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府已失去驾驭局面的能力，被迫与朝廷、雄藩大名进行妥协。1862年7月，将军德川家茂隆重接待在岛律久光重兵护卫下抵达江户的敕使大原重德。8月，按照天皇的旨意，任命德川庆喜为相当于候补将军的“将军后见职”，松平庆永为政事总裁职。10月，缓和关于大名参觐交代的规定，允许每3年轮换一次，大名妻子可回藩居住。12月，在聆听敕使三条实美、姉小路公知所传达的攘夷敕旨后，幕府决定加以遵奉。与此同时，对尊攘派志士采取高姿态。1862年9月，任命亲藩大名会津藩藩主松平容保为首任京都守护，加强警备。作为文久年间（1861—1864年）幕政改革的重要环节，1863年2月，设置陆军、海军两总裁和陆军、步兵、骑兵三奉行，组织洋式装备的将军护卫部队，强化军事力量。1862年11月，向荷兰派遣首批留学生。
①[日]小西四郎：前引书，第252页。
其中，内田正雄、榎本武扬、赤松则良等11人专门学习欧洲海军军事技术，津田真道、西周等专门学西洋法律，伊东玄伯、林研海等专门学习医学。在此之前，1860年2月和1862年1月，幕府曾派出赴美、赴欧使节团。福泽谕吉、寺岛宗则、福地源一郎等随行，日本与欧美各国的人员交流渠道被开通。通过直接考察西方的文物制度，形成一大批学欧美、倡导维新变革的人才：如文明开化的启蒙教育家福泽谕吉，日本的哲学之父西周，近代海军创立者之一榎本武扬，近代外交家寺岛宗则，西学着述家津田真道等。
诸藩闻风而动。1862年6月，第一艘赴华考察贸易的幕府宫船“千岁”号驶离长崎，直趋上海，长州藩武士高杉晋作、萨摩藩武士五代友厚等随船前往。经过两个月的实地观察了解，高杉等目睹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惨状，不由产生唇亡齿寒之感，进而苦思日本图存救亡之道，悟出割据自强、抗御外侮的正确策略，即大割据政策，奠定了在后来成为开国倒幕急先锋的思想基础。然而，依赖幕府官船出洋的机会毕竟少得可怜，无法满足诸藩急欲实地了解欧美的迫切要求。乘幕府衰落，诸藩竟相秘密派遣本藩人员出洋留学、考察。以长州藩为例，1863年6月即密派伊藤博文、井上馨、野村弥吉、山尾庸三、远藤谨助等5名武士前往英国留学。出国前，伊藤、井上等均为狂热的尊攘派。自踏上英伦三岛、耳闻目睹了英国近代大工业的实力之后，思想迅速变化，转而成为开国进取的有识之士，断然抛掉盲目攘夷的旧装，以开国倒幕派的新面貌投入斗争。
全国大攘夷
尽管少数出洋留学的武士们在不同程度地接受欧风美丽的冲击，发生脱胎换骨的转变，但在文久年间的日本，尊攘狂潮仍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全国大攘夷的方向奔泻而去。将军拜见天皇、君臣神前祈祷、全国攘夷日的确定、长州藩炮击外国船舰、萨摩藩与英国舰队交战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接连发生，构成全国大攘夷时期光怪陆离的历史画面。
1863年4月1日，迫于朝廷的一再催促，第14代将军德川家茂在老中水野忠精、板仓胜静的陪同下，很不情愿地率3000名幕府官兵，离开江户，沿东海道向京都进发。足足走了20天，4月21日方进入京都，宿泊在二条城。自第3代将军德川家光到京都的200余年间，幕府将军首次赴京都拜见天皇。望着高大雄伟的二条城，想到将军家的威风已渺若黄鹤，家茂总觉得有些晦气。4月22日，家茂先打发候补将军德川庆喜进皇宫御所参拜孝明天皇，自己呆在二条城里等待消息。朝堂之上，孝明天皇打量着匍匐在地、连连叩首的德川庆喜，心中暗暗高兴，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在慰问了一通旅途劳顿辛苦之后，天皇表示无意收回将军的庶政统治权，仍一如既往地委任其掌管天下兵马大权，但强调将军应尽可能地尽忠节于攘夷大业。庆喜唯唯称是，退出御所，忙把天皇继续将庶政委任于幕府的旨意报告给家茂。家茂闻听，面露喜色。次日，他衣装整齐地进宫拜见天皇，礼仪周正地尽行为臣之礼。天皇照例又是一番褒奖，鼓励家茂尽征夷大将军“征夷”的职责，同时说明根据事态的变化，朝廷将向诸藩直接下达指令。
4月28日，朝廷举行规模浩大的祈祷攘夷必胜的敬神仪式。关白以下诸公卿和将军以下诸老中，簇拥着孝明天皇的凤辇，向贺茂神社进发。贺茂神社主祭火雷神“别雷命”及其母玉依姬、祖父贺茂健角身命，历来是天皇祷告风调雨顺、天下太平，显示皇恩浩荡的重要场所。然而，此次的君臣参拜贺茂神社的意义与以往不同，成为向全国展示攘夷决心和天皇尊贵的政治行动。在参拜行列的安排上，11个藩的大名率兵队前面开道，朝堂公卿扈从天皇居中，家茂、庆喜等殿后，君臣名分明明白白，弄得家茂、庆喜等心中十分别扭。
通过参拜贺茂神社过了一把天皇瘾的孝明天皇，进而在5月28日再次行幸石清水八幡神宫。神宫主祭应神天皇、神功皇后和姬神等3神。神宫规格仅次于伊势神宫，为国家级大神社，每年的祭祀为日本二大敕祭之一。自平安末期以后，更被尊奉为清和源氏的氏神，具有强烈的军神、武神性格。要攘夷，则必须动武。因此，孝明天皇选择石清水八幡神宫作为君臣攘夷祀神的场所，并非偶然。按照预定安排，天皇还准备在神前向德川庆喜亲授攘夷的节刀“鞘卷真之御剑”，以显示将军掌管天下兵马大权的源泉所在，表明武力攘夷的决心。然而，在行将举行参拜仪式的前一天，将军家茂自称思感冒发烧，无法随御驾前往，临时指定“将军后见职”德川庆喜作为其代表出席仪式。庆喜奉命陪君前往神宫，侍行至神宫山脚下，忽然自称腹痛难忍，向天皇告假静养。预定下赐攘夷节刀的仪式只得取消。
虽然在玩弄小手法、假装患病以逃避再次陷入向皇威低头窘境方面、家茂和庆喜设法挽回了一些面子。但是，在确定全国攘夷日等重大问题上，家茂等经不住朝廷的一再催促，只得在6月6日上奏天皇，以6月25日（旧历5月10日）为全国大攘夷的行动日。6月8日，德川庆喜等奉命东归江户，着手废约锁港谈判的准备。将军家茂滞留京都，直至7月18日方允东归。6月9日，幕府发布文告，通知6月25日为攘夷日，命诸藩大名严守领内海防，若受到外国舰队的袭击，立即将其驱逐。至此，朝廷在拒绝批准“安政5国条约”以来的政争中，占据了优势，迫使幕府表态放弃缔约开港主张，转而废约锁港。尊攘派们为之兴高采烈，摩拳擦掌。公武合体派大名沮丧失望，纷纷回藩，冷眼旁观，等待实行反击的时机。
6月25日深夜，风雨大作的下关海峡忽然响起激烈的炮声。长州藩的两艘小舰“庚申”号和“癸亥”号向抛锚避风的美国商船“佩姆布罗克”号实施炮火攻击。毫无防备的美国船见势不妙，忙升火加速，顺丰后水道夺路而逃。长州藩的小舰本想乘胜追击，无奈航速太慢，只得眼睁睁地听任“佩姆布罗克”号消失在黑夜中。
7月8日清晨，法国通讯舰“金香”号通过下关时，忽然遭到坛之浦等长州炮台的猛烈炮击。隆隆的炮声中，曾攻击过美国商船的“癸亥”号、“庚申”号破浪而来，舰上大小炮一齐开火，逼近“金香”号。法国舰长忙命放下划艇，前去质问开炮的原因。一阵炮火袭来，划艇被打得板桨横飞。舰长急令卸下炮衣应战，“金香”号穿过密集的炮火，向西方的玄海滩急驶而去。
7月11日，自长崎启航的荷兰军舰“麦德尤萨”号通过下关海峡，欲驶往横滨。舰长卡赛姆·布罗特早已听到法国军舰在下关遭炮击的消息。虽然驶近下关海峡时，“麦德尤萨”号已作好战斗准备。但舰长尚抱平安航行的一线希望，以为荷兰与其他欧美国家不同，与日本有着200余年间的友好往来，不至于遭到非礼袭击。然而，当军舰驶入下关海峡最狭窄处、即坛之浦与古城山遥遥相对的水道时，受到海岸炮台与海上“庚申”号、“癸亥”号两舰的交叉炮火轰击。“麦德尤萨”号连忙应战，但恰值逆潮，军舰无法提高航速，竟成了移动射击靶。不消片刻，荷兰军舰被30余发炮弹击中，主桅杆和烟囱被击毁，官兵4人战死、5人重伤，“麦德尤萨”号向横滨狼狈逃去。乘坐该舰的荷兰总领事波尔斯·布鲁克恨得牙根发痒，发誓要狠狠报复不讲信义的长州藩。
半个月以来，击退击伤美、法、荷兰船舰的炮战胜利，让长州藩的尊攘派们兴奋不已。捷报传到朝廷，尊攘派公卿也神采飞扬，通令嘉奖说：“天皇对攘夷壮举感到非常满意，切望更加努力，耀皇国之武威于海外！”①朝廷还下令诸藩支援长州藩，以期攘夷大获全胜。捷报传到江户，幕府的反应十分冷淡，命令长州藩再勿胡乱炮击外国船，并进而指责长州藩无视攘夷文告只还击前来进攻的外国船舰的要求，轻启战端，对正在进行的锁港谈判制造障碍。然而，长州藩的尊攘派们充耳不闻，自我陶醉于侥幸取得的胜利中，只顾蛮干不止。下关海峡炮战后，长州藩借口对岸的小仓藩执行朝廷关于支援长州的命令不力，自行派兵占领了小仓藩领地田之浦，构筑炮台，两藩关系势同水火。
未容得长州尊攘派高兴多久，列强即开始采取报复行动。7月16日，美国军舰“怀俄明”号出现在下关海面，长州炮台开炮轰击。“怀俄明”号舰快炮猛，迅速冲破海岸炮台的火力网，并集中火力摧毁龟山炮台，又乘势击沉“庚申”号、“壬戌”号等两舰，击伤“癸丑”号，将下关一带的长州守备部队打得大败，士民竟相奔逃。7月20日，焦莱斯少将亲率法国远东舰队的“赛米勒米斯”号、“坦克莱德”号等两艘军舰，闯进下关海峡，开炮猛轰沿岸炮台，尽行将其摧毁。守备兵非死即伤，急忙撤离炮位。250名法国海军陆战队官兵发动登陆作战，接连占领了前田、坛之浦炮台群。法国官兵手舞足蹈，欢呼胜利。法军将长州的大炮炸毁，将炮弹抛入海中，将长州守备兵丢弃的日本刀、销甲、头盔、火绳枪全部缴获。
惨风愁云笼罩着长州，藩厅束手无策。藩主急招请长假赋闲在家的高杉晋作问计。高杉成竹在胸，侃侃而论道，“当今之时，食肉之士不堪用事。
吾以为应招募身强力壮者，另组新军。”①高杉所谓“身强力壮者”，即士农工商、神官僧侣中的武勇之人，换言之，既打破武士垄断军事的身分制限制，广开兵源。藩主授权高杉募兵，同时通告全藩人等演习武艺、献金纳款，防备列强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7月21日，高杉将60余名前来投军的浪土、农民、町人（商人）、僧侣组成一支新军，并相对藩正规军的“正兵”
之称，将这支新军称为“奇兵”队。高杉自任“奇兵”队总督，又亲自制定了立志报国、赏罚分明、严肃军纪、军制、和洋并用等军规，在长州豪商白石正一郎的资动下，“奇兵”队迅速壮大为以农民为主的300人部队。“奇乓”队的建立，意义重大：它不仅为即将到来的武力倒幕斗争提供了一支生力军，而且也为建立四民皆兵的近代军队奠定了基础。继“奇兵”队之后，类似的武装集团，如萩野队、膺惩队、力士队、游击队、御盾队、集义队、鸿城队、八幡队等10支队伍，在举藩本土自卫的狂热中先后建立。诸队的总督或军监主要由尊攘派的下级武士担任，长州藩割据自立、开国倒幕的大割据政策，获得了强有力的武装支持。
①[日]小西四郎：前引书，第276页。
①[日]古川熏：《高杉晋作的一生》，新人物往来社1978年版，第180页。
下关海峡的炮战结束刚满1个月，鹿儿岛湾里枪炮声响成一片，萨摩藩海岸守备队与英国舰队激烈交战。这场史称“萨英战争”的起因是1862年9月14日猝发的“生麦事件”。生麦是个小村庄，位于神奈川。1862年6月，岛津久光率大队萨摩藩兵护送敕使大原重德下江户。9月14日，久光回京都途经品川、川崎，来到生麦村。由400余家臣武士组成庞大行列，簇拥着坐在乘舆中的久光，步伐整齐，好不威风。正在行进时，道路前方出现4名骑马的英国人，即自上海来横滨的商人理查森、来自香港的伯罗德尔夫人和居住在横滨的克拉克和马歇尔。他们对久光的大名行列颇感兴趣，勒马驻足围观起来。开路的武士喝令退后，理查森等正欲拨转马头让路，攘夷心切的萨摩藩士奈良原喜左卫门等数人冲出行列，挥刀便砍。理查森被当场砍下马来，克拉克和马歇尔也被刺伤，伯罗德尔夫人幸免，策马逃回横滨，报告同伴一死两伤的惨事。旅居横滨的外国人闻讯大怒，要求驻日公使们采取强硬行动。
久光一行却不以为意，仅在事后漫不经心地报告幕府说：外国人骑马冲撞了行列，被足轻冈野新助砍伤，冈野现下落不明。这个报告以“切舍御免”的方式对待重大的外交事件，并虚拟了一个冈野新助来敷衍幕府。此时，攘夷狂潮正席卷日本，在萨摩武士看来，杀死个把外国人算不了什么。
然而，“生麦事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863年2月，驻日英国代理公使尼尔遵照本国政府的训令，向幕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赔偿10万英镑，并在20日内作出答复。与此同时，一艘艘英国军舰赶来增援，组成海军司令库巴指挥下的大舰队。停泊在横滨港的12艘英国舰队作为尼尔展开外交攻势的后盾，摆出战斗姿态。美、法等国纷纷向横滨调集舰船助威，与英国联合起来向幕府施加军事压力。幕府接受了英国的要求，6月24日支付了包括赔偿东禅寺焚烧英国公使馆在内的11万英镑的偿金。尼尔也向萨摩藩提出逮捕并惩办凶手、赔偿2.5万英镑的要求，萨摩藩不予理睬。
7月7日，库巴率7艘军舰驶离横滨，直扑鹿儿岛，尼尔、译员萨托等公使馆员同行。7月12日，英国舰队出现在鹿儿岛湾，进而深入到距市街仅12公里的儿岛郡七岛。次日，英舰驶近距市街不远的滨冲海面，排成单纵列战斗队形，严阵以待。双方展开关于惩办凶手和赔偿的谈判，萨摩藩代表以凶手尚未抓到、赔偿由幕府和萨摩重臣组成联合谈判团与英方交涉后解决等理由，婉言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尼尔、库巴等忍无可忍，决心开始武力征服。
8月15日，英国舰队突袭停泊在海面的萨摩藩轮船，将“天佑”号、“白凤”号、“青鹰”号等悉数俘获。海岸炮台守备队官兵见状，怒火中烧。一声令下，10座炮台的83门大炮一齐开火。此时，风雨大作。风声、雨声与炮声混合在一起，发出令人惊心动魄的巨响。库巴立即发出战斗信号，命令烧毁俘获的船只，回击海岸炮台群。英国军舰射程4公里的安式大炮急速轰击，使萨摩的炮台逐个丧失战斗力。停伯在岸边的琉球贸易船被击中，燃起熊熊大火。敷设诸多近代大工业机械的集成馆也被炸坏。1/10的鹿儿岛市街被炮火击毁，火光冲天。英国舰队也遭受巨大损失：旗舰“尤里阿斯拉”
号弹痕累累，舰长约斯林战死；“伯修斯”号等6艘军舰均被击中，受到程度不等的损失。虽然萨摩藩炮台大炮射程不过1公里，但炮手骁勇顽强，死战不退，加之英国军舰低估了对手的作战能力，或距海岸过近，或驶入萨摩藩炮手平时训练的射击区内，成了海岸炮台的靶标。一场炮战下来，英国官兵死伤60余名。眼见战况不利，风雨越来越猛，库巴下令退出战斗。8月16日，英国舰队集中火力攻击了樱岛炮台后，撤往鹿儿岛湾湾口，紧急维修舰体。8月17日，英国舰队离开鹿儿岛湾，驶往横滨。
萨英之战使萨摩藩武士认识到双方武器装备的优劣差距，痛感应停止盲目排外攘夷，结好英国，以取得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加快军备近代化的步伐。不打不相识，英国也因萨摩藩的强硬反击而不再轻视对手，进而希望化敌为友，消除立足日本的一大障碍。双方产生沟通合作的愿望，和谈出现转机。1863年12月，萨英谈判取得重大进展，萨方采用由支藩土佐原藩藩主岛津忠宽从幕府借款的方式，赔偿英方2.5万英镑，并向英方递交了惩处凶手的保证书。英方则提交为萨摩藩充当购买军舰中间人的文件，萨英关系日益发展。
攘夷之战在长州和萨摩的连遭挫折，使尊攘运动失去狂热的势头。公武合体派乘机反扑。1863年8月初，尊攘派与公武合体派围绕天皇是否应攘夷亲征问题，展开新一轮的较量。长州藩重臣益田弹正等起劲游说朝廷公卿，策动天皇攘夷亲征。真木和泉等尊攘派志士也频繁与三条实美等来往，急欲促成攘夷亲征。以中川宫朝彦亲王为首的公武合体派公卿与松平庆永等同派雄藩大名口头上拥护攘夷，但坚决反对天皇亲征，实际上是在制造对抗、压制尊攘派的托辞。从根本上说，两派之间的攘夷辛征之争仍未脱离开国后政局纷乱的核心主题：是维护还是变革现存政治体制，即佐幕还是反幕。
孝明天皇虽然是位强硬的攘夷论者，但天皇失政多年所造成的政治软弱性，使他既无定见，也无勇气收回政治统治权，重建天皇的一统天下并果断实现王政复古。因此，孝明天皇所主张的攘夷，是敦促将军挂帅，以幕府为中心，公武合体、举国一致，共御外辱。朝廷的上层公卿与天皇的主张相同。
基于上述原因，当幕府对攘夷锁港阳奉阴违、态度消极时，天皇往往利用皇威、尤其利用尊攘声势向幕府施加压力；当尊攘派超出天皇容忍的范围、竭力将攘夷引向反幕府的轨道时，天皇则宁愿暂缓乃至放弃攘夷，而与公武合体派的幕藩领主联手，共同镇压不择手段的尊攘派。天皇的这种游移不定的政治姿态，在1863年9月下旬表现得最为充分。
1863年9月25日，天皇发布行幸大和的诏书，昭告天下说：为祈愿攘夷成功，朕将行幸大和，参拜神武天皇陵、春日大社，并作短暂停留，商讨亲征军事行动。随后，任命益田弹正、本户孝允、久坂玄瑞、真木和泉、平野国臣等尊攘派骨干人物为京都学习院御用挂，商讨攘夷事宜，还命令诸藩捐献行幸经费或藩主陪驾随行。另一方面，孝明天皇又向公武合体派的核心人物中川宫朝彦亲王表态说：幕府不遵守敕旨，目前不能实行攘夷；若朕去讨伐德川氏，势必祸及将军夫人和宫，如此则骨肉相残，对不住先帝；若为皇国而仓促举行讨伐，也因武备不足而时机尚早。他进而吐露真意说：“因此，日益逼近的御驾亲征应暂缓实行，也不能讨伐幕府。希望你体会朕之真意，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①对此嘱咐，中川宫心领神会，立即与前关白近卫忠熙父子、右大臣二条齐敬得策划政变计划，并联络会津、萨摩等藩，准备动用武力、将长州藩为核心的尊攘派一举逐出京都。
9月30日（旧历8月18日）凌晨1点钟，政变开始。按照预谋的行动计划，中川宫最先入宫。近卫忠熙父子、二条齐敬等公卿，京都守护松平容保、京都所司代兼淀藩藩主稻叶正邦等随后赶到。接着，御所周围响起一阵阵尽量压低的脚步声和马蹄声，会津、萨摩、淀藩的武士们趁夜色的掩护蜂拥而至，并迅速抢占了皇官9座大门，荷枪实弹，严加防守。守门士兵已得到命令：未获朝廷允许入内者，不管官职高低，一律不许进宫。守卫宫门的诸藩士兵喘息方定，土佐、因州、备前、阿波、米泽诸藩藩主又奉命率兵前来增援。御所俨然兵营。
①[日]小西四郎：前引书，第303页。
凌晨4时，一声炮声轰然震响，向公武合体派的政变者们发出宫内警备配置已告完成的信号。内廷朝堂里，中川宫等政变首要们正在通过一项项重大决定，即推迟举行前任大和的攘夷亲征行车；严禁尊攘派公卿进宫、外出或与他人接触；立即废除“国政参事”、“国事寄人”等官职；立即解除长州藩警卫堺町门的职权，由萨摩藩取而代之，等等。每通过一项决定，在场的上层公卿和雄藩大名们均禁不住连声喝彩，借以排解胸中的积郁，发泄对尊攘派咄咄逼人的不满情绪。至此，在孝明天皇授意下，由公武合体派公卿大名策动的“八·一八政变”已大体告成。
夜色中御所四周的举动，引起尊攘派们的强烈不安。清晨时分，尊攘派公卿三条实美等急忙从宅邸赶至御所，想要看个究竟。行至宫门前，发现大门紧闭，全副武装的士兵横眉怒目，拒不放行。文官遇到武弃，有理说不情。
吃了闭门羹的公卿们或转身而去，或倘佯宫门，有所期待地驻足观望。不久，大队的长州人马赶到，向早先守卫多日的堺町门挺进。会津、萨摩藩兵已在堺町门附近排出战斗队形，严阵以待。长州藩兵欲进入堺町门的哨位，会津、萨摩藩兵坚决阻止。两军士兵怒目相向。彼此把炮口、枪口瞄准对方。气氛紧张、一触即发。
御所四周的武力对峙，在京都引起极大混乱。自1467年应元之乱以来，近400年间，京都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乱，京都人过惯了太平日子，生活情调悠闲而斯文。如今大战在即，不由得心惊胆战，大街小巷里挤满了躲避战乱的人群，呼爹喊娘，乱作一团。消息传到内廷，孝明天皇对长州兵下达撤出堺町门地带的敕命。王命如山，以“尊王”为旗号的长州兵马只得奉命而行，悉数撤往京北的大佛妙法院。三条实美、三条西季知、泽宣嘉、东久世通禧、四条隆歌、锦小路赖德、王生基修等7名尊攘派公卿也随队前往。在大佛妙法院，尊攘派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鉴于公武政体派已控制了局势，并得到天皇的支持，以2600余兵力无法与萨摩、会津、淀、土佐、米泽等10余藩的兵马对抗。退路只有一条：撤回长州，以后卷土重来。次日上午10时，以长州藩为主力的尊攘派护卫着三条实美等7位公卿，冒着风雨，沿伏见街道南下大阪，取海路返回长州。京都完全变成公武政体派的天下。
以“八·一八政变”、长州藩兵退京都为标志，尊王攘夷运动遭到严重挫折。在三四十月内，尊攘运动由场面火爆的全国大攘夷而急剧地丧失在京都的政治优势、甚至被赶出京都，主要是由下列主客观因素决定的。
从主观因素来说，其一，支撑尊攘运动的理论基础过于陈腐，缺乏适应时代变迁的活力。鼓舞尊攘派舍生忘死地对外压作出激烈反应的信念，无非是妄信日本乃神国、神州，国质尊贵，无与伦比；对工业化的欧美诸国的实力与先进性，知之甚少，甚至闭目塞听，陷入唯意志论的误区，试图以武士的蛮勇和锐利的日本刀，将接踵而至的欧美列强驱逐于国门之外，而不顾军备实力对比的悬殊；又不分青红皂白，四处树敌，自招失败。其二，标榜“尊王”，一厢情愿地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天皇一人，作茧自缚，使自身的活动区域狭窄，几无回旋余地。尊王论的思想基础是大义名分论和国体观念，一方面能力尊攘志士提供登上政治舞台的依据；另一方面这种依据又不是无限制的，即天皇的好恶决定了尊攘派兴衰荣辱，一旦天皇态度发生变化，局势立即急转直下。10月8日，孝明天皇召见松平容保、稻叶正邦及在京诸藩主，宣布“八·一八政变”前的各种旨意真伪“不分明”，此后的诏敕才“真正表达了联的真实意图”。换言之，高居于尊攘志士之上的天皇可食言自肥，匍匐于皇威之下的志士丧失自主性而去留由人。其三，除长州藩的尊攘派志士主导了全藩的政治取向外，其他各藩的实权掌握在公武合体派手中，这些藩的尊攘派往往以个人身分与长州藩取得横向联系，未形成雄藩之间的联合。长州藩孤掌难鸣，在整体力量对比上，尊攘派实力较之公武合体派大为逊色。
从客观因素来说，其一，尊攘派的挑战对象是欧美列强，其应战能力足以击败尊攘派的军事行动。经过工业革命之后的欧美诸国，已非江户初期的远方来客，任由德川将军锁国排挤。时代也早已不再是200余年前的殖民探险，而进入将全球联为一体的形成贤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时代。大势所趋，任何国家和民族已难以超脱于这一历史潮流之外，锁港攘夷不过是螳臂挡车的无谋之举。其二，开国后，幕藩体制受到严重冲击而面临崩溃，却如百尺之虫，死而不僵。旧的权力框架和旧的主从关系网络，仍保持着传统的权威地位，尚有余力自上而下地控制、压抑试图自下而上地冲破幕藩体制罗网的尊攘派志士。尊攘派志士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在“尊王攘夷”、“天诛”
的口号下，转向倒幕，正是冲破传统权力框架压制的逻辑结果。
“八·一八政变”前后的大和、生野之变，是尊攘派志士发动的倒幕前哨战。1863年9月26日（旧历8月14日），即孝明天皇发布行幸大和、祈愿攘诏书的第二天，土佐藩的吉村寅太郎、备中藩的藤本铁石等30余“天诛组”志土，推举公卿中山忠光为大将，离京都奔往大和。一行人满怀舍家忘死、报国举义的决心，自许为天皇行幸的先锋队，开始了倒幕军事行动。9月29日，突然袭击设在大和五条的幕府代官所，杀死代官铃木源内，宣布年贡减半，此吸引周围农民参加暴动。“八·一八政变”后，他们引军南下，占据十津川乡，千余乡民赶来加入队伍，一时颇有声势。幕府闻讯，急令彦根、纪伊藩等诸藩出兵围剿。乡民四散，中山忠光率“天诛组”30名志士欲转入河内国继续抵抗。11月6日，“天诛组”在大和国吉野郡被彦根、纪伊藩等诸藩军马包围，双方发生激烈交战。主将中山忠光在6名志士的拼死护卫下，杀开一条血路，直奔长州藩设在大坂的藩邸，其余志士或被杀、被俘，大和举义失败。
11月22日，平野国臣等拥举公卿泽宣嘉为主将，与长州藩志士野村和作、因州藩志士松田正人、但马国志士北垣晋太郎等30余名尊攘派志士袭击但马国幕府的生野代官所，并迅速加以占领，设立指挥部，广召农兵入队。
生野盛产白银，属于幕府直辖的银矿区，附近的农民对幕吏的作威作福极为不满。泽宣嘉等登高一呼，立即有2000余农民自带竹枪、火绳枪前来投军。
不久，姬路、出石、丰冈等藩奉幕府之命前来镇压，起义部队被迅速击溃。11月24日，泽宣嘉等冲出重围，经四国逃回长州藩。平野国臣被捕。关押在京都六角牢狱。其他志土大半被子或自杀，前后不过3天，生野之变又以尊攘派志士的失败而告终。
从全国大攘夷到“八·一八政变”，以及大和、生野之变，不足两个月之间，尊攘运动大起大落，由盛转衰。公武合体派乘机反攻倒算，拼命打击尊攘势力，一时间气焰嚣张。然而，尊攘派志士在痛苦的起伏消长中，分化改组、更新观念，涌现出新一代人才，产生着除旧布新的希望，驾驭着日本之舟，破浪前进。
第4章 萨长携手
禁门血战
“八·一八政变”后，以长州藩为首的尊攘势力被迫退出京都，以萨摩藩为首的公武合体势力大举进京，控制了局面。长州与萨摩两藩虽均力外样大名，260年来一直是幕府防范的对象。但在幕未的政局动荡中，由于两藩的政治取向不同，1862—1863年之间长州标榜尊王攘夷，萨摩热衷于公武合体，两藩关系趋于紧张。更由于萨长两藩皆不甘寂寞，竟相在幕府或朝廷之间扩大本藩的影响，因而形成激烈的竞争，两藩势同水火，相互敌视对立。“八·一八政变”过程中，萨摩藩取代了长州藩在京都的地位，两藩关系愈加不可收拾。为进一步巩固萨摩藩在京都的优势地位，“八·一八政变”
后，岛津久光率12支洋枪队和2支炮兵大队，号称雄兵1.5万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进京都。随后，德川庆喜和伊达宗城、山内丰信、松平庆永等公武合体派大名纷纷进京。京都城里公武合体派的兵马越集越多，孝明天皇的心里也越来越踏实。1864年2月，天皇先后向前来朝拜的德川庆喜和雄藩领主松平容保、松平庆永、山内丰信、伊达宗城及岛津久光等人授以参豫之职，准予参与朝政，对当时无官无位、仅为萨摩藩主监护人的岛津久光更是恩宠有加，特叙以从四位下、左近卫少将官职。公武合体派大名们个个兴高采烈，弹冠相庆。
消息传到江户，将军德川家茂也欢欣鼓舞。1864年1月，家茂率大批扈从，乘军舰取道海路，前往京都。2月22日，家茂一行进入二条城，眼前同样闪过高大的城垣、城门，但家茂的心情比一年前好得多。一年前备受尊攘派的压力，满心狐疑和委屈，如今则再也不必害怕那些穷凶极恶的尊攘派极端分子，完全可以心情舒畅地对天皇尽臣下之礼，加固公武合体体制了。
对将军的到来，朝廷给予热烈的款待。孝明天皇特意写去亲笔信，称赞家茂是“朕之赤子，朕爱汝如爱吾子”，希望将军“爱朕如爱父亲”，强调天皇与将军的“亲情厚薄事关能否挽回天下局势，岂不重大”！①又发布诏敕，敦促幕府充实国防，以侍将来实行攘夷。攘夷还是要实行，但留待将来去做。
家茂对于皇的意图心领神会，遂极其坦然地滞留京都数月，并不急于回归江户。5月25日，天皇召见德川庆胜、政事总裁松平直克和请老中，郑重其事地重申将庶政委托于幕府，但也强调今后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必须奏报朝廷。为感谢天皇朝廷的信任与庶政委任，幕府向朝廷追加15万袋大米的用费，改善朝廷的待遇，允许西国大名赴江户参觐交代途中，自由旅居京都或入朝拜见天皇，朝廷与幕府之间的关系达到开国以来的最佳状态。6月里，将军家茂愉快地东归江户城。
幕府将军借助密切朝幕关系而把持国政大权的做法，引起雄藩大名的不满。围绕横滨锁港问题，参豫会议发生分裂。为迎合孝明天皇锁港横滨的要求，作为幕府代表的德川庆喜在参豫会议上力主关闭横滨港，只开放长崎、箱馆两港。庆喜的主张遭到岛津久光、伊达宗城、松平庆永的反对。久光等①[日]小西四郎：《开国与攘夷》（《日本历史》第19卷），中央公论社1966年版，第324页。
主张横滨港也应像长崎、箱馆一样，继续开放。横滨港的开放与关闭之争，与幕府雄藩之间的贸易利益争夺和国政主导权的争斗搅成一团，加剧了幕藩领主的意见分歧。除此以外，在如何处罚长州藩的问题上，参豫之间同样众说纷坛。德川庆喜主张在长州藩主父子不遵从隐居的命令后，再行征伐。岛津久光和伊达宗城等主张立即发兵。围绕内政外交重大问题，参豫会议相互对立，闹得不欢而散。1864年3月下旬，土佐藩的山内丰信辞职回藩。4月，德川庆喜、松平庆永、伊达宗城、岛津久光、松平容保也先后辞职，岛津久光和伊达宗城仿效山内丰信，离开京都返回本藩。短命的参豫会议因幕藩领主间的利益冲突难以协调而破产，政局再度陷入迷乱状态。
京都政局的变化，使长州藩为首的尊攘派再图恢复的信心增强。“八·一八政变”后，尊攘势力一直在京坂地区进行秘密活动，伺机东山再起。与此同时，以剑客近藤勇为队长的幕府别动队“新撰组”横行京坂，四处查访捕捉尊攘派志士，甘作幕府京都守护的鹰犬。1864年7月初，“新撰组”探得重要情报——数十名尊攘派志士潜入京都，策划火烧御所、劫持天皇至长州并欲刺杀中川宫和京都守护松平容保等要人，遂采取突击行动，逮捕了三条木屋町兵器商桝屋喜右卫门，严刑逼供。7月8日，潜伏在京都的长州藩尊攘派骨干木户孝允、吉田稔麿、杉山松助和肥后藩的宫部鼎藏、土佐藩的北添佶摩等20余人，秘密聚会于三条河原町的旅馆池田屋，商讨喜右卫门被捕后的对策。谁知隔墙有耳，消息走漏。“新撰组”探知尊攘派志士在池田屋聚会的消息后，立即密报京都守护和京都所司代，并商定夜袭池田屋。
当天夜里10时许，近藤勇带领“新撰组”的一班剑客蹑手蹑脚地逼近池田屋，闯进旅店，逢人便杀。聚会的志士仓促应战，楼上楼下，捉对拼杀。
怒吼声和刀剑撞击的铿锵声中，血肉横飞。近藤勇手持名刀“虎彻”，手刃数人，杀红了眼。20余名志土，除木户孝允、渊上郁太郎等少数人幸免于难外，多数被捕或倒在血泊中。拼杀过后，3000余名幕府兵赶到，气势汹汹地包围池田屋至京都长州藩邸一带的市街。
“池田屋之变”及长州藩志士吉田稔麿、杉山松助等被害的消息传到长州，藩内的尊攘派们怒不可遏，要求立即兵进京都。“八·一八政变”后，长州藩尊攘派志士分成两派，就如何恢复长州在中央政局的地位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辩。久权玄瑞、来岛又兵卫等坚持尊攘派的老战术和陈旧的思维模式，依然寄希望于天皇朝廷，主张京都进发论，重建长州在京都朝廷的政治地位。
高杉晋作、木户孝允等不赞成久坂、来岛等人的僵化过时主张，力主实行长州藩富国强兵、开国贸易、割据自强的大割据政策，积蓄力量，伺机倒幕。
正当两派僵持不下之时，“池田屋之变”猝发，长州藩京都进发论者占了上风。从7月末至8月初，藩主毛利庆亲命令益田弹正以及福原越后、国司信浓等3位家老率军东进，真木和泉、久坂玄瑞等也随后率集义队、八幡队等6支志士队前往京坂。8月中旬，长州藩世子毛利定广与公卿三条实美等也引一支军马前来增援，近2000余名长州兵占据京都近郊的伏见、山崎、嵯峨，与幕府军及佐幕诸藩军队形成对峙。
在两军对峙的紧张关头，孝明天皇命宫禁守卫总督德川庆喜出面阻止长州兵进京。庆喜督令幕府及诸藩守军严守阵地，并再三下令长州退军，长州军置之不理。正在此时，佐久间象山被暗杀事件促成长州军动武。8月12日傍晚，身为幕府军事顾问“海陆御备向挂手付雇”的洋学大家佐久间象山与庆喜谈罢军务、归宅途中，在三条木屋町附近，被突然冲上来的3名刺客砍下马来，气绝身亡。对佐久间实行“天诛”的尊攘派刺客留下传单，声称之所以杀死“奸贼”佐久间，是因为他屡屡指责尊攘派排外蛮干，特别是因为佐久间借口保证天皇的人身安全，主张迁都彦根藩。佐久间被杀，当然令长州军拍手称快。但佐久间试图将天皇朝廷迁往彦根藩的主张，更让真木和泉等一班人焦急愤怒。他们立即行动起来，要求进军宫阙，防止天皇被动持而功败垂成。长州军首脑人物毛利定广、益田弹正等为其所动，下令进军。
8月19日午夜零时，长州军开始向京都市内移动。关白二条齐敬和中川宫朝彦亲王等公武合体派头面人物闻讯大惊，急忙连夜入宫报告天皇。孝明天皇得知又要发生战乱，不禁内心紧张起来。君臣议论多时，拿不定主意。
军情紧急，20日凌晨2时，德川庆喜夜半闯宫，要求朝廷尽快下今反击长州军。1个小时后，德川庆喜终于拿到今幕府军出阵的敕书。当他走出宫门时，已经听到从南郊鸟羽一带传来隆隆的炮声。夜深人静，闷雷般的炮声听得格外分明。两军终于交火，厮杀开来。
长州藩家老福原越后指挥的一支人马率先投入战斗。在沿着伏见街道北进途中，与大垣、彦根等藩的守军展开激战。大垣、彦根藩守军人多势大，长州军几番冲击，均未奏效。激战中，长州兵受挫，福原越后负伤，遂退回伏见，准备沿竹田街道再度北攻。人马抢渡宇治川的丹波桥，不意彦根、会津藩追兵杀到，福原指挥长州军且战且退，疾走山崎。至此，这支自伏见北进京都的长州军被击败。
以嵯峨天龙寺为前敌总部的另一支长州军，由家老国司信浓、游击队总督来岛又兵卫指挥，沿距离御所最近的东进路线，攻击前进。来岛本人是位激烈的京都进发论者，其所部游击队战斗力较强，队员抱定斩杀岛津久光、松平庆永、伊达宗城等“三奸”，表露尊王的赤心忠胆和挽回长州藩名誉的必死决心，一路浴血苦战，从中立卖、下立卖两个方面，杀向会津藩据守的皇宫禁门蛤门。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自1862年9月会津藩藩主松平容保出任京都守护以来，会津藩在镇压以长州为核心的尊攘势力中最为卖力，两藩积怨颇深，形同仇敌。长州军为报“八·一八政变”时被迫在会津藩兵的枪口前后退的耻辱，在此次攻打守卫蛤门的会津藩守军时尤其勇猛。战场上，枪弹如疾风骤雨，射向蛤门，宫门多处中弹。乘会津兵后退，长州军一路呐喊，攻进御所。正在这时，萨摩、桑名等藩人马杀到，侧援会津兵。长州军腹背受敌，仍顽强抗击。流弹如蝗，纷纷落入宫中。激战中，来岛阵亡，国司信浓引残兵败退。攻打皇宫西侧门蛤门的战斗最为激烈，故称长州兵进京都的交战事件为“禁门之变”。
以山崎为攻击出发地的长州军，由真木和泉，久坂玄瑞指挥，向堺町门疾进。途中，长州军进入前关白鹰司家宅院，与前来阻击的彦根、越前、会津藩的藩兵展开激烈的炮战。会津藩炮兵队架起口径15厘米的大炮，对准鹰司宅院狂轰。炮声震天动地，回荡在御所的殿堂上空，公卿们顾命要紧，四处躲藏。年方12岁的睦仁（即位后称明治天皇）受不住枪炮声响的惊吓，以致当场昏厥。炮战中，鹰司宅院被炸得墙倒屋塌，烈火熊熊。久坂玄瑞、入江九一等身负重伤，为免遭生俘之辱，拔刀切腹自杀。真木和泉见大势己去，只得带伤率残部向山崎方向败退。
三路长州军接连败退的消息，动摇了作为总预备队、驻守天王山的益田弹正部队的军心。益田见部下已无斗志，遂带军向西退却。不久，自伏见败退而来的福原越后追上大队，合兵一处，逃往长州。幕府与佐幕诸藩兵四处追杀，长州军损失惨重。从京都市内逃往天王山的真木和泉一行17人迟到一步，未追上大队，被“新撰组”与会津、桑名藩兵马团团包围。8月22日，誓死不降的真木与部下在痛饮了一通清酒、慷慨悲歌之后，点燃了战地指挥部。在火光的映照下，17名志士集体切腹自杀。幕府军乘长州军兵败京都、仓皇西退之机，兵进大阪，围攻长州藩邸。藩邸卫兵寡不敌众，便放起一把火，烧毁藩邸，趁乱四散而逃。眼快脚疾的木户孝允扮成商贾模样逃离藩邸，潜伏在但马国出石郡，等待再崛起的时机。
“禁门之变”的炮火引燃了京都木结构的民居，大火延烧到22日方熄灭，2.8万余户住宅化为灰烬。混乱中，幕府借口防止关押在六角监狱中的犯人暴动，将“生野之变”中被捕的平野国臣等30余名志士全部杀害。
京阪关西地区的尊攘势力被幕府扫荡殆尽，关东地区的攘夷运动也在绝望的搏击中走向衰落。1864年1月，尾张藩志上楠音次郎率领由200余名浪士和农民组成的“真忠组”，在下总国九十九里地方举行暴动。暴动者指责开港贸易造成物价飞涨和农民的穷困，强烈要求锁港攘夷。2月，幕府派佐仓藩兵前去镇压，迅速击溃“真忠组”。1864年3月，以藤田东湖之子藤田小四郎为首的天狗党，又在水产藩领内的筑波山举行讨伐误国的奸臣，报答朝廷与幕府鸿恩，扫除横滨丑夷的攘夷暴动。暴动者袭击宇都宫、桐生等地从事外贸的豪商，横行关东地区。水户藩重臣集团与幕府军联合起来，镇压天狗党，双方展开以水户城为中心的拉锯战。11月，家老武田耕云斋被推举为天狗党义军的首领，率千余人向京都进发，幻想取得德川庆喜和朝廷的理解与支持。西进途中，天狗党义军不断遭到幕府军的追剿，被迫于1865年1月在越前的新保驿缴械投降。2月，武田耕三斋、藤田小四郎等24名骨干被杀，部下350余人随后被斩首，约300人被流放，天狗党彻底覆灭。
“禁门之变”和筑波山天狗党起义被镇压，宣告尊王攘夷运动以失败而告终。自樱田门外刺杀井伊直弼以后的四五年间，尊攘派志士在斩奸攘夷、天诛举义的口号下，演出一幕幕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悲喜剧，牺牲惨重。
据田尻佐所编《赠位诸贤传》所载，仅明治维新后得到天皇赠叙官位褒奖并名列诸贤传的死难志士即达900余人。其中，藩士出身者767人、乡士或浪士62人，包括庄屋在内的农民出身者109人、工商出身者60人，还有一些神官、儒学者和国学者①。慷慨捐躯的志士领袖人物，如久坂玄瑞、平野国臣、藤田小四郎等平均年龄为25岁。上述情况表明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尊王攘夷运动的主力是那些血气方刚、年轻气盛的武士。在幕末开国、日本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动荡、大分化的时代剧变中，这些在武士阶级中地位低微的家臣们，以年轻人所特有的敏感、好冲动和自我牺牲精神登上政治舞台，一展报国雄姿。由于自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弱点，尊攘派志士难酬其志而付出巨大牺牲。然而，他们毕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逾越、也无从取代的一代人。
在他们牺牲的基础上，新一代的时代之子、即开国倒幕派才有可能产生、壮大，充当历史主角，演出蔚然壮观的倒幕维新活剧。1864年9月，幕府与列强对长州藩发动的围攻，加快了开国倒幕派的成长步伐。
①［日］芝原拓自：《开国》（《日本历史》第23卷），小学馆1975年版，第255页。
围攻长州
就在长州军兵败京都的4天后，1864年8月24日，惊魂初定的孝明天皇向禁里守卫总督德川庆喜发布进剿长州藩的敕命。天皇在敕命中痛斥长州藩藩主放纵家老福原越后等假托请愿而兵谏强诉，又“自启兵端，向禁阙开炮，罪在不赦”！责令幕府尽速调集兵马，讨伐“朝敌”长州。“朝敌”，即“天朝之敌”、“朝廷之敌”。在幕末政局动荡、天皇朝廷日益占据政治舞台中心位置的情况下，谁获“朝敌”罪名，谁就在政治上成为众矢之的，处于墙倒众人推的狼狈境地。长州藩自蒙此罪名后，在全国政局中被挤到后排，待东山再起，颇费了一些时日。幕府对“朝敌”这顶政治帽子的分量一清二楚，更为政敌长州藩被勒上这道紧箍咒而幸灾乐祸。8月25日，幕府向西南日本的21个藩的大名发布出兵围剿长州的命令，开始了第一次征长之役。诸藩奉命而动，萨摩藩更是一马当先。参与征长之役的藩的数量迅速增加到35个，总兵力达15万人。在征长总督尾张藩前藩主德川庆胜和副总督越前藩藩主松平茂昭的指挥下，从各个方向展开包围战攻势，进逼长州。征长总督德川庆胜寄希望于强悍善战的萨摩藩兵，特意任命西乡隆盛为征长军总参谋，以参与谋划和协调诸藩的军事行动。战云乘着8月闷热的季节风，飞扑长州上空，长州军民的心头格外沉重。
祸不单行。正当天皇与幕府点燃的内战之火烧向长州的紧急关头，由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出面策划的征服长州的军事行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1863年6月下关海峡炮战后，长州藩虽然被美、法舰队击败，仍固守奉旨攘夷的立场，修复炮台，虎视海峡，使这条海上通道无法利用。1864年2月幕府在参豫会议上提出的横滨锁港主张，并为此派遣外国奉行池田长发为正使的谈判团赴巴黎交涉锁港事宜，以及加强对生丝输出的限制等行动，促使列强情不自禁地动用武力，以确保在日本的殖民权益。同年5月初，阿礼国向英国外相拉赛尔提出建议，声称：“我认为，如果攻击日本武士中最凶恶、最粗暴的家伙所据守的要塞，只实行一次打击，就足以使全体大名丧魂落魄。
如果这种攻击成功并取得效果，我相信必将上使天皇、将军，下使腰佩双刀的武士、浪人乃至整个统治阶级明白攘夷计划不可能成功，而且毫无希望，从而使之在今后放弃所有的攘夷计划。”①7月，英、法、美、荷兰4国公使联名向幕府提交备忘录，表示为履行条约、保证安全，将采取坚决行动。8月19日，4国代表又联合通告幕府，英、法、美、荷4国舰队将对长州藩实施惩罚性攻击。
9月4日，以英国海军中将库巴为司令官、法国海军少将杰莱斯为副司令官的4国联合舰队出现在下关海峡。舰队由17艘军舰组成，拥有各种口径的火炮288门，总兵员5000亲人。其中，英国出动军舰9舰，火炮164门，官兵2850人；法国出动军舰3艘，火炮64门，官兵1159人；荷兰出动军舰4艘，火炮56门，官兵951人；美国出动军舰1艘，火炮4门，官兵58人。
为防不测，在横滨尚保留英国军舰4艘、美国军舰1艘以及从香港抽调来的英国陆军官兵1300余人。②4国联合舰队实力压倒长州藩的防卫力量，形成一战心胜的绝对优势。
①芝原拓自：《开国》（《日本历史》第23卷），小学馆1975年版，第264页。
②［日］小西四郎，《开国与攘夷》（《日本历史》第19卷），中央公论社1966年版，第294页。
英国国内报刊早在半年前已开始大造武力征服长州的舆论。正在英国留学的伊藤博文、并上馨等从《泰晤士报》上得知这一消息后，焦急万分。通过亲身感受英国工业革命的威力和欧洲的形势，伊藤等痛感盲目排外攘夷的危害，遂于1864年7月中断留学、返回横滨，拜会阿礼国，保证回藩劝说藩主停止攘夷，与列强友好往来，恳求阿礼国罢兵。若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上策。阿礼国同意伊藤等回藩游说，然后视长州的反应再作决策。然而，长州藩上下正热衷于进军京都，虽然伊藤等费尽口舌，却毫无效果。20多天过去了，阿礼国等得十分不耐烦。4国联合舰队直趋长州，武力征服战争终于来临。
大战在即，新任下关总奉行的长州藩家老宍户备前眼见“禁门之变”后藩军元气大伤，无力对4国联合舰队交火，9月5日，急命伊藤、井上等携带藩主保证不再阻拦通过下关海峡外国船舰的亲笔信，登舰与库巴等交涉停战事宜，要求将舰队发起攻击的时间推迟2小时，以说服海岸守卫部队停止抵抗。然而，据守下关的“奇兵”队等诸队鼓噪应战，劝说工作颇费时间。
待“奇兵”队等诸队听从说服时，已超过推迟攻击的时限。当天下午4时10分，4国联合舰队的旗舰“尤里阿拉斯”号发出开始攻击的信号，战斗打响。
一刹那间，炮声轰鸣不止，千百发炮弹如同骤雨，射向田之浦、串崎岬等炮台，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而起。串崎岬炮台的3门大炮稍事抵抗，即被打哑。紧跟着，舰队的炮弹向前田炮台飞去，击中弹药库，引起连续3次的大爆炸。1个小时后，长州藩的主要炮台群被舰队悉数摧毁，到处腾起烈火与浓烟。空气中充满着刺鼻的硝烟味，长州守备兵四散逃跑，阵地上不见一个活动的人影。英国和法国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呐喊着冲上海岸，占领炮台阵地，将长州守备兵遗弃的14门大炮全部破坏。
9月6日清晨，“奇兵”队军监山县有朋召集队员潜回前田炮台，架起几门炮，向停泊在海岸近处的4国联合舰队突然实施炮击。炮击未造成多大的损害，却招致联合舰队的猛烈回击。2000余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涌上滩头，攻击前进，并迅速占领炮台群。部分士兵翻过山岗，冲进下关町市街，追击“奇兵”队。余下大群士兵炸毁炮架，将散落在阵地上的炮弹、火药扔进海中，搬走缴获的大炮。下午4时，山县带“奇兵”队偷袭登陆的4国海军陆战队，队伍刚刚展开，就被陆战队的密集炮火击退。此后，长州藩彻底停止了抵抗。
9月7日，舰队向西进击，占领彦岛。海军陆战队士兵登陆，将岛上的弟子村炮台等要塞炮台群逐一加以彻底的破坏。联合舰队的军事行动持续到9月8日。前后3天的战斗中，联合舰队以战死8人、负伤30人的轻微代价，摧毁了长州藩苦心经营多年的各海岸炮台群，缴获大炮60余门，取得胜利。
至今，在法国巴黎的荣军博物馆仍陈列着当年从长州掳获的长州大炮。由于长州守备军除“奇兵”队进行了某些抵抗外，大部分守军一触即溃，因此，伤亡人数寥寥。据《防长回天史》统计，长州方面战死14人，负伤者40余人。
然而，长州藩毕竟战败了。9月8日，藩主启用因反对进发京都、脱藩而获罪在家的高杉晋作，以宍户备前的养子字户刑马的假名，出往谈判首席代表。高杉率译员伊藤、井上，登上旗舰“尤里阿拉斯”号，与库巴为首的4国代表展开请和谈判。几经风雨，高杉与伊藤、井上等成为放弃攘夷、实行开国倒幕方针的志同道合者。3人配合默契，9月14日与4国代表缔结《停战协定》，规定长州藩以“亲切的态度”，善待通过下关海峡的外国船舰；向过境外国船舰提供煤、食物、淡水及其他船上所需物资；外国船舰在下关遭风浪袭击时，允许船员登陆避难；不再构筑新炮台，可修复旧炮台、但不再配置大炮；作为4国舰队未烧毁下关市街的报答并补偿4国出动舰队的军费，由4国公使与幕府谈判决定赔偿费，数额另行公布。
在谈判过程中，高杉、伊藤等竭力将责任推给幕府，为长州藩辩解并挑拨列强与幕府的关系。作为证据，高杉等将朝廷和幕府攘夷命令的抄本送给4国谈判代表，辩白长州藩屡屡炮击外国船舰不过是奉幕府命令的结果，长州对外国并无敌意。一席话，说得库巴等晕头转向。伊藤等又乘机指责幕府之所以强制诸藩攘夷，是为了垄断开放港口和贸易，而开放的长州愿意下关开港，与列国进行“长州四白”、即棉花、白蜡、生丝和纸张的贸易。联系幕府一再要求推迟新泻、兵库开港，派代表赴法国谈判关闭横滨港，处罚在谈判中转变立场并与法方缔结《巴黎约定》、答应保障列强的下关海峡通航权和降低进口关税的正使池田长发以下谈判代表，随后又单方面宣布废止《巴黎约定》等种种表现，库巴等相信了高杉、伊藤等对幕府的指责，认定幕府才是攘夷的祸首，进而对长州藩转变看法，奠定日后支持长州的基础。
判过程中，高杉、伊藤等表现了高超的外交手腕，使长州藩转危为安。同时，高杉在交涉中也未作有损国家主权的妥协。库巴引兵占领了扼守下关海峡的彦岛后，对其战略价值印象深刻，于是提出以英国长期租借彦岛为条件，实现停战。高杉曾目睹上海沦为半殖民地的惨状，以租借彦岛有伤国家体面为理由，婉然拒绝了库巴的要求，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由于法国等其他国家代表无意英国独吞彦岛而控制下关海峡的西出海口，采取不合作态度。库巴陷入孤立，只得放弃此项要求。45年后，伊藤路过彦岛，触景生情，回忆起当年高杉拒租彦岛的往事，不胜感慨他说：如果彦岛被英国强行租借，势必像香港九龙一样，成为英国扩张的桥头堡，思之令人不寒而栗。伊藤为缅怀高杉的功绩，特赋诗曰：“护持掌大弹丸地，得免神州御侮疏。”①9月20日，4国联合舰队驶离下关，直奔大阪，在炫耀了一番武力后，返回横滨。在江户，4国公使与幕府举行关于赔偿问题的谈判。列强以长州藩炮击外国船舰为奉朝廷幕府命令的举动为理由，要求幕府支付赔偿。9月22日，双方协议，幕府同意取消生丝贸易的限制，支付300万洋元赔款，从1865年9月幕府支付50万洋元的首批赔款，至幕府灭亡，共支付全部赔款的一半。余下的150万洋元的赔款，由明治政府于1875年偿还完毕。作为4国联合舰队攻击长州的一个重要成果，英法两国将1863年7月迫使幕府承认的横滨驻兵权付诸实施，分别设立兵营。其中，英国兵营用地6.6公顷，包括总督官舍、容纳1500人的兵舍、医院和火药库在内的126座建筑物，建筑面积为1.4公顷，还敷设有训练场、靶场等。法国兵营用地约1公顷，建有3座可容纳300人的士兵宿舍，总建筑面积约4公亩。英法驻兵横滨，意味着日本进一步加深半殖民地化的危机。
“八·一八政变”后，一批不顾时势、试图强化幕府权威的鹰派人物，即老中小笠原长行和酒井忠毗、大目付永井尚志、勘定奉行小栗忠顺、目付栗本鲲等执掌实仅。这批人闭眼不看幕府权威衰微、雄藩大名崛起并要求中央政局发言权的事实，一味重建幕府一言堂的过时权力框架，势必造成举措失当、雄藩与幕府离心离德的局面。1864年10月初，幕府下令取消两年前缓和参觐交代制度的规定，强令诸藩大名遵从以往的旧例，每隔一年轮流①春亩公追颂会编：《伊藤博文传》上卷，原书房1970年版，第171—172页。
赴江户参拜将军，将大名妻子儿女重新送回江户、留作人质，使得诸藩大名怨声载道。他们还指责公武合体论大名德川庆胜等手软，怀疑居京协调幕府与朝廷、雄藩关系的德川庆喜削弱了幕权。11月23日突然将军舰奉行胜海舟召回江户，撤掉其职，取消其2000石的俸禄，另任小栗忠顺为军舰奉行，搞得幕府内部彼此猜疑，步调不一。此时正值兵围长州的用人之际，小笠原、酒井等却笨招连出，不啻自乱阵脚。加之行军作战，糜费粮饷，无疑给诸藩大名增加沉重的财政负担。大名们或者担心重新在幕藩关系中被置于弱末的位置，或者认为在外国攻击长州时加入征长之列十分不光彩，等等，结果造成幕府当局在江户竭力督战，但向长州进发的诸藩态度消极、士气不高的奇特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征长军总督德川庆胜迟迟未到达前敌指挥部。总参谋西乡隆盛虽出于削弱竞争对手长州藩并通过与幕府合作以巩固、增强萨摩藩的发言权和威望等考虑，一度主张对长州实施速决战，削减并转封其领地，严加制裁。但他却在10月11日与胜海舟面谈中，被海舟排除专横的幕府鹰派人物、雄藩会议共定国政的主张所打动，又考虑到民心的离反等问题，转而放弃武力解决问题的想法，改用不战而胜的静观方针，坐收长州内斗的成果。这样，就避免了倒幕基地长州藩被彻底拔除的危险，为高杉等开国倒幕派的东山再起提供了可能性。
作为谋略家的西乡隆盛，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主张的确有洞察长州藩上下分裂趋势的高明之处。自“禁门之变”、兵败京都以来，长州藩中下级武士连遭4国舰队炮轰下关、诸藩兵进国门等重大打击。以惊梨藤太为首的门阀保守势力，借口保全藩主毛利家的地位，组成由上纵武士把持的“选锋组”，主张对幕府“纯一恭顺”，乘机打击号称“正义派”的中下级武士，攻击藩厅改革派。这些以门阀上层武士为核心的保守势力，通称“俗论派”。10月下旬，力主“武备恭顺”的“正义派”与“俗论派”在决定政治方针的会议上激烈争辩。会后，“俗论派”将“正义派”骨干井上馨刺成重伤，并逼迫改革派代表人物周布政之助自杀。11月下旬，“俗论派”控制了藩厅，严令“奇兵”队等诸队解散，收缴民间武器，禁止农工商习武，又大肆攻讦革新措施，否定开国政策。形势急转直下，益田弹正等3位家老被囚禁，宍户等7位参谋被逮捕，伊藤博文被挤走，高杉晋作只得化装出逃九州。
“俗论派”控制下的长州藩厅不战而降。1864年12月2日，西乡隆盛率军开进长州支藩岩国藩，向藩主吉川经干提出一系列投降条件，即处罚“禁门之变”率兵入京的益田等3位家老、将滞居长州的三条实美等5位公卿转移他藩、拆除山口城等，否则将在12月16日对长州发起总攻击。“俗论派”对西乡的条件全部接受，并乘机加剧迫害。12月9日，益田弹正、国司信浓、福原越后等3位家老被迫切腹自杀；宍户左马之介、佐久间佐兵卫、竹内正兵卫、中村九郎等4位参谋被斩首。随后，益田等3位家老的首级被星夜送往征长军指挥部广岛，供征长军总督德川庆胜等验明正身，以示谢罪。庆胜当场勒令长州藩主父子提交认罪书，三条等5位公卿尽速离境，拆除山口城。
长州藩为避免被攻击，藩主毛利敬亲、定广父子连忙送交认罪书，将三条等押往筑前藩的大宰府，还象征性地拆除了山口城的部分建筑。幕府征长军不战而胜，1865年1月24日，征长军总督德川庆胜下令撤军。2月10日，幕府布告诸藩，声称由于长州藩主父子已认罪服罪，原定将军家茂亲自出阵征长之举宣布取消，得意之色溢于言表。一时间，倒幕前景黯淡，安政大狱的幽灵徘徊在日本，倒幕斗争进入决定命运的历史转折关头。
萨长缔盟
将军集权与大名分权的幕藩体制政治构造，决定倒幕斗争必须走雄藩联合的道路。在开国后政治斗争的分化组合过程中，长州藩最有希望成为促成倒幕雄藩联合的第一个藩。然而，4国联合舰队攻击下关和幕府发动的第一次征长之役背景下“俗论派”的执政，几乎使上述希望化为泡影。时势造英雄，同时也呼唤英雄冲破“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局，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天地。化名“东行狂生”和”西海一狂生”、曾师从“二十一回猛士”吉田松阴的高杉晋作，应时势的呼唤，大踏步走向斗争的最前列。
1864年12月初为躲避“俗论派”的迫害，高杉晋作在白石正一郎的协助下，渡海前往博多，隐藏在筑前藩倒幕女尼野村望东尼的平尾山庄。“俗论派”在藩内反攻倒算、摧残“正义派”人士的消息，使高杉食不甘味、焦急不安，深感与其坐侍时机，不如回藩举义，死中求生。高杉深信“俗论派”
的倒行逆施已失去民心、士心，只要有人登高一呼，不难推倒“俗论派”的统治。12月24日，高杉秘密潜回下关，联络同志。为表明舍生取义的决心，他为自己草拟墓志铭，称自己是“故‘奇兵队’建队总督高杉晋作、西海一狂生东行墓、游击将军谷梅之助也”。①高杉之所以在墓志铭上大书“‘奇兵’队建队总督”，是因为他特别重视与“奇兵”队的特殊关系，将举义的希望寄托于“奇兵”队等诸队。为此，潜回下关后，高杉首先去“奇兵队”驻地鼓动起义，涕泪纵横地号召队干部与他共同崛起。然而，担任“奇兵”队队长的赤根武人等态度冷淡，不予响应。结果，高杉未得到“奇兵”队一兵一卒，仅借得一匹马。
正当高杉进退维谷之时，伊藤博文、石川小五郎各率所部力士队和游击队来投，使高杉绝处逢生。1865年1月12日，高杉、伊藤、石川等百余人在功山寺宣布起义。13日，高杉率义军攻占下关新地会所，打开米仓、救济百姓，派人四处宣传起义的目的是为了农商安居乐业，扩大起义的影响。
高杉还亲自到三田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服“癸亥”号全舰官兵加入起义行列，义军的势力大增。30日，高杉在百姓支持下，再次率军攻占新地会所，夺得大批武器、资金，并飞檄各地，痛斥“俗论派”“名托恭顺，实存畏缩偷安之心，不顾名誉义理，献媚四境之地”，宣布“我等世浴君恩，与奸党不共戴天”，①号召全藩士民起义，反抗“俗论派”控制的藩厅。“俗论派”门阀势力对高杉下关起义又惧又恨，遂一面派兵前往镇压，一面加紧对“奇兵”队等诸队的压制，强令收缴武器、遣散队员。“奇兵”队普通士兵被激怒，群起造反，态度暧昧的队长赤根武人被士兵赶走，监军山县有朋率部起义。山口、小郡等地的农民、町人踊跃投军或提供军费，义军声威大振，转入全面反攻。
①东行先生50年祭纪念会编：《东行先生遗文·东行遗稿》，下卷，民友社1916年版，第146页。
①春亩公追颁会编：前引书，第189页。
2月1日，起义诸队乘夜色掩护，袭击驻扎在绘堂的“俗论派”军队，攻势猛烈，打得猝不及防的“俗论派”军队丢盔弃甲，狼狈逃窜。5日，再战大田，起义诸队人人争先，苦战一天，击溃“俗论派”军队。9日，起义诸队乘胜追击，在大木津河口重创敌军。同日，高杉率军与诸队会师大田，起义军欢呼雀跃，士气高昂。11日，起义诸队分兵合击，将盘距在赤村的“俗论派”军队彻底击败，随后兵进山口、萩城。沿途百姓町人箪食壶浆，欢迎诸队，纷纷争馈粮食金钱，起义军愈加斗志旺盛。14日，起义诸队占领山口城，取得决定性的重大进展。3月11日，起义诸队举行最后的胜利进军，将萩城团团包围。起义诸队兵临城下，城内一片混乱。此时，停泊在萩城附近海面的“癸亥”号又鸣炮示威，城内愈加人心惶惶。在起义诸队的军事压力下，“俗论派”政府垮台。藩主毛利敬亲接受高杉等“拔擢人才，改革兵制”以对抗幕府的要求，宣布“实厅维新之政，重谋上下一和”，①即建立倒幕派掌权的举藩一致体制，推行高杉历来倡导的大割据政策。4月12日，毛利敬亲决定以“正义派”的武备恭顺方针为处理内外时局的总方针，木户孝允、广泽真臣、大村益次郎等被迎入藩厅执政。倒幕派（“正义派”）新政府遵循武备恭顺的方针，表面偃旗息鼓，故作恭顺姿态，背地里招兵买舰，加紧备战。下关起义的胜利一扫积聚在长州上空的乌云，形势顿时剧变。从此，长州藩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个坚强的武力倒幕的根据地和团结全国倒幕派的凝聚点，倒幕运动也随之度过危机期而步入坦途。
倒幕派执掌藩政之初，高杉晋作与伊藤博文赴长崎，准备前往英国考察，以寻求长州未来的新发展、富国强兵的途径。在长崎，高杉听从英国商人格伦威尔和英国领事洛德的劝告，返回长州，出任处理对外联络工作的“外国接应挂”，热心发展外贸，充实长州的实力并打破幕府的封锁制裁。与此同时，他屡屡向木户孝允等提出实施藩政改革的各项具体措施：经济上，确立法规，使农工商各得其所，振兴百业，加强钱粮管理，增加财政收入，以确立富国之本，使长州成为“五大州中第一等富强之国”；政治上，启用人才担任各级官吏，严明法度，令行禁止，密切注视天下形势的变化，伺机而动；军事上，选拔英武之士担任指挥官，加强诸队军纪，购置枪炮舰船，充实长州藩的陆海军，以备非常之时的拼博。木户采纳了高杉的意见，派遣伊藤、井上等携巨款赴长崎，经坂本龙马协助，购进步枪7000枝、汽船1艘。伊藤等人去长崎购置军火，不仅为长州藩击退幕府发动的第二次征长之役奠定了物资基础，更重要的是为萨摩与长州的携手联合找到了一位最得力的中间牵线人——坂本龙马。
坂本龙马（1835—1867年），为土佐藩下级武士。1861年加入武市瑞山为首的尊王攘夷派团体土佐勤王党，全身心投入尊攘运动。同年，为研修剑术、结交天下豪杰志士，龙马索性脱藩，离开土佐云游四方。1862年，坂本龙马与千叶重太郎欲假借拜访“咸临”号舰长胜海舟，乘机谋刺之。不想在谈话中，听到经过太平洋风浪洗礼的胜海舟关于世界形势和创建海军、谋取富强的一番演说后，坂本龙马心悦诚服，转而拜海舟为师，抛弃攘夷论，变为开国论者，并为实现海舟的目标奔走。1863年，龙马当上兵库海军操练所的召集人“塾头”，海舟则晋升为海军奉行。师徒二人在致力近代海军创建的同时，认为欲建成全国共有的海防体制，必须实行政治改革，变幕府的寡头政治为共和政治，即采用列侯会议形式的公议政体。1864年第一次征长之役期间，经龙马从中联络，征长军总参谋西乡隆盛与胜海舟会晤。胜海舟关于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建立公议政体的主张，使西乡大为折服。从此，坂本与西乡过往甚密，相互引为知己。1865年，坂本龙马在长崎创立贸易团体“龟山社中”，一边从事贸易，一边研修提高航海技术。“龟山社中”受到萨摩藩的保护和资助，其贸易也给萨摩带来厚利。这个以西乡与坂本友谊为纽带、以政治上的共识与经济利益为基础的贸易团体，日益成为西南诸藩横向联络的活动场所。
①［日］德富猪一郎：《公爵山县有朋传》，上卷，民友社1933年版，第526页。
第一次征长之役后，萨长两藩的对立愈加不可调和。为发泄仇恨，长州人把“萨贼”二字写在木屐上，踩在脚下面，以示不共戴天。萨摩人则竭力参与打击长州的活动，为其连遭挫败而幸灾乐祸。然而，由于幕府鹰派人物执政，采取强化幕府权威、恢复参觐交代旧制、加紧贸易管制等排斥压抑诸藩大名的措施，加剧了萨摩等雄藩与幕府的矛盾。萨摩藩一方面要打长州牌，借以对抗幕府的专横，另一方面要通过开展对长州的贸易，互通有无、赚取利润。长州藩则急于摆脱沦为“朝敌”后的孤立局面，输入军火物资、以迎击幕府即将发动的第二次进攻。与此同时，自下关海峡炮战和萨英战争以来，萨长均转用开国进取方针，中下级武士出身的改革派先后执掌藩政。这样一来，两藩在政治谋略或经济利益上的趋同性日益增强，相互化敌为友、携手合作的机运日见成熟，可谓万事俱备，只欠有识之上居中斡旋撮合了。
最早明确提出萨长携手合作主张的，是与坂本龙马同为土佐藩下级武士的中冈慎太郎（1838—1867年）。中冈与坂本均为土佐勤王党的骨干，1863年11月土佐藩镇压尊攘派，勤王党首领武市瑞山等被捕入狱，中冈慎太郎逃往长州，投奔流亡在那里的三条实美。作为一名脱藩志士，中冈随长州尊攘派一起行动，在“禁门之变”的战斗中负伤，经历了4国舰队的进攻、幕府第一次征长军的围剿，痛感仅靠长州一藩的孤军奋战，难以成就倒幕的大事业，只有萨长联合，方能再兴天下。1865年1月8日，中冈慎太郎前往小仓，与西乡隆盛交涉将三条实美等5位公卿转移至筑前藩大宰府等有关事宜，从此结识西乡，提供了劝说西乡与长州和解的契机。同年3月，当高杉晋作率起义诸队追击“俗论派”军队、即将夺取藩政权时，中冈慎太郎与长州、萨摩藩的志士们在白石正一郎家中聚会，分析形势，商讨萨长联合的行动计划。
会后，中冈赴萨摩游说西乡。
坂本龙马对中冈关于萨长联合的主张态度积极，1865年6月前往大宰府拜会三条实美等5位公卿，力陈萨长联合之策。在三条等支持下，龙马又赶赴下关会见执掌藩政的木户孝允，说服木户捐弃前嫌，等待西乡前来会谈。
经中冈劝说，西乡本欲到下关会见木户，却因收到大久保利通敦促其进京议事的通知，急赴京都而未去下关。木户深感失望和耻辱，当着龙马、慎太郎的面痛斥萨摩人轻视长州，言而无信。萨长联合的计划搁浅。龙马见状十分焦急，一面解释西乡进京是为阻止幕府再次征长之举，竭力消除误会，一面保证由萨摩出面为长州购买军火，以表明萨摩藩对两藩联合的诚意。在取得木户的谅解后，8月，龙马亲赴京都萨摩藩邸会见西乡，促成西乡同意以萨摩名义为长州购买枪炮舰船。不久，坂本的“龟山社中”船队为长州运来军火，又从长州运回萨摩急需的大批军粮。萨长联合的前景明朗起来。
经多方奔走，1866年2月坂本龙马终于促成萨摩藩邀请木户入京商谈两藩联合事宜。十几天过去了，3月6日，龙马兴冲冲地来到萨摩藩驻京都的藩邸拜访木户，却见木户一脸怒容，抱怨说虽终日美酒佳肴，却不见萨摩人谈论联合的正题，倘若再拖延下去，只得返回长州。龙马劝慰了木户一番后，急忙去拜见西乡隆盛和小松带刀，敦促他们早作决断，尽快实现两藩的联合，再拖延下去将贻误倒幕大计。西乡沉思片刻，表示赞成立即缔结萨长同盟。3月7日（旧历1月21日），在龙马的斡旋下，萨摩代表小松、西乡与长州代表木户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的会面。经过实质性的会谈，双方正式签订萨长提携的倒幕盟约，建立了两藩联盟。为昭示信义、防止中途有变，木户还特意请坂本龙马作为盟约的保证人，签字画押。
萨长盟约共有6条，依次为：一旦发生幕府征伐长州的战争，萨摩应出兵控制京阪地区；若长州战胜幕府军，萨摩应出面斡旋朝廷，建议调停；万一长州战而不胜且面临溃败的危险时，萨摩应尽力加以援助；若幕府军不战而东归时，萨摩应乘机向朝廷展开活动，洗清长州“朝敌”的冤罪；若驻守御所的一桥、会津、桑名等佐幕诸藩把持朝廷，阻碍萨摩的斡旋时，应出兵与之决战；若朝廷赦免了长州的冤罪，萨长双方应以诚相见，共同为皇国尽心竭力、粉身碎骨而在所不惜，竭尽忠诚以光耀皇威，复兴皇权。①从上述条约的基本内容不难看出：第一，萨长盟约是为对付即将来临的第二次征长之役而订立的攻守同盟，较为具体地规定了应付各种事态的处理办法；第二，盟约确定了推翻幕府统治的基本手段，即武力倒幕，在战场上解决问题；第三，萨长缔盟、武九倒幕的目的是实现皇权的复归、即王政复古，以克服内外危机，光耀国威皇威；第四，盟约还表明了武力倒幕派的一个基本特点，即擅长于破坏旧体制，而对如何建立新政体语焉不详。在这个方面，较之由公武合体派演化而成的公议政体派略逊一筹。总之，萨长盟约的缔结，标志着武力倒幕派的最终形成，意味着一个以萨长携手为中心的武力倒幕新阶段的到来。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日本近代史中，萨长轴心支配了日本国家发展的方向和命运，其历史影响极为深远。
四境战争
1865年5月，正当长州藩武力倒幕派驱逐“俗论派”、执掌藩政并全面着手富国强兵的改革时，幕府于13日任命前尾张藩藩主德川茂德为征伐长州的先锋总督，开始筹划第二次征长之役。6月9日，将军德川家茂亲率幕臣、佐幕诸藩藩主和幕府军，离开江户城，有去无回地登上征程。为显示军威、祈祝胜利，家茂披挂整齐，还特意仿照当年家康进军关原的作派，命亲兵高举金扇和银马标，带领新训练的步骑炮三军向西开拔。途经沼津、韭山、骏府和名古屋时，家茂有意招摇，举行阅兵式，鼓舞士气。直到7月22日，征长幕府军方开进京都。随后，家茂拜见孝明天皇，奏明征伐长州的理由，声称“长州藩虽一度表示认罪，但后来激进党徒卷土重来，密派家臣到外藩购置大量大炮、小铳、密谋不轨”，恭后天皇恩准讨伐。接着，率军返回大阪，等待敕许。8月14日，幕府责成安艺藩传达命令，让长州支藩德山藩藩主毛利元着等来大阪听候差遣。严令之下，长州藩竟不予服从，9月26日，毛利元着请求推迟赴大阪，令幕府碰了软钉子。
为尽快取得天皇对征长的敕许，10月里，将军家茂再次进京，朝廷公卿集仪，促使天皇敕许再证长州。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反对征长的意见却不因敕许而鸦雀无声。参加过第一次征长之役的前总督德川庆胜认为，再征长州师出无名，担心此举事关天下的治与乱，应慎之又慎。其副将松平茂昭也认为，轻启兵戈将造成大名财政困难，引起百姓怨恨幕府，导致天下大乱，危及德川家的统治。曾在第一次征长之役中出过大力的西乡隆盛，对再次征长反应冷淡，称之为将军家的私斗私战，萨摩不打算参战，预言将军出阵乃自招灾祸之举，从此天下将陷入动乱，德川氏发兵之时，即其衰亡之日。
①［日］山本大：《坂本龙马》，新人物往来社1977年版，第184页。
其他诸雄藩如尾张、越前、纪州、肥后、筑前等纷纷表示不赞成发兵征长。
诸藩或因战费加重财政负担、或因对第一次征长后幕府强化统制不满，态度消极。这样一来，就使得将军家茂虽有再创关原之战式大胜的愿望，却无法获取关原之战一样的战果。
此外，欧美列强、尤其是英法两国的介入，也增加了再次征长的难度。
第一次征伐长州时取胜，实际上是4国联合舰队替幕府击败长州、幕府坐收不战而胜的成果。在此之后，特别是下关长州诸队起义之后，英国转而支持长州。1865年7月，新任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在前往横滨赴任途中，特意在下关登陆，与木户孝允、井上馨等会晤，密切与长州藩的关系。9月，在巴夏礼的允许下，长州藩自旅居长崎的英国商人格拉沃手中购得大批军火，为第二次征长之役获胜预先作好充分的准备。与此相对，1864年4月，法国前阿尔及利亚总督罗休改任驻日公使后，为维护殖民权益，与英国在日本展开激烈竞争，试图通过支持幕府以控制对日贸易的主导权，对抗已在对华贸易中占据优势的英国。在罗休的劝诱谋划下，小栗忠顺、粟本鲲等鹰派人物奉行亲法政策。1865年2月，幕府以听任法国垄断生丝贸易为交换条件，借得240万洋元的法国贷款，用来创设横须贺制铁所和造船所，制造枪炮舰船，充实幕府的武力，以镇压国内反对派。同年10月，小栗又接受了罗休的新建议，组成日法商人联络机构“组合商法”，密切两国经济关系。1866年8月，罗休甚至跑到征长前线，向坐镇小仓的老中小笠原长行面授如何采取军事行动及严惩长州的机宜，俨然幕府的最高顾问。
在展开争夺的同时，英法在获取对日本的共同殖民权益时，又相互合作。
为迫使兵库早日开港、天皇批准安政条约和重订税率，1865年11月4日，由巴夏礼出面联络，5艘英国军舰、3艘法国军舰和1艘荷兰军舰闯进兵库近海，以炮舰相威胁，要求朝廷幕府立即给予答复。征伐长州的大战在即，幕府生怕引起外战，首尾不能相顾，急派老中阿部正外、松前崇广与4国代表交涉，全面接受列强的要求。孝明天皇得知此事，震怒不已。兵库邻近京畿要地，一旦开港，必定将京都置于列强的武力威胁之下。11月17日，天皇责令幕府罢免并处罚未经敕许、擅自答应兵库开港的阿部、松前等。幕府出于在进攻长州前与朝廷保持和谐、借助君臣名分论为征长提供正当理由，遂奉皇命而行。11月18日，免去阿部、松前的老中职务，令其闭门思过。
同日，将军家茂另派德川庆胜赴京，恳请天皇批准条约并允许兵库开港。为向朝廷施加压力，家茂向夫白二条齐敬提交了辞职的辞呈。将军声称辞职的举动，使朝廷上下惊慌不安。虽说孝明天皇欲显示皇权皇威，但他心里明白：
离开将军家茂的支持，一无军队、二无钱粮的朝廷无法应付纷扰混乱的局面。
家茂撂挑子的策略奏效了。11月21日，中川官朝彦亲王、关白二条等公卿大臣与德川庆喜、松平容保等，在小御所召开紧急会议，协调幕府与朝廷的紧张关系，决定双方互作让步，维护朝幕一致的局面。按照会议的决定，11月22日，孝明天皇向朝彦亲王、关白二条下达诏书，终于批准了安政条约，同时强调兵库不得过早开港。一场冲突避免了，幕府又提出新的要求。1866年3月8日，幕府奏请严惩长州、如削封10万石、藩主引退等要求，天皇立即加以批准。关于改订税率的谈判随即展开。6月25日，老中水野忠精在江户与英、法、美、荷等4国代表签订《改税协定》，规定欧美国家对日贸易的输出入关税一律为5％的从量税。这样，在丧失关税主权方面，日本与中国处于同等水平，半殖民地化的危机进一步加深。
在解决条约敕许、兵库开港和改订税率等涉外问题期间，幕府不得不面临列强和朝廷的压力，周旋其间已颇感吃力。与此同时，来自萨摩藩和后方民众骚乱的双重夹击，更使征长的步伐举步维艰，从而难逃注定失败的命运。
1866年3月，萨长缔盟，萨摩秘而不宣地站在长州藩一边。5月28日，大久保利通赴大阪拜访老中板仓胜静，提交萨摩拒绝出兵征长的文书，将援长倒幕的立场明朗化。无论是明是暗，萨摩拒不出兵，意味着征长军中失掉最为骁勇善战的部队。在征长之战前夕，已扭转了交战双方实力对比的格局。至于1865年7月幕府大后方来势凶猛的民众骚动，使同期将军的出征、赴京恳请天皇敕许再征长州的行动备受牵制，徒劳无益。继1865年7月江户贫民反对物价暴涨群起抗议之后，同年10月越后国农民孙右卫门等赶到京都二条城门外，向将军家茂请愿，要求平抑物价、救济穷民；随后，在赞歧国多度郡、隐歧国原田、大和国宇陀郡、下总国海上郡、安艺国佐伯郡等地，接连爆发农民暴动，抗议米价腾涨和村吏的专横霸道。1866年3月和泉国南郡、越后国高田郡农民暴动，6月大阪贫民暴动，兵库池田发生打砸骚乱，7月江户贫民暴动，接连数日骚乱不止，弄得幕府的警备力量手忙脚乱，穷于应付。
至10月，民众的骚乱暴动遍及武藏、陆奥、上野、出羽、伊予、石见、信浓诸国，幕府的统治区域到处出事，后院起火，直接影响了征长幕府军的士气。
从以上内外各种情形来看，幕府发动第二次征长之役的确是胸无定算、凶多吉少。然而，自1865年5月幕府下令征长，至1866年7月，已过去14个月，若忽然罢兵，等于自认失败，后果不堪设想。德川庆喜对肥后藩长冈良之助的一番慨叹，就道出了幕府欲罢不能的心态：“时至今日，已是骑虎难下。当然不能就止罢休，否则国内势必大乱。”
7月14日，幕府下令参战的20余藩进军长州。7月18日，幕府舰队炮击大岛、上关，第二次征长之战打响。
战争初期的态势是征长军沿大岛口、艺州口、石州口、九州等4个方向围攻长州，长州军兵分4路迎击敌军，守境卫土。因此，第二次征长之役亦称四境战争。充当长州军总指挥的是染病在身的高杉晋作。敌军压境，高杉身兼长州海军总督、海军参谋、九州口参谋等职，与负责指挥艺州口作战的井上馨、负责石州口阻敌的大村益次郎等相互配合，或指挥全局，或亲临前线，显示了出众的军事才干。高杉不为貌似强大的敌军吓倒，冷静分析形势，认为幕府军“炮击海岸”、“焚掠民家，杀害无辜人民，暴虐之极”，已激起全藩士民的愤怒，长州人同仇敌忾，必定能“横扫四境之敌”。①高杉扬长避短，充分利用长州军熟悉战场地形、士气高昂、武器装备较为先进等有利条件，大胆采用奇袭战术，集中力量突破幕府军的重点进攻，以初战的胜利鼓舞斗志，进而夺取全局的胜利。
7月19日，幕府军主力在“富士山”号等4艘军舰的掩护下，攻占大岛，企图以此为基地，直捣长州腹地山口。高杉判定大岛口战斗的胜负影响全局，21日亲率“丙寅”号驶离下关，直趋大岛前线。23日夜半，高杉指挥“丙寅”号悄悄驶入停泊着幕府舰队的久贺冲海面，一声令下，舰上大炮齐鸣突袭敌舰。幕府舰队来不及卸下炮衣，就被打得四散逃审。第二“奇兵”队、浩武队和大岛守备队乘机展开登陆作战，岸边幕府守军在睡梦中被炮声惊醒，乱作一团，高杉夜袭成功。25日，高杉指挥长州军一鼓作气，攻击残敌。至27日，长州军收复大岛及周围地区，挫败幕府军对大岛口的进攻。
①东行先生50年祭纪念会编：《东行先生遗文·东行先生传略》，民友社1916年版，第219页。
大岛口初战的胜利，迅速传遍长州藩，举藩鼓舞。6月25日拂晓时分，井上馨指挥游击队、御盾队及岩国支藩等长州军发动突袭，将进犯艺州曰的幕府军及纪州、大垣、高田、宫津等佐幕诸藩军打得措手不及，以致全线崩溃。6月30日，井上率军渡河，攻入安艺藩大野地区，迫敌乞和。艺州口之战，长州军再胜。
在石州口，长州军与纪州、福山、滨田、津和野诸藩佐幕军对峙。大岛、艺州口的胜利，激起了长州军建功树勋的战斗豪情。7月27日，在大村益次郎指挥下，长州军发起攻击，其攻势凶猛异常，迅速攻占津和野，冲入滨田藩的益田地区，并于次日将其占领。8月14日，长州军经过休整后，发起第二次大规模攻击，兵临滨田城下。幕府命因州、备前藩紧急增援，两藩主池田庆德和池田茂政本来就反对发动征长之役，关键时刻拒不出兵，反而主张滨田藩应停战，与长州订立城下之盟。8月24日，迟迟不见援兵到来的滨田藩藩主松平氏被迫与长州议和，以为缓兵之计。8月27日，滨田藩藩主趁长州军不备，命家臣点火焚城，带领一班残兵败将，从海路逃往松江藩。长州军占领滨田藩，石州口的攻防战也以长州的胜利而告终。
在九州口，集结了小仓、熊本、久留米诸藩2万多士兵，与长州军隔海对峙。这一路佐幕军战斗力较强，其中，小仓藩藩主小笠原氏是历来负有监视长州藩责任的谱代大名，两藩素来互存戒心。1863年下关海峡攘夷炮战期间，长州借口小仓藩未奉旨支援，派兵渡海占领小仓藩领地田之浦，擅自修筑炮台，两藩关系处于公开敌对状态。因此，小仓藩在征长之役中，出兵最力。熊本、久留米藩为外样大藩，此次奉命征长，虽远不及小仓藩卖劲，但两藩士兵素以剽悍勇猛着称，一旦交手，不易对付。据守九州口的长州军不过千余人，双方实力对比悬殊，长州军难以轻易取胜。从四境战争的全局来看，九州口的敌军直接威胁长州的西南腹地，一旦有失，必将陷长州腹背受敌的困境。
高杉晋作十分重视九州口之战，认为虽敌众我寡，但有懈可击，决定先发制人，集中兵力打击小仓藩，消耗其有生力量，以求各个击破。7月28日拂晓，高杉与山县有朋指挥“奇兵”队分乘5艘军舰，突袭小仓藩海岸阵地田之浦和门司，坂本龙马率龟山队乘萨摩军舰“樱岛”号前来助战。逼近海岸的长州舰队向田之浦、门司炮台实施炮火猛烈攻击，“奇兵”队等陆军士兵争先恐后地展开登陆作战，痛歼小仓藩兵并焚毁其炮台、战船。达到战术目的后，长州军乘舰撤回。此后又多次实施先攻后撤的主动出击，使小仓藩兵人员伤亡增加，疲惫不堪。9月6日，长州军发动总攻战，攻占门司并乘势攻入大里，小仓藩兵溃败，退守小仓城。高杉转而集中兵力进攻熊本藩兵驻守的军事重镇赤坂，双方发生激烈交战，伤亡惨重，仅“奇兵”队就战死百余人。交战中，幕府军舰“富士山”号未对熊本藩兵进行炮火支援。统兵作战的熊本藩家老长冈监物大为不满，痛责幕府老中小笠原长行临阵失信，一怒之下，率熊本军撤离战场。长州军攻克赤坂。久留米藩兵见势不妙，自行撤回本藩。乘坐在“富士山”号军舰上的幕府军指挥官小笠原长行见败局已定，借口为猝死的将军家茂奔丧，连夜乘舰溜回江户。9月9日，小仓藩兵焚城逃散，长州军开进小仓城，四境战争结束。这次长州保卫战揭开了武装倒幕的第一幕，长州军经受了战争洗礼，愈加坚强有力，还涌现出大村、山县等军事人才，长州官兵成为后来戊辰战争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突击力量。
对幕府来说，第二次征长之役的失败成为加速走向崩溃的转折点。8月29日，年方21岁的将军家茂因幕府军连战连败而忧急交加，突患“脚气冲心”的急症，猝死于大阪城中。是夜，大阪城里悲风狂号，大小幕吏沉默不语，景象惨淡，气氛压抑。9月28日、德川庆喜继承德川氏宗家，次日发表征长休战命令。10月10日，幕府与长州达成休战协定，参战的20余佐幕诸藩陆续开始撤军。至11月末，长州四境已无征长军的一兵一卒。
1867年1月10日，德川庆喜出任征夷大将军，兼领朝廷内大臣之职。1月12日，幕府与丹麦订立《友好通商及航海条约》、《贸易章程》。至此，日本与11个欧美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日本的民族危机日甚一日。1月30日，孝明天皇在熬过天花症折磨、身体见好时，突然上吐下泻、七窍流血而亡，时年36岁。天皇的暴死，引起种种议论。京都城里，孝明天皇被岩仓具视毒死的传言不胫而走，政治气氛愈加沉闷怪异。1月30日，年方15岁的睦仁亲王即天皇位，是为明治天皇。同日，关白二条齐敬升任摄政，但日益受到反幕派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公卿中山忠能和复出的公卿岩仓具视、正亲町公董等人的牵制，无法像孝明天皇在位时那样恣意揽权、排斥异己和支持幕府了。
总之，四境战争期间及战后重大事件接连不断，形势对幕府越来越不利。
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可谓生不逢时。然而，即使如此，在出任将军之后，德川庆喜仍不甘寂寞地开始了幕府灭亡前的最后一次改革。改革始自1867年，时值庆应三年，故称庆应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强化幕府的陆海军。法国公使罗休为改革出谋划策，分外活跃。亲法派小栗忠顺、栗本鲲等幕僚对罗休的建议言听计从，逐一照办。为购置法国制造的武器军械乃至军服军靴，幕府订立向法国借款600万洋元的契约。同年春天，以谢诺安、布留奈为首的18名法国教官赴日本，调练幕府军。至同年12月，已组成包括步兵7个联队、骑兵1队、炮兵4队在内的法式步骑炮三军，总兵力达1万多人。全军上下一律身着并不合身的法军鞋服，行动不便，队伍怪异。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在阅兵式时，从头到脚用拿破仑三世赠送的军帽、军服和军靴包装起来，俨然一个法国将军。在官制改革方面，按照罗休的建议，新设海军、陆军、国内事务、会计、外国事务等5总裁，分别由稻叶正巳、松平乘谟、稻叶正邦、松平康英、小笠原长行等老中任其职，首席老中板仓胜静位居5总裁之上，相当内阁首相。在经济和外交方面，法国的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向日本急剧扩张。1867年4月，以德川庆喜之弟德川昭武为首的使节团抵达马赛，出席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博览会。同年7月，亲法派核心人物栗本鲲等也赴法访问，以虾夷地（北海道）的开发权为担保，向法国提出借款要求。在庆应改革过程中，幕府政权日益买办化，日本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将幕府赶出历史舞台的时代课题，已提上议事日程。
第5章 王政复古
船中八策
1867年，是日本封建政权统治行将结束、近代资本主义政权即将诞生的前夜。
由于德川家茂将军的暴卒，孝明天皇的神秘死亡，人民斗争的风起云涌，倒幕强藩的密切合作，英、法列强由佐幕向倒幕政策的转变，使继任将军德川庆喜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日本封建幕府统治的灭亡指日可待。
伴随旧制度的灭亡，必将带来新制度的产生。德川幕府灭亡后，制定什么样的纲领政策来指导建立新型的日本政权，这关系到日本的前途和命运，影响着日本的进步和发展，也是倒幕维新的精英们面临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对建立日本近代政权具有重要意义的纲领性文件，经过精英们的运筹帷幄，终于在一艘船中诞生了。
1867年6月9日，有一艘名为“夕颜”号的藩船，由长崎港起航出发。
经过几天的海上航行，于12日晨抵达兵库港。船上除其他人员外，有两个人非常引人注目。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到京都和大阪，劝留在京阪的藩主山内容堂提出“大政奉还建议书”。这两个人，就是力主维新。为日本建立新政权制定纲领性文件的坂本龙马和后藤象二郎。
坂本龙马于1835年11月15日（另有10月15日、11月10日之说）出生于土佐藩高知城下上町（今高知县高知市本丁筋一丁目）的商人乡土家庭。
别名才谷梅太郎。龙马之名，据说是因其母在怀孕时梦见云龙奔马在腹内飞腾而取。
坎本龙马少年时，曾学过剑术，从事过土木工程。1853年，为学剑道前往江户。同年，美国海军提督佩里率“黑船”舰队到日本叩关。随后不久，欧美列强纷纷东渐日本，使200多年来闭关锁国的日本立刻发生巨变，国内迅速掀起“尊王攘夷”运动。幕府腐败无能，对外采取屈从政策，与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内则采取强硬政策，大力镇压“尊王攘夷”运动。
坂本龙马深受刺激，在攘夷志士的影响下，决心投入到攘夷运动中去。1861年，他加入攘夷派志士们结成的“土佐勤王党”，开始正式成为攘夷派成员。
之后，他不断为攘夷而奔波。
幕府末期，随着攘夷运动向倒幕运动的发展，他又积极参加倒幕运动。
1866年，幕府发动第二次征长战争时，他曾指挥长州藩海军进行作战。为了把倒幕派团结在一起，结成强藩倒幕联盟，在他的斡旋和倡导下，1866年，促成了萨摩藩和长州藩缔结了讨幕军事同盟密约。1867年，在他的努力下，又促成了“萨土盟约”等。为在军事装备上支持讨幕派，他还于1867年把1865年创建的“社中”（即贸易公司。因创办于长崎龟山，故又称“龟山社中”）扩大后，改名为“海援队”，并自任队长，为讨幕派购买运送军火。
在促成倒幕势力大联合后，他又集中精力致力于让幕府把大权交还朝廷的“大政奉还”运动。
1867年11月15日夜，他与中冈慎太郎在京都遭到幕府“见回组”佐佐木唯（只）三郎等人的偷袭，与中冈慎太郎一起被暗杀，年仅32岁。
后藤象二郎于1838年4月13日，出生于土佐藩高知城的一个高级武士家庭。幼名保弥太，后称良辅，号阳谷。
后藤从青少年时期起，就开始接受西方思想，积极推动藩政改革，深受土佐藤主山内容堂的信赖。1864年，先后任土佐藩大监察、参政之职，主持土佐藩政。明治政府成立前，他积极主张采取和平手段，让幕府将军主动把大政奉还朝廷。在促使“大政奉还”过程中，做了不少工作。明治政府成立后，曾任新政府的参与、参议、左院事务总裁、外国事务局判事等职。1873年因“征韩论争”失败而辞职。1874年，参加组织爱国公党，积极主张设立民选议院。1875年任元老院议官。1881产参与成立自由党。1887年掀起“大同团结运动”，反对政府的“大同团结”。1889—1891年，曾先后任山县有朋和松方正义内阁的递信大臣。1892年任第二届伊藤博文内阁农商务大臣。
自中日甲午战争起，他积极鼓吹日本侵略中国。1897年8月4日，因病而死，时年59岁。
坂本龙马与后藤象二郎虽都出身于土佐藩，但由于坂本龙马后来脱离藩籍等原因，直至1867年初，两人才结识。当时，坂本龙马正为推翻幕府统治、完成幕府大政奉还朝廷而感到力不从心。他认为：“较之我一人引五七百人为天下而行动，莫如搬请24万石之大名，使其为天下国家而行动更佳。”①土佐藩是当时的强藩，后藤象二郎是该藩的实权人物之一，又是主张维新的精英。共同的志向，使他们一见如故。所以，坂本龙马邀请后藤象二郎一起前往京阪，劝说土佐藩主山内容堂支持“奉还大政”事业。
“夕颜”号起航后，虽天晴水蓝、风平浪静，但两位精英的心情却如潮涌，无法平静。
他们都有着探索西方文明的经历，受到西方文明思想的影响，深知日本幕府统治的腐朽、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他们认识到，只有剥夺幕府的权力，建立西方式的中央集权国家，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才能使日本真正强大起来。
在船中，他们围绕倒幕维新问题，纵观日本自开国以来国内外形势之变化，经过对时局的运筹帷幄和长时间的商讨之后，终于提出了改造日本的8条政治主张。这8条政治主张，后经海援队书记长长冈谦吉整理成文。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船中八策》（因产生于船中而得其名）。
《船中八策》不仅是“奉还大政”和讨幕运动的政治纲领，也是“奉还大政”后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国家的施政大纲。这“八策”是：
第一策，将天下之政权奉还朝廷，政令自朝廷出；第二策，设立上下议政局，万机应决于“公论”；第三策，以有才之公卿、诸侯及“天下之人才”为顾问；第四策，与外国之交际应“广泛召集会议，新订至当之规约”，修改不合理的条约；
第五策，参照古来之律令，重新编定“长久实行之大典”；第六策，扩充海军；
第七策，设置亲兵，守卫京都；
第八策，在金银与物价方面制定与外国均衡之法，等等。
①［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106页。
《船中八策》是最早的、较全面的改造日本的施政纲领。其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外文等。它不仅在当时对扩大倒幕势力、迫使幕府将军“奉还大政”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日后，对坂本龙马1867年11月提出《新政府纲领八策》、直至明治新政府颁布“五条誓约”，也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大政奉还
德川庆喜在第二次征长惨败之后，面对内外交困的险恶形势。清楚地认识到旧的封建统治再也不能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了，只有重整封建秩序，对旧的幕藩体制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才能保住和巩固封建幕府的统治地位，于是，在他继任将军后，便勾结法国，积极着手大规模的幕政改革。当时年号为庆应（1865—1868年），故此改革史称“庆应改革”。
“庆应改革”得到了法国公使罗休的支持和指导，内容涉及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等各个领域。在政治方面，主张把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用封建中央集权制代替封建领主制；在经济上，主张改革税制，扩大商贸，重整财政等；在外交上，主张开国通商、扩大影响，以便扭转被动的外交困境；在军事上，把军事改革看作是整个改革的中心任务，主张扩张陆海军，建立强大的幕府军事力量。
正当德川庆喜大力改革幕政，以挽救幕府危机的同时，倒幕势力也取得了进一步的联合和发展。
幕府发动的第二次征长战争虽然失败，但长州藩仍背着朝廷“朝贼”的罪名，为了争取朝廷免除长藩的“朝贼”罪名和对付列强日益强烈要求的兵库港开港问题，1867年6月，萨摩、越前、土佐和宇和岛四藩，联合在京都举行“四侯会议”。会议虽因种种原因而失败，但却更坚定了参加会议的各藩实行武力讨幕的决心。如大久保利通（1830—1878年）在会议失败后，就认识到以“和平”方式实现倒幕是没有希望的。他断言：“如不准备兵力，张起声势，显示大计已定，来为朝廷尽力，就很难打开局面。”①于是，讨幕派在会后又相互进一步签订了出兵讨幕的盟约，并积极着手军事上的准备，使武装时幕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坚决主张以武力讨幕的势力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以坂本龙马和后藤象二郎推进的“奉还大政”计划也有了飞跃的发展。他们制订的《船中八策》受到土佐藩的重视和欢迎。
①［日］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第1卷，中译本，第281页。
经过海上航行，坂本龙马和后藤象二郎受到京都的土佐藩士们的欢迎。
为了剥夺幕府将军的权力，实现“大政奉还”，进而征得其他强藩的支持，1867年7月23日（旧历6月27日），士佐藩的中冈盛太郎、坂本龙马和后藤象二郎等，与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举行了“三棵树旗亭会议”，并以《船中八策》为蓝本，缔结了以实现“奉还大政”为目的的“萨土盟约”。
“萨土盟约”是一个明确提出剥夺幕府将军权力、把国权归还朝廷的反幕盟约。除在总则中首先提出：“方今皇国之任务，以改革国体制度，监万国而不耻为第一义”的宗旨外，还另立了7条具体原则。这7条原则的内容如下：
第一，议定天下大政之全权在于朝廷，我皇国之制度法则、一切万机，均须出自京师议事堂；
第二，建立议事院，应由诸侯贡献其经费；
第三，议事院应分上下院，必须从上自公卿下至陪臣、庶民之中，选举纯良正义之士任议事官，再者，诸侯亦因其职掌自然要充当上院议员之任；第四，无有以将军之职务掌管天下万机之理，自今应辞去其职，归顺到诸候之列，将政权归还朝廷，固不待言；
第五，各港外国之条约，须由新任朝廷之大臣会同诸侯之士大夫，在兵库港订立条理明白之新约，实施诚实之商法；第六，朝廷之制度法则，呈依往昔之律例，但应参酌当今之时务，或者不当者，宜除弊革新，建立不愧于世界之国本；第七，关于复兴皇国议事之士大夫，应去私意，基于公平，制订术策贵正实，不问以往是非曲直，以人心一和为主，决定此议论。①“萨土盟约”缔结后不久，7月27日（旧历6月26日），萨、土、艺三藩之间也缔结了类似“萨土盟约”的约定书。
“萨土盟约”虽然使更多的藩参加到倒幕联盟中来，但由于它只要求将军辞去官职，把大权还给朝廷，不废除封建制度，甚至抬出天皇来维持封建统治，因此，它引起坚决主张以武力彻底打倒幕府的倒幕派的不满。于是，萨、长两藩的武力讨幕派进行紧急接触，通过商谈，于1867年9月19日，又重新达成出兵协议，使萨摩藩又回到武力讨幕上来。9月20日，长州藩又同安艺藩达成了出兵讨幕协议。这样，终于在萨、长、艺3藩之间达成了共同举兵讨幕的约定书。
倒幕派在3藩共同举兵讨幕的约定书达成后，进一步加紧武力讨幕的准备工作。1867年11月3日（旧历10月8日），他们在京都召开秘密会议，研究部署武力讨幕的具体计划和军事准备。
他们在进行紧张的武力讨幕准备的同时，还一面秘密加强做宫廷的工作，争取得到天皇的支持。
明治天皇在倒幕派的积极活动下，日益支持倒幕派，不仅恢复了长州藩毛利敬亲（1819—1871年）及其子的官职，还在1867年10月14日（旧历）下达的“讨幕密敕”中，明确指出：“不讨此贼（幕府将军），何以上谢先帝之神灵，下报万民之深仇耶？”
在倒幕派加紧倒幕准备的同时，主张以和平方式让将军把权力归还朝廷的公议政体势力也在积极地活动。当他们得知萨、长、艺3藩已结成出乓倒幕同盟后，认为如让将军主动把政权归还朝廷，即可实现“奉还大政”，又可把将军从灭亡中挽救出来，这是“恩义两全之策”。为了实现所谓的“恩义两全之策”，1867年10月29日（旧历10月3日），后藤象二郎在土佐藩主山内容堂的建议下，以山内容堂的名义，向幕府提出了《关于奉辽大政的建议书》。
①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328页。
处在穷途末路的德川庆喜，正对其统治吹之欲倒而一筹莫展。接到《奉还大政建议书》后，德川庆喜认为这是一个既能使倒幕派失去讨幕理由而无法发起讨幕战争、又能保持实力实权的良机。于是，他决定采纳土佐藩的建议。1867年11月8日（旧历10月13日），德川庆喜在京都二条城召开重臣会议，宣布接受土佐藩的《奉还大政建议书》，把政权奉还朝廷。11月9日（旧历10月14日），德川庆喜又上奏朝廷，称：“当今与外国交际日盛，政令不归一途则纲纪难立。若改从来之旧习，政权奉还朝廷，广尽天下公议，仰承圣断，齐心协力共保皇国，必可与海外万国并立。”①宫廷接到德川庆喜请求“奉还大政”奏禀后，立刻进行了讨论。宫廷原不想接受德川庆喜“奉还大政”的请求，但在后藤象二郎等人的坚持和劝说下，于11月10日（旧历10月15日）凌晨1时，决定批准德川庆喜的“请求”。
11月10日，德川庆喜正式得到天皇准其“奉还大政”的敕书。通过“奉还大政”，天皇虽然在名义上掌握了政权，但实际上，天皇根本没有建立起运用权力的政权机构。所以，天皇在批准德川庆喜“奉还大政”的同一天，又向德川庆喜发出了3项指示，其内容是：天皇收回最高政权；迅即召集诸侯会议，决定一切政务；在未召开诸侯会议之前，仍由将军照旧统治领地领民。
天皇的3项指示，正中德川庆喜的下怀。德川庆喜不仅没有因“奉还大政”而失去权力，反而又明正言顺地继续掌握着内政大权。
继3项指示后不久，天皇又于11月17日（旧历10月22日）下诏：政务暂且委托给庆喜，紧急的外交问题也由幕府与通晓外交事务的“两三藩”
（指萨、长、上三藩）会商。至此，天皇又把掌握日本的外交大权交给了德川庆喜，为德川庆喜重新掌握日本的内政外交实权开辟了道路，“奉还大政”
成了徒有虚名。
王政复古
德川庆喜“奉还大政”之事，如同热油中注入冷水，立即引起各派势力的不同反应和行动。
对德川庆喜“奉还大政”最为高兴的，是一直积极推动“奉还大政”的山内容堂和权本尤马等“公议政体派”。坂本龙马在得知德川庆喜决定“奉还大政”的消息时，激动地流着眼泪说：“我誓为此公舍命！”对其决定大加赞赏。而山内容堂则更为高兴，认为“公议政体”马上就可实现了。他在得到“奉还大政”的消息后，便专心致力于研究如何具体实施“公议政体”
方案起来。
对德川庆喜“奉还大政”不满的有两派。一派是忠于幕府的势力，另一派是主张坚决武力倒幕的势力，但他们的出发点完全不同。
忠于幕府的势力，如幕府老中、官吏及亲幕府的谱代大名们，在得知德川庆喜“奉还大政”消息后，不禁大惊失色，大为不满。他们不仅四处闹事，还调集陆海军的精锐部队、企图以武力影响德川庆喜改变决定，保持幕府将军的旧有权力。
主张武力倒幕的势力，在得到德川庆喜先发制人、佯还大政的消息后，十分愤怒。特别是德川庆喜”奉还大政”后，对倒幕派立即进行大力镇压，于11月15日暗杀了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更使武力倒幕派怒不可遏，决定立即实行武力倒幕。
①赵建民、刘予苇主编：《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158页。
在德川庆喜请求“奉还大政”的当天，讨幕派们先得到了天皇下达的“讨幕密敕”。当得知“奉还大政”的消息后，讨幕派首领就立即把“讨幕密敕”
紧急下达到萨、长两藩。与此同时，在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岩仓具视等人的共谋下，迅速制定了军队的部署方案和发动“王政夏古”政变的计划。
1867年12月，岩仓具视秘密上奏了《王政复古议》意见书，并决定于1868年1月3日发动“王政复古”的政变。1月2日，岩仓具视召集萨摩、尾张、越前、安艺、土佐5藩的重臣，秘密传达了根据“天皇意旨”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的计划，并要求各藩积极行动。
德川庆喜“奉还大政”之日，正值京都、大阪等地爆发的“这还不好吗？”
的群众运动日益高涨之时。武力倒幕派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为保证政变的顺利成功，迅速进行了军事部署。
1868年1月7日，萨摩和长州藩藩主在长州藩的三田尻（今防府市）会面，盟誓“于京都举兵”，并大力集结两藩兵力。12日，萨摩藩兵300O人进入京都，使萨摩藩的军队在京都达到了1万人。13日，3000名安艺藩兵按部署东上。14日，长州藩兵1200人开始东上，倒幕派的军队不断向京都集中，摆开了和幕府决一死战的阵势。
经过一番准备后，为保证“王政复古”政变顺利成功，就在政变的早晨，即1868年1月3日（旧历1867年12月9日），倒幕派以天皇的名义发布命令，解除了幕府亲藩部队对各宫门的警卫职务后，又立即以保卫皇宫的名义，由西乡隆盛率兵，把皇宫包围起来。
1月3日上午，岩仓具视等晋谒天皇，上奏实行“王政复古”大策。下午，年仅16岁的天皇睦仁出面，召开有皇族、公卿、大名和武士参加的御前会议。在御前会议上，倒幕派断然发动宫廷政变，当众宣读事先准备好的《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告为“挽回国威”，万事回复“神武创业之始”，实行“王政复古”。宫廷政变没有遇到任何武力抵抗，顺利获得成功。
《王政复古大号令》指出：“原自癸丑（1853年）以来，遭蒙未曾有之国难，先帝频年为之所苦，忧虑之情当众庶所知。因此，圣意已决，实行王政复古，树立挽回国威之基。自此废除摄关、幕府等，..诸事应按神武创业之始。”①《大号令》不仅宣布废除封建幕府统治，剥夺将军的内政外交大权，实行一切权力归天皇，还宣布成立设有“总裁”、“议定”、“参与”
三种官职机构的新的天皇政府，并宣布有栖川宫炽仁亲王（1835—1895年）任新政府总裁。
为了彻底剥夺德川庆喜将军的统治大权和经济基础，就在政变的当天夜晚，新政府召开了首次三职联席会议（因在皇宫的“小御所”召开，故史称“小御所会议”）。会上，作出了命德川庆喜“辞官纳地”的决定。所谓“辞官”，就是指让德川庆喜辞去得自朝廷的内大臣职务；所谓“纳地”，就是指让德川家从400万石领地中拨出200万石献给朝廷。通过“辞官纳地”，剥夺德川庆喜的权力和权力基础，让他永远退出政治舞台。
①中译文全文见《世界历史》增刊：《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7-168页。
“王政复古”是日本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宫廷政变。这次政变虽然粉碎了德川庆喜企图继续掌握实权的阴谋，并宣布新成立的天皇政府是日本惟一合法的政府。但实际上，初期的新政府只不过是改良派、大名和公卿的松散的联合，根本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统治机构，更谈不上统一的意志，只不过是宣布天皇政府的成立。尽管如此，新政府的成立，仍标志着武力倒幕派取得了初步胜利。
“王政复古”政变后，德川庆喜仍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他根本不甘心失败。1868年1月4日，即政变的第二天，当前往尾张藩主德川庆胜和前任越前藩主松平庆永前往京都的二条城、把“小御所会议”作出的命德川庆喜“辞官纳地”的消息告诉他后，德川庆喜以城中人心动摇为借口，拒绝接受“辞官纳地”命令。4日晚上，长州军先遣部队开进京都。德川庆喜认为在京都向倒幕派发动反扑对己不利，便决定退到关西重镇大阪后，再调集军队，进行反扑。
1月6日傍晚6时，德川庆喜徒步从二条城的后门溜出，于7日下午4时到达大阪城后，立即调动陆海军，并依仗军事实力为后盾，在8日，即到达大阪的第二天，便向英国公使巴夏礼和法国公使罗体声明，他仍是日本的代表。10日，他又依照将军的礼节正式会见英、法、荷、美、意（意大利）、普（普鲁士）6国公使，公开谴责“王政复古”是“挟持幼主，假托圣虑，以行私心”。并以自己为“正”，诬倒幕派为“奸”，要求天皇“清君侧”。
德川庆喜在外国公使面前公开不承认京都政府，并仍以将军自居，使日本出现了两个政府——即京都天皇政府和江户德川幕府——并存的局面。
德川庆喜在大阪自立政府，公开造反，进一步加剧了倒幕势力的不满。
大久保利通等例幕势力领导人决定以武力彻底打垮旧幕府势力。在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等人的努力下，天皇发出了德川庆喜为“朝敌”的怒斥。于是，以萨长为主力的新政府军决定大力讨伐德川庆喜的幕府军。而德川庆喜在逃到大阪后，为夺回失去的大权，消灭倒幕势力，也在积极策划进行反扑。
1868年1月，德川庆喜为夺回权力，以“除君侧之奸”为名，统率大军由大阪向京都进攻，从而揭开了“戊辰战争”的序幕。
第6章 戊辰革命
岁暮风云
王政复古政变后，日本列岛上出现两个政权同时并存、三种势力互相争雄的局面。
新政府成立伊始，便向国内外宣布，惟有明治天皇政府才是合法政府，谁反对天皇政府，谁就是朝敌。但是，“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虽然实行了“大政奉还”，而幕府的全班人马却依旧未动，作为国家机器的幕府仍在缓缓地运转着，并且不承认新政府的合法性。事实上出现了两个政权同时并存、新旧对峙，胜负未走的局面。
所谓三种势力，其一是以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为首的讨幕派。他们是新政府的缔造者、政权中的实力派，率领数千武器精良的藩兵，镇守宫廷，保卫新政权。其纲领是要求德川庆喜“辞官纳地”、推翻幕府、废除封建领主制、建立与“万国对峙”的近代国家；其二是以德川庆喜为首的保幕派。他们反对讨幕派的纲领，主张保留封建领主制，实行有限的机构改革，借以挽救风雨飘摇中的封建制度；其三是以土佐藩主山内容堂为首的公议政体派。他们反对腐朽的幕府专制体制，要求建立“公议政体”体制（诸侯会议），但不主张废除领主制。三种势力三种立场，决定了戊辰革命的复杂性。
“王政复古”政变后，日本历史处在十字路口上，前面摆着两条路：一条是突破改良主义藩篱，离开老路实行革命；一条是停顿下来，“凭太政官三职公论”，等待改良。前者是举起民族民主革命大旗，向德川幕府宣战，废除封建领主制，“实行决战，死里求生”（大久保利通语）。后者只能听三职中公议政体派的“公论”，作一点一滴的改良，使“一新”徒有其名，国家命运不堪设想，很可能重蹈印度、中国的覆辙。讨幕派的下场也将是悲惨的，到那时大久保等很可能像中国维新派谭嗣同一样被杀头。在此紧要关头，大久保利通等在小御所会议上勇敢地提出了革命性口号——“辞官纳地”。所谓“辞官”，就是剥夺德川庆喜的军政大权，也叫“兵马大权”；“纳地”，就是没收征夷大将军的世袭领地、领民。世人皆知，一个封建领主被剥夺了军政大权和领地领民，封建领主本身也就不复存在了。这个口号提得好！击中了德川庆喜的要害；这个口号是一个词简意赅的革命纲领。因此，“辞官纳地”的口号一经提出，就标志着大久保等已经突破改良界限，转化为革命派。“辞官纳地”口号像一枚炸弹，首先炸乱了小御所会议。山内容堂坐不住了，他暴跳如雷，首先发难，攻击新政府，攻击讨幕派，攻击“王政复古”政变。讨幕派岂能容忍，大久保利通挺身而出，痛斥山内，谴责他竟敢在天皇面前出言不逊，犯了大不敬罪。一时间，小御所会议乱套了，山内容堂害怕了，宣布收回刚才的发言。小御所会议上的论战是“辞官纳地”
斗争的开端、丁卯岁暮风云的序幕。从此，三都（京都，江户、大阪）、诸藩均以是否赞同“辞官纳地”为争论焦点，卷起巨大的政治波澜，最终引发鸟羽、伏见之战。
“王政复古”政变和“辞官纳地”的消息传到了幕府所在地京都二条城，立即引起驻在这里的幕府党——德川庆喜、幕臣、会津、桑名两藩藩主和1万余藩兵——惊慌、愤怒、谩骂、混乱。1月4日，德川庆胜（尾张藩主、议定）、松平庆永（福井藩主、议定）奉命向德川庆喜传达《王政复古大号令》和“辞官纳地”两道朝命，二条城沿路幕兵皆怒目而视，骂声不止，高喊“与萨贼为伍的老家伙来了！”德川庆喜以幕兵幕臣不服为借口，拒绝朝命。德川庆胜等只好悄悄地离开二条城回宫。形势异常严峻，3000余名萨长兵和1万余名幕兵形成对峙，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两位传令使者回到宫中，怀着同情德川庆喜的心情，绘声绘色地汇报二条城的情景。大久保利通对此非常不满，谴责他们对德川庆喜过于宽大。5日，松平庆永再下二条城，仍失败而归。同日，朝廷会议上，以后藤象二郎为首的公议政体论者，公然利用幕府党的强硬态度恫吓讨幕派与朝臣，并否定“王政复古”政变。大久保当即质问后藤：“你有无扶幕之意？！”后藤词穷，不敢作正面回答。但后藤仍在背地里按照山内容堂的指示，游说在京的丹波，肥后、肥前、筑前等10藩重臣，鼓动他们连名上书，要求撤走警卫宫廷的萨长藩兵、在人事安置上要“光明正大”、采取公议等。山内容堂还亲自上书，攻击“王政复古”政变，要求早日建立议事体制（诸侯会议），迅速召集大名会议，建立三职评议规则，等等。企图利用会议上的多数压倒讨幕派，然后操纵新政府。讨幕派内外受敌，处境艰难。
6日夜里，德川庆喜率领全部幕兵偷偷地撤出京都，移驻大阪。此举表面上似乎是德川庆喜有意缓和局势，实质上是缓兵之计，争取时间，准备反扑，耍的是以退为进的谋略。大久保一眼看穿他的诡计，在给蓑田的信中写道：德川庆喜退守大阪，心怀叵测，意在进一步联络亲藩，孤立萨、长，离间五藩（萨、长、土、肥、越五藩是讨幕阵线的核心），动摇朝廷。于是，大久保和岩仓商议对策之后，决定采取将计就计的谋略，继续委托二侯（德川庆胜、松平庆永）相周旋，暂时收缩讨幕锋芒，建立举国一致体制，从而扩大讨幕阵线，孤立德川庆喜。大久保不愧为“刚毅多断”（井上馨语）的政治家。两个政权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复杂、微妙。
7、8日，连续召开三职会议（亦称朝议），讨论当前形势和对策。公议政体派认为，“辞官纳地”内谕中所用的“归还领地”字样、特别是“归还”
二字言词过苛，刺激性太大，主张将“纳地”改为“向政府交付经费”。这种主张在会上获得多数人赞同。但大久保认为这种提法过于暧昧。最后，德川庆胜、松平庆永、后藤象二郎等齐集一室，挖空心思炮制出一个方案，先让德川庆喜上京向德川庆胜和松平庆永二侯面述对“辞宫纳地”的意向，然后二侯将其意向上奏天皇。实际上是对德川庆喜让步，由命令“辞官纳地”
退到双方谈判，由“归还”领地退到“向政府交付经费”。12日，他们派人携带此妥协案到大阪向德川庆喜征求意见。不料，在大阪城内，幕府上下群情激昂，正在搞《举正除奸表》，准备讨萨。此情此景，使者不敢去见德川庆喜，空手而归。
17、18日，朝议再开，会上两派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有两个：其一是如果将“纳地”改为“向政府交付经费”，那么交付者是仅仅限于德川一家还是诸藩共担；其二是“归还”二字是删掉还是保留。讨幕派主张经费由德川一家交付，不能删掉“归还”二字。公议政体派主张经费由全国诸藩均摊，删掉“归还”二字。最后搞了个折中方案，包括三条：一是德川庆喜辞官，仍称原内大臣；二是政府经费由德川一家交付；三是删掉“归还”二字。
20日，松平庆永到大阪传达折中方案，但德川庆喜坚决反对由德川一家支付政府经费，拒不接受此案。事实上，谈判到此已经彻底破裂。
政情发展令人担忧。公议政体派在新政府中越来越占上风，几乎控制了朝议，大部分公卿藩主处事因循，摇摆不定；德川庆喜在大阪调兵遣将，日益猖狂。忧国忧民之士无不心情沉重，大久保更是忧心忡忡。
早在撤离京都的前一天和进入大阪的第二天，德川庆喜的侧近老中两次要求在江户的老中，速派尽可能多的步兵和军舰到大阪，解救德川家族的危急。8、10日，德川庆喜两次会见外国使节，声明幕府仍是日本的合法政府，否认京都政权的合法性。12日，起草《举正除奸表》，煽动讨萨战争。18日，老中板仓胜静向江户老中传达德川庆喜的开战决心，号召东西呼应举兵讨萨。19日，江户城内的萨藩藩邸被幕兵烧毁。京阪一带重要据点布满了幕兵。22日，德川庆喜断然拒绝京都送来的折中方案。上述种种迹象表明，德川庆喜的开战决心已经下定。
讨幕派在京都也作了相应的部署，21日举行隆重的天皇阅兵式，向国内外显示新政府的实力和讨幕派的革命决心。
战云笼罩着三都上空，大有山雨欲来之势，人们就是这样送走了丁卯旧岁，迎来了戊辰新年。
讨幕战争
戊辰年（1868年）是日本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经过讨幕战争，推翻了德川幕府，废除了封建制度，日本帝国从此开始在世界的东方兴起！
戊辰年是在战争中开始、在战争中结束的。鸟羽伏见之战一声炮响，拉开了讨幕战争的帷幕。
1868年1月25日，戊辰初一，德川庆喜就忙于起草所谓《讨萨表》，公然宣称1月13日“王政复古”以来的事态全是萨摩奸臣们一手制造的，要求引渡“萨摩二奸”（指大久保和西乡），否则将发兵诛戮。这是一纸复辟宣言。1月26日，大年初二，德川庆喜率领幕军1.5万人，向京都进发，声称此行是奉命入京奏请“辞官纳地”。
谁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松平庆永等人假传圣旨，让德川庆喜入京、奏请、补议定职的。这是一个历史上的谜、永远无法猜破的谜。
新政府方面则因内部矛盾，情况比较复杂。
26日，松平庆永急忙向岩仓具视递交一份建议书，请求准予德川庆喜入京、奏请、补职（此时幕军已经向京都进发）。岩仓说，虽然萨、长主张立即讨幕，但如果德川庆喜能上京奏请“辞官纳地”，仍希望二侯尽斡旋之劳。
松平庆永等入此举是有意替德川庆喜施放和平烟幕弹，还是被和平斡旋迷住了心窍？这又是一个难解的谜。
同日，召开三职会议，专门讨论德川庆喜入京问题。大久保强烈反对允许德川庆喜入京的主张，愤怒他说：“朝廷如此迟疑，其王政复古大业，将成画饼。”他断然主张先发制人，一扫幕府之余威。大久保后来又说，除非会、桑藩兵归藩，否则决不允许德川庆喜进京。山内容堂急忙说，即使会、桑藩兵不归藩，也要速召德川庆喜进京。这天傍晚时分，幕军先遣队已到京都的鸟羽、伏见。
27日，正月初三，朝议再开。大久保、西乡等讨幕派早就对和平斡旋厌倦了，并对松平庆永、山内容堂等产生怀疑。他们一面应付内奸外敌，一面部署军队，作好了作战准备。在此幕兵压城、千钧一发之际，大久保提出长篇建议书，严正指出“王政复古”以来朝廷重臣在决策上的错误：一在处置德川家的问题上，妄听越前、土佐二藩的“因循论”（维持现状、不求前进），且委派尾张、越前二侯相斡旋；二是默许幕府党在大阪实行割据；三是允许德川庆喜入京补议定职。并严厉批评“在京诸侯藩士均为苟且偷安之徒”，“上自议定、下至参与，无一有识之士”，“实令人愤慨”。为了挽救危局，只有依靠”勤王无二之藩”（指萨、长二藩），兴兵讨伐，除此别无他途。
久保等坚持下否定了允许德川庆喜进京的建议，直至中午时分，朝议才总算通过了制止德川庆喜入京的命令。
恰恰在这天下午，幕军陆续到达鸟羽、伏见（入京必经的两个关口），要求通过鸟羽进京。守在这里的萨摩藩兵，以“不许前进”的命令挡住去路。
两军对峙，拔刀待命。冬季天短，眼看夕阳西下，夜幕像死神一样威胁着幕军。幕军急了，下达强行通过的命令。这时，萨军一声军号长鸣，接着炮声轰隆、弹丸如雨。一颗炮弹准确无误地落到幕军炮兵阵地上，炮车被摧毁了，士兵混乱一团、向后奔跑，往淀城渍退。这就是讨幕战争的第一炮，时值戊辰元月三日薄暮时分。
伏见、鸟羽之战拉开了戊辰革命的帷幕。
28日拂晓，幕军冒浓雾向鸟羽、伏见猛攻不成，转向山城溃退，讨幕军乘胜直追，酿成山城战役。山城战役，幕军大败，企图退守淀城（曾是幕军前线指挥部所在地）。不料，淀城藩主一反既往，断然拒绝幕军再度进城，却开城欢迎讨幕军。
淀城藩主稻叶家曾蒙德川家恩遇，藩主稻叶正邦一度居江户老中职（直属将军统辖政务的最高官职），三日前淀城还是幕军前线指挥部。三日不见，判若两人。颓败之下，恩顾谱代①也难免叛离。
幕军失淀城后，妄图依靠有利地势和藉津藩兵力，扼守西国要冲——八幡一带。不料，津藩重臣藤堂元施，初则观望动摇，后在朝廷使臣开导下竟毅然归顺讨幕军。讨幕军在津兵配合下，一举攻克八幡。幕军退缩大阪，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讨幕军开进淀城，稍事休整，犒赏连日苦战的官兵，大力宣传讨幕圣旨，扩大讨幕阵线，准备进攻大阪。
鸟羽、伏见一战，震动朝野，京阪一带藩主和各阶层人士纷纷倒向新政府。例如，谱代首席彦根藩要求进京，尽守护宫廷之力，还主动集结附近诸藩派兵大津，防守京都外围要冲；三家之一纪州藩则用勤王论统一了思想，拒不参加讨萨行动，保持中立；熊本藩世子细川喜延入宫表示勤王决心；津藩和熊本藩早有默契，彼此共进退，等等。亲藩谱代况且如此，外样诸藩可想而知。讨幕阵线愈战愈大，德川庆喜越来越孤立了。
①谱代大名：德川幕府时代诸侯的名称，指德川幕府创始者德川家康于1600年进行奠定霸业的关原之战之前即臣属家康的诸侯，相当于其嫡系。
30日，德川庆喜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紧急召集老中板仓胜静、若年寄永井尚志，共商东归之计。走计已定，他召集官兵训话，装出一副立即亲自出征的架势。官兵们信以为真，各自准备随将军出征，军中又出现一丝活跃气氛。谁知道将军是在演戏。10时许，将军携同老中酒井中惇、板仓胜静、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桑名藩主松平定敬、外国奉行山口直毅、目付榎本道章等，偷偷从后门（樱门）溜走了。傻等在外面的官兵等急了，派几名军官到将军居室探询，发现将军不见了，只剩下杂乱无章的文件和器具。军官们惊呆了，相对默默无言。德川庆喜一行出了樱门，直奔天保山冲，去寻找已经安排好的幕舰“开阳”号。漆黑的天空，西北风劲吹，到哪里去找“开阳”号呢？这群败将们顾不得什么国格、人格，仓皇钻进一艘美国军舰，委屈了一宿，31日天明才转移到“开阳”号上。2月1日起锚，直奔江户（现东京），5日到达江户城，一代将军，今日如此狼狈、悲凉。
初战大捷的新政府比往日更加繁忙。1月31日夜里，召开诸侯百官小御所会议。这次会议与已往不同，不再是两派唇枪舌剑、论争不休，而是政府下达命令。首先是总裁下达《追讨德川庆喜令》，接着岩仓具视庄严宣布：
朝廷素来宽仁，凡眷恋德川家之恩者，愿去大阪、或归藩、或忠诚勤王，何去何从，各随自便。敦促那些动摇不定的人们迅速表态。会议开得庄严、简短，革命气氛甚浓。
2月1日，岛津久茂、德川庆胜、松平庆永、山内容堂、伊达宗城等10余名影响最大的藩主上书表态：誓死勤王。朝廷及时予以抚慰，鼓励他们为国鞠躬尽瘁。政府的正确政策巩固扩大了讨幕阵线。
3日，新政府宣布褫夺德川庆喜、松平容保、松平定敬、板仓胜静、永井尚志、户川安爱、大久保忠恕等数十名幕臣的官职，没收其在京的住所，驱逐其党羽。
同一天，讨幕军未费一枪一弹进驻大阪城，设立征讨指挥部，分兵四方，扫荡残敌，恢复大阪城秩序。讨幕军控制了全国经济中心。
讨幕战争第一阶段到此可以画一个句号了。
讨幕大军转战关东、直取江户，使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讨幕军的扫荡战进行得非常神速，残敌逃的逃、降的降，到2月初，京阪四国地区已经平靖，转战关东的条件已经具备。
为适应新任务，出征前对讨幕军进行了重新改组，完善了领导系统、加强了指挥力量、明确了任务和权力，组建起一支东征大军。
2月23日，朝议决定御驾亲征。25日，颁发亲征诏书。3月2日，建立东征大总督府，炽仁亲王兼任大总督，西乡隆盛、林玖太郎等任参谋。东征大总督之下设立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三个先锋总督。东海道先锋总督为公家桥本实梁，木梨精一郎（长州），海江田武次（萨藩）、伊地知正治（萨藩）等任参谋；东山道先锋总督为岩仓具经（公家），板垣退助（土佐）、河田太久马（鸟取）等任参谋；北陆道先锋总督为四条平隆（公家），山县有朋（长州）、小林柔吉（广岛）等任参谋。虽然总督由亲王公家出任，但实权掌握在讨幕派参谋手里。建立亲征体制是为了昭示讨幕战争的神圣性，粉碎朝敌散布的“私战论”（诬称讨幕战争是德川家和萨摩家的私战），提高军威、扩大讨幕阵线。
3月8日，举行誓师仪式，天皇亲授军刀一口、锦旗两面，大总督炽仁亲王上出师表。然后，大总督在参谋西乡隆盛、林玖太郎等参谋随同下乘战马登上征途，筑前、津和野二藩藩兵紧跟其后。威武壮观的场面令目击者感慨不已，长州藩士品川弥二郎在感叹之余作歌谣一首，流传于后世。
东征大军兵分四路，所向披靡，直奔江户。东海先锋军一路无阻，最先于4月4日到达江户城外品川。东山先锋军遇敌兵甚多，边进边战，力克艰险，于4月5日到达江户城外板桥。北陆先锋军征途较长，于4月26日到达江户郊区，设本部于浅草本愿寺。大总督所率兵马沿东海之滨，经大津、名古屋、滨松，于3月28日到达骏府城。四路大军构成马蹄形包围圈，只差临海一面没有合围。
3月29日，大总督府召开各道总督参谋会议，决定4月7日总攻江户城。
此时，江户城中的幕臣分为主战派和恭顺派。主战派主要人物有海军副总裁榎本武扬、勘定奉行兼陆军奉行小栗忠顺、步兵奉行大鸟圭介等；恭顺派主要人物是陆军总裁胜海舟、会计总裁大久保忠宽等。德川庆喜本人倾向恭顺派。所以，江户城内恭顺派占上风。于是，恭顺派分三路搞起一个解救德川庆喜运动。一路是以和宫（孝明天皇之妹下嫁给前将军德川家茂）为中心，通过血缘关系致书公卿，请求宽处德川庆喜；一路是以胜海舟为首，与西乡隆盛联络，要求和平解决，避免战争，防止西方强国干预，重蹈印度、中国覆辙；一路是英、法外交官员，处于幕府与东征军之间，为了自身利益不受损失，主张和平解决。解救运动果然很有成效。4月3日、5日，西乡、胜海舟两次会面和5日木梨精一郎参谋与英国使节巴克斯（即巴夏礼）会见之后，西乡隆盛以大总督府参谋的身分通知各军，暂缓攻城。接着，恭顺派与东征军方面进行一系列的谈判，谈判的焦点是在德川庆喜投降条件上讨价还价。
德川庆喜的处分问题，事关重大，大总督派西乡归朝请命。12日薄暮时分，西乡回到京都。连夜召开朝议，与会者有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等政府要员。会议开始，意见分歧。岩仓认为，为迅速收拾时局，应对德川庆喜从宽处理；西乡、大久保主张处德川庆喜以死刑。经讨论后，西乡、大久保放弃己见，意见趋于一致，决定了德川家处分案大纲，立即奏请批准。西乡13日捧旨回营，17日向大总督复命。
4月26日，东海道先锋总督桥本实梁、大总督府参谋西乡隆盛等60余人，承大总督之命进入江户城，向旧幕府的代理人田安庆赖宣布朝旨——德川家处分大纲。其主要内容：一、念德川家200余年之功业，今予宽典，免德川庆喜一死，退居水户谨慎，听候处理；二、献城投降；三、交出全部军舰和武器；四、城内家臣退出城外谨慎；五、助德川庆喜谋叛者处以重罪。
安田庆赖表示接受朝旨全部条款，听候处理。定于5月3日正式献城投降。
5月3日，东海道先锋军参谋海江田武次、木梨精一郎率萨摩、长州、尾张、熊本、备前、大村、佐土原等7藩藩兵入城。同日凌晨，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从宽永寺大慈院走出来，7日到达水户藩，进入弘道馆的一间屋子里，执行谨慎命令。据目击者记录，末代将军因长期优郁，面色憔悴，胡须蓬生，身穿黑色木棉外褂和裙子，脚登小仓麻里草屐，看上去一副可怜样，昔日的威风荡然无存。
5月13日，东征大总督炽仁亲王率各先锋总督及参谋进入江户城。260多年来将军的居城，现在改为大总督府，不久将成为日本的首都。
江户开城后，东征大总督面前有两大问题急待解决，一是处理德川庆喜的具体方案，如应立谁为德川庆喜的继承人，封禄应定为多少，居城应定在何处？二是江户城的治理问题，城内残敌未肃清，秩序混乱，尚拿不出有效的治理方案。为此，西乡于5月26日乘汽船回京请命。27—31日连日朝议，最后决定：德川庆喜的继承人定为年方6岁的田安龟之助，封禄为70万石，居城为骏府。并派三条实美为关东监察使偕同军防事务局判事大村益次郎赴江户，代表京都政府直接处理江户善后事务。
6月14日，三条实美一行到达江户，19日宣布立田安龟之助为德川庆喜继承人的朝旨。6月4日，大村益次郎亲自指挥东征军围歼聚集在上野一带的反革命武装集团彰义队，一举解决了江户治安问题，为恢复正常秩序创造了条件。12日，大久保利通到江户，安排天皇东幸江户和改江户为首都东京事宜，并部署进军东北地区剿灭残敌的军事行动。讨幕战争的第二阶段到此告一段落，主战场逐渐向东北地区转移。
东北战争主要是以会津藩为中心展开的。会津藩是原京都守护，1月27日迸犯京都的主力，故讨幕战争伊始，新政府首先宣布会津藩为朝敌之首，必讨之。当时的政策是政府暂不出兵，先由东北诸藩动手处置。首先说服处于中立的仙台、米泽、盛冈、久保田等藩，“明辨大义，恭顺朝廷”，与东征军相呼应，征讨会津藩。2月12日，命令仙台藩主伊达庆邦实行一藩单独证讨。3月19日，成立奥羽镇抚总督府，左大臣九条道孝任总督，泽为量任副总督，萨藩藩士大山格之助、长州藩士世良修藏任参谋，专门督导东北地区军政事务。但仙台、米泽藩主已陷入《讨萨表》、“私战论”泥潭中，认为新政府是萨、长手中之物、两藩挟天子令诸侯，所以对朝廷的命令阳奉阴违，表面上接受朝廷征讨命令，暗中同情德川家和会津藩。他们甚至向朝廷建议，要求停止东征，宽恕会津藩。奥羽镇抚工作进展甚微。会津藩主松平容保也在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恭顺，一面整编藩军，并与庄内藩（原江户守护）订立同盟，准备武力对抗。
新政府见东北形势微妙，于3月25日派遣奥羽镇抚总督及参谋率萨摩、长州、筑前等藩藩兵，从海路东征。4月11日在松岛登陆，指挥部设在仙台藩校养贤堂，立即命令仙台藩组织附近诸藩征讨会津藩。仙台藩主仍故意拖延，并对镇抚总督、参谋等人态度骄横、粗暴傲慢、发号施令颇为不满。仙台藩主扬言，会津并非朝敌，已有恭顺之意，应予会津以“恰当公正之罪名”，建议停止对会津征讨。仙台是东北第一大藩，影响很大，讨津战争一筹莫展，一个月的时间白白地过去了。
德川庆喜投降后，东北政情愈益复杂。一批顽固幕臣——海军总裁榎本武扬、陆军总裁小笠原长行、老中板仓胜静、若年寄永井尚志、步兵奉行大鸟圭介、反动皇族入道公现亲王（轮王寺宫）等率领军舰、幕兵逃到东北地区，四处流窜，组织反动力量，妄图东山再起，特别是会津藩一时成了反革命巢穴。例如，大鸟圭介于5月3日深夜率2000精兵逃出江户，经市川攻占宇都宫城，6月下旬进入会津藩，与会津藩兵共守藤原据点，后又窜到仙台进行煽动。如此一来，东北形势发生逆转。
首先，会津藩与另一朝敌庄内藩（原江户守护，烧毁萨摩藩在江户藩邸的主凶）暗立同盟，誓共存亡。然后，仙台藩与米泽藩共同发起解救会津运动和反东征军运动。他们一面宣扬说，会津虽参加鸟羽、伏见之战，但非朝敌，理应雪冤，求镇抚总督宽典；另一面诬蔑说，“称王师的西军（指讨幕军）实为奸贼”，“东方举起勤王旗帜，讨伐西军”。
6月1日，在仙台、米泽串连之下，于白石城召开诸藩重臣会议，共商解救会津事宜。米泽藩主上杉齐宪亲率1700名藩兵到会助阵。会上拟就“解救请愿书”，签名者共27藩。请愿书递交总督府，但被驳回。
9日深夜，奥羽镇抚总督府实权人物、参谋世良修藏被刺客枪杀，刺客是仙台藩藩士。刺客当场被擒，翌日晨被斩首。
同日，仙台藩主伊达庆邦、米泽藩主上杉齐宪共同向镇抚总督上书，宣布不参加讨律战争。随后，其他各藩纷纷从讨津军中撤兵。
6月22日，奥羽诸藩重臣再度到白石城集会。会上成立奥羽同盟，通过同盟条约，签名者共25藩。这是一个反革命联盟，史称奥羽越联盟。
8月31日，成立奥羽越公议政府。奥羽越联盟还向全国各藩和驻日外国使馆发送书简，妄图夏辟封建政权。
由于敌人一时猖狂，征讨军处境困难，加之战线越来越长，兵源、弹药、食品供应均感不足，东北战争一度处于胶着状态。
7月底，西乡隆盛回京请援，并亲自回鹿儿岛求兵。9月中旬，由驻守京都的萨摩藩兵和从鹿儿岛新调来的援兵组成一支强大的增援部队，乘汽船向东北战场进军。一路在东海港口平泻登陆，一路在西海港口新泻登陆。援军一到，征讨军士气大振，越后战场和奥羽战场均捷报频传，9月底开始酝酿会津攻坚战。当时军内有两个战略方案，一是先征服仙台、米泽，孤立会津，最后使之降服；一是先制服反动巢穴会津，仙台、米泽等藩不战自降。
白河口总督府参谋板垣退助、伊地知正治（原属东山先锋总督府参谋）
等主张后一战略，其理由是：奥羽是严寒地带，三四十天后必降大雪。东征军以南方兵为主，在严寒季节作战非常不利。若在仙台、米泽空费时间，年内难以攻克会津，势必拖到来年春天。如此，我军必厌战，敌方防御力量将增加10倍。且夜长梦多，我内部恐生枝节。毕竟会津是根本，仙台、米泽是枝叶，根拔叶必枯，此自然之理。板垣设想被采纳，确定会津攻城、仙米攻心的策略。
从9月底开始，东征军调集主力部队3000名，组成1万余人的攻津大军，炽仁亲王兼会津征讨大总督。征讨军从四面八方进击会津藩城若松，一个一个地拔掉若松外围的据点，一天天缩小包围圈，把驻守在各据点的藩兵全部赶进若松城。到10月10日，征讨军已形成若松包围网、占据了城外制高点。
12、14日，征讨军大炮齐鸣，轰得若松城内房倒屋塌，四处起火，死伤惨重，仅14日一天，死亡者达170余人。残酷的攻坚战，震撼了整个东北地区，藩主们无不胆颤心惊。
攻心战的时机也成熟了。征讨军及时地利用土佐藩和米泽藩的姻戚关系，派土佐藩士泽本盛弥携带土佐重臣的书信赶赴米泽劝降，信中说：“一旦悔悟谢罪，可永久保持祭典祖先、恢复藩祖的英名。”米泽藩主为之说动，立即派员赴总督府请降。总督府向来使讲清政策，一、即使反乱首谋亦投降不杀；二、一旦悔悟谢罪，可保领内安定无事；三、如果会津藩悔悟谢罪，亦将允许继续祭祀祖先；四、投降后仍给予一定数量领地；五、奥羽诸藩有意投降者，可派重臣来总督府请降。
攻心政策很有威力。10月13日，米泽藩主上杉齐完请降，并派其子茂宽赴总督府要求参加讨津战斗，以反戈一击表示忠诚。在米泽影响下，10月30日仙台藩主伊达庆邦向总督府提出投降谢罪书。奥羽越同盟崩溃了。
征讨军从9月中旬至10月底发动强大攻势，猛轰若松城。城外盟藩纷纷投降，城内屋倒阁塌，弹尽粮绝，孤立无援。藩主松平容保在走投无路之时，于11月4日，经米泽藩中介，向总督府提交投降书。板垣退助、伊地知正治两参谋向来降者提出投降条件：一、6日午前8时，城门悬挂写有投降二字的白旗；二、松平容保与其子到军门前乞降；三、文出全部武器弹药，等等。
松平容保及其重臣完全接受投降条件。6日早，着松城门上挂起白旗。据说这面白旗是用碎布条拼成的，成块的布已为伤员包扎用尽。正午时分，松平容保、松平喜德父子及家老等重臣，身着麻布衣、脚登草屐走进投降仪式场，在锦旗飘扬、威武堂堂的征讨军队列前乞降。继江户之后，又一个反革命巢穴被摧毁。反动派的活动阵地越来越狭小了。
米泽、仙台、会津投降后，其余小藩纷纷投降，东北战争宣告结束。
12月20日，东征大总督兼会津征讨大总督凯旋归京，向天皇交还节刀（似令箭）和锦旗。讨幕战争接近尾声。
虾夷（今北海道）地方是反动幕臣的最后一块阵地，函馆战役是讨幕战争的尾声。
会津藩投降后，以榎本武扬为首的一群顽固幕臣见大势已去，便于11月25日率8艘军舰、2000多名官兵向虾夷地方逃去，妄图藉海山险要负隅顽抗。12月3日到达虾夷，从鹫木登陆，8日占领箱馆及五棱郭要塞（坚固的洋式五角形要塞）。箱馆府知事率兵逃往青森。12月18日，叛军占领松前藩，藩主松前德广率兵逃往轻津。虾夷地方完全落入旧幕臣之手。1869年1月27日，叛军建立虾夷地方行政机构，以陆海军军官投票的方式选出主要官员——总裁榎本武扬、副总裁松本太郎、海军奉行荒本郁之助、陆军奉行大鸟圭介、箱馆奉行永井尚志等。是日，船舰上、炮台上鸣礼炮100响，以示祝贺。到夜间，街道上彩灯悬挂，看上去好不壮观！
早在1868年4月，根据《政体书》府藩县三治一体的规定，将箱馆划为箱馆府，作为政府直辖地方机构，派清水谷公考为箱馆府知事。12月8日，知府退到青森，组织附近藩兵防御残敌进犯，同时向政府报告敌情、请派援兵。政府立即派海陆军参谋山田义显率长州、德山二藩兵奔赴青森。12月22日，山田改任为青森口陆军参谋兼海军参谋。1869年1月1日，政府发布《箱馆逃军追讨令》；清水谷知事兼任青森口总督。其后陆续派长州等数藩藩兵增援青森，到5月青森总兵力达7000余人，增派黑田清隆为陆军参谋。
政府还派一支包括军舰8艘、运输汽船4艘、大型帆船16只的海军开赴青森。
箱馆扫荡战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5月中旬，北日本还是早春天气，海风袭来，令人感到阵阵寒意。5月17日，一声军号长鸣，海陆军齐发。兵分两路，一路指向松前，一路指向箱馆。征讨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直逼残军巢穴，28日攻克松前城，6月9日攻占箱馆外围重要据点矢不耒（音lěi），敌军被赶进五棱郭，成了瓮中之鳖。
6月20日拂晓，箱馆总攻开始了。海陆相互配合，炮声隆隆，硝烟蔽空，厮杀声弥漫山野。残军的舰队完全被消灭，要塞里尸体横陈，猛将土方岁三毙命。22日，黑田清隆派人去五郭劝降，但本武扬仍摆出一副武士架势，拒不投降。24日，征讨军集中火力猛攻五郭、弁天崎、千代岱炮台，弁天崎守兵投降了（永井尚志在内）。25日强攻千代岱，守将战死，守兵投降。榎本武扬听到两炮台失守报告后，凄枪已极，拔刀欲剖腹自尽，被部下阻止，镇定之后决定到军门投降，以保全残部生命。26日晨，榎本武扬、松平太郎、大鸟圭介、荒井郁之助等向黑田参谋请降。黑田提出投降条件：一，翌日上午6—7时，榎本等4人到军门投降；二、下午1—2时，全体部队投降：三、下午4—5时，文出武器和五郭要塞。榎本完全按照投降条件举行投降，征讨军收点城地和兵器。讨幕战争到此宣告胜利结束，时值1869年6月27日。
废藩置县
战争不是目的，仅仅是手段；讨幕战争的目的是推翻德川幕府、废除封建领主制度、建立近代富强国家。因此，讨幕派在兵马停偬中仍不遗余力地推行废藩政策，实行府藩县三治一体体制、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既果断又谨慎地推动革命向纵深发展。
府藩县三治一体体制是废藩置县的前奏，是因时制宜的革命政策。
如前所述，讨幕战争是“辞官纳地”的战争，战争的第一个目的是剥夺德川庆喜的领地、领民。讨幕军所到之处，首先没收幕府直辖领地（所谓“天领”），然后在当地设镇台，派总督管理。例如，讨幕战争初战告捷，便于2月14日设立大和镇台，参与久我通久为总督；15日设立大阪镇台，参与醒醐忠顺任总督；同日设立兵库镇台，东久世通禧任总督。几天之后，将镇台改为裁判所，由军政向民政转移，以期建立地方行政建制。2月24日设长崎裁判所，3月之日设京都裁判所，30日设大津裁判所，4月11日设横滨裁判所，5月4日设新泻裁判所，16日设佐渡裁判所。其中长崎、横滨，箱馆、新渴均为对外开放港口，政府格外关注。
5月，新政府根据《政体书》确立府藩县三治一体体制。藩，凡勤王藩、中立藩照旧保留藩名称，由原藩主统治不变；凡直辖地或朝敌藩，均收归天皇管辖，分别设府或县。原则上，大都会和港口设府，一般地方则设县。例如京都、大阪、江户三都，以及长崎、横滨、箱馆、新泻港口，均以府建制；兵库、大津、笠秋、堺、久美滨等，则建立县制。
《政体书》还强调中央集权化、地方服从中央、政出一途等。对府藩县权力加以限制，如规定“五勿”政策：勿以一地之制用于他地；勿私授爵位；勿私造货币；勿私雇外国人；勿与邻藩或外国订立盟约。目的在于“不使小权犯大权，不使政体紊乱也”。12月11日，新政府又制定《藩制职制》，进一步削弱藩的权力，强化中央集权，打破封建封闭制度，提出打破门阀制度，登用人才，藩政与家政分离，实行公议体制等。在官员设置上，各藩设执政、参政、公议人。执政奉朝命（中央政府命）辅佐藩主，执掌一藩政事和纲纪：参政参与藩政，掌管庶务；公议人代表藩论，任公议所议事员。凡此种种举措，均为强化中央集权、限制藩权，为废藩置具积累条件。
三治体制是战争时期的、因时制宜的废藩措施。因彼时的急务是团结一切反幕力量，迅速推翻德川幕府，巩固新政权，故不能实行一概打倒的废藩政策，对300名诸侯要区别对待。正因如此，讨幕阵线才没有破裂，并逐渐扩大，而朝敌的阵地日益缩小，这是讨幕派决策人的英明之处，是取胜的原因之一。
版籍奉还是三制体制的新发展；是“辞官纳地”的逻辑发展。根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训，“辞官纳地”自然包含全部诸侯。
早在讨幕战争初战告捷之时，参与兼总裁局顾问木户孝允在给三条实美、岩仓具视的信中写道：“应从速捣其巢穴（指江户），以正天下之大典。..
并以至公至正之心，一洗七百年来之积弊，使三百诸侯均交其土地和人民，不然革新之意就不知何在。”木户在这里强调两件大事：一要从速夺取江户，推翻德川幕府，剥夺德川庆喜的领地、领民，给各位诸侯看看；二要使各位诸侯均交回其土地和人民，重点在“均”字上，即三百诸侯无一例外。这是对“辞官纳地”革命纲领的新解释，使之符合“王土王臣”的古训。
当木户将自己的这一思想告诉大久保时，大久保以发自内心的共鸣表示赞同。约定各自作本藩主的游说工作，说服藩主，统一藩论。
至于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政策、在什么时候使三百诸侯均交出领地、领民，他们之间也有共识。第一，不采取夺取方式，而采取“奉还”方式，给藩主以主动，体面地交出版籍。第二，萨（摩）长（州）二藩率先垂范。第三，说服藩主统一藩论时，一讲君臣大义和王土王臣的古训；二讲全国全世界形势，表明大势所趋；三讲赎买政策，对表示忠诚者，将赐以俸禄，列为公卿；四讲利害关系，勿蹈德川庆喜之覆辙。这种“奉还”方式，确实是一个革命创造。
5月底（德川庆喜已献城投降），木户回到山口，拜见藩主毛利敬亲，陈述奉还版籍的主张。第一次陈述时藩主未加可否。但从此以后，他一有机会便反复陈述。直到10月，在木户不厌其烦的陈述下，藩主终于说话了，“好，你们妥善处理吧。”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大久保是采取自下而上的统一藩论办法，先和小松带刀、伊地知壮之诚、吉井幸辅等重臣名士商量，然后再说眼藩主岛津忠义。萨摩是藩国意识最强的藩，工作难做。大久保东奔西走，冲破种种阻力，直到年底总算统一了藩论。大久保松了一口气，感慨良深，戊辰岁暮与丁卯岁暮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1869年2月24日夜里，大久保利通、广泽真臣、板垣退助等萨、长、土三藩代表，集会于京都圆山山边野墅，讨论版籍奉还问题。结果，三藩意见完全一致。恰在此时，佐贺藩讨幕志士大隅重信与伊藤博文交换废藩意见，二人一拍即合，立刻参加版籍奉还活动。三藩会议发展成四藩联合，西南四强达成共识。
3月2日，长州藩毛利敬亲、萨摩藩岛津忠义，佐贺藩锅岛直夫、土佐藩山内容堂等四藩主联名上《版籍奉还表》，交还领地和领民。四强影响所及，一股“奉还”运动像春潮一样，从西南向东北蔓延。三百诸侯竟相效仿，纷纷上书。
4月20日，成立公议所。6月，天皇就版籍奉还咨询诸藩。7月25日（讨幕战争结束将一个月），以天皇的名义批准四藩《版籍奉还表》，接着又批准了其他262藩的奉还表。到8月2日，版籍奉还运动告一段落。形势发展之快，为倡导者始料不及。
三百诸侯上书批复后，怀着不同的心情等待上面的吩咐。政府的政策很简单，概括起来有三条，一、保留藩名，改藩主为藩知事，原藩主为当然藩知事，由中央任命；二、领地领民交还天皇，但仍由藩知事代管；三、以本藩实际收入的十分之一为藩知事的俸禄，其余作藩政经费。
显而易见，版籍奉还使废藩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三百诸侯均交出领地和领民，封建领主制的基础不存在了。但是，藩主的统治权没有被废黜，大有“纳地不辞官”之势。因此，废藩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
废藩置县是废藩革命的最后一步。
版籍奉还后，新政府趁热打铁，加速中央集权化过程，但阻力甚大。例如，部分公卿、藩主谋叛，长州藩兵叛乱，农民骚乱，社会动荡不安，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各藩知事对中央政令执行不力，阳奉阴违，各行其事，改革收不到预期效果而流于形式。
严峻的政治形势，促使革命者提出废除藩知事制度，使封建制度“名实共废”，行“废藩置县”。严峻的政局又一次把四强藩志士凝聚在一起，走完废藩革命的最后一步。
1871年2月，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杉孙七郎去高知会见板垣退助、福冈孝悌，三藩巨头意气相投，订立合作盟约，立时政局出现活力，废藩置县准备工作一步一步进行。三藩巨头决定由三藩出兵，组建万人国家军队——亲兵，作为废藩置县的后盾。5月，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率兵上京，6月长州兵到京，亲兵组建一气呵成。然后，改革陆军兵制，建立军区。8月11日，免除中央政府全部主要领导人的职务，重新建立以木户、西乡、大久保、大隈、板垣为核心的中央政府，维护四强力量均衡，确立中央权威。8月17日，判央福冈藩膺造藩币案，藩知事黑田长知被罢官，大参事立花增美等5犯处死刑。这个小插曲不能等闲视之。恐怕是大久保等巧为安排的“杀鸡做猴”的小戏，为废藩置县大戏作铺垫吧？8月24日，在木户住所，召集有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西乡从道、大山岩、山县有朋、井上馨等巨头秘密会议，确定废藩置县具体行动计划。会上决定，如有某藩不服从，则派亲兵讨伐，如朝议不通过，则立即实行总辞职。会后取得板垣退助、大隈重信、岩仓具视同意。万事准备停当。
明治4年（1871年）8月29日，天皇召见萨摩藩知事岛津忠义、长州藩知事毛利元德、佐贺藩知事锅岛直夫、土佐藩知事山内容堂，先表彰其版籍奉还之功绩，然后嘉奖熊本藩知事细川护久、名古屋藩知事德川庆胜等4知事主动建议实行郡县制的行动。同日下午，天皇召见岛津忠义等在京56名藩知事，当即由三条实美宣读《废藩置县诏书》。诏书开头批评藩知事在版籍奉还后没有真正执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有其名而不举其实，..朕为之慨叹！”接着说：“故今更废藩置县，除冗就简，去有名无实之弊，无政令多歧之忧。汝等群臣须体察朕意！”这是一个突然袭击，对藩主们来说，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场的藩主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敢出来对抗。与下发诏书同时，政府还以太政官布告将废藩置县一事公诸于世。
废藩置县主要内容归纳起来有四条：废除藩制，一律改为县；罢免原藩知事，政府任命县知事，县知事不得由本藩人充任；命令原藩知事离开旧地，迁入东京，政府发给家禄；打破旧藩界线，全国共划为3府72县。
这样一来，在日本列岛上存在1000余年的封建制度，名实共灭，废藩革命在此画上句号。
官制改革
讨幕战争、废藩置县、官制改革是戊辰革命三部曲，三者互相联系，相辅相成。
官制改革是政治体制的革命，是公议政体体制向近代官僚专制体制演变过程。因此，讲官制改革必须从公议政体体制的产生说起。
“王政复古”政变是由以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为首的讨幕派组织发动的、有反幕派公卿和公议政体派藩主参加的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宫廷政变，是日本资产阶级运动的前奏。
“王政复古”政变发布了具有反幕联盟共同纲领性质的《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摄关、幕府等旧政权，建立“暂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处理万机”的新政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告载明，“诸事应按神武创业之始，无缙绅、武士、堂上、堂下之别，皆须发表至当之公议。”这表明新政权是“托古改制”，即托太政官制之古，建立公议政体之制。
《王政复古大号令》还给新政权的人事阵容作了规定。“三职人事阵容：
总裁：有栖川宫（炽仁亲王）。议定：仁和寺富（纯仁亲王）、山阶宫（晃亲王）、中山前大纳言（忠能）、正亲町三条前大纳言（实爱）、中御门中纳言（经之）、尾张大纳言（德川庆胜）、越前宰相（松平庆水）、安艺少将（浅野茂勋）、土佐少将（山内丰信）、萨摩少将（岛津茂久）。参与：
大原宰相（重德）、万里小路右大辨宰相（博房）、长谷三位（信笃）、岩仓前中将（具视）、桥本少将（实梁）、尾张三人、越藩三人、艺藩三人、土藩三人、萨藩三人（每藩三人均属藩士）。按此规定，总裁必须由亲王担任，议定须由亲王、公卿、藩主担任，参与由公卿、藩士担任。这种权力分配的原则带有严格的封建等级界限。亲王、公卿、藩主占据高位，公议政体派占数量上的优势，讨幕派藩士数量少、地位低，但他们手握兵权，却是新政权中的实力派。
《王政复古大号令》中的改革口号是：“舆论公议”、“登用人才”、“广开言路”、“百事一新”、“一洗旧弊”、“安定四民”。
从政治体制角度而言，三职政权可以算作是公议政体体制。
所谓“公议政体论”，是开国后幕府、藩主、公卿中的改革派提出的调整幕、朝、藩关系的构想，企图以朝、幕、藩联合体制代替幕府专制体制，借以维持危机深重的封建制度。文久年间提出的“公武合体”、“诸侯会议”、“上下议院论”，庆应年间坂本龙马的《船中八策》、西周的《议题草案》、津田真道的《日本国总制度》等构想都与公议政体论一脉相承。安政年间公议政体论的代表人物是阿部正弘，文久年间公议政体论的代表人物是岛津久光，庆应年间公议政体论的代表人物是山内容堂。
不难看出，三职政权是各种政治势力的松散联盟，没有统一意志，不是一个有效率的国家实体，只是过渡性政权的一种形式；公议政体体制也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治体制，绝不是完全意义的近代政治体制。
讨幕派在战争中正确地采取反幕联合阵线政策，一面利用三职政权，一面不失时机地、逐渐地改造三职政府的性质，使公议政体体制演变成资产阶级官僚专制体制，这些政治活动就是官制改革。
官制改革与讨幕战争的发展、废藩革命进程紧密配合；《政体书》的制定与实施是战争时期实行的全面的官制改革。
讨幕战争是讨幕派领导的革命战争，是资产阶级运动从改良到革命的发展。单就政治体制发展而言，讨幕战争是公议政体体制向资产阶级官僚专制体制演变的过程。
讨幕战争的胜利发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政治体制改革是讨幕战争胜利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新政府的领导集团在兵马倥偬中仍不忘官制改革。
鸟羽、伏见之战初战告捷，新政府便在明治元年（1868年）2月10日，着手整顿三职政府的机构和人事阵容，实行三职七科改革，即在三职下设立神只、内国、外国、海陆军、会计、刑法、制度等七科。总裁总揽万机，裁决一切事务；议定分督七科；参与分掌七科权力。
另设征士、贡士制和上下议事所。所谓征士，是从各藩和都市有才之上中遴选的议员，充任参与或下议事所议事官，任期4—8年。所谓贡士，是由各藩主指定的议员（大藩3人、中藩2人、小藩1人），充任上议所议事官，任期不限。征士和贡士类似官选议员，但不是握有决议权的议会成员，而是咨询机关的官员。上议事所和下议事所，似乎是模仿欧洲立宪政治的两院，前者是公卿藩主的会议机关、行政官府；后者是咨询机关，设立的目的是标榜“洞开言路”、体现公议政体原则，有利于调动各阶层参加讨幕战争的积极性，扩大讨幕阵线。
2月25日.又增设总裁局，中央政府成为三职八局。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先后担任总裁局顾问。
军事体制改革不可忽视。3月，设立大总督，以统率东征军；各道设立总督，以统一指挥各藩军队和草莽队（民间军事组织）。讨幕军是以天皇的名义讨伐幕府的，故各级总督均由亲王或公卿担任，但实际指挥权却掌握在担任各总督府参谋的讨幕派手中，全部讨幕大军的指挥大权掌握在大总督府参谋西乡隆盛手里。
通过上述一系列改革，讨幕派掌握了军政大权，强化了中央集权体制，但政治体制的改革仍在雏型阶段。
3月中旬，东征大军兵临江户城下；4月6日，发布《五条誓约》；5月3日，德川庆喜献城投降；6月11日，发布《政体书》，实行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
《五条誓约》是继《王政复古大号令》之后、在新形势下制定的共同纲领；《政体书》是《五条誓约》的体制化，是官制改革的法律根据，故有人称之为组织法。
《政体书》是在木户孝允领导下，由通晓和（日本）、汉（中国）、洋（西方）制度的福冈孝悌、副岛种臣起草的。拟定前曾征求一些藩主和藩士们的意见，并参考了《令义解》、《职原抄》、《文献通考》、《云上明览》、《大武鉴》、《西洋事情》以及《联邦史略》（汉译北美合众国制度）等古今内外文献。
《政体书》的基本内容有五个：第一，强化中央集权，“天下之权力皆归大政官，使政令无出二途之患”。第二，建立制衡体制，“太政官之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使无偏重之患”。第三，建立议事制度，“为实行舆论公议也”。第四，采用官吏公选办法。第五，确立府藩县三治一体体制。
根据《政体书》，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治体制。即太政官（未设太政大臣，以辅相二人代）是中央政府最高行政机构；下设立法、行政、司法三个官府；立法官府下设上局、下局（模仿西方两院制）；行政官府下设神只、会计、军务、外国等官（省）。地方官，设有府、藩、县。
这套体制，可称之为“政体书体制”。
官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人事阵容的调整。政体书体制，中央政府的人事结构基本上未变，仍然是等级森严，辅相、认定均出自公卿、藩主，藩士只能屈居参与，但政府讨幕派的力量加强了。
“政体书体制”改革是整个官制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中央集权化起了积极作用。但这个体制在运行中仍是枝节丛生，步履维艰。“政体书体制”既采古制，又模仿西制；既强调中央集权，又保留公议政体成分，其本身矛盾重重。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品种几乎全部没有成活，“政体书体制”的生命也是短暂的。
伴随废藩革命，中央政府还实行了两次大政官制大改革。
明治2年（1869年）8月15日，公布一份叫《职员令》的政改文件，实行太政官制改革，实际上是对“政体书体制”的改革。《职员今》一反“政体书体制”模仿西方政体形式的做法，而模拟大宝古制，采取祭政一体制，废除行政官和上局会议，代之以神只、太政二官，且神只官位于太政官之上。
太政官之下，设民部、大藏、兵部、刑部、宫内、外务6省。6省之外设立一个集议院，代替上下局，议事机关的地位大大降低了。太政官是以左右大臣各一人，大纳言、参议各三人组成的中央政府的中枢机关，直接“辅佐天皇，统理大政”，掌管6省。不难看出，这次改革的矛头直指公议体制，纯化新政府，排除公卿、藩主，有效地加强中央集权体制。9月16日，实行机构改革，加强民部、大藏两省，后两省合并为民部一省，松平庆永任省卿，大辅为大限重信，少辅为伊藤博文。该省人才之集中、主管事务之多之重，大有凌驾太政官之上之气势。12月设立改正局，专门掌管政体改革，除大隈、伊藤参加外，又集结涩泽荣一、前岛密等开明人才，推进兴革事项，使保守分子望而生畏。
《职员令》改革后二年，明治4年（1871年）7月29日，中央政府又发布一份叫《太政官职制及章程》的政令，再次实行官制改革。这次改革的任务是健全太政官体制，实行三院制，即正院、左院、右院。正院以太政大臣为中心，设纳言若干人（后改为左右大臣）、参议若干人统称三职。太政官辅佐天皇，总揽祭祀、外交、宣战、媾和及海陆军大权；纳言职权仅次于太政大臣，大臣缺席由纳言代理；参议参与国家大政，审定国务，辅佐太政大臣和纳言，协理庶务。《太政官职制及章程》首先确立天皇亲政体制，然后确定太政官地位，三职类似内阁，正院下设藏、兵、外诸省，分掌国家政务，省卿由参议兼任。左院由议长一人、议员若干人组成，参议或一等议员兼议长，审议各项立法议案。右院由省卿、大辅组成，起草制定有关各省事务的法案，审议各省行政实施上的利弊。
另外，废除位居太政官之上的神只官，改为神只省，隶属太政官。还废除等级森严的官阶，定新官阶为十五等，不分门第家格，任人以才。
改革后，太政官与正院集大权于一身，总揽立法、行政、司法一切国家大权。但这不是改革的实质，改革的实质是公卿、藩主在中央政府中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了。从表面上看，三大臣均由公卿出任，参议由四强藩讨幕派藩士出任，省卿由参议兼任，但事实上参议是国家大政的决策人，省卿是执行人。三大臣是按照参议的决策辅弼天皇，天皇接受辅弼发布命令。这样一来，参议、省卿是真正的实权派，大臣和天皇统统被架空了。三条实美、岩仓具视是大久保利通等人一贯言听计从的合作者，这种微妙的关系是耐人寻味的。
我们回溯官制改革全过程，看出一个明显的趋势：每改革一次宫制，中央政权的公议政体的色彩就淡薄一层，中央集权的色彩就加深一层；公卿、藩主的权力就削弱一些，讨幕派的权力就加强一些；公卿、藩主在中央政权中的人数就减少一些，讨幕派的人数就增加一些。到明治4年（1871年）《太政官职制及章程》改革之后，中央政府中除三条实美、岩仓具视之外，公卿、藩主统统不见了，萨、长、土、肥的讨幕藩派领袖占据中央政府全部要津，形成一个近代官僚群，垄断了国家政权，资产阶级官僚专制体制随之形成，公议政体体制终被淘汰。
第7章 求知识于世界
考察欧美
戊辰革命后，日本进入建国阶段或资本主义改革阶段。建国的任务是把旧日本建设成资本主义的新日本，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建国纲领是“求知识于世界”和“宫国强兵”。建国工作以岩仓使节团考察欧美各国为开端。
戊辰革命胜利后，百废待兴，但明治政府领导集团尚无一张建国蓝日。
建国大业从何着手、怎样着手，一时莫衷一是。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建议，先出使欧美考察，然后绘制蓝图。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旱有出国考察的愿望，由于革命重任在身，无暇出国。所以，出使考察的意见很快在政府要员中达成共识。况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早已是五条誓约之一。
明治4年（1871年）10月，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出出国考察《事由书》两份，明确规定了使节团的总任务和具体的考察任务。其总任务是：一、历访缔约国，呈递国书，修聘问之礼；二、考察各国文物制度，制定建国方略；三、举行修改条约预备谈判，表明日本的立场和希望。考察的具体任务是：
一、考察合国的政治制度、法律的理论和实际情况；二、考察各国的理财、会计（财政、金融）、各类产业的法规和管理亢怯及现状；三、考察各国教育制度、法规和现状。并分科定人专科考察。
使节团成员的人选，要经过政府要员协商确定，然后由太政大臣任命。
特命全权大使是右大臣（原外务卿）岩仓具视、副使是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一等书记官是外务少丞田边太一、外务大记盐田笃信、外务六等出仕何礼之、福地源一郎，二等书记官是外务少记渡边洪基、外务七等出仕小松济治、林董三郎，三等书记官是七等外务出仕川路宽堂。山内一式，四等书记官是文部大助教池田政懋、外务大录安藤忠经，理事官是陆军少将山田显义、司法大辅佐佐木高行、侍从长东久世通禧、会计兼务户藉头田中光显、造船头肥田为良、文部大丞田中不二麿、少议官高崎丰麿等48人。他们都是各部门有才干的官员。三条实美、西乡隆盛、坂垣退助、大隈重信、后藤象二郎、副岛种臣、井上馨、山县有朋、大木乔任等组成留守政府。为了使两班人马互相协调，双方签订一份《约定书》12条。约定在使节团出国期间留守政府与使节团每月通报两次，互报情况，重大兴革事项必取得共识后再办，免生龃龉。在《约定书》上签名的有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右大臣岩仓具视、参议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隈重信、坂垣退助、议长后藤象二郎、神只大辅福羽美静、外务卿副岛种臣、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大藏大辅井上馨、兵部大辅山县有朋、文部卿大木乔任、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司法大辅佐佐木高行、司法大辅宍户玑、宫内卿德大寺实则、开拓次官黑田清隆等12人。
一切准备停当，明治4年（1871年）12月23日11时，岩仓使节团一行登上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亚美利加”号，下午在礼炮声中离开横滨赴美。
是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船渐渐地远去了。船上人员回头眺望，耸立在箱根、足柄山脉之间的覆盖皑皑白雪的富士山峰，在夕阳映照下分外美丽。
使节团于翌年（1872年）2月29日抵达华盛顿，拜见美国总统后，立即与国务卿会谈有关修改条约问题。因美国态度强硬，修改条约工作一筹莫展，只好专心考察。8月6日，使节团又登上英国轮船，经过10天航程，到达英国。英国政府对修改条约态度更加强硬。从此，使节团素性放弃修改条约工作，专心致志地进行考察。
使节团先后访问了美、英、法、比、荷、奥、德、俄、丹、意、瑞士、瑞典等12个国家，历时22个月。使节团每到一国，首先接触国家首脑、政府要员和各界知名人士，考察政府组织机构、议会的功能及运作、法院的权力、三权分立的机制，等等。对公司、交易所、工厂、矿山、港口、农牧场、兵营、要塞、学校、报社以及福利设施等，亦都进行仔细的考察。
岩仓使节团组织规模之大，访问国家之多，考察项目之全之细，历时之久，耗资之多，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使节团的收获是巨大的。首先是明治政府领导人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学到了治理近代国家的理论和方法，为制定建国蓝图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当他们从“始惊、次醉、终狂”中冷静下来之后，便开始思索如何实现建国大业，如何追赶先进国家实现与“万国对峙”的夙愿。
使节团学到的东西是具体的。他们最关心的是各国的宪法和政治体制。
他们把几种宪法和政治体制进行对比，看看哪种体制最适合日本国情。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回国后，立即提出制定宪法的建议书。
使节团被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情况迷住了，进行了仔细考察。特别是对“世界工厂”的英国，更是着了迷，足足用了4个月时间，考察了伦敦、朴茨茅斯、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爱丁堡、纽卡斯尔、谢菲尔德、伯明翰、伍斯特等25个城市。“每到一地，黑烟蔽空，工厂林立”，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富强之道。
使节团对各国教育制度和现状给予极大的注意，特别是对美国的教育发生了兴趣。他们发现美国教育普及程度很高，并认为是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木户孝允认为日本人“与今日之美欧诸州之人决无不同，只在于学与不学而已..其为急务者，莫先于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