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李政道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是我一九四六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周恩来总理希望我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那时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最终未能如愿。
一个人的成功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彼此关联。对于我一生的物理学研究来说，束先生对我最初的帮助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一九四三年的暑假，我在贵阳参加了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考上了浙江大学的电机系。在浙大开学前一个月左右，我从贵阳到湄潭，由友人束慰曾介绍，拜访了他的叔父，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很快，我也认识了另一位浙大物理系的教授王淦昌先生。在抗战时期，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有好几位教授的办公室和期刊书籍阅览室等都设在湄潭的双修寺。那年八月大部分时间，我常在双修寺。束老师和王老师都很平易近人，他们谈话时，我也常在旁边听。当时我仅十六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我浙江大学的一年级是在贵州永兴上的，离湄潭约三十里。一九四三年当我去永兴上学的时候就决定由电机系转为物理系。因为物理系的学生很少，那一年物理系的课程就并在化工系上。所以事实上，我在浙大一年级上的是化工系的课，唯一的不同，是每一或两星期束星北教授就会从湄潭专程到永兴来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讨论。因为这讨论是自由的，不在日常的课程中。每次束老师来永兴，我都是唯一的学生，而我们讨论的问题也是没有规定的。在这样一对一的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一九四四年暑期，因为我母亲从上海移居重庆。我去看她，在回贵州的山路上，我搭的卡车失事，我和车一起翻入山沟。卡车全部翻身，而又压在我身上。我背部受伤，好几个月不能行动。这年秋，束老师被聘去了重庆。
一九四四年底，日军经两广侵入贵州，人心惶惶，浙大无形停顿。恰好束老师有专车来湄潭接家属，我亦随了束老师一起去了重庆。很快地，我就准备转学。一九四五年去昆明，转入西南联大。
在重庆和束老师告别时，他送了我一本Jeans写的《电磁学》名著。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Eddingburgh大学，随Darwin教授做研究时用的（束老师的导师Darwin是进化论创立者的孙子）。Jeans的书中有很多剑桥大学会考的考题，不很简单。我在重庆养病等待转昆明的时间，就以束老师送我的书为伴，还手写了一册《Jeans电磁学习题全解》。到联大后，托陆祖荫同学送给物理系同仁们。
一九四四年，和束老师分手后，很遗憾就再没有机会和他相见。一九四六年我到美国后，又完全和束老师失去了联系。过了几十年后，才陆续知道些他的情况。束老师后半生的遭遇，让我心里很难过。科学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追求的目标是真理和真理的普遍性。束老师为了追求真理，争取科学研究和教育年轻人的机会，竟会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回忆起当年在湄潭和永兴与束老师相处的日子，想起他非凡的科学气质和为人品格，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觉。
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练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谨以此文向束老师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第一章 追求与理想(1)
扬州南乡开沙念四圩，为长江下游的洲渚，其建制，原属江都开沙洲，现为扬州邗江县头桥镇安贴村。头桥镇在古城扬州东南约三十里。安贴村依江而筑，一幢幢青砖灰瓦飞檐翘角的江南民宅，散落在桑林、竹林和水田交织出的波光潋滟的江堤上。“束家老宅，圩中人称束家大瓦房，倚堤朝西，并排四个大门，前后两进，大小三十余间，家塾、书斋单独砌在箍江大岸上。南山头特挑土叠成高地，栽竹种树，蔚成园林。门前是人工开凿的河塘，夏时菱红荷绿，冬则鱼游渊底，清波荡漾。隔河为连片的稻田。……宅后，堤傍多树，岸外江滩
至水，绿柳红蓼，蒹葭苍苍。屋旁翠竹成林，绿树成荫，最大的那棵皂角树，数人才能合抱，几里以外就能见到四根主干的大园〈圆〉冠……①
束氏〈家族〉为开沙望族之一，据民国七年（１９１８）重修的《束氏族谱序（南通张謇撰）云：“束氏谱系出汉太傅疏广之后。广曾孙孟达居东海沙鹿山南，避新室之乱，去足为束……晋有束混，仕陇西太守。混生龛，为冯翊太守。龛生哲，字广微，博学多才，为晋儒宗……（及宋）振祖始居云阳三城（今丹阳县境）……（及明）海公（建军功，封佥事）游学维扬南新洲（开沙诸小洲之一），见其山水之胜，卜筑而居，为南新洲开基之祖……”传至星北先生，一十八世。在黄家桥（今邗江县李典镇境）曾建束氏宗祠，于清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水灾，祠产荡然，嗣是无力复建。②
据《束氏族谱》，星北曾祖履华，住开沙念四圩（又名宦家码头念四圩，即二十四圩），生四子：长名增熙、次名增煦（又名纶，号渭湟、畏皇）、三名增祥、四名增瑞。增熙、增祥无出。增煦生二子：名曰、曰璐。增瑞生二子：名曰琅、曰琪。曰琅承嗣增熙，排行束大，曰为束二，曰璐承嗣增祥称束三，曰琪是束四。曰琅生仪保（又名光仪，号赣南）居老宅；曰婚张謇女，寓南通；曰璐娶江都嘶马郭氏（人称束三娘），住老宅，生传保，乳名“大林子”即星北先生。又生保，乳名“小林子”号淮北（曾任上海《自由论坛报》主编，后往台湾从政）。束三太太晚年寓居江都大桥镇。曰璐又配姜氏，住南通；曰琪娶开沙念三圩胡氏，人称束四娘，住老宅，直至土改，才迁居南通。传保即星北先生，幼年曾聘同邑杨氏女，时年１１岁。
星北先生的曾祖父束增煦。婺源江谦的《束公畏皇事略》叙：“公姓束氏，讳纶，字畏皇，江都人。幼颖悟笃学，年十八补学官弟子……公家设花布粮肆于南通之二甲镇，公父履华，从兄锦分主其事。公弱冠往省，遂就该镇授义室……暨花布渐落，奉父回邗，再至通就馆，佐锦治粮业，兼授从弟经读。……粮业旋亦不振，公慨然有四方之志矣……”嗣后，安东令聘为记室，庐江吴武壮公耳公名，辟参戎幕。同幕多名士，有项城袁世凯等。光绪年间病逝，生前著述，散佚未刊。梁启超为其传作赞。③
父亲束曰璐毕业于江南陆师学校，清末曾任官家的参领，辛亥革命后引退。民国时期任全国水利局的主事，与其兄束曰（张謇的女婿）一同为张謇办理经营盐业与纺织业。民国初年，两人实际上已成为江南著名实业家张謇的左膀右臂，兄弟俩经营的盐业与纺织业也成为张氏实业集团的经济台柱子。曰璐的生意生活大都在南通，因性情和生意关系，他极少回家。因而子女和祖上留下来的上百亩滩地水田，都由妻子郭氏一人料理。郭氏又称“江都夫人”，因嘴脚长得奇大，佃户们背地里也称她束大嘴或束大脚。她高大肥硕，性情刚烈。安贴村的村民大都是束家的佃户，他们对这个声若洪钟，高大丰满的女人既敬又畏。束大嘴常常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那些偷懒耍滑的佃户地头上，若是哪个不幸的主儿给她逮住了，可就倒霉了。她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他的祖宗八代一一拖出来理论一番。要是那个不识趣的再敢无理纠缠的话，束大嘴就会扬起她那个让所有佃户都畏惧的手，劈头盖脸地扇下去。可是束大嘴又心慈如佛，若逢灾年，不但主动减租，还会捐资募化，赈济衣食。每到枯冬春荒，束家都要发寒衣、施面粉。圩中人背地里常谈：“束大嘴（束三娘的绰号）心直口快，有慈悲心，肯做好事。”④
童年的生活足滋足味。江边的芦苇滩，划塘（芦苇滩中间的小河）和江中洲渚伴着束星北无忧无虑的童年。八岁那年，束大嘴决意要给耍疯了的小野马套上笼头，她延聘其伯父的同科秀才魏楚翘老夫子为束星北“开蒙”。束星北虽不情愿，却碍于母威，不得不和同乡的几个孩子跟老夫子习书问经。老夫子拴不住不胜其烦的束星北，他常常领着弟弟束全保和不惧戒尺的小伙伴半路出逃：下滩子，摸虾子，捉螃蟹，掏鸟窝，兴致所至，就将魏楚翘撂到脑后。当两个泥猴发现天时已晚，想偷偷溜回自己的房间时，一声狮吼炸雷一般，坐在太师椅上的老太太手攥着戒尺已恭候多时了。“划塘”，芦苇连片，退潮即为滩涂，涨潮水流湍急，不知不觉间，顿成泽国，每年都有不谙水性的孩子被夺了性命去。“难怪束三老太发现后，火冒三丈，立即罚他兄弟俩，伏在板凳上施打戒尺。大林子（束星北乳名）刚直，知错愿罚，硬铮铮的〈地〉挨了十下，小林子（束全保乳名）灵活，连声哀求‘下次不敢了’，却减罚一半。”⑤
第一章 追求与理想(2)
任母亲的戒尺打得皮开肉绽，过后还是落不下记性，束星北仍会趁魏楚翘吟诗唱经半痴半醉的时候，招呼伙伴们开溜，若是没有敢响应的，他就从窗户跳出去，独自一人钻进划塘。
衣食无虑、自由自在的日子很快结束。那年夏天的一日，一直在外奔波的父亲带着他的新太太回家了。小火轮停在开沙念四圩的码头上，父亲独自先行下船，试着与妻子商量。结
果可想而知，怒气冲冲的束大嘴马上就做出了反应。她一手拎着两个包袱，另一只手牵着束星北走上江堤。安贴村束大嘴的佃户，从此再没见到他们。
尽管丈夫言之凿凿，束大嘴的正房的位置丝毫不变，却不能让一个刚烈的女人回头。束大嘴宁可丢掉眼前拥有和习惯的一切也不能容忍另一个女人走进这个家庭。结果是，一个拥有上百亩滩涂水田的地主一时变成一个寄人篱下的穷亲戚。弟弟束全保选择了父亲和他的“庶母”，束星北跟着母亲寄居在江都县的大桥镇的姨母家。姨母在江都县开了家规模不小的绸缎铺子，很长一个时期里，束大嘴靠着帮妹妹料理绸缎生意生活。
为了衣食和学费，小小“童工”奔波于茶楼、酒肆或油料作坊，年龄稍长便用打短工赚来的钱买了辆胶轮地排车到瓜洲码头给人家上货下货。突然的变故，让一个衣食无虑的少爷开始了另一种人生。因为年龄小，他不得不时常忍受店主或工头的克扣和欺辱。有一次他向油料作坊讨要工钱时，竟给那人放出的狗咬伤。这种变故和经历使束星北早早地了解了社会与人生：“突然的变化，使一个不谙世事，无忧无虑的少爷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不怕困难的人。”⑥束星北认为，早在母亲牵着他的手走在开沙念四圩的江堤上的时候，他就开始懂事了。他再也不会让母亲用戒尺打着读书了。
变故改变了他的生活，同时也给他带来自食其力的勇气和力量，自江都县大桥镇的小学起，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他都是靠着自己的双手解决的。
束星北虽然选择了母亲，父亲却并没有抛弃他。他仍然关注着长子的成长和前途。而走进束家的“庶母”是个毕业于圣约翰教会大学的“洋学生”，她知书达理与人为善。她因自己的介入，弄得束家“妻离子散”而疚愧不安。为了弥补“过失”和安抚自认为有罪的灵魂，她寻找一切机会帮衬束大嘴，也不时地让人将一些钱财和衣物转送到束星北的手里。可是束星北母子在这一点上非常默契，他们拒绝一切同情、施舍。
１９２６年束星北来到济南齐鲁大学的第二年，先行公派赴美留学的朋友来信约他到美国读书，他不假思索地便答应下来。本来，他曾为如何说服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而颇犯踌躇，没想到，听到这个决定后，母亲竟毫不犹豫地点头应允了。只是父亲百般阻止。在张氏集团，父亲的权限与管理范围不断地扩张，父亲和伯父管理的张氏实业集团也因此而蒸蒸日上，已由原先的盐业、纺织扩大到钱庄、面粉业和教育。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兄弟俩已掌管了张氏集团的大部分实业。在束家子女中，束曰璐更看重长子束星北，父亲认为，依长子的个性和经历，在张氏集团里从事实业是再适合不过的。可是儿子的主意已定，不论怎样劝说，都无济于事了。
在美国，经同学引荐，他考进美国干萨斯省拜克大学物理系。最初的求学经历似是国内经历的延续，为了生存、读书，他要拿出很大的一部分精力来做工助学：洗车，修剪草坪，发送报纸等，他无所不做，却仍有难以果腹的时候。有时，不得已，只好混进做礼拜的基督徒中，偷偷吃上一顿周末免费的圣餐。出于生计，不久他便从干萨斯省拜克大学转到三蕃市的加州大学，在那里，他可以免费住在三蕃市的华人同乡会馆。华人同乡会馆住满了或避战乱或被贩卖过来的“下等华工”。在美国，这些人只能同黑人一起到铁路和码头从事重体力劳动。这个时期，束星北同他们一起，修建铁路、码头，装卸货物，以此来支付学费，维持生活。
这是个特殊历史的时期，这是个充满无数声音的时代：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五四新文化新知识运动，西方文化的渗透碰撞。这一串串惊雷般冲击着一个幽闭古老的帝国。救亡图存、科学救国在知识分子或士大夫们中成为“潮流”。这个期间出去的知识分子，大都肩着为中国诊脉、处方的使命感。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有中国第一批工程技术人员：詹天佑（铁路工程师），邝荣光、陈荣贵（矿业工程师）、程大业（电报专家）等。另外还有中国近代卓越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章太炎，以及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第一批文化文学大师：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等。
这种神圣使命感的烙印也深深地烙在束星北的身上。最初他几乎不加咀嚼地吞咽着所有能够吃到口里的东西：他先后加入过美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一个华人政治社团组织）和一个自称是三Ｑ党的组织。也常常出入各种名目名堂繁多的华人社团组织，还同一伙自许为中国革命先驱者的知识界人士合办过杂志，当杂志办不下去的时候，又和人一起创办了一份名为《玉碎》的报纸。报纸主要介绍中国文化和探索中国未来出路。北大教授胡适到美访问时，他慕名专程前往拜访。可是最初的探索和考察所带给他的只是一些乱哄哄的声音。至于那些党派组织和华人社团，他也是旋进旋出，俱不称意。当这一切都无法满足他的渴求时，他开始了这一生中最长远的跋涉。１９２７年７月，年仅２１岁的束星北离开美国来到日本、朝鲜。在那小驻后，便假道满洲里来到苏联。苏联的革命和新政权给全世界带来了希望和不安，也是他此行考察的重点。他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谋了个文秘的差事，一面工作，一面对一个新政权进行考察。他本期望着从这个新型的国家与社会中能获得一些启示和借鉴的，可是革命成功后的苏联给他留下了很坏的印象：“最初的我从报纸广播中了解到取得新政权的红色苏联在一系列的改革之后，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取得了按劳分配、各取所需、安居乐业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是眼前的一切却让我失望，我所看到的几乎到处都是肮脏的黑市、摇摇晃晃的酒鬼、昏昏欲睡的车夫和失去廉耻的妓女。为了巩固政权，几乎天天都有枪杀。”⑦
第一章 追求与理想(3)
深感失望的束星北很快就离开了苏联，假道华沙，来到了欧洲的科学中心德国。在“柏林、哈奴佛、汉堡等地混了一阵子。”⑧他的游历与探索生活便告结束。据他自己所称，他之所以在德国结束自己的探索和考察，一是走了十几个国家后，并没有看到自己真正期望的东西。到处似乎都在上演着同样的故事：战争、内乱、饥饿、贫穷。到处都是乱糟糟的声音，他不能够从这些乱糟糟的声音中听到他所期望的真理。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让他徒生无奈，对社会体制与制度的探索、考察为主要目标的游历在德国宣告结束，他按捺住一度被
“声音”激得沸沸扬扬的心情，重新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他不再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而劳心费神，他开始心神专注地钻研思考真正属于自己的事情了。
离开德国后，经同学的介绍，他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惠特克和达尔文博士的身边，在他们的指导下，进行系统的基础物理和数学的学习。惠特克（Ｅ·Ｔ·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和达尔文（Ｃ·Ｇ·Ｄａｒｗｉｎ）博士当时已称名世界，特别是惠特克的理论物理更让他心醉神迷。惠特克的分析力学（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被圈内人士奉为经典，以后束星北在浙江大学教学时，常常提到惠特克的分析力学（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他曾对学生讲，搞理论物理的必须认真读懂惠特克的分析力学（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他还给研究生专门开过一门高等分析力学。而这门高等分析力学也是与惠特克分不开的。
束星北在两位大师门下受到严格的训练。学业提高速度犹如神助，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以一篇《论数学物理的基础》（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硕士学位。１９３０年２月，由惠特克和达尔文博士的引荐，束星北来到狄拉克所在的剑桥大学从师于著名的理论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博士。爱丁顿毕业于剑桥大学，历任母校教授和天文台台长。曾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天文学会会长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主席。爱丁顿还是恒星内部结构理论和变星脉动理论的创始者，他发现了恒星的质光关系，在恒星大气理论、恒星运动、相对论、量子论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但在多数人眼里，他对人类最突出的贡献是利用日全食验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
１９１６年，爱因斯坦在他的老同学格罗斯曼的帮助下，完成了广义相对论。在这个被称为人类最伟大的创举中，引力是最重要的主题。牛顿力学认为，任何物体既有惯性质量，又有引力质量，牛顿第二定律中质量是惯性质量，而万有引律中的质量是引力质量。但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们是相等的，把它们通称为质量。可是这种相等是偶然的吗？
狭义相对论与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的矛盾是必然的。在牛顿看来，引力是即时作用，引力场就像一个绝对时空的载体，这当然为时空的相对性观念所不容。爱因斯坦将相对性的原理推广到引力场中，指出引力场就相当于一个非惯性系，人们对一个物体是正被加速，还是正处在引力场中无法作出区分，这一点被称为等效原理，而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相等是等效原理的一个自然的推论。广义相对论认为，由于物质的存在，空间和时间会发生弯曲，而引力场实际上是一个弯曲的时空。
广义相对论首先解释了水星近日点的进动，这个进动曾经被天文学家勒维列用行星摄动方法进行了解释，但谁也没有发现有“火神星”在那里摄动。爱因斯坦用太阳引力使空间弯曲的理论，解释了水星近日点进动中无法解释的４３秒。
广义相对论第二个大预言是引力红移，即在强引力场中光谱应向红端移动。２０年代，天文学家在天文观测中证实了这一点。
广义相对论的第三大预言是引力场使光线偏转，这一预言最为世人注目，因为它最终得到了天文验证。最靠近太阳的大引力场是太阳引力场。爱因斯坦预言，遥远的星光如果掠过太阳表面，将会发生１．７秒的偏转。这个预言很难验证，因为大白天太阳太亮，看不到星光，晚上能看星光太阳又下山了，惟一的机会是在日全食的时候。为了验证这个为很多人怀疑的预言，１９１９年，英国政府在爱丁顿鼓动下，派出了两支远征军，一支由爱丁顿率队到非洲西部的普林西比岛，另一支来到南美的索布腊尔。两支队伍带回了很多日全食的太阳照片，经过反复比较核对，最后的结论是星光在太阳附近的确发生了１．７秒的偏转。由于爱丁顿的验证，爱因斯坦的地位才从此确定下来。爱丁顿无愧为“科学英雄时代”的杰出大师，他能凭着自己深邃的目光最早地发现“相对论”那太阳一般的光芒。并预言这个时代乃至下个时代，将是爱因斯坦的时代。在爱丁顿身边，束星北开始系统地接触到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与发明——相对论。他认为，在自己遍访名师的历程中，给他影响最大的便是这个爱丁顿。正是在他身边自己才真正接触到了物理之核。
最初，束星北对相对论兴趣来源于一本讲四度空间的科普小说，那本只有一百个页码的小说曾激发出他许许多多的奇思妙想。他认为那些奇思妙想尽管只是一个少年的童话故事，却又是他的追求之源。他以后的一切发端，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刻开始的。当然真正开始接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是在之江大学。那时虽不能究其所因，但大师的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性，质量与能量的统一性，它们既是统一又可以相互转换的观点，让他浮想联翩，激动无比。他不断地让国外的朋友、同学帮助他搜集一切有关的资料和书籍。他曾形容最初接触到相对论时的感觉：就像沙漠中烈日下干渴的跋涉者，突然发现了一眼甘泉。
第一章 追求与理想(4)
尽管他对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心仪已久，可是拨开积云，让阳光落下来的还是爱丁顿。作风严谨不苟言笑的英国人爱丁顿不仅是爱因斯坦的好友，最早研究广义相对论的权威，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教育学家，他从来不用条条框框来限定自己的学生，只是对他提出个大致方向或思路，以后的路皆由学生随意地自由地驰骋。走偏了走远了都没关系。爱丁顿会定期坐下来同他交谈。他从不强迫学生做什么，怎样做。有时交谈会变成争论甚至争吵，也没关系，爱丁顿不会因对手只是一个还没有出道的毛头小伙子而在意。爱丁顿喜欢争论，欣赏
争吵。多年之后束星北登台讲学时，常说起这个可爱的英格兰老头：好的老师会在恰当的时候，在你的脑门上轻轻一拍，你晦暗不清的脑袋突然就亮了起来。
１９２８年，也就是束星北在爱丁堡大学学习的这一年，物理学界发生了一件大事：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狄喇克将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结合起来，提出了电子的相对论运动方程，即著名的狄喇克方程。这一方程后来被物理大师们称之为：用最简练的文字概括出的一幅最美丽的世界图画的方程。这个方程奠定了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基础，赋予了真空以新的物理意义并预言了正电子的存在。这个天才的理论很快就引起了世界科学界的轰动，也引起了束星北的导师达尔文的极大的兴趣。达尔文以他敏锐的目光和雄厚的实力最先在科学界取得了对狄喇克方程的严格的解。束星北几乎目睹并学到了导师对狄喇克方程全过程的推导。狄喇克方程的提出，不仅受到达尔文的关注，世界上许多有关学者都对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图画”产生了兴趣。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对方程的数学基础和表现形式的完善进行了探索和研究。爱丁顿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在观察琢磨了别人的研究方法后。决定另辟蹊径，走自己的路。他试图用黎曼空间度规来表达狄喇克方程，并取得了成效。作为合作者，束星北几乎参与了老师的整个研究过程。
为了继续深造，１９３０年８月，已渐显才华的束星北被爱丁顿推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和数学系助教，师从世界著名数学家斯特罗克教授（Ｄ·Ｊ·Ｓｔｒｕｉｋ）。在他的指导下，继续对狄喇克方程进行研究。１９３１年５月束星北完成了硕士论文：超复数系统及其在几何中应用的初步研究《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ｃｏｍｌｅｘ Ｎｕｍｂ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这篇文章使他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学硕士学位。他的这篇文章思路方法独到新颖，实际上已超越了导师爱丁顿。他在描述“最美丽的图画”数学基础和表现形式所使用的方法上，也更富有灵性。他利用广义超复数系，通过黎曼空间度规的线性变化，推得出一些与黎曼几何类似的结果，并在四维情况下， 得出了狄喇克方程，使狄喇克相对论电子方程具有更合理的数学基础和更完备的表现形式。就在束星北即将完成他的构想时，发现著名科学家福克（Ｖ·Ａ·Ｆｏｃｋ）和伊凡宁柯（Ｄ·Ｉｗａｎｅｎｋｏ）也开始做类似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思路都基本相同，只是运用的方法不同。束星北在这项研究中应用的广义超复数系，其性质已与著名的克里福特（Ｗ·Ｋ·Ｃｌｉｆｆｏｄ）群类似。显然那时束星北还不知道有克里福特群。克里福特群实际上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被引入量子场论研究，从而受到科学界的广泛的关注。３０年代狄喇克方程的研究是科学界最前沿的课题，束星北早早就有了克里福特群同样的思路，并将这种方法应用于量子力学中。这说明他的科学感觉和思路是非常敏捷、超常的。⑨
束星北将克里福特群引入量子力学的同时，还对引力场与电磁场的统一理论做出了独到的研究。爱因斯坦的引力场几何化成功之后，马上就产生了用类似几何概念来描述电磁场的愿望。华爱尔（Ｈ·Ｗｅｙｌ）、爱丁顿和爱因斯坦本人都曾经想通过对黎曼几何的修正，把用于引力场的广义相对论推广于电磁场，但都没有成功。束星北也试图探索引力场与电磁场的统一理论。考虑到引力场与电磁场的根本差异，他提出了用质量密度ρ和虚数电荷ιδ之和ρ＋ιδ代替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能量——动量张量的质量密度ρ，从而导出一级近似的复数黎曼线元，实数部分正好代表引力场，复数部分正好代表电磁场，由之进一步导出麦克斯韦（Ｊ·Ｃ·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组和罗伦兹（Ｈ·Ａ·Ｌｏｒｅｎｔｚ）作用力定律。这篇充满睿智的论文在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物理期刊》上发表后，束星北将它寄给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很快就回了信，对他的论文提出了几点意见。束星北在论文的文尾还提到了爱丁顿，显然论文在写作过程中也受到过爱丁顿的帮助。今天的物理科学家眼中，这篇论文尽管有些地方值得推敲，尽管它不可能解决爱因斯坦终生未能解决的、即使今天也仍未解决的统一场论这个广义相对论的难题，但是束星北能抓住物理本质，巧妙地把引力场与电磁场结合起来，得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结果，在当时，不能不算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尝试。⑩
第一章 追求与理想(5)
束星北本打算在麻省理工学院多待些日子的，对他来说，很多课题和想法都刚刚开头。可是母亲却让他回家与葛楚华结婚。一封思念而又不失威严的信改变了他的计划，也改变了他的命运。１９３１年９月，束星北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回到战乱纷扰的国家，从此再没出去。
注释：
①张再生：《束星北教授的家世和少年时代》，邗江文史资料 第六 辑《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１２２页。
②同上第１２２－１２３页。
③同上第１２３页。
④同上１２４页。
⑤同上１２４页。
⑥《束星北自传》，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第１２页。
⑦《束星北自传》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第３页。
⑧《束星北１９５４履历表》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⑨据李寿：《才华横溢的理论物理学家束星北教授》，《自然辩证 法通讯》１９９４年第三期第６１页。李寿，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曾任副院长），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四十年代曾在浙江 大学就读于束星北。
⑩同上第６４页。
第二章 东方剑桥(1)
浙江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缘于两个人，一个是清廷命官林启，另一个是气象学家、教育学家竺可桢。
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学院是变法图存的产物。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失败，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马关条约后，国外列强在通商、通关、贸易等各个方面获得的特权越来越多。病入膏肓的清政府却无能为力，只能以一味退让来求江山稳定。外患日亟，国势日衰，深受创痛而
不堪其辱的有志之士以挽国家颓势为己任，纷纷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谭嗣同、梁启超、康有为则认为“非变法不足以图存；而启发民智、培养人才，实为根本要图。”于是谭嗣同、梁启超在湖南创办了时务学堂；北京有康有为主持的强学会，上海也出现了强学会分会。深受兴学图强影响的浙江也不甘其后，遂于１８９７年（清光绪廿年）创立了求是书院。①求是书院是中国四所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新式高等学堂之一。创办人林启，字迪臣（１８３９—１９００）早年出任陕西学政时，便以重“学风”著名。后出任京城御史时，曾应诏提出四项改革主张，即：简文法、汰冗员、崇风尚、开利源。其中第三项主张“崇风尚以挽士风”，要求废止以制义词赋小楷取士，主张会考诸史，廷试考时务，以重实学。以后因抗疏谏请停止营造颐和园以苏民困，触犯了那拉氏，外放浙江衢州知府，１８９６年调补杭州知府。他守杭三年，以“勤于治理、勇于赴事著称”。在政治上他同情载而深恶痛疾那拉氏，曾对学子谈话时自称是属于“保皇党”（光绪派）的。……林启在杭州任内，鉴于当时科举弊端，认为要振兴实学、策励图强，必须学习欧美文化和对教育制度有所改革。于是他在这方面推行了三件新政：一是鉴于八股束缚文教，改以策论取士；二是派遣留学生，学习传播新知识；三是兴办学堂。②求是学院成立之初，正是科举未废（戊戌变法曾暂废，政变后即恢复），林启亲自担任学院的总办，向学生们颁发《明夷待访录》、《天演论》、《求已录》等必读书目，其意在激励志气，养成民族意识，进而灌输欧西新思想，以谋自力更生。在他的带领影响下，一些以科举求名的举贡生监及尚未预试的学子，竟“舍此利禄必由之途而入学堂、学西学，显然为后来接受革命思想之张本”③在林启的一手缔造下，求是学院逐步形成他所主张的“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讲求实学”的风格。④林启认为培养“讲求实学”的人才，就是培养船学、矿务、种植、制造等“切于时用”的人才。求是学院无疑是全国自创办新式高等学堂最成功的范例。它不但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学家、科学家，如章炳麟、陈独秀、夏元、陈碕、何碦时等，也使“求是学风”有了根基。林启时代虽然不长，但开办新学，树立求是学风的意义对未来的浙江大学的影响却不容忽视。人称浙江大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浙江大学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是由竺可桢一手创造的。自民国以来，中国出了两个为教育界公认的杰出的教育家，一个是蔡元培先生，另一个便是竺可桢先生。蔡元培创办北京大学，招收女生，首开风气，聘请教授，新旧并蓄，在中国教育界具有开山创基之功；而竺可桢高风亮节，廉洁自守，海纳百川，特别是在内忧外乱的抗战期间，率领流亡大学，颠沛流离，而仍弦歌不断，人才辈出的业绩，更是无人可媲。
竺可桢，字藕舫，１８９０年３月７日生于浙江省上虞县，１９０９年遵从家父之命考入了唐山路矿学堂（唐山铁道学院的前身）学习土木工程。１９１０年第二批庚子赔款赴美留学考录的７０人中，竺可桢以第２８名的成绩入选。初履异国，竺可桢便放弃了土木工程专业，报读了美国伊利诺大学，改习农业。他说服自己的理由是：“中国以农业立国”。在伊利诺大学毕业后，念及气象与农业的关系，他又转入美国哈佛大学地学系攻读气象学。在世界著名气象学家沃德教授、麦坎迪教授的指导下，竺可桢很快就拿下了硕士学位。为了继续深造，竺可桢申请延长三年研究时间并得到批准后，开始了他的成果收获期。他的《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台风中心之若干新事实》等多篇论文相继问世，并在美国气象学界造成影响。１９１７年竺可桢被接纳为美国地理学会会员，同年还获得了伊麦荪奖学金。一年后，竺可桢精心研究写成的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通过答辩，被哈佛大学授予博士学位。
回国后，竺可桢开始了他在中国的创业梦想。他先是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的前身）任教，待条件稍加成熟后，便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和今天的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地学系，并由他亲自管理教授。这所由他创立的地学系无疑是中国最早的气象学家与地理学家的摇篮，中国最初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几乎全部都是从这个“摇篮”里诞生培育出来的。１９２７年，竺可桢应蔡元培、杨杏佛的邀请，出任中央研究院观象台筹备处筹备员，此后，他以气象研究所筹备主任、气象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等身份，开始了中国现代气象事业的奠基与发展工作。
１９３５年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因在大学强力推行军事化管理、随意开除学生、解聘教授、挪用物理系专用资金等劣行，激怒了学校师生而被驱逐。大学校长的位子第一次出现了空缺。也许因为这个位置太显赫，最初竟没有敢问津者。早在２０年代，大学对所聘人员就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对所聘教师的要求是：学问好，教学方法好，品行好，对教授要求公认的三个标准是：一要品德高尚；二必须是学识渊博的欧美留学生；三在社会上要有公认的威望和相当的活动能力。这样的标准，使得一些极备才学的人望而生畏，有的即使是最终选上也会因“或兼顾为难，或风裁太峻，或崖岸自高，或资望较浅”⑤而离去。找到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具备的教授人选尚且不易，便何况一校之长了。浙江大学校长的位子最终还是由蒋介石亲自圈定了竺可桢。
第二章 东方剑桥(2)
竺可桢无意这个“位子”。一是大学校长事务繁忙又要同官场打交道。他不善人际关系，自觉难伺候好部长或委员长，最主要的是，他放不下他的气象研究所。他从事地理、气象教学和研究已有二十多年，针对中国气象学方面的研究下足了功夫，颇有些国际水平的成果，在气象建设方面，如气象广播、天气预测、高空探测等都才开始，许多基本建设刚铺开了摊子，特别是人才的培养还未成熟，这一切都使得他难舍难离。可是亲朋好友大都支持他，特别是他的夫人张侠魂也希望他出任校长一职。
最终他虽然决定出任大学校长，却还有所保留，他只是将自己作为一个“桥梁”，一旦学校走上正规，就自动退出。竺可桢在上任之初，往访陈布雷告以此意（实际上是通过陈布雷转达蒋介石），并提出三项条件：“①财政须源源接济，②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③时间则以半年为限。”⑥在得到委员长的明确承诺后，竺可桢走马上任了。最初只想为下一任作为“桥梁”的竺可桢，在这个位子上一坐就是十三年，并将浙江大学办成了全国最好的大学。
一所普通的大学，在战争纷仍的环境里，迅速地脱胎换骨，成为中国的第一流大学，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史的奇迹。
竺可桢打造浙江大学的形式与手段很多，概括起来可为三点：一、选聘优秀教授；二、增加图书设备；三、奖励优秀学生和贫寒子弟。三点当中，选聘教授最为重要。竺可桢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的教育成功与否，系乎学风的优劣，而教授的人选，为教学质量和转移学风的动力。白鹿书院、鹅湖书院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有朱熹和陆九渊；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有汤姆逊、卢瑟福；哈佛大学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有罗伊斯等。为了让浙江大学也能够跻身世界名校之林，竺可桢“竭诚尽力，豁然大公，以礼增聘国内专门的学者，以充实本校的教授”⑦因抗议郭任远军事管制和挪用物理设备专款而辞职的教授一一都被请了回来，如陈建功，苏步青，贝时璋，郑晓沧、黄翼、蔡堡等，这样的班底实力已非常雄厚了，但竺可桢仍觉不够，他专门将他的老朋友、物理学家、原交通大学教授胡刚复请来，并委以文理学院院长重任。化学家王进、农学家卢守耕、机械工程学家周承佑也陆续被请了进来，远在山东大学任教的王淦昌也是这时候被竺可桢请来的。
教育界素有门户之见，蔡元培难脱此习，浙江大学也不例外，竺可桢却打破了这个大学的积习，不问留美、留日、留欧，也不问南方北方，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委以重任。竺可桢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品格很快在教育界击出波澜，当时有一句颇为流行的话：为竺可桢而来。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并认为能够胜任浙江大学的某个位置，尽可以向竺可桢写信或当面陈述。多数情况下希望是不会落空的。
谈家桢（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遗传学家、前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
我是一个从小就在教会学校求学的学生，但是我只信科学，不信迷信的。在东吴大学毕业以后又进燕京大学研究所。到１９３６年，我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就想回国。那时想早些参加祖国的科学队伍，与全国科学家一起为发展中国科学而努力。后来由于我的美国导师不准我走，结果又多读了一年“博士后”。到１９３７年，我回国了。在当时，我的母校（东吴大学）要我回去任教，而我又不想回去。因为那里的“洋人味”太浓了。我希望能够进一所我们国家自己办的大学，扎扎实实地为国家，把科学搞上去。可是在那个旧社会里，各校派系林立，学术壁垒森严。一个教会学校出来的学生，要去国立大学教书，可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事也凑巧，我的一位留美同学（即朱元正先生）是东南大学的毕业生，他把我的情况写信给他的老师胡刚复先生。不久竺可桢校长代表浙大给我寄来了聘书，要我去浙大生物系任正教授，并每月给我三百元大洋的工资。我那时才２８岁，受到这样高的职位和这样优厚的工资，有点意外。为什么竺先生待我这样优厚？我与他素不相识，既不是亲戚，也不是他的学生。从宗派、体系等等各个方面看都挂不上钩的。从这一点看，在他脑海中，没有教会学校与国立大学之间这条“鸿沟”，他是一位大公无私、唯才是用的好校长。所以我这个“外来人”也能够进得国立浙江大学任教了。其实竺可桢先生任用教会大学出身的学生任教授还不止我一个。后来听说涂长望教授出身于沪江，谭其骧教授出身于燕京等，也都是教会大学来的。以后浙大搬迁到遵义时，竺先生还聘请了遵义地方的一位牧师方豪先生来教中西交通史。方先生在中西关系史方面很有研究（后来去复旦任历史系主任了）。竺先生就是不管牧师还是神父，只要有才就聘，可见他聘用教会出来的教授决不是我一个人。……⑧
苏步青（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数学家、前浙江大学理工学院院长、数学系教授）：
竺先生是最爱惜人才的。只要有好教师，他总是毫不犹豫立刻聘请，而且是千方百计地去聘请。所以许多有才干的教授都肯来浙大任教了。谈家桢教授是在１９３７年从美国回来的。竺先生立刻聘请，他来时才２８岁。后来章士钊的儿子章用和曾士炯从德国回来，他知道后也立刻聘请。那时期正在搬迁期中，我们的欢迎会是在警报声中进行的。因为竺先生爱才，所以他们也十分负责。有一次（在建德时）学生问章先生：“警报都响了，老百姓都已逃警报去了，我们还上课吗？”“怎么不上课。”“黑板挂在那里？”“就挂在我的胸前”。这种精神，就是我们浙大教师特有的精神。章先生他一生从未有用扁担挑过东西，可是他在浙大随校西迁时，就是自己挑着行李与学生们一起步行前进的。他当时还患有肺病，最后他病死在西迁的路上，真是太可惜了。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教授，如罗宗洛、梅光迪、王淦昌、卢嘉锡等等，也都是这样请来的。再以后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教授来浙大参观，他称我浙大是“东方剑桥。”这句话，我是亲耳听到的。当时如无竺校长主校，浙大就不会有这样高的荣誉。⑨
第二章 东方剑桥(3)
需要说明的是，束星北重回浙大并非一帆风顺。不少浙大元老对竺可桢首批圈定召回束星北表示异议。认为此人个性太强，太冲，难以驾驭。束星北当面责难蒋介石的事被重新提出。
束星北遵母命辞聘回国完婚后，经在国民党蓝衣社任社长的大舅哥凯悌介绍来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他的教学水平和才气，很快就引起了学校的重视。一天，蒋介
石来学校视察，按惯例要召见几个军官，束星北有幸给学校点中。在这所由委员长兼任校长的学校，能够得到提名召见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束星北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点，反而把这次召见变成了“面责”。当时，“一二八”事件发生不久，国人对国民政府对日政策颇不理解，在束星北看来，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违抗政府不允抵抗日本人的命令是民族英雄的壮举，而国民政府却在十九路军与日军血战上海时，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是屈辱的卖国行为。束星北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因同恺悌住一幢楼房也知道蒋介石对日寇妥协，对他开起大炮来，把他骂了一顿，但事后出来受到朋友们的抱怨，说我有粗无细，不了解中国情况，后经他们解释，我已变成了蒋介石的崇拜者。”⑩束星北当着众人的面一顿“大炮”，弄得蒋介石很是下不来台，只是说了句，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拂袖而去。蒋介石显然是动怒了。束星北的嫂嫂是宋美龄的秘书，据她透露出消息说，蒋介石回到总统官邸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这事。束星北也正是因为此事知趣地辞去了物理教官一职，以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两篇文章：《引力与电磁合论》、《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非静力场解》敲开了浙江大学的校门。
但是束星北的“个性”并没有成为竺可桢使用人才的障碍。他被第一批聘回浙江大学，并委以重任。束星北离开浙江大学时还是物理系副教授，重新被竺可桢聘回后不久，便晋为正教授。
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的学风、学制显然与他五年哈佛大学的学习与研究经历有关。特别是哈佛大学的前校长埃利奥特，以四十年不懈的努力，改进学制，增聘名教授，倡导自由学术研究，将一所普通的学校改造成世界知名学府的经历，给竺可桢的影响颇深。他在教学、学制、学风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他提倡致力于“通才”教育，要求学生既要各有专精，又要文理兼通。他认为学生单学一种技术，并非大学的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大学应该培养的是既有专门知识，又能博学旁通、思想开阔并能担当大任的人才。
他废除了郭任远时期诸种不合理的地方。如强调增加一年级大学生的基础培育，取消了一年级即分别系科、设置专业课程的郭氏“物质主义”的办学方法；在中国高等学府第一次实行了导师制。竺可桢的导师制的目标是培养“社会上各业的领袖”，因而，导师不仅要担任专业授课，还要负责指导学生的思想品格。导师一般由各系学识与品行兼优秀的教授副教授担任。每个导师带五六个学生（最多为十几人），导师和学生不仅是劝业授课，还要经常接触，包括个别谈话、集体座谈、共餐或一同外出郊游等。通过种种接触，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从近处体验导师为人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为了保证民主办学，浙江大学除了发挥教授在学术和教育上的主导作用外，还让教授在校务和行政工作方面参与民主管理。为此规定了大学的最高行政机构为校务会议。会议由校长、教务长、总务科长和训导长、各院长、各系主任为当然成员，另由全体教授选举出代表参加。校务会负责决定学校大政方针、方向。另外，学校还专门设立了教授会、学生自治会、各级级会等，都可以参与学校作出的重大决定。在教学方面，学校注重培养学生的自觉求知和独立思考研究的能力，各院系高年级都有专门的学术讨论课，师生可以互换角色、轮流主讲，报告新的学术动态或传递新的研究信息。
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成功的根基便是“求是”。林启创办的“求是学院”的求是倡导，在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已化为：唯事而求其是，即物而穷其理，乃所以求真的精神。有了这个精神，浙江大学就有牢固的底气，无论社会怎样动荡，风云怎样迭起，都不会让大学随风偃伏，失去方向。浙江大学是竺可桢栽种的并精心培育的一棵大树，科学与民主的根系已牢牢地抓住了土壤与岩石。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剑桥生物化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英国驻华文化与科学协作代表团团长李约瑟应竺可桢的邀请，参加了浙江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中国物理年会和中国科学年会。期间，在竺可桢的陪同下，他参观了坐落在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这个由杭州流亡至此的尚在建设中的大学所透出的精神和品质，让这位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惊异不已。
这里峰峦起伏，湄江盘绕，到处是堰坝、水碾、水磨和依山而筑的吊脚木楼。如不是山坳中简陋的篮球场、游泳池和一间间民舍草棚庙宇中传出的读书声，没人会把它同一个全国著名大学联系起来。
在李约瑟眼里，这样一个山寨般的大学天空上竟然飘荡着只有剑桥、哈佛才有的那种学术气氛和自由与民主的精神。
李约瑟将这座活跃在“山寨”里的大学亲切称为：东方剑桥，并在其所著《科学的前哨》一书中，专门作了描述：
第二章 东方剑桥(4)
浙大起初虽有三辆卡车和一辆小汽车维持交通，但已经破旧得无法修理，也无新车补充。年高望重的学者和院长们，往来遵义湄潭之间，须攀上满载的军用卡车，途经人烟稀少的郊野，有时竟需历两天之久。”“在湄潭，研究工作是很活跃的。生物系正在进行着腔肠动物生殖作用的诱导现象和昆虫的内分泌素等研究。这时关于甲虫类瓢虫所有奇异的色彩因素的遗传方面的工作，在美国已引起很大兴趣。较有名的工作有磺胺类药剂的衍化物的研究（有几种业经证明具有促进植物生长的功效）。在物理方面，因为限于仪器，工作侧重理论的
研究，如原子核物理学、几何光学等，水平显然是很高的。这里还有一个杰出的数学研究所。”“具有广大试验场地的农科研究所，也正进行着很多工作。该所发现本地所产的一种野蔷薇的果实（即刺梨）里，含有多量维生素Ｃ，并在枣子里找到维生素Ｐ。该所又在研究贵州著名的茅台酒所用的酒曲。这种酒曲除掉酵母之外，还包含特意配入的药材不下２８种之多。这种配方是一种特异的例证，显示一种方法，根据几世纪工作的经验，竟能在没有消毒设备的乡村情况下，确实有若干良好的结果。这一点甚至有军事上的重要性，因为一部分盟国军用卡车在中国路面上应用的动力酒精，是从传统方法制成的烧酒送到中央蒸酒厂蒸馏而得的。土壤方面，进行着氢离子浓度的研究和土中微量元素如镍、锌等的研究。特别注重对茶、豆、蔬菜等作物的关系＜的研究＞。”
李约瑟在书中描述的科研成果只是一小部分，“东方剑桥”还有许多研究工作都是处于科学前沿的。如理学院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三角级数，钱宝琮的《金元之际数学的传授》，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如《中子与反质子》和《五维空间场》（与程开甲等合写），束星北的相对论，卢鹤绂与王谟显的量子力学，何增禄的光学，朱福的应力研究，贝时璋的细胞重建研究，罗宗洛的植物生理研究，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张肇骞的植物分类学，王葆仁的氨基苯磺胺衍生物的合成的研究，张其楷对有机药物合成的研究等等，其中不少是科学前沿的“力作”。有一些如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等，更属世界性的重大发现。
第四届物理年会和科学年会上，还进行了学术交流，因时间关系，只宣读了９篇论文，其中束星北的《加速系统的相对论转换公式》，王淦昌的《中子的放射性》等５篇论文给李约瑟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后，５篇论文被他带到伦敦，发表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
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之所以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是因为这个期间，无论是人才培养成就还是学术成果都居全国高校之首。根据浙江大学何增禄教授的不完全统计，仅从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５１年，仅浙江大学物理系在国内外最高杂志发表的论文就有５１篇。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有四人。在国际合作方面，１９４８年，英国牛津大学函国民党教育部，承认中国七个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可以直接升入牛津大学研究院，浙江大学的名额又排在七个大学之首。
注释：
①据《浙江大学校史稿》１９８２年版第６页。
②同上。
③同上。１９８２年版１１页。
④同上。
⑤王国松：《浙江公立文工业专门学校史纪要》《浙江大学校史稿》 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４页。
⑥《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１卷１８页。
⑦《竺可桢校训词》，《国立浙江大学校刊》２４８期１９３６年４月。
⑧谈家桢：《哲人云亡遗风永存－纪念竺可桢先生诞生百周年》，《浙 江大学在遵义》第３０６页。
⑨苏步青：《怀念竺可桢先生》，《浙江大学在遵义》第３０２页。
⑩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一卷第３７页。
紜{1}据《峥嵘岁月流风遗泽——抗战时期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在遵义艰 苦办学业纪实》，《浙江大学在遵义》第２５—２６页。
紝{1}据《浙江大学在遵义》。
紞{1}《峥嵘岁月流风遗泽——抗战时期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在遵义办学 纪实》，《浙江大学在遵义》第３１页。
紟{1}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军袭击卢沟桥，抗日战争爆发，８月１３日，日本调集海陆空三军进攻上海。８月１４日驻扎台湾的日军木更津航空大队开始轰炸杭州。京沪杭沿线皆遭敌机的轰炸，战火弥漫了东南各省，一些大中学被迫疏散停办或向内地搬迁。浙江大学在日军的轰炸中，坚持了三个月后，开始流亡大学的生活。大学在竺可桢的率领下，自浙西天目山、建德、到赣中吉安、泰和，又从赣中吉安到桂北宜山，最后从桂北宜山到黔北遵义，共进行了四次迁徙。迁徙的路程超过７０００里路。迁徙时间长达一年之久（最后一批人抵达遵义，已是１９３９年年底了）。大学在遵义县城民房草屋庙宇里安家后，又因城内房屋不敷应用，竺可桢便选定了遵义以东７５公里的湄潭县城作为学校分部。稍加修葺，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便在“山寨”安家落户了。
紡{1}《峥嵘岁月流风遗泽——抗战时期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在遵义办学 纪实》，《浙江大学在遵义》第３１页。
第二章 东方剑桥(5)
紣{1}据《峥嵘岁月流风遗泽——抗战时期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在遵义办 学纪实》，《浙江大学在遵义》。
紤{1}据《浙江大学在遵义》。
引 言
山东大学党委：
近日，我发现有一个带枪的人，影子一样，出没于我的房前房后，显然对我进行了特殊“保护”，但不知出自何因，不知道党委领导同志，知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请予以关注，并作出解释。
此致
敬礼
报告人 束星北
１９５５．１０．１７
此件抄报青岛市委与山东省委①
王炳辰（山东某学院党委书记，系当年参与束星北反革命案件的成员之一）：
在我印象里，对束星北派专人跟踪监控的时间大致是１９５２年８月中下旬，此前，山东大学召开的全校肃反运动揭批大会上，他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并当众宣布他停职反省。现在看来，所谓的历史反革命，无非是捕风捉影、罗织罪名那一套，束星北自然不认账，反应很强烈。他在大学无言可辩了，就把自己的声音喊到全国一些著名大学和研究院所去。他是全国著名教授，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他这样一吆喝，山东大学就有些吃不住劲了，于是星夜向省市肃反小组领导和中央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在得到有关领导对他反革命性质的肯定后，学校和青岛市公安局制定出一些相应的措施。如，如果束星北不配合运动，就不能继续任教，就要解聘，公安局要派人对他进行看管。如果态度仍不老实的话，就给予隔离反省。
与此同时，学校保卫部门和青岛市肃反小组一同组织力量深入查对束星北的材料，有关领导明确指示，一旦问题定案，立即呈批法办。②
李开先（某大学人事处处长，系当年参与束星北反革命案件的肃反８人小组成员之一）：
凌晨二时，我们悄悄地溜进青岛鱼山路２６号的山东大学第一公舍，包围了束教授的家。第一公舍，是山东大学名教授公寓，最初是日本人为其教员们修建的别墅。（那时候的山东大学的物理楼是日本人的子女中学）对山东大学来说，它是最好的住宅，因而，华岗一上任，就作出规定，只有应聘到山大的第一流的教授，才能住到这里。于是生物学家童第周、教育学家吴富恒、文学家陆侃如、冯沅君夫妇等，便陆续搬了进来。束教授来得晚些，住到了最里面的一幢小楼，与化学系教授刘遵宪隔邻居。
这次行动的人马本来由市委肃反八人小组、山东大学保卫科的骨干组成。可是行动之前，上面又临时给我们加派了四个受过专门训练的公安干警，所有的人都带上了武器。束教授家的二楼亮着灯，那是他的书房，他还在伏案，从对面的楼洞里，能看到他映在窗上的蓬乱的头。我们在对面的门洞里等着，等到那盏灯熄了半小时后。我们这次行动的总负责人，肃反小组武组长才说：行，可以行动了。
行动小组对束教授可能做出的反应做了反复的分析，认为有三种可能：第一是他家里有枪。（他五儿子束义新曾告诉同学说，他们家里有枪，同学的母亲知道后，便报告了学校保卫科。后来证明那是一把玩具枪。）根据揭发材料和档案材料，束星北解放前确有一支手枪，至于这支枪是怎么来的，没有调查清楚，一种说法是１９４４年，日本鬼子已逼近了贵州的独山，流亡到贵州及湄潭一带的浙江大学，已不能再开课读书，浙江大学领到一批枪支，将部分身强力壮的师生武装起来，准备上山同日军打游击，最终日本人没有打过来，游击队便宣告解散，枪支收回，可是束教授却将发给他的手枪私自留了下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束教授在国民党军令部研究军工武器时，国民党发给他的。解放初期，解放军进驻大学，束星北便将这支枪交了上去，进驻大学的解放军在他的复杂分子登记表上填的是“缴械”，惹恼了他，他说明明是上缴，为什么要填“缴械”哪。我是人民，又不是敌人。硬是让那个解放军给他改过来。这事在他的档案材料中都写得清清楚楚。因而，我们都认为他极有可能持枪拒捕；第二，他家藏有电台，（这一点，武科长一口咬定。他说他多次在凌晨时躲到他的窗下侦察，好几次都听到了滴滴答答的发报声。后来证明那是收音机调频发出的声音。）如行动不迅速，他会将情报发送出去；第三，他可能自杀。当时山东大学以束星北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已经确定，上面指示：解决束星北要确保万无一失。束星北一旦出现好歹，就无法顺藤摸瓜了。
束星北大门上贴着他用毛笔书写的告示：请勿进门。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７０条。武科长也许就是看了这个告示，认为束教授已觉察到了风声，才决定智取的。其实，这个告示很早就贴在门上了，我以前就看见过，我觉得束教授贴这则告示的本意是用来逃避会议和政治学习的，不但大门上有，客房门口，楼梯口都有。武科长遣人找来学校的女会计，让她佯称是隔壁刘遵宪教授家的保姆，说先生心脏病犯了，想求点药，束教授的妻子葛楚华不谙其情，将门打开，这时，埋伏在两边的人马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进去。③
束义新（束星北五子，青岛玛钢厂工人，现已退休）：
第二章 东方剑桥(6)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１０日的这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是我们的噩梦，没人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清冷的凌晨，我们全家老小包括两个保姆全被赶到门外花园的甬道上，两个腰上别了手枪的警察一头一个把着。我们甚至连衣服也没有穿好，那时候秋意已经很深了，我们一个个在清冷潮湿的晨风里冻得直打哆嗦。大约有六七个人在房屋里上上下下翻腾。乒乒乓乓动静弄得很大。就像电影里的镜头，我们的家眨眼间就狼藉一片了。客厅里仅有的一张沙发被用刀子劐开来，父亲的房间、我们的房间包括小阿姨
的房间全都翻了个底朝天。可显然他们没有找到所需的东西。于是楼上楼下的地板就像搂地瓜一样，搂了个遍。当仍没有找到他们要的东西时，他们便开始想象东西可能藏在墙壁里或客厅的立柱里，于是楼上楼下的墙壁和客厅的立柱立刻被凿子凿得面目全非了。弟弟和妹妹好长时间才从梦里醒过来，惊吓得哭了起来，母亲一边护着我们，不住问：为什么，为什么。可是没人跟她搭话。只有父亲是平静的，好像一切早有所知。他从房间被一个人“请”出来时，手里拿着一本书，后来我才知道，他拿的那本书是１９５４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谁也不看，不停地摇动着那本书。天空开始发白了，他们才停了下来，他们得到惟一的东西是父亲自己安装的半导体收音机。（他们大概是拿回去研究一下，看看是不是与电台有关系）一辆警车停在大院门口，父亲在一些人的簇拥下，向那边走去。临上车了，好像才想起我们，他回过头来朝着我们看了一眼。我感觉他在努力地朝我们微笑。④
注释：
①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②王炳辰采访录，１９９３年８月２６日。
③李开先采访录，１９９３年８月２８日。
④束义新采访录，１９９５年５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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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天下第一才子(1)
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群星璀璨，束星北是当时公认的最为杰出活跃的代表。在一些人眼里，束星北属于那种秉性出众、智慧超群的天才人物。他的学生程开甲对老师的评价是：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学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他的物理学修养和对其内涵理解的深度，国内也是少有的。
许良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４０年代浙江大学学生）：
我第一次听束先生的课，是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在广西宜山，听他为浙大物理系二年级学生开的“力学”（即理论力学）课。上课前，听说这门课要从牛顿运动三定律讲起，我很失望。因为牛顿运动定律我已学过四遍（初中三年级的物理，高工一年级的物理课和二年级的应用力学，以及大学一年级的普通物理），以为自己早已懂得，没有什么可学的。而我在上大学前读过十几本关于现代物理学的通俗读物，知道一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基本知识，急于想跳过２５０年前牛顿的古典理论，径直学习２０世纪的新物理学。想不到听了束先生的第一堂课，我觉得自己的想法完全错了，原有的自满情绪也就破灭了。
束先生讲课的最大特点是：以启发、引人深思的方式，着重、深入地讲透基本物理概念和基本原理，使学生能够融会贯通地理解整个理论框架。他由日常所见的自然现象出发，通过高度的抽象概括，从各个不同侧面，对基本概念和原理进行透彻的分析。并不厌其详地动用各种唾手可及的实例，深入浅出地反复论证，使学生能够一通百通地领会、掌握基本概念。他讲课，既不用讲义，也不指定参考书，黑板上也没有可供学生抄录的工整的提纲，而只是用质朴生动的语言，从大家所熟知的现象，来阐明物理理论和思想。他举止＜随意＞不修边幅，说话非常随便、直率，喜欢在教室里到处走动，还爱坐在课桌上高谈阔论。
力学第一课，他先讲物体的运动，接着讲速度、平均速度、瞬时速度，由此引进数学上的极限和微分概念。然后着重论证，是运动的变化，而不是运动本身需要“原因”。所谓原因，是指外界影响，可以叫做“×”或“鬼”，牛顿把它叫做“力”。以前人们，包括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都以为物体运动总需要一个推动者在不停地推动着；伽利略和笛卡儿却发现，只有当运动状态改变时，才需要有外界的影响。就这样，他把古代运动观和近代运动观作了鲜明的对比，把哲学和物理学融为一体。
这一堂课，我听得出神，觉得茅塞顿开，精神上得到很大的享受。就这样，束先生把牛顿运动三定律足足讲了一个月，而其回味无穷。对比之下，以前我虽然学过四遍运动三定律和两遍微积分（高工二年级学第一遍），也能熟练地运用牛顿定律解决不少力学问题，但对于运动和力并没有形成清晰的物理概念，实际上是似懂非懂。由此我才开始真正领会什么叫理论，什么叫原理……
通过束先生的课，我比较彻底地理解了牛顿力学基本概念的物理内容。对于古典物理理论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开始有了欣赏能力，认识到了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重要性，并且开始养成对问题穷根究底的习惯……
在宜山，力学课只上了一个多月就中止了，因为日寇从钦州湾登陆进犯广西，浙大不得不开始第五次搬迁，迁到了黔北遵义。正当我们陆续到达遵义准备复课时，束先生获悉父亲噩耗，即请假赴上海奔丧。力学课由另一位教授代教。这位教授照本宣讲，平铺直叙，引不起我多少兴趣，因为所讲的内容，任何一本力学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我只盼着束先生早日回来。１９４０年６月束先生回到遵义，给我们讲牛顿力学的发展——分析力学，着重把拉格朗日方程和哈密顿原理讲透，使我们并不很困难地攀登上古典力学的第二座高峰。
我还有幸在三年级听束先生开的“热学”（即热力学）课。他讲热学也像讲力学那样，用一个月的时间讲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熵”概念。他用高度的哲学概括，把自然界中的变化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可回复的，如人的死亡，生物的生长。一种是可回复的，如２个Ｈ２分子和１个ｏ２分子合成２个Ｈ２０分子；一个物体从Ａ处位移到Ｂ处。而可回复的变化又可分成“真变化”和“假变化”两类。真变化是指：在变化后虽然可以使其中一物或状态还复，但在还原过程中必然要使另一物或状态引起变化；即使再令这种变化还原，可是其它地方又发生了变化。如此继续下去，纵使竭尽种种方法，也终不能使一切事物或状态都恢复到变化以前的情况。两个不同温度的物体相接触所出现的就是这种真变化。假变化是指还原过程中至少可以用理想方法使之丝毫不留任何痕迹于宇宙间的那处变化。卡诺热机的运行，平衡状态下压缩气体，都属于这一类。这样，他就把不可逆的变化称为“真变化”，把“熵”理解为真变化的精确量度，使物理概念增添了丰富、深邃的哲学内涵。①
周志成（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四十年代浙江大学物理系学生）：
物理学既是实验科学，又是思辩科学。它从自然哲学演变而来。不论是实验物理学家或理论物理学家，不论是做研究或教学工作，都需要科学的哲学思想的指引，才能出色地完成任务。束先生就是一位有哲学头脑的物理学家，他把亲身的体会贯穿在课堂教学中，把我们这些初学物理的大学生，一步步地领上了较正确的道路。
第三章 天下第一才子(2)
１９４０年秋，我和同班同学金德椿相约从电机系转到物理系。当时的工学院和理学院的课程安排很不相同，工学院的选修课极少，理学院的选修课占很大比例，该怎么选才好，金就带我去找他高工同班同学许良英，许帮我们出主意后，接着说，物理系有两位大师王淦昌和束星北，要我们抓紧机会听他们的课。束先生讲得较难懂，但理解后很受用。那一年束开了理论力学，王开了电磁波（相当于现今的电动力学基础），我都选了，有幸在一年中听了两位大师的课。
……
束先生讲课的内容与众不同，听完别的老师的课，再找一些外文课本和专著来读，就会感到老师在哪些方面把课本的内容深化了。束先生讲的内容，很大部分在书中找不到，而且每一节课都有所未闻，甚至〈都是些〉意想不到的新内容。如果接连有几节课印象不深，我就怀疑自己学习不专心了。我用最珍爱的活页厚道林纸笔记本来记（课堂笔记），但我的笔记能力比同班的邹国兴差得远，他的井井有条，在全系甚至全校都出了名。我一向记得很乱，束先生的思想又跳得很快，怕漏掉内容，不及消化就记，就更乱了。复习时又加了许多记号和内容，更乱中添乱。就这样一本乱七八糟的笔记本，我视为至宝，从湄潭带到桂林，又从桂林步行背回湄潭，为了减轻负担，把较重的衣被连笔记本的皮面都丢了或卖了，唯独束先生的讲课笔记没有丢。以后它还跟着我到杭州、北京和新疆，派了不少用场，可惜“文革”期间丢失了，因此我不能按笔记系统地整理束先生的物理学观点，只能凭记忆一鳞半爪地介绍一些印象。
束先生讲力学时要我们从最基本的变化即位置的变化来研究物体的运动。例如我们都觉得相对运动不难学，无非是用向矢量减法求相对速度和加速度。束先生说那只是一时一地的〈相对运动〉，真正的相对运动是从一个运动物体看另一个运动物体的全过程，那才是完整的全面的。
……
束先生还特别注意物理量的可测度性，在讲到瞬时速度时，用到了无穷小的概念，他就问什么叫无穷小和无穷大。我们就说小到不能再小，叫无穷小，大到不能再大，叫无穷大。束说这是数学和哲学中的无穷小和无穷大，是理想的，不可测度的，但物理学中研究的量必须是实际的，可以测度的。小到或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认为无穷小或无穷大了。例如地球绕太阳的公转运动，隔１天，方向的变动不到１°，１小时只０·０４°，１分钟只差０·０００７°；速度的数值，１分钟平均只差０．００２米／秒，相当于公转速度的万分之７。１分钟内完全可视地球作匀速直线运动，因此１分钟可视为无穷小。如果要求程度不高，１小时乃至１天都可视为无穷小。同样，在静电学中提到无限大均匀带电平面附近的均匀电场，实际上平面大到一定程度，中心附近的电场足够均匀时，就可把平面视为无限大。这番话使我们了解物理学中的无限小和无限大实质上都是近似无限小和无限大的有限量，在以后学到无限长载流导线，无限缓慢的准静态过程都不认为难以想象了。
束先生对牛顿运动三定律讲了一二个月，许多内容都是从未听到、看到和想到的。当时普通物理和中学物理教材对牛顿定律特别是第一、第三定律介绍得非常简略，远没有我国当今教材分析的〈得〉深入（我甚至猜想因束先生的同事王谟显先生和（他的）学生雷树人参与大、中学教材的编写，而把束先生的精辟分析已渗入到教材中了）……
对于牛顿的第三定律，束先生强调力的相互性和成对性，即作用和反作用是成对出现、成对消失、也即是相互依存的。它们又都属于同一类型的力，或都是万有引力，或都是弹性力，或都是摩擦力，决无例外。而且不论相互作用的物体作出什么样的运动，这个定律永远成立。实验证明，根据这个定律推出的动量守恒定律对高速运动的微观粒子依然成立。即定律的应用范围超出了经典力学范围。然后他又分析我们同学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马拉车的力和车拉马的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为什么马和车还能起动？他说两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作用在同一物体上即同一马或同一车上，当然不能加速；但作用和反作用力是作用在不同物体上的，对马来说受到车的向后拉力以外还有地面给它的向前的力，如果后者大于前者，马就能加速前进；车能否加速也要看它所受的合力。所以作用和反作用力决非平衡力，而一对平衡力也决非作用和反作用。从而彻底澄清了我们对这定律的误解。
在分析系统的动量变化时，束先生强调划分系统内力和外力的重要性。他说“力举千钧而不能自拔其身”，系统内力的作用和反作用都在系统内部，产生的动量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不可能使系统的动量有变化，要改变整个系统的动量，只能依靠外力。把汽车视为一个系统起动时，引擎可使汽车的一部分例如轮子转动，但若没有地面的磨擦力，只能空转，不能前进一寸。从而，他就引入动量守恒定律。在分析系统的动能变化时，他也不把问题局限在质点动力学的范围，而扩及到物体系统的全过程。例如子弹打入冲击摆的过程，他说由于子弹射入到相对地停止在摆内的时间极短，可以忽略摆线的拉力和地球引力的影响，即不计外力，所以在这种过程中动量守恒；但因冲击摆块的质量远大于子弹，尽管摆块和子弹间的作用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但子弹的位移远大于摆块的位移，子弹损失的动能就越大于摆块获得的动能，所以在这过程中动能或机械能不守恒，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其它能……
第三章 天下第一才子(3)
束先生还特别重视伽利略相对性原理，他说一切力学定律，都要经得起伽利略变换，即在一切惯性系中都成立。因此他要我们用不同的惯性系来研究同一物理问题，使我们理解尽管在不同惯性系中，外力作的功以及物体或系统的动量、动能及其变动值都不同，而所得结果却是相互适应的。他也要求我们用惯性系和非惯性系两种方法来分析同一个较复杂的力学问题，而求得同一的结果。例如要我们分析升降机和列车加速时其内部的摆的运动，使我们认识到这相当于重力的数值和方向有了变动。这些不仅使我们更深刻地掌握〈了〉力学概念
和方法，也为我们学习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打下了基础。
束先生最反对学习上的浅尝辄止，一知半解就自以为是，多次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弄虚作假。他说，有些概念、定理或问题，乍看觉得简单，再思觉得很复杂，又再深思，复归于简单，才真正学到了东西。有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这是难点，往往也是重点，经千思万虑，终于把问题弄清楚了，这就一通百通，解决了你在物理上的重大疑点，能大大地前进一步。有许多物理学的见解认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这不是神秘主义，也不是老师卖关子不愿说，而是你们还没有想到这一层，老师越说就越糊涂。所以不能满足课堂上学到的，要知一反三，要紧追不放。他还规定，做作业时，不能满足于推算出一个公式，而要讨论公式中每一项的物理意义，还要讨论公式成立的条件，在特殊条件（包括初始条件）下公式的简化等等，推动我们往深处思索。
束先生在讲授力学时的许多精辟见解，远非本文所能概括。可惜我们刚学到分析力学〈时〉，束先生就因奔父丧回上海了。等他回到湄潭，我们快毕业了，只学了一点狭义相对论。但束先生在分析长度和时间的悖论后说，两个作相对运动的惯性系，你看我的尺短了，钟短〈慢〉了，我看你的尺，钟短了，慢了。产生这个似是而非的结论，是由于同时的相对性，理解了同时的相对性，即你的两地同时和我的两地同时不是一回事，相差ｖ１／ｃ２（ｖ是两惯性系的相对速度，１是两地的距离，ｃ是光速。公式中出现：ｖ１／ｃ２或其导数ｖｕ／ｃ２（ｖ是物体一惯性系中的速度），都是由于同时的相对性。因此尽管我几十年未和相对论打交道，但现在看有关相对论的文章时，不会感到有很大的困难。②
程开甲（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防科工委顾问、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中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四十年代浙江大学物理系学生、束星北的研究生）：
……我第一次见到束星北先生是在１９３７年秋，那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浙大将一年级新生迁往天目山善源寺上课。一天，束星北先生来到天目山，一年级物理老师朱福先生请他吃晚饭，我们几个一年级新生去找束先生，请他和我们谈谈。他当时同意到物理实验室去谈。他一开言便考我们，他摆动一下桌上的天平，问我们为什么会摆动。用这例子讲，学物理就是要把遇到的现象能分析解释。这就是我们进浙大所受〈听〉到的生动的物理学第一节课。以后一年中，浙大又迁往江西泰和乃至广西宜山才定下来。那时我们已是二年级。听束先生的理论力学。他的讲法令人感到物理现象和生活〈是〉融和在一起〈的〉。就力学〈来讲〉必须弄清什么是速度什么是加速度。这是掌握牛顿第二定律的实质。因为速度是相对的，力和加速度是绝对的，而相对加速度只能是运动学上〈的〉名词。对此有深刻的准确的认识才能对力的特性有所认识。束先生第一次考试出了这么一个题：“月亮同时受地球和太阳的引力，而太阳的引力比地球的引力要大得多，为什么月亮跟地球转了？”我们有几个人答对了，他上课时说：我心中十分高兴，你们答对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如何深思熟虑地〈的〉将科学知识传授给学生〈的〉，有深刻的内涵和启发性。你能忘记这个考题么？像这样的事例在他的教课中很多，大家都说束先生的课难学，但能真正学到手。
我们在二三年级时，经常参加物理系的讨论会，其中有束先生讲的傅里埃变换、光谱特性，其中他就埋伏了为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而分析研究了光学中的频率和时间分散关系△ｖ·△ｔ～１。其后讲量子力学，直到用Ｄａｒｗｉｎ计算的Ｄｉｒａｃ的方程。但在这之前，他有意从光谱精细结构中的拉莫进动，又加〈入〉Ｔｈｏｍａｓ进动来说明，再用Ｐａｕｌｉ自旋理论，最后一下子进入Ｄｉｒａｃ理论，使人觉得好的成果并非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使人珍视一个科学真理的来之不易。他常说，“物理学真理是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他结合朱正元讲他如何测量４６８６这一条谱线及其精细结构来讲相对论量子力学。这样，使学生们认识到物理学是存在我们生活实践中的。
１９３９年我们进入三年级，束先生的课开始教数学方法和工具。主要讲：⑴正交函数及希尔伯特空间。⑵格林函数及积分方程。⑴是引入量子力学中的教学方法。但是⑵在当时还不能看到在量子场论或其它多体问题上的应用。１９４０年年初，〈束先生〉就提出用特异点解微分方程这一方法，可是真正有大的应用一直要在Ｆｅｙｎｍａｎ理论出来以后，这真是令人惊异。这门课因为浙大再次从宜山迁往遵义，没有能讲完。到遵义后，束先生一方面讲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相对论。相对论是作为讨论讲座，教师们都参加听。束先生讲的相对论又是与众不同。他十分强调同时性的物理概念，用了许多Ｐａｒａｄｏｘ阐明观点，去掉模糊思想。另一方面，他又从以太理论的许多实验中，如以太风等困难〈的问题〉，一步步逼近相对论。〈告诉人们〉相对论在于转变牛顿的绝对时间，是一个革命性的突变。因此，自然要再三强调时间的相对性。对于罗伦兹变换，他是从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出发，达到光速不变的要求从而得出来（〈按〉他说法〈是〉“逼上梁山”）。他也向我们演算如何凑出这个变换。因此，听了束星北的相对论，就不觉得相对论神秘，而是懂得认识真理必须经过一系列的实践过程，这是非此不可的惟一途径。
第三章 天下第一才子(4)
在遵义我是四年级了，他开的热力学和量子力学的讲演也很独特，〈他〉着重讲了两种永动机失败的许多实例，并从中得出结论：热力学过程中的规律是只有在可逆变化中。世界上总的熵是不变而且熵可以积分成为状态的函数，其它过程的熵只能单调增加。把熵描述成可以捉摸的物理量，不像一般的〈地〉叙述为数学公式。他十分强调热的概念：只是在能量流入或流出物体时才称为热，其余的不是“热能”，是内能。这样既生动实际又严格的〈地〉描述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给学生一个正确和具体的观点。实际上这是在排除接受常有的热
力学中许多错误的认识。
他讲的量子力学，十分强调测不准原理的事实根据，从实际测量中或数学推导中引出：将原理化成与实际等同。但这与实证论（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不同。规律性只要有实践证明，并非要求每一过程的规律都要重复的证明。他讲量子力学着重坚持实践的结果，而不必过分去猜测超实践的问题。这就排除了爱因斯坦等人去寻找隐函数的问题。量子力学本身是一个完全〈的〉系统，并不需要和可能有更多的内在规律，只要严格推导他（它）就可以了。比如按量子力学，同一核子为什么先后不同时间衰变发出粒子，我们回答这是量子力学讲几率。再问为什么有几率不同？那就问到家了，他指出“你说相同的核子，其实核子本来不都相同的！”这真有些像禅宗惠能回答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从这里可以看到束先生对原理真是深思熟虑，已经深入到哲学境界了。他引用玻尔在原子光谱和自然描述（Ａｔｏｍ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一书中最后的结语，描述量子力学：在这个宇宙的戏剧之中，我们同是观众也是演员。③
４０年代的浙江大学物理系和数学系的学生，对束星北的教育才能是有口皆碑的，特别是曾经受教于他的学生认为，对物理学研究得这样精深且又阐述得如此清楚的人国内难有出其右者。就连他的好友王淦昌在谈到他的教授方法时，也很是钦佩有加：“〈束星北讲课〉既不用课文〈本〉，也不写讲义，常常是结合日常生活中所遇到事物深入浅出讲解新概念、原理等，讲得非常透彻，学生们都爱听他讲的课，这一点我是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④
束星北的才华与其在物理学上的水准，从他同王淦昌的关系上也能够反映出来。
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支塘镇枫塘湾的王淦昌，是１９２５年清华大学首届本科生，一年后分科进了物理系，从师于叶企孙教授（１８９８—１９７７）和吴有训教授（１８９７—１９７７）。两人都是中国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大师和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两个大师都特别强调学生从事实验物理学研究的本领，充分掌握物理实验的技巧，努力提高实验的精确性，把对物理理论的理解建立在牢固的实验事实与基础之上，使王淦昌一涉足物理学就获得了严格训练，并为日后驰骋物理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淦昌１９３０年考取了江苏省官费留学研究生，来到柏林大学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放射物理研究室，从师于被爱因斯坦誉称为“我们的居里夫人”的杰出物理学家迈特内。研究所地处柏林郊外的一个叫达列姆的小镇。他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子的实验室里常常工作到深夜。实验室的大门晚上十时关闭，王淦昌只好翻墙越户回到自己的宿舍。只有两种情况使他奔走于柏林城内的校部与小镇达列姆之间。一种情况是去听大师的讲演（他曾听过物理大师薛定谔的几堂波动力学课）。另一种情况是参加每周一次的Ｓｅｍｉｎａｒ，Ｓｅｍｉ-ｎａｒ是德国物理学界群英荟萃的讨论会，王淦昌从中吸取了多少新思想新方法，自己也难以记清了。但是正是这样的柏林城内与达列姆之间的奔波，成为他日后成为物理大师的必要的准备。
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４年，王淦昌留学德国的四年里，正是现代物理学史上的黄金时代。量子力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狄拉克提出空穴理论，预言了正电子的存在；泡利提出了中微子假说，以解释β衰变的连续能谱；查德威克发现了中子；安德逊在宇宙线中找到了正电子；费米提出了β衰变理论；约里奥和居里夫妇二人发现了人工放射性。滚滚海潮般的前沿理论和科学发现，冲击着迈特内和尤重实验物理学的王淦昌。他和老师敏锐地捕捉辩识着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这一年，王淦昌两次在柏林大学本部参加了意义深远的物理讨论会。从讨论会上他知道了玻特和他的学生贝克以前做过一个实验，用放射性钋放出的α粒子轰击铍核，发现了很强的贯穿辐射。他们将这种辐射解释为γ辐射。而γ辐射与元素衰变的关系，他的导师迈特内早在１９２２年就做过实验研究，对γ辐射的性质也作了一些探索。王淦昌的脑子里突然闪出了火花。他对γ辐射能否具有那么强的贯穿能力所需要的高能量表示怀疑。玻特在实验中用的探测器是计数器。王淦昌想到的是，如果改用云雾室作为探测器来重复玻特的实验，也许就会弄清那种贯穿辐射的本性了。当他将自己这个伟大的设想告诉给迈特内，建议用一个云雾室着手研究玻特发现的这种贯穿射线时，迈特内没有同意。两年后（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７日）身居世界科学中心的人们，突然在世界最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上看到了一颗光耀新时代的太阳——查德威克——照亮了柏林上空。那一天，也许只有迈特内心绪复杂地想到，这个“太阳”正是采用了王淦昌两年前向他建议采用的实验手段——用高压电离室，计数器和云雾室——来重复玻特的实验，才证实了那种贯穿辐射的名为中子的中性粒子流，并计算出这种粒子的质量。几天后，居里夫人公布了他们用云雾室再次进行的这项实验的结果，成为查德威克成功实验的佐证。这样上帝将本应该戴在王淦昌头上的１９３５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桂冠戴到了查德威克头上。⑤
第三章 天下第一才子(5)
王淦昌来到浙江大学后，最重要的科研成果是“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
早在１９１４年，查德威克就发现放射物质辐射出的γ射线、α射线的谱是分立的，而β射线的谱却是连续的。这似乎与原子核处于分立的量子状态的事实不一致，产生了所谓能量危机——即能量似不守恒。玻尔认为，在放射β射线时，能量仅在统计的意义下守恒，对于单个的反应并不守恒。可是，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４日，泡利在致“蒂宾根地区物理会议放
射组”的公开信中提出：“在原子核内可能存在一种我称为中子的电中性粒子。但是泡利对自己的猜想并没有充分的信心。１９３３年，在中子发现后，费米提出了β衰变理论，认为中子蜕变为质子、电子和中微子（即泡利所说的中子）在理论上肯定了中微子的存在。由于中微子不带电，静止质量接近于零，因此这类实验十分困难。１９４１年前，虽然已有不少物理学家做过这方面的实验，但都没有取得确凿地证实中微子存在的结果。
王淦昌意识到中微子实验的重大意义，虽在抗战颠沛流离中，他却一直关注着这个题目。他所在的理工学院随浙江大学经五次搬迁后落脚在贵州遵义的湄潭，条件极为简陋，国内也没有必需的实验设备，他只能将自己潜心研究证明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写成论文，发表在美国的《物理评论》上，文章发表后，在物理学界引起了轰动。
王淦昌《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的关键之点，就在于把普通β衰变末态的三体变为ｋ俘获中的二体。这就使得中微子的探测有了实际可能。美国科学家阿伦教授据此进行了实验取得了肯定的结果。以后，又经罗德拜克、阿伦等科学家的多次实验，王淦昌于１９４１年提出的建议，最终在十年之后（１９５２年）取得了成功。这项成果也成为当年国际物理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⑥
束星北与王淦昌，尽管经历不同，性情更是形同宵壤，可是对科学事业的执着与严谨的精神相同。在专业上，两人虽各有所长，一个擅长理论物理，一个擅长实验物理，但整体实力相当。从学业经历上讲，两人都乘坐过“科学英雄时代”的列车，都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
两个才华非凡而又个性迥然的人在浙大遭遇后，遂成为“对手”和至交，他们既能相互冲撞启发，又能相互吸收弥补。他们在课堂上常常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形同两军对垒。如在湄潭时期，两人曾为大学四年级学生专门开设了“物理讨论”课程。课程分甲、乙两种。甲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学术报告。乙主要是由束星北和王淦昌就物理学前沿课题作学术报告。学术报告实际上两个人和全体学生共同的讨论或争论会，两个主角无论谁登台作主讲，另一个一定会不断地在下面“拆台”，不断地提问插话、诘问“抬扛”，常常使讨论变成了近乎吵架的争论，有时候，两个人竟像顶了牛的小孩子一样，头对头，喊叫着，争得面红耳赤。大教授竟像孩子一样的论争，让学生们颇感惊异新奇，而一些学术问题也在这样非常的争论中日见深邃。
在科学研究上，两人也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伙伴，尽管各有所专，却每有新的题目或思想时，必到一起探索讨论。学生或同事有疑问或新发现，王淦昌一定要将他们引到束星北那里。他常说，束星北鬼点子太多了，你们去讨吧。反之，束星北也是如此，他称赞王淦昌的语言是：他肚子里的货很多，你们得盯紧点。有时两人也就共同关注的题目进行研讨，如核裂变和Ｂｏｈｒ的色散理论或β衰变理论等。据程开甲称，四十年代初，两人已开始讨论研究如何击破原子核了。从中也可以看出，两人的研究已完全进入国际物理学的先进行例了。
束星北与王淦昌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物理大师，他们不但在科学研究上成就卓越，还一同创造了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学风，建立起中国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的基础，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称名于国内和世界物理学界的人才，如吴健雄、李政道、程开甲等。
湄潭期间，束星北的相对论研究也越发的深邃、成熟。在湄潭，他开始从一个新的途径继续对广义相对论进行了探索。他将精力集中在从罗伦兹匀速变换发展加速变换，导出加速变换方程。他认为匀速变换是相对的，而加速是绝对的，其桥梁应当是罗伦兹变换。他力图证明等价原理中时空变化率，从而进入相对论。这种思想是极为大胆新颖的。它实质上等于否定了爱因斯坦的引力场理论，只承认罗伦兹变换，放弃了爱因斯坦统一场论，时间空间的弯曲是由相对运动物质的加速而来的：将普遍的时空变成相对于运动质点的时空，而不是一个统一场的时空。他的这种新观点曾发表在英国最具国际影响的杂志《自然》上。
“星北在湄潭的一个比较有趣的工作，是用特殊相对论的原理，推演物质在加速时，也是可以有相对关系的。这项工作很有趣，他把所得结果发表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杂志Ｎａｔｕｒｅ（即自然）上，时间估计是在１９４４至１９４５年间，论文是以束星北、蒋素卿两个人的名字发表的。我出于好奇，也将这个公式用一般的相对论原理试加推导，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李寿先生最近谈起此事时说，他也曾对此事加以验证，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因此，我们对此深信不疑，认为这至少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举，在理论界应有所反应。奇怪的是，就我所知，并没有什么反应，这使我大惑不解。但我个人对他的文章是很感兴趣的，觉得立意新颖，很希望以后会弄清楚，究竟这篇文章是否有价值。”⑦
第三章 天下第一才子(6)
束星北像个巨大的章鱼，除去自己的“专业”还将吸盘伸向所有能够到的地方：死光（激光）、无人驾驶飞机、雷达（中国第一台雷达便出自于他手）袖珍发报机等等，他都潜心研究过，有些限于条件没能进行下去，有的出了阶段性成果，有的竟也在极简陋的条件下取得了成功。这说明束星北不但有理论，也有动手能力。
在浙江大学，程开甲是束星北惟一一个研究生，毕业后又在物理系作助教，跟随束星北
时间最久，对他的天赋和智慧也体会最深，他认为束星北的物理学天赋是无人能及的，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而那些思想与念头，如果抓牢了，琢磨透了，就极有可能会结出轰动世界的果实。如对量子电磁场的高次微扰的计算，就是一个足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因为量子电磁场的发散不能计算，因而人们无法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可是束星北想出一个点子，“将发散上限切断，（Ｃｕｔ一ｏｆｆ）继续进行下去，就可以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这个想法实质上已经接近了Ｂｅｔｈｅ计算Ｌａｍｂ Ｒｅｔｈｅｒｆｏｒｄ效应的观点（当时Ｌａｍｂ效应还未发现，到１９４８年才发现）。那时他要王谟显先生用手摇机计算，我用分析方法，对于Ｈｅ的电子能级计算，并得到相同的修正。当时只能作为一个预测的计算，并没有想到以后真会有Ｌａｍｂ效应。这可明显看出束先生的深入远见。但束先生有一个弱点，工作做好就放下，不久就忘了，不然，这些工作以及他未继续下的其他研究工作〈如果能够继续下去并〉开花结果，那可以说是十分宏伟的。”⑧
程开甲认为，束星北科学素养与天分是无庸置疑的，他对物理学的认识与深度，在中国是极为罕见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的思想与认识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着作用，很多见解在今天的实践过程中被证明是正确的。只是“由于历史条件和机遇〈的原因〉，没能显示出来，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⑨
这个时期，束星北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即使一些老耄称誉他“天下第一才子”，他也欣欣然，既不自谦，也不觉为过。心里本来就有这样的感觉。“我２８岁就成了名教授，自持有大才，恨不能把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比低下去。”⑩
他自觉追逐的目标并不遥远，爱因斯坦、玻尔等大师的脊背清清楚楚地在眼前晃动着。这样的念头，早在１９３７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扎下了根。
１９３７年５月２０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来到中国。他访问了上海后，受竺可桢之邀，专程到浙江大学作了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就是这个时候有缘与这位量子力学大师相识的。大师在杭州游览讲学的几天里，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大师寸步不离。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的争论；王淦昌同他探讨的是宇宙射线中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两个人特别是束星北与大师之间，不仅是请教、探讨，更多的是争论。“５月２３日，１２时３０分，我们到达杭州，受到从大学来的三位青年科学家束星北、王淦昌、何增禄以及张绍忠教授的迎接。５月２４日，演讲之后，我们应邀到市政府赴宴，由于年轻的物理学家们，特别是束博士和我父亲争论得特别起劲，我们迟到了一会儿。５月２５日，束博士，王博士和何博士陪着我们走了一程又一程，并不停地与我父亲讲话。当我们分手时，天正下着雨，但我仍然看到强壮而坚定的束博士面带微笑站立在倾盆大雨中，只为尽可能的与我父亲多争论上几句。”
原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朱福曾称，束星北给玻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玻尔回去后，不断收到上海几所大学和浙江大学师生的信笺，多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些师生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有的则直接让他帮忙介绍。对于这些要求，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凡熟知束星北的人，没人怀疑他的能力和天赋，就如同没有人怀疑王淦昌的能力和天赋一样。以后的日子，如果世界上一个重大发现和新的学说有了他的名字，他们会觉得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实际上王淦昌的经历就是如此。可是束星北的道路却未能这样延续，他早早地从这个如鱼得水的舞台退了下来，并很快就消失了。据称，５０年代初玻尔还向拜访他的中国科学家打听束星北，却没人能告诉他束星北的去向。以后，束星北又出现在一些关注他的人们的视线里，而那已经是另一个舞台了。
注释
①许良英：《忆束师星北先生》》，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 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去世十周年》第１５、１６、１７、１８页。
②周志成：《难得的物理思想家和教育家——记一级教授束星北》， 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去世十周 年》第３７、３８、３９、４０、４３、４５、４６页。
③程开甲：《束星北先生的学术思想》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 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去世十周年》，第７、８、９、１０页。
④王淦昌：《深切怀念好友束星北先生》，束星北《狭义相对论》序 言第一页。王淦昌，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二机部部长、原子能研究 所名誉所长，已故。
第三章 天下第一才子(7)
⑤据《王淦昌传略》《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第２２８－２３０页，科 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⑥同上第２３７－２３９页。
⑦王淦昌：《深切怀念好友束星北先生》，束星北《狭义相对论》序 言第２页。
⑧程开甲：《束星北先生的学术思想》，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 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１１、１２页。
⑨同上第７页。
⑩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紜{1}尼尔斯·汉斯日记，载《中国科技史料》第１１卷（１９９０）第二期。
紝{1}据朱福采访录，１９８９年４月９日。
第四章 第三条道路(1)
对束星北来说，三四十年代的浙江大学是他辉煌的座标，此后，他每况愈下，再也不曾回到那个高点上。换句话说，他是一条大河，源头曾经波涛汹涌激流澎湃，可是随着百曲千折，一路而下，这条大河却日趋萎缩干涸，到最后以致让人很难想象他辉煌与伟岸的当初。关注他的人有诸多的解释，有人认为是他的家庭与历史造成了他的命运，有人认为是他对共产党的“成见”导致了他的霉运。有一篇文章更是直接将他的不幸归结为来到山东大学后与华岗的冲突与矛盾。种种解释各执一辞，却都失之偏颇。
纵观束星北的一生，他的命运有其更为广阔的背景，就个人而言，他的命运的源头无疑是他的个性和早期经历。因而，他的命运走向早在浙江大学或邗江开沙念四圩江堤上就开始了。因而可以说，是个性和意识形态铸就了束星北的命运。
束星北的个性鲜明如刃，在一代知识分子中极为罕见。这肯定与母亲束大嘴的“基因”和他特殊的经历有关。束星北形象也甚是奇特，在浙大或山大一些师生眼里，个性和才华一样杰出不凡的束星北简直就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奇迹：“他是个彪形大汉、身高体宽、犷武魁伟，大概只要用一个手指就能把人提起来；他又是个生活在沉思中的人，无论上课、走路都在沉思，说的话又那么发人深省。造物主真奇怪，把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大力士与哲学家——揉〈糅〉合在一起了……”①
在学术或教育方面，束星北和多数老一代科学家和教育学家一样，严谨认真，从不暧昧苟且，只要发现问题，不管对方是谁，一定要当面指出。与他打交道，若是没有实力底气，是架不住几个回合的。在学术报告会上，无论主讲人名气多大，学问多深，一旦发现下面坐着束星北都禁不住心惊胆战。他会提很多问题，常常会将报告人问得张口结舌，惊慌失措。当然回答不出是常事。“但是有人往往用书上或某人这样说的，用引经据典的方法来回答问题。对这样的回答束先生从不放过，总要问报告人自己是怎样看的，如果理解并同意引用的观点，就可以用讲道理来回答。否则，某某人某某书的说法，不能代替回答问题……”②
于良（青岛海洋大学物理系主任，五十年代山东大学助教、束星北的学生）：
在学术上，束先生的作派与众不同，他身上有一种“霸气”，这当然与他深厚的专业基础和出众的才华有关。他不分场合，不讲方式，也不分对象，常常弄得人下不了台。我曾听束先生当年在浙江大学的同事说，束先生即使对他的至交王淦昌也是如此，在浙江大学，两人在物理学术报告会上，常常为一个学术问题争吵得不可开交，有时甚至怒目相向，面红耳赤，好像恨不能要将对方揪起来。但是这样的“争吵”，并不影响两人的关系，他们过后即忘，友谊随着“争吵”而越加深入。他的这种不讲情面、不讲方式的“脾气”，让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名家）尴尬不安，有人婉转地提出批评，他当面也认账，可过后仍我行我素。
束先生是１９５２年下半年来山东大学的，他刚到学校，就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们彻底认识了这个早闻其名，而未见其人的“束大炮”（束大炮是束先生在浙江大学时，同事赠给他的外号）。这年年底，在学校大众礼堂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学术报告会，主讲人是中国最著名的热力学家王竹溪先生。
王竹溪三十年代初就在清华研究院跟周培源研究湍流理论，以后留学英国，从师于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福勒，福勒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的老师，王竹溪在跟从福勒研究统计物理时，与狄拉克来往密切，成为好友。王竹溪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便被西南联大聘为正教授，那一年，他才２７岁。院系调整后，王竹溪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以后中国科学院设立学部（１９５５年），王竹溪当选为数理化学部（后为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
当时，教育部要求南北重点大学相互交流学习，王竹溪作为北方的代表专程到了上海、南京等地的大学作了讲学和交流，返程途中，被华岗专门请了来。那天，大众礼堂座无虚席。物理系、数学系的教师、教授们大都到场了，华岗校长和一些校领导也来了。这样的场合，我属“小字辈”，因而在最后一排捡了个座坐下来。在我印象里，王先生的学术报告内容广泛，涉及卡诺热机运行，平衡状态下的压缩气体，热的气体运动等，也不时穿插一些国际上有关热力学最新动态和争论。他一边讲着一边随手在黑板上写出一些流畅漂亮的公式或重要的概念。我那时现代物理的底子较薄，量子力学也好，热力学也好，虽也知道个一星半点，但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学习，对王竹溪那些排炮般公式概念也只能是囫囵吞枣。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笔记做好，留待以后慢慢消化。学术报告大约进行了将近五十分钟时，坐在前排的会议主持问：用不用休息一会儿。兴意昂然王先生说不用。他正准备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一个身穿蓝色长袍高大魁梧的先生走向讲台，他也不做任何解释或开场白，在人们疑惑的目光里，他将双手撑在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那里。没人说得清这是怎么回事，大厅上空沉寂了好一阵子后，我听有人小声嘀咕说：束星北、束星北。我一入校就知道了束星北的名字，却一直未缘得见，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里认识了他。
第四章 第三条道路(2)
最难受的应该是王先生，他呆呆地“干”在一旁，看看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又求援似的看看台下，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会场主持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拿眼使劲地瞅华岗和其他领导。会场发出了一阵骚动。束先生好像根本就没有看到别人情绪和反应，也不在乎别人是什么样的感觉，一味在那里“正本清源”。大概是见华岗没有反应，会场渐渐平静下来，束先生一口气讲了大约有四十分钟，也可以说，是对王竹溪“清算”了近四十分钟，这期间，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主持人几次让他坐下来，他都未从。
王先生是周培源的大弟子。据说他回到北京后，曾到周培源先生面前哭诉。大学的有关领导也认为此事有损王先生的面子也有损山东大学的名声，专门找束先生谈话，束先生却说，有些东西他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过去大学都是怎么做的。堵得领导没脾气。③
束星北同人们早已习惯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不同。他是个棱型复合体，身上的每一个棱角都异常的锋利鲜明。与那些外圆内方、以柔克刚、“从善如水”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束星北更多的品质是黑白分明、刚直不阿、心口一致，最见不得不公与黑暗。在学术上，他实事求是、锱铢必较，毫无客气可言。在生活中，他也是如此。（有人因此说他脑子不会打弯，将学术作风带到生活当中，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了真理或正义，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在熟悉人的眼里，他的秉性品质，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历史上那些率真、豪爽的英雄人物。
这样的品性，使他遇到什么事情，都不会回避或沉默，因而，学校发生的一些大事，总能与他挂上钩。如最初发生在浙江大学校史上的两件大事：“驱郭事件”和“于子三事件”，他不但参与其中，还都是主角。“驱郭运动”和“于子三事件”，与浙江大学的民主与科学的传统有关系，也可以说，是科学与民主同专制与集权的政治斗争。
“驱郭运动”发生在１９３６年。矛盾焦点是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郭任远是１９２７年浙江第三大学中山大学成立以来（后为浙江大学）的第四任校长。曾任大学文理学院心理学教授的郭任远为了严格教育原则一上台就在大学设立军事管理处，对大学进行军事化管理，引起了学生的反感。在随后不久爆发的北京“一二九”运动中，郭任远又联合警察宪兵对呼应北京大学生，上街举行抗日救亡游行的浙大学生进行阻挠镇压，逮捕了学生自治会的１２名学生代表，由此导致学生与郭任远的矛盾激化，展开了“驱郭运动”。束星北和浙江大学的一大批教授，本来就对郭任远的“统治”心存不满，特别是他得知郭任远将中华基金会拨给学校物理系的实验设备的专款挪作它用时，也加入到学生的运动中。据原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朱福称，束星北曾作为理工学院教授的代表到校方责问交涉，当他找到郭任远时，发现他正在酒店里设宴招待客人。束星北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这里交杯把盏，上去就掀翻了桌子。
束星北是浙江大学第一个带头辞职的，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陈建功、苏步青等一大批著名教授愤而辞职。国民党行政院迫于压力，终于在第二五七次例会上免去了郭任远浙江大学校长职务。
“于子三事件”发生在１９４７年。这一年，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日子是非常不好过的，战场上，他们已由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御。战争的主动权不断地丧失，经济和政治危机也日甚一日，生产萎缩，通货膨胀，使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因而，这一年也是学生运动最为频繁与高涨的一年。如１９４６年底１９４７年初的抗议美国军队在北平暴行的反卖国、争独立的“抗暴运动”；５月２０日以“反饥饿、反内战”为主题的“五月运动”，１０—１１月的“于子三运动”等。政治军事与经济上的危机日甚一日，因而镇压控制也日甚一日，为了维护政权和社会稳定，国民党采取了许多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临时条例，如严禁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还授权各地方政府，对“违法”行为，可断然采取紧急措施。于子三是浙江大学自治会主席，他是在一次外出访友时被国民党当做共产党逮捕的，得到消息，竺可桢校长曾全力营救，可是在狱里，于子三仅被审讯了三天就杀害了。
消息传到学校，束星北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杀害学生而提出了罢教。这在当时风险是很大的。曾担任中共地下党浙大支部书记的许良英在一篇文章中对此作了回顾：
尽管束先生对共产党并不了解，也不同情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但由于他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在１９４７年“于子三运动”中，他第一个起来号召浙大全体教授罢教，以抗议国民党当局杀害学生的暴行。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６日，浙江大学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逮捕，三天后惨遭杀害。第二天上午全校教授集会，在听取了竺可桢校长、校医和学生代表的情况汇报后，束先生首先发言。他说，“我向来不赞成学生搞政治活动，但是，政府如此残酷〈地〉摧残我们苦心培育的学生，如此践踏人权，我们无法容忍。教授会应该以罢教来抗议政府的暴行。”他还愤慨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不敢罢教！”在场的７０多位教授都赞成他的意见，于是以浙大教授会名义作出决议：为抗议于子三被杀，全体教授罢教一天，并发表宣言，谴责政府暴行，要求保障人权。全体教授的罢教，在浙大历史上从未有过，它有力支持了浙大学生和竺校长的正义行动，推进了全国反迫害运动。这次运动随后就命名为“于子三运动”，（它）是解放前最后一次全国规模的学生运动。当时我正担任中共地下党浙大支部书记（于子三运动后期任新成立的中共杭州工作委员会委员），对束星北仗义支持我们的斗争，我无限感激。④
第四章 第三条道路(3)
有一点需要强调，束星北的品格或骨性异常坚强持久，最初一个历史分阶段，他抱定的思想与信念从没有因环境和时代变化而变化，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
于明远（某大学党委副书记、四十年代浙江大学物理系学生）：
四十年代的学界，束星北的大名无人不晓，他身材高大，操着一口苏北口音，嗓门洪亮
如钟，腰板笔挺，像军人一样。（时时低头思考问题时，那腰板也是笔直的）。他是浙江大学体态特征最为明显的教授，听说过他的名字的人只要见到他，不用介绍就能对上号。我进校之初，最先知道的两个人就是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都是学生们崇拜的大师，好像束星北的名字要响亮一些。在我的印象里，束星北很像传奇中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他曾为了实验设备材料竟与学校总务主任动手过招，飨以老拳，打肿了总务主任的脸；看到缺衣少棉的学生在课堂上冻得发抖，会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棉衣给他穿上。
这些事都是听说的，亲眼所见的是入校不久发生的“挑战书事件”。那天早上，我和同学去食堂吃饭，见一些师生围在食堂门口争睹贴在门口上的什么东西，本以为是学校通知，凑过去才发现是束星北用毛笔书写的“挑战书”，字写得很大，像“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后期的小字报，大意我还记得：陈某某教授，你向领导揭发检举我利用供给紧缺，囤积倒卖大米面粉一事，皆属污蔑不实之言，望于明日早上七点（挑战书显然是头一天贴上的）在师生食堂门口当众向我作出道歉或与我进行辩论。我们正在议论着，束星北高大的身影已经出现了。他站在食堂门口，一言不发，等着他的对手践约。
显然是个误会。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胜利的后期，大学的生活极为贫困，师生们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比比皆是。而贫穷和学校的良好风气，使大学变成了团结友爱的大家庭，束星北在父亲去世后，继承了部分财产，与其他教授比较起来，手头属于宽裕的。可是在一个“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里，束星北和其他教授的财产基本上是被公有的。他常常托人从大城市买些大米面粉，不仅是自己用，更多的是救济一些最贫困的师生。那个期间，王淦昌、苏步青、陈建功等，都享用过他的“公有物品”。可是那个陈教授却揭发他囤积倒卖，他能不光火。束星北对总务主任飨以老拳，是因为那个主任常常在实验设备和实验材料上设障刁难，束星北也是忍无可忍，可事后束星北自知有错，便主动向竺可桢认错，也当面向总务主任赔了不是。可是对捏造污蔑之举，他却不能原谅，他一定要那个教授当面作出解释或与他辩论，那个教授自然不敢应战，很快就应聘到别的大学去了。
在浙江大学，束星北的故事很多，不过就我个人而言，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徐名冠事件”和“苏步青事件”。（我所说的“事件”，是不在史的“事件”，也就是在个别人的档案上有那么一两笔，浙江大学校志或校史是不会将它当做“事件”的。）
先说“徐名冠事件”。徐名冠是束星北的学生，１９４４年国民党军令部请束先生去研究军工武器，束先生带了几个教授和学生，徐名冠是其中之一。他们在军令部研究出了一些成果，如小型发报机、雷达等。抗战胜利后，军令部为了留住这批骨干，要求他们“请委”，并声明“请委”之后才可发胜利奖金，“请委”就是填表加入国民党。束星北自己不“请委”，也不允许他的学生“请委”，可是徐名冠和一些人为了那笔就要到手的奖金，没有听束先生的话，“请委”了。“镇反”时，凡是“请委”的人都受到审查，也有一些遭到逮捕，徐名冠便是其中之一。当时已是助教的徐名冠遭到逮捕的罪名据说是参加了中统。束星北认为徐名冠“请委”是事实，但绝不是特务，中统的“罪名”要么是误会，要么是个别人的诬陷。当时政府有个划线，抗战期间为国民党做事的，只要没有罪行是不予追究的。束星北便是凭着这一点来替徐名冠游说、“请命”的。
“镇反”是巩固政权的第一场运动，大潮之下，其势汹汹，其浪滔滔，无人可挡。大家都被“大势”鼓动着，都身在其中，都不想被时代甩下来。这个时候站出来“伸张正义”，难免有同政府作对之嫌，更何况束先生在一些进步人士眼中并不干净（一些进步学生或地下党曾将他划为反动教授）。但束星北不退让，他就是这样的人，认定的事谁也别想阻拦。他不断地找领导、找民主人士为徐名冠“鸣冤叫屈”。后来，徐名冠被捕，有些曾为他呼吁的人一看大势已去便适时刹车，只闪下束星北一个人在那里“抗拒”，他像历史上仗剑行侠的英雄一样，宁可伤及自己也要救人于难。
徐名冠的妻子受不住打击和压力，精神几乎崩溃，独自一人跑回了老家，闪下还未入学的女儿流落街头，知道的只恐连累其身，佯装未见，是束星北用一张毛毯将她抱回自己家里抚养起来；狱中徐名冠因受不了酷刑，中途出逃，又是束星北冒着风险把他藏到自己家里。束先生最后找到了沙文汉（那时候他好像是浙江文教厅厅长，不久之后当了浙江大学校长），在沙文汉的过问下，徐名冠才得到无罪释放。
“镇反”受其牵累的不只是徐名冠一个，凡是束星北认为属于“误会”或“屈打成招”的，他都会站出来。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束星北敢说话，有一些被“扩大化”网进“反革命”名单里的，一发现不好，就会向束星北求救。那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快找束先生”好像是呼救信号，像现在的Ｓ０Ｓ呼救信号一样，因为也只有束星北听到呼救声音后会奋不顾身地站出来。
第四章 第三条道路(4)
“苏步青事件”发生在知识分子改造之前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三反”运动本来是上面实行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的政治运动，按说，这个决定与知识分子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可是它既然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自然要把知识分子包括进来。在北京，清华大学成立了专门机构“节约检查委员会”。在上海，复旦大学成立的类似专门机构“精简节约及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其它一些高等院校也大都仿而效之。不久之后，也正是这些机构和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
“三反”的第一项就是反贪污，所有的教授们都得参加，都得从自己查起。这确实让人非常尴尬，不说吧，显然不行，因为是运动，谁也不能回避。要说呢，又没的可说，一些教授（绝大多数教授）只能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件当做贪污来说。如谁借了图书馆一本书忘了还，谁使了公家的桌子忘记登记，谁用了学校的一些纸张或书钉等等。
最初，大家都没太在意，认为挖了鸡毛蒜皮就过关完事，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始背对背揭发，有些人的历史问题被陆续揭发出来，教授们才感到运动的压力了。苏步青也就是这个时候，被人参了一本，成为“重点”的。
苏步青是中国最优秀的数学家，浙大最早的部聘教授，曾担任过理工学院院长、教务长。苏步青三十年代初就获得东北帝国大学研究院理学博士，从此成为中国在日本获得这个学位的第二人（第一个是浙江大学数学大师陈建功）。毕业回国后，北大、清华、厦大和日本东北帝国大学都给他发了聘书，可是他却选择了浙大，据说是他的好友陈建功与他有约在先。在竺可桢主持浙大期间，苏步青完成了《射影曲线概论》一书，震撼了学坛。世界著名的德国数学家布拉须凯称他是“东方第一几何学家”。苏步青的人品也深为人们称道，他待人诚恳，为人和善，遇事能让则让，在生活和工作上，从不与人争长论短。他又是放牛娃出身，历史上没有任何问题，是浙大公认的大好人。谁也没想到这样的大好人会绊在“三反”运动上。
节约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找苏步青谈话，告诉他有事情没交待，向党打了埋伏。苏步青不知道打了什么“埋伏”，他认为自己清白无瑕，奉公廉洁，绝不做贩夫走卒之流的事情。可是当人家让他仔细想想，浙大南迁时，他是不是保管过一些仪器，他才如梦初醒，知道中了人家的暗箭。
抗战爆发，浙大在竺可桢率领西迁时，也开始了有史以来大搬家，大的设备仪器由学校委派专人负责，部分小的仪器和设施便分散到各系。由于数学系的东西由苏步青保管的最多，再加归还仪器时，有几把长条凳子落下了（与学校打了招呼的），有人便做出了他贪污的推理。上面正愁没有典型，苏步青贪污一事便被牢牢抓住。
浙大搬迁是个了不起的事情，仪器、图书、设备多得不可胜数，可是近万里战火行程，没一件（本）损坏也没一件（本）遗失，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上面还专门表彰过这事。按说，这事无人不知，可是却没有人站出来为苏步青讲话。
有人说，经过“知识分子改造”之后，知识分子才发生了变化，学会了乖巧，学会趋炎附势、见风使舵，其实不然，趋利避害、趋炎附势是人的本能，很多人的所谓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早在打着小旗走上街头时就丧失了。因而，这个时候，束先生站出来时就显得很孤单。
束先生一开始就对“运动”很有抵触，他认为让一些清清廉廉的教授去扒翻“鸡毛蒜皮”，实在是有辱人格。他曾串联了一些人，去学校提意见，为苏步青讲话。可是一到动真格的了，那些一度曾信誓旦旦，义愤填膺的教授便开始支支吾吾，王顾左右而言他。苏步青一向把名誉看得和生命一样，思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既能保节又能保命的路子，便想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束先生得知其情（束先生当时与苏步青住邻居，消息是其妻子苏松本告诉他的），先去稳定了苏步青的情绪，而后就闯进了设在院办的运动核心小组办公室。据称，当他怒气冲冲地闯进办公室时，节约委员会主任正在和人谈话，他冲着那人说，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个什么东西。还没等那主任醒过神来，揪鸡似的，上去就把他从椅子上揪起来，一拳打过去，那主任就被打得鼻口蹿血，摔出好几米开外。
苏步青解脱了，束先生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罪魁。⑤
与很多同代的清高矜持的知识分子一样，束星北对政治（官场）尚抱着戒心与距离。在他眼里，政党，无非是为集团利益服务的。因而从本质上讲，任何政党都是一样的，所谓区别不过是好坏高低的区别。“以为（他们纲领）只是政客想抓权的‘漂亮话’，全是些‘狗皮膏药’”⑥
对于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他认为是“朋友”或者“主与客”的关系，把自己看成是“客人”，“党是主人”；如此，他与政府的关系便是“东家”和“雇主”的关系。他认为自己是“被党聘来的教授”，学校是“聘老师的东家”。这样从心态上讲，他便将个人与党的关系放在一个对等的关系水平上：“你们主人是请我来教书的，我并不是白吃你们的饭”。⑦
第四章 第三条道路(5)
浙大期间，师生们都知道束星北的“政治态度”，他从不掩饰对这个“灰色物质”的反感。他最厌恶的就那些热衷于政治、党派的学生和同事。如果是他的学生，他一定要严加管束或“挽救”，如果是他的同事或朋友，他就会与同他们疏远。束星北认为，政治就是政治，学术就是学术，它们是两个完全不能相碰的“专业”，一旦掺和在一起，势必要出问题。在他的眼里，人的标准也被简化为“好人”与“坏人”：“‘好人’是‘公正无私’、‘没有害人之心’、‘爽直忠诚不虚伪’，反之就是‘坏人’……肯为别人牺牲自己的人是‘好
人’，为自己而牺牲别人的是‘坏人’……”，⑧而政治或立场，往往会将人的面目弄得晦暗不清，以致失去人的根本的东西。
抗日战争期间，受强烈的爱国心的驱使，束星北曾一度中断自己前沿的课题研究，专门研究军工武器，如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舰艇和激光武器等。后被国民党军令部借调到军令部专门研究雷达等军工武器。在军令部，束星北可谓一路顺风，薪水高达一万余元（在当时相当于两个上将的薪水），并委任他为技术室副主任（虚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令部为了留住束星北，对他加官晋爵，想正式委任他为军令部技术室主任，束星北以从不与任何政治政党相涉为由拒绝。军令部为此而颇为恼火，以不“请委”（填表加入国民党组织）就不发胜利奖金为名要挟，束星北不但自己不“请委”，也不让他的学生和助教们“请委”，并让学生拆掉已安装完成的雷达，从而激怒了军令部，遭到囚禁。
在束星北的眼里，知识分子是绝对不会与“政治”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的“第三种人”，因而，他认为，在革命与非革命之间还有一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即使到了政治的急风暴雨时期，所有的人都必须在革命和不革命之间作出惟一选择的时候，他仍坚持“第三条道路”的观点：“我不认为，除了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在革命和不革命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路，第三条道路。”⑨
束星北既不相信共产主义也不同情支持“进步学生”的政治运动。对此他也从不避讳。束星北与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知识分子不同，甚至和那些虽有参与意识，却知道如何规避风险，顺应潮流的知识分子也不同，骨子里有着强烈的民主意识和独立意识的束星北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当做一种独立的力量、一个阶层、一个有别于政治的独立群体（浙江大学在早期有这个传统）。一旦遇到事情，良知、正义感和独立意识就会将他推到“判官”席位上，并让他深陷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如前面叙述过的“于子三事件”、“徐名冠事件”和“苏步青事件”。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束星北这个人。１９４９年５月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了杭州市，浙江大学的领导和师生们打着小旗纷纷上街与居民夹道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的朋友王淦昌正埋头实验室安装他从美国带回来的直径３０厘米的大云雾室。⑩而他却将自己关在家里，研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解放军有关入城条例。
束星北对环境的系数要求很高，如同对实验室的要求一样，客观环境必须符合实验要求，否则就要对实验室进行改造。因而，他的这种个性与品质，很难心平气和地与外界合上拍节，特别是当一个不破不立，推倒一切另起炉灶的时代到来时，冲突便成为必然。
束星北的个性和思想，注定了他步履踉跄、命运多舛的人生道路。他一生中，多次遭遇不测，却都挺了过来，（他的扭曲与变化也正是在一次次不测与灾难中积累而成的）如果不是他的学生许良英的着意保护，他恐怕连新中国第一道门槛：“镇反”也过不了。许良英在一篇文章中对当时的情形作了回忆：
１９４９年５月杭州解放了，我离开浙大，到中共杭州市青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作。鉴于束先生曾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和军令部工作过，对共产党很不了解，而且敢于直言，对他的处境，我是比较担心的。解放初“反动党团登记”时，听说他主动交出了一支手枪，交代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和任何反对组织，我为他感到宽慰。
解放后半年，杭州各校中共党支部陆续公开，这项工作从浙大开始。在浙大支部公开的大会上，当支部书记作了工作报告后，束先生和物理系另一位教授丁绪宝先生相继上台发言。束先生对党组织在浙大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提了不少意见，特别是对浙大军事接管小组的一个秘书（学生党员）作风提出很尖锐的批评，认为他是“官僚”。当时坐在我旁边的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学校保卫科科长听了很不满意，会后对我说，此人很反动。我告诉他：这是一位学术水平很高的教授，秉性耿直，能主动向党组织提批评意见，总是好的，应该是党的团结对象。
一年以后，全国开展势头很猛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杭州市学校系统的逮捕名单的审查和确定工作，由中共杭州市学校党委会负责。当时我是学校党委会的宣传委员，上述那位学校保卫科长是保卫委员。开会时，他拿出了一沓准备逮捕对象的档案材料，我意外〈地〉发现，里面竟有一本束先生的档案。要逮捕束先生，我当然不能同意，指出束先生没有参加国民党和特务组织（在军令部工作的有很多参加了军统），他的问题是思想认识问题，不属于政治上的反革命；而且他在科学上的造诣很深，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应该受到重用。主持会议的学校党委会书记（市委宣传部长兼）和其他同志都同意我的意见。这样，束先生总算被保了下来，在这次运动中没有受到冲击。这件事，束先生恐怕一直都不知道。
第四章 第三条道路(6)
束星北解放初的档案资料：《复杂分子登记表》也佐证了许良英的回忆录：
复杂份＜分＞子登记表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公安局制
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２
姓名束星北、别名Ｈｓｉｎ Ｐ．ＳＯＮ、年龄４５、性别男、籍贯 江苏南通、住址 浙大龙泉馆、成份 大地主 、职业教授、文化程度 留学英美德。家庭关系姓名年龄及职业、详细社会经历〈略〉
解放前的犯罪事实：〈略〉
解放后的罪恶事实
解放后曾主动交出手枪一支，（由其侄交雷达研究所军事代表）军代表曾在收据上写＜到＞：“缴获”。很不满意此二字，说我是人民又不是敌人。
雷达研究所徐名冠曾住其家中。
解放初期游行时说，“国民党以前游行也有这样〈的〉规模。”匪特胡步青＜被＞捕后，曾为胡辩护，说胡不可能是特务。其弟逃＜往＞香港，所留之南通面粉厂由其管理，苏北当局对他很好。暑假回校后反映很好，后个人的政治学习参加较多，整风文献上（划得）满是圈圈，口头上说，佩服毛主席，“共产党真的要能照毛主席的办那中国就好了”，“人民政府再也不能坏下去了，如果再坏下去，中国就要完了。”
登记时在苏北工厂工作，故未登记，回来后，胡济民要他登记，后他说登记条例〈有规定〉：解放战争以前离开〈国民党有关部门〉的不必登记，未登记。
在中苏签定友好协定时曾说，“我们的矿产两国平分，太不〈公〉平了，苏联还不是〈和〉帝国主义一样。”随后胡济民说他，他说，那我没有弄清楚？反苏思想严重。
抗美援朝运动时说，“不要出兵，屯兵百万在鸭绿江边就好了。”后出兵了，又说，“决不要打过三八线。”思想非常恐惧帝国主义。曾哭过说，大战又要来了。自称曾写信给毛主席要他慎重，不能过三八线。他说没有靠山只有靠毛主席。
参干运动时，曾鼓励他儿子参军，＜其子＞现在空军干部学校。在一次会上曾说以前，他认为共产党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现在科学院要其著一本磁学书，写得很努力，常在实验室内。最近曾告诉李文铸同志匪特徐名冠地址（已交公安局）他曾说徐恐怕不会是匪特。
其思想甚反动，曾说开会不想到，因为有些话不讲自己痛苦，讲了又怕别人误会。
未登记过有反动活动。
主管单位的分析与处理意见
希上级党委研究此情况，是否需＜要＞登记，最好登记后进行揭露。
李某某
该犯历史复杂，曾在军统局电训班毕叶〈业〉，国防部二厅任职，试制小型收报机（自称不是特务，在二厅任职是抗日战争时候，不须办理登记）而该犯在学校一向言语反动（但有时表现进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四款第十条第三款，应予逮捕管训。
伍某
机关负责人意见
基本上认为必须处理，但暂时不动，继续侦察，再作处理。
其实，束星北并非与谁过不去，起初，他也曾想适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人已经落到了河里，如果不顺着水势而行，就会淹死的。因而很想作一番新的认识和调整，以期同别人一样，跟上时代。可是嘴上虽然这么说，心似乎也明白，只是走起来，那双腿却难与时代和运动合拍，而他这人又不能同他认为不对的事情妥协，因而一切便早早地铸定了。他与时代的矛盾渐次累进，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后，对立情绪开始突出起来。
注释：
①周志成：《难得的物理思想家和教育家——记一级教授束星北》邗 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 年》第３７－３８页。
②胡济民：《怀念敬爱的束星北老师》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 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５页。胡济民，北京 大学物理系教授、中科院院士。四十年代为束星北的学生。
③于良采访录，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３日。
④许良英《忆束师星北先生》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 －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２０－２１页。
⑤于明远采访录，１９９５年５月９日到１４日。
⑥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五卷第１１页。
⑦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三卷第１５页。
⑧同上第１５－１６页。
⑨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三卷第６６页
⑩１９４７年９月，全国选派十二名教授和研究员以美国联合国对华资助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的研究补助金（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赴美研究。浙 大的两名教授为数学家陈建功（１８３７－１９７１）和王淦昌。陈建功去 普林斯顿，王淦昌赴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
由于王淦昌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给美国物理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布罗德教授和弗雷透教授的帮助下，王淦昌和他的合作者琼斯争取到了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ＯＮＲ）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ＡＥＣ）的部分资助。王淦昌完成在美国的研究后，用自己节余资金购买了许多科研用的电子元器件，并带回来一个直径为３０厘米的大云雾室。回国以后，他就带着两个助教开始安装这个云雾室。１９４９年５月３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了杭州市。此时此刻，王淦昌正在实验室里埋头做实验哩！据《王淦昌传略》《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４３－２４４页。
第四章 第三条道路(7)
紜{1}许良英：《忆束师星北先生》扬州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２２页。
紝{1}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一卷第２７－３１页。
第五章 自然科学第一 (1)
１９５２年，中国的教育制度开始按照苏联的模式全面改造，一场全国性的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轰轰烈烈地展开来。已有七个学院的浙江大学，进行了一番调整后，仅剩下一个工业大学。这个在中国教育史上书写了无数辉煌并享誉国内外的综合性大学，宣告解散，作鸟兽散的浙江大学的教师、教授开始在上海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重找位置、归宿。束星北也面临着选择。远在北京的王淦昌向老朋友伸出了手，他极力催促老朋友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任职。
１９５０年４月，王淦昌应钱三强的邀请，到北京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同吴有训、钱三强、彭桓武、何泽慧（１９１４－）等共同筹划建设近代物理研究所（１９５３年更名为物理研究所）。
１９５１年，钱三强被任命为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王淦昌、彭桓武被任命为副所长。钱三强因兼任了所外的很多工作，近代物理研究所的日常工作实际上完全由王淦昌主持。
１９５２年，中国科学院开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与近代物理研究所密切相关的“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研究”将被列为中国科学院十一项重点工作的第一项。王淦昌主持制定了近代物理所的第一个五年计划……①这个时候，王淦昌非常希望束星北能够和他一起共谋大业，可是束星北以中国科学院人才济济无须他去添赘为由，谢绝了王淦昌邀请。有人称，束星北不去北京，主要是中国科学院有一些令他不舒服的人，在他眼里，那些人属于“政治学者”，所谓“政治学者”是指学术造诣不深却热衷政治并活跃于政界的人物。与此同时，山东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也向束星北发出了邀请。束星北选择了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良好的学风和科学自由民主的传统。还有着其它高等学校难以相比的优美的海洋环境和浓浓的殖民文化色彩。“青岛之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关系甚大”。②“山大的环境可以说是中国惟一的，背山面海，实在是适于研究学问的地方”。③山东大学一直是学者教授们梦想所在。
一个大学如同一个人一样，山东大学的“个性”充满了教育家杨振声、赵太侔等多任校长的风格。他们大都是学贯中西：既受过现代西方文化与科学的薰陶，又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和儒学风范，因而山东大学早在３０年代起，师资力量、教学设备、管理制度的建制和规模上，都臻于成熟完善。３０年代的山东大学除去与全国高等院校相同建制外，还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特色——文理合一。这一点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赞许：“山大还有几点特色，是其它各大学少有的……第一，文学院与理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因为文理不能划得界限太清楚了，譬如有许多课目，过去都划在文科里，现在却都归为理科了；如果文理两院合并，自然可以使文科的学生不致忽略了理科的东西，理科的学生也不致忽略了文科的课程。所以，山大合并来办是非常好的。第二，是理工两学院都在一起来办——我们知道工与理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工就是理的应用，理就是工的基础，两个东西是不应分开的。现在山大将两院在一起来办，自然很经济，而且很容易得到好的成绩的。第三，是农学院能按照本省的农业情形，加以研究，再想法来改良和发展本省的农业，这也是非常适宜的”。④
１９３４年秋季，王淦昌从德国留学回国后，马上就被聘为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尽管他在山东大学仅有两年的执教与科研生涯，可是山东大学的治学、管理和学术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山东大学设在海滨城市——青岛，风光秀丽，气候宜人，得天时，占地利。校长赵太侔是留学美国的戏剧文学家，办学热忱，处事稳重，属于学者治校的类型。学校设有由教授组成的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各项重大兴革和决策。这既发挥了教授治校的作用，又体现了民主管理学校。那时学校规模不大，有文、理、工三个学院七个系，学生也不多，但教师阵容比较齐整。记得文科有张煦、老舍、洪琛、沈从文、游国恩、萧涤非、孙大雨等等著名学者，多是当时学界之彦。理科有黄际遇、任之恭、郑衍碖、何增禄、王恒守、郭贻诚、王普、汤腾汉、傅鹰、刘咸、童第周等等专家，又都各有所长。工学院虽是新建，也聘有唐凤图、尚津、周承佑、张闻骏等一批知名教授。这个教师阵容，和全国著名大学相比，实无逊色，可以代表那时山东大学的学术水平。
三十年代山东大学的学风，较为严谨笃实。教授一律担任课堂教学，效果显著，或可符合“名师出高徒”之谚语。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注重质量，实行学分淘汰制，所以学生都肯勤奋攻读，刻苦上进，形成浓郁的学习风气。科学研究工作，更是学校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内容，记得每周一的“总理纪念周”会上，向例由教授轮流作学术讲演，各系的学术报告会或讨论会，从不间断，全校呈现出学术空气浓厚，学术思想活跃的喜人景象。师生动手编印的各种科学和文学刊物，甚受学术界的欢迎。学生进入高年级后，均须选定专题，由教师指导进行独立研究，以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和开拓精神。在１９３５年和１９３６年的两年中，中山文化教育基金会举行全国大学生自然科学竞赛，山东大学物理、化学、生物三系参赛的学生，成绩都名列榜首，为学校赢得了社会声誉。那时毕业的学生，如臧克家、汪志馨、郭质良、庄孝、张致一等等，都已是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由此可以窥见山东大学的教学质量。⑤
第五章 自然科学第一 (2)
束星北所以选择山东大学，显然是这里“背山面海”的环境和对“将来必成为文化中心点”的期望。
但是他眼前的青岛，已完全不是老舍、沈从文、梁实秋笔下的青岛，王淦昌给他描绘的山东大学的学术气氛已无从感觉。扑面而来的是沸沸扬扬的政治热浪和诸多的与学术无关的嘈杂的喧嚣。很长时间里，他不知如何是好。
与其它老牌或知名的大学相比，山东大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的两校合并。通常那些老牌或知名的大学，在新政权军事接管后，大学的基本教学或研究人员变化不大，而合并后的山东大学，不仅是人员的变化，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在以后的运动或改造中，政治气氛尤浓，力度尤大。这是因为华东大学同山东大学完全是两种环境和体制下产生的学校。
华东大学是革命与战争的产物。它的前身是临沂山东大学和华中建设大学。临沂山东大学建立于抗战胜利，国内革命战争初露其端的１９４５年８月，目的是为国内革命战争培养有用之才。其实临沂山东大学只是一个适应战争与革命之需的政治速成班。临沂山东大学的老师大都是革命营垒里有些文化的文职干部，也有一些“弃暗投明”的国统区知识分子和进步开明人士。生源以解放区年龄１８岁至３０岁的青年为重点。也吸收一部分从敌占区过来的进步青年。（吸收敌占区的青年也是当时生源的重点。为了争取敌占区的青年学生入学，学校专门选派优秀的战士，潜入青岛济南等城市宣传策动青年入校。上海，南京一些城市的地下党也常介绍一些青年学生进入临沂山东大学。）既然是适应战争与革命“速成班”，便没有春雨润物的天长日久，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转变人的思想头脑出发。换句话说，“速成班”的任务和目标，就是为军队培养优秀革命干部和革命战士。大学学习课程大都是：《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论联合政府》、《论人生观》等社会科学和哲学课本。其实，“速成班”是一个地道的军营，所不同的是它参战的机会少一些，读书时间比正规军多一些，歌唱得多一些，小戏演得多一些。
华中建设大学是在华中党校的基础上创办的。１９４４年冬，抗战胜利指日可待，为了解决解放区和各方面革命干部的匮乏，中共华东局决定建立一个为抗日战争胜利后适应各方面需要的革命干部大学。大学根据革命需要只设民政系、财经系、文艺系和一个高级干部班。各系的头目都由华中局的高级干部兼任。
１９４５年华中建设大学首届招取的学生共４００人左右，民政系招收的是区乡干部（实际上大部分是乡干部），财经系招收的是多少有点文化的地方和部队中的业务干部，文艺系学生多数是来自上海、南京等江南的一些学生。高干班的生源是部队里正团级工农干部，也有很少一部分县级干部。学校师生干部生活为供给制：一天一斤大米，衣服、鞋子等一应生活用品全部由公家统一发给（临沂山东大学的衣服每年两单一棉，从最高领导到战士全都吃一样的大锅伙食，后来专为教授开设了小灶）。大学的教育以改造世界观转变头脑为主，它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没有明确的学制和课程布置，每日的课目便是一些领导轮换登台演讲形势和党的政策，过一段后就开始讲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堂就是每次行军安顿下来的村头路旁田边或者晒麦场，讲完后便是小组讨论。学习之余便帮助老乡翻地种菜或排练简单的配合战时需要的文艺节目。华中建设大学与临沂山东大学的形式基本相同，也属于适应战时的“速成班”。它的出发点仅仅是为了给解放区培养输送用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干部。“双十协定”后，大学的眼光比以前远了一些，它不仅为革命和战争培养干部，还开始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了。“速成班”设立了畜产、造林、农化和纺织、土木工程、应用化学等等专业课程。有了正规大学的初步框架，师资力量也有了较高的要求，大学于是颇费周折地从国统区请来了一些先生、教授。招生规模和形式也是按正规大学进行的。虽然学生没有按既定的计划招来，办正规大学的意图已经很明确了。可是随着国共战争重开，“双十协定”的名存实亡，仅按正规路子办了一年功夫的华中建设大学又回到老路上，其培训宗旨更为明确，“速成”速度也更快了。一般情况下，学员从入学到毕业，期限仅为四个月。在国共战争的头三年半的时间里，两所大学就为地方和部队输送了四千多名干部和战士。这部分人到了建国之后，不少人都成为新政权重要部门的骨干力量和主要领导人。
１９４８年４月，华东部队，攻克了国民党的鲁中重镇——潍县城。山东除济南，青岛几个孤立的城市还被国民党占据着，全省已成为解放军的天下。为了迎接胜利，适应华东新解放区的需要，中共华东局决定以临沂山东大学和华中建设大学的经验为基础，建立一所为革命胜利培养掌握马列主义理论，思想觉悟高的革命干部学校——华东大学。学校设置大学预科部和临时研究班。预科部招收高中肄业和中学毕业生，学期一年；研究班招收高中毕业生和大学肄业的青年学生，学期为二到三年，待遇一律实行供给制。学生生源多数为昌潍当地新解放区的初高中生，再就是山东省和苏北老解放区的青年学生，小学教员，还有一部分从国统区跑过来的进步青年。大学的教育基本与临沂山东大学和华中建设大学相类似。教学大纲明确表示：大学就是以提高政治觉悟，坚定革命立场为己任。课程大都是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发展史和自编的中国近代史。时事政策为必修课：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联共党史等等。
第五章 自然科学第一 (3)
１９４９年初，解放军取得了淮海、平津两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欲乘胜渡江南下。因而急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刚刚要坐下来喘口气的华东大学学员又开始在“服从祖国召唤，接受革命考验，坚持自觉自愿，为中华民族做贡献”的口号下，随军南下了（报名的有两千人，占华东大学所招收学员的百分之九十，实际批准的为一千五百多人。）。接着又要成立南下工作队，又先后抽调了二百名学员充实有关军政部门，也就是说，大学才创办了半年，就将还没有坐稳屁股的大学生全都送了出去。一个空壳又开始迅速地向里填充人员。当然也
是有点饥不择食的。于是学校很快地从全国十三个省市也包括国统区的十几所学校临时招收了两千多名学生。直到解放前夜，华东大学仍没有摆脱“速成班”的教学形式和训练模式。
直到建国之后，华东大学的“速成与短训”历史才告结束。可是它的班底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性质：没有教材，也没有校舍，也极少自然学科，师资基本是革命干部与政治教员。因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秀才们想到合校这个一举两得的法儿：合校既能马上解决速成班向正规大学的过渡；又能够解决对旧大学的领导与管理问题。１９５０年９月，华东军政委员会主任饶漱石以华东军政委员会名义致电政务院转中央教育部申明其意。中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称：山大与华大合并是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任饶漱石同志坚决主张的，而且早有准备，因此我部应予批准。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８日，一千多华东大学的师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青岛，全国最大的革命大学与旧大学的合并史拉开了序幕。⑥
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一个是战火中诞生并适应与解放战争需要的短期干训班，一个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与文化积淀的正规大学。两所大学，历史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教育制度和组建方式也不同。将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校硬性地合并起来，这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没有先例。奇迹是可以创造的，特殊的年代，要奇迹诞生，奇迹就会诞生。
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５日，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正式合校，３月１９日两校在一片欢腾的歌声中举行了合校后的祝捷大会，就任山东大学校长不久的华岗提出了“事理兼顾，舍异求同”的合校方案并宣布３月１５日为校庆节的决定，迁并处理委员会主任彭康用皆大欢喜来形容两校合并的成功。会上一个突发奇想的学生将一个用松枝野花编织的桂冠戴到了华岗校长的头上，这质朴而美丽的贺礼使华岗笑了，⑦这个细节给祝捷大会增添了些许暖意和情趣。尽管会场始终处在一种高昂与热烈的气氛中，两个学校的人不时相互招手致意，一起热烈鼓掌祝贺两校的合并，却无法抚平堆积在“老山大”心头上的忧虑。他们大都清楚，两校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与差异，而这个差异是无法用掌声和美丽的言词来消弥的。
建国初期，在同类大学中，山东大学的政治运动搞得尤为轰轰烈烈，政治气氛尤为浓厚，这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全国高等学校统一进行的“政治大课”，山东大学搞得极有声势。显然与两校合并的“基础”有关。
山东大学政治大课学习制度是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开展起来。１９４９年６月２日，青岛解放，军管小组接手山东大学后，为了使全校师生认清形势，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便采取了不定期的时事政策报告会。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７日，新成立的国家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华北及京津１９所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讨论高等教育的改造方针，明确“对高等教育应进行坚决的和有步骤的改造，改造的方向是一切服务于国家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课程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加强政治课的学习”。⑧根据会议精神，校委会决定建立学校学习委员会，院系成立分会，制定学习计划，确定学习内容，编班分组，定期讲授，学生列必修课，计学习成绩。从而将“大课”形成制度。
自１９４９年冬季开始，由罗竹风〈军管会成员、军管会下设的党总支和青年团团委书记〉讲《新民主主义论》，并聘请在青岛疗养院疗养的党的理论家华岗讲授《社会发展史》和《共同纲领》的文教政策。每个星期六下午为政治大课的学习时间，一般不得占用，每两周讲课一次，分班组讨论一次，各分会及时汇报。为了推动学习和交流经验，校委会还决定自１９５１年１月１日起将油印的《山大生活》校刊改为铅印，每周出版一期，重点报道学习动态及学习理论的心得体会，同时也报道学校的重大新闻、校委会决定以及有关兴革事项，充分发挥校刊的指导作用，这一阶段的政治大课学习，一直延续到全国院系调整前的１９５２年秋天。⑨１９５２年９月院系调整后，山东大学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时期。学校的党组、党委合一，由华岗担任党委书记，崔戎、武杰任副书记，委员较以前也有增加，设常委主持党委的日常工作，党委的职权扩大了，成为学校的领导决策机构。新组织的学校党委认为，要把山东大学建设成为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广大师生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以崭新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破除人们的旧传统、旧思想和旧观念，从而使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的师生，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思想也获得真正的解放。在此基础上，学校各方面的工作就可以跟上时代的步伐，开拓前进。因此，１９５３年初恢复因院系调整暂停的政治大课的制度，重新组织学习委员会，由华岗校长、童第周和陆侃如副校长分任正副主任。校学委会决定，在全校教师和干部中（实际学生也参加），进行为期一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学习，由华岗担任主讲。⑩
第五章 自然科学第一 (4)
那是个激情燃烧的时代，大学师生大都有着强烈的了解学习政治的热情。他们渴望了解上面的政策、精神、意志，当然也渴望了解学习马列主义。华岗顺势而为。他将自己对马列的博学，诗人的激情和哲学家的雄辩熔为一炉，使山东大学的政治热潮，熊熊燃烧。
华岗（１９０３－１９７２）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杰出而优秀的才子，也是最早加入革命组织的中共党员之一。早在１９２４年华岗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５年入党并到
上海担任了团沪西区委书记，不久便被任命为江浙两省联合省委宣传部长。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江浙联合省委进行了改组，分设浙江和江苏两个团省委，华岗担任了团浙江省委书记，负责恢复和重建浙江团组织。不久，江苏团省委遭到破坏，华岗又调任团江苏省委书记，并兼管团上海市委的工作，随后调任团顺直（河北）省委书记。
１９２８年５月，华岗受共产党的委派随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同年１０月在上海担任了团中央宣传部长，并主编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列宁青年》。
１９２９年３月，华岗离开了团中央，先后担任了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和华北巡视员。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华岗担任了总编辑。在此期间，华岗因抵制王明路线和家长式统治，受到长江局负责人王明的排挤、打击直至撤职。可是他却日益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重视。１９４３年，周恩来将他派往云南做龙云等人的策反工作，此间结识了潘光旦、李公朴、闻一多、吴晗、费孝通等文教界著名知识分子。１９４５年９月，毛泽东由延安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建国”的谈判，华岗被专门召至重庆，担任中共代表团顾问，参加谈判。１９４６年５月，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华岗随周恩来到了上海，担任了中共设在上海的上海工作委员会工委书记。１９４８年春，华岗身体欠佳，被秘密送往香港治病。中国解放前夕，华岗应召从香港搭船回来，他原计划着先到上海，再由上海到北京。因吴淞口遭到飞机轰炸，船只得驶向青岛，华岗便留在了青岛。当时，山东大学初被接管、合并，千头万绪亟待一个既有革命资历和实践经验，又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领导来主持。中共山东分局和当地的一些负责人把目光盯上了华岗，应中共山东分局的要求，中央同意华岗留在青岛工作。
在党内，华岗的才华是无庸置疑的，早在１９２９年，他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和华北巡视员期间就撰写了《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７年中国大革命史》，这部书被认为是中国史学上，详细论述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历史的惟一著作。一年之后，华岗在上海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并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系英汉对照译本）。１９２０年陈望道首次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华岗是共产党历史上第二个翻译者。以后，华岗陆续写出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社会发展史纲》、《苏联外交史》、《中国历史的翻案》、《五四运动史》、《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等著作。在党外，华岗也有一定的统战经验和同“旧知识分子”打交道的能力。因而，经过反复协商（周恩来专门为此事同华岗交换了意见），华岗作为最合适的人选，成为接管合并后的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
一个新型大学的工作很多，千头万绪从何做起，善抓“牛鼻子”的华岗认为，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培养目标的问题，要培养适合形势需要的治国人才，必须以新的教育体系代替旧的教育体系，因而首要的问题是解决思想、世界观的问题：“教学改革，科学研究，学校建设等等，都是依靠人来进行，而人又是受思想支配的，学习马列主义，改造人的世界观，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 华岗在大学建立了学习委员会，在各系设立了学习分会，要求在全校范围开展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他亲自担任主讲，每两周报告一次，讨论一次。“华岗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参照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中的观点，将理论寓于社会进步、科学发展、研究成败、工作得失常见的具有真情实感的事例，生动具体，说服力强，大受欢迎，引起了青岛市有关部门的重视。每次讲课，校外许多人蜂拥而至，能容纳四千人的广场挤得坐不下，成为青岛一大盛事。他每次讲三个小时，一年讲三十五次，声波越市界、省界，变成文字出现在报刊上……”
很多人显然对这种“政治氛围”颇不适应，特别是“过来人”，感到“经史子集”、解惑授业、师生相承的教育之路突然截断了。大学是什么，大学是“社会拿出血汗换来的有组织的学术机关之一”。它应当“以学术增加人类的幸福来报答他们！”（山东大学老校长杨振声语）可是山东大学的道路离他们的感觉越来越远：“政治大课”、“知识分子改造”、“三反五反”等运动迭起，许多配合形势的新人新事更是层出不穷：一份学术性很强的校刊——《文史哲》问世了，这份以马克思思想作为统领的杂志，很快就以其深度和新意引起了毛主席和很多党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工农速成中学开天辟地头一回建立在大学校园里。以创造了闻名全国的“郝建秀工作法”的全国劳动模范郝建秀成为速成中学的第一届学员，深感荣幸的山东大学派遣著名文学家陆侃如兼任速成中学的校长。以期那些“识字班”的学员们迅速地变成既有革命思想又有文化的劳模；两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小人物向他们的“红学”祖师爷俞平伯开战了。最初小人物的文章只是发在校刊《文史哲》上，可是它被敏锐的大人物发现了，一篇初衷也许只是学术争鸣的文章，便成为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排炮。小人物运用马列观点批判俞平伯非马列观点的文章马上就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上转载了。大人物成了由党培养起来的革命的文化战士的有力的臂膀。两个小人物自己当时也没有弄明白，他们的一篇文章会有这么大力量，竟能够掀开中国知识分子学术思想政治化的新的一页；社会上的政治活动也搞得沸沸扬扬，校园再不是“深宅大院”，它与社会遥相呼应。
第五章 自然科学第一 (5)
与他人比较起来，束星北对这种“政治氛围”的反应更为强烈，他时常在一些场合发表自己的不满：“学生不是政治家，大学不是党校，谁要是做政治家，那就应该去专门培养政治家的学校。”
束星北还曾联合过一些教授到党委去提些意见，可是教授们临阵退却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束星北与华岗遭遇了，两个皆恪守信念与原则的人，将两种不同的观念、思想的交锋演
化为一场轩然大波。
刘洪宾（青岛职工业余大学（现为青岛技术职业学院）教授，五十年代初为山东大学物理系主任）：
束先生与华校长第一次见面就剑拔弩张，我没想到。本来，我以为两个人一定会成为朋友的。
在物理学界，束星北的才华无人能及，而作为党的代表，华岗德才兼备，尤其是理解善待老知识分子，因而，深受知识分子拥戴。束先生一来山大，我就有意将两人引为相知。
华岗虽不了解束先生，但对他的名气和在中国物理界的地位还是清楚的，因而，束星北一来就被安排到鱼山路３６号教授别墅大院。３６号别墅大院，只有学界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资格入住。另外，束先生的薪水也定得很高，好像是６００多元。有一个时期，再加上束先生的兼职薪水，他一度拿到８４０元。８４０元，肯定为山东大学之最，这么高的薪水，让学校大为诧异，为此学校有关部门专门向高教部请示，高教部认为过高，下文要山东大学削减，束先生却据理力争，最后折衷了一下，减到７２０元，即使是７２０元，在高等学校里也属最高之例了。从这也可以看出，华校长对束先生是很看重的。
束先生从不愿同搞政治的人打交道的，尤其是不愿同领导打交道，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我一说要把他介绍给华校长，他便欣然允诺，这足可以说明他对华校长是很有好感的。
华校长住的是一幢红瓦黄墙的德式洋楼，在青岛龙口路四十号。他的家有个小院子，小院正中有一条用贝壳镶了边的鹅卵石小路，夹在百日红，紫荆，迎春和丁香之间，小路的鹅卵石和贝壳都是华岗在海边捡来的。华岗还喜欢养花弄草，这样的情趣，在其他领导人那里，很少能见到的。那时候，山大的师生，谁都可以走进华岗的家门，只要他在家，你一准会受到热情接待。
刚坐下来，气氛还是友好亲切的，华岗先问束先生的家庭安置和家人情况，束先生也很客气地问及华校长的家庭。之后束先生谈到了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谈到自己正在研究的狭义相对论，华岗也谈到了自己的历史，谈到在香港期间打过交道的一些文化界名人。
华岗很快就将话题谈到了“本行”：哲学。华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课影响很大，一直为山东大学引为骄傲，声势弄得很大，不但青岛很多单位来旁听学习，外省市包括北京的一些高校也慕名前来取经。因而，华岗对他的“专业”是很自信的，不管是什么事，他都能联系到辩证唯物论上。
也就是这个时候，气氛发生了变化，束先生直载了当地对哲学的意义表示质疑。他说他不否认哲学和科学有一定关系，但是哲学是哲学，科学是科学，两者完全是两回事，所谓关系也只是方法上的关系。他说自己在德国游历期间，曾对哲学发生过兴趣，研究过一阵子康德、黑格尔，可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哲学毕竟更多的是“虚幻”的东西，当人们对自然世界的现象不能做出明确解释时，就需要哲学出来，哲学和宗教、神学联系得更近一些。
在我的感觉里，华校长最初只是把束先生的思想当作一种糊涂认识。华校长是非常自信的，尤其辩证唯物论又是他的拿手好戏，因而，等束先生说完，华校长便开始正本清源。他的观点和思路和上大课的讲演一样，讲到哲学的来源，讲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然后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最后的结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束先生不同意华校长的说法，他认为，不管谁的理论，都属于哲学，哲学是抽象的东西，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真理只有一个，就是发现和证明，如门捷列夫的化学原素周期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言地争论起来，华校长反复强调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是具体的真理，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束先生则认为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哲学。哲学说到底就是白马非马，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也可以，不能解决具体问题，而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都是很具体的，是要解决客观世界的各种问题的。两人越争越凶，最后竟像小孩似的，就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谁大谁小”较起真来。华校长说：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自然要管到所有的科学，而束先生说：哲学就是哲学，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各分各的账，谁也管不着谁。两人简直是水火不相容，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我的本意是想成就一个佳话的，没想到两个人就此结下疙瘩，从此战火不断，到最后，学术争论演变为政治斗争。我不敢说，这次见面导致了束先生另样的命运，但他每况愈下的境况却肯定与此有关。
束星北回来后，思前想后，便将华岗同山东大学的政治气氛联系到一起。他认为，山东大学之所以是一潭政治沸水，始作俑者便是华岗。于是便将自己的认识和思想逐一列项写了一封长信寄给华岗。束星北的思想不乏理性，却也杂有不少情绪（束星北本身就是个很情绪化的人），他将党的理论基础称为政治说教，将辩证法称之为“辩术”。他认为，哲学说到底是空谈，这样说也对，那样说也对，一点实际问题也不解决，而自然科学或物理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它能够解释和解决自然现象的诸种问题，可以用精确的数字来计算物质。“我最初就是学哲学的，在德国时期我学过，因为这个路子走不通，不解决实际问题，后来我就开始学习物理和数学了。”
第五章 自然科学第一 (6)
束星北对华岗的辩证唯物论是统管一切科学的科学更是不认账，他认为：“哲学不独不能管自然科学，也不能管物理学，其它科学也不能管。”“哲学应该和自然科学分家。”
华岗是公认的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在他心目中，辩证唯物论神圣无比，因而他认为，一切离开辩证唯物论的科学家最终都要成为反动的或唯心主义哲学的俘虏：
为什么辩证唯物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宇宙观，同时又是研究自然、社会思维——世界一般法则的科学？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科学底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五页）。而辩证唯物论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人类思想一切宝贵成果的最高综合和发展。
华岗不会允许有人对共产党神圣的理论进行如此不恭的理解，但他非常自信，他认为像束星北这样的老知识分子，是从另一个时代过来的，思想意识囿于传统的封建的旧东西，难免会产生些糊涂认识。这些旧的东西在老知识分子中间又不是孤立的，因而，华岗想通过对束星北的“征服”，来“以点带面”教育大家。于是在以后的“大课”中，他时常结合着形势将束星北的一些“错误观点”提出来理论一番。
但是华岗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他在“上面”讲，束星北就在“下面”以书信的方式来强调自己的观点和信念，束星北又连续写了两封长信加强阐述自己的理论和观点：针尖对麦芒，毫不相让。后来，华岗便以《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为题，从辩证唯物论是不是普遍真理；哲学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现代物理学的新发现及其哲学意义；批判物理学中的唯心论；物理学的发展方向五个方面，系统地进行了分析。以此来证明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的真理”。而离开这一真理的人必定要滑进唯心主义泥坑。
我们在学习辩证唯物论的过程中，曾经遇到一些疑难问题，其中特别是讨论到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关系问题的时候，竟有个别物理学教授表现出很不虚心的态度，公然认为“辩证唯物论不是普遍真理，不能应用到物理学领域，特别是物理学中的微观世界，完全受到自由意志所支配，根本没有什么客观规律可说，也不是辩证唯物论所能解决”。有人居然公开声言“自然科学应该和哲学分家”，要求辩证唯物论不要“过问”和“干涉”自然科学，尤其不要“过问”和“干涉”物理学。我们不难看出在这种声言中所包含的根本意义，这在实质上是唯心论者对于辩证唯物论的一种反攻。全部科学史已经给我们证明：任何一个扬言拒绝辩证唯物论的自然科学家，都存心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引进唯心论。事实上凡是责骂进步哲学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最丑恶的哲学体系的奴隶或俘虏。
我们知道，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现象及其运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自然现象并没有什么阶级性和党派性，所以自然科学本身也就没有什么阶级性和党派性，因而自然科学也就不能成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我们可以说有封建阶级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有资产阶级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有工人阶级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但是，我们不能说有什么封建阶级的化学、数学和物理学，不能说有什么资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化学、数学和物理学。然而，自然科学本身显然不是上层建筑，虽然没有什么阶级性和党派性，但自然科学必须被自然科学工作者所掌握，才能发生作用，而自然科学工作者既然生活在阶级社会里，就不能不带上阶级的烙印。这样一来，自然科学本身虽然没有阶级性，但它不能不和一定的阶级发生关系，不能不和其他上层建筑发生关系，并且必须要受到一定的宇宙观所指导，才能发生作用。因为自然科学离开了思维便不能前进一步，要思维就必须有思维方法，而任何一种思维方法都不能逃脱宇宙观的支配。恩格斯说得好：“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高兴采取怎样的态度，他们总还是在哲学的支配之下。问题只在于他们究竟愿意某种坏的时髦的哲学来支配他们，还是愿意由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绩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形式来支配他们。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呵！”……一切自然科学都不能没有哲学宇宙观的指导，物理学当然不能例外。……
华岗的文章重申了辩证唯物论的不可怀疑不可动摇的神圣性，指出了使用它的人的阶级性（从而也就认为它是有阶级性的）尤其是华岗在哲学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一章中，对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做出的评述与分析，让束星北无法容忍，在华岗的笔下，牛顿和爱因斯坦两位束星北最为敬仰的科学家，一个被贬为“狭隘的、片面的经验论”，一个被划为“唯心论”。束星北被激怒了，束星北也拿起笔来对华岗进行“回敬”：“哲学说到底就是玄学，我主张理论应该有用处，而不是白马非马。”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也好，辩证法也好，是有阶级性的，而物理、化学、数学等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两者不存在谁大谁小，谁主谁次，谁管谁的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哲学就是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而辩证法也只是一种方法，不是一切科学的科学，也不能说离了它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就会无所作为，因而不能过分渲染它的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牛顿、爱因斯坦、琥尔也包括华岗先生崇拜的前沙皇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巴甫洛夫都没有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也没有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武装，不是照样成为世界大科学家吗？” 束星北的“文章”，自然无处发表，他就用口头发表，两个人的“矛盾”从此大白于天下。
第五章 自然科学第一 (7)
刘洪宾：
其实，华岗的人品和修养是很受人称道的，他不但受到党内人士的称道，也深受旧知识分子的钦佩。有些人将华岗时代的山东大学称为黄金时代，也是有其道理的。早期的山东大学的领导，对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爱戴，无人能同华校长相比。华校长曾多次讲过，老知识分子是大学最宝贵的财富。那些既有学识又有名气的专家教授，房子一定是
最好的，薪水一定是最高的。如果哪个生活发生问题，华校长一定会亲自过问的。外语系一位老教授家里子女多，妻子又患重病，他知道后，便遣人将补助费送到他的手里；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化学教授，对国产的兵营式宿舍住不习惯，他便专门从校外为他租了一幢西式洋楼。他尊重知识，爱护人才，有时甘冒政治风险。张维华是个国学底子深厚的老先生，调至山东大学之前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又是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管理委员会委员。“三反”“五反”运动，原校领导做了个推论：既然此人曾是“庚子赔款”的管理会委员，一定会有贪污行为。于是便追“老虎”追到山东大学。华校长将那些来抓“老虎”的人挡在了门外：你们不会否认山东大学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吧。既然山东大学和齐鲁大学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你们何不将张先生的材料转过来，由我们按着上面的政策来处理呢？张维华得救了。
华校长本身就是个党内高级知识分子，常年在“白区”生活，使他结识了很多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他认识他们，也知道怎样同他们合作。因而在他身上嗅不到那种“江山是俺们脑袋挂在裤腰上打出来的”的那种“占领者”和“统治者”的自卑又自负的气味。
但是束星北却触动了他的根子，触动了大是大非问题。他当然不会作出让步。那个时候，华岗是代表时代的，他的思想观点自然为多数人接受、拥戴，不过束先生的思想观点也有一批听众，当然这些听众多为旧山大的老知识分子。他们表面上不会给束先生帮腔，心下却觉得束先生讲得有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对炽热的政治之风感到不安，不知道大学要被引导到什么地方去。
束先生与华校长的“论战”越演越烈，以至在一次华校长主讲的“大课”上，当他不点名地批判了束星北糊涂观点认识，强调马列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时，束先生也站起来当众喊道：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
有人称，束星北栽到了华岗手里，或者说，造成他另一种命运的源头始于华岗，这显然是误解，华岗从不以权势压人，也从不随意给人扣政治帽子，即使一些已被划到敌人营垒里的人，他也不会轻易举起致人死命的拳头，一般情况下，他会放一放，抻一抻，宁可让时间来说明问题。可是华岗又是个有信念讲原则的人，同老一代共产党人一样，信念、原则是他们的生命，比钢铁还要坚硬。这一点清楚地写在他的革命经历特别是遭劫后的经历中。
华岗在山东大学的校长职务只担任到１９５５年，这一年秋，他在全国开展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肃反运动中落马。在全国的肃反运动中，山东党内在康生的领导下，开展了对所谓“向明反党集团”的斗争。华岗过去曾与向明一同蹲过监狱，有牢狱之交，解放后两人都在青岛工作，颇有接触。向明事发，华岗因不肯昧心揭发而被划进“向明反革命集团”，并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１９５５年８月２５日，华岗被青岛市公安局逮捕，后改为“隔离审查”。在青岛关押了两年。１９５７年华岗被押送北京，到１９６５年，整整审查了十年，却始终没有查清“罪证”。但最后还是加了罪名判处了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公民权七年，送到济南山东省监狱关押。“双膝未膑当知足，可酬热血换文章”（华岗诗），在隔离审查和关押期间，华岗以惊人的毅力写出《规律论》、《美学论要》、《列宁表述“辩证法十六要素”试释》、《自然科学发展史略》、《老子哲学的伟大成就及其消极面和局限性》等近百万字的文稿。
华岗与束星北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却演绎了极为相同的命运。华岗并没有因他曾经的地位和忠贞而稍获宽恕。在隔离关押中，华岗饱受了肉体与精神的折磨，以致造成了多种疾病，被监狱遣送回家治疗。他的家人在他落难后便从原来的别墅迁出，挤在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为了家人的生存空间，也为了不在政治上牵连家人，他在家住了不到一年，病体尚未好转，便又回到监狱。他自己要求返回监狱的时间是１９７２年春节前夕，回到监狱后几个月后（５月１７日），便病死狱中。华岗尽管受尽折磨，贫病交加，饱尝世态炎凉，可是据山东省监狱看守称，至死，他的信念与原则也没有动摇。
１９７９年由于胡耀邦的过问与主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重新审理了华岗的案件。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为华岗平反昭雪。不久，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恢复华岗的党籍和政治名誉。
如果说，华岗的信念与原则坚硬如铁，束星北的信念与原则也是坚不可摧，两个人在大是大非上都不会稍加退让。大学一些对两人的人格和品质深为爱戴敬仰的老教授们，颇感遗憾，曾多有调解撮合，却不能稍缓两人钢对钢铁对铁的越来越猛的碰撞。束星北对那些真诚劝解的人回答道：我或许认为他是个好人，是个有品有德的人，但好人归好人，原则是原则。华岗则认为：好人的概念基本与认识是平行的，一个没有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信仰且对此缺乏基本认识的人，是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的。
第五章 自然科学第一 (8)
注释：
①《王淦昌先生传略》，《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第２４６页。
②１９２９年８月３日蔡元培致吴敬恒（雅晖）函，载台湾《山东文献》 第六卷第三
期。
③蔡孑民（元培）先生在国立山东大学成立四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词， 载《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第８５期，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