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刘裕在荆州采取了此类措施，但继刘毅之后出任荆州刺史的东晋宗室司马休之颇得荆州民心，又为刘裕所忌。晋义熙十一年(415年)二月，司马休之起兵拒刘裕。雍州刺史(寄治襄阳)鲁宗之与其子竟陵(今湖北钟祥)太守鲁轨起兵响应休之。刘裕发兵西上，攻占江陵，休之兵败，逃奔后秦。刘裕驱除司马休之后，以其弟刘道怜为都督荆、湘七州诸军事、骠骑将军、荆州刺史，控制荆州上游。至此，刘裕已基本扫清代晋道路上的障碍。宋永初元年(420年)六月，刘裕逼晋恭帝禅位于己，东晋灭亡，刘宋建立。
宋
刘宋建立后，采取措施，加强皇权。但刘宋在荆州问题上面临的矛盾处境并没有多少改观。刘宋时期，上游建置几度变迁，便是这种矛盾在政策上的具体体现。
刘裕有鉴于东晋时期荆、扬对立的格局，遂采取措施，削弱荆州上游。刘裕代晋前就已分割荆州，置立湘州；宋永初二年(421年)三月，他下诏“限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一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 [ 注：《宋书》卷三 武帝下 ] 刘裕死前，又“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 [ 注：《宋书》卷六十八 武二王传 ]
刘裕的这些措施并没起多少实际的作用。刘裕死后，奉遗诏辅政的徐羡之、谢晦等人废黜少主，另立刘义隆为帝，即宋文帝。为保住自身，徐羡之违背刘裕遗诏，以谢晦为荆州刺史，“令居外为援。” [ 注：《宋书》卷四十四 谢晦传 ] 宋文帝为巩固皇权，杀徐羡之等权臣，并发兵西征荆州，讨灭谢晦。上、下游之间再次兵戎相见。
元嘉七年(430年)，刘义隆因北伐失败，北方压力大增，于是，将刘裕分立的湘州撤除，合并入荆州，以加强荆州上游力量；元嘉中期，发生刘义隆与刘义康之间的“主相之争”，于是刘义隆于元嘉十七年(440午)再次分割荆州，复置湘州，并以其次子刘濬出任刺史。加强对荆州上游的控制。
刘宋孝武帝时，荆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在江州刺史臧质的煽动下起兵反孝武帝。孝武帝在平定这次起兵之后，对荆州上游采取了大的措施。他“分荆、湘、江、豫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今武汉市汉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 宋纪十 ] 置立郢州，主要是由于战略上的考虑，是为制衡荆州，控制上游。孝武帝为制衡荆州采取的另一措施表现在上游方镇的安排上是轻荆州而重雍州(元嘉后期，刘宋授雍州以实土，治襄阳)。孝武帝一改此前以荆州刺史都督上游八州诸军事的惯例，而以雍州刺史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及郢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以雍、郢二州联合制衡荆州。此后十年之中，荆州刺史再未兼过都督上游八州诸军事之职。刘宋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安排对于制衡荆州确曾发挥过很大的作用。宋升明元年(477年)，荆州刺史沈攸之为反对秉政的萧道成，在江陵起兵。此前，萧道成已安排其子萧赜为郢州长史，行郢州事，暗中防备沈攸之；另以亲信张敬儿出任雍州刺史，制荆州之后。沈攸之率大军东下，没有听从部下“顺流长驱、直指建康” [ 注：《宋书》卷七十四 沈攸之传 ] 的建议，而尽锐攻郢城，顿兵坚城之下，三十余日不拔，致令大军溃败；雍州方向，张敬儿乘虚南下，袭据江陵城，攸之败无所归，自杀身亡。自设郢州，荆州的地位便大大降低了。后来，上游的雍、荆、江等州均为萧道成的势力所控制，成为他代宋的一个步骤。
刘宋政治的另一个主题是北伐。刘裕死后，北魏乘丧南下，夺占刘宋河南之地。宋文帝为收复河南，搞了几次北伐。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时，采取东西齐举的战略，东路由淮、泗北进，西路由雍州刺史随王刘诞率领，由襄阳进攻弘农(今河南灵宝)。此前，宋文帝为筹备这次北伐，采取措施加强襄阳方面的实力。史载：“(刘义隆)以襄阳外接关、河，欲广其资力，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人台租税，悉给襄阳。”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 宋纪七 ] 这次北伐，东路军大败，西路军却进展顺利。柳元景等将攻占了弘农、陕城、潼关，关中豪杰纷纷响应。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宋文帝又将湘州并入荆州，以加强上游。这年，北魏太武帝被刺身亡，宋文帝遂谋乘丧北伐。这次北伐，西路仍由襄阳北上以趋潼关。只是这次北伐准备仓促，又值新败之余，故未能成功。次年，宋文帝被太子所杀。随着北魏太武帝和宋文帝的相继去世，南北战事暂时告以段落，双方内部矛盾上升，刘宋再未举行过北伐。
齐
南齐统治时间较短，但这期间，正值北魏迁都洛阳，北魏为保障新都的安全，遂致力于肃清与中原比较接近的淮、汉上游地区的南方势力，南进势头很猛。双方在汉水上游和淮河流域展开过激烈的争夺。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义帝刚刚迁都洛阳，便以南齐萧鸾废海陵王自立为借口，率大军南进，攻南齐襄阳、义阳(今河南信阳)、钟离(今安徽蚌埠)、南郑(今陕西汉中)等地。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孝文帝又亲率二十万大军南攻。这次南攻的重点是襄阳方向。北魏军强攻南齐赭阳(今河南叶县)、宛(今河南南阳)、新野等城。次年正月，北魏军攻占新野，于是沔北动摇。南齐湖阳、赭阳、舞阳、南乡等地守将相继南逃。二月，攻克宛城。三月，又大败崔慧景、萧衍于邓城(今河南邓县)，乘胜围攻樊城。这时，齐将裴叔业在东线发起进攻，北魏不得不将大批军队东调。南齐在襄阳方向的压力才稍有缓解。七月，齐明帝病死，孝文帝以“礼不伐丧”，下令退兵。
齐永元元年(499年)正月，齐试图收复雍州诸郡，恢复襄汉上游防线，遣太尉陈显达督崔慧景等军击北魏。齐军屡破北魏军，并北上攻北魏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三月，北魏孝文帝亲自率军救援。他一面遣骑兵五千往救顺阳，一面遣军南下断均门(丹江与汉水的交汇口)，截齐军归路。齐军败退，北魏军追至汉水而还。
这年四月，孝文帝病死，北魏南进步伐暂停。双方在襄汉上游仍维持对峙状态，南方则因内部矛盾演至改朝换代。
南齐在齐明帝死后，善后不当，留下很多矛盾。在南齐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先后有会稽太守王敬则、平西将军崔慧景起兵反齐，豫州刺史裴叔业降北魏。这时，萧衍在襄阳崛起。萧衍见南齐政局动荡，遂萌异志。
时萧衍为雍州刺史，其兄萧懿掌郢州。萧衍派张弘策往郢州对萧懿说：“郢州控带荆、湘，雍州,士马精强，世治则竭诚本朝，世乱则足以匡济；与时进退，此万全之策也。”张宏策进一步对萧懿说： “以卿兄弟英武，天下无敌，据郢、雍二州为百姓请命，废昏立明，易为反掌，此桓、文之业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二 齐纪八 ] 萧懿不从。后齐帝萧宝卷以疑忌而杀萧懿，并遣军西上，拟合荆州之军以袭萧衍。萧衍遂与荆州长史萧颖胄合谋，举兵讨萧宝卷。齐中兴元年(501年)三月，萧衍拥荆州刺史萧宝融为帝，歼灭萧宝卷所派齐军，击降郢城，乘胜东下建康。次年，萧衍在建康自立为帝，改国号梁。
值得一提的是，萧衍举兵东下时，北魏将帅有乘虚南下之议。北魏镇军将军元英上书魏主：“萧宝卷荒纵日甚，虐害无辜。其雍州刺史萧衍东伐秣陵，扫土兴兵，顺流而下；惟有孤城，更无重卫，此乃皇天授我之口，旷世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将欲何待!臣乞躬帅步骑三万，直指沔阴，据襄阳之城，断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鱼肉；我居上流，威震遐迩。长驱南出，进拔江陵，则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断绝。又命扬、徐二州(北魏扬州治寿阳，徐州治彭城)声言俱举，建邺穷蹙，鱼游釜中，可以齐文轨而大同，混天地而为一。”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四 齐纪十 ] 自请率军攻占襄阳，进拔江陵，然后东下建康，平定江南。车骑大将军源怀也上书建议：“东西齐举，廓清江表。”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四 齐纪十 ] 只是北魏正处于孝文帝死后政局不稳的状态之中，二将之议未被采纳，北魏失去了一个南进的大好时机。
梁
萧衍在稳定内部局势之后，也举行过北伐。双方在淮河南北展开激烈的争夺，互有得失。其后，北魏发生内乱，分裂为东、西魏，后来，东、西魏又分别被北齐、北周所代。北方的动荡给南方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北齐代东魏的前夕，东魏大将侯景叛魏附梁。梁太清二年(548年)八月，侯景起兵叛梁，史称“侯景之乱”。
“侯景之乱”期间，坐镇上游荆、雍、湘、郢诸州的梁室诸王却各怀异心，相互火并。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借口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不从讨侯景，发军击湘州，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则自襄阳率军攻江陵以救湘州。萧绎一面急攻长沙，一面派大将柳仲礼进逼襄阳。萧詧退还襄阳，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于西魏，请为附庸。西魏宇文泰正欲经略江、汉，遂以杨忠率军援萧詧。杨忠攻拔义阳、随郡(今湖北随州)，进围安陆，并击败柳仲礼军，于是汉水以东之地落入西魏之手。萧绎被迫送子为质，向西魏求和。大宝元年(550年)四月，萧绎攻克长沙，执斩萧誉，又逼走郢州的邵陵王萧纶，阻止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出兵东援建康，欲以专平乱之功。
梁承圣元年(552年)十一月，萧绎即位于江陵，是为梁元帝。这年，萧绎平定“侯景之乱”，梁朝经此—乱，元气大伤。侯景乱梁期间，西魏攻占汉中及湖北境内汉水以东之地，北齐则尽略长江以北之地。
“侯景之乱”刚平，萧绎、萧纪兄弟之争又起。萧纪已于这年四月在成都称帝，并遣兵东下，欲图萧绎。萧绎军主力尚在下游，闻萧纪东下，甚怯，又请兵于西魏，西魏宇文泰认为：“取蜀制梁，在兹一举。’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 派大将尉迟迥率军入蜀。萧纪两面受敌，兵败被乐，西魏占领益州。
梁元帝萧绎坐稳了皇位，决定留都江陵，不还建康，只遣大将王僧辩、陈霸先分镇下游的建康、京口。议都之初，武昌太守朱买臣对萧绎说：“建康旧都，山陵所在；荆镇边疆，非王者之宅。”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 但萧绎群臣多荆州人，眷念本土，萧绎本人也认为“建康凋残，江陵全盛”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 ，遂决定定都江陵。
萧绎此时都江陵而不还建康实为失策。西魏已先据汉北之地，又夺占汉中、益州，且襄阳还有附庸于西魏的萧詧，江陵两面受敌，如何能为一国之都?承圣三年(554年)五月，散骑郎庾季才还提醒萧绎说：“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镇江陵，整旆还都(建康)以避其患。假令魏虏侵蹙，止失荆、湘，在于社稷，犹得无虑。”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 萧绎也已意识到了江陵所处形势不利，却未采取行动。
西魏宇文泰久有图梁之意，并为攻梁作了充分的准备。这年十月，宇文泰遣于谨、宇文护、杨忠率兵五万攻梁。长孙俭问于谨：“为萧绎之计，将如之何?”于谨说：“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 杨(东还建康)，上策也；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军，中策也；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下策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 于谨推断萧绎只会采取下策。
西魏军渡汉水后，于谨派精骑先据江津，断梁朝东面援军来路及萧绎东归之路，然后合围江陵。梁朝能征善战之将如王僧辩、陈霸先已出镇下游，王琳被迁于广州。萧绎下诏征兵勤王，但勤王之兵未至，西魏军便急攻江陵。江陵城不支，梁元帝萧绎在绝望之中出降。西魏杀萧绎，而立萧詧为梁帝，以荆州三百里地给萧詧，并以助防的名义，驻兵江陵，控制萧詧。次年，萧詧称帝于江陵，为西魏藩属，史称后梁。下游方面则有北齐介入，王僧辩与陈霸先为立新帝发生矛盾，陈霸先袭杀王僧辩，击退北齐兵。梁太平二年(557年)，陈霸先废梁帝自立，梁朝灭亡。
梁朝灭亡，在地理经营上应归因于萧绎一手造成的两大失误。第一个失误是为争权而失上游险要。萧绎与萧誉、萧詧相争，失襄阳及汉北之地；萧绎与萧纪相争，又失益州。襄阳居江陵的陆路上游，益州居江陵的水路上游。失此二地，荆州形势实已残破，由此而生产了萧绎造就的第二个失误。萧绎在平定“侯景之乱”后，不图深根固本，谋国家之长治久安，却怀苟安之心，定都江陵。在江陵外围险要俱失的形势下定都江陵，无异于委身虎口，西魏发兵南下，萧绎便束手无策，坐取灭亡。而下游地区经过“侯景之乱”的破坏后，民生凋弊，又无宗室重镇，所以一旦萧绎败亡，梁室便不能振，陈霸先所为不过是收拾残局而已。
陈
陈的实力和版图处于东晋南朝以来的最低点。尽管这一时期北方变故频仍，陈亦积极谋求北进，但到杨坚建立隋朝时为止，陈的疆域北境仍不得不以长江为界。陈以长江为界，缘江戍守，战略上极其不利。昔日南方与北方抗衡，大体上虽说是依托长江，但那时长江下游有淮河作为屏障，上游有荆襄作为屏障。现在江北屏障尽失，数千里长江随处可渡，顾此则失彼，顾彼则失此。尤为致命的是，巴蜀、荆襄一失，则长江之势已归于北方。北方据有巴蜀、荆襄，也可建立水师，且资上游之势，沿江顺流直驱。这样，长江之势反倒是有利于北方而不利于南方了。
隋代北周的当年，杨坚便有吞并江南之志，群臣亦争相进献平陈方略，隋遂为灭陈积极准备。隋开皇八年(588年)十月，隋灭陈之战拉开序幕。其进军部署亦与西晋灭吴之战颇似，也是从下游、荆襄和益州三个方向同时进攻。
隋军在湖北境内的行动部署是这样的：杨素率水军出永安(今四川奉节)，顺流东下；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溯江西上，配合杨素夹击据守西陵峡口等地的陈军；杨俊率水陆军出襄阳，进屯汉口，切断上游陈军与建康之间的联系；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南趋豫章(今江西南昌)。杨素、杨俊将下游陈军悉数牵制，贺若弼、韩擒虎率军分别自瓜洲渡、采石渡强渡长江，击破京口、姑熟(今安徽当涂)，合围建康。陈后主陈叔宝被俘，陈亡。
自晋室南迁以来，南北双方经历了二百七十余年的对峙。其间，南北双方力量消长不一，彼此攻伐，互有得失。隋灭陈成为南北对峙的终结。大致说来，这个过程经历了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刘宋泰始年间的内乱。这次内乱使南方失去了山东、淮北及淮西豫州之地，打破了南北双方的力量平衡。在此之前，南方尚有实力和机会问鼎中原，而在此之后，南方便再无问鼎中原的实力和机会了。第二个转折点是“侯景之乱”及其带来的梁室内乱。这次动乱使南方失去了巴蜀、襄汉上游及淮南之地。在此之前，南方尚能凭借地利维持偏安之局，而在此之后，南方连偏安之局都难以维持了。南方之所以又维持了三十多年的偏安局面，主要是北方受制于自身内部的矛盾，故未谋求进一步南进。北方经历了北周代西魏、北周与北齐激战、北周灭北齐、隋代北周等一系列巨变。陈的偏安局面是在这种背景下才维持住的。一旦北方统一，兵锋南指，南方便既无对抗的实力，又无凭恃的地利，其败亡之迅速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三)荆襄地区在南宋国防中的地位
南宋淳熙戊戌(1178年)正月，陈亮上书宋孝宗，建议经营荆襄以图恢复中原。其论荆襄地区之形势曰：“(荆襄之地)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 [ 注：《陈亮集》增订本 中华书局1987年版 卷一 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
陈亮上此书时，南宋建立已有五十余年，金兵大举南侵的势头已过，宋金之间的军事对抗在东起淮水西至大散关这一线稳定下来。时南宋君臣大都习于偏安之局，而陈亮慨然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志存恢复。他建议经营荆襄以图中原。
在另一篇上书中，他详论了具体经营之道。从南宋的角度看，齐、秦二地犹如南宋之两臂，“必先东举齐，西举秦，则大河以南，长淮以北，固吾腹中物。”当时齐、秦两地为金人所据，金人重戍齐、秦而缓于荆襄，则南宋经营好荆襄实可维持一种可攻可守的态势：若金人攻淮南，则宋兵自荆襄北出，趋金兵之后，可减轻淮南方面的压力；若金人以重点压荆襄，则以东西两面之军牵制其后；若时机成熟，令荆襄之兵北上，持重缓进，示形于唐、邓之间，金人必回兵增戍河南，如此则金人齐、秦二地之势分；齐、秦二地之势分，则可以四川之军北攻关陇，以水师经海道与山东豪杰配合以取山东。这样，以荆襄与东西两翼之军配合，无论战争形势如何变化，都可使南宋保持战争的主动权。 [ 注：《陈亮集》增订本 中华书局1987年版 卷二 中兴论 ]
陈亮本人一直没有北伐中原的机会，但他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却是至为透彻，对荆襄地区地位的分析和经营荆襄的建议，亦可谓独具慧眼。
南宋社稷重建之初，有识之士们便根据当时形势对南宋国防的重建提出过积极合理的建议。李纲建议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使金人难于选择战略目标；张浚也言“中兴当自关陕始，如金人先入陕、寇蜀，则东南不可保。”汪若海则言：“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张浚经略关陕 ]
这些建议都是针对当时军事形势而提出的比较积极的方案。金人自东北方向而来，其战争策源地远在辽东。自关陇、荆襄至东南这条西北-东南向的斜线与金兵打击方向即东北-西南向的斜线相垂直，再加上山河之险，可确保南宋王朝暂时规避在金人打击的锋锐之外。这条斜线延绵数千里，联系纽带是长江和汉水，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荆襄居其中。汉水自汉口上溯，远达甘肃东南边缘，是为关陇与东南联系的捷径，襄阳处在这条联系线的衔接部位。这样，襄阳在南宋国防线上的重要地位实是不言自明。如果说自关陇至东南这条国防线犹如一条巨大的弓弦的话，那么，自襄阳出兵北进便属如箭在弦。其势能之大，无可言喻。陈亮《中兴论》中所言进取之策即是充分利用襄阳的这种势能。在宋金对峙中，利用这种势能经营襄阳较善者有二人，一为岳飞，一为吴拱。
岳飞于宋绍兴四年(1134年)击败叛将李成，收复襄阳及邓州、唐州、信阳等地，遂将襄阳经营为上游重镇。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自襄阳大举北进，相继收复颍昌(今许吕)、淮宁(今淮阳)、郑州、洛阳等地，乘胜进至汴京附近的朱仙镇，与金军对垒，准备渡河收复失地，河东、河北人民大受鼓舞，纷纷响应，袭扰金军后路。这时，宋高宗与秦桧正谋弃淮河以北之地以向金人求和，急诏岳飞班师。岳飞被迫退兵，所复诸州再次丧失。宋高宗杀岳飞，自毁长城，也毁掉了岳飞北伐的成就。南宋以屈辱的代价换得了暂时的和平，这就“绍兴和议”。
绍兴和议之后，宋金之间相安尤事近二十年。金皇统九年(1149年)，金完颜亮弑金熙宗自立，是为金海陵帝。海陵帝自立后不久，便谋大举南侵。
宋廷闻金人有意败盟南侵，亦谋战守之策。归朝官李宗闵上书建议三策，其中第一条曰“严守备”，建议加强襄阳的防御：“方今天下根本在吴、蜀，其势若手足之相应，荆州据其中，为心腹之地，襄阳扼荆州之冲，又足以为荆州重轻。今重兵皆驻武昌，而荆襄之间，所以自卫者未固。且襄阳在今为极边，去荆州四百五十里，无重山峻岭长江大河之险，敌人驰轻骑，不两日至城下。万一荆州为其所据，吴、蜀首尾不能救。朝廷虽以刘琦镇荆州，然无兵以自固。至襄阳之兵，不过干余人，又皆疲懦，不能以备缓急。宜令刘琦将二万人，分屯荆州要害，使久历战阵之田晟以副之。更令不断召募，日夜训习，张声势，严斥堠。襄阳则遣一智勇兼备之将，分武昌之兵万人，比岁更其戍守。襄既有备，吴、蜀乃可安枕。” [ 注：《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二 ] 宋高宗颇采其议，从四川调吴拱戍守襄阳。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兵在江淮、荆襄、川陕三个方向同时发动进攻。向荆襄方向进攻的金兵连陷蒋州(今河南潢川)、信阳、罗山。宋廷传令：如襄阳不可保则退守长江。吴拱急上书朝廷：“荆南为吴蜀之门户，襄阳为荆州之藩篱，屏翰上流，号为重地，若弃之不守，是自撤具藩篱电。况襄阳依山阻汉，沃壤千里。设若侵略，据山以为巢穴，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门户，则荆州果得高枕而眠乎?若欲保守荆州，自合以襄阳为捍守之计。” [ 注：《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四 ] 朝廷遂准吴拱固守襄阳之计。十月，金兵攻樊城不下，引兵它去。此间，金海陵帝亲自率领的东路军已经渡过淮河。宋廷遂急命湖北诸军亟取攻势，以牵制渡淮之金兵。宋军发动反攻，连复荆州、新蔡、蔡州、邓州。十一月中，金兵实施反牵制作战，向襄阳趋进，亦被宋军挫败。这时，金海陵帝被杀，主事者与宋议和退兵。两年后，和议达成，史称“隆兴和议”。此后，宋金之间未再发生大的战事。
在宋、金之间时和时战的相持中，蒙古在塞北崛起，并连年对金展开用兵。金受蒙古促逼，国势日趋衰微，先是齐燕京而迁都于汴梁，后又迁都蔡州(今河南汝南)。宋绍定六年、蒙古窝阔台汗五年(1233年)，蒙古遣使联宋攻金。次年正月，联军攻破蔡州，金灭亡。根据协议，河南陈、蔡一线东南之地属南宋，陈、蔡一线西北之地属蒙古。宋金对峙遂一变而为宋蒙对峙。
南宋这次联蒙古攻金，跟上次北宋联金攻辽已有所不同，整个军事行动比较慎重，灭金之后，宋军撤还，增戍江汉地区，防备蒙古南侵。不过，此后形势的变化改变了由宋君臣的初衷。那年盛夏到来之前，蒙古大军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温凉之地避暑，辽阔的中原几成军事真空。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顿起侥幸之心。淮东安抚使赵范建议：“乘时抚定中原，守河据关，收复三京(开封、洛阳、商邱)。”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二 三京之复 ] 宋理宗和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都力赞此议。宋军遂于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进兵河南，占领汴京和洛阳。蒙古窝阔台汗闻讯，命大将塔思率军南下，宋军败退而归。南宋收复三京之战几乎是重演了一次刘宋元嘉北伐收复河南之战。和元嘉北伐一样糟糕的是，南宋的军事行动引发了蒙古军的大规模南侵。
次年六月，蒙古窝阔台汗命将南征，兵分三路，分别自江淮、荆襄、四川发起大规模进攻。宋军抗战形势仍如“常山蛇势”，东西呼应：东恃江淮、中拒江汉、西恃秦巴山地。宋廷以荆襄战区为抗战重点，配以重兵，除在唐、邓一带屯田备边外，又以孟珙为襄阳都统制，训练精锐之卒，分屯樊城、新野和唐、邓之间。
进攻荆襄的蒙古军山窝阔台三子阔出统率。蒙古军在钟祥、京山、安陆一线遭到了宋军顽强的抵抗，迟迟打不开局面。端平三年(1236年)三月，宋襄阳北平主将王旻以襄阳降于蒙古。一方重镇，未经战斗，即为蒙古所有，此事在荆襄乃至整个宋廷造成极大的震动。宋左司谏李宗勉上书言：“襄阳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恃。江陵或不守，则事迫势蹙，必有危亡之忧。” [ 注：《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八 ] 这年，蒙古军连陷随州、郢州(今钟祥)、枣阳、德安(今安陆)，并围攻江陵，大有席卷江汉之势。
这时，孟珙赴临安枢密院禀议刚回，在黄州得到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遣援江陵之令，乃驰赴江陵。他命令部队不断变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夜间则沿江列炬，以示宋军声势之盛。尔后，遣军出战，连破蒙古二十四砦，夺还被俘人口二万，江陵之围遂解。次年，蒙古东路军之一部自光州(今河南潢川)下复州(今湖北沔阳)，又转攻黄州、蕲州、安庆府，当地守臣皆弃城走。孟珙率军还救，击退蒙军。
由于孟珙智勇善战，南宋在江汉地区的不利形势得到扭转。宋廷遂以孟珙为京湖制置使，命其恢复郢州、荆门，以固江陵北面屏障。宋嘉熙三年(1239年)三月，孟珙率军反攻，三战皆捷，遂复信阳、樊城、襄阳。
是后，孟珙上书朝廷，建议加强襄阳地区的守备力量：“取襄阳不难而守为难，非将士不勇也，非车马器械不精也，实系于事力之不给耳!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与其抽兵于敌来之后，孰若保此全胜。 上兵伐谋，此不争之事也。” [ 注：《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九 ] 在盂珙的主持下，襄樊地区的守备得到了加强。他派兵焚烧了蒙古军在顺阳(今河南淅川)、蔡州(今河南汝南)一带的造船木材和屯粮，破坏蒙古军的攻势准备。他还在京湖地区大兴屯田：选壮士杂于官军教之，百姓无事则植戈而耕，敌至则悉出以战。由于盂珙经营有方，南宋荆襄战区遂得巩固，还能不断抽调兵力配合四川和江淮方面的作战。盂珙经营荆襄的成就不仅显示于当时，在此后，荆襄地区几乎成了南宋延续国脉的支柱。
蒙古蒙哥汗时，鉴于南宋长江防线不易突破，乃用降将郭宝玉所建议的大迂回战略，命兀良哈台进军云贵，征服大理，欲以迂回由宋长江防线之后。蒙哥汗八年(1258年)，蒙哥发三路大军攻宋：西路由蒙哥汗亲率蒙军主力，计划先攻占四川，然后出夔门；中路由忽必烈率领，南下襄、鄂；南路命兀良哈台从广西引兵北上。三路大军合击荆襄，会师鄂州，再东下攻取临安。这次蒙古大军南攻，在宋廷引起极大恐慌。不过，战事因蒙哥汗在合州的阵亡而出现转机。蒙哥汗死后，西路军北撤，中路军攻鄂州、下东南的计划也因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而受阻。忽必烈顾虑北方的形势和蒙古汗位的争夺，引兵北还，遣兵一部南下岳州接应兀良哈台军北撤。
忽必烈登上蒙古汗位后，移都燕京，积极谋求南进。忽必烈有鉴于蒙军前几次南下都是分兵过广而未能一举灭宋，且双方交战的三大战区中四川地势险远、江淮河道纵横，均不利于蒙古骑兵优势的发挥，决心改变进攻南宋的战略。
忽必烈的谋士们多主张从荆襄寻求突破。杜瑛认为：“若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捣其背，大业可定矣。” [ 注：《元史》卷一百九十九 杜瑛传 ] 郭侃建议：“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 [ 注：《元史》卷一百四十九 郭侃传 ] 忽必烈所信重的南宋降将刘整献伐宋方略曰：“襄阳吾故物，弃而勿戍，使宋得窃筑为强藩。若复襄阳，由汉入江，再取荆楚，定江淮而迫临安，以亡宋室，掩有华夏。” [ 注：《元史》卷一百六十一 刘整传 ] 于是，忽必烈将进攻重点选在襄阳方面。作为准备,忽必烈遣使于宋，开榷场于樊城，并筑土城于襄阳南，外通互市，内筑堡垒，置军戍守，遏宋军南北之援。
蒙古至元四年、宋咸淳三年(1267年)，忽必烈命都元帅阿术与刘整督率诸路兵马，攻略襄阳；另在四川发起牵制性作战，阻四川宋军东援。蒙、宋双方遂在襄阳展开了长达五年的、对于双方都可谓艰昔卓绝的攻守战。(见图3—3—5)
战争的前四年，蒙古军主要致力于对襄阳的围困和阻截宋军对襄阳的援救。蒙古军截断了进入襄阳的所有水陆通道。襄阳被围，宋廷方面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宋廷本应从宋金、蒙宋之间的前几次交兵中认识到襄刚在南宋国防中的地位。然而，襄阳被围三年，宋廷方面都没有作出认真的反应，仅进行过规模不大的救援。当权的贾似道一直向宋度宗隐瞒实情，谎称“北兵已退”。新任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左丞相江万里、起居郎王应麟都屡请增兵援襄阳，但都为贾似道所阻。贾似道一方面欺瞒朝廷，另一方面为私心所使，只让其婿范文虎统兵援襄。范文虎两度率军援襄阳，但都大败而归。其间，李庭芝募民兵自襄阳西北的青泥河下舟援襄阳，转战一百二十里，冲破重围，进入襄阳；但自襄阳接应郢州(今湖北钟祥)方向援军的计划则被蒙军挫败。至此，襄阳待援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蒙古至元八年(1271年)五月，忽必烈下令加紧对襄阳的围攻。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元军攻破樊城。二月，元军将攻城战具移往襄阳城下，将攻襄阳。襄阳久困援绝，又慑于元军巨炮的威力，人情汹汹。元将阿里海牙至襄阳城下，宣元主招降诏，并折矢与盟，于是襄阳守将吕文焕率众出降。
元军攻下襄阳后，阿术、阿里海牙向忽必烈建议乘胜灭宋。阿里海牙说：“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 [ 注：《元史》卷一百二十八 阿里海牙传 ] 忽必烈遂令大举伐宋：以丞相伯颜与阿术率主力沿汉水攻鄂州，再顺长江东下以趋临安；以左丞相合答与刘整率兵一部由淮西进取扬州，牵制两淮方面的宋军；另以少数兵力牵制四川的宋军。元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宋廷沿福建、广东沿海一路奔逃。至元十三年(1279年)二月，元军攻破南宋最后的据点厓山，大臣陆秀夫抱幼主投海，南宋灭亡。
若单从军事上检讨南宋的灭亡，则襄阳的陷落实具决定性意义。襄阳的陷落使南宋的整个国防体系受到动摇。南宋国防主要是依靠江淮、荆襄和川陕二大战区形成“常山蛇势”，相耳配合，东西呼应。三大战区中，荆襄居中，尤其能在东、西两大战区之间左右伸缩，积极配合。荆襄战区中，襄阳是其北面门户，依山傍水，控扼经汉水河谷南下两湖的通道。襄阳在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救援的情况下，抗击蒙军优势兵力的围攻达五年之久，显示出了一方重镇在南宋国防体系中的支柱地位。一旦襄阳陷落，荆襄上游门户大开，上游防线即失去支柱。
蒙古不惜用了五年多的时间来围攻襄阳，正是认识到了襄阳的这种地位。那些向忽必烈进献攻襄阳建议的降将们可谓深知南宋国防的要点。如向忽必烈首建取襄阳之策的刘整认为：“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下也。” [ 注：《癸辛杂识》别集下 ] 攻取襄阳，可一举斩断南宋国防的常山蛇势，切断长江上、下游之间的联系，取得对东南的上游之势。蒙军攻占襄阳后，取得的正是这种效果。
一 山川形势
在南北对峙比较稳定的时期，双方往往达成一种均势。双方之间的对抗在长江和黄河之间的某条中间线上稳定下来。这条中间线，在东部地区通常是淮河；在西部地区，则是汉水上游。通常是，当汉中地区为南方所控制时，双方以秦岭为界；当汉中地区为北方所控制时，南方只能凭大巴山险要以作抵抗。
汉中作为南北双方的一个中间地带，它夹在关中与四川之间。关中为北方地区的上游，秦岭为关中的南面屏障；四川为南方地区的上游，大巴山脉为四川的北面屏障。汉中就夹在秦岭和大巴山之间。
这样，处在两个上游地区之间的汉中所体现着的南北利害关系的胶着程度远非淮河所能比拟。淮河南北尚有广阔的地域可作回旋，汉中地区则完全没有回旋余地；南北双方在淮河一线一时的得失不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汉中地区一时的得失即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见图3—4—1)
形成汉中地位的地形主要是秦岭和大巴山脉。两列山脉平行耸立，东西横亘，将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截断成差异明显的南北两部分。秦岭西抵陇山，东连熊耳山、伏牛山；大巴山延绵于川、陕、鄂边境，与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相连。一般称任河以西为米仓山，以东为大山。秦岭高峻险拔，足以为关中南面屏障；大巴山浑厚绵长，足以为四川北面屏障。几条谷道穿越山岭，成为南北通行的孔道。
秦岭东端有武关，西端有散关(两关详细情况见关中部分)，另有三条谷道穿越秦岭中部，可为汉中与关中之间的通道。它们是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
褒斜道南口曰褒谷，在今陕西褒城北十里，北口曰斜谷，在今陕西郿县西南三十里，谷道全长四百七十里。战国时，司马错攻蜀，即由此道进兵。东汉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刘备夺占汉中，曹操统兵来争，即由斜谷进临汉中，与刘备相持数月，后以补给困难而退兵。蜀魏在关陇一带对峙，双方都曾由褒斜道进兵。蜀汉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出兵陇西，而以赵云率偏师，扬言出斜谷取郿，牵制曹魏关中之军；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统大军出斜谷，屯兵渭南。曹魏太和四年(230年)，曹真攻蜀，也曾由斜谷进兵；景元四年(263年)，钟会统兵伐蜀，大军由褒斜、傥骆、子午诸道并进。后来，北魏攻南齐、唐平四川之叛、后梁攻前蜀，均曾由斜谷进兵。五代以后，斜谷作为一条军事通道渐被废弃，南北往来均以散关为要冲。
褒斜道主要是沿褒水和斜水河谷而行。河谷深险，悬崖壁立，通行不易。故历代多治栈道于褒斜道。秦治栈道于褒斜，以通汉中、巴蜀。刘邦就封南郑时曾烧毁；后又予以修复。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利退兵时，赵云又烧毁一段；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兵出斜谷，又曾修复；诸葛亮死后，又被魏延烧断。此后或修或毁，增损不定。
傥骆道南口曰傥谷，在今陕西洋县北三十里，北口曰骆谷，在今陕西周至县西南一百二十里，谷道全长四百二十里。其中越秦岭主峰一段，盘山路曲折回旋八十余里，共八十四盘，行军不易，易受阻塞。三国后期，魏蜀双方都曾试图由骆谷道进兵，但均为对方守险所扼止。钟会伐蜀时，骆谷是其进兵路线之一。唐武德年间,复开傥骆道，以通汉中、巴蜀。唐后期，关中变故频仍，唐帝每幸汉中、巴蜀以避难，骆谷道是其往来通道之一。五代后，骆谷亦渐荒废。
子午道南口曰午谷，在今陕西洋县东一百六十里，北口曰子谷，在长安南百里处，谷道全长六百六十里。王莽时修通子午道，东汉时废子午道而通褒斜道。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魏延自请率奇兵五千出子午谷以袭长安，诸葛亮未准。后来钟会攻蜀，子午谷是其进兵路线之一。东晋永和十年(354年)，桓温入武关伐前秦，另遣司马勋出子午道袭长安。宋金对峙时，南宋除了在散关屯戍重兵外，还在子午谷口置立堡塞，以备金人进袭。
三条谷道连通关中与汉中。但以秦岭之高峻，每条谷道都曲折回旋，幽深险峻，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运动，尤其不利于粮草补给的运输。曹操在争汉中而未得后多次感叹“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 魏纪二 ] 利用这些谷道出奇兵还可以，大规模进兵则不利。南北交争之际，多以散关为要冲。
汉中与四川之间的通道有二：金牛道和米仓道。金牛道北起陕西勉县，南至剑阁之大剑关口，中间越最高峰曰朝天岭，剑阁为其南端咽喉。金牛道最早为秦惠王伐蜀所开，其后，钟会攻蜀汉、尉迟迥取梁益州、郭崇韬攻前蜀、北宋平后蜀、蒙古攻南宋，都曾由此进兵。
米仓道以越米仓山而得名。自南郑向南循山岭经喜神坝、渡巴峪关，越山岭之后沿南江河谷至巴中，是为米仓道。由汉中入三巴，此为捷径。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讨张鲁，张鲁即由米仓道南逃巴中。曹操击降张鲁后，留夏侯渊督张邰、徐晃等将屯汉中。夏侯渊曾遣张郃率军由米仓道入争巴中，进军至宕渠(今四川渠县)，被张飞击还。蒙古蒙哥汗八年(1258年)，蒙哥亲自率军攻南宋四川上游，主力由金牛道趋剑阁，另遣宗王木哥率偏师由米仓道趋巴中。
就汉中与四川的关系而言，因四川的重心在成都，故自金牛道进军要比米仓道捷近；若是南北对峙之际，四川与东南相连，则由米仓道进军，入三巴，趋重庆，可威胁四川与东南的交通线。
二 汉中在南北之间的地位
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汉中对于南方的意义比起对于北方的意义来要重大些。这一方面是由于嘉陵江和汉水的原因，汉中与南方的联系更密切，另一方面是秦岭之险峻比大巴山更甚。自汉中越秦岭北进较难，越大巴山南进却较易。双方以秦岭为界，可共享秦岭之险；若以大巴山为前沿，则地理上的优势在北方。
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对汉中地区经营的得失及其影响，可比较典型地看出汉中在南北之间地位的轻重。
刘备初定益州，曹操即率大军入汉中讨张鲁。刘备部属黄权恐曹操趁势侵蜀，对刘备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 [ 注：《华阳国志》卷六 刘先主志 ] 曹操击降张鲁，略定汉中。司马懿建议曹操乘势取蜀，曹操未从，留兵屯守汉中，自回北方。蜀汉法正建议刘备攻取汉中，他说：“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必可克也；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汉纪六十 ]
按黄权、法正的看法，取汉中是一举数利的事。若能取得汉中，今后无论是进取天下，还是退保益州，都是一种有利的形势。刘备遂引军北争汉中。其间，刘备驰书留守成都的诸葛亮请兵增援。诸葛亮问从事杨洪，杨洪回答说：“汉中，蜀之咽喉，存亡之机，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 [ 注：《华阳国志》卷六 刘先主志 ] 建议火速发兵增援。刘备击斩夏侯渊，夺占汉中；曹操引军来援，不利而退，刘备遂据有汉中。
至此，三国鼎立局面形成。蜀汉重戍汉中，以保益州。蜀汉自丞相、大司马至大将军皆屯汉中。魏将曹真、曹爽等先后引兵来攻，均为蜀汉扼险所拒。诸葛亮矢志北伐，亲自坐镇汉中，把汉中建为北伐的前进基地。
诸葛亮死后，蒋琬主持蜀汉军事。蒋琬屯汉中，一度设想多作舟船，欲乘汉沔东下，袭魏兴(今陕西安康西北)、上庸(今湖北竹溪)，以规中原。蒋琬后来徙屯涪城。其间，曹爽、夏侯玄率军自骆谷入攻汉中。时蜀汉汉中守兵不足三万，诸将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城援兵，赖蜀将王平全力主张，据守兴势城，扼险以拒之。汉主也遣费祎率军驰救，魏军失利而退。是后，费祎复屯汉中。
姜维主持蜀汉军事时，对汉中的防务作了变动。此前，蜀汉对于汉中的防御方略主要是靠置立军事据点，扼守险要，控制秦岭诸谷道，拒其出口，使敌不得出险。姜维改变防御战略，撤去诸围守兵，聚屯汉、乐二城，坚壁清野，试图纵敌入平地，待敌兵疲粮乏之际，再击其惰归。这一变动后来被证明是一种失策。若姜维专守汉中，那么，以姜维的战术才能，此策倒不失为一种积极的防御方案，它实际上是将蜀汉攻关中时“千里负粮以邀一日之战”的不利形势交给魏军来承受。但姜维对魏用兵的重点却远在陇西，这样，撤掉扼秦岭谷口的诸围守兵便实在是一种失策。后来，姜维避祸，屯田沓中(今甘肃临潭西南)，汉中方面的防御仍未调整过来，这便铸成了致命的错误。(见图3—4—2)
司马昭灭蜀的战略布署便是充分利用了姜维的这些错误。司马昭的伐蜀方略是：“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闇，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八 魏纪十 ] 曹魏伐蜀之战基本上是按这一构想展开的。邓艾、诸葛绪等将在陇西牵制姜维，断其归路；钟会率大军穿越秦岭诸谷道直趋汉中。钟会大军能够顺利穿越秦岭诸谷道，坦行至汉中，便得益于姜维自弃险要。钟会至汉中后，迅速越阳平关而趋剑阁。姜维这时倒是表现出了他杰出的战术才能，摆脱牵绊，迅速回军，退守剑阁，以拒钟会大军。钟会大军被拒剑阁险要之外，一时无计可施；邓艾却出其不意，偷渡阴平道，出姜维军后，直趋成都。姜维回救不及，后主刘禅投降，蜀汉灭亡。
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对汉中经营的得失可看出汉中地区对于南方的重要程度。汉中对于蜀汉来说可谓存亡攸关。蜀汉立国四川，军事重心却尽在汉中。以守而言，蜀汉自丞相、大司马至大将军皆屯汉中；以攻而言，汉中又是蜀汉北伐的前进基地。若汉中不守，则四川门户洞开，蜀汉几不可以立国。所以黄权把曹操取汉中比作“割蜀人股臂”、杨洪强调“若失汉中，则无蜀矣!”自姜维改变北伐的战略重点，又改变汉中的防御方略，蜀汉的国防遂出现严重缺陷；曹魏灭蜀则及时地利用了这种缺陷。
姜维在汉中防御的失策还影响到了三国鼎立局面的结束。蜀失汉中开启蜀汉灭亡之机，而蜀的灭亡又开启了王濬在四川经营水师图孙吴上游机会。
南北朝对峙的结束差不多是循着同样的顺序。尽管北朝经历了从西魏到北周再到隋的嬗代，但北方进取南方的战略是连贯的。西魏宇文泰乘梁之弊，遣达奚武入南郑，夺南朝汉中之地；后又趁萧纪内乱，遣尉迟迥入川，夺南朝益州之地。这样，在隋灭陈之战中，才有了杨素率益州水师东下图陈上游的局面。
蒙古蒙哥汗时期，蒙古攻宋，亦将用兵重点放在上游，试图由汉中入蜀，然后出三峡顺江而下。只是此战略因蒙哥之死中断。
汉中的得失对南北分合的影响之所以这么深远，主要还是在于它在南北地理大势中的地位。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南方真正的上游当在汉中地区。
南北对峙之时，南方政治重心常在东南。四川地区据长江上游，荆襄地区据其次。东南政权常藉四川以屏护上游，但由于四川与东南相距遥远，加上三峡地区地形之险，四川地区常脱离东南，这时荆襄地区的上游之势便显得格外重要。东南无四川犹可立国，无荆襄则断不可立国。四川和荆襄在江南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川和荆襄在江南都居上游之势，而汉中则对四川和荆襄同时拥有上游之势。汉中对四川的上游之势缘于地势，汉中对荆襄的上游之势则缘于汉水。汉水连贯汉中与湖北，汉中居其上游。苏代在策划合纵时，曾谈到秦自汉中下汉水击楚郢鄢之地的便利：“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 [ 注：《史纪》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东南政权无论是恃四川还是恃荆襄作为上游屏障，都须藉汉中以作进一步的巩固。所以说南方真正的上游是在汉中地区。
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从全局的角度认识到汉中的地位并加以经营的，当数南宋张浚。南宋初，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宋高宗赵构“巡幸”之所的选择。当时，金兵攻势正盛。金兵南下，常起三路：东越山东而趋江淮，西越山西而攻关中，中路越中原而趋荆襄。汉中、陇西尚处二线，四川则是大后方。南宋君臣们所要做的是既能暂避金兵之锋锐，又能保持一种不失时机地进行反攻的态势。大臣们建议巡幸建康、武昌、四川、关中的都有。张浚建议巡幸汉中。他上疏宋高宗说：“汉中形胜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南宋在关中之军)，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号令中原，必基于此。谨积粟理财，以待巡幸。”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 陕西四 ]
张浚对汉中的经营规划充分利用了汉中与周围地区的关系。汉中的地理位置，既背靠四川大后方，又能左右伸缩，联络陇西、荆襄，流通战争资源，呼应关中、中原等前线地区的战事。这样，汉中在南方的上游地区实居枢纽性的地位。张浚之议虽未被采纳，不过，由于张浚对汉中的经营，南宋以川陕、荆襄、江淮呼应作战的一字长蛇之势却得以形成。
三 汉中地区东西伸展的特点
汉中地区南北利害关系如此胶着，东西伸展的天地却非常广阔。汉水与长江连通，使得汉中与整个长江流域都联系起来了。立都建康的刘宋能与北魏远争陇西，靠的便是汉水的这种连通作用。西汉水河谷低地则提供了一条由汉中通往陇西的比较平坦的通道。这样，汉中地区东四伸展的限度是东起吴越，西达陇西。
陇西地势较高，渭水、西汉水和白龙江等河流发源于这里。渭水东流，经关中注入黄河；白龙江南流入川，注入长江；西汉水东下经汉中，汇入嘉陵江。它们穿切高原地带而形成的河谷低地提供了自陇西通向关中、四川和汉中的通道。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四川二地。自关中、四川仰攻陇西较难，而自陇西下攻关中和四川却较易。自汉中穿越秦岭谷道较艰险，而自汉中溯西汉水河谷低地以趋陇西却相对较为平易。这就给汉中、关陇，一带的角逐者提供了一个布势上的思路：与其在秦岭南北争一日之短长，不如取远势争陇西，取得一种地理上的有利态势。
诸葛亮北伐，多出祁山，正是出于这种思路。他认为魏延出子午谷道的建议太冒险，不如出陇西“安从坦途，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一 魏纪三 ] 诸葛亮北伐多出陇西实是一种可进可退的战略。诸葛亮出陇西，从策略上讲，是避难就易，越秦岭谷道较难而趋陇上却较易。出兵攻陇西，顺利的话，可占据陇西，取得陇西的地理优势。陇西对关中的地理优势，可用以进取，为日后进一步北伐创造有利条件；陇西对四川的地理优势，则可用于防守，翼蔽自陇入蜀之道，确保蜀汉国防上的完整稳固。这是诸葛亮北伐多出兵陇西的现实目的，也是自汉中向陇西伸展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
利用汉中与陇西的这种伸展关系以期在川、陕之间取得一种有利的态势，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刘宋和北魏对仇池氐人的争取(有时甚至是争夺)。
南北朝初期，仇池(今甘肃成县西北洛谷镇)氐人成为陇西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南北双方都试图争取这支势力。当时，北魏已灭赫连夏，势力深入关中；刘宋则恃梁(今汉中地区)、益二州为上游屏障。仇池就这样夹在南北双方之间。
仇池氐人以自己距双方都很遥远，遂在南北之间两相依违，同时接受双方册封，时机有利就发动侵扰性战争。南北双方也试图利用仇池的这种反复无常，鼓励氐人攻击对方的战略要地，以期打开南北双方在秦岭—带的僵局。
通常，仇池氐人攻刘宋时，往往得到北魏的支持；攻北魏时，往往得到刘宋的支持。仇池攻刘宋，或自阴平袭扰益州，或下汉中以扰梁州；攻北魏则袭上邽(今甘肃大水)。这都涉及到了南北双方利害攸关的地区。刘宋失益州，则失上游之势；北魏失上邽，则关中形势将趋不利。
仇池的这种反复无常的做法，终于将刘宋和北魏卷入了直接交兵。宋元嘉十九年、北魏太平真君二年(442年)，刘宋发荆、雍(侨立于襄阳)二州之兵，会合梁、秦二州之军，山汉中进攻仇池。氐王杨难当不敌，逃奔上邽，宋军占领仇池。
北魏迎杨难当至平城。同年七月，北魏宣称为杨难当报仇，发军会攻仇池。次年二月，宋军被魏军击败，余众退还汉中。北魏占领仇池。此后数年间，刘宋还试图夺回仇池，但都未能成功。北魏据仇池，完整控制陇西，南朝西部形势渐趋不利。
若由汉中地区向东伸展，两侧地形呈现一种惊人的对称。秦岭向东延伸，然后向北包转，与熊耳山、崤山、华山等山相连，形成潼关险要；大巴山及向东延伸，然后向南包转，与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相连，形成三峡险要。这些险要是川、陕二地成为天府之国的地理基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川、陕势力的东出造成了困难。换句话说，东部势力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这些险要阻击川、陕势力的东出。战国初，魏立都安邑，控崤函之险，秦即被遏关中，不得东出。金迁汴京后，扼潼关、守黄河，蒙古亦不得规中原。三峡方面，孙吴和陈都曾扼西陵峡险要以阻击益州之师的东出。
大巴山脉和秦岭分别向南、北包转，形成三峡和崤函险要，而在大巴山和秦岭巴之间，汉水东流，出秦、巴山地之后，到达南阳盆地。这里却是一片可以纵横四出的开阔地：可以北上三川河谷，可以东出中原，可以南下两湖。这样，当东、西方之间在潼关或三峡正面陷入僵持局面时，西部势力可以出汉中从侧翼打开僵局。
自汉中东出、从侧翼打开潼关正面僵局最典型的战例是蒙古灭金之战。
金迁都汴梁后，遣重兵扼潼关，守黄河，企图作最后的顽抗。金人恃险筑边堡城池以御蒙古；蒙古军的优势在其骑兵野战，而视攻城为畏途。成吉思汗此前曾指示伐金方略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 注：《元史》卷一 太祖本纪 ] 成吉思汗死后，蒙古灭掉西夏，兵锋直指金国。窝阔台汗三年(1231年)，蒙古开始筹划灭金。拖雷献计，述成吉思汗遗意：“金主迁汴，二十年矣，所恃者黄河、潼关之险耳!若出宝鸡，道汉中，不一月，可抵唐、邓。余人失险，首尾不相顾，我取之如探囊底物矣。” [ 注：《蒙兀儿史记》卷三十三 拖雷传 ] 窝阔台大喜，遂定下假道于宋以袭金侧背之策。(见图3—4—3)
这年六月，拖雷率骑兵三万，入大散关，连破凤州(今陕西凤县)、洋州(今陕西洋县)、兴元(今汉中市)，然后，浮汉水而下，取金州(今陕西安康)、房州(今湖北房县)，将出南阳。果如成吉思汗所料，金主闻蒙古兵自汉中东出，急调潼关守兵步骑十五万南下，屯唐、邓之间。这年十二月底，蒙古军在邓州附近的禹山击败金军。拖雷留军一部牵制退守邓州的金军，自率主力北进，直趋汴京。金军闻拖雷军主力北上，亦悉数往汴京靠拢。潼关一带的金兵南调，蒙古军主力趁机自河中渡过黄河，与拖雷军会合，在禹州西南之三峰山围歼这支金军。次年三月，蒙古军围攻汴京。金被迫迁都蔡州(今河南汝南)。窝阔台汗六年(1234年)，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亡。
南方三峡方面的形势也是一样。自汉中下汉水可以配合自四川东出，打开三峡正面僵局。战国时秦胁楚、攻楚便利用了这一态势。楚立都于郢，西守江关以扼秦军自三峡东出之路。秦已先击灭蜀国，占有四川，又攻取楚汉中六百里地，置为汉中郡。这两个地区遂成了秦胁楚、攻楚的前进基地。苏代策划合纵时，曾向楚王指出过秦由此二地击楚郢鄢重心的便利：“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 [ 注：《史纪》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这是自汉中下汉水与自四川出长江配合打开三峡正面僵局的—种态势。
第一节 合天下之全势
自古兴衰更替，天下之全势必取决于中原。进取天下，中原为必争之地；安定天下，中原为控御中枢。天下统一，形势集中于中原；天下分裂，形势分散于四方。从治到乱，形势由中原分散四方；从乱到治．形势由四方汇集中原。治乱兴衰固然不全由地理因素决定，但在地理上体现出的轨迹却是这样的。
中原可以合天下之全势。中原处四方之中，为四方联系的枢纽，由中原趋周围地域，由周围地域趋中原，都很便捷。中原有事，必影响四方；四方有事，必波及中原。
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争之地。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只有中原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才能获得控御八方的形势。必中原安定，四方才可能安定；若中原纷乱，则四方形势必致散裂。不经营好中原，则无以问鼎天下；不经营好中原，则无以谋天下之长治久安。
但天下纷乱之初，因为中原四面皆可受敌，四方分崩的离心力足以撕裂中原形势，而使中原成为一个动茵的交汇之地。动荡的洪流足以冲毁任何据守中原的努力。此时，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易，而据中原四战之地者难。
天下纷乱之时，中原海成群雄逐鹿的局面。然而，逐魔凰在中原，但真正能参人逐鹿的群雄．多不起于中原，而起于四角。先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因天时，据地利，得人和，从容经营，积暴力量往往能成就一方霸业。不过，这只是住完成积累阶段，若要统一天
下，则必须于积累阶段完成之后进取中原决于对中原的经营。
在从治到乱，从合到分的阶段，据中原四战之地者常难，而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常易；而在从乱趋治、从分趋合的阶段只有走出四角争中原者才有机会争天下，若仍固守一隅，则终难摆脱偏霸局面。
秦、西汉和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进取天下。秦自商鞅变法之后．经数世的积累，到昭襄王时，已具备统一天下的实力，但秦屡攻齐、楚，而获利不大；范睢入秦，建远交近攻之策，范睢认为：“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秦用范睢之谋，大大加快了东进的步伐。杜牧作《罪言》，以秦得韩为“折天下脊”。西汉统一天下，大抵循秦之故辙：其根基在关中，扩展在两翼，而决战在中原。唐起于河东，先入据关中，抚定关陇之后，即出关攻王世充，争河南。李世民攻洛阳之战，一举歼灭：王世充和窦建德两支势力，北方粗定。
东汉刘秀则开创厂由河北进取天下的先例：刘秀先据河北。河内作为根基，次取河南、据洛阳，立以为都。然后，遣将四略，东平张步、董宪，南定秦丰，田戌，四灭隗嚣、公孙述，北扫彭宠、卢芳，统一天下。
西晋和隋都是以北方平定南方而统一天下，他们所凭的基业却都因袭了前代的成资。西晋灭吴而统一天下，其基业因袭了曹魏时期积累下来的成资。曹操据中原，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统一北方，为西晋日后统一天下打下基础。隋灭陈而统一天下，所因袭的成资却可山北周一直追溯到西魏。西魏宇义泰在东魏高欢两攻关中不利之后，即反守为攻，出关争河南，双方多次激战于洛阳一带，后又趁侯景叛东魏之机，夺占河南大部土地；至北周时．双方又多次激战于洛阳一带。
明朝朱元璋开创了由东南进取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据有金陵，西平陈友谅，东灭张土诚，平定江南，然后北伐元朝．先攻山东，由山东包卷河南，直抵潼关，控制中原之后，再才北上攻大都，驱逐蒙古势力，统一天下。
进取天下之日，中原为必争之地。天下既定，控御四方，安定四方也取决于对中原的经营。我们可从历代都城的建置来看它们对于中原的重视。
西汉立都关中，却以三河(河南、河内、河东)与弘农俱属司隶校尉部。司马迁说：“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汉文帝时，又按贾谊的策划，增强地处中原的粱和淮阳两大封国，以备东方同姓诸侯王。按贾菹之议．‘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
东汉定都洛阳，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南阳为南都。三京成鼎足之势。
曹魏也定都洛阳，但立五都之制，以谯(今毫县)为先人本国、许昌为汉之所居、长安为西京遗迹、邺为王业本基，均建为睹都，与洛闽一道，号为五都。实则谯、许昌、长安和邺城分峙洛阳四面，足以控御四方。曹魏还根据三国鼎立的形势，营合肥、襄阳、祁山为重续．对抗吴、蜀。魏明帝曾说；“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必破之三城之下。
隋、唐都立都关中．但都以洛阳为东都。隋炀帝肘，还环绕中原腹地挖长堑以备御东方，长堑“白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今新乡东北)，渡河，至俊仪(今开封)、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唐代睹都之制变易颇多，大抵前期以长安、洛阳为东西二京，后期又曾以长安为上都，洛阳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
五代、北宋立都中原，也都没陪都之制。后梁以开封为东都，洛阳为西都；后唐以洛阳为洛京，长安为西都，太原为北京；后晋以开封为东京，洛阳为西京；后汉和后周也都设两京之制，同于后晋北宋建都前期同于后周，以大粱为东京开封府，洛阳为西京河南府、宋真宗时又建宋州(今商丘)为南京，宋亡：宗时又建大名府为北京，号为四京。
明初以应天府为南京，开封府为北京，凤阳府为中都。迁都北京后，以北京为京师，南京为陪都，中都仍不变。大抵立都关中时，必资河南以控御东方；立都河南则本身就是—种”中天下而立”的气势。洛阳和开封都是小国历史上著名的富都：秦观曾经说过，“长安四塞之国，利于守；开封四通五达之郊，利于战：洛阳守不如雍，战不如梁，而不得洛阳，则雍、梁无以为重，故自古号为天下之咽喉。夫据洛阳之险固，资大粱之沃饶表里河山，提封万井，河北三郡，足以指挥燕赵；南阳、汝宁，足以控扼秦楚；归德足以鞭弭齐鲁，遮蔽东南，小天下而立，以经营四方，此冀选矣。”
经营小原以维系四方．控御四方，这只是一个帝国体系的经营中枢，所谓大于有道，守在四夷，在由中枢向四境的层层辐肘中，对于那些潜在着不安定因素的地域仍当作重点的防备。如秦、西汉立都关中，匈奴已成北方最大隐患，秦、西汉遂致力于肃清陇西、河西，重戍河套。渔阳、上谷；立都河南，对于关陇、幽燕这些形胜之地则必严加控制。如曹魏定都洛阳，立五都之制，还根据三闰鼎立的形势，置合肥、襄刚和祁山为重镇。
如果是分裂的潜在因素并未完全消弥，真正的统—并未完全实现，四境之患依然存在，那么，中原四面受敌的隐患便也一直存在。此时，问题便已超出地理上的经营措置。如五代、北宋均立足于中原，但这儿代政权并末完全统一天下，政权频繁更迭，很不霉定．因而先受制于山西，后受制于河北。
还是在唐末，割据山西的李克用使一直是朱沮在北方的量大劲敌，朱温直到建立后梁政权也未能平定山西。后梁立足河南，一直为山西所扰，并最终为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建立的后唐政权所覆灭。后唐末，石敬塘又据山西起兵，并引契丹兵入援，后唐遂重蹈了后粱的覆辙，也亡于起自山西的势力。自后晋失幽云十六州之后，河北国防险要丧失，河北形势实已残破，立足中原的政权便一直受到自河北面来的塞外游牧民族的侵逼。后晋与契丹交恶，契丹铁骑南下，后晋很快灭亡。北宋肘，河北受辽侵扰，关陇受西夏侵扰，西南还有大理政权，四境之患并未根本消弭，北宋的积贫积弱与之有很大关系。像上述的这几种情况，地理上的经营措置只能是稍挽其颓势，而不能作根本的解决。
第二节 中原山川形势
中原处四方之中，就中原本身的地理形势而言，大体上可分为四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西北三川河谷、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这四个区域分别凭借不同的地理条件，面对四个不同的方向．显示不同的战略意义。(见图4—2—1)
一 三川河谷
三川河谷低地在河南西北部，处中条山、崤山、熊耳山、伏牛山和嵩山之间，由黄河、伊河和洛河三条主要的河流冲积形成。洛阳城即位于其中。三川河谷三面阻山，只有北面稍嫌敞开。不过，黄河横亘，作了一定的弥补，也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
三川河谷所凭借的地利既有上述诸山脉的环绕形成险阻，又有河流上下周流，作为与外部联系的途径。洛阳周围的关隘大都是依这些险阻而立。潼关拒其西，扼崤函之险；虎牢阻其东，扼嵩山北麓与黄河之间的通道；伊阙(今洛阳龙门)阻其南，扼嵩山与熊耳山之间伊河河谷通道；盂津阻其北，扼黄河渡口；另有广成关(今临汝西)控制由汝河方向来的通道，轘辕关(今巩义西南)控制由颖河方向来的通道。这些关隘营建于不同时期，历代废置不一，时有变迁，但它们控扼之处却是三川河谷周围的险阻。
利用三川河谷的山川险阻，在洛阳周围众建关隘、置兵戍守，以东汉末年的八关校尉为最典型。八关为：函谷、广成、伊阙、大谷、辕辕、旋门、小平津、平津。(见图4—2—2)
周人经营洛邑，即是看重三川河谷的地理形势。周武王对周公说：“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伊洛。”成于时，周公复营洛邑，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战国时，张仪相秦，一直有向河南三川河谷方向扩展的观念。他曾建议秦惠王伐韩，说：“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于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正业也。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秦武王即位后，他又建议秦武王伐韩：“……王以其间伐韩，入二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这一观念对秦武上的影响很大。张仪死后，秦武王对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于是有了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甘茂攻韩宜阳之战，秦占领宜阳，打通丁通往中原的三川通道。秦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的伊阙之战则更扩大了秦在中原的势力。
三川河谷处长安与开封之间，洛阳位于其中，为东、西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在东、西关系中地位尤其重要。立都关中，往往藉三川河谷为控制东方的前沿；立都河南，则往往藉三川河谷以衔接东、西。故秦观言“洛阳守不如雍，战不如梁，而不得洛阳，则雍、梁
无以为重。”
利用三川河谷的地理形势以歼强敌的典型战例是刘秀击降赤眉军之战。时东汉已定都洛阳，并已先后遣邓禹、冯异人争关中；赤眉军先已入据关中，有众二十余万，邓、冯二人历经苦战，亦不能定；但赤眉无粮，刘秀料其必将东出，遂在三川地区作好将其歼灭的部署，井戒邓禹等勿与赤眉争锋。建武二年(26年)十二月，刘秀遣破奸将军侯进等屯新安，建威大将军耿彝等屯宜阳，以截击赤眉东出之路。刘秀敕诸将曰：“贼若东走，可引宜阳兵会新安：贼若南走，可引新安兵会宜阳。”关中的冯异领悟刘秀这一部署的要点，他对邓禹说：“上今使诸将屯渑池，要(邀)其东，而异击其西，一举取之，此万成计也。”冯异在崤山底下挫败赤眉军，驱其东走。
赤眉军东走宜阳，忽见汉军严阵以待，惊震不知所措，遂降。
二 南阳盆地
南阳盆地处于秦岭西麓、伏牛山、方城山、桐柏山、大洪山和鄂西北山地之间，由汉水支流丹江、淅川、唐河、白河等河流冲积形成。
南阳盆地象是关中、汉中、中原与湖北四者之间的一个旋转门，四面都可进入，四面部可出击。以盆地腹地为中心，向西沿汉水干流上溯，可以进入汉中地区；西北入武关可进入关中；由襄阳下汉水则可进入两湖地区；由淅川河谷上溯可人伊洛河谷；其东面山地罅漏甚多，可以进入中原腹地。
对于南阳的这种地理形势，李纲曾有很好的论述。他说：“南阳，光武之所兴，有高山峻岭可以控扼，有宽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邻关陕，可以召将士；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财货；北拒三都，可以遣救援。”李纲所论是着眼于南宋抗金作战的形势所需，但对南阳盆地的地理形势及其与周围地区的位置关系透析甚探。
随着历史的变迁，有些地域的地位会有所变化，但南阳地区的地位一直都很重要。春秋战国时期，南阳盆地的方城山、汉水本是楚国赖以对抗北方诸侯的国防险要。战国时期，秦据武关，攻取南阳盆地之后，这里遂成了秦胁楚、攻楚的一个前进基地。秦末，刘邦下南阳、人武关，率先入关。楚汉战争时，双方在成皋一带相持，汉军形势吃紧，刘邦也曾由武关出宛、叶，吸引楚军南下，减轻成皋一带的压力。七国之乱时，也有人提议由江汉趋武关，入攻关中。王莽时，刘伯升、刘秀兄弟起于南阳，昆阳一战，击破王莽主力。东汉末，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曹操提议袁术率南阳之军，屯丹、析，八武关，以震三辅。曹操平定北方后，略取荆州，即由南阳下襄阳。三足鼎立局面初成后，关羽则曾试图攻襄阳以趋宛、洛。东晋时，桓温北伐，先自襄阳人武关，进抵灞上，震动关中；后又自襄阳北进，在伊水北岸击败羌人姚襄，收复洛阳。刘裕北伐后秦，自荆襄北上之军入南阳后兵分两路：一路趋伊洛从南面进攻洛阳，一路入武关牵制关中秦军，配合潼关正面的进攻。刘宋元嘉北伐，也曾循刘裕旧辙，遣军由襄阳经南阳北上，人三川河谷，攻弘农、潼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不久，便一再亲自统兵攻取南阳、进趋襄阳。东西魏对峙时，东魏高欢发军三路攻关中，遣高敖曹率军由南阳入攻武关。唐初，朱粲割据南阳．唐击破的朱粲，并由此南下平定了割据荆州的萧铣。宋金对峙时、岳飞自襄阳北出．收复颖昌、郑州、洛阳等地。金海陵帝南侵时，吴拱先是固守襄阳，后又由襄阳北出，向河南发动反攻，连复新蔡、蔡州、邓州等地，以牵制从淮河方向南侵的金兵。蒙古攻金．拖雷率军从南宋借道，由汉中出南阳以趋汴京。蒙古攻南宋，中路军往往自南阳而下荆襄，后更不惜以五年的时间攻襄阳，以动摇南宋国防根本。
前面章节中也已说过，从全局的角度看，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在南北之争还是在东西之争中，南阳都处在其对抗的前沿。
南北对峙之际，南方对抗北方的军事防御线通常从东南的长江入海口向西延伸到甘肃的东南部，南阳盆地南部的襄阳便处于这条漫长防御线的衔接枢纽的地位。襄阳和南阳这两座重镇代襄了南北双方在这片地域内利害关系的对峙和胶着。北魏与南朝在南阳与襄阳之间的角逐比较典型地反映厂南阳盆地在南北关系中的地位。南北对峙时，南北双方往往各据襄阳和南阳而分享南阳盆地。
在东西之争中，南阳盆地又是关中与东部地区之间的交争之地。潼关地势险要．犹如关中的正门，武关之险不及潼关，且距长安路途偏远，犹如关中的侧门，由三川河谷入攻潼关较难，而由南阳盆地入攻武关较易，故东部势力入攻关中，多不忽视由南阳入武关这条途径。由关中东出，出潼关即进入三川河谷，出武关即进入南阳盆地，三川河谷空间较小，易于陷入胶着的对峙，而南阳盆地空间较大，可以纵横四出，而鲜有陷入僵局者。因此，无论是入攻关中，还是自关中东出，南阳盆地都是一片富有吸引力的地域。
三 淮河上游
河南东南部地区为平地地形，比较松散，其所凭恃的地理条件主要是淮河上游及其支流。大别山以北，黄河以南，自北向南，依次有汴河、涡河、颍河、汝河等淮河支流及淮河上游主干等河流成扇形展开。这些河流的源头都深达中原腹地，下流汇人淮河，又经邗沟而通长江，四而起着沟通南北的作用。南北相争，这些河流每为战守之资，双方都可藉这些河流为运输线。
南方在这些河流下游与淮河主流的交汇处如颍口、涡口、清口等地形成了寿阳、钟离、泗州、淮安等重镇，这些重镇既是南方赖以抗击北方的据点，又是进图北方的前进基地。北方在这些河流的上游电形成了一些重镇。自北向南，依次有开封、商丘，分据汴水之上下游；毫州，据涡河上游；项城、淮阳、分据颍河南北；汝南，据汝河上游；信阳，既据淮河上游，又南倚大别山，扼武胜、平靖、黄岘三关。
古代汴水河道变迁颇多，但在南宋以前，其南通淮河这一个方向是不成问题的。西晋时，王濬率楼船自益州东下攻吴，杜预曾写信鼓励他直捣建邺以灭吴，然后，“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根据杜预书信中所提示的线路，王濬水师可由建邺直驶洛阳，可知汴、泗二水藉淮河而连通黄河、长江两大水系。隋炀帝开大运河，也利用了汴、泗二水。北宋大体统一南北，立都开封，对开封周围包括汴水在内的河渠运输系统的经营尤其重视。宋室南迁之后，汴河水道才渐渐荒废。黄河改道南流后，汴河水道遂不复存其旧貌。
开封在战国时为魏都，张仪说魏哀王曰：“魏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楚汉间，郦食其说汉王曰：“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开封成为定都之地，一个有利的条件是它便利的河渠运输系统。开封地近黄河、汴水，周围又多人工河渠，建都于开封的王朝，又都很重视开封周围河渠的疏浚，南宋以前，开封一直足南北水运系统的中心。
商丘在战国时为宋国，两汉时为梁之封国，唐以后，又称归德府或宋州，汉文帝时增强梁和淮阳二国，广其封地，使“粱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七国之乱，粱王坚守睢阳(即商丘)，牵制叛军西行。使周亚夫得以袭其后路，击破叛军。“安史之乱”时，唐张巡，许远守睢阳之战也显示出睢阳在南北大局中的地位。叛军南下河南后，主力西进，另遗一部围攻睢阳。张巡、许远力战死守，守城极为艰难，左右谋弃城而去。二人谋曰：“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时北方残破，唐廷及平叛诸军的补给都依赖江南地区，张巡、许远守睢阳，阻遏了叛军向江淮方向深入，保证了江南的完整。
自汴、泗南下，可趋泗口，略淮东方向：自涡、颍二水南下，可趋涡口、颍口，略淮南方向。在涡水、颍水上游，有亳州、淮阳、项城等军事重镇。曹魏黄初五年(224年)八月，魏主曹丕亲御龙舟，率水军门许昌循蔡水、颍水，入淮水至寿春。九月，至广陵，临长江，将以伐吴；次年，曹丕又亲率大军自涡水入淮而至广陵。曹魏正始四年(243年)，司马懿为巩固江淮防线、以为攻守之资，欲广田蓄谷扬、豫间，使邓艾行视淮河南北，邓艾巡视陈(淮阳)、项(项城)以东，至寿春．上表建策曰：“昔太祖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许都，以制四
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出征，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屯三万人，什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岁丰常收，三倍于许。如此，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二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司马懿行其策，在淮河南北大兴屯田，还根据邓艾的建议，广开河渠，以增灌溉、通漕运。自是以后，资食有储，而无水害，且每逢东南有战事，大军泛船达于江淮，为以后西晋灭吴打下了基础。前秦苻坚伐东晋，苻坚亲至项城以督军，苻融率前锋径抵颖口而临寿阳。唐建中二年(781年)，魏博节度使田悦、成德节度使李惟岳、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拒命，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邓，一时南北漕运之路断绝．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次年，淮西帅李希烈叛，又绝汴渠饷道，于是东南转输之路皆不敢由汴渠而改道蔡水西上。唐元和十一年(816年)，唐廷为讨伐割据淮西的吴元济，设淮颍水运使，运载东南米粟自淮阴溯淮水入颍水，至项城八殷水，输于郾城，以供馈讨伐淮西的诸路大军。五代时，后周攻南唐，遣水军自闵水沿颖水入淮河，唐人震恐；后又导汴水入蔡水，以通颍水漕运。北宋对于大梁附近的汴、蔡、闵、颍等河道运输的经营也非常重视。
南方北伐，也可藉这些河道而北进。东晋时，殷浩、谢万北伐，皆资涡水，颖水水道。桓温北伐前燕，开巨野泽三百里，引汶水会于清水(即泗水)，连通黄河。刘裕北伐割据山东的南燕，率大军自淮入泗，以临燕境；北伐后秦时，遣王镇恶、檀道济自淮水、淝水以趋许、洛，沈林子、刘遵考自汴水入黄河，主力则白洒水开巨野泽入黄河，刘宋元嘉北伐，均自淮河由泗水入黄河。陈代吴明彻北伐，进取淮北，大军亦自泗水北进。
南北交兵都可藉这些河道，却各有重点。北方南进，多自涡、颍二水；而南方北进，多自泗水。东南与中原，各自重心不同，战争准备和防御重点也不一样。且北方出涡、颍，为顺流长驱；东南出涡、颍，属逆流而上。南方出淮泗，可争山东，取得山东之后，可以收变双方态势。
在颍河与淮河主干之间有汝水，汝南城据其上游，为淮河上游—大重镇。汝南在淮水、颖水之间，足以左右应接，在河南的大平原上纵横四出。南北朝时，汝南曾为司州寄治之地，域名悬瓠。北魏南下，多次激战于悬瓠城下。刘宋大明年间，悬瓠没于北魏，南朝淮西之地遂不可复问。庸中后期，汝南为蔡州，李希烈、吴元济、秦宗权先后割据于此，以蔡州为根据地，扰掠河南大部，江推漕运几度中断，唐廷征天下之兵，历时数十年，才予以平定。金人受蒙古之逼，迁都于此，欲倚蔡州城垣险固，负隅顽抗。
最南面的信阳据淮河上游，南依大别山，扼武胜、平靖、黄岘三关，地处南北冲要。顾祖禹称“义刚(即信阳)南可以制全楚，北可以争许、洛，西可以出宛、邓，东可以障淮西。”北魏迁都洛阳后，对南方的用兵集中在淮、汉上游，每次南下，悬瓠、义阳都是必攻之地。北魏在义阳，三关一带与南方展开过激烈、反复的争夺。齐末萧衍自襄阳东下建康，北魂元英、源怀、田益宗等上书请乘虚南进。田益宗上表言：“义阳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师，必由此道；若江南有事淮外，须乘夏水泛涨，列舟长淮，师赴寿春，须从义阳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虑弥深。义阳之灭，今实其时。”北魏遂兴军南攻，取义阳及三关。其后，梁人来争，一度收复义阳及三关，侯景之乱时又失于东魏。
四 河内地区
河南东北部太行山与黄河之间的地域，在汉代属河内郡，河内这一称法概括了这一地区的地理特点，所以，我们不妨仍称它为河内地区。
河内北倚山，南阻河，太行关隘为往来孔道，黄河渡口为南北津要。河内在山西与河南、关中与河北之间都是往来要冲。
太行八陉中有两处重要关隘位于这一带。太行第一陉轵关，在今济源市西北，为山西西南部东出太行之路；太行第二陉太行陉，亦称天井关，关南即太行山之羊肠坂道，极为险要，为山西上党地区南下所必经。河内与三川河谷之间的主要通道则为黄河盂津渡口。
范睢入秦，建远交近攻之策，欲攻韩、魏以执天下之枢，乃建议秦王说：“王下兵而攻宜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南阳(今河南修武)，断太行道：次年，又伐韩之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降秦，韩上党地区与韩国都之间的通道被断绝；韩上党大守降赵，而引发秦、赵之间长平之战。
楚汉战争时，刘邦与项羽相持于荥阳、成皋之间。汉王刘邦三年(公元前204年)，刘邦数困于荣阳、成皋间，欲弃成皋以东，退屯巩、洛，郦食其建议刘邦说：“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
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郦食其建议中说到的“太行之道”即是太行第二陉天井关，“杜太行之道，拒屯狐之口”实即扼守太行山诸往来通道，促成一种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让“天下知所归”。
东汉初，刘秀南定河内，而河南洛阳有更始帝所遣大军屯守，山西也不安定，刘秀想择一良将使守河内。邓禹推荐寇恂，说：“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刘秀遂拜寇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并对寇恂说：“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励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更始帝所置洛阳守将朱鲔闻刘秀北征，遣军渡河攻温(今温县)，寇恂说：“温，郡之藩蔽，失温则郡不可守。”遂驰赴迎敌，大破之。同守河内的还有大将冯异。冯异与洛阳另一守将李轶通书，轶不复与异争锋。冯异遂得以北攻天井关，拔上党两城。后来更始兵败，更始帝所置上党太守田邑以上党降汉。冯异还率军自河内南下河南，攻取成皋以东十三县．降者十余万；为以后刘秀攻取洛阳打下了基础。
东汉安帝时，羌人反汉，朝歌贼宁季乘机作乱，州郡不能制。时为朝歌长的虞诩谒河内太守马稜曰：“朝歌者，韩、魏之郊，背太行，临黄河，去敖仓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万数，贼不知开仓招众，劫库兵．守成皋，断天下右臂，此不足忧也。”时关陇已被羌人残破，宁季若能按虞诩所说的，“开仓招众，劫库兵，守成皋，则河北与河南的联系也被截断，若河北阻断，则大局必致糜烂，故虞诩谓之为”断天下右臂”，这也显示出河内地区在当时局势中的地位。
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纷乱，河内地区在东西之间、南北之间，每为往来通道。西晋“水嘉之乱”时，匈奴刘汉攻洛阳，大军每由太行道南下。后赵大将石虎率军攻前赵河东重镇蒲坂，取道河内越轵关而进。后赵瓦解后，被迁河北的氐人入关中建前秦，兵分两路，其中一部由河内、经轵关自蒲津而入；后来苻坚攻前燕，除以王猛自河东进军外，又亲率主力自河内从南翼趋前燕国都邺城。后燕慕容垂攻西燕慕容永，慕容永盛兵屯轵关、天井关以备之，面慕容垂自滏口入灭之。北魏尔朱荣、高欢先后据晋阳遥制洛阳．专擅朝政，其南下洛阳，每自太行道下。
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窦建德宰军救援王世充，被阻虎牢，窦建德部下凌敬建议：“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拓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白解。为今之策，尤以易此。”窦建德妻曹氏也建议说：“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郑围何忧不解！若顿兵于此，老师费财，欲求成功，在于何日？”二人都主张采取“围魏救赵”之计，自河内北上略河东、逼关中．迫使李唐退兵。窦建德不用，被李世民击败于虎牢。
五代朱温与李克用相攻，天井关是其出入通道。北宋韧，孪筠在潞州(今长治)举兵反赵匡胤。具从事闾邱仲卿建议李筠说：“公孤军举事，其势甚危，虽依河东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粱甲兵精锐，难与争锋，不如南下太行，直抵怀(沁阳)、盂(盂县)，塞虎牢，据洛邑，东向而争人下，计至上也！”李筠未能用。赵匡胤遣石守信等将率军攻之，并敕石守信曰：“勿纵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石守信遂自盂津渡河，经怀州而疾趋太行，先扼天井关之险，阻断李筠南下太行之路。李筠困守泽州(今晋城)而败。
河内与河南之间的交通要道则为黄河孟津渡口。盂津即周武千会盟天下诸侯之处。史载：“(武王)东观兵，至于孟津。……。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日诸侯。”自黄河以北图河南、趋洛阳，盂津是其必由之路。
东汉初，冯异协同寇恂守河内，刘秀拜冯异为孟津将军，南备洛阳；东汉立都洛刚，在羌乱、宦官之乱等历次内乱中，盂津皆备御所急；中平元年(184年)三月，以黄巾起义爆发．汉廷置八关都尉官，戍守洛阳四周要点。其中，盂津和小平津守备孟津渡口来路(盂津关在旧盂津县，而小平津关在今盂津县)。
西晋也立都洛阳，根据杜预的建议，西晋在盂津渡口架设河桥。“八王之乱”时，盂津河桥尤为邺城(今河北临漳)与洛阳之间往来孔道：北魏迁都洛阳后，又在盂津渡口架设河桥，并在黄河北岸筑两城夹守河桥，谓之中北城。中北城为洛阳北面防守重地，扼河桥而屏护洛阳。尔朱荣自晋阳南下，胡太后遣将守河桥及中北城以拒之，都督李神轨弃河桥遁还，尔朱荣遂长驱入洛。“河阴之变”后，南朝萧衍遣陈庆之拥北魏宗室元颢入洛，魏主北走。尔朱朵闻讯白晋阳南下：元颢遣陈庆之守中北城，自据南岸，以拒尔朱荣。尔朱荣缚材为筏，强渡黄河，元颢遂败。后来，尔朱氏叛魏，周旋于洛阳一带，河桥的得失攸关洛阳之安危。东魏时又在河中间的渚地上筑中弹城，在桥南筑南城，三城呼应，共守河桥。西魏宇文泰争洛阳，屡攻河桥，东魏均扼守河桥以待援军之至。后来，河桥为北周烧断。
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于洛阳，先遣军袭占孟津河桥，断敌军入援之路。“安史之乱”时，九节度使之师会攻史思明，败于邺城。史思明乘胜西攻郑州，李光弼整众徐行至洛阳，众议洛阳不可守，请留兵于陕(今陕县)，退守潼关，据险以挫其锐。光弼曰：“两敌相当，贵进忌退，今无故弃五百里地，则贼势益张矣。不若移军河阳，北连潞泽，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势也。”乃率军退守河阳(今盂县)，扼河桥以拒叛军。叛军攻河桥不克，虽据洛阳城，但惮于光弼兵威，不敢远出掳掠。
五代立足于中原，其兴衰均取决于河南与山西、河北之间的角逐。在河南与山西、河北的角逐中，河阳盂津为双方所必争。
第三节 对中原局势的判断与经营的得失
高明的战略家，其战略眼光无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审时，—为度势。审时而知历史的发展阶段，度势而知天下大势。
治乱交替之际．中原总是一个独特的舞台，一批批英雄在这里崛起，一批批英雄在这里败亡。其成败兴衰均与其在中原经营措置的得失相关，而经营中原的得失又与他们对中原局势的判断密切相关。
中原的局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原的地理形势造成的。中原四战之地，四面均能受敌，所以纷乱之初，中原注定是一个四方交争之地，也是混乱、动荡和种种不稳定因素的汇聚之地。从冶到乱，,形势由中原分散四方，此时，据中原四战之地者常难，而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常易；从乱到治，形势由四方汇集中原，此时，则须走出四角．摆脱偏霸局面，进取中原，以争天下。
这是逐鹿中原的一条规律。
对于历代在中原逐鹿的那些或成或败的英雄，我们都可在这条规律下检讨其成败得失之由。下面，我将从不同历史时期在中原逐鹿中或成或败的英雄们中间选取一些比较典型的例子，分析他们在中原经营的成败得失与他们对中原局势的判断，以使我们对中原地理形势及其战略地位能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在经历了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之后，西汉再度统一天下，汉高祖刘邦欲定都洛阳，手下群臣多山东人，主张立都洛阳，说：“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渑，倍(背)河，向伊、洛，其固亦足恃也。”
这时，齐人娄敬谒见刘邦，说，陛下欲都洛阳而与周室比隆，但是，陛下取天下与周室不同，周积善累德十有余世，国人争随之，诸侯自归之，遂以灭商，“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营洛邑，以为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故周之盛时，天下和洽，诸侯四夷莫不宾服，效其贡职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惟其德薄也，形势弱也。”而汉取天下，是靠武力征战．天下伤痍至今未复，不能与周室相比，因此，不如入都关中。“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奏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张良认为“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巾……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支持娄敬立都关中的建议。刘邦遂未都洛阳而人都关中。此时天下实已粗定，娄敬、张良等人对中原洛阳的看法尚且如此，若天下纷乱，则中原更不足恃。
西汉的统一后来果然受到前期异姓诸侯王、中期同姓诸侯王的挑战，西汉政权均能转危为安。从西汉几次平叛的情况来看，西汉都关中，的确收到了“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的效果。
东汉末，四方群雄割据，曹操据中原。曹操立足中原，东有吕布、陶谦，西有马超、韩遂，北有袁绍、公孙赞，南有张绣、袁术、刘表，孙权。实赖曹操纵横捭阖之才，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历尽艰险，苦心经营，才扫平群雄，统一北方。曹操据中原以经略四方，看实不易，与他同时代的诸葛亮就曾经说过：“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围于南阳，险于鸟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伯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
自西晋的统一瓦解后，历史经历了几百年的动荡，其间，英雄迭起，逐鹿中原，每一方的力量消长、政权更迭或彼此征伐攻战，都会波及中原地区。这期间，北方地区也完成过几次短暂的统一，但每一次的统一瓦解之后，局势都会变得更加复杂，中原地区的局势也变得更加混乱，更加动荡。
灭亡西晋的是匈奴刘汉。晋永嘉五年(311年)六月，刘汉攻克洛阳。刘汉大将王弥率先进入洛阳．他对后到的始安王刘曜说：“洛阳，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宫室，不假修营，宜白主上自平阳徙都之。”刘曜认为天下未定，洛阳四面受敌，不可守，遂不用王弥之策，焚洛阳宫室而去。刘嚯不赞成王弥徙都洛阳的建议，固然有他与王弥矛盾的因素，但也的确出于他对中原形势的判断，后来他代刘汉而建前赵，即徙都关中。王弥不知此，骂刘嚯：“屠各子，岂有帝王之意邪？”他本人屯兵项关(今河南项城附近)，盘桓中原，欲以“徐观天下之势”不多久便被石勒兼并。
石勒所建立的后赵政权完成了十六国时期北方的第一次统一。后赵的统一不久就瓦解了，北方地区又发生动荡。后赵强盛时曾将陇西的氐、羌十余万户迁至河北，其中，氐人苻洪率其族人据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羌人姚弋仲率其族人据滠头(今河北枣强东)。石虎死后，河北大乱，苻、姚等人均有自立之志。晋永和六年(350年)苻洪击败了前来进犯的姚襄，乃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太单于、三秦王。他对博土胡文说：“孤率众十万，居形胜之地，冉闵、慕容俊，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数中。孤取天下，有易于汉祖。”苻洪军师将军、原后赵降将麻秋对苻洪说：“冉闵、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乱，未可平也，不如先取关中．基业已固，然后东争天下，谁敢敌之？”洪深然之。麻秋欲兼并其众，趁饮宴之机鸩杀苻洪。苻洪中毒将死．对其子苻健说：“吾所以未入关者，以为中州可定，今不幸为竖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办。我死，汝急入关。”
苻洪死前对于中原局势的判断对于以后前秦的发展很有意义。当时，在后赵纷乱的残局上．冉闵和石祗正殊死拼杀：在北方，鲜卑人所建立的前燕已透入河北北部，正积极谋求南进；南方的东首也正谋北伐，收复中原；西部关陇地区也有脱离后赵后图谋割据一方的势力。所以苻洪得出“中州非汝兄弟所能办”的判断，叮嘱付健”我死，汝急人关”，抢先占据相对薄弱的关中。苻健遵父所嘱，西行入关，击败割据长安的杜洪，据有关中，建立前秦。前秦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北方。
同样被迁于河北的羌人则错失时机和地利。姚弋仲死前嘱其子姚襄归附东晋．姚襄附晋后却为东晋主政的殷浩所忌。姚襄袭败殷浩，屯兵淮南，后进占许昌，欲以经略中原。姚襄率军圃攻洛阳，攻城数月，未能破城；其长史王亮谏襄曰：“不可损威劳众，守此孤城。宜还河北，以弘远略，”姚襄却说：“洛阳虽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据洛阳，然后开建大业。”末采王亮之议，继续围攻洛阳。不久，桓愠北伐，与姚襄战于伊水北．姚襄大败，洛阳被东晋收复。此时，前燕已在河北站稳足跟．前秦已在关中站稳足跟，南方的东晋正值枭雄桓温主政，屡屡北伐。姚襄既已无法立足于中原，环顾四周，这才决定趁秦主苻健新死之机西争关中。姚襄入关中后，在三原兵败被杀，其弟姚苌率余众降于前秦。
氐人和羌人一成一败，均与其对中原地区的局势判断有关，苻洪及早地得出了“中州非汝兄弟所能办”的判断，叮嘱苻健抢先入据关中；而姚襄却在中原盘桓数年．以至坐失时机，一无所成。
从后赵统一瓦解到前秦统一前夕的十余年时间内．洛阳城数易其主。后赵瓦解后，洛阳先是被周成所据；晋永和十二年(356年)，洛阳被东晋桓温收复；晋兴宁三年(365年)，洛阳又被前燕慕容恪攻占；晋太和五年(370年)，洛阳又被前秦王猛攻占。从这段时间内洛阳归属的频繁更易，我们也町窥见中原局势之一斑。
前秦完成了十六国时期北方的第二次统一，但统—时间也不长。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北方又分裂，姚苌据关中建后秦，慕容垂据河北建后燕。
慕容垂正式脱离前秦，是在他受苻丕之命进援洛阳之时。时丁零人翟斌正聚众欲攻洛阳的苻晖，慕容垂受命自邺城前往救援。路上．他杀掉了监视他的苻飞龙，正式自立。翟斌见慕容垂来理，即率众降垂，并劝垂称帝。慕容垂考虑到苻晖仍据守洛阳，且“洛阳四面受敌，虽攻取之，不足以自固。”乃欲取邺城而据之，于是引兵而东。他在荥阳称燕王，建立后燕，然后渡河长驱向邺。经过几年征战，后燕终于在河北站稳足跟，恢复了前燕旧疆。
慕容垂能够复国，在很大程度亡也得益于他对中原局势的判断，前秦虽然瓦解，但残余势力犹存．关中还有鲜卑人、羌人也背秦自立，鲜卑拓跋部也正谋复国，东晋则乘势北上，谋求收复中原；力量相对薄弱的只有河北。所以他认为“洛阳四面受敌，虽攻取之，不足以自固”的判断和进兵河北的决策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从前秦统一瓦解到北魏统一前夕的几十年时间内，洛阳城又是数易其主。前秦瓦解后，苻晖弃洛阳西归，东晋乘胜北上，收复洛阳(384年)：其间．西燕．后秦曾争洛阳而束果；后秦在姚兴时向东扩展．夺占洛阳(399年)：刘裕北伐，又收复洛阳(416年)；刘裕死后，北魏趁丧南侵，夺洛阳及河南之地(423年)；刘宋元嘉七年北伐中，曾攻占洛阳及河南之地(430年)；不久又被北魏夺回。
