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统一时间不长，即因农民起义而崩溃，中原又成群雄逐鹿之势。杨玄感起兵于黎阳，问计于李密，李密示上、中、下三策，以上策长驱人蓟，中策西行人关，至于“随近逐便，先向东都，唐祎告之，理当固守。引兵攻战，必延岁月，胜负殊未可知，此计之下也。”将攻洛阳列为下策。杨玄感却说：“不然，公之下计，乃上策矣。今白官家口并在东都，若不取之，安能动物?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玄感未用李密之计，而尽锐攻东都洛阳，但久攻不克，而隋救兵益至，玄感见攻洛阳之策不能凑效，这才寻思入关，却为追兵所及．遂败。
李密后又依翟让起兵，击败张须陀，取兴洛仓，在中原又兴起燎原之势。隋将王世充、宇文化及先后自江都来攻，与李密战于洛阳一带。王世充后来在洛阳自立．称郑王，与李密相持。李密在中原奋战多年，但迟迟未能打开局面。部下柴孝和建议李密先取关中作为基础，再东向以争天下，李密说；“君之所图，仆亦思之久矣，诚为卜策。但昏主尚在，纵兵犹众，我之所部，并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西人！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若然者，殆将败矣。”李密后期兵势屡败，遂率余众人关降唐。
杨玄感、李密二人均兴于中原，也败于中原。二人之兴与败皆与所据之地为中原有关。隋都关中，但隋炀帝亲串大兵远征高丽，中原空虚，故杨玄感起事于中原，易于造成影响，招附士众；但他所利用的只是一时的特定形势，天下虽然怨隋，但隋力量依然强大，因此，在造成一定的声势之后，获取一个稳固的根据地是当务之急，杨玄感有勇无谋，视李密下计为上策，尽锐攻隋经营已久的东都洛阳，经久不拔，使隋远在辽东的大军得以回撤，形势遂由有利转为不利；形势不利之后，再求人关中已不可得。李密在杨玄感起事时，能看清形势，但到他自己起事时，也没有摆脱同样的处境。虽然他所凭藉的力量与杨玄感有所不同，有所顾虑，但这是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的，他与上世充相持于中原，消耗了自己的力量，也消耗了隋的力量，使李渊得以入关，从容经营关陇．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再东出以争中原。
第四节 攻取洛阳的成功战例
中原地理形势决定着中原的攻守形势。中原的不利之处在于其四战之地，最易受到来自周围地域的侵扰和挑战。不利既来自外围，经营中原时，亦当从其外围着手。我们可以洛阳城的攻取为角度，来看中原地区攻守的要点。
历史上，有不少攻取洛阳的成功战例。其中，以匈奴刘汉攻西晋洛阳之战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比较典型．其成功之处也颇有相通的地方。
西晋末年，刘渊在离石起兵反晋，建立刘汉政权，然后遣将四略。晋永嘉三年(3O9年)十月，刘渊遣刘聪、刘曜、王弥等率精骑五万攻洛阳，呼延翼率步卒继之。汉军强攻月余，未能破城。刘渊遂改变战略，召刘聪还平阳，而以王弥侵掠兖、豫二州，收其兵谷，以图再举；使石勒攻略冀州，藉以扫荡洛阳外围，破坏西晋的战争潜力，孤立洛阳。
次年，刘聪继立汉主之位，十月，刘聪再遣刘粲、刘曜及王弥、石勒等将串众四万攻洛阳。攻城不利，遂又采取前次的战略，命刘粲出轘辕，掠梁、陈、汝、颖间；石勒出成皋关攻陈留太守于仓垣，后更攻陷宛、襄阳，横行江汉间；王弥侵掠襄城诸县。中原经此扰掠，
洛阳饥困日甚。
时西晋军队的主力为东海王司马越所部。司马越见洛阳困弊，欲自保实力，乃率部出许昌而转项城。司马越后以忧疾而卒，所部为石勒所歼。
晋永嘉五年(311年)五月，刘聪再遣大将军呼延晏率军攻洛阳，并令刘曜、王弥、石勒俱引兵会之，围攻洛阳。六月，汉军攻破洛阳，俘晋怀帝。(见图4—4—1)
匈奴刘汉攻洛阳之战比较成功。刘汉在两攻洛阳不利之后，均能改变战略．扫荡洛阳外围，打击洛阳外围的援兵，也破坏西晋的战争潜力，孤立洛阳，司马越所宰西率主力也以困弊出走而被歼，最后洛阳实已成孤城一座，既无力戍守，外援又绝，犹如瓜熟蒂落，其攻取易于反掌。
唐初，北方主要有三支势力：唐据关中，王世充所建立的郑政权据中原，窦建德所建立的夏政权据河北。
唐武德二年(620年)，唐准备进取，中原，攻洛日。王世亢闻之，也开始准备洛阳的防守，遣宗室诸王分镇洛阳外围各重要据点。他遣魏王王弘烈镇襄阳；荆王王行本镇虎牢；宋王王泰镇怀州；另以太子与其它渚上共守洛阳诸城，并选诸州镇骁勇者皆集洛阳，置四镇将军，募人分守四城；世充自将战兵总三万人以备唐。
这年七月，李渊诏令李世民督诸军击王世充。李世民率军至新安，即部署对洛阳的围田。他遣行军总管史万宝内宜阳南据龙门，将军刘德威自太行东围河内，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断其饷道；怀州总管黄君汉自河阴攻回洛城；自率大军屯于北邙，连营以逼洛阳。郑军出战，均被击还，洛阳与外部的联系遂被切断。
这年九月，郑尉州刺史时德睿率所部杞、夏、陈，随、许、颍、尉七州降唐；十二月，许、亳等十一州皆请降唐；次年正月，粱州总管程嘉会以所部来降；二月，怀州刺史陆善宗以城降。洛阳形势更趋不利。唐军加紧了对洛阳的围困。
围困洛阳的行动耗时较长，唐军将士俱感疲弊，有思归之意，刘弘基等请求还师，唐廷亦有班师之议。李世民说：“今大举而来，当一劳永逸，东方诸州已望风款服，惟洛阳城孤，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决计围攻洛阳。
工世充被困洛阳，遂请援于窦建德。武德四年(621年)初，窦建德率大军西进援王世充。唐诸将皆请避其锋锐。郭孝恪建议“宜据武(虎)牢之险以拒之，伺机而动，破之必矣！”薛收也建议“宜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世充出兵，慎勿与战；大王亲率骁锐，先据成皋，厉兵训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劳，决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过二旬，两主就缚矣！”李世民遂分麾下精兵，使屈突通等将与齐王李元吉继续围攻洛阳，自率骁勇三千五百人东趋武牢，以拒窦建德。这年四月，窦建德战败被擒，世充无计可施，遂降。(见图4—4—2)
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前后两阶段的布势，都可谓切中中原形势的要点，前期围困洛阳城的同时，分兵扼洛阳外围诸防要，切断洛阳与外部的联系：王世充求战不得，外援无望，所据州郡遂纷纷降唐，洛刚顿成孤城一座。后期有窦建德来援，则又分兵扼守虎牢，阻建德军入洛阳之路，使其不得入险，建德战败被擒，洛阳更是势孤。李世民攻洛阳刚之战，用兵布势，蔚然可观，为历代攻洛阳之战中不可多得的典范。
匈奴刘汉攻洛阳之战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有共通的地方。其攻取的目标虽在洛阳，但其着手却自洛阳的外围起。
洛阳号为四方之中，其形势之重却在其外围。从对洛阳与其外围关系的认识中，已足可蠡清攻取洛阳的时机与地理要点。所谓洛阳的外围，可从几个层次上讲。第一个层次是三川河谷的外围诸险要，如成皋、崤函、孟津、龙门等；第二个层次即为河南的四境，如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再加上洛阳城本身所在的三川河谷西北陕城、潼关一带，这些地域的一些战略要点是中原与其外围四方的联系通道；若将视野再放大些，则其外围可延及关中、河北、东南及荆襄等大的战略要地。四方之中的洛阳便处在这几层外围的包围之中。
所谓从外围着手，有一种自外向内层层递进的意味。对于最外圈的经营，实已涉及对于中原大的局势的判断，由此产生的主要问题即为经略中原、攻取洛阳的时机。前面第三节中已作专门沦述，大体以纷乱之际，先据中原外围四角山川险固之地，积累力量，待时势有利，再相机进取中原。
时机成熟，进取中原之时，要控制中原局势，其要点却又在于河南四境形势的控制。河南四境为中原与其外围四方的联系通道，控制四境可以控制中原与其它地域的联系，即已大体控制中原局势。
中原局势大体控制，则洛阳自然落入掌握之中。但从万全计，对于洛阳城所在的三川河谷周围险要，仍当予以控制，以防困兽犹斗；此时，洛阳便如瓜熟蒂落，其攻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匈奴刘汉攻洛阳之战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都是先从洛阳的外围着手。刘汉在两攻洛阳不利之后，改变战略，扫荡洛阳外围，打击洛阳外围的援兵，也破坏西晋的战争潜力，孤立洛阳，也困弊洛阳，西晋主力以困弊出走而被歼，最后洛阳变成孤城一座；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前期围困洛阳时，分兵扼洛阳外围引三川河谷诸险要，切断洛阳与外部的联系，王世充所据州郡遍及河南大部，因为失去与中枢的联系，纷纷降唐，洛阳遂成孤城一座，后期针对窦建德来援，则又分兵扼守虎牢，阻其入洛之路，使其不得入险，建德败则洛阳势孤，望断援绝，不战自降。这两场战例的成功都在于其切中中原形势的要点，故虽以洛阳历代营建之都，而不必费力强攻，顿兵坚城之下。
第五节 中原地区东西之争与南北之争
东西之争和南北之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突出的现象。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中原都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这是中国地理的基本形势所决定的。
东西相争，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轴线作为双方争夺的前沿地带；南北对峙，则必有一条纵贯东西的轴线作为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大致是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是准河至汉水上游一线。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与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的交汇地带。因此，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中原都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
一 东西之争
从地理上看，东、西之争主要是在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与第三级阶梯之间进行的，其争夺的关键是两级阶梯之间的边缘地带。
在第二级阶梯的东部边缘地带，北起幽燕，循太行山南下，经嵩山山脉、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而转向鄂西山脉一线，为东、西之间对抗的前沿。这一列南北向的山脉分隔中国的东、西部地区。
在这一线上有一些重要隘口，为东西方交通要道，也是东西方争夺的急所。沿太行山一线，有飞狐口、井陉关、天井关，在嵩山南北又有成皋、太谷、轘辕、广成、鲁阳等关，在洛阳附近还有黄河重要渡口盂津，扼东西方往来通道。
东、西关系问题在战国秦汉时期比较突出。春秋末期礼乐崩坏，兼并战争兴起。秦自陇西徙居关中，经过历次改革，发展成一个以耕战为本的强国。秦自商鞅变法之后，东进意图日益明显，当时秦国以关中、汉中、巴蜀为基础，东逼六国。合纵连横遂成为当时政治舞台卜的主要内容。但所谓合纵，主要是东方诸侯因感西方强秦的威胁而试图进行一场纵贯南北的大联合，西拒强秦；连横则是作为合纵的对应物产生的。秦经过几代的努力，其东进已取得重大进展。到昭襄王时，秦已侵占南阳、三川及山西西南部，正处于积极东进的良好态势之中，东方六国的国都都处于第二级阶梯以东，已无山河之险作为屏障。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楚顷襄王十八年(公元前281年)，楚国有贤人与楚王谈当时天下形势，谈到秦与东方各国之间的战略态势，说：“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奋翼鼓翮，方三千里。”这可说是对于当时东、西对抗形势的一种很好的概括。秦灭六国，基本上是循着这种态势所表现出的势能进一步发展，后世的东、西对抗也基本上不出这种态势。
秦亡后，楚汉相争．楚据彭城，汉据关中，双方在荥阳、成皋之间展开激烈的拉锯战。汉王刘邦三年(公元前204年)．刘邦困于荥阳、成皋问，欲弃成皋以东，退屯巩、洛以拒楚。郦食其建议刘邦说：“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
郦食其的建议旨在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他说到的几处关隘所扼守的一线，基本上就是前面说到的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的东部边缘。澄清东西对峙的态势对于以后刘邦的战略决策很有帮助。如果说郦食其的建议在当时主要是维持一种守势的话，那么．韩信略定山西后东下太行、刘邦自武关南出宛叶以分楚军之势、促英布背楚归汉等重大举措都可谓以郦食其所描画的东、西对峙态势为基础的，是这种态势的延伸。
西汉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其统治天下的重心，“力制天下”、“东制诸侯”的思路在其统治政策中有着相当的烙印。贾谊上书，念念不忘“山东之忧”，苦心积虑防备东方“大诸侯之有异心者”。汉武帝时，还在武关、蒲津关设关官以讥行旅，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关东地区发生大水，下诏“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这则史料表明．这些关卡大部分时候是限制东、西部人口流动的。西汉时，已是“海内为一，开关粱，弛山泽之禁。”对于东、西部之间的人口流动都有一定的盘查和限制，在秦代就更不有说了。故秦汉的统一中包含着相当的脆弱性，东西方之间的隔阂并未完全消弥过。一有机会，这种隔阂便显现出来。西汉前期的异姓诸侯王叛乱、中期的同姓诸侯王叛乱，便是这种隔阂的显现。
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九江王英布反，汉廷大惊。故楚令尹薛公对刘邦分析说：“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
英布起兵于淮南，薛公所说的上、中二策，实际上是以兼并东部平原地带而与西汉形成东西对峙的态势。英布乃骁勇之将，自韩信、彭越被诛后，汉军中已无堪与匹敌的将领。统兵打仗、冲锋陷阵，无人能敌，而长算远略则非其所长。因此，对于英布来说，或许薛公所言中策更合适些。采取中策，略取吴、楚，然后”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以决胜负于中原，是将再现原楚汉战争的局面。此时，东部形势比原项羽时有利，而刘邦所处形势则较从前不利。因此，单纯从战争的角度来说，英布采取中策，或许有一线的取胜希望。英布终因取下策而败。
英布并未采取薛公所言上、中二策，但薛公的分析却是对西汉时期东、西方形势的一种很具代表性的判断。后来“七国之乱”时，吴正麾下桓将军建议吴王说：“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人粱楚之郊，事败矣。”
桓将军所言除了出于步兵与车骑二者利弊的战术性考虑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卓著的战略眼光。他所说的“所过缄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二关，天下固已定矣；”可谓薛公所言中策的翻版，其大旨仍在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态势的形成。形成这种态势的关键却在于抢占成皋一带的山川之险，据有洛阳一带的粮仓和武库。吴王未从桓将军之议，而尽锐攻梁之睢阳(今河南商丘)，终为周亚夫所败。
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进行过一场未遂的谋反。史载刘安日夜与属下研究天下形势，“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他问计于伍被，叙述其起兵的打算，并说到吴王的失误。他说：“且吴何知反，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今我令缓先邀成皋之口，周被下颍川兵塞轘辕、伊阙之遭、陈定发南阳兵守武关。河南太守独有洛阳耳，何足忧？然此北尚有临晋关、河东、上党与河内、赵国界者通谷数行。人言‘绝成皋之道，大厂不通’。据三川之险，招天下之兵，公以为如何？”
看来刘安是看到了吴王刘濞的失策的关键。“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是言汉廷平叛大军顺利通过成皋之口东出，迅速展开，足见成皋在当时地位之重要。所以他计划先“邀成皋之口”，然后“塞轘辕、伊阙之道”、“守武关”、“据三川之险”、控扼东、西方之间往来通道，以与西汉形成东、西对峙之势。刘安以谋泄而败，其计划未及施行。
东汉末，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董卓一面徙汉献帝于长安，一面遣兵戍守洛阳。时关东诸将屯河内、酸枣、南阳等地。曹操建议诸将说：“诸君听吾计：使勃海（袁绍）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袁术）率南阳之军，军丹、析，人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讨逆，可立定也。”
当时董卓所率乃凉州精兵，而讨董卓诸将皆关东人，从人事组成上来看，这种对抗已带有东西矛盾的色彩。董卓据洛阳，虏掠财物俱运关中，隐然已有西归之意。董卓西迁，司空荀爽便说过：“山东兵起，非一日可禁，故当迁以图之，此秦。汉之势也。”双方都认识到了当时东西对峙的态势，曹操之议更是深知东、西对峙的形势利争夺的关键。但诸将不听，终至食尽兵散，汉末局势遂不可收拾。
十六国时，前后赵在北方对峙。前赵据关中，后赵据河北．双方在山西、河南对抗。后赵大将石虎攻前赵河东重镇蒲坂，从而引发前、后赵在洛阳的大决战。前赵主刘曜尽率国中精锐驰撞蒲坂，击败石虎，然后挥兵南下，围攻后赵洛阳。后赵主石勒亲自率兵自襄国（今河北邢台）驰援洛阳。进军途中，石勒侦知刘曜仍在围困洛阳，大喜道：“曜盛兵成皋关，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此成擒耳。”刘曜若能扼守成皋关，或阻洛水而守，拒敌于险要之外，石勒纵有千军万马也无可奈何，洛阳自可不战而下；成皋、洛水弃而不守，纵敌入险，实为刘曜的重大失策，这种失策铸就了刘曜的失败。
后来前秦、前燕在北方对峙时，前秦王猛攻前燕洛阳之战的形势与前，后赵洛阳之战有些类似。但王猛攻洛阳，先振军扼成皋之险，以断前燕援军入援之路，洛阳遂成瓮中之鳖，不战而下。
东西方对峙，大体止以太行山诸关隘、黄河孟津渡口、嵩山一带诸关隘为对抗的前沿地带，尤以成皋一带为争夺的关键。成皋处于东西对抗的中轴线上，能控成皋即是控制了东西之间通行的捷径，刘安所言“人言‘绝成皋之道，天下不通’”当是那个时代流行的看法。
从中国地理大势来说，这种对抗却是西方居地势之利，而东方则处相对劣势。西方地势较高，面对东方，居高临下，若是能据成皋一线，即已取得一种非常有利的攻势态势；而东方据成皋一线，至多只是取得—-种比较好的守势态势，失成皋一线则全失地利之险，故历史卜的东西之争以西方胜利者居多而东方胜利者居少。
二 南北之争
南北之争也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又一个突出的现象。东汉末年政治秩序的崩溃导致了统一帝国的瓦解。先是天下三分，中经西晋短暂的统一，又因“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而演成南北对峙之局。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对峙，并持续了近三百年。十二世纪起，随着女真和蒙古的先后南下，金、蒙古（元）与南宋之间再度形成南北对峙之局。
南北对峙之际，双方的角逐本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展开，若单考察在中原这片地域内的争夺，则不能不先考察这片地域的南北两边的地理形势。随着双方力量的强弱变化，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在淮河与黄河之间有所摆动。在淮河以南，西部有大别山、桐柏山屏护长江上游，东部江淮之间，水道纵横，屏护长江下游；在黄河以北，西部是太行山环绕着的山西高原，东部是河北平原。
在前面章节已经说到，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北方之人，长于骑兵野战，性习温凉，不耐暑热．利在秋冬时节；而南方之人，长于水战与守城战，利在春夏雨季。中原地区的地形和气候特点使得南北双方各享一半的利弊。南方之人多趁雨季而北进，但若是越过了黄河而向北继续深入，便会面临很大的不利；北方之人多趁秋冬时节而南进，但若是越过了淮河而向南继续深入。也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因此，在南北对峙比较稳定的时期，无论哪方主动用兵，其结果邡只不过足在淮河与黄河之间来回拉锯。
在漫长的南北对峙史上，南北交兵非常频繁。其中，以刘宋元嘉北伐和南宋端平年间收复三京之战最能反映出南北双方在中原的攻守形势。（详见东南部分）
实际上，以攻而言，南北双方还可说是平分秋色。南方攻沔南，可以趁雨季利用泗水、汴水等淮河文流作为交通线，迅速北上。到彦之、王玄谟、陈庆之等人在最初的攻势作战中都是迅速地打到了黄河南岸；北方攻河南，则可利用冬季河冰坚合或河水潦缩的时机．发铁骑迅速南下。
但说到防守，则南方比北方被动。北方之人由于自己的特性，不宜于久处南方，北方的统治者也多能认清自己在南方作战的时间上的利弊，而能于不利的季节主动北撤，等到有利于发挥自己骑兵优势的时节，再大举南下；再说，北方铁骑本来就宜于远程奔袭，能给北方势力造成困难的只是时间季节，而不是空间距离。所以，北方极少在河南作硬性的防守，守河南从未成为北方的负担。对于南方则不然，守城战虽是南方之所长，但南方守河南势必沿千里黄河全线置守，兵力难免单薄，与南方策源地之间的交通线也是迂回而漫长。因此，对于南方来说，攻河南不难，而守河南难。对于北方来说，只要撒开守河南的包袱，便能只享其利而不受其弊。
从地理形势上来看，中原地区南北两边的地理形势也是北方比南方有利。自河南图黄河以北，比较困难。黄河以北．战略枢纽在山西。山西地势高峻，仰攻不易：倒是黄河以北足以制黄河以南。北魏开始立都平城（今大同），据山西之险，俯瞰三面，威制北方，所以面对刘宋在河南的军事行动崔浩能有“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的自信。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形势发生逆转，反为山西所制。尔朱荣和高欢先后据山西控制北魏朝政。至于五代时期，后唐代后梁、后晋代后唐、后汉代后晋，都是以山西制河南。即使足像金这样本身是起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在迁都河南之后，也是被蒙古这样后起的北方游牧民族所制。
自河南图南方则比较容易。取山东足以制泗水上游，攻南阳足以制汉水上游，争汝南足以制淮河上流。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的终结即是循着这条逻辑。在南朝刘宋时期，北魏即已夺占山东；南齐时期，则一再争南方南阳、义阳（今信阳）等淮汉上游之地；到梁末，南方东失淮南之地，西失襄汉上游，南方遂再无问鼎中原的机会，而只能恃长江作被动的防守。
不过，南方在中原地区也井非完全没有机会。在中原地区，南北形势虽是南不如北，但东西形势却是西足以制东，河南地形的特点是东部为平原，西部为山地，东部平原地带利于北方骑兵而不利于南方步兵，但在西部山地地带却是有利于南方步兵而不利于北方骑兵，西部山地地区又可分为南北两部，都具有枢纽性地位，北部三川河谷在北方具有枢纽性地位，南部南阳盆地则在南方具有枢纽性地位。
这样，由南阳盆地北出遂成为南方进图中原的一个机会。位于南阳盆地南端的襄阳本是南方恃以屏护江汉上游的一大重镇。自襄阳北上，循淅川等汉水支流上行，越伏牛山，即可进入伊洛河谷，而后，或东取洛阳，或西攻关中，都可扬长避短而有所作为。东晋南朝时期的几次比较成功的北伐都是利用这一地理形势。桓温北伐，由襄阳北上。出伊川，败姚襄，执周成．收复洛阳；刘裕北伐后秦，攻洛阳之战，也曾派兵从襄阳经南阳盆地北上，攻洛阳的南翼；刘宋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东路军溃败，西路军却取得很大进展，柳元景、薛安都等将连克弘农、陕城、潼关，井取得关中豪杰和百姓的响应与支持；
在南北之争小，南方争河南若只是想以黄河作为南北之间的分界线，则终难改其劣势地位。南方可以取河南作为进一步经营天下的凭资。明初朱元璋北伐可以作为南方经营河南的一个成功的例子。（详见东南部分）毕竟中原四战之地，不利于防守，却利于作为进取的凭资。
第一节 统一与分裂：政治与地理
治则合，乱则分。历史治乱更替，天下大势也随之分合变迁。
历史治乱分合的演变有其自身的逻辑，地理环境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统—首先必须以社会政治方面的凝聚力、向心力为基础，其次才是地理上的经营措置；分裂也首先是社会政治方面出现离心力，然后地理上的离心力才显现出来。
若单从地理因素来看，中国的地理环境的特点是整体的统一性和局部的独立性并存，既存在有利于统一的因素，也存在着离心的因素。 [ 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 导论 第二章《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 ]
中国现有版图所包括的这片地域基本上是中国历史展开的舞台。由于地形地势的缘故，这片地域的东、南二面都是浩瀚的海洋，西南、西北都是险峻的山脉，北面是大漠。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相对独立，自成一统。秦和西汉相继建立起了大一统的帝国，并为确保帝国的安全而进行了积极的拓边，帝国的疆域基本上达于这片地域的天然极限。统一的观念随着统一帝国的建立而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即使是在天下纷乱之际，逐鹿的群雄也大多怀着重新统一天下的抱负。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统一的大局基本上得以维系，这种跟中国地理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广泛深入人心的统一的观念乃是一个最基本的因素。
另一方面，中国的版图如此辽阔，境内的山河分布纵横交错，又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各地域之间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诸方面的差异很大，要实现真正的统一，必须对上述各方面进行一种深度的整合，否则，上述诸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的条件下便可能表现为潜在的离心力，在特定的情况下就有可能被诱发出来。
在中国版图内的各区域之间，既存在促进彼此联系的有利条件，也有将彼此相对隔绝的天然屏障。如长江和黄河这样的大江大河，在东、西部之间就是一种联系的重要纽带，在南、北方之间却是一种天然的限隔。像太行山、秦岭、大别山等大的山脉，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的确就是一种天然的限隔；但这些山脉的断层地带或河流穿切而形成的河谷低地却又提供了可供穿行的交通孔道。
至于地理因素究竟是发挥出促进联系的积极作用，还是发挥出离心的消极作用，则视当时社会、政治的整合程度和中央政权经营措置上的得当与否而定。
当一个王朝强盛的时候，它的统治者往往能够以一种王者包容天下的宽广胸怀，推行比较积极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和文化政策，而且，所推行的政策也往往能收到比较积极的效果，从而将中国地理中有利于统一的积极因素发挥出来，将潜在的离心力降至最低，使其并不发挥实际的消极作用，统一的局面因此得以维系。
而王朝衰弱，往往积弊太深。它往往会在潜移默化中积累下许多的矛盾和问题。在积弊中酝酿着广泛的矛盾，在积弊中滋长着各方面的离心力。随着社会上广泛的矛盾和离心力的滋长，地理上的离心力也开始显现出来。这种离心力增长到一定程度，就可能破坏统一，形成分裂的局面。
在治与乱的更迭、统一与分裂的交替过程中，地理因素是在社会、政治等其它更为根本性的因素起作用的前提之下才发挥出来的。
第二节 统一与分裂：问题的转换
治乱更替，统一和分裂也随着交替变迁。王朝衰弱，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通常普遍而且广泛；当其积弊难返之时，矛盾和问题往往就集中在某几个主要的尖锐的问题上。这时候，稍有契机，矛盾便迅速地激化，而形成燎原之势。这种契机在历史上通常表现为周期性出现的严重的自然灾害、穷兵黩武不能自拔的对外战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等等。一旦出现这种局面，统治秩序便随之迅速崩溃，统一的局面也迅速解体，而出现群雄逐鹿的局面。
在旧的统治秩序和统一局面解体之后，历史常常藉分裂和动荡而酝酿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次比较长时期的分裂。三次长时期的分裂是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及宋夏辽金先后并存的时期。在这三次长时期的分裂之后，分别完成了三次大一统的局面。这三次大一统分别为秦汉、隋唐、元明清。在每次大一统期间，又都经历过短暂的震荡。从秦到西汉、从西汉到东汉、从隋到唐及元、明、清的嬗代，改朝换代的过程都经历过短暂的震荡。每一次大分裂之后的统一都比以前的统—更深刻、更广泛，社会的整合程度也更高。
旧的统治秩序解体通常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离心力滋长，统一的中央集权遭到削弱，各地域的独立性突出出来，地理上的离心力也开始显现山来，从而使天下呈现出分裂的局面。
要重建新的统治秩序，重建新的统一局面，就必须先整合各种社会矛盾，消弭各种政治上的离心力，才有可能消除地理上的离心力，结束分裂，重建统一。只要社会上广泛的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政治上的离心力并未消除，地理上的离心力就会继续存在，统一局面的重建便很困难。
历史上，那些率先起来反对旧的王朝统治秩序的人往往不能够重建新的统治秩序，重新统一天下。
秦统治暴虐，率先起来反秦的是陈胜、吴广起义。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遂有风起云涌的响应，四方豪杰起而亡秦。秦亡之后，更广泛范围内的争夺才刚刚开始。王莽统治暴虐，天下怨之久矣，率先起来反王莽的是绿林、赤眉起义，四方豪杰继之而起。王莽灭亡，更广泛范围内的争夺又才刚刚开始。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向汉王朝的腐朽统治发起挑战，黄巾起义未能覆灭东汉王朝。黄巾刚平，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才刚刚开始。西晋以“八王之乱”而衰，率先起来反晋的是匈奴刘渊，刘渊所建立的刘汉政权消灭了西晋。西晋灭亡，五胡十六国的序幕才刚刚拉开。隋末统治暴虐，率先起来反隋的是王薄等农民起义和杨玄感起兵，各地豪杰也纷纷起而反隋。隋朝灭亡，群雄逐鹿的局面才刚刚开始。唐后期社会矛盾积累深重，黄巢起义向唐的统治发起挑战，这次起义未能灭掉唐朝，还加剧了“安史之乱”后形成的藩镇割据——唐不亡于起义，而亡于尾大不掉的藩镇。元统治暴虐，率先起来反元的是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大起义。红巾大起义确曾沉重地打击了元朝的腐朽统治，但灭掉元朝并统一天下的却是从起义军中蜕变出来的朱元璋。明末，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起来反抗明的腐朽统治，明朝亡于李自成起义——但统一天下的不是李自成，而是自关外进来的满清。
治乱交替之际之所以呈现出上述现象，是因为旧的统治秩序的解体通常是矛盾激化的产物，而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的重建则必须以整合各种矛盾、消弭各种离心力为前提。整合各种矛盾、消弭各种离心力却通常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
从旧的统治秩序、旧的统一局面解体，到新的统治秩序、新的统一局面建立这一段时间内，天下的纷乱和争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矛盾趋向于激化，后一阶段矛盾趋向于消弭。这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问题的重心是绝然不同的。
旧王朝最终灭亡之前，它往往是各种矛盾汇聚的焦点，这时，它还可以作为一个临时的维系各种离心力的工具，也就是说，此时的离心力主要是针对旧的王朝统治秩序而呈现的，这时候，斗争虽然尖锐，但形式和范围倒还简单，矛头所指也比较集中。首先起事者为了推翻旧王朝的统治秩序，必须凭借、利用普遍存在的矛盾，甚至采取一定的策略推动矛盾的普遍激化，来扩大其影响，获得广泛的支持。
一旦旧的王朝最终灭亡，矛盾失去一个可以汇集的焦点，依旧存在的矛盾遂离散为比较广泛范围内的矛盾，离心力也显现为一种普遍的离心力。这样，在旧的王朝灭亡之后，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新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已变为：在旧的统治秩序完全破坏之后，再凭什么资源来重新整合天下，整合各种社会矛盾，消弭各种离心力，以便重建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这才是第二阶段问题的症结。
广泛的矛盾是首先起事反对旧秩序者们的凭资，却不是重建新秩序和新统一局面的凭资。在第一阶段的斗争中，为了达到推翻旧的统治秩序的目的，可以也应该推动矛盾的普遍激化。但是到了第二阶段，这种做法就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了，因为这与第二阶段重新整合天下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在第二阶段，需要的是消弭矛盾进而整合各种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
天下纷乱之际，形势错综复杂。在纷乱的旋涡中，有多少人能够认清形势的变化、适应新的形势、调整自己的政策、改变运动的方向?有时，即使个人有这种清醒的认识，但要纠正实际上是由历史所酝酿出的力量在推动着的整个运动的方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起兵反晋时，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刘渊本欲效法汉高祖，灭司马氏政权后一统天下，所以他很注意处理胡汉关系。他建立政权都是打着汉家的旗号。刘渊遣大将刘景率军攻洛阳，刘景驱杀汉族百姓三万余人沉于黄河，刘渊闻讯大怒，曰：“景何面目见朕!且天道岂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马氏耳，细民何罪！”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七 晋纪九 ] 显示出他的确有一种包容天下的胸怀，很想化解胡、汉矛盾，而不是激化胡汉矛盾。然而，数百年积累下的矛盾，又岂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在他的末年，他也不得不妥协于现实，设立单于台，实行胡汉分治。让历史积淀下的矛盾在历史中去化解。
历史的运动错综复杂，它要求运动的参与者要有多方面的素质。最关键的是要有一种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济世情怀，以天下的黎民百姓、苍生疾苦为念，在旧的秩序被破坏之后，以重新澄清天下、安定天下、重建统一为己任，而不是为一己之私念，称王称霸，贪欲恣肆，嗜于杀戮。
可通常的情况却是，旧的社会秩序一经解体，社会中潜藏的各种能量都被释放出来，参加运动的人素质参差不齐。有多少人能够抱有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济世情怀呢?如凭借绿林起义而崛起的更始诸将，在他们建立政权之后，天下尚未平定、百姓疮痍未复，便耽于个人享乐，贪欲恣肆，全不以苍生疾苦为念。如果连这点基本的情怀都没有，那就更谈不上会有兼济天下、统一天下的雄才大略了。
推翻旧的统治秩序，需要凭借一定的政治资源，采取一定的政治策略，推动矛盾的普遍激化；重建新的统治秩序，同样需要凭借一定的政治资源，采取一定的政治策略，缓和、消弭矛盾，消除各种离心力，重新整合天下。做到这两者都需要雄才大略。
不同的历史时期，具体的社会问题不同，可以凭借的政治资源可能不同。我们以秦汉之际的分合变化为例，来看从旧的统一局面的解体到新的统一局面重建这段时间内社会问题重心的变化。
当历史经历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纷争之后，统一确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种趋势也可能走一些曲折。
秦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但这个统一的帝国却是跟它的暴虐统治、横征暴敛、严刑峻法等联系在一起的。尽管秦始皇采取了许多巩固统一的措施，但天下之人欲反秦、裂秦者仍不在少数。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有陨石坠于东方，有人就在那陨石上刻字：“始皇死而地分。” [ 注：《资治通鉴》卷七 秦纪二 秦始皇三十六年 ] 足见反秦、亡秦、裂秦的暗火已在地下燃烧。这些人中既有像张良、项梁那样的前六国贵族残余势力，也有像陈胜、吴广那样对秦暴虐统治不满的下层民众。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天下能有风起云涌的响应，即是当时广泛矛盾的显现。陈胜、吴广遂利用了这种潜在的力量，迅速扩大其影响。
陈胜占据了陈之后，打算自己称王。张耳、陈馀曾劝其不要急于称王，而应利用六国后裔渴望报仇、复国的愿望，派人复立六国之后，以便增强反秦阵营的力量。张耳、陈馀对陈胜说：“秦为无道，灭人社稷，暴虐百姓；将军出万死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勿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则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懈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七 秦纪二 二世元年 ] 陈胜不听，依旧率先称王。但他并未能够阻止别人自立为王的趋势。他遣武臣略地河北，武臣羽翼已丰后，便脱离陈胜自称赵王；武臣再遣韩广略地，韩广羽翼丰满后，又脱离武臣自立为燕王。
陈胜败亡后，在江东起兵的项梁脱颖而出。范增怀着同样的认识建议项梁说：“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返，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八 秦纪三 二世二年 ] 项梁遂为楚国拥立怀王，又采张良之议扶立韩王，后又立魏豹为魏王。这样，项梁所拥立的楚国成了反秦的中坚，在陈胜败亡之后，掀起了反秦斗争的又一个高潮。
对秦的仇恨乃是东方诸侯反秦的一大动力，张耳、陈馀、范增等人建议的策略都是旨在推动当时矛盾的普遍激化，扩大反秦阵营，从而达到迅速灭亡秦朝的目的。
秦亡之后，东方人与秦人之间的矛盾、东方人对秦人的仇怨却并未马上消失。这种仇怨影响了秦亡之后的天下形势。项羽在新安坑杀秦降卒二十万在很大程度上即是这种仇怨的产物。那些在秦强盛时受尽秦人欺凌的东方人现在终于可以反过来报复秦人了。项羽入关后，诛秦王子婴、火烧阿房宫，拍手称快的绝非项羽一人。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连同它暴虐的统治一起被埋葬了。反秦之时，天下之人亡秦、裂秦的呼声构成反秦的主要动力，主导人心者实际上是一种分裂的趋势。可是，当秦亡之后，要重新统一天下，又凭什么来整合天下?这是秦亡之后产生的新的问题的症结。
秦亡之后的天下局面以项羽主持下的分封诸侯而收场。项羽凭在反秦战争中的功绩而被尊为诸侯霸主。项羽行分封制在后来受到不少指责，被认为是开历史的倒车；他不都关中而都彭城也受到后世的不少批评。
实际上，项羽行分封制在当时恐怕是不得不行之的一条办法。他分封的原则，有维护自己霸主地位的意图，如徙刘邦王汉中、将战国时的东西二强齐国和秦国都分割为三部分等等；另外，还力图以在反秦战争中的功劳大小为原则。尽管如此，他在当时就遭到韩信、田荣、陈馀等人的不满。韩信说项羽“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 注：《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高帝元年 ] 田荣、陈馀等人更是以未获封王而首先举兵反项羽。这些人反项羽的直接原因是自己未获分封。
至于项羽不都关中恐怕也是不得已的事。项羽所率领的军队是反秦战争中的主力。战争往往会使仇恨加剧，使矛盾更加尖锐。项羽在新安坑杀秦卒更是加剧而不是消弭了秦人与东方人之间的矛盾。所以，即令项羽立都关中，关中也不会是他的天府之国，而只会是他的肘腋之患。
以这层认识为背景，我们才好理解刘邦入关后与秦人约法三章的积极意义。刘邦入关后，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 注：《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高帝元年 ] 这三条约法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恢复战乱之后的社会秩序，保境安民，更重要的是防止东方人与秦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因为，以当时形势，最有可能出现的恰好是那些怀着复仇心理入关后的东方人趁机烧杀掳掠，报复秦人。刘邦此举深得秦人之心，为他以后还定三秦打下了基础。
在暴秦已经灭亡之后，当项羽还在加剧秦人与东方人之间的矛盾时，刘邦却已在注意化解秦人与东方人之间的矛盾了。
刘邦在后来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还有几处大手笔，都可谓切中当时问题的症结。首先是他还定三秦的时机。刘邦被徙封汉中时，萧何建议他接受这一现实，然后，“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 [ 注：《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高帝元年 ] 以当时形势，刘邦势单力薄，兵逃将亡，一般人都会觉得首先应该蓄精养锐，整军经武，积累力量，然后再出争天下。但是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后，并没有像萧何当初所建议的那样，而是迅速出兵还定三秦。仅凭这一点，刘邦就收到了至少两个方面的好处。
首先是时机上的好处。所谓人心动则难静，静则难动。设使项羽咸阳罢兵之后，天下能有数年之安，则数年之后，诸侯各安其地，百姓各安其业，诸侯林立的分裂局面将成定局。再过几年，冒顿统一下的匈奴南下，有资格率中原诸侯反击冒顿的惟有项羽。那时，不管项羽个人是否有意，都会产生进一步整合中原社会的需要；何况“攘夷”历来就是中原霸业的一面有力旗帜。项羽若只做诸侯霸主，凭他在反秦战争中的功绩就够了，若要进一步整合天下，则须凭借新的政治资本，而领导中原诸侯反击匈奴正好提供了这种政治资本，藉以进一步整合天下。若是如此，则天下之势必将重归项羽，那时刘邦再出争天下，形势就很不利了；即令能争，以当时岳峙之群雄十数辈，逐一扫平，事亦难矣。其次起到了以患了打回东方去的动力。这就是韩信所说的“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 [ 注：《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高帝元年 ]
刘邦的大手笔之二是在洛阳为义帝发丧。刘邦东出到洛阳后，有三老董公建议刘邦说：“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师出无名，事故无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则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于是，刘邦为义帝发丧，并发使遍告诸侯说：“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 注：《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高帝二年 ]
义帝即项梁拥立的怀王，本是复立的楚国之后，在秦亡后被尊为义帝，已可算是当时名义上的、比较松散意义上的天下诸侯的“共主”。项羽本可以挟此“共主”作为招牌以号令天下，但他连这块招牌也扔掉了。刘邦捡起了这块招牌。尽管义帝已死，他已不能利用一个活着的“共主”来’号令天下，却借这个死掉的“共主”而为天下人树起了一个“共敌”。为义帝发丧旨在为自己“正名”，同时树项羽为天下人之“共敌”，“明其为贼”，再借此“共敌”以抟聚人心，重新整合天下。
若非如此，刘邦凭什么名义东出?他还定三秦，项羽及其他诸侯还可接受张良的解释，相信他只是想取得本该属于他的东西；也要出关，“东向以争天下”，那么不光是项羽会视他为敌，其他诸侯王也会视他为一大威胁，那样的话，形势就会复杂得多，他统一天下的阻力也会大得多。而为义帝发丧这一策略则把自己统一天下的行动变成了一个其他诸侯王可以接受的、为天下人除残去暴的义举。
就这样，在短短的时间内，项羽就由天下诸侯尊奉的霸主变成了天下人的“共敌”，刘邦却因此而联合起诸侯联军共五十六万人，把原本复杂的形势、矛盾和问题都变得简单化了。
后来，楚汉双方在成皋一带相持。刘邦与郦食其谋挠楚权，郦食其建议刘邦派人复立六国之后，为楚国增加敌人。张良听说这事后，大叫“陛下事去矣!”，连论此议之八不可。乍看之下，郦食其的建议很像当初张耳、陈馀对陈胜的建议。实际上，二者所面临的形势和最终的目的都是完全不同的。
陈胜起兵，志在灭秦。陈胜初起时，秦国还很强大，派人复立六国之后，可以利用前六国对秦的仇恨和复国的愿望，迅速扩大反秦的队伍，从而达到灭秦的目的；而此时，刘邦已经联合了大部分的诸侯，造成了重新整合天下的有利形势，此时复立六国之后只会造成潜在的分裂势力，这跟重新统一天下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刘邦还把“统一战线”工作做到了项羽阵营的内部，先是策反英布，后又反间钟离昧、亚父，项羽更加孤立。
后来，郦食其又建议：“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 [ 注：《资治通鉴》卷十 汉纪二 高帝三年 ]
这却是一个建立在地理大势基础上的恰当的战略策划。在基本上以善和恶为标准把自己跟项羽在天下人面前区分开来之后，再造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确实可以起到使“天下知所归”的效果。后来刘邦又布项羽十大罪，更强化了项羽作为天下“共敌”的形象。通过树项羽这一“共敌”而使天下之视线聚于一，灭一项羽而天下顿成席卷之势。
秦与西汉交替之际的纷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反秦战争是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灭秦是主要目的，矛盾趋向于激化，所以，张耳、陈馀对陈胜的建议、范增对项梁的建议是符合当时形势需要的，都是旨在推动矛盾的激化，扩大反秦的队伍，从而达到灭秦的目的。楚汉战争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重新统一天下是目的，为这一目的，应该缓和、消弭各种矛盾，消除各种离心力，所以，郦食其复立六国之后的建议与当时形势的需要是背道而驰的，而为义帝发丧、布项羽十大罪等策略则把本应非常复杂、分散的矛盾加以简化，使问题变得简单，从而加快了重新整合天下、统一天下的进程。
第三节 分裂的类型
王夫之曾论及王朝衰亡的两种形式：一种是土崩，一种是瓦解。他说：“土崩、瓦解，其亡也均，而势以异。瓦解者，无以施其补葺，而坐视其尽；土崩者，或欲支之而不能也。秦非土崩也，一夫呼而天下蜂起，不数年而社稷夷、宗枝斩，亡不以渐，盖瓦解也。栋本不固，榱本不安，东西南北分裂以坠，俄顷分溃而更无余瓦，天下视其亡而无有为之救者；盖当其瓦合之时，已无有相浃而相维之势矣。隋、元亦犹是也。周之日削，而三川之地始入于秦；汉之屡危，而后受篡于魏；唐之京师三陷，天子四出，而后见夺于梁；宋之一汴、二杭、三闽、四广，而后终沉于海。此则土崩也。或支庶犹起于遐方，或孤臣犹守其邱陇，城陷而野有可避之宁宇，社移而下有逃禄之遗忠；盖所以立固结之基者虽极深厚，而啮蚀亦历日月而深，无可如何也。土崩者，必数百年而继以瓦解，瓦解已尽而天下始宁。” [ 注：《读通鉴论》卷三 武帝之八 ]
王夫之描述了两种王朝衰亡形式所表现出的特征。大体说来，瓦解意味着全面的混乱和无序，持续的时间通常比较短，重建新的统治秩序通常也比较快；土崩则意味着在整体的秩序崩溃之后尚有局部的秩序保存，其衰亡往往要持续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的重建也往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秦、新、隋和元的灭亡便属于瓦解，东汉、西晋、唐和宋的衰亡则属于土崩。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不同的形式，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下面，我试着从社会权力结构的角度提供一种解释。
一般说来，那种专制程度比较高的朝代在统治秩序解体之后，容易出现瓦解的局面。这种朝代高度专制的统治往往制造了一个权力结构单一的社会，在最高统治层与最下层民众之间，缺少与皇权分享权力的中间势力。其暴虐的统治遂在最高统治层与最下层民众之间造成了最直接的矛盾。徐乐在上汉武帝书中说：“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 [ 注：《资治通鉴)卷十八 汉纪十 ] 说的实际上就是这种最高层与最下层之间最直接的矛盾。因为缺少与皇权分享利益的社会阶层，也就缺少可以缓冲和分散矛盾的中间力量，一旦它的统治因某种原因而削弱，稍有导火线，即可导致矛盾的普遍爆发，结果其皇权遭到的是普遍的反对。所以，它在整体的秩序解体之后，连局部的秩序也没法维持，因而出现王夫之称之为瓦解的那种普遍的动荡和混乱。
秦、新、隋和元在这方面比较典型。这些朝代大多统治暴虐，高度专制，横征暴敛，轻用民力。这样的王朝在皇权削弱后，逐鹿的群雄往往大大小小数以十计。但在经历了时间并不长的一段动荡和混乱后，大多灰飞烟灭，天下重归一统。
而那种专制程度不高、或是其专制因某种原因受到削弱的王朝，在其统治秩序解体之后，容易出现土崩的局面。这种朝代的统治秩序中存在与皇权分享权力的中间势力，这种中间势力既是削弱皇权的力量，也是维系皇权的力量。在皇权受到挑战时，这种中间势力可以起到缓冲和分散矛盾的作用。这样的朝代，即令整体的秩序解体了，但那些中间势力尚可维持或建立局部的秩序。这种势力作为政治上的离心力，若与地理上的离心力结合起来，往往导致分裂割据的局面。
东汉、西晋和唐的衰亡就属于这种情况。东汉的皇权本已受到宦官和外戚的削弱，在经历黄巾大起义的冲击之后，权移州牧、刺史。后来割据四方的军阀大多便是这些州牧、刺史。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最终演变成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
西晋惩曹魏之亡而重用宗室，重行分封制。“八王之乱”中，导致西晋衰乱的是这些宗室藩王，“永嘉之乱”中，负责维持地方秩序的也是这些藩王，重建司马氏社稷、保有江南半壁江山的司马睿也是藩王出身。在西晋的统一“土崩”之后，出现的是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
唐经“安史之乱”后，权移藩镇，渐渐演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导致唐室衰弱的是这些藩镇，最终取唐而代之的是藩镇；但在唐最终灭亡之前，负责维持地方秩序、使唐的统治在“安史之乱”后衰而不亡又得以维系了百余年的也是这些藩镇。唐亡之后，五代十国的建立者们实际上也是这种势力的演变。
作为王朝衰亡的两种形式，瓦解是全面的混乱和无序，无迹可寻；而土崩尚存局部的秩序，有迹可寻。
政治上的离心力与地理上的离心力通常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政治上的离心力与地理上的离心力结合在一起，遂使土崩型的局面易于趋向分裂的局面。从地理的角度考察，分裂的局面又表现出以下几种类型：有南北对峙或东西对抗(二分型)、有三足鼎立(三分型)、有四分五裂(四分型乃至更广泛的分裂)。
一 南北对峙
历史上的南北对峙与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有密切的关系。淮河至秦岭一线为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南、北方的主要区域。南、北方内部各区域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南北之间跨度很大，南北气候、环境、生产方式、社会文化乃至生活习性等方面的差异也较大。这是南北对峙的地理基础。
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对峙，除了孙吴与曹魏(西晋)之间一度出现的短暂对峙为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外，其它的南北对峙均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西晋衰亡后的十六国北朝与东晋南朝之间的对峙和北宋衰亡后的金、蒙古(元)与南宋之间的对峙时，北方政权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
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骑射为业，男子都是天生的战士，长于骑兵野战，这使他们在军事上占有一定的优势。这些少数民族在进入中原之后，多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中原先进的文化，从而提高其社会组织上的效能；但他们久居北方，性习温凉，而不耐暑热，故其对南方的作战宜于秋冬时节。
南方汉人以农耕为业，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对水利的利用是其社会的主要特点；其治军以秩序和纪律见长，经过严格训练；其作战讲究部伍阵法，长于水战和守城战，多能利用江河水道进行人力物力的运输，故其对北方的作战宜于春夏时节。
南北双方可谓各有所长，各有千秋。南北之间、黄淮一带地形和气候上的特点，又使得南北双方在天时和地利上各自利弊半参。这一带既有旷阔的平原，又有纵横分布的江河水道，寒暑季节变化明显。利于南方者不利于北方，利于北方者不利于南方。双方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利用对方的短处。这种天时和地利上的特点，也使得南北双方在黄淮一带易于陷入一种拉锯式的角逐之中。
南北军事对抗一般以黄淮平原为主战场，而以淮河至秦岭一线为对抗线，这条对抗线随着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而在长江和黄河之间有一定幅度的摆动。
淮河以南，有较长的雨季，江河水道纵横，形成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南方可以利用这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发挥自己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另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也削弱了北方铁骑的冲力。这样，北方势力若越过淮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气候和环境上的巨大困难。但是在淮河以北，情况就不一样了。淮河以北的河流，雨季相对较短，气候干燥，河流水流量有限，冬季又有封冻现象，容易渡涉，不足以阻挡北方的铁骑。南方势力若是越过淮河向北深入，则会面临补给线过长的困难。这样，作为中国地理上南北分界线的淮河不期而然间也成了南北对抗的一个分界线。
北方游牧民族每每趁中原政权的衰弱，凭借军事上的优势，透入中原，控制北方地区；而南方汉人政权在失去对北方的控制之后，多能凭借中原先进的社会文化整合南方社会，并发挥南方汉人社会的特长，保有江南半壁江山，从而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二 东西之争
二分型的大型对抗除了南北对峙外，还有东西之争。东西之争在战国、秦汉时期比较典型。秦的兼并及统一战争、楚汉战争、西汉时东方诸侯对西汉中央政权的挑战、东汉末关东州郡讨董卓之战，都是一种东西之争的态势。不过，东西之争作为一种二分型的分裂，通常只是一种临时状态，既不持久，也不稳定。
东西之争一般在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与第三级阶梯之间进行，而以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的东部边缘地带为对抗前沿：北起幽燕，循太行山南下，经嵩山山脉、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而转向鄂西山脉一线，为东西之间对抗的前沿。这一列南北向的山脉分隔中国的东、西部地区。
在这一线山脉上有一些山地隘口，为东、西方之间的交通孔道。在燕山山脉有居庸关，沿太行山一线，自北向南，依次有飞狐口、紫荆关、倒马关、井陉关、滏口、天井关等关隘，在嵩山山脉周围又有成皋、太谷、轘辕、广成、鲁阳等关隘，扼守东、西方往来通道；在洛阳附近还有孟津，为黄河重要渡口。因此，上述一线为双方争夺的急所，尤以成皋一带为争夺的关键。成皋处在东西对抗线的中轴线上。
从中国地势的大体形势上来说，这种对抗却是西方居地势之利，而东方则处相对劣势。西方地势较高，面对东方，居高临下，若是能控制成皋一线，即已取得一种非常有利的攻势态势；而东方控制成皋一线，至多只是取得一种比较好的守势态势，失成皋一线则全失地利之险，故历史上的东西之争以西方胜利者居多而东方胜利者居少。
三 三足鼎立
三足鼎立，一般人自然都会想到魏、蜀、吴三国鼎立。实际上，这只是三足鼎立的一种类型，但不是最典型的一种类型。
魏、蜀、吴三足鼎立是整个北方与四川、东南这三地之间的鼎立。魏、蜀、吴虽曰三足鼎立，但实际上是南方的蜀、吴二国结成联盟，合力对抗北方的曹魏；若真是这三地构成单纯的三足鼎立，那么，这种鼎立是不均衡的，北方在实力和地利上都占有明显的优势。魏晋南北朝时期，(统一北方时的)后赵、成汉与东晋三者之间的鼎立也是这种类型，也是整个北方与四川、东南三地之间的鼎立。
在中国地理格局中，最典型的三足鼎立应是关中、河北与江南这三者之间的鼎立，也是最经常出现的三足鼎立。
若以秦岭至淮河一线划分南北，那么，北方在地利和实力上占有优势。南方的政权只有在北方分裂的情况下才能长期保存。北方的分裂和对峙要能稳定并持续长久，则北方的分裂和对峙又必须是势均力敌的。北方经常出现的分裂和对峙是关中与河北之间的对峙。这种对峙大体上是势均力敌的。关中地利上较优，而河北实力稍胜。综合起来看，关中、河北与江南这三者之间基本上构成一种大体的均衡。
关中、河北与江南这三者之间的鼎立也是历史上出现得最多的三足鼎立。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过六次三足鼎立，除去上面说到的那两次是北方、四川与东南三者之间的鼎立外，其它四次都是关中、河北与江南之间的鼎立。他们是：前秦、前燕与东晋，后秦、后燕与东晋，东、西魏与梁，北周、北齐与陈。
四 四分五裂
天下四分是三足鼎立的延伸。在关中、河北与江南三地鼎足而立的基础上，若是四川出现了单独的割据政权，便成了天下四分。这也正是中国地理上棋盘型格局中的四角之间的分峙：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
如十六国东晋初期，前赵据关中，后赵据河北，东晋据东南，成汉据四川。又如南北朝时期，北朝因尔朱氏之乱而分裂成东、西魏，南朝也因萧绎、萧纪内讧而分裂，遂出现西魏据关中、东魏据河北、萧绎据东南、萧纪据四川的局面。
不过，这种天下四分的局面一般并不稳定，维持时间也不长。十六国时期的四分很快就因后赵兼并前赵、东晋消灭成汉而演变成南北对峙，南北朝时期的四分也因西魏趁利南进兼并萧纪而演变成三足鼎立。
在三足鼎立或天下四分的基础上，若是周边外围地区也建立起了其它割据政权，那就变成了五分乃至更广泛的分裂。通常陇西地区、河西走廊和辽西地区容易脱离中原而建立起割据政权，如后赵、成汉与东晋三足鼎立时，河西存在前凉政权，辽东的鲜卑慕容部就脱离东晋建立起了前燕政权。
战国时，七雄并列，这也是一种比较广泛的分裂。战国七雄从春秋时期众多的诸侯国中脱颖而出，并立时间也较长久，这是有其地理上的基础的。战国七雄中，秦据关中“百二之地”，齐据山东“十二之地”，楚据方城、汉水，并有着辽阔的疆域，燕据河北北部，南阻易水。四雄分峙东、西、南、北四方，背靠边角，有着稳固的后方，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韩、赵、魏三晋诸侯国处于中央，分隔四雄，他们的强大来自他们之间的团结，合则强，分则弱。等到秦的势力已经非常强大，东方六国感到其威胁，这才出现合纵。不过，这已经是一种东西对抗的态势了。
第四节 统一的轨迹
历史由治趋乱、由合趋分有其自身的逻辑；同样，由乱趋治、由分趋合也有其自身的逻辑。若从地理的角度看，地理形势在新的统一局面的重建过程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由乱趋治、由分趋合的过程实际上是由分裂到重建统一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地理上依稀呈现出这样的轨迹：在普遍的动荡和混乱中往往先澄淀出局部的秩序，再经由这些局部的秩序而趋向全面秩序的建立和统一局面的形成。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长时期的分裂基本上都是土崩型局面的结果。在三次大一统期间，又都经历过短暂的震荡。从秦到西汉、从西汉到东汉、从隋到唐及元、明、清的嬗代，改朝换代的过程都经历过短暂的震荡。在这短暂的震荡中呈现出的基本上是一种瓦解的局面，即社会秩序的全面解体。
分裂与统一交替变迁。分裂的类型不同，统一的类型也随之而有所不同。
一 土崩型局面的统一轨迹
在土崩型的分裂中，比较复杂的分裂局面往往先趋向比较简单的分裂格局。
三足鼎立是土崩型分裂中经常出现的局面。上面说到，关中、河北与江南三者之间的鼎立，是最经常出现的三足鼎立，这种三足鼎立通常是结束四分五裂乃至更广泛的分裂局面的结果。关中的政权强盛时，往往能控制陇西、河西；河北的势力则往往控制华北大平原，并常常延伸至辽西；四川则通常并于东南。
每一次三足鼎立的局面最终都演变成了南北对峙。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出现过六次三足鼎立的局面，六次三足鼎立最终都归结于南北对峙。魏、蜀、吴三足鼎立最终以曹魏灭蜀、西晋代曹魏而演变成了西晋与孙吴之间的南北对峙。十六国时期后赵、成汉与东晋的三足鼎立以东晋灭成汉而演变成南北对峙。前秦、前燕与东晋的三足鼎立也以前秦灭前燕统一北方而演变成南北对峙。后秦、后燕与东晋的三足鼎立则因北魏入主中原统一北方、刘宋取代东晋而演变成了北魏与刘宋之间的南北对峙，并一直持续到北魏分裂的前夕。东、西魏与梁，北周、北齐与陈这两次三足鼎立，在经历了各自内部的演变之后最终以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隋代北周而演变成了隋与陈之间的南北对峙。北宋、夏、辽并存，就其政治、军事上的关系而言，也算是一种三足鼎立的局面。虽然当时在西南还有大理政权，但由于地理的原因，它与中原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利害关系远无上述三国紧密。三国鼎立的时间比较长，最终也因蒙古入主中原统一北方而演变成了蒙古与南宋之间的南北对峙。
二分型的对抗乃是新的统一完成前夕最基本的格局，即东西对抗或南北对峙。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一统——秦汉、隋唐和元明清——都是结束长期的分裂而完成的。在每次大一统完成的前夕基本上都是一种二分型对抗的格局。
秦以兼并六国而结束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分裂，在秦统一天下的前夕，基本上是一种东西对抗的态势。在秦汉与隋唐之间，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分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局面以隋与陈的对峙而走到尽头。在隋唐与元明清之间，经历了五代十国和宋、夏、辽、金先后并存的局面，这一时期的分裂又以南宋与蒙古(元)的对峙而走到尽头。
在东西对抗和南北对峙这样的大型对抗中，论地理上的优势，是东不如西，南不如北。在秦统一的前夕，秦居西方，占有地势上的优势，秦以此而兼并东方六国。每次南北对峙则都是以北方兼并南方而统一天下。西晋与孙吴的对峙以北方的西晋消灭南方的孙吴而归于统一。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对峙以北方的隋消灭南方的陈而归于统一。蒙古(元)与南宋的对峙以元灭南宋而归于统一。
上述几次北方兼并南方的统一战争在布势上又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都是东西齐举，上、下游并进；但局面的打开则都是从上游着手的。西晋灭吴，以王濬下益州，杜预等下荆襄；隋灭陈，以杨素下益州，杨俊等下汉水；蒙古则以攻克襄阳而取得上游之势。这是由南北对峙的基本地理形势所决定的。南方赖以对抗北方的依托和联络内部的交通线主要是长江，长江上下游之势在战略上表现出的利弊非常鲜明，北方夺上游之势即足以控制长江形势，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
二 瓦解型局面的统一轨迹
至于瓦解型的局面，虽因形势的复杂而难寻其迹，却也看得出地理条件在重建统一过程中的重要性。
在中国棋盘型地理格局中，几大战略要地都有其独特的山河形势、经济条件和社会基础。一种政治势力若能植根于这些因素之中，以之为基础，往往能建立起局部的秩序，进而形成力量中心。像关中、河北、东南、四川这样的地区就因其优越的地理形势而容易首先建立起局部的秩序，进而形成力量中心。这种力量中心对周围地区辐射出一定的控制力。陇西、河西地区大都因其割据政权被关中的政权所灭而纳入关中的控制范围，如十六国时期的前凉被前秦所灭，后凉被后秦所灭，南凉亡于西秦，而西秦则被赫连夏所灭，唐初陇西的西秦政权和河西的凉政权也都被唐所灭。河北的政权则往往能控制整个华北平原，有时还延伸至辽西。东南政权则通常能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则通常跟汉中连成一体。
在天下纷乱之初的混乱局面中，先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往往能建立起局部的秩序，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积累力量，为日后进取天下打下基础。秦亡之后，群雄逐鹿，刘邦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王莽败亡之后，逐鹿的群雄数以十计，刘秀以河北为基础统一天下；隋亡之后，逐鹿的群雄也是数以十计，李渊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元亡之后，逐鹿的群雄又是数以十计，朱元璋以东南为基础统一天下。
上述几代重建统一的进程，虽都以四角之地为基础，但还有所区别。秦、西汉和隋、唐都是既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作为统治天下的基础。东汉虽以河北为墓础统一天下，但统一完成之后政治重心却不在河北，而在河南；明朝虽以东南为基础统一天下，但明的政治重心不久即移至河北。他们统一天下的基础与统治天下的基础并不是重合的；而秦、西汉和隋、唐朝统一天下和统治天下的基础是重合的，其基础都是在关中。因此，在众多的统一形式中，以关中为基础完成的统一有其独特的特点，我将其称之为关中模式。
以关中为基础进取天下之时，关中四塞之地的地理条件确为进取的凭资。关中的山河形势使其具备相当的势能，它犹如一只巨鹰，舒展两翼，左翼席卷山西，右翼席卷汉中、巴蜀，两翼展开，即足以包卷中原，进取天下。
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关中模式诚如张良所表述的——“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在这一格局中，我们可以画出两条粗略的长线，一条是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的山地险阻——北起燕山山脉，向南循太行山脉、经嵩山、方城山、接桐柏山、大别山——呈南北向横亘。这一线即用来“东制诸侯”的军事防御线。中国古代的重要关塞，基本上位于这一线上，如太行山一线的居庸、紫荆、倒马、井陉、滏口、天井诸关塞，嵩山一带的虎牢、伊阙(今洛阳龙门)、广成(今临汝西)、轘辕(今巩义西南)诸关隘，大别山上的武胜、平靖、黄岘等义阳三关。隋唐时期，“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防御线已向东有所推进，如隋炀帝掘长堑，已圈至河南东部，这是因为这时的政治重心也已向东有所推进，而不仅仅是关中。另一条线是黄河—渭河一线，呈东西向纵贯。这一条线是东、西部之间的交通运输线。当政治重心位于关中的时代，对于这条交通线都曾着力加以经营，作为漕运动脉，转输东部地区的财赋以供给关中。
河北曾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三个全国性政权的政治重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一统局面的统治重心。明虽不起自河北，但其政权建立后不久即迁至河北，元和清两代都起自塞外，他们入据中原都是从河北打开局面的。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我将其称之为河北模式。
河北模式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对于像元、清这样的由塞外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和对于明朝这样的由中原汉人建立的政权来说，所呈现的格局是不一样的。
在明朝统治天下的格局中，我们也可以画出两条粗略的长线，两条长线在北京附近成交汇之形：一条是作为军事防御线的“九边”长城一线，另一条是作为经济运输线的京杭运河一线。两条长线垂直交汇于河北北部。明代迁都北京，在长城一线特设“九边”重镇，“九边”一线东起辽东，西经山西而联络甘、陕，东西横亘，屏护北方。这一线是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之间的接触带。塞外游牧民族往往以越过这一线而扰掠中原，历代中原政权都曾经营这一线，建为军事防御线。大运河作为南北之间经济资源流通的一条大动脉，北起幽燕，南经山东而联络江南，纵贯于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相对于以前西行逆黄河——渭水而上转输关中时的艰辛来说，京杭大运河还算是一条比较平易的转输线路。明代因袭元代，经营运河，连通南北，从而形成“以东南之粮，养西北之兵”的格局。这种格局能把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与经济上的供给相对完好地兼顾起来。
对于元和清这样的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来说，作为全国性的政权，他们同样要倚仗江南的富裕和大运河这样的运输条件。但元、清两代本身就是起自塞外，他们得以入据中原，根基在塞外。入主中原后，其军事上潜在的威胁存在于南方而不是北方。元、清两代对中原汉人始终怀着防范戒备之心。因此，对于他们来说，长城一线的意义就不大了。这样，运河一线画到河北北部后，不是垂直折成东西向，而是以其它方式继续向北延伸，以使河北作为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之间的一个衔接地带，能够确保中原与塞外之间联系的稳固。这种联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挑战时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根基在塞外，形势不利，还可确保退回塞外。元、清两代在中原的统治最终也的确是被中原汉人所推翻的。明初朱元璋北伐，元顺帝即率蒙古残余势力退出塞北；清帝退位后，清宗室耆善在出关时曾赋诗“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也可说是满人固有心态的一种流露。
后记
入门读史，便一直膺服司马迁关于治史宗旨的那段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自己的资质，“究天人之际”的事大概做不了，“通古今之变”或可勉力一为。因此，十余年读史，我便一直带着这样一个基本的想法，认为读史至少须通两个方面作为基本功：天下大势和历代兴亡。历代兴亡更替之际，往往群雄辈出他们兴衰起落，或成或败，看似风云变幻，又似有迹可寻。探寻决定政治兴亡和军事成败的那点“踪迹”，对我构成一种持久的牵引。这也正是历史学不衰的魅力所在。
我选择军事地理作为楔入点，是因为军事战略、军事地理与我所认为的治史基本功的那两个方面实有相通之处。战略运筹不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审时，一为度势，审时而知历史友展阶段，度势而知天下大势，对天下大势的洞察是制定正确的政治、军事决策的前提，当然，对古代军事地理大势的考察．也是考察历史兴衰大势的一个方面。固此，在读史的过程中，对历代兴衰交替之际的攻取大略颇为留意，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兴起的种种势力所采取的战略及其与他们所处时势之间的关系，多所揣摩。些许心得，便是本书的一些基本想法。
我确信这个课题是非常有价值的。英国地理学家霍尔迪奇曾说过，“由于对地理的无知而付出的代价是绝对难以计算的。”
中国的地理环境是中国历史展开的舞台。历史上的一暮幕兴衰成败的大剧都是跟这个舞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纵现历代战争，虽曰时势不同，但地理形势所蕴含着的攻守要点作为最基本的形势却是发挥着一以赏之的作用。历史上，有多少英雄豪杰，因不懂天下大势，虽称雄一时，而终归于失败。
这个课题在当代的更积极的意义应体现在如何巩固统一方面：洞察中国地理大势，通过加强国土整治，克服地理上的天然限隔，加强区域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加强整个国家的一体化进程，消弭潜在的离心固素，弭患于未萌，从而达到巩固统一的目的。
本书的探讨主要是建立在历史考察之上的。我相信，历史学的研究旨趣和方法能为战略研究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麦金德的陆权理论和马汉的海权理论便都是建立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之上的。他们的理论又反过来深深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况且，中国传统史学历来兢重视对政治兴亡和军事成败的总结。
历史学给人最大的收益莫过于历史感的养成。历史感就像下围棋者的棋感，与其说是一种学问，不如说是一种修养。它是基于对历史这一凝重、雄浑而又巨大的动态过程力求作一种动态的把握而磨砺出的一种眼光。它直观、深厚而又犀利，能进过纷纭的表象把握历史大势，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运动中把握转瞬即逝的时机。而战略运筹的核心，实无出于此。
不过，这里面还须有一种至深的用世情怀。有用世的情怀，有用世的抱负，视史事若时事，视人之事若己之事，身在宁静的书房，心系历史的风云；与古人同历其难，共谋其事，才能与古人斟酌成败得失，商议治乱兴衰。如此反复揣摩，沉吟把玩，才能达于历史之智慧，然后才可以谈谋略；舍此而谈谋略．必落下乘。
当然，这只是我努力的方向，本书的写作也只是在把握某种势的东西方面作一次尝试。现在，这本书就要出来了，我心中却不免有些惶恐。我知道，以我现在的学养来谈这个话题肯定是不够格的。我只有拿两点理由来鼓励自己，这也是我写此书的两个主要的动机：一是就算它招致全面的非议，我也将视为对三年劳动的肯定。应为写此书本来就是想引起这方面的专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从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写作本书的动因是我觉得这本应是中国古代军事遗产中非常宝贵的一部分，而当代对这一遗产的整理和总结似嫌不足，在这方面尚未见专门的和系统的论著面世。所以才撇开自身水平的顾虑，将自己未尽成熟的想法公诸同好。二是我相信前贤的一句话：“如果你想把某个问题搞透，最好是为此写一本书。”三年来，埋首于卷帙浩繁的史籍之中，神游于广袤的神州大地，思越千年，神驰万里，让沉寂的史籍说话，让大地的意义凸显，对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的认识，比当初构想时的确有所深入。写作过程本身达到了我练历史学基本功的目的。
本书得以完成并出版，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陈琳国先生。跟随先生读书数年，情同家人，日受熏陶，获益良多。那些对谈移时、纵论古今的日子，亦良足追忆。其次要感谢北师大史学所的瞿林东先生。先生对历史学的执著、对后辈不遗余力的奖掖和缘自深厚的治史功底而表现出的自信对我都是一种巨大的激励。还要感谢解放军出版杜的陈济康先生。当初，我以一个在校学生的身份与陈先生谈我对本书的一些基本想法，先生当即从学术上充分肯定本书的价值，亦成为写作本书的直接契机。正因为有了他们的教益和激励，我才敢以一种“小子何敢让焉”的勇气，在上研期间即开始本书的写作。
饶胜文
2001年7月于军都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