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蔡元培先生在国立山东大学成立四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国立山东 大学周刊》第８５期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４日。
⑤王淦昌《往事回顾》代序，《悠悠岁月桃李情》，中国文史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２页。
⑥以上均据山东大学校史第三章第一节临沂山东大学的创建；第二节 临沂山东大学的学风；第三节在华中地区创办的华中建设大学；第 四节华东大学的组建；第五节向新型正规化过渡的华东大学；第五 章第一节：山大华大合并。
⑦据《华岗传》，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３９页。
⑧《中国社会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６９－１７０页。
⑨《山东大学校史》，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１９１页。
⑩同上２０２－２０３页。
紜{1}据《华岗生平简介》，《华岗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 １至４页。
紝{1}《山东大学校史》，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３５页。
紞{1}据《华岗传》，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４９页。
紟{1}《揭发束星北的反动思想》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紡{1}刘洪宾采访录，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２日。
紣{1}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紤{1}同上。
紥{1}华岗：《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 第五页。
紦{1}同上，第一页。
紛{2}《揭发束星北的反动思想》第２页，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紜{2}同上。
紝{2}刘洪宾采访录，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２日。
紞{2}据吴富恒《华岗校长的生平》，《悠悠岁月桃李情》中国文史出版 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７—４８页。
紟{2}据刘洪滨采访录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２日。
ＳＨＵ ＸＩＮＧ ＢＥＩ ＤＡＮＧ ＡＮ
第六章 遭到驱逐(1)
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山东大学决定对束星北展开公开批判。罪名是“公开地反对辩证唯物论，公开叫嚷：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第二；公开地反对并抵制‘全面学苏’”。①
五十年代初到“反右”之前，“知识分子改造”、“院系调整”、“全面学苏”构成了高等院校和知识分子的生存背景。如果说，“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是一次极为有效的知识分子自我否定的“洗脑运动”，紧跟其后的“院系改造”和“一边倒”学苏联，便是彻底摧
毁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基础——教育体制和旧的生存方式的运动。
首先由于我们的社会，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而在教育上资产阶级那一套——理论、制度、内容、方法等，对于我们根本上不适用，只有苏联先进的经验，足以供我们借镜。中国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教育，只是毫无计划地搬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再加上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若干措施。解放以来，教育上封建的法西斯的遗毒，已经基本上被粉碎了，但资产阶级的那一套，直到今年教师改造思想运动以前，还在很多学校中占着实际的统治地位，甚至于在教育行政机关若干工作人员的头脑中，也有相当影响。由于他们留恋甚至迷恋资产阶级那一套，对于我们教育上的革命办法以至苏联的先进经验，就抱着歧视或对抗的态度。这就障碍着课程改革，障碍着院系调整，障碍着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并因此不能很好地编出新教材，不能很好地运用新的教学方法。资产阶级教育上那一套，通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搬运过来，本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并且许多理论是错误的，不能适应新中国各项建设的需要。因此，改造教师思想，打破资产阶级的一套，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这对於我们今天的教育建设，是有头等重要意义的……②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面学习是“全面否定”之后的“全面照搬”。在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上，教授导师的个体教学制被否定后，取而代之的是苏联的组织模式：集体教学；在课程内容上，逐步删除了欧美资本主义腐朽的内容，大量采用了苏联的材料：
如化学系的某些教学小组经常把苏联科学小丛书上的化学先进发明吸收到教材中去；普通植物教学小组在集体编写讲义过程中，也批判了过去一本常用的美国教本之后，采取了米丘林的研究路线，在他们的教学过程中，即按照着米邱林的原则来分析生物的变化，又如普通化学教学小组也根据列宁的学说来解释物质的概念；根据苏联学者对于唯能论的批判来讲质、能间的关系；根据热的运动与分子吸引力的矛盾，来解释气体液化的现象。动、植物系也根据苏联学者勒伯辛斯卡娅的活质学说，来批判旧的细胞学说；根据巴甫洛夫对于生物整体的观点，来批判欧美学者研究生物现象的破裂分割的观点。数学系也根据列宁的反映论，来批判“数学是人类理智的创造”的错误观点等等。
……
为了使高等教育适合于国家大规模计划建设的需要，逐渐改革过去“通才”教育的旧制度，本校各系现已遵照中央教育部的指示，在校行政的领导下，研究采用苏联“专业”设置的经验，如动物系、海洋系、物理系、水产系、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等都准备设置不同的专业和专门化，使学生所学知识逐步专门化，以培养适合于于祖国建设需要的专门人才。
此外医学院在学习苏联先进教学经验上，也有相当成绩，并开始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实行了“重点分科”制，附设医院吸取苏联医学先进经验的成绩更为显著：组织疗法、无痛分娩法都先后实验成功和大力推广。正因为大家要求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迫切，所以学习俄文已成为大家的一致的要求，这学期来全校仅教职员中参加业余俄文学习的就有３８０多人，就连一些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也参加了俄文的学习，早晨晚上在校园内经常听到读俄文的声音，各系教学小组和教研组对每个参加俄文学习的教师也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求在一定时间内能读有关本系的俄文业务书籍和进行翻译。……③
尽管有些人，对摧枯拉朽、“全面改版”的革命难以接受，心存抵触，却无人公开抗拒时代潮流。解放后的历次运动，特别是“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大致解决了知识分子的“基础”和“头脑”，使他们从整体上失去了“声音”，放弃了“自我”。
在这样的背景下，束星北意欲对抗潮流或扭转校正乾坤的企图，便显得尤为不合时宜。
束星北反对“一边倒”学苏联的意识，最早可追溯到２０年代末的亚欧考察。在那次探索社会出路，寻找救国良方的考察中，社会主义的苏联给他留下了很恶劣的印象。在他的意识里，苏联是个专制主义国家，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德国进攻苏联的初期，他们之所以被打得措手不及，晕头转向就是证明。最初的代价完全可以说明他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差，当然和斯大林的专制主义也有直接的关系。”④
束星北认为，“院系调整”是急功近利，是一次破坏：“院系调整”简直就成了法律。“所有的私立学校取消了，大多数的外国教职人员和行政人员离开了中国。斯大林模式迅速地在清理一空的中国高等学府校园里扎下根来。西方式的文科学院和通才教育取消了。为了适应眼前利益，使好不容易成为通才的人再变成专家，使本来就很细的系还要再进行划分。一些大学变成了短训班或职业职能训练班，这同大学宗旨体制相悖，是倒退。”⑤
第六章 遭到驱逐(2)
中苏签定了中苏友好互助条约，人们都沉浸在两国蜜月的喜庆气氛中，束星北却忧心忡忡地告诫人们说，沙俄向有侵吞占领的本性，这一点他们和其它帝国主义一样，“这样下去，要把我们的矿产给平分了。”⑥
在与华岗科学与哲学之争时，束星北曾公开地摆出自己对科学有无阶级性的观点。他认为：“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等）本身没有阶级性，数理化是全人类文化的共同积累，谁
都可以使用，如果这些人类共同文化瑰宝只是因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使用了，我们就不能再碰它，岂不是因噎废食吗？”⑦显然这一点也是针对“全面学苏”所言。他认为：“苏联的科学水平是比较差的，像样的物理杂志一本也没有，科学全是抄袭德国人的。科学家也大都是二流货色。”有人反驳说，那么巴甫洛夫、门捷列耶夫算不算第一流的科学家，他说，“据我所知，那是沙俄时代培养出来的。科学也好，技术也好，都应当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去做，不能搞虚的。苏联之所以不行，就是会议太多，政治学习太多。”⑧对于科学技术，他认为必须向最先进的国家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是自由的；既不要参加政治学习，开会可以随便不到；说错话甚至骂骂人也没有斗你；以为‘言论自由’是科学发展的保障，是文化勃兴的基本因素。”他虽然没有公开地提出要向最先进的西方国家如美国学习，但所言所指，人人皆知。
本来，束星北的对抗还仅限于物理系或和朋友的小圈子里，当他得知帮助高教部制订中国教育大纲的苏联专家是个副教授时，再也不能忍受了，他站出来用书信直接向高教部提出了质疑：“我听说高教部帮我们制订教学大纲的＜苏联＞顾问是个副教授，他本身的教学经验都很浅薄，我们也得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转。我们为什么要这样，非得让人家当瘪三一样看。”“我看这是胡弄，这样下去，有亡党亡国的危险。”⑨
在运动大潮面前，束星北并非单枪匹马，他的思想言论，在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当中，还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只是将一些人埋在心里的所想所思和不满非常情绪化地表达出来。他也常常因“革命”不能成功，而采取一些过激的形式。
刘洪宾：
束星北的思想显然不是独立的，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比如他对大学的政治化倾向、专科教育（实际上所谓的专科教育也是一种临时的过渡性的档次很低的教育）、工农速成班的成立等等看法，我们都有同感。不同的是，我们将想法和不适埋到肚子里，而他一定要讲出来，即使引火烧身也在所不惜。
在中国，一个事件一旦成为全面运动了，也就成为灾难了。全面学苏也是如此，比如有英美背景的臭了，英文也就跟着臭了，大家便赶快转俄文，一些知识结构早已定型，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也跟着突击俄文。教本教科书全部都要使用苏联的，都得现翻译。束先生有一本电磁学本是高教部的约稿，可是“一边倒”之后，高教部便找人翻译苏联的有关教科书，束先生的书便被搁置起来。束先生的书动用了多年的积累，连一些苏联专家也承认是一部充满独立思想，水平极高的高等教材，突击翻译出来的苏联有关教科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他能不有气。再比如，大学使用的初级物理学课本，没有磁学光学部分，这等于只有头尾而没有肚子。还有更荒唐的，反美连摩尔根和他的基因学也一起反掉了，大家只能跟着苏联伪科学家李森科和米丘林后面跑。这样的事，明白的人自然有气。
束先生是出了名的“反对派”，早在来山大之前我们就知道了他的一些传奇经历，如为了苏步青而拳打“整改”小组组长；“三反”之初，在食堂门口贴挑战书，要与那个揭发他囤积大米的教授当众论战，吓得那个教授好长时间不敢见人；知识分子改造时期，他是惟一一个不写“忏悔书”的人。⑩但束先生毕竟是个学者、科学家，他的“抗拒”形式通常还都是理性的，只是万不得已了，才采取非常方式。如他对“全面学苏”的不同看法，最初就是正面接触：他不断地向学校领导提出自己的意见，也不断地用书面的形式向学校领导或高教部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希望。只是当正面渠道行不通后，他才以个人的特别方式来进行“抗拒”。他以年事已高，知识结构早巳定型为由拒不学俄文，也不使用苏联教材，人家都按照苏联模式进行集体教学了，他还我行我素，继续着师生相承的老路子。如此等等。他与学校的对抗实际上是方向性的对立，因而也就不存在调和，就像他同华岗校长的哲学争论一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潮流之下，束星北的声音是微不足道的，他“扭转乾坤”的企图只能招致越来越强烈的批判和政治压力。但他不会认输，不想被潮流所淹没，在“声音”失去空间后，他便退守到自己所管辖的“地盘”上，继续“抵抗”，他仍用自己独到的教育方式来同社会主义“争夺阵地”。
大学在政治万能的影响下，一个人的进步与好坏，首先要看他的政治热情和政治水平，学生在这样的氛围里，自然对数理化或其它学科的兴趣和欲望越来越小。在学校，只要是党员，无论品行怎样，学习多么差，也一样保持着“尊贵”之优。氛围给人们的感觉是：政治好了，一切也就好了。什么是政治呢？首先是政治学习、马列理论的学习，再就是向组织和党靠拢，立场坚定，原则分明，敢于向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做严肃的斗争，积极参加各项活动，诸如：上街游行、集会、刷标语、贴喜报等等。在这样政治气氛的影响下，学生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大，课堂和业务的学习时间越来越少，范围也越来越小。很多头脑正在发育的学生已无心学术和知识的争拼，而是想方设法地去察言观色、洞察风向、投机钻营、牟取政治资本。
第六章 遭到驱逐(3)
束星北对于学校日益升温的政治学习热潮，无力抵挡，却可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搭台子唱反调。为了把那些躁动不安的学生拴在课桌前——向不善思想工作的束星北，在华岗和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师大讲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时候，不断地向学生灌输牛顿、爱因斯坦、海伯森、狄拉克、玻尔等等科学家成才成名故事和经历，他也不时地用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的学风学制和学子的精神来激励他们。他早早地就提出“红与专”的概念，他让学生们讨论两者的关系，让他们知道，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靠什么。“如果学生和老师都
去做政治家、理论家，那么，社会主义建设靠谁来搞：工厂企业谁来建，大炮坦克谁来造，量子力学，相对论或尖端科学谁来研究？” 为了让学生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学习中来，分散他们的政治学习和社会活动的热情与精力，他不断增加测试、考试，常常是五天一大考，三天一小考，弄得学生疲于奔命，他还不知趣地将学生们分成两帮，一帮是有心学习没有很强的政治欲望的学生；一批是政治当头，积极进步积极靠拢组织的学生。对前一种学生，他想方设法稳住他们，小心地呵护着他们。对后一部分学生他采取拉拉打打的办法。他的目的是“挽救”他们。对于那些完全做了政治的“俘虏”的学生，他或者不闻不问、一味地冷落或者寻找机会“打击挖苦”他们。
束星北的思想和行为在一定范围里“造成混乱”，不但引起了学校的警惕，也遇到了物理系党支部书记李哲明的抵制和斗争。也许碍于师生关系，最初斗争还属“内部的”“地下的”，当束星北和华岗的因哲学科学孰大孰小，孰先孰后之争的矛盾公开后，学校的领导和李哲明对束星北的斗争性质发生了变化，一直在“后台”对束星北进行监督、抵制的李哲明走上了前台，开始和束星北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部分师生也围绕束星北和李哲明分化出两种力量。一方面是学校、是潮流、是绝大多数，一方面是极少数、是代表着反动、落后的东西，因而，胜败早在硝烟未起之时，已经分出。
如果说束星北与华岗的“恩怨”是两种意识行态、两种价值观念的交锋，他和李哲明的冲突与斗争，却有其它一些心理心态方面的原因，至少矛盾的起因缘于个人恩怨。
李哲明于动荡的年代（１９４５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物理系，１９４６年，年仅二十岁的李哲明被聘为山东大学物理系助教。１９４６年正是全国学运频发，游行示威、罢课罢学的运动如潮如涌。血气方刚的李哲明深为感动，在山东大学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九个小时的辩论大会上，他勇敢地站到了学生的一边，并登台作了极为鼓动人心的演说。在这一次大会上，他出色的口才和坚定的立场受到了学校地下党的注意。在紧跟其后的由学校自治会组织举行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中，他和大学学生骨干手挽手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二百多名进步学生遭到毒打，四十多人被捕。这次名为“六·二惨案”的示威游行，轰动了全国。由于成功地配合呼应了中国学运的大潮，这次学运，被誉为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英勇而悲壮的一役。李哲明在这次运动中，虽没遭逮捕，也没有受到皮肉之苦，但是他英勇无畏的精神给进步学生和地下党留下深刻印象。在以后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六·二惨案”中被捕学生的斗争中，他又同进步学生一起，争得了社会名流和一些群众的支持，成功地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了“六·二惨案”被捕的全部学生。新政权成立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大学的中坚力量、干部苗子，受到重点培养。
为了弥补新大学教育与师资力量的不足，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自己的教育队伍，山东大学将一批政治可靠，年轻有为的学生、教师迅速地选拔到教育岗位上来，可是很快发现，匆匆上岗的年轻的教师大多不能胜任他们的职位。大学只好让大部分年轻教师重新“回炉”。李哲明尽管已有了几年教龄，仍被下放到这个队伍里。本来这项师资教育规划期限定为三年，出于对飞速发展形势的考虑，山大校委会几经研究，决定将三年学期压缩为一年。为了能让他们尽快地扛起大梁，大学让最好的教授为他们“掌勺”。
“院系调整”后，刚刚从浙大来到山大的束星北便成了李哲明等青年助教“回炉”班的第一任老师。
方楫明（南方某大学物理系主任，五十年代初为山东大学物理系助教，束星北的学生）：
客观地说，最初李哲明对束先生还是很尊敬的，因为李哲明的启蒙老师王普 是束先生的好友，两人一直保持着很深的交往。在做束先生的学生前，李哲明已对束先生耳熟能详了。我记得李哲明多次给我讲束先生，多是在浙江大学时的故事，如数家珍一般。但是束先生对王普的弟子却一点也不客气。
在我印象里，束先生，对我们“回炉班”的教育还是很卖力的，他虽然不苟言笑，可回答起问题来却是很有耐心的。以后想起来，我们有一些问题提得是多么幼稚可笑，尽管如此，他也是不愠不怒，逐一回答。他常说，你们基础水平低一些，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用心，只要用心、心无旁骛，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第六章 遭到驱逐(4)
那个时候，运动多，社会活动多，我们大都是“苗子”“骨干”，自然要积极地参与，说不分心是假的。矛盾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认为我们这些人心浮意躁，没有责任感，没将心思搁在学习上，却只想着当政治家。当他同华岗校长为了哲学和科学谁前谁后的战火爆发后，我们好像也跟着受到牵连，一些学习不行却又热衷政治活动的学员常常被提溜起来发问，回答不出来是自然的事，于是“笨蛋”、“草包”、“狗屁不通”等不雅的语句便如连珠炮一样发泄到他们身上。
一个学期还未结束，很多学员对他有了反感、恼恨，将他的课堂视为险途，即使一些曾对他崇拜尊敬有加的学员也开始躲避着他。尽管如此，李哲明却还在有意维护他，常常替他开脱，替他摆好，让大家以理解宽容的心胸对待他。但是李哲明的好心并没得到好报，在课堂上，问题答不好，他一样会当众“受难”。
一年的学业结束了，好多人都有解脱了的感觉，可是束先生却不想放过我们，他跑到大学有关领导那里阻止我们毕业。从以后揭发出来的材料来看，他将我们的水平评估得很低，认为我们这些“回炉班”的学员，根本就不是“成品”，甚至连半成品也不是，根本就不能“出炉”。他说我们中间有些人连初等物理的基础都未打好，若是让这样的人去做教员的话，简直就是视教育为儿戏，不但误人也会误己。他执意让校领导，将压缩为一年的学期，再改为三年。
那是个急功近利、一日等于一年或几年的时代，大学极需要有思想觉悟有革命激情的新生力量走上教育岗位，因而，束先生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于是我们这些“非成品”最终还是按着预期的安排走上了课堂，成为社会主义灵魂工程师。
本来，我们以为“解放”了，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没想到，束先生没放过我们，他像是索债的债主，一路追讨过来，让一个个刚刚拿起教鞭的年轻教师们个个心惊胆战，李哲明与束先生的怨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束先生“讨债”的方式很独特，有一段时间，他几乎什么事也不做，天天在我们上课的几个教室门廊前溜达，他像个心怀鬼胎的侦探一样，不时地从窗户或门缝往里瞅或驻足听听，感觉有问题了，就悄悄地进来，在后面找个座坐下来，掏出小本来，将发现的问题一一记下来。然后再“秋后算账”。他的所谓的“秋后算账”不外是课后或周末将一些“营养不良的孩子”提溜到教研室，吃些小灶。礼拜天就让他们到他家里。不过很少有人买他的账，背地里都管他叫“瘟神”。他让我们老是紧张心怯，一旦听到走廊里有动静，神经便倏地绷起来。有这么一个讨债的“瘟神”，我们再小心谨慎，尽职尽责，也难免不出漏洞。挨训挨批是少不了的。挨批挨训也没关系，关键是有时他不会顾及到你的脸面，让你当众出丑。李哲明就为这事，和他结了怨。
那天，我去听李哲明的课（学校规定助教们之间相互听课，相互提出改进意见），他好像讲的是物体运动。我相信，他一定是做过精心准备的。李哲明的口才很好，平时发言讨论，他总是头头是道，有条有理。讲课也是这样，一节课四十五分钟，他可一口气就讲下来，大家都很佩服他这一点。说实话，那堂课，我听不出来什么问题，我敢肯定学生更不会发现什么问题。可是中途，束先生闯了进来。显然，进来之前，他在门外已经观察了不短的时间。进来时，脸拉得很长。我记得他走上讲台后，二话没说，摸起一根粉笔头来就在李哲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重点提示上打叉。他先是在一些公式上打出一些小叉，然后又在每一个单元上打上几个稍大些的叉，最后一个大叉几乎够到了黑板的四个角。
束先生也不管李哲明什么表情，会受到多么大的伤害，开始从他第一个打过叉的地方讲起。李哲明退到一边，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涨得通红的脸，深深埋下。束先生一直讲到第二堂课的铃声响起，才想起李哲明。他说：我给你们说过多次，任何事情必须首先得自己弄明白了，搞清楚了，才能讲得通讲得明白，如果连自己都搞不懂，怎么指望让别人听明白。
场子是怎么散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事后，李哲明跑到华岗那放声大泣，他认为自己当众让束先生给出了丑，失了面子，无法再进课堂了，一定要华岗为他主持“公道”。华岗听了李哲明的哭诉后，并没马上表态，而是把听示范课的几个老师（其中也包括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询问。本以为华岗校长至少也要找束先生谈谈话，可是此后却没了下文。我听别人说，华岗之所以没有做出处理，是认为束先生除去方法欠妥外，并无大误。李哲明因此与束先生结了怨，以后李哲明当了物理系党支部书记，与束星北的矛盾越来越深，不能说与这事没有关系。
按照学校的旨意，首先要将束星北的反动思想和意识公开示众，要让人人都明白他的思想和意识的危害性，以达到分化和孤立他的目的。学校的舆论工具加大了力度，校刊校报等专门辟出走什么道路，选择什么方向的专栏，让师生来参与讨论。物理系各班级的党团员骨干，多数成为支部书记和“内应”、“密探”。束星北在课堂上或私下里散布的“谬论”，都会有人向上汇报，并成为落到他自己头上的“炮弹”。
第六章 遭到驱逐(5)
学生也面临着选择。束星北当年的学生王景明曾谈及那时的感受，他认为，最初多数学生是有学习欲望的。束星北的才华和教学能力深得学生的敬仰。因而，他的一些“反动言论”很有“市场”。他们崇拜他，相信他，也觉得他的一些落后话说得在理，至于那个不苟言笑满身“阴气”的党支部书记，多数人却很反感。可是一旦以阶级和营垒划线了，选择束星北还是选择李哲明，实际上成为是选择一个反动教授还是选择党的原则问题了，学生们只能抛弃束星北。
一些同情或支持束星北的师生，在斗争公开化后，有的开始反戈，有的只有沉默。在支部书记的领导组织下，束星北的“队伍”很快就被瓦解了。可是即使成为孤家寡人的束星北也不轻易言输，他且退且战，大部队抓不住了，就单兵操练，只抓几个愿意被他蛊惑、蒙骗的“苗子”。在这种胜负早就确定的较量中，他的班很快就与其它班拉开了距离，每每学校会考，他的班成绩一定是最差的，成为学校领导时常需要“关照”介入的班。学生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就像当年闹学潮对付国民党的反动教授那样，不断地给他出难题，找麻烦，他的课堂已没有了纪律，迟到早退或旷课时有发生，有时他们干脆在支部书记的默许下集体“罢课”，让束星北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教室。
即使如此，他也不放弃，不退缩。他仍然靠自己的力量和教育方式来影响学生。对系里的同行，特别是年轻的教师也是如此，他一定要用自己的思想和方式来影响教育他们。尽管他失去了绝大部分阵地和师生，可从没有全军覆没，无论何时，总有一部分人利用各种方式来追随他，支持他。甚至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地和他站到一起。王景明就是这样一个人。
王景明是社会主义新大学中培养出来的优秀的新生力量，可是他却和束星北这样的人弄到一起，这让很多人困惑不解。
王景明是华东大学短期训练班的第三期学生，两校合并后，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送进“回炉班”成为束星北帐下的学生。他出身贫困，最初报考华东大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每日有一碗大米饭果腹。三大战役之前，部队需要新鲜血液，他曾咬破中指写下了我要上前线的血书。为此受到华东大学最高领导人的表彰。在山东大学的一些领导眼中，王景明是个谜。他本是上级着意培养的革命中坚和骨干。他的方向本应同李哲明等年轻教师一样，经过培养和训练，然后走向教育领导岗位。可是他却成了束星北的“俘虏”，成了一个跌进资产阶级泥坑的“败类”。王景明成为束星北俘虏的过程很简单：束星北刚来山东大学时，应大学物理教研组的要求，作了一次有关力学教学的总结性报告，其后又就表面张力、电磁场、以及光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等问题作了几次报告。王景明折服了。他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时称：束星北手里拿的是一根魔杖，轻轻一点，就为你的世界打开了一扇天窗，让他如梦初醒般地发现了一个令人着迷神往的宇宙。王景明不仅在学术上钦服束星北，性情、思想也与他相近。束星北的很多“反动言论”正是他所思所想的，而束星北那些大谬不经的行为，在他看来简直是英雄壮举。在束星北一步步走向自己营造的深渊，越来越多的崇拜者都弃他而去后，王景明仍然保护、捍卫着自己的偶像。
１９５３年，山东大学与苏联一家大学结成姐妹学校，并达成互派进修生协议，校领导看出王景明的一些思想苗头，有意挽救他，决定让他赴苏联进修学习。第一批名额极为有限，能有幸中选，本是年轻教师或助教们梦寐以求的事，可王景明却违拂了领导的良苦用心。他的理由很简单：山东大学有了束先生为什么还要去苏联？苏联有他这样的物理学家吗？
在山东大学对束星北的无数斗争会上，王景明从没有违心揭发批判过自己的恩师，更不要说造谣生事了。即使面对威逼、恐吓也是如此。在关键时刻，甚至不惜自毁其身也要站到老师的一边。“文革”初期，他被以莫须有的叛国投敌的罪名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在狱中度过了近二十年。 有人问他，被束星北牵连到如此程度而如何感想时，他仍不悔悟。他警告那些在运动中整他和束星北的人：你们是错误的，你们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历史早晚会证明这一点的。
学生们在支部书记的领导下，用各种形式“造反、革命”时，王景明一定会同束星北站到一起。如果那天学生“罢课”，王景明定会来选听束星北的课。在他的影响下，一些学生竟冒着风险回到教室，回到束星北身边。
王景明属于特殊时期的一个现象，而王景明现象让学校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校方认为必须对束星北采取措施，可又没有很好的办法。束星北毕竟是个全国知名的教授，而他的思想言论又多属于思想言论方面的问题，人尽管反动落后，但还没有明显的反革命行为，因而还不能给他定论或定罪。但校方又不能任其发展下去。他们最担心的是，这样下去，像王景明这样的变质分子会不断地冒出来。支部书记李哲明决定和物理系的学生们联合驱逐束星北：“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兴大学，绝不能再让一个披名教授、大学者外衣的豺狼为非作歹了。” 让束星北离开物理系，离开学生，无阵地可守，无流毒可播。校方认为非常时期，这不失为一个纯洁校园革命队伍的好办法。
第六章 遭到驱逐(6)
山东大学党委：
我们四年级全体同学忿〈愤〉怒地和坚决地控诉束星北对我们的毒害。控诉束星北反党反革命行为。束星北你听着，你必须老老实实低头认罪，澈〈彻〉底交待一切问题。他公开地谩骂党行政〈部门〉，挑拨同学与领导的关系，在课堂上宣扬唯能论，散布毒素。
１、三年级第一学期，我班因力学测验有多半同学不及格，《新山大》上反映了这个情况。束星北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恶毒谩骂党和行政〈部门〉。〈他〉先划了一条向上弯的曲线说：“我是让你们学好，尽力拉你们向上弯。”接着他又划了一条向下弯的曲线说：“偏偏有一些人为了讨你们的好，让你们图眼前舒服，把你们往下搬。他们高高坐在宝座上，根本不懂科学，是做官的，他们是“狗”；又说，我不忍心让他们把你们往下搬，我不能再教下去，我不干了。（摔了粉笔就走了）……
２、本学期讲到场论中物理与能量的关系时，束星北趁机大肆宣扬反动的唯心论。他说：“能量与物质好比大船和小船，小船可以放在大船上走，小船也可以自己走。能量就是这样，可以藉物质传播，也可以离开物质单独传播。”束星北就这样造成了许多同学思想上的混乱，有的甚至吸收了他的唯心论观点。束星北就是这样利用以大学教授的名义，以他所谓科学家的态度，利用同学们追求知识的欲望来宣传唯心论，达到其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目的。
３、除去公开放毒外，还私下里拉拢个别同学。有一次，他对徐某某说，现在有些人尽谈哲学，其实哲学是玄学，没甚意思。还有一次，束对徐说，以后分配工作，主要看业务，政治上表现得马马虎虎，不好也不太坏，能敷衍过去就行了，并鼓动徐说，什么事也不要管，好好读书，先生总是喜欢读书的学生。他还在班上说，你们的底子太差，大概是以前参加活动太多了，像参干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影响了你们的学习。〈由于他的影响〉我们班上的徐某某甚至向团组织要回了团员〈入团〉申请书，这是对革命事业多么大的打击，以前我们找不到根本原因，现在我们知道了……
４、束星北不仅散布毒素，在教学上也不负责，消极怠工，破坏教学计划，打击同学情绪和信心。表面上他似对同学负责，关心同学学习，实际上，他的教学根本就没有计划，上课乱讲，从不考虑大多数同学的实际情况，同学听不懂，他就大骂“笨蛋”、“草包”，对学习较差的同学（郭、刘）甚至都不屑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山东大学党委：
１．束星北受到批评后〈因在会上公开与华岗唱反调〉，经常与陈成琳〈物理系青年教师〉接触，陈在思想上成了他的俘虏，有时经其他同志批评，陈有所感悟，束便说他投降了，追问他都是和谁谈了话。因而陈的思想总是（反反复复）不能得到扭转。
２．最近经常拉拢刘洪宾，有时还请刘到其家喝酒，据刘说，是让帮其接洽高教部，出版他写的“电磁学”一书。可是因高教部在忙着翻译苏联有关教材，未能接受，束便大骂高教部是混蛋。刘最近表现不好，可能是受了束的影响。
３．周北屏未戴校徽与校警发生冲突后，要提出辞职，束便借机挑拨说，校徽的事是枝节问题，应该找出事情的根源。要查一查是什么人让他们这样做的。〈他还说〉学校拿教员不当人，只认校徽不认人，是极端的官僚主义，他华岗进校门戴不戴校徽？现在说是民主了，比法西斯还要厉害。他还说，以后要同周北屏一起走……
４、经常扯郭〈贻诚〉院长的后腿，用的是又打又拉的方法。在会议上他说郭是傀儡，李（哲明）是太上皇，会后又找郭谈天，给他灌米汤，希望他不要总是参加政治活动（你终归还算是科学家，为什么整天跟在他屁股后面）。
上上下下构成了一张网，束星北越是挣扎那网收得越紧。他的结局只能是离开物理系，离开讲台，一时间成了一个无人敢要也少有人敢接触的“游侠”。
注释：
①据《揭发束星北的反革命言行》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二卷第１３—１７页。
②《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人民教育》社论，载于 《新山大》第６８期，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２２日第四版。
③《全校师生逐步树立科学“一边倒”思想，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已获 相当成绩目前广大教职员学生已投入学习俄文的热潮》，《新山大》 第６６期。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８日第一版。
④《束星北的反革命言行》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第２页。
⑤据《束星北的反革命言行》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第２页。
⑥《束星北的反革命言行》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第６页。
⑦同上第１页。
⑧同上第８页。
⑨同上第１２页。
⑩《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束星北是浙江大学惟一一个抗拒运动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对查三代、揭家底、自我否定、为过关而无中生有、自我污蔑的现象，深恶痛绝，因而拒绝参加这样的“毁灭尊严的运动”，拒不书写“不堪其辱”“忏悔录”，也不承认运动小组给他提出的意见。他认为：“‘三反’中认为浙江大学搞错了，运动初期（尚在浙大）藉口‘三反’有偏差，不肯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并以浙江省沙副主席的名义，到处收集反动意见，避免检查自己的反动立场，先后经过大组、小组及个别同志的帮助，历时两个月，最后还是不同意小组给他提的意见。”（《束星北登记表》中共青岛市委统战部１９５３年８月４日。束星北档案资料菜装卷。）
第六章 遭到驱逐(7)
刘洪宾采访录，１９９５年５月２日。
据《揭发束星北》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二卷，第５６页。
王普是中国著名原子核分裂专家，三十年代就任教于山东大学，不久，被派往世界科学中心德国威廉皇家学院学习，学习期间，他参加了原子分裂的早期实验研究，从而成为中国
最早从事原子核分裂研究的学者。他因最早发现铀和钍原子核分裂时放出的迟发中子，而扬名学界。他的这一发现对以后的核裂变反应堆的物理过程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王普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先是到北京辅仁大学物理系任教，抗战结束，山东大学在青岛复员，王普重返母校。李哲明在辅仁大学有缘成为王普的弟子，并在他的麾下读完了大学物理（普通物理）。辅仁毕业后，李哲明之所以选择了山东大学，与他老师的选择有直接的关系。
方楫明采访录，１９９４年８月１４日。
王景明在狱中一直呆到１９７８年。这一年束星北复出。复出后的束星北第一件事便是营救他的学生王景明。他通过有关领导与关押王景明的山东省第一监狱交涉。因历史等原因，王景明的“案情”被搞得错综复杂，逐一理清洗净需要过程，为了避免学生在黎明之后的漫长的甄别核查和手续办理中绝望，束星北托人将大量的物理、数学书籍和国外一些较新研究资料送进监狱。王景明被无罪释放后，束星北又让他作为助教陪伴左右。一年之后，束星北认为学生的心身和业务能力都“恢复健康”后，才将他放到海洋大学（时为海洋学院）。此后，王景明担任了海洋大学物理系教授、主任、博士生导师等职。
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二卷第９页。
同上第２至３页。
同上第７４－７６页。
１９２８年，束星北赴美前夕在中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公馆前与全家人合影留念。
竺可桢时代（１９３６—１９４９）的浙江大学，被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称誉为“东方剑桥”。左图：著名地理气象学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右图：竺可桢和夫人与学生们在一起。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竺可桢率领全校师生辗转西迁，初迁至江西天目、建德，继迁江西吉安、泰和，三迁广西宜山。１９４０年２月迁至贵州，在遵义、湄潭、永兴办学七年，直至抗战胜利。西迁历史被称为“文军长征”而载入中国高等教育史册。图为浙江大学湄潭分部大门。
李政道的物理生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图为湄潭物理实验室。
浙江大学龙泉分校物理实验室，设在龙泉县坊下村（１９４０年）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竺可桢本着这个宗旨，聘请名师，倡导“求是”校风，一大批国内外名教授纷纷而至。竺可桢时代，无论是科研还是教育皆风光占尽的束星北，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美好的时光。图为１９４８年浙江大学部分教授留影。
这样的履历表，你我都曾填写过。束星北于２０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山东大学填写的履历表。
一旦打入“另册”，命运基本就注定了。１９５１年杭州市公安局为“另类”专门制定的登记表。
１９５１年，青岛市在汇泉广场召开声势浩大的“镇反”大会。
１９５２年，“三反”运动中，人民法院在看守所设立的贪污检举箱。
犹如火炉上的水壶，政治运动是一步步地烧热并沸腾的。１９５２年２月３日，山东大学学生举着拥护“三反”的标语牌示威游行。
中国教育史上，一次畸形而又无奈的“婚姻”。１９５３年３月１日，“山大”“华大”合校典礼大会会场。
１９５１年，华岗校长在“山大”“华大”合校典礼大会上讲话。
一篇“小人物”与“祖师爷”不同观点的学术争论文章，竟成为一个时代学术政治化的“杠杆”。他们自己也不曾料到。（两个“小人物”的文章，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思想，批判了《红楼梦》学术研究权威俞平伯“唯心论”的思想，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图为合作撰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李希凡（中）与蓝翎（右）左图：李希凡此后撰写的争鸣、批判文章发表于此。
风起云涌的政治时代，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成为备受关注的“亮点”。图为１９５２年《文史哲》杂志工作人员创刊周年合影。
１９５８年山东省“肃反”展览会在青岛巡回展出一角。
山东省“肃反”展览会展出的反革命武器。
让子女帮助父母配合政府、接受改造是那个时代最行之有效的办法。１９５５年，山东大学学生在动员父母交待问题接受改造的呼吁书上集体签名。
“小阳春”带来的春风。１９５６年山东大学党委当众向束星北道歉。图为山东大学党委为束星北“平反”的结论书。
鸟儿在围剿中纷纷坠落了，天空只剩下我们的叫声。１９５７年的“除四害”运动中，少年儿童在轰赶麻雀。
很长一个时期里，结果总是忤着我们的希望。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３日的山东大学报《新山大》第一版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的教育界首席代表。前排左三为成仿吾，１９５８－１９７４年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排右一为晁哲甫。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第七章 改行(1)
屡屡碰壁的束星北有些心灰意冷，自以为真理在身，却弄得孤家寡人、声名狼藉，职位不保。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失败”却让他离开了矛盾与是非的圈子，暂时放弃了“仕为道谋”的争论和斗争，不再为同人家黑黑白白，论长论短，竞一时之豪勇，心思重新投入到科学研究上。一扇门关上了，另一扇门却打开了，他很快就在气象学上找到了感觉和位置。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铺开了摊子，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高压变压计算法的建议》（中国气象学报）
《流体力学的一个定律在气象学
上的应用》（中国物理学报）
《根据基培尔基本假设的天气预
报新法》（中国气象学报）
《干空气绝热上升时，是否作等
熵变化？》（山东大学学报）
《大气骚〈扰〉动研究》（山东大学学报）
《空气运动学研究》（山东大学学报）
《基培尔基本假设的理论证明
及对流顶压力温度试报》（山东大学学报）
……①
王彬华（气象学家，曾任青岛观象台台长，五十年代为山东大学物理系气象所教授）：
因为时代的原因，束星北实际从事气象工作的时间只有一年多，共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十几篇论文虽不能说篇篇都是珠玑，但每一篇里都有束星北特有的风格。气象就是观天看象，在我们这里，主要还是要靠积累经验，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恰恰都是束星北不具备的，但他过人的才华和高度也就在这里，前人普通的材料经他总结或点化，立刻就不同凡响了。这也正说明，束星北的学问实力雄厚，聪明灵巧，才能够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②
一个全国知名教授被逐出物理系，这在解放初期的山东大学校史中还是首例。最初，束星北曾以书面的形式向青岛市委和山东大学领导讨说法，显然他没有得到理想的答复。按其性情，束星北似有不甘，应该继续为自己的“名誉”战斗。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且很快就放弃了斗争和争论，沉潜于学术之中。如此变化，与王淦昌的“帮助”有关。
王淦昌和北京中科院的一些朋友一直关注着束星北，当他们得知束星北因“反对全面学苏、阻挠教育革命”等原因遭到驱逐时，立即邀他进京小聚。束星北心情郁闷，又“无所事事”，便应老友之邀来到北京。这个期间，王淦昌正忙于两件大事，一件是参加了由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办的俄文学习班，目标是通过短期突击，要能够阅读、翻译俄文科技书刊。王淦昌与所里的几乎全部的高、中、初级研究人员一道突击，接受测验，并很快就能阅读俄文物理书籍与资料了。１９５６年秋天，王淦昌代表中国去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主持寻找新奇粒子包括各种超子的反粒子的研究，并很快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显然俄文突击在这一轰动世界的发现中派上了一定的用场。王淦昌的另一件事是领导设计建造了磁云室。这一年（１９５４），在王淦昌的领导下，云南省落雪山海拔３．１８５米高处建造了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先后安装了多板云室和磁云室，到１９５７年落雪山宇宙线研究工作站已收集了７００多个奇异粒子的事例，甚至还有一些稀有事例。从近代物理所建所开始，王淦昌就一直领导参加宇宙线的研究，到五十代年中期，王淦昌等有关宇宙线研究的一批成果陆续问世，有的成果还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注。有关专家称，５０年代，我国与国外进行学术交流最多、水平与国际水平相近的物理学研究就是宇宙线方面的工作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王淦昌的领导和直接参与。尽管工作科研繁忙，可束星北一来，王淦昌便放下手中的工作，陪着束星北游历北京，他们先后游览了八达岭、香山、故宫等地，这些地方王淦昌过去都不曾去过。王淦昌名为陪朋友游山玩水、排忧解烦，实则是为让束星北“回心转意”做“思想工作”。王淦昌对束星北的性情最了解，认为束星北走到这一步，一点都不奇怪。他不厌其烦地劝束星北收敛锋芒，顺应潮流，不要与运动相抗。但是王淦昌的“思想工作”却被束星北认为是“我的老朋友王淦昌的‘投机’”。③在北京期间，王淦昌和妻子吴月琴还陪着束星北逛了王府井。在王府井他们给束星北买了一件砖灰色毛衣，试大小的时候，束星北眼瞅着天花板，心魂不知在何处。王淦昌喊他：喂，试衣服哪。喊了两声，束星北才梦初醒地哦了一声，也不管套在身上的毛衣是不是合适就往外走。王淦昌只好在后面付款。
束星北虽然嘴上不服，可是回到山大后，行动上却有了变化。他收敛了“参政议政”欲望。即使是私下里，也很少当着人家评论时政。嘴巴比以前把得紧了，以前学校的事，凡看不惯之事就要说，而现在，说得少了。这个时期，人们很少能听到他的“怪话或反动言论”了，学校里的组织活动与政治学习，不管心里愿不愿意，还是能够主动参加的。学校尽管不相信他的“表现”，但对他的“变化”还是明显地感觉到了：“１９５４年暑假以前，他对待系里各种工作，采取消极和侧面阻挠的态度，暑假时到北京去住了一个时期（气象研究所请他作研究），据他自己说是思想看法有〈了〉转变，〈说是〉对事情应该采取主人翁态度……”④
第七章 改行(2)
不过对于束星北的“改变”，最初是没人相信的。一些领导认为这是他的缓兵之计，同事以为他已走投无路不得不出此下策，就连他的朋友王彬华最初也认为他是在赌气。王彬华是山东大学物理系气象所教授。早在３０年代，王彬华还在西南联大念书的时候，就读过束星北的文章，当时只知其名，未谋其面。抗日战争期间，束星北到重庆军令部研究军工武器，王彬华在同一个机关从事气象研究，两人朝夕相见，如同师友兄弟。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彬华被任命为青岛观象台台长。解放后青岛观象台归为山东大学气象所，王彬华也跟随着来
到山东大学。５０年代初，束星北从浙江大学来到了山东大学物理系，两人再次相遇。
束星北在物理系待不下去了，便拜他为师，同他商量改行转攻气象科学。尽管他对束星北的才华与智慧一点都不怀疑，但隔行如隔山。王彬华认为，所谓改行，无非是束星北被无奈的境遇逼出来的一点幽默。
王彬华：
那天雨下得很大，淋得湿漉漉的束先生来到我家，进了门他也不擦一擦就和我商量改行的事。他说，共产党担心我同他们争夺接班人，搞气象总该没什么问题了吧。“气象不会有阶级性吧？”我知道他有气，便劝他说，我觉得你还是搞和自己相近的东西好。他说，气象就是相近的东西，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还得靠天吃饭，搞气象是有搞头的。大道相通吗。接着他告诉我说，今晚是来拜师的。我说，我怎么敢收您这位大教授做学生。他说，气象学在很大程度上还得依靠经验。你这个老师说什么也是要当的。我说，从何开始呢。他指着我的书房说，就从这里开始吧。他说过后，就在我的书架上翻，我也帮他找，最后竟选了一大堆，有五六十本吧。这么多书怎么拿？他让我找个袋子。我说，家里没有那么大的袋子，他找来找去，结果从厨房里找出一条面袋子，那些书装了有大半袋子。我以为，这么多的书得啃多长时间哪。没料到，不到二十天，他就将这些书还了回来，然后又用这条面袋子装了大半袋子资料书籍。走前告诉我说，方向确定了：长期天气预报，是中国的发展方向。
大家就是大家，束星北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当初，中国因没有高等数理基础，也可以说是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才障碍了长期天气预报的发展。而数理基础正是束星北的长项。他所要做的，无非是用自己的脚在人家早就走过的路上再上几个来回。没料到，他很快地便开始发表文章了，更没料到的是，他的文章竟在气象学界引起了轰动。⑤
气象专家对束星北的气象研究的评价众口不一，但多数人对他的创见与发展是深为钦佩的：在气象研究中，对于干空气绝热运动，一般情形下都视为等熵变化。在等熵运动中，束星北得出决定温度直减率ｒ的变化的因素有：空气压力变化，水平辐合和辐射平流切变等三种理论。他的这个理论无疑比气象学家彼得逊和赫尔维茨等所得出的结果更有深度也更为完善；在大气扰动和空气运动学方面，束星北的波速方程要比罗斯贝的结果在形式上更为广泛，理论上更为完整。他还从大气扰动导出温压结构的槽脊方位和倾度关系，提出了倾向与强度相互消长变化等结论，这个理论对于西风波的认识有着重大的突破。束星北的“高压变压计算法的建议”中导出的高空变压公式，虽方法上与气象理论学家罗斯贝的公式大致相同，但又绝不能同日而语，束星北在理论上更为严格完善。从个人关系上讲，王彬华比他人更了解束星北，对其气象成果的认识也更有权威性。他认为，束星北接触气象的时间太短，因而更多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展开，所以说一些研究尚属于阶段性的，尽管如此，他一年多的研究还是有些成果的，他的研究成果大致可概括为三点：一是最早发现了中国降水的来源。５０年代中国没有卫星，因而降水一直搞不清楚，气象界说法多半属于猜测。有人说降水来自太平洋，也有人说来自大西洋。没有人敢想象它恰恰来自印度洋，因为有一个西藏高原挡在那里，人们的思维被西藏高原挡住了。束星北在分析研究了大量资料后，一口咬定，中国的降水来自印度洋。这一观点在有了卫星之后得到了证明。二是一个地方有一个高压另一地必有一个低压。理论界中有个“灯光理论”的说法，是说人的才智和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像探照灯一样，照到哪里哪里亮。束星北便是如此，他的学术水平和学术积累已经达到了很高境界，可在相关的学术领域里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他研究气象的着眼点首先是地球的大气层，他把大气层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观察分析，然后再由整体到局部。这种宏观到微观，微观到宏观的观点或方法，对于５０年代的中国来说，无疑是超前的。而在这一思想的前提下，他又进一步论证了高压与低压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的变化机理。三是向苏联科学院院士基培尔投出了矛枪，修正了他对中国大气理论的观点。基培尔是出色的动力学家、气象学家，他在气象理论的研究方面很有些建树，“一边倒”学苏联，基培尔的理论被奉为了金科玉律。尽管他的一些理论是对的，可是一旦生搬硬套，麻烦便来了。如他的高空引导层理论层高为２０００米左右，这个层高的标准是根据苏联的大气环境作出的，显然没法适应中国。在中国，不但南北东西季节温差不同，即使一个地区和一个地区的局部环境的温差也是千差万别。怎能生搬硬套？束星北在大量的资料分析与环境调查的基础上，对基培尔的高空引导层做了修正与归整。他认为，高空引导层在中国不仅南方北方不同，而且也将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甚至不能单纯地以南方北方区域来划分高空引导层。他用大量的事实与数据批驳了生搬硬套基培尔理论的数据，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季节环境的高空引导层。他的这套高空引导层理论在中国气象界延续使用了多年，有些地区直到今天还在使用。
第七章 改行(3)
其实，束星北最初考虑的“出路”不是动力气象学，而是三十年之后将引起世界技术革命的计算机。也就是说，束星北被无法抗拒的政治大潮席卷而下时，他的天赋和敏感的神经始终“醒着”。他通过广播（从这点来看，以后有人揭发他收听“敌台”实在不冤枉）、朋友的书信，甚至被官方肢解过的信息来了解国外最新科学信息。他敏锐地感觉到计算机日后的前途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１９４８年晶体管的发明明显地促进了计算机的发展。到５０年代中期，晶体管代替了第一代体积庞大的电子管计算机，电子设备的体积不断减小。由于晶体管在计算机中使用，晶体管和磁芯存储器导致了第二代计算机的产生。第二代计算机体积小、速度快、功耗低、性能稳定。第二代计算机已具备了现代计算机的一些功能，如打印机、磁带、磁盘、内存、操作系统等。当时，晶体管技术的计算机，虽然使用范围很窄，只限于研究机构用于原子科学的数据处理，但它（存储程序）极好的适应性，给研究和设计人员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有些敏锐的人已经开始探讨它广泛的商业用途。束星北希望有人能够像他一样理解这种东西的影响。他曾多次写信给王淦昌探讨计算机的前景。他还抱怨过王淦昌。称中国科学院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十一项重点，没能将计算机发展列入其中是个损失。他将自己的认识分析写了报告，数次递交给山东大学党委，自然是泥牛入海。一年之后的“小阳春”之际，束星北平反复出，又旧事重提，上面竟然同意了他的关于筹建计算机研究小组的报告，并让他担任计算机研究小组组长。学校甚至还向他的研究小组提供了一点资金，作为前期调研与初步研究之需。学校的资金与束星北要求的相差甚远，一个时期，束星北曾为资金而四处奔波。１９５６年年底，山东省省长晁哲甫来山大视察调研，束星北盯上了他。也许当时有一个向科学进军的大背景，晁省长竟被他说动了心，答应回去后一定同省委委员们一起认真研究解决。晁省长回去果然认真对待了这事，几经反复后，终有了初步方案和措施，可是“反右”运动到了。这事便被搁下了，永久地搁下了。
离开讲台的束星北除此还考虑过很多题目，他曾想在青岛建立一个无线电工程企业。５０年代无线电还是“高科技”产业。他将这种想法写信告诉了王淦昌，王淦昌马上来信表示支持，并表示加盟。可是一个新兴企业要牵扯到多少“机关”多少环节哪。束星北建厂一事，很快便成为“死胎”。束星北离开讲台后究竟动了多少念头，没人说得清。几条道路都走不通了，束星北选择了气象动力学。⑥
在很多人眼里，这似乎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束星北在气象学里，无非是小试牛刀，就引起了气象学界的轰动。科学界一些高层人物因此而为他奔波，为他提供机会。一时弄得风起云涌。中央气象局长涂长望首先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涂长望曾是浙江大学史地系的气象学教授，束星北的校友。他的研究生叶笃正（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曾受导师之命，长期在湄潭跟从束星北、王淦昌学习物理专业课程。束星北是他在浙江大学最喜爱的老师之一。涂长望、叶笃正一面为束星北大造舆论，一面向教育部提请在山东大学增设气象研究室，委请束星北主持全面工作。在众人的支持下，山东大学气象研究室一起步就是大型研究室的规模，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将大气、雷雨台风、风暴潮、短期预报和长期预报等专业项目全部开展起来，专业人员也从最初的一兵一卒迅速地发展为２０多个。束星北的动作也引起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关注。他委派中国气象研究所所长赵九章做一次青岛之行。赵九章是束星北浙大校友，最初在浙大电机系学习，因“学运”转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被派往德国学习理论气象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浙大，他曾多次作为束星北和王淦昌物理讨论课的旁听生，对束星北的功底分量自是清楚。赵九章的青岛之行，除了解束星北的研究室建立情况并同他讨论动力气象学的问题外，还有一层不可言说的意蕴。
王彬华：
有意思的是，束星北的气象研究室在行政上辖属中科院。这让山东大学的一些领导颇有些吃惊。历史上气象机构一直以小组的编制和物理小组一同辖属于物理系，竺可桢、涂长望和赵九章一下子将其规格提得这么高，并在编制上脱离了山东大学，这等于是在搞一个“国中之国”，这样一来，对那些盯着束星北不放的校领导来说，会做何感想？圈内一些人颇觉得意蕴深长，显然上面的动作意义远远大于对一个科学家的专业支持，此举如戏，有弦外之音。事后多年，有人分析这出“戏”时认为：５０年代中期，一个被学校和物理系视为另类的“过来人”，能获得如此待遇，实属一次非常之举。束星北才华人所共知，但有才华的人不止束星北一个。对一个人而言，一次变化或职业调整，可能是生命〈中〉的大事，可于机构、单位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束星北的变化能引起北京这么多人物的关注，一是说明他们了解他，重视他，爱护他。再就是通过束星北这件事，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一种抗争精神。历史学家赵俪生曾说过：他身上有一种可贵的品质。像一种易碎的稀有原素，需要大家好好保护。后来也有人将他誉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旗帜，我相信这不是用过年话儿来抬举他，而是深思熟虑的评价。这说明，一些知识分子的精神并没有被数次的运动阉割掉，只不过有时迫于无奈而蛰伏下来，一旦有了气候，他们就会醒过神来，想法表现自己。因此可以说，束星北不是一个人，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同另一种力量共同存在，只是彼消此长或此消彼长而已。⑦
第七章 改行(4)
束星北雄心勃勃，意欲在三五年内将山东大学气象研究室建成全国独一无二的动力气象研究中心。这是一段心无旁骛的日子，也是束星北惟一一段沉潜于科学研究的日子，他好像马上就忘却了伤痛和屈辱，所有的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他的梦想之中。
气象研究室初具规模时，赵九章受竺可桢之托，邀他到中国科学院气象所作一次短期讲学，题目是动力气象学的数学模式和物理模式。束星北几乎马上就拒绝了。他说：北京有数
学所，物理所，而且也都人才济济，你所提出的问题，这两个所都能够解决，何必让我去呢。⑧此中也可以看出，束星北对新事业的投入程度。
可是，“肃反”运动降临了。自１９５４年８月到１９５５年８月，束星北主持的气象研究室仅存活了一年便夭折了。
１９５５年，森严、恐怖的气氛是伴着公开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的。这一年的６月１０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之后，城市上空的云层日益凝重，一切都势不可挡地到来了。在全国，受到胡风反革命集团牵连的多达上千人，而受到这一运动冲击的人就难以统计了。从青岛当年由基层肃反小组统计的数字来看，自６月份始，每个月自杀或被屈打致死致伤的就有几十人。
在这之前，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苏联正在公开批判斯大林，斯大林时代造成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成千上万的无辜者走出了集中营，苏联的近邻波兰，几年前被打入冤狱的哥穆尔卡重新复出，当选了国家领导人。在匈牙利，僵化死板的独裁者拉可西被革职。纳吉、卡布尔重新复出。而当年，他们差点被砍了脑袋。
中国密切地注视着兄弟国家这些惊人的变化。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违背斯大林意愿而赢得的，被国际社会视为比铁托更加危险的民族主义者毛泽东从批判斯大林的浪潮中，得到了他阴魂的昭告。也许是为证明斯大林的正确而不惜重演他的历史。
６月１０日的《人民日报》编者按语口气极为强硬，断定胡风“同国民党特务早有联系”，“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忠实走狗”。６月１５日，《人民日报》将三批胡风的材料编辑成册，出版单行本，毛泽东亲自作序，以配合全国进行的深挖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山东大学在市委八人肃反小组的领导下，对旧知识分子进行了一遍又一遍的排查后，束星北的历史问题特别是４０年代在国民党军令部研究军工武器的历史被重新翻出。
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束星北情况报告
青岛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束星北、男、四十岁、浙江〈江苏〉南通人，家庭成份为资产阶级兼大地主（据说有五千余顷地）。一九二四年在杭州之江大学上学，一九二五年九月转济南齐鲁大学，一九二六年四月去美国干萨斯拜克大学物理系学习，一九二七年离开干萨斯到三藩市，此时认识了胡适。蒋共分裂时，曾在该地办一报纸名为“玉碎”。后由日本经满洲里去莫斯科、华沙、柏林、英国等地。一九三○年考入英国剑桥大学，此时因生活困难流浪到芝加哥，认识了一美国教授介绍其到麻省理工大学任研究助教，一九三二年其妻（葛楚华，系特务恺悌之妻妹）催其回国并介绍至中央军官学校任上校教官，后由其连襟军统特务凯悌领见蒋介石。一九三二年七月到浙江大学任教。一九三五年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一九四○年又回浙大，一九四四年六月在国防部二厅技术室充〈当〉顾问、副主任等职，据浙江公安局来函称：当时匪军统局电讯训练班二期将毕业时，缺一电讯教官，由当时匪军统局四处处长魏大铭（后任国防部二厅副厅长、技术室主任）函〈请〉浙大学生胡国治负责物色，胡即介绍束去负责主持该班电讯工程实习。此时曾试制一小型收发报机，而为魏大铭所赏识，邀请重庆见戴笠，经戴批准留用，从此魏即倚〈视〉为左右手，照顾无微不至，派至技术室为顾问，一九四五年秋升任副主任。同年一月介绍其弟束健北至国防部三厅技术室试制小型交直流特工电台。一九四八年束又介绍其弟束健北到国防部六厅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任少校技左。一九四五年九月该又回浙大教书，此时束反苏反共言论极为嚣张，称赞戴笠为“爱国志士”。当国民党发动反苏游行时，束之活动更为积极，在反共反苏游行时，该为首高呼“枪毙斯大林”、“打倒新华日报”等反动口号，污骂我党为“吴三桂”。解放后匪国防部六厅雷达所之军统特务徐名冠（束到国防部二厅时亦有他介绍，解放后不久被逮捕，现释放在杭州浙大上学）常去束家。徐匪曾对其同伙说：如被逮捕要先通知束星北以设法营救。据中共浙大党委会反映：束表现一贯反动，对抗思想改造运动，在国防部二厅工作时与美帝驻华情报部关系极密，从国防部二厅返回浙大时，还带了四个来历不明的人。束家藏有无线电器材。解放后曾交出手枪一支，特务登记时又拒绝登记……
根据上〈述〉材料可以肯定该系一较高级军统特务，历史上一贯反动，解放后又拒绝登记，到山大后拉拢落后，组织小集团，破坏教学计划，并公开发表反动谬论，对抗和污蔑领导，其反动气焰已达极点，实应给以应得处分，但因其为大学教授，究竟如何处理，待上级指示。⑨
第七章 改行(5)
注释：
①据李寿：《束星北先生主要论著目录》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 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７９页。
②王彬华采访录，１９９５年５月１２日。
③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④《关于束星北一年来的表现》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二卷第７０页。
⑤王彬华采访录，１９９５年５月１１日。
⑥据刘洪宾、于良等采访录，１９９５年６月３日－６月６日。
⑦王彬华采访录，１９９５年５月１４日。
⑧据《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的轨道计算者——束星北》邗江文史资料 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１０３页。
⑨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一卷第３３－３７页。
第八章 “别矣，淦昌兄”(1)
校园上空阴云如铁，人人都能感觉到暴雨前稠密呛人的土腥气，知识分子特别是“过来人”，在无数的不眠之夜里，对自己的命运做着无数的盘算，束星北在得知肃反小组对他在国民党军令部的历史重新展开调查时，似还坦然。他认为军令部的历史问题，解放之初已做过历史登记，不存在任何疑问。
１９４３年，我装置了一个低压收音机，可以收听国外的广播。当时浙江大学电机系一
年级学生徐名冠知道〈了〉，１９４４年春，他对我说，这种收音机对军事很有用处，他愿意介绍我把这个用到军事机关。我当时认为国内战场主要靠国民党的力量，即欣然同意。几个月后，徐对我说，已联系到军令部技术室主任魏大铭，每月津贴三万元，旅费另行支付，并请介绍一两个人先去綦江军令部办的（也由魏大铭负责）“军令部电讯人员训练班”教无线电技术，我随即介绍了物理系助教陈维昆（是我过去的学生）去綦江。１９４４年７月，我和爱人去重庆，在綦江住了几天后，魏大铭即来綦江问询低压收音机和其它有关无线电方面的问题，特别提到制造雷达的问题，谈后，由魏大铭用车接到小龙坎伪军令部技术室，并介绍了里面的一些负责人。不久，陈维昆也从綦江调来技术室（在我的指导下）帮我制造了一个低压收音机，交魏。魏又问我能不能制造一个：“远近电台测听器”（后来，由我和我的侄子束慰曾完成）。并让我全力以赴制造雷达。我转介绍重庆大学无线电教授谢立惠制造雷达接收部分，陈维昆制造雷达发射部分，束慰曾制造雷达天线，我则总成并负责向英美接洽雷达站器材。陈维昆介绍的江乃霁（也是我的学生）在我的指导下，制成了低压发报机……我虽负责制造雷达，〈但〉无职位，无军衔。魏大铭曾建议我就任副主任职，并说军衔可至“少将”。这时（我到伪军令部技术室几个月之后，大约在１９４４年冬天）我已知魏大铭是军统特务。现在他有求于我，而我则有浙江大学做后方，可进可退，无求于他；假使我参加了军籍，成了军人，〈不但〉要受军纪的约束，失去自由，还要受他的控制，甚至会将生命交给他。所以我坚决不就正式职位，只和他敷衍。谢立惠和陈维昆也和我一样，不就正式职位。据我所知，我们所在人的工资是从“器材设备费”内拨出来的。１９４５年４—５月间，副主任陶士珍（据说，陶是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亲戚）赶走了魏大铭，被任命为技术室少将主任。他请我做少将副主任并贴出一张“布告”（只是陶的私人字条，并无军令部大印）：兹请束教授担任本室副主任之职。
陶士珍
实际上，陶士珍无权委任我为副主任，所以以刘必（军令部总务组长）为首的整个总务组（兼人事保卫）并不承认这件事，也从未找过我，我本人也未“到任”。陶请我赶快“请委”，并说已和徐部长讲妥。我知道陶士珍是（我以为是）一个物理教授，不是特务，但手段厉害，不能共事（当时，欧洲的希特勒已经垮台，日寇不久也将垮台，所以更不愿请委）。我说，我从不参加任何党派，〈让〉我填履历表时，我就说证件一时找不到了，〈让〉我请委军衔时，我就说，“少将太小了”。我始终不请委，也未上任。八月份，日寇投降后，我先将家属送走，随即向陶士珍说我要回浙江大学了。陶士珍反复劝说后，即又贴出一个“布告”：束教授久未请委，其副主任一职，即日取消。
陶士珍
并派卫兵数人把守我的住宅〈因军令部未兑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胜利奖金，束星北令学生拆除已总装起来的雷达，而被软禁〉不准我离开，这样被软禁了半个月后，由于我不是军令部正式人员，军令部花名册上没有我的名字，再加上亲友的努力，陶士珍终于将我释放，１９４５年９月，我返回了贵州湄潭浙江大学。①
肃反之初，束星北便被列为重点，青岛市委八人肃反小组和山东大学党委，专门派出了八个人的调查小组，南下北上对束星北进行了为时数月的调查，调查结果与束星北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写的自传没有出入，但是束星北的反革命结论早在调查之前已经成立。因而必须在他的“丑恶黑暗的历史”、“他与社会主义一贯对抗行为”中找到证据。这时候，他在１９５３年人民代表选举中的一桩罪恶又被重新提了出来，作为他的反革命的有力罪证。有人在讨论束星北问题性质会议上称：仅凭破坏人民代表选举一事，就足可以给他定性了。
１９５３年１１月山东大学选区选举人民代表时，发现了一张中英文的选票，当选人竟是英格丽·褒曼，英格丽·褒曼是美国好莱坞的一个电影明星，竟赫然出现在人民代表选举这样严肃的场合中。大学领导认定这是一桩有意图的反革命的破坏行为，对这一极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有关部门做了深入的调查和细致的回顾，最后认定这张选票是由束星北所写。
那天下午，大学师生在青岛市南区片选举人民代表时，束星北与周北屏坐在一起，另一边是他的得意弟子王景明。他们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很是不严肃，周北屏很快就填完了，便拿给束星北看。我趁他们不备，从后面靠上去看，发现周的填写是正常的，他在规定的几个候选人中选出两个并打了勾，当我们凑近束星北时，他似有察觉，迅速地将选票折叠了起来。
第八章 “别矣，淦昌兄”(2)
事后据我们查对笔迹，认为此选票系束星北所为。
另有学生到其家询问课程时，发现束星北、周北屏等几个教授在一起神神秘秘地议论什么，一见她进来便不言声了。原因是这个同学新近刚入了党……
山东大学物理系周某某②
刘洪宾：
那时候，气氛紧张压抑，很多人都有喘不动气的感觉。在高校中，山东大学搞得尤其厉害，在我印象里，先是逮捕了外文系的一个老教授，老教授历史上曾在国民党要害部门待过一阵子，这就给肃反人员以想象的空间，一项项罪名很快就罗织出来，接着中文系的一个教授也遭到逮捕。没隔几天，山东大学又弄出了向明反革命集团。下一个是谁？人们只有猜测和暗暗祈祷灾难不要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可是那时候，谁保险呢。我们这些“过来人”谁没有国外留学的背景和经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时，我们为了表示忠诚（也许是深藏骨子的恐惧）把自己的心胸都撕开来，几辈子的“家底”也都掏了出来，甚至不惜给自己上纲上线、添油加醋，来扩大自己的“罪恶”，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不但失去了自己，也将自己的材料双手捧给了人家。肃反的时候，人家就是凭着这些材料来整我们的。那些胆战心惊的日子里，我们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一听警车车鸣，就得和妻儿告别，做好入狱的准备。③
“肃反”的大网疏而不漏，束星北和其家人越来越感觉到逼近的阴影。一切都在不事声张地进行着：调查、取证、罗织材料等等。到了七月底，上面的结论显然已经较为明确了，于是给束星北派上了“卫兵”，一个带枪的便衣开始跟踪束星北并时时出没于束家附近。先是束星北的孩子们发现的，他们给那个“卫兵”起了外号叫“影子”。他们发现，“影子”不仅跟踪父亲也跟踪他们，甚至王妈李妈（束家的佣人）出去买菜，他也跟踪。有一次“影子”竟壁虎一样吊在他们家的房檐上（下面正好是父亲的书房），双手抓着檐瓦，脑袋用力探出，不知是想看什么，把正在收拾书房的王妈吓了一跳。他们把“影子”的事告诉了父亲，可是不更世事的束星北最初还不相信，不过再外出时，他留了心，才发现了那个已跟了他很长时间的“尾巴”。束星北意识到事情有些严重，给党委写信，让他们对此做出解释，党委不作反应，直到１９５６年“小阳春”后，才做出解释。党委个别领导的解释是：“特殊情况下，担心他自杀，属保护性跟踪。”
八月初，束星北的气象研究室经过筛般的搜查后，打上了封条。④学校由系、学院和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的批判斗争会如疾风暴雨，批判会上他已是“高级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头子”。束星北拼命抵抗，据理力争，但他洪亮如钟的声音很快就被喧嚣的海洋淹没了。几天之后，束星北的妻子葛楚华受其株连，遭到批斗体罚。葛楚华早年毕业于美国教会大学，因其品学兼优（尤其以英语最为出色）被束星北之母束大嘴聘为家教，给束保（束星北的弟弟）辅导英语时，与束星北相识相爱。葛楚华曾有意于翻译事业，大学校长詹姆斯教授曾有意让她赴美国进修，深造，可是为了束星北和他的事业，葛楚华放弃了这个机会，也放弃了翻译家的梦想。她跟随束星北来到山东大学后，按照她的学历和素养，完全可以在外语系谋一个职位，可是她素恐出头露面，宁可安安静静，相夫教子持家，因而她只在大学校产科做了一个普通职工。
个人遭难，束星北尚能吞忍，可是妻子也因他而遭受株连，耻辱难当：“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起码也算个民族主义者吧，为何落得这样的下场？”⑤妻子受到牵连后，在部队已被发展为预备党员的大儿子也遭到批斗。束星北在四处申辩无果的情况下，给毛主席发去了电报，以期他人道的救援：北京、毛主席，山东大学把我当反革命分子斗争已三天，请注意发展，山大物理教授束星北。⑥
这样的电报自然不会有下落。束星北万般无奈之下，抱着最后一点希望致信青岛市委和山东省委：
青岛市委〈员〉会并转山东省委员会：
这次山东大学把我当做“反革命分子”斗争已多天，并有时指摘〈责〉我是“反革命分子”，已报请检查。现在更多次肯定我是“山大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运动正在开展中。特再提请注意检查、彻底的检查。昨日，校产科对我爱人竟采取了体罚手段：“罚站”（站在凳子上）并用强力抽去凳子，不准离开会场，结果〈致使〉我爱人坐在地上。此事昨晚即报告校方及学委会（但尚未提出抗议）请予注意，并请假。现校方委员会，虽不否认罚站抽凳子等事，但不准假。为避免妨碍运动的进行，我爱人下午仍去开会，不过为避免不幸发生（昨天我爱人不肯站（接受罚站），及〈欲出门而〉不准出门时已两次以头撞门，请予注意山大这种行为，〈并〉及时掌握。我今天先写下这点材料供给您〈你〉们参考，其有序的，待以后头脑较清〈醒〉时，整理奉上。
此致
敬礼⑦
鱼山路２６号甲山大宿舍
束星北上 １９５５．７．２８
没有回音，等待他的是更加凶猛的围剿和批斗。
第八章 “别矣，淦昌兄”(3)
束星北反革命斗争大会
时间 １９５５．８．１３
地点 大众礼堂
１、主席概括说明束星北的反革命行为及其在运动中不老实的态度（群众愤怒地一致要求束星北站起来，束仍然安坐，怒容满面）
２、王某某：揭发〈束星北〉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反对马列主义，宣传实用主义的事实：①破坏辩证唯物论的学习。②公开反对马列主义宣传，说哲学是玄学辩证唯物论是骗人的。③在课堂上散布传播唯心论。
３、秦某某：补充揭发束反对唯物辩证法的反革命罪行。
４、余某某：揭发束反对党领导的各项运动与改革：反对思想改造、污蔑三反五反运动，反对工商业的限制改造，反对教学改革，反对学习苏联，反对别人购买国债，破坏第一次普选（这时候束星北突然讲“胡说！”全场群众愤怒地要求束星北站起来。束竟不理，无理扰乱会场！还要离开会场。）。①束反对学习苏联，假装出忧国忧民的样子提醒别人说“这样下去，有亡国的危险。”②说党不能领导学校，不懂教育的人不能管理教学工作。③破坏教学工作，阻挠教学计划的执行，挑拨离间，破坏团结，拉拢一些人一起反对党的领导。
５、刘某某：揭发束星北露骨的反党活动，一贯攻击党的领导，一贯辱骂行政领导是傀儡……骂民主党派，骂一切靠拢组织的人。（群众强烈要求〈束星北〉交待反革命罪行。束讲：“我没有反革命罪行，刚才讲的不是事实。群众这时要求依法严办。束星北说：“我也要求政府逮捕法办。”）
６、海洋系主任：①束星北对我说“听说你哥哥是被政府镇压的，弟弟也自杀了，我很同情你。”②海军让他到部队讲雷达现象时，他要人家告诉波长，人家不告诉，他就不去解答问题。这是为什么？这种波长是国家的绝密，你为什么要刺探。③拒绝有革命立场的复员军人（到气象室）工作，而千方百计地要政治面目不清的于宝琛到中央气象局，这是为什么？
７、海洋系〈主任〉：１９５３年指示他的爪牙赵某某要我到他家谈谈我的一篇论文，说要将我的论文登山大学报，当时我有怀疑，不敢去。
８、陈某某控诉束对他的毒害，使自己脱离组织脱离政治，要求组织清洗反革命分子束星北。
９、包某某：代表四年级全体学生控诉束星北对青年同学的毒害。
１０、张某某：①束星北反对马列主义，反对党的理论，并有自己的纲领。在全国教育方针确定时，提出“科学技术第一、马列主义第二”的论点（就是其纲领之一）。他自封为科学家，他说辩证法是骗人的，不能领导科学，认为“顶用”就行，很明显，他反对的是党的理论。②他在组织上对党进行破坏和瓦解。他告诉部下要“不要反对党组织，要反对个别党员”。在物理系他谩骂李某某（党支部书记）和冯某某是吃党饭的，骂民主人士是给共产党摆样子的，他骂党的领导，也骂行政领导。实际上他没有一个党员不打击。③对党的各项政策和措施的反对。他说领导不懂科学，就不能领导学校。他认为上至高教部下至大学各系的领导都是做官的，不懂科学与教育。④束出身于大资本家，蒋介石很赏识他。他过去就干过一些反动勾当，他的面目和手段与胡风一样。
１１、欧阳某某：他是国民党ＴＣ特务，蒋介石的亲信。反苏游行时扛过大旗，高呼口号：“枪毙斯大林”。他是我们的敌人，必须坚决镇压。
１２、徐某某：你讲毕业分配只要业务好，政治上马马虎虎就成。你还讲哲学是玄学，俄国的书不好，全是抄德国人的，你利用我想做专家的思想，把我往你的反革命道路上拉。我差点上了你的当，我要求政府依法严办束星北。
１３、叶某某：在他家里，他说了很多反党言论。他骂浙江大学的党一塌糊涂。利用学报上的问题进行一系列的挑拨离间。说郭（理工学院院长）任何事情要看李（物理系党支部书记）的眼色，说党支部书记是“太上皇”，挑拨学生与党的关系，要学生走资本主义道路，走反革命道路。在同学中散布唯心论。
１４、束星北的反党反革命事实是一贯的，时间这样长，接触面如此之广，完全可以说明他是个现行的反革命分子。束星北的反党反革命是有其阶级立场，政治背景和历史根源的，他是为资产阶级和蒋介石宠爱赏识的。他所谓的爱国科学家是伪装出来的，说老实话或讲真话只是他用来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幌子。他的两面派手法和胡风是一样的。
１５、欧阳某某：束星北是国民党高级特务，一贯毒害青年，破坏教学。
１６、李某某：今天是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就是要识破束星北真正面目，他的（真正面目）是大资本家、流氓头子，不是科学家。华岗在俱乐部宴请老教师时，我亲眼看到他借酒装疯卖傻，谩骂党的领导，说华岗校长就是与他作对。
（群众义愤填膺，一致要求他交待谁是他主子，他竟然说：“我的主子是毛主席，是全国人民！！”激起了群众无比的愤怒，要求将他的校徽摘下。）
崔教务长：今天大会上可以看出束星北面目，看出他对揭发批判的态度。群众给他机会要他交待，但他却顽抗狡辩。我代表党委宣布他停职反省。（几个人冲上去强摘下他的校徽）⑧
第八章 “别矣，淦昌兄”(4)
不堪其辱又无力自救的束星北想到了自杀，这时，王淦昌闻讯来信询问，束星北在给王淦昌的信中表明自己绝不屈服恶势力，想以一死来告别世界的心态。
淦昌兄亲及：
我在军令部技术室的事及其它与政治有关的事均在“思想改造”时全部毫无隐瞒的交代
清楚，（事实上也没有隐瞒的理由，我从未加入过任何党团派〈别〉，为什么要隐瞒呢？）请勿挂念。
山大在“肃反运动”中，对我所采取的方法我本不想告诉你的，现在你既然来问，大约也听到一些，我就告诉你吧。自七月廿日起，山大就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来斗争我（起初颇厉害〈的〉是“以束星北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在七月廿四日我就电告毛主席请予注意，又报告了青岛市委会。到八月十三日全校理学院师生在山大党委会的主持下，召开了“斗争反革命分子束星北”的大会，高喊“反革命分子束星北”，强迫我站起来。诬蔑、捏造、歪曲事实来证实我是“反革命”（例如说我用“选美国女电影明星”方法来破坏选举而不查一查笔迹，不查票根，就高声喊叫！）极尽一切侮辱的〈之〉能事，当场予我“停职反省”的处分，下掉我的校徽，污蔑我学气象是为的“打冷门”、“钻入人民心脏来施破坏”……但我坚信毛主席坚信人民给我的“考验”，我始终未发脾气，破口骂（这出乎“某些人”的意料之外）。要不是这几年来对人民政府的信仰爱护，我在这次运动中早就倒下去了。楚华（也被“大骂罚站”侮辱过了）已经要自杀过好几次了。在８－１３下午我也想：“毛主席处我也报告过了，现在还是如此，我也尽了我的责任，人民既不需要我，我活在世上也没趣味。”幸亏“小斗”（思想清楚得多）的鼓励，在８－１５号我找到检察院〈院〉长，那位同志先生真好，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并〉鼓励我斗争下去，说以前你是拿笔杆子，现在是拿枪杆子〈进行〉实际的斗争。〈他〉扯着我讲了好多话，末了还教我记着三句话：“真金不怕火〈炼〉”、“大肚包容”、“忍耐”等。我才鼓起再活下去斗争的勇气，我一直要支持到我身体不能再支持的时候。
这事的原因是１９５３年学习唯物〈主义〉辩证法时。我不同意华岗校长所标榜的“哲学一定要管科学（自然科学），唯物辩证法一定要管物理、化学”。一方面我认为哲学是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另方面“管”字很不妥。不独哲学不应当“管”科学，连“物理”（现在的）也不应当“管”。“物理”（未来的）一“管”就限制了物理学的发展。（华岗校长的言论载在《新山大》８３期１９５３年４月４日）我不赞同，同时，山大提倡的〈在〉我看来，〈在〉很多人看来（这些人本来全在我“反革命集团”内的）山大提倡的是奴隶的盲目服从，而我居然敢不吃那一套，遇事要“研究研究”（也是我的“罪名”之一）。别人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刘遵宪也是“集团”的“主要份〈分〉子”之一，〈其他〉等〈也〉如此），我〈却〉敢向华校长直接提出〈异议〉〈当属〉大逆不道，犯君之怒，罪该万死了！
死虽死，真理仍旧要取胜的！我现在等，等法院来查，等上级来查清到底谁是反革命！人生最多不过“死”，是别人逼我的，不是我自愿的，我就抚心无愧了。淦昌，记得我最佩服的人是Ｇａｌｉｌｅｏ么？我想绝不会给朋友们丢脸，我也不会给中国人民丢脸，屈服于恶势力之下。
别矣淦昌，请维珍重。
此致
敬礼
弟束星北上１９５５－８－２９⑨
注释：
①据束星北档案第一卷第１６５－１６８页。
②《揭发束星北破坏人民代表选举》，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③刘洪宾采访录，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１日。
④束星北在气象研究室被查封后，已被置于“死地”的束星北，仍惦记着他的气象研究室，他多次向上写信，呼吁恢复气象研究，其科学家精神可见一斑。他在１０月１３日的信中写道：
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员会：
我曾於７－２８、８－６两次奉上材料，请予参考。自８－１３号，山大开“斗争反革命分子束星北”大会后，已有两个月，我向学校借的图书已被全部收回，我主持的气象研究室已被封锁，一切科研活动全部被迫停顿。
我的主要罪状“反对华校长”，应当以华岗的反党〈罪行〉暴露〈华岗以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罪名于１９５５年８月２５日被捕〉而得澄清（其余“罪状”多半是无中生有、捏造和恶意夸大）。但至今我的事没有处理，反革命的帽子还未有去掉，一切研究工作还是封锁着，无法进行。
对我个人来讲，我薪水照拿，我深信“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迟早总要去掉的，我并不着急，不过因此而耽误了科学研究的进行，实在是一个不易补偿的损失，尤其是气象研究职员，全停顿下来，无事可做，对国家也是损失。
也许有人会对你们反映说：“气象研究有保密性，在他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能进行”，促使有人这样说，他是在那里又说假话了。因为目前我们研究所用的记录（资料），不独丝毫无“保密资料”在内，而且还全是用的美帝的旧的记录呢！替谁“保密”呢？即使我们是反革命分子也应当劳动；假使你们不放心，可以派人监视我们的工作，虽然这样不是顶好的办法，但是还是可以使工作延续不致中断下去，而为真正的反革命分子高兴。
第八章 “别矣，淦昌兄”(5)
以上意见我已於９－２３号向崔戎副书记提过，但到今天（已二十天）还没有消息，所以不得已再向你们提出，请予以考虑。
此致
敬礼
束星北上 １９５５．１０．１３
（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三卷第３３－３４页）
⑤束星北档案材料散装卷。
⑥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二卷第３５页。
⑦束星北档案材料第二卷第４１页。
⑧据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二卷第２４－３２页。
⑨束星北档案资料第六卷第６０－６３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