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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 理想丰满

_2 冯仑(当代)
  今天中国的房地产问题,就面临着这样两种选择。而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导致在社会上的一些争论。
  中国目前的房地产的问题是什么?今天所谓房地产问题其实是住宅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快速城市化的地区,住宅一直都是问题。我年轻的时候看过恩格斯在1850年写的一本有关住宅问题的书(《论住宅问题》),其中有一篇是讨论工业革命初期英国工人阶级的住宅问题。台湾在80年代末时,也有过无壳蜗牛运动跟住宅有关。两个月前,查韦斯让军队开进了高尔夫球场,把富人的高尔夫球场改成经济适用房。而波及全球的美国次贷问题也是住宅问题。
-第28节:房地产(节选)(4)
  在人均GDP达到8000美金之前,住宅问题是所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经济起飞、快速城市化的国家和地区的普遍性问题,这个问题急不得,但是又不能不急。所谓急不得就是没到GDP8000美金这事儿都解决不了,不急不行是因为大家都在吵。
  那么要熬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决?我们看中国的住宅,从北京、上海、西安、杭州一直到邯郸、保定,大家会觉得这个问题的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北京、上海几乎是在饱和状态下,首次置业占的比重已经很低了,改善性置业是最主要的。而二三线城市刚刚开始首次置业浪潮。所以住宅问题是跟GDP有关的,它是随着这些区域经济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的。
  那么,住宅这个问题今天到底有多严重?究竟是疾病,还是青春痘?这两个问题的性质不一样的。女孩在青春期的时候,脸上会长痘痘,它究竟是不是病,医生都没有统一意见。但是家长可以有两个选择,聪明的只做两件事,就是安慰和等待,等到孩子年过二十,脸上自然又光洁如玉了,因为这是一个成长必经的过程,如果你要把它当成病,到处求医问药,有可能会整得小姑娘的内分泌越来越乱,最后保不定落下坑或者疤痕,这个痘痘问题就被整歪了。
  今天我们判断房地产住宅问题也是这样,站在领导者的角度来说,你首先要判断它是青春痘还是病,如果是青春痘那就多加安慰,全世界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能保障人民35岁以前都买得起房的。古巴、朝鲜可以保障,但是同时要限制你的自由。
  医学理论有两个词最难搞清楚,中医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叫上火,那么火在哪儿呢?不知道。西医里面最让人犯晕的一个词叫内分泌,内分泌失调这个事很复杂,你要去调,但具体怎么调,医生也没法儿说清楚。西医通常会给病人开些药,让病人边吃边检查然后调整处方。中医会开出完全不一样的中药方子,也有不用药的,说针灸或者拔罐就能解决问题。人在青春期和更年期内分泌问题都多,这就好像我们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系统最容易出问题。这也意味着所有的问题都不只有一个答案,因为你要转,从旧轨道转到新的轨道,有的人用旧的标准,有的人用新的标准,很难众口一词。
  今天中国的住宅问题就面临这样两种选择,站在行业的立场来看,这些都是青春痘的问题,长大了就好了;但是政府、媒体更多认定这是病,需要去医院治疗。
  买不起房的致病因素有四个。最初认为主要来源于开发商,说黑心的开发商把房价炒高了,于是政府和媒体合力对开发商进行道德批判,除了舆论批评,政府还通过限制开发贷款、限制土地来源、增设土地增值税等措施限制开发商发展。调控几年后发现,地方政府也得对住宅问题负责任,于是,最近三两年里,大家又都在批评地方政府了,说当地领导不好好建保障房,不负责任,不关注民生。地方政府不干了,说我手里又没钱,保障民生应该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啊!全社会讨论来讨论去,中央政府意识到这件事自己最有责任,于是决定拿350亿出来支持做保障房,又要管住租金不让它涨,同时鼓励年轻人租房。这样6、7年转了一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上火呢?原来这是大家集体造成的自我上火,每个人都有责任,开发商、地方政府、投机买房人、不该买或买不起房的年轻人、中央政府都有责任,住宅问题好像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韩剧,很纠结也很感人,每一点拿出来都挺有道理,婆婆也挺好,媳妇也挺好,但都又委屈,都抹泪。
-第29节:房地产(节选)(5)
  这样本来是青春痘的问题,由于处理的方式不对,结果真可能变成内分泌混乱了,最后把这个病一直拖到青春期之后,青年、中年仍然受影响,它留下的后遗症就是去市场化。
  本来住宅问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保障性的,一部分是商品房。保障性的管吃饱,但是不管吃好,就好比开车有夏利和富康;商品房管吃好吃爽,相当于开奔驰宝马。在拥有宝马之前,应该先赶紧整个夏利,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代步工具,然后各走各道,互不影响,等条件具备了再鼓励大家自行购置更多或更好的车辆。但是我们没有从一开始就做这项工作,而是怪房地产商、市场,用体制、文件来管市场,让市场变成政府的下级,领导把市场当下级管,开个会就布置让市场听话。
  我们没有分开市场、准市场和非市场,比如说保障房在新加坡有一部分就是非市场,叫公租、廉租,还有一部分是准市场(组屋的高端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完全市场。我们是把市场逼回到非市场的道路上,这样就出现了很多有趣的效果适得其反的调控措施。首先是土地成本和房价反向调控,好比一边发春药一边扫黄。土地价格越拧越死,土地供应越来越紧缺,这等于在发春药,这么贵的地,占掉整个项目60%的成本;而你又让房价降低,这等于又在扫黄。这其中总有一个是假的,就像在电线杆子上贴的广告,又是专治性病,又是专治阳痿,到底哪个起作用?其中必有一诈。
  政府既把地价越调越高,却又希望房价要越来越低,没有办法,最后只能是去市场化,就是你买了地,第一,不拥有完全产权,就是70年的使用权,相当于是70年的租金;第二,两年不开发要收回。这还不够,政府还要定价,一房一价,而且还要限购等等。如果是市场经济,既然我已经租了50年、70年,我多长时间开发应该权力在我,但是中国不允许企业独立平等地和政府去讨论这个问题。
  说到囤地、捂盘这事儿,打一个比喻,相当于娶媳妇时被指定第一年必须生孩子,只要不生孩子就算捂妻、囤性,政府就要收回结婚证,不能再生。人性是不可以这样来管理的。而作为企业的理性决策,70年中我有权根据市场变化来决定开工时间,不能要求我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必须两年开工。虽然市场好不好我也不一定知道,但是你只要一发文件,市场就肯定不会好。所以这里面已经不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在支配企业行为了。
  房价也是这样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就可以了,保障房你可以自己定价,但是你不能来管我商品房的价格。北京商品房涨价幅度、打折尺度政府都要管,企业就没办法根据清晰、明确和长远的市场预期决定怎么做生意。比如我们买地时,市场说有10个客户都可以来买;等政府把地卖给我了,同时告诉我只有一半人可以买,剩下的谁买就抓谁,这等于谋财害命一样,高价地卖给我们,同时把客户赶走。
-第30节:房地产(节选)(6)
  调控到现在,政府一直没有走严格分轨的制度。把商品的归商品、保障的归保障,管住保障房、放开商品房,这就是新加坡的成功模式。但是我们却是让市场陪着保障玩,让市场解决保障问题。这就好比让一个男人到妇科医院去替女人生孩子,这是两个跨着界没法儿办的事。你要让市场来替保障解决问题,市场会说NO,因为无论你房价降到多少,还是会有人买不起。保障问题本是政府的责任,不应该转移视线,怪罪市场,把所有人都拖进来,使政策越来越去市场化。
  市场经济其实非常简单,产权、要素要自由流动、自由定价、自由竞争、自担风险、自我分享利益。但是现在的住宅政策和这些基本规律越来越背离,结果就好比搅一锅粥,越搅越稠,越搅越搅不动,厨师自己搅得过瘾,因为他能锻炼肌肉,但粥锅里面的东西是越来越难分清、越来越无解了。
  保障房一边倒政策也会带来新的不公平。首先,保障的范围模糊化在随着公部门的权力寻租不断扩大。关于保障的范围现在有三种提法。住宅部的保障司提出来最需要保障的人只有5%的家庭,这是他们统计的。中央政府提出城市人口的20%要由政府纳入保障。在上海、重庆还有一些地方政府提出要保70%。到底保多少现在弄不清,这就会有中间地带,把不该保障的人纳入保障。《新世纪》周刊在几个月前做了一个调查,北京最近2、3年的保障房60%、70%都给了不该保障的对象,到了公权力部门。只在第一次象征性摇号有点儿像是面向老百姓,再往后到第二轮摇号时,政府内部就把房都分了。任志强微博上有个数据说北京公租房面积133平米,公租房是用于保障小户型,为什么盖那么大呢?有人就发评论说政府部门又是在内部分房,包括政府机构公务员。
  公务员在中国到底是低收入阶层、中收入阶层还是高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肯定不是,除非是贪官。但是我相信99%中国人都认为纳入低收入阶层不对,所以他怎么也算是中等收入阶层,多数还偏上一点儿。那么公务员为什么全都被变相纳入保障范畴了呢?在中央机关内部全部在推行保障房。建设部在半年以前刚刚内部分过一次保障房。所以这就带来了公权与私权之间不公平的问题。
  地方上还出现一种情况,比如某一个权力部门,它要给单位谋福利,就找到地方开发商,说那边地不错,你把它摘下来,我全部都买,但是是市场价的7折,因为我是团购。然后权力部门内部再集资,买下房子分给内部职工,这些职工再拿来市场上出售赚钱。
  目前,如果这种公权力不得到约束,我们保障房的大部分利益会流向公部门,最后会在公平的名义下制造出更多的不公平。公务员缺不缺房?举三个例子,一个李刚就有5套房,这是河北;江苏发达地区一个财政局长有7套房;贵州落后地区一个管委会书记有9套房,这都是贪官。你说这是偶然的,但这些人多数至少还可以有两套房,不管贫困还是发达地区都是这样。刚大学毕业的公务员抱怨说买不了房,但是刚毕业你干什么都应该买不了房啊。所以应该说35岁以下的公务员和社会上的其他从业人员相比,他们薪资总体的保障是比一般人要好的,更有权力,住房问题更容易解决。
-第31节:房地产(节选)(7)
  国企挣的钱不上缴财政,全在内部转成福利了。最近审计署审计的所有国企最大的错误都是拿国有资产做福利,这叫什么公平呢。
  其次就是劳动力的竞争与流动问题。管制必定造成短缺,短缺会造成黑市加特权。现在土地管制越来越严,土地指标就出现了黑市。这就像在北京买车,一实行摇号管制,黑市就应运而生,因为你一管制就有人能特批。住宅问题用管制的方法解决,接近于平均分配的方法,必然导致短缺和特权。
  这件事情历史已经做过结论了。1949年我们城镇人口的人均住房面积是1.9平米。1949年以后我们一直采取政府分配住房的办法,即所谓公平分配方法。毛主席为这件事情也没少操心,但是在他离开人间的时候,饿死过人,文化革命武斗还非正常死亡了几百万人,他老人家去世以后人均住房面积变成1.8平米了,比1949年还少了0.1平米。我们改革开放从1979年开始,1999年住房商品化以后,我们现在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经到了30平米,接近日本了。但这人均30平米的获得,不是靠管制和政府包分配来解决的,而是靠竞争和商品房供应来解决的。假定一个年轻人一出学校,政府就把住房分配给他,那政府会说,既然你住了我的保障房,我就对你有要求,必须乖乖听话唱红歌,还必须放弃自由,你不能自由迁徙,也别想去异地创业。买了商品房,人身是自由的,想挪个地方折腾,可以把房卖了拔腿走路;但若是买保障房,按照规定你几年内不能动。你贷款买商品房是为银行服务,买保障房则是要对政府听命一生,因为流动不了,你不能随时从河南到上海、从天津到北京创业,因为保障房不让卖,想到北京买房又不可能,因为你没有现成的5年纳税记录。最后年轻人的外出流动创业就没有动力了。
  市场经济当中最重要的要素流动是人的流动,美国创办的Google和Facebook的企业家全是25岁到35岁的年轻人,就是因为可以自由选择、自主择业,想住哪儿住哪儿,想干什么干什么。而我们不适当地扩大保障面积,会导致我们的劳动力要素流动停滞,然后整个市场经济竞争活力就会弱化、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减缓。最近看到报道,一个公务员考试,上千人蜂拥争考一个职位,这都是这些政策引导的。如果年轻人都往那里钻,不再有人去创业,未来中国可能连阿里巴巴也没有了,百度也没有了,因为年轻人的创业激情、创业的活力、市场经济当中的活力因素被窒息了。
-第31节:房地产(节选)(7)
  国企挣的钱不上缴财政,全在内部转成福利了。最近审计署审计的所有国企最大的错误都是拿国有资产做福利,这叫什么公平呢。
  其次就是劳动力的竞争与流动问题。管制必定造成短缺,短缺会造成黑市加特权。现在土地管制越来越严,土地指标就出现了黑市。这就像在北京买车,一实行摇号管制,黑市就应运而生,因为你一管制就有人能特批。住宅问题用管制的方法解决,接近于平均分配的方法,必然导致短缺和特权。
  这件事情历史已经做过结论了。1949年我们城镇人口的人均住房面积是1.9平米。1949年以后我们一直采取政府分配住房的办法,即所谓公平分配方法。毛主席为这件事情也没少操心,但是在他离开人间的时候,饿死过人,文化革命武斗还非正常死亡了几百万人,他老人家去世以后人均住房面积变成1.8平米了,比1949年还少了0.1平米。我们改革开放从1979年开始,1999年住房商品化以后,我们现在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经到了30平米,接近日本了。但这人均30平米的获得,不是靠管制和政府包分配来解决的,而是靠竞争和商品房供应来解决的。假定一个年轻人一出学校,政府就把住房分配给他,那政府会说,既然你住了我的保障房,我就对你有要求,必须乖乖听话唱红歌,还必须放弃自由,你不能自由迁徙,也别想去异地创业。买了商品房,人身是自由的,想挪个地方折腾,可以把房卖了拔腿走路;但若是买保障房,按照规定你几年内不能动。你贷款买商品房是为银行服务,买保障房则是要对政府听命一生,因为流动不了,你不能随时从河南到上海、从天津到北京创业,因为保障房不让卖,想到北京买房又不可能,因为你没有现成的5年纳税记录。最后年轻人的外出流动创业就没有动力了。
  市场经济当中最重要的要素流动是人的流动,美国创办的Google和Facebook的企业家全是25岁到35岁的年轻人,就是因为可以自由选择、自主择业,想住哪儿住哪儿,想干什么干什么。而我们不适当地扩大保障面积,会导致我们的劳动力要素流动停滞,然后整个市场经济竞争活力就会弱化、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减缓。最近看到报道,一个公务员考试,上千人蜂拥争考一个职位,这都是这些政策引导的。如果年轻人都往那里钻,不再有人去创业,未来中国可能连阿里巴巴也没有了,百度也没有了,因为年轻人的创业激情、创业的活力、市场经济当中的活力因素被窒息了。
-第33节:立体城市(节选)(2)
  今天,我已经讲了两年立体城市,现在我只要讲一遍,别人就认为可行。一开始讲10遍别人都认为不行,如今只要我们在一个城市落地,不需要多讲,别人都来找你,这就是创新在市场上必然的经历。我们已经走过了构想、萌芽阶段并经过社会检验,接受过各方面的质疑并做了大量调整,现在大家都能听得懂了。这个过程在公司内部也是一样,当我刚开始说的时候,我的团队都认为完全不可思议,在背后说董事长疯了;但是现在大家已不再这么认为了。创新者要有理想,正因为有理想,你才能坚持到底并获得认可。
  摊大饼,还是摞小饼?
  要解决当下城市化进程中的这四大疾病,我们得换一个药方,原来是摊大饼,就是平面城市,北京目前按城区规划,容积率不到1,三环以外空地还很多,把CBD放倒一摆也还是不到1,中间的基础设施、成本开支都很大。我们现在想反其道而行之,把饼缩小并重叠起来,往高垒,这样一来,城市就有了几个新特征:第一,它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第二,密度肯定加大,高密度或者中密度,容积率超过1,接近10;第三,里边的空间布局比原来复杂几十倍,原来是平面布局,比如购物中心在这儿,周边是写字楼、商业、学校,现在我们把它们压缩到一起并拔高,系统会更复杂;第四,管理更具集约性。我们知道以前老的收音机是电子管的,很大;后来发展成晶体管,就是半导体;现在是高级的集成电路,一个指甲盖儿大小的物件里什么都能装下。我们的思路就是把城市由电子管变成晶体管,变小一点儿、高一点儿、密一点儿,但是功能要更好。
  在地球上密度最大的地方,1平方公里能装100万人,这就是现在南非贫民窟里的现实。那只有3、4层高的破旧屋子里,人们面对面、背贴背生活;如果那里的人和人抱在一起睡,那这些地方的人口还可以再加10万。那儿的监狱里边人口密度更大。这都是贫困带来的超高密度。而地球上有一个叫做芝加哥的地方,1平方公里最多盖了1200万平米的建筑。我们的任务是要在人和建筑之间找到合理的数字。同样的人口数量,区区100万平米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数字,而1200万则又可能令人窒息。究竟在1平方公里的面积里盖多少房子、装多少人、有多少人就业、如何组织交通,才能做到节能环保和可持续发展,让城市人很舒服,比目前摊大饼的城市更好呢?
  经过大量的比对研究,我们认为比较好的尺度是1平方公里可以建600万平米的地上建筑加30万平米的地下建筑。600万平米比芝加哥少一半,显然舒服很多;装10万人口,比南非少了90%;毛容积率是6,比通常的稍高一点儿,净容积率做到9.3,比北京的国贸一带CBD地区要低,那里的容积率是11。600万平米分给10万人用,其中340万平米的住宅给10万人晚上睡觉,一人34平米,这比我们现在城市人均28平米要大,已经高于日本的平均数了。剩下是人均拥有的写字楼、购物中心、立体农业、医疗等空间,加在一起人均享有的空间翻了一番,将近60平米,比北京的望京、国贸甚至美国的曼哈顿都要舒服得多。
-第34节:立体城市(节选)(3)
  北京的望京在1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了700万平米的建筑,用了20年的时间,装了25万人。而我们开工5年就能做好,因为我们研究了很多快速建筑方法、城市的模数化,如果我们也装进25万人,最多需要2平方公里,节省了大量土地,但舒适度比望京要高,因为望京没什么好医院、好学校和农业。在我们即将实际投资建设的第一个立体城市,所有指标都须先于世界最理想的低碳城市(阿布扎比的马自达城)和中国正在实施的生态城市(天津中新生态新城),比如现在地球上有个跟我们规划中的立体城市类似的地方,可以佐证我们的想法是可行的,它在日本的大丸有地区,1.2平方公里建了700万平米建筑,看着很舒服。它的地下三层是打通的,中间可以跑汽车,它的容积率是10。它是旧城改造出的立体城市,不是新建的。另外一个将要建的准立体城市在韩国首尔的龙山火车站,在800亩土地大概是半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380万平米的建筑,由一个法国的设计师设计,380万平米全都连成一片,上下左右都连通,非常不错。目前万通正在跟这家业主讨论合作,我们会参加其中一部分项目。首尔有3000多万人口,密度非常大,他们认为做这样的项目很合理。
  所以在地球上建立体城市并非无先例可循,只要人口密度足够大,房价够高,交通够困难,城市经济发展到人均GDP超过1万美金以上,立体城市就更加显示出它的合理性、经济性和便捷性。
  我们往回倒一百年去看城市是怎样由平面变为立体的。在西方为什么纽约、曼哈顿没有变成摊大饼呢?曼哈顿已经建了200多年,才建了30平方公里,只倒腾中城和下城,上城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最重要的原因是土地私有制度的约束,竞争效率的要求。另外,公权力太小,不可能按照长官意志,随意改规划、拉大城市框架。
  在中国,我们看办公楼大小和是谁的,就知道那个城市的市场化程度。政府的楼越牛,这个地方市场经济越不发达。如果这个城市最高的楼是商业机构,那么这个地方商业气氛就好。比如上海陆家嘴,不是政府楼最高,高的都是环球金融中心等等。你到贵州看,贵阳最气派的楼是人民政府、法院。在纽约政府的楼还是100年前市议会的小圆楼,没有警卫,市长坐中间,跟拳击台一样,周围围着其他工作人员。市长布伦伯格是彭博社的老板,亿万富翁,他说这样信息传播最快,我一喊你就听见,效率高。
  另外一个原因是技术革命带来的,纽约在1929年的时候土地没了,所有人都着急圈地。我们看过电影《泰坦尼克号》里有个绅士他太太怀孕了,他把太太放到救生船上,自己坐的大船最后沉没了,这个人就是地产商,他们家当时在纽约有很多地。当时最神气的是地产公司。纽约当时地紧张是因为盖房太多太快,那个时候房子是用石头和木头建的。石头能建多高?比如教堂比较高,有洋葱顶、圆顶、尖顶,但是没法住人,只能是钟楼上藏个敲钟人,一般都在3层以下。1929年金融危机出现了一个机会。钢铁大王要卖钢铁,于是想能不能用钢来建房子。有人就开始研发,后来证明成功了,一下就可以建很高。地基结构做好,这房子不会倒,而且可以往上延伸。但是石头如果垒到10层就垒不上去,金字塔是斜着才能垒那么高。石头的自重非常重,吊起来很难,会砸死人的。后来研究用轻的材料比如玻璃。还有就是人怎么上去,这样电梯就出来了。总之,钢结构、玻璃加电梯,开启了摩天大楼时代。从1932年开始,大家比赛建高楼,有了空间、面积,就可以出租、赚钱。1946年帝国大厦建完,成为纽约最高的建筑,结束了纽约疯狂盖摩天大楼的时代。这使原来的地一下多出来了,纽约变成了立体城市,现在1平方公里有800万到1000万平米建筑。
-第35节:立体城市(节选)(4)
  今天恰好我们面前又出现了机会,仿佛当年曼哈顿摩天大楼时代的机遇,只不过今天叫立体城市,要用新技术、新发明,把若干摩天大楼梳理好,摆布合理,让它们功能上互通互联,而且低碳环保。现在地不够了,城市病出来了,但钢结构更进步了,甚至是轻钢,500米以下是常规技术了,最高的楼1100米,在拉登老家吉达,现在又说有1200米。我不久前到迪拜塔去住了一下,它的高速电梯800米只用60秒,没感觉就上去了。另外纳米技术使材料自重大大降低。另外信息革命带来互联网,可以点对点的控制。如果过去立体城市装10万人,你满楼道吆喝找不着人。现在很简单,发个短信打个电话,还有摄像头、中央控制,巨大的建筑体系里可以实现有序管理。如果现在建1800米可能会有挑战,但是立体城市最高点才450米,其余的平均高度是120米。现在最大的单体建筑120万平米在成都已经开工了,我们比它略多一点儿,没有超出现在的技术能力的范围。
  我们规划的立体城市,在1平方公里建的600万平米建筑是这样分配的:65%是建筑,35%是空地。其中350万平米是住宅,其余是商业、学校、医疗等等,包括60万平米的医院、30万平米的商业、10万平米的立体农业、60万平米的写字楼,还有一部分是知识工厂。在这里有三大产业保证同城生活、就业,就是医疗健康产业、立体农业、互联网的知识工厂。
  医疗健康产业是我们进一步城市化当中最短缺的产业,而且是不会淘汰的永远的朝阳产业。比如我做一个成衣厂,过两年厂子可能被淘汰了,厂房又得换别的,但是医院可以建100年不倒。我们安排60万平米做四个医院,这叫医疗城,有专科医院、综合医院,还有普通的平民医院。
  立体农业是第二产业,在日本叫植物工厂。在房间里生产水果、蔬菜甚至粮食,这在日本已经很多。如果房间里住人,要3米高,但如果种草莓1米高就够了,可以做3层,所以100平米的室内面积可以当做300平米的农田。植物白天有阳光的时候生长,晚上睡觉不长,我们把它放在室内,白天用自然光,晚上用人造光源,让它24小时长,面积增加了3倍,时间光照增加了2倍,所以产量、经济效益大很多(增加8-15倍)。当然投资也要增加,是普通农业的3到5倍。这是立体农业。10万平米空间种植的西红柿够10万人去食用,植物工厂解决立体城市所需的水果和蔬菜。
  我们曾经专门到日本去考察全世界很成熟的植物工厂,发现以后在冰箱里边都可以种西红柿。现在植物工厂有的是货柜式的,有的是冰箱式的,欧洲不仅是植物,连养殖业、畜牧业都可以。你看餐馆不就是在屋里养鱼、养虾。在荷兰有在楼里养猪的,现在正在施工,很快就建成了。他的技术能够让猪的粪便不臭,而且集中起来沼气发电。养猪是大玻璃房,晚上看猪像是行为艺术,上面养猪,中间杀猪,在一楼就可以吃火腿肠开餐馆。我们跟刘永好合作,他说他现在养猪都养在五层楼上。
-第36节:立体城市(节选)(5)
  第三个产业是跟互联网相关的知识工厂,比如阿里巴巴的淘宝社区,包括现在的物流、一些创业的公司等等。这三大产业能容纳55%的人就业。10万人里假定7万人是劳动人口,那么有6万人是在这里就业的,这6万人抬腿就能够上班,比如吃西红柿打个电话直接配送到户。外来的人、流动的人口我们也测算过,比如老人一个礼拜出去一趟,小孩可能两礼拜出去一趟,经过计算来设计交通容量。白天最多可以装15-20万人,晚上大概10万人。
  居住、就业、娱乐、教育、医疗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它们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呢?步行距离最远是1000米,通常都在600米,而且全部都可以用自行车、电瓶车,各种现代的环保节能工具往来。大家再也不用一天4个多小时在城里折腾,你每天多出4个小时可以谈恋爱,建立和谐社会,而不是吵架。另外也亲近了自然,有大量的时间学习。
-第37节:公益与慈善(节选)(1)
  第七章 公益与慈善(节选)
  目前,公益慈善在中国备受关注,对于民营企业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社会上有很多误解。我认为从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和成长阶段来看,中国的民营企业、富人或者说是财富创造者在这件事情上做得相当不错,但是以后还应该做得更好。
  巴比晚宴
  我说民营企业在公益慈善方面做得相当不错是有根据的。第一,在目前中国法律制度、特别是税收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私人捐款在去年已经超过了公部门包括国企的捐款。民营企业解决了70%的就业,上缴了国家50%的税收,但只占用了30%的公共资源。国企占了70%的公共资源,才解决了不到30%的就业,也才缴了一半的税,盈利部分还只上缴15%给政府,可是它的捐款远没有民营企业多。
  第二,中国的民营企业才是第一代,我和王石等人去全世界考察很多公益基金,发现我们做得确实相当不错。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短的有几十年、上百年,长的都已经几百年了。比如美国,和它市场经济最初30年来比,我们做得要好很多。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做得非常好,可是他们家那个基金会是到第一代快结束、第二代才开始设立的。我们现在是一代还在奋斗着呢,已经开始捐钱了。这几年我们从公司到个人都在做慈善和公益,所以我们觉悟得不晚,动手也不晚。再和比尔·盖茨比,他1970年办公司,办基金会是20年以后的事情。万通创建第15年就办了基金会,也比他起步早。巴菲特从赚钱到他决定全部捐出去是30多年以后的事情,而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没有哪个人是赚钱30年后才想起捐钱的,更何况在美国有50%的遗产税在前头等着,他们大规模捐给个人的私募慈善基金,在利益上并不吃亏。
  关于裸捐,除了陈光标不断号召提倡外,在社会上响应者似乎并不多。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曾经来中国请一些企业家吃饭,我也参加了,当时听两位先生讲话,有几点印象深刻。
  比尔·盖茨强调捐款和慈善不应该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比如我们每天能吃到肉,不能为了帮助别人,自己不吃肉,就吃剩菜。作为正常人来说,应该是在保障自己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同时帮助别人。所谓舍己为人,是发生在极少数情况下,比如你跳下水救人,自己却牺牲了,但那些人当时都没有想死的。在公益慈善当中,多数情况下不应一味提倡舍己助人,而应该是护己,保护自己正常的生活、工作状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用多余的能力、时间和金钱帮助别人。我觉得比尔·盖茨讲得很实在。
  另外他和李连杰都强调慈善公益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是大家都要做的事情。每个人帮助别人的方法不同,比如医生免费帮人做手术,老师免费教人读书,这里用的都是能力;有的人能力弱一点儿,就陪伴老人,用的是时间,这也是很好的善心、义举;有些人财务能力强一点儿,时间少一点儿,就拿出金钱来帮助别人。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做慈善,这应该变成社会普遍的道德,而不应该只是跟钱有关的事情。
  巴菲特就讲,捐款这件事情要自愿,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再弄。他说自己也是30多年后才想明白这件事情,然后就做了。这是个人的事情,不应该强迫。
  说到裸捐,娃哈哈集团宗庆后强调:企业最主要的职责是好好经营,只要你努力经营企业,那么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赚钱后大量缴税,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善。如果你把钱都捐完了,企业没有了,或者说企业发展的动力没有了,你不能再挣钱,那日后再捐钱就没可能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捐不捐、捐多少,是个人的事情,用不着谁来教谁,你自己要捐就捐,不能拿来作为衡量公众道德的一个尺度。
  我的观点是:从中国近代的历史过程和发生规律来看,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不管怎么捐、捐多少,钱不能捐给政府,要捐给社会,因为捐政府和捐社会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把钱捐给社会,意味着捐给各种各样的公益组织,钱还在民间;在美国有12万个公益组织,中国现在只有2000个。每一个公益组织都是相对独立的,这样社会越来越强大,公益舞台越来越大,政府越来越小,这是一个趋势,符合未来公民社会、法制社会的要求。上个世纪50年代大家全部裸捐给政府了,变成了国有资产,结果经济还是到了崩溃的边缘。政府办企业是没有效率的,政府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最后领导的权力不受约束,公权力就会无限蔓延,必定祸国殃民。
-第38节:公益与慈善(节选)(2)
  第二,不应该全部捐,因为如果在捐款过程中伤害到财富创造的能力和自由企业制度,这样会破坏市场经济。如果上世纪50年代只捐10%,哪怕捐给政府捐错了,但是企业还在挣钱、竞争、发展经济,这样市场经济的逻辑没有改变,民间的创造财富的活力不会被抑制、消灭。捐款一旦变成裸捐,必然伤害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伤害现代企业制度,从而使财富创造源流枯竭,经济崩溃,最终人们得到的福利反而会减少,甚至走向绝对贫困化。
  我们主张理性慈善或公益,即通过公益组织,提高公益效率,然后企业持续地理性捐款。万通做出决定,每年上市公司捐利润的0.5%,非上市公司捐1%,根据能力大小,高管、员工自愿捐,不影响大家正常生活。
  关于陈光标高调慈善的行为,社会各界评价不一。有媒体称之为慈善暴力,即你在晒你的善行时,可能灭了别人的自尊。台湾马英九就提到,善是好事情,但是行善要照顾到接受者的观感和尊严。比如一个母亲,看到儿子跪在那儿跟别人要钱,你说她会不会伤心?你晒你的善等于晒了别人的穷,晒你的强等于晒了别人的弱,晒你的自尊就晒了别人的自卑,晒你的光荣就晒了别人的耻辱,这就是慈善暴力。
  另外,高调慈善是不是遵守了法律?比如有人质疑陈光标到台湾这样发钱,是否违反了外汇管理局规定,因为通常一个公民不可以短期带这么多现金过去;如果他在当地借了钱,然后回来还人民币,这属于逃汇行为,需要在法律上进行解释,但是陈光标至今没有解释。
  还有你是不是善待员工?假如员工都没有照顾好,对亲属的态度也过于严苛,你这样去晒钱就不太近情理。如果是万通,我为了个人做首善,把大家工资克扣一半,大家肯定不会支持。因为我们相当于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不能伤害到最亲近的人的利益。据说陈光标家里最亲近的人都得不到他的施舍,他却去捐钱给最远的人,这难免会让人对他的动机产生疑虑。
  当然,即使这样,民众还是对我们有更大的期待。我们还应当继续进步,做得更多更好。
  但是,社会和政府还是应该肯定大家、鼓励大家继续做社会公益和慈善。如果既不保护又不鼓励,也不能制定出相应的免税政策,那大家就有可能觉得委屈。西方人捐一块钱等于只捐五毛钱,因为可以抵税;我们捐一块钱等于捐一块五,因为我们通常是将分红的一部分捐出去,而这部分是已经缴了税的。所以社会应该对这些先富起来的人有积极客观的评价和鼓励,他们才有动力继续做下去;社会若再提更高的要求,他们也会积极回应,做到善无止境,通过扬善推动社会进步。
-第39节:公益与慈善(节选)(3)
  公益组织的治理:独立、透明与专业
  在治理结构上不管私募、公募,目前都面临三个重要问题。一是独立性。它既不是政府的,也不应该完全依附于某一个团体、企业、个人。目前看独立性都不够,政府的公募基金相当于准事业单位,如红十字会,它有财政拨款,相当于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政府下边的公募公益基金大部分没有独立性可言。壹基金相对来说往前走了一步,但还在努力当中。私募公益基金大多是个人、企业捐款,它的独立性就是怎样和企业的经营不要纠扯,这在目前是一个挑战。如果不独立,治理上就会出现问题。比如有一次电视台做节目过程中,我问一个企业公益基金的理事长,我说,你是公司的CEO,怎么又同时兼公益基金的理事长呢?这两件事情本身是冲突的。独立性表现在业务上不能够交叉,人员上要绝对独立。
  二是透明度。一定要确保善款用到对的地方。如果不透明,没有监督,像前面讲的上海红会的人用善款大吃大喝,那别人就不会再捐款了。没有透明度,公益基金的募款一般很难成功,这类似于上市公司,你不透明,谁敢买你股票呢?
  现在万通公益基金、腾讯公益基金、爱佑华夏基金、友成基金、壹基金等透明度都很好,年报全部上网,管理费用绝不超过10%。爱佑华夏基金做得最好,每一单都能查到捐给了哪个小孩儿,并且可以跟这个小孩儿联系,看到被捐的小孩儿能活下来,让人很有成就感,这让好事落在了实处,所以现在爱佑华夏发展很快,手术成功超过1万例,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儿童心脏病的救助基金。
  第三是专业性。中国目前特别缺少专业人才。壹基金现在做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学院,培养专门的公益人才。现在国外很多大学都开设公益类科目,有专业教授和专业研究,中国这方面刚刚开始。目前来看,政府管的公募公益基金,大量派机关干部去做,不是好办法,关键是人员不够专业。企业的私募公益基金大量派企业人员去做,也不够专业。这些做法使公益基金的专业化水准提高很慢,他们做项目经常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治理水平也有限;机关派来的人容易把公益组织做成政府,就像红十字会,企业派来的人容易把它办成企业,什么事情都问老板。这同样会导致它既不独立,又不专业。
  在治理上最大的问题是组织效率。我参加的公益组织中,治理最复杂的是阿拉善基金和壹基金。阿拉善基金有180多人参与,怎么让这么多人的公益组织提高组织效率呢?章程委员会总在研究治理结构,希望提高组织效率。它由生态协会和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两个机构组成,后续参加生态协会的会员必须给企业家环保基金会捐10万块钱才能成为会员,然后你就能够选举理事会,理事会再选举理事长。这个选举极其复杂,今年又到换届之年,将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专门来处理选举事宜。这个协会里有将近20家台湾企业,台湾人特别会选举,帮我们建立了一整套有效的选举办法。但是最近又碰到新问题,因为各地发展的企业越来越多,按照海选制度,每个人都是选举人,也可以成为被选举人,若按简单的多数票当选,很容易造成拉帮结伙,各推自己的人,从而忽视整体愿景和组织协调,所以需要改善。企业成员对阿拉善基金的批评有两种,一种说应该保证大家共同参与,发展速度可以慢点儿,重点在于扩大影响;另一种说法是这样办事效率太低。
-第40节:公益与慈善(节选)(4)
  壹基金现在的理事长是周其仁,副理事长是王石,平时日常执行都是王石,秘书长是杨鹏,另外有九个理事,监事长是由深圳民政局派来的。从目前开会运作的情况看,壹基金的效率比阿拉善基金要高,在公募基金里采取了很规范的治理方法。
  未来基金会之间的竞争,将来自四个方面,即独立性的竞争、透明度的竞争、专业性的竞争和组织效率的竞争。组织效率里有一条就是募款的效率和花钱的效率,因为你募款的速度越快,募的数量越大,你必须捐出去越快,捐的数量越大,这才有效率。公家的公募基金募款能力很弱,花款能力很小,管理费提的比率越来越大。如果他1年能募10亿,这点儿管理费不算什么;但是如果它募不到钱,那管理费就会提取得越来越多。壹基金为什么敢说只有5%呢?因为它募款能力强,募款多了,管理费比例不就小了吗?这就是效率的比较。
  怎么样提高募款效率?我曾经受过TNC的募款培训。我听到一个方法很有意思,它看着没有效率,但实际效率非常高。西方人经常对有钱人的遗嘱表示关注,中国人可能会不习惯,但是西方人可以接受,一般人要死了的时候给钱很大方;那些募款人就和有钱人讨论遗嘱,让他在遗嘱里尽量将捐赠数额写多一些。这样看着没有效率,因为离人家过世还早呢!但是如果有1000个目标人,按照概率,每年总会有几个走的,所以募款效率其实相当高,而且遗嘱是立即生效的。
  另外要研究花钱的效率。爱佑华夏基金的花钱效率就很高,这样导致募款效率进一步提高,大家愿意给它钱,这样就形成良性循环。万通公益基金也在努力做到这点,它3年前创办,目前已成为北京私募公益基金中的治理标杆。它的独立性不错,11个理事万通公司只占3个;在5个人组成的项目委员会中,万通只占1人;另外,理事长也不是万通的人,而是全国人大环资委研究室退休的专家,他有环境保护的政策法律方面的知识背景和经历,我以前都不认识,是别人介绍的;秘书长也不是万通的,是猎头公司找的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毕业生,以前在国际NGO做过的专业人士;在业务方面,他所做的事情跟万通的盈利机构是绝对分开的,目前已经做了40多个生态社区,他愿意做哪儿、跟谁做,都是他们来决定,我也不知道,都在网上看公开的内容。这就是独立性,表现在人员和业务两方面都要独立。
  另外在透明度方面,万通公益基金的年报、日常事务都挂在网上,平时每三个月给捐款公司做汇报,年底再做一次总结。专业性方面,尽量聘请专业人才,聚焦在可度量的生态环保项目上,保证项目做到可度量,这样每年有大量可度量的成果,比如碳减排具体减了多少吨,有一个数量化的标准。万通公益基金履行了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公益回报了社会,同时让万通的价值观跟社区、人群、社群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第41节:男人(节选)(1)
  第八章 男人(节选)
  现代社会是男权社会,世界上的秩序、规则,基本上都是男人在制定,男人按照他们认为有利的方法和需要来组织社会生活和判断未来,只有极少数地方看得到女人主宰的身影。
  在商业社会的日常经营中,打斗得最多的是男人,他们在决策、管理和交往中打下了性别的烙印,民营企业也更多是男人在管理,所以有必要来讨论男人的事。
  动物性与社会性
  男人的本性经过了几十万年的人类进化,从男女自然角色发生重大变化到阶级产生,再到现代一夫一妻制度,终于发展成为男权社会。在原始社会,男女性别差别很小,大家面对严酷的现实环境,需要像其他动物一样自然地生存。男女最早的自然分工缘于剩余财产,比如捕获猎物时抓了两只野猪,吃了一只,剩下一只就交给女人看守,女人于是就学会了驯养,这样的自然分工让女人留守而男人在外征战,所以最早的畜牧业跟女人有关,但最早的战争和男人有关。有了现代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女人主要扮演在家里生育、哺乳和抚育孩子的角色,男人在外管理社会和进行竞争性活动,并按照女人驯化动物的方式驯化女人,把女人放在家里。
  男人充分体现了作为雄性哺乳类动物的本能:创造和征服。《精子战争》一书中讲到,雌性哺乳类动物是一个月排一次卵子,正常情况下一生排卵270~320个,而男人一天就能制造上亿精子,所以在自然选择过程中,男性是靠精子数量来取得遗传优势的。而女性的卵子是靠选择来承接这种优势,因为每一次怀孕都会带来十个月的痛苦和一生的责任,因此女性表现为安全的需要和选择的慎重。男性自然生命的表达方式和征服有关,他需要在外面保持活力,像狮子、老虎一样,先在同性之间征战,只有征服所有同类当中的弱者,才能获得交配权,把他们最好的基因遗传下来。
  在现代社会中,男人的外向性、竞争性和哺乳类动物最初的本能有关系,他们在征服当中产生快感。而女人是在安全当中产生快感。男人在杀戮、奔跑和播种中找到快乐,女人在等待、安全和抚育过程中找到快乐。在哺乳类动物中雄性单一个体的交配机会远多于雌性。男人自然创造生命的过程所留下的烙印,逐步演化成创造社会、创造事物以及不断开拓、革命的男性角色特征,因为对新事物充满好奇,所以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
  男性始终处于社会生活的核心,他们有更多的资源、自由,也有更多的期待和压力,所以男人在创造事业方面成功率会更高,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自信,这促使他们做更多探索未来的事情。自然分工和性别特征,使得男人在智力、体力方面比女人更适合在外经受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挑战,这样就形成了男性基本的思考模式、决策模式和行为习惯。比如对于爬山、打仗等,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冲动、兴奋,男人爱看暴力片、战争片,像《速度与激情5》,这能给他们带来刺激。相反女性更爱看爱情片、生活片、伦理片。
-第42节:男人(节选)(2)
  人类社会逐步把性别角色固定下来以后,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式,现实中男性在公司里变得更加主动,创业活动中男性更多,战争中男性身影更多,创造奇迹方面男性也更多。在社会活动、革命中男性更为强硬。如在打仗中,卡扎菲在他身边配备了一堆女保镖,但都由他支配。
  现代社会留有很多哺乳类动物的痕迹。在动物界主要是体力竞争,比如老虎、狮子竞争交配权,看谁猛、狠、块头大;现代社会则逐步把肌肉、力量演化为智慧、金钱、权力、才能、技能,拥有这些方面优势的男人拥有更多选择生命遗传或交配的优先机会,大家看到这类人的浪漫故事会更多一些,比如皇上、贪官、明星、富人等。其实,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是早在上万年之前就已形成的。
  精子与财富传承
  男人对待性的随意态度,导致财产发生分离的问题越来越多。他们在发展事业的过程中,会和很多异性发生关系,这中间不断产生出情感故事。性与财富、征服、暴力交织在一起,也成为文学作品中和历史上最被人津津乐道的看点。
  传统社会中的老一辈企业家,他们婚姻的基本模式是一个太太,后面若干个小老婆,偶尔还会在外面拈花惹草,然后生出一堆孩子,有注册的、有没注册的。这样他们的财产在第二代注定要被分割,随着他们精子的不断扩散,财产也就随之扩散。现在有了高科技,可以让男人逃脱财产随精子一起分散的宿命,香港"二李"已做出了示范。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和李兆基的儿子李家杰都是第二代,如果俩儿子各娶一媳妇,李家财产实际上就被分成了四份,下边每个人再有几个小孩,财产就越分越小。假定儿子都没媳妇,直接有孙子,那往下传就可以少分掉一半。过去这件事没有办法操作,因为生孩子你不能控制,现在有了试管婴儿,可以直接用基因工程来解决,每一次人工受孕至少生俩,多了能生三个,而且孩子的母亲跟财产没有关系,保证财产垂直传下来。这是人类发明试管婴儿的无心之柳,但这样有可能会导致性的泛滥。一些人事先说好可以生,但不能结婚,生完了女人撤出,孩子留下。这表明男性既要财产集中不流失,又要性的自由,不愿承担家庭责任。
  男性的本能终于通过科技得到了又一次释放,男人在现代社会当中的自由空间变得越来越大。当然女人的财富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传承。现在媒体也越来越开放,性、家庭、婚姻、子女、爱情逐步都可以分开,一对一的传统爱情的约束在现代社会减弱,大家开始重新审视爱情观念。
  再来看看现代家庭与男人之间的关系。传统家庭通常有四个前提,所以能一直稳定地存在。一个是要合法地生孩子,这是家庭最基本的功能,这样财产能传递下去。如果是非婚生子女就很容易受歧视。第二是安全、稳定的性生活,在过去传统社会人和人的交往机会非常少,有了家庭,性生活就可以经常性地安全进行,彼此共同承担生命延续的责任。第三是出于经济原因,两人在一起盖一床被子,吃一口锅里的饭,能省很多钱,所以在贫困时人对家庭的向心力、凝聚力很强,安乐的时候则往往容易出事,所谓饱暖思淫欲。第四是养老扶持,以前社会没有养老体系,人老了以后由子女来养或两位老人之间互相扶持。
-第43节:男人(节选)(3)
  这四条是家庭存在的基础和理由。在四条都存在的情况下,男人对家庭的依赖性是比较大的,那时男人在家里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也比较认真,因为离开了家庭,他甚至有可能活不下去。在中国,云南佤族对一个男人最大的惩罚就是把他赶出家去,这个男人有可能会因此而死,因为外面没吃的,风吹雨淋,老虎、豹子随时可能把他吃掉。现代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中产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对这四样东西的依赖程度就开始减弱,如果财富越来越多,实际上这四条就几乎都不需要了。这缘于三个方面。第一,你自己可以合法地生孩子,现在单亲妈妈、单亲爸爸很多,还可以直接找精子公司人工生孩子,这个孩子也可以上户口,不需要结婚。
  前段时间碰到一位女士,40岁左右,有8个孩子,生日还在同一天。她的孩子都是人造的,比如把卵子和精子取出来,凑够数配好后,放到她和另外两个代孕妇女的肚子里,最后剖腹产,她生3个,那俩妇女生5个,共8个。她一共花了100多万人民币,现在这8个小孩给人做代言,将那100多万又挣回来了。这8个小孩很可爱,长得还都很像。未来社会要男就男要女就女,要几点生就几点生,要生几个就生几个。这都是技术的发展对未来社会产生的影响。
  这件事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很离奇的。在重庆边郊一农村,有个女人长得很健壮,像个男人,找婆家很难找,后来有家人很穷,就把她给娶了。娶了以后给人生了孩子,干活劲特别大,婆婆特喜欢,可老公却不喜欢,为什么?她的小弟弟长出来了,原来是隐蔽的,现在长出来了,出来以后觉得妖孽、丢人,她就跑了。跑了以后在工厂里打工,打工时就很像个男人,但她知道自己还有另一套家伙,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后来有个女孩爱上了她,她老拒绝那女孩,因为她觉得自己有毛病,而那女孩不行,死活都喜欢她。她说我有病,那女孩问啥病,她死活不说,后来扛不住就说了这事,那女孩说你骗人,这事太离谱了。她说不骗你,就把裤子脱了让那女孩看。一看她就勃起了,最后两人办事了。办事以后,又回乡离婚,跟这个女孩结了婚,结婚以后那女孩生了孩子。她后来在报纸上说实在太苦闷,想做手术,大概需要5万块钱,但她没钱,希望谁能够帮助她。但医生说两套家伙留一套,你要是留男的,生命可能会很短暂,活不长;要留女的你以后得跟老婆离婚。这是一种两性角色的错位。
  第二,也可以有稳定的性生活。避孕套的发明,使人类性的快乐和生育可以分开。古代社会夫妻之间因为很少节育、避孕措施,所以不断在生,而现代社会则可以单纯地追求性。
-第44节:男人(节选)(4)
  第三,经济已经不成问题,只要这个人收入高,分开后也能生活得很好,生病了有专业的护士伺候,晚上加班太晚了可以去住酒店,或请保姆。随着现代社会的开放以及伦理变化,家人之间、夫妻之间的黏合剂在松弛,男人的本能更加释放,越来越像5000年前天天在外边打猎折腾时的光景。所有家庭的功能可以通过社会专业化的服务机构来解决,比如买菜,现在超市里什么样的半成品都有,而且打个电话就可以叫外卖。过去传统的女性美德、贤惠表现不出来了,黏合剂的力量在减弱。
  现在,男人对家庭的看法改变了,他觉得从社会上能得到更多家庭不能给的东西,所以对家庭的概念在淡漠。而女人一如既往,希望从家庭里得到所有,比如安全、稳定、持久快乐、互相扶持等。因此目前有关家庭的冲突越来越多,特别是社会上比较活跃的这些男人,对家庭的依赖减少,于是冲突增强。
  泡女明星的"死亡定律"
  我发现了一条民营企业的死亡定律:凡是男性企业家开始追逐女明星,这家企业就离死亡不远了。我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像有老板追李小冉、殷桃,后来演变为扑朔迷离的"砍鄢颇事件";周正毅追求杨恭如,后来遇到危机,现在还没从牢里出来;刘波和女明星也有过故事,最后跑到了日本;李厚霖跟明星的故事曾经名噪一时,现在也已销声匿迹,等等。谁要沾上女明星,这公司就悬了。
  明星是生活在虚荣、浮华、感性、冲动的环境里,她们的工作、生命需要不断绽放出光芒,但商人是很无趣的,每天开会、做生意,这在明星看来很无聊,所以商人一般都呆板,但一谈到钱却很会算、很理性。当企业家追求女明星期间,难免会用冲动、虚荣的情绪来决策经营上的事情时,那就完了。比如砍人这件事情,那就是虚荣心作祟,你为什么非要追求女明星?明星就好像爱马仕的包,够好够虚荣,但装东西并不实用;无印良品最实用,装东西远比爱马仕轻便、省力,好比老百姓过日子,更实在。开公司这件事远不像徐静蕾在电影里演的那么好玩,可你得坚持,因为财富就是一点点累积的。
  所以民营企业家要切记,不要一冲动就去追逐女明星,如果要追逐,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可以规避风险,第一种是你把企业交给别人打理,和企业之间形成一道防火墙,你不能让别的股东跟着你一起陷进去;第二种是你追求的女明星可以脱离娱乐圈回归到正常生活中。我也看到过这样做的朋友,没有影响工作和生活,否则企业一定会陷入名利场。企业家用明星式的思维来投资,那么企业就离死亡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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