像传记，且像论文。体裁虽若小说，所记则多可征信，即秩序排比，亦不混乱。故私意此文以之作传记读，或可帮助多数读者了解此女作家作品与革命种种姻缘；以之作批评读，或较之其他批评稍能说到肯窍。然此种写作方法，究属试作，处置题材文字时，虽十分谨慎细心，惟其得失，一己乃毫无把握……”
沈从文的这段话，是目前所见到的他对《记丁玲女士》作的惟一说明。
在10月9日出版的第四十期上，“编辑后记”写到“……沈从文君的《记丁玲女士》，至本期已连登十一次，诚然是长的作品，我想也是读者长读不倦的。最近两期正谈到这一对年青夫妇的某种生活，这是很难着笔的，作者的文字甘苦，是我们应该领略的。”
湘西原本多侠气(2)
编者所说的“某种生活”，正是沈从文所描写的丁、胡二人参加左翼运动的生活。从这两期起，《国闻周报》上的删改开始多起来，几乎每面都可以见到“ “
。有的段落，甚至大部分只是
，句子割得零碎不堪，难以明白原意。被删改的内容，主要涉及对左翼文艺和政治活动的描写。如今没有作者原稿，《记丁玲女士》便永远是《国闻周报》上这副百衲衣一样的面孔。
譬如写到胡也频被杀之后丁玲在上海的处境时，这么几句话被删得只剩下这副模样：况且丁玲不正有人以为她已组织
，预备在上海方面有所活动。种种不实不尽的谣言，不单迷乱了 ，好像同时也就使 也不很明白。 ，这并不希奇。 也算是平常的事。
《记丁玲女士》在《国闻周报》上连载了21次，至1933年12月18日出版的第五十期刊完。
1934年9月，赵家璧的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将《记丁玲女士》更名为《记丁玲》出版精装本，列入“良友文学丛书”第十种。书的出版，遇到了比刊物更多的麻烦和限制。此时上海已有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制度，沈从文笔下的许多文字，显然犯忌，不能列入书中。于是，沈从文的这部作品，被腰斩，《记丁玲》一书，实际上只是《记丁玲女士》的前半部分，后面大部分内容此次未收入书中。
《记丁玲》一书，为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审查委员会审查证审字第97号。
在书后，赵家璧先生特地附上“编者话”，对作品的腰斩作一说明：沈从文先生所著记丁玲一稿，原文较本书发表者多三万余字，叙至一九三二年为止，因特种原因，目前未克全部发表，特志数语，以告读者。(原文实应为多出五万字左右。——引者)《记丁玲》一出版，赵家璧便连同老舍的《赶集》，一起送给鲁迅。鲁迅于9月1日当即给赵家璧写信，谈到了沈从文此书的命运：“……又承送我《文学丛书》两本，谢谢。……《记丁玲》中，中间既有删节，后面又被截去这许多，原作简直是遭毁了。以后的新书，有几部恐怕也不免如此罢。”
从鲁迅的这段话看，《记丁玲女士》他是读过的，而且印象不错，不然不会有“遭毁”之说。
在9月15日出版的《良友图画杂志》上，刊有一则《记丁玲》的广告，可看作对沈从文这部作品的评价：“丁玲女士的一生，可以说只有作者沈从文先生知道得最清楚。本书从丁玲的故乡和她的父母写起，作者特有的那支生花妙笔把一个冲破了旧家庭束缚到大都市里来追求光明的新女性，活现在读者的眼前，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部最完美的传记文学。”
《记丁玲女士》中未被出版的部分，一直到1939年抗战期间，出版控制稍松时，才又由赵家璧的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以《记丁玲(续集)》为题出版。此次，精装本《记丁玲》也改为普及本，和“续集”一起出版。有的文章记载《记丁玲(续集)》1934年就出版过，不确。
赵家璧先生回忆：“沈从文先生于1934年夏把《记丁玲》全稿交我编入《良友文学丛书》中，9月1日出版时，列为第十种，初版精装本，共印4000册。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沪设有审查机关，此稿送审后，被迫删去最后的三分之一，至今你可在版权页上看到审查证第97号的说明。1934年时没有出版过《记丁玲续集》的精装本。
抗战爆发，良友图书公司地处战区，损失惨重，随即宣告破产停业。1939年，改组成立良友复兴图书公司，我任总编辑；为了适应战时孤岛上海的经济环境，把精装本的《良友文学丛书》一律改出普及本。鉴于当时国民党审查会早已逃亡撤销，我便把未发表的《记丁玲》最后部分，用《续集》名义，印了普及本初版；1940年5月，这个普及本又再版了一次。”(1990年4月17日给本文作者的信)《记丁玲》以及续集与《记丁玲女士》比较，删改更为明显。大大小小的删去和补充，计有百余处，涉及字数则达万字左右。这大概是沈从文的作品中命运最为坎坷的一部，也是最值得校勘的一部。
出书时删去的内容，主要是对国民党杀害胡也频的批评，以及对丁玲、胡也频政治活动的叙述，也有几处涉及他们的个人生活的段落。
在一般人看来，包括后来对此书极为反感和气愤的丁玲，沈从文的思想是右倾的，对国民党政府也是不予反对的。人们只看到他曾批评过左翼文艺，而忽略他对国民党的批判，的确是不全面，不公平的。在胡也频被害、丁玲失踪生死难卜的那种环境中，沈从文能以正直的、为之打抱不平的态度来写出这类作品，不能说不具有勇气和对友谊的珍爱，这样的文字，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视为怯弱，视为无聊的趣味。
下面两段被删改的文字，可能会使人们惊奇它们居然出自沈从文笔下，发表在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年月：1．“我觉得古怪的不是这种青年人的失踪，应是大多数人的麻木，……多数知识阶级还扪龠谈天，专在一些无当于实际的问题上有所争论，也不知道杀戮年青人的办法是一种如何愚蠢的办法，故这种杀戮还在用种种方式继续下去。”
2．“明白所谓纪念碑似的作品的生成，必需把自己生活加入广泛劳苦群众的生活，自己的感情成为普通群众的感情，自己的欲望恰是群众的欲望，这样年纪青勇于写作者，并不是没有人。然而这种人，幸而不被上海商人刻薄所饿死，便是被政府捕去所杀死，教授与战士，则惟各自以偏持的诚实，致慨于中国文学之无望，……政府对于作家除了愚蠢的杀戮以外，则从不作过一次聪明事情，读者则常常被一二负荷了三数盾牌迎风挂旗的流行作家，用朝三暮四的方法，养成皆毫无见解极其可怜的分子。……书店中人使她活下来，社会的统治者当想方设法毁去了这种难得的作家时，包括教授与战士在内，一切人皆仍然沉默着，如对于政府所作的其他各种蠢事一样，不发一言。中国将来若果真有所谓纪念碑似的作品，照我想来，则这作品应当不要忘却写到这一件事情的。”
湘西原本多侠气(3)
这里没有迟疑，没有遮掩，完全如同一个战士在呐喊，在慷慨激昂。沈从文的表述，自然缺乏左翼作家纪念胡、丁时所采用的明确的政治术语和同志情感，也没有更为强烈控诉和战斗的呼喊。他只是一个文人，更不是一个完人，他不可能像一个革命者那样面对强权政治的残暴。但，这毕竟是黑暗中迸发的火花，是弱者呈现的刚强。它属于正义、善良的人性，是中国文人最可宝贵的声音。在当时，他的这一举止，与社会的进步力量相一致；在后来，人们仍然可以从这些文字中更加全面地认识沈从文，理解沈从文。
沈从文受感情的影响来写《记丁玲女士》，他的感情使他在我们面前展示出他的性格的另一面。描述和论说沈从文的文章很多，人们喜欢述说的是他的温和，他的甘于寂寞。在人们看来，他身上缺少剑拔弩张式的阳刚之气，更有人则将他视为生性懦弱，且带市侩气，一胆小书生也。其实这也是一种误会，一个人的勇敢或者说阳刚之气，未必一定表现为拍案而起，怒发冲冠。只要他心中有真诚的情感在，这情，或是异性之间的爱，或是同性之间的友谊。情义一日不灭，他都可能为这情义而做出与平常性格迥然不同的举止。
以后的人们，读《记丁玲女士》，只要联系到它们问世的经过和当时的特殊环境，就会感受到沈从文炽烈的感情，感受到这位来自湘西、曾在士兵堆里滚过爬过的文人，身上仍然带有难得的侠气。这侠气源自友情，源自他的人生观念中对正义、对友情的态度。能这样对待友情、能这样看待正义的人，不可能是懦弱的，更不可能带有市侩气。
把侠气与一个外表儒雅温和的文人连在一起，似乎显得牵强。其实，健壮者威武者未必就一定带有侠气。中国文人历来推崇为情义而献身的传统，沈从文虽然没有叱咤风云的气概，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他的血液里，依然流淌着文人美好的性情。在艺术观里，平淡是他赞赏的境界，在生活中，他同样信奉着平淡。而他的笔下所流露出的侠气，也就无声无息地渗透在他的平平淡淡的生活中。
沈从文在晚年最后一次回家乡时，曾有三个中年人带着许多礼物来看他。三个乡亲一见到他，就连声喊“恩人”，一齐下跪。他大吃一惊，连忙扶他们起来。这三位中年人说，他们来自离凤凰一百多里的铜仁县，在“文革”时期，他们曾到北京上访，要求澄清自己的冤案。到北京后，身无分文，他们想到了湘西的老乡沈从文，便贸然前去求助。多亏沈从文解囊相助，他们才得以回到家乡。可是，此次看着他们，沈从文无法回忆起这件事情。沈夫人隐隐约约记得有过几次类似的事情，但眼前的几个人的模样，她也无从回忆了。写文章谈及此事的人为之感慨说：“他们几个青年人哪里知道，那些年正是沈老夫妇每餐啃两个馒头过日子的时候！”(刘鸿洲《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是毫不惊人的义举，朴素而清澈，一如沈从文笔下湘西的水。可贵的是，这种善良，这种热情，就是一种朴素的侠气，自然而然地发自沈从文的心中，是没有任何雕琢虚饰的天性的袒露。他平平静静地做，不求回报，不求虚名，更愿意人们遗忘。这是他做人的可爱之处，可敬之处，从写《记胡也频》、《记丁玲》，到“文革”中的这件小事，有贯穿始终的脉络在。
应该说这种侠气，源于家乡湘西的熏陶。沈从文曾是行伍出身，在一群群剽悍勇武甚或带有原始野性的湘西士兵中间，他形成了人生观。他敬佩那些勇敢者，特别在孩子时代，对家乡赫赫有名的“侠者”总是抱有羡慕和敬重。在以《凤凰》为题的散文中，他就以赞美的笔调描述过家乡当年著名的游侠者田兴恕。在抗战开始时，沈从文对参加战斗的湘西士兵的英勇，也表示出极大的敬意。“这才像个湖南人！才像个镇人！”他感慨地说。他以家乡人的悲壮和正气作为自己的骄傲。当他对一些留在凤凰的家乡军人发表意见时，他赞美湘西人的侠气：“同乡的性情，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不畏强暴，仗义而能济人之急，具英雄本色，且以得人敬重为荣。”
沈从文用家乡的性情，鼓励同乡投入抗战，可见对湘西侠气他有着清醒的意识，在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是一个文人，但家乡尚武崇侠的传统，早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印象和他的善良真诚的天性交揉在一起，带着它们，他走出湘西，走向人生。就这样，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平淡朴素却又感人的故事，留下了《记胡也频》，留下了《记丁玲》。
幽居南京(1)
多灾多难的一年随着冬日的寒冷成为过去，1934年平静地来到。新的一年，对于沈从文和丁玲，自然都是新的开始。
丁玲消失在无声的角落，人们仍然关心着她的命运，但刚刚失踪时的轰动，已渐渐变得沉寂。丁玲在无人知晓的地方，承受巨大的精神磨难。在浓重的夜色里，她企盼着自由的阳光。
1934年1月，紧接着《记丁玲女士》，沈从文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他的著名小说《边城》，这部作品是与《记丁玲女士》同时写作的。两部作品，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显示出作为艺术家的沈从文的特殊才能。
《边城》在1934年第一期上开始连载，连载至第四期后暂停，第十期恢复连载。
在这期杂志上的“编辑后记”中提到：“沈从文先生前因回籍，《边城》续稿中断，自本期起陆续登载。”
沈从文在年初得知母亲病重，放下正在写作的《边城》，匆忙赶回湖南。此次是他在1931年和丁玲同到常德后的又一次重返湖南，也是他在离开家乡前往北京实现文学梦想后的第一次回湘西。
途经常德，沈从文由于来去匆匆，没有去看望丁玲的母亲。在家乡，他只呆了三天就又返回了北京。
张兆和回忆，沈从文当时匆忙回到北京，是因为湖南政局非常紧张，随时可能有危险。没有去看丁母，并非因为其他原因。沈从文回北京后不久，母亲便逝世了。
《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对沈从文这次回乡的艰难处境，有过具体的分析和描述。他写到：到家只有三天，沈从文便心如火焚。眼下的处境使他进退失据。——母亲已经病入膏肓，形销骨立，完全改变了旧时模样，成天大口大口咯血，生命已如一线游丝，朝不保夕。他愿意满足老辈人的愿望，守在母亲身边，为母亲送终，以尽人子之道；可是在邻省江西，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根据地日渐缩小，已有了战略转移的意图。相邻几省风声极严，这次返乡，一路上对外来行人盘查已经极严。而家乡的熟人，又都疑心沈从文是“共产党”。这不奇怪，他与胡也频、丁玲的关系，通过报纸作媒介，已尽人皆知，不少人还看过他抨击国民党政策的文章。在这种时候，一点犯共嫌疑都会招来杀身之祸。更严重的是，他从亲友的口中，得知陈渠珍对弟弟沈岳荃正心存猜忌——沈岳荃此时已是陈渠珍手下一名团长，陈渠珍害怕他效法自己当年，从自己手里夺权。沈从文这次返乡，难免不犯陈渠珍大忌。一旦事出偶然，便会祸起萧墙。
然而，沈从文没有料到，他此次没有去看望丁母，日后会引起丁玲的不满，成为受责怪的一个内容。
当沈从文奔波于北京湖南之间时，丁玲正被软禁在南京。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她没有忘记老友沈从文，尽管她曾经说他们近年来存在着一些分歧。国民党特务方面答应她给母亲或朋友写信，丁玲没有给他人写
，而是只写给沈从文。不管她后来如何解释为什么想到只给他写信，至少这可以证明，在当时她还是相信沈从文，把沈从文作为自己的朋友的。丁玲说；这时，我写了一封信，是给沈从文的。在信里，拜托他在我死后请他看在也频的面上，照顾我的母亲和也频的孩子。这封信只是为了表明，我对国民党从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我将视死如归。为什么我写给沈从文呢？因为那时在我认识的故人中，只有他给人的印象是属于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一个派系的。以当时的社会地位，只有他不会因为我给他写信而受到连累。我更希望，也只需要从他那里透露出一点信息：让朋友们和同志们知道，我现在南京，我准备作最后的牺牲。自然，徐恩曾也要从我信的内容来了解我的内心思想，他怎么会把这封信真发出去呢。全国解放后，见到沈从文，他压根儿没有提到这封信，只说当时他无从打听我的消息。(《魍魉世界》，徐恩曾为负责监禁丁玲的国民党特务负责人——
引者)张兆和也回忆当时他们并没有收到丁玲的来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从获知丁玲的下落。大约到1935年，才从在南京见到过丁玲的朋友那里得知丁玲仍然活在人间。知道丁玲的下落后，沈从文非常高兴，他和张兆和于1935年底或1936年初，在去上海途中，特地在南京逗留，去看望丁玲。张兆和说：“那是我们的孩子虎雏一岁多的时候，因为北京受到日本侵略的威胁，我们送孩子到南方去。我和沈从文到上海，路过南京，去看软禁的丁玲。记得她当时住在太平桥一带，和冯达同居，姚蓬子一家也住在一起。我们见到她，她很兴奋。她的儿子小苇护这时已经从常德到了南京，我给小孩还拍了照片，至今还保存着。
我们在一起吃饭，看上去她对我们非常热情，没有感觉到什么别扭。我从上海回北京时，路过南京又去过一次，她正好不在家，我们便把一盒饼干留给孩子，没有等她就离开了。”(1989年10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丁玲对沈从文这次探望的回忆，与张兆和大有差异，她说这时两人都心存芥蒂，之所以如此，丁玲说是因为两件事情使她对沈从文产生了不满。一件就是前面所说的沈从文没有去看她的母亲，一件是她被捕后沈从文拒绝出面营救她。
第一件事情丁玲是从母亲那里得知的：此后1934年他返湘西，路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建议他应该去看一看我母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们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并在我母亲面前说了一些不平的话。原来那时沈从文正以挚友的身份在报纸上发表《记丁玲》的长文。我母亲是饱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过来人，对此倒没有什么很多的感慨，只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她曾经把这些事当成别人的事那样讲给我听。而我心里却有点难受。(《魍魉世界》)这件事，丁玲的母亲是听他人转述，可信程度难以确定，沈从文途经常德未能去探望丁母，有前面所说的原因。当年正在常德念书的刘祖春从另一角度谈到这一事情。
幽居南京(2)
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刘祖春，是凤凰人，1934年毕业于常德第三中学，他回忆说：“常德只有省立第三中学，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第二师范学校。我便是在第三中学师范部毕业的。沈从文当时在常德，如果住在学校里，我是文学社团的负责人，肯定会参加文学青年为他举行的聚会。1980年，丁玲发表批评沈从文的文章后，我曾收到一个校友的来信，他断定丁玲所说是莫须有的事。”(1990年5月29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刘祖春的这位校友叫余培忠，是当年常德第三中学17班的学生，比刘祖春晚一届。他在给刘祖春的信中说，沈从文此次在常德，没有住任何学校，而是住在春申君墓旁边的一个由凤凰人办的旅馆。他与沈从文是老乡，在旅馆里见到了沈。在他的记忆里，沈从文只在常德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匆匆忙忙离开了。他一直陪着沈从文，所以不可能有丁玲回忆中的事情。
余培忠的这一说法，从沈从文自己的文章里也可以找到佐证。《湘行散记》是沈从文记述这次故乡之行的作品，首篇《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描写的就是那个旅馆的老板。文中写到：“这老友是武陵(即常德——引者)地域中心春申君墓旁杰云旅馆的主人。……三年前，我因送一个朋友的孤雏转回湘西时，就在他的旅馆中，看了他的藏画一整天。”这次沈从文一到常德，就“又让那个接客的把行李搬到这旅馆中来了”。沈从文的文章中还具体描写了他和这位老板友人见面的细节。
不仅如此，沈从文还写到：“只因我已十多年不再到这条河上，一切皆极生疏了，他便特别热心，答应伴送我过桃源，为我租雇小船，照料一切。”第二天中午，沈从文便由这位热心朋友陪着离开常德前往桃源，从那里再换船驶向故乡。
从这些叙述来看，丁玲听母亲讲述的往事，极有可能是一种误传。即使真有其事，也应该珍视沈从文夫妇于危难之时前来探望的一番情谊。
第二件事情丁玲说是从李达的夫人王会悟那里得知的，从她的叙述看，知道这件事的时间则是在沈从文来访之后。她说：我很奇怪为什么她对沈先生有那么深的意见。后来才知道，就因为一九三三年我被绑架后，王会悟仍在上海，她写了好多信到湖南安慰我母亲，说我平安无事，说有许多人在营救我。她怕我母亲不相信而难过，便今天写信用这个人的名字，明天又用那个人的名字；还用过沈从文的名字。哪里料到，后来沈先生却不愿意借用他的名义接我母亲到上海向国民党要还女儿。(《魍魉世界》)王会悟所说的这件事，楼适夷是亲身经历者之一。他的回忆和丁玲关于此事的说法是一致的。楼适夷这样谈到此事：“丁玲失踪后，上海组织了营救委员会，我算是主持人。大概在六月，我们在李达家中和他的夫人王会悟商量，把丁玲的母亲请到上海，由她出面向国民党要人。我们考虑到沈从文与丁玲的母亲熟悉，便想请他去接丁母前来。当时沈从文不在上海，就由王会悟出面给沈从文写信，她与沈从文也很熟悉。沈从文很快回了信，我是在王会悟那里亲眼看到信的。信中主要说两点。一是说，他已请胡适打电报给上海市长吴铁城，询问丁玲的事情。吴回电说上海方面没有逮捕丁玲。二是说，近年来，他与丁玲已没有什么来往。他没有同意去湖南接丁母。这使我们很失望。他和丁玲别的事情我不清楚，但这件事是我经历的，不会有误。”(1990年5月18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从这些回忆看，两件事情并非虚妄。问题是，沈从文是否如丁玲所说是不愿意帮助她，害怕受丁玲的牵连。凌宇对此有他的分析，基本上言之成理：丁玲提及的两件事，究竟是否属实，已无从确证，因为这两件事都是第三者转述的。沈从文是否轻信了吴铁城的电报？就在《独立评论》刊登胡适“附记”的当天，沈从文写了《丁玲女士失踪》，驳斥国民党上海公安局否认逮捕丁玲。如果说，沈从文不愿以自己的名义写信要丁玲母亲来上海，是出于沈从文的“胆小，怕受牵连”，又何来《丁玲女士被捕》等文章？又何至于在营救丁玲活动中署名？难道后者的风险比前者要小？至于路过常德不去看望丁母事，丁玲是听母亲转述的，丁母又是听第二师范学生转述的。若确有其事，沈从文的原话如何？……即便有第二师范学生要沈从文去看丁母事，沈从文因急于返乡探望病危的母亲，而未能去看望丁母，从人情上也说不上有“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嫌。既然不怕牵连来看望仍被软禁的丁玲本人，难道还怕因看望丁母牵连？至于说沈从文对丁玲心存芥蒂，不大自然，似乎也出于丁玲的主观感觉。既然心存芥蒂，又何必老远跑来自讨没趣？
1937年海伦·斯诺到延安采访丁玲时，对幽居南京时的情况回忆中，丁玲却谈到当时她是坚决反对把母亲接到南京的，她把国民党特务的这一建议看作是他们的一种计谋。她对海伦·斯诺说：后来，这些特务假装我的被捕是出于误解，并希望把我母亲弄来南京说服我出卖共产党，但我拒绝这样做。他们希望向我母亲贿赂寄钱，因为家庭要我扶养。这，我也拒绝了。
他们这些努力都不能使我“悔改”和抛弃党。冬天到来时，他们希望把我送到湖南。我不答应，而要求释放。他们对我无法可施，于是我被送到莫干山，我在那里受到优待，但不许看报。他们仍要求我写信叫我母亲来南京，我拒绝了。于是，我被送回南京，我在南京收到了母亲的六封信，想来南京看我。四月份她来了，我很不高兴，因为没有阻止这件事。(《中国新女性》)自己反对母亲来南京，却又会对他人不接母亲来南京表示不满，两者之间似乎很难联系起来。
幽居南京(3)
在这些事情上丁玲与沈从文发生的不快，如今说清各自该负多大的责任已无必要。令人遗憾的倒是，沈从文夫妇这次千里风尘仆仆看望幽禁中的丁玲，但在丁玲的回忆中，却因为她所说的原因，这次见面没有给她带来丝毫喜悦和兴奋，反显得并不愉快。她这样记述沈从文和她的会面：我对这个人的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种风风雨雨的浪涛里，他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我理解他并且原谅他。只是再次见面时，总有一丝不自然。他呢，可能也有点不自然。他现在来看我总算很好，也是同情嘛，我是应该感谢他的，只是我们都没有敞开心怀，谈的很少。他见我在一场大病后，身体没有复元，劝我做点事，弄点事，养息身体。他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可以向王世杰去说，请他帮忙。王世杰是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我自然不会同意去国民党的教育部做事，我谢绝了这番好意。
张兆和说，当时她和沈从文并没有与丁玲相似的感觉，而且过后在北京见到王会悟时，大家的往来非常自然，依然如旧。
丁玲的这些回忆写于为《记丁玲》而指责沈从文之后，这种情绪是否会影响对往事的追忆，不得而知。
在沈从文看望丁玲之后，萧乾也在同年春天来到南京。
萧乾在1935年夏天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经沈从文和杨振声的举荐，到天津《大公报》接替沈从文编辑文艺副刊，而沈从文实际上作他的后盾。此次他到上海参加筹办《大公报》上海版，途经南京，他的另一活动便是看望丁玲并向她约稿。
萧乾回忆，可能是沈从文建议他去向丁玲约稿的。他说：“怎样和丁玲联系上的，记不准确了，可能是沈从文告诉我的。我得到她的地址后，就从天津到南京。
我约她给《大公报》写稿，她答应了。我到了上海，她很快就寄来了一篇文章。
”(1990年3月13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丁玲寄给萧乾的文章，即是短篇小说《松子》，于4月19日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这是丁玲被捕将近三年来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人们可以从作品中“小三子”对黑夜的恐怖，感受到她的心境。
但实际上丁玲似乎当时并没有与沈从文发生矛盾，她与沈从文在南京的胞妹也来往如旧。她自己说，在幽禁三年后第一次离开南京前往北京，便是从沈从文的胞妹沈岳萌那里要到的往返免票。“那时她在南京铁道部工作，每年都有四张二等卧车厢的免票。这种免票凡是铁道部的职员都有，不论旅途远近，都可以乘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