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1节 日月如惊丸
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
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
——钱惟演（公元？—1033年）
一
中国最鼎盛的朝代大唐帝国于公元906年寿终正寝，代之而起的是无数个割据一方的短命王朝。因中原地区先后有五朝立国，史家遂简称此为“五代”。“五代”之世，持续了五十余年。
日月如惊丸。
也只有经历了无数苦难无数离乱无限悲哀无限凄惨的人才能真正体会时间的意义，因为造物主喜欢将流光的推移放在渐变的法则下进行，使之宛如一条静静的河流一样悄无声息，倏忽之间，沧海桑田，世界已经不再是旧日的光景了。幸运的是，忠臣义士却多出于乱世，面对艰难的世界，他们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最终在难以觉察的晷移寒暑中发现了这条真理。尽管也有一些超凡的智者视若无睹，悲哀的愁人空怀愤懑，但苍白的面容下其实都是心潮难平。看起来乱世也多隐者，然而真正的高人却是无法逍遥世外，无论是箪食陋巷抑或是垂钓江渚，他们皆如同身登蓬莱而遥望齐州，九点烟云中，往往慨然浩叹。所以说，总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决定了乱世是不会长久的，愈是黑暗，期望光明的程度也就愈为炽烈，尽管没有多少人能真正地知道从黑暗到光明的过程需要多么大的代价。
这种感慨却不是书斋里的无病呻吟，从公元906年开始以后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连后来习惯于心平气和不动声色的史官们都常常用“呜呼”两字表达他们对这段黑暗时代的激愤之情，所谓“唐室既衰，五季迭兴，凡易八姓，纷乱天下五十余年”。确实，如果欲节省笔墨而一言以蔽之的话，也没有更好的句子能概括这段不平凡的历史。中国史家自古而来的直笔信条，是严格区分正统与僭伪、王霸与偏安的界限，用到这一场合，便就是把入主中原的五代王朝奉为正朔，但这却丝毫不能掩盖四海之内如火如荼的权欲之斗。五十余年中，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一茬茬自封的僭位的傀儡的皇帝们杀人、剖骨，铜柱炮烙，酒山肉海；芙蓉帐暖，折磨着可怜的妃嫔们柔嫩的胴体；铜雀春深，聆听着战鼓伴奏下的《玉树后庭》。所有的人文伦理和道德信仰都已在博取生存的实用法则下被践踏殆尽。文明已久的中国何曾有过如此荒唐的岁月？天下势乱久必治，是到了结束的时候了。公元960年，“真命天子”终于降生。
照理，记叙一个新王朝的历史并非一定要把前因后果剖析如缕。但我们对“五代”却不能不提，且把它作为起笔来带出全书，这个用意应该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的意义不久就可以随着叙述的深入而渐渐看出。一个极端荒谬的时代必定会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伴随着矫枉过正的革新，这一浅显的道理恰恰又正是历史演进的不二法则，姑且在这里强调出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让我们还是从小处着眼，从大处着墨。
据说，新朝的出现便就是许多大智大慧的人早就成功地预言到了的。比如，这个季世中有位疯疯癫癫的和尚就曾对人说，尔等渴望太平，若要太平，则须等定光佛出世。说这话的时候，狡黠的眼神让人一见便知其人佯狂欺世的本相来。遗憾的是听者大多是粗鄙的百姓，既不知定光佛是何方神圣，更不知去哪里祈祷真神的降临。听者既漠漠，言者更戚戚，于是无话，和尚收起褡裢，飘然而逝。这一走又是数年。
易代之际常常会有这样的故事流传，它们往往都是一些神秘的寓言，被用来揭示一种不可抗拒的未来，表明将要发生的事情都是上天的注定，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当然这都是当时人或后来者别有用心的臆造，一言蔽之，无非是把世事变化定义为合理的演变而已。这在古代称为“谶”，太平时期尚不多见，但每当革故鼎新之举成为必要时，它们便会纷纷出笼。
大宋朝的开国君主、令人景仰的“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史称“宋太祖”的赵匡胤在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四这一天，那一场突如其来的事变发生的当时，自己有没有当皇帝的意思，倒是不得而知，但追述已往，这却无疑是他心里存想已久并早就预谋准备的事情。五代是有名的乱世，乱世的特征就在于人人都能取天子而代之。三十四岁的赵匡胤历仕二朝，随着知遇之恩甚重的周世宗南征北战，什么场面没见过？这一套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不过的了。不过，赵匡胤的愿望却很独特，他要的是兵不血刃而手拿到来。这位后来的新朝太祖皇帝在当时确有一般人不能望其项背的优势，一是因为他勇猛善战，功勋卓著，能做到国家辅弼的高位，业已拥有操纵废立的实力；二是他志存高远，苦心孤诣，有着常人所不能有的超然智慧。另外还有一条原因就是他身边有一批肯两肋插刀的部属，尤其重要的是，这些跟着他混饭吃的人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有了赵匡胤的富贵，才有他们的功名利禄。所以，当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指挥使赵匡胤率军出京抵御契丹族入侵，兵次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时，手下的不少人就要他做皇帝。
早在此前，开封城里就有一句民谣在流传，说的就是官为“策点检”的赵匡胤“将为天子”。看来一切早有准备，或者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将都是顺理成章的。但太祖为人仁厚，当然还要点面子，他不愿意落下个乘着少主冲幼而篡夺大宝的恶名，于是很巧妙地喝了几杯酒，略有醉意之后，自去睡觉，事情会有人去处理。其实晚上计议就已结束了，第二天是正月初四，一大早便有人把黄袍披在了太祖身上。
这与九年前的一幕何其相似！那时太祖还是后汉枢密使郭威的部下，当后汉幼主登基时，郭威是顾命大臣之一，手握重兵，独揽大权，与今天太祖的地位相当。也是在率兵御寇兵次途中之际，忽然间诸军将士鼓噪而起，伏拜马前，要郭威做皇帝。郭威当然也表示自己绝不敢当，甚至退居馆驿闭门拒之。可兵士们不依，登墙越室而入，涕泗并下，请为天子。其时乱军山积，登阶匝陛，扶抱拥迫，最终有人扯裂黄旗披在了郭威身上，刹那间山呼震地，郭威感极而泣。就是当年的尧荐舜让，大概也没有如许热闹的场面。
太祖的黄袍加身没有做戏做得如此过火，这是因为太祖弟匡义和后来成为新朝第一位贤相的赵普极懂事理，知道怎样控制节奏。不过太祖话说得太妙了，当一切都结束时，太祖说：
罢，就依你们了，你等要贪富贵，如是奈何！
是“你们”而不是“我”，这是太祖“巧妙”之核心所在，所以他在说这话的时候，还由衷地叹了口气。这也是不能不叹的，因为潜台词表示还有话没有说。于是众人齐道，但凭吩咐。太祖便说出一番话来，太祖说，欲立我为天子，须听从我的命令，不然，我是万万不愿做的。千万不能小看太祖的这番言语，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个前提奠定了本朝立国的基础，三百年中，竟就没有发生过拥兵自重、犯上作乱的事情。当然这是后话。太祖既然黄袍加身，理所当然地班师回京，当天即整军从开封仁和门入城，一路秋毫无犯。翌日，在崇元殿行禅代礼，太祖就龙墀北面拜受，此后，由宰相扶升殿，服衮冕，即皇帝位。因新帝初所领节度使在宋州，于是号天下曰“宋”，改元“建隆”，大赦天下。
《尚书》上曾把有文德才艺之古帝王称为“艺祖”，这是对开国皇帝的一种美称。本朝人博古尚文，遂称太祖皇帝为“艺祖”，在另一方面，当然也是出于对太祖的崇敬之心。这和当时人们口语中常把天子称为“官家”的意思一样，“官家”来自于“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的成语，同样表示了一种对皇帝的尊敬之情。确实，太祖皇帝自是与五代如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天子们不能同日而语的，他在很多方面当得起“艺祖”这个称号。这一日禅代大典的重头戏是在殿上宣读禅代诏书，这当然是由饱受古训且文笔精湛的大手笔撰写，一个识时务者翰林承旨陶谷早就拟就了这道诏制。尽管就古有之例来看，这种无可奈何的文字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但总的来说这道禅让表还算谦逊平和，也给旧朝留了些面子。以后周幼主柴宗训口气所说的一句“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国命有归”，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活生生的现实。难怪华山隐士陈抟闻宋代周，十分欣喜地说：“天下自此定矣！”
这无疑又是一个善良的谶言，因为天下当然不是一次黄袍加身就能太平了的。但艺祖没辜负天下渴望和平者美好的期望，远交近攻，辅以仁厚爱人之德，先定周境，继平荆湖，灭后蜀，再取南汉、南唐，最后吴越入朝归顺，江南大平。除了北面的北汉、辽以外，差不多也就算得上是天下一统了。不过，这一切将近用了十三年的时间。艺祖陛下完成了这百代功业，竟也就在吴越入朝的那一年，公元976年，驾崩仙逝。御弟匡义（建隆元年太祖即位时改名为“光义”，此际又改名为“炅”）即位，继续太祖未了的事业，在接下的几年里，又收服了江南泉、漳二州十四县，再灭北汉，基本上奠定了本朝的版图。只是连征辽国失败，不得已屈己议和，采取守势。难以预料的是，先知圣人孔子“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话却没能应验，这一守竟就是三百年！
世事虽不是完全不可预料，但天机又岂能处处泄漏。就是华山隐者陈抟，这位推出《先天图》，发明象数之学的有道高人，也未能指明三百年的后事，又何论奔走尘寰的芸芸众生？人们只是沉浸在新朝初政光宅天下的仁明化浴中怡然自得，饮酒赋诗，歌舞逍遥，享受着人文洋溢礼乐雍然的快乐和自豪。夷狄之辈又何惧许多，在文明的感召下远人来归，定将是迟早的事情。这是久乱而重新归一的时代，天德人文便不可阻挡地大放光辉。从太祖皇帝率兵回师开封，在崇元殿即位的那一刻起，这种基调就已经定下了。
人们常说，每一种事物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会显现出一种“气象”，这种气象是从涵养深处孕育而生自然流露的，如同春风化雨一般无处不在。或雄壮高古，或粗俗卑陋，决定着攸化神运的起承转合、成住坏空。本朝的气象如何，虽然目前还不能遽下结论，但经历过五代乱世血淋淋的残酷后，新一代天子必须以仁德去服天下，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新朝的运祚就会像五代的王朝一般短寿而夭。不过，“仁”的力量并非是无往而不胜的，假如没有廓清四合、荡涤天下的雄威，一切仁德便只剩下徒具其表的外衣，好看而不中用。太祖成为天子后就常常不能安然入睡，他不止一次向他的忠直大臣赵普抱怨说，一榻内外，全是他人鼾睡。事实也正是如此，多年的痼疾并不会因为新朝的建立而一旦消亡，更可怕的是，如果矫枉必须过正的话，那就会带来新的问题，它们与此前的病端虽然不尽相同，但所有的疾病性质总是一样的，一切都以最终危及生命而结束。太祖的一生就是在仁与威的矛盾交织中度过的，不幸的是，它也同样会贯穿着本朝历史的始终。
还是回到大宋朝建立的那一天来。那是公元960年正月初五，这一天本是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既无日月星辰之变，也无五行灾异之象，除了任职旧朝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韩通因不从新朝，全家被杀外，由于太祖的严饬，诸如惊犯宫阙、侵凌朝贵及剽掠府库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一切都很平静。细述起来，本朝建立的这一天太祖皇帝自然有许多诏令，就像每一位承受天命的受禅者一样，给前所未有的新朝开辟一种崭新的气象，虽然都是形式上的，但却不能不做。比如内外军士赐赏，贬降者叙复，流配者释放，父母该恩者封赠，以及遣使遍告诸国，诏谕诸镇将帅等等；此后，告祭天地社稷，加官晋爵不等。到了正月十七日，最后一项措施立太庙完成之后，新朝便可以说正式开始了。新朝政令没有提到国都的问题，原因也很简单，本朝受禅于周，自是以周之国都为国都，太祖既然是在崇元殿庭中拜受周禅，那么一切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于是，大宋的国都便就是开封。因其地旧属汴州，又名汴梁，相对于西京洛阳而言，本朝人遂又称之为东京汴梁。
从来都没有哪一个王朝像我大宋帝国，诞生之初，就是衰亡之始。
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2节 宗庙社稷
国家首都的意义就如同“宗庙”、“社稷”一样，也是一个原则上的事情，有很大的讲究。
首都常常又称作是“京都”、“京师”。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故曰“京都”；京者大也，师者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故又谓“京师”。汴梁本是唐代的汴州，后梁建为东都，后晋称为东京，本朝因其名，定为国都。于京都置开封府，京畿一路辖有五州四十二县，后虽稍有增损，也有十六县。
从古代“天下九州”的意义上来说，这里是“兖州”之域，春秋时为郑地，战国时为魏都，居于中原要地，是有名的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据说大禹塞荥阳泽开渠以通淮泗，名莨菪渠，就是后来的汴渠。汉时河、汴决坏，汉明帝曾遣使者修治汴渠，隋大业中更令开导，引河水入汴口，名通济渠，再东引入泗，连于淮，至江都宫入于海，亦请之御河，河畔御道植柳，炀帝巡幸，乘龙舟而往江都。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公私漕运商旅轴轳相接。单从汴梁连接着汴渠与通济渠这一点上，就可见其地位之一斑。
帝国中心枢纽的地位，决定了东京汴梁的迅速兴盛。唐之汴州旧城，周回不过二十里一百五十步，本朝太平兴国年间大事扩充，新城周回增至四十八里又二百三十三步，称为国城，又曰罗城，使东京的面积增加了一倍，没过多久，便一跃而成为帝国最大的城市。东京陷落后，它的风华繁盛成为当时无数人心目中的美好追忆，并被发之笔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便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种，人们从中可以看到正史记载里所无法具备的东京的生动形象。
不过，帝国首都却无险可恃。
汴梁自古就是有名的“四战之地”，即所谓四面平坦无险可守而极易遭受攻击。战国时的赵国也是立国于四战之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得已采取一条“全民习兵”的政策，以作抵抗外侮之备，但最终还是被以关中险固之地立国的秦国所败。四战之地虽是兵家必争之要冲，却非帝王之居，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京师乃国家中枢所在，一旦有虞，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大事，銮舆播迁，政令不行，这种灾祸将足以动摇宗庙社稷。
问题还不仅仅在此。本朝从立国那天起，对国家的威胁主要就是来自北方。太祖平复周境虽然未费功夫，但对北汉就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北汉之地在黄河以北，离汴京就只是相隔一河而已，以太祖受禅后的实力，守虽然可以暂无大碍，但立时克服，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太祖立下的国策是“先南后北”，尽管这是条极富谋略的战略，但多少也是出于无奈。更何况北汉之外，还有辽国，夷狄之心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可能挥戈南下，以汴京平坦开阔四通八达之地，又岂能轻易战守而游刃有余？自太祖时起京城陆续汇集了全国的精锐之师数十万之众，目的就是捍卫京畿，但即使是天险，也有险不足恃的时候，更何况汴京这个根本就无险可守之地！
其实在建国后不久，太祖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完全是一个偶然，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三月初四，太祖西幸洛阳。西京洛阳原本是太祖的出生之地，他在此度过了充满美好回忆的少年时光。不过，皇上自从十二岁离开后，十年仗剑漫游，十年戎马倥偬，君临天下后又日理万机，一直再也没能很好地重游故地。此番亲身体验到西洛山川关河的雄壮，一刹那间大生感慨。太祖想，据此险固之地而立都，则可以不繁冗兵而自固，岂非天赐之便？新朝开国皇帝这时开始后悔自己匆匆建都开封的草率，于是提出迁都。一代雄主发自内心地认为：一迁洛阳，再迁长安，效汉唐故事，应该是绝妙的霸策。可惜的是，从驾的大臣无不反对。首先是起居郎李符上疏不可，太祖不听。祭祀先祖罢，皇上赖着不肯起驾东返，那意思就是想造成既定事实。对此，群臣甚是惊骇，一时无有谏者，但有位不肯服输的大臣再度上言。
这是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他的话说的似乎很实在：东京有汴渠，因而便有了江淮每年数百万斛的漕米，都下数十万兵马仰给于此，陛下留居此地，米从何出？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安固已久，岂能动摇根本？！
那就径迁长安！皇上的主意在那一刻还是坚决的，所以他赌气说出此话。
终于有人叩头了，凡是懦弱无识而又自命效忠的人最后总是会祭出这个法宝。这是晋王赵光义，皇上的御弟、新朝主要的军事统帅，同时也是太祖黄袍加身的始作俑者之一，他的话自然有着相当的分量。晋王以首叩地言辞恳切：陛下，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啊！
太祖沉默了。他明白这件事情一旦错了就无法改正，一时间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能以沉默回答晋王。晋王退下，太祖长叹：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这是太祖第二次长叹了，这一次是英明的太祖陛下为顾全大局而作了一个灾难性的妥协。这件事情的影响是如此的深远，以至于它的是非功过，简直无法评说。新朝的开国皇帝在这件事情上确有远见卓识，可惜的是没能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尽管后来也不断有迁都之议，但都不能付诸实施。
太祖于西幸洛阳七个月后去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二十一日，御弟晋王赵光义出乎意料又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大宝。说出乎意料，是因为历朝历代的继承原则是父丧子代，除非万不得已，没有兄终弟及的道理；但这又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赵光义是新朝的第一功臣，没有他就没有宋家江山，他的仁厚与统御才能更不让于乃兄，在国家初立，外患未平的创制阶段，以他的地位与威望入继大统，当然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这多少有点不正常，朝野有些议论和谣言也是事出有因。说起来也是光义有心要当皇帝，否则，有太祖谦虚仁慈的美德在前，即使天子猝死变故突发，朝廷内外一时没有准备而有传位于弟的意向，光义理所当然也还是必须谦让的。
新朝的第二位天子，史称“太宗”。
太祖时期，尚为奠定国统而南征北战，对首都的担心当然显得有些多余。相反，以四战之地取攻防要枢，纵横捭阖，倒有许多战略上的优势。更何况太祖取的是攻势，攻的意义就是在别人的土地上摆开战场，需要以决定性的战略决战一锤定音，于是进退自由的汴梁并非不是一个定都的佳选。可当太宗受挫于辽，国界渐渐确定后，这个问题就开始隐隐约约地严重起来。
太宗的对外国策以“歧沟之战”的失败为标志形成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
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3节 本朝的统一
本朝的统一方略其实并不显得如何雄大。太祖的意思是南方基本平定后，帝国对北方的目标应该主要就是“燕晋”，“晋”是指太原的北汉，也就是后汉的一股残余势力在黄河以北建立的小朝廷；“燕”则是指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给契丹辽国的幽蓟十六州之地。特别是在辽国统治下的燕蓟，太祖甚至想先以金钱赎买，假如不果，再徐图以武力。太宗即位后首先于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灭掉北汉，这一胜利使得新朝的嗣皇帝开始对立时收复燕蓟产生幻想。平定北汉后没有多久，太宗便要下令乘胜进军。
但是辽兵的威猛给宋军的印象似乎非常深刻，大家都不能忘怀在攻伐北汉的过程中，辽军不时的侧翼进攻给我方造成了多么大的难堪。军中诸将的疑虑与天子的跃跃欲试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下，使得太宗本人也显得犹豫起来。幸好殿前都虞侯——领掌宿卫禁兵的中级军官——崔瀚说得斩钉截铁：
乘此破竹之势，取之易如反掌。机不可失！
太宗大喜，决心遂下。于是，宋朝大兵直趋辽境，进而包围了南京。辽国先后设有五京：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南京析津府。辽之南京在今北京市，公元938年设，是辽国逼视大宋的军事重地。宋军一路报捷，兵临南京城下，逼得辽守军几无生机，差一点就要大功告成。不幸的是，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却久攻不下，宋军开始产生懈怠，加上大兵聚集，势力钝重，给了辽军反击之机。七月初六，辽宰相耶律沙率援军赶到，宋军不测其多寡，诸将疑惧，协调不力，被辽军分兵夹击，在城外高梁河一战即溃，太宗乘驴车仓皇南走，宋军大败。这一次北伐以优势而落败，给宋军上下又一次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
宋军的惨败完全是相互之间不能机动协调的结果，太宗亦未能起到天子亲征所能带来的那种鼓舞士气、指挥得力的作用。在战事的关键阶段，最高统帅部甚至一度中断了与各军的联络，以至于产生一部分军将谋立他人的严重事件。这次事件的当事人是武功郡王赵德昭（太祖的第二个儿子，太宗之侄），还京后因为太宗的责怪，惶恐万分，跑到宫外的一间茶楼里，要了一把水果刀自刎而亡。战争成败的决定因素往往不单单取决于兵力多寡、国势强弱，它还需要心理上的稳定与成熟，更需要上下一心的同仇敌忾与众志成城的必胜信心。说实话，从这次战败来看，太宗并没能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几年后遭受更大的失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歧沟”是歧沟关的省称，位于辽境“南京道”之易州与涿州之间，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太宗再一次大举北伐，东路军从雄州挥戈直指辽国南京，歧沟是其必经之地。这次北伐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原因是大宋的第二代天子心有未甘，轻信了辽国正起内讧而势有所减的不准确情报，兴三路大兵伐辽。除东路以外，西路军由潘美及北汉降将杨继业率领，目标是辽之西京大同；中路是田重进为统帅，兵出飞狐，穿插包抄，策应东西两路。这一次的失误在于矫枉过正，三路大军又相距太远，根本不能相互呼应。被辽军诱敌深入后，东路的曹彬部便先遭重创。
当时，曹彬已连克新城、固安，四月进围涿州，进兵神速。因辽军坚守，未能及时攻克，加之供给又被敌军切断，无奈之下，退还雄州。太宗接报，非常震惊。
皇上立即飞传诏令，命曹彬暂缓进军，沿白沟河慢慢向米信部靠拢，待西路潘美克复敌后数州，与中路田重进东移，再合力夹进。太宗的这个策略还是非常正确的，岂料西、中两路已率先奏捷的事实，给了曹彬所部上下以很大的压力，众将都认为本军拥有重兵而不能有所攻取，且已退兵一次而丧失战机，纷纷要求立即进兵再攻涿州。
曹彬是本朝杰出的开国将领之一，素来以诚实稳重、中立不倚著称，很得太祖赏识，在平西蜀、灭南唐中立有大功。此番以幽州行营前军马步水陆军统帅的身份领掌东路军北伐，接受的任务本来是佯攻。太宗也曾反复叮咛：“持重缓行，不得贪利。”然而曹彬在诸将喧闹之下，竟也没能坚持原则，以疲惫之师行不得已之役，发军再攻涿州，犯了兵家大忌。结果被辽军以轻制重，在歧沟将曹彬师老疲乏之众一战击溃。兵败如山倒，曹彬主力一败，整个东路军便全被冲垮，十万大军狼狈逃窜，从雄州一直退到高阳。此战宋军死者数万，人畜相蹂践而死者则更不可胜数，可怜曹彬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六月初八，败军之将曹彬等人被召回京师，诏鞫于尚书省。当曹彬素服长跪在殿前时，连太宗都忍不住长叹不已。
歧沟之战的失利，使得西、中两路的进攻丧失了意义。五月初九，太宗便命两军回师，潘美退还代州，田重进退守定州，由攻转守。但得胜的辽军却不愿善罢甘休，从六月开始，在诸路兵马都统耶律色珍的率领下，辽军十万人马南侵，一路连克云、朔、寰、应数州，将战场推至宋境。七月初九，杨继业临危受命于西路统帅潘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领孤军出击。行前与潘美及监军蔚州刺史王侁商定，先伏兵于陈家谷口，俟出战不力转至此地时，出兵相救。可王侁在继业出击后，等了三个时辰不见继业回报，使人登高瞭望，见色珍军佯败却以为是辽兵退走，王侁欲争功，便引军离开了谷口。潘美发觉，已不能制，干脆也逃之夭夭。黄昏时分，继业果然退到了谷口。以重伤之躯领数十残兵，望见无人，可以想见，那是一种何其悲哀、绝望的心情。回马再战，结果全军覆没。
杨继业原是北汉大将，被擒后太宗不仅不杀，尤委以信任，使杨继业深为感动，此番负伤被执后，表现出坚贞不屈的高尚风范，绝食三日而死，成为北伐中精忠报国的英雄代表，然而却也是死不得其所。此次战役的失败明显是因为潘美和王侁的渎职，按军法当治以重罪。但太宗却只不过将潘美降职三级，王侁除名发配而已，姑息了这种罪行。军律松弛是自五代石敬瑭以来养成的一个恶习，有时甚至严重到丧师蹙地者一概不问的程度。后来的周世宗虽有所整肃，可到了太祖，复又一味宽容，转战经年平定四合，始终未尝戮一大将。此后，太祖的子孙们遂相袭以为自然，他们似乎不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没有纪律的军队是无法取胜的，这与天子的仁德是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此次轰轰烈烈的北伐就这样以三路大军相继被挫后彻底失败了。这次失败的意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挫折，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本朝北伐的意向从此泯灭，自上而下都完全丧失了与辽军战斗的勇气和信心。务实派如宰相赵普等更是以此为由反对丧师耗财而无一成果的徒劳之举，太宗也终于把一腔热血变成了安于现状的心安理得。这个结果对于太宗和立国未久的帝国来说也许是合适的，但对于王霸大业与国家前途来说，它却是一个无穷的隐患。
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四月初七，太宗犹想发兵攻辽，殿前众臣无一赞成。最后殿中侍御史赵孚奏上一表，中心内容是八个字：内修战备，外许欢盟。这下天子龙颜大悦，嘉纳此议，从此奠定了本朝的对辽政策。不过，太宗的所谓“内修战备”在后来的实践中却只是表现为一个“守”字而已。
与辽事实上的分界在太宗后期大致定在今天的山西、河北的北沿，也就是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三路大军的出发地代州至雄州一线，在本朝初期的行政区划上属于河北东、西路及河东路的范围，但实际上的防线却很含糊。宋军退守以后，辽师就曾经乘胜深入到深、德、邢等州，这些可都算是本朝北面的腹地了，离帝国中央政府的最后一道屏障——黄河——已经非常的接近。这一带基本是一片广袤的平原，仍旧不好守。为此，有一位叫何承矩的边将提了一条建议。
何承矩在太宗端拱年初出任河北沧州节度副使，颇有善政。此人幼年随其父何继筠转战黄河以北，对该地的山川形势非常熟悉。他的建议是：在顺安寨西挖开易河蒲口，导水东注于海，形成一条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十至七十里的河渠塘泊带，就此筑堤贮水以作屯田，可以遏制敌人骑兵的奔轶之势；同时，岁闲时期又可播为稻田，所谓“收地利以实边，设险固以防塞”，“春夏课农，秋冬习武”，可以一举两得。他的这条计策最后被太宗采纳，结果在淘河至泥沽海口屈曲九百余里的范围内形成了一条二十六寨、一百二十五军铺、百余艘战船、三千余士兵的防线。这道防御屏障当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甚至到了真宗时期也还未敢轻废，但是它的致命之处却也显而易见。
太宗之所以采纳何承矩的建议，是因为自北伐失败后，从天子到大臣，在原则上已经完全放弃了进攻。河北东路这条防线的设立，基本上就把帝国在北方的军事活动范围定死了，只可坚守，而不能出战，更遑论北进。自此，整体防御的格局也开始形成，尽管这条沟塘湖泊弯曲陂泽之地姑且也算得上险固，但这正如同在家门口筑了道墙一样，假如持险固守而险不足恃，则必至于亡。
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4节 契丹源出鲜卑
辽是契丹族建立的国家。契丹源出鲜卑，是鲜卑宇文别部的一支。
鲜卑的宇文别部原居辽水上游，与其他二部慕容部、段部鼎足而三，南北朝时期宇文部不幸为慕容部所破，其残余分为契丹和奚。契丹屡受他族之侵，亦为北朝几代政权所轻视，不得已，从北魏太武帝时起，渐渐内附，岁致朝献。不过，由此也得以与中原交流日多，获得了宝贵的文明经验。唐朝建立后，契丹逐渐中兴，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背离突厥，归附唐朝，从此成为中华大家庭之一员。尽管在传统理念上来看，他们仍是异族，但客观上的存在胜于一切理论上的雄辩，在“四海一家”这个大背景下，他们也要不可避免地走进中国的历史中，虽然这个过程充满着血与火的洗礼和惨痛的创伤。
唐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契丹贵族中的遥辇家族取代了大贺家族，在后来的一百年中逐渐站稳脚跟，开始从逐寒暑、随水草，以车帐为家的游牧方式向农牧结合、居有定处的先进生产方式过渡，部落之间也不单单再是简单的军事联盟关系，国家的概念与形式也已开始形成。当十世纪初，世里家族的耶律阿保机登上契丹的统治地位时，表明契丹的勃兴正式开始。
阿保机属于那种不甘在蒙昧的环境中固步自封的人，他具有抬起头来放眼寰宇的天性，并能把握住周围一切变化的事物给他造成的感触，同时把这种印象转化成有益的启示。阿保机亲率部落多次南征，他在这些军事活动中不仅仅是获得了粮食、牲畜与奴隶，更重要的是开拓了自己的眼界，接触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成就。据说，阿保机能说汉话，通晓汉文，甚至工于书法，从他的作为来看，这些记载并非是夸大之辞。后晋之时，阿保机曾入关取平营二州，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一如汉人制度。这座城池名曰“汉城”，在独石口北三十七里处，地可植五谷，有盐铁之利，汉人安之，竟不思归，可见他的气度与韬略非同一般。
先进力量总是能战胜愚昧，阿保机以他的果断与强有力的手腕再一次证明了这条真理。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阿保机以一次骗局诱杀了另外七个部落的酋长，自称“天皇王”，建立了契丹帝国。此后，不断内事统一，外事开拓，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阻卜等部，连战皆捷，平定西北；又转而东灭渤海国，开辟了契丹历史的新纪元。公元926年，阿保机去世，其次子耶律继光继位，史称“辽太宗”。辽太宗进而征伐中原，并于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占据后晋首都大梁后改号“大辽”，把目标指向了广阔的中原。宋代周而入主中国，便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与辽长达百多年的故事。
本朝究竟有无足够的力量使戎狄臣服，这本就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而本朝两位先王于无形中定下的基调，更使这个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太祖、太宗的矛盾看起来似乎在于以德服人与以战屈人的两难选择上，而事实是早在本朝开启王运之初，种种迹象就已表明，中原的长久战乱使天下士庶之心逐渐把大唐以来以声威服人的雄伟魄力摒弃在一边了，他们要得是和平的生活而不是空图声名的穷兵黩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和”的基本策略并不是仁德天子们的一厢情愿，而是人之常情和时势所逼的产物，应该是无可非议的。歧沟之战后十八年，宋辽之间终于实现了外交上的和解，这个结果可以说是与太祖以来的基本国策一脉相连。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假如帝国并不具备以战屈人的实力，那么这种和解就是苟且、脆弱和暂时的，更不能保证“修文德以来远人”宏伟目标的实现。事实上，这次与辽国的和解虽然在客观上给帝国带来了宁静与繁荣，但也成了本朝彻底放弃对外用武的起点。
这是宋真宗，也就是本朝第三位皇帝时期的事。一切也都似乎肇自于辽国大军数月之中便打到了开封城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闰九月，辽军在辽主及太后的亲率下大举南进，定州首当其冲，告急文书一夕五次飞传至京。定州治所在真定府北百余里，一旦为敌所破，整个河北防线便要土崩瓦解，首都东京自然也将无所遮蔽地暴露在敌人的锋芒面前。
任相不久的寇准字平仲，以集贤殿大学士的身份与老一辈的毕士安并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位有名的刚直不阿之士。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早就预见到事情的发生，因此他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慌张。寇准在如此紧急的情况面前依旧神色自如谈笑风生，颇有当年谢安谈笑退敌之风度。不过，临阵不慌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成算，同时还必须具备客观物质上的条件，寇准压下奏报隐而不发，固然表现出胸有成竹的气度，但却不能说明外在的成败因素是否具备。然而，像他这样的人在朝廷中毕竟还是少数，第二天，同僚中有人便忍不住了，朝会上便急急将严重的军情奏报皇上。这是典型的不能为君王分忧的表现。
天子龙颜大惊，急问寇准。寇准说得好：陛下欲解此忧难，五天的时间就够了，但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亲征澶州。澶州是开德府的旧称，在黄河以北，是辽军矛头所指。早在近一个月前，寇准就以禁卫重兵已在河北集结的理由要求天子亲赴该地督战，真宗自己也曾明确表示过愿意前往。但眼下事态已有了不同，此时此刻天子龙銮渡河，便是决一死战的架式。寇准此话犹如平空响起一声惊雷，一朝之臣全被这个提议吓呆了。真宗心里更怕，要起身还内宫，寇准最后把话说得很绝，他以恐吓的口吻对皇上说：陛下这一走，大事去矣。
帝国目前的窘境自然不仅仅在于首都东京的难守易攻，细究原委，更深一层的症结是本朝建立后一系列国策上的变化。这当然也不是一事一地所决定的，所有的后果都是各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东京的孱弱只不过是最后的表现而已。
太祖皇帝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常常为后人津津乐道，可耐人寻味的是，太祖收兵权的初衷却在于巩固天子的地位，一开始时并没有把天下的安危当作终极目标。尽管太祖在召问赵普，这位本朝第一位有所作为的宰相时信誓旦旦地把兵革不息、苍生涂地作为他平息天下之兵的由来，但这话可听而不可信。赵普的回答是：“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正是这话道破了太祖的心事，所以赵普语犹未毕，皇上就说：卿勿再言，朕明白了。太祖明白了什么？在后来的事情中一目了然，皇上首先做的是除去心腹之患，以利害得失的劝谕威胁及恩威并重的手段把功臣石守信、王审琦从典守禁卫的要害之位一夕之间就变成了饮酒相欢终其天年的寓公。如此策略的核心是“强君弱臣”四个字，心腹之患既去，节镇强重的肢体之害便不难破除。太祖与赵普为完成后一个目标花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其处心积虑的程度甚至比前一个举动要大很多。即使这样，最后完成却也是本朝太宗时期的事了。
当然，不论太祖此举的出发点如何，天下苍生受利的结果是不容怀疑的。中国自古战乱频仍，就是号称盛世的前唐，天子们的好大喜功，照样使黎民百姓痛苦不已，更遑论群魔争斗天下纷乱的五代。王道式微则乱臣贼子兴，本朝两位先王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们使中央政权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建隆四年（公元963年）的夏天，湖南并入新朝的版图，这时中央政府悄悄颁布了一项任命，以当时任刑部郎中的贾玭等人“通判湖南诸州”。通判一职设立的意义在于，它既是由京官出任，又以儒臣担当，更能与府州同理地方政事，客观上便大大减弱了地方藩镇的势力。在本朝初年，通判的权力甚至一度引起了地方军政长官的一致不满，每当两者发生冲突，通判常用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乃监郡，朝廷使我监汝。尽管太祖曾下诏劝励，但州郡长官还是与通判格格不入。有一个笑话这样说：后来有一位叫钱昆的，世居余杭，因喜嗜蟹。一日，此人求补外任，人问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而无通判处则可。这真是个不错的调侃，当然也是中央集权强盛最好的注脚。太宗在此基础上，更下令罢除藩镇领支郡之制，所谓支郡，就是指节度使间接治理之州郡。值得注意的是，这条措施的第一个对象却是倡言削藩镇之权的赵普，另外一位大臣高保寅在出知怀州时因不满于事事为领节度使的赵普所抑，上书太宗乞罢节镇领支郡之制。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赵普既不免作茧自缚，又遑论他人！太宗太平兴国（公元977年）二年八月，一道诏制中，全国三十余节镇中十八军所领支郡皆直属京师。所谓太祖杯酒之间就把藩镇痼疾一旦消弭的说法显然是一种美化，因为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也不完全是太祖个人德行见识的功劳。仔细考察这件事的始末，不难发现其间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
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5节 丧权辱国
不惟如此。当年赵普为对付藩镇而建策太祖，还有另外两项内容：一是制其钱谷，二是收其精兵。此两条与夺其权柄一样不可或缺。设想地方藩镇若失去了犯上作乱的资本，又何愁其势不弱！此两项举动皆始于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后人记载甚详：“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又置转运使为之条禁，文簿渐为精密。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令天下长吏择本道精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需要强调的是，从后来的进展看，这些都绝非是凭空记录。在军事制度上的改革也是随着这一总体思路来的，集天下之精英者为禁军，领导机构是殿前司和侍卫司，设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与马军都指挥使三帅分领。过于专权必然导致尾大不掉，这在地方与中央是一样的。因此，太祖又在中央设枢密院，主长者为正副枢密使，使之成为调兵机构，与统兵的三帅共掌军务。这样，本朝军事制度的最后格局形成了：在中央，宰相不问枢密军务，战时将领则临时委派，两者皆直属于皇帝；在地方，节度以下，坐食俸禄而已，方面有警，则总师出讨，事已则兵归宿卫，将归本镇。这种格局虽然在国家危难之后引起各方面的怀疑而有所修改，但大致不变，基本贯穿于本朝近三百年历史的始终。这就是所谓的“弱枝强干”，就内政而言，帝王基业和赵家江山在它的庇护下显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稳固之态。
所以，定都东京固然是一个无奈，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错误，然而中央势力是这样的强劲，一定程度上应该是能够弥补首都四战之地的缺憾的。中央正规军禁军的数量在本朝初年大约是二十万上下，京城驻军即近十万，占了总数的一半。太宗时禁军总数达到三十五万，守卫东京特别是河北防线的部队至少也有十七八万人。此次辽军南下，在人数上并不比宋军优势。只是辽人善于骑射，马军的冲击力强劲，特别是能集中精锐而各个击破河北一带相对弱寡的地方城池，在气势上占了先手而已。宋军主力既已渡河，各道兵马也有合围夹击的可能，无论如何也不至于立时就想到退却的。
但本朝立国以来，朝廷大员中一直不乏那种懦弱于外寇入侵者，此际的典型代表是参知政事王钦若与佥署枢密院事陈尧叟。这两位一是金陵人，一是四川人，此时竟分别密劝皇帝驾幸金陵、成都，开了本朝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就原则而论，这种妖言惑主、动摇军心之举，是十足的奸佞行为，可在真宗眼里，他们的建议居然还颇合心意，这种现象是很不正常的，难怪寇准听说以后勃然大怒。寇准以为，以圣朝天子之神武，若车驾亲征，敌人将不战自遁。即使坚守河北，亦可以挠其谋，老其军，从而稳操胜算。岂能远之楚蜀而委弃宗社？寇准在这里稍微灵活了一下，以近似激将的语气使天子自入彀中。果然，真宗在寇准的吹捧中有点昏昏然起来，放弃东京的念头从此打消不提，甚至当辽国主动表示求和时，皇上还有点不大愿意。十一月二十日，真宗终于出京亲赴河北，二十六日，到达澶州。双方皇驾的亲征使这场战事不再仅仅局限于边境冲突的范畴，必将会带来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结果，这就是一个极为著名的停战条约“澶渊之盟”。
这个结果的产生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偶然事件导致的。当真宗亲临河北走到卫南时，辽统军萧挞览所部已先后击败天雄、德清两军，进而三面包围了澶州。围城后，萧挞览自恃其勇，只以轻骑简从潜至城下巡视地形，结果被宋威虎军将张瓌用床子弩射死。
统军萧挞览是辽国著名大将，博学多智，极为辽主所重。此次南进，就是在他竭力倡导下实现的，因此他的死给了辽人上下极大的震动，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辽军的斗志。辽太后亲临挞览棺车，恸哭失声，为之辍朝五日。相反，真宗在三天后及时赶到了澶州，当天子的黄龙旗出现在澶州北城门楼上时，宋军欢呼之声闻于数十里之外，士气大振。
本来，辽国也并没有久战之意。同以往数年的情形相同，此次南侵的目的，也不过就是攻城掠地炫耀武力而已，且目标也就只是河北北线一带。辽军在边境战斗中之所以屡屡取胜，一是因为宋军以固守为主，二则也是因为辽师本身采取了灵活机动的巡略方针。若以大军深入直逼东京，恐怕也没有这个实力。因此辽人从心底是想与宋廷媾和的，只要捞到了实惠，一纸和约的确是无可无不可的事。十二月份，双方开始实质性接触。
但谈判的过程还是很微妙。早在辽军大举深入之际，辽太后就曾辗转送来一封带有求和意味的书信，但真宗认为彼大兵在后，疑为欺诈而未予置信。倒是宰相之一的毕士安坚持说这是辽军受挫后耻于自退之举，所以劝皇上不妨答复。于是真宗手诏回复说：若真有此意可以议和，但宋廷是不能先派使者的，必须是辽国方面“即附边臣闻奏”。这就是在外交上讲究起大国的面子了，辽国自然也不会同意。这时，一位宋朝降将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此人姓王，名继忠，真宗在藩邸时即委以亲信，即位后一直将他擢升到镇、定、高阳关三路钤辖兼河北转运使的职位，也算是个统帅一方的封疆大吏。不幸的是，在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的一次战役中兵败，下落不明。朝廷方面本以为继忠业已殉国，直到辽人致书议和之际，才发现王继忠是陷敌被俘，不仅没死，连辽国的求和之议竟也是他一力促成的。于是，王继忠从一位兵败被擒的降将一跃成为双方的红人。有了此人的折中，宋辽的和议在面子上的障碍似乎便少了许多。最终是宋廷方面先派了使者，几经周折，恰好在萧挞览死后不久到达辽营，停战的时机最终成熟。
双方的使者宋廷方面是曹利用，本官是右班殿直，因为恰好赴行营公事，被枢密院推荐出使。此人机辩无伦，慷慨有志操，确是个佳选。在辽国方面，飞龙使韩杞被辽主充以大任，此人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本朝自是中国的正朔，礼仪之邦的体面既不可失，所以还必须有人制定仪式，此际充当此职的是翰林学士赵安仁，在行营当中也只有他能熟记有关体式，因此受命出任。
其实所有的这一切都已是无关紧要的了，因为宋家天子乃至朝中大臣都早已把息事宁人的方针摆在了首位。真宗本人根本就无心再战，所以当韩杞在廷前扬言辽军还要南进时，皇上便迫不及待地予以让步，答应以输送银两绢帛的方式许和。就是忠直刚勇者如寇准，此际也不过就是把曹利用拉到帐中说：天子虽许你以百万，若此去结果超过三十万，回来就砍你的头。于是双方和平之议变成了讨价还价的拉锯战，最后宋帝国以每年输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的代价换取了辽国的一纸盟誓和班师北还。就以此每年合计三十万岁币的数目而言，恐怕还得归功于寇准的坚决态度和曹利用的不辱使命。
当然，这在本朝大多数人眼里自然谈不上什么丧权辱国之类而实在是天朝的圣明与大度而已。照天子的观念来看，中国得天下风土之宜，地饶物丰，助尔犷憨小国若许军旅之费，不仅是大国的本分，实在也是小事一桩。千年前的汉世，早就开了先例，可见中国之风范就是以大家胸怀庇护四夷众生，德之尚者，又敢不遵之！至于三十万两的数目是否过大，不是原则上的事情。老臣毕士安说得好：不如此，和事恐不能久也。
怕只怕无关愁绪，最恨是在心深处。共遵诚信，虔奉欢盟的皆大欢喜之外是“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的实际约定，加上三十万两岁币的具体现实，中国的仁厚、中国的大度的背后也许就是强咽痛楚往心里去。但是，天下太平是真的，君不见天子驾返东京了，大赦天下的诏书颁布了；河北给复二年，壮丁归农，行营罢除，戍兵减半，四边警戒人不安枕也已成为过去了。
既如此，复何求焉。
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6节 东京的故事
东京的故事可以说从现在才真正开始。
帝国的历史已将近五十年了，即使从帝国平定四境的大业完成之时——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9年）五月北汉被灭——算起，到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也有二十五年的光景。帝国廓清四合应付外寇的风云际会，仁明圣德的沐浴教化，已经彻底改变了天下四海的风貌。
窥一斑可知全豹。单以本朝京师而论，除了“四战之地”的无奈外，与旧时相比又有了许多不同。
第一，东京汴梁有内外三层，由外向内，分别是外城、里城、宫城，所谓城垣三道，重重环卫，拥立着巍峨的帝京。当然，这倒也不算是什么特别，不同的是，东京外城的形制并非是方正如矩的旧象，而是顺着地势高低上下，走了一条纡曲蜿蜒的线路。据说，这是太祖皇帝的主意，如此迂回纵斜的城墙蓝图还是艺祖亲笔所绘。当时有许多人不解：缘何本朝京都第一道拱卫之垣，不效仿公正方直、经纬有序的自古京城之相？其实这正是太祖的高明之处。取法天象而建立的城制只是人文的需要而没有防御价值，东京既无天险可恃，就必须赖以城池之固。建城曲宛如蚓而顺地势，正是得朴素坚固之防卫要领。
第二是东京城有四条运河穿城而过，谓：五丈河、金水河、蔡河、汴河。东京一地河渠贯连而四通八达，这来自于历朝历代的不断疏凿，而本朝却终得其利。舳舻绵连千里不绝的好处不仅仅是江河贡输而已，最重要的是它把帝京和四海九州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可是前无古人的事！难怪太祖把此数河比做圣朝天子腰间的玉带，他的意思很明显：玉带飘扬之间，天下尽在手中。
太宗当政年间的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六月，由于淫雨连绵，汴河发生了一次水灾。十八日，大水坏堤，泛滥民田，一直淹到东京附近的浚仪县。太宗得报，按捺不住，一大早便亲自出城。宰相及枢密使等当朝大员迎谒于路，力谏不必劳动皇驾。太宗的话语发自内心：
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能不顾？！
这就是东京的另外一个特殊之处了。确实，东京的人口之多，是前朝数代所无法比拟的。漕运的重要是因为帝国的中枢承受着沉重的负担，仰给赋税者除了天子和中央政府以外，尚还有着数十万的禁军。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前代的兵员，大都分散在四地，天子辇毂之下，不外乎就是一些承担护卫的禁卫部队而已，一旦有急，则有待于四方勤王之师。本朝却很不同，经过太祖太宗两朝天子的努力，天下精兵都已汇集京师，禁军数量大大增加，已经成为帝国绝对的军事力量。保守估计，本朝京师户籍的数目，已至少是前唐的十倍，这还没算上驻守京城的这若许禁军。天子百官、皇亲国戚乃至天下四方之客，给这座新朝国府，增添了无限的繁荣，也带来了一个无法挣脱的包袱。这就是说，帝国首都之势重，业已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了。
东京不仅是大宋的中心和天下安危的关键，也是帝国风华的象征。
它开始变成一座真正是属于黎民百姓的城市。流水潺潺，长桥卧波，梨白桃红，荷绿杏黄中自然有着无限的秀丽妩媚，而即使在宫城巍峨凝重、金碧辉煌的赫赫皇仪里，仍然不失些许清幽和欢愉之象。宣德门正南大道上馥郁芬芳的如锦繁花，正是把天子的化雨春风，从沉沉如海的宫禁内苑里洒播开来，昭示着“与民同乐”的辉煌仁政。更不用说元宵之夜五彩斑斓、锦绣交辉的上元灯节了。都城的宵禁渐渐开始流于形式，自古而来的坊制也已不像旧时那样谨严；四时不绝的江淮扁舟带来了市的兴旺，柳陌花间里的叫卖吆喝，茶坊酒肆中的丝竹管弦，人声鼎沸中更是一番融融之乐。
东京也是文士们精神的家园。春花烂漫、秋叶静美，小园香径、楼台亭阁，日暮黄昏独自徘徊中，一缕心事岂堪怅惘。同志者于心既有戚戚，以是次韵相酬、唱应赠答，杯酒光景间，清苦幽闲、雕采巧丽，亦常能使人回味无穷。
东京更是才人们的温柔之乡。与位于里城西北部的皇宫相对，外城之内，朱雀门东南、南熏门东北一带位于京城东南角的区域是东京乃至全国最繁华热闹的地方。此地叫做“蔡河湾”，繁华的商业和娱乐场所都集中在这里。妙的是，贡院、太学、国子监与教坊乃至妓馆、瓦舍相近。青衫愁苦，红粉怜才，每邂逅于风尘，必多殷勤之思，依红偎绿浅斟低唱，花衢幽巷中往往不胜沉浮。
诸王毕，四海一，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宋。然而他们与古时降王降臣的命运却不可同日而语了，湖南周保权、荆南高继冲、南汉刘、南唐李煜、西蜀孟昶、漳泉陈洪进、吴越钱傲、北汉刘继元等一方霸主，纳土受降后，无不保全首领，封爵赏官之外，又皆于京师颁赐甲第。其子弟臣僚，或居肘腋之地，或职州郡兵民，从未有因猜防疑忌而至于杀戮者。虽然后蜀孟昶来京后不多时即暴卒而亡，南唐李煜最后亦郁郁而终，但有关两人不幸遭遇的故事都是出于野史的传说，可信程度不大。尽管如此，其子弟臣僚大都平安地入仕新朝而终其天年，却是无可置疑的。惟有宽容，才能兼收并蓄。四海之大，无所不有，没有超凡胸怀，又如何能并包天下？可见，这个事实虽然是出于五代丧乱之后人道斯文重归环宇的一种必然，但更主要的是我朝君臣的恢弘气量之所致。世事轮回中，本朝的开国天子终于认识到仁德往往是真正的神威，这是所有人都应该额手加庆的事情。
西蜀和江南自古是富贵之乡，几代以来又殊少战乱，人们赖其地利，子孙相乐，歌诗之风昌盛。自从前唐以来，民间又流行一种叫“曲子词”的歌行，渐渐成为新制。文人士大夫进而厕身其中，更予发扬光大，于是倚声填词之文学形式由此而生，与诗对称，名之为“词”。较之于格律谨饬、端庄持重的五七言诗而言，词之一体以其声词结合、结构松散而独树一帜，它的形式似乎更适于表达儿女情感和幽怨心绪，更能抒写活泼性灵的情感流露。以是之故，词人既层出不穷，词作亦愈做愈工。在词的创作方面，即以西蜀、南唐独领风骚，从人主至大臣，每每乐此不疲。其中南唐后主李煜最擅胜场，西蜀人韦庄、南唐人冯延巳等紧踵其后，并由此而集开了一代新风。
天下复归于一统，车船舟马带着亡国君臣、后宫嫔妃、词士乐工辇来新朝，也把伴随着悠扬声调的清词丽句带到了东京。东京的繁华和温柔，既是一帖醇厚的催化剂，把望乡的哀怨、失意的惆怅、闲适的心绪和得意的放浪统统融入了词的声声舒缓里；同时它也像一乘奇妙的仙槎，把那柔婉美丽、缠绵悱恻的词境带到了现实生活当中。文学从庙堂重回人心，这是世事沧桑中可歌可泣的进步。
照理，天下武以靖之，文以持之，两者不可或缺。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本朝从立国之始一直到当今天子，却都侧重于文治。即使太祖的所谓以武定邦，也只不过是表面的内容而已，本朝的皇帝们从根子里始终将道德人文的基本准则放在了第一位。尽管他们的初衷和目的并非是完完全全的纯洁无私，但在客观上却符合着古代先王——或者说是上天——的垂范。在这里我们也许要再次感谢五代那并不算太短的战火丧乱和斯文扫地了，正是这惨痛的代价换来了天下人的觉醒。
澶渊之盟九个月后，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九月二十二日，真宗皇帝下诏，令资政殿学士王钦若、知制诰杨亿纂修历代君臣事迹。这是本朝第二次修纂大部头的典籍了。盛世修书，是历来文治昌隆的必然产物，也是时代的一种象征。前一次是在太宗皇帝陛下主持下进行的，时间大致从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至雍熙四年（公元987年），修成的结果共有三部，后来分别题作《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和《太平广记》，总数量在二千五百卷左右，天地万物之理、政教法度之原、理乱废兴之由、道德性命之奥，无不包罗其中，真可谓洋洋大观。但真宗此次修书，资治备鉴的目的似乎更为明确，单从“历代君臣事迹”这一内容界定上也可看出。所以，官家亲自删定义例，给予了极高的重视。王钦若等受命后自不敢怠慢，遂请以直秘阁钱惟演等十人同修，诏从之。
王钦若此人的品德和学问并不怎么样，但杨亿和钱惟演却算得上是忠清鲠良的才学之士。杨亿七岁时即为太宗赏识，后赐进士及第，时任翰林学士、户部郎中并知制诰；钱惟演更有来历，他是五代时吴越王钱俶之子，时授为太仆少卿。参与者还有一位叫刘筠的，进士出身，精工诗文，与杨亿并号“杨刘”，才思不让人后。其他编纂人员也都是一时之选。
众人在秘阁里工作，有时难免枯燥寂寞，一时兴来，便免不了做些诗歌消遣。杨亿出了个主意：既如此，何不彼此唱和一番，以作同值秘阁的纪念？这个倡议得到众人赞同。于是大家或就同韵，或拟一题，相互酬唱起来，日子倒也过得自如潇洒。三年后，杨亿把这些作品汇编成册，题作《西昆酬唱集》，刊布流行，一时反响颇巨，“西昆体”竟也蔚为风尚。
真宗一朝大致就是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度过的。在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九月，天子甚至下诏：由于稼穑屡登，机务多暇，自今群臣不妨职事，并听游宴，御史勿得纠察；上巳、二社、端午、重阳并旬时休务一日，初寒、盛暑、大雨雪议放朝，并著于令式。确实，澶渊之盟以后，平和清静的形势持续了有近十几年的时间。造成这种祥和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有几点很明显：一是澶渊之盟后宋辽战争基本消歇；二是几年来各地风调雨顺，岁致丰稔；此外就是自今上登基以来，朝中的人事相对简单，这似乎是任何一种政治平稳所最最需要的东西。
自景德年间起，朝中宰执大臣先后主要有李至、李沆、曹彬、周莹、张齐贤、吕蒙正、向敏中、寇准、毕士安、陈尧叟、王钦若、冯拯、李迪、王旦和丁谓出任，他们在某些事务上虽然存在着不少矛盾，但总的说来还算相安无事。明显的例子就要算与辽国的和战一事，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但最后毕竟达成了一个结果，也就是“澶渊之盟”的签订。能够产生实效，就表明政治处于良性运转当中，可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这种实效不属于合理的范畴，和谐的结果便往往是暂时的。所以，十几年的太平无事，也并不能保证真宗皇帝在后期就不做出一些不伦不类的事。
真宗皇帝一度常常援以自豪的就是与辽国的媾和，但这件事情不久却又使他心绪不宁，原因是王钦若对他说，寇准主持签订与辽国的所谓和约，在实质上是个“城下之盟”。
这话把事情的性质整个就颠倒过来了。“城下之盟”是指敌军兵临城下，被迫与其签订的休战条约，是以丧权辱国为代价的。古有明训：易子而食，折骸以爨，城下之盟，不能从也！
王钦若为人倾巧矫诞，其人的劣迹早在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兵入侵时就已暴露无遗。此刻，他说这番话完全是出于对寇准的嫉妒。钦若和后来的一位宰执丁谓一样，是真宗在位期间汲汲于排挤他人的典型代表，在当时即被视为奸佞之辈，他们与刚直者寇准的矛盾也是相对平和的朝廷人事中的一个不和谐音符。政治环境中的丑恶行径往往来自于两端：一是出于个人私利，一是出于妒贤嫉能，这两者也是人性中所有缺陷的根源。当然，德行不正者如钦若之辈所以能站住脚，是因为他们还有一套取媚于皇帝的妙法，以保证自己的利益不让人下。
有一次，官家做了首《喜雪诗》，赐予几个宰臣，其中有处韵脚用错了一个字。宰相王旦看了出来，想说与皇上知道。君臣切磋诗艺，本来是件普通的事情，但钦若却故作危辞：天子之诗岂是礼部所定诗律所能校正的？！大家一听此话，不由得不作罢。岂料钦若私下里却自己去告诉皇上，说某某字错了。不久真宗在朝会上笑对宰相、枢密道：前番所赐一诗，若不是钦若指正，怕要为众人所笑了。王旦听了，真是哭笑不得。
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7节 何谓大功业
错误的根子总是出在天子本身，然而灾难的产生却一定是奸佞之臣诱导的结果。自从钦若讲了“城下之盟”一番话后，皇上心里一直都排之不去。作为太祖太宗的继任者和帝国的圣明天子，他不能容忍费尽心机所造就的和平现实却是出自于一个与夷狄的“城下之盟”。若此，大宋皇帝的颜面将置于何处？有损王霸大业倒还在其次，如果因此而遗臭万年，那就是非同儿戏了。于是，他开始想要补救，可一时又没有什么办法。大约是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下半年的某个时间，皇上召来钦若问计：“今将奈何？”
“陛下发兵取幽蓟，可洗刷此辱。”钦若知道真宗一向是讨厌兴兵的，所以先故意说得一本正经。
果然，皇上道：“河朔生灵，始得休息，吾不忍复驱之死地。贤卿再思其次。”
钦若答：“陛下苟不用兵，那就必须做一件大功业。如此才可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这就是引入正题了。
不出钦若所料，天子十分好奇：“何谓大功业？”
那就是封禅，钦若为皇上道破玄机。封禅之事天子当然省得，此乃告祭天地的圣典，在东岳泰山筑坛祭天称“封”，在泰山之南梁父山辟场祭地称“禅”，自秦汉以降，一直是国家的大典。一般来说，这种圣德之事非有德之君不能为，也就是说，天地所能接受的祭祀，必须来自于圣明天子之所为，并不是随便哪个称孤道寡者都可以做的。所以，封禅尚必须有天瑞昭示，方能进行。但是，钦若说得好：天瑞虽不能必得，但也可以人力为之！
这分明就是要皇上做伪了，亏他也能说得出口。但是真宗目前急需摆脱内心的苦恼，恢复失去的自信，动机既出于私意，是非的概念自然便就模糊了。其实，自古而来的封禅大典倒也并不一定都是天地圣灵所同意的，王钦若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理论上讲这毕竟是个原则问题，古代先王们对此就特别谨慎从事，没有十足的自信，谁也不敢遽行这一大典。因此，真宗确是犹豫了很久，他怕大臣们有意见，特别是宰相王旦。王旦此人是个持重之士，办事尚还有自己的原则，天子对他是否能赞成这样一个师出无名之举，心里实在没有把握。
钦若不以为然，他认为天子若以圣意宣谕王旦，王旦不敢不答应，并且为此还去做了王旦的工作。可即使这样，真宗还是意犹未决。最后，是一个偶然促使皇上下了决心，这是有一天晚上皇上心绪不定，亲自来到秘阁征询意见。当晚值日的是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杜镐，皇帝骤然问他：卿博通典籍，知道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是怎么一回事吗？杜镐是个老实的儒士，不测天子此问何意，就事论事地答道：此也不过就是古代圣人以神妙之道垂示教化而已。这话的意思是，所谓河《图》洛《书》等天示祥瑞，实乃圣人借造化神妙弄出来的东西，目的不外乎是以此教化天下。杜镐的话恰好与王钦若的意思不谋而合。真宗听后龙颜大悦，主意遂定。接着，天子在一天晚上召来王旦欢宴，并颁赐了一尊佳酿嘱王旦带回。王旦回宅打开，里面竟藏了一颗价值连城的明珠，这下王旦还有什么话说！
这件事情究竟是何人具体经办并不太清楚，准备工作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中进行的。但殿中侍御史赵湘明显参与了真宗的“做伪”，因为是他首先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十一月十七日上言请天子封禅。赵湘是宗姓大臣，一直得到皇帝的信任，而其人虽然此时代理三司的部分工作，但还算不上是宰执大员，由他先倡议封禅，确是十分恰当，看来皇上真为此下了番苦心。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初三，真宗正式开始了这场“大功业”行动。
皇上先是对宰执大臣们说，自己早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做了一个梦，梦中有神人告曰下月三日，也就是十二月初三，当降天书三篇，名为《大中祥符》，因此宜于正殿建道场一月。皇上说，目前道场已建好了，虽已过了整整一个月，但仍不敢罢去。刚才恰好看到皇城司有奏，说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曳于鸱吻之上，朕细细想来，怕就是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了。
于是王旦、王钦若皆山呼万岁，敬贺灵文果降。随后真宗亲自步至承天门，焚香受书，命陈尧叟读之。结果这封“天书”的文辞与《尚书洪范》及《老子道德经》很类似，内容也不外乎就是始述当今皇帝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以世祚永久之意。看来作书者也并不十分高明，最后还是模仿了一下现有的成例，而《尚书洪范》和《道德经》实在也是最普通的两部古代典籍。
天降祥瑞的事情一解决，下面便就是封禅。真宗当然还要推辞一番，最后自然也是耐不住天下所请，宣布十月有事于泰山。在此之前，已大赦天下，加恩百官，改元为“大中祥符”。这件事情最后弄得轰轰烈烈，成为帝国的头等大事，一直到十一月二十日皇上从泰山还京，始告结束。这次东封泰山直接耗资达八百余万贯，其他用度还不算在内。若从这个角度说来，确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帝王盛事了。
后来的人们曾煞费苦心地猜测真宗和满朝文武汲汲于做这件奇怪事情的真正目的，但始终是不得要领。因为像真宗这样一个尚算不上是昏昧的皇帝，恐怕还不至于愚蠢到自己欺骗自己的程度。惟一一个勉强说得通的假设是：当时的敌对方契丹人特别敬畏天地神灵，真宗君臣乃是希望以此神道之言动敌听闻，而潜消其觊觎之心，所谓“假鬼神以雪前耻”者。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真是令人要长叹一声“呜呼哀哉”了。
五
真宗“大中祥符”年号持续了九年，名如其分，这九年的基本调子也就是不断而来的天书、祭祀、建观、崇道而已，整个国家都在为此而大事忙碌。喧闹的庆典冲淡了一切，即使真宗皇帝御极期间天下有什么隐患的话，也必然被这些华丽的装饰所掩盖掉了。
社会稳定的基础归根结蒂是由经济状况所决定的。真宗之所以能在执政后期无所忌惮地弄出这些花样，其深层的因素也就是帝国的经济尚还差如人意。当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十一月间皇上正为封禅事犹豫不决之时，曾专门就经费之事问过当时负责财政的三司使丁谓，丁谓表示经费不成问题后，真宗这才大胆地放开手脚。真宗统临寰宇近二十年岁月，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恰巧在走向歧途的关头，幸运地结束了。历史总会让一些人成为时代的宠儿，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东京汴梁的故事，不会永远像这样波澜不惊的。
真宗在公元1017年又改元“天禧”，这自然是“天书”又降的结果。五年后，又改元“乾兴”。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正月十九日，真宗崩于延庆殿，享年五十五岁。皇太子赵桢柩前即位，后来的庙号为“仁宗”，时年只有十三岁。因为嗣君年幼，继代大事均是在皇太后主持下进行的，辅臣草制遗诏，自然也有“军国大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的字样。顾命大臣之一、刚被先帝封为晋国公的丁谓要去掉此句中的“权”字，遭到一致反对。权，代理也。正如另一位辅臣王曾所言：皇帝冲年，不得已太后垂帘，政出房闼，这已是国运否背了，如何再能删一“权”字！本朝力矫前代之弊，对后宫干政，一向是防范极严，太祖所定下的一些基本原则就包括了这一条。因此王曾此话是理直辞正，丁谓也只好作罢。这是本朝第一次出现新帝冲幼的局面，由于制度的谨严，终于没能酿成恶果，倒还是值得称道的。
新帝仁宗直到十年后的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才亲临朝政，在这先后围绕着垂帘听政九年的明肃太后以及当朝皇后的废立之事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波。这件事同真宗晚期的一次宫廷事故一样，给朝间许多宰执大臣造成了不少隔阂和冲突，也给后来的麻烦埋下了伏根。从那时开始，仁宗后来的朝廷政治便波澜四起，揭开了东京汴梁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的浩瀚篇章，一直伴随着东京历史的始终。但尽管如此，我们却不得不暂时把它放下而从东京移目向外去放眼寰宇，这是因为，世事的发展已经开始让人大出意外。
让我们不妨从庆历年间——这是仁宗的第六个年号——开始。时间上，若从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算起，新一代天子业已即位了十八年，而本朝立国正好度过了八十年的岁月，似乎是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了。
这一年，有一位叫张方平的官员向天子上了一道数千言的奏疏。方平字安道，少颖悟绝伦，读书过目不忘，一度被朝间重臣视为天下奇才。近年来，方平一直不断就国家急务上书皇上，此时的身份是以集贤院学士知谏院。谏院是专掌规谏讽喻的官署，与御史台合称“台谏”，知院官如以他官兼领，则称“知谏院”。方平以无比的挚诚和独到的眼光尽着自己“既居谏垣，事无不言”的职责，他的这封千言书归纳国家自祥符以来的弊端有五：一是务为姑息；二是取士失道；三是命将养兵，皆失其正；四是国用窘迫；五是政出多门。这个精辟的分析基本概括了帝国近二三十年以来的现实。
对此当然还要费些口舌。
自黄袍加身时说“须听我号令”一番话的那一刻起，太祖皇帝就一直为国是殚精竭虑而夜不能寐，他和继任者太宗一起奋斗了几十年，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自豪的结果。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重文治，讲究以仁德怀远不能算错，由此而来的重用文臣，限制武将，削弱藩镇等一系列相关政策当然也是极端明智之举，但一味姑息迁就于外敌就大错特错了。文明总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从来就没有放弃生存而一味追求理想的道理，更何况这本来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世界。同理，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分官设职，不使专权，可以保证威柄归于人主而帝国无内变之忧，这一个官家天下的妙法自是赵家天子的血泪总结。但是，为人臣者若要从此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而尽听命于独夫，这又是有悖于圣贤教训的。于是，太祖为了“朕之天下”而创立的祖宗之旧和天子家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两个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也就是张方平所说的“国用日迫”和“政出多门”。不言而喻，其中最最要紧的是前者：经济的败坏。
真宗东封泰山弄得沸沸扬扬，花了几百万贯，其实还算是小样。国家财政的日益窘困，人口的增加和土地过于集中使税收减少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真正的根子是在于冗兵和冗官的不胜负担，国家的支出实在太大。
太祖曾为他的养兵之策而颇为得意。那是建国不久，他问赵普等几位辅弼大臣：当今何事能为百代之利？
赵普等人七嘴八舌，说了许多。
太祖只是摇头：“再思其上者。”
赵普等苦苦思索仍不得要领：“愿陛下道之。”
太祖说：“可以利百代者，惟有养兵。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即丰年不幸有变，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太祖的意思是，只要把兵养好，即可以使天下无叛民之忧。而无平民之乱，又何惧叛兵呢？！这真是聪明绝顶的办法。事实证明，太祖后来一直以此为基本国策，甚至不惜在荒年招募饥民入伍，供其衣食，以防其啸聚山林。更进一步的，为了使叛兵也不至于产生，太祖还不吝于厚待士兵，同时在兵制上分化将与兵的天生联系，使将不知兵，兵不属将，并且将天下精兵齐集京都，而在境内各州惟设不加训练、仅充劳役的所谓“厢兵”。太祖也并非不知来自于北方的威胁和东京的缺陷，但他自作聪明地认为，有了拱卫京都的强大精卒，似乎也不至于惧怕外来之寇。他没有想到的是，国家的强大不是以一地一兵决定的，举国的力量才是真正可靠的力量，东京固然是一只铁拳，但也只是一条臂膀而已。犹为重要的是，国家的强盛也不单是兵员多寡决定的，没有良好的政治经济，所有的军事设置都只是空谈。所以说，太祖的聪明才思都用在了他身下的天子宝座和自家江山上罢了，在这一点上，他的子孙们当然也未曾少让。随着时光的推移，到了今年——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全国兵员的数量已臻至一百四十余万，这是令人咋舌的数字。
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8节 养士与养兵
国防从来都是以金钱为基础的。国家财政部门长官三司使蔡襄在十年后曾做过一次统计：若按禁军一人每年耗费五十千、厢军三十千计算，军队每年总支出达四千八百余万，占整个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这个难以置信的比例表明帝国的财政必然面临极其严重的危机。
养士与养兵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太祖精心设计的百代良法之一。据说，太祖曾誓书金匮，坚嘱子孙不杀一士。这种宽大忠厚固然超迈前古，但养士既须优厚俸禄，又须给予政治特权，所以冗兵之外冗官的形成也就不可避免。本朝的官制虽然大体上继承前唐旧式而来，但却起了明显的变化，从实质到形式都像个闪烁无定的万花筒，虚实相交、纷乱繁杂，令人目眩神迷。比如汉唐以来有所谓“官”与“秩”的分别，官以任事，秩以定级，互为关联而各有其名，本是一个井井有序的系统，可在本朝却被打乱，突出点就是正官成为阶位，与所事之职完全分离，而别立所谓“差遣”以治事。这就是说，某一官职并不代表具体职务，而职事高下又与俸禄无关，并且俸禄之外还有职钱。官擢品未必升，官贬阶亦未必降；差遣——也就是事权——被罢但官、职尚在，职落而待遇如故，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在这一制度下，官员又怎能不多，庸碌之徒又如何能免！同时，分化事权已使官署机构重床叠架，而太宗以后科举大开，进士及第后不经礼部再试即可释褐，因此每科平均七八百的新人均要授官，又反过来促使机构的膨胀。真宗年间内外官的数字已臻一万多员，到庆历年间，保守的数字也不下一万五千人。经济再发达，也无法忍受如此沉重的负担。尽管近几十年来各种赋税都以几何级数递增，但据张方平在另一封奏表中所估计的，庆历元年的财政赤字，就已经至少在三百万缗以上。
花费如此金钱和代价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究竟是怎样一个状况，仁宗即位以来的这二十年，便是最好的说明。
中国的西部地区，有一个古老的民族羌族，它的起源甚早，一直可以追述到远古时期。东汉时，羌族被迫迁徙西南，其中的“发羌”一支建立了吐蕃，另一支“党项羌”历经磨难，后来迁移到今天的甘肃和陕西北部一带，最后其首领拓拔思恭降唐并随李克用出兵攻黄巢，为唐王朝赐姓李，封为“定难军节度使”，拥有银、夏、绥、静、宥等五州地区。本朝立国后，太祖继续承认党项的地位，并授其首领李彝兴以太尉的称号，彝兴亦历年进贡，对宋臣服。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其内部的分裂，事情有了变化。
公元982年起，党项内部发生争斗，首领李继捧率众降宋，并愿留居东京。这一放弃祖宗旧业和民族权利的举动遭到了其弟李继迁的拒绝，继迁率本部逃入夏州东部，抗宋自立。在宋军的攻势下，经过数年的战斗，不断破败，不得已于公元986年降辽，被封为夏国王。此后，与宋和和战战了近十几年，这十几年中，李继迁不断内事统一，外事扩张，实力得到加强。到了公元1031年，继迁子赵德明（公元989年，宋曾赐李继迁姓名为赵保吉）克服回鹘后，党项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于北面的辽国之外，成为本朝西北的一个强劲的威胁。
德明去世后，其子元昊继位，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正式建号“大夏”。元昊与他的父亲有所不同，他有着强烈的叛逆性格和民族自信心，不愿意永远依附宋朝而成为附庸。同时，元昊也具备革故鼎新的雄才大略，他善绘画，通晓蕃汉文字，精于汉人故实并能有所创新。在他统治时期，占领了东尽黄河，西临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的一大片地域，拥兵十五万，并建立官制礼仪，创造文字，发展自身文化，以自己独特的民族禀性无可辩驳地走进了中华的大家庭中。
元昊称帝的消息两个月后才传到东京，给了朝廷不小的震动。因为自赵德明归附以来，帝国在西边撤备也有好几十年了，天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眼下一旦有警，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容易消靖的事情。然而在内心仓皇、茫然无措的心情下，朝臣们却众口一辞地说元昊不过一小丑而已，可即诛灭，这真是自欺欺人得可以了。事实的发展证明，元昊的反叛，使帝国的弊端彻底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从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到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间，帝国与这个叛乱的藩国之间有三次大的战役，全部以失败告终。第一次是康定元年初的延州之役，这次的失败首先是延州知府范雍在敌人大兵压境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没有进行有效防备的后果，导致夏军长驱直入，直抵延州城下。其次是驰援的鄜延路军军将只求自保、互不应接，仅剩的一个坚守职责的军官又是文人出身，素不会打仗，最后全军覆灭。幸好一场大雪及时降临，使元昊不得已退军，延州城才得以不陷。帝国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次用兵，便遭致如此惨败，使朝野上下一片哗然，主持军事的枢密院三长官王鬷、陈执中、张观全被解职。而延州地方将领为推诿责任，聚讼纷纭，朝廷又派侍御史文彦博、天章阁待制庞籍赴延州处理。最后延州平民诣阙告急，为皇上召问，兵败诸将的过失才无可掩盖。但就是这样，天子仍没有严肃军纪而杀一儆百。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因为太祖以来的祖宗教训就是以宽仁治军，这条法则的基本核心说白了就是宁愿要不打胜仗的军队，也不要能打胜仗的叛兵。凡是聪明的皇帝，都懂得这个道理。
延州战役的失利虽然导致了两位杰出的大臣范仲淹、韩琦出长西北战局，但仍然没能扭转整个态势，紧接着在第二次战役中又遭败绩。这一次失败的原因与上次有所不同，主要是朝廷计议迟缓而地方主将又意见不一的结果。另外，中央与西北前线联系的不便，在一定程度上贻误了战机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本来，在延州兵败后，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仁宗即下令于来年正月上旬主动出击，但在具体战略上，范、韩二人却有分歧。仲淹用兵谨慎，力主未可轻兵深入，而韩琦则主张两路大军齐出，合力猛攻。仲淹反复判断利害后，先写了一封信给夏主元昊，谕以逆顺之理，劝他罢兵；然后上疏皇上，坚持正月寒冬之季起兵伤亡必大，请于春暖时出军。朝廷接到奏报，虽同意仲淹的请求，但仍不想放弃立刻进军的初衷，下诏仲淹与韩琦云：“可以应机乘便，不拘早晚。”这一含糊不清的命令再加上朝廷所派的特使经略安抚判官尹洙已经出发的事实，决定了此次战役的胜机又将是微乎其微。西陲延州离东京道路遥远，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二十六日，尹洙方到达延州，然而仲淹说已得诏令，坚持按兵不出。尹洙在延州劝了仲淹近二十天不果，二月二十二日返回到庆州，这时才得知另一路的韩琦却单单领会了诏书中“应机乘便”的旨意，在十天前派环庆军副部署任福率领临时招募的一万八千兵马出击，结果被敌军诱至好水川，大败，死伤近万人。消息传开，邻近的关中地区物价腾踊，人心骚动，东京满朝文武亦皆为惊骇，参知政事宋庠还紧急上疏，请求立即整修潼关，以备敌东进。
仔细分析起来，也有几条内在原因可以归纳。一是军人久不习战，又无将帅督责，帝国的部队已变得骄惰不堪，甚至连武器都要雇人荷担。兵士既日事游嬉，又还在军官的组织下参与各种生意，弄得与廛市百姓几无二样。如此军队，又岂能打仗！二是太祖有所谓“更戌法”，规定军队赴边防戍或到其他重镇驻泊就粮，三年一调。结果造成军队常年流动，兵帅不合，遂使战斗力大大下降。韩琦好水川之役，败就败在几道梯队都是临时拼凑的人马，乌合之众，自然一战即溃。
范仲淹在西北先后有好几年，他所做的即是针对上述弊端而来，诸如加强训练，抚教士兵，同时注重防守，不断筑城建寨等，基本上没有犯错误。夏人称他“胸中有百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指范雍）可欺”。但除了韩琦，再也没人能像仲淹这样有所作为，整个战局连遭败绩也就不奇怪了。仲淹、韩琦有心杀贼，但也无力回天。
此次兵败后，韩琦上章自劾，诏罢招讨副使之职而改知秦州。而范仲淹因擅自移书元昊，也被解除招讨副使而知耀州。继任的是陈执中，当时也是枢密院首脑之一，四月份以同知枢密院事改“陕西同经略安抚招讨使”。陈执中做事极端保守，同原经略安抚使夏竦一样，都是怯于用兵的懦弱之辈，此番受任，一无建树，只知采取守势而已。十月，两人同罢，而夏竦更是自请解除兵柄，其为国奔走之志和效忠之心，似乎还在执中之下。此后，范、韩两人又被起用，与知渭州的王沿、知延州的庞籍同兼招讨使，但在武备废弛、兵不能战的基本态势面前，也是一筹莫展。同年，辽国又乘火打劫，以屯兵境上为要挟，要求增加岁币，并还要求宋朝在外交字眼上不称“遗”而称“纳”。帝国迫于无奈，又只好吞下这样一个苦果。接着在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闰九月，夏军再次出击，又获全胜。帝国继在北面失利于辽四十余年后，又一次遭受外敌的重创。这是中原大朝从来就没有受过的奇耻大辱。
国家柔弱如此，朝中的政治又如何呢？
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9节 风云人物
自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仁宗亲政起到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对夏用兵失利，帝国政坛的风云人物首推吕夷简。
夷简字坦夫，祖父吕龟祥曾任寿州知府，父亲吕蒙亨也做到大理寺丞的职位。他的堂叔吕蒙正，在太宗、真宗两朝曾三次入相，是当代的名臣，夷简正是由于他的推荐才为真宗赏识。夷简进士及第后，先在朝任职，后因河北水灾，选为滨州知府，因被真宗誉为“有为国爱民之心”，擢为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此后大部分时间担任京官。仁宗束发即位，明肃太后垂帘听政，夷简因辅弼有功升至宰相。仁宗亲政后一反明肃太后之政，凡太后亲任者悉罢之，由于一个误会，夷简不幸也在其列，但不久又复起为相。
宰相一贯是政治波澜的中心，这一点本朝更不例外。
到目前为止，本朝中央政府机构呈现出中书省政事堂与枢密院两府双峰并立，总理财政之三司又独立其外的基本格局。政事堂相沿唐制而来，以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总领行政，以“参知政事”副之，称“副相”。参知政事又常称为“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两者的地位渐渐相当。枢密院的职责与唐时已迥然不同，成为最高军事机关，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等，皆以文臣充任。其长官称枢密使，或称“知枢密院事”；副长官为副枢密使，或称“同知枢密院事”，若担任副职者资历较浅，则称“枢密直学士签署院事”、“同签署院事”。
三司是盐铁、度支、户部的合并，也曾经几度分合，因总领财政，号称“计省”，其长官为三司使，也称为“计相”。计相在地位上仅次于参知政事，同样是中央政府的主要首脑之一。
宰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受命天子总理万揆，古往今来的无数事例表明，它与皇帝在制度上的关系影响着天下的兴衰，相权的消长是政治得失的一个关键所在。在某种意义上说，宰相甚至比天子更为重要，因为皇帝虽然代表着一种理念，一种原则，而宰相却是道德和忠诚的象征，它是天下四海的基本准则不被损坏的一种保证。因此，它又必须拥有经验和技巧，在“道”与“器”之间充当桥梁。从理论上讲，宰相是士的精英，由此它还必须无愧于这种信任。天降大任于斯人，他们的第一要务是坚守自己的信仰，更要寻求到一种合理的制度来保证这一道德准则本身不被邪恶异端所玷污。帝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是否有利于宰相实现理念所规定的目标，现在还很难说，不过有一点很耐人寻味：从行政、军事、财政分职的情况来看，相权存在着被分割的危险；但分权互制使政务处理趋于专门，使权威趋于分散，由此宰相的权柄无疑又是百官中最有影响力的，处理得好，还能在实际运作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尽管这种加强的权力在本朝来说对天子并没有什么影响。这确实是既矛盾又统一的事。
吕夷简第一次罢相的缘由是仁宗皇后郭氏给皇上吹了一次枕头风的结果，为此，他十分嫉恨这位参与朝政的年轻皇后。后来，天子由于恩眷别移而废黜郭氏，重新入相的夷简从中出了大力。不过，仁宗此举实在是有些孟浪，夷简的不顾原则也有失宰相的风范，因此遭到朝中以范仲淹为首的一部分大臣的反对。从此，夷简便与仲淹结下了怨恨。更麻烦的是，因为这个事件，朝臣大臣围绕着吕、范两人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派别。
事态的表面化发生在景祐二、三年间（公元1035—1036年）。
夷简复相时五十五岁，以资格较老且圣眷恩渥，处事颇专横，使同相的李迪感到事事不合，甚为尴尬。夷简的复出得力于御史中丞范讽在朝间的一力援引，范讽此人风流倜傥，不拘小节，做事说话都很随便，因与当时的宰相之一张士逊议论不合，所以一力使吕夷简重出江湖。两人起初倒还融洽，一起参与了仁宗废黜皇后郭氏的过程，但后来也有了矛盾。起因是范讽自恃有恩于夷简，便要他把自己也弄到宰相或枢密的位置上，夷简没有答应。范讽意有不平，诡激的毛病又犯，时常骂人，在皇帝面前也敢肆无忌惮地说出“陛下朝无忠臣”之类的话来，弄得大家都很不满，更不用说吕夷简本人了。
其时庞籍为御史，数度弹劾范讽不拘礼法、败坏风俗。宰相李迪与范讽关系不错，彼此又是姻亲，自然袒护范讽。庞籍被降职后，在夷简的授意下，干脆穷追不舍，追劾不停。范讽亦奋起反击，公开声言请求朝廷公断。此事最后终于弄到天子出面的程度，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二月，仁宗诏命宰相吕夷简、参知政事宋绶殿前核裁，结果庞籍降为知临江军，处理最轻；范讽则再降为武昌行军司马，并以其罪申饬中外。李迪受牵连，罢相出知亳州，其他与范讽关系亲密者也一概黜削。夷简推荐同辈的枢密使王曾入相接替李迪，宋绶调任枢密副使，给事中蔡齐、翰林学士承旨盛度入为参知政事。夷简取得这一回合的胜利后，开始独操国柄。王曾虽然受恩于夷简，但夷简事不少让、独断专行的作风，却又使王曾甚为不满。两人意见既有不合，便经常在天子面前争论，但王曾始终不占上风。两位副相中，宋绶与夷简友善，蔡齐则颇附王曾，朝廷派系的苗头已渐渐抬头。
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因反对仁宗废黜皇后而被吕夷简贬到睦州、苏州任职的范仲淹调回京城，权知开封府。仲淹回到东京，便针对夷简主持下朝廷政治的不良局面，特别是对夷简单凭一己好恶进退人物，使侥倖之徒奔走其门的情形表示不满，并大胆与夷简辩论，使夷简甚为不快。仲淹对夷简的公开发难是上了一道《百官图》，他把目前的人事状况详细地画了张图，指着其中次第告诉仁宗，谁谁是循序而迁，谁谁是不次而进，谁谁属于公正，谁谁则属私心，并要皇上“不可不察”。在专制政治中，仲淹的这种“百官图”是最为执政者所忌的东西，当然也就是动摇腐败的最有力武器，在任何情形下，当政者都是不可能在这上面让步的，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压制。仲淹言事无避到了这种程度，注定又会招来新的迫害。
这时，正好有一位龙图阁学士孔道辅建议迁都洛阳，仲淹为这事又上书皇帝，表示反对。仲淹虽然是个充满激情并富于变革精神的慷慨之士，但同时却又极端务实不尚空谈，他在地方和京城开封的政绩就处处显示出他的这一性格特色。仲淹认为，此时再议迁都毫无意义，但却无妨做两手准备：未来数年里以充实洛阳储备为主，“太平则居东京舟车辐辏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不难看出，仲淹提出的方法是一个既能够解决东京后顾之忧，同时又不影响帝国根基的最佳途径，也是一条既有可操作性，又不乏战略意义的良策。然而皇上拿它去征求夷简的意见时，夷简却说：仲淹此人迂阔，务名无实。仲淹得知后，再次向皇帝进言，内容大抵讥讽时政，矛头全指向吕夷简。这下，终于使夷简勃然大怒，开始反击。
两人先是交上章疏辩论于天子之前，但最后还是夷简得势，原因是夷简用了一招杀手锏，这就是控告范仲淹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这一着厉害！
先知先圣们早就说过：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这就是说：结党则必然排斥异己，必然以营私为最终目的。此话怎讲？人动则争竞，争竞则必结朋党而打击异己，如此则诬罔，诬罔则臧否失实，所以导致真伪相冒，主听迷惑，故谓之“奸之所会”。朋党为害既烈，所以为人主所深痛，忠直之士所不屑。可也正是因为如此，自古以来，朋党之论却常常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借以打击别人，标榜自己；甚至恶人先告状，用这个有道之士最讨厌的东西倒打一耙，掩盖他们自身结党营私的丑恶。远的不说，前唐时期就曾出现过一次历时四五十年之久的惊涛骇浪，多少人在“朋党”二字的重负下或终生沉沦，或不得善终，朝廷纲纪也在彼此往复不休的争讦中渐渐颓丧。时间不会倒流，历史永远重复，从这时开始，“朋党”又一次成为政治斗争中一个绝妙的武器。
仲淹每论天下事，往往奋不顾身，辞论切直无所避讳，出发点也是为了天子和社稷。即使有一些同志在他的感召下厉尚风节，纷起响应，也是出于对正义的向往，说他荐引“朋党”，这从哪里说起？不错，意气相投者免不了来往亲密，但这是“朋”而非“党”。仲淹有很多知己，都是因为志节的相近和相互认同，就像他爱好音乐而有不少知音一样，如果这样的关系也要被视作朋党的话，那天下也就没有道义可言了。
然而权力的作用是压倒一切的，既然天子点了头，一般容不得商榷和探讨。从道理上讲，此时也只有谏官们还能上言谏诤，但没有一个谏官站出来说话。本朝的谏臣已经养成了一个陋习，他们似乎忘记了其掌谏王恶、补阙拾遗的本职，不敢极谏天子，倒一门心思去纠绳其他官僚，这就是台谏不分了。如此，则下情又如何上通，皇帝又怎能从善如流？夷简既收拢了台谏之臣，独持国柄也就更为方便。御史韩缜在夷简的授意下上疏，请以仲淹朋党之罪公布朝野，诫百官“不得越职言事”，事情便定了案。结果不仅仲淹被贬，所谓“朋党”的事情也被夷简大肆渲染，一时朝廷上下人人自危，谁要是提到范仲淹，马上就被目为朋党之徒，东京的空气刹那间寒意逼人，大有滴水成冰之感。
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越是关键时刻，越是能够考验人的品格。夷简严酷的政治迫害，反而使真正的志士顿生同仇敌忾之心。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首先上书仁宗，直指天子有过；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更是自称自己与仲淹“义兼师友”，结果两人同被罢贬。其他站在仲淹一边的还有馆阁校理蔡襄、馆阁校勘欧阳修和正在服父丧的光禄寺主簿苏舜钦等人。另外一位值得一提的是龙图阁学士李纮，当仲淹被贬出京时，无一人敢送，独李纮饯之郊外。有人问他：为何自陷于朋党？李纮笑答：范希文贤者，得为其党人是我的荣幸。李纮这话，无论是于公于私还是于情于理，都无懈可击。可见真正的贤者，并不惧怕黑暗的摧残，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和原则有强烈的自信。
在这种情形下，朝廷政治一无生气是很自然的。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宰执换了一批人，但这批人似乎还不如吕夷简，既无应务之才，又相互不和，也不乏因私害公之举，同样无所建树。到了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西边战事爆发，内外矛盾终于一旦显现，帝国的时势变得十分严峻的时候，仁宗不得不开始调整政策。其中一个主要的措施就是在这年的二月下诏罢除越职言事之禁，并把范仲淹和韩琦调到了西北。不幸的是，在帝国窘迫的现实面前，对夏战争还是以失败告终。最近的一次是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闰九月，夏主元昊先使人伪诈求和，然后突然大举入侵。镇戍军副总管葛怀敏受命率兵抵御，结果尚未接战即被敌包围，全军覆没。这位葛怀敏好大喜功，刚愎自用，被范仲淹认为是怯懦而不知兵的典型，不可大用。朝廷众议也同意仲淹的意见，但一时无人，又难更易，遂不得已而用之，导致又一次惨败。此次失利使夏军乘胜直抵渭州，大肆焚掠，城垣之外为之一空，其惨状比诸上几次有过之而无不及，连吕夷简都不得不长叹：真是一战不如一战。
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10节 政治变革
是仁宗自上而下作了一个决策。康定元年的战事一起，他就罢免了时誉很不好的宰相张士逊，又重新命吕夷简主持政务。皇上知道，夷简与范仲淹两人有着一些过节，在夏人叛乱的严重态势下，迫切需要朝廷的和谐，于是在起用范仲淹的同时，专门晓谕仲淹，要他主动与吕夷简讲和。仲淹不是那种斤斤计较个人恩怨的人，在天子的浩荡恩遇面前，仲淹很受感动，顿首上表请皇上放心：自己以前的言论，都是为了国家之事而绝非私人诤斗，更与夷简无憾。这时，吕夷简也表现了自己身为国家重臣和老资格宰执的应有风范，主动提议超格擢用仲淹。仲淹得知，又去信自咎，更是表现了一种磊落的气度和大度胸怀，两人从此尽释前嫌。范吕两人的和解不仅表明了政治上的一种团结，也预示着帝国进行政治变革的条件渐渐成熟。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春，吕夷简身患重病，不能上朝。在最后时刻，夷简开始反省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和道德的信仰终于战胜了私心，上表辞位，并推荐范仲淹、富弼、韩琦、文彦博等一班激昂慷慨之士入居中枢。夷简退出政治舞台，固然是迫于舆论的压力，而西边战争无功，对辽又事妥协，海内重困、民益弊苦的国家现实也是他不得不引咎退位的原因。但尽管如此，夷简晚年不惜补过而收之桑榆，虽未出于至公，天下却实被其赐，还是值得称许的。夷简既去，章得象、晏殊为相，贾昌朝、范仲淹参知政事，杜衍为枢密使，韩琦、富弼为副使，欧阳修等为谏官，政治局面为之一新。而最主要的，仁宗已经习惯了天下无事的生涯，对连年的用兵更是深恶痛绝，他想要重振威德以服四海，修正百度以致太平，终于要求变革。这年的九月，天子专门召来中枢大臣共八人，赐坐，授以纸笔，请他们畅言天下之要、当世急务，并命其一一条奏。天子赐坐，这在本朝是前所未有之殊礼，事起仓促，大家都惶恐万分，不敢下笔。皇上见状，又专门指定姓名，责成仲淹、富弼等条列大事而实行，心情十分迫切。一个月后，仲淹挺身而出，领衔条陈十事上奏，揭开了东京汴梁崭新的一幕。东京汴梁的舞台上，一个惊心动魄的高潮已渐渐到来。
穷则变，历史亘古不二的永恒主题。
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1节 不用思量今古
有情风万里送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苏轼（公元1036—1101年）
变革的要求由来已久，只不过在庆历年间开始表现出来。
改革的意义在于一反陈规、扫除旧弊，这样一种性质决定了它的具体内容其实是次要的。改革的关键在于：它对旧有的制度变革到什么样的程度，对人们相沿而来渐以为常的积习有多大的冲击。范仲淹的新政并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是，仲淹在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却享受到了自古而来一切锐意改革者的所有遭遇，也和他们一样落得个无疾而终的最后下场。帝国近半个世纪的拯救运动，竟从一开始就染上了凄壮悲凉、云诡波谲的色彩。
范仲淹的道德操守极佳，对天子和社稷的忠诚有目共睹。他做事相当谨慎，虽力图革故鼎新，兴致太平，但也知道一切并非唾手可得。仲淹所倡导的新政更非过激之举，他所条陈的十事亦不外乎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而已，把这些变革之举放到任何一个时候，在原则上都能站得住脚。在具体措施上，仲淹也都是从防患予未然出发，并不一味追求天翻地覆的效果。即使为了澄清吏治、限制官员骤得高位而修订太祖以来实行已久的磨勘法和荫子制，也没有对原有的规定一概予以否定，而不过是使其更加严格细密罢了。
但是，范仲淹从本质上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有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却不具备谋略家的手腕。他在人事处理方面似乎更为糟糕，与吕夷简等宰执大员的交恶倒还在其次，最麻烦的是，仲淹和周围的一些人过于冲动直率。这固然是出于坚贞的信仰而对衰败现实忍无可忍的缘故，但是拍案而起一飞冲天，无形中便把自身与他人分别开来了。在传统观念中，过分的激昂慷慨总是能让自诩持重的人感到无法理解，更不用说能使那些品性不佳的小人们嫉妒眼红不堪忍受了。
仲淹倒也并不欣赏那种自恃清高、孤芳自赏的名士习气。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四月，一时俊秀不次进用而入主政坛后，国子监直讲石介按捺不住喜悦，作了一首《庆历圣德诗》，称“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显得过于狂放，仲淹就很不满。他不无忧虑地对韩琦道：“这些怪鬼之辈要坏大事！”话虽直了一点，但却不幸言中。
吕夷简虽生病致仕，但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妒忌不满者的谤訾之言亦纷纭而至，夏竦是其中的代表。
夏竦此人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实在是不足称道。他仗着自己才术过人，急于进取，性又好色，尤喜交结权贵；为人倾侧反复，惟己是重。夏竦虽然在地方上有些政绩，但却是因走了宦官的路子才得以入朝为官，他的品性与当时身为宰相的王钦若趣味相投，自然也得到钦若的赏识，一步步做到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三司使。夏主赵元昊反叛，命知永兴军，可夏竦意在朝廷，不愿久在塞外，竟数度上疏请解兵柄。在国家多事之秋忘记臣子的本分，自然不能被御史们所原谅，庆历年初，仁宗终于召他入京时，欧阳修、余靖等谏官、御史便交相上章，坚决反对。夏竦人都到了东京了，仍被诏还归镇。正是欧阳修等新一辈当政者的努力，造成了他“奸邪”的公论，石介那首诗中所指的“大奸”，也就是指他，以夏竦的秉性，对此又焉能不怀恨在心！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年初，夏竦便首先鼓动一帮人声言欧阳修、范仲淹等树党结派，又一次掀起“朋党”之论。
天子当然又很疑惑：“从来都是小人多为朋党，君子也有朋党？”
仲淹当廷回答：“臣在边塞时，就曾亲眼见到过勇敢者自成一党，胆怯者也自成一党。在朝廷自然也有正邪党派之区别。若结党从善，对国家又何害之有！”
仲淹这话与欧阳修在这期间所奏上的那篇著名的《朋党论》的核心是一样的，都以无畏的精神，并不讳言他们实为同志。在他们看来，小人们以利益结伪党，而君子则以同道为真朋，若天子圣心能察，进君子之真而退小人之伪，则更能治达天下。
然而深层的道理和正确的逻辑并不能打动高高在上的天子，皇帝害怕“朋党”的心态从来就是相通的，因为他们坚信朋党必然危害君权这个古老的箴言。这也难怪，所有的伦理原则本来就是为了维护天子的存在而产生的，再高明者，也转不出这个奇妙的轮盘。
六月，夏竦便以石介为对象展开新的攻击。这次他下了一个重手，竟伪造了一封废立诏书，署名石介，并散布流言道此乃石介为富弼所撰。富弼时任枢密副使，是范仲淹倡导改革的主要帮手，反对者真正的目标是不言而喻的。谋事废立是大逆不道之罪，尽管仁宗不太相信这些谣言，但却使范、韩两人大为紧张。就在这时，辽、夏两国又发生了战争。
本来，宋夏之间的和议已经到了一个关键阶段。两国的和议起自去年年初，一方面既是两国人心厌战的结果，一方面也是受辽宋之间重归于好的影响。赵元昊几年来虽然取得了不少胜利，但物质消耗也相当巨大。两国交兵，互不通市，损失犹在夏国一方。西疆的军事统帅之一庞籍认为，夏人饮无茶，衣无帛，求和确是出于真意。然而，正如当年宋辽之间订盟一样，双方在有关国家体面的外交辞令上又不免存在着严重分歧，元昊只肯称“子”，而仁宗君臣则坚持必须称“臣”，由此和议一再迁延不决，一直拖到今年五月方始完成。宋夏一旦媾和，辽人却不愿意夏国就此坐大，辽帝遂亲率十万大军西征。辽夏交战，使帝国又面临新的抉择，朝廷意见很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力主增派部队保卫河东，预防辽国乘我不备突然南下，并请求亲自出任陕西河东。仲淹这一次出京，固然是不能忘怀于西北两边之警的缘故，但另外一个主要目的也是想避一避朝廷上下正纷纷而起的谗谤之言。然而他所没有料到的是，自己这一走，新政竟也就随之结束。
赴任途中，仲淹顺道造访已退居林下的吕夷简。
夷简很奇怪，问仲淹：“何事遽出？”
仲淹答道：“暂往经抚两路，事毕即还。”
夷简一听顿脚：“君眼下正蹈危机，既已出京，又岂能再入？！即欲经抚边事，当然也是在朝方便。此显见之理，如何不省？！”
到底是在宦海中沉浮了大半生，夷简此语真是一针见血，说得仲淹愕然变色。
八月，富弼亦被命为河北宣抚使，石介也上表请出，被命为濮州通判。改革派的势力一旦减弱，政局马上就突生波澜。两位年少冲动不拘小节的新派人物苏舜钦、王益柔首当其冲，前者因在进奏院召一帮新派名士宴集，并以伎乐娱宾，而后者又醉后即席狂语，被人抓住辫子不放，穷追猛打。宰相章得象、晏殊虽不反对仲淹之辈，但两人老成持重，平常对事情一贯无所可否，此时更是不发一言。而贾昌朝、张方平、宋祈都站在了反对派的一边，只有韩琦一人在孤军奋战。结果此事闹得很大，苏、王两人被贬外，其他赴宴的新派人士同时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连远在京外的范仲淹也被迫上表乞罢参知政事之衔。达到了这些目的后，反对中坚御史中丞王拱辰忍不住手舞足蹈，竟发出“终于一网打尽”的叫嚣，同样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激动情绪。
平心而论，范仲淹条陈十事而施行的新政，不仅算不上什么重大变革，而且时间很短，效果也十分有限。仲淹一派的余靖就承认，朝廷一年来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达到修举法度，以兴治道的目的。无所建设自然也就无所破坏，这个事实就等于从反面证明：一年左右的改革并没有打乱原有的秩序。可就是这样，仲淹等仍然无法躲避汹涌而来的谤议大潮，迫不得已而采取了一条息事宁人的路线。归纳起来，除了仲淹等人本身的因素之外，士大夫之间意气用事的毛病是一个重要原因。
士者，有知识有抱负之志者；大夫，辅弼天子治理国家的臣僚。士大夫合称，便指的是超拔于芸芸众生之上的一个精英阶层。古时其辈多出于贵族，随着历史进替，起于寒微者也不乏其人。但不管其出身如何，他们所能选择的道路总不外乎两端：一是征服世界，一是逍遥人生。本朝历行文教，重于德行，士大夫崇儒学、尚名节一时蔚然成风，但他们似乎仍然缺乏那种踔厉奋发的精神斗志，进而在和熙富足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温文尔雅、端重持默，而太祖所定下的那种宽容纵许的原则，更赋予他们甘于自守的借口和理由。矛盾的是，道德伦理又一贯要求士大夫们不得忘怀于庙堂社稷，不能老在理论上空谈而不事实践。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下，他们便选择追求性命真谛来遮掩甘于逍遥的劣迹，借批评他人来证明自己并未推卸责任。他们做不来大事，但却不容许别人做事时犯一点错误。于是，在不少徒具其表的人那里，品藻人物的名士之风不免演变成相互攻讦、争名好胜的俗陋之习。他们平常自诩正色不阿、鄙斥浮薄，可一旦有人奋发而起出乎其意，却又无法泰然处之。操守可称者不免如此，就更不用说等而下之者搀杂私心于其间，往往做出诬讦陷害等下流之事了。
范仲淹成为众矢之的就是这样一个风气的产物。在这种大环境下，即使以兴治天下为共同理想而成为同道的新派人士，彼此之间也免不了闹意见。梅尧臣对仲淹的态度，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
尧臣字圣俞，是侍读学士梅询的侄子，赖叔父之荫得官。初未为人所知，但由于诗写得好，被钱惟演引为忘年交。欧阳修当时也在惟演洛阳幕府，特别激赏尧臣的诗才，加上一批年少才俊迭相师友、互相倡和，渐渐使尧臣知名于当时。尧臣的确有很高的文学才能，他对诗的标准很高，曾对人发表诗见曰：“凡诗，意语新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矣。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也。”仕途的失意使他刻意于诗作，用力极勤，甚至日课一诗，焚之以求更精。尧臣的精思刻厉，勤于创制，一变西昆浮靡旧习，从而开创了本朝一代诗风，也博得了很高的诗名。
大凡才子，都疏于修诚立身。尧臣也有这个缺点，喜谈笑，好臧否人物，诙嘲刺讥往往托于诗中。屡试不第，一生未得高官的遭遇反过来又使他晚年轻儇戏谑的毛病更加突出。梅范两人结交甚早，尧臣在仲淹第一次因越职言事被贬后，曾有诗赠范，对仲淹有很高的评价，但当仲淹入主朝廷从事政治改良后，尧臣却对他的所作所为不以为然，曾当面写诗劝仲淹作为一个南方人不要过分矜夸而致丧身。仲淹当时也就原题答复一诗，表示见解不同，但无妨殊途同归，两人的关系尚未至于破裂。
范梅交恶的导火索即是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十一月导致革新派垮台的苏（舜钦）、王（益柔）“奏邸之狱”。这场冤案的告发者是晏殊的外甥李定，时任太子中舍人，因为想参加这次宴会被舜钦拒绝而怀恨在心，遂向御史中丞王拱辰密报。李定是托梅尧臣去见舜钦的，事情一发生，仲淹当然连带怪罪到尧臣，由此对他大生反感也就顺理成章了。尧臣自感委屈之余，认为仲淹等人不检点行为反而怀疑故友，亦对范不满，便写了一篇《灵乌后赋》与仲淹公开决裂。这场过节虽是整个庆历新政的余波，但多少反映了士大夫之间常以意气而坏事的结论绝不是危言耸听。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正月，范仲淹、杜衍、富弼同罢。仲淹自上表乞罢参知政事之衔后，宰相章得象还认为仲淹素具“虚名”，若其一请遽罢，会使天子落下个轻黜贤臣的名声，因此建议仁宗下诏不允，若仲淹上谢表，即是挟诈君上，届时再罢不迟。仲淹哪知是计，见朝廷久无回音，以为皇上有意挽留，果真奉上谢表，仁宗这下越发相信章得象之言不虚。章得象平时于事不置可否，但这一希上求宠之着却相当巧妙，而对仲淹来说，却不啻于落井下石。杜衍为人清正谨严，好荐贤士，去年由枢密使而拜相，也因为新一任参知政事陈执中的谗构被罢，仅在职一百二十天。富弼一向以忠义知名，曾出使辽国，正辩屈敌，享有很高声誉。前段时间出巡河朔半年之久，事毕甫回，就落职而外任闲郡。
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2节 欧阳修
韩琦为此很不平，他不便为仲淹辩解，遂上疏替杜、富两人说情。韩琦从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希望朝廷至少能以富弼全权负责北边，以仲淹全权负责西边。由于疏入不报，再加上本人也时受讥讼，韩琦无奈，亦求补外。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出知扬州。同时在一个月前，仲淹创制的有关新法，也被天子下诏罢除。
就在这个月，于去年底暂赴外任的欧阳修上疏皇帝，力辩范、杜、富、韩等无党，并无可罢之罪。此举使朝中对立方甚为恼恨，对欧阳修的攻击也越来越烈。八月，在谏官钱明逸、知开封府杨日严的诬陷下，贬知滁州。三个月前，余靖也因侍御史王平、监察御史刘元瑜的劾奏而罢职，出知吉州。
仁宗公开排斥仲淹等人后，转而起用所谓的持重之人如贾昌朝、陈执中等，朝廷纷争如麻、无所立事的局面依旧没有改善，更遑论去达治天下了。所幸三年后的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夏竦终于一罢不起，退出政治舞台，算得上是惟一一个可以称道的事情。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和十二月，河北京东西发生水灾，河北民死者十之八九，仁宗于是改元“皇祐”。此后的近十年里，台谏与宰执之间的议论争吵显得越发厉害，就是宰执大臣本身，意见也始终无法统一，人事更替如走马转灯，不得安宁。直到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先后数度入相位居中书达八年之久的陈执中罢相后，朝野人情方才稍为融洽。这一年又改元“嘉祐”，在嘉祐八年的时间里，韩琦、富弼、欧阳修都重新受到重用，另外一些宰执大臣如文彦博、刘沆、曾公亮、宋庠，台谏大员如包拯、胡瑗，都不仅是公忠直亮、深沉周密之士，重要的是他们有同心为政的共同想法，彼此之间能够保持基本一致而求同存异。由于这个缘故，嘉祜年间的政治面貌才终于有了一些起色。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对帝国的长治久安来说，士大夫的团结同心是多么的重要。
当然，朝野上下的意气用事和权力之争绝非是造成帝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惟一因素。政治斗争从来都是一场原则的较量，这在帝国后来的历史中将一目了然。不过，以范仲淹之高风亮节与处事有道，进行一些谨慎的改良，竟会带来这样一种连锁反应，还是让人大吃一惊。本朝立国至今亦不过百年，保守和惰性的力量如此强劲，也是人所始料未及的。
聊以欣慰的是，改革的要求一旦产生，便将势不可挡，王安石的出现，便是这个趋势的最好反映。王安石，字介甫，出生于江南西路的临川县，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中进士，出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从事”入韩琦幕，五年后改知鄞县，此后历任舒州通判、群牧司判官，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又知常州，次年改“提点江东刑狱公事”，十月，入为三司度支判官，寻迁知制诰。但这时的王安石，尚还不大为人们所知，甚至在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夏天向仁宗上了一封长达万言的言事书，也未曾被天子所注意。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皇帝崩于东京汴梁宫城后苑福宁殿，享年五十四岁，在位共四十二年，是至今为止本朝御极天下时间最长的一位天子，这个纪录看来在今后也很难被打破。大行皇帝的庙号最终拟定为“仁宗”，这在某种意义上还算是恰如其分。不过，史官们说他恭俭仁恕出于天生，倒有一点夸大。仁宗之世外有夏人犯边、契丹渝盟，内有刑法纵弛、吏治渝惰，国家贫弱的现象亦愈趋严重。虽有秕政而未至于乱，当然天子的行为处事是一个主要原因，但这却并非是由于他具备与生俱来的仁厚天性，而是天下积重难返的积习使其顺乎其然而已。继承总是易于创造，庸碌者无过即是功，所以看起来此辈似乎有所谓忠厚之德，其实根本无从谈起。乱久必治，治久则安逸之心生，假设这还不失为一个简单归纳的话，那么真、仁两帝终不免治倦而放任，就不足为奇了。
三月二十九日的白天，患病有时的仁宗饮食起居尚还正常，到了晚间，皇上突然起床索药，并急唤左右传召皇后。皇后到时，仁宗已不能言，火速召至的御医们投药、灼艾，竭尽全力，亦无力回天，中夜时分，皇上驾崩。照旧例，此时应立即召翰林学士及宰执大员入宫商议继嗣大事，于是仁宗身边几位贴近的宦官便传令开宫门召辅臣。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个插曲。
皇后突然发话，不同意传召大臣：“宫门岂可夜开？！且至黎明再召不迟！”
更令人惊奇的是，皇后传下懿旨后，又亲自到御厨去取了些皇上用过的稀粥回来，同时召回御医，命人看守。不用说，这明显是对医官们有所怀疑了。此情此景令惊悸的宫人不免联想起一个传说中的故事，那是八十七年前的一个大雪纷飞之夜，当时福宁寝殿只有太祖与太宗两兄弟对饮，烛影摇动中，太祖就忽尔仙去。看来本朝宫闱防卫号称谨严，似乎也不是没有漏洞。
此事后来虽不了了之，可种种迹象表明，仁宗大行后帝国的继代之事将会有麻烦。果然在第二天早晨，皇子赵曙竟拒绝嗣立，这可真是石破天惊之举！
仁宗一直未曾立嗣，为此不少大臣颇有微辞，但皇上却总是以“朕已有分寸”之类的话来答复众人。确实，仁宗心里已经定下了人选，这就是堂兄濮王赵允让的儿子赵曙。但是濮王赵允让是高王赵元份之子，赵元份则是真宗之弟，所以赵曙以“小宗”入继“大宗”是个颇麻烦的事，为此仁宗君臣还专门议了一个名号专供其使用，并赐名“宗实”，但是赵曙却一直惧不敢当。诏书已下，犹坚卧称疾不受，他的谦虚谨慎，更使仁宗君臣欣慰不已。从此以后，其作为未来嗣君，已为大家所普遍认可。
四月初一这天，当皇后及众臣告以皇帝宴驾，请皇子嗣立时，赵曙又一次惊恐万状，连呼：“某不敢为！某不敢为！”掉头就走。但众大臣却一拥而上，或上前解其束发，或被以御服，强行将他拽上了天子的宝座。这或许算得上是本朝第二次黄袍加身的故事，不过赵曙这次却是真心的。宗法之制乃立国之本，历来昭穆有序，长幼有别，始祖嫡长子一系为大宗，更是万世不易之法。赵曙是书生气十足的人，又生在讲究礼法的治世，他实在也是太过于明白了，所以疑惑恐惧而至于要逃避。逃避既未能得逞，属于他个人的悲剧便不可避免。新帝后来的庙号为“英宗”，即位后先坚持为先帝仁宗守孝三年，不果；后又开始装病，亦未能改变现状。最后勉强听政，但始终忧疑在心，三年后就去世了。英宗心态如此，注定他干不了大事，所以当政期间每次处事，辄问臣下是否合于朝廷故事，是否与古治相宜，然后以群臣所议裁决。新一代天子的这种作风，当然要比那种觊觎神器、矫柔夺嫡的恶劣者神圣得多，但除此之外，实在也是乏善可陈。
英宗御宇只有三年，朝廷政治在一定意义上与仁宗后期是一个概念，它的特色是老资格的大臣当政，除了范仲淹、杜衍、刘沆以及两宋兄弟之一的宋祈去世外，韩琦、富弼和欧阳修都回到中枢主事，他们与相对后起的一批台谏官员又形成了某种对立。在经历过一系列的宦海风波后，韩、富等人包括欧阳修都多少改变了十几年前的作风，转而倾向于保守，尽管他们的年龄尚还没有达到老态龙钟的程度。英宗的年号是“治平”，治平年问宰执与台谏的往复争议十分剧烈，最厉害的一次就是因为英宗的身世而引起的：天子究竟应该称生父濮王赵允让为“皇考”还是“皇伯”。礼法之争与其他一些不起眼的议论一样，都是政治斗争的反映。与王安石相关联而成为帝国后来历史的关键人物之一的司马光，因为此次事件而闻名天下。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比王安石大两岁，入仕也比安石略早，自考中进士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朝任职。治平年间的这场争议中司马光崭露头角时，安石正以丁忧去职而在金陵居丧。令人感兴趣的是，假如安石此时仍在度支判官知制诰的任上，不知对此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安石虽在金陵服丧，但并未因此闲居，而一直在收徒讲学，从事著述，他的学生先后有陆佃、龚原、李定、蔡卞等人。在这几年里，王安石的治国之术不仅开始成熟，声望也与日俱增，甚至迥然超过了许多老辈。特别是他坚守孝义，累召不起，尤为时人所称道，到了英宗不幸去世，新天子即位后，“金陵王安石”已经呼之欲出。
安石的成名与欧阳修有很大关系。
欧阳修字永叔，和安石一样都是江南西路人。十几年来，欧阳永叔不仅是朝廷政治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并逐渐成为帝国文坛的盟主。早在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擢甲科进士后，即与尹洙、梅尧臣等一批年轻文士歌诗倡和，开始变革西昆体以来的浮华旧风。永叔尤其推崇和提倡自前唐韩、柳开创的古文传统，继承创制不遗余力，给本朝七八十年来专以剽剥故事、雕琢破碎的骈俪文风以强大的冲击。每当他有文章写成一出，天下士无不向慕，为之忧恐不及。特别是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永叔知贡举，以行政手段推进文风改革，终于大获成功，从此使文质并重的新文学蔚为风尚。文统与道统向来是与时代紧密相关的，永叔等人开创本朝一代新风，亦未尝不是这个变革着的时势的结果。
同古代文质彬彬的贤君子一样，欧阳修重交游、爱奖掖后进，就在嘉祐二年这次知贡举中，苏轼、苏辙兄弟，曾巩、曾布兄弟，吕惠卿、程颢、王回、张载等一时俊秀皆在榜中。曾巩是安石的同乡，两人于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秋在东京邂逅，一见如故。十年后的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曾巩第一个郑重地把他推荐给欧阳修，欧阳修一见其文章，爱叹有加，立即希望与安石会晤。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九月，两人终于在京城相见，欧阳修对安石极为赏识，有诗赠曰：“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并同时向朝廷推荐。但不幸的是，尽管欧阳修及其门下士如曾巩、两苏兄弟等人都十分推重安石且交情甚厚，但由于见解的不同，最后都与他分道扬镳。
欧阳修为安石延誉，称他“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可用，所谓无施所不可者”，促成了他的知名。但安石之所以能成为本朝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关键还是他不懈于修炼自身的结果。安石几乎继承了古代贤者所有的优点，他的道德操守近似于无懈可击。就是自始至终都对他恨之入骨的政敌和反对派，对这一点也都不得不自叹弗如。安石自幼随父亲王益宦游四地，他的成长取决于十七岁那年的猛然发奋，开始树立大志，刻苦学习。虽寝食之间，亦手不释卷，读书往往通宵达旦。更重要的是，安石披阅虽广，但从不为书本所束缚，而能够断以己意，去抓住知识的真谛，这是所有聪明人共同的特点，也是安石不同凡响的最根本原因。
他早年的一些诗文就曾让人大出意外而惊叹不已，比如嘉祐四年做的那首《明妃曲》，这本来是个咏史诗的老体裁，可安石却能出其不意，以别样口吻写昭君之事，从中表现出具有叛逆意义的内涵。这首诗让许多人震叹，其中有欧阳修、梅尧臣、曾巩甚至包括司马光，并且纷纷步韵相和，但都不赞成王安石诗中之旨，当然也不可能赞成。王安石《明妃曲》表现了其强烈的叛逆性格应该毫无疑问，后来人攻击此诗“无父无君”固然无稽，但确是从侧面反映出他对传统的怀疑和叛逆精神。此诗与他的另一篇短文《读孟尝君传》在这一点上是一脉相承的。
安石对生活无所苛求，他从不修饰，甚至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浣濯；同样对功名利禄亦视若闲云野鹤而从不为意。无欲则刚，这使得他从不畏忌谤议猜嫉，处事一贯刚毅而坚强，具有百折不回、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斗志。许多人因此说他固执犟拗，这话可能有一点道理，但若像范仲淹那样遇事妥协，又如何能从事大业？这也许是他惟一的缺点，但同时也是王安石最最独特的素质。安石长相也有点奇特：牛耳虎头，目睛如龙，视物如射。朝中有一位大臣就曾拿安石做例子说：如此面相者就是勇往直前，敢当天下大事的人。
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3节 王安石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初八英宗晏驾，太子继位，史称“神宗”。新帝很年轻，只有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有志进取的年纪。即位不久，便有诏起用丧满的王安石。这固然是安石在金陵著述讲学，声名大振的缘故，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韩绛、韩维兄弟的影响和宰相曾公亮的推荐。韩氏兄弟是真、仁两朝时的著名人物之一，曾入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的韩亿的儿子，素来与安石友善。新帝在藩邸时，韩维为其记室参军，每讲说天下事而为神宗所称，韩维必云“此吾友王安石之说”，这使年轻的藩王心里有了一种强烈的印象。神宗立为太子后，韩维拜太子庶子，又荐安石自代，更使神宗对其想慕日甚。在安石的不断辞谢下，新帝仍坚持曾公亮的力荐命安石入知江宁府，并开始有将他推向宰辅高位的想法。神宗曾就此试探屡请辞职的韩琦：
“卿去谁可属国？王安石何如？”
韩琦答：“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韩琦的话代表了相当一批资深大臣的看法，他们对见解迥异、锋芒甚劲的王安石一开始就抱有怀疑态度。谏职出身素以强直著称的吴奎是第一个表示强烈反对的人，他以自己曾与安石在群牧司共事的体会反对起用王安石，理由是安石“自以为是”、“所为迂阔”。吴奎早年不惧豪强，遇事刚正，但成名以后却养成了一些矫情卖直的毛病，无事不与人争。这种习气在最近十几年很流行，台谏之辈以外，有些中低级官员也以此作为进名之阶，他们的共同心态就是惟恐朝廷太平无事。正锐意于进取的神宗对此当然不满，甫即位时就破口大骂过一位弹劾欧阳修的官员蒋之奇，说他不言大事，却好抉人闺门之私。天子的批评如此鞭辟入里，说明当今皇上确是个有主见的君主，吴奎等人的反对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当年闰三月，安石出人意料地不再称病辞谢，应诏赴江宁府视事。几个月后，神宗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并兼侍讲。“侍讲”是本朝专设为皇帝进读书史、讲解经义并备顾问之职，一般以学养醇深者兼任。以安石的高见卓识和聪明睿智，一旦进入天子之侧，其意义自然可想而知。第二天，新帝改元“熙宁”，是为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一个百年壮举从此开始。
事情起初进展顺利不仅仅是因为于新一代天子有意兴图大业的志向很坚定，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当今的一些朝廷老臣不能契合圣心而使皇上十分失望。韩琦已执意辞去，张方平也以父忧罢职，而富弼于这一年四月入朝时竟首先是劝说皇上求稳，并要天子二十年口不言兵、不赏边功。这就是要神宗放弃对外寇的抵抗，与他二十六年前出使契丹时不屈不挠的斗志真有天壤之别。就是新一辈大臣中的佼佼者如司马光，他能给予皇帝的治国忠告也只有六个字：“官人、信赏、必罚。”司马光认为平生所学尽在此六字箴言，其实仍不过是一些空洞无物的大道理罢了。只有文彦博，这位同样是历相三朝并在仁宗后期起过一些作用的六十二岁老臣，对神宗承认：天下事已如琴瑟不调，须解而更张之。这是惟一一位曾在口头上流露出变革意思的朝廷元老，但也仅仅停留在认识的水平上而已，甚至几年后还是自己推翻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个当口，满朝文武既然没有一人能具有像王安石那样的激进精神和求治信念，天子倾向于安石，已是顺理成章。
实际上，天子的决策也是大多数人想法的最终反映。司马光在这先后给王安石写了第一封信，两人虽然从一开始就在政治上有重大分歧，但彼此之间的友谊和相互尊重却终生不渝。司马光为人虽然过于持重谨慎，但同样不失为是个有道之士，他反对以辩说相高的纵横之术，所以他的话也从来都不危言耸听。信中有道：
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
这个评价已经不能再高了，尽管他在后来多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初四，皇上与富弼谈话后三天，诏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对谈。神宗向他索解心中的一个疑惑：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其中道理何在？
这是自真宗起几代天子的一个共同情结，他们有时并不讳言国家的某些衰败现实，但更多的时候则认为天下无大变、无大事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这种想法虽不能说是无源之水，但却是一种天子所独有的逻辑。确实，本朝立国已百年，有一些为害猛烈的地方暴动，但没有大的内乱。可在外敌压境下屈辱求和则是事实，由此而带来了一系列后果更是无可回避，又如何能说“天下无事”、“粗致太平”？这种重内患而轻外忧的逻辑在本朝而言是太宗奠定的，太宗说过：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而奸邪共济为内患，则最为可惧。这话如放到国力强劲致力开边的唐代，似乎还有一定的道理，但拿到孱弱而不能平灭夷狄的当今帝国来，那就大错特错了。它的症结在于：本朝君臣们都没有能想到，时代已经大大不同了，天下大势也许就会发展到有一天强大的中国王朝沦于夷狄之手的灾难。
王安石则大有不同，他认为百年无事不过侥幸而已，是赖于夷狄尚未昌炽、天灾未过频仍的帮助。而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业已丛生：学校失教，科试无方，上下偷惰，庸者在位；农民坏于差役，而水土之利不修；兵士杂以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将无疆场之权，宿卫尽无赖之徒。至于理财，更为无法，所以虽俭而民不富，虽勤忧而国不强。这番言论出自就皇帝所问而奏上的一道著名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言下之意就是申明所谓“百年无事”的虚妄，同时强调变革，这与他九年前所上仁宗万言书的主题一脉相承。
天子一夜览尽，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命安石一一策划改革施设之方。可也就在初四那天，当安石要神宗“当法尧舜”时，皇上却叹了一声：“卿可谓责难于君矣！”
看来，安石对天子的要求确实过高了，在这一点上安石也未免有些理想化而不切实际。他对天子提出如此严苛的标准在他本身来说也许出于自然，但在旁人看来就不免带有蛊惑人主的色彩。“致君尧舜上”的口号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了，因为世事沧桑已让人们不知不觉地变得世故起来。在这种情形下，过于认真是容易掉进泥潭的，至少会被人当作攻击的借口。安石的精神固然可贵，但同样十分可悲。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初三，王安石升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近五个月以来，京城及河北等地灾害不绝，先是黄河多处决口，接着河朔及东京一带地震频仍，连绵数月不止，安石正是在这个多事之秋进入了宰执阶层。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天子有意和众望所归的结果，但就像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一样，安石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冲突、斗争的考验。
早在此前的去年年初，安石除丧后竟还是累召不起，就引起一些人的抨击，说他态度不恭，对天子有所要挟。七月入居翰林后，围绕一项关于“谋杀”的法律律令的具体界定，司马光与安石意见相左，发生了第一次争执。接着，参知政事唐介因不满天子事事都视安石可否，愤懑难捺，数与安石当廷争论。可唐介虽然号称鲠直敢言，但固执强辩却无法抵敌安石，加上天子的偏向，最后气得背疽发作而死。即使不论政治分歧，天子如此袒护安石，注定了他今后的日子必然是众谤交加的命运。
王安石入居副相二十四天后，神宗下诏在朝廷设置了一个新机关“制置三司条例司”，以陈升之、王安石领衔。这个机构名义上归在三司之下，但因其职责是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而通天下之利，实际上的地位却是在三司甚至宰执之上。不用说，这是安石开始推行酝酿已久计划的第一步。到职之始，安石立即任命吕惠卿、苏辙负责条例司的日常工作，其中吕惠卿尤为核心。
安石选择吕惠卿作为变法的伙伴是必然的。惠卿字吉甫，也是南方人，嘉祐二年进士，曾为欧阳修、曾公亮所推重。及第后曾任真州推官，秩满入都，遇到在京师群牧司任职的王安石，两人讨论经义，多有所合，遂订为至交，至今也有十几年的时间。安石在皇上面前推荐惠卿，着重说他学先王之道而能致用，这与安石本人强调经世实用的观点正相一致。在条例司事无大小，安石辄与他商量而定，也是基于这一点而来，并未考虑其他因素。司马光不愿意自己一贯尊奉的贤者王安石走向他的反面，所以竭力攻击吕惠卿险佞乖巧、蛊惑人心，还曾专门贻书安石，说此人日后必将出卖变节，劝他疏远惠卿，但此时此刻安石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忠告。平心而论，吕惠卿虽然为人有不少缺点，并在最后背离了安石，但他为安石变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就某种意义上说，是吕惠卿成了安石的替罪羊，几乎为他承担了道德上的所有攻击。安石选择惠卿是他个人的失误，而并非是变法的失误。
到了这年的四月，事态已渐渐明朗，改弦更张的变法措施即将出台，也早已不是秘密。唐介死后，朝中大臣在天子对安石信任益专的情形下，也无人再出面饶舌。只有一贯强项的御史中丞吕诲给王安石拟构了十大罪状，上闻帝听。但这种出于愤怒而炮制出来的东西尽管来势汹汹，可根本经不起推敲，吕诲便因此而丢了官。宰执中曾公亮数请告老，富弼称病不出，都在静观时变。早年有“铁面御史”之称的参知政事赵忭，此时也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看到有事变更，就连叫十几声“苦”字。京中有一句政治笑话在流传：“中书有生、老、病、死、苦”，说的是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忭苦，倒真是十分形象。
国家贫弱只是现象，它的症结在哪里，到目前为止人们的认识尚还十分模糊，更提不出什么有效的解决办法。范仲淹从政风方面着想，主张首先应该进行吏治的整顿。从他的治道理论来看，仲淹所追求的也只是实际效果，尽管所条陈的十事牵涉面很广，但他最希望的是通过精择官长使贤能者当政，从而以人治解决夷狄骄盛、寇盗横炽的现象。不用说，他没有触及到根本问题。与仲淹同时的一位知名学者、世称“直讲先生”的李觏认为，当前的急务是土地问题，开始有了一些深入。但就他拟议的措施而言，理想化的成分仍然很重。神宗则从切身感受出发，认为理财最为要紧，在安石的影响下，逐渐对富民之术思望甚切。经济是一切事物的根本，因此这个想法终于接近了本质问题，但仍有不足。
在目前的时势下，治国的根本就是致富图强，这个道理没有人怀疑，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去做。保守一派的观点是认为祖宗之法具在，只要人主坚守圣德，则财用自足，中国自强，夷狄骚扰将终归是暂时现象。这种理论从原则上讲似乎找不出漏洞，可在安石眼里却不值一驳。安石以帝国的具体现实证明：纲纪法度虽在，但业已因循苟简，非变之而不可。安石的原则在于，富强的方法要通过改变旧法去寻求，天下事“以术为先”，就是首先要创制新的法度。安石的信念在一个时期里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在相对年轻资浅的低级官僚阶层那里得到了不少拥护。甚至有人有意无意将这种观念概括成三句话：一是“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二是“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三是“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纷纭之议，不足采听”。这番话的具体措辞并没有定本，只是一直在朝外流传，是司马光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春把它拟作一道试策的考题上报，方才始达帝听。神宗将其称之为“三不足之说”，第二天问王安石对此有何评论。
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4节 天灾来阻挠变法
安石当然十分赞成这本来就属于他自己的看法，只是对第一条“天变不足畏”没有明确表示。其实早在一年前京城一带地震、水灾不断的时期，安石就说过“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的话，使得富弼大为惊叹。富弼的感慨有他的道理，因为天灾乃昊天之垂警，作为一条古老的训诫一直是臣民规范天子的法宝，一旦推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安石的用意也并不在于彻底否定，他反对的是借天灾来阻挠变法而已，所以在这里稍稍变通了一下自己的做法，没有直接表态。这或许是因为他相信只要天子能够坚持后两条，也就足以使自己成事的缘故。无论如何，像“三不足”这样的想法毕竟是本朝立国以来闻所未闻的，它必将对已有的一切产生强烈的震撼更是不言自明。
安石与天子最早就是在理财这一富国之“术”上达成了共识，同样也是在这件事上第一次遭到来自司马光的强烈反对。这场争论发生在安石入为翰林学士后不久的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八月，争执的起因十分耐人寻味。当时河朔正在闹灾，朝廷一再抚恤，府库空虚，国用有些不足，因此司马光建议节省冗费。这事本身倒也不错，但安石对他老是强调国用不足但却从不提倡合理的生财之道甚不满意，于是表示反对，认为国用不足并非急务，该用的还要用。司马光很疑惑：国家自真宗末期就已用度不足，近岁尤甚，你如何却说此非急务？安石道：
“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善理财之人。”
但在司马光看来，善理财者只是善于敛括而已，造成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对国家不利。显然司马光是个只能死读书的人，被历史上箕敛民财、竭泽而渔的事情吓怕了，以为凡是生财，则必无道。所以他对安石“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自饶”的理论竟感到十分奇怪，认为是自古以来欺人之谈的翻版。
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只有一个定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若不加赋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在这里，司马光的前提彻底错了。既知百物为天地所生，则天地生生不已何有尽头？又如何能计有定数？尽管安石自己承认没有很好地钻研过财利之学，但早在十年前给仁宗上万言书时，安石就知道自古治世从未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而患在治财无其道。看来安石有时生起气来当面骂那些反对者“不读书”倒还不失明察，司马光算是个读书多的人了，但囿于书本而不能自拔，比不读书还不如。
当然，在改革中政治与经济两方面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从理论上讲，政治甚至是一切经济行为能否实行的保障。安石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在提出经济的变革措施以前，第一步计划所做的就是有关政治领域的事情。需要强调的是，帝国的根本制度是无法改变也是安石不想改变的，因此政治改革必然退到次要地位就无可厚非了。事实也正是如此，拟议中第一项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是罢诗赋取士而改用经义、策论，最为人们所赞成，但也最无效。惟一的反对者是苏轼这位天下知名的才子，他就明智地指出无论以何法取士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诗赋佳者未必不懂治道，策论佳者未必能够临政处事。这个道理无疑十分公允。此后进行的一些政治方面的改革如恢复学校、整治军队甚至包括巩固帝国秩序和加强防御外寇能力的保甲法和保马法等，同样也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尽管也遭致反对，但比较而言，反对的程度也相对较轻。经济是决定一切的力量，这是一个铁的法则，王安石十五年变法的成败得失亦不例外。
条例司在紧张有序地工作着，不少本来有名无实的机构也随着施设渐张而重新忙碌起来。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开始提高吏员俸禄，这一增俸养廉的做法也涉及到职位较高的官员。国家官学及地方学校的重新设置从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到九年（公元1076年）也一直在进行着，其他措施如整肃军队的各项法令的实施同样延续了很长时间。青苗法、均输法、农田利害条约是制定较早的措施，分别发布于熙宁二年的九月四日、七月十七日、十一月三日。保甲条制于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十二月首先在京畿开封、祥符两县实旋；京城市易制度和方田均税条约均颁布于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与保甲法相关的养马法在熙宁五、六年间由兵部实行。雇役法的酝酿修改时间最长，从熙宁二年二月开始拟议，十二月方第一次由条例司正式提出讨论，熙宁三年，五月至七月间由司农寺早成条例先在一二个州试行；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正月拟定，首先在开封一带推行；最后在十月一日正式颁布。在这些变革之举中，最主要的两项青苗和雇役法都是由吕惠卿最先拟就的，这一点决定了他对新法的态度和日后的转变。
王安石最终选择了一条以国家社会主义为主的经济政策。诸如以行政手段制定等级土地税、实行相对低息的政府贷款以及将劳役改为出钱免役等，其实质都是一种政府干预与规划经济的行为，它的目标就是国家享有生产发展的利益后再转而推动经济的进步。所以改革在某些方面甚至带有原始国家主义的色彩，比如国家专卖、平抑物价、直接控制流通领域以限制商业利润等，实质上都是从古代的制度演变而来，只在内容上使之贴近现实而已。从理论上看，国家的干预和实行社会平等政策可以避免人为的兼并和政治上的压榨，进步性自不待论，但在经济关系尚未理顺的情况下，王安石等所施行新法的动机和效果并不具备彻底平等的精神是显而易见的。
从另一个方面讲，尽管安石把“因天下之利”而非搜括箕敛作为生财的主要原则，在理念上也一直严格遵守，但实际操作中因为官吏素质及地区差异却难免发生偏误。以“青苗法”为例，第一批参与条例司工作者之一的苏辙就指出：以钱贷民，使出低息，其本意在于救民而不在利，这是好的一面；但具体出纳之时，吏掾为奸而法不能禁又将是难免的弊病。两相比较，不如单纯行常平之法，以政府调节谷价来代替贷款。引起争议最多并几乎使所有人都加以反对的青苗法其实并不是个怪物，它不过是超越了自古而来“常平”的范围而有了一个突破罢了，其核心就是政府“贷钱于民，立息以偿”，出发点是免除农人特别是贫苦下户在青黄不接时遭受豪强高利贷之苦，同时也是与高利贷者争夺利益。正如苏辙所云，本意仍佳。然而在千差万别的广阔范围内统一实行这种贷款，就未见得妥善。同时，由此而来的一系列问题是：农民是否自愿？若因灾伤，难以纳还时怎么办？官本是否会失陷？户等怎样客观评定？对豪门大户是否应强制抑配？另外，尽管二分年息较百分之数百的高利贷已是不能再低了，但是否对每个民户都合理？凡此种种都必然带来始料未及的祸害，这也是所有计划性经济政策的困窘所在。
虽然改革遇到的反对总是各式各样的，但最终却要归结到一点上，即：变革是否带来实效。自变法成为帝国的主流后，一个问题就始终在争论：民是否得其利，国是否得其财？其中前者尤为重要，这关系到改革能否在道义上站住脚。麻烦的是，在实行变法的头几年里，改革派没有确凿的事实能够证明这一点。以青苗法而论，对他们有利的只是个别地区一些零碎的反映表示赞成，但仍旧缺乏强硬的证明。反对派也一样，韩琦对青苗法的攻击是最为具体的，他列出了可能造成的四种弊端，但主要也只是出于推论，并不完全是事实。实际上安石虽然坚持原则强硬推行，但也作了重大让步，朝廷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下诏停止对富户的抑配和禁止阻挠自愿借钱就是一个例子。可见经济行为并不同于政治原则，具体组织办法的某种欠缺和偏差将是致命的。
雇役法的实施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役”与“赋”一样，虽然作为天下百姓对天子和国家的义务而不可或缺，但它却也是民众最沉重的负担，历朝历代都不乏苦于重役揭竿而起的事例，于是修改完善使之尽量合理就变成了一个急切的任务。新法提出“出钱免役”的雇役法，正是基于这一点而来。但这同样涉及到一个标准问题：什么人出？出多少？政府以此收入雇人充当差役，又如何计值？司马光认为，若照新法标准分贫富计纳免役钱，则不免使人不敢求富；而一些不法官吏在划分等级时上下其手，又造成了新的不平等现象。“雇役法”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一个实际问题成为反对者的理由：有不少农民因为缺少货币而无法交纳免役钱，甚至不得不先用实物换取货币，从而被官府所剥削。这是由于国家金融系统的不完善而造成的，因为即使金、银乃至国家铸造发行的货币铜钱甚至纸币已广泛流通，但不能否认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会使部分地方会闹钱荒。所有这些都给新法的实行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从当时的结果上看，雇役法究竟有没有减轻百姓负担的问题同样十分模糊，从政府在“收钱—雇役”过程中确实得到了相当数额的节余这一点来看，原来想象中彻底改变“民苦于役”的目标也并未能完全达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与其他改革措施一样，雇役法至少在理论上绝对要比原来的旧有制度高明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终将证明自己不失为历史实践中的一个必然进步。
不过，新法的经济政策确实存在差错。但假如有心不断从实践中总结经验，许多东西都是可以得到逐步完善的。尽管偏差有时甚至会带来一时的灾难，但却不能因此而否定任何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
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5节 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不幸的是，对新法的反对几乎无一例外地出于政治上的因素。
熙宁二、三年间（公元1069—1070年）是变法的酝酿初始阶段，在这个时候，经济的得失问题尚不可能明显化。就以“青苗法”、“均输法”和“雇役法”而论，在单纯的经济利益上，也许只有富裕的庄园主和一部分产业主可以确定无疑在变法中受到一定损害，所以问题并不十分突出。从另一个角度讲，朝廷中反对变法者也并非完全是以富户与豪强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尽管在“青苗法”抑配和利息上的争论固然可以看出他们有时确实在为富户们着想，但在道义上，反对派却没有任何理由去直接反对抑制兼并的政策。
司马光出身陕西望族，他的言论经常被视作为富户们考虑的典型，事实上他为了避免贻人口实，不得不从其他方面去达到这个效果，因此理由显得十分牵强。司马光与苏辙等人在这方面都坚持说：贫富自古不均，两者相资相恃，乃天下稳定之要素，既非所当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但他们同时又承认贫富“苦乐不均”是个不容置疑的现实。这就注定了这种理论不可能站得住脚，所以一旦变法稍事妥协，在“青苗法”问题上停止抑配和采取更宽松的自愿原则后，他们的论点便不攻自破。
在青苗贷款利息问题上的争论就更能显示出斗争的核心其实根本不在具体的经济范畴。翰林学士范镇，这位强硬的反对者之一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朝廷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经济之辩的意义了。
君子不言利。假如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则必须舍利而取义，这是传统伦理最核心的内容之一。范仲淹的长子范纯仁，此时已成长为帝国政坛的一位干才，他就王安石的理财提出的原则上的诘难颇具代表性。这是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七八月间，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便超越了具体设施的分歧而表示了政见的不同。这一趋势后来被苏轼所继承发展，他在这年年底给皇帝上了一道长达七千余言的奏疏，提出了鲜明的政治观点，这就是：国家社稷之存亡在于道德之深浅，不在于强弱；王道历数之长短在于风俗之厚薄，不在于贫富。不用说，苏轼的理论就是本朝太祖以来定下的基本治国框架，如果王安石有悖于这个原则，那就不仅属于妄改祖宗法制的范畴，更重要的是背弃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这种攻击才真正代表了反对者的政治依据，也说明了安石的变法为什么会造成如此众多的抗议浪潮和誓死抵抗。
与此相伴而来的是他们对安石的变法依据进行的分析和批判，这种理论上的是非定性一向是政治斗争进入高层次领域的必然要求。韩琦就认为安石动辄以《周礼》为证倡言理财是诬污圣典，范纯仁更直接地指出安石的内在理论其实就是管仲、商鞅之说，属于一种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霸富国强兵之术”的权诈理论。若照此施为，必将摇动人心而乱天下。在这个严峻的关头，政治理想上的异同造成的学术分歧相当严重，即使是有心维新的一部分人，对安石的主张也很难苟同。突出的代表是程氏兄弟程颢、程颐，他们是本朝杰出的哲学家濂溪先生周敦颐的学生，后来自成一家而成为所谓“洛学”的开山之祖。程氏兄弟一贯具有高尚的求道与治国抱负，大程早岁入仕，政绩显著，曾经一度参加过三司条例司的工作；小程早在仁宗时就以处士的身份上书皇帝，要求天子“建非常之功”。不过，他们过分强调以王道仁义之心来求治盛世，自与安石取法先王之政而来的富国强兵之术相去甚远。
因此，二程自然也不能赞同新法，并指责安石重利轻义、学术支离；而王安石对程颢只懂王道之至正，不知王道之权宜也不以为然。安石曾嘲笑他的政治主张空想难行道：
“公之学如上壁。”
程颢亦反唇相讥，道：“参知之学如捉风。”这是说安石取法先圣而不得要领，如同捉风一无所得。
因此所有的焦点便归结到司马光所作的总结上，这也代表了司马光本人所坚持的政治原则。他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三月曾经往复与安石书信争论，指责安石尽变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表示了极大的愤懑与悲哀。自此以后，政治上的分歧演变成“变”与“不变”的鲜明对立，任何技术上的细节便不成为原则问题了。一个人政治上的选择总是与处世之道相表里，绝大部分士大夫们不遗余力反对变革从根子上讲是害怕生事、惟恐世变的百年惰性在作怪，这在元老大臣一辈如富弼、韩琦、文彦博甚至欧阳修等人身上特别明显。本朝从来就不乏所谓忧虑深沉者，这不知是否与他们读了太多史书、听了太多的教训有关，然而忧患不引产奋发反而催生苦恼，那就真是连杞人忧天都不如。这与本朝在对外方面的懦弱不堪是紧密相关的，国弱正是源于人心之弱。
五代的丧乱使太祖皇帝懂得了统一与安定的重要性，也使本朝士大夫从此就对任何情况下的动乱深恶痛绝，欧阳修撰《五代史记》，便用通篇的“呜呼”表达了这种心态。可王安石与此不同。
神宗曾有一次问安石，有没有读过《五代史记》。
安石回答说不曾仔细看过，但见其篇首必曰呜呼而已。安石的意思是：哪里到了事事皆可叹的程度呢？！
安石不同意亦师亦友欧阳修的看法，其实就是表明他与本朝以来的普遍情绪迥乎不同，他既不畏天，也从不怕事。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在立场上与所有的人分道扬镳了。
尽管从司马光、范纯仁到韩琦、富弼都拥有不少有力的政治依据，可即使在传统伦理上依旧无法驳倒安石。祖宗旧法固然不可轻废，但因循苟简却不能不除，若法定而子孙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更改？这一点是安石在回答神宗对“三不足”的询问时而提出来的，它的说服力足以压倒一切。安石还拥有一件法宝，那就是任何一项有作为的举动都必然会遭致流俗的反对，只有以道胜流俗，岂有坐为流俗所胜的道理？安石自始至终都坚持这样的信念，并不断以此来影响思于进取的神宗皇帝，因此改革派取得政治上的第一个胜利是在意料之中的。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正月间，神宗在变法与反变法交锋最为激烈的“青苗法”上作了一个妥协：下诏重申禁止青苗钱对富户的抑配。在改革派来说，这种妥协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不失为一个以退为进的策略。不过，诏下后安石心情仍十分抑郁，以称疾不出并请求辞位表示自己对天子隐隐的不满。这一多少带有向皇上示威意味的举动使司马光感到愤恨，他一变往日沉稳持重只在理论上对变法进行驳斥的作风，公开发难。司马光当时任翰林学士，具有代皇帝批答奏疏的权利，于是便在安石的辞表上以神宗的名义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使得安石勃然大怒，上章辨白。最后神宗以“诏中之语，失于详阅”的手札表示了歉意，仍旧希望安石继续执政。
这件事情是个契机，使两位素来在私交上并无过节甚至还十分友善的人从政见分歧走向了面对面的对抗。司马光这一行动同时也激起了安石采取强硬的政治手段为变法扫清障碍，这也是变法走向深入后的一个必然。
在一系列的压力下，首先是范镇上表求去，诏许之；接着御史中丞吕公著、参知政事赵忭同被罢职。三位中书舍人宋敏求、苏颂、李大临亦被罢卸知制诰之事权。安石特别对台谏官员进行了调整，数月之间，人员几乎全被撤换。早在此前，权知开封府郑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诰钱公辅等就因不同意新法而被解职外任，范纯仁甚至在安石的盛怒下降职左迁，富弼、韩琦、张方平等一班元老也早已自动挂冠求外。到了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初，欧阳修、曾公亮甚至一度与安石尚还不甚对立的陈升之也在无奈之下自请退位。在这先后，苏轼、苏辙与程颢、程熙两兄弟也离开了朝廷。最后是司马光，在九上辞表后终于未能被天子挽留，先是出知永兴军，三月份，请求致仕被批准，归居洛阳。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自此绝口不谈政事，只是在洛阳埋头于读书著述。这也许是大痛苦之下必有大无奈的缘故，但更多的是他以自己独有的儒家精神在磨炼斗志，用沉默来表示抗议。这与那些囿于个人进退和好胜意气而信口雌黄、造谣中伤的人相比，倒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与此相应的是又有一批新人步入帝国政坛的中枢要地，诸如安石的左右手之一韩绛入兼参知政事，谢景温进入御史台，曾布出掌司农寺等。不过，神宗在这些人事过程中仍旧巧妙地作了一些调节，他不顾安石的反对，先后进一步提高了御史中丞冯京和三司使吴充的地位。尽管冯京的擢升是安石为调离吕公著而不得不作的让步，但这两位确都是坚决地反对新法的人。皇上的这一举动表明一个想法已经开始抬头：作为天子是不能容忍对立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的，否则独一无二的神圣权威必然会受到动摇。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十二月十一日，韩绛、王安石两人同时拜相，与此同时，“保甲法”和“雇役法”两项重要举措开始实施，标志着变法运动进入了高潮。此后的两年，变法不仅继续深入而且逐渐开始产生效果。先是在对外方面，王韶这位继范仲淹之后本朝又一位杰出的治边人才，在安石的一力支持下，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招抚了一个较大的吐蕃部落，使二十万人归附大宋，本朝疆土也因此拓展了近一千二百里。此后，王韶不断乘胜进攻，最终在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将西夏以南的大部分吐蕃部落收服，彻底切断了吐蕃、西夏之间的联系，成功地实现了他早在八年前就提出过的使夏人腹背受敌的目标。这是自澶渊之盟以来的第一个重大的对外军事胜利。这一次成功的取得固然与王韶的经略之才和安石的正确方针密不可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使得帝国的国防边备有了较大的增强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王安石主持下的新政方面，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是几个重要的变法举措实施推广的年份，继前两年的青苗法之后，雇役法再一次引起了广泛的反对，但由于安石的强硬对策，改革的趋势仍旧没能被反对派动摇。
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6节 人将如何忍公
在取得胜利的同时总是要犯错误，这是历史上所有的激进者共同的毛病。安石对来自反面的意见过于敏感了，他在政治上排挤一切的做法使敌对势力空前壮大，这种局面使得本来属于一种正义行动的改革看起来倒成了少数人一意孤行的倒行逆施。在野的受压制的一方似乎总是正确的一方，这种约定俗成的概念使得不少毫无原则的人跟着反对派同声谴责，也使得改革所面临的压力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即使安石从不畏惧所谓的天下怨谤，神宗却不一定能够无动于衷，更何况变法派内部本身并不都像安石一样具备这种不折不挠的天性而坚如磐石。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随着方田均税条约的实施特别是“市易务”这一机构的建立，更大的政治冲突终于爆发。
市易务的建立出自一位布衣之士魏继忠的建议，它的出发点是由国家来平抑京城过于波动的物价，打击垄断富商。其实质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物价低时稍增价买进，以保护普通商贩；物价高时则稍损价卖出，以保护平民。这一做法原先仅在京城实行，后来也逐渐推广到一系列重要城市和地区。这本是典型的国家干预政策，也是自古以来的常法，在理论上并无可厚非。但是，此中却有一个潜在的结果，即：政府同时也能从中得到一些利润。这就又不免使反对派老调子重弹，发出所谓的义利之叹了。惟一尚在朝中的元老大臣文彦博便认为这是有损国体的行径，在他看来，堂堂大国惶惶求利，实在是无可容忍。
更直接的导火线是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八月“免行钱”的实行，这是市易政策推行后的一个附带产物。所谓“免行钱”，其实就是一种商业税，它规定京城各行业按利润厚薄交纳，税款付讫后即免除各行户对官府的无偿供应。不用说，这种手段因为能在保护商业的同时更能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所以同样为反对者所痛恨；另外，货币税收总是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对立情绪，加上收钱标准和具体实行也很难做到公平无误，因此再一次引起争议并不奇怪。不过，免行钱一事引起严重的冲突倒不在于上述几方面，这一次惹起麻烦的根子在于它的打击对象同时涉及到了政府机关、宫禁及皇族中的有关方面。具体而言，就是负责采办公家及宫廷用度的大小官员和宦官，以及参与某些垄断经营的部分皇族。正是这个缘故，此法在实行一年后，反对的呼声几乎来自各个阶层，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此法颇“不便”，甚至有消息说，两宫皇太后亦为此泣下。巧的是，自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七月至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京城一带地区滴雨未降，引起了严重的旱灾，朝野纷纷传言：此乃朝廷收免行钱之故。有一位地方官郑侠甚至密上了一张《流民图》道：若将一切掊克不道之政尽数罢去，十日之内再不下雨，即请斩臣首以谢欺君之罪。这下不由得神宗不慌了，四月初六，天子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下令暂停青苗、雇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岂料，诏下后果真雨下。天命虽不可畏但天意却高远难测，安石第一次感到了无可奈何。
尽管吕惠卿在天子面前痛哭流涕，暂时使神宗收回了成命，只罢除了方田均税一法，但在如此天灾人祸面前，改革面临挫折已是在所难免。十九日，安石已无法再安其位，遂上表辞相，请求外任使职。神宗当然不甘就此罢休，天子更不愿相信他的一腔热诚竟会败坏天下，于是再三挽留安石，希望安石至少能以天子师傅的名义留在朝中，但这对安石来说已毫无意义，去意甚坚。在赴知江宁府之前，他向神宗推荐了韩绛代替自己，并特别擢升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以辅助天子继续未了之功。安石去后，变法的步子虽没有从此停止，但事情起了一些变化。
变法派成为了时事的中心。
在变法派的几巨头中，除了王安石，主要就是韩绛、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章惇五人。韩绛的地位最高，但才干有限，处事无方，他在前几年曾自请出使陕西、河东，也一无建树。曾布是安石好友曾巩的胞弟，时以翰林学士兼三司使，从地位上讲是仅次于韩绛的第二号人物，几年来与吕惠卿共同参与了绝大部分变法的筹划。曾布此人对变法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可也许是在与吕惠卿起草变法章程时意见不同而产生矛盾的缘故，他与吕惠卿关系一直不好，进而对时任提举市易司务的吕嘉问也有些不满。由于一时冲动，当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三月，神宗在一系列压力下密令曾布调查免行钱过程中的问题时，曾布竟不顾全大局，参劾吕嘉问违背市易原则并有不法行为，同时还间接地批评了一下免行钱措施。因为曾布所报与事实多有出入，而吕嘉问也有办事不明的现象，在曾、吕当廷对质后，神宗各打五十大板，两人皆被罢黜。曾布的这一做法显然在客观上帮了反对派的忙，自然使安石、惠卿极为生气，这是改革派内部发生的第一次裂痕。
吕惠卿无疑是变法派内部最关键的人物，也是除安石之外对变法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从熙宁二年到七年，他先后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司农司、国子监、军器监任职，兼任过知谏院、知制诰及翰林学士，直到入居参知政事成为副相。尤其重要的是，绝大部分新法的创制发明都出自他的倡议，包括许多具体内容的拟定；在理论战线，他与安石的长子王雱共同修撰由安石审定的《三经新义》，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所有这些都不仅为安石所肯定，亦为神宗所赏爱。因此，吕惠卿在安石之后成了反对派另一个主要攻击目标，为安石分担了巨大的压力。
惠卿极其聪明，更兼学识渊博，既不乏理论水平，又具有实际操作能力，是个典型的能人。这种人最大的可贵之处在于沉溺理想之中，具有高昂的工作热情和强烈的事业心，最大的缺点是不可避免地在人际关系上有欠周到。在具体工作中惠卿不仅难免与安石发生物抵牾，和其他人如后期参与变法工作的沈括、李承之等也多有嫌隙之处。在安石的主持下这种问题尚不至于突出，可安石一旦离去，隐患就开始暴露。曾布事件发生后未过多久，韩绛也对吕惠卿产生了不满。
尽管朝野闲话称韩、吕两人一为“传法沙门”、一为“护法善神”，但实际上韩绛并没有做多少工作，而是吕惠卿一力主持着变法的深入和对抗着各方面的攻讦。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六月，郑侠自攻击安石得逞后，又上了一道《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放言“国忠已诛，贵妃未戮，人以为贼本尚在”，矛头直指惠卿。惠卿展开反击，禀告皇上并使神宗予以重责，借天子之手压住了郑侠的嚣张气焰。紧接着在七月，惠卿创订“手实法”，加强了民户财产的清查，以保证免役钱的平均交纳。最后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正月又成功地将郑侠清除出朝，同时还使冯京被罢。惠卿一旦得以施展手脚，他的热情和创造力是无穷的，因此也免不了过于冲动，有些做法包括“手实法”甚至使远在金陵的王安石亦来信表示不同意见，这些都为他以后遭致无端的诽谤埋下了种子。在惠卿的风头面前，韩绛终于不能忍受，遂密请神宗重召安石。这个想法正与天子不谋而合，于是在安石罢相十个月后的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十一日，皇上又召安石复相。不用说，惠卿对此十分失望。
虽然他从心底来说不反对安石重执朝柄，但这件事情使惠卿受到了伤害是无疑的，因为这明摆着就是对他的不信任。跃跃欲试的雄心被兜头浇上一盆凉水，这种心情对任何人来说都无法排遣，惠卿当然也不能免俗。更何况安石受诏后竟一无辞谢立即就道，七天后就赶到了京城，更使惠卿十分伤感，开始萌生去意。改革派这次发生的裂痕十分明显，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变法今后的去向。
事实证明王安石选择重新回朝并不是个高明的决定。复相后不久，韩绛首先和他发生分歧，闹了点意气后竟挂冠而去；接着是吕惠卿又不满于安石对他的怀疑态度，心下十分伤感，也上章求外。天子自然无法体会此中的微妙，他问惠卿：何故无事而数求去？是否因与安石在商议用人方面有所不合？
惠卿的一番话实际上已经很明显了：“用人之议与臣去留无关。前此安石为陛下建立庶政，不料千里复来后竟一切托疾不问，与昔日大异，不知欲将大业付与何人？！”安石身体两三年来一直不好，但复相后托病不问事，在惠卿看来似乎是意有所指，所以他才说出此话。
神宗道：“安石何至于此！”
说到这里，惠卿的情绪已经控制不住：“安石不安其位，是因为臣在。不如逐臣外去一听安石，天下之治可成。”显然，惠卿同样也太过于意气用事了。
这一年的八月，御史蔡承禧奏劾吕惠卿与章、李定等人结成死党。接着，御史中丞邓绾又揭发出他与兄弟吕升卿强借华亭富民五百万钱，与知县张若济合伙买田之事。如此一来，惠卿自己要走都走不成了，十月，被罢，出知陈州。邓绾也曾不遗余力地参与了改革，但安石罢相后一度倒向惠卿，此番举报虽出于对安石的献媚，但肯定也得到安石的默许。就事论事地说，虽然惠卿的弟弟升卿在这件事上当负主要责任，但惠卿也不是一点过错也没有。在反对派来说，惠卿永远都是打倒王安石、分化改革阵营的突破口，因此他们一直在千方百计地寻找着机会，并不断地散布谣言，可一直没有得逞。令人悲哀的是，最后将惠卿撼落的却是改革派自己。内部的分裂比任何外来的力量都强大，这个事件就是再好不过的例证。
韩绛、吕惠卿固然要为最后的分裂承担主要责任，但安石也难逃其咎。安石执政数年来，由于敌对浪潮的浩大，不得已以一人与万人战，在长期的紧张与气愤下，固执的性格便显得越发突出。他不能容忍任何对变法的反对固然反映出他的鲜明斗志，但他不能容忍同一阵营的不同意见则是一种偏执行为，这对他所从事的事业显然是得失参半。一贯支持父亲的王雱，就在这个时候对他说了一句用心良苦的话：
“公不忍人，人将如何忍公？！”
安石当时默然，显然他知道自己的这个缺点。但天下人皆不同己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他无法对此释然。韩绛与吕惠卿的辞去又加深了这种感觉，安石矛盾的心态由此加重并不奇怪。在回到相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安石除了在道义上不断地为他的变法理论进行辨白之外，确实没有做进一步的实事，惠卿的指责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最后的契机是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六月，爱子王雱不幸英年早逝，给了安石以巨大的打击，他的无畏精神和一腔热忱终于从高峰坠落，遂不断上表请求告老还乡。此时安石五十五岁，人到晚年百事哀，贤者如安石，也没能避免这个人性共同的弱点。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安石第二次罢相出京回到江宁府，次年六月，又辞去“判江宁府”的官衔，正式退休。
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7节 历史也有着它独特的惯性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安石在江宁府金陵城东门外蒋山之麓，筑屋凿塘，号为半山园，在此度过了最后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安石虽未忘怀于庙堂，但更多地是在思考和反省，在寄情山水中排遣自己的忧伤。除了跨驴出游之外，安石总到附近的定林寺里去读书著述，他的《字说》就是此时写成的。
曾激烈反对新政的苏轼后来有一次路过金陵，安石没有忘记这位意见相左的后辈，野服乘驴谒于舟次。苏轼不冠迎揖，道：
“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安石笑道：“礼岂为吾辈而设！”依旧豁达豪放，一无鄙俗之气。
苏轼谈起早年因反对新法而被罢黜的旧事：“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
安石无语，往事又何堪回首。彼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此际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于是招苏轼共游蒋山。数日间，或论文字，或味禅悦，尽得相晤之欢。苏轼感慨而对人说：
“不知再有几百年，才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
实在而论，放眼寰宇纵目古今，也不会有第二人了。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安石大病一场，病愈后更不免意气消沉，他呈报神宗，将半山园改作寺院，并由天子命名为“报宁禅寺”。次年三月，神宗去世，又给了他一次重大打击，从此后终日只以读书为意，时时以手抚床而叹，有时甚至绕床终夜，不能入眠。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新法全部罢废时，安石业已忧郁成疾，四月初六，不治而亡，享年六十六岁。安石死时，他的老朋友兼老对手司马光也在病中，闻之亦怅惘莫名，他给吕公著写信道：
“介甫无他，但执拗耳！”信中又说：“不幸介甫逝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看来司马光也知道，对安石个人的刻意诽谤和诋訾中伤，绝非是真正的仁者应做的事。实际上，即使是对变法的谴责和反对，也并非都是出于高尚的目的。安石的生前身后名和新政的成败姑且不论，举国上下如此意气用事而争讦谤讪，一定会带来更大的恶果。
五
王安石离开朝廷与天子的倾向当然也大有关系。变法已经持续了九年多，在强劲的反对面前，本来就信心不足的神宗放弃锐进而转向守成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政治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妥协，神宗的后十年就属于这个渐变的过程。尽管如此，至诚恻怛、思怀振作而心忧天下的神宗皇帝依旧值得称许，没有神宗，就不会有王安石，更不会有十几年的变法图强。
历史也有着它独特的惯性。在王安石退休一年后的公元1078年，神宗改元“元丰”，元丰时代持续了八年的时间，除了在官制上作了一次大改动外，其余措旋都基本上延续了熙宁时期的做法。八年间，宰执之臣有吴充、王珪、元绛、章惇、蔡確、冯京、吕公著等人，基本上是改革派与中和派共同当政，这也是神宗后期有意识地采用“新旧人两用之”策略的结果。其中王珪居相时间较长，在延续熙宁新政方面，尤其功不可没。这位被人称为只会说取旨、领旨、得旨的“三旨相公”虽然无所发明，但他自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就入居参知政事，跟随王安石从事于新政，此番感于天子的知遇而勉力守业，居然也能做到顺其自然，绝非像传说中说的那样一无是处。
元丰的平淡是相对于熙宁的轰轰烈烈而言的。其实，神宗天子依旧年轻而有志建功，特别是在用武开边收复旧地方面一直心有未甘，但对外作战却始终未尝胜果。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那次对西夏发动的强大攻势，尽管兵民合计有近六十万人，可还是一无所获。改革固然使国家的财政和边防有所增强，可没能唤起帝国同仇敌忾的决心。早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辽人威胁要重划地界时，所谓“纳污含垢，且求安静”，以免一跌之失的主张就已经成为朝野舆论的主流。富弼在一道奏表中说，当听到天子有亲征的打算后，中外臣民益更忧惧，以至于“心陨胆落”。在这些懦弱胆怯的人来看，即使是弃北而西向，去征服稍显弱小的西夏，也是个招引祸患的事情。当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神宗决意西讨时，知枢密院事孙固认为“举兵易，解祸难”，吕公著认为“既无大将，不如且已”，老臣张方平嘱苏轼代撰奏疏，甚至说皇上好兵如同好色，所谓“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帝国的普遍心态如此，第二年九月，当永乐城这一控扼夏人的要害失陷后，皇上从此意志颓丧而一蹶不振，就不是没有原因的了。
我们这位有作为的天子死得太早了，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初五不幸驾崩时，年仅三十八岁。天子在这个年龄撒手而去，注定又要给帝国带来一位年幼的少君，这就是史称“哲宗”的赵煦，即位时年仅八岁，由祖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一个缺少专权的政治真空，往往是久被压制的在野势力重新登台的最好机会，这个月底，司马光入朝吊丧，便引起了京城的轰动。人们不仅总是同情弱者，同时还总在期望着新的东西，因为这样才有机会宣泄他们的怨气。在舆论的召唤下，这年四月，司马光被太皇太后起为陈州知府，五月，入朝为门下侍郎。翌年是新帝的第一个年号“元祐”，这年闰二月，司马光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丰改制后，尚书左右仆射即为宰相，左仆射又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枢密院、门下及中书两省长官、尚书左右丞同为宰执之臣。参知政事一职已罢。司马光闲居洛阳十五年后一朝平反，便彻底宣告了新法的寿终正寝。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做得如此坚决，如此迅速，如此义无反顾。在入相前后一年的时间里，司马光基本上废除了所有剩余的新法。此时的司马光，已经完全失去了旧日持正谨慎的面目，变得狂躁冲动，峻急严厉，不遗余力地从事着有生之年最后的事业。
新法并非一无是处，就是不少反对派也承认这一点。苏轼、苏辙就反对全部罢废新法，至少雇役一法可守而不可变；吕公著也认为青苗、雇役与保甲等法利害参半，只可调整，不应尽去。范纯仁甚至主张为国用考虑，亦无妨继续青苗法，但这些都动摇不了司马光的决心。从道理上讲，他此刻提出的理由甚至还不如十几年前那么有根有据，在新派人士章惇不断的辩斥下有时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但拨乱反正既是眼下的潮流，又为信任元老的太皇太后所赞成，他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病中的王安石一直保持着沉默，但当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雇役法终于罢废而重行差役法的时候，安石也忍不住愕然失声：“亦罢至此乎？”
安石无限感慨地对人道：“此法绝不可罢！我与先帝商议二年才行此法，已做得无法再详尽了！”
安石的疑惑其实毫无必要，因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本就在于事情的性质而不在于事情的内容。所以苏轼等人反对尽除新法，却不反对从政治上清除一切变法人士；司马光在废除各项新法的同时，设置“诉理所”以昭雪熙宁、元丰年间的各类人事冤抑，便明显是出于报复心理。原则争辩一旦成为快意恩仇，人身迫害也就不可避免。一贯温和而讲究仁义的本朝政坛，意气纷纭之外，又从此沾染上了血腥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