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的新任宪法顾问的观点就十分典型。身为一个总统的宪法顾问，他的立足点似乎并不在于维护宪法，而是在强行维护合众国总统的权威。他在递交给法庭的声明中说，“将美国总统办公室拆成碎片，是一个太高的代价，即使是为水门案件，也付不起这个代价。”
他的意思很清楚，总统再错，也是总统。哪怕总统犯有刑事重罪，也不能“总统与庶民同罪”。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美国朋友们却常常说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个宪法危机把美国人从面对一个抽象的理念，逼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面前。至少大家都看到了，哪怕是民选的总统，也不能保证就不走向一个危险的方向。如果总统终于成功地站到了宪法之上，那么，专制对于美国人可能很快就不再是一个古老的神话，也不是一个遥远的别人家里的故事了。
尼克松在他的新顾问们的推动下，终于在最后的时刻，作出了一个利用职权与法律顽抗的大动作。这使得他被弹劾的命运再也不可逆转。尽管尼克松在避免被弹劾的问题上，可谓费尽了心机。
当尼克松的副总统被迫以辞职交换法律宽大的时候，尼克松处心积虑地挑选了众议员福特作为副总统的替任。在一般人眼里，福特不象是一个做总统的人材。尼克松之所以在当时挑选了福特，就是为了使国会在考虑弹劾的时候有所顾虑。因为一旦尼克松被弹劾成功，他的副总统就将顶上来做完这个总统任期。
如果福特比较软弱，看上去不能胜任总统职务，也就意味着美国将有一段时间出现 “总统危机”。那时，美国对内将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行政事务执行者，对外也将缺少一个决断的外交事务领导人。这对于美国当时的情况显然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从外部形势来看，还处在冷战的危险期。从内部来说，美国刚刚经历了六十年代的动荡和转变，急需一个安定的环境完成社会过渡。所以，尼克松作出这样的副总统安排，就是希望国会将不得不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敢轻言弹劾。
那么，尼克松到底做了一个什么大的举动呢？
他想除去他的心腹之患。
当时，尼克松确实万分恼火。因为，再三使他感到难堪，在司法程序上一步不让的那名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从理论上来讲，还是尼克松行政体系之下一名“下属”。如果不是独立检察官向法庭提出要求，法庭也不可能主动出一张传票，要尼克松交出录音带。考克斯在上任之后，没有一刻表现出他是尼克松的“下属的下属”，相反，他始终保持一个克尽职责的独立检察官的形象。
这时，上诉法院的判决也已经下来了。判决对尼克松很不利。尼克松按法定程序，还有一周时间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尼克松向独立检察官摊牌了。因为录音带是独立检察官提出来要的。如果检方坚持，法院一级级都按这样的趋势判下去，尼克松就非常被动了。因此，他必须先下手为强，强迫检察官放弃或改变他对法庭提的要求。
尼克松的法律顾问告诉独立检察官考克斯，要他接受白宫的条件，把交出录音带改为交出根据录音带笔录的谈话提要。否则，请独立检察官辞职，或者由司法部长解除他的职务。他们给了这个最后通谍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最符合国家利益的行动”。
考克斯的回答也很漂亮，他说，他也希望避免冲突和对峙。但是，他不能违背参议院在批准他的任命时他所作出的承诺。
看来，不论是让独立检察官屈服，还是让他自己提出辞职，都是不可能的了。
对于独立检察官的这个回答，现任司法部长理查德森早有预料。因为这么一来，一个球两边一踢，最后还是要落到了他的手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独立检察官的任命权从理论上来说，只能落在司法部长这里。既然如此，现在解职权也必定要落在他手里。如果他这样做了，应该说，也无可非议。因为，在政府的行政系统里，司法部长是总统的下级，他即使解除了独立检察官的职务，也不过就是执行了自己的上级，总统的命令。
但是，司法部长理查德森当然很清楚，他有一个作为司法部长的职业道德的问题。他今天之所以具有解除检察官职务的权力，是因为他正巧站在一个无法避免的逻辑悖论的交点上。他是美国的行政系统中所有法律工作者的最高官员。他除了必须面对总统的命令，还必须面对法律，面对历史，面对良心。所以，他的选择十分简单，他轻轻放下落在他手里的那个球，冷静地对总统宣布，他辞职了。在辞职信中，他提醒尼克松总统，不要忘记，在当初给独立检察官考克斯的任命书上，规定了司法部长“不能推翻，不能干涉特别检察官的决定”。
一开始，尼克松的顾问还以商量的口气，请司法部长理查德森是否考虑先解雇考克斯再辞职。他提出当时的中东危机，要求司法部长解雇独立检察官，给美国一个“喘息的机会”。司法部长断然拒绝。接下来，黑格则毫不客气地给司法部长来了一个电话命令，“解雇考克斯。”司法部长提出要求约见尼克松总统。
在会见尼克松之前，司法部长理查德森见到了黑格。黑格再一次向他提到中东危机。他说，美国正在就中东危机与苏联谈判，“水门事件”一直在让苏联看笑话，弄不好就会让苏联人在谈判桌上占上风。理查德森不为所动。当他走进白宫的椭圆型办公室的时候，尼克松总统手里也只有这一张相同的牌。“国家利益”是一个当权者最轻易可以为自己所用的遮羞布。
尼克松问他的司法部长，他现在辞职，勃列日涅夫会怎么看？基辛格与莫斯科谈判将增加多大困难？难道你应该把个人义务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理查德森当时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往头上冲，他抑制住愤怒答道，“我只能说，我相信我的辞职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当黑格再一次给理查德森打电话的时候，他反问黑格，既然中东危机如此紧要，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延迟几天解雇考克斯呢？当过军人的黑格将军，其回答颇具军队风格，后来在美国众所周知，他说，“你的总司令给你下了一个命令，你别无选择。”理查德森严丝合缝地接了一句，“除非我辞职。”
当晚，抢在司法部长宣布辞职之前，白宫宣布他被解雇了。这一做法显得十分卑劣，他们不让他以辞职的形式离任，一心想毁了他的政治前程。尼克松曾恨恨地对黑格说： “我们除了在他屁股上踢一脚以外，不欠他什么东西。理查德森必须解雇，我可不想看到他回到印第安那再去竞选参议员。”
至于整个风波的中心人物，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他此刻的心情几乎只能以“悲愤” 二字来形容了。因为，这绝不是一件“上司对下属的工作不满意”的简单解雇事件。这是一个被法律追踪调查的特殊罪犯，利用手中来自人民的权力，试图开除一个代表法律和人民对他进行调查的检察官。这就等于是一个正在抓一帮江洋大盗的警察，让这帮江洋大盗给解除了警察的职务！
这不是他一个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个人的职位问题，如果一个总统能够这样凌驾于法律，凌驾于人民，这个国家整个的根基就都会动摇了。因此，考克斯在这场风波一开始的时候，就郑重地对自己手下的一套班子说，如果他被开除了，不论总统怎么干，你们也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在考克斯从电话中得知司法部长将为他的缘故而辞职时，他冷静地作出了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的决定。这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做法。哪怕你尼克松是总统，考克斯只是一个小小的检察官，但是，当你以为，自己可以利用人民给你的权力为所欲为的时候，考克斯并不是一筹莫展的，他可以直直地走向公共讲坛，站在全美国的电视机前，让所有的老百姓知道真相，让大家来评评这个理。
新闻发布会上的考克斯，显得谦恭而文静，仿佛是在给周末待在家里的平头百姓上一堂课。他说，我可以保证，我不是故意在和美国总统作对。我甚至担心，我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是不是错把虚荣当作了原则。我希望我没有。最终我决定，我必须坚持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
在司法部长理查德森提出辞职之前，司法部副部长已经表示，如果要逼他就范，他也做好了辞职的准备。因此，随即，司法部副部长也因同样原因辞职。
剩下的是司法部的第三把手鲍克。他曾经对理查德森表示，他只是在理论上同意总统有权解除手下一个检察官的职务，因此如果总统下命令，他会同意签字解雇考克斯。但是，他不想让别人以为他是个贪图高官的“贪生怕死之徒”，签完解职令，他也会要求辞职。理查德森在自己离任之前，劝阻了鲍克的辞职。他要为司法部留下一个看家的。
就这样，在尼克松总统的命令之下，鲍克签署了独立检察官考克斯的解职令。
这一解职并没有就此划上历史的句号。这一“强盗解雇警察”的“解职”是否合法的问题，也在此后作为一个案子上了法庭，并且经过了颇多上诉的周折。直至最高法院终于否决了鲍克签署的解职令的合法性。但是，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在当时看来，尼克松还是达到了自己一除心头隐患的目的。
权力看来还是十分管用的，就看你用不用了。权威并施之下，讨厌的独立检察官考克斯，还有堂堂司法部长理查德森，不是都乖乖地“走人”了吗？至少考克斯被解职的这天晚上，尼克松总统和他的新顾问们，感受到了权威的力量和成功的快感。
晚上八点二十五分，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宣布，“水门案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已于今晚八点左右解散”，它将归还司法部。黑格命令联邦调查局，前去封闭前独立检察官和两名前司法部正副部长的办公室，一副大获全胜的派头。
黑格的担心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考克斯整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抢在几天前已经开始保护所有的调查文件。他们先租了一个银行保险柜，专门保存他们与白宫的书信来往。然后，他们尽可能地复印了大量文件，分散到每个人家中“自行保管”。
考克斯被解职的这天晚上十点，也就是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之后，考克斯的副手把记者们招到办公室的图书馆，他向记者们说，“难以想象，这是发生在一个民主国家里。”
被解职的前独立检察官考克斯本人，在这个时候仍然对美国，对美国人民持有信心。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将继续成为一个法制的政府，还是成为一个人治的政府，这必须由国会，也就是最终由美国人民来决定。”
在此之前，国会也已经通知白宫，参院调查委员会不接受白宫以“谈话提要”替代录音的要求。
相对而言，尼克松们显然是低估了美国民众的觉悟。独立检察官被解职，办公室被查封的消息一发布，全美国就跟触了电一样。由于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是传统的老兵节，是美国的国定假日。因此，这是一个长周末，连放三天假。每个人在这样的时候，通常是轻松度假，国会也在星期二才会上班。
但是，历来以散漫著称的美国人，就在这个轻松的假日里，从全国各地打来抗议电话。这些电话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涌入首都华盛顿。华盛顿地区的电话公司，通常一天给国会转接约三千通电话，可在这个星期天上午，他们转接了三万通打向国会的电话。在星期二以前，已经转接了高达三十万通打向国会的电话。电话公司不得不修改计算机参数以适应新的需要。人们估计，共有三百万个来自民众的抗议和要求，对国会倾盆而下。
在白宫门外，有一个孤零零的抗议者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鸣响喇叭，要求弹劾”。当时，白宫门前的宾夕法尼亚大道的车行交通还没有关闭，这是一条非常繁忙的交通要道。结果。过路的汽车纷纷响应，白宫门前一片汽车喇叭声。此后的两个星期。尼克松一直待在平时只有度假才去的戴维营。
一年前还是支持尼克松再任总统的美国劳工组织，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国会，如果尼克松不辞职就弹劾他。美国律师协会主席则宣称，白宫的行动是破坏了已经建立的司法程序，所以他公开呼吁国会采取适当行动。一时间，全国各地形成对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强烈的不信任，弹劾总统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
这时，白宫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的一周期限已经到了。但是白宫却没有利用这个最后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上诉的焦点是，白宫是否应该应检察官的要求，交出那九次谈话的录音带。现在，尼克松们已经自以为聪明地抢先一步，利用行政系统的权力，在法庭的竞技场上，一脚把检察官干脆踢出了局。
他们当然可以这样想，那个“交出录音带”的要求本来就是检察官提出的，现在，检察官应该带着他的“球”一起滚出局去了。白宫自然也不必再去上诉，然后胆战心惊地等候最高法院作什么判决了。他们现在可以在固执的考克斯缺席的情况下，和法庭或者考克斯的后任，谈谈新的条件了。
可是愤怒的法官西里卡并不因此屈服。他满怀震惊地眼看着他当裁判的那个球场，居然被告一方活生生地把检察官一方一脚踢出了球场。他也在电视里看到独立检察官考克斯的办公室被联邦调查局封闭的情况，从法官的法律常识来说，这简直就像一场经常在南美国家上演的政变。
就在这时，法官西里卡收到了来自白宫法律顾问的一份书面陈述，说是白宫打算提供由第三者整理的录音提要。这个架式活象是被告给法庭的一份通知，通知法官应该如何进行调查。盛怒的法官西里卡立即起草了一个命令，要总统出示理由，讲情楚为什么总统这样做就不算藐视法庭。同时他通知白宫律师，他认为总统是在违抗法庭命令，如若星期二还不交出录音带，他将找总统算帐。他打算如果录音带交不出来，他将判尼克松总统每天罚款两万五千至五万美元。
同时，法官西里卡把两个联邦大陪审团同时召到法庭。这两个大陪审团，一个是为 “水门事件”闯入案而建立的，另一个是由前一个案子的案情发展后，导致新的立案而建立的。前者的案子虽然已经起诉，但是，由于最近一系列的发展，仍然需要这个大陪审团存在，并对新发展的案情是否需要调查和起诉作决定。
在法庭上，神情严峻的法官西里卡，向陪审员们重读了他们曾经作过的誓言。他要求他们明白，任何人都不能玩法律于掌股之间。他强调，大陪审团依然存在，依然工作。他对陪审员们说，你们没有被解散，你们也不会被解散，除非本庭在法律的授权之下解散你们。他庄重地宣布，“法律自会处理目前的形势”。
国会一开会，弹劾的动议就无可避免地开始了。
弹劾在美国是怎样的一种权力制约机制呢？这是一种属于政府的立法分支范围的特殊刑事诉讼程序。你也许要问，刑事诉讼这类的事情不是属于司法分支的吗？怎么会跑到立法分支的国会去了呢？是的，在刑事诉讼中，弹劾是唯一的例外。它的起诉对象只限于政府官员。也就是说，即使司法分支的机制失了灵，被某位政府权势官员控制或者破坏了，他也休想因此逃避法网，在国会还有一个“法庭”在那里等着他呢。
由于弹劾只针对政府官员，所以，它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庭，很明显，它只是一个制约权力的机制。这个制约机制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州法里也有。弹劾的做法源于英国，这曾是当年英国的议会除去国王宠臣的有效手段。当年的英国，弹劾案一旦成立，被弹劾者不仅可以被判处罚金，甚至还可以判入监狱，甚至判处死刑。这种英国式的弹劾，是英国国会长年累月与王室冲突的历史产物。随着这一冲突的缓解和消失，弹劾在英国的使用就日渐衰落。从1806年起，英国就不再使用弹劾诉讼。美国宪法中所规定的的弹劾，与英国有极大的不同。美国从成立开始，就是一个由民主程序产生政府各个分支的国家。因此，它没有一个英国那样的历史重负和社会转型的严重政治冲突。美国人借用弹劾这个程序，只是用它以防万一，只是相当于在制约政府权力的“收银机”上，再加上一重保险机制。因此，美国的弹劾也没有必要呈现杀气很重的面貌。在美国，如果一个弹劾诉讼成立，也就是判定被弹劾对象撤职，没有更重的处罚。因此，美国的弹劾更少“法庭”的味道，而更多一些权力制约的意思。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很少发生弹劾案。也许，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官员产生方式的缘故，使得这个国家政府官员和民众很少发生无法解决的激烈冲突，另一方面，也是整个权力制约与平衡的“收银机”设计比较完善，也就很少发生非得动用这个“保险机制”不可的时候。因此，在美国的历史上，虽然宪法规定对政府官员有弹劾程序，但是事实上极少使用。在尼克松总统之前，历届美国总统中，被国会提出弹劾动议的，只有安德鲁.约翰逊总统一人，他在最后一刻还是以一票之差被宣告无罪。因此，对尼克松总统提出的弹劾动议，是美国历史上仅有的第二次对总统的弹劾程序的启动。
弹劾的动议一开始，就如大家预料的一样，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共和党人也并不站出来支持尼克松。在美国的国会里，一直有这样的传统，就是国会议员在某一个问题上表态，或是投票表决的时候，他们很忌讳“党性”二字。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议员们不会仅仅根据自己的党派归属，就作出表什么态，投什么票的决定。因为美国的普通民众，是非常鄙视那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党性”的。他们要求他们选出来的代表，不论他是哪一个党派的，他们在国会所表现出来的立场，应该是人民的立场，而不仅仅是“党派”的立场。否则，他们要这样的议员干什么呢？
当然，在一些本来就和党派观点密切相连的问题上，国会的投票结果会和各党派所占的席位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民众也是理解的。他们在选这个国会议员的时候，也已经充分了解了他的观点。但是，在一些与党派观点无关的问题上，如果一个国会议员的立场时时表现出他的“党性”，这个议员将很快被他的选民所抛弃。
眼前的这个尼克松总统弹劾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没有一个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会仅仅因为尼克松是共和党的推出来的总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跳出来反对弹劾。因为这个弹劾案所涉及的观点是，你是否认为总统可以高于法律。这是一个涉及美国制度的根本问题。而不是象是否支持堕胎，如何进行福利改革等等这样涉及党派观点的问题。因此在这个时候，哪怕有一些共和党议员，实际上“党性”很强，他也会望尼克松而却步。
在众议院的弹劾程序开始以后，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共和党人站出来支持尼克松，到最后，由后来被替补为副总统的福特，代表众议院中的共和党员表示，他们同意此事授权给国会的司法委员会，按程序处理。也就是说，只要尼克松不交出录音带，他们也不会支持尼克松。
就在这同一天，已经被解职的前司法部长理查德森，在司法部的大厅里，面对电视记者召开了一个告别会。当然，尼克松们一心指望理查德森乖乖地离开，不要再多嘴多舌。可是，对于那些被剥夺了权力的人和从来就无权无势的平民，新闻媒体，这是社会保留给他们的唯一的讲坛。这个讲坛是没有人可以阻挡的。
理查德森没有多说什么，一切似乎还算平静。只是在最后，他对着电视机前的民众说，如果他是考克斯，他也会这样做。他希望还会出现另一个尽职的特别检察官。当他被记者问到尼克松是不是应该被弹劾的问题，他回答说，这应该是由美国人民来考虑的问题。作为前司法部长，他强调说，“我没有理由认为总统就可以违抗法庭的命令。”
司法部指定的检察官和所调查的对象白宫高阶层官员发生矛盾的话，白宫是上级，检察官是下级，水门一案所暴露出来的这一漏洞，引出了1978年的政府道德法，此法案规定司法部长在发现行政部门高官有违法行为时，可以要求由联邦法庭来指定一个独立的特别检察官从事调查起诉。这个法案保护了特别检察官的独立性，因为他或她不是由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任命，而是联邦法庭任命。司法部长只有在“有正当理由”的前提下可以撤除这一任命，这一保留给司法部长的权限以显示起诉权限的原本归属是行政分支。这一法案使得行政分支高层的犯罪容易被起诉。不过这些已经是水门一案的后话了。
尼克松已经处在四面楚歌之中，他必须再一次考虑何去何从。
法官西里卡规定的期限到了。星期二下午，法庭里挤得水泄不通。法官西里卡照例坐在上面，面对着法庭的较量双方。在法官对面，一侧坐着白宫的律师们，另一侧，独立检察官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他的十一名助手全部到场，坐在检方的位置上。
法官西里卡宣读了上诉法院的判决，这个判决肯定了地方法官西里卡要求总统交出录音带的命令。然后，他转向白宫的律师，问道：“总统的律师是否打算现在就代表总统答复法庭的命令？”
这位律师走到话筒前，回答说“法官陛下，我没有打算作出一个答复，不过，我被授权声明，美国总统将完全执行上诉法院8月29日的命令。”全场静得只能听到人们的喘息声。法官西里卡威严地阻止了那些想悄悄溜出去发表头条新闻的记者。然后，他几乎是不相信地问道，“你将服从我的决定？”律师又一次回答说，“不折不扣，全部执行。”
迫于美国人民的压力，尼克松总统终于承认了不可阻挡的大势。他作为美国政府权力三大分支之一的最高长官，按照美国宪法制约与平衡的原则，承认了司法分支的监督权。他不仅同意了让刑事司法系统取得有关他的证据，同时，面对来自共和党内部的压力，不得不又任命了一个新的特别检察官。
这名新任检察官叫加沃斯基，他曾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律师，也曾经是纽伦堡法庭审判纳粹时的军事检察官。他是一名民主党人，却一向对尼克松十分友好。因此，看上去，尼克松似乎是在这个位置上除去考克斯之后，安排了一个对他更为有利的人选。但是，尼克松应该很快发现，他所遇到的麻烦，几乎与“人选”问题没有太大的相关性。
尼克松所遇到的麻烦似乎是随同独立检察官这个职位而来的。作为一个独立检察官，身负重托站在全美国民众目光的焦点下，处于这样一个位置的任何一个法律工作者，几乎都会本能地忠于职责，不循私情，也不会愿意接受来自被调查方的干扰。如果尼克松早一些对独立检察官的这种“职业禀性”有所了解，他也不必在检察官的问题上触犯众怒了。换一个人选，并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加沃斯基上任之后，大家很快看到，他所表现的独立性一点也不比他的前任差。同时，他还继续任用了考克斯留下的全班人马。
原来考克斯的这一套班子，也曾担心这个新上司和白宫的关系太近。但是他们很快看到，他是一个正直的法律工作者。尽管黑格再三向加沃斯基暗示，要他以“国家利益” 为重，要“爱国”。然而，这个新任独立检察官一边和黑格周旋，一边从不影响他的正常工作。同时，在吸取了他的前任考克斯的教训之后，国会对加沃斯基进行了职位保护。此后，如果没有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两个党派的一致同意，任何人都无权开除这个独立检察官了。
然而，事情并不因为尼克松同意交出九盘录音带就结束了。首先是，尼克松的律师在回答法官，他们将“不折不扣，全部执行”法庭命令之后，交出的录音带本身就是有折扣的。一方面是有两盘录音带不知去向，另一方面，交出的录音带中，有一盘被擦去了十八分钟。为此，法庭展开了冗长的听证调查。白宫的有关工作人员都被传到法庭作证。这些被传来的证人中，官阶最高的就是当时的白宫幕僚长黑格了。
对于那已经消失的两盘录音带，各个证人的说法都不尽相同。有的说可能是录音带用完之后没有及时换新带造成的，也有的说，有时一些高层官员借去听，没有很健全的记录制度，所以也可能是被谁借走了没有归还。总之，这两盘录音带再也没有被带上法庭。
至于那消失的十八分钟，是一名白宫女秘书在整理录音带的时候擦去的。她跟随尼克松做了几十年的秘书。她原来以为，她擦去的那一段不在交到法庭的那些带子里头，因此，在法庭上态度十分傲慢。当检察官问她，用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录音事故时，她答道，“用我的头脑。这是我唯一可以用的东西。”，“我认为我还没有愚蠢到要人家一遍又一遍教我怎样倒带，怎样放音。”
可是，当她再一次被叫到法庭上的时候，她已经知道被她擦去的录音带已经在法官手里，就再也神气不起来了。她最后不得不自己请了一个律师。而且，这位秘书是所有的证人中，唯一要求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保护自己的。你一定还记得，在去年给你的信中，我详细介绍过这一条。就是说，根据“第五条”，法庭不能强迫公民“自证其罪”。所以，在法庭上，如果一个人遇到必须回答对自己不利的问题时，就可以引用“第五条” 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尽管这位秘书说，她是在无意中造成了录音事故，“不小心”擦去了一段。她最终也没有被起诉。但是，这十八分钟消失的录音和那两盘不知去向的录音带一起，成了永久的秘密。人们至今无法消除心中深深的疑惑。
不管怎么说，经过无数人的努力，法庭手里总算有了一部分录音带。即使是这几盘不全的录音带，都使检察官在按下放音开关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毕竟，作为案件的调查者和起诉者，猜测总统有可能涉及犯罪和听到证人指证总统犯罪，是一回事，因为这都是有可能不是真实的。但是，现在亲耳听到总统的犯罪罪证，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检察官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尼克松总统宁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也要死死保住那几盘录音带。前白宫顾问迪恩在国会的证词，现在都被录音带的出现所证实了。他们不仅听到尼克松在录音中与亲信谈到要搞上百万美元的“堵嘴钱”，对于将来法庭上的宣誓作证，尼克松居然就赤裸裸地对海尔德曼说，“你就一口咬定，我不记得了，我回忆不起来，我没法想起来。就只回答我想不起来了。”
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听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脸涨得通红说，“你们能够想象得出来吗？合众国的总统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居然在教他的手下人如何做伪证！”听完录音之后，作为一个以前曾经在长时期里支持过尼克松的法律工作者，加沃斯基最后沉痛地说，我以前也料到，此案将是十分复杂十分困难的，我也料到会面临许多困难的决定，但是我想，这些都还不至于要动摇总统。现在，我第一次意识到，总统深陷于这个案子，已经无法自拔了。”
已经是接近1973年年底的时候了，新任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特地带着总统的一盘录音带前往白宫。就是在这盘录音带里，尼克松谈到要筹集上百万美元的“堵嘴钱”。他约见了黑格将军。也许，他想让这个并不知道全部内情，却显得十分自以为是的白宫幕僚长清醒过来。但是，黑格还是坚持认为尼克松是清白的。加沃斯基面对执迷不悟的黑格，只能请他代为向总统传达一个最后的忠告。他再一次对他说，你错了。“根据我的判断，总统已经卷入了刑事犯罪案件。他最好是请一位他所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刑事辩护律师。”
也许真的因为是蒙在鼓里，表现得糊涂而又“愚忠”的黑格后来又打电话给这位独立检察官。他象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一样，兴奋地对加沃斯基说，总统在录音中的那次谈话之后，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所以不能认定是一个“罪行”，因为按照法律，必须有行动才能把一个“阴谋”认定为一个罪行，光说说是不算犯罪的。
也许，这个电话只是进一步证明了白宫幕僚长黑格确实不在罪犯之列，他此后也确实没有被起诉。因为这次他又错了。尼克松就不会这样想，因为他非常清楚，他们是有行动的，那天谈话之后，就有过一个装着“堵嘴钱”的信封，被扔进了前白宫顾问亨特的律师的信箱。所以，在1973年圣诞来临之际，尼克松总统终于听从了独立检察官的忠告，为自己聘请了波士顿名律师克莱尔，为他所涉及的“水门事件”作刑事辩护。
这时，对于政府权力的行政分支进行监查的所有机制几乎都已经开动了。它们都按照自己的程序，各自在进行自己这一部分的功能运作。
新闻界这一方面，对于总统财务方面的追查一直没有放松，这使得尼克松总统公布了他的财务状况，以图洗清自己。并且最终补交了43万美元的税款，这是为那笔“副总统文件”的“不正当扣税”造成的。白宫说，这几乎已经掏空了尼克松的积蓄。
司法分支这一部分，尽管尼克松的新任律师，暂时拒绝了独立检察官在进一步调查中，要求总统再交出22盘录音带的要求。尼克松也拒绝了大陪审团要求他出席秘密听证会的要求。但是，根据已有的录音带，已经足以让大陪审团对尼克松定性。1974年的2月 25日，大陪审团以19对0的表决结果认定，理查德.尼克松是一个欺骗美国并且妨碍司法的阴谋的成员。大陪审团同意特别检察官将理查德.尼克松认定为一个“不受起诉的共谋者”。
尼克松在司法系统的免于起诉，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立法分支国会的“弹劾”这个特殊刑事诉讼已经开始。在大陪审团作出以上认定之后，法庭立即开庭，宣布了大陪审团的建议，当庭将司法分支已经获得的全部证据，包括那几盘已经获得的录音带，全部移交国会的司法委员会，让他们“用作诸如弹劾的适当程序。”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落到了立法分支手里。国会的刑事诉讼弹劾一经开始，就非常严肃地声称，国会的司法委员会，拥有获得有关弹劾案件的全部证据的绝对权力。4月1 1日，国会发出要求40盘新的录音带的传票，并且警告尼克松，如果他拒绝的话，弹劾尼克松的第一条罪名，就将是“藐视国会”。
这时，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和国会司法委员会，分别对尼克松提出的要求新的录音带的压力，越来越大。尼克松决定作一次最后挣扎。他先是又一次提出只交出这些谈话的提要，然后决定，将删减后的46次谈话公开出版，以换取美国民众的谅解，使他们相信，他没有更多的罪行。他说，这些经过编辑的记录，“将一劳永逸地证明，我所知道的和所做的，完全就是象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们的一样。”尼克松很清楚，尽管看上去他面对的政府权力的另外两个分支的调查，实际上，他真正面对的，是站在这些调查机构后面的美国人民。
于是，真的出版了这样一本大如电话号码本一样的特殊的“书”，而且一时还真的成了“畅销书”。在书中，多处标着“此处删去多余谈话”，不久这句话就成了老百姓嘲讽的口头语。美国的老百姓是很难蒙住的。本来，尼克松试图使大家看了这本“洁本” 谈话录之后，会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实质性内容，就对他失去追究的兴趣。
但是，这本书给美国民众造成的刺激，恰恰不是内容，而是它所反映出来的一个总统的基本态度和行事风格。也就是说，人们最吃惊的是，这位被美国人民安排在漂亮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上班的总统，居然不是大家所期望的至少是一个正人君子，不幸而相反，他们只看到一个急于摆脱困境甚至于不择手段的小人。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有理由相信，那些被删去的“多余谈话”一定是一些更见不得人的东西。
独立检察官和国会并没有因为这本“洁本谈话录”的出版，就放弃他们的要求。这时根据调查的进展，他们对录音带的要求已经分别为64次和42次的谈话录音。这时，尼克松的新任律师克莱尔提出，至今为止，尼克松本人并不是被控诉者，所以在法律上要求这些录音带没有足够理由。此刻，独立检察官向他出示了大陪审团的判定，显示了尼克松是“未被起诉的共谋者”，克莱尔顿时哑口无言。因为在美国，整个司法程序中，作为人民象征的陪审团，是最至高无上的权威了。
录音带的争执，又一次被白宫上诉到美国上诉法院。但是，这一次，这位新任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毫不犹豫地越级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5月31日，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受理。 “水门案件”的官司终于在案发两年之后，到达了最高法院。
同时，国会的弹劾程序并没有停下来。按照美国宪法，弹劾程序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由众议院提出建议并且认定罪名，这一个阶段很象是司法程序中的大陪审团的作业，整个阶段是不公开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民众无法知道进展情况，就连尼克松也一点吃不准形势的走势怎么样。
弹劾程序的第二步，就有些象法庭的审理过程。先是公开的出庭作证，然后是参院投票。通过弹劾案，必须在参院里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所以，尼克松还是对参院听证投票的这一个阶段，寄了很大的希望。他只要在一百个席位中获得三十四票的支持，就算是逃过这一劫了。一百年前，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就是在这一个阶段，以一票之差，安然逃脱的。毕竟，国会里还有那么多共和党人，尼克松至少可以试试看争取他们中的一部分。
你一定还记得我前面说过，在美国国会里，是非常忌讳“党性”二字的。因此，此刻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最担心的，就是弹劾共和党的尼克松被指责是“党派行为”。所以，他们让足够的明确证据取得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使他们也坚信这是一个超越“党性”的维护宪法的行为。
而从尼克松这一方来说，正好相反，他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共和党议员相信，这是民主党人的“党派夺权”行为。使得共和党议员转而支持尼克松。
因此，证据的可靠性就成为一个关键。只要证据可靠，共和党议员即使真的“党性” 十足，也不至于会冒天之大不韪，站出来维护明显在践踏法律的尼克松总统。因为参院的弹劾过程基本都是公开的，甚至由电视转播的。选民们都在看着他们选出来的国会议员，在如何代表人民说话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一个民主制度已经充分成熟的国家，它的民意代表在投票时是必须完全公开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使他的选民知道，自己选上去的人到底在干些什么。所以在美国，尽管每一个选民在选总统，或是进行其他投票时，他们的选择是隐私的一部分，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在美国国会中，议员们的投票却必须是公开的，受到选民监督的。
相反，在民主制度还不十分完善的，处于过渡时期的地区，要求就完全不一样。在这些情况下，民意代表可能受到来自其他非选民方向的压力和影响。因此，如果迫使这些民意代表公开他们的投票方向，反而会使他们顾忌来自其他方向的压力，而不敢真正地代表民意投票。因此，在这个时候，为民意代表的立场保密会变得更为重要。
在弹劾的第一个阶段，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罗迪诺主持，他和法官西里卡一样，是意大利裔的美国人。由于确凿的证据成为弹劾的关键，所以，他和助手道尔非常谨慎地召集了四十多名律师，在新的录音带还没有得到的情况下，先开始分析手中已有的证据。在这四十多名律师中，有一个当时才二十六岁的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希莱利.罗德曼。她就是今天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夫人。
直到五月份，第一批整理好的证据才交到38人的司法委员会手里，他们全是清一色的律师。道尔在调来做国会司法委员会主席的助手之前，应该说，他也是尼克松手下的人，他是行政分支司法部下的一名检察官。他的工作非常仔细，他不仅注重那些涉及定罪的录音，还注重证据所反映出来的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处在行政分支权力中心的尼克松在白宫的行为模式。道尔不仅给委员会播放了录音，还指出尼克松所出版的“洁本录音记录”中，故意删除了一些危险的谈话。
在听了第一批录音之后，国会司法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要求尼克松交出另外 147次的谈话录音。尼克松断然拒绝了。
由于国会弹劾程序的开始，原先国会的参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正式结束了他们的工作，并在最后的报告中谴责了尼克松。七月份，国会司法委员会的工作进入了最后阶段。委员会公布了四千页的证据，其中有尼克松的八次谈话记录，从中可以看到很多地方与尼克松自己公布的记录不符。人们更倾向于相信，尼克松是故意地删除了对他不利的内容。
国会的司法委员会决定举行一次向全国转播的电视辩论。让委员会内主张和反对弹劾的两种意见，公开向美国民众表明他们的观点，对美国人民有个交代。在国会司法委员会中，保守派的共和党人是尼克松唯一的希望。但是，在电视辩论之前，原来反对弹劾的委员，一个接一个地转变了立场，尼克松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就在辩论即将开始之前，最高法院以八比零（一人弃权）一致通过，要求尼克松继续交出录音带。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先由总统提名任命，由国会通过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一旦当选之后，除了国会有充分理由进行弹劾之外，他的任命就是终身的。所以，虽然总统“有权”任命大法官，却不是一定“有机会”任命大法官。因为在总统的任期内，完全可能没有大法官退休。
尼克松应该说是十分“幸运”的。他在任期内，居然出现了任命四个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机会。但是，美国的最高法院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地位在美国是非常高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神圣的。他们本身当然也有基本观点倾向的不同，例如有的大法官更倾向保守派的观点一些，有的大法官则更倾向自由派的观点一些。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对于手中的案件的判断理解。但是，他们可以说都不会落到屈服于或者倾向于某个权势人物，因此就对他网开一面的地步。
我相信这不仅和国会及民众的监督有关，一定也和这个职位的职业神圣感有关。就像独立检察官一样，整个社会就有这样的气氛和压力，到了这个位置上的任何一个法律工作者，他都会立即感觉到这个头衔沉甸甸的份量和民众灼灼的期待目光。这样的职位，和行政官员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行政官员很容易产生政客一类的人物，但是，大法官这样的位置却通常不是产生政客的地方。
因此，在“水门事件”发生以后，最高法院的唯一一次插手，它的结果是公正的。尽管九名大法官其中有四名出自尼克松的任命，使他总是抱有一些幻想，希望表决结果至少出现两种不同意见。可是，事后想来，谁都觉得，最高法院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这样一边倒的投票结果是极其正常和自然的。
尼克松还曾希望，最高法院至少把他的录音带分别处理，例如，判定有些涉及国家安全的材料允许他保留。也就是说，尼克松希望“国家安全”这顶保护伞，至少还可以为他抵挡一部分威胁。但是最高法院的意见非常明确，什么该交出来，什么不必交出来，这一切都由法官西里卡决定。最高法院裁定：总统显然享有行政豁免权，但是，这种豁免权不可以压倒刑事司法的法律既定程序所提出的根本要求。总统不能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
总统能不能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这是自从“水门事件”发生之后，尼克松们与整个权力制约机制抗争和挣扎的焦点。也是美国历史上，政府权力的行政分支试图曲解美国宪法精神，向整个由宪法所规定的制度挑战的突破口。但是，“收银机”整个机制非常关键的一个设计，就是，宪法的解释权在最高法院手里。因此，最高法院判定，总统不能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是从根本上为这场历史性的争论划上了句号。
是的，最高法院从理论上宣布了尼克松的彻底失败。但是当时，真正的明眼人并不因此松下一口气来。他们知道，美国宪法面临一场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来到了。这将是一场真正的宪法危机。因为，此时，尼克松已经被最后摊牌了，已经被从理论上宣告了失败。那么，接下来，尼克松会怎么办？
尼克松完全有可能破罐子破摔，干脆公开对抗。理论归理论，理论上他必须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之后就向法律低头。可是，如果在实际上他不服从，你又有什么办法？他还是总统，还是全美国最有权威的一个人。同时，你不要忘记，尼克松总统还是美国的三军统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最高法院，只有全美国承认的，在理论上最有权威的九名大法官。他们手无缚鸡之力，没有一兵一卒。
因此，全美国几乎没有人知道，如果尼克松总统打算对抗，将会发生些什么？如果尼克松就是抗拒法庭，法官西里卡派一个法警去白宫逮捕总统吗？总统拒捕又怎么办？理论上，国会可以弹劾总统，但是，国会也只有代表着美国人民的几百个议员，如果总统抗拒国会的弹劾，命令武装部队保卫白宫，攻打国会，又怎么办呢？
这是整个“水门事件”发展到最后，最千钧一发的时刻。
你不要以为，这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有着民主传统的国家，就一定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个在不断完善中的制约机制，没有一个国家是绝对不会产生危机的。对于这最后关头的抉择，军界和白宫也有所感悟。当时行政分支的国防部长，曾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任何来自白宫有关的军事命令一定要经过他的手。这在美国是异乎寻常的。因为美国的国防部长历来只是行政系统的一名文官，既没有军权也从来与指挥军队调动事宜无关。美国的国防部长与军界有非常明确的界限。所以，这个非同一般的信息，立即引起了美国军队的实际指挥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强烈不满。
白宫幕僚长黑格，出身军界，虽然转向了文官系统，一直还保留着将军的称号，同时还是白宫的当家人。对尼克松忠心耿耿的黑格，当时也想到，尼克松对最高法院的判决，有服从和抗拒两种选择的可能。如果是后者，白宫和尼克松的安全则顿成问题。他将有可能面临法警带来的搜捕状。于是，作为一个前军人，他本能地提出，有必要调82 空降师围住白宫保卫总统。
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聪明绝顶的犹太裔国务卿基辛格，只轻轻一句话，就永远打消了白宫有可能冒出来的类似念头。基辛格说，坐在用刺刀团团围住的白宫里，是做不成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的。
最高法院裁决的八小时之后，尼克松的律师克莱尔宣读了尼克松的声明：“我尊重和接受最高法院的裁决。”这一个简单的声明，化解了美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宪法危机，也使得人们对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回味无穷。
两年前，当尼克松去世的时候，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了在他的加州老家院子里举行的葬礼的全过程。所有在世的美国总统们，都出席了这一隆重的葬礼，并且向他表达了他们对他的怀念和尊重。我想，就凭着以上的这个声明，尼克松总统也是无愧于这样的尊重的。
不论尼克松犯了多少错误，在最后一刻，他表现出他依然是美国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一个民选领导人。他公开向美国全体人民宣告，他愿意认同宪法，服从法律，服从人民。而且，正是由于前面所发生的一切，以及他完全了解自己即将面对的处境和结果，他的服从才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
尽管尼克松知道，他将永远失去权力以及权力所带来的一切，甚至面对一个使他感到十分屈辱的下场。但是，他还是选择了这样一条痛苦的道路，而没有最后一次错误地使用人民交到他手中的权力，去做最后的抗拒。毕竟，在世界历史上，人们看到过许多同样权高位重的政治领袖，在类似的情况下，都本能地选择了抗拒到底。
不论他当时是出于无奈，还是真正地有所醒悟。他毕竟在最关键的时刻，表现出了他到底还是一个叫做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的总统，他向宪法低下了他骄傲的头。我们不可能忘记，在这个时刻，尼克松毕竟还是美国的三军统帅，是全美国最有权威的一个人。
尼克松的声明刚刚读完，电视台的国会司法委员会的总统弹劾问题辩论会，就开始实况转播了。这个公开辩论会持续了六天。尼克松是一个老政治家了，不算他在州一级之前的任职，仅仅是在副总统和总统的职位上，他已经待了整整十三年半。因此，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在政界有了许多相处多年，感情很好的同事和朋友。就在眼前的这个国会司法委员会里，也有很多尼克松的老朋友。但是他们也无法不承认，他们确实为尼克松的滥用职权，妨碍司法的行为感到愤怒和不安。
弗吉尼亚州的一名共和党议员说，“多年来，我们共和党人宣布要反对其他党在美国政府行政部门中的腐败和不轨，可是，水门一案却是我们自己的耻辱。”
在国会中显得鹤立鸡群的黑人女众议员，芭芭拉.乔丹，发表了一段著名的讲话。她说，在当初，美国宪法的第一句“我们，美国人民”是不包括她和她的种族的。但是今天，这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前州法官，以一个黑人女议员的身份宣布：“我对宪法的信任是完整的，全部的，彻底的。在有人对宪法进行损害，限制和破坏的时候，我不会坐在这里袖手旁观。”去年这位黑人女议员逝世以后，我们在电视上又看到了当年她发表这番声明的镜头。
1974年6月27日，国会司法委员会对如下第一款决议进行表决：“由上所述，理查德. 尼克松的所为与人民对总统的信任相违，与一个宪法政府的行为相反，是对法律和正义事业的极大不公，伤害了美国人民。因此，由于其所作所为，理查德.尼克松应予弹劾和审判，并撤除其职务。”
这是国会司法委员会在调查结束之后，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此后还必须由众议院和参议院根据弹劾程序作出正式判决。
在此之前，正如你已经知道的，尼克松回到家里，和他的亲人们商量，也从他们那里获得安慰和精神上的支持。同时也和基辛格和黑格商量之后，决定辞职。他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宣布辞职。这里除了他的妻子，还有他心爱的女儿，以及女婿。这名女婿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儿子，就是那个后来试图向毛泽东解释尼克松下台所反映的美国制度运作，而被毛泽东一句“这是假的”就给弹回来了的小艾克。
8月20日，众议院以412比3票正式投票通过了司法委员会关于弹劾尼克松的报告，由于尼克松的辞职，参院的弹劾程序就没有必要了。尼克松下台以后，福特副总统按照宪法程序，接任了总统职位。因此，如果说，每一个美国总统都是全民直接投票选上来的，这句话是不确切的。福特总统就是一个例外。他是在副总统和总统相继辞职的历史巧合下，没有经过全民选举当上的美国总统。
9月8日，新任的福特总统宣布了给予尼克松的豁免，宽免了尼克松“在总统任期内已犯下的或可能会犯下的于美国不利的罪过。”一劳永逸地免除了对尼克松有可能发生的一切追究。美国民众也感到，这个赦免是公正的。对于尼克松来说，大家觉得，他因为自己的过错所受到的惩罚已经足够了。正如尼克松自己所说，“我是以如此错误的一种方式在处理水门事件，它将成为我的余生中每天都要背负的重负。”
尼克松的故事我想就在这里结束了。让我们都“消化”一下。歇一段之后我再继续给你写下去。今年的美国大选尚在拼搏的最后阶段，但是，我想，你看完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一定不会责怪我介绍“大选”，跑得离题太远了吧。
祝
好！
林达
10.“婴儿潮”的总统来了
-----------------
卢兄：你好！
本来打算停一段日子再给你去信的，但是，你的来信促使我又提前动笔了，因为你的信中提了不少问题。首先，我很高兴你能够理解，为什么你要求我介绍今年的美国大选，我却先向你讲了一个二十年前的美国总统故事。实际上，这是基于我自己的经验而来的。对一个完整的“水门事件”的了解，使我一下子对于美国的大选有了比较本质的认识。至少，这一来，知道美国总统“是什么”了，也了解了他在美国政府的权力结构中的准确位置，以及他和其它两个权力分支的关系了。因为“水门事件”是了解这些问题的一个捷径。然后你再去看总统大选，也就能从“看热闹”，渐渐过渡为“看门道” 了。
你在信中说，我的介绍显得“嘎然而止”，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希望知道“水门事件”在结束之后，“后来怎么样了”。这确实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
尼克松总统辞职之后，当然就不是总统了。但是，并没有任何人，不论是政界还是百姓，打算对他进行“穷追猛打落水狗”式的打击。他回到自己的家乡，除了逐步从心理上调节恢复，又开始一般退休总统的十分繁忙的生活。
那么，他忙些什么呢？他和其他的离任总统一样，在他的家乡建立一个了总统纪念图书馆，里面除了总统的各种纪念物品之外，存放了大量他在任职时期的私人文件，以供人们查阅。他也和其他离任总统一样，开始撰写他的回忆录。看上去，他不论从待遇到生活状态，确实都和别的离任总统一样。
只是，在他的纪念图书馆里，一直在播放尼克松回答人们提问的录象，在这些谈话里，尼克松也坦率地回答人们提出的有关“水门事件”的各种问题。尼克松告诉来到这里的好奇的人们，他最大的教训就是，犯错误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掩盖错误”。
当然，尼克松离任后所写的回忆录，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水门事件”。由于人们都对尼克松自己的解释和辞职后的反思很感兴趣，所以，我相信，他的回忆录也使他比别的总统得到了更多的稿费收入。
这里实际上也反映了一些在美国十分重要的现象。首先是，美国退任总统的生活都是优裕和丰富的。他们的退休金与商界大总管的薪金相比，当然显得十分微薄。但是，已经足以维持一个安乐的生活。他们也出席一些社会活动，以写书和演讲等等取得收入和调节生活节奏。同时，美国人极为普遍的对大自然的热爱，政治人物也绝不例外。对自己庄园里的山林河流，花草树木的迷恋是朝野不分的。这些“收拾山河”的工作就耗费了许多退休政治家的精力，也平衡了他们很大一部分心理状态。
在中国时，我就听说过报导美国前总统卡特，退休以后自己喜欢做些木工活儿。当时觉得他非常特别。尽管卡特确实是一个十分平民化的总统，但是，到了美国之后，发现不论是哪一个退休政治家，如果说喜欢做园丁，喜欢做木工等等，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这在美国大家都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除了说明这是一个正常人之外，并不说明什么特别的问题。
至于一些年富力壮的退任政治家，则往往选择在从政界退下来之后，继续他在进入政治生活之前的事业，或者开创一个新的事业。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肯尼迪总统的国防部长麦克拉马拉。他当时是世界银行的总裁，不论是论地位论收入，都绝对不在美国国防部长之下。当肯尼迪邀请他出任国防部长的时候，他唯一考虑的因素，是可以有一个机会为他的理想和国家作出一些贡献。不幸的是，他错误地卷入越战，越真诚陷得越深，由他自己亲手铸成了许多大错。直到去年，在他的回忆录里，他表达了自己的反思和追悔。“我们错了，可怕地错了。”他已经苍老的声音沉重地响在多少美国人民的心头。从政治中退任之后，他继续做他的世界银行总裁。对他来说，从政几年只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经历。
也就是说，在美国总的来讲，生活的选择非常多，这对于上上下下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上层人物的有些选择方向和普通人不同。但是，那种本质上的多样化都是一样的。这些看上去和政治制度毫无关系的因素，实际上对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和平政治交替权力交接，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美国很容易做到拥有一个面积较大的私人庄园的事实，以及美国人普遍的迷恋大自然，“忘情山水”的性情，这些看来与政治离题万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都使得政治家更容易还原为本来意义上的常人，而不是异化成一离开政治官位，就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政治动物。而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都必须具备这种把政治家还原为常人的能力。
再者，我们看到，美国民众所关注的，是一个健康的政府运作机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才是与他们的基本利益息息相关的关键所在。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如果违背了与公众的契约，大家会尽一切努力使他离任，以维持这个政府运作机构的正常状态。然而，这并不说明公众的关注点，就是集中在某一个个人身上。任何一个犯罪的官员，当他一旦卸下他的职务，也就是当他的个人行为不再成为公众利益的威胁的时候，大家立即一哄而散，各忙各的去了。谁也不会认为，还有什么“痛打落水狗”的必要，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兴趣。
剩下的事情，公众会交给这个制度去操心。如果离任官员有法律不能赦免的罪行，自有司法去处理。这样的消息当然还会见报，但是，看的人也就是一翻而过，兴趣缺缺。如果离任官员已经得到赦免，那么，对于他离任后的新生活，大家只会说一句“祝他好运气”，希望他尽早在新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里，民众对政治家也更容易以对常人的眼光相待，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政治家们竞选的时候话太多了的缘故。总之没人会把他们当作“超人”。
谁都知道，尼克松赦免以后的生活待遇，实际上比一般平民要优裕得多。然而，全美国几乎找不到这样一个人，因为这一点而感到愤愤不平。因为尼克松的被赦免和他此后的生活待遇，都是在宪法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都没有超出人民与政府当初定下的契约的限度，这是大家早就认可的，所以也就心平气和。
那么，作为对手政党的民主党是否就可以借此机会“追杀”尼克松，趁机夺过大权了呢？事实上也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并不是说明这里的政治家通通“心慈手软”。我们假想一下，如果出现了一个心狠手辣野心勃勃的民主党，他也不可能有什么大动作出来。因为宪法规定了，总统下台之后，只可能由同是共和党的副总统接班，任何人如果试图改变这一点，那么，他就是在冒着和尼克松同样的违宪风险。再说，他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与其冒大的风险去“夺权”，还不如正常去竞选，反正总统四年一个任期，并不是失去一个机会就“时不再来”。
其实，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美国“注重个人”的传统。每一个人都必须为他的“个人行为”负责。不论是什么人，不论其地位高低，都是如此。如果出现错误或者罪行，从当事人本身来说，你无法把责任随意推出去，临到法律追究的一天，你只能 “好汉做事好汉当”，想不想“当”都得“当”。
这样，既避免了公职人员的任意犯罪，也避免了一种在信仰口实之下的大规模民众犯罪。你无法把罪责推给一场民众运动或者推给一个领袖，因为，法律在清理的时候，领袖是领袖的罪责，作为民众一员的个人，也有个人的罪责。
你已经看到，总统也是一样，尼克松就是尼克松。他的行为首先代表他个人。他有了罪行之后，他无法轻易将责任推给他的政党，尽管他是这个政党推出来的一个候选人；就像他无法把责任推给这个国家，尽管他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一样。他不能在维护政党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借口之下，就逃避责任。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维持了这里政党政治的正常运行。正因为尼克松就是尼克松，在他的这场“水门事件”中，牵涉到几个人就是几个人。既然这不是什么政党的整体行为，所以，站在对立面的政党也无法以“水门事件”为理由，去试图摧毁整个共和党。这样，也就不可能发生政党间的恶性追杀。
至于尼克松，下台以后可以说一天也没有担心过任何报复性的“追杀”。没有任何人可以限制他的自由。辞去总统，他就成了一个普通公民，受宪法保护，享有宪法所规定的一切公民权。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依然可以在政界活动，甚至寻求“东山再起”，不会受到任何干涉。他如果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他也就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去寻求公正。
尼克松是这样，其他人也是这样。
“水门事件”是以刑事案结案的，所以，除了尼克松被新任总统福特以宪法授予的特赦权予以豁免之外，其他涉案者当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刑事惩罚。除了水门大楼的直接闯入者之外，还有那些涉案的行政官员。他们中的不少人仅仅是参与了“掩盖”，成为“妨碍司法罪”的罪犯。
尼克松的秘书查平，被判了8个月刑期。白宫特别顾问考尔森，刑期7个月。海德曼，尼克松的前任白宫幕僚长，坐了18个月牢。尼克松的总统法律顾问迪恩，只关了4个月，这是他向检察官交代整个案情换取的较短刑期。从他的涉案程度来看，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厄理其曼，尼克松的总统国内政策顾问，也是“管子工”的负责人，判了18个月。厄理其曼的副手克劳格，“管子工”成员，判了4个半月。
卡姆巴哈，尼克松的私人律师，曾参与筹集“堵嘴钱”，为此坐了6个月牢。前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就因为“水门事件”案发后，李迪找上门来要求通融，他虽然拒绝，但身为司法部长知情不报，也坐了1个月的牢。前司法部长米切尔，后来的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主席，刑期为19个月。米切尔实在没什么可叫屈的，身为前司法部长，可以说是最典型的知法犯法。米切尔的首席顾问拉鲁，被判了5个半月。
白宫“管子工”成员李迪，刑期52个月，在这个案子中，李迪是刑期最长的。我前面已经几次提到，不管多么混，他确实是这些人中最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一个。所以，自始至终，他信守诺言，拒绝交代案情。因此，法官西里卡看来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在量刑范围内，给了他一个较长的刑期。
白宫顾问亨特，就是“水门案”发生的那个晚上，和李迪一起守在旅馆指挥，又一起匆匆出逃的家伙，被判了33个月。麦格鲁德，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副主席，刑期 7个月。麦格鲁德的助手，刑期30天。赛格瑞缇，为尼克松在竞选中的违法举动出主意者，刑期4个半月。
但是，这些涉案人在刑满之后，也都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正如我前面告诉你的。 “水门事件”的现场指挥李迪，现在成了这里数得上的保守派“谈论节目”主持人，崇拜他的人数都数不过来。他照样在他的电台节目里攻击民主党的总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准时准点，一天不拉。在他的谈论中提到水门事件时，他仍为他是当年唯一信守诺言死不开口的人而颇感骄傲。这样的“名嘴”都是高收入，说他日进斗金大概也并不过分。
在“水门事件”的“掩盖”行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又在最后“丢卒保车”，离尼克松而去的法律顾问迪恩，后来在洛杉矶步入银行界。
“水门事件”中李迪的直接上司，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的副主席麦格鲁德，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成了肯塔基州莱克辛顿市的一名神职人员。
白宫“管子工”小组的头头厄理其曼，不知是不是受到“管子工”小组那些秘密行动的启发，他开始写侦探小说。期间还受邀为一个冰淇淋的公司做过广告，但是广告播出后冰淇淋的销量反而下降，所以很快就停播了。
……
所以，当一次巨大的政治风波以总统辞职而过去之后，一切迅速归于平静。没有引发政治搏杀，没有社会动荡，涉案人员除了依法接受刑事处分，也没有受到报复和来自反对党的政治迫害。什么也没有发生。
因此，你的问题实际上很切中要害，尼克松下台的“以后怎样”确是观察这个系统运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使我们感到有意思的，恰恰是这个“什么也没有发生”。
然而，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的“水门事件”，带给美国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有一个例子可以窥其一斑，就是，自此以后，凡是政府行政分支的最高层出现的丑闻，通通被冠以“某某门”。这个“门”，当然就是“水门”的“门”。也就是说，自此之后，白宫系统出的问题，人们都会立即联想到“水门事件”和尼克松，人们就会本能地倾向于深入追查，而再不会轻易放过。
美国人历来就有不信任政府的传统。记得我们的朋友达尼拉就对我们说过，从小，她的祖母就对她说，永远不要相信政府。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罕见的实例，在美国，在学校的教科书里，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学生解释政府三个权力分支“平衡和制约”的必要性，其根子就基于“政府是靠不住的”这样一个概念。
当然，在美国的教科书里，也非常自豪地向一代代的年轻人介绍他们的建国之父，介绍一些美国人心目中的伟大总统，例如华盛顿总统，林肯总统，罗斯福总统，等等。但是，“总统是靠不住的”，这样的概念在尼克松之后被大大加强了。此后，新的总统上任，美国人几乎很少再会把“伟大”这个形容词，与现在的“总统”联想在一起。相反，倒总是对总统时时充满警觉。
因此，尼克松以后的年月里，美国出现了一些描述白宫阴谋和政府行政机构阴谋的电影和小说。在这些文艺作品的结局里，那些揭露阴谋的英雄也总是走向国会，司法和新闻界。有的电影整个情节充满惊险曲折，它的结尾却非常简洁，就是揭露阴谋的英雄主角走进国会听证会，坐下，然后起立宣誓，“我说的都将是真话”，电影就结束了。这样的文艺作品不仅反映了美国人对总统和白宫的不信任，还反映了通过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他们对于这个制度反而增强了信心。他们相信，一旦“平衡和制约”的监督机制启动，他们就可以放心了，电影就可以结束了。
现在，我真是该回到克林顿总统的再任竞选上来了。
要谈今年的大选，我们不得不先简单谈谈克林顿1992年第一次参加大选的情况和已经接近任满的四年总统生涯。因为今年是克林顿寻求连任的大选年，他的竞选成功与否，和他前四年各种表现息息相关。
克林顿是在1992年的大选中胜出的。那年大选，确实也很特别，因为除了克林顿和寻求连任的布什总统之外，还冒出一个不速之客佩罗，形成一个难得的三足鼎立的局面。佩罗刚出来的时候，作为亿万富翁，宣称要全部用自己的钱竞选，以维持独立性。他又是无党无派，使选民感到耳目一新，风头很盛。但是，三足之鼎的佩罗一足，终究还是短了一截，竞选中几次“过招”之后，就让人越看他越不象个总统。
举个例子，今年我为了更好谋生，一边打工一边开始上学。我的“公共演讲课”的老师，提起佩罗就笑着说，佩罗的演讲风格，从专业眼光来看，真是“可怕极了”。竞选，竞选，一多半就是在说服选民投你的票。一个演说风格“可怕”的候选人，要当美国总统是很难的。当然，佩罗没当上总统，原因还很多，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因素罢了。
所以，四年以前，别看出了三个总统候选人，但是实质上与往年的竞选并没有什么不同。真正的角逐还是发生在共和党的布什和民主党的克林顿之间。那一年竞选，选民的情绪要远比今年激动。为什么呢？
在共和党的里根做满两任八年之后，布什又接任了四年。就是说，当时共和党已经连续执政了12年。以最简单的话说，共和党能够连续执政12年，总有它的道理，也总有它的选民基础，在竞选时也就有它的“惯性”。所以，要中止这个惯性状态，也要花一番不小的力气。当时民主党就推出了年轻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和高尔。与12年来的共和党高龄总统相比，他们显得朝气蓬勃。
但是，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优势和劣势永远是象一对双胞胎一样一起出现的。年老当然容易和体弱，精力不足这样的状态联想在一起，但是，也使人想到经验丰富和办事沉稳。年轻当然显得有创意，但是，也给人一种“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感觉。
四年前布什最终离任的原因，和当时的许多美国人求变的心情有关。当初高龄的里根之所以能够连任成功，和当时的经济繁荣有关。而里根时代的经济繁荣多多少少有点 “虚假繁荣”的味道。因为在这个时期，他的繁荣是和高国债联系在一起的。表面是繁荣了，但是政府赤字创下吓人的记录。
所以，里根的后任布什颇有点代里根受过的味道。经济过热之后的冷却，让过惯了里根时代好日子的美国人一下子接受不了。虽说，连现在的经济学家都承认，布什总统在改善美国经济方面实际上颇有成效，经济在布什时代已经复苏。但是，照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不仅经济恢复本身需要一段时间，民众对于经济复苏的感觉都是慢半拍的。一个总统任期只有四年，这半拍一慢，就把布什的总统连任给耽误了。
当时，有许多民众都对当时的经济状况不满，对于把政府的执行机构一摊再留给布什感到没有耐心。于是，克林顿就打“变化”牌，攻击布什经管期间的现状，宣称在他的手里，美国将发生变化。说实在的，并不是大家相信了他的种种宏伟规划，而是美国人对于总统一向的态度就是，干好了就再干一任，不行就再换一个试试，总统本来就是大家推出来的大总管嘛。
所以，在1992年的大选之前，选民相对来说比今年大选更情绪化。一方面是一批希望布什下来的民众很积极要去投票，以达到“换一个试试”的目的。我的朋友萨琳娜以前到大选年都是弃权的，“选谁都一样，没一个我喜欢”。但那一次却早早地就宣称，要动员她的父母兄妹都投克林顿的票，其理由就是她贴在她的汽车上的一句口号，“不要再给布什四年”。另一方面，支持布什总统而不喜欢克林顿的人们，越是意识到布什连任岌岌可危，也越是要积极投票，以防克林顿上台。
看来，人们“求变”的心理还是占了上风。因此，不到五十岁，给人感觉象征着新一代的克林顿，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白宫。后面我还想谈谈，除却这些表面的因素之外，从整个美国社会的更新换代来讲，这个结果，还反映了更深层的社会变化。
那么，此后的四年，这位克林顿总统当得怎么样呢？在克林顿刚刚进入白宫的时候，一个共和党人就预言，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把克林顿从一个什么“门”给送出白宫去。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猜，他的意思是说，凭克林顿的行事作风，很容易就会捅出类似“水门事件”这样的漏子来。到时候，他就该象尼克松一样下台了。
这是不是反对党毫无根据的一个恶意猜测呢？我觉得也很难这么说，因为这个“预言”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事实上，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的白宫，大概也是被人们称之为“某某门”的故事发生得最多的了。
为什么一开始人们就能作出这样的预测呢？这必须从克林顿与其他总统所不同的地方说起。
克林顿是第一个二次大战以后出生的美国总统。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士兵们都回到了家乡。之后，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高出生率的时期，称之为“婴儿潮”。克林顿就是这个“婴儿潮”中卷来的一个。而布什总统，正是当年从二次大战的战场上回来的一个老兵，在美国这几乎就是英雄的同义词。他们完全就是“父辈”和“子辈”的关系，他们活活就是象征着两代人和两个不同的时代。
我曾经谈到过，六十年代前后的美国，可以说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六十年代，正是“婴儿潮”这一代人进入青春，思想风格形成的年代。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好也罢，坏也罢，他们自此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们明显地有别于他们的父辈。如果你能够给布什总统所代表的这一代美国人作出一番描绘的话，你却很难描述评判这个“新一代”，因为，如果说他们有特点的话，他们的特点正是“多元”。
但是，恰恰是一个“婴儿潮”的产物，那个从老一代美国人眼中可谓是“一场混乱” 的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克林顿，不用放大镜，顺便就可以找出一大堆毛病来的克林顿，在竞选中击败了二战英雄的布什，入主白宫。不论怎么说，这场竞选的结果在美国确实有不同一般的意义。
克林顿不是自己走进白宫去的，他是被美国选民选进去的。因此，人们突然意识到，那些一茬茬的“新一代们”，不管你赞同不赞同他们，他们事实上已经在接替“老一代”。随着时间的行进，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手中已经都握有了自己的一张选票。你无法无视他们的存在。
克林顿和布什的差别真是太大了。不论布什总统在争取连任的时候有多少弱势，在一个老的时代基本过去之前，克林顿是休想与之匹敌的。例如，克林顿是六十年代的青年，那时的年轻人，几乎都尝试过大麻的滋味。所以，当时，质问克林顿是否抽过大麻，成为共和党在竞选中对克林顿进行丑化的一大热点。
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大麻是相当普遍的。我们一些当时还是大学生的美国朋友曾经对我们说，在那个年代，如果你上一个教授家拜访，他请你抽一支大麻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完全就跟抽一支烟一样，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自从大麻在美国被宣布为非法以后，就提升到与海洛因，可卡因这样的毒品等而视之的地位。吸大麻，销售大麻和种植大麻，等等一切与大麻相关的行为，就成了与毒品相连的重罪。这里说的大麻，是一般的传统大麻叶。据说现在有专门培育之后，毒性非常大的新品种，那不在我现在谈的范围之内。
在美国，就是这样，它是以法律为基准的。一旦宣布为禁品，就真的成了碰也碰不得的东西了。也就是说，一旦立法通过，你就只能执行了。理解不理解都得执行。警察是行政分支属下的，与立法无关，他们的任务就是执法。法院是属于司法分支的，当然与立法也无关。与这两个部分都是没什么可争的。如果你觉得不合理，唯一的办法是向立法分支去呼吁。但是在立法改变之前，只能先按此执行。
然而与其它的违法毒品相比，大麻的地位始终是最具争议的。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就每年都提出报告，建议立法机构考虑使大麻合法化。为什么呢？根据他们的报告，从来没有什么明确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大麻是会使人上瘾的。适量的大麻也不会比香烟更为有害。当然，任何东西，如果你过量使用，对身体都会有害。因此有大量反对毒品的美国人，也呼吁大麻合法化。
在西方世界，对大麻的态度也是各不相同，例如在澳大利亚，一个人如果种植或拥有个人使用剂量的大麻，也是合法的。这里，人们最耿耿于怀气不过的，就是既然烟草可以是合法的，那么为什么大麻就一定要是非法的呢？所以在美国有大量的传闻，说是之所以大麻被宣布为非法，那是香烟公司在国会游说的结果，是他们害怕大麻的流行会夺去香烟的市场，所以才夸大了大麻的危害，说服国会立了这个法。
立了法之后，美国执法人员对于大麻的态度就是一刀切了。为这个法律，美国人也支付了相当大的代价。现在美国的监狱里，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犯人是与毒品有关的。其中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大麻而给关进来的。所有与大麻有关的侦察，审判，关押的费用，当然都是纳税人的钱。我们住在乡下，这里的人都拥有大量土地，也有不少人在很多年前种过大麻。我们就经常看到警察专门监查大麻种植的直升飞机，飞过我们的上空。花在禁止大麻上的人力物力确实是很大的。这也是很多人反对把大麻列入毒品的重要原因之一。更何况，如果大麻合法的话，很多年轻人就不必待在牢里了。
正因为大麻存在这样的争议，所以，现在的大学生和一般年轻人反而都偏要吸两口大麻，以表示自己的“反叛精神”。我问过我所有的年轻朋友，还没有碰到一个宣称自己一口大麻都没吸过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吸得非常少。只是在聚会的时候，点上一支大麻烟，每人吸上一口两口。这点剂量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似乎只是在作出一种“姿态”。表示自己对一个他们认为“不合理的法”的反对态度。只是这种形式的“反对表态”可不能让警察看到，否则，麻烦就大了。
我们就看到过我们认识的一个年轻自由撰稿人，在自己家的室内用花盆种了两棵大麻，被警察找上门来。警察搜查了他的住房，没收了作为“犯罪工具”的两盏用于植物光照的灯，两棵长得一人高的大麻当然也被没收了。种这样两棵大麻，最高刑期可达十年。
在这种有争议情况下，美国以大麻叶为图案的衣服和饰物也就随处可见了。卖大麻叶标志的商品，这在美国是言论和表达自由的一部分，是在合法地表示一种态度，当然就不会有任何麻烦。
最近，在美国有两个州立法，开放医用大麻。因为大麻和鸦片一样，适度使用都有一定的医疗效果。但是所有的人都把这个州立法，看作是大麻合法化的一个突破口。因为大麻的药效并不是今天才被人们发现的。过去在美国占优势的主张，就是宁可拒绝大麻的药效，也要绝对封杀。
这是因为，鉴于现代社会日益严重的毒品泛滥问题，美国当然有一大片舆论是坚持对毒品“零容忍”的态度的。“禁止”就意味着“绝对禁止”，不容许任何借口和通融余地。大麻既然已被法律置于毒品之列，当然就不能再让它“死灰复活”。否则，打开一个缺口，没准其它毒品也会趁机一起跟出来。这种看法倒也不是过虑，因为在美国是有一些人根本就是呼吁解禁所有毒品的。
在美国毒品问题还相当严重，又存在很多争议的情况下，大麻首当其冲成为争执的焦点。对大麻的态度也成为政治人物竞选时十分头痛的问题。严格禁毒肯定在今天的美国是得大多数人心的。但是对大麻的态度却是很具“技巧性”的。因为对大麻问题持两种态度的民众群，他们的数量是在变化的。所以，竞选时一般候选人都对禁毒表达一个坚决的态度，而尽量回避对大麻争执。
在克林顿与布什四年前的竞选中，敏感的大麻却偏偏被推到了前沿。这是因为共和党当时看着这么一个新生代的克林顿，大概也十分奇怪。他和以往的竞选者不同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可以攻击的缺点是那么多。他们当然一定也注意到了克林顿作为“婴儿潮”一员的背景，这个时代过来的年轻人，说是自己没有吸过一口大麻，肯定会被人怀疑是一个撒谎者。所以，“大麻问题”就成了共和党的竞选突破口之一。
于是，问题被提出来了：克林顿先生，你抽过大麻吗？
这可真是一个好问题。如果克林顿赖帐，断然否认自己吸过大麻。他不仅会被最蔑视“撒谎者”的美国人所抛弃，弄不好，他的“懦弱”还会被本来应该是他的支持者的一些同代人所看不起。也许，看到克林顿这样的“背弃行为”，一怒之下，他当年的那些同学伙伴，还会从不知哪个角落里跳出来向公众作证，证实他们亲眼看见克林顿抽过大麻。如果真的引出这番热闹，大麻不大麻都已经不重要，克林顿的施政纲领也会被忽视，混战之中，克林顿就只有穷于应付的份了。
如果克林顿说他吸过大麻，那么，共和党显然也有一大堆攻击性武器在哪里等着他。他们会告诉广大选民，大麻是什么？大麻是毒品。一个总统候选人自己就曾经是一个吸毒者，你还打算指望他以积极态度为这个国家扫毒吗？更何况，你们能够信任一个吸毒者做你们的总统吗？再说两个人竞争的时候，贵在一个对比，难道你们能够想象布什总统会吸毒吗？这么一比，两个人截然不同的形象马上就显得反差更大了。
为了大麻，克林顿的确伤透了脑筋。他很想回避这个棘手的问题，但是，既然问题已经提出来了，那么，不论是对手党，不论是新闻界，还是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民众，都不会让他绕着过去。
终于，克林顿出来给这个吃力的问题作出了一个回答。他承认，他在年轻的时候试过抽大麻，他吸了，但是没有把烟吞下肚去就吐出来了。他说，这个尝试使他发现他不喜欢大麻，从此，他就再也没有碰过这一类的东西。这个回答显然不是完美的，你甚至可以说是幽默的。从此，克林顿抽大麻却没吞下去，成了年轻人的一个笑料。但是，他到底逃过了一劫。
毕竟，他是变相地承认了自己有过抽大麻的尝试，其次，多数人也相信，他只是在年轻的时候，在当时的风气之下，浅尝即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还是基本说了实话。笑料归笑料，克林顿的大麻风波，也就这样在人们的笑声中过去了。
可是，克林顿的“婴儿潮”特征还不止于大麻。同时被端出来的还有“逃兵役”。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也是困扰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越战。二次大战归国的士兵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而越战的状况第一次使得美国的年轻人，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和困惑。
他们从服从国家的号召，到心里充满疑虑，直到他们中的很多人走向反战的立场。越战在美国是一个大历史课题。我也不可能在这里三句两句就把它讲情楚。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越战在美国也是一个容易使人冲动的敏感话题。顺便提一下，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心地带的越战纪念碑，它的设计者是当时才21岁，还在建筑系念书的一个娇小的华裔女孩。
她曾经谈到她的纪念碑设计思想的产生。她在设计之前先去看了即将安放纪念碑的现场。她站在那里，想到这场战争带来的死亡和失落。她觉得，对于美国人来说，尖锐的痛苦虽然随着时间逐步减轻，但是从来没有被治愈。她突然产生一个象征性的构思：用一把利刃剖开大地，而随着时间的逝去，凄凄芳草将会医治创伤。
因此，越战纪念碑的位置是切入地下的。这是一座黑色的刻满了阵亡士兵姓名的花岗岩挡土墙。每天大量的参观者中，还有阵亡者亲属和战友前来探望。他们用铅笔在纸上拓下阵亡亲人的姓名，在姓名前，放下一束花，一件纪念品和非常令人感动的几句话。很多人留下的纸条写着，欢迎你回家。一个老兵带来一瓶啤酒，留下一张纸条，写着，这是我们当时在战场上最想喝的啤酒，今天我给你带来了。有人留下了一双当年的旧军靴，也许里面有一段战场上的故事。所有这些留在纪念碑前的物品和纸条，每天纪念碑的管理人员都会收起来，所有的东西都被妥善保存。
我记得在这个纪念碑前的一个纪念仪式上，那个叫做玛雅的华裔女设计师在讲话中说，不是我的设计，而是你们所有人的感情，使得这块纪念碑活了起来。在美国的近代史上，确实从来没有一个纪念碑，掀起那么多人的感情波澜。
当然，阵亡将士的生命在牵动大家的心，但是，远不仅如此。在这个纪念碑设计征稿的时候，就明确要求，这个纪念碑对于这场战争本身不作任何评价。可是，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对这场战争进行反思。来到这里以后，我们才知道，那些活着回来和没有回来的美国年轻人，就和我们现在的青年朋友一样，他们是怀着崇高正直的理想，怀着要帮助别人的善良信念去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的。越战以后，美国这一代年轻人遇到前所未有的迷茫和精神危机。这场战争不仅有着生命的逝去，还有无尽的价值观的失落和重新寻找。由此引起的争执，讨论，反思，至今没有停止。当我在冬日暮色苍茫时来到纪念碑前，我看到一位牺牲士兵的妻子留下的鲜花和字条。这位女士至少应该五十来岁了。夜幕下还有公园局的三位职员手持厚厚的名册协助人们找到碑上自己亲朋好友的名字。我在那儿久久停留。没有任何一个纪念碑给我如此强烈的精神震撼，这是超越政治，超越国籍，超越文化背景的灵魂洗涤。我这辈子只有站在这个纪念碑前的一霎那，相信世界大同的人类理想是有可能的。
这场战争不仅造成了两代人的争执，也分裂了同代人。那些从战场上经历了腥风血雨的老兵，他们中虽然也有人加入了国内的反战行列。例如我的朋友，黑人画家莫利斯，就是一个越战老兵。他就是持坚决反战的态度的。但是，仍有很多越战老兵，回家以后无法与反战的同龄人沟通。总之，这场战争不论从哪一个角度去看，都显露出其浓厚的悲剧色彩。
美国实行义务兵役制。适龄青年除了主动要求参军的之外，如果需要而被征兵，也是履行公民义务。拒服兵役是违法的。在六十年代的反战集会中，有不少年轻人焚烧兵役证，也属违法行为之列。可是在那个时候，抗议的浪潮之中，群情激忿之下，很多人是宁可受法律制裁，也无法抑制自己做出不计后果的事情来。那么，这和克林顿又有什么关系呢？
克林顿当时也在服兵役的年龄。那么克林顿去烧征兵证了吗？没有。他好象是没有那么冲动。他也是反战的，至少他不想去越南。他只是采取了一个合法的，或者说更为聪明的做法，他干脆离开美国，跑到欧洲去读大学。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做的。而且，在国外读书期间，他还参加和组织了反对越战的游行。
对于从二次大战的战场上回来的老一代美国战士来说，这无疑就是逃服兵役的怯弱行为。尽管在法律上无可挑剔，但是，他们虔诚地相信，当祖国需要你的时候，你却偷偷溜走，无论如何不算是一个合格公民。可是，对于年轻的一代来说，他们很矛盾，他们也想成为英雄，至少不是懦夫。然而，这是越战。这是一场如此有争议的战争，甚至有理由认为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他们尊重每一个在越战流过血的士兵，他们同样尊重焚烧征兵证的反战者的勇气，也许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评价青年克林顿躲避越战出走国外的选择。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与老一代相比，对当时逃避越战的人，会取更为宽容的态度，对于反对越战的行为，也会取更为赞同的态度。
因此，在这一点上，布什和克林顿又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个是二战英雄，而另一个却是逃避越战的年轻人。
克林顿还让人十分起疑的就是他的私生活。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也在报纸上可以看到各种版本的故事，从婚外恋到性骚扰，应有尽有。尽管克林顿本人一口否认，可是一般民众对这些故事虽说并不全信，也不能说一点不信。人们一般的做法，是把报纸上的这些故事打一个折扣之后接受下来。在这方面，克林顿给人的印象肯定不是完美的。
而布什的家庭生活给人一种老年夫妇特有的相依相扶平稳温馨的感觉。布什夫人由于一种慢性病，看上去比正常同样的年龄老得多，甚至看上去比布什总统更衰老一些。当在布什就任总统期间，他的夫人芭芭拉却仍然被评上最受美国人喜爱的妇女。
克林顿的夫人希莱利，至今为止，在美国还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女人。希莱利完全是新一代职业妇女的形象。她和克林顿同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我在前面提到过，她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曾经参与过司法部门调查尼克松的材料分析。毕业以后，她作为一个律师的成就甚至高于克林顿。因此，在克林顿刚刚开始竞选的时候，甚至打过“选一个，送一个”的口号。
因为，美国的总统夫人在传统上总是总统的私人秘书，却不拿工资。当时，年轻的克林顿希望塑造一个未来总统夫人能干助政的新形象，开一代新风。可是，他们很快收起了这个“买一送一”的竞选口号。他们发现，在这个方面，美国人还远没有这么“新潮”。美国人似乎仍然希望第一夫人就是第一夫人，不要在政治和国家管理上出来越俎代庖搅混水。
在1992年的竞选中，事实上希莱利和他们12岁的女儿，着实帮了克林顿的大忙。他们时时出现在克林顿的身边，表现一个家庭的支持。那年克林顿出来竞选，一个重要的竞选口号是重建美国的“家庭价值”。而报纸上有关他的故事和反对党的攻击，使他的这个口号很容易显得虚假和尴尬。可是，不管别人怎么攻击，夫人孩子扎扎实实站在身边的效果，比什么反驳都要有力。为了加深印象，克林顿还在演说中深情地回忆女儿出生带给他的激动和喜悦。使得民众相信，即使他曾经出轨，那也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
总之，无需作多么深入的了解，匆匆一蔽，你就可以看到两位总统候选人的风格是多么地不同。布什总统在选民面前几乎是一个道德完人，而克林顿却带着各种动荡和变化的时代留给他的印记。
当然，总统竞选，应该说选的是各自的理念，施政纲领，等等。而人们也常常说，各个大的利益集团也都尽量游说和用自己的力量去推出一个总统来。但是，美国总统选举的全民直选方式，毕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最大力量。没有人能够去左右美国这样分散的，庞大的，变化多端的民众群。在这些一个个的百姓来到投票箱前的时候，他所最关心的，是你所选定的治国政策是否符合他的利益，还有，他要对候选人有一个基本的信任，至少没有什么特别令他反感的地方。这也是共和党把攻击克林顿的“品格问题”，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的原因。
在美国的总统竞选中，还是有一个大家所公认的原则，就是认同“正面竞选”，而不鼓励“负面竞选”。就是尽量以正面宣传自己的政见和施政纲领赢得选票，而尽可能避免以攻击对方的方式竞选，尤其是恶意的人身攻击是很不得人心的。否则，竞选成了一场互相攻击的混战，就失去意义了。
但是，以对一个美国总统传统的品格要求去看克林顿，他的毛病够多的了。而在这方面布什有着绝对的优势，所以，共和党无论如何不想放弃这样一个对比的效果。可是，正因为美国人有“正面竞选”的原则，所以，在布什出来作竞选演说的时候，尤其在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辩论的时候，他们对于克林顿的品格问题的质疑还是非常温和的。有些问题，例如克林顿的私生活问题，甚至是以暗示的方式提出的。因为如果布什摆出过分的攻击姿态，那么，他就很可能适得其反，反而把自己的形象给毁了。
也正因为有“正面竞选”的原则，因此，美国的大选热闹归热闹，却始终是有限度的，有一定的文明规范在那里暗暗起作用的。所有的候选人都暴露在受过文明教育的公众面前，维持自己起码的风度，是被公众接受的基本起点。
在1992年的竞选中，布什总统最终没有成功。我们在前面提到过，里根时代留下的经济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克林顿的策略是在展现一个可能的变革的前景。同时，克林顿提出一些大胆的，但是确实是民众所关心的改革，例如医疗制度改革等等。但是，我在这里想告诉你的，并不是美国的政策分析，你知道，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同时，如果你要了解美国的国内政策，你也可以在中国找到大量的资料。我想在这里告诉你的，是从美国大选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美国社会状况。
从克林顿战胜布什上台，这一结果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政策的较量，还反映了战后新一代，已经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开始显示他们的力量。而共和党在整个竞选中的策略，反映了他们对于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反应足足慢了一拍。
老一代和新一代的美国人，他们的交替是一个缓慢的，复杂的过程。在漫长的岁月中，老一代的人数在逐步减少，新一代也在逐步分化，各自形成他们自己的一套观点。有承继前人的部分，也有抛弃前人的部分。只有一点是不会错的，就是美国在变化之中。
如果说在多年以前，这样一个克林顿很可能根本无法让人们接受，在他的“品格前提”下，人们甚至没有兴趣去了解他提出了什么政策。那么，在今天，人们却有可能因为对克林顿的“品格”指责，反而觉得布什总统不够宽容，甚至落伍了。
例如，在当时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中，布什总统提到克林顿在越战期间跑到国外，并组织反战示威的问题。他提出至少克林顿应该对大家认个错。可是，克林顿干脆当场直率地宣称他反对这场战争，但是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爱这个国家。这样的对话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两代人不同的价值观，但是，在大多数听众眼里，布什总统肯定没有能够占上风。
新一代的美国人更倾向于赞同这样的观点，选总统是在选一个理念，而不是选一个完人。当然，如果克林顿现在还抽大麻，家庭不和，那么，在现在的美国，他还是绝对不可能入选美国总统的。但是，新一代的美国人承认，他们会考虑选一个虽有过错失但已经纠正了的人，做他们的总统，如果他的理念能够基本被他们所接受的话。
新一代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也越来越渴望在最稳定的传统的政治上层，出现一些新鲜的感觉，出现一些“新思维”。他们很难仅仅满足于传统的说教。克林顿和高尔来自底层，十分平民化的风格，很得罪了一批“看不惯”他们的美国人，但是，也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
我仍然要强调的是，这一代美国人选了克林顿当总统，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他放心。他们只是愿意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试试能不能如他在竞选演说中讲的那样，把这个国家管得更好一些。如果他的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品格真的发生问题，他们知道政府还有两个分支在监管着总统，情况并不是处于失控状态。他们选的毕竟是个总统，而不是一个皇帝。
那么，接下来的四年，克林顿是怎么度过的呢？
今天已经太晚了。下次再接着写吧。盼来信。
祝
好！
林达
11.总统先生的麻烦
-----------------
卢兄：你好！
我再接着上封信写下去。谈谈克林顿这四年的总统生涯。
你在上封信已经看到了，克林顿总统确实在各方面有别于他的前任，你甚至可以说，再向上追溯，也很难找到象克林顿这样，在当选之前就暴露出种种毛病，在当选之后又麻烦不断，以至被小民告进法院，缠上民事诉讼案的。四年之后，当他再次竞选总统的时候，大家都说，克林顿看上去苍老得多了。
克林顿之所以会被预言，不用多久就要踏进类似“水门”的什么“门”去，我想，这和人们对他的时代印记的判断也是有关系的。他不是来自一个作风严谨，价值观念非常稳定的时代。虽然，大多数的美国人宽容了他的种种弱点，但是，他的弱点并没有消失。你可以从他身边的一群白宫顾问中看出点端倪来。你也许说不出什么准确的东西，可是那一大群年轻而略显得浮躁的顾问们，总使人有一种放不下心来的感觉。
在介绍尼克松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了，白宫顾问是总统的小小特权，是他可以自己作主安排的小班底。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是事业旅途的一条捷径，所以一些雄心勃勃，或者说野心勃勃的聪明的年轻人趋之若鹜。雄心和野心在英语里是一个单词，这样的语言安排好象还是很有道理。
他们走向这条路的方法，一般都是助选。就是在总统还不是总统的时候，出谋划策，拼命设法把总统给推上去。也就是在尼克松争取连任的时候，那些在“总统再任委员会” 里干的类似角色。当然，助选本身是竞选的正常过程的一部分。但是，这个部分的弹性非常大。你可以是一个为自己和政党的理想奋斗的正直的人，也可以是一个满脑瓜私欲的投机者，或者是介于二者之间。由于这个位置潜在的“高效益”，所以，心怀鬼胎而来的也不止是一个两个。
最终，整个竞选和此后白宫的风格，总统的个人风格还是决定因素。克林顿在第一任期时的白宫，给外部的感觉肯定不是作风严谨的。这种氛围就给人一种不可靠的感觉。所以，反对党发出预言之后，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在那里等着克林顿的顾问们，把他给送出什么“门”去。
应该说，他们的盼望并没有完全落空。对他们来说，克林顿的白宫“捷报”频传。现在，当克林顿又在面临竞选连任的时候，我们扳着指头数数，真是可以数出一连串的已经被称之为“门”的白宫疑案。
记得在克林顿上台不久以后，就冒出一个“旅行门”来。
在白宫有一个旅行办公室，专门负责总统出访期间随行人员的各种旅行安排。这是事务性的非常繁杂的工作。他们要和大量的商业性机构打交道。过于琐碎的安排细节使他们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都自己去联系，所以，他们把一些业务就包给一些商业性的服务公司去做。
在我第一次到华盛顿去的时候，看着一幢幢的政府机构办公大楼，就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他们可真是养活了多少人啊！我并不是想到大楼里被政府工作养活的工作人员，而是想到，围绕着这些大楼，一定还养活了许多商业性的小公司。因此，象白宫旅行室的官员，他们手里掌握的岂止是大量业务，在那些小公司眼里，这个旅行室根本就是捏着他们的生命线。
在美国，这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因为政府机构是不搞经营的。别说小小的旅行业务，就是发一个火箭上月亮上去，也不是什么美国政府经营的重点工程。它的全部零件都会向各个私营公司定制，所有的业务还是都落在私营公司手里。
此类的公私交接点，一直是许多国家感到头痛的地方，连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也同样不能“免俗”。日本南韩等都是频频爆出这类丑闻的国家。回首看去，在美国倒是确实很少有这一类的问题。在我的印象中，美国政府机构的浪费问题，远比它的贪污腐化问题要严重得多得多。这肯定不是因为美国更能够瞒得住什么丑闻，因为根据这里新闻状况，如果有问题的话，这里是世界上最瞒不住的国家之一了。
那么，美国人是怎么做到一个甚为廉洁的政府行政机构的呢？记得我在中国的时候，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是这样的廉洁是靠公务人员的高薪维持的。当时我也是将信将疑。因为想想觉得也有道理，挣的够花了，也就不想受贿了。可是，又觉得这种说法并不能解决我的疑问。因为，高薪再高，也无法和意外横财的数量级相比。而且，挣薪水是辛辛苦苦，长年累月的事情。一劳永逸的收获肯定还是非常吸引人的。要不，怎么还是有那么多的公务员买彩票呢？
来到这里以后，问题的答案是非常简单的。前面的说法并没有什么大错。政府公务人员确实有一份十分稳定的生活。工资并不是非常高，甚至工资还低于相同类型的私营企业的工作。但是，收入是有保障的，福利待遇是非常好的。总之，第一，有了这样一份工作之后，绝对不会因为穷急眼了要去铤而走险。第二，大多数的政府机构工作人员，还是很想好好工作，保住这样一份工作的。
但是，这并不是政府机构基本廉洁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在于“制约机制”。九九归一，还是那只聪明的“收银机”阻止了伸向钱箱的手。“平衡和制约”的机制，不仅象我们曾经提到过的，监督并且限制了最高层权力不被滥用，同时也保证了各个层次的权力都不被滥用。规章制度的严格，监督的完善和司法的健全，使得想大吞一口油水的人很难下咽。
回想起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如果想想我们来到美国以后，被新闻界揭露出来，在美国政府机构工作人员拿黑钱的重大案件，主要倒是几桩中央情报局雇员一仆二主，做双重间谍的案子。在情报系统，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工作人员倒是相对有机会偶尔游离于制约机制之外的。只要失去监督或者监督一松，尽管这样机构的工作人员相对还经过更严格的挑选，也接受过更多的“思想教育”，但是，“人是靠不住的” 这样一个特性还是会很快显露出来。
我们再回到白宫的旅行办公室。这样与政治政党毫无关系的事务性机构，在白宫换主人的时候，往往是不动人马的。不论是哪一党当政，他们还是做着同样的工作，为轮番上台的总统安排旅行事宜，所以，他们都是白宫的老雇员了。其中甚至有的人在肯尼迪总统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在这里工作。但是，在克林顿上台之后不久，这个办公室一下子被解雇了包括主任在内的七名雇员。解雇理由是这个办公室的财务作业不合规定。
这是比较婉转的说法，它的潜台词有可能是简单的违反财务制度，也有可能是损害了公众利益，因为政府的钱都是民众的税金。还有可能是他们以权谋私了。如果真是这样，这在美国绝对就是“经济大案”了。
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政府的工作一般来说是相对稳定的。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人，哪个不想有从此一个平稳安定的生活。更何况那些工作时间已经很长，有的也一步步升到了主管位置，谁不希望就此工作到退休，有个完美的工作经历。因此。对于他们七个人来讲，这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
你也许注意到了，这一次可不是由政府行政分支以外的监督机构提出的问题，这是白宫在向自己的手下人开刀。记得克林顿在竞选的时候，曾经许诺过，他上台以后，美国将拥有最廉洁的政府行政机构。那么，克林顿是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因而严察部下呢？
白宫出了这样的“经济大案”，当然马上就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谁知道，这被解职的七名旅行办公室工作人员一连声地在那里喊冤。他们反过头来象是要“倒打一耙”，指责克林顿所主持的行政分支，因滥用权力才把他们免职的。这样，大家也一下子糊涂了。
事情发生才两个月，参与解雇七名旅行室雇员的白宫顾问，也是克林顿童年好友的弗斯特，突然在白宫开抢自杀。尽管从他的遗言和种种迹象看，都显示他是因为承受不了紧张和压力，厌倦生活而弃世的。可是，就算弗斯特的死因确是如白宫所宣布的那样，他至少是死得也太不是时候了。他死在这个节骨眼上，能让人不起疑吗？胆小的猜测弗斯特是因为参与某个阴谋“畏罪自杀”，胆大的干脆怀疑他是让白宫给“干掉了”。顿时乱作一团。
白宫顾问弗斯特的死，给本来就很有争议的白宫旅行办公室解雇事件，罩上了一层几乎是凄凄惨惨的疑云。尽管当时有关那些旅行室雇员的行为调查还没有得出结论，大家已经倾向于从“白宫阴谋”，或者至少是“白宫滥用权力”这样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件了。这一事件就这样在报纸上成了“旅行门”。这时，距克林顿上台刚刚还不到半年。
这个时候，克林顿的白宫一方面竭力澄清弗斯特的自杀是一个孤立的个别事件，与白宫的各项操作没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又宣称白宫旅行办公室的主任戴尔有盗用公款的问题。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一定已经猜到下一步会怎么样了。是的，就象尼克松的“水门案件”一样，终于引发了政府的立法分支，国会众议院政府改革和监督委员会对白宫的正式调查。
与此同时，克林顿总统的行政分支下的联邦调查局，也同时对七名前旅行办公室雇员进行了各种刑事调查。行政分支下的国税局也开始对他们以前的工作进行稽核。这七名前白宫雇员，不仅失去了原来的工作，还进入了一生中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他们原先虽说是在白宫上班，可是，实际上都远在政治圈之外，只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而已。他们都过着普通美国人的非常平静和简单的生活。现在，他们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一夜之间成了“公众人物”。他们被迫频频见报，被迫每个人都为自己请了律师，这样的额外开销几乎使得他们每个人都负债累累。
联邦调查局按程序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侦讯。最终，前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被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交司法分支的法院，要求对他的盗用公款罪名进行起诉。
我们这时要不了动多大的脑筋就可以想得过来。站在白宫的立场上看，白宫能否在国会的调查中洗清自己，有一个根本性的关键，就是白宫所解雇的那七名工作人员是否真有问题，至少他们中间是否有人出了问题。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在这样的前提下， “白宫阴谋”也罢，“白宫滥用权力”也罢，一切对白宫的指控就不攻自破了。但是，如果，这七个人统统清白无辜，那么，白宫就算不说是“阴谋”吧，至少是在那里“滥用权力”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你一定要问了，这样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的行政分支就有可能具有 “陷害平民”的强烈动机了？是的，回答是肯定的。虽然假设这是一个由正直而品质良好的总统领导的权力分支，那么，即使这次解雇是不应该发生的，他们也可能实事求是，不因为企图掩盖自己已经犯下的过失而去迫害无辜的平民。但是，你要记住美国人的那句话：总统是靠不住的。所以，如果你问的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的话，那么白宫要“陷害” 这七名工作人员的“动机”完全是可能存在的。
进一步的问题必然是，既然总统是靠不住的，既然这个政府的权力分支是可能具有强烈的陷害动机的，这个权力分支又是如此强大，它拥有联邦调查局，拥有司法部，拥有来自纳税人的巨大财富，这七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又如何保护自己不被陷害呢？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会必然地回到那个“收银机”的机制，回到“平衡和制约”的原则，回到作为美国宪法十条修正案的“权利法案”。
正因为美国政府的权力是被划分开的。所以，即使总统所领导的行政执行机构出于某种原因确实想加害于一个平民，他们也无法做到一杆子捅到底，把这个平民百姓置于死地。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可以对这个平民进行调查，但是，他们首先不能捏造或伪造证据，其次他们不能对证据进行任意诠释。因为判定证据和诠释证据的权力已经被宪法划走，不在他们手里了。
后面这些权力已经被划到了司法分支，其中尤为关键的一步，就是认定这些证据能否起诉，以及起诉之后能否被认定罪名成立，这两个“致命的”步骤，就算是政府权力司法分支的法院官员都没有任何发言权，这两个重要权力是属于代表美国人民的大陪审团以及陪审团的。
所以，当被撤职的白宫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被行政分支所属司法部指控两项盗用公款，而被转到法院时，不论当时的白宫是否真有陷害他的动机，不论他们推出了什么样的证据，当他们把一切送交法院，组成大陪审团之后，根据美国宪法，他们和被告戴尔就不再是“官兵捉强盗”的关系了。美国宪法保护被告的条款，使得他们从走进法院的大门开始，他们就处在同样平等的地位了。司法部的检察官当然可以向大陪审团呈交他们的证据，被告戴尔也同样由律师向大陪审团提供证实自己无罪的证据。在法官主持的公平听证之后，一切只待大陪审团做出判决。
在美国，象这样由政府发难的案子，都会受到大陪审团格外认真的审核。不论这些陪审员来自何方，鉴于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他们都深切理解，个人在政府机构的力量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之所以美国人民需要他们今天出现在这里，首先就是为了防范个人权利被政府侵犯。
在这场令人注目的官司里，民众和白宫都焦急地等待大陪审团的宣判。我们在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中已经介绍过，起诉之前的大陪审团听证是秘密进行的。因此，在听证期间就没有什么消息透露出来。在漫长的听证结束之后，大陪审团只用了两个小时的核议，就宣布，检方提供的证据不足，免予对被告提出起诉。这样，司法部收罗证据辛辛苦苦把戴尔送上法庭，大陪审团一挥手就把他给放了！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当我坐在图书馆里看完有关“水门事件”的资料，掩上书卷之后的万般感慨。
我想，对于“水门事件”，我最能理解的大概就是象李迪这样极端右倾的狂热分子了。这样的人产生了这样的行为，看上去十分符合他们的行为模式。而我曾经最不理解的，就是象前任司法部长米切尔和尼克松等等这样一群上层人物了。因为这样一些明确的违法行为，似乎不符合这样一个阶层的行为逻辑。
可是后来，我还是想通了。在那里，终有一个欲望在前面吸引着他们，权力是诱人的。权力会诱使一些人逾规使用权力，也诱使他们以权力获取更大的权力。而在一个扩展权力欲望的上层集团面前，却时时站着一群象征美国人民的普通陪审员。
你一定还记得，在“水门事件”法官西里卡受到阻力最困难的时候，在道义上和法理上能够给予他支持的，就是象征人民的大陪审团了。
当我在那天看完所有的“水门事件”资料的时候，图书馆的明亮的大厅几乎没有什么人，窗外目光所及之处，就是一片绿色的草地和一丛丛紫罗兰色和白色交融的花朵，浅灰色的大玻璃幕墙柔和了阳光，时间和空间仿佛静止下来，化为一幅朦朦胧胧的风景画。可是，当我终于从“水门事件”中走出来，骤然回到一个夏日静谧的时候，我的心却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我曾经隐隐中感觉到这些资料中好象缺少了什么？就在我掩卷抬起头的一刻，我终于醒悟到，我一直在盼望的，是能够从这些书中看到介绍陪审员的资料，可是居然没有，我无法从任何一份材料中，找到我想知道的情况。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什么也没有。甚至那些陪审员的姓名都不出现在任何地方。
我突然明白，也许，这就是陪审员制度的意义。他们不是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他们是在履行一份美国公民的公民义务。他们是最普通意义上的美国人。不论在哪一个年代，美国都有许许多多普通人，来到这样一个陪审团席位，毫无表情默默地坐在那里。最后，履行完他们的职责，他们又默默地回家去，继续他们平常的生活。不论是他们一个个的个体，还是他们的历史总和，都代表了美国人民的力量，两百年来持续有效地阻遏了有可能发生的美国政府的权力扩张，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美国史。他们维护着别人的自由和权利，同时，他们也就保住了自己和孩子的自由和权利。但是，在书本中你却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他们只是陪审员。
我想，前白宫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如果他是清白的，那么，在他被白宫以刑事案被告的身份送进法院的一刻，他不会轻易就认输放弃。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他不必认为既然自己是被如此强大一个对手告进法院，那就一定必败无疑。事实又一次被证明，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美国的大陪审团是独立的。站到大街上，这些陪审员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不堪一击，然而，站在法庭上，他们甚至能够阻挡总统和白宫。这就是一个机制的作用。
这样的一种设计，最终还是来自一个简单的“收银机”原理，那就是，总统是可以靠不住的，但是，制度是必须靠得住的。
与此同时，克林顿的白宫又开始了在“水门事件”中我们已经熟悉了的，与国会调查的周旋。其中包括援引行政特权，拒绝向国会众议院的调查委员会交出调查所需要的有关文件。
行政特权也是权力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行政分支被分割出来之后，就必须维护它处理行政事物的独立性，保证它的正常工作不受其它分支的干扰。不仅行政分支是这样，其它分支也是如此，它们的分割和独立是“平衡和制约”原则的基础。所以，尽管其它两个分支对行政分支有监督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随意调阅白宫系统的文件。所以，凡是白宫在国会调查中不想拿出来的文件，白宫律师出的第一招肯定就是“援引行政特权。
但是，自从“水门事件”之后，这块挡箭牌一般也就是暂时抵挡一阵，拖延一些时间，很难真正地起到“挡箭”的作用。因为，关于国会对白宫调查中，凡是有可能产生的问题以及应对的方法，都已经在“水门事件”中轮番操练过几回了。
那么，“旅行门事件”影响今年的大选吗？当然是有影响的。
因为，就在今年大选最火爆的日子里，国会对“旅行门”调查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并且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白宫在“藐视国会罪”的威胁之下，还是交出了对白宫十分不利的两千份打字文件和手写笔记。这些文件是有关白宫旅行办公室人员解雇时，以及白宫顾问弗斯特自杀时的处理经过。这些文件还同时向新闻界公开，记者们兴冲冲地挤在白宫的旧行政大楼，在一堆大杂烩一样的文件里觅宝。
在这批文件被公开之后，国会不仅宣称他们发现了白宫阻扰调查的证据，还宣称它们发现了关于第一夫人希莱利插手“旅行门事件”的有力证据。而这一点，以前一直仅仅是外界的传闻。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总统夫人按照惯例相当于总统的私人秘书，这个秘书不拿工资，重要的是，她并没有行政职位。所以，如果她不当地卷入白宫工作人员的任免，当然这可以说白宫的权力被滥用了。“旅行门事件”之后，换上去的旅行办公室工作人员之中，有一个还是总统家的近亲，更让人觉得“形迹可疑”。
此时，克林顿在一次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上，又意外地碰了一个钉子。当他兴冲冲地走进白宫玫瑰园，想在选战犹酣的时刻，借着经济成长的好消息展示一下政绩的时候，一名电视大台的记者，突然问他是否会“信守诺言”，支持国会一项法案，补偿前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的法律费用。
我想，这名记者一定是搞错了。克林顿是没有做过这样的承诺，只是外界一直传闻克林顿会支持这项法案。一般情况下，克林顿会只做一个纠正的澄清，因为，为了自己的形象，没有一个政治家会愿意在公众面前对记者发火。
可是，这一次，一瓢冷水不仅浇灭了他的好心情，也终于浇灭了他的耐心。他在电视录像机前拉下了脸，发了脾气。当即，各家电视台的头条新闻都是克林顿在发怒的镜头。尽管克林顿事后为此道歉，并且解释说，他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休息，是过度疲劳了。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克林顿当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解雇了七个小职员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国会众议院调查委员会，照常举行了有关“旅行门”的听证会。有关国会听证会的形式，你也一定已经在“水门事件”中熟悉了。这一次，前白宫旅行办公室被解雇的七名雇员，全部被传到听证会。这真是今年大选之际，克林顿最不想见到的场面之一：这些衣冠楚楚，当了几乎一辈子白宫雇员的公务员，在向全国人民转播的听证会上，以身材高大的戴尔为首，齐刷刷地举起手来，宣誓说，他们下面讲的都是真话。接下来，他们似乎终于
到这样一个机会，开始大吐苦水。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甚至说，他坚信“行政分支一直不肯放过我”。
国会对“旅行门”的调查还没有了结，国税局的稽核还没结束，克林顿的律师也一再质疑大陪审团对戴尔的无罪判定。所以应该说虽然戴尔被宣告无罪了，但是，这个事件还没有最后定论。但是，克林顿在记者会上的那番怒火，使我第一次真正怀疑他明白自己是错的。因为，他给我留下了“恼羞成怒”的感觉。个人的感觉当然是不可靠的，可是，我之所以要在这里写一下自己的感觉，就是想告诉你，这就是民众判断的方式之一。所以，这也就是对大选的影响之一。
不管怎么说，前旅行办公室雇员在听证会上宣誓的照片，马上被登上了各家报纸的第一版。大选之际，还有什么比这更刹风景的呢？
可是，克林顿更没有想到的事情还在后头，一个“旅行门”居然还捎带又拖出一个 “档案门”来，而且好象麻烦更大的样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还是今年夏天的时候。国会众议院的调查委员会，在调查“旅行门”的过程中，又发现白宫在开除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的几个月后，向联邦调查局调阅戴尔的机密背景档案。随着这条线索拖下去，发现白宫安全室在此期间，超越白宫权利，从联邦调查局调阅了四百零八份前共和党政府官员的档案，其中十七份在事情爆发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归还。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共和党人的材料，也被白宫调阅。这个消息一见报，马上引起一阵哗然。
这个调阅档案事件，一出来就立即被称作了“档案门”了。因为，这太叫人联想起 “水门事件”了。人们当然首先要问，白宫调这些档案去，是为了什么用途呢？原来负责调查“旅行门”的众议院调查委员会主席克林格，是一个共和党人。他和其它的共和党人马上宣称，白宫调阅这些档案的行动，如果往最好的方面想，可以说是克林顿行政分支行事不当和愚蠢的最新实例。要是往坏的方面想，这就是一种企图找寻共和党政敌不光荣资料的阴谋行为。
既然调阅这些档案是越权的违法行为，那么，如果它真的是以竞选为目的的对共和党的“侦探”行为，那么，它和橇门溜锁，私闯对手党办公室的“水门事件”，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如果当年尼克松手下的一班人，能够通过联邦调查局就轻松搞到他们所要的资料，他们何至于还要采取风险那么大，结果那么狼狈的“水门行动”呢？
难怪“档案门”一出来，共和党人的反应如此强烈。当年尼克松在“水门事件”翻船，给共和党带来了历史性的奇耻大辱。现在民主党克林顿的白宫居然棋高一着，直接就利用联邦调查局违法获取对手党资料，这也太忘乎所以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马上在公开场合，把这一事件比作是尼克松在七十年代搜集“政敌名单”的邪恶行为。
事情一出，大家马上就看到，这样的事情都是“两相情愿”才做得成的。当年尼克松之所以搞出自己的一套“管子工”之类的“白宫调查机构”，就是因为联邦调查局基本不配合白宫的违章运作，被逼无奈的结果。所以，与其说这是白宫方面出了问题，还不如说是白宫和联邦调查局都有了什么问题。
作为白宫方面，克林顿马上作出道歉，并表示他作为总统愿意负全部责任，但是他负的是什么责任呢？白宫表示，这是“无心的行政疏失”，总统愿意“为管理不当而负责”。后来，白宫进一步宣布，从现在开始，审查背景必须经过被调查者的同意。
而联邦调查局的反应几乎可以说是“以攻为守”。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佛利，不仅很快摊出了白宫“在没有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违规调阅档案的数量，日期及一些细节，并且还指责白宫“过度侵犯隐私权”。局长佛利在声明中还表示，是有这样的制度，就是在必要的时候，优先提供档案给白宫。但是这个制度的前提是白宫的“诚实和荣誉感”，他认为，“不幸的是，联邦调查局和他本人都成了受害者。”对于联邦调查局未能有效看管档案，以防“疏忽或有意的滥用”，局长佛利当即下令，联邦调查局将采取广泛的改革，以免重蹈覆辙。他信誓旦旦：“我向美国人民保证，在我监督之下，此事不会再发生。”
在“水门事件”里，我们已经提到过，联邦调查局是所谓的“联邦独立机构”虽然说，按照线索去牵的话，它还是白宫下级的下级，它在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之下。但是，并不是司法部或者是行政分支的最高层白宫，想要设立一个这样的机构，就可以自己宣布设立的。
这一类的“联邦独立机构”在权力构架上都是比较特殊的。它们的“出生证”都是由国会签发的。在他们“出生”的时候，都由国会给它们制定了章程，这些章程成为它们最重要的行为准则。同样，也只有国会，才有权签发它们的“死亡证书”，宣布解散它们。因此，它们的命脉是掌握在国会手中的。
当然，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库，本来就是一个信息中心，是供各个机构必要的时候查询的。但是，不论是哪一个机构，哪怕是白宫也好，都无权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调阅联邦调查局的档案，更不用说这样大规模地调阅对手党成员的档案了。
其原因就是，在美国，众所周知，行政分支的大忌就是白宫和联邦调查局走得太近，因为这是美国人和国会最担心的一种勾结。这种勾结一旦产生，在他们看来，美国成为一个危险的“警察国家”就只是事件早晚的问题了。所以，作为一个联邦调查局局长，他如果要想在他的位置上继续干下去，他的要决并不是迎合他在行政线索上的上级，如司法部或是白宫，而是他必须严格遵守国会给它立下的章程，保持和白宫的适当距离。
这样，你就很容易理解联邦调查局局长在“档案门”出来时的表态了。他所作的努力，就是在试图在大家和国会面前，显示他和白宫这种距离。
对于“档案门”发生的原因，白宫的说法显然是一个临时抵挡的招数。事情已经出了，不出来表态肯定不行，不管别人信不信，总得先出来挡一把。我想，克林顿的白宫肯定知道这样的表态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就算是“行政的无意疏失”，为什么，偏偏调阅错了的都是共和党人的档案，而且数量又那么多。至少，共和党就绝对不会满足于克林顿和白宫这样的解释和道歉。
“档案门”甚至都不用花费国会的额外时间，去讨论和通过是否需要成立调查委员会和举行听证会。因为，“档案门”是在“旅行门”的调查中捎带出来的。原来的国会众议院调查委员会只需“一会两查”即可。所以，可以说，“档案门“一出来，国会的正式调查和听证会马上就开始了。由于“档案门”看上去非同小可，所以国会参院的司法委员会也很快举行了听证会。
白宫在虚晃一抢之后，也知道必须提出较为实质性的一点说法，否则很难过关。所以，他们又立即提出一种错调档案的合理解释。
白宫宣称，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白宫的人事安全室需要查阅进出白宫者的背景，这是一种正常调阅。可是又如何解释，事实上这些人并没有在这段时间内都要进入白宫呢？白宫进一步解释说，白宫人事安全室向联邦调查局调阅“出入白宫者” 档案，通常是根据美国特勤局所提供的持有“白宫出入证”者的名单。而毛病是出在特勤局，他们的电脑提供了一份过时的名单，因此，错调档案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国会参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又是向公众转播的，我们也恰巧看了那天的听证。在这个听证会上，美国特勤局助理局长断然否认白宫的这种说法。首先，他说，白宫所说的特勤局的电脑提供了一份“过时名单”，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电脑资料最多三天就更新一次，根本不存在“过时”的问题。
再说，这位助理局长宣称，他们的电脑对于“出入白宫者”的记录系统“很复杂，也很难说明”，但是，经过他们的彻底调查之后，发现特勤局的电脑根本就不可能提供这样一份名单。
在同一个听证会上，一些背景档案被白宫调阅的人，也出来作证，表达他们个人隐私受到侵犯的愤怒心情。其中有一些是原共和党总统的助理。例如前总统布什的助理格博就表达了他对政府行政分支的“欺骗行为”感到失望。另一名布什的助理卡罗说，当年受雇于联邦政府，在联邦调查局作背景调查的时候，她回答了那些最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现在，她发现这些资料居然不能按照规定保密，这使她感到极为愤恨。
侵犯个人隐私权，就是侵犯公民权的违宪行为，这种认识成为每一个人与自由概念密切相连的公共常识，这也是美国长年累月的教育的结果。这种概念，在美国确实是比在其它一些国家要强得多。
在“档案门”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有一个朋友来访，当时正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前夕，于是，平时十分单调的亚特兰大市，也就成了一个旅游热点。而真的要去玩的话，这个城市可玩的地方还真是不多。于是我们来到了美国的全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因为这个闻名世界的由特纳创办经营的电视网，它的总部正是在亚特兰大。在美国，所有的这些电视台，新闻中心都是私营的，节目好坏全看主持人的水平和临场发挥。在他们组织的一些“谈论节目”中主持人见机行事，轻松自如，有相当大的发挥余地。
这个电视新闻网的总部从外面看，是一幢并不起眼灰秃秃的大楼，里面的中庭却十分壮观。办公室都是大玻璃面对中庭，所以参观者可以看到不少他们的工作过程。如果你花钱买票的话，也可以一直进入内部，站在离那些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三，四米的地方，看他们最有名的“新闻提要”节目的现场播音。我们进去参观的这些人都来自世界各地。对于我们来讲，也就是慕名而来看个稀罕。
可是，在我们回到大中庭的时候，我发现在中庭里布置了一个演播场，这个演播场只用简单的围栏围起来。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著名的“众说纷纭”节目，就是在这个到处有游客在旁边走来走去的开敞的演播场里现场直播的。这真是一个大胆的主意，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设想。
这个演播场用先进的设备，保证与外界，例如首都华盛顿，请到的一些知名人士的现场对话。然后，它需要的就是参与“众说纷纭”的观众了。每天，一早开始，就有两个年轻人站在演播场的门口，向在大厅里参观游荡的人们介绍今天“众说纷纭”节目的议题，一般都是当前与美国有关的，有争议的重大事件或时事新闻。希望人们能够参加当天的现场直播节目。他们发票给愿意参加的人们，票子是免费的。
那天的议题，就是“档案门”。可惜，我们还要赶当天下午离开亚特兰大的飞机，所以，没有能够参加。但是在我们离开那里之前，当天“众说纷纭”的节目就已经开始了。
场内已经坐了满满的一场人。现场有很大的电视屏幕，屏幕上是被邀请当场回答大家问题的有关人士。我记得那天有千里之外的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我趁着我的朋友在大厅礼品店选礼物的时候，站在演播场的外围看了一会儿。
这是现场直播，场内参与讨论的人们，就是那一天象我们一样，偶而来到这个有线电视新闻网参观的民众。这些人不仅来自全美各地，甚至来自世界各地。他们真可谓是 “众说纷纭”，想说什么说什么。
当时正谈到“档案门”事件中，对于白宫违规调阅所引起的侵犯个人隐私权问题的看法。一名来自瑞典的年轻人说，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既然政府部门已经留存了你的档案，本来就是要被人查的，谁查都一样，白宫无疑是最有理由查阅的部门。主持人马上问他，那么如果是你自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你怎么想呢？那个瑞士年轻人回答说，我不在乎，我觉得自己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档案要是需要查，那就看吧。
只见他话音刚落，现场马上举起一片手来。被主持人叫起来的一个美国女孩子马上激动地说，那怎么行，我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可是我就是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保留隐私是我的权利。
三个月以后，就有一个就做“司法观察”的监督组织，代表五位前白宫低级职员，提出了一项要求九千万美元赔偿的集体民事诉讼。指控对象从克林顿，第一夫人希莱利，到联邦调查局和其他几个前白宫顾问。指控理由就是被告不当处理前白宫工作人员的背景档案，伤害到了这些人。这场官司刚刚开始，可以预计，这个“档案门”事件仅仅就违反美国宪法有关保障公民隐私权的第四修正案，就还会有一大堆麻烦跟在后头。
然而，对于“档案门”，涉及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还不是最严重的关注焦点。它的关键还是牵涉到一个违规的政党运作，就是白宫是否违法搜集对手党“黑材料”的问题。这一事件的直接责任者是白宫人事安全室主任里文斯顿，他就是一个靠“助选”进入白宫的“总统顾问”。他的直接上司就是已经自杀的前白宫副法律顾问弗斯特，里文斯特甚至还被人指认，在弗斯特自杀以后，曾经从弗斯特的办公室里取走一箱文件，这一直还在调查之中。
尽管里文斯特也只承认调阅档案是一个无意“疏失”，可是很难使人信服。尤其是调阅的档案中，还包括了被解职的前白宫旅行办公室雇员的背景资料。说是调阅他们的档案完全是无目的的“疏失”，就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了。
不管“档案门”的真正起因是什么，已经出了这么大的乱子，里文斯特在白宫是不可能再待下去了。在短短的一段留薪停职以后，他很快宣布辞职了。在辞职之前的国会听证会上，他承认的白宫违规调阅的联邦调查局文件，已经超过七百份。当然，对“档案门”的调查，并不会因为里文斯特的辞职而结束。
同时，由于白宫安全室主任一般需要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才能胜任，而已经辞职的里文斯特显然不符合条件，他只是一个“助选功臣”。所以，又展开了关于里文斯特被 “错误任职”的调查，在调查中，又一次有人提到里文斯特的任命与克林顿夫人有关，白宫断然否认了这种说法。可是，居然也一直找不出到底是谁决定的这个任命。
就在今年的总统选举日不到两周的的时候，克林顿所任命的司法部长雷诺，向联邦上诉法院提出要求，让正在调查克林顿的另一个案件的独立检察官斯达，进一步扩大调查作业，同时调查“档案门”。联邦上诉法院立即批准了这个要求。
这些都是我们在“水门事件”里已经熟悉了的程序，也是美国人在“水门事件”以后，遇到类似情况时，运用得很自然的一些调查程序和调查手段。现在，你也看到了，行政分支的司法部长对于总统来说，有时会是一个关键人物。也许，这也是当初国会在审查司法部长的任命时，显得十分苛刻的缘故。
司法部长雷诺在这个大选当口上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一定经历了再三犹豫。只是，不论是人们猜测的那样，她是迫于国会压力，还是她完全出于对正常程序的执行，我们看到的是，这里有一种必然的制度性的东西在起作用。
谁都知道，如果克林顿没选上，新的共和党总统会组一个新的内阁，雷诺作为克林顿的司法部长不可能留任。如果克林顿选上了，他也有一个重新组阁，重新任命部长的机会。雷诺在大选前夕对克林顿作出深入调查的指示，完全有可能使她在克林顿连任之后失去部长职位。所以不论从哪一种大选结果来说，站在她个人利益的立场上，她决不会作这样的选择。但是，当一个制度运作成熟的时候，就会促使一个司法部长在其位，行其事。你一定还记得，在尼克松的“水门事件”里，就有两名前司法部长被判入狱。
在“水门事件”以后，其实所有的人都相对吸取了教训。所以，克林顿对于层出不穷的调查，虽然始终在挣扎，但是，还没有尼克松那样公然硬顶的情况出现。在各项调查中，克林顿与国会最大的冲突，还是对于被要求交出的各种文件，白宫尽可能拖延或拒绝，但是没有发生“水门事件”那样的独立检察官任命风波。现在任命独立检察官的过程相对平稳得多了。对于这一类制度性的程序，似乎已经被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你也许会问，司法部长雷诺要求独立检察官扩大调查，插手“档案门”，那么，这名独立检察官在此之前已经在着手调查的，是一个什么案子呢？这是在克林顿1993年一上台就开始的“白水门”。“白水门”是影响更广，枝枝蔓蔓更多，调查范围更大的一本与克林顿夫妇直接有关的“陈年老账”。这封信已经够长的了，“白水门”我还是留到下封信再写吧。
来信。
祝
好！
林达
12.传被告总统先生出庭？
-----------------
卢兄：你好！
上次给你的信中，我曾经把“白水门”称之为一个克林顿夫妇的陈年旧账，因为，这个案子确实和“旅行门”，“档案门”等在本质上有很大不同。它不是一个竞选中或者克林顿的总统任期中的一个事件，而是在二十年前，当克林顿和希莱利还是新婚的年轻夫妇，刚刚着手规划和建立他们小家庭前景的时候，曾经卷入的一场以亏本告终的投资买卖。应该说，这完全是一件家庭旧事，而且，是二十年前的家庭旧事。但是，它却成了克林顿执政期间最大的梦魇。
“白水”是一个小小的房地产开发区的名称，它位于阿肯色州，那是克林顿的故乡。希莱利是北方人，正是由于在耶鲁大学和克林顿的一场恋爱，才使得希莱利来到这里定居。一般来说，北方城市的年轻人是不太愿意在南方这样落后的一个小州落下脚来的。克林顿出生于一个平民家庭，小两口成家之后，一切都要白手起家，打出一个天下来。好在，这是两个绝顶聪明的人，又已经在学业上打下了基础。凭他们两个的本事，要在司法界找个工作，然后一步步往上走，逐渐成为一个殷实人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正因为他们能力极强，又年轻而充满自信，所以，他们还在不断寻找一条更好的道路，更快地富有起来，也作出更大的业绩。在美国，因为各种机会很多，所以任何一对聪明的年轻人都有可能产生同样的梦想。
他们好象尝试过各种办法，例如，在他们婚后的第三年，1978年，希莱利曾经以一千美元开户，投资农产品交易，在她第二年关闭这个帐户的时候，她已经挣下了十万美元。在美国交易市场已经非常成熟的情况下，这样的高利润几乎是罕见的。
在克林顿当上总统之后，希莱利的这段贸易经历也被别人细细查过，但是也并没有查出什么名堂来。人们对于希莱利的质疑也是情有可缘。因为就在同一年，克林顿已经以三十刚出头的年纪，成功当选了这个南方小州的州长。所以人们也就理所当然地怀疑这钱和权是不是有点什么关系。我倒只是很奇怪希莱利急流勇退的决断力，换了我的话，一定不舍得撂下这么好的高产田，立即抽身离去。
也在这一年，1978年，克林顿夫妇和他们的多年好友麦克道格夫妇合伙，向银行贷款了二十万美元，投资“白水”房地产开发。在美国购买房地产一般都是向银行贷款的，但是，一般也都需要自己支付一笔起码的头款。他们付了两万美元的头款，只是他们向贷出二十万美元的那家银行隐瞒了一点，就是他们所支付的头款，也是向另一个银行借来的。在这个“白水”投资中，他们两家的投资并不是对等的，克林顿一家占的份额要小得多。
之后，这个“白水”房地产开发始终不成功，而且克林顿夫妇的“白水”投资，在 1992年克林顿竞选总统的时候，已经有人开始对这个投资以及相关连的一些问题质疑。在那年大选之后，克林顿夫妇在宣誓就任总统之前，就把他们在“白水”房地产业中的利益，以一千美元的代价转让给了麦克道格。从此，与“白水”投资切断关系，从中脱身出来。顺便说一下，美国法律对于联邦政府官员的个人经济活动有严格的规定，你不能一边做总统或国会议员，一边业余“玩玩”股票。当上总统或国会议员以前，有钱尽管买股票，一旦给选上了，走马上任以前，请先把手上的股票出空。这道理是不言自明的。
记得在克林顿四年前当选为总统的时候，“白水”还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然而，很快它就突然“升格”，成为众所周知的“白水门”，这和我们前面提到的白宫顾问弗斯特在1993年7月的突然自杀密切相关。因为，当时“白水”投资已经开始接受调查，而与克林顿夫妇关系密切的弗斯特，也是调查中的一个重要证人和知情者。弗斯特确实死得很不是时候，他一死，即使本来没事，也让人顿生疑窦。
那么，“白水门”是不是就真的没什么事呢？似乎也不能断然下结论。如果克林顿夫妇现在还只是一对小律师，当然，谁也不会对这样小小的一个投资案感兴趣，可是，克林顿现在成了总统，那么，他是否曾经违法，哪怕事情发生在多年以前，也必须查个水落石出。看来，克林顿在多年前一定没有预想到，自己竞有这么大的政治前程，否则，他不会为了这一点可能的经济利益，留下一大堆麻烦。
为什么一个简单的投资案会叫人轻易不敢下结论呢？原因是围绕在克林顿的“白水” 投资周围的人，一个个被发现了问题。
“白水门”的调查开始以后，国会的参院调查委员会，独立检察官和联邦大陪审团，对克林顿的生意合伙人起诉的阿肯色州小岩城法院，以及新闻界的记者们，几条线索就同时展开追踪了。克林顿夫妇立即进入了穷于应付的窘境。这个状态几乎持续伴随着克林顿第一任的四年生涯。我有时候想，做美国总统可非得心理素质很好才行。否则，一面对付一大堆官司，一面还要维持正常的内政外交，还指望着做出象样的政绩争取连任，还有繁重的竞选任务，天晓得他是怎么顾得过来的。
因为，美国总统和其它一些国家的首脑不同，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管事的行政主管。有一些国家，他们对于国家首脑，有更多的国家象征和礼仪方面的要求，而并不让他担任繁重的管理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设一个类似总理这样的职位，在这个职位上的人，才是真正的行政主管。
在美国则不同，也许是因为美国人比较务实，好象放一个象征国家的首脑在那里，就觉得浪费了似的。所以，美国是没有类似总理的职务的，总统全给包揽了。我以前一直以为美国的国务卿就是总理，后来才发现这是张冠李戴了，如果要套用的话，美国的国务卿应该说是相当于外交部长的职位，除了外交，别的他是不管的。
所以，克林顿总统就这么内外交困地艰难走了四年。说他艰难真不算是形容过分，在“白水门”的调查中，不论是克林顿还是希莱利都曾经被要求作为证人作证。希莱利甚至在美国历史上首创了第一夫人被联邦大陪审团传到法庭作证的记录。
在这些平行的调查机构中，最先得出明确结论来的，是位于阿肯色州小岩城的法院。严格地说，这是针对克林顿夫妇的前合伙人，而不是针对克林顿的。法院起诉的对象是现在已经离婚的麦克道格夫妇，和在克林顿离开阿肯色州就任总统之后，他的继任州长塔克，他和麦克道格夫妇一样，也曾经是克林顿的合伙人。
这三个人的宣判是在今年这个大选年的五月底。在这次的宣判中，詹姆斯.麦克道格的十九项控罪中有十八项被判罪名成立。他的前妻苏珊.麦克道格四项控罪全部被判罪名成立。而现任的阿肯色州州长塔克，在七项指控中被判两项罪名成立。在宣判之后，这位州长就被迫宣布辞职了。
这三个人的主要罪名，是被控共谋在1986年以欺诈手段获得一项由联邦担保的三十万美元贷款，其中一部分用于“白水”房地产开发。
州长塔克本来面临十年监禁和五十万美元的罚款，最终，由于塔克身患重病，正在等待肝移植，因而被从轻判处四年的监守行为，赔偿近三十万美元的本金及利息给政府的小型企业管理局，外加两万五千美元的罚款。另外，法官针对塔克身为州长，知法犯法的情况，还例外地下令塔克必须向阿肯色州的中学生演讲，谈论价值观等等有关主题。这也是美国地方法院判决的一个特色。
在判决中，除了法律条文规定的处罚，地方法官还有权力下一些类似的小小惩罚命令，以至于搞出一些审判花絮来。我记得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地方法官，在依法判处了一个小偷之后，居然下令允许那个受害者到小偷家中，随意拿一件东西。法官宣称，这是为了让小偷也体会一下心爱的东西被人拿走的心情。
苏珊.麦克道格被判两年徒刑，三年监守行为和赔偿政府合计约六十万美元的本息。在法庭上，已经离婚的苏珊.麦克道格曾含泪向法官求情，说她嫁给年长十五岁的詹姆斯. 麦克道格以后，事事对丈夫言听计从，包括被控罪的行为也是如此。而法官似乎并不为所动，他说，本庭决定让她与社会隔绝一段时间，让她有机会好好反省。
她在审理期间特别引人注意的，就是她宣称拒绝与检方合作，拒绝交代任何案情。同时在调查克林顿的联邦法庭传她去作证，并要求她在联邦大陪审团面前回答有关克林顿的问题时，她当庭拒绝。因此，被一名联邦法官判“藐视法庭罪”。所以，在正式判刑之前，她已经为“藐视法庭罪”开始坐牢了。
这三个“白水案”被告中，唯一给人留下悬念的，就是苏珊的前夫詹姆斯.麦克道格。苏珊曾经企图把自己的责任也统统推到他的头上，虽说此举并未成功，但是，实际上，他自己的被认定的高达十八项的控罪，已经够他喝一壶的了。因为，他自己的那些罪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最高可判八十六年徒刑。还不包括还款和罚款。
詹姆斯.麦克道格听上去确实不象一个正经商人。他曾经买了一家储蓄信贷公司，在他搞的一次“虚假交易”中，使得这家公司倒闭，为此联邦政府动用了六千万美元的公款来清理他的债务。然而，这一次，只有他没有被立即判刑。
当然，人们感到留有“悬念”的，并不是他的刑期和罚款数额，而是他没有被立即被确定刑期的原因。他的缓判时间很长，一直要延续到今年的总统大选以后。尽管法官并没有宣布缓判理由，但是大概连你都猜到了，詹姆斯.麦克道格要“将功赎罪”，以交代换取减刑了。这给竞选中的克林顿，又增加一份负担。
实际上，在这三名“白水案”被告被判有罪之前，已经有一名银行家海尔对两项有关“白水案”的重罪指控认罪。同时，他还在法庭作证的时候，宣誓作证说，当时的州长克林顿曾经向他施加压力，让他做出不适当贷款，并且还明确要求他在交易中不要提到克林顿的名字。海尔是第一个在誓言之下对克林顿做出不利证词的人。现在，眼看着詹姆斯.麦克道格就将成为第二个了。
克林顿对一切针对他的证词都断然否认。当然，不论有多少这样的证词，最后，法庭还是必须最严格地依照证据，由大陪审团判定能否起诉，以及由陪审团判定是否罪名成立。因为一旦站在法庭上，克林顿就成了一个普通公民，他享有宪法赋予被告的一切权力，要定下罪来，也绝不是什么简单的事。尤其是对于以“指证”换取“宽大”的证人，通常他们的证词受到更为谨慎的对待，因为他们显然有动机不良的可能。
对于这样的证人，一个最大的约束还是“伪证罪”的威慑力。你也早已熟悉了，誓言之下的伪证，在这里是一项重罪。所以，以证词交换减刑的同时，就是伪证加重罪行。
不管怎么说，在三名被告被陪审团宣布罪名成立的那一天，消息传到华盛顿，克林顿还是感到黯然神伤。他在白宫对记者们说，“对我来说，今天的事情是一件私人事件。我为他们觉得非常难过。”这些人都是克林顿多年的老朋友了。
克林顿这样的态度，在美国是很正常的。哪怕是政治对手，也不会因为克林顿这样的表态而指责他与罪犯“划不清界限”。因为在这里大家都理解，每个人都存在的这样一种私人感情，对于家庭，对于朋友，对于自己熟悉的人，在发生了这样情况的时候，会有一种难言的遗憾和难过的感觉。我相信，如果克林顿在这个时候仅仅表现出对罪犯的“义愤填膺”，反倒会使所有的人感到意外。
当然，克林顿总统的感觉实际上一定更为复杂。因为，他们是在同一个“案子”里。在审判之中，克林顿还曾应被告苏珊在法庭提出的要求，向法庭提供证词，以协助被告洗请自己的罪名，可是没有成功。现在他们的判决结果出来，对克林顿还是很不利。按理说，每一个人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是他们的问题，并不说明克林顿就一定也有问题。白宫在小岩城的法庭宣判当天，就立即发表简短声明，表示克林顿与此案所控罪行“毫无关系”。
可是，今年是大选年。如果克林顿本身的调查还没有结束，而他身边有关的人已经一一被判有罪。你让选民们怎么想？选举可不是法庭判决，不需要当场就拿出什么确凿证据来。选举只是反映了选民当时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判定。这也就是选举叫竞选者伤透脑筋的地方。
今年五月底出现的这场审判，一定使克林顿感到紧张。因为距离大选已经不到半年了。可是，不久之后的六月中旬，国会参议院的白水案专案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我觉得是在一定意义上扳回了一些影响。
在持续了十三个月的调查之后，国会参议院终于正式结束了对“白水门”的调查。我之所以说，国会参院的调查报告对于克林顿的竞选，会产生比较正面的意义，并不是说调查报告显示了克林顿夫妇的清白，而是因为，在这个历时弥久的调查结束时，人们居然得到了结论完全相反的两份报告。
国会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是由十名共和党人和八名民主党人组成的，调查自始至终，他们一直有相当大的意见分歧。
从一开始白宫顾问弗斯特自杀后，就有人指认说看到希莱利的机要秘书，从弗斯特的办公室拿走文件，但被当事人否认。这时，分属两党的调查委员，就分别倾向于两种不同的说法。此后，不断有这一类的情况出现。
又例如，希莱利曾经工作的律师事务所，与已经定罪的麦克道格那个问题百出的储蓄信贷公司，有一段业务往来。而且，也是由于希莱利，才发生了这样的关系。但是调查所需要的有关的帐册却一直找不到，直到去年年底，这些帐册才突然在白宫的一个私人房间被找到。于是，共和党的调查委员深信第一夫人阴谋重重，而民主党的调查委员还是倾向于相信希莱利的说法：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她一发现就交出来了，可见其老老实实对待调查。也正是为了这些帐册的神秘失踪和神秘出现，当时在平行听取调查听证的司法分支发出了传票，希莱利才首创了美国第一夫人被传到大陪审团前作证的记录。
最终的参院调查报告，共和党调查委员所提供的结论断定克林顿夫人希莱利一再妨碍司法。这份报告长达八百多页，里面当然提出了大量证据和疑点。然而，民主党调查委员提出的报告，又运用了相反的证据，得出完全相反的结果，他们的报告也长达四百多页。
这些报告在这里都是可以公开查阅的，可是，你也一定想象得到，除了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员，一般的民众也就是在报纸上看一个大概介绍了。他们不可能去细细分析比较两者，找出哪一个更为可信。
所以，当他们拿着这张报纸，看到出来了两个不同调查报告的时候，他们会想什么呢？他们谁也不信。他们只会相信一点，就是调查至今，并没有确确凿凿使人信服的证据。这一点判断我想还是对的。
在这里，一切证据都是公开的。虽然，普通人一般不会去细细研究所有的证据和报告，但是。事实上，自有一大群专业记者，学者，作家等等，在那里悉心研究。没有一件真正说明问题的证据会漏过这些人的眼睛。一旦有了确凿证据，每一个人都会从报纸上看到它。如果有了这样指向一个定论的证据，那么，没有一个政党的议员会愚蠢到为了表达“党性”，不顾自己在选民面前的形象去否定这个证据的。
我们以前也谈到过，就是，作为和当任总统同为一党的调查委员，当然有袒护的动机，作为对手党也明显有鸡蛋里挑骨头的企图。但是，这都是有限的。因为，他们本身的议员位置来自于选民的选票。他们必须在选民面前交代得过去。毫无前提的“党性” 在这里是普遍受到谴责的。可是现在，国会掌握的证据还不能指向一个定论。那么，自然给双方都带来了发挥的空间。这样一个局面对克林顿显然有利，白宫的法律顾问马上就发表谈话，说：“如果经过四年的时间，你还不能证明一个人做错了事情，这说明你根本就证明不了什么事情。”
在“白水门”的调查过程中，还有一个作家出了一本叫做“血腥游戏”的书。在这本书里，围绕着“白水案”，他非常生动地详述了克林顿夫妇在阿肯色州的生意和政治活动。里面的资料相当殷实，对克林顿的“杀伤力”也相当大。著名的“时代周刊”还以很大的篇幅予以介绍。克林顿对此也毫无办法。在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下，他无权干预出版。在这里，不要说历史名人，当朝名人也是照写不误。可是看得多了，读者也有自己的看法，并不会“见书则信”。
在克林顿总统第一任期的四年期间，以“内幕”为名出版的书已有好几本，有的 “内幕”不仅作者是“圈内人”，内容也很有“爆炸性”，可是，或多或少给人一种哗众取宠的感觉。相比之下，“血腥游戏”的作者给人一种写严肃读物的感觉，这也是他的书有可能会产生“杀伤力”的原因。克林顿管不了这样的书出版，那么，他怎么办呢？他可以自己也写。
克林顿在他的总统第一任期内，百忙之中也还是坚持出了一本书。可是，并没有人因为克林顿是总统，就对他的书特别青睐。不管作者是谁，书就是书。一出来就是进入市场，遵从市场规律。克林顿的书结果卖得不好，最后出版社只好削价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